中国欧洲研究的龙头

中国欧洲研究的龙头（共7篇）

中国欧洲研究的龙头 篇1

“中国短兵”起源于古老的击剑, 是两人手持特制短兵器械, 相互击刺搏斗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它属于武术范畴, 是武术格斗器械的一种, 以刀、剑、锏等短兵器械的技术技法的运用为主, 其内容比较丰富。“欧洲击剑”起源于古希腊, 是西方一项具有民族特色的贵族运动, 经过历史的演变和不断地发展, 在世界范围的影响超过了中国短兵, 并成功进入奥运会, 设立为正式比赛项目。

近年来, 中国短兵重又萌发生机, 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但由于各种因素制约, 始终未成兴盛之势。与“欧洲击剑”的长盛不衰相比, 中国短兵的发展值得深思, 如何继承和发展这一民族传统运动项目就成了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 从实际出发, 客观、科学地将“中国短兵”与“欧洲击剑”进行对比研究, 分析两种短兵运动之间的差异, 借鉴“欧洲击剑”发展的成熟经验, 来促进中国短兵运动焕发生机。

1 对中国短兵、欧洲击剑发展历程的研究

1.1 中国短兵的发展与衍变

中国古代的“短兵器”最初只是狩猎工具, 祖先们为了生存, 在与凶猛的野兽的搏斗中, 逐渐学会使用石质、木质的斧、棍、刀等器具。后来, 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 又相继出现青铜和铁质兵器, 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合理的攻防技能技法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 为了使军队步兵在战场中增强作战技能, 逐渐将长兵器变成短兵器, 以便于士兵进行近距离的格斗刺杀。相应的短兵技击运动, 也在这一时期形成, 古人所谓的“击剑”, 其实就是友好的剑技较量。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 《庄子·说剑》:“赵文王喜剑, 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 日夜相击于前, 死伤者岁百余人, 好之不厌。”[1]由此可见当时击剑之风的炽盛;《吴越春秋》所载越女与猿公比剑的故事里, 二人就是以杖代剑来进行击剑比试;秦汉时期盛行角抵、手搏和击剑, 比赛有裁判、有赛场、有一定的着装, 已初具现代体育竞赛的规模;三国时候的魏文帝曹丕与奋威将军邓展“以蔗代剑”进行击剑比试;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创始人颜元和李木天“折竹为刀”进行比试, 成为中国思想史、教育史、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2]明清时期, 重文轻武的意识被强化, 民间武艺结构发生了变化, 加上官府对民间习武结社的严格控制, 短兵运动逐渐在民间衰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在张之江等人的鼎力支持与积极倡导下, 成立了中央国术馆, 将套路、长兵、短兵、射箭、摔跤等都纳入研究与革新的范畴。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重视武术套路的推广, 短兵等格斗性民族武术项目却因种种原因被搁置起来。“文革”之后, 百废待兴, 1979年全国又掀起了武术运动风潮, 确定北京体育大学和武汉体育学院作为工作试点单位, 并在南宁举办的全国武术观摩交流会上将武术作为比赛表演项目进行推广。1980年国家体委邀请专家撰写、拟定短兵比赛规则, 并作了初步的修改。同年8月, 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短兵比赛论证会上, 对短兵比赛的规定和条目进行了认真、激烈的讨论与论证, 拟定了发展框架, 并在全国开设了首届武术短兵教练员培训班, 在一些地方学校也开设了短兵课程。至此, 中国短兵进入发展阶段, 逐渐被我国民众所认知。

1.2 欧洲击剑的发展与衍变

击剑运动是欧洲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体育项目。公元前11世纪, 古希腊就出现了击剑课, 有关古老的击剑形式, 在希腊、埃及等国家中的一些历史建筑和纪念碑上都可见到关于击剑的浮雕。在中世纪的欧洲, 骑兵占据军事的重要地位, 剑术、马术、枪术已经成为骑士的必修课程。随着王宫贵族对击剑的热爱, 骑士文化的流行使击剑逐渐发展成为绅士之间高雅的运动, 备受人们推崇。19世纪初, 随着剑器的不断演变和发展, 击剑运动出现了花剑、重剑和佩剑三种不同式样的剑种。同时, 先进科技在击剑器材、装备上的应用, 进一步拓展了击剑技术的发展空间。由于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1896年举办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就设有击剑项目。以奥运会为依托, 击剑运动迅速地推向世界各国, 成为大家喜欢的竞技体育项目。

1.3 对两种短兵发展历程的对比与分析

中国短兵与欧洲击剑在发展历程中各有特点, 通过对比分析可见, 无论是起源、兴起、还是练习群体, 中国短兵在古代的发展和击剑是同步的。由于受儒学的影响, 在格斗练习时倡导“点到为止”, 因此, 在古代的短兵格斗练习中以竹木代替短兵器也是中国武学的鲜明特征。欧洲击剑在古代发展比较迅速, 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 欧洲国家早在古代已经开始使用灵活、稳定、快速的钢制剑进行短兵演练。由此看出, 重视格斗和强者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近现代中国短兵发展缓慢, 官方在开展形式上只在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进行试点, 发展模式比较单一, 推广普及力度不大。近代欧洲击剑发展迅速, 从学校、俱乐部、军队、各大赛事, 都反映出西方政府对击剑项目的重视与支持, 多元化的模式拓展了欧洲击剑的发展路线, 也使击剑项目成功进入奥运会, 成为家喻户晓的竞技比赛项目。

2 对中国短兵、欧洲击剑礼仪服装、场地器械的研究

2.1 中国短兵的礼仪服装、场地器械

中国是“礼仪之邦”, 有着以礼立国、以礼治国、以礼立身的传统。但是在短兵发展过程中, 不同地域对短兵礼节的理解有一定差异性, 所以实施的短兵礼节动作也各不相同。目前, 北京体育大学的比赛礼节为站姿持兵礼, 武汉体育学院的比赛礼节为抱拳鞠躬礼;西安体育学院的比赛礼节为抱拳持兵礼。中国短兵的服装一直未能形成严格的规范。平时练习中穿运动装, 正规比赛中, 选手们也经常会穿戴武术散打的服装和护具。

中国短兵的比赛场地最初设定为圆形, 新中国成立后, 出现圆形和方形两种场地。其中圆形场地直径为8米或10米, 方形场地直径为8米, 对于场地应铺于地面还是搭设擂台, 场地制作如何使用材质等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

中国短兵的器械形制也经过几次改变, 起初是以“竹藤剑”为器材, 后期经过修改, 用藤条或竹片裹以棉絮和海绵, 外包一层皮革制作而成。目前, 短兵项目出现三种不同长度和重量的短兵器, 长度为:95cm、102cm、100cm;重量为:370克、500克、800—1250克。

2.2 欧洲击剑的礼仪服装、场地器械

击剑运动所行的礼节为欧洲“骑士举剑礼”, 在双方交锋时, 首先要行此礼。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 现代击剑都有专门统一的服装:抗力性防弹服、背心、金属面罩以及钢丝制作的头盔、羊皮手套和专业击剑鞋, 完善的服装设备确保了击剑运动的安全性。

击剑场地设为长方形, 场地上有中线、开始线、警戒线和端线。场地整洁美观、简单明了。击剑的类型可分为花剑、重剑、佩剑三种。现代击剑中的花剑长为110cm, 重量约500克;佩剑全长为105cm、重量不超过500克;重剑长110cm、重量不超过770克。

击剑的器械形制以弹簧钢为主, 用弹簧钢制作而成的剑条有很好的柔韧性。为了确保比赛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击剑比赛现在采用电动裁判器。在击剑比赛中, 双方运动员的比赛服内装有手线与拖线盘, 拖线盘内的电线和裁判器相连, 形成了环形电路。当一方击中有效部位, 并且剑尖达到有效压力时, 裁判器的灯会显示击中信号。[3]使用高科技的设备在客观上推动了击剑技术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也使选手们在速度和准确性上有了新的追求。

2.3 对两种短兵礼仪服装, 场地器械的对比与分析

通过两种短兵项目礼仪服装、场地器械的对比, 分析得出:中国礼节的表现形式虽然多样, 但礼节动作在短兵中的使用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 礼节动作的选择与使用, 也未能很好地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性。短兵在习练和竞赛上沿用散打的服装和护具, 两者虽为格斗项目, 但散打属于徒手格斗项目, 而短兵则是器械对抗性项目, 不宜在服装上将二者混同。因此, 研发适用于短兵的服装和护具, 才能使短兵运动散发出独特的民族韵味。中国短兵的比赛场地也没有统一标准, 使用圆形场地还是方形场地, 都必须考虑选手在步法、技术动作上的变化和实战中的应用, 同时选择场地还要考虑将传统文化特征融入其中。短兵器械的长度和重量也不统一, 器械过长、过重将会影响技术动作的速度, 并出现预兆动作;器械过短、过轻造成技术动作过快, 影响动作的稳定性, 不利于防守动作的发挥。

欧洲击剑的“骑士礼”反映了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内涵, 其服装护具、场地器械等都已非常完善, 尤其高科技电动裁判的应用, 更使这项运动步入竞技运动非常成熟、科学的境地。

运动基础是项目发展的根本, 中国短兵运动基础的不足制约和影响着短兵的发展。因此, 需要相关部门及更多的专业人士来关注中国短兵, 合理的设置短兵项目的基础设施, 为短兵项目的开展提供保障。

3 对中国短兵、欧洲击剑技术与竞赛方法的研究

3.1 中国短兵技术与竞赛

中国短兵有一种实战姿势和两种持兵法, 其技术由实战姿势、步法、进攻和防守组成。其中步法是短兵技术的基础, 在短兵比赛中攻防技术的有利结合必须通过灵活多变的步法移动才能实现。短兵步法技术包括:“进步、退步、提步、抢步、垫步、跃步、收步、闪步“八种。进攻与防守技术是相互对立统一的, 是技术体系的两个矛盾存在体, 短兵最常用的进攻技术分为“劈、刺、砍、斩、崩、点、挑、撩”等八种动作技法。防守技术动作分为“接触防守”和“非接触防守”两种形式约十二种防守动作。[4]

短兵的竞赛目前只有“个人赛”。个人赛可以分“单败淘汰赛”、“双败淘汰赛”和“循环淘汰赛”三种形式。“单败淘汰赛”是在比赛中因时间紧张、场地缺少的情况下使用的竞赛规则。“双败淘汰赛”是在参赛者连续输两场的情况下才被淘汰。竞赛一般会采用两块比赛场地, 这样更适合于竞赛安排。因此, 赛制的局数设置就显得极为重要, 短兵的竞赛局数从大到小排序为“五局三胜制、三局二胜制和一局一胜制”。

3.2 欧洲击剑技术与竞赛

击剑以单手为持兵法, 一种实战姿势。基本技术包括实战姿势、步法、进攻与防守四个方面。击剑步法是击剑技战术组合中重要的环节内容之一, 运动员在比赛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需要很好的掌握步法技术。其目的是为了牵制、控制和摆脱对手, 去争取有利的距离和时机, 以便完成自己的技战术目的。[5]击剑步法具体包括“向前一步、后退一步、向前跃步、向后跃步、弹跳步、闪躲步、交叉步、垫布、弓步、冲刺步”十种步法。

击剑进攻技术包括“直刺、转移刺、交叉刺、击打刺、压剑刺、滑剑刺、绕剑刺”等十五种不同的动作。防守技术包括“武器防守、距离防守、体位防守、击剑线防守”四种类型。在击剑中进攻与防守是不断可以进行转化的。进攻意在刺中对方, 而防守则是为了避免让对方刺中, 正确掌握进攻技术才是赢得比赛的关键。

击剑比赛由“个人赛”和“团体赛”组成。“淘汰制”与“循环制”是个人赛的内容。个人淘汰赛是以3盘为局、每盘9分钟, 在规定时间内以击到15剑为获胜方;团体赛以每场3分钟、9场比赛进行团体对抗。比赛以45分先得者为获胜方。[6]

3.3对两种短兵技术、竞赛形式的对比与分析

通过两种短兵项目技术与竞赛形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中国短兵的持兵法以“单手为主”和“双手为副”。两种持兵动作虽然丰富短兵技术内容, 但从实战来看, 单双手持兵法增加了进攻、防守的难度,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观赏性。短兵的实战姿势与击剑相似, 都采用站立姿势。

步法在技术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步法应用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主动进攻技术和防守反击技术在比赛中的效果。欧洲击剑步法的特点是前后移动, 这种步法不仅满足了击剑技术动作的要求, 也适合击剑长方形的场地。因此击剑的技术、场地、步法、三者能够很好的结合, 是击剑运动完善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实战角度分析, 中国短兵的8种步法, 也基本属于前后移动的运动形式, 但短兵技术技法较多、内容丰富, 进攻路线也分为左中右、上中下、斜下、斜上等。因此, 前后移动的步法, 并不能满足短兵技术动作在实战中的应用。步法、技术动作、圆形或方形场地, 三者之间的结合, 也是短兵运动健康发展的关键。

中国短兵的攻防技术和击剑相同, 采用上、中、下和左右的进攻防守方法。在竞赛方式上采用“个人赛”。欧洲击剑由“个人赛”和“团体赛”组成。两者相比, 中国短兵竞赛方式相对比较单一, 而欧洲击剑中团体赛的竞赛方式使项目在推广与传播中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因此, 多元化的竞赛方式也是需要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中国短兵在竞赛局数中采用局数“淘汰制”, 欧洲击剑则采用局数“积分制”。短兵的竞赛局数有:5局3胜、3局2胜、1局1胜;击剑的局数为个人赛3局制、团体赛3人9局制。从理论上讲, 局数越多, 技战术高、体能好的选手获胜的概率就越高。相比较, 欧洲击剑竞赛局数的设置更有助于比赛的公平和优秀选手的发挥。因此, 中国短兵需要制定统一、合理的局数来激发参赛选手在体能和技术上做更充分的准备, 既要体现出对抗的公平、公正, 也要增强比赛的观赏性、刺激性。

4 结论

1.客观因素对中国短兵发展的影响

中国短兵发展至今, 其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政府相关部门对中国短兵支持力度不足, 没有详细的规划和制定统一的发展方向, 缺乏推广和宣传, 使群众对中国短兵缺少足够的认识;二是社会各界对中国短兵还很陌生, 社会没有给予短兵运动更多的支持和关注;三是民间研习短兵之风微弱, 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致使中国短兵发展速度缓慢。

2.内在因素对中国短兵发展的影响

中国短兵在发展过程中, 存在自我建设和完善乏力的弊病。一是没有形成完备的武德礼仪体系;二是比赛服装不统一, 未能体现民族特色和项目特征;三是器械设计不够合理、做工粗糙;四是比赛场地不统一, 影响运动员技战术运用和场地的不适应;五是短兵理论和技术体系不够完善, 存在步法与攻防技术动作配合不协调;六是竞赛形式比较单一, 规则也不够完善, 在竞赛局数设置上没有统一标准, 没有突出技术重点等问题。

3.欧洲击剑对中国短兵的启示

虽然同为古老的体育运动项目, 但欧洲击剑在发展中所体现的科学性、现代性无疑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研究。其科学性在于服装的统一、场地的规范、比赛规则的完备合理以及裁判方式的严谨;其现代性在于推广手段的多样、推广力度的强大和适应电视转播的观赏性的增强等。因此, 对比研究欧洲击剑的发展, 对于振兴中国短兵这一宝贵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要：通过对中国短兵、欧洲击剑两种短器械格斗项目的发展历程、礼仪服装、场地器械、技术与竞赛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 认真研究和借鉴欧洲击剑在发展中所具有的科学性、现代性, 对于振兴中国短兵这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短兵,欧洲击剑,对比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华锋.中国短兵教程[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

[2]蔡智忠.中国短兵探源[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7 (3) .

[3]刘云发.击剑[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4]马贤达.中国短兵[M].陕西:陕西三秦出版社, 2003.

[5]俞继英.奥林匹克击剑[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1.

[6]马玉峰.中外剑术比较研究[J].搏击·武术科学, 2009 (11) .

中国欧洲研究的龙头 篇2

1 中国与欧洲足球运行机制的比较分析

1.1 我国足球俱乐部的现状

我国的俱乐部现在主要分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中国足球甲级联赛、中国足球乙级联赛, 还有中国足球丙级联赛 (丙级联赛属于业余联赛) 。中国足球联赛的运行形式主要包括三种模式, 体委和企业联合式, 企业合并式, 股份制。体委和企业联合式主要是体委出球队, 企业冠名出资, 签订合同。企业合并式是脱离体委的行政领导, 球员被吸收合并到企业, 球队属于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制则是把俱乐部直接注册成为公司, 按照企业制度自愿投资入股。这是我国足球俱乐部的主要模式, 最多的是前两种体委和企业联合式与企业合并式这两种。其中也会存在很多弊端, 企业是出资者, 球队的财政值与企业的状况挂钩, 一但企业出现问题则球队也会相应出现问题。

1.2 欧洲足球俱乐部的现状

欧洲五大联赛的俱乐部模式与我国有着明显差异。欧洲联赛都是由全国足球协会、职业足球联盟、职业足球俱乐部三级机构共同组成的。足球协会与各俱乐部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但是同时他们又是很好的会而作伙伴关系。他们之间是各自独立、彼此依存、相互作用共同维护职业足球的正常进行。欧洲足球俱乐部机制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使用单独的经济核算, 拓宽资金来源, 是一个自主经营的实体。俱乐部会依托社会的良好发展, 建立社会基础, 是自身可以得到良好持续发展条件。通过建立各种规则与条约来约束球、规范员和各俱乐部的行为, 并协调处理各俱乐部内部的矛盾。

2 结果与分析

我国足球职业联赛已经从最高的中国足球甲级联赛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从称谓上上升了一个台阶, 但是其竞技水平却没有太多提高。其运行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问题, 要想改变我国足球的危机, 还是要从多方面着手, 任务分配具体。通过对2004~2010赛季中甲参赛球队的回顾, 可以看出以下规律:每年都是由奇数球队参赛, 每年都有球队或解散或退出或取消注册资格。中甲联赛目前还处于很大的不稳定性, 2010年也只有13只球队参赛, 原本杭州重庆递补中超后, 按道理中甲也应该递补一队, 可是足协并没有同意让四川队递补, 而是任其自然, 退几支球队我就少几支队参赛。目前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是从2004年一直开展到现在, 中超球队目前一共有16支俱乐部球队参加 (大部分俱乐部为民营企业或私企所有) 。中超联赛以主客场双循环的方式进行——全赛季30轮比赛、240场激烈对决, 并实施升降级制度。可是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赛季有多支球队退赛, 那么中甲联赛将要如何继续, 国外联赛都是金字塔式, 即次级联赛比顶级联赛球队数量多, 可是中国联赛却是倒金字塔模式, 这样的联赛是不利于中国足球后备力量的发展的, 中甲联赛应该至少达到18支球队或更多, 才符合国际足球的一般规律。我国的联赛情况与欧洲联赛相比是相差甚远, 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管理运行方面, 都存在很大差异。

2.1 俱乐部的管理

目前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管理体制是由中国足协来委托管理的。但是中国足球不是市场说了算, 也不是俱乐部、球员、球迷这些主体人员说了算, 而是由政府说了算。这样一来, 行政部门的权利便开始实行, 这种实行早场了资本与权利的交错, 于是便出现了联赛的混乱, 有了各种假球、“黑哨”以及暴力事件的发生。国外的管理则不同, 他们是由全国足球协会、职业足球联盟、职业足球俱乐部共同组建而成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依存、互相作用、互相监督、共同为职业足球运转而服务的。这样使得一些利用资金、权威的手段操纵比赛的事情会尽量的避免。

2.2 俱乐部运营资金

中超的各支足球队的资金运转主要靠企业的赞助, 而欧洲的球队是靠市场营销来获得球队的运转资金的。这是最根本的异同, 也是因为我国管理是由中国足协委托管理的, 这种属于接近垄断管理的, 导致了没有监督者。这种管理很容易造成内部腐败, 因为没有监督, 只是靠自我控制是远远不够的。球队的好坏直接影响球队支持者人数, 球队的技术、成绩、状态等个方面因素将直接影响到球队的支持者数目, 支持者越多观众人数相对也会越多, 球队比赛的上座率也会越好, 这样一来球队的效益将会更好。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从着重于技术提高的方面去改造我们俱乐部的运行状态, 在质量上求突破。改良我们目前的以企业赞助为主要的财政来源问题。

2.3 足球俱乐部的所有权与经营权

我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衔接紧密, 集权的管理模式突出, 俱乐部独自实体地位实现难度相当大。而欧洲俱乐部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是分开的, 决策的规定由俱乐部的管理人制定, 这一点体现俱乐部独立实体地位。另外, 我国俱乐部的管理人员大多都是通过任命制产生的, 而不是聘任制。所以决策者的决策一般都会是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前提下, 才会考虑俱乐部的切身利益。这样一来腐败问题出现的机率将会大大上升, 对我国足球的发展极为不利。我国足球俱乐部没有良好的监管制度, 大多俱乐部的监管位置都是缺失的。监管不到位便会出现俱乐部的各种资金、管理、实施等问题。

2.4 裁判员的管理与监督

我国联赛的裁判员是由足协派出, 欧洲则是有专门的裁判机构, 欧洲的裁判机构是与足协相分离的, 也就是说这个机构是独立的。欧洲各大足球联赛的执法部门相对于足协来说是独立的, 不会受足协的制约, 国家的法律机关同时也会参与干预, 各自行使其权利和职责。此外, 裁判的出场费用相对很高, 这样也使得裁判员不会冒险去“吹黑哨”的。法力武器对发现违规裁判员的行为时会很严重对其进行制裁, 最严重时可取缔其执法资格, 并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所以裁判受贿是件代价很高的事情, 一般在欧洲各国联赛中很少有裁判敢铤而走险的去做违规之举。与欧洲相比, 我国对裁判员受贿的代价则小得多, 这样给裁判员愿意去铤而走险创造了有利条件, 所以加大惩罚力度和法制管理是必要的。如果我国建有比较完善的足球裁判员的市场, 并与足协相分开管理, 那么裁判员执法不公, 以及黑哨、假球现象将得以缓解。同样在比赛和俱乐部运行中也可以运用上边的观点, 以此原则来进行俱乐部的组建和运转。凡是参与打假球的足球俱乐部, 应当取消其参加职业联赛的资格, 并处罚其退出职业足球行业。同时加强监督, 如果其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徇情舞弊的现象, 将通过职业联赛委员会共同投票的结果来决定其去留问题。当然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必须是联赛委员会与足协在组织地位上是平等, 联赛委员会应由各支足球队派出, 而不是属于足协管理, 他们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我国足球联赛的管理方面没有独立的脱离政府的组织进行管理, 监督机构不够完善, 政府干预过多。相应的监管机制不够完善, 监督力度不够。资金运转方式主要是依靠企业赞助投资, 自身财政来源较少。我国俱乐部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属于同一方来决定的, 容易造成垄断, 产生腐败贪污问题。联赛中裁判员的问题是由足协派出, 监管程度不够, 惩罚力度薄弱。这些导致了一系列联赛运行中的不良现象出现。

3.2 建议

(1) 联赛的管理不能只靠足协垄断管理, 俱乐部和球员参与到管理中。 (2) 资金运转方式应转变为市场运作模式为主, 不断提高联赛技术性、观赏性, 以吸引更多的观众人数, 为球队扩大财政来源。 (3) 我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应互相分离, 以及降低贪污腐败的发生。 (4) 联赛的裁判员不是由足协统一管理, 而是单独成立裁判机构。加强裁判员“黑哨”的处罚力度。

摘要：中国足球在最近的十几年时间里取得的成绩屈指可数, 不仅这样, 中国足球的水平正在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已经从亚洲能排上号的队伍沦落为现在的三流水平。联赛是培养人才的摇篮, 是队伍的基础, 本文把我国联赛的运行机制与欧洲联赛相对比, 从而找出其差异性, 给出一些改革建议。

关键词：中国,欧洲,足球,运行机制,比较

参考文献

[1]游茂林, 纪惠芬, 张华新, 等.中外职业足球俱乐部管理机制的比较[J].体育学刊, 2007 (8) :122-124.

[2]张宏杰, 倪刚, 冯维胜.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研究[J].体育科学, 2006, 26 (4) :32-35.

[3]亓少远.中外职业足球俱乐部品牌战略发展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 (6) :117-118.

[4]阮景林, 方五一.中外足球体制的对比与反思[J].台声·新视角, 2005 (7) :218-221.

中国欧洲研究的龙头 篇3

近年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有了不俗的表现。2014年末,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更是连续三年保持了世界第三的水平,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此同时,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 中国企业作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 国际化程度也逐年攀升, 为中国实现对外投资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平衡、促进包容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 中国2014年全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 参与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投资者共对全球逾156个国家和地区的452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投资活动, 累计金额达到1029亿美元, 同比上年有14.1%的增幅, 其中非金融类投资898亿美元, 能源矿产领域仍为投资热点所在。与此同时, 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国家中, 发达国家占比有了较大提升, 其中对欧盟投资也有约1.7倍的增长, 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 中国对欧洲投资的“跳跃式”增长尤其引人注目。

中欧长期以来稳定而密切的经贸往来, 双边贸易在2013年底达到了5591亿美元的规模, 其中欧盟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市场, 同时中国也是欧盟的第一大进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那么, 作为一个新兴发展经济体,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伙伴国结构迅速从发展中国家和资源型国家向欧美发达国家集中的现象, 内在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又有着何种形式和行业分布形态?欧债危机背景下, 中国加大投资力度的现象是否是长期性的趋势?这些问题, 都将留待本文在余下部分逐一展开进行探讨。

二、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一) 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活动的规模与主体

据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的数据可知, 2010年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存量仅为61亿欧元, 位居印度、冰岛等国之后, 而截至2012年末, 这一金额已增长了4倍之多。与此同时, 数据显示2013年初中国在欧洲直接投资企业为7148家, 企业资产总额为878亿欧元, 中国企业投资的欧洲国家也由两年前的28个增至35个, 且早在2012年末, 中国在欧洲所设立的直接投资企业便覆盖了全部欧盟成员国。由图1的部分关键指标可以看出, 单就企业数目而言, 两年时间内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企业数目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 涨幅高达57.9%;且伴随着对欧洲直接投资额的迅猛增长, 相关企业的从业人员也有了大幅增加。此外, 诸多数据也表明中国对欧洲ODI活动中企业偏向于“年轻化”的局面, 中国企业在对欧洲直接投资的过程中, 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水平也正在不断的提升。

(二) 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

伴随着中国与欧洲双边资金流动规模的增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多, 根据由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报告显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都有了跨越式的增长。2004年中国对欧盟等国的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分别为5.37、0.73亿美元, 到2012年底则分别突破了315.38、61.2亿美元, 增长速度尤其迅猛。无论是直接投资的存量还是流量, 亚洲始终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集散地;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了包括香港、开曼群岛以及澳大利亚等传统的避税区, 欧洲地区在2012年分别吸纳了中国约8%的投资流量和7%的投资存量, 相较之下规模较小, 但是仍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1年中国全年对欧的直接投资占到了流入欧洲的全部外资的1.4%, 这一比例显著需要增强。

三、中国企业对欧洲ODI的投资结构特征

(一) 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投资结构

自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 国际投资者纷纷撤资, 而中国资本却在此时背道而驰, 加大了投资规模, 大量中国资金进入欧洲市场。例如, 中国山东重工集团收购德国叉车制造商凯傲集团25%的股份、国家电网投资21亿欧元购买意大利国有存款银行能源网资产35%股权、复星集团出资10.38亿欧元收购葡萄牙储蓄总行保险公司的80%股权等等都是典型的代表。整体而言, 通过对各行业的流量和存量占比、资金规模都不难看出, 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以及金融业是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三大领域, 且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也是增长较快的行业部门。

与此同时, 也通过选取部分欧洲国家, 详细探讨了中国对欧ODI的行业分布结构。如表1所示, 在7个样本国家中, 能源、交通、技术和不动产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覆盖面相对较多、投资规模较大的产业部门。这与上文所分析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以及金融业吸纳了大多数的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

(十亿美元)

根据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这两种投资形式, 结合企业投资的行业流向, 本文借鉴Hanemann&Rosen (2012) 的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中国企业在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中, 绿地投资模式是投资者更多采用也更为偏好的投资方式, 但并购的方式也在不断增加, 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在项目合作方面, 通信设备及其服务、工业机械、设备和工具以及替代/可再生能源产业是相对集中的三大产业。当然, 目前中国的对外投资领域开始向酒店、医疗、电信、地产等产业迈进。

除了产业分布结构方面的特征, 伴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的不断扩大, 从国家和地区分布结构来看, 2014年中国在欧洲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 而中国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的投资从2011年到2014年有大幅的增长。与此同时, 卢森堡、英国、法国、德国、瑞典和荷兰是吸引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欧盟国家。显然, 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分布呈现出西欧多于东欧、北欧和南欧的局面。然后, 在不同的地区内部, 各类企业的占比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例如,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占据了西欧投资者的主体, 而东欧则以个体及家族企业为主。

根据上述关于企业的行业和地理区位的分布, 更进一步对企业所有权结构等特征进行展开。德意志银行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海外投资曾经主要来自中国的国企, 但在2011到2013年之间, 中国私企在欧洲大陆的投资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从之前三年的4%上升到30%。

(二) 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特征

基于上述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规模和结构的分析, 不难发现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表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首先, 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不断增加, 增速明显, 但同时所占比重并不大。伴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 同时欧债危机为中国企业投资欧盟提供了不少难得的机遇, 中国投资者对于欧洲的投资兴趣不断升高, 投资规模有了很大程度的增长。但正如前文分析得知, 欧洲地区在2012年分别吸纳了中国约8%的投资流量和7%的投资存量, 相较之下规模较小。其中2011年中国全年对欧的直接投资更是只占到了流入欧洲的全部外资的1.4%, 相比之下,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无论是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 还是在欧盟吸收的全部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都还比较小。

其次, 中国对欧投资重心逐渐从投资自然资源和促进贸易两方面转移到全产业链的投资模式, 投资行业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当前, 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几乎覆盖了大多数行业, 但是主要集中在中国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截至2010年底, 中国企业对这三个行业的投资存量占同期对欧盟投资存量总额的83.2%, 其中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存量为58.76亿美元, 对制造业的投资存量为30.79亿美元, 对金融业的投资存量为14.51亿美元, 分别占对欧盟投资存量总额的47%、24.6%和11.6%。近年来,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行业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开始向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住宿和餐饮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发展。即便如此, 工业仍是中国对欧投资的重点领域, 化学产业、汽车、煤炭原油和燃气的投资比重仍然相对较大。

最后, 中国企业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地域分布不均, 主要投资仍然集中于欧盟核心国家。据商务部统计, 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欧盟核心国家, 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存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卢森堡、德国、瑞典、英国、荷兰、匈牙利、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波兰, 这十国的投资存量占对欧盟投资总额的94.7%。相比之下, 中国对于其他新增的欧盟国家投资则极少, 比如2010年对马耳他的投资仅为237万美元。

四、中国企业对欧ODI投资的动因和变动趋势

(一) 中国企业对欧洲进行ODI投资的动因

国际投资理论将企业寻求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为四类, 包括资源寻找型、市场寻找型、效率寻找型和战略资产寻找型四种。而且, 根据该理论的表述, 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一般会选择自己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而从降低自己的生产和交易成本, 以获得比在母国更高的利润回报。

然而, 上述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框架却很难与当前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现状相结合起来, 因为中国对欧洲PDI活动的范围十分广泛, 很难将其归于四种类型中的单一一种, 更多情况下是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结果。与此同时, 在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中, 中国企业并没有将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欧盟, 而是将投资重点集中于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 这恰恰又是中国企业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因此, 需要将分析视角与全球价值链相结合, 中国主要是通过加工制造业嵌入国际生产网络而参与国际分工并获得产业发展的, 这也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全球产业链的主要方式, 但是中国参与的部分位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 并没有主导整个产业链, 所以, 中国企业很难进行将自身优势产业进行海外转移的对外投资。上述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促进了中国企业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现存局面, 而随着国际、国内竞争的日益加剧, 走出去成了更多企业的选择。欧盟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 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完善的市场制度以及极大的市场需求, 基本可以满足中国企业投资发展的需要, 因此, 扩大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 中国企业对欧ODI投资的变动趋势

现详细分析了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征, 同时在特征部分指出了一些细微的不足之处。在近年来不断增长的势头下, 中国对欧ODI的投资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趋势。

首先, 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规模将继续扩大。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净额总体不断上升, 存量和流量每年都以较大的比重增加, 按照这样的趋势, 在双边贸易政策和国家关系稳定的情形下, 中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规模必将继续扩大。事实上, 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为中国的投资带来了机遇, 同时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与欧盟“2020战略”深度对接的背景下, 中欧政策的高度一致, 为中国企业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提供了宏观的支持, 因而未来的投资规模将会有更进一步地扩大。

其次, 中国企业对欧盟新成员国的投资也将不断的扩大。由前面的分析可知, 中国对欧盟新成员国的大部分国家投资非常少, 更多的集中于欧盟的核心成员国。根据国际化相关理论可知, 实际上这些新的成员国或地区是中国扩大对欧盟投资的潜在区域, 伴随着他们商业法律环境以及市场机制的日渐完善、投资环境不断优化, 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投资, 不仅能够实现互补, 同时也可以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近年来, 中国对于部分新加入的欧盟成员国的投资规模均有了大幅的增加。

最后, 跨国并购方式占对欧直接投资的比例将持续提高。跨国并购模式凭借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并占有市场份额, 有效降低了进入新行业的壁垒, 减少了对外投资的风险等优势, 风险较小、投资收益较快, 是中国企业投资欧盟的主要模式, 在今后的投资中这种模式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五、结语

基于2000年以来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数据, 详细剖析了中国对欧洲ODI活动的现状、特征、动因及趋势, 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对欧盟投资的存量也在不断增加, 但是总体规模仍然较小。中国企业对欧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卢森堡、德国、荷兰、意大利等老牌的欧盟国家, 区域分布不均匀。中国企业对欧盟的投资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及金融业为主。与此同时,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 正因为对欧盟直接投资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政府应该在积极地鼓励中国企业“走进欧盟”方面提供更多的便利, 企业也应该选择合适的行业、地区以及投资方式, 把握对欧洲的投资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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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柯.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特征、动因及趋势[J].国际贸易, 2014 (6) :52-56.

中国欧洲研究的龙头 篇4

关键词：宋代书院,中世纪大学,教育制度,民主,自由

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 中国的书院与欧洲的中世纪大学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教育制度, 并且都对以后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二者在很多方面既有相同之处, 又各有自身的特点。这两种既具有共性又具有鲜明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 对各自地区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整个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一、关于两种高等教育制度产生的历史考察

书院和大学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 与中西方的文化传统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有密切的关系。

1.书院产生的原因

中国的书院之名起源于唐代, 据史书记载, 唐朝有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但那时还不是教学场所, 而是官方藏书和校书的场所。唐末以后, 战争频繁、官学衰废、士子失学,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封建文人学者, 只好自动择地而学。宋朝初期, 书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另外, 唐宋时期, 佛教已大为盛行, 佛教别创院规, 开展译经、著述、讲学等多种活动。受佛教禅林的影响, 书院大多设立于名胜之处并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方式和教学制度。再者, 唐末以后, 等级授田制受到破坏, 社会上出现了庶族地主,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要求学术自由。

2.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原因

中世纪早期, 基督教垄断了整个教育, 此时的教育内容主要是神学。宗教色彩浓厚, 经院哲学盛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 出现了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变更, 资产阶级的权力日益膨胀, 必然对教育提出新要求。另外, 中世纪欧洲还存在分工极细的行会制度, 匠师和学徒之间的关系是家长式的。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 这种师徒相传的制度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十字军东征, 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 神奇的阿拉伯文化以及重新发现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唤起了欧洲人的好奇和探究。这一切都最终导致了中世纪大学的诞生。

二、关于两种高等教育制度办学特征的比较分析

宋代书院制度与中世纪大学作为东西方古代高等教育的有代表性教育制度, 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它们的发展既有相同之处, 又有明显差异, 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可以看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 民主的追求

1.宋代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均具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

书院的发展与社会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政治的变迁和官学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书院的发展。宋代的书院多设在远离城市权力中心的偏僻之处, 它不像中世纪大学那样常常处于权力冲突之中, 但书院同样面临着生存独立的问题。为了书院的生存和发展, 书院创建者同样需要得到官方和社会的支持帮助。宋代书院在不同时期都曾受到朝廷的赐书、赐匾额或赐学田等褒扬。

中世纪大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始终贯穿着大学与基督教会以及世俗王权的冲突与摩擦, 大学为自己的独立发展需要进行不懈的斗争。大学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相应的自主权:大学可以自己设置学术讲座, 控制人员编制, 有权审查和发放各种证书和学位。此外, 大学享有司法权, 对违背法律的学者和学生自行进行处理, 不受所在地司法当局的干涉。大学还有罢教和迁校的权利, 如果大学受到市政当局、其他行会或市民的勒索或遭受迫害, 大学有权停止讲座, 甚至还可以把学校迁移到其他城市。虽然中世纪大学的如上特权并非短期内获得, 亦并非固定不变的, 但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品格和探究精神。

2.书院和中世纪大学的开放办学模式, 表现出较强的民主性。

中世纪大学具有十分突出的开放性或国际性特点, 师生来源并不局限于某一狭隘地域, 而是几乎来自欧洲的所有地区。这就为学者之间相互交流和放学成为可能。当时的大学, 没有入学考试, 从理论上讲, 只要达到基本的入学年龄和入学水平,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大学学习。学生中既有出身名门的贵族少爷, 又有生活艰难的寒门子弟。当时的巴黎大学、波隆那大学或者其他大学都规定以拉丁语作为通用语言, 并采取开放的态度使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和学者通过学术和情感交流, 进行知识的探索和追求。

(二) 自由的体现

1.书院和中世纪大学的学术创新精神。从外部来讲, 宋代的书院和中世纪大学都具有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中世纪大学最通行的教学方法是学术讲演, 即由教师诵读教科书原文及其注释, 逐章阐明内容梗概, 并举例释疑、论说评论。另外一种方式是学生辩论, 即对辩或独辩。教师的辩疑式或评论式讲演风格, 以及学生之间通过对不同问题的争论对于学生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的提高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反映了中世纪大学的学术探究精神, 又有利于学术的创造和不断创新。书院和中世纪大学在教学过程中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教育发展的内容。除了共有的自由讲学、自由听课、学制灵活等特点外。中国的书院鼓励百家争鸣, 创立颇具特色的讲会制度, 十分重视不同学术观点论辩交流。西方中世纪大学作为令人振奋的知识中心, 尽管深受神学的束缚, 但是大学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兴起, 使教育对人的重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们重视受教育者的作用不仅局限于教学的具体活动中, 而且扩展到人的整体价值。

2.从书院和中世纪大学的人才培养目的和课程设置的比较来看, 体现出较强的创新观念。书院的人才目的, 反映在书院的学规中。中世纪大学是社会需要和经济复兴的产物, 它的教育目的有很强的社会实用性, 极力主张培养合格的律师、医师、祭师及有一定专门知识素质的公职人员。教育史专家约翰·S·布鲁贝克指出:“中世纪的大学教育主要是职业教育。”

从课程设置上看, 大学重视专业知识的同时, 也注重对西方传统“七艺”的继承和发扬, 尤其推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书院也重视对儒家原典的解读和阐发, 致力于传统儒学原理教条的哲理化改造, 显然二者有相通之处——注重对学生理性思维的训练。

三、结语

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都对各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高等教育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尽管二者受时代的影响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所倡导的民主办学理念, 对近现代高等制度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大学的自主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高等教育政策, 高校为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 需要不断地进行调适自身, 扩大办学的自主权。

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所倡导的开放办学, 鼓励百家争鸣, 以及学术创新的理念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现代大学在办学模式上逐渐地走向开放办学, 这对于促进人才的流动, 文化的传播和国际交流以及为社会的国际化发展培养全新的人才有着重要的意义。现代大学作为知识的中心, 学术的“心脏”, 仍然应把“求真、求新”定为自己的理性追求。中世纪大学的课程理念——学术性与职业性的统一, 对于今天的大学来讲, 仍然值得认真地研究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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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福涛.外过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3]张瑞-, 王承绪.中外教育比较史纲 (古代卷) [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中国欧洲研究的龙头 篇5

所谓农业龙头企业, 是指以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经营为龙头, 联结农户与市场, 并具有较强辐射和带动作用的规模型农业企业。作为上接市场下连农户的经济主体, 农业龙头企业对促进农业发展、提高中国农业产业化程度以及实现集约化经营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是, 中国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 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面临许多困难, 出口竞争力亟待提高, 因此, 急需深入研究农业龙头企业应对世界金融危机, 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

一、农业龙头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长期以来, 以新古典贸易理论为核心的“比较优势理论”, 在国际竞争力分析中长期处于主流地位。20世纪80年代之后, 随着战略理论的兴起, “竞争优势理论”逐渐取代“比较优势理论”的统治地位, 成为解释国家和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具影响的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波特的“钻石理论”, 它继承了自然禀赋产生比较优势的观点, 而且更进一步认为非自然禀赋也可以产生比较优势, 这意味着“钻石理论”扩展了“比较优势理论”。可见, 单纯运用“竞争优势理论”解释国际竞争力有失偏颇。因此, 本文结合“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 分析中国农业龙头企业的出口竞争力。首先, 将龙头企业所具有的各种资源、规模大小、生产经营所面临的经济和认知环境视为比较优势范畴。然后, 将龙头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辐射能力归结为企业竞争优势范畴。综合以上分析, 本文认为决定农业龙头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基本要素包括:资源优势、经济环境、政府政策、企业规模、创新能力、产销能力以及带动辐射能力, 以上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农业龙头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状况。

二、中国农业龙头企业出口竞争力现状分析

1. 比较优势现状分析。

(1) 中国农业龙头企业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中国地大物博, 幅员辽阔, 现阶段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 农业还占相当大的比重。同时由于整体技术水平不高, 无论是原始农产品还是加工产品, 中国出口农产品总体上来说还处于低技术含量阶段, 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 由于交通、信息以及市场建设水平等原因, 国内相当大比重的农产品并没有很好的融入到市场经济当中去, 这无疑给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资源优势。 (2) 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经济大环境方面, 近年来中国贸易环境处于外需不振、汇率不稳、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和国际出口竞争加剧, 大大提高了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难度和经营风险。眼下许多农业龙头企业宁失订单也不愿意冒汇率风险, 外向型企业被迫转内销, 使得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化, 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带来很大障碍。 (3) 政府政策有利于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2000年以来, 为了促进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农业部、财政部等八部委先后认定了四批国家级龙头企业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要培育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 支持龙头企业跨区域经营, 促进优势产业集群发展。 (4) 资产规模普遍较小, 发展不均衡。总的来看, 中国农业龙头企业大多由农民创办, 处于发展初期, 设备落后, 管理缺乏科学性。2008年, 中国已经评定的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中, 平均总资产为10.1亿元, 平均固定资产只有0.7亿元。资产规模最大的前一百家龙头企业的总资产集中度为71%, 这说明平均总资产的增加是靠少部分大型企业带动的, 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的整体规模还普遍较小。

2. 竞争优势现状分析。

(1) 龙头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农业产业化是一种农业经济的制度创新, 龙头企业必须要具备创新能力才能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目前的农业龙头企业中, 管理人员大多是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 并不能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来规范企业的运行, 大多数龙头企业的科研投入在企业销售收入中的比重非常低。 (2) 产销能力不强, 但整体来看有好转趋势。目前有生产经营情况统计的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为827家。2008年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平均销售额为10.7亿元, 相比2006年增加了3.4亿元, 年均增长率为21.6%。从全国情况看, 2008年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的平均总资产回报率为4.6%, 比2006年提高1.2个百分点;总资产回报率为5%~20%的企业集中度为45%, 与2006年相比上升了7个百分点, 说明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的盈利能力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3) 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 带动辐射能力有待提高。中国目前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不够紧密, 双方缺乏互信基础。目前主要问题在于龙头企业与农民之间多以“口头约定”或“君子协议”的方式代替合同, 因此联结机制有待进一步规范。另外, 产业集聚力较弱, 严重影响龙头企业辐射带动能力的提高, 产品质量难以保证, 极大束缚了农业龙头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不利于产业凝聚力的整体提升。

三、培育和发展农业龙头企业的建议

1. 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突破融资瓶颈。

一是增加贷款规模, 提高自己扶持力度。各级政府要协调相关金融部门扩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信贷规模, 财政上增加龙头企业的发展资金, 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资金的扶持力度。二是优化金融服务。金融机构要加强和改进信贷服务, 提高办贷效率, 增加对农业龙头企业的贷款投放。三是健全担保体系。政府要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织担保机构, 将龙头企业列入政府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四是扩大融资渠道。对于生产规模较大、实力较强、带动力较为显著的农业龙头企业, 政府要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 在企业制度、公司管理、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等方面给予引导, 一旦符合上市要求, 积极推入境内外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

2. 实施“走出去”战略, 提升企业竞争力。

这场金融危机波及范围广, 影响大, 对中国农业龙头企业可持续发展带来重重困难, 但同时它也为龙头企业提供了“走出去”的大好机会。海外大批贸易商倒闭破产, 打破了原有的市场格局, 这对中国农业龙头企业参与国外市场竞争创造了客观条件。政府要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积极优化产品出口结构, 扩展外销渠道, 采取多种形式参与国际分工。同时, 抓住人民币升值以及国外公司对部分先进技术和设备实行降价的有利机会, 政府要鼓励龙头企业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 改造传统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

3.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企业, 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产业经营队伍。

现代企业制度, 就是要鼓励建立股份制企业, 组建“三会一层”制度——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尽快改变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 提升企业的科学管理水平和经营管理效率, 健全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经营队伍的培养上, 可以采取“组队竞争”的灵活方式, 在经营管理上, 制定具体的创收任务和具体到位的奖惩措施, 定期进行考核监督, 奖励成绩优异者, 对没有达到要求者采取惩罚措施。

4. 大力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开展品牌建设。

政府要深入开展龙头企业开展农业品牌创建活动, 协助有能力的龙头企业制定名牌创建方案, 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争创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中国名牌农产品等国家级品牌, 对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品牌给予积极奖励和则政支持。推动和促进区域品牌建设, 支持龙头企业注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和申报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另外, 良好的售后技术服务是创建名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在扶持和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品牌建设中, 要形成强大的农业推广服务体系, 提高农业龙头企业售后服务的竞争优势。

5. 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农业龙头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政府要积极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充分利用经济紧缩的时机, 标本兼治, 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具体来说, 就是要引导龙头企业积极培养和引进人才, 政府人才培养引进计划中, 要把培养、引进农业科技型龙头企业的科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作为重要内容。政府出面促成科企合作, 形成农业龙头企业与农业科研部门、高等院校共同组成的研发中心和农业科研示范基地, 按照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需要开展科技开发和应用。

6. 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

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要与中国农业转型升级相结合, 以品牌产品为依托, 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实现原料基地的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化生产, 提高农产品原料供应的安全性。积极探索和完善农村上地使用权流转机制, 发展适度的规模经营, 鼓励龙头企业发展订单农业, 探索和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 建立和完善多样化的利益联结机制, 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辐射功能。

7. 转变发展方式。

农业的转型升级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必然过程, 近几年尽管中国始终致力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不少龙头企业仅仅盯住眼前利益, 产品主要集中于初级粗加工, 科技含量低, 低层次的规模扩张和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同质产品的竞争日趋激烈, 既浪费了中国丰富的农业资源又对自然环境带来极大危害。对于台资、外资和民间资本相对雄厚的东部地区来说, 政府更要鼓励和引导农业龙头企业, 加强企业与资本的结合, 通过改制、改组、兼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租赁拍卖等形式, 开展强强合作, 以促进生产要素在龙头企业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最终推动优势龙头企业向优势产业区域集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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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启智.农业产业化投资基金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2005.

中国成为船舶制造业龙头浅析 篇6

目前, 日韩两国为世界造船大国, 但世界船舶工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已经确立。中国既具有素质较高、成本较低的劳动力资源, 又具有较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的资金、技术条件。可以说, 中国的禀赋优势决定了中国将崛起成为世界造船大国。在与日韩造船竞争力的综合对比中, 目前中国的人工成本只有日本的1/7、韩国的1/8, 而日本、韩国等国由于人员老龄化等问题, 近几年出现了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 此外, 在造船原材料价格、供应等方面, 中国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从世界造船产业中心由西欧一日本一韩国的转移历史可以看出, 造船中心从先行工业化国家向后起工业化国家转移、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转移已经成为一条普遍规律。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且正处于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发展阶段, 这为我国船舶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我国现阶段已具备承接下一轮造船中心转移的基本条件。近几年看, 我国船舶工业的产品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不仅主流船型大型化、批量化、系列化特点更加突出, 我国已经有能力建造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各种民用船舶。从现阶段看我国船舶制造业的产品结构上由中小型散货船、油船, 发展到超大型集装箱船、30万吨超大型油轮、不锈钢化学品船、海上浮式油轮、以及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的液化天然气船等。2006年, 我国承接油船比例的大幅上升, 高新技术船舶的比重明显增加, 我国制造的大型油轮已经占船舶总量的51%。

国际船舶市场发展趋势带来的机遇。一方面世界造船工业重新洗牌,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退出了造船市场, 由造船输出国变为船舶进口国, 造船中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一方面世界造船工业正面临30年不遇的市场高峰期, 供不应求的造船订单拉动船价上升, 为我国船舶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据预测, 到2010年国际船舶市场年需求量将在4500万吨左右, 高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市场需求量。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 不断推动航运业的大发展, 船舶供给不足的“短缺”矛盾, 将拉动船舶产业保持旺销的势头。据统汁, 中远、中海和中外远三大航运公司“十五”期间新增各类船舶近200艘计1000万载重吨, 总金额450亿元人民币。随着海运业的进一步发展, 各航运公司对新船的年需求量预测达300万吨。同时, 中国钢产量已达1.8亿吨, 位居世界第二, 是日本的两倍, 船舶机电产品配套能力大大提高, 对船舶制造业也起着支撑作用。

经济一体化已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 市场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更促成了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 而且由陆地经济开发转向海洋经济开发是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由内向型经济转向外向型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趋势, 两个“趋势”决定了海洋运输及船舶制造业必然成为长盛不衰的“朝阳产业”。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融入市场经济体系步伐的加快, 对外贸易额更是突飞猛进, 特别是近十年来以石油、铁矿石等产品进口量的持续上升, 使我国海洋运输业及造船业超常发展, 预计在未来的15年内, 中国将取代韩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

宏观经济政策带来的机遇。国家发改委已制定《中国船舶工业发展政策》, 目标锁定打造第一船舶大国, 旨在加快我国船舶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使之成为带动相关产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强势产业。《政策》显示, 在发展船舶工业政策上, 国家将在产业政策、投资融资、技术引进和税收减免方面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国防科工委提出的目标是:到2005年我国年船舶产量达到1000万载重吨, 占世界市场份额的16%左右;到2015年达2400万载重吨, 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 在吨位方面达到世界第一, 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这些都为我国船舶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我国已形成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的六大造船出口基地, 上海、江苏、大连、广州、福建和山东6个地区船舶出口均超过1亿美元, 形成了以国有企业为主、合资和民营企业齐头并进的多元化出口格局。在份额上, 中船集团和中船重工两大国有造船集团占国内造船产量的70%左右;合资和民营企业占剩下的30%。中船集团和中船重工下属多家造船厂, 与众多合资民营一起进行竞争。从造船产量来看, 前5家造船企业市场集中度在35%左右;从造船产品销售收入来看, 前10家造船企业市场占比在52.16%。在2006年全年我国船舶完工量的1452万吨中, 中船集团公司完工占602万吨, 中船重工完工267万吨, 其他船厂完工583万吨。2006年全行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 造船利润总额接近100亿元, 高于“十五”期间船舶工业利润的总和, 创历史最好水平。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对船舶工业给予了高度重视。2004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不仅要努力成为世界造船大国, 还应树雄心、立壮志, 使我国成为世界造船强国;温家宝总理、黄菊副总理也多次指示要研究提出支持船舶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2006年3月, 船舶工业发展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6月, 国务院召开振兴装备制造业工作会, 再次强调要重点发展大型船舶制造;8月, 国务院通过《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再一次表明国家对船舶工业的重视和支持, 对于加快我国船舶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使之成为带动相关产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强势产业, 推进我国创建世界造船大国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在国家高度重视船舶业发展的同时, 国家还应加强相关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的支持。可以学习国外经验, 以立法形式赋予我国造船业应有的龙头产业地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在法规中推出的各种造船补贴和优惠政策, 为这些国家造船业带来巨大成功。这些造船业发达国家对造船业都采取扶持政策, 我国欲争创世界第一造船大国, 政策扶持同样是关键。

船舶工业是个高资金、高能耗的传统制造行业, 转变增长方式、走集约型的发展道路的确是比较困难。但是凡事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社会的发展要求它必须得把行业的发展同整个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联系在一起考虑, 否则就不可能长久的发展下去。而且, 目前有学者分析, 我国船舶工业正面临造船能力无序过度扩张的窘境。这不仅将会危及产业的健康发展, 更会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船舶配套工业,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结合中国造船工业发展的实际, 贯彻了“引进+研制”的方针, 船舶配套工业有了很大发展, 奠定了发展的初步基础。跟踪国际著名厂商的品牌与技术, 通过引进许可证贸易和自主研发相结合的道路, 不断增强船舶配套工业的发展。但是在做大、做强船舶配套产业时要注重与造船业的协同发展。不能独立于造船业之外来寻求发展。

按照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总体目标, 到2010年, 我国自主开发、建造的主流船型实现标准化、品牌化。具备自主设计高新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能力, 突破大功率船用主机等配套产品产能不足、自主开发能力不强的瓶颈。主流船型本土化配套设备装船率达到60%, 造船产量占世界份额达到25%以上。到2020年前后, 整体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进入国际前列, 成为世界造船强国。然而顺应这个总体目标的是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总目标, 只有走集约型发展的道路, 我国船舶工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才能向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不断迈进。

船舶制造企业要在激烈的制造业竞争中始终保持处于科技领先的不败地位, 必须重视对灰领队伍的开发与建设, 将人力资源发展目标提高到战略高度, 并明确发展方向、予以实施、加强综合管理。只有重视科技进步、拥有强大的灰领队伍的船舶制造企业, 才能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社会中屹立于世界船舶制造业强者之林, 成为船舶制造业里的大赢家。

摘要：历史进入十五世纪后, 谁拥有了最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 谁就拥有了全世界。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日本等国家都曾赖此完成了统治地域的扩张, 直至二十世纪初爆发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船舶制造和航海技术几乎全部为领地扩张和军事斗争服务, 制海权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存亡强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世界上的历次局部战争, 证明“制空权”取代了“制海权”后, 船舶制造和航海技术才逐步向经济领域回归。为此, 本文详细研究了中国成为船舶制造业龙头。因此本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应用。

关键词：造船,船舶制造,船舶制造业,中国,航海技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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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石友服.东南亚的集装箱大港布局将要发生变化——中国大陆港口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J]中国港口, 2001,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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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稷.世界造船业的发展趋势和研发动态[J]上海工业, 2004, (11) .

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篇7

中国热的兴起

关于中国热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引起欧洲殖民和贸易的繁荣，从而大大加强了东西方的物质交流。

1602年，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东西方贸易往来的渠道随之被打开，中国的丝织、瓷器、装饰品、茶叶便由此而入欧洲。由荷、葡、英等国航海家、商人为中介，东方“天神之国”的这些诱人的商品便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流入法国，激发了法国人喜好中国风物的兴趣。法国塞夫勒、尚蒂利等皇家瓷器馆，即为当时著名的中国瓷器加工场，由那里加工、模仿、再装饰的各种中国瓷器品，发往全国各地，为王族、贵族和收藏家购买、珍藏。自1697年法国和中国正式通商后，中国的工艺品、各种小摆设、家具、纺织品、挂毯、绘画等，纷涌而至，在巴黎和外省，都有贩卖中国物品的商店，从王族城堡，到大臣府第，都喜尚中式风格的装饰，于是中式客厅、中式书房、中式家具、中式挂毯、中式织锦、中国主题的绘画，便应运而生，竞相炫示，朝野上下，形成一股追逐中国事物的时尚。由东西物质文明的沟通而促进西人习俗的改变，带动东西方精神文化层面的交融，原是情理之中的事。到18世纪中期，盛行于法国的这种崇尚中国风物的潮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渗透到园林建筑、绘画美术、戏剧创作，乃至家庭装饰、市民娱乐等各个文化、艺术领域，把中国热推向高潮。那时在巴黎甚至外省，人们可以看到中式的花园、中式的塔楼、中式的凉亭、中式的桥梁、中国的工艺品、中国漆器、中国屏风、中国画册、中式浴场、中国娱乐场、中国咖啡馆、中国秋千、中国皮影戏……所有这一切中国事物的渗入、浸染，对法国和欧洲的园林风格、建筑艺术、绘画、戏剧、工艺美术和市民文化生活、审美情趣，都发生了影响。

与东西方的物质交流相比，教会的传教事业对欧洲的影响更为重要。特别是来华的耶稣会士和首批赴欧的中国留学生如沈福宗、高类思、杨德望、黄嘉略等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自利玛窦以来，耶稣会在华的传教方针一直延续着“适应政策”。主张对中国的各种“异教”的习俗和礼仪采取宽容的态度。以使基督教能够在中国广泛的传播。然而，在当时的罗马教廷内部和传教士当中，一直有反对的声音。所以耶稣会为了继续贯彻这种方针，出版了各种书籍来为自己的方针辩护，其中当然也有一些美化中国的夸张的描述。最初这些著作在欧洲确实引起了人们的广泛的兴趣。对欧洲中国热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685年路易十四派遣首批耶稣会士来华，是17、18世纪中欧(中法)关系史上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而1697年白晋(Joachin Bouvet)神甫回法国述职，带回康熙皇帝赠路易十四49卷中国图书，以及白晋本人在巴黎出版《中国现状》 (L’Estat Presentdela Chine) 图册汇编和插图本《康熙皇帝》，则拉开了18世纪法国中国热的序幕。此后，在华的传教士坚持不断地向国内寄发回忆录、考察报告、或研究中华典籍的文章，由杜哈德在巴黎编辑出版的《中华帝国志》与《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国回忆录》，18世纪法国启蒙作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爱尔维修等，对中国进行自己的思考，伏尔泰就明确提出：

“欧洲的王公和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1]

18世纪法国和欧洲的“中国风”、“中国潮”，就这样凭借耶稣会士中国报道、中国知识的传播和启蒙运动作家伏尔泰等的介入、推动和提升，发展成西人全面介绍中国、研究中国、认识中国、崇尚中国的文化热潮，以中国为题材的各种著作，中国小说、中国戏剧、中国游记，也趁势流行，成为18世纪法国和欧洲盛极一时的文化景观。而这一切确实是得益于中法人员交流的结果。

中国热的衰落

然而，随着礼仪之争中耶稣会的落败，教廷对中国的传教政策开始转变，传教事业在中国陷入困境。同时，启蒙运动中的自由，平等，宣扬人类不断进步的思想开始逐渐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社会舆论中对中国的观念产生了变化。

礼仪之争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中国和欧洲都有十分深远的影响。1640年，多明我会会士黎玉范(JeanBaptiste Morales)受马尼拉总主教古雷诺的派遣，赴罗马请示礼仪之争的解决办法。1643年，黎玉范抵达罗马，向教廷传信部呈递了一份有关中国礼仪的报告。文中指出中国人敬孔祭祖的习俗明显具有宗教性质，与基督教教义相驳，应该予以禁止。并猛烈攻击耶稣会对待中国礼仪的态度和做法，由此在欧洲打响了“礼仪之争”的第一枪。此后由于教廷的立场摇摆不定，以耶稣会和部分方济各会士为一方，以巴黎外方传教会和多明我会等其他传教士为另一方，争论日趋激烈。1665年年底，分属不同修会的23名传教士齐集广州，就礼仪之争问题讨论40天，与会者之一的多明我会修士闵明我(Domingo Navarrete 1618—1686)会后返回欧洲，于1676年在马德里出版了《中华帝国纵览》(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一书，并在书中攻击耶稣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在欧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此，局限于教会内部的这场争论，公开在所有欧洲人的面前。此后，传教士们为了在礼仪之争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驳倒对手，各种有关中国的书籍不断在欧洲出版，其中不乏美化和丑化中国，以为己用者。圣西蒙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中国礼仪之争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的反响：

“关于中国人祭祀孔子和祖先的礼仪之争，引起了人们的议论......耶稣会认为这些礼仪纯属民间习俗，外方传教会则认为是迷信和偶像崇拜，他们的这场笔墨官司打的昏天黑地，发表了许多内容广泛的文章，既有问题，也有事实，真可谓连篇累牍。”[2]

比如在华传教士李明 (Louis Lecomte, 1655—1728) 1696年在巴黎出版了他从中国寄回法国的书信集，题名为《中国现状新志》(Nouveaux Memoires sur l’etat present de la Chine)。吸引了大批读者。当时处于礼仪之争的背景下，书中的一些说法被认为是违反了基督教的教义。1700年受到巴黎索尔邦学院公开谴责，此事使得礼仪之争在欧洲更加引人注目。

1715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颁布《自登极之日》通谕，重申1645年禁令，并命在华传教士必须宣誓遵守。在教廷的严令下，在华传教士除少数在宫廷服务不从事传教者外，都丧失合法居住权而离开中国。自此之后，由于传教士的离去，欧洲有关中国的信息大大地减少了。

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18世纪的中后期，人们对中国形象发生颠覆性的转变。17世纪的人们提倡尚古的思想，而启蒙运动提倡人类是不断的进步和发展的，从而使得人们开始肯定当今，从崇尚权威变为拥戴理性，因此，中国曾经被作为古老文明的典范而被尊敬，但瞬间又因为古老而被轻视。

中国热衰弱的原因

在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和魁奈是法国启蒙运动中倾向东方尤其是“中国热”的主要代表。而孟德斯鸠等一批人则从总体上否定东方及中国。从1730年代开始，已经有人针对中国的古老和稳定性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这表明中国缺乏进步，耶稣会士基于此而论证的中国人的先进性仅仅是一种虚构。可见，17世纪所弥漫的崇古之风至此已遭受冲击，18世纪那种现代人的优越感正在逐渐明朗，而且只会越来越清晰。欧洲人自己的古代传统，无论是古典文明还是《圣经》说教，都逐渐地失去了真心尊崇者。从17世纪开始，耶稣会士宣传中国时是本着迎合古人优于今人、《圣经》优于一切的宗旨，那么，随着时代风向的逆转，古今优劣问题有了新的答案，中国被持有进步观的欧洲人所排斥和批评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论法的精神》这部集大成的著作，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对东方政治与法律文化的看法。这部书总共31章，论及中国的有21章53节之多。其中完全描写中国的共有10节。孟德斯鸠认为，古代东方社会是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而专制的国家既没有任何基本的法律，也没有法律的保卫机构。“由于专制权力的性质的关系，施行专制统治的单独个人也同样地用一个单独个人去替他行使他的权力”。[3]

“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被处以死刑。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4]

“在中国，子罪父坐，父亲是受处罚的……子罪父坐这一事实说明，“荣誉”在中国是不存在的。”[5]

“父亲获罪要连坐儿女妻子，这是出自专制狂暴的一项法条。”[6]

法国的一些学术刊物如《支持和反对》与《近代著作评论》，就是立足进步立场和现代优越感反对中国先进说的阵地。1735年《支持和反对》针对一部波斯游记评论说：科学当时在中国尚处于奠基阶段，

梅隆对中国的赞扬和批评同时引起了《支持和反对》的回应。同年《支持和反对》载文攻击中国，认为中国政府法制的稳定性与持久不变的思想正说明这种一成不变性，不是先进而恰恰是落后，是阻止他们取得任何进步的原因。谏议制只有在皇帝与大臣都摆脱了那些顽固拒绝一切有悖于陈旧习惯的民间传说时才会成为一件好事。

“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丝毫不想向外国学习、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的民族。它虽然被吹嘘得富庶和有能力养活众多人口，但允许弃婴，这清楚地表明该国生产的食物数量不足以供养其人口。中国人享受的和平绝非他们的政治造成，而是形势使然。他们的伦理远不会高于欧洲人的伦理，比如，父母的权力大到可以主宰孩子的生死，而不会因杀死孩子遭到惩罚。由于中国人的成见，这一切也不会得到改善。《支持和反对》的这一卷还有许多取材于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之处，但却成为一份对中国的真正的诉状”[7]。

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人看待中国的坐标在发生变化。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及继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欧洲人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眼前的道路似乎变得光明起来，而古代的一切也好像显的不再那么重要。欧洲人观念中本来就被异化了的遥远的，充满神秘的东方古国虚无缥缈的影象，随着鸦片战争而彻底消失。在17～18世纪的欧洲人眼里，传教士所传递的中国形象其实没有太大变化，只是这个形象的价值随着欧洲人价值观的变化而改变了。

参考文献

[1]、科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 朱杰勤译, 商务印书馆1962年, 第79页。

[2]、“Memoires de Sanin-Simon”, annee 1700, Chapitre Li, 转引自《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 许明龙, 中华书局2004年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 商务印书馆, 1961年, 第18页。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104页

[5]、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299页

[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