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消费失衡（精选6篇）
投资消费失衡 篇1
摘要：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严重偏低, 投资率偏高, 投资消费比已经偏离其合理水平。中国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财税体制及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应从分析消费和投资结构出发, 通过实施一系列有效的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 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消费率,投资消费结构,对策建议
从用途上, 国民收入可以划分为投资和消费。投资结构及其变动决定消费结构的变动范围, 而消费结构为投资结构提供了依据。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一直是高投资、低消费的情况, 90年代后更是呈现出消费率不断下降、投资率不断上升的趋势。2008年, 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实施了经济刺激计划, 而有关该计划是否会加剧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讨论一直以来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在此背景下, 合理分析中国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成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回顾
已有研究更多地关注投资率, 对消费率的讨论较少。国外的有关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 马克思也曾系统阐述了积累率问题。凯恩斯则从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的角度指出, 合理投资水平应该与消费互补, 并以充分就业为标准。钱纳里通过实证得出在工业化进程中, 投资率、消费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动态相关性, 投资率的演变过程类似一个“鞍马型”曲线。
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对最优投资率标准进行了详细具体的界定, 由以往的固定比率变为动态比率区间。孙炎林认为中国的投资率应该维持在40.8%左右;吴忠群认为, 投资率合理区间应为35%—38%;卢中原预测2000—2010年间中国的投资率在30%—40%, 2020年以后在30%—35%。在探讨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关系时, 钱纳里的分析模式被广泛采用, 学者普遍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消费率平均为60%左右, 在波动中呈现出下降趋势。
二、中国消费与投资结构分析
(一) 中国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演变趋势
1978年以来, 中国投资率呈现明显的上下波动, 其变化可以分为四个“U”型周期, 但整体而言还是上升态势, 且1990年以后投资率均高于35%, 到2012年投资率已逼近50%, 明显偏高。而中国消费率从1978—2012年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下降0.38个百分点, 2000年以来, 消费率更是急速下降趋势。具体来说, 消费率的变化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1981年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消费率上升速度较快, 3年间上升了5个百分点;1982—1995年为第二阶段, 消费率下降了8.4个百分点, 虽然其中个别年度有短时上涨, 但整体趋势是缓慢下降。1996—2001年为第三阶段, 消费率相比于上一阶段有所增长。2002—2011年为第四阶段, 消费率呈现出持续大幅度下降, 平均每年下降1.05个百分点。
(二) 中国消费率内部结构的演变
由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显著的城乡差距, 有必要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进行分析, 两者呈现了不同的变动趋势 (见图2) 。1990年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率明显呈现出下降趋势。1990—2012年, 农村居民消费率整整下降了27.4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下降1.25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相反的缓慢上升的变化趋势。但2008年以来, 城镇居民消费率增长缓慢, 这表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进入了瓶颈期。
(三) 消费率的国际比较
1990年以来, 除东亚国家之外, 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基本都在60%以上;而自1993以来, 中国居民消费率基本都低于60%, 比高收入国家低了11—16个百分点。根据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 当人均GDP为1 000美元左右时, 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2003年, 中国人均GDP为951美元 (接近1 000美元) , 但居民消费率仅为43.4%, 这远远低于该阶段的国际平均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1990年以来中国消费率从总体上看呈现出长期下降的趋势;第二, 从居民消费率的内部结构来看, 1990年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 城镇居民消费率小幅上升, 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源于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下降;第三,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远远低于目前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的平均水平。
三、中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的成因分析
(一)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因素
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及教育资源等各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在就业方面处于弱势, 就业收入也偏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商品流通成本较大等原因都导致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力薄弱, 进而对中国消费需求扩张产生不利影响。
(二) 财税等体制因素
分税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 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盲目地投资, 导致粗放型投资模式的出现。住房制度改革使居民住房逐步实现商品化, 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买卖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 导致人们刚性的住房需求压制了对其他商品的消费需求。
(三)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于政府干预、行业垄断等原因, 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4, 自2008年达到0.491的峰值后稍有回落, 但按国际标准, 0.4以上就表示收入差距较大。由于富有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贫穷者边际消费倾向较高, 较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就导致了较低的社会消费水平。
四、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若不能改变, 最终只会造成大规模产能过剩。为此, 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时, 应充分考虑投资消费失衡因素。因此建议:第一, 加快推进户籍改革,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剥离户籍内含的各种福利,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制度。第二, 推进城市化进程,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通过城市化带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对房地产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加大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 降低农村居民市民化的门槛。第三, 完善收入分配结构, 加大社会保障投入。调整个人所得税, 针对高收入阶层征收物业税、遗产税等, 将社会保障政策惠及广大中低收入阶层, 并逐步提高保障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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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投资与消费的失衡 篇2
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是复杂的,具有多面性。从再生产角度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每次经济运行都是从生产起步,经过交换和分配,到消费结束;但消费又会带来新的需求,在需求拉动下,将引发又一次的经济运行。因此,既要发挥消费引导投资和生产的作用,又应以投资和生产来促进消费增长,形成良性循环。从流通领域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为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可以表现为两种市场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这两种市场需求中,消费需求占主导地位,而投资需求处于从属地位。
2 我国经济增长中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现状
我国2005年消费率为51.9%,投资率为42.6%,不仅创下我国投资率的新高,而且超过了其他国家近100年来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投资消费比例关系不协调的状况不断加剧。不难发现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主要动因是来源于投资需求扩张的加速,而不是来自消费需求增长的加速。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基本上还没有一个大国经济能够长期依靠投资来保持持续增长。与此同时,我国的消费需求持续低迷。导致投资率持续攀升,消费率持续下降。
3 国家产业的高速发展导致了投资率的提高
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时期,因此,投资扩张以及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发达国家,有其发展阶段的客观性。而且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重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明显回升。重工业迅速增长必然带动生产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城市化既是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又推动了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相互作用之下,房地产业、市政基础设施、邮电通信和交通运输业等建设的投资增强增大。
同时,由于近年来在国内市场和价格转暖、民间投资意愿提升、出口快速增长、外资大量流入等一系列激励投资的因素叠加作用下。加上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的相对宽松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推动等作用,造成投资迅猛增长。据有关专家预测,2020年我国工业化程度趋于稳定时,投资率与消费率比例可能在40:60左右,有的学者预测为35:65左右,两者的缓升和缓降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但也不能踏步不前,但使消费率逐步有所提高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1]。
4 投资与消费在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
4.1 以“分税制”为主要特征的财税体制使投资“调而难下”
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的“分税制”,对于提高政府税收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增强财政的调控职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l994年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从上年的22%迅速提高到55.7%,此后稳定在50%左右,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54.9%和52.3%。但与此同时,也埋下了恶化投资消费比例关系的伏笔。一是同期中央财政支出比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从1994年的30.3%下降到2005年的25.9%。二是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大大缩减的情况下,不仅要提供本行政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还必须承担义务教育等本应由中央财政承担的责任。专项配套资金、法定支出、政策性增资等“上级出政策,下级掏票子”的做法也普遍存在,致使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增大。这样为满足支出需求,各级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扩大财源。因此,千方百计地推动投资增长成为财政增收的现实选择[2]。这直接导致了各地普遍重视扩张投资规模而忽视提高投资效益,出现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近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过快,与绝大部分不动产税收完全归地方所有的税制安排密切相关。
所以,以“分税制”为主要特征的现行财税体制,使地方政府具有了推动投资快速增长的强烈内在动力,我国投资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4.2 资本投资效率的降低引发了投资率的进一步提高
一方面,在投资效率递减的情况下,只有增大投资规模才可能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效率递减的倾向是较明显的。据统计,1980年,中国每单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应产出的GDP为4.96单位,到2004年则持续下降至1.94单位,所以要保持GDP高速增长就必须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另一方面,这种低效率条件下扩大投资的要求之所以能够实现,关键在于我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属于外延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发展经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追求数量扩张,造成投资规模不断膨胀。在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投资效率不高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规模膨胀,导致投资率保持较高水平。
4.3 实际工资水平较低是消费低的直接原因
城市居民的主要收入是工资收入,所以近年来居民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及导致的劳动力价格低廉是我国当前消费率下降的直接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一些部门和地方仍存在追求增长速度、轻视收入与消费的倾向。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个人所得依然偏低,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从绝对量看,我国人均GDP刚刚进人中等收入国家的低层次水平;从增长率看,我国人均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长率。2000年-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8% ,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6% ,均低于GDP年均9.7%的增速。
4.4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未来支出预期强化,削弱了居民消费能力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的社会劳动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险范围还不大,极大地影响到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缺乏完善的保障体系,是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率偏低而储蓄率偏高的重要原因。
4.5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制约了居民消费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后,居民消费增长速度逐年减缓,占总消费的比重不断降低。1991-2005年政府消费年均增长16%,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4.7%。与1980-1990年相比,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提高了3.3个百分点,而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降低了3.3个百分点。在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1990-2005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由2.33:1扩大到3.11:1。 而且我国房地产、汽车、教育、医疗等热点消费品的供给体系过度偏重于“高端”层面。就是说,由于面对中高收入者的住宅,高排量汽车,高价教育,高价医疗,高档旅游等高档消费品供给过多,从而使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导致了市场供求体系的失衡。由于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不足,一方面大量房产、汽车、医疗、教育设施闲置、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适合中低收人群体的房地产、汽车、教育、医疗、旅游产品供给过少,远远不能满足需求[3]。
5 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建议
5.1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投资过热的体制弊端
完善投资的风险责任约束,减少各级政府对投资活动的直接参与。一是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培育和规范资本市场,实现投融资渠道多元化,吸引各类主体增加积累和投资。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政府规制、市场准人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政府要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发布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二是继续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抓紧修订和完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切实把土地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快国土资源长期规划的制定,加快各地区资源发展规划的制定,加强对地方政府城市开发活动的约束和指导。
5.2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是十七大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做出的又一项重大部署。2000—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8%,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6%,而同期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年均增长28.2%,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国民收入分配向国家和企业的倾斜,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2000年为46.4%,2006年下降到36.2%的历史最低点。由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经济增长不得不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还必然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入手,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为此,要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尽可能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同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4]。今年猪肉和食用油价格虽然上涨,但总体来看,农产品价格水平仍低于1997年。农产品价格的适度上升,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当前,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应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通过建立国有资本预算,从国有企业近几年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再从近几年财政增收中拿出一部分,集中用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5.3 扩大中低收入群体供给
以房地产为例。适合中低收入群体的房地产产品供给过少,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十五”期间住房投资占房地产投资的60.9% ,其中建成的经济适用住房面积占住宅施工面积的67.4% 。为68.38万平方米。按2005年户籍人口计算平均每人2.7平方米。同时房屋空置面积增加。“十五”期末住宅空置面积达6.511平方米,其中经济适用房占52.4% ;空置3年以上的经济适用房占住宅空置面积的29%。因此.出现了房价居高不下。适合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适用住房满足不了需要,小户型廉价房屋供给的楼盘开发较少。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住房消费需求的增加。未来政府要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引导企业调整投向,增加面向中低收人群体的商品供给体系。使各个阶层在各取所需的多样化选择中扩大消费与刺激投资。
5.4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社会保障是社会安全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发展公共服务的重点。《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社保体系的总体框架,即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方面,重点是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采取多种方式充实养老基金,提高统筹层次,同时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方面,要推进城镇职工、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提高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全国城市和农村各有2 000多万人已享受到低保,要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完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要解决好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健全廉租住房制度,稳定城市住房价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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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消费失衡 篇3
社会总需求由投资、消费和出口组成, 投资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需求作为最基本的需求, 具有不可替代性,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从发展趋势上来看, 2000年~2006年, 中国平均最终消费率从61.1%下降到2006年的51%, 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消费率78%的水平, 而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率却一路走高 (见图1) 。
资料来源:根据2001年~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
随着投资的大量增加, 生产资料价格开始出现高位运行, 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日趋紧张, 消费物价逐步上涨, 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局部地区和个别行业出现投资热。回顾改革开放以来, 这种格局已经导致了多次经济过热, 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局部经济过热迟迟难退, 与此也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十七大报告提出“以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的决策是非常及时的。深刻剖析当前中国投资消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危害是十分必要的。
一、当前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
由于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前需求, 实为下期供给”的双重特性, 导致投资只能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最终需求”:它需要合理比例的消费的支撑。与其它国家相比, 中国的投资率长期偏高, 而消费率又长期偏低。长期实行的“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 难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1. 投资与消费关系严重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实行“高投资、低消费”、投资拉动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GDP中投资比率过高, GDP中资本形成率自1983以来没有低于过35%。与韩国和日本经济成长的数据比较, 中国的GDP投资率高出其15%至25%;再加上政府为了快速集中和利用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 迅速形成和积累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资本, 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将本应转化为农民的消费部分侵蚀为投资, 进一步加剧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调。
2. 社会收入差距不正常扩大
因为投资更多地转化为财政收入、资本收益, 转化为工资收入的比例明显不足, 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居民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统计, 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5, 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 如2006年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 还达不到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33%, 且与1990年相比, 下降了13.2个百分点 (见图2) 。
图表来源:根据1990年~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绘制
另外, 城镇不同行业、相同行业层级间收入差距, 也出现了扩大的趋势。与其他行业相比, 金融、电力、电信、公务员、石化等行业收入水平明显偏高, 以劳动作为主要生产要素获得收入的人群, 如产业工人、农民等, 收入水平明显偏低。
3. 居民收入不稳定性和预期支出增大, 消费减少
城镇居民收入中, 不稳定性收入比重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化, 企业更加注重经济效益, 在市场威胁增大时, 首选的方法是缩减人员, 导致城镇居民下岗风险增大, 在没有收入的时候, 城镇居民会被迫动用储蓄, 因此, 到目前, 过去的积蓄, 已经日益成为城镇居民抵抗风险的手段。近几年, 中国居民收入来源结构发生了变化, 工资性收入比重日趋降低, 或然性收入的比例不断增加。又由于居民日常消费所依靠的大部分是持续性的收入, 对于预期以外的收入大都采取储蓄的方式, 导致近年来居民收入增加, 并未形成消费支出的增加。
4. 信用工具不健全, 即期消费受限
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 带来产业升级和产业资金密集度的提高, 带动生产/消费资料、土地价格、能源运输等基础产品、服务价格的上涨。受体制和政策因素的制约, 住房、汽车等消费价格过高。在居民收入尚无法负担一次性购买这些高档消费品的时候, 需要现代消费信贷的支撑。由于中国金融机构功能不健全、信用制度缺乏和消费观念转变滞后等方面的原因, 消费信贷并没有得到应有发展。这种情况极大地限制了即期消费的提高。
二、当前我国投资过热
1. 大量投资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刺激外贸过快增长, 形成贸易摩擦
自2000年以来, 中国经济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供给驱动投资形成产能过剩, 造成部分行业产品供大于求: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水泥、电力、纺织、家电、房地产等行业尤为突出。
产能过剩导致大量产品寻找国外市场, 出口剧增形成巨额贸易顺差。自2001年底加入了WTO以来, 中国的对外贸易已连续六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 2007年的对外贸易总值比2001年增长了4.26倍;与此同时,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增速远远超过了贸易总值的增速, 2007年的贸易顺差额比2001年增长了11.6倍。
外贸顺差增长过快, 加剧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如欧盟及美国的贸易摩擦:欧盟在2007年已多次表态希望中国加快人民币的升值步伐, 以减少中欧之间的贸易顺差;美国国会则在2007年中提出了50多项对华贸易保护议案。
2. 投资热刺激货币过量投放, 通货膨胀的风险加大
投资过热刺激资金需求, 导致银行货币投放量增加, 造成流通领域资金量过多。自2003年以来, 中国货币投放每年增幅保持在15%~25%之间, 加上其他杠杆资金投放, 货币总体投放年增长30%以上。流通领域资金过多触发价格上涨, 物价上涨反过来激发投机行为, 致使紧俏物资价格不断上涨, 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3. 投资持续过热, 投资效益明显下降
2003年以来, 中国固定投资效果系数持续偏高, 即新增1单位GDP需要的投资额明显上升。1992年~1996年间,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平均为1.74, 而2003年~2005年间, 该值上升到3.6。或者说, 1981年中国1元投资可以带来国内生产总值0.356元的增加, 2005年则下降到0.253元, 这一比值, 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生产1美元产值产品, 中国需投入的成本达到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和印度的2.5倍。
4. 投资过热增加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2003年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的“高投资——高资源消耗——低效率”模式, 形成“高投资——低效率”“高资源消耗——更高投资——更低效率、更高资源消耗”低效率循环, 导致煤电油运全面紧张, 也加重资源环境压力, 逐渐形成难以恢复性的破坏和耗竭。
三、当前我国消费率偏低
1. 消费率长期偏低, 制约经济可持续增长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中国消费水平长期偏低, 目前的消费率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差距也相当明显, 且居民消费额并未随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而增加。这意味着:我国单位劳动成果中, 可供消费 (享用) 的部分较少, 而转化为投资的部分较多。长期过低的消费率, 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2. 居民消费性支出占收入比重连年减小, 消费倾向明显下降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逐年增加, 但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 却由1985年的90%减少到2006年的74%。居民消费倾向明显下降, 储蓄倾向增强。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数据计算整理
3. 城乡消费环境较差
不良的市场交易秩序, 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欲望。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 重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有调查测算, 如果农村电价降低40%, 电视信号质量明显改善, 村村通自来水能够实现, 每百户拥有的彩电将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11.5台, 洗衣机提高22.6台。
摘要：新一轮经济周期, 带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暗藏着隐忧:在投资领域中,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银行不良资产压力加大, 投资膨胀机制尚未根除, 投资效率不断降低的问题还很突出;在消费领域中, 消费性支出占收入比重连年减小、居民消费倾向明显下降, 消费环境较差, 有效供给不足、市场疲软,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严重。这些问题的后果十分严重:经济增长大起大落、资源掠夺加剧、物价上涨、金融风险迅速聚合、政府负担加重。
关键词：投资,消费,问题,危害
参考文献
[1]刘立峰:消费与投资关系的国际经验比较[J].经济研究参考, 200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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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文涛:当前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北方经济, 2006 (3)
投资消费失衡 篇4
目前我国处于“快速转型期”。国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 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我国的收入分配由初始的计划分配转变为市场决定的分配方式, 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成熟, 造成了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 而且这种差距可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状况的恶化而继续加大。
收入作为消费的根源直接影响一国的消费需求, 收入差距的扩大造成我国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并呈现出逐渐下降的态势 (见图1) 。近年来, 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力量。但是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 消费的力量至关重要 (见图2) , 我们必须把拉动经济的重点放到提高居民消费为主的增长上来, 而这又有赖于居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
二、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一) 初次分配结构不合理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住户、企业和政府三者中完成的。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在根本上决定了分配状况, 因为住户部门是“主力”消费部门, 其可支配收入的大部分将用于消费;企业部门是纯粹的储蓄部门, 全部可支配收入都用于储蓄 (可以理解为投资) ;政府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介于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之间, 兼有消费和储蓄, 但其消费的比例会小一些。基于不同部门支出性质和结构的不同, 国民收入在住户、企业和政府间分配情况的变动, 会对国民经济消费结构产生重要影响。鉴于此, 收入的初次分配结构直接影响最终消费水平。考察我国的情况, 发现我国在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存在结构不合理的现状, 其表现为:政府收入逐年增多而且收入增速逐步提高, 政府财政收入增速由1995年的19.6%上升到2011年的25% (1) , 可以说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正在经历一个持续上涨的过程;企业由于现存的投资过剩局面, 其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也呈上升趋势 (所占比重从199 2年的19.06%上升到2011年的32.63%) , 大量的企业利润并没有进行正常的分红或者用于扩大再生产。由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的逐渐提高, 大量挤占了居民收入分配的空间, 居民在初次分配中获得收入的比例降低, 居民部门所占比重则从1992年的65.41%下降到2011年的45.34%。
(二)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首先,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1985年我国城市经济改革开始以来, 城市居民的收入日益多元化, 同时在不同的行业中出现了收入分配的“资本化”倾向 (2) 。虽然劳动收入仍处于收入的主导地位, 但是其他收入成分增加已经拉大了收入差距。由2011年城镇居民收入组数据 (见表1) 可以看出, 在2010年, 城镇居民10%高收入人群与10%低收入人群的人均收入比是3.43∶1, 在1995年和2000年该数据分别为2.6∶1与3.31∶1。隐藏在这种收入差距扩大背后的是城镇居民金融资产拥有量的巨大差异最高收入户家庭与最低收入户家庭拥有金融资产之比为52.3∶1, 金融资产作为居民收入中最活跃的部分, 在扩大收入差距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发明显。我国城乡经济存在“二元化”态势, 城乡经济发展不同步而是割裂的, 虽然今年我国一直重视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但是这种城乡经济分割发展的状态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善,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在加大。这种趋势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 转为城市劳动力, 由此带来了城乡收入的进一步扩大, 农村的消费需求持续的降低。由图3可见, 从1978年至2011年间, 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提高的同时差距日趋扩大。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7倍, 到2000年该数字变为2.78倍, 2011年达到3.13倍。这些数字只是单纯从可支配收入考察, 如果考虑城镇与农村在医疗保障、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 那么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将近一步扩大。
11 (年份)
(三) 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
通过2011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 目前不同地区居民收入扩大化趋势明显:总体表现为东部地区收入大于西部地区, 南部地区收入大于北部地区 (3) 。以浙江省和贵州省为例, 2011年浙江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贵州省的1.88倍。在1995年和2000年这一数据分别为1.58和1.81。这种现象并不只存在于这两个省份, 而是大部分的东部省份收入远高于西部省份。我国政府一直坚持“西部大开发”战略, 但是实际的效果并不乐观, 虽然西部各省份的收入提高明显, 然而其与东部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三、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消费影响的分析
由前文所述, 我国目前存在比较严重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 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给居民带来实际收入上的大幅提高, 进而影响我国的消费需求, 这与快速发展的经济并不相符 (见图4)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分析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对我国的消费需求有怎样的影响。
四、城镇、农村收入与消费分析 (1993-2011年)
(一) 收入分配对于消费影响的作用机制分析
在研究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时, 首先考察的是平均消费倾向, 即在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支出在收入中的比例, 其表达式为APC=C/Y, (4) 其中APC为平均消费倾向, C与Y分别为消费量和收入。它比较直观地反映了收入水平与消费量的关系。根据凯恩斯的宏观消费理论, 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呈递减状态, 但是该递减状态是出现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可以满足自身的各项需求之后, 如果收入继续提高才会出现的情况。根据估测, 该收入水平应该为人均GDP达到6 000美元 (5) , 但是我国目前的收入水平明显没有达到这一水平。因此, 作者认为, 这种平均消费倾向非正常的下降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关。
为了研究收入差距扩大对于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 本文将主要研究我国城镇居民中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特点及其他影响消费的因素, 以得到收入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相应结论。
1. 高收入者财富量大、消费倾向偏低。
高收入人群的人均年收入达到49 090.08元, 最高收入组 (10%) 的人均年收入为57 480.33元。这一群体大多是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产生的, 他们大多处于优势行业, 收入稳定并且对未来的收入有着较强的信心;同时, 他们凭借自己收入上的优势地位可以抵御各种体制改革带来的冲击, 其消费状态稳定。
高收入者的消费特点是:第一, 消费已经脱离温饱的目标, 耐用品消费已接近饱和。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 食品支出占其收入的31.58%, 交通和通信与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较高, 分别达到17.29%和13.05%。第二, 消费存在攀比性、炫耀性, 他们往往追求发达国家居民的消费方式, 对奢侈品有着很强的消费倾向, 但是由于国内的高档消费品供给不足, 这部分消费需求大多转移到国外市场, 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进行了“转移支付”。第三, 由于他们的消费已经接近了自身的极限, 处于“有钱不知道去哪里花”的状态, 出于保持高收入和利用自身财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他们会进行更多的投资而不是消费。
2. 中等收入者收入占比下降, 储蓄倾向较高。
这部分人占按收入等分组的60%。其在2011年的人均年收入处于1.6万元～2.8万元之间, 平均达到2.19万元, 其恩格尔系数处于0.38～0.43之间, 消费性支出与收入之比为0.71, 中等收入人群收入占全部总收入的比例从1991年的40.4%下降到2011年的34.25%。
这部分人群的生活水平已经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 他们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 对于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支出比例较高, 更期望高收入者的生活状态, 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但是他们的消费倾向并没有真正转化为实际的消费支出, 这是因为中等收入者的消费行为更符合“生命周期假说”, 他们强调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消费的最佳配置 (6)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改革 (7) 时期, 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增加, 这种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中等收入者的冲击最明显。2011年中等收入者用于住房、医疗服务、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29.77%, 远高于1993年的16.5%。同时, 伴随着2006年以来的通货膨胀逐渐升级的情况, 这部分人群会提高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水平, 他们对于未来实际收入的预期不再乐观。
由于以上原因, 其较大一部分收入被用作预防性储蓄而不是消费, 这部分人处于“有钱而不敢花”的状态, 这对于消费需求的影响极大。因为合理的分配布局应该是一国中等收入者占社会总人口的绝大部分, 而且获得较多的收入分配比例, 但是我国呈相反状态, 有限的收入增长面临着众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预期风险, 导致了中等收入者消费不足。笔者把这个群体称为“海绵群体”, 这部分人群手中持有较高的储蓄数量, 他们并不是没有消费欲望而是没有消费的动力。
3. 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不足。
在我国的统计中, 低收入者占按收入等分组中的20%。2011年低收入者人均年收入为10 002.64元, 分别是高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的20.37%和45.7%。其收入的55.2%用于食品和服装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 而用于耐用消费品、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人均支出仅为1 025元。
这部分人群通常由三部分人构成:第一, 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务工人员;第二, 由于企业改革而失去工作的下岗工人;第三, 依靠养老保险生活的老人。这三类人处于“无钱可花”的状态, 他们通常缺乏稳定和较高的收入, 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悲观, 储蓄较少而无法转化为消费。他们的消费行为比较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 即当期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他们的消费水平, 而这部分人通常收入水平刚刚满足其生活的基本需求, 虽然有消费愿望但是并没有相应的收入作为支撑, 因此他们的消费需求不足。
由以上分析可知,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时间, 随着我国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特殊情况, 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这种扩大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消费阶层被严重割裂, 各阶层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进而对我国的消费需求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
(二) 收入分配对消费影响的计量分析
以上部分对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从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 本部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的计量分析, 利用实证的方法进一步验证收入分配失衡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选取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作为代表消费的变量, 它是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能够直接反映出消费变动情况;选取基尼系数代表我国的收入分配失衡情况, 它能准确地代表收入差距程度。本文选择1993—2011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构建如下计量方程,
其中APC为我国居民年平均消费倾向, Gn代表各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利用Eviews对以上方程进行回归得到以下结果 (8) :
分析以上计量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 基尼系数显著性明显, R2=0.862说明其代表的居民收入差距确实给居民的消费带来了显著的影响, 但是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并不完全由收入分配情况决定, 收入水平提高等因素也会影响平均消费倾向;第二, 基尼系数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弹性系数值为-0.755, 说明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即收入差距越大消费减少越多, 并且城镇居民消费对于基尼系数的变动比较敏感。
以上计量结果的经济学意义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将会使社会财富向少数高收入者集中, 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 高收入者受生理极限制约和自身的消费特点, 消费倾向持续低迷, 使他们的高收入无法转为消费;低收入者与中等收入者有消费欲望但无力消费。这种现象的综合结果将是全社会消费倾向不断下降, 造成我国目前的消费需求不足, 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是通过这种作用机制, 当前城镇收入差距的拉大才引发了城镇消费倾向的下降和消费需求的不足。这与前面的分析结果相吻合。
五、对收入差距的深入思考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对我国的消费需求进而对经济持续均衡发展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笔者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比较大, 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也应该理智地看待和分析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也是复杂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其结果是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 这是改革的“成本”也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 同时也是“帕累托改进”的过程。然而目前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现在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由许多不合理因素造成的, 例如寻租、垄断、腐败以及利用特权取得不合理收入的行为, 这些行为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结果的。因此, 今后的改革目标是要消除这些行为, 一部分利益群体必须做出让步。
2.收入分配改革是整个经济改革的一部分, 它必须依托于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 不能把它独立于整个改革的体系之外。收入差距的扩大使我国现在处于转型期各种无序状态, 改变这种情况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应该继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 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优化产品结构和强化自主创新, 这样才能摆脱经济发展过分依靠国外市场和投资的现状, 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
3.充分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重要作用。[11,12]收入的再分配是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的重要途径, 这种再次分配不会由市场自发完成, 因此政府不能采取不作为的态度, 而应该积极地制定合理的再分配制度, 灵活利用税收、财政补贴等行政手段, 在合理的范围内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 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同时加快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步伐, 降低这些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尽快增加遗产税、住房税的设立, 抑制高收入人群的遗赠动机。利用这些措施提振整个社会的消费信心。
摘要：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收入分配情况却呈现出失衡的状态, 收入差距正在扩大。收入分配情况直接影响一国的消费需求总量和结构, 我国的消费需求内需不足, 为利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较大阻力。为此, 今后应致力于消除由不合理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继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 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 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投资消费失衡 篇5
(一)投资和消费增长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达到经济快速腾飞的目标,中国一直采用以投资扩张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虽然实现了经济总量的长期高速增长,但消费不足、投资过剩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渐凸现出来。
我国的经济从总量来说呈现出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而经济增长较快的基本态势。就内部分配结构而言,则是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并存。从结构指标的变化趋势来看,从2000年之后,消费率呈下降趋势,而投资率呈现上升趋势。在图中,消费率从1995年的57.4%上升到2000年的62.5%以后,以后各年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06年达到47.7%的最低值。而投资率在经历1995年到2000年间小幅度的下降之后,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2001-2004年间,投资率进入一段快速增长期,从12.1%攀升至26.6%,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投资率水平,这与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双松”的经济政策是必然联系的。2005年至今,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紧缩和一些行政干预政策的出台,投资率增长速度有所缓慢。但就全国范围而言,消费与投资确实已不成比例。
依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分析可得,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城镇居民比同期农村居民人高,城乡居民收入比差距逐渐拉大。从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角度来看,城乡的差异性表现在城镇投资过多,消费过少,消费倾向偏低;农村则是投资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生产发展不利,农民收入偏低,进而农民人均消费低于城镇人均消费。
(二)房地产投资过热,风险加大
近年来,住房商品化改革和个人住房贷款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住宅市场迅速发育成长,房地产投资增速逐年加快。2014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95036亿元,比上年增长10.5%。其中,住宅投资64352亿元,增长9.2%;办公楼投资5641亿元,增长21.3%;商业营业用房投资14346亿元,增长20.1%。当前房地产投资的高速增长,无疑得到了住房贷款快速增长所形成的需求支持,如果住房贷款增长过快,造成购房需求过旺及房价过度上涨,便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及金融风险。
(三)城乡生产性投资和金融投资的失衡
与城市相比,对农村地区的生产性财政投入不足,产业政策明显忽略了农村地区,造成了农村生产落后,农民收入偏低。而中国政府多年来对农村的生产性投入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城市金融快速发展,农村金融服务缺乏,城乡生产发展不成比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取得了形式上的长足发展,建成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商业银行和保险、证券、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但这套体系还未完全覆盖广大农村地区。在农村金融匮乏的同时,城市金融却在蓬勃发展,势必导致资本在城市过分的聚集,限制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收入。
(四)农村地区教育的投入不足
教育的落后,直接限制了农村地区居民收入的提高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字,2014年国家财政支出中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有2.09%,不但尚未实现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二十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甚至连同期发展中国家4.1%的平均水平都未达到。
二、投资失衡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过度介入生产领域
按照大多数亚洲特别是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取得了成功,但是,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其复杂性越来越强,政府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力不从心。在通过政府投资来带动投资的增加,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方面,政府显然走入了一个误区,对自身的错误定位。政府介入生产领域,必然对私人投资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
这一经济政策导致中国对贸易依存度增加和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一方面,中国高度的贸易依存度必然要求国内不断扩大生产,来满足国外部门的需求。另一方面,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本身就是投资的一部分,由于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广阔的市场,中国对外资一直保持较高的吸引力。目前中国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三、投资失衡的应对措施
(一)工业反哺农业
目前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仍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一方面,农村地区的工业发展缓滞,另一方面,农业产业结构依然十分落后。这些都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因此,要想快速实现农村地区工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升级,必须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
在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基础上完善立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与管理、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外,最重要的是增加对农村和农业生产的生产性财政投入,即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这样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农民发展生产,同时也有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私人资本流向农村。同时,财政应当在农村配合货币政策,共同构建农村金融体系。以解决农村地区投资不足的问题,增加农民收入。
(二)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
21世纪的经济是知识经济,人才是关键。因此,政府必须大力投资于科技教育,以科教兴国。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落后问题即解决农村人才培养问题。而目前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很少,而这其中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关注度也可想而知。虽然现在农村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无奈受师资力量和学费的限制,很难保证农村孩子可以享受到和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水平。又随着通货膨胀的影响,使得农村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增加,加重家庭负担,难以刺激农村消费增长,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引导民间资本介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在总额有限的财政收入中,要增加对教育、医疗、养老的投入,必然会减少其它项目的支出。从当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居高不下的现状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现在中央财政的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依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和发展较好的城市的基本建设投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较发达的城市为了保持发展势头,需要中央投入;发展较为落后的城市为了赶上发展好的城市,也需要中央投入。各个地方都有向中央要求投资的理由,而中央财政对其尽量满足的直接后果,就是对农村的投入受到限制。介于这种情况,可以在一些民间资本聚集的地方,引入基本建设,由他们进行投资。这样做的结果,可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分担中央财政的负担,使得财政支出可以更多地投向农村。
(四)放宽信贷政策
房地产市场需求及投资扩张的空间很大,是未来很长时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支柱。维持目前增长势头的关键在于保持住货币政策放松的势头。在保持货币量足够增长的同时,维持对消费信贷和市场投资信贷的支持,尤其是对房地产消费信贷的支持。放宽对本土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刺激社会的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维持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
(五)转变经济政策
从现实来看,中国也已具备了对外投资的资金与技术能力。只要选好项目,收益也应该是有保障的。中国应该大力发展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此外,政府应督促大型国有企业砍掉盲目投资项目,尤其是国外的低报酬率项目,转而投向国内的有发展前景的项目,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此外,要升级出口商品的结构,配合产业政策,启动出口商品生产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转移的机制,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高级化,并由此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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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刚明.当前中国经济的失衡变动与政策选择[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6.8
[3]任保平.结构失衡新特征背景下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制[J].社会科学战线,2013.8
投资消费失衡 篇6
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投资、消费及出口。目前我国消费市场低迷,同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量也在不断下降,因此,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般来说,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对于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有着重大影响,产业结构合理才能使通过投资提供的社会供给更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只有确定合理的投资结构,投资环境才能得到进一步改善,经济结构得以优化,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但是受不同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投资结构失衡问题愈加突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先找出我国目前投资结构失衡的具体表现及其成因,只有这样才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调整,使投资结构趋于合理。
2 我国目前投资结构失衡的具体表现
2.1 投资主体结构不均衡
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投资活力不断增强,但是对比国有及其他投资而言,仍然处于落后状态。而且从投资总量上来看,民间投资所占比重仍然小于国有及其他投资。因此,目前国有投资仍然是拉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民间投资,增幅较小,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2 投资产业结构不均衡
目前,我国的投资产业结构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在投资总量中的比例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投资热度依然未减,第三产业的投资热度虽有所上升但比重较低。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进程阶段,虽然政府一直强调重视第一产业即农业,但是由于基础薄弱、风险大,投入仍然不足。第三产业投资规模继续扩大,但增长相对缓慢。相比之下,第二产业近年来增长速度依然未减,很多传统工业产能过剩比较严重。
2.3 投资区域结构不均衡
目前,我国投资区域结构失衡虽然较之前有所好转,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得到优先发展,虽然快速拉动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东、西部地区差距日益增大。近年来,国家陆续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一系列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投资重心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速逐渐超过东部地区,但是从投资总量上来看,东部地区仍然高于中、西部地区,区域差距依然显著。
3 我国目前投资结构失衡的成因
3.1 投资体制不完善
从投资体制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的过度投资和政府的行为有一定关系。政府主导投资的特征较为突显,尽管近年来开始强调政府职能转变,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落实。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在总投资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政府投资常常在投资的扩张中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当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靠刺激投资拉动经济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时,政府的激励机制也需要改变,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使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一个更均衡的、更有效的角色。
3.2 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
目前我国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具体表现为:市场体系不健全及市场规则不健全。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混乱和无序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市场规则不完备,市场准入不够完善。在规则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市场是扭曲的,效率低的投资得不到淘汰,占用着社会资源,投资结构也难以优化和合理。
4 针对投资结构失衡的相关应对措施
为了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其内生动力,必须对我国目前失衡的投资结构进行调整,使其合理化。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4.1 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突出市场导向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调整投资结构,需要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突出市场导向。只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功能,才能逐步实现我国投资结构优化。毕竟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为各个主体提供服务,并为其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在实际改革的过程中,要着重关注审批制的改革,增强其透明度。在审批管理时,不仅要体现改革的指导思想,更要切实符合各区域和各产业的实际发展情况。与此同时,要强化责任制的概念,遵循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把责任落实到个人。
4.2 充分利用国家宏观调控手段
第一,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
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一是调减国债规模。近年来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一直处于较高状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投资,但较高的债务水平,导致财政风险不断增加。因此,今后要逐渐降低国债发行规模,控制发行数量,拓宽筹集资金的渠道,如此才能摆脱经济发展对国债资金的过度依赖。二是调整国债投资的结构。从投资主体的角度来看,今后除了应减少不必要的国有投资,还要适当加大对民间投资的支持力度;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应该增加对基础设施、教育等公共基础方面以及现代农业、新型战略产业等的投资;在区域结构方面,应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第二,减免税收。
近年来,我国一直实行扩大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支出的同时,税收征管也更加严格,除去债务支出,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财政支出。这些政策的实施,损害了企业的部分利益,间接抑制了民间投资规模的扩大。对付通货紧缩,通过适当减免税收,可以增加企业的投资信心,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尤其是对于国家鼓励的新兴战略产业以及现代农业、环保等给予适当的税收抵扣及减免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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