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消费结构（共10篇）
投资消费结构 篇1
摘要：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严重偏低, 投资率偏高, 投资消费比已经偏离其合理水平。中国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财税体制及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应从分析消费和投资结构出发, 通过实施一系列有效的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 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消费率,投资消费结构,对策建议
从用途上, 国民收入可以划分为投资和消费。投资结构及其变动决定消费结构的变动范围, 而消费结构为投资结构提供了依据。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一直是高投资、低消费的情况, 90年代后更是呈现出消费率不断下降、投资率不断上升的趋势。2008年, 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实施了经济刺激计划, 而有关该计划是否会加剧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讨论一直以来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在此背景下, 合理分析中国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成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回顾
已有研究更多地关注投资率, 对消费率的讨论较少。国外的有关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 马克思也曾系统阐述了积累率问题。凯恩斯则从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的角度指出, 合理投资水平应该与消费互补, 并以充分就业为标准。钱纳里通过实证得出在工业化进程中, 投资率、消费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动态相关性, 投资率的演变过程类似一个“鞍马型”曲线。
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对最优投资率标准进行了详细具体的界定, 由以往的固定比率变为动态比率区间。孙炎林认为中国的投资率应该维持在40.8%左右;吴忠群认为, 投资率合理区间应为35%—38%;卢中原预测2000—2010年间中国的投资率在30%—40%, 2020年以后在30%—35%。在探讨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关系时, 钱纳里的分析模式被广泛采用, 学者普遍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消费率平均为60%左右, 在波动中呈现出下降趋势。
二、中国消费与投资结构分析
(一) 中国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演变趋势
1978年以来, 中国投资率呈现明显的上下波动, 其变化可以分为四个“U”型周期, 但整体而言还是上升态势, 且1990年以后投资率均高于35%, 到2012年投资率已逼近50%, 明显偏高。而中国消费率从1978—2012年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下降0.38个百分点, 2000年以来, 消费率更是急速下降趋势。具体来说, 消费率的变化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1981年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消费率上升速度较快, 3年间上升了5个百分点;1982—1995年为第二阶段, 消费率下降了8.4个百分点, 虽然其中个别年度有短时上涨, 但整体趋势是缓慢下降。1996—2001年为第三阶段, 消费率相比于上一阶段有所增长。2002—2011年为第四阶段, 消费率呈现出持续大幅度下降, 平均每年下降1.05个百分点。
(二) 中国消费率内部结构的演变
由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显著的城乡差距, 有必要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和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进行分析, 两者呈现了不同的变动趋势 (见图2) 。1990年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率明显呈现出下降趋势。1990—2012年, 农村居民消费率整整下降了27.4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下降1.25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相反的缓慢上升的变化趋势。但2008年以来, 城镇居民消费率增长缓慢, 这表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进入了瓶颈期。
(三) 消费率的国际比较
1990年以来, 除东亚国家之外, 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基本都在60%以上;而自1993以来, 中国居民消费率基本都低于60%, 比高收入国家低了11—16个百分点。根据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 当人均GDP为1 000美元左右时, 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2003年, 中国人均GDP为951美元 (接近1 000美元) , 但居民消费率仅为43.4%, 这远远低于该阶段的国际平均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1990年以来中国消费率从总体上看呈现出长期下降的趋势;第二, 从居民消费率的内部结构来看, 1990年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 城镇居民消费率小幅上升, 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源于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下降;第三,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远远低于目前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的平均水平。
三、中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的成因分析
(一)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因素
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及教育资源等各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在就业方面处于弱势, 就业收入也偏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商品流通成本较大等原因都导致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力薄弱, 进而对中国消费需求扩张产生不利影响。
(二) 财税等体制因素
分税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 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盲目地投资, 导致粗放型投资模式的出现。住房制度改革使居民住房逐步实现商品化, 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买卖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 导致人们刚性的住房需求压制了对其他商品的消费需求。
(三)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于政府干预、行业垄断等原因, 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4, 自2008年达到0.491的峰值后稍有回落, 但按国际标准, 0.4以上就表示收入差距较大。由于富有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贫穷者边际消费倾向较高, 较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就导致了较低的社会消费水平。
四、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若不能改变, 最终只会造成大规模产能过剩。为此, 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时, 应充分考虑投资消费失衡因素。因此建议:第一, 加快推进户籍改革,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剥离户籍内含的各种福利,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制度。第二, 推进城市化进程,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通过城市化带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对房地产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加大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 降低农村居民市民化的门槛。第三, 完善收入分配结构, 加大社会保障投入。调整个人所得税, 针对高收入阶层征收物业税、遗产税等, 将社会保障政策惠及广大中低收入阶层, 并逐步提高保障标准。
参考文献
[1]杜亚丽, 孟耀.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的影响及其对策[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10, (3) .
[2]樊明.中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政治因素——基于中美政治制度比较的一种解释[J].经济经纬, 2009, (2) .
[3]梁娜, 赵翠平.浅谈中国投资与消费的失衡[J].科技和产业, 2008, (4) .
[4]邹卫星.中国消费投资失衡的不良影响与调整方略[J].现代财经, 2008, (6) .
[5]李同宁.中国投资率与投资效率的国际比较及启示[J].亚太经济, 2008, (2) .
投资消费结构 篇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上上下下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当今对经济结构的共识是投资依赖度过高而内需不足。问题真是这样吗？从官方统计数据看的确如此，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总是一马当先，而高储蓄率也支持这种投资拉动模式的持续。但如果把这些关键性指标系统地做一个相关性分析，会发现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错乱。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原因在于官方统计的偏失。
消费对GDP的贡献低于投资吗？
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过去10年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均超过最终消费，即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靠投资拉动。但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进行一致性分析，可以发现自2006年之后，投资增速与GDP增速之间存在明显的背离现象，如在2005-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的过程中，GDP增速却出现了上升。既然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是靠投资拉动的，那么，这一背离现象就足以引起人们对投资规模数据可靠性的怀疑了。
若从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看，1992年约为0.84，到2006年达到3.61，近年来已经超过8，即增加1元的GDP，原本只要增加0.84元的投资，现在则需要增加8元。这当然可以解释为边际投资效率的降低，但是否也可以解释为投资的“水分”越来越大呢？虽说土地购置成本的上升等价格因素也是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虚增的原因，但即便用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速来考察，也同样会发现其有虚增嫌疑。
再从投资过程的实物投入看，钢材和水泥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中占一定比例，假如这个比例恒定，那么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10%，钢材和水泥的用量也应该增加10%。然而，从统计数据看，2001-2011年粗钢产量的复合增长率为16.25%，但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复合增长率为22.63%（扣除价格因素），每年平均竟相差6个多百分点，说明粗钢产量并没有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越来越小。如2011年粗钢产量为6.84亿吨，同比只增长7.3%，但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为15.9%，超过粗钢产量增速8个百分点。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水泥，因为水泥的保质期较短，不宜储存或对外出口。据统计局数据，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中每亿元所含的水泥产量为1.7万吨，而到2011年仅为0.67万吨，即便考虑过去10年水泥的价格上涨因素（按普通硅酸盐水泥价格涨幅计），也要比10年前减少了一半左右。
钢铁和水泥产量实际增速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统计存在高估的可能。高估的三个主要路径是：项目转包、统计报表虚报和偷工减料。项目转包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每转一次，就可以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如果转包5次，或许实际发生的工程费要比计划少掉一大半。此外，有些项目存在虚报价格、从事关联交易的财务欺诈行为的可能性；还有些申报项目为能获批而支出的公关费用、招标过程中发包方得到的回扣等支出，往往也计入工程款项而被统计入固定资产投资中。至于在偷工减料方面，把钢筋拉长拉细以降低成本等，更是屡有耳闻。
投资被高估，不仅在统计上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而且也需要对居民收入进行重估。笔者曾发现，多年来中国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存在低估现象，且低估的程度越来越大，2011年接近8万亿元。而居民收入低估，又可以从逻辑上推断出全社会消费能力被低估。
消费可以分为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两大部分，被低估的更多应来自服务消费，因为我国服务消费占个人消费的比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如我国住房的估算租金未能纳入消费统计，换言之，美国和中国用以估计住房消费的统计方法存在较大差别，而中国的自有住房率超过80%。服务消费被低估的另一端则可能发生在餐饮、娱乐、旅游休闲、保健、家政服务等服务业的子行业中，因为这些行业集中度很低，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企业占比很低，故被纳入全面统计范围的企业样本占比很低，限额以下企业的营业收入则通过抽样调查获得。
以餐饮业为例，据统计局数据，2009年限额以上餐饮住宿企业的餐饮收入仅占全国餐饮收入的16%，实际占比可能更低。为了少纳税，即便是限额以上企业也存在少报营业收入的动机。如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餐饮收入额为2.06万亿元，这显然是低估了，因为美国同期的餐饮收入额就达到3.8万亿元，作为一个崇尚美食文化及公款吃喝盛行的13亿人口大国，其餐饮消费怎么可能远少于只有3亿多人口的美国呢？据统计，中国大部分高档星级宾馆的餐饮收入超过住宿收入，这是西方国家宾馆难以企及的，足见中国餐饮业之繁华。
我们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印证奢侈品消费及奢华服务消费存在低估现象。如2011年汽车整车进口103万台，同比增长28%，进口报关金额432亿美元，同比增长40%，进口额增长远高于进口量增长。而同年国内轿车销量仅增5%左右。据澳门统计及普查局的数据，2002-2011的9年中，澳门博彩业收入从235亿澳门元升至2691亿澳门元，增加了10倍（图1），且2010年的收入已经是拉斯维加斯博彩业的4倍。而在澳门消费的主体人群来自内地，这一数据既说明中国服务类消费规模惊人，也折射出高收入群体这些年来收入涨幅惊人。
自2005年开始，用支出法计算的GDP增长因子中，消费都略低于投资（2009年除外），如果考虑投资被高估和消费被低估的因素，则可以确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投资了。
高储蓄率导致内需不足吗？
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属全球最高之一，很多人通常把高储蓄率的成因归咎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下的子女教育、婚嫁和防病养老等需求。中国的高储蓄率甚至为发达国家所诟病，因为中国多储蓄少消费，导致发达国家贸易赤字。但事实并非这样简单。中国百姓的实际储蓄水平并没有表面数据反映的那么高，尤其是中等及以下收入的居民。因为国民储蓄率是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之和，再除以总可支配收入或GDP。如1992年国民总储蓄与总可支配收入之比为36.3%，基于同一口径，2008年国民储蓄率达到51.3%的历史高点，储蓄率快速上升主要是由于政府和企业储蓄的增加，而居民储蓄占GDP比重一直维持在20%左右。即便是国民总储蓄率中贡献最少的部分，居民储蓄率也还是被高估的，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明显低估现象（如前所述），这导致居民储蓄率的分母被估小了。同时又由于收入过于集中，对大部分普通居民而言，其家庭储蓄率并不高。
既然国民高储蓄率背后的事实是普通百姓的储蓄率并不高，那么高储蓄率，以及认为少数高收入群体的高储蓄率导致内需不足的判断和推论也应该不成立。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居民的收入实际增幅非常高，当然，这主要体现在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上涨上，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据笔者测算，目前我国城镇最高收入10%居民与最低收入10%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在24倍左右，这大致可以解释过去10多年来货币超发而通胀不显著的原因：超发的货币大部分变成政府、企业和少数居民的储蓄，流入到普通居民口袋里的不多，而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是中低收入群体，投资率较高的则是高收入群体，故货币超发要传导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上，存在一定时滞。这同样也可以解释过去10多年来奢侈品消费增长惊人的原因，如茅台过去10年的涨幅接近10倍。
nlc202309040438
尽管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结构性问题凸显，但在GDP高增长的30多年中，结构性矛盾并没有明显地阻碍全社会内需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幅要超过名义GDP的增长率，而奢侈品消费的增速更是惊人，有关数据表明，1998-2008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10年增长10倍，2009年之后增速开始放缓，这是否与2009年开始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超过高收入群体有关呢（图2）？
虽然笔者认为统计局低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但相对指标变化是基于同一样本的观察，可以过滤绝对指标的误差，故仍具有参考性。图2表明，自2009年起，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超过了高收入群体，且最低收入10%群体的收入增速要超过最高收入10%群体4个百分点；2009年不仅是城镇居民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快速上升的起点，而且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城镇、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起点。其背景是全国性的低端劳动力短缺，各省纷纷上浮最低工资标准，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经历了多年不均衡发展后，经济结构的自我调整、修复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了。这实际上就是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上升的标志。
有权威机构预计，2012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增速和澳门博彩业的毛收入增速（图1）都会大幅下降，这是否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下降有关？如茅台最近开始跌价，艺术品拍卖市场步入低迷，而普通消费品价格的增速依然平稳。这些案例都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改善，中国经济的消费占比仍会上升，内需不足说并不成立。
区域均衡发展能改变经济失衡吗？
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这些口号已经深入人心，不仅中国大的区域发展提出了宏伟目标，而且中西部地区中的小区域都被批准列入重点开发行列，如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等等。自1998年开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速逐步加快，如今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增速还是规模都大大超过东部地区。
但巨额投资拉动下，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绩如何呢？从投资效率看，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应GDP产出，中西部地区总体远低于东部地区，如西部地区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产出的GDP已经从2000年的3.83元降至2009年的1.32元，而东部地区的产出率都在2元以上，广东省产出率更达到4元以上。
20多年来，中西部地区投资规模超前并被赋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其结果是投入产出比不断下降，这可以引出对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或落后地区大开发的三点思考。第一，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投资，能否形成规模经济？中西部地区地广人稀，除有矿产资源优势外，自然条件较差，故被批准设立的开发区越多，其规模经济水平就越差。从国际比较看，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但中国的大城市化率和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占比都偏低，约有50%以上的城市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全球一半的GDP是占其土地面积1.5%的地方创造出来的，中国东部地区只有国土面积的1/5，却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因此，规模经济的特性就是集聚，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一倍，利润就降低6%。因此，在中西部地区遍地开花搞投资，产业布局与东部类似，恐怕不合适。
第二，代表计划的投资投向中西部地区，而代表市场的劳动力却流向东部沿海，到底靠投资来解决贫困问题还是靠人口的自然流入来缩小贫富差距？据官方数据，在中国外出农民工来源构成中，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超过70%；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6.7%，中部地区占14.7%，西部地区占18.2%。可见人力资本的流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过去10年来，广东已经成为人口第一大省，这就是移民流入的结果。假如中西部的一些落后地区人口大量减少，则这些地区人均资源拥有量就大大增加，收入水平可以相应上升。如德国汉堡的人均和每平方公里GDP分别超出东北部落后地区2倍和100倍，但两个地区的福利却没有差异，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差无几。而近年来，中国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幅几乎无差异，这意味着相对收入差距没有缩小，而绝对收入差距却在扩大。从资产要素流动的角度看，我国人力资源的主导流向与产业资本主导流向正好相反，人口向东、资本向西，这是否意味着生产要素的错配呢？
第三，高投资、高负债下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据官方数据，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债余额超过东部，但合计财政收入却远低于东部地区，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偿债能力不足，且财政预算要靠大量转移支付来平衡，假如2011年东部地区人均一般预算收入总额为100，则中、西部地区该指标相当于东部的39%和48%，为此，需要中央财政来转移支付，如2011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约3.5万亿元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预算收入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2%和97%。但作为财政收入贡献第一大省的广东，人均财政支出却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在20名之后，且其为339万外来工子女教育就要增加支出170亿元。而中西部地区尽管投资规模和转移支付力度都大大增加，但由于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其结果是投资低效益甚至亏损，如中西部地区70%的机场都是亏损的，高速公路的亏损率估计也超过50%，其中80%的资金靠银行，这样高投资、高负债、高亏损率、高转移支付的游戏可持续到何时，会否最终拖垮东部？
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集聚化过程值得我们学习，而一些新兴国家区域经济均衡化战略的最终失败，更值得我们借鉴，发展战略制定上应该透过现象看实质，遵循市场化原则，顺势而为。
投资消费结构 篇3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多数集中在挤出效应 (替代效应) (Kormendi, 1983;Aschauer, 1985) [1,2], 抑或引致效应 (互补效应) (Karras, 1994) [3]争论。但也有研究发现在单一国家中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并不存在确定性 (Ho, 2001) [4], 在短期当中可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总需求, 而在长期均衡时政府支出完全挤占了消费支出 (谢建国、陈漓高, 2002) [5]。范金等 (2008) 从政府支出结构出发,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当中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均呈现出明显较强的挤出效应, 而转移支出在短期中挤入了城镇居民消费, 但对农村居民影响很小, 在长期则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呈现出正向拉动作用[6]。张治觉、吴定玉 (2007) 则将政府支出分为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 而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产生引致效应[7]。当前多数研究是基于宏观角度进行的, 后续学者从代表性消费者最优消费行为理论分析出发, 将政府支出融入到消费函数中, 推导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李广众, 2005;潘彬等, 2006;官永彬、张应良, 2008;楚尔鸣、鲁旭, 2008) [8,9,10,11], 从而弥补了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
现实中, 由于居民家庭的消费具有一定程度的刚性和惯性 (雷钦礼, 2009) [12], 因此需要将消费习惯引入到消费效用函数中。有关消费习惯形成理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Duesenberry (1952) 提出的“棘轮效应”, 即消费习惯一经形成就很难被打破[13]。Alessie 和Lusardi (1997) 、Carroll (2000) 和Dynan (2000) 从理论上确立以往消费存在对当期消费的影响[14,15,16]。Heaton (1993) 、Naik和Moore (1996) 在考虑到个体异质性等问题的情况下, 研究结论仍然支持居民消费习惯的存在性[17,18]。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对居民消费习惯的实证研究。龙志和等 (2002) 重点对居民家庭食品消费习惯进行了估测, 研究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对食品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作用[19]。齐福全、王志伟 (2007) 以北京市为例将消费习惯研究内容拓展进行了拓展, 结果表明人均生活总支出、食品和衣着支出存在习惯, 而居住并不存在[20]。艾春荣、王伟 (2008) 运用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习惯偏好下的中国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 研究表明在非耐用消费支出上农村居民表现出一定的习惯, 但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几乎不存在[21]。上述研究表明无论从理论推导层面还是实证分析层面, 习惯形成因素确实已经成为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子, 因此习惯形成的框架下重新探讨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具有理论意义。
自1994年我国实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制度以来, 地方财政支出在政府支出中越来越显示出显著作用,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 已从2000年的65.3%上升到2009年的80.0%. 以2009年为例, 中央政府支出主要集中于国防、金融事务、科学技术等领域, 而地方政府支出则在教育、医疗卫生、城乡社区事务、农村水事务、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 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94%以上, 显然,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更加直接, 因此, 探讨两者关系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第2节为理论框架, 首先介绍传统消费理论模型推导, 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入习惯形成因素, 对模型进一步拓展;第3节为实证检验, 该节除了验证政府投资性支出结构对不同居民消费的影响, 还比较了传统模型与拓展模型的回归结果;第4节为结论和政策建议。
2 理论框架
2.1 传统消费理论框架
考虑一个代表性消费者在给定工资和利率回报下, 在0时期最大化其一生期望效用的目标函数为:
其中, 效用函数u (·) 是一个严格递增、严格凹的、二次可微函数, 即消费者从消费品得到正的递增的效用, 但是边际效用是递减的。β是贴现值, c*t表示有效消费需求, Et为对t时刻消费者所有的信息集合的条件期望。
本文借鉴Barro (1981) 研究方法[22], 将有效消费需求定义为:
其中, ct代表人均居民消费, gt该表人均政府支出, 参数-1<α<1测量ct与gt之间的替代关系。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以改写为:
当α>0时, 意味着 (∂u/∂ct) /∂gt<0, 即政府支出增加将会引起私人消费的边际效用减少, 居民消费支出会相应减少, 此时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替代效应;反之, α<0意味着 (∂u/∂ct) /∂gt>0, 即政府支出增加会提升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 从而刺激居民消费, 此时二者存在互补效应。
设代表性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条件为:
其中, At表示消费者在t时刻的资产, 在两部门经济中, 也表示政府的实际债务水平, yt为非资本收入, τt为在t时刻个人缴纳的各种税, Rt≥1为在t到t+1期储蓄的总回报率。
假设消费者的收入是收敛的, 即对于任意的t时刻都有:
为了防止消费者的债务水平趋近于无穷大, 必须对消费者的借贷有所限制, 假设对任意时刻t, 存在常数M满足:
联合式 (4) 和式 (6) , 可以得到如下条件:
式 (7) 表明:消费者在t时刻及其以后所有消费的期望的贴现值之和等于t时刻的资产和t时刻以后所有收入的期望值的贴现和, 即消费者所有花费的都来自于消费者各期的收入。这就有效地体现了消费者预算约束性。
代表性消费者的最优消费选择问题可以由式 (1) 和式 (4) 的Bellman方程给出:
式 (8) 的一阶条件为:
在这里定义一个函数c*t=c*t (At) 表示在给定任意资产数量情况下消费者为实现效用最大化所付出的消费量, vt (At) 是值函数。这样, 式 (10) 可以改写为:
现在定义另一个函数:
对式 (12) 求偏导数:
注意根据以上定义:
联合式 (11) 和式 (13) 得到:
这意味着式 (16) 中的第二项始终为0, 因此,
由于式 (10) 和式 (18) 右边部分相同, 所以可以得到:
通过联合式 (18) 和式 (19) 可以得到相应的Euler方程:
该方程揭示了在最优路径下, 跨期替代率必须与跨期转换率相等。本文假设消费的边际效用遵循随机游走 (Hall, 1978) [23], 同时在考虑有效消费需求边际效用 (Aschauer, 1985) [2]的基础上, 将式 (20) 改写为:
其中, δ=Rt-1β.
假设相邻时期间边际效用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 (Karras, 1994) [3], 那么代表性消费者有效消费需求可以近似表示为:
其中, ρ=δσ, σ=-u′/c*u″, 并且假设替代弹性是固定不变的。
将有效需求方程c*t=ct+αgt代入式 (22) , 则有:
或者
其中, et=ct-Et-1ct是白噪声时间序列。
同时, 令vt=gt-Et-1gt为白噪声序列, 那么式 (14) 改写为:
其中, ut=αvt+et=c*t-Et-1c*t且ut～i.i.d.
借鉴Working (1960) 研究方法[24], 将代表性消费者模型, 即式 (25) 转换成总体消费者模型:
式 (26) 发生两处变动:一方面方程中纳入了常数项 (η) 用以体现总量普遍性;另一方面ut～i.i.d.变为ut=et+vet-1服从一阶移动平均过程 (MA (1) ) 。
2.2 居民消费习惯形成与理论模型的扩展
消费习惯对居民的消费决策起着重要作用, 那么居民的习惯形成过程及对政府支出和消费之间关系影响作用的表现形式如何呢?本文借鉴雷钦礼 (2009) [12]、以及杭斌和郭香君 (2009) [25]有关习惯形成研究方法, 将习惯形成因素引入到理论模型中。首先, 记家庭的消费的习惯存量 (habit stock) 为ht,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 ht= (1-Φ) ht-1+ct-1是习惯存量, 0≤γ≤1是习惯形成参数, 代表习惯存量对现期消费效用的影响程度, 意味着居民在现期消费所获得的效用与过去的消费水平有关, 即:给定现期消费水平, 以往消费的水平越高且γ越大, 则现期消费的效用就越小。
因此, 习惯形成下的效用函数在时间上是不可分的。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 令Φ=1, 于是有ht=ct-1, 说明习惯存量仅仅建立在前一期的消费水平之上, 那么消费函数可改写为:
在考虑习惯形成情况下, 代表性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变为:
将式 (29) 代入式 (22) , 经整理得:
其中, ut=et+vet-1.
通过与式 (26) 相比较, 式 (30) 模型只是多了一项ct-2, 虽然政府支出项变量系数形式并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在实证研究当中, 此项的融入必将引起系数值的大小以及统计显著性的变化。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即比较考虑消费习惯形成之前和之后政府投资不同类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变化。
3 实证检验
3.1 数据来源说明
由于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改革的财政分权化体制, 因此本文的研究时段为1994～2009年。政府投资性支出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五十年汇编》, 本文将投资性支出划分为经济建设支出和公共福利支出, 其中, 经济建设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地质勘探费、科技三项费以及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从政府公共资源配置角度来看, 公共福利是指政府财政支出中带有明显福利性质的公共产品及其政策措施 (苏素、朱家庆, 2009) [26]。结合我国财政支出情况, 本文的公共福利性支出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社会保障和政策性补贴支出。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年度数据。由于统计资料中无法获得各省全体居民消费数据, 因此, 本文通过公式得到:全省居民总体人均消费=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城镇人口+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农村人口) /全省总人口, 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因素, 本文对各项数据进行了消涨处理, 具体做法是利用城乡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分别对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作消涨处理, 利用固定资产价格投资指数对经济建设支出和社会公共福利支出做消涨处理。由于重庆直到1997年才从四川省独立出来成为直辖市, 因此缺少1994～1996年统计数据, 另外西藏1995年、1997年、1998年的数据也无法得到, 故将这两个地区剔除。因此, 本文采用1994～2009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3.2 平稳性检验
为确保系数估计值和标准误的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和有效性, 本文首先对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采用Levin, Lin和Chu、Im, Pesaran和Shin W-stat等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居民消费时间序列水平值均表现出不稳定性, 且都表现出相同的一阶单整。这意味着式 (22) 中的参数ρ=1, 即有效消费需求同样具有非平稳性。那么, 在此基础上式 (26) 和式 (30) 则可以进一步改写为以下形式:
因此,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 需要进行检验的计量模型张军等 (2007) 和吴小松等 (2007) 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即政府消费并没有因基础设施和科技投入等方面的投资而得到理想的改善, 而社会公共福利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27,28]。
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挤入挤出效应程度表现出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 经济建设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大于农村居民, 社会公共福利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大于农村居民。在未考虑消费习惯形成因素时, 模型三和模型五显示出经济建设支出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992和-0.0610, 显然前者绝对值大于后者, 前者挤出效应较大。社会公共福利支出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587和0.2010, 前者的挤入效应大于后者。即使在考虑到消费习惯形成因素时, 上述情形仍然成立。模型四和模型六显示出经济建设支出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691、-0.0247, 社会公共福利支出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039和0.0524。
②消费习惯对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效应影响分析
居民消费习惯因素削弱了政府支出的挤入挤出效应, 总体上阻碍了地方政府通过扩大支出来刺激居民消费的实际效果。模型三和模型四回归结果显示, 在未考虑到消费习惯形成因素时, 经济建设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挤出效应为0.0992, 社会公共福利支出挤入效应为0.5587, 在考虑到消费习惯时, 经济建设支出挤出效应变为0.0691, 而社会公共福利支出挤入效应变为0.5039, 均出现了降低的趋势。这种趋势同样适用于农村居民, 模型五和模型六回归结果显示, 在未考虑到消费习惯形成因素时, 经济建设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挤出效应为0.0610, 社会公共福利支出挤入效应为0.2010, 在考虑到消费习惯时, 经济建设支出挤出效应变为0.0247, 而社会公共福利支出挤入效应变为0.0524, 同样出现了双降的趋势。由此看出, 习惯形成因素削弱了政府支出的挤入挤出效应。政府投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发生了变化, 这要归结于居民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的统一相互作用。正是基于习惯心理的经常性消费行为, 消费习惯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 并制约着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的产生和表现, 使居民的消费决策更多地建立在以往消费的经验和水平上, 某种消费习惯一经形成就很难打破,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共福利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这种较强的消费习惯源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节俭克制的传统习惯、居民对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对生老病死的预防等因素。
③消费习惯对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效应的城乡结构性差异影响分析
农村居民习惯形成因素对当期消费的影响大于城镇居民, 此种消费习惯差异加剧了地方政府支出效应的城乡结构性差异。模型四和模型六分别显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形成参数分别为0.1868和0.4607, 且都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当期消费均受到历史消费水平的影响。但是较之于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消费惯性要大得多, 当城镇和农村上期消费增加1个单位时, 当期消费量相应地分别增加0.1868和0.4607个单位, 意味着城乡居民在对本期消费做出决策时, 农村居民更依赖于往期消费水平, 而受本期的外部冲击影响较小, 消费更为平滑稳定, 反之, 城镇居民消费决策受历史消费水平影响较小, 更容易受到各种外部冲击影响, 各期消费波动性较大。政府支出可以看成是对居民消费决策的一种外部冲击, 由前述分析可知, 城镇居民对此种冲击的反应强度要大于农村居民, 即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 由于消费习惯因素的存在, 农村居民当期消费增加或减少的幅度要远小于城镇居民。在未考虑消费习惯形成因素时, 模型三和模型五回归结果显示, 经济建设支出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分别为-0.0992、-0.0610, 两者的差距为0.0382, 社会公共福利支出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分别为0.5587、0.2010, 两者差距为0.3577。在考虑到消费习惯因素后, 模型四和模型六回归结果显示, 经济建设支出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分别为-0.0691、-0.0247, 两者差距为0.0444, 社会公共福利支出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分别为0.5039、0.0524, 两者差距为0.4515。可见, 习惯形成因素是造成政府支出效应城乡结构性差异的重要原因。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对传统消费效用模型拓展的基础上, 研究了在居民消费习惯形成约束下的政府投资性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产生的效应存在差异性, 经济建设支出对全国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社会公共福利支出则表现出显著性的引致效应。
第二, 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挤入挤出效应程度表现出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 社会公共福利和经济建设支出分别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入挤出效应均大于农村居民。
第三, 农村居民习惯形成因素对当期消费的影响大于城镇居民, 此种消费习惯差异加剧了地方政府支出效应的城乡结构性差异。
第四, 居民消费习惯因素削弱了地方政府支出的挤入挤出效应, 总体上阻碍了政府通过扩大支出来刺激居民消费的实际效果。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性建议:
第一, 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来看, 应当调整地方政府投资性支出结构, 适度减少经济建设支出, 或者是增加公共福利性支出的比重, 加快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增加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投入, 重点减轻农民子女的教育支出负担, 可以建立规范的教育财政逐级转移支付制度, 通过增加对农村的教育经费投入, 向农民提供一些必要的免费教育。增加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障支出。作为政府一定要有长远目标和规划, 制定、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事业, 参与养老事业, 使社会养老资源可以充分利用。对贫困家庭、三无对象等政府应该买单, 为居民消费的扩张消除后顾之忧。
第二, 改变政府支出的城乡“二元结构”, 适当调整国家财政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支出。中国目前仍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发展差距, 这种独特的社会经济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复杂性。从保障公民基本生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应当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福利。但是从现实情况看, 农民的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缺位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观。因此, 政府应在现有的财力条件下, 因地制宜有步骤地重点解决贫困地区农村公共福利短缺的问题。
第三, 地方政府应当加强宣传, 倡导树立科学的消费习惯。政府应通过新闻、广告、网络媒体等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向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展开消费教育, 改变人民传统的消费观念, 使之掌握挑选和使用现代化消费品的技能。同时通过建立完善的个人信贷制度引导人们适度合理跨期消费。这样才能使“家电下乡”等扩大内需政策得以顺利贯彻落实。
第四, 重点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使农村居民有效消费成为可能。注重农村交通通信、电网、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农村居民增加消费提供相配套设施。目前, 一些地方农民随着收入得到提高, 对电脑、汽车等高端产品的要求也日益增强, 但正是掣肘于农村网络设施不够完备以及交通环境差, 导致这部分消费需求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大消费”投资陷阱 篇4
经过慎重推敲，我的研究结论恐怕不那么“招人爱”——我认为，大消费概念将是2011年的投资“陷阱”。不但不会成为掘金地，而且还会成为“万人坑”。
券商推荐“大消费”的逻辑
理由一：周期。按时间周期测算，消费板块面临“左侧”机会。目前是消费板块行情的“左侧”，可提前布局业绩增长确定性强、前期下跌较多的个股。服装消费占比随收入提升的弹性最大，同时，零售板块将受益民生改善和大众化消费市场的崛起。另外，收入增加、保障房推广等因素将有效促进家电需求全年向好。
理由二：估值。按时间跨度和调整幅度测算，消费板块“相对估值”足够安全。从去年11月中旬到现在，消费股已经调整了将近5个月，从时间跨度和调整幅度来看都已达到相当大的程度；而前期银行、地产、水泥等大盘股的估值修复行情，由于政策、估值等原因，也较难持续。市场风格在下半年转换的概率较大。
这两个理由可以说服大多数人。不过，我关心的，却不是这些理由本身有无合理性。
张麻子问黄四郎，“你说，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黄四郎答了两次，都错了。张麻子笑了笑：“没有你对我很重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找答案不能够按照别人设定好的逻辑去思考，否则，你只是瞎耽误功夫。
消费板块的“左侧”机会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呢？先不要去看那些宏观数据推演。下面要讲在过去两年发生的几件事情。
案例一：“大消费”这个概念的提出，早在2010年初。2009年各大券商最看好的行业无疑是与“四万亿刺激经济政策”相关的基建行业，2010年就改旗易帜投身“大消费”。各大券商2010年的投资策略报告中，将“大消费”作为了重点进行推荐。最后结果是什么？每年选美选出的各大金股下场如何，不言自明。
案例二：2010年10月底一波行情进入扫尾阶段。这个时候，卖方机构再次鼎力推荐“大消费”概念——理由无非仍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消费对GDP贡献度将得到持续提升。结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我注意到两个细节：第一，在周期性股票出现一波上涨后，消费类股票必然会被卖方机构开始推荐，作为理想中的“接力”对象。第二，按照时间上看，上半年推周期，下半年推消费，已经成为默认规律。
在我看来，这只是“旧瓶装新酒”，而且是周而复始的装。第一个细节，可以用“估值理由”来装酒；第二个细节，可以用“宏观小周期规律”来装。总之，就算天变地变，什么时候推什么板块的规律不会变。
真的靠谱吗？
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两年，“大消费”虽然一直没有“大周期”那么有声势，但局部板块不乏靓丽机会，例如2010年8月酿酒食品就作为消费板块的龙头板块明显强于大盘同期涨幅，九成个股跑赢大盘。以致今年有不少卖方机构仍未“酒醒”，依然对于酿酒食品情有独钟，期望神话再度上演。不过，这和推荐“大消费”的理由有直接关系吗？
上面我谈到的都是场内机构的行为规律——当这么多机构周而复始每年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要么他们都是理性的，要么他们都是非理性——羊群效应，自我羊群，锚定。大多数人的“理性”往往就是“非理性”。
卖方机构的投资逻辑漏洞
2011年消费趋势到底会发生些什么？为了做好这个研究，我参考了多家卖方机构的研究报告。很奇怪的是，同样一张图表，为什么我看到的结论却往往与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
首先，我们探讨一下当前消费趋势究竟处于怎样一个阶段？毋庸置疑的是，当前消费趋势处于下降周期。无论是“社会消费周期与CPI”的折线图，还是“消费者信心指数与CPI”的折线图都证明了这一点。从图中不难发现，自从2010年11月开始，消费者预期急转直下。
卖方研究员是这样分析的：“2010 年11 月进入消费周期下行阶段，但物价仍然上涨，可见，物价的这种上涨是没有需求基础的，更甚至导致对消费的抑制，造成消费周期的快速下行，因为2010 年11 月以来消费周期下行的速度和深度，甚至超过两次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消费周期回落。”
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快速而深幅的调整呢？
卖方研究员的解释是，“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过度刺激造成消费透支，其次是消费政策的局部退出导致消费回落，三是高通胀预期、加息以及紧缩对消费产生抑制。”
我们的看法是：“概括很全面，重点不突出。”我们认为，造成当前局面的核心因素是——对于楼市与车市的行政管控。在这两个市场，随着消费政策的全盘退出并重拾调控，极大刺伤了消费热情。至于家电类、服装类等消费，从近期家电下乡的反馈数据来看，影响并不明显。
提醒注意的是，按照历史规律往往下半年消费趋势要好于上半年，特别是临近岁末。正是由于去年政策退出影响，造成两大消费主力——楼市、车市提前退场，因而，使得积极向上的消费趋势戛然而止，甚至超过两次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消费周期回落。
这是不是意味着，除了楼市、车市，其他必需消费品依然存在投资机会呢？
答案更加触目惊心——整个社会的消费热情早已滑落至低谷，并且正在不断下滑。请注意，我们所指的是必需消费品，即食品、饮料、烟酒、服装、日用品、医药等等。从数据上看，服装、食品、日用品跌势最为剧烈，医药相对波动不大。这正是过去半年所发生的事情。
过去半年，“大消费”为什么迟迟无法受到市场关注，为什么调整5个月仍然看不到抬头的迹象？答案一目了然。要么，这些数据统计方式有问题；要么，就是报喜不报忧；大家自己心知肚明。
“大消费”底在哪？
消费趋势何时能够抬头？毕竟调整了5个月之久。我的观点是，“不做左侧，做右侧”。不猜底部在哪里！当然这是策略。
前文谈到，造成当前局面的核心因素是，对于楼市与车市的行政管控。解铃还须系铃人，倘若我们看不到这两个市场出现放量的情况，那么有理由相信，核心矛盾并没有出现变化。进而，去猜测其他因素导致消费见底，需要进行充分论证，也就是等待右侧结果的出现。
其次，从更大的宏观角度来审视，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过度刺激造成消费透支是显而易见的。谁能够预料这一波调整不会持续更久？要知道，即便不考虑政策刺激因素，消费周期下行调整时间，保守估计也会有8个月。换句话说，到8月份或许能够看到消费周期的底部出现。请注意，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乐观的评估。如果悲观一些会怎样？等待2011年11月出现企稳。
请注意，上述所有的分析，我还没有考虑“高通胀预期、加息以及紧缩对消费产生抑制”。当我们一起看了这么多数据之后，请问，“乐观”从何而来？在与我的同事沟通中，有一个共识是可以达成的——相对于2010年，2011年的消费形势完全不能媲美。
总体来看，或许总量上不会出现过分弱势，特别是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上，不会看到有太多令人惊诧的变化。但实际上，消费“走下坡路”的整体趋势，在2011年较为明确，出现惊喜的概率远远低于出现负面消息的概率。
经常看我研究报告的读者应该了解，对我而言，任何分析不存在悲观与乐观。讲事实，就可以。
投资消费结构 篇5
关键词：消费,投资,经济增长
一、消费需求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最主要的力量
消费、投资和出口, 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但三者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其中消费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 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首先, 消费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总需求中, 最终消费一般占到60%左右, 是三大需求中份额最大的部分, 而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约占80%。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 美、日、英三国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4.4%、62.2%和89.7%。同期, 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三者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2.3%、42.5%和5.2%。尽管与上述三国相比, 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偏低, 但仍然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
其次,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 对于整个经济增长起着直接的、最终的制约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已经由短缺经济时代的资源供给约束转变为市场需求约束, 决定生产规模和投资规模的主要因素变为市场需求规模。从社会生产来看, 投资不过是中间需求, 只有消费才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的起点。消费需求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投资需求和总需求。特别是从中长期来看, 没有消费支撑的投资将成为无效投资, 而无效投资是无法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
再次, 消费需求是阻止经济剧烈波动的稳定力量。消费在经济波动中稳定性表现为, 它的波动总是小于投资和GDP的波动, 并且往往滞后于投资的波动。由于GDP的波动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波动的综合结果 (即两者的叠加) , 所以消费需求的相对稳定性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制约因素。消费需求相对稳定,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投资需求波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动荡, 阻止着国民经济过于迅速地上升或下降。
二、目前我国消费需求持续低迷成为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从动力来源看, 主要来自投资和出口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 投资和出口的作用在增强, 而消费对GDP的贡献呈下降之势。据统计, 我国投资率由2001年36.5%增长到2006年42.7%, 同期, 消费率则由61.4%下降至50%。我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从2001年的50%、50.1%和-0.1%变为2006年的38.9%、40.7%和20.4%, 可以看出, 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大主要因素。应该说, 这种增长模式符合原来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但在新形势下, 消费需求持久低迷、投资和出口的过渡膨胀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和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
首先, 部分行业出现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从短期来看, 投资过快增长会引起投资品、能源等部分物资供应以及交通运输紧张, 导致相关产品价格过快上涨。从长期看, 经过连续几年的大规模投资, 部分行业生产能力显著扩张, 由于消费增长落后于投资, 部分行业产能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 最终使得靠投资维持的高增长难以维持, 导致经济大起大落。例如, 钢铁行业, 2005年底生产能力为4.7亿吨, 产量只有3.52亿吨;汽车行业, 生产能力为868万辆, 已过剩200万辆;电力行业, 生产能力已达到5亿千瓦小时, 在建规模还有3亿千瓦小时, 已明显超过社会需求。从过剩的行业看, 大量建设的恰恰是技术含量不高, 能源原材料消耗大, 污染严重的行业。一方面, 过剩的产能导致产品价格下降, 产品积压;另一方面, 支撑这些行业需要进口能源、资源, 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越来越大, 容易受制于人, 难以维系。
其次, 增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 意味着机械设备以及生产所需的投入品的生产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消费品的增长速度。投资品的高增长又与能源需求的高增长联系在一起。1980年~1990年代, 我国的能源消耗弹性系数为0.6, 而在2000年~2005年间, 该指标几乎翻了一番。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 煤炭消费约占我国能源消费的70%。2000年以来我国煤炭消费量增长了三分之二, 到2005年煤炭消耗量超过了20亿吨, 几乎是美国的2倍。高消耗的增长还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目前, 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全球第二, 多个城市位居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再次, 低收入、低消费抑制劳动力扩大再生产。近年来, 沿海出现的民工荒表明, 被过分压低的廉价劳动力并非源源不绝, 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以换取竞争力的空间在萎缩。长期低收入、低福利使生产者消费能力严重不足, 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受阻。目前中国有4亿多人的人均年收入在2000元以下 (还包括实物折算) 。劳动者收入过低不仅会影响其身体健康状况, 而且会减少甚至剥夺其享受休闲、娱乐、健身机会, 使其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素质难以提高, 制约其劳动素质、安全意识和技能水平的提高, 造成不仅产品与服务质量提高慢、创新能力不足, 而且安全事故多等严重后果。据不完全统计, 每年仅安全事故和灾难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就高达800亿美元, 相当于GDP的6%。
最后, 外部市场难以消化中国过剩产品。国内需求不足, 商品必然要寻找出口渠道, 而外部市场容量也是有限的。一方面贸易规模扩大会导致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随着中国出口快速增长, 中国贸易条件指数从1995年的109%下降到2004年的90.8%, 而2001~2004年下降更快, 年均下降2.2个百分点。2004年贸易条件恶化的大约5%又转化为占国内生产总值1.5%的购买力的下降。这种以经常项目顺差转化为外汇储备资产+大规模外资内流的组合实际上等于中国用境外低收益资产替换国内高收益资产的利益倒贴行为, 即“贫困化增长”, 在全球经济失衡格局下很难长久持续。另一方面出口过分扩张引起贸易摩擦增多。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国外已经发起针对或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与特保措施调查多起, 影响到中国70%多的出口企业200多亿美元的出口, 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三、扩大消费需求, 构建内需主导增长新模式
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消费需求不足, 既是短期问题也是长期问题, 在整个“十一五”期间都应把它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要把解决当前消费需求不足作为近期改革的基本目的, 围绕扭转目前投资消费比例失调设计改革措施。因此, 必须重新认识消费对经济的重要作用, 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主导型的重大转变。
首先, 要不断提高各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 尤其是农民收入, 扭转多年来居民收入增长低于总体经济增长水平的状况。从居民消费的构成看, 农村居民消费比例逐年下降, 城乡消费比例与城乡人口比例明显倒挂。因此, 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近年来, 国家为了启动消费、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出台了许多的政策措施, 但农村居民消费始终未能全面启动。对于农民, 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使农民从单纯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同时, 应增加国债资金中用于农村发展的部分,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从根本上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创造条件, 使农村居民能够直接从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得到好处。可以说, 扩大内需的关键是要逐步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其次, 完善公共支出政策, 稳定居民支出预期, 从制度上、政策上保障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消费者而言, 消费者的即期消费不仅取决于现期的收入, 也深受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居民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受将来养老金发放、医疗卫生和教育成本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目前造成高额居民储蓄的主要原因即是居民的预期消费支出 (包括失业、住房、养老、医疗、保险、教育等项开支) 增加。因此, 要改革养老金制度以提高其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 扩展社会保障网和医疗卫生保险, 明确政府在提供教育经费中的角色, 以便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刺激消费的稳定增长。
最后,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促进总体消费的作用。应该考虑将财政政策由以前较多地侧重促进投资功能转变为更多地侧重促进消费功能方面来, 实现财政政策功能导向的再次转变。增加政府的消费性支出, 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的事业支出,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通过增加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消费性支出, 可以间接达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目的, 增加农民的消费支出;随着农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 可以从源头上提高我国劳动力的价格, 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经济的分配格局。
参考文献
[1]消费需求:扩大内需的决定性力量http://www.southcn.com/nflr/zjll/200608300245.htm
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篇6
GDP按支出法核算包括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其中，消费和投资是我国GDP的核心部分，投资是总需求中最为动荡不定的领域，消费是总需求中最为直接的作用因素（多恩布什，2000）。在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方面，国外学者做了较多的工作，已经发现美国等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份额）同人均GDP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般情况下物质资本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目前处于制度转型且高速增长的阶段，合理控制消费和投资比率是目前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消费是启动内需的关键，二者之间的平衡成为经济增长能否取得持续、协调、快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是一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能较好的刻画消费与投资的增长趋势，消费（投资）增长率是消费（投资）增长额与前期消费（投资）总额的比率。
二、消费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动态关联
下面我们从定量的角度研究我国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以1979-2007年我国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估计得到下面回归方程：
其中δGDP代表实际GDP增长率，δC代表实际消费增长率，δI代表实际投资增长率。方程R2=0.77，模型拟合效果较好，D.W.值为1.51。从方程中，可以得出消费增长率提高1%，可使GDP增长率提高0.38%，投资增长率提高1%，可使GDP增长率提高0.23%。显然，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提高消费增长率会比提高投资增长率更有利于GDP的增长，也就是说，消费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对GDP增长都有很明显的拉动能力，但是相比较而言，消费增长率对GDP增长的拉动能力更大。对经济增长而言，提高消费增长率会比提高投资增长率有更好的效果。上面采用的是OLS固定参数的方法来估计参数，这时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固定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得到的是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平均影响关系。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改革、各种各样的外界冲击和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用常规的固定参数方法往往不能体现出经济结构的变化，因此，本文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构造可变参数模型（time-varying parameter model）来研究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在不同时点上对GDP增长率的动态影响。在模型估计中，本文以中国1978-2007年的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将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状态空间模型，得到如下结果：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消费增长率（或投资增长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带动经济的增长也在发生变化, 本文将这种变化称为消费增长率 (或投资增长率)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βCt (或βIt) , 或者叫做拉动潜力。为了便于分析, 我们将消费增长率拉动系数同消费率, 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同投资率, 消费增长率拉动系数同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比较并画出相应曲线图。
结合图1、图2、图3分析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的变化。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我国消费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 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则有着下降的趋势;二是无论消费增长率拉动系数还是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分别与其相对应的消费率和投资率几乎呈同步反向变化。进一步分阶段讨论, 在20世纪80年代, 我国当时消费率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但仍有较明显的下降趋势, 而这一阶段我国消费增长率的拉动能力处于上升的阶段, 同时几乎与消费率呈同步反向变化。投资率在这一段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同时伴随有先降后升的趋势, 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则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并且有先升后降的趋势。消费增长率拉动系数曲线在1993、1994年附近达到局部的最高点, 消费增长率拉动能力最大, 同时消费率也处于20世纪90年代的最低点。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也在同期处于20世纪90年代最低点, 而投资率也显然处于这一阶段的最高点。1998年以后消费增长率拉动系数曲线渐渐平稳, 基本维持在0.5水平附近, 处于稳中略升状态, 而消费率则呈现下降趋势, 在此期间, 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曲线同投资率均呈现上升的趋势, 说明这一阶段投资效率相对较高。这一阶段,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对成熟, 消费增长率拉动系数和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相对稳定, 我国消费增长率拉动系数仍大于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
三、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1、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防止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从短期消费函数看，在既定GDP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系数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数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在收入分配政策方面，要理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的关系；在财政和税收政策方面，要通过加大公共财政支出建立良好的消费环境，通过税收调节，促进收入相对公平分配。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完善的保障制度能够使人们对未来形成良好的预期，从而减少储蓄，增加当期消费。要重点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医疗等农村社保体系，妥善解决进城农民工社保问题。要把增加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投资和供给政策落到实处；积极稳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根本上缓解居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在深化社保制度改革过程中，应该加大对社保制度的资金支持力度。
3、消费信贷和消费结构升级。
应该大力培育和发展消费热点，如住房消费、汽车消费、旅游消费、信息消费、网络消费、文化教育消费。引导企业调整投向，增加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商品供给体系。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发展消费信贷，改善消费环境。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严惩各种商业欺诈及侵犯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投资结构。
降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支持有利于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加强薄弱环节的行业投资与建设，积极推进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强对新农村建设、文教卫生、服务业等薄弱环节的引导力度，从而达到控制投资增长、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贺铿:中国投资、消费比例与经济发展政策[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 (5) .
[2]刘金全、于恵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 2002 (1) .
[3]王金明、高铁梅:利用可变参数模型估算中国开放经济乘数[J].世界经济, 2004 (7) .
农民消费结构及消费心理分析 篇7
关键词：农民,农民消费心理,农村市场,措施
一、前言
2009年3月5日, 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为应对金融危机, 我国采取拉动内需的政策。那么, 政府应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使此项政策得以顺利实施?企业应如何定位产品、怎样安排生产、怎样进行产品定价、使用什么样宣传手段和销售渠道才能开发市场?
目前, 国内城镇市场需求萎靡, 农村市场具有巨大潜力。研究农民消费心理并合理引导对于开拓农村市场有重要作用。研究农民消费心理和消费商品结构对政府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国农村市场无论是在商品结构, 还是在物资配备都与城镇市场有很大的差距。政府只有了解农民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商品情况, 才可以合理地调配市场资源, 优化市场结构并采取各种科学的政策, 合理地引导农民消费。研究农民消费心理对于企业开发农村市场、研究农民消费行为也具有重要作用, 可以帮助企业实行不同的产品、价格、促销和渠道的营销策略, 在农村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但是, 遗憾的是:在近十几年来, 我国消费心理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对城镇居民消费心理的研究, 对农民消费心理的研究较少。因此, 可以说我国的农村消费心理研究并不十分完善。文章通过实际调研走访, 对农民消费心理进行了分析, 并针对政府、企业和农民等不同主体制定各项引导措施, 以期对农村市场的开拓有所帮助。
二、农民消费特点及心理分析
1、消费商品结构变化明显。
我国农民在近几年的消费重点已经从投资型消费向生活型消费转移。购买农机具、种子、化肥等生产消费品在农民消费商品结构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 而手机、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则逐步成为了农民消费商品结构的主体。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也从低级逐步走向一个较高层次。奢侈品、技术含量较高产品还不能普遍成为农民消费商品结构中的一种, 而生活型消费也停留在中低端, 高端产品进入农村市场存在一定困难。如图1所示, 彩电、手机成为农民家庭的首选, 这主要是因为在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农民对于娱乐和信息的需求在不断增加。相对于彩电、手机, 处在第二阶段的四种商品是电风扇、固定电话、洗衣机和摩托车。在农民消费序列的第三阶段的四种商品则表现了地区消费的显著特征。冬季的漫长使得电冰箱的使用率较低, 电力资源利用不充分以及长久的生活习惯使得电饭锅一类商品占有量较少。而第四阶段反映了农民消费水平的居中性。许多产品在农村已经淘汰, 同时, 农民对于科技含量较高、价格昂贵的消费品仍然可望而不可及。
综上所述, 农民对于拥有量较高的第一阶段产品需求较强。占有量相对较少的第二阶段则是市场开发的重点。而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 则需要政策的影响和考虑地区的经济以及自然条件。
2、新型消费心理表现不明显。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民新型消费心理也发生了变化, 但总体上表现不是十分明显。其中, 保险消费意识较为淡薄, 还存在着“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传统观念, 储蓄仍然是农民的一大特点。而保险、基金、股票等投资在农民仍然十分少见, 其购买意识更是较为淡薄。健康消费心理不够突出, 农民消费的很大程度上是满足基本需求为主, 不会过多的考虑健康问题。农民购买行为的发生严格遵循着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健康消费心理只是存在于食品、药品等与生命安全关系较大的商品上, 而是否具有防辐射、环保、节能则不在农民的考虑范围之内。新型消费心理在农民中的表现并非没有改变。首先, 农民的维权消费意识逐步增强, 对于购买到的假货能够谨慎处理, 并掌握了产品知识, 防止再次购买上当的事件发生。其次, 借贷消费心理明显增强。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使得农民敢于消费, 能够进行借贷消费。在借贷过程中, 农民用于盖房、购买大型机具等。借贷心理的增强, 刺激了农民消费。
3、传统消费心理占主导地位。
近年来,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商品的结构出现了一定转变。但是农民消费心理仍然以传统型消费心理为主。求实求廉心理强烈, 求美心理有所表现。调查发现, 60%多的农民在购买行为的发生时主要是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寻求价格最低的产品。物品的美观对于农民消费行为不起主导, 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 年轻一代农民消费者的心理有一定转变。在实际调查中, 38.73%的农民从众心理表现明显。部分商品特别是价格较高的商品广告宣传的效果不大, 但“意见领袖”起到较大作用。合理人情消费在农村较为普遍, 而赠送的礼品多为酒水食品等, 农民购买行为的发生除了满足自身需求外, 就是以人情消费为主。这些消费心理作为传统消费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农民的购买行为, 是影响农民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此外, 农民消费具有很强的计划性和理性, 在求实求廉心理的作用下, 家庭收入的分配具有明显的计划, 购买生活必需品等花销不多的产品也具有强烈的理性消费观念。
4、农民消费心理模型。
如图2所示, 根据实际调查结果分析, 以收入和支出的高低为衡量尺度, 大部分农民在现阶段的消费心理呈现出了一致性和差异性。收入与支出决定了农民消费心理。而农民消费心理的模型确定可以看出, 无论收入与支出如何, 农民消费心理呈现出了一定的一致性。计划消费心理、从众消费心理等都是大部分农民存在的心理状态。而随着收入、支出的高低, 农民的消费心理也有一定变化。求名、求美和保险消费心理在不同象限表现不同。
三、影响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1、收入因素。
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模式是限制农村市场开拓的主要因素, 也是限制农民收入与支出的根本。而收入与支出是影响农民消费心理的主要因素。收入的高低决定了支出和消费的高低。长期收入低, 造成了农民的计划消费心理强烈, 理性消费心理严重。收入低, 也使得农民只能停留在求实求廉的需求心理, 无法建立求美求名心理。
2、传统消费习惯因素。
在中国, 传统观念认为储蓄是一个家庭富裕的标志, 保守消费仍然是农民消费的主题。此外, 农民在消费过程中产生的“人情消费”和“攀比消费”也是因为几千年来中国“礼尚往来”的根本影响。农民消费心理也已有强烈的计划性和目的性。在农村, 男主人和女主人消费都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理智性。农村消费心理也呈现出了固定化和长期性。这又是因为农民长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的单调性导致。
3、社会福利与保障因素。
农民收入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农民保守消费心理却仍然存在。虽然上学难, 看病难, 建房难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解决, 仍然有大部分农民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结婚建房支出感到困难。同时, 基本生活保障也是农民思考的一个问题: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后, 没有生活来源, 只能依靠儿女赡养,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储蓄意识强烈。而由于偿还能力的不足和对风险抵御不足, 农民消费心理趋于保守。
4、企业市场策略因素。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极少数注意对二、三级市场的开发和拓展。一部分原因是成本较高, 另一部分原因是收益较低。部分企业的宣传策略没有针对性, 更没有明确的市场规划。在产品、渠道、促销和定价上很少考虑农村市场, 这就影响了农民的消费, 从而限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 影响了农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 使得农民在购买行为上趋于保守。
四、引导农民消费的措施
1、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政府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抓好经济建设, 改变城乡二元化的经济模式, 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广阔的就业机会。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 农村建设才能在基础设施、科教文卫等方方面面取得成效。只有农村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才能改善农民的消费状况。政府在引导农民增收的过程中, 要合理、科学的对农村经济做出规划部署, 使之形成规模经济、产业经济。政府还要不断加强农村土地改革, 进一步发展农村劳动力优势, 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 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在科教文卫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也要采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措施以及市场规范化建设。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合理引导消费观念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加强管理, 确保农村福利、保障到位。
2、积极落实惠农政策。
乡镇政府要积极落实惠农政策,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问题”上, 积极抓好乡镇企业建设, 落实各项农民福利待遇。在养老、安全、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进一步为农民着想。在农民耕地方面, 做好财政补贴, 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农村建设方面, 对农民关心的水电等生活设施进行积极的维护和检查;在农民生活问题方面, 确保农民“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国家的惠农政策要在各个方面得到体现, 农村市场的潜力才能有所挖掘。农民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 才能进一步敢于消费, 才能对高层次消费有所追求。从上文分析中看, 农民之所以存在保守消费、计划消费和理性消费,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生活保障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农民有较大的储蓄心理, 以面临农村生活中的各项难题。惠农政策得到认真落实, 就会进一步刺激农民消费, 从而促进农村市场的开发。
3、实施有效的营销策略。
企业应该不断加强农村市场投入, 制定合理的营销战略体系。首先, 企业必须合理安排生产战略, 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 从产品设计到产品包装, 企业必须考虑到农民对于产品的基本态度。农民有较强的求实、求廉心理, 对于健康和环保节能也比较看重。那么, 企业在产品的研发过程中就要针对农民心理设计产品。农民受到传统文化影响较大。因此, 企业在定位产品的时候避免以时尚、流行定位, 而是应该以传统和实用定位。其次, 企业定价应根据农民求廉心理以廉价为主, 实行多元化价格策略。第一, 产品的价格以低价为主, 进行适当的调整。在农村, 高端市场的开发潜力较小。因此, 中低端产品是农村市场开发的重点。保障产品性能的前提下, 价格低廉是企业应做的主要措施。第二, 产品价格优惠政策的实行对于产品的销售也有一定意义。中高端的产品在价格优惠的条件下就能够在一定程度得到销售, 中低端产品则能够保持销售水平。第三, 企业可以实行价格组合策略和分期付款策略。搭配销售产品以及赠送附加产品都是实行隐性低价的一种有效方式。企业通过这一策略可以使得农民享受到更多实惠, 从而扩大销售。再次, 在促销上, 企业要充分发挥样板市场和“意见领袖”的作用。农民的商品信息渠道没有城市居民宽阔, 主要依靠周围人的意见, 从众心理比较强烈。企业就可以通过缔造样板市场和“意见领袖”进行合理的宣传, 打开农村市场。此外, 企业的广告策略应该以传统文化宣传为主, 采用明丽、鲜艳色彩为主, 进行传统宣传。平面广告和视频广告相结合, 加大本地宣传力度。同时, 营业人员的素质要不断提高, 能够为农民消费起到指导性作用。企业还应充分利用公共关系, 营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企业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以及灾害进行捐赠产品资金, 从而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从而以社会责任为己任, 营造良好的营销环境。最后, 在渠道建设方面, 农民在意的是购买产品的便利性。企业应该立足于分散化、网络化渠道建设。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应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企业对于零售商的选择应该以区位交通为主, 数量适当扩张。而批发商的建立应当以县为单位进行合理的铺设。批发商在这个过程中, 也要灵活多变, 以批发为主, 批零结合。在渠道管理上, 生产商尽量避免创建自身的销售团队, 而是要做到适度分销, 采用县级经销代理的方式铺开农村市场。企业应适度改变生产商与销售商的直接对话, 有助于企业节省物流运输。加强与代理商的沟通也可以很好的反应农村市场的变化。
五、结束语
消费品行业投资的避风港 篇8
从当前的经济运行看,国内消费环境的改善推动了整个消费行业的持续向好。据统计,2007年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8.9万亿元,比2006年同期增长16.8%,增幅提高3.1个百分点。据商务部市场运行司监测,2007年1-12月份全国千家核心商业企业零售指数同比增长17.5%,其中12月份同比增长19.2%,比三季度提升了0.4个百分点,而最新公布的2008年1月企业零售指数同比增长了30.6%,受春节销售因素影响,2月份仍将能保持快速增长。
高端消费品行业唱主角
“总体来讲我认为高端消费品行业处在发展好的势头里,低端的产品面临比较大的成本上升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一种等待。”李志刚认为,高端消费在中国正在出现非常快的崛起局面,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在上海、北京一线城市里面,在二线城市里也出现了这种可喜的局面,随着内部财富的积累加上外部财富的输入和集中,应该说一线、二线城市里面也慢慢形成了高端消费的群体。
“这个群体我想消费能力确实在很多地方超出我们的预期,比如我单位旁边就是天津市最高档的商场,它的消费不次于北京的赛特、燕莎,甚至有些商品价格不比香港便宜,要高很多,但是消费者到了周末基本上是停车找不到地方,这样的局面下,非常旺盛的高端消费势头都是国外商品,自主的高端品牌的品种和企业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中国高端群体按3%到5%来看,至少也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发达国家的量,同时保持高速增长,我相信后面一定会孕育出自己民族的高端消费类的企业。”李志刚表示。
消费品行业股票属防御类
在李志刚眼中,消费品行业类股票属于防御类品种。但是他也同时强调,如果遇到特别大的风浪,这个港湾也依然不是安全的,这样持有消费类股票还不如持有货币更为安全一些。
“消费品品种在很多时候是我们对于市场趋势判断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有人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当你在股票市场上喝酒、吃药、逛商场,再到高速上跑一圈,基本市场行情也结束了。”李志刚语言风趣。
但他又表示,“有时候情况也不完全是这样。特别典型的例子是05年4、5月份的时候,几乎市场上所有整体的观点都是悲观的,几乎是所有行业都是看不清楚的,但只有一类行业,所有分析师的共同观点,消费品行业是非常好的,只有这个行业在当时是高速的。这个现象出现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市场就见到了,分析师的判断给市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市场已经绝望或者无助的情况下,后面市场也就见到了最终的低点。”
为投资消费品行业支三招
李志刚认为,在消费品投资上,第一,要长期战略性持有一线品牌的消费类股票,在任何时候都是股票中的贵族,不要指望在绝对低的PE或者价格下买到这种股票,只要在相对来讲整体市场部存在明显泡沫的情况下,找到合适点,买入这类股票长期持有,同时观察毛利率、导向就可以了。
第二,阶段性策略的介入热点的消费类股票,没有太多的估值的支持,而且比较庞杂。
第三,消费类股票要控制节奏,一般来说市场初期最好不要参与,这类股票一般都是被动地跟着市场,但到了中期、后期或者投资品种出现增长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参与。商
消费品行业是比较典型的防御类品种,在股票市场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消费品行业的确是很好的避风港
让消费变得像投资 篇9
中华民族是个节俭的民族，人人都知道节俭的道理，但在纸币时代，储蓄并不能让我们的财富增值，相反贬值的可能反而更大。但在我国福利制度尚未健全完善的前提下，老百姓又不敢随便花钱。
必须得花钱！必须得存钱！这是两种相反的观点，在两种相反观点的折中下，老百姓找到了自己的花钱方式，那就是购买投资品，让花钱变得像存钱。
于是地产、茶叶、白酒、贵金属等等成了热炒的对象，一波又一波层出不穷。这些商品一方面是消费品，另一方面又是投资品。我不打算谈金融学的问题，仍然只聚焦于商品学，我们从这些被当作消费品的商品里发现了其投资品的属性，那么哪一类商品具有消费品的属性又同时具有投资品的属性，具备投资品属性的商品将会怎样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呢？
首先是那些具备保真、增值功能的商品具备投资品的属性，时下炒楼的炒黄金的都懂得这个道理，特别是像房子这样的商品，一方面我们可以当作商品房去消费，另一方面在土地稀缺以及货币贬值的前提下楼价一步步被炒高。
有些耐用品（此耐用品非彼耐用品），例如珠宝、红木类的商品在消费它的同时明显不会有多少损耗。此类商品的消费以观赏把玩为主，基本不对商品造成什么损耗。
而像发酵茶普洱、高级白酒、洋酒，一方面你可以当作消费品消费掉它，一方面你也可以储存保值作为纯粹的投资品。
所以我们发现能作为投资品的往往具有这些特性，那就是保值、升值特性，一般来说资源型的商品也具有这个特性。这里特别要注解一下，我所讲的资源型商品是属于稀缺资源和有限资源，比如黄金就是稀缺资源，因为地球上就那么点，还有就是有限资源，比如说土地、石油、页岩气，地球上很多，但是它不是无穷无尽的。
那么除了这些商品以外别的商品难道都是消费品了？非也！最起码我不这么认为，如果我们细心研究就会发现其他商品一样可以成为投资品。
LV包是我们熟知的奢侈消费品，除了个别的典藏版有收藏的价值外，多数的LV包是消费品，用旧了就不值钱了。所以从一般意义上来看LV包是不折不扣的消费品，是浪费性的消费品。可是如果我们这么定义LV包的话，LV包在中国的大卖就不符合中国人喜欢投资性消费的原理了。看看LV打折时门口排起的长龙就知道中国的消费对这种浪费性消费的商品是多么热衷。
事实上一点也不矛盾，LV并不是浪费性消费的商品，而是不折不扣的投资品，想想那些花大价钱买名牌西服的人就知道，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给自己投资。购买LV包又何尝不是一种投资呢？一个上海姑娘省吃俭用买一个LV包一点都不奢侈，只不过是那些非上海籍的人看不懂而已，不知道通过奢侈消费包装自己，当你真心想追一个上海女子时，你发现她背的LV包，喝的是依云水，你好意思请她到大排档吃饭吗？你好意思买个普通礼品给她吗？
我们发现很多商品经过价值的转移可以变成投资品，那些长面子的奢侈品在本质上都是投资品，特别对于一个商人来说，他的行头他的座驾甚至他的高消费行为本身就是投资品。
如此类推我们发现很多商品都与投资有关，比如女性的化妆品、孩子的教育培训，保养身体的保健品，其实都是投资品，女人投资给自己的美貌，家长投资教育给孩子，中老年人投资保健品给自己的身体，等等这些看似与投资没有直接关系的商品其实完全可以价值转移成投资品。
有形的不如无形的
我深入了解过玩具产业，发现家长们对自己孩子的成长教育及其舍得花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从不吝惜，但对于玩具家长却每每进行制止，我们已经知道家长对于孩子教育的花销是投资性消费，而对于玩具的消费家长有一个观念转不过来，认为玩具是消费，顶多认为玩具对孩子有一点点的启发作用，所以不愿意在玩具上投资更多，或者根本不认为买玩具是一种投资，更多地把买玩具当做一种消费，特别是当家里的玩具堆积如山的时候，更觉得买玩具是一种浪费。而家长往往看不到玩具对孩子成长所造成的影响，因为这也不容易衡量，看到的只是成堆的废弃的玩具。家长当然会给自己的孩子买玩具，但是家长对玩具的消费量是有要求的，家长不会大量地给孩子买玩具，因为在家长的内心玩具是不可能与教育相提并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形的玩具反而输给了无形的教育。因为有形的玩具总让人感觉自己花了钱买的是商品而不是教育，相反教育因为自身无形反而让家长觉得自己买得值，如果孩子能顺便搞个才艺表演，那家长就觉得这个钱花的更值了。
所以玩具若想由消费品变作投资品，必须得转移自己的价值，不应该只是在玩具的品质上、安全性、好玩上努力，因为这都是围绕商品展开的工作，而要想转变成投资品，工作努力的方向就不应该是玩具了，而是孩子，只要商品的价值建立在孩子身上，玩具才能由消费品变成投资品，那么这个玩具该如何做呢？这个玩具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甩掉玩具的属性，变成教具，只有这个商品变成了教具，才具备投资品的属性。家长才会放开荷包的闸门，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购买，同时当这个玩具转身变成教具以后，玩具本身还发生了一个改变，那就是由“可买可不买”的商品变成了必需品，玩具可以跟配方奶粉一样变成必需品，配方奶粉发展到今天在中国市场已经达到几百亿的储量看来非常庞大，但我们不要忘了最初配方奶粉也并非必需品，配方奶粉即便发展到今天硕果累累，其必需性亦建立在对宝宝投资的期许上，也就是说妈妈们愿意花大价钱从香港背奶粉回来，并不因为奶粉里面含有多少种科学的成分，妈妈们埋单的并非奶粉本身，而是为自己宝宝的营养发育埋单，这才是本质。
价值转移
蛋白粉是一个价值相对模糊的商品，这类商品的售卖面临两个麻烦问题，第一个麻烦问题就是吃起来比较麻烦，蛋白粉吃起来没啥味道，冲泡起来也麻烦，让人天天坚持吃比较难，要知道即便是药品，让人坚持服用几个疗程也不容易，况且是保健品。
第二个问题就是蛋白粉的商品价值问题，蛋白粉到底有什么好处？恐怕谁都难以说清楚，吃多了蛋白粉是感冒减少了？还是体能更好了？还是特有精神呢？很难说得清楚。
纽崔莱的广告努力就在于让消费者在早餐的消费机会里消费掉蛋白粉，可是说这个消费时机相当不错，但问题是纽崔莱也没解释清楚蛋白粉到底有什么好处，和对应的价值是什么，纽崔莱仅仅在选料上不断地强调自己是多么的精挑细选，以此凸显商品不菲的价值，另外就是纽崔莱强调的“你每天早餐得补充这么多蛋白质”，只是告诉你，你需要这么多蛋白粉，必须的。就差一步，纽崔莱还是没有讲透。
在我们接受汤臣倍健蛋白粉的策略思考时，我意识到，蛋白粉完全应该价值转移，那就是蛋白粉的消费品属性完全可以转化为投资品属性，作为消费品蛋白粉天然存在着种种缺陷，包括口味差，吃起来比较麻烦，难以坚持等等，所以作为消费品属性来卖，你要像纽崔莱一样解决它的一系列问题，除了说出商品的成分价值，还要解决寻找消费时机等等，相当棘手。而事实上当我们发觉出蛋白粉的投资品属性的话，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那就是蛋白粉是对自己身体的投资品，你不是在买蛋白粉，而是在购买好身体，一罐蛋白粉无论你向消费者呈现你是选的有机植物，还是精选全球原料也好，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身外之物，无论你多好，他都可能觉得贵，但是当蛋白粉所代表的价值是对身体的投资时，几百块钱一罐一点都不贵，蛋白粉的关键是跟身体划等号，其消费品的属性从略，应该凸显其投资品的属性。我们提出了“你怎样对待身体，身体就怎样对待你……每天积累抵抗力！”让汤臣倍健蛋白粉的消费品属性向投资品属性转变。消费者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身体，而非蛋白粉。
同样的例子，有一个朋友花了一万多办了一个健身卡，他向教练抱怨太贵了！这个教练轻描淡写地就打消了他的疑虑，教练说：比你花钱吃药强多了！是啊！你花钱买的不是健身房的汽车使用租期，而是买的自己身体。一万多算个啥？
我们不能因为很多商品是消费品，就机械地按照消费品的思路向消费者推介，事实上有时候反其道而行之更能促进商品销售。我们不能强调商品消费品属性的同时而忽视了商品投资品的属性。
投资消费结构 篇10
投资、外贸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本文主要研究这三者对经济增长率的作用, 以期探讨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适合的增长方式。
二、投资、外贸和消费占 GDP的比重与 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1978~2012)
本节绘制了1978~2012年投资、外贸和消费占GDP比重的曲线及经济增长率曲线 (如图2.1) , 所有数据均以1978年为基期, 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扣除通货膨胀影响。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 55 年统计资料汇编》。
由图1可知, 1978~1991年间, 经济增长率波动较大, 这既是因为改革初期或保守或开放的思想交锋影响了经济政策的稳定性, 也是改革摸索期经济发展必然会呈现的特点, 这是发展的阶段, 也是积累经验和打基础的阶段, 因此将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阶段进行实证分析。
1992~2006年间, 经济经过短暂调整后进入平稳较快发展的通道, 这既是因为党的十四大召开我国完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保证了政策的稳定性, 同时也是在前一时期打下的基础上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 改革进一步深入, 这是迅速发展的阶段, 因此将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阶段进行实证分析。
2007~2012年间, 经济增长率总体下降, 这既有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因素, 同时也因为中央政府有意降低发展速度, 增强发展质量, 缓解和治理经济多年快速发展下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 为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是注重转变增长方式的阶段, 因此将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阶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将1978~2012年分作三个阶段分别进行实证分析, 是为了探讨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投资、外贸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三、投资、外贸和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 的实证分析
本节通过Eviews软件选取ARCH (自回归异方差) 模型, 分别对1978~1991年、1992~2006年和2007~2012年进行实证分析。对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可使其趋势线性化, 并削弱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共线性、异方差和非平稳性等现象, 因此对投资、进出口总额、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后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 GDP为国内生产总值, V为投资, T为进出口总额, E为消费。单位:亿元。
数据采集和处理:1978~1996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 1997~201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所有数据均按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折算。
括号内第一行是Z统计值, 第二行是概率
R2=0.995877, F统计值543.4090。
残差检验:
对ARCH (1, 1) 模型的残差序列做ARCH-LM检验, 可得到如下结果:
1.1992~2006年实证检验
回归结果显示, 国内生产总值、投资、进出口总额和消费存在如下关系:
括号内第一行是Z统计值, 第二行是概率。
R2=0.999224, F统计值1717.024。
残差检验:
对ARCH (1, 1) 模型的残差序列做ARCH-LM检验, 可得到如下结果:
2.2007~2012年实证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 国内生产总值、投资、进出口总额和消费存在如下关系:
括号内第一行是Z统计值, 第二行是概率。
R2=0.999210, DW 值 2.247。
残差检验:
对ARCH (1, 1) 模型的残差序列做ARCH-LM检验, 可得到如下结果:
以上三个方程中, R2>0.95说明回归方程拟合程度较理想, F值较大说明方程总体线性关系比较显著, 也表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较高。各项指标检验概率较小, 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解释变量显著。残差检验中概率较大, 说明不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
实证分析表明, 1978~1991年投资每增加1%, GDP减少0.19%;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 GDP增加0.19%;消费每增加1%, GDP增加0.91%。1992~2006年投资每增加1%, GDP增加0.06%;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 GDP增加0.07%;消费每增加1%, GDP增加0.86%。2007~2012年投资每增加1%, GDP减少0.11%;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 GDP增加0.12%;消费每增加1%, GDP增加0.89%。
四、结 论
1978~1991年, 投资抑制经济增长。我们认为这是两种作用的结果, 一是投资本身增加了GDP的值, 对经济增长是正向作用;二是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初期, 政府主导的投资主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这些项目直接产出有限且受当时经济水平的限制导致利用不够充分, 虽然长期而言会促进贸易和消费, 但短期内由于减少了社会保障投入并加重了税费负担, 事实上限制了贸易和消费, 对经济增长是负向作用。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投资限制了经济增长, 这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阶段必须付出的成本。
1992~2006年, 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投资逐渐从基础设施向钢铁、石化等有直接产出的大型项目转移, 拉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了贸易和消费的增长, 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提高了基础设施的利用率, 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逐步显现;同时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更多投资也增强了居民的消费意愿。所有这些正向作用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2007~2012年, 投资抑制经济增长。这一时期政府主导的投资继续增加GDP值, 但由于效益低下, 导致投资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减弱。在此期间, 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四万亿救市措施, 避免了经济硬着陆, 而手握巨量资金的国有企业也挤压了民企的生存空间, 削弱了更有效率的民营经济对经济的拉动能力。政府主导的投资型增长方式, 即使多数人都获益, 但也使少数群体从中获得不对称的高额利益, 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 少数群体掌握大量财富, 削弱了社会消费的同时也削弱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能力。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投资限制了经济增长, 这说明当社会经济发展较充分时, 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方式不适应发展需要。
在这三个阶段, 外贸和消费均促进经济增长。这既因为外贸和消费本身会增加GDP值, 也因为这两者的发展会进一步带动投资的增长, 最终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外贸和消费均促进经济增长, 这也说明它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是持续性的。
五、政策建议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由投资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所有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 因此依靠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是最根本的增长方式, 对国家而言, 意味着经济风险更可控, 同时, 如果希望多数人都能消费敢消费, 这样的立足点会推动社会发展的更公平。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增加对地方政府环境指标和债务的考核。严格的环境考核将降低地方政府对钢铁、石化等高投资项目的热情;对债务的考核将限制地方政府的借债和投资冲动。
适当降低GDP增长目标。较低的增长目标能减轻地方政府的投资压力, 降低对投资的依赖, 削弱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为市场进一步发挥作用腾出更多空间, 更充分的市场经济将带来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使社会更公平, 并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基础, 而且将增强人们的消费意愿, 为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消费驱动型增长迈出关键一步。
【投资消费结构】推荐阅读：
消费结构优化10-15
农民消费结构05-10
消费结构升级09-13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分析07-16
能源消费结构及特点论文09-09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调研报告07-28
教育投资结构08-09
企业投资结构分析论文05-14
投资者结构更新中09-27
投资银行股权结构研究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