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税制度研究（精选7篇）
遗产税制度研究 篇1
一遗产税的历史渊源
遗产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死者留下的遗产征税, 国外有时称为“死亡税”。遗产税最早产生于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 出于筹措军费的需要, 埃及法老胡夫开征了遗产税。近代遗产税则始征于1598年的荷兰, 其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相继开征了遗产税。
中国早在1940年7月1日就已正式开征过遗产税。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通过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将遗产税作为拟开征的税种之一, 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未予开征。1994年的新税制改革将遗产税列为国家可能开征的税种之一。1996年全国人大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纲要中提出“逐步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最近网友热议的“80万将成为我国遗产税的起征点”则再一次将遗产税推向风口浪尖。
二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
遗产税的最主要目的是缓和社会贫富差距, 调节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那么我国究竟面临着怎样的社会贫富差距?
基尼系数是经济学中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 基尼指数在0和1之间, 数值越低, 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由于历史等原因我国在最近十年一直未发布官方的基尼系数数据。但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表示, 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2003年是0.479, 2004年是0.473, 2005年是0.485, 2006年是0.487, 2007年是0.484, 2008年是0.491。然后逐步回落, 2009年是0.490, 2010年是0.481, 2011年是0.477, 2012年是0.474。
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2012年12月曾发布报告称, 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显示, 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9。
根据上述材料和数据分析, 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5以上, 不仅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也超过了国际平均水平 (国际平均水平为0.44) 。这表明我们现在面临着巨大的财富分配不公, 需要国家采取措施来调节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根据历史经验, 一旦社会财富的不公平超过一定水平很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安和动荡。
三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基础与条件
征税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 如果条件不成熟而贸然征税极易引起社会的敌对和混乱。笔者根据分析我国已基本具备条件。
从政治上说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调节收入分配, 实现社会公平, 达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而在经济上更有急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积累了相当大的财富。《群邑智库·201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 除港澳台之外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 千万富豪人数第一次突破102万人, 比上一年增加了64260人, 涨幅6.3%;其中亿万富豪人数已达63500人, 比上一年增加了3683人, 涨幅5.8%。目前, 全国每1300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豪。由此可见, 目前中国已经具备了征收遗产税的经济条件, 即在社会中存在着一个较庞大的富人阶层, 不会存在无税可征的情况, 同时也说明了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 同时我国富豪的增长也是相当之快, 这就说明我国遗产税的税源将会长期增长, 不会存在税源枯竭的担忧。而从国际经验来看。目前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开征了遗产税, 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积累了经验。这些都为我国开征遗产税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使我国在开征时不至于盲目和被动。同时大量国家开征遗产税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富人移民。
四遗产税的利弊分析
开征遗产税是一件具有争议性的事情, 在开征之前首先要分析其利弊因素。
1. 开征遗产税的正面效应
第一, 缩小贫富差距, 缓和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公平。遗产税是一种富人税, 即通过向富人的遗产征税, 使富人向后代遗留的财产减少, 从而调节了再分配促进公平。政府扩大了财源, 使得政府有了更多的财富投资与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 而这些领域也是穷人急切需要得到改善的领域, 这样穷人就获得了更大的好处, 同时也削弱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马太效应, 促进了社会的公平。
第二, 财富得到更有效率的利用。如果抛开征收成本的问题, 单从经济效益来看, 征收遗产税能调节公平, 缩小贫富差距。同时从利用来说, 如果遗产税的税款能专款专用无疑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投入到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根据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分析, 对于富人来说增加一块钱的医疗教育也许得不到明显的改善, 然而对于穷人来说, 可能会使其境况得到明显好转, 这样让这部分金钱的边际效应增加, 让部分税款花费在穷人身上从而得到更大的效用, 同时也符合遗产税开征的初衷和目的。
第三, 扩大税收来源。2012年, 全国税收收入完成110740亿元 (不包括关税和船舶吨税, 未扣减出口退税) , 比2011年增长11.2%, 增收11175亿元。2006年, 美国遗产税收入占联邦税收总收入的比重是1.16%, 日本遗产税收入占国税总收入的3.09%。据此可以推算我国遗产税的金额应该占比在2%左右, 则税款在2000亿左右。这个数据可以通过初步计算得到, 笔者算法按下文方法计算的税收。我国目前千万级别的富翁在100万人以上, 做保守估计, 平均每人5000万的财富, 按下文5000万级别的应缴纳900万税款, 则税收总额为100万×900万=9万亿, 目前我国千万富豪按6%的比例增加, 如果按这个比例减少的话, 税款应为9万亿×0.06=5400亿, 按主流观点我国目前税收成本在8%左右, 考虑到遗产税的征收难度, 提升到20%那也应有超过4000亿税款, 同时扣除偷税避税的也不应低于2000亿, 但是其实这是非常保守的计算。所以这是一笔非常客观的收入。可见, 遗产税对入我国的税源增加效果比较显著。
第四, 完善税制, 推进税制的深化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的税制改革从未止步,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有力地调节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部分税制改革的进程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张国炎研究员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开征的18种税收当中, 有8种税的2004年的年收入不足100亿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仅为3.4亿元, 而筵席税、屠宰税更是少得可怜。”显然如果能以遗产税替代这一部分的税收, 不仅能简化税收程序, 也不会减少国家税款, 对于税制改革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五, 彰显社会公平, 促进社会竞争。遗产税的征收是彰显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其实在一些征收遗产税的国家, 遗产税款较少, 然而依然在征收, 这是因为希望通过遗产税来彰显社会公平, 减少社会阶层的对立, 促进社会的团结和谐。同时遗产税也向鲢鱼效应一样, 使“富二代”产生危机感, 促使其不断发奋图强, 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同时也削弱了“富二代”与“贫二代”的马太效应, 促进了社会的竞争, 使得社会能良性发展。
所以说, 遗产税的开征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急迫的, 对于彰显社会公平也是能起到作用的。
2. 遗产税的负面效应
第一, 民营企业困境。由于我国富一代的财富主要以民营企业的形式存在, 很多人担心征收遗产税将对我国的民营企业产生冲击。这种情况肯定会客观存在的。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 只要有比较合理的遗产税制度和随着我国民营企业的股权改制的推进, 这些风险会降低。
第二, 富人移民问题。很多人对遗产税的反对主要表现在富人移民导致财富转移。但是纵观全世界因为遗产税而移民的富豪并不多见。因为移民动机是很复杂的因素, 如社会文化、产业所在、语言习惯、政治利益等因素, 所以单纯从遗产税导致移民并不可靠。相反, 在美国等国家很多富人呼吁扩大遗产税的征收范围。
第三, 我国相关制度不完善, 征税成本高。目前反对者认为我国目前很多与遗产税相关的制度不完善, 政府对财富的控制力较低, 会造成征税成本过高, 得不偿失。但是现代社会第一个征收遗产税的国家是1598年的荷兰。我们有理由相信, 那时的荷兰肯定没有现在的中国制度健全, 但是那个时候就能征收起来, 现在没有道理不可以。再者,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 与征税有关的制度也不断得到了完善, 如会计审计制度等。而且经过市场经济的检验我国有一批专业素质较高的税收人才, 相信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而且随着遗产税的征收经验的积累, 这种情况会不断好转。
五我国应采取的遗产税对策
1. 起征点问题
起征点宜高不宜低。遗产税本质上是一种富人税, 如果起征点太低则违背了初衷。按我国目前现状, 如果按照千分之一的征收比例, 则起征点应该在1000万元。这既体现了富人税的目的, 又不损害中产阶级的利益, 同时又不会因为起征点太高而无税可收。
2. 征收方法问题
遗产税的征收有总遗产税、分遗产税和总分遗产税。总遗产税是对财产所有人死亡后遗留的财产总额综合进行课征。规定有起征点, 一般采用累进税率, 不考虑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疏关系和继承者的个人情况。分遗产税是对各个继承人分得的遗产分别进行课征。考虑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疏关系和继承人的实际负担能力, 采用累进税率。总分遗产税也称混合遗产税, 是对被继承人的遗产先征收总遗产税, 在对继承人所得的继承份额征收分遗产税。但是由于我国税收机制不完善和考虑到征税难易和征税成本, 笔者认为按我国目前现状应采取总遗产税制。这样既有利于简化征收流程又节省征收成本。同时在总遗产税的基础上实行累进税率, 从5%~45%, 详细见下表。
由上表可知, 一份5000万的遗产最多征收900万, 不到其20%, 这样既起到了维护富人利益的同时也为国家征收到了税款。
3. 遗产税与赠与的关系
由于赠与也是一种财富转移的方式, 目前世界上所有开征遗产税的国家同时也开征了赠与税。但是赠与行为本身又有特殊性。如在遗产人病危前转移发生的赠与行为就有很大的转移财富的动机, 但是如果遗产人是在青壮年的赠与则可能是简单的赠与行为。这样就比较难以拟定赠与行为的动机与意图。按国际通行的做法是按照遗产人死亡前的一定年限内发生的赠与收税。如英国就是7年, 即遗产人在生前7年内的赠与财富需要收税。我们在此提出了一种核算思维, 即将赠与财富统一到遗产里面进行核算, 不单独设立赠与税。如一份遗产为4500万, 而生前发生了500万的赠与行为, 则应该按5000万的遗产核算, 为900万的税款。500万为1/10的遗产, 则承担1/10的税款90万。这样就简化了征收手续, 同时也更加合理。
4. 遗产核算问题
一般而言, 遗产分为货币资金遗产和非货币资金遗产。其中货币财产比较容易核算但是不易被查证, 容易被隐藏。而非货币遗产既不易被核算又容易被隐藏。其中像房产等不动产等比较好核算, 但是其中像古玩字画等就不易被核算。这就给税务机关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和较高的征收成本。笔者认为对于古玩字画等资产, 其中能查到购买价的按购入价核算, 不能查证的按同等货相近的物品的市场价核算, 或者可以请专家评定。总之笔者认为对于这类资产的核算也应遵循宜高不宜低的原则。
5. 用捐赠款抵扣遗产税
在其他国家都普遍存在用捐赠款抵扣税款的制度。我国也可以采取这样的规章。即在身前一定年限类的捐赠款可以抵扣一部分遗产税, 同时赠与的年限一样同为7年, 即7年类的捐赠款可以按一定比例抵扣, 可初步拟定为50%。即如果身前捐赠100万元, 遗产税款为300万, 则可以抵扣50万, 即只用缴250万。这样可以促进我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6. 遗产税款的专款专用
遗产税的征收本意是促进公平, 所以税款的专用就显得特别重要。笔者认为国家应设立遗产税专款账户, 全国的遗产税税款统一上缴中央, 然后用于特定用途, 其中笔者认为应主要投入到贫困地区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 使税款的边际效用达到最大, 真正起到促进社会公平的目的。
遗产税的征收和使用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 牵涉到社会的诸多方面, 我们应慎重对待待遗产税。同时还要加快相关配套措施的建设进程, 如财产实名制、财产价值评估机制等制度, 以期在征收的时候能起到较好的作用。任何一项新制度的引入都会产生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 虽然中国目前还有一些制度不是十分完备, 但不应以这种客观现实的存在而将开征遗产税这种新的制度拒之门外, 尤其是当形式具备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条件的时候。因而, 从长期来看, 中国开征遗产税是一种必然趋势。
摘要：近年来, 开征遗产税的呼声越来越高, 然而反对者也不在少数。本文详细分析了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政治、经济条件及其利弊, 得出了国有必要开征遗产税的结论, 并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一套征税方案。
关键词：遗产税,条件分析,利弊分析,制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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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税制度研究 篇2
1 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研究
1.1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迅速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了6种知识产权类型,即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并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民法保护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也在第七节,以八条的篇幅,确定了知识产权犯罪的有关内容,从而确定了中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制度。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等单行法和行政法规也都对相关的知识产权作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1]。”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保护[2]。”我国一些省、直辖市、自治区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条例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做了相关规定,如《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及其基于传统知识、民间文艺所产生的其他权利,依法予以保护[3]。”《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公开使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形式时,涉及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4]。”从上述法律条文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在立法层面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预留了一定空间,但在具体的实施细则上并没有做出详细规定,这亟需在配套的立法上予以完善、规范。
1.2 我国学术界对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现状
在我国学术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成果已经比较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适用知识产权进行私权利益保护是个十分有争议的问题。综合起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公共文化,它并不仅仅是属于哪个个人的,而是特定国家、民族或者群体的共同财富。作为公共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如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私权方式保护,不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不利于该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只会加速其灭亡;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其丰富,而被滥用、盗用的现象十分突出,用著作权法、商标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对其加以保护可以防止无偿使用,杜绝侵权人随意歪曲作品原意和损害民族形象。
尽管我国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但是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对于运用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民族传统体育问题则是少之又少。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最早发表的科研论文是张厚福教授于2000年发表在武汉体育学报上的《优秀传统民族体育项目的知识产权保护》,在随后的10年间,除了少数几篇对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外,已难以见到对民族传统体育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少有的闲散研究也如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缺乏深入的法律分析和法律路径的探求。
1.3 现行知识产权无法直接兼容民族传统体育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存在许多不兼容的地方,利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存在一定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第一,民族传统体育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休闲娱乐、宗教祭祀、军事战争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完善并流传至今,由于年代久远,其创作者早已无法考证。权利主体的不确定性,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构成了根本冲突;第二,民族传统体育一般是通过人们的口传身授,代代相传,少有书面文字记录,无法确定其具体内容,且会因为某一社区或部落的解散或某一传统艺人的死亡,而从此消失;第三,知识产权制度主张创新,而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进入公有领域,其民族性、传承性无法满足专利、商业秘密等权利的新颖性要求;第四,知识产权只授予所保护的客体一段时间的垄断权,期限终止其内容即进入公有领域,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来说,从其产生到现在早已经历了几百上千年,大大超过了知识产权所规定的期限。基于以上认识,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寻求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一定的困难。
1.4 现行知识产权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保护民族传统体育
朱雪忠教授认为,“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具体表征上与传统的知识产权客体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知识产权的宏观框架下寻求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也并非不可能,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与知识产权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兼容性,可以通过两者的协调与互动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从而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5]。”王景川教授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很高的挑战性、前瞻性和艰巨性,就知识产权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统的知识产权存在巨大差异,这就意味着现有知识产权制度要进行改革;知识产权的保护应体现公平和正义原则,兼顾各个国家的利益、权利人和消费者的利益,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5]。”
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不断创新的制度体系[6]。知识产权制度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和社会进步不断发展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不断扩展和知识产权类型的不断增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入围提供了空间。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传统体育,它不仅可以表现为作品、艺术形式、表演等可以被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如舞龙、舞狮、龙舟等项目都有较强的观赏性和较高的技艺性,可以用来进行表演;又如传统武术中许多形象逼真的造型、优美舒展的动作,被舞蹈和戏剧所借鉴,也是美术、绘画、雕塑的重要表现内容[7]),还可以表现为一定的空间和实物以及民俗形式(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等。因此,对那些具备一定形式、符合传统知识产权标准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可以将其纳入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给予保护。
2 我国优秀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构建
2.1 权利的主体
在知识产权保护主体上,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殊性,要确定一个权利主体的难度较大。因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民族或地区几百、几千年来不断改进并传承下来的结果,权利主体早已无法考证。因此,要将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现行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需要在权利主体上进行改革,以适应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笔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关系中的权利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1)自然人(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一些独特的表现手法,传统的练习技巧等,都掌握在少数艺人身上,他们掌握并承载着民族传统体育的知识和精湛技艺,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宝石,又是民族传统体育世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一定程度上这些“身怀绝技”的艺人决定着一种文化遗产的兴衰和存亡。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该对这类文化遗产的传承者进行保护,赋予其合法的权利主体地位;(2)集体或地方政府。许多优秀的传统体育项目属于集体创作的,但由于年代久远,该项目的具体创造者和传承人已经无法考证,它们表现为一个民族或地区的传统习惯和特色,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习俗中。对于这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当把权利主体交由集体或地方政府,依靠集体和政府的力量对该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3)国家或相关行政部门。在我国范围内广为流传,且除上述两类之外某些不适合由个人、集体或地方政府作为权利主体的项目,应归国家或由国家授权的部门统一管理,如国家体育总局或文化部。
2.2 权利的客体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是指知识产品,它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领域从事一切智力活动而创造的精神财富。国内有学者认为,体育知识产权的主要客体有体育著作权、体育专利权、体育商标权、体育广播电视转播权、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奥林匹克运动标志、体育非专利专有技术、体育未公开信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反不正当竞争法[8]。笔者认为这种提法欠妥,知识产权的客体必然是各类精神产品,而非各种具体的权利。就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而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定什么样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受到法律保护。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表现形式多样,这对保护的客体进行科学界定带来一定难度。比如中国传统武术,结构复杂,流派众多,其中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一的少林功夫,套路有数百套之多,另有七十二绝技,以及擒拿、格斗、卸骨、点穴、气功等门类独特的功法,这些都是前人智力活动所创造的宝贵财富。因此要对保护的客体进行精确细致的界定,既要依照传统体育项目的特点和规律,又要符合现代知识产权的特点及分类。
2.3 权利的内容
通常认为,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两部分[9]。所谓人身权利,是指权利同取得智力成果的人的人身不可分离,是人身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比如,作者在其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对其作品的发表权、修改权等,即为精神权利;所谓财产权是指智力成果被法律承认以后,权利人可利用这些智力成果取得报酬或者得到奖励的权利,这种权利也称之为经济权利。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关系从知识产权的角度上来看,其权利内容主要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三个方面。
2.3.1 著作权保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10]。”从以上可以看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以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得到著作权的保护。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著作权法主要用于保护传统体育著作、论文、口述作品、图画、音像作品、传统套路编排、技法、规则等。比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林功夫,据少林寺流传下来的拳谱记载,历代传习的少林功夫套路有数百套之多,少林寺藏经阁现存《中华大藏经》、《龙藏》、《大正藏》、《高丽藏》及其他典籍计数万册,殿内原供达摩面壁石、法器及包括明代大藏经在内的5000余卷佛经图籍等,此类作品都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汇编权等[10]。”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依法对其作品享受以上人身权和财产权,还可以通过签订合同许可其他人使用上述权利。作品创作出来后,需要在公众中传播,传播者在传播作品中有创造性劳动,这种劳动亦受到法律保护,传播者传播作品而产生的权利被称为著作权的邻接权。根据《著作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受下列权利:表明表演者身份、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许可他人录音录像,并获得报酬、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并获得报酬、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并获得报酬[10]。”比如:少林寺武僧团为弘扬传统少林武术,传播中国文化,多次应邀出访欧、亚、美等国家,其表演的正宗少林功夫,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作为表演者的武僧们也依法享受表演者权,并享有获得报酬的权利。
2.3.2 商标权保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八条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11]。”《商标法》第三条规定,“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11]。”在我国,除特殊商品外,普通商品的商标注册申请不是强制性规定,但法律只保护注册的商标。因此,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只有向国家工商行政部门申请注册后,方可获得相关产品的商标权,商标注册人对注册的商标享有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我国现行商标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但在具体实践中,我国已经存在将其纳入商标法保护的做法。1998年,少林寺投资成立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正式注册了“少林”、“少林寺”商标,注册类别是武术表演。2009年,少林寺注册了“少林藥局”商标,该商标由汉字“少林藥局”、“始创于公元1217年”和英文“SHAOLINMEDICINE”组成,注册类别为药品和沐浴用品。目前,少林寺已拿到45个类别,200多项商标的注册证书。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标注册,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即《商标法》规定的: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如:以传统武术各门派特有的武术器械(少林棍、梅花刀、太极剑、太极扇、梨花枪等)为模型制作的手工制品或艺术品,可以注册商品商标;少林武僧团、宁德霍童线狮、朝鲜族跳板、秋千、维吾尔族达瓦孜等类型的表演,其实质就是给人们提供一种传统体育服务产品,可以注册服务商标;传统武术拳种丰富,支派众多,套路繁杂,可能具备合法资格的商标注册人不止某个人或某个拳种或某个支派,为了更好的利用传统武术商标,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为了防止传统武术领域中出现“假冒伪劣”“欺世盗名”的情况,在传统武术中可以考虑申请注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注册主体是对某种商品或服务具有鉴定和监督能力的组织。在我国,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鉴定和监督能力的组织无疑是文化部(主要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鉴定及评审)和国家体育总局(主要负责民族传统体育的发掘与整理)。文化部或国家体育总局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证明商标的注册主体对相应的文化遗产进行商标注册,然后再根据需要授权符合条件的各单项传统体育项目的组织或协会使用。
此外,我们还可以引入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根据《商标法》第十六条规定,“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11]。”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某个地区的文化资源,体现了该地区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和地理标志一样,具有地理范围的特定性、群体性和传统性。因此,地理标志是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措施之一。在我国已公布的第一、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收录了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峨眉武术、邢台梅花拳、沧州武术、沙河藤牌阵等传统体育项目,对于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参考地理标志保护。
2.3.3 专利权保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12]。”我国现行专利制度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一定的适用空间。如某些传统体育表演(舞龙、舞狮等)的道具、服饰的设计和图案可适用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某些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传统武术门派的技能练习方法、某些传统体育器械的特殊制作方法、传统养生体育中的行气、导引、坐忘等的创新方案、某些门派未公开的中医疗伤配方等,都适用于专利保护。另外,由于专利权具有地域性,其效力仅限于本国境内。因此,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权利主体如果要使自己的发明创造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受到专利的保护,就必须根据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法申请专利。2.2.4其它保护方式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的知识产权权利保护外,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还可以采取反不正当竞争法、网络域名保护等方式。与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假冒注册商标、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姓名、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如现在国内以“少林”命名的武校、武馆数不胜数,而真正得到少林寺授权且传授的是正宗少林功夫的却是极少数;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域名被抢注主要集中在“少林”“太极”“武当”等传统武术项目。如www.shaolin.com、www.shaolinwushu.com、www.chinataiji.com等。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被抢注的域名涉嫌侵权,目前我国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网络域名侵权的性质。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优秀民族传统体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笔者呼吁那些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要警惕网络域名抢注现象,采取必要手段保护好属于自己的利益。
3 结语
3.1 给予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知识产权保护非常必要。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几千年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随着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经济特征日渐突显,一些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经济浪潮中得以生存并广泛传承。可正是因为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经济性,一些人为谋取利益,在利用、开发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滥用、盗用等侵权行为,导致了传统文化资源大量流失,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而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的知识产权首先是在保护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其次是在保护当今传统体育知识产权权利人及相关群体的利益。
3.2 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与知识产权制度可以兼容。
虽然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内涵在其表征上与现行知识产权客体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从知识产权视角来看,在宏观框架下寻求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并非不无可能。实际上,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与知识产权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兼容,可以通过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予以适当变革实现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从而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3.3 相关的法律保护尚不健全。目前国家对民族传统体育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该法律只是从宏观上规范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对于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和文化形态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形式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笔者呼吁,国家体育总局、文化部、国家民委等相关部委联合起来,加强联系,加强立法研究,制定相关的专门法律,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
3.4 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增强民族体质,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促进文化多样性,维护我国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时,不可削足适履,否则,不仅无法真正地起到保护、促进的作用,反而会使得传统体育丧失自身特点,失去其保护的意义。
2011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收录了拦手门、通背缠拳、地术拳、华佗五禽戏、撂石锁、迎罗汉、掼牛等十余项传统体育项目。越来越多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国家认定,势必带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大繁荣。因此,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我国优秀的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3]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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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冯晓青.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保护[J].知识产权,2010,20(5):15-23.
[10]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对我国遗产税开征的制度设计建议 篇3
遗产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死者留下的遗产征税, 其在我国开始征收有其必要性。
(一) 遗产税的概述
遗产税是以被继承人去世后所遗留的财产为征税对象, 向遗产的继承人和受赠人征收的税, 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征收的一种税收, 但也有国家和地区是出于吸引投资、吸引资金流入或其他考虑而特意不设立遗产税或者废除遗产税的。对于健全国家的税收制度、适当调节社会成员的财富分配、增加政府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财力、维护国家收益具有积极意义。遗产税通常要和赠与税联系在一起设立、征收。
(二) 遗产税开征的必要性
1. 经济基础
就经济基础而言, 需要综合考察人均GDP、居民储蓄和高收入阶层财富拥有状况。在正常情况下, 人均GDP、个人财富增长与较高的储蓄水平是遗产税开征的基础经济条件:而高收入阶层财富拥有上, 一个共识是, 基尼系数越高的社会越有开征的价值。照此逻辑考察我国经济发展态势, 应该说, 当前已经具备开征遗产税的宏观经济基础了。在经济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下, 我国居民财富呈现快速增长。尤其是相当一部分人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内累积了巨额的财富, 这直接为遗产税的开征提供了充裕的税源。而从当下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发展趋势看, 基尼系数在超过国际警戒线后依然攀升, 富裕阶层凭借种种优势获取巨额财富的驱动力并不会在短期内弱化。
2. 政治必要性
从国家的社会政策来看, 开征遗产税有利于防止收入的过分悬殊, 调节收入分配, 平均社会财富, 解决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 避免产生剧烈的社会矛盾, 这一点是开征遗产税最根本的原因。国家通过遗产和赠与税, 实行区别税负, 将拥有高额遗产者一部分财产归为社会所有, 用以扶持低收入者的生活及社会福利事业, 形成社会一种分配的良性循环。
3. 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 我国居民收入在总体水平迅速提高的基础之上, 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贫富分化现象日趋明显。此外, 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黑色收入”与“灰色收入”又人为加大了贫富差距在外观上的表现程度。以上情况充分说明, 我国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日益严重,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合理、适度的分配差距有益于经济的发展, 这已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 但是严重的分配不公将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增多,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同时还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失去信心, 挫伤部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 而这一切将会阻碍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国家应该伸出“有形之手”, 通过税收杠杆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 以保持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遗产税作为一种财产税, 以社会成员的存量财富为课征对象, 具有相当大的收入再分配作用, 是实现该目标的一个好方式。
二、遗产税的意义
开征遗产税有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补充所得税不足;限制私人资本, 平均社会财富;抑制社会财富, 激励人们勤劳致富的意义。
(一) 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补充所得税不足
所得税由个人自行申报, 不免有纳税人逃税的情况发生, 遗产税作为直接税, 能够有效地捕捉该项逃漏的税源。遗产税虽是小税种, 但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二) 限制私人资本, 平均社会财富
遗产税采取的是累进税率, 对高额遗产课以重税, 从死亡者过多积聚的财产中取走一部分, 使资本集中的趋势有所节制。将部分私有财产转化为国家所有, 从而适当地限制个人资本, 遗产税被喻为“用富人的身后款来济世扶贫”。国家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平均社会财富, 缩小贫富差距。
(三) 抑制社会浪费, 激励人们勤劳致富
由于遗产的取得, 具有不劳而获的性质, 巨大的遗产对继承人不但不是一种幸福, 反而可能是一种萌发奢侈和懒惰的祸根。巨额的遗产, 往往使继承人奢侈浪费, 贪图享乐, 败坏社会风气, 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三、遗产税开征制度设计的建议
(一) 完善公民死亡信息管理制度
死亡信息直接关系到遗产税的课征时间、课征对象等。从我国当下公民死亡管理来看, 多种原因使得一部分人并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死亡报告等手续。因此, 从制度的完善来看, 今后需要明确死亡信息管理部门, 可由公安部门户籍管理机构或卫生部门负责推动建立人口死亡登记信息库。将采集的死亡信息及时向税务机关、民政部门等有关主体传递。在明确公民死亡信息报告的义务主体、具体期限的基础上, 制定未按规定履行报告义务的惩处机制, 对无正当理由而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手续的, 追究相关责任。
(二) 健全个人收入申报与财产登记制度
个人收入申报与财产登记是核定遗产的重要依据。
1. 明确个人收入申报与财产登记制度的主体
这包括了报告主体、管理主体、申报客体等, 尤其是明确税务部门、公安局、证券交易、银行等机构在个人收入申报与财产登记上的职责;明确收入申报与财产的范围, 注意将非工资性收入和特殊财产如贵重金属、古董字画及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如专利权、商标权等纳入。
2. 对不如实申报和拒绝提供有关资料者进行严惩
运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对不如实申报和拒绝提供有关资料者进行严惩, 以形成良好的财产申报与登记秩序。
3. 构建多部门信息共享机制
着力于启动住房、车辆、税务、银行、海关、证券、社保等部门个人信息的联网工作。
4. 设计防止个人财产转移的约束制度
设计防止个人财产转移的约束制度以尽可能降低遗产税引发的资产流失。
(三) 强化个人财产评估制度建设
遗产价值是遗产税的计税依据, 合理评估遗产的价值是遗产税开征的前提。今后需要侧重于下述个人财产评估制度建设。
1. 建立权威性的财产评估机构
可借鉴国际上通行做法, 由税务部门组建个人财产评估机构, 配备专业税务估价员及核税员, 同时根据各类财产特点结合有关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来完成估价工作, 如在英国, 土地是由专门的土地评估部门评估.无形资产 (知识产权) 的评估则由资本税收办公室负责, 金银珠宝、首饰及文物、艺术品等通过聘请专家进行估值。
2. 建立完善的财产评估制度
包括确定具有资质的财产评估机构、评估程序、评估方法等, 尤其是以强调市场价值为原则来确定评估方法。
(四) 加强舆论引导, 提升社会认同
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我国开征遗产税的阻力。为此, 今后应强化宣传与引导, 不断提升人们对遗产税的认同度, 突出遗产税在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解除人们对遗产税的顾虑与疑惑;同时, 强化社会大众通过个人努力和奋斗来获得财富的人生价值观, 鼓励人们的社会捐赠行为, 从而弱化人们对遗产税的抵触情绪。
参考文献
[1]封嘉怡.开征遗产税的利弊分析与建议.财会研究, 2014 (07) .
[2]杨盛军.中国当前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税收正义为视角.经济与管理, 2011 (06) .
遗产税制度研究 篇4
关键词：遗产税,税权,社会公平
一、我国征收遗产税的必要性分析
(一)理论依据
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论》,对于公民无偿转让财产征税,需要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他的理论主要可以总结为:一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当下社会应享有同等权利;二是因每个人天生的禀赋及能力不同,可能在财富、声望上有所差异;三是因人是自由的,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言人有责任对此种差异进行调整,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遗产税则是对此差异进行调整的手段之一。
而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遗产税课征的法理基础的分析,其中又以国家共同继承说及权利说为主流。
1.权利说,亦称法律说,是最早的正统学派学说。认为继承遗产有赖于国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即承认人应当为此交纳一定的补偿费用,或者国家对遗产拥有领地权、部分支配权,并可以通过对遗产征税实现这些权利。
2.国家共同继承说,以德国法理学者布兰奇里为代表,理由是:私人积累的财产有赖于政府的帮助和保护,因此政府有权从私人处取得一部分财产。
(二)现实需要
1.我国当前的贫富分化现状使得我们必须重视对居民收入进行有效的调节。2010年我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也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标准。
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处理不当有可能导致一些社会问题。在贫富分化、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背景下,开征遗产税可以部分消除社会分配的不公、缓和社会阶层的对立关系,起到维持社会稳定的效果。
2.从地方财政体制运行来看,目前我国地方税制体系还不完善,需要形成更多的、法定规范性较高的税收收入源泉。并且,随着营业税部分税目改为征收增值税,部分地方财力出现了“吃紧”的状态,地方财政部门迫切需要新的“替代税源”。在此背景下,积极拓宽地方税制范围,形成更多的“税源”将是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3.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和跨国资产的频繁流动,涉外因素的遗产继承将日益增多。在国外多数国家开征遗产税而我国不开征遗产税的背景下,外国公民在中国继承遗产无需纳税,中国公民在国外继承需要向所在国纳税,这有悖于国际间的公平,也有损国家税收利益。因此,为实现与国际税制的同步,加强对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维护,我国有必要开征遗产税。
二、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分析
(一)我国的财产登记、管理制度日益完善,这有利于各类财产税收的开征
我国《民法通则》、《继承法》和《婚姻法》都对遗产的继承做了相应的规定,这为遗产税的开征提供了较好的法律基础。而《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修订和出台对我国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和财产继承、分割、转移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有利于我国遗产税制的建立与完善。
(二)对高收入者的税收信息管理为遗产税开征提供了便利
自2007年开始,我国税务部门明确要求年所得收入达到12万元的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自此之后,国家税务总局开始逐步掌握我国高收入者的信息。可以看出,税务部门已经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信息进行了重点建档和逐步掌握,这项工作为我国开征遗产税提供了较多的信息资料。
(三)国外遗产税为我国遗产税制建设提供了借鉴
目前,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开征了遗产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开征了遗产税。这些国家遗产税的制度设计、遗产税豁免额的选择、赠与年限的设定等为我国遗产税制的选择提供了借鉴。
1. 从部分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
(1)美国实行的是“总遗产税制”,对美国公民、居民、非公民和非居民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在征收遗产税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会定期动态地调整遗产税的免征额和最高边际税率,以适应社会经济形势、政治选举形势的变化。
(2)日本采取的是“分遗产税制”,采取的是超额累进税率,税率共分13个档次。日本遗产税的最低边际税率级次为10%,最高边际税率级次为70%。在日本,每一个税率级次都有相应的抵免额度。日本的遗产税对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分别进行征收。
2. 从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相近的部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看
(1)俄罗斯联邦政府的遗产税采取的是“分遗产税制”模式。俄罗斯遗产税的纳税人是在本国境内以继承或者赠与方式获得财产的自然人,具体财产包括不动产、土地资产、存放于金融机构的存款和其他财产股份。俄罗斯联邦政府的遗产税税率同德国较为相似,同样是根据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受赠人与赠与人的亲疏关系设计税率等级,相对较为复杂。
(2)巴西的“遗产赠与税”由各州负责征收,是根据不动产转让或是捐赠行为进行征税。巴西遗产税采取的同样是超额累进税率,各州的税率不同,譬如,根据遗产的价值多少,巴西圣保罗州的遗产赠与税税率介于2.5%-4%之间。
三、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制度设计
(一)将遗产税定位为“地方税”,但由中央统一税权
为了充实地方财政实力,增强地方政府征收遗产税的积极性,我国应将遗产税定位为“地方税”,使其成为地方财产税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利于地方政府部门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管理优势落实征收管理工作,完善地方税制体系。但当前在财政竞争压力之下,我国“中央-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因而有必要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遗产税的基本税收制度。这既可以避免地区间恶性竞争造成的税收流失,又可以避免政府间税收竞争带来的不必要的人口流动和资本流动。
(二)完善死亡申报制度,及时掌握居民死亡信息
现行的公民户籍制度中对于死亡注销户口的规定,已经完全能核实被继承人死亡的信息,应该进一步明确公民死亡申报制度办理的具体期限并明确有关责任制度。
(三)完善以存款实名制为基础的个人信用体系,保证个人金融资产的真实合法性
主要严格落实实名制规定,推进支付手段的完善以合理规制大量的现金支付和计算,以及整合个人在不同金融机构的相关信息,实现银行间个人信息的联网以及税务机关与各个相关机构的信息互联。
(四)明确与“赠与税”的关系
在实际工作中,为了简化税制、便于税收征收管理,我国应采取“总遗产税制”。也就是建议对死亡人的“遗产总额”征税,并考虑采取“超额累进税率”以发挥其再分配功能。这既有利于简化遗产税的税收制度,也有利于鼓励遗产形成人的生前赠与。
最后,遗产税的征收管理是一项全社会都应积极参与、配合的工作。除了形成上述的政策选择之外,还需要社会其他部门积极完善个人财产登记备案制度、财产评估制度,也需要财税部门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与其他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共享居民的财产信息,配合做好遗产税收的征收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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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税制度研究 篇5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中, 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对外海上交往史, 中国本身沿海运输也曾十分繁荣昌盛。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历史鉴证, 中国沿海历史文物的丰富程度也非同寻常。仅就中国沿海古代沉船而言, 据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威估计, 在中国沿海有不少于3 000艘的古代沉船[1]。相对于陆上文物而言, 沉没在中国近浅海领域的文物由于深藏海底,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内因为技术问题难以接触, 因而避免了大多数陆地墓葬被盗掘的命运。但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 深藏海底的古代沉船已经不再遥不可及。1942—1943年, Jacques-Yve Cousteau和Emile Gagnan开发了水中呼吸器, 为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一切水下科学探索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2]。随着这项技术的普及和发明, 浅海、近海区域的古代海底文化遗产开始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由于船舶的装载量大, 在文物市场上素有“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10万件以上的瓷器, 如此数量庞大的文物所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私人公司把目光瞄准了中国沿海大量的古沉船上, 中国沿海地区正成为非法打捞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983年, 英国人哈彻在中国南海水域一艘无名沉船上打捞了约25 000件17世纪中国瓷器, 绝大部分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器, 同年哈彻将其中22 178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 从中获益超过千万美元。哈彻绝不会是第一个或最后一个非法打捞者, 1997年以来, 中国水下考古队在西沙海域进行过文物普查工作, 结果就发现了大量被盗掘的海底文化遗址。2005年6月, 福建省平潭县“碗礁”海域发现大量水下文物。当地渔民、专业潜水员和各地文物贩子蜂拥而至, 进行疯狂抢捞。迫于文物破坏和流失的严峻形势, 一个多月后, 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队首次对这艘被命名为“碗礁一号”的沉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共发掘出古代瓷器等文物16 000多件。而根据专家估计, 从这条船上被盗走的文物超过1万件。在“碗礁一号”事件之后, 盗捞团伙不仅具备了一定的文物鉴赏知识, 也更新了一批先进的打捞设备, 盗捞和交易手段日益升级。在2005年查获的非法打捞海底古瓷器案件中, 盗捞者驾乘的只是木质小渔船, 航速慢, 机动性差, 水下工作人员使用的也是极其简陋的潜水设备。而2006年查获的几起同类案件中, 木质小渔船变成了大马力机船或高速摩托艇, 潜水设备也换成了进口的先进潜海设备[3]。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 非法打捞活动开始出现组织化及公司化的趋势, 盗捞者加大资金投入, 结成暂时性的“股份公司”, 潜水员利用潜水技术和设备入股, 按股分红。如此装备精良、组织严密的非法打捞团体的大量出现使得我国沿海海底文化遗产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威胁。
目前, 我国海底文物保护实际上处于被动的局势。文物保护机构面临强大的非法打捞组织, 只能采取获得线索后进行抢救性打捞和发掘的方法。2007年12月21日, 沉没于广东省阳江海域的南宋商船“南海一号”进行整体打捞。该船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 船舱内保存文物总数为6万～8万件。这也是在盗捞造成水底文物破坏和流失的严峻形势下进行的抢救性发掘。目前正在汕头打捞的“南澳一号”古沉船也是如此。然而, 就近几年相关部门破获的案件来看, 可以受到像“南海一号”或者“南澳一号”古沉船这样严密保护的只是少数个案, 更多的古代沉船由于文物保护部门执法力量有限根本没有办法获得像“南海一号”或者“南澳一号”一样的保护, 绝大多数最终难逃被盗捞破坏的命运。
毫无疑问, 如何应对日益猖獗的海底文物非法打捞, 保护我国海底文化遗产已经是一项迫在眉睫的紧迫任务。而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 我国海底文化遗产保护目前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制度性的。各种制度, 尤其是法律制度的缺陷使得我国文物保护部门在与非法打捞的斗争中处于下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检讨这些制度性的缺陷, 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以期实现对中国沿海珍贵的海底文化遗产的保护。
2目前我国海底文化遗产立法保护的缺陷
(1) 《文物保护法》报告发现制度的缺陷。由于我国文物保护部门目前尚未对沿海地区海底文化遗产进行过系统地调查。对于我国海底文化遗产的发现只能依靠在海上作业的渔民和海上工程人员偶尔发现。作为对这样一种以偶然性发现为主的方法的回应,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 属于国家所有,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任何活动中发现文物后均不得擅自进行勘探、打捞或发掘, 必须向相应的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报告。作为对发现者的激励, 《文物保护法》第十二条规定对于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 使文物得到保护的给予奖励。然而, 这一规定首先遗留了一个问题, 如果发现的是经过盗掘, 但经过调查最终已经失去文物保护价值的海底沉船等文化遗址, 这种情况还符不符合获得奖励的条件?从法律规定来看似乎不能。但这样的发现实际上并不少见, 渔民在捕捞过程中发现了零散的海底文物碎片, 甚至有零星的完整文物。但这样的文物发现由于不符合奖励条件, 从而失去了获得奖励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 发现者将会更加缺乏主动向文物保护部门报告的动力。
因此, 从奖励发现报告制度来说, 目前《文物保护法》只奖励使文物获得保护的举报显得过于功利化。公民个人或者单位发现海底文物之后是否获得奖励完全依靠文物是否获得了保护的效果而定, 这一法律规定实际上是欠妥的。就目前海底文物保护部门面临的挑战而言, 其主要欠缺的是信息。一处被盗的沉船遗址即使不能再提供丰富的船载文物资源以供打捞, 但海底沉船以及沉船遗址仍有可能具有考古价值。这一点正如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安阳曹操墓所展示的那样:盗空的墓葬仍然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 由于非法打捞的主要目标是船载货物——在中国沿海的非法打捞主要针对唐宋元明清代的古瓷器, 船舶本身一般无法引起非法打捞者的兴趣。这使得船舶被非法打捞破坏的可能性降低。因此, 沉没船舶并未受到损害的情况增加。这就使得船舶本身依然可能具有考古价值, 尽管现在这种价值可能因为船载货物的大量被盗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其可以提供的价值仍然可能是有价值的。因此, 仅关注海底沉没船舶所载的文物的保护, 甚至狭隘地将文物受到保护理解为发现载有大量文物的并及时报告才能受到奖励是与文物保护的目的背道而驰的。文物保护部门对文物的理解应当是整体性的, 应当将文物与载具以及周围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 而不应该像非法文物贩子一样将文物理解为船载器物。而《文物保护法》目前的规定并没有体现出这一点。
法律规定如果要实现更加有效的保护文物的目的, 其目标应该着眼于将奖励目标、方法及手段等改为对信息的奖励, 即, 应当是着眼于获取了多少信息, 而不是着眼于对最终发掘了多少实物进行奖励。由于目前我国海底文化遗产信息高度匮乏, 获知并建立海底文化遗产信息是进一步进行保护的基础。建立对相关的信息举报奖励制度才是有效地应对海底文化遗产保护难题的首要任务。
就目前立法而言, 已经有多部法律建立了对信息的奖励举报制度。在我国的反贪污贿赂的举报制度之中就有对首先举报者进行奖励的规定。这一做法完全可以移植到对海底文化遗产的保护之中。就具体立法而言, 可以规定有举必奖。即规定的只要是文物管理部门未登记在案的举报信息都有奖励。举报者获得的奖励可以不是一次性的, 在经过文物保护部门查证后, 如果发现了更重要的其他信息, 如尚未捞取的文物的数量较多, 为侦破其他案件提供了重要线索等均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这种阶梯累进奖励办法的好处在于, 举报者与国家进行的合作由一次性合作变成了多次性合作。而经济学囚徒困境博弈的研究证明, 在存在多次合作的可能性的情况下, 合作的策略会取代不合作的策略成为占优策略[4]。发现文物的单位或者个人选择与文物保护部门合作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从“有信 (息) 必奖”这一实践的可能性来看, 国家完全有能力承担对发现者的奖励。虽然我国目前尚未进行对近海水域海底文化遗产的调查, 但根据目前现有的资料来看, 最大的估计也仅是3 000艘。作为对发现者的奖励而言, 即使每发现一艘奖励额高达1万元, 就我国目前庞大的财政收入而言, 实施奖励的费用并不构成太大的负担。在目前国家财政能力较为充足的情况下, 加强对海上作业发现文物奖励的宣传和奖励, 无疑会带来良好的效果。
因此, 为了更好地实现保护海底文化遗产的保护, 除了加大法律宣传力度之外, 今后在修订文物保护法时应当体现对奖励政策从对实体文物保护进行奖励向提供信息进行奖励转变。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可以由几个沿海海底文化遗产较多的省份先行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部门规章以敷急用。
(2) 现行《文物保护法》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这十六字方针既是指导新时期文物工作的法律准则, 也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文物保护和利用这一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和法律依据。一方面, 保护、抢救、利用和管理是整个文物工作的四项基本任务;另一方面, 保护和抢救是核心和前提, 利用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利用, 管理是工作的基本保障。换言之, 文物保护是我国文物工作的中心任务, 但是, 该法也未能明确如何“保护”。
有学者认为, 对于海底文化遗产应当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倡议实施原地保护。原因在于, 文化遗产常年处于相对稳定的陆地环境或者水下环境中, 可以认为, 多年来遗产已经和周围环境达到了某种平衡状态, 包括发掘在内的任何人为扰乱都可能严重干扰这种平衡状态, 造成文化遗产的坏变[5]。考古学家们也指出, 由于目前技术水平有限, 尤其是保存技术有限, 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考古发掘、打捞出水并非最有效的保护方式;水下环境相对较为稳定, 物品进一步受侵蚀、坏变的速度相对缓慢;而一旦打捞出水, 新一轮的侵蚀过程很快就开始了, 物品很容易遭受坏变乃至彻底灭失。因此, 在出现更先进有效的技术之前, 让这些文化遗产继续处于原位, 反而更有利于保全这些文化遗产。如此一来, 通过将水下文化遗产留在原地、保全水下遗址的物理完整性, 也就保全了它所包含的考古、历史或文化信息。在此意义上, 实行就地保护这种方式更能保存其所蕴含的考古、历史和科学信息, 更有利于传承人类文明[6]。
从科学实验结果来看, 就地保护的确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保护方法。事实上, 在我国的文物保护实践中, 对陆地文物的保护也有采用相同原则的实例, 如, 陕西的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合葬陵至今仍然未进行发掘。尽管有各种进行发掘的提议, 但文物保护部门出于对文物保护技术无法实现保护文物的目的的担忧, 至今仍然没有进行发掘。这一实践得到了许多文物保护专家的肯定。
但是, 我国文物保护面临的难题在于:文物保护部门的资源是有限的。文物保护部门并没有专业的执法力量。原地保护必须要依靠海关和边防等机关的支持和配合才能进行。面对我国几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并不是每一处文物遗址都能够得到像唐高宗陵那样的保护。绝大多数的古墓的命运都是被盗掘。随着近些年来文物收藏市场的快速升温, 盗掘古墓的违法犯罪行为呈快速上升势头。面对遍地开花的盗墓盗掘, 文物保护部门只能被动地跟在文物贩子后面进行抢救性发掘。这一尴尬局面在海底文物保护方面就更加突出。目前我国文物保护部门海上执法确实面临很大困难, 无论是要对内水、领海、毗连区乃至专属经济区内过往的船只进行监测, 以防止其从事非法打捞活动, 还是对这些海域中已发现的沉船遗址实行保护、阻止盗掘活动的发生, 执行起来都有很大困难, 甚至不可能执行。
在此, 我国海底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要么对发现的海底文化遗产进行原地保护, 但由于保护资源的匮乏实际上使得海底文化遗产处于巨大的被盗掘的风险之中;要么进行发掘, 并承担发掘之后文物被侵蚀损坏的可能后果。毫无疑问, 这两种后果都不是最好的, 但主动进行抢救性发掘至少还能使文物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因此, 作为一个无可奈何的现实的选择, 在一定范围之内 (近浅海区域) , 由于这些区域的海底文化遗产面临的风险极高, 由国家文物保护部门系统地对文物进行发掘实际上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合理的选择。实际上, 近些年来中国文物保护部门对保护文物的制度创新和尝试就是对法律规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这十六字方针的灵活应用。例如, 在广东阳江兴建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就是一次极好的尝试。在广东省、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文物保护部门对发现的宋代古沉船“南海一号”进行了整体性打捞。而在打捞的过程中更是注重了把沉没船舶总体尽量放置于原始的海洋环境之中。因此大大减轻了文物受到侵蚀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 宋代古沉船“南海一号”的打捞, 试图运用商业的力量, 实现文物保护、商业利益以及向民众普及考古知识等多重目标。建立起政府主导, 商业参与的可能的模式。这一模式能否建立, 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南海一号”长达近20年、耗资过亿元的发掘历程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撑, 而沉船在被打捞出水之后的后续保护费用可能更加高昂。如果仅仅依靠国家财政输血, 很可能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局面。而当地政府借助新闻传媒和商业推介的力量将“南海一号”形成了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旅游产业, 保证了后续保护费用的来源。减轻了政府部门的负担, 增加了当地旅游收入, 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在对文物影响最小的前提下, 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增加。这种保护模式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是最现实, 也是最具有可行性的选择。
从“南海一号”的打捞以及相应的保护措施来看, 社会力量和商业资源在政府的合理调控下应该是可以做到与文物开发保护结合的。因此, 对于“保护为主”不应该狭隘地理解就是将海底文化遗产留在原地。作为一种极具考古、文化价值的遗产,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海底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商业价值, 并应该利用这种商业价值来为保护海底文化遗产作出贡献。而在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尤其是商业资源进入海底文化遗产保护方面, 现行法律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相比较而言, 国外在私人力量介入海底文化保护方面就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事实上, 早有允许私人力量介入水下文化遗产发掘或对遗产进行商业性开发的先例。如, 英国政府就认为英国领海海床上大约有10 000处沉船遗址, 但法律不可能保护所有的沉船遗址, 也不是所有的沉船遗址都值得法律保护, 法律必须集中精力和资源保护最重要、最典型的水下文化遗产[7]。换言之, 私人可以打捞政府认为不重要的那些沉船遗址并从中牟利。英国政府还和美国的奥德赛海洋探索公司合作打捞了1964年沉没的英国军舰“HMS Sussex”号。根据双方2002年签订的打捞合同, 奥德赛海洋探索公司享有部分打捞出水的物品, 或者打捞物销售后的盈利[8]。
而我国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 如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则采用授予外国打捞者签订合作协议或特许权协议的方式打捞沉船。如, 在菲律宾, 外国打捞公司经过申请并缴纳申请费, 在获得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许可证后, 就可以进行海底打捞工作, 但必须按协议与其共同分享打捞物[9]。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政府在保护方面的投入相对有限, 如果对中国沿海的海底文化遗产需要进行发掘都采取专业的考古发掘方式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能借鉴“南海一号”的保护思路, 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 合理、有序地允许相关社会资源介入水下文化遗产的打捞保护以及后继的开发利用, 则是一个较好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这方面, 沿海省份完全可以先进行地方性立法探索。为以后社会资源介入的法律保护铺路, 在条件成熟后再考虑对《文物保护法》的修改。当然, 必须强调的是考古专家在这一过程中的话语权。地方旅游经济等发展目标必须为文物保护让道。同时, 地方政府也必须意识到:旅游经济的繁荣最终必须依托高质量的船舶保护作为支撑, 没有过硬的文物保护基础, 暂时的旅游繁荣只会是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地方政府应当有更长远的规划, 把我国的海底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成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
3结束语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社会资源完全可以介入到海底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中来。在国内居民消费逐渐向旅游休闲等非物质消费转移的背景下, 我国的文化博览业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允许社会资源适当合理地介入文化遗产保护, 不仅可以更好地保护文物, 还能推动全国文化消费和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进一步带动实体经济发展。具体而言, 完全可以考虑由商业组织参与文物保护部门的海底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商业组织固然不能获得海底文化遗产的所有权, 但在海底文化遗产的展览、宣传以及推动相关旅游产业发展方面, 富有经验的商业组织完全可以参与其中。这种共同合作的模式实现了商业开发和文物保护的双赢, 使得海底文化遗产保护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当然, 这一切都必须以保护文物为前提。
最后, 笔者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建立起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海底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在现有条件下准许灵活地采用最有效的方式保护海底文化遗产;在考古专家的指导和政府部门引导下有序地允许相关社会资源介入水下文化遗产的打捞保护以及后继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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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税制度研究 篇6
1 罗马法中的遗产信托制度
遗产信托制度始建于古罗马时期。对遗产信托的涵义, 盖尤斯在其《法学阶梯》仅仅具体地解释了遗产信托的运作脉络和程序。不过, 优士丁尼在其《法学阶梯》中倒是对遗产信托制度作了较为概括地解释:当某人欲以遗产或者遗赠物给他所不能直接给的人时, 他便通过信托那些能够依遗嘱获得遗产的人来实现之。之所以将其称为遗产信托, 是因为他不能以法律去制约别人, 而只能依靠他所委托的人的诚信来进行制约。周枏先生在《罗马法原论》中阐述道:遗产信托, 是指遗嘱人以遗产的全部、一部或特定物委托其继承人 (即受托人) , 在他死后移转于指定的第三人 (受益人) 。通过以上对遗产信托含义的表述, 我们不难发现遗产信托制度产生于继承和遗嘱之后的一项法律制度。
古代的罗马法之所以产生遗产信托制度, 是由于市民法中关于遗嘱的规定十分的苛刻, 手续非常的繁琐, 它的形式是程式化的。根盖尤斯称, 这种遗嘱信托是源于罗马的外国人的继承。由于罗马的外国人一般是没有财产权的, 所以没有遗嘱能力。他们便找到一个罗马市民作为继承人, 并委托他在其死后将财产交付于指定的第三人。最开始, 遗产信托制度主要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到奥古斯都时, 已经有“信托大法官”来处理信托纠纷, 从而使遗产信托成为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从后, 遗产信托很快变成了一种得到承认的法律制度。
2 罗马法遗产信托中的蕴含的信托规则与现代信托之间的区别
罗马法遗产信托规则与现代信托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信托关系人意愿的尊重上, 罗马法信托规则与现代信托法有区别。现代信托法是崇尚意思自治的。然而在罗马遗产信托中, 信托当事人的意愿是不太被尊重的。首先在委托人意愿上, 委托人 (即遗嘱人) 是否给予受托人一定的好处, 并不是由委托人说了算, 在委托人即使不愿意给予受托人 (即继承人) 一定好处的时候, 法律也允许受托人可以留置所受托遗产的四分之一的数额作为自己的“好处”费用。另一方面, 对于受托人的意愿, 罗马遗产信托也是不太关注的。在现代信托法中, 受托人是否接受信托, 是受托人自己的事情, 别人甚至法律是无权干涉的。但在罗马遗产信托中, 受托人是否接受信托却受到相当限制。
第二, 在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利益平衡点的倾斜上, 罗马法信托规则与现代信托法有区别。现代信托法在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上, 采取的基本是受益人本位主义。现代信托法在受益人与受托人利益之间的平衡点上, 实际上是一种明显体现“受益人本位”的向受益人一方倾斜的立法态势。然而, 在罗马遗产信托中, 所谓的受益人本位思想并不明显, 而且从整个结构中, 受益人的保护远远不如现代信托法。首先, 在受托人报酬的问题上, 为鼓励信托, 罗马遗产信托采取的是有偿主义原则。其次, 在受托人义务规范上, 罗马遗产信托尚缺乏现代信托法中的分别管理义务、亲自管理义务以及忠实义务等义务规则。再次, 在受益人对遗产 (信托财产) 的权利上, 受益人对遗产仅仅是一种债权, 而不像现代信托法那样具有债权和物权之双重效力的复合性权利。
第三, 在信托功能上, 罗马信托与现代信托法也是有区别的。现代社会中法律制度已经提供更为灵活和多样的财产转移机制, 但是信托制度依然是人们较为热衷的, 其原因就在于信托功能的多样化趋势明显, 如财产管理功能、保全功能、增殖功能、公益功能和导管功能。同现代信托功能相比, 罗马信托的差异是很明显的。罗马遗产信托主要是基于遗赠的严格性而产生的, 尽管如此, 遗产信托最重要的作用并不在于为单个物的遗赠提供一种更为灵活的替代手段, 而在于实现遗产继承 (或部分遗产) 的转移。因此, 此种信托功能主要体现为财产转移功能。
3 我国构建遗产信托制度的思考
笔者认为我国应该构建遗产信托制度。因为我国是传承东方文化的民族, 自古都受着“家”制度的影响, 遗产一般都是由长子继承。并且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到来和遗嘱知识的普及, 这种遗产信托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的。
首先, 使用遗产信托, 能够有效避免家族争产。近些年我国因为遗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纠纷层出不穷, 这不利于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如果遗嘱人设立遗产信托, 对特定人作出财产计划, 由受托人负责实施, 这样既有设立遗嘱解决纠纷的优点, 又能够采取信托的方式让受益人的生活更有保障。
其次, 由于有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和处分, 所以遗产可以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人们在获得遗产的同时由于缺乏管理遗产的能力或某方面的专业知识, 给遗产继承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若由专业受托人代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 作为遗产的信托财产不但不会丧失, 而且还会因专业性的管理或处分给委托人带来新的收益, 从而弥补其后人在管理上的不足。
再次, 遗产信托具有合法节税的功能。在国外, 由于公民要缴纳高额的遗产税、赠与税等税收, 假如将遗产传给妻子、妻子过世后传给子女, 子女死后再交与孙子女。这个过程要缴纳3次税收。而采用遗产信托制度, 则只需要缴纳一次税收即可。我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征收遗产税, 所以笔者认为, 遗产信托在中国同样有着广阔发展的前景。
通过以上分析, 我国应该构建遗产信托的制度。但是, 在构建过程中, 我们必须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我们要重塑信托形象, 普及社会的信托意识。发达国家的信托观念十分的根深蒂固, 所以其信托业非常的发达。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 信托的发展是时起时伏, 这严重禁锢了中国信托行业的发展。所以我国信托业一定要强化自身的管理, 提高服务质量, 重塑信托形象, 成立信托业协会, 重视信托理财的宣传, 转变个人理财观念, 以不断创新的信托品种来满足居民理财日渐多样化的选择, 提高全民的信托意识, 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第二, 要加强与信托有关的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例如制订信托产业发展政策、取消信托产品的规模限制、颁布实施信托单一税收体制、制定和完善信托工商登记管理办法等等。这些制度可以明晰信托业发展的政策目标, 可以给经济社会和公众相对确定的政策预期, 有利于维护我国的金融稳定, 更好地支持经济的发展。
信托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刚刚兴起的行业, 遗产信托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应该学习研究古罗马的遗产信托制度, 认真总结现代各国对于遗产信托的政策规范, 从实际出发, 结合我国本国的国情, 构建我国的遗产信托制度, 使之更好为我国经济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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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税制度研究 篇7
1998年以来,我国商品住房市场得到很大的发展,而相应的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却难以跟上改革步伐,低收入住房困难人群的住房保障问题非常严峻。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无当地户籍的城市新移民、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者等中低收入人群同样需要纳入到住房保障体系覆盖范围内;而针对户籍人口中低收入人群的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房等保障方式由于覆盖面有限、财政资金占用巨大等问题也亟待创新,因此公共租赁住房(以下简称“公租房”)应运而生。公租房面向中低收入尚未被住房保障体系覆盖的所谓“夹心层”群体,与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房等保障性住房一起,构成了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无缝衔接的保障性住房实物供应体系。
本文在厘清公租房的性质和制度要点的基础上,分析现行房地产税制对公租房建设和运营的制度约束,讨论房地产税改革的取向,并提出支持公租房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对公租房制度的基本认识
(一)公租房的属性分析
公租房是针对特定住房保障对象出租的、有准公共品属性的社会住房,兼具一定的商品住房属性。其租金水平的确定需经政府审核,通常低于市场租金水平,体现了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可支付性;供应对象是通过资格审核的住房保障对象,但供给数量有限,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而属于准公共产品中的“俱乐部产品”;政府或直接投资于住房建设,或在公租房的建设和运营中提供税费的减免,可看作一种特殊的财政支出形式,因而具有混合产权的社会住房属性。当然,公租房还具有部分商品属性,体现在政府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到公租房的建设和运营中,价值规律仍起主导作用,资本在客观上要取得合理的投资回报。
公租房的复合属性要求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积极性,政府主要起引导、支持和监管作用,而让社会资金在取得合理回报的前提下,成为公租房建设和运营的主要力量。
(二)公租房运营特点
公租房前期建设投资巨大,主要依靠建成后的租金回收投资。从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角度看,公租房项目的初始投资高,后期租金收入受政策影响大;限于建设标准和户型的限制,公租房的运营费用支出占租金的比例较高;由于每期净现金流较少,投资回收期长,故此类项目的财务风险较大。
因此,降低公租房的建设和运营成本,并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才能吸引社会资金进入该领域。事实上,政府对公租房建设项目提供划拨土地、给予税费优惠、鼓励银行发放低息长期的贷款,目的都是为了增强公租房建设项目的经济可行性,达到引导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
(三)公租房的制度要素
1. 投资主体界定
在公租房制度创立初期,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需求紧迫,政府成为主要的投资主体;当公租房制度不断完善时,市场机制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政府可以逐步从该领域退出,企业、非营利社会机构和自然人将成为投资主体。从海外经验看,民间自愿结成的住房合作社、政府背景的住房委员会、私营房地产公司和个人出租住房者都可以成为公租房的投资和经营主体。
2. 建设和运营方式
目前新建公租房的用地一般以划拨方式取得,工程建设施工与正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相似,政府给予一定的税费优惠。投资主体还可通过收购储备二手房或小区配建新房等方式筹集房源。目前政策还允许有闲置土地的企事业单位建设集体宿舍形式的公租房,用于解决本单位的住房困难职工居住问题。
运营方式上,近期内由地方政府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设置专门管理机构,负责准入审核与配租、租金收取和房屋维护等工作。长期看,在有合理投资回报的前提下,非政府类的社会组织或私营企业从事公租房的运营,可能有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
3. 租赁管理模式
公租房的租赁对象是城镇常住人口中的中低收入住房困难人群,需通过住房条件、收入等准入审核程序才可承租。实践中,公租房的资格审核主要依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建立起来的准入审核和监管体系。取得租赁资格的人群向公租房运营机构申请租住,按约定的房租水平支付租金。
4. 政府角色定位
在公租房制度建设初期,政府应承担起公租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的责任,为社会资金的介入起到示范作用。在制度逐步完善、社会资金完成对政府的替代后,政府角色主要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为投资者提供土地、融资、税费等方面的优惠,做好租户的准入审核和房租补贴发放工作。政府还应对公租房建设标准和建筑质量进行监管,以保障公租房不因建设和运营主体的不同而存在过大差异,避免公租房承租人遭受不公待遇。
(四)公租房制度的发展方向
从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公租房政策演变看,大都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到政府逐步退出的历程。二战之后,欧美国家大多由政府主导兴建了大批廉价公租房,集中建设的低标准公租房由于缺少资金维护逐渐沦为低收入者聚居区,导致社区隔离问题。197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理念逐渐主导了公共政策(刘志林,李劼,2010),住房政策逐渐从政府直接投资管理转向提供补贴,鼓励社会资金建设和运营公租房。补贴政策也逐步从供方补贴转向需方补贴,逐步减少对住房建设的优惠政策,而采取直接补贴低收入者的方式。
公租房制度突破了以户籍作为界定保障对象的门槛,是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创新之一。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公共租赁住房因其覆盖面广、资源配置效率高等优势,必将成为保障性住房实物供应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当前保障性住房资源较为紧张的条件下,只针对自身无力解决住房问题又不被其他保障性住房覆盖的夹心层群体。我国公租房制度虽然刚刚起步,但在制度设计时要做通盘、长远的考虑。从国外经验看,公租房体系和商品住房租赁市场对接是未来的趋势。因此,在国民住房水平整体提高后,保障覆盖面逐步扩大,公租房的混合产权可以逐步私有化,与商品住房租赁市场实现融合。政府只需对收入水平低于标准的租房者予以直接补贴。当然,这对政府的收入审核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现行房地产税制对公租房建设和运营的制度约束
(一)现行房地产税制对公租房的优惠政策
现行房地产税制在法律法规层面并没有专门针对公租房的特别优惠。2010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8号)中作了具体规定:公租房建设和运营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购买房源作为公租房,免征契税和印花税;经营公租房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和房产税;法人和社团组织转让旧房作公租房且增值额不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捐赠住房作为公租房的,在年度利润12%范围内可以抵扣所得税。可以发现,当前公租房的开发建设及运营环节几乎不承担房地产税负,但该文件执行期暂定三年,有政策调整的可能。
(二)现行税收政策对投资主体决策的影响
从北京、黄石等城市的住房保障实践看,目前建设和经营公租房的主体是政府或国有企业,主要资金来源是财政资金或国有企业投资。社会资金参与公租房建设运营的极少,没有达到鼓励私营部门投资以解决社会问题之目的。一方面,公租房建设和运营的风险未能有效规避,社会资金有投入顾虑;另一方面,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全部来自于国务院各部委下发的“指导意见”,和成文法律相比有较大的易变动性不同投资主体的风险预期因而会有很大差异。
对政府或其下属部门而言,建设和运营公租房不承担税费支出,不向政府部门征税符合税收的效率原则;对国有企业而言,和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较强,可以规避大部分甚至全部的税费支出;但对于私营企业而言,如果没有很强的社会资源,很难与地方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只能承担大部分甚至全部税费。对于投资全部依靠租金回收的公租房运营机构,当政策发生变动时,成本和收益将发生很大变化,直接影响投资回收,私营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巨大。笔者认为,税费政策的颁布形式是社会资金对公租房投资持观望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房地产税改革需要考虑的方面。
三、房地产税改革对公租房制度的支持分析
(一)房地产税改革目的
房地产税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优化当前房地产租、税、费关系,改变目前房地产税收重流转、轻保有的现状;在于提高房地产社会配置的公平性,遏制对房地产的低效占用,促进分配公平;在于重新安排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边界,充实地方政府财力;还在于推进公共财政建设,形成更为公开、公平和民主的公共管理格局。房地产税改革中的这些目标无不深刻影响着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机制,进而对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形成制度约束。
(二)对房地产税改革方案的讨论
1. 房地产税改革思路分析
自2003年提出“物业税”改革以来,有关房地产税改革的研究和探讨逐渐增多,该领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加强。目前房地产税改革的思路尚未取得一致,讨论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大改”方案,主张归并房地产开发和流转过程中的部分税费,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开征统一规范的房地产保有税,并将征税范围扩大到居住类不动产;二是“小改”方案,主张不变动现有房地产税种,只是扩大现有房产税的征税范围,改变计税方式,并调整税率。两种方案的共同点是都对居住用不动产征收保有税,只是税负上会有轻重之别,本文以“大改”方案为基础进行讨论。
2. 对住宅房产税试点的评述
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1月27日,上海市和重庆市宣布实施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上海方案对本市行政区内本市户籍居民新购第二套及以上住房、非户籍居民新购第一套及以上住房征收个人住房的房产税,重庆方案对主城九区内个人已有的独栋或新购高档住房、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征收个人住房的房产税。计税依据都暂按交易价格,条件成熟时启用房产评估价值,上海方案还设置了交易价格70%的征税比例。两种方案都设置了面积减免标准,上海方案以人均建筑面积60平方米计,重庆方案以一次性减除建筑面积计算,税率都设置了分档累进税率,按以前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建筑面积销售均价的倍数计算,税收征缴都采取按年计征,不足一年按月计征的方法。纳税人都界定为住房产权的所有人,未成年人拥有住房产权的,以其监护人为纳税人;重庆方案更为细化,规定某些情况下住房的承典人、代管人和共有人也是纳税人。
从形式上看,两城市个人住房的房产税试点实践类似于上述税改思路中的“小改”方案,是在政府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房地产宏观调控密集出台的背景下实施的。从征税对象看,主要涉及单价高、建筑面积大的高档住房,以及非本地居民购买多套商品住房,体现了抑制住房投机炒作、抑制住房消费严重两极分化的政策意图。征税的收入主要用于住房保障建设,则体现了税收调整住房再分配的原则。
(三)房地产税改革对公租房制度的支持策略
税制要素是构成税种的基本元素,是税制设计的基本工具。目前学界在某些基本税制要素的设计上达成了共识,如房地产税应采用从价税(Ad Valorem Tax)的形式,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值或其一定比例为税基,按年征收,定期对税基进行重估等。本文选择与公租房关系密切的纳税人、课税对象和减免税标准三项税制要素进行分析。
1. 纳税人
我国房地产税制设计中,应以房地产所有人作为纳税人;当不能确定房地产所有人时,以占有人或使用人为纳税人,并保护该纳税人主张住房所有权的权利,打击偷逃税。这样既能起到调整房地产利益分配的目的,遏制对房地产资源的过度占用,同时也有利于保证税收及时上缴,提高征管效率。
对公租房的承租人,免征房地产税。对经营公租房业务的主体,其居住用房作为公租房使用并经备案的,免征房地产税,保证各类各投资主体享有平等的税收待遇。
2. 课税对象
房地产税选择以公开市场价值为基础的评税价值为税基,对境内的全部房地产征收,包括各类房屋建筑物。
居住用房作为廉租房和公租房使用的,应免征房地产税。考虑到当承租的中低收入家庭有实力购买所租赁住房的部分产权时,相当于该住房的部分产权退出了公共租赁住房体系,购买者需按购买的产权比例分担应缴纳的房地产税。
3. 减免税标准
目前国际上对房地产税的减免标准有面积、收入、房地产类型和纳税人身份等,房地产税改革中可以组合使用。在目前我国个人征信体系不完善、收入鉴别成本高的情况下,以住房建筑面积标准为核心,附加收入标准、房地产类型和纳税人身份标准。
划定的免征面积标准线包括最低免征面积和人均免征面积,其中前者至少不低于公租房的建设标准;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面积减免标准调整权,避免不顾地区差异的“一刀切”。确定最低收入标准,在该标准以下低收入者的自住用房可以免征房地产税;社会弱势群体以及优抚对象等拥有自住房也可享受减免税优惠。
(四)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除了房地产税的优惠外,还应在租金收入、租约签订等方面减免营业税、契税和印花税等流转税,允许经营公租房的主体采取加速折旧等方法享受企业或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优惠。在开发建设环节,给予土地划拨的待遇,继续减免政府收费。采取财政贴息等手段鼓励商业银行发放针对公租房的优惠利率长期贷款,支持公租房的开发建设和运营,增加住房供给总量。
摘要：2007年以来,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公租房则是近期住房保障制度的重要创新。随着房地产税改革步伐的加快,新的房地产税制必将对公租房的建设和运营形成制度约束。本文在厘清公租房属性和制度要点的基础上,分析现行房地产税制对公租房建设和运营的制度约束,对最近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改革进行评述,讨论房地产税改革取向并提出支持公租房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公共租赁住房,房地产税,制度约束,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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