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先驱

艺术先驱（通用10篇）

艺术先驱 篇1

韩景生 (1912———1998) , 出生于河北省昌黎县韩营村, 1929年在上海美专毕业, 从幼年开始便受家乡的民间艺术影响, 十分热爱画画, 但因家境贫寒, 只在村里上了几年私塾, 14岁时便远行到黑龙江省安达县城学做生意。这个机会使他得以和油画结下了终生之缘。早期曾师从俄国人开办的美术传习所, 18岁时在上海美专函授班学习。在道外景阳画廊 (中国人办) 的新华印刷厂学习美术知识。20世纪30———40年代, 韩先生在东北画界声誉很高, 省报、满洲国杂志等都有过他的相关报道。1936年在哈尔滨高等专业技术学校 (1938年更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 当时和清华、北大齐名, 是为中东铁路培养人才的专业院校, 韩景生在建筑系教授建筑美术及摄影课程, 并拜日本佐藤功、石景柏亭为师继续学习油画。1936———1939年画风以写实为主, 学建筑, 因此其画透视关系明显。30年代末的《教堂》、《中央寺院》获伪满洲国“国展”佳作奖、1938年《冬坞》获得由伪满洲国“国展”溥仪亲笔签发的特选奖, 此作品打破了“特选奖非大画不可得”的惯例。1940———1947年, 韩景生为东北地区绘画的主要负责人, 录入《满州官吏录》 (满州国务院人事处编辑) 。1940年以后, 韩先生在美术研究所, 是唯一一位日俄公认的画家, 文革期间其作品《醉画在满州》, 使其名声鹊起, 身价倍增, 获得特权奖和国家金奖等, 作品被国务院收藏。1941年, 他的油画《人物》和《哈尔滨中央大街》参加日本“一水会”组织的油画展览。1946年哈尔滨解放后, “李立民、高莽、刘志谦、韩景生、石揖等部分美术工作者自发组织了群团性组织:哈尔滨市美术家 (美术工作者) 协会。协会不仅团结了哈尔滨市的大部分油画和国画家从事创作, 而且还在当时的市民画厅先后举办了三次展览会, 第一次即为1946年4月哈尔滨市光复纪念美术展览会, 作品约50件, 油画以风景、静物居多, 也有描绘人民欢庆国土光复之情以及在日帝国主义下国民饱受苦难的作品, 如李立民《红旗招展》、石揖《枯木逢春》、高莽《亡国奴》、韩景生《老船夫》等作品”。

韩景生曾对他的儿子韩秋成讲过:“用笔去画画要像用刀画出来的力量”。“画画要浪漫一点儿, 不要被形式束缚”。韩景生的绘画作品集合了俄法日三种油画风格。直接或间接受导引者格林伯尔, 列宾的弟子、著名画家阿·尼·克列缅捷夫, 著名画家阿·叶·斯捷潘诺夫等俄罗斯大师风格的影响, 代表作品《街景》、《夕阳雪》、《小院盛夏》、《秋收》藏、《晚霞的山区》、《急归》, 风格为厚涂、覆盖式笔触、直接画法、浑厚的造型、斜射光线的光影效果。在上海美专 (函授) 学习期间, 间接接触留法归来的刘海粟, 代表作品《乡间庭院》、《泳后小憩》、《马车》;绘画风格为优雅、细腻。受日本佐藤功、石井柏亭、栗原信、大部六藏等影响的作品有《街头小市》、《报社》、《石磨坊》、《木房小院》, 风格简约、质朴、平和。作为东北地区老一辈油画家, 其作品题材多表现东北地域生活, 内容贯穿力强, 形式严谨, 率意表现, 风格和技法都极为娴熟, 韩景生油画在技巧运用上十分娴熟, 构图形式多样, 有居中、对称, 也有偏移、偏移型、开放型;用色有平涂、也有厚堆覆盖, 笔触有勾、点、铺、刷、摆、抹、杵等手法;造型技法多样, 有轮廓法、体面结构法、侧光光影法等。

据其子韩秋成先生陈述, 韩景生的作品损失主要有三个时期:第一, 光复期间。因其在近光复前得了肺结核, 光复时正值其住院其间, 许多画遗留在学校未能取出, 损失达500多幅写生作品。第二, 动迁。因拆迁原因, 离开居住多年的老房子, 在搬家过程中有许多作品损坏, 没有得到良好的保存。第三, 文革期间。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政治纠葛和政治迫害, 不得不销毁了许多资料、作品, 这可谓是黑龙江省乃至我国在研究东北早期油画史料缺失上的一个遗憾。2012年5月22日, 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韩景生百年回眸———油画艺术展”, 展出他1927———1997年长达70年间的作品, 创作的内容、主题、形式上十分丰富, 展现了其一生对油画的探索。从20年代到40年代, 用油画家的表现手法, 反映东北地区社会民生、国破家难、居住环境、平民生活。作品朴实、亲切, 用画笔记录当年的东北, 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和平民的关爱, 对我国研究中国20年代前半叶, 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油画有重要的意义, 留下了重要的文献和史料价值。

韩景生作品曾先后被《中国美术馆50年捐赠作品》、《20世纪中国美术》、《中国油画百年图史》1840———1949广西美术出版社、《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年鉴》、《中国美术馆藏革命历史题材优秀美术作品》、《中国油画文献》、《20世纪中国油画略》、《中国现代油画史》等书籍收入, 这无疑证明了韩景生的艺术地位及其艺术价值, 他对东北地区的油画教学和创作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 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不论从史料的角度, 还是从艺术创造的角度, 他的作品都有不平凡的意义, 它们是韩景生对中国现代油画艺术做出杰出贡献的明证。

参考文献

[1]黑龙江省· (文学艺术第46卷[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2]林建群.韩景生油画特质分析[J].文艺评论, 2012, (09) :58-59.

巨匠与先驱 篇2

自2007年底到民进中央工作开始，我就有意识地学习民进的历史，学习那些民进创始人的精神风骨。林汉达就是我首选的努力走进的人物之一。

首选林汉达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曾经读过他的《向传统教育挑战》一书（在本丛书中更名为《教育心理学二十讲》），儿子出生以后又经常读他的《上下五千年》和《中国历史故事》。在中国，或许人们不一定知道林汉达这个名字，但一般不会不知道《上下五千年》和《中国历史故事》，因为，这是影响了中国数以亿计的几代人的儿童读物，发行量早已经突破了1000万册。

兼任民进中央秘书长以后，我曾经和民进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去看望林汉达的儿媳谢文漪女士。出于对民进的信任，她于2011年1月、2012年2月和3月，先后3次向民进中央捐赠了林汉达先生的一批非常珍贵的文物。如他在美国留学时获得的金钥匙奖、访问西藏时达赖赠送的劳力士表、毛泽东主席1951年接见民主党派代表人士时的合影、林汉达先生文字改革方面著述的手稿、工具用书、王羲之书法拓片及林先生自己的临帖与刺绣、国民党追捕他的通缉令剪报以及《我的自传》手稿等。她还代表亡夫林文虎先生向民进中央捐赠了清娄东画派画家王鉴的几幅作品。同时她更主动提出，把林汉达先生著作的版权收益，捐赠给民进中央。

我知道，如果林汉达先生在世，他也会这么做。早在1956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的林汉达在回乡视察农村教育时，就为家乡学校捐赠了当时堪称为巨款的1200元，资助学校购买图书、开展文体活动。通过这些文物与谢女士讲述的关于林汉达的故事，我更近距离地走近了这位民进前辈，感受他的惊人才华与人格魅力。这里按照本丛书收录的三种图书的主题，以及林汉达与民进的关系，分别写下我心中的林汉达先生，与读者朋友分享。

一、为中国孩子讲故事——大才做小事

1900年，林汉达出生在浙江宁波乡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寒的他8岁就寄读在离家5里地的地主家，为地主扫院子、抱孩子、打杂差，作为他的学膳费。13岁时父亲准备把他送到慈溪一家米铺当学徒，基督徒的远房姑妈念他聪颖好学，资助他去了教会学校继续上学。他十分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手不释卷，晨诵暮省。自此，勤奋、节俭、求学，成为他一生的关键词。他一心向学，从中国读到美国。据说他仅带300美元到美国留学，以演讲收入勤工俭学，博士学成回国时，还净余500美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汉达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全国扫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语文》杂志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普及教育与语言文字改革是他的主要职责之一。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林汉达先后编写出版了《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春秋故事》《战国故事》《春秋五霸》《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新编》等大量通俗历史故事读物。加上他生前未及完稿、由曹余章续完的《上下五千年》，著作等身。

在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的序言中，林汉达说：“我喜欢学习现代口语，同时又喜欢中国历史，就不自量力，打算把古史中很有价值的又有趣味的故事写成通俗读物……我当初写中国历史故事的动机只是想借着这些历史故事来尝试通俗语文的写作，换句话说，是从研究语文出发的。”

身居高位、学至大家的林汉达致力于把用艰深的文言文记录的中国历史，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表达出来，他投入大量精力来做这样的“小事”，不仅造福了一代又一代孩子，也为历史知识的启蒙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曾经说：“林汉达的历史故事不仅可以让读者津津有味地读到我们祖国的历史，而且文字规范，对我们学语文、学作文都大有好处。”历史知识是爱国教育的基础与前提。这些中国历史故事已经成为儿童读物的一座丰碑，至今仍广为流传，几乎无人企及。

这套丛书收录的一百多个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三国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林汉达为孩子讲中国故事的能力，所有的故事，都用一个浅显明了的四字标题，如“千金一笑”“一鼓作气”“放虎回山”“起死回生”等表达，不仅文字规范，而且生动有趣。如果先生在世，去百家讲坛讲中国历史，恐怕会远比现在流行的一些讲座更加精彩。

二、向传统教育开战——教师如战士

林汉达一生与教育有缘。

1915年，他转学入读宁波崇信中学高小班。毕业后就担任了观海卫约翰小学的助教。也就是说，十五六岁时小学毕业的林汉达，就已经开始担任小学教师了。17岁时入读崇信中学，毕业后又在上虞、宁波任教，担任了几年的中学教师。一直到1921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1924年大学毕业后，他又回到家乡，担任宁波四明中学教师。

1937年，林汉达赴美国留学，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民众教育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民众教育的发展与中国文字改革的关系》，在论文中他提出要利用拉丁化新文字作为扫除文盲的工具。回国后他担任华东大学教育系主任、教务长、教育学院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先后担任了燕京大学、教育部的领导职务。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与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林汉达是中西贯通的学者，对中国教育的传统和西方教育的发展了然于胸。1941年，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向传统教育挑战》正式出版，一方面批判地引进西方的教育学说，一方面向中国的传统教育提出鲜明的挑战。在这本书中，林汉达对传统教育的“镶金嵌玉的锄头”“小和尚念经”“填鸭教育与放任主义”“龙生龙凤生凤贼养儿子掘壁洞”“铁杵磨成绣花针”等观点与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

这本书在当时的确是一部“破天荒”的著作，林汉达用“幽默的态度，生动的笔调，深刻的见解与透彻的讨论”既批评了传统教育的弊端，又系统介绍了学习心理学的理论，是一部有破有立、简明扼要的教育心理学普及读本。该书出版以后受到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好评，一再重印再版。

1987年，上海书店重版该书时，刘佛年先生曾经为其撰写了重版序言，他在序言中说：“将近半个世纪前的书现在又重新印行，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除非是极有价值的著作。”几年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吴法源先生主持的大夏书系想重新出版这本书，托我询问版权的事宜，也是因为看到了这本书的价值。

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将其纳入丛书重新出版，相信会有很多读者得以一睹为快。当然，70多年来，教育心理学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生物科学与脑科学的发展，皮亚杰、维果茨基、埃里克森等学者新的研究成果，使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但林汉达先生在教育上的远见、做学问的方法，如主张用整体、联系、动态的观点和方法代替片面、孤立、静止的观点和方法等等，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用北京话翻译名著——学者亦学童

林汉达不仅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据说在中学时，他每天早晨5点半就起床，面对滔滔甬江朗读两个小时的英文。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时曾经得到第一名的好成绩。

大学毕业以后，他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英语教师。几年以后，28岁的他进入上海的世界书局，历任英文编辑、编辑部主任、出版部主任。此间，他编写出版了一大批关于英语研究、英语教材、英语词典、英语翻译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标准英语课本》。

20世纪30年代，由开明书店出版、林语堂编的《开明英语课本》风行一时。其后，世界书局出版了林汉达编的《标准英语课本》，隐隐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是，一场林语堂控告林汉达的课本抄袭、林汉达反诉林语堂诬陷的官司，由两人所在的开明书店与世界书局对簿公堂。一方是事业刚有起色的小公司和闻名遐迩的学者林语堂，一方是业内三大巨头的大书局和涉世未深的青年林汉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官司持续了半年，打得天昏地暗。所幸，对于足够坚韧的船帆而言，风暴再大，只是提供前进的动力。最终双方当事人都从此事获益：林语堂主编的课本因为官司而得到宣传，销量大增；林汉达则因为官司期间南京教育部的次长朱经农的一句“人家是博士，你是什么？一个大学毕业生竟敢顶撞林博士！”而受到刺激，只身远赴美国留学，只用了两年半就分别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得到了金钥匙奖。据说，当时金钥匙奖只有费孝通和他两个人拿过。

在中国民主促进会，有两位学者堪称语言大师，一位是叶圣陶先生，据说当时中央政府的许多文件的语言文字，都是请叶老亲自把关的。一位就是林汉达先生，不仅是因为他在教育部负责语言文字的工作，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读物，也因为他能把晦涩难懂的英文，翻译成通俗流畅的白话文。

这套丛书中的《大卫·科菲波尔》一书，是林汉达先生的翻译作品。我在民进中央见过这本书的手稿，感觉特别亲切。该书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作家23部著作中最心爱的一部。这也是一部别具特色的译著：原著有40余万字，为了让普通读者能够欣赏原著的精华，林汉达没有用直译，也没有用意译，而是用“素译”的办法进行了尝试。著名语言学家陆志伟先生在为译著写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这种译法是“为忙人着想”。显然这也是为了让更多如少年林汉达一般的穷孩子们能够读到这本写穷孩子的好书。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即用北京话翻译。为此，满口宁波话的林汉达先生专门做笔记大量搜集北京话的词儿，像孩童一样不断请教生长在北京的朋友。他这种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实为后人之楷模。

可叹的是，最终先生竟因英文而离开了我们——1972年7月初，还在牛棚劳动改造的他，接受了周恩来总理委托审校《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的任务。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知道毛主席在等着看这本书，便日以继夜地伏案工作，认真校改，每天工作长达十六七个小时，7月24日深夜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是他的绝笔。1972年7月26日凌晨3时半，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林汉达先生与世长辞。

四、为民主事业鼓与呼——“贩子”是赤子

林汉达不仅是著名的学者，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他热情似火，以生命燃烧，一心焚毁不平，为他人带去温暖。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反内战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林汉达也积极投身其中，几乎每天都要在各大学、中学、工厂等处演讲。他的演讲尖锐泼辣，生动深刻，具有很强的鼓动性，被国民党嫉恨为“青年贩子”。1945年12月30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地下党的支持下，林汉达和马叙伦、王绍鏊等人发起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次年6月23日，上海人民举行反内战大游行活动，林汉达、王绍鏊、陶行知三人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的欢送各界和平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大会上，林汉达再次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利。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们不能让仆人把主权送给外国人。现在，我们的代表到南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到目的不可！”林汉达的话掷地有声，全场群众为之振奋，响应着他的倡议，齐声有节奏地高呼：“去！去！去！我们步行去！”

第二天，上海警方就发出了通缉林汉达的消息。在地下党的营救下，林汉达戴着斗笠，化装成渔翁，从大连经朝鲜到达东北解放区。紧接着他担任辽北教育厅厅长，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日以继夜地编写扫盲教材，深入基层指导青年教师，为解放区的教育事业竭尽全力。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开幕，林汉达与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作为民进代表参加了筹备会议，并且与雷洁琼一起承担了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工作。9月21日，他作为民进的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

1957年5月，林汉达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把在上海、宁波等地视察教育工作时发现的问题，写成了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向中央建议，全党要重视教育，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要重视师资力量的培训和提高等。同时指出，全国扫盲工作计划有冒进浮躁、不切实际之处。因此，林汉达次年即被划为“右派分子”，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改造学习。此后，林汉达一直处境坎坷，但他仍然孜孜不倦于读书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林汉达的儿媳谢文漪女士捐赠给民进中央的珍贵文物中，还有林汉达先生一直收藏的当年刊登通缉令的报纸。睹物思人，回想起先生跌宕的一生，让人感慨万千。

生命如同琴弦，哪怕被时代之琴所限，林汉达先生已经付出全部努力，奏响了最美的乐音。他的著述非常丰富，在教育方面，还有《西洋教育史讲话》《一个办农民文化学习班的报告》等；在文字改革方面，还有《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语文的整理与发展》《国语拼音课本》《新文字手册》等18种；翻译作品还有《黑人成功传》《穷儿苦狗记》《新伊索寓言》等10余种，以及大量的英语教材、教育论文和翻译文章。

林汉达先生一生一心向学，却不求阳春白雪的学问，只盼能让更多劳苦大众受益，其作如人，被广泛认可。所以，《林汉达精品丛书》还有很大的丰富完善的空间。我们期待，长江文艺出版社能够继续整理出版他的著作，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聆听巨匠的心声，领略先驱的风采。能够在文字中与先生进行一次心灵对话，对静心明目增智，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艺术先驱 篇3

关键词：赵元任,钢琴,艺术成就

赵元任 (1892—1982) , 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化学家、翻译家、哲学家、逻辑学家, 有着“中国语言学之父”的赞誉。同时, 他还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音乐艺术家, 音乐成就颇丰, 被誉为“中国新音乐先驱” 和“中国音乐新纪元的开创者”[1]23。赵元任的音乐创作成就比较偏向声乐领域, 特别是为我国钢琴音乐艺术的创新与探索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如果要谈及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史“, 赵元任”这个名字绝不可能被人遗忘。

一、书香门第出广博才子, 游学海外造音乐才华

1892年11月3日, 赵元任出生于天津一个世代书香门第。根据其族谱记载, 赵家第六氏赵翼是清朝乾隆皇帝时期的进士“,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正是赵翼的名句。赵元任的父亲擅长吹笛子, 曾考中过举人, 母亲对昆曲和诗词特别在行。所以赵元任从小便深受家门诗书音乐传统的影响, 颇有语言及音乐天赋。15岁时, 赵元任进入位于南京城内的江南高等学堂, 在预科班学习德语、 英语和音乐。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 受到老师的特别喜爱。他的英语老师、美国人嘉华及其夫人经常邀请赵元任到家做客。嘉华夫人对弹钢琴和唱歌有浓厚的兴趣, 她教过赵元任唱《离别歌》、《可爱的家庭》等西方民歌, 这也是赵元任接触西方音乐的最早记录。

1909年, 年仅17岁的赵元任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清华学校公费赴美留学的名额, 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专业, 并选修了音乐和物理。在音乐课堂, 他跟随希佛曼、夸尔斯、康斯东等人学习钢琴、作曲、声乐理论等课程, 其声乐水平大有精进。1915年, 赵元任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 并依然将音乐作为他的选修课程, 师从斯帕尔丁和希尔两位音乐学教授[2]17。赵元任在美留学11年, 获得了物理学和哲学双科博士学位。归国后, 他先在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刚上任不久, 便担任了来华讲学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翻译。由于他知识渊博、口齿伶俐, 获得了罗素这位世界级哲学大师的赞许。四年后, 清华大学新设了国学研究所, 此时已在美国哈佛大学短期执教的赵元任再次回到清华教授语言学、物理学、数学、现代方言学、西洋音乐欣赏、中国乐谱乐调等多门课程, 深受清华师生的爱戴。当时, 他与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一起被清华大学誉为“四大导师”。

1938年, 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威胁, 赵元任赴美, 在夏威夷大学和耶鲁大学同时任教, 并在这两所大学开创性地开设了中国音乐课程。三年后, 赵元任回到曾经留学和执教过的哈佛大学继续从教, 并加入了美国国籍。二战结束以后, 赵元任在美国、中国台湾等地的多所著名院校担任教授, 主要教授语言学和他钟爱无比的音乐学。1973年和1981年, 赵元任两次回大陆访问探亲, 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他为中国语言学、音乐艺术的发展进步所做的贡献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肯定。

二、钢琴伴奏显歌曲情境, 特殊时代树民族风格

赵元任在1927年创作的一首合唱作品《海韵》, 就是通过钢琴伴奏、独唱及合唱表现出了大海、诗翁、少女的不同音乐形象。他在该部作品中细致考虑、周到安排了钢琴伴奏与和声, 那些演唱者的歌喉不能表现的音乐情境, 钢琴伴奏都能表现出来。例如它表现了大海的黑暗、少女的婀娜以及灵魂在巨浪中挣扎的回声。歌曲刚开始, 由钢琴奏出引子, 宛如波涛滚滚, 其低音区和中音区的和旋节奏由弱渐强, 音调色谱灰暗, 暗示了一出悲剧故事即将上演。至高潮部分, 钢琴独奏长达20个小节, 其中以上行琶音表现出少女的挣扎与痛苦, 以下行半音表现出天空中的骤雨狂风, 以八度低音表现出大海的阴森恐怖。音型固定的运用以及调性调式的色彩对比, 表现出了作者赵元任的创作匠心[3]145。它们贴切描绘了大海的怒吼与呜咽, 以及葬身海底的少女留给大海的凄凉。赵元任的这段钢琴间奏以及前后的伴奏, 使歌曲要表现的意境更加突出, 增强了歌曲的戏剧性、 抒情性和感染力。

由此可以看出, 赵元任的钢琴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民族特色。赵元任的钢琴创作肇始于五四运动期间。在爱国主义运动和民主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之下, 赵元任本着反映民族国家现实要求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为出发点, 满怀激情创作出一批极富时代精神和气息的音乐作品, 例如《呜呼三月十八》、《我们不买日本货》等就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与爱国情操。赵元任配以钢琴伴奏的音乐作品如果有歌词的话, 主要采用的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刘半农、胡适等人的诗词, 这无疑是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一次创作革命, 也是赵元任作品时代特色的一大反映。例如《卖布谣》就反映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凄惨的生活情景, 表达了赵元任对他们的深切同情。在他的另一部作品《教我如何不想他》, 反映了青年朋友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个性解放的强烈向往, 以及憧憬纯真爱情、反抗礼教束缚的决心。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老天爷》在反蒋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中唱红了整个中国, 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总之, 赵元任的音乐创作及其钢琴伴奏创作将现实生活作为主要创作素材, 反映时代特征、 记录时代声音, 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

除了浓郁的时代气息, 赵元任的钢琴艺术创作还有着强烈的民族风格。这与赵元任小时候受民族音乐的熏陶有很大关系, 他的母亲能词善诗, 还会演奏乐器、表演昆曲, 具有很高的音乐才华和素养。从小跟母亲学昆曲的赵元任, 成年后在深入中国各地调查方言的同时, 也接触了很多民谣、民歌等民间音乐。所以, 他的音乐艺术创作具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 不仅吸收了各地的民歌音调, 还运用民间吟诗、戏曲、说唱音调大胆创作音乐。1935年, 电影《都市风光》的片头曲《西洋镜歌》经赵元任的创作而比电影本身更为出名。 这首歌曲配上钢琴伴奏, 广泛吸取民间说唱的音调与节奏特点, 充分揭露和深刻批判了那个年代都市生活的艰苦与黑暗, 充分反映了生活在底层百姓的困苦。前文提到的《老天爷》, 用的是明朝末年的民谣, 以借古讽今, 无情鞭挞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腐朽黑暗、人怒天怨的社会现实与政治局面。这首曲子是赵元任探索和声民族化的第一次尝试[4]259。还有《教我如何不想他》, 也是融合了民族戏曲音乐而成。它采用变化了的京剧音调, 听起来流畅亲切, 民族风味犹存。

三、佳作频出做奠基贡献, 启发后人创深远影响

1918年, 赵元任在美国发表了他的作品《偶成》。这部音乐作品极具中国传统民间特色, 作品的主旋律以我国民间小调旋律为主。 为了使作品的旋律更加丰富, 赵元任还在小调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颤音与倚音。这些音乐元素的加入不仅对作品本身起到装饰性的作用, 还使作品呈现出活泼、愉悦的风格特点。在《偶成》中, 各部分乐曲之间的联系和衔接非常紧密。开篇部分的旋律主要起着铺垫的作用, 到了乐曲的中段部分, 旋律变得更加丰富活跃, 情绪也显得更加饱满, 充满着欢快喜悦的气氛, 内容上也对开篇乐曲作了展开和诠释。在调式风格方面, 中间部分的旋律较之前有了一些变化。与前面的G微调式略有不同的是中部旋律出现有D大调旋律, 将开篇作为导音的升C调式在中间部分逐渐隐藏了起来。 到了乐曲结尾部分, C调又回到乐曲中形成首尾呼应的和谐统一。 在旋律上, 赵元任用频繁变化的音符增添乐曲情趣, 如在25小节中的双音以及29小节的双手并行音符, 还有在41小节出现的反复交叉双手才能弹奏出的音符都体现了他深厚的作曲功底与高深的钢琴艺术造诣。

从《偶成》开始, 赵元任开始探索民族音乐与钢琴艺术相结合的音乐风格, 使具有民族风格的钢琴音乐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喜爱。 《偶成》的开篇部分由主和弦与其所属的和弦共同组成。高音部分轻缓明亮, 略带有民间乐器小钹演奏出的金属音色, 为作品的主旋律定下了以模仿中国民族乐器金属音色为主的基调, 增加了乐曲的亲和力。由此可见, 赵元任不仅熟悉中国传统音乐, 还具有极强的音乐驾驭能力, 他钢琴艺术作品中调式的起承转合丰富多变, 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 推动了我国钢琴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新诗歌集》是赵元任众多钢琴艺术作品中的代表作, 这套作品不仅创作别出心裁, 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由我国艺术家创作的钢琴艺术作品极为少见, 国人对钢琴的认识也只停留在钢琴是一种伴奏乐器的阶段。因此, 当时我国的钢琴音乐基本是伴奏音乐, 钢琴音乐创作也着重以声乐为主、钢琴为辅, 从而达到钢琴对声乐的烘托效果。在这种情况下, 赵元任在钢琴艺术创作中非常注重钢琴伴奏对和声的衬托。在《卖布谣》中, 赵元任采用了左手五拍的织体并在民间吟诵旋律中加入了类似织布机工作的节奏, 使作品更加生动细腻。在作品《秋钟》中, 赵元任用独特的钢琴艺术表现手法模拟出钟声的效果, 又以音阶急速变化与半音阶的手法表现出秋风呼啸的逼真效果。在《上山》和《海韵》中, 他强调钢琴伴奏不仅起到衬托效果, 还在整个音乐作品中起着贯穿和协调的作用。因此, 《新诗歌集》独特的创作理念充分透露出赵元任钢琴艺术作品细致感性的一面, 同时, 它也是赵元任钢琴艺术创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总而言之, 赵元任对我国钢琴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贺绿汀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30年代在黄自那里学习和声的时候, 他经常用赵元任的钢琴作品作为范例[5]41。可见赵元任的钢琴艺术作品在当时极具影响力。

参考文献

[1]赵元任.赵元任音乐论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4.

[2]赵如兰.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1987.

[3]汪毓和.中国近代音乐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

[4]梁茂春.百年音乐之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时尚先驱怎么转变 篇4

7月里的那天他们所讨论的话题是在伦敦时装周引入一条由英国设计师卢埃拉·巴特利（Luella Bartley）和凯蒂·希利尔（Katie Hillier）设计的新产品线，以及MatchesFashion.com如何对其做推广。他们在谈话中提及了主流媒体的报道，但主要还是围绕如何吸引时尚博客作者以及开拓社交媒体平台。接着Periscope的主题出现了。

“什么是Periscope？”一个坐在桌子一端的浅黄色头发男子问道。他叫汤姆·查普曼（Tom Chapman），他和妻子露丝（Ruth）28年前在温布尔顿创立了一个多品牌的高端精品店。露丝是个优雅的女人，留著齐肩的白发，坐在桌子的另一端。这对夫妻是这一行业的先驱，他们差不多是英国首批销售Prada、Versace、Ferré和Dolce&Gabbana等品牌的零售商。

现在，52岁的查普曼和53岁的露丝又开始在一块尚未开辟的领域里披荆斩棘。他们是奢侈品领域里少数积极推进网络销售转型的零售商。这些天来，他们所面临的问题除了最新一季的流行色和图案，经常是数字世界里迅速变化的趋势。

“它是一项围绕Twitter的实况流服务，”社交媒体经理亚历克斯·惠特洛克（Alex Whitlock）在描述Periscope应用时说，“它非常令人上瘾。”

“博主都很喜欢它。”全球传播总监杰斯·克里斯蒂（Jess Christie）说。

“这是新东西吗？”查普曼继续问道，一边做了个歉意的笑脸。听到他的问题，露丝温柔地微笑着，期待地看着公司新任命的CEO乌尔里克·杰罗姆（Ulric Jerome）。37岁的杰罗姆从前是COO，是技术大拿。他向两位创始人鼓励地点点头。他此前听到过这类问题。

查普曼夫妇的年纪尽管没有很大，但他们的做事风格却有些守旧。他们相信客户体验很重要，同时也很看重服务。此外，他们还相信接触和交谈。

然而，他们也开始相信，自己公司的未来以及业务的拓展都依赖于网络，并且已经意识到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来完成这一转变。

所以在2013年，查普曼夫妇聘请了消费品电子商务网站Pixmania的联合创始人杰罗姆负责公司未来的数字运营，这实际就意味着要重塑整个公司。为了测试查普曼夫妻的决心，他建议重新命名品牌，网站更名为“Matches”。从那时开始，他们已无退路可走。

今天，连公司的实体店都在其橱窗上贴上了“MatchesFashion.com”这一名字。如果说这个新名字有一点笨重的话，它也象征了这个公司经历的转变，那就是从拥有小宗电子商务的本土传统实体零售商，变成了实体公司很小的全球奢侈品电商。今年，该公司预计其2亿美元年收入的85%均将来自网络销售，而这85%的网络销售收入有72%来自海外。

这是奢侈品行业的新局面，争夺电商主导地位的竞争最终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今年，两家最大的奢侈品网络零售商Net-a-Porter和Yoox宣布合并，这意味着销售额合计可达到15亿美元。它们从创建之初就是电子商务公司，而MatchesFashion.com和其他几家精品店网站（如MyTheresa和Luisa Via Roma）则是从实体店起步。MatchesFashion.com在伦敦有4家门店和一家私人购物中心，它还拥有经营4家Diane von Furstenberg门店和两家Max Mara门店的许可。

查普曼说：“7年前，如果你问我是否考虑进入海外市场，我一定会说，‘恩，这有点儿挑战，也许有一天

但是在消费者习惯于电脑和手机购物的时代，即便是在最优美的林荫大道上再开一家门店，也不及在互联网上开一家连接全球各地的网店。认识到这样的现实后，查普曼夫妇交出了部分管理权，自己成了联合执行主席，任命杰罗姆为MatchesFashion.com的CEO。作为技术创业者，杰罗姆既负责管理公司的增长，也要谨慎地维护企业的时尚嗅觉。

自从杰罗姆两年前上任后，他改变的不仅是公司的名字。杰罗姆办公室的墙上并没有什么艺术元素，取而代之的是展示公司在20个国家里业务快速进展的电脑屏幕，包括销售数字、订单数量，以及与上年日报、周报和年报的对比。

当然，MatchesFashion面临的风险是，它好像在往一个方向渐行渐远：奢侈品零售本是建立于设计者和客户关系的商业，却变成了只关乎数字的生意（杰罗姆说的更多的是“感受那些数字”而非“感受那个面料”），这样它会失去能将品牌认同与那些光顾实体店顾客的认同感联系在一起的视野。

“确定奢侈品的数字领导力的机会还尚未被发掘。”高盛欧洲奢侈品首席分析师威廉·哈钦斯（William Hutchings）说。MatchesFashion所做出的改变能否让它有效地把握时机仍是个问题。

孔昭绶:民主教育的先驱 篇5

这位校长的名字叫孔昭绶。孔昭绶, 字明权, 号竞成, 长沙浏阳人, 1910 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 曾留学日本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 是一位“海归派”教育人士。孔昭绶先后两度担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第一次是1913 年春, 在任上, 他积极创办技能会, 提倡学生自治和自助。后因袁世凯称帝, 他出于义愤, 发表反袁檄文, 遭政府通缉, 于1914年1 月被迫东渡日本避难。第二次是1916 年, 他应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之邀重回一师任校长, 在任上, 他以“明耻”为校训, 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 对学校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结果为军阀张敬尧所不容, 再度被迫辞职。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担任校长的时间并不长, 加起来不过三年半时间, 但是, 他在教育实践中大力推行民主教育, 开民主教育之先河, 在湖南的近现代教育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而这一页最精彩最令人津津乐道的部分应该是他和他的学生毛泽东的故事。

毛泽东是孔昭绶两度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因为毛泽东追求个性解放, 反对旧的教育制度, 而被学校个别思想保守的教师、甚至是校长所不容。1915 年, 毛泽东因带头驱逐不受学生欢迎的校长张干一事而受到学校的“记过”处分, 此后一个学年内连续三任校长对他的这一所谓“污点”都心怀成见, 把他视为和学校对着干的“刺儿头”, 备加歧视。面对这种不公正待遇, 骨子里有着强烈反抗意识的毛泽东, 为了抗议校方对民主学风的压制, 在入学近4 年、完成学业已过半的情况下, 忿然提出退学申请。恰在这个当口, 孔昭绶重回一师范担任校长。

重回一师范赴任的第一天, 孔昭绶就看到毛泽东的《退学申请报告》。他仔细看了退学申请, 心想, 第一师范是湖南的“亚高学府”, 教学环境好, 师资力量强, 是湖南一流的学校, 能来这里求学, 委实不易。可毛泽东这位农民的儿子为什么要中途退学呢?此事蹊跷, 内中必有隐情, 不能草率签字, 一定要查出个中原委。因为孔校长离开学校已有两年, 对期间学校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晓, 于是, 他请来了一师范博物课教师方维夏, 向他了解毛泽东的情况。方先生是一位开明进步的教师, 他向校长介绍说, 毛泽东其实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只因对学校的教育方式和学校的某些作法有意见, 引发了一些过激言行, 受到了前几任校长的非难。出于对校方的失望和反抗, 不得已, 他才选择了退学这条自己不愿走的路。

听完方维夏的介绍, 孔昭绶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想, 办教育的主旨是为了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而据方先生所言, 毛泽东正是一位可以造就的栋梁之才。学校的责任应当是不断改革教育方式, 创造更为民主自由的学习环境, 使其得到更好的锻炼和成长, 以便将来走上社会为国效力, 而不能因为学校陈旧的教育思想和落后的教育方式扼杀学生的创造力, 甚而至于让毛泽东这样优秀的学生怀着失望的情绪离开学校。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学校教育的失败, 也是老师的一种失职。不行, 他必须找毛泽东当面谈谈, 听听毛泽东对学校的意见, 做做他的挽留工作。

孔昭绶正准备出门去找毛泽东, 不料想毛泽东已经风风火火找到了校长办公室, 原来, 退学申请报告久久没批下来, 他过来催办。面对内心不平的毛泽东, 孔昭绶请他坐下来, 自己也挪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 师生两人, 四目相对, 于是, 便有了一次长时间的倾心交谈。毛泽东直言相告, 他不喜欢第一师范, 尽管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教学条件比原来读书的第四师范好得多。可是, 在这个学校“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 俦侣太恶”“学校有很多规则, 我同意的很少”。

他毫无保留地倾诉了进入一师后几年来的诸多烦恼。他以为, 学校开设的课程应该适应学生的发展需要, 而不是强求学生去适应学校的课程和教育方式。在一师范, 学校教育几乎全部是照搬日本的模式, 最大的缺陷是课程多, 学生负担重, 制约着学生钻研真正的学问。第一师范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 应该有很强的师范性, 允许学生有自由发展的空间, 注重学生个性和特长的发展。可是, 课程设置比普通的中小学要多得多, 加之学校当局重视职业训练, 增设了农工商各科, 就像一个“杂货摊”, 杂乱无序, 主次不分。正因为这样, 许多必修课程与他的学习兴趣发生了冲突。按他制订的自学计划, 学习的兴趣重点放在文学、伦理学、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上, 对其他的课则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更不屑去争高分、满分, 所以, 像数学、英语、音乐、美术这些他不感兴趣的科目, 成绩自然就不太理想。然而学校的制度是按照分数来衡量学生各科成绩的好坏, 而他很多科目过不了“考试关”, 这就免不了要招来一些任课老师的偏见和非议。

毛泽东继续向孔校长倾诉说, 以他倔犟的个性, 这种不满情绪, 必将要爆发出来。因此, 就有了去年的那场学潮, 也就有了学校给他的记过处分!尽管此后不久, 被驱赶的校长张干离开了一师, 可一年当中连换三个校长, 办学方略却一个不如一个, 最后这位彭政枢校长, 任职时间仅月余, 终因学生反对而辞职。对此他感到失望至极, 曾一天晚上到校长门口去了三次, 准备请求退学。

毛泽东滔滔不绝地发泄了自己的不满情绪, 也陈述了自己要求退学的个中原因。最后, 他对孔校长说:“我不愿意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第一师范不是我要寻找的求学乐土, 所以我请求校长准许我退学……”

孔昭绶静静地听完毛泽东的讲述, 深感这是一个性格独特、颇有见地的学生, 所提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师范生的认识范畴, 甚至大大超前了师范教育的现实。因此, 孔昭绶不想对他作什么空洞的说教, 只是劝毛泽东不要急于作出退学的决断, 暂时在学校里等一等、看一看, 相信到时候会作出最佳选择的。离开校长办公室后, 毛泽东把和新校长谈话的内容, 告诉了朋友萧子升。萧子升对老校长的人品能力是比较了解的。他告诉毛泽东, 孔昭绶是位难得的好校长, 他博学多才, 办学有方, 十分爱护学生, 在一师深孚众望。因此他劝毛泽东, 听孔校长的, 留下来, 不要走。

不久, 学校举行了新学期开学典礼。在会上, 孔昭绶饱含激情地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诉说自己从1914 年1 月为躲避北洋军阀汤芗铭的追捕, 被迫离开一师远走日本, 在异国他乡对故土的眷恋和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所遭受的屈辱, 又慷慨激昂地谈到自己立志兴办教育、振国兴邦的夙愿。最后, 作为新上任的校长, 他面对全校师生提出自己这次重返一师的“施政纲领”:一定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 在一师推行民主教育, 提倡自治、自动, 改善教学环境, 宽松学术氛围, 培养合格人才, 以新的姿态树立于长沙学界……

孔昭绶的讲话, 鼓舞了全校师生, 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它像一袭和煦的清风, 驱走了往日弥漫在一师的沉闷空气, 也扫除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进步师生心头的阴霾。

于是, 重新执掌一师牛耳的孔昭绶, 开始实施自己的“施政纲领”, 兑现自己的诺言, 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汲取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 顺应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办学方法, 坚持“崇尚民主”的办学方向, 主动适应学生发展的需要, 大力改革教育模式, 提倡学生自主发展, 推行学生自我管理的措施, 从此, 湖南第一师范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勃勃生机。

在孔昭绶的领导下, 以培养学生自治自动能力为目的的组织和活动层出不穷:改组学友会, 开办工人夜学, 创设学生志愿军, 举行运动会, 成立劳动会, 加强职业培训, 实行修业旅行, 等等。这些组织和活动, 充分反映了孔昭绶为培养人才的办学愿望, 顺应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从此, 以毛泽东、蔡和森为突出代表的一大批有为青年, 把一师作为匡世救民的演练场, 锤炼坚强的意志, 砥砺高尚的品行, 树立远大的理想, 培养卓越的才能, 他们从早期参与这些有益的组织和活动起步, 发展到后来投身于爱国和革命运动, 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终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领袖人物或领导骨干。

好的教育能培育和造就优秀的人才, 民主教育就是好教育, 在它肥沃的土壤上, 能够长成参天大树。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周世钊等, 就是湖南第一师范这片渗透了民主教育思想的土壤里培育出的栋梁之才。特别是毛泽东, 这一阶段对于他意义非凡。在孔昭绶几年的校长任期内, 是他生活之路的转折点, 更是他辉煌人生的开端!实践证明, 毛泽东在一师这段时间的经历, 为他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全面而又坚实的基础。1936 年, 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说道:“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中, 发生的事很多, 我的政治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在这里, 我也获得了社会活动的最初经验。”1949 年, 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当年的老同学时又讲“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 也没有到国外留学, 我的知识, 我的学问, 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近代科技翻译的先驱——徐寿 篇6

一、徐寿其人

1818年，徐寿出生在江苏无锡北乡的一个没落地主之家。徐寿5岁时父亲病逝，在母亲一手抚养下长大成人，17岁时，母亲也撒手人寰。早年失去双亲的徐寿在清贫的生活环境下养成了诚实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同时也养成了主动努力学习的好习惯。青年徐寿对格致之学有着特殊的偏好，咸丰年间他曾在位于上海的墨海书馆接受数学家李善兰的教诲，从此开始了在西方科学技术的海洋里畅游。他所学的西方科技知识涵盖面很广，包括数学、力学、医学、电学、光学、地质学、蒸汽机技术等等。他辛苦积攒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生活费用大多用来购置市面少见且价格昂贵的仪器、书籍，回到家中便依照书上的内容用仪器进行有关科学实验。例如他依照《博物新编》里讲授的方法进行了物理学中摩擦生电的实验，并在众人面前成功演示了已摩擦后的玻璃棒指挥纸人舞动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叹神乎其技[1]20。

1862年，徐寿接受曾国藩的聘请到安庆和南京的军械所主持设计和研制蒸汽船。在徐寿的主持下，安庆军械所在第二年就建成了我国第一艘蒸汽船。1864年，徐寿又在南京军械所第一次不假西方人之手完全自主设计制造了“黄鹄号”蒸汽船。这两艘蒸汽船在我国造船工业史和近代科技史上都具有开创意义。此时在科技界已名声大噪的徐寿于1867年来到上海，在由洋务派建造的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军工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工作。徐寿除了日常的科研工作以外，还专门负责筹办翻译馆，开始了他17年科技翻译与培养科技翻译人才的新的人生阶段。

二、徐寿的科技翻译实践与贡献

1867年,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旗下的翻译馆建成之后, 曾国藩和李鸿章不约而同地看中了徐寿, 请他主管翻译馆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中，既懂科技制造业又通格致之事的突出人才非徐寿莫属。徐寿在翻译馆中主要从事的就是对西方科技类书籍进行翻译。从翻译馆中翻译出来的书籍总计近200册，其中绝大多数都与科技有关。以至于后来曾有档案记述：翻译馆中每人都专门有一间翻译室，不分昼夜地不停翻译书籍。这些人包括外国人金楷理、林乐知、傅兰雅等，中国人华蘅芳、徐寿等。他们在海内外四处搜集有用的西方著作，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医术、兵法、器艺、格致等，都是集西方科技之大成的著作。

自东汉以来，我国翻译工作的工作方法一直都是“口译笔受”，这主要是受早期佛经翻译的影响。所谓口译笔受，就是先有人将原文内容逐字逐句口译为中文，再有人将口述内容记录成文字，然后按照中文的语言习惯润色修改，最后形成译文定稿。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也是采用的这一翻译方法。先由懂中文的外国人按照原文进行口译，再由熟悉西方科技的中国人形成文字。在翻译馆长期从事口译的英国人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回忆道：翻译馆选择好要翻译的原文后，先交由翻译馆中的几位西方人通读熟悉，待他们了解大致内容之后便开始与中国人一起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西方人根据外文原意一字一句地口述成中文，中国人同时把口述内容记录下来。如果口述者碰到有不明白的科技问题，负责记录的中国人会与之共同商讨；如果记录者对口述有不明白之处，也可当即要求口述者阐释清楚。口译和记录完毕后，中国人负责将初稿润色修改，以使其符合中文文法。润色修改完后即出刊。如果翻译的书籍特别重要，出刊之前还必须经过西方人与中国人一起核对校改;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译著, 为免影响整体工作进度而不需要双方共同校对, 一般只需中国人检阅后即可出刊。

翻译馆内划分为制造、化学、翻译格致等若干部门。徐寿作为总负责人也亲自参与工作量大、任务繁重的翻译工作。他从1867年进入翻译馆直到1884年去世，所翻译的书籍大多经由傅兰雅口译。傅兰雅曾评价徐寿道：他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特别是用中文文法所写的西方科技语言极为精湛。据《清史稿》记载，徐寿翻译的科技书籍有《化学考质》、《物体遇热改易说》、《营阵揭要》、《器机发轫》、《化学鉴原》及续篇与补篇、《西艺知新》及续篇、《化学求数》、《宝藏兴焉》、《测地绘图》、《法律医学》等等[2]63。

作为翻译西方科技知识的先行者，徐寿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首要难题就是，很多西方科技词语在汉字中没有可以与之相配的文字，即中文缺乏科技专有名词。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徐寿的贡献无疑是开创性的。例如翻译《化学鉴原》一书时，在当时已发现的64种化学元素中，绝大部分化学元素没有现成的中文名称。徐寿在傅兰雅口译并与之商讨之后，巧妙而创造性地用化学元素英文名称的第一个音节音译成新的汉字来命名。如现在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中钙、锌、钴、镍、锰、钠等诸多元素就是徐寿用这样的方法来命名的。有意思的是，1882年，同样具有翻译职责的北京同文馆翻译了名为《化学阐原》的著作，由一位法国人口译，王钟祥和承霖负责笔受。这本译著没有采用徐寿的化学元素命名，而是按照元素的化学性质另立一套原则命名。但是王钟祥等人以此创造出来的新汉字字形复杂古怪，难以为人接受，因而很快被淘汰，流传至今且广为接受的就只有徐寿翻译的版本。

在长期的科技翻译实践中，徐寿与傅兰雅商讨总结了三条科技翻译的原则：第一，西方科技著作被翻译成中文时，如所用文字不在字典之列，则要翻查前人所写的工艺或格致等书籍以参考借鉴，或实地走访有名的制造工艺匠人和器物客商以倾听他们的见解。第二，那些确实没有中文文字可以对应而又不得不翻译的内容，则必须创造新的汉字。造字的方式有三，一为以常用字加偏旁成新字，仍读常用字的音，或以字典所列生僻字加入新义而成新名；一为以数字释其物再命新名；一为以英文发音为据造发音类似的汉字, 如果以新字命名后在古籍中翻阅到合适的字词可以替代, 则替代之, 若古籍中有相应字词但用之有所不妥, 则不以之替代。第三, 翻译时所有用到的新词汇, 无论地名、人名、事物名, 一律都要在译著出刊时附录在后, 以便他人核查。同时, 每一著作后的词汇附录都要汇编成总册, 以方便在以后的工作中沿用, 避免重复造词。时至今日, 徐寿的这三条科技翻译原则仍被广大科技翻译工作者所遵循。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徐寿去世之后出版的《西药大成中西名目表》和《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就是按照徐寿生前所定的这三条原则编撰而成的。

此外，徐寿进行科技翻译，并非零星译介西方科技知识，而是有系统地译介某一门类的科技知识体系[3]109。仍以化学为例，徐寿在翻译完《化学鉴原》这一普通化学常识的著作之后，立即着手翻译《化学求数》、《化学考质》等化学学科的系统性书籍，全面涵盖了西方化学的主要知识内容。

据不完全统计，徐寿一生的科技翻译著作颇丰，他亲自参与译介的书籍达到17种，共168卷。其中，化学类译著7部，工程技术类译著4部，军事科技、医药学、数理学等其他类别共6部。在辛勤译书的同时，徐寿还付出巨大的精力和心血筹办格致书院———

中国第一所近代科技学校，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际主持格致书院的工作，为中国近代科技翻译培养了大量人才。1884年的9月24日，徐寿病逝于记录了他一生翻译轨迹的翻译馆，被后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徐寿对洋务运动、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功不可没，无愧于中国先驱型著名化学家、教育教和翻译家的美名。

参考文献

[1]沈渭滨.近代中国科学家[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2]陈国庆.晚清社会与文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岭南现代建筑先驱——夏昌世 篇7

何谓先驱?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秋,齐侯伐卫。先驱,谷荣御王孙挥,召扬为右。”杜预注:“先驱,前锋军。”先驱还指先觉悟的人,具有对未来发展的超人洞察力和果敢的判断力。

当先驱,除了智慧,还需要勇气,拿旗帜,冲在最前面。一定要有成为先烈的勇气,才能成为先驱。

夏昌世可谓称得上是岭南现代建筑的先驱。作为岭南第一个留德的建筑博士,带来岭南现代建筑新思想。他大胆探索强调本土化、技术和形式并重的建筑思路;他让岭南建筑在气候环境、空间概念和建筑形式上出现了三个大转变;他重塑了岭南建筑的性格,敢于摆脱形而上的束缚,开启了岭南建筑现代主义的发展道路。他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建筑作品本身,而在于建筑作品给后世带来的启迪。他如一个先驱,勇敢地在岭南建筑领域里前行开路,引导了一批批建筑师通过他开启的大门,去探索研究岭南建筑的发展之路。

1 第一个岭南现代建筑,引领岭南现代建筑风潮

现位于广州文化公园的原华南土特产交流大会水产馆,是夏昌世的成名作,被誉为岭南现代建筑的开山之作。

1951年于广州建成的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水产馆是夏昌世第一座广为人知的建筑作品,对其建筑设计生涯意义重大,几乎每一个试图了解夏昌世设计作品的人都会阅读水产馆。

这只是一次时间短促的创作,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设计图纸,3个月内就要完成整个建筑施工。

夏昌世的设计构想是紧扣“水”的主题,以象征手法增强建筑表现力和个性,巧妙地暗示了“水产馆”的内涵。平面形式用圆形作为母题,建筑平面由若干个同心圆弧的墙体围合而成,圆心落在会场东西向的中轴线上。夏昌世巧妙地将展馆的入口两边设计成长方形水池及曲线沙池,使圆形的建筑似船非船般悬浮于水上,十分轻巧。从引桥至门厅大体遵循对称的原则,营造较强的引导性。内部空间按照展览功能和交通流线,围绕中间柱廊围合成的开敞式进行组织,空间处理与采光通风相结合,内部空间分为两个鱼池。周边廊柱上设有杉木百叶,丰富空间层次,周边各展区面向中庭一侧每隔一定距离必有小窗,与中庭形成空间上的渗透,变化极其丰富。

这座总建筑面积为1056m2的建筑,用简单的圆形构筑展厅,弯曲的流线创造了丰富的层次体验,中庭富有岭南园林的神韵,是一座很现代的设计,有着岭南园林轻盈简朴、亲切开朗的特色。这个富有表现力和个性的建筑,以现代建筑形式与功能流线布局、传统园林空间融入现代建筑空间及表现主义建筑的象征手法,令夏昌世一举成名。

人们普遍认为,水产馆是夏昌世将其园林空间精神引入到现代岭南建筑中的代表作,是现代岭南建筑的先声,是岭南现代建筑的开山之作,堪称中国第一个岭南现代建筑。

夏昌世本人对此建筑没有文字记录,抑或与后来出现的“批评”有关。展览会里这批适应展出和参观的功能需求、在形式上体现了现代主义的特色的建筑物,曾遭到严厉的批评。刚刚创刊不久的《建筑学报》(1954年第2期)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批评这些展览馆建筑是“美国式的香港式的‘方匣子’、‘鸽棚’、‘流线型’”,是“资本主义的‘臭牡丹’”,“处处都叫人生气”,彻底予以否定。

尽管南方社会特有的宽容气度包容了夏昌世们的“缺点”,但在此后很长时间,中国极少再出现这样富于艺术表达的现代风格建筑了。

就在受到批评这一年,毛泽东主席参观了水产馆,并做出了“华南沿海要发展海洋事业”的指示。1956年,毛泽东再次参观水产馆,提出“南海水产资源很丰富,要很好开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要求。

在20世纪50～80年代,朱德、陈毅、叶剑英等国家领导人曾参观视察过水产馆,(这里)也接待过金日成、尼克松、胡志明等国内外领导人。展馆内长期展出各种海、淡水动植物标本、图片、模型等,是介绍广东海洋与渔业生产概貌及发展变迁的重要窗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所建的第一家水产馆。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原设计中有钢筋等金属材料的地方,都改成了木质材料,造成后面的多次维修,整个建筑风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们仍然能从它现在的形状中品味到它曾经的独特韵味。至今,仍有许多学者、专家以及年轻的学子,来这里观摩、拍摄和学习。

2 独创“夏氏遮阳”,特写岭南建筑符号

1958年10月夏昌世在建筑学报上发表论文《亚热带建筑的降温问题——遮阳、隔热、通风》。他在论文里写到“在我国南方炎热地区的气候,……太阳的射入高变角较大,如广州从4～8月,太阳的高度角均在80o以上,6～7月竟达90o,因此,太阳的热量强度较大,建筑物的维护结构及门窗洞口,幅及传导热量进入室内——尤其是阳光通过窗口射入室内,照一般估计1m2窗面,可从导致房间10m2面积的空间温度,升高2～2.5°C”。

面对高温、潮湿、多雨的气候特点,夏昌世认为,岭南建筑在遮阳、通风、隔热、防潮的问题上,遮阳最为重要,因为夏季特别漫长。

夏昌世不仅了解岭南日照与建筑的关系,他还注意到人与日照的关系。他看到,市内房屋,一般由4、5月即开始搭凉棚,遮挡阳光直射和辐射热侵入,以及遮盖屋顶平台隔热。说明过去设计上对结合地方特点和对人的居住问题关怀得不够。他设想,倘若在温度最高的一些月份里,能把窗面处于阴影之下,免受太阳8～9小时的射入(从10点至17点),便可将窗户都敞开,又不挂帘子,那么房间的温度就可以降低4～5°C。

夏昌世开始寻求南方建筑防热的新方法。夏昌世把遮阳作为最重要的手段。夏昌世认识到炎热的气候是影响南方地区建筑设计的重要因素,他依据科学的数据,进行了新的遮阳方法的大胆尝试和勇敢的探索。

1952年,应院长(华南医学院,1957年改为中山医学院)柯麟的邀请,夏昌世主持中山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规划设计。1952年至1955年间,他先后设计了门诊楼、生理化楼、病理科楼和解剖楼的扩建、药物科、寄生虫科楼、第一附属医院等系列医疗建筑群。

夏昌世遮阳实践从中山医建筑群的设计开始。

关于遮阳技术的创始,夏昌世的学生梁崇礼是见证者之一。

“建中山医学院生理生化楼是他的第一次尝试。老师让我计算太阳轨迹及房间日照情况。他既要遮阳,又要充分利用自然光,还要美观。当时设计的难度大,也是国内首创。现在看来,在60年前,夏先生就已经实践了低能耗建筑的设计。他设计的建筑就是低碳、环保、绿色。“夏氏遮阳技术实践的成功,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国内许多省份的人来广东参观学习,国外的杂志也对此作过报道。这是夏昌世的学生梁崇礼回忆他与夏昌世先生一起在中山医设计系列医疗建筑的情况。

在遮阳系统的探索中,夏昌世先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实验:用百页遮阳板在窗口遮阳,建隔热层从屋顶隔热。

“百叶遮阳板,从窗楣位置挑出混凝士框,百页系混凝土预制块。根据日照图解法,求得挑出宽度,使夏季太阳从10点到15点不射入室内,冬季(太阳轨道南移)10点到1 5点晒不到病床,采用百页遮阳板还有可使窗头部分不致成为死角、空气仍可流通的好处。

隔热层系加砌于平顶屋面上的一层隔热设备,多孔而又与平顶有一定的距离,利用南北风的对流来散热。过去尝试用过多式多样的方法,效果均良好。本工程采用1/4砖拱隔热层,在施工和经济上,既“快”又“省””(《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夏昌世、钟锦文、林铁《建筑学报》1957年第5期)。

从夏昌世后来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到当时他在探索建筑遮阳的具体做法。

创新总是困难的,遮阳技术的设计与遮阳材料的设计是同时进行的。遮阳板材料的选择,夏昌世也颇费功夫去研究,他从乡土建筑技术中获得启迪,使用了造价低廉的竹筋混凝土、砖砌拱顶、钢筋砖、无梁楼板和通风百页等,创造了“夏氏遮阳”等多种设计元素。梁崇礼回忆,当时用在生理生化楼的遮阳板,由于造价低,许多人都不愿意做,后来只有黄树邦工程师答应帮做。夏昌世还经常就地取材,用旧房子的砖砌墙等。所以夏昌世设计的房子大多数造价不高。

混凝土遮阳板终于出现在夏昌世设计的第一个医疗建筑上,在生理生化楼的南向窗口,从太阳的方位角和高度角出发,安装了大量的遮阳板构件,以横向的水平遮阳为主,也有用于支撑的纵向遮阳板。纵横交错,方格直线型的混凝土遮阳板构件,在阳光下形成整齐而有节律的阴影,形成较好的遮阳效果。

为了改善室内的通风,夏昌世专门设计了遮阳板与建筑之间是分离的,留出一定距离的槽位,风可以从中吹过。

在后来的病理科楼、解剖科楼、中山医学院药物教学楼等一系列教学楼的设计中,夏昌世把遮阳方式简化了。不再做整个立面的遮阳结构,而是根据一栋建筑每层房间功能需求的不同而分别设计,最后发展成每个窗户独立设遮阳板。

夏昌世是严谨的,科学实验需要数字说话。为了检验遮阳板的效果。1956年7月14日,为那几年广州最热的一天,他于14～15点的时间,在新楼各层作温度测试,纪录如下:

一层温度36.1°C;二层温度31.1°C;三层温度29.4°C;四层温度31.1°C;五层温度是32.2°C。

数据显示,进行了遮阳和隔热处理的生理化楼,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平均降了4～6°C。而一般没有遮阳和隔热设备的房屋,室内与室外温度的相差只是1～2°C。

中山医建筑群遮阳技术的成功,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国内其他省份纷纷来广东参观学习。

在获得初步成功之后,夏昌世又开始在医院以外的其他建筑中实践遮阳技术。

在鼎湖山教工休养所和中山医门诊部的试验中他改变了遮阳板的材质,采用了轻质的木百页代替厚重的混凝土板。夏昌世在休养所朝西的窗户上装设了木质的遮阳,并因此形成丰富的光影。菱形的百页断面与唐代直棱窗相仿,在遮阳的同时加速了换气。这一构思很快被运用到中山医学院的设计中。

鼎湖山教工休养所完成后,苏联的报刊专门对此项目进行了介绍。

至1957年,夏昌世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遮阳技术与方法。

夏昌世对遮阳技术的探索与实践是多方面的,同时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在探索过程中他尝试不同的遮阳质材,不同的遮阳方式,而不是简单地使用一种遮阳方式去构造。在华南工学院化工楼的设计中,他设计出一栋建筑有四个不同的立面。南面使用“个体综合式”,东面使用“综合式”,西面过廊采用“垂吊式”、北面不遮阳。

岭南建筑师中,夏昌世较早意识到建筑设计调适气候的必要性并付诸实践。1955年,广州中苏友好大厦建成后发现西晒严重,不得不在窗外增加遮阳帐篷;1956年广州华侨大厦建成后总结了设计得失,认为未考虑亚热带的遮阳处理,许多客房夏季炎热异常。

由此可见,夏昌世的遮阳实践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夏氏遮阳”流行一时,成了“岭南风格”建筑的基本形式,遮阳、通风、隔热、采光、挡雨成了岭南亚热带建筑设计基本“信条”。

“夏氏建筑遮阳”是岭南现代建筑防热的早期创作,一旦总结经验,就成为岭南现代建筑划时代的防热新理论。1958年,夏教授向全国公开发表《亚热带建筑的降温问题——遮阳、隔热、通风》一文,系统地总结了广州地区早期现代建筑防热的研究和实践成果。这是最早的岭南现代建筑防热理论。

有人认为:夏氏遮阳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它的形式、结构、构造和材料如何,而在于它向世人表明:岭南新建筑需要遮阳;在岭南,有遮阳的新建筑才算有岭南特色。

3 创立岭南现代建筑教育体系,培训大批现代建筑人才

夏昌世在欧洲接受了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建筑教育影响,并将这些先进的思想带回国内传播。传播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教学。1945年,夏昌世到中山大学建筑系任系主任,他与陈伯齐、龙庆忠组成核心教学团队,着手建筑教育的创新探索,将所接受的现代主义思想,做为其教学的主导思想。

当时在国内大学建筑教育方面新建筑和遵循巴黎艺术学院体系(Beaux-Art)两种思潮的并存。梁思成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1945年推动清华大学设立建筑系时,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国内数大学现在所用教学方法(即英美曾沿用数十年之法国Ecole des Beaux——Arts式之教学法)颇为陈旧,过于着重派别形式,不实际。今后课程宜参照德国Prof Waiter Gropius所创之Bauhaus方法,着重于实际方面,以工程地为实习场,设计与实施并重,以养成富有创造力之实用人才。”尽管梁思成是留美的,但他在这点上与他的老乡夏昌世不谋而合。

夏昌世坚持现代建筑的教育思想,坚持建筑创作中的技术理性态度和对现代性的追求,强调对地方历史文化和地域气候的关注,他与陈伯齐、龙庆忠、林克明等教授,面对社会现实,探究经济、实用、美观、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教育体系,为华南教育开拓了岭南现代建筑创作、亚热带建筑科学研究、华南建筑史学研究等整体发展的学科建设道路。这一时期也为岭南建筑学派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中山大学建筑工程系开设了新的课程。陈伯齐在二年级开设了“城市规划”课,他深受包豪斯影响,在教学上强调基础课训练,重视建筑功能与技术。林克明开设了“现代建筑”课程,对现代主义的宣传不遗余力。夏昌世在三年级开设建筑设计课,强调注重实用、功能、简朴,提倡现代风格,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琐装饰。

其实,在夏昌世任中山大学建筑系主任之前,在重庆大学,他已经坚定地坚持了现代建筑的教育思想。

1942年,夏昌世在重庆大学进行教育实践时,并没有采用当时同处一地的中央大学的布杂体系,而是在教学中注重建筑的实用、经济和技术因素,并且提倡现代风格。他在设计课教学中十分强调建筑的实用功能,认为不应过分崇拜死守巴黎美术学院一套纯艺术。

“学生初进建筑系,应该多学些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建筑的美不仅在外部包装,而且在舒适和本身的合理结构”这些观点,体现了夏昌世的现代建筑思想。一次,在指导学生进行图书馆的设计时,他抱来几本厚厚的大书,和学生分析书库的作用和图书的运输布局方式对图书馆的重要影响,以及其他内外用房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这与布杂体系教育过分关心建筑构图,强调美观的思想完全不同。

但夏昌世在重庆大学对建筑教育的探索并不顺利。由于当时崇尚美国制度的社会风气十分兴盛,一些人将他们的教学思想与德、日等法西斯轴心国联系起来,进行批判。国际政治、军事的对立此时被延伸到了学术上。重庆大学一些学生纷纷表示不满,要求采用与中央大学一样的教学方式。“不到两年时间,夏先生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包括他的建筑思想和教学观点,就遭到校内外两系中一些师生的非议和非难。”(《汪国瑜文集》)

于是夏昌世与志同道合的陈伯齐一气之下,毅然拂袖而去,回到岭南。

有的研究认为夏昌世们能在广州开辟现代主义建筑的天地,是碰巧留学日本和德国的教授们在此聚集,而广州稍微远离政治,为他们提供了“避风港”,使得这些选择偏居广州的教授们可以在这个避风港里自我流放,在偶然中成就了岭南现代建筑的发展。

诚然,在建筑复古思潮以及布杂体系教学方法盛行之时,广州较为宽松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环境,夏昌世们深厚的现代建筑功底和不随波逐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岭南现代建筑探索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但历史的偶然总是蕴藏在必然之中。根据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现代建筑在岭南得以探索和发展,并形成独特风格,有其必然性。

夏昌世们推崇的建筑重实用、功能、简朴、提倡现代风格,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琐装饰;强调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协调、融合;强调建筑的经济性等建筑理念和实践,适应了广东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需求,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明快格调的岭南建筑教育与实践,从本质上表达的是岭南人对生活的思辨和诉求,已经构成了岭南文化的一部分,岭南现代建筑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夏昌世,他41岁才开始设计了第一栋房子,他如一颗瞬间绚烂的流星,在新中国建筑史上努力燃烧过光亮,还没有充分燃烧,就过早地陨落了。他的学生说,老师没有官衔也没有得过任何称号,他一生中唯一的桂冠是83岁时获得的中国建筑学会授予的优秀建筑奖。这是一顶迟来的桂冠。

这位被誉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创作最重要的探索者、践行者和传播者之一的岭南建筑师,不曾在自己的任何作品旁刻下自己的名字,也没有被文学家所记叙,但他用岭南人敢为人先的勇气,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作品,长久地影响着岭南这片土地,并继续在发酵。

2009年,“阳光下:岭南建筑师夏昌世回顾展”在深圳举办的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年展上展出。展览包括了夏昌世的生平、文献、作品模型与解释,期间同时举行“夏昌世与岭南建筑”学术论坛。来自6所大学的800名学生展示了他们自己的设计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他们对夏昌世的理解——“思考阳光”。

2012年8月25日,在广州,在夏昌世设计的水产馆里,“其有其无:岭南现代建筑作品选展”开幕。与此同时,一封给广州市市委市政府的信,夏昌世的弟子、中国工程院士、建筑大师何镜堂和石安海、林兆璋等多名专家学者及人大代表在上面签了名。这是一封呼吁将岭南现代建筑优秀作品列入保护目录的倡议书,其中要求修复岭南现代建筑开山之作——文化公园水产馆。

夏昌世得到安慰的是他的思想在他的学生的作品里、在岭南一代代有为的建筑师身上得到了传承。

摘要：本文通过介绍中国著名建筑师夏昌世在岭南现代建筑设计和教育方面的开拓性探索,展示了这位被誉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创作最重要的探索者、践行者和传播者之一的岭南建筑师,在岭南现代建筑发展进程中的先驱作用。

关键词：建筑师,岭南现代建筑,先驱

参考文献

[1]夏昌世.亚热带建筑的降温问题——遮阳、隔热、通风[J].建筑学报,1958(10).

[2]汪国瑜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9).

[3]夏昌世,钟锦文,林铁.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J].建筑学报,1957(5).

[4]何镜堂.一代建筑大师夏昌世教授[J].南方建筑,2010(2):8-13.

[5]关于夏昌世研究的随笔[J].南方建筑,2010(2):14-15.

[6]彭长歆.地域主义与现实主义:夏昌世的现代建筑构想[J].南方建筑,2010(2):36-41.

[7]陈吟,唐孝祥.夏昌世建筑思想初探[J].南方建筑,2010(2):8-13.

[8]阮思勤,郑加文.重读水产馆的建造过程与设计理念[J].南方建筑,2010(2):49-53.

[9]关菲凡,张振华.工字楼——原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设计案例研究[J].南方建筑,2010(2):8:54-59.

KENZO:灵动自由的潮流先驱 篇8

高田贤三以其同名品牌“KENZO”的热销而为世人熟知。这位带着一脸灿烂微笑, 留着浓密的娃娃式长发, 谦逊而幽默的艺术家在通往巴黎的成功途中也历经了暗淡而艰难的日子, 但他的作品却始终没有丝毫的忧伤, 就像雷诺阿的画一样, 只有快乐的色彩和浪漫的想象。他因而被称作“时装界的雷诺阿”。

品牌成功足迹

1939年, KENZO出生于日本南部兵库池区姬路的一个中产家庭。年轻时, 因他并不满意传统习惯的约束, 不满足父母界定的学习范畴, 只身一人来到东京, 就读于当时日本唯一的一家时装学校。在当时的日本, 从事缝纫业的男性鲜有, 而KENZO是该时装学校仅有的男性学生, 也许正是这种敢于挑战传统的不羁性格, 成为KENZO以后在服装业不断开拓和发展的“原动力”。1964年, 日本政府因筹办东京奥运会征地兴建体育馆, 他靠着一笔35万日元的拆迁费, 买了一张去马赛的船票, 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在此以前, KENZO已在国内积累了相当的设计和操作经验, 他曾在1960年获得“日本服饰设计奖”, 并有为百货公司长期设计女装的经历。1965年, KENZO开始了梦寐以求的漫长的西方之旅, 货船沿途不断在世界各地许多港囗装货卸货, 在泊岸期间, KENZO得以接触世界各大民族,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风格, 令他大开眼界。KENZO服装中的浓浓的异国情调, 就来自那段经历。

他原本带了五箱行李随船出发, 行李内装满了他多年的得意作品, 他原想凭这些东西在巴黎大展宏图, 但通过这次旅行, 他重新审视这些作品后, 毅然将所有设计作品, 在沿途的港口扔掉。当KENZO到达马赛时, 正值冬天, 不会法语又身无分文的他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后来又转道去了巴黎, 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如厕所的房子。在最困顿的日子里, 为了生计, 他甚至为人家的狗剪毛为生。

1970年4月, KENZO在巴黎毗邻胜利广场圣母院的维维安展厅大街创建第一家专卖店, 这是他人生中踏上的一个新台阶。他利用打工学到的油漆技术, 花了三个月时间别出心裁地在墙壁、台阶、天花板上画上他钟情的后印象派绘画大师卢梭的《丛林之梦》并把店取名为“日本丛林”。之后, 他把自己的品牌也命名为JUNGLE JAP“日本丛林”, 和JUNGLE KENZO“丛林中的KENZO”。他的广告也都是丛林背景, 他的生活和设计中无处不体现着他的“丛林情结”。

1970年8月, KENZO在他专卖店附近的小巷中组织首次小型时装发布会。虽然场地简陋, 只有二十几个参观者, 但吸引了《ELLE》的总编前来观看, 并得到了他的极大欣赏。于是十一月KENZO的作品被搬上《ELLE》的封面。此后, 他的时装画经常在时装刊物上登载, 他设计的服装也开始受到欢迎。从此, KENZO步入了他时装事业的青云路。1971年, 他设计的以“日本丛林”为商标的时装, 作为巴黎最新时装产品销往美国, 商标的独特情趣和别致的设计风格令人耳目一新, 在美国引起轰动, 并广泛的被热衷新生事物的美国消费者接受。

风格简单自由

上世纪70年代初, 在反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 为贵妇人服务的高级时装店日落西山, 纷纷倒闭。而迷你裙、喇叭裤开始流行。此时的KENZO用色鲜艳活泼, 有着强烈的对比, 丰富的无所不在的花卉图案, 极富想象力的搭配方式, 舒适自由的穿着感受, 不受地域限制的国际化设计思路以及作品中洋溢的轻松、欢快气氛无不令世人大开眼界, 也使KENZO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起来。

KENZO的成衣品牌迅速在国际领域享有盛名, 巴黎、米兰、东京相继成为他施展才华和精心创作的舞台。KENZO用来自亚洲的声音表达着自己的创作理念, 出众的才华使他一举赢得了亚洲第一设计师的美誉。

1993年高田贤三先生将公司出售给LVMH (法国路易酩轩集团, 全球第一奢侈品集团) , 并专心埋头设计, 使得服装作品更加出类拔萃。

1999年其获取了由联合国主办的“和平年代”设计大奖, 并以“和平年代”为主题举行两千年春夏秀KENZO三十年回顾, “美国新世界”晚会, 轰动业界。

高田贤三是第一位采用传统和服式的直身剪裁技巧, 不需打折, 不用硬身质料, 却又能保持衣服挺直外型的时装设计师。他说:“通过我的衣服, 我在表达一种自由的精神, 而这种精神, 用衣服来说就是简单、愉快和轻巧。”

他的灵感从南美印地安人, 蒙古公主、中国传统图案与字样土耳其宫女到西班牙骑士, 就像跟他经历一段令人难忘的旅程, 里面承载着各国绚烂夺目的民族之光, 等待人们的发掘, 尤其是他对于东方瑰丽而神秘色彩的偏爱, 使得他能够将不同的民族特色融合在一起。

他把四季都想象成夏天, 在颜色上变换着扣人心弦的戏法。具民族特色的深葡萄酒红、艳紫、暗茄子色、卡基和油蓝, 是他经常使用的, 这些构成了流泻着温暖感觉的五彩缤纷的组合, 而且是又能结合成更强烈的效果, 燃放开来。

KENZO的图案往往取自大自然, 他喜欢猫、鸟、蝴蝶、鱼等美丽的小生物, 尤其倾心于花。包括大自然的花、中国的唐装与日本和服的传统花样等, 他使用上千种染色及组合方式, 包括祖传手制印花蜡染等方法来表达花, 从而使他的面料总是呈现新鲜快乐的面貌。

三种品牌路线

虽然, 鲜艳的花案在KENZO的设计中, 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出现频率, 但大写的粗体的“KENZO”, 或者是高田贤三先生的亲手签名, 也是辨别的方式之一。而KENZO旗下的服装其实还分为三个路线:

KENZO PARIS:这是他创作的精髓, 也是他界定在20-45岁之间, 高单价的第一路线。KENZO JUNGLE:以“JUNGLE”为名, 年龄层介于15—30岁的年轻副牌, 不但用鲜艳大胆的热带丛林色彩, 搭配特殊质材的配件, “重复花色”的灵活搭配, 更为风格轻松的年轻服装创造出一种强烈的特色。

KENZO JEANS:KENZO以愉悦丰富的想象力, 针对年轻族群设计了这一系列的牛仔服装。包括牛仔裤、T恤、夹克、衬衫、针织毛衣⋯⋯, 企图营造出一个简约舒适的穿着方式。

KENZO一如往常地呈现出繁华绚烂的彩色春夏, 冷静的几何图案与印花图案贯穿全场, 相比于KENZO往常的缤纷似乎更洗练了不少。精致的刺绣与蕾丝令人回想起高级定制的手工时代, 这通常是最受女性喜欢的装饰手法。在造型上, 宽松的纺锤轮廓延续着秋冬的趋势被保留下来, 表现出悠闲的法国浪漫气息。此外模特穆斯林般的包头也是整场的看点之一, 并且装饰着华丽的布艺花朵, 呈现出KENZO独有的民族风韵。

KENZO成立于1970年, 崇尚愉快、轻松和自由, 融合了东方与西方的魅力。

通过新技术的发明, 如:针织品剪裁以及对传统样式的重新诠释——和服、亚洲编织篮、科多巴皮革, KENZO带给我们穿着自由的服装结构。

爵士乐先驱 篇9

1898 年 9 月 26 日，乔治·格什温出生于美国纽约，原名雅各布·格肖维茨，他的双亲是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少年时，格什温对音乐的爱好是被俄国作曲家鲁宾斯坦的《F大调旋律》引起的。当时，家里只有一台钢琴，供哥哥练琴用。不久，小格什温也学习起来，他如饥似渴地照着教本苦练，弄得老师都精疲力竭。1913 年，15 岁的格什温为一位流行音乐出版商演奏钢琴做广告，同时，他被介绍给一位颇有才能的钢琴老师汉比策尔。老师为他制订了深造的计划，经过学习，他渐渐走入正轨，后来又先后随基伦尔和著名作曲家戈尔德马克学习作曲。

格什温很早就对各种形式的通俗音乐非常熟悉，他还从哥哥和妹妹写的歌词入手，开始创作流行歌曲。18 岁时格什温发表了他的歌曲处女作，20岁时他创作的歌曲《天鹅》红极一时，至今仍在流传。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皆受到人们的欢迎，26 岁的格什温已成为流行歌曲出版商们的宠儿。少男少女们更是趋之若鹜，争相传唱，人们唱着格什温的歌曲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可他们中有的甚至根本都不知道谁是作者。

格什温自从结识了维克特·哈巴与吉罗姆·康二人后，又开始在新的领域中出现。他的第一部百老汇音乐剧《拉拉露西尔》创作于1919年，大获成功。其后14年间，他的每一部音乐喜剧都成了纽约戏剧生活中的头等大事。1924 年，格什温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在轻音乐界更是名头响亮。这时，他结识了著名的爵士乐演奏家、指挥家怀特曼。怀特曼认为爵士乐不应仅仅用来伴奏舞蹈，也应当成为纯供听觉的音乐，他建议格什温创作一部严肃音乐性质的爵士协奏曲。几天以后，格什温前往波士顿参加他的音乐剧《甜蜜的小戴维》首演，在火车节奏均匀的隆隆声中，他完成了构思，一个星期以后，一部新作面世了。根据弟弟的建议，格什温为这部新作取名为《蓝色狂想曲》，以表明其中所具有的爵士布鲁斯（蓝色）音调的特征。

当年4月，严肃音乐的殿堂卡内基大厅内演奏起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音乐会结束后，《纽约时报》评论说：“听众受到了感动，连那些不动感情的音乐爱好者都激动起来，他们为一个新天才的出现而兴奋。这个天才对世界要说的话既是他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民族的声音，他同时也给已经枯竭和衰老的古典钢琴协奏曲，带来了新的巨大的机会。”如今，这部作品已成为交响乐中的经典。

1925 年，格什温作为钢琴家随纽约交响乐团在美国6大城市巡回演出，并应约为该团创作了《F大调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完稿之后，为了更有把握，格什温自己花钱先请了一个不知名的乐队试奏，经过反复修改，才交给纽约交响乐团演奏。

《蓝色狂想曲》和《F大调钢琴协奏曲》是格什温将爵士音乐与严肃音乐相结合的大胆尝试，并获得了成功。它们的出现，同时也为爵士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8 年，格什温完成了又一部交响乐力作《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由纽约交响乐团首演，当时反响不太热烈，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终于得到了一致赞许。

格什温的这些作品日渐获得了世界影响。据说，在这期间，他曾希望师从法国著名作曲家拉威尔学习。拉威尔风趣地说：“如果你向我学，至多成为拉威尔第二，但是，如今你已经成为格什温了。”拉威尔的话对格什温已经取得的成就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格什温的最后一部大型作品是反映美国黑人生活的歌剧《波吉与贝丝》。格什温非常喜欢黑人音乐，他的朋友中有许多黑人音乐家。他的这部歌剧以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黑人区为背景，其中有许多黑人音乐因素，并且完全由黑人歌唱家演出。与优美旋律珠联璧合的、充满文采的文学脚本是由他弟弟艾拉撰写的。1935 年，《波吉与贝丝》在波士顿首演，受到高度赞扬，至今仍是美国作曲家的歌剧作品中唯一能在保留剧目保持不败地位的作品。

1937 年，格什温正在为一部电影配乐时，昏倒在录音室，经医院诊断为脑癌。手术两周后，这位正值英年的作曲家离开了人世。格什温的作品为美国交响音乐找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更重要的是，他把发源于美国的近代民间通俗音乐带进了全世界人民所共享的精神财富之中。

（小 敏 整理编辑）

中国水彩画先驱——李剑晨 篇10

关键词：李剑晨先生,中国水彩画,发展

李剑晨先生, 是一位享誉中外的艺术家、水彩画家、艺术教育家, 他对于推动中国水彩画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李剑晨先生在精于水彩画的同时也擅长油画和中国画。他创立了自己的一套绘画理论体系, 促进了中国水彩画进入国际水彩画的体系, 被海内外艺术界称之为“中国的水彩画开山大师”。在他从事艺术创作和美术教育的80年间, 桃李满天下, 德艺双馨, 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 为我国的美术事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一、李剑晨先生的生平简介

李剑晨先生于1900年2月25日出生于河南省内黄县宋村乡北沟村, 17岁时进入河南第一师范就读。6年后他考入北京国立艺专, 受教于林风眠、闻一多先生, 师从于捷克画家齐提尔学习研究水彩画, 与王梦白、陈半丁先生研究中国画, 与李苦禅、王雪涛等以后享誉中外的大画家是同窗。李剑晨先生在中国画和西洋画上都有所建树。1926年毕业后的他回到了河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1936年, 第二届全国美展他的油画作品入选, 当时在全国有很大的反响。同年, 他得到了公派赴英国伦敦大学院作研究工作的机会, 后又去巴黎研究学习绘画和雕塑, 与当时留洋法国的徐悲鸿、潘玉良等画家共同研究、切磋技艺, 并与艺术大师毕加索共同探讨艺术。这几年的留学生涯使得李剑晨先生受益匪浅, 回国后即任重庆国立艺专 (现为中央美院) 教务长兼西画系主任, 将当时国外的一些艺术新思想带回给中国, 后又受聘于中央大学 (即现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 建筑系任教授。

二、李剑晨先生的作品及其艺术风格

李剑晨先生的水彩画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他以西画技法结合中国画的绘画语言, 形成了独特的绘画风格, 即讲究西画的严谨, 又讲究中国画的意境隽永, 他用色清新, 用笔洒脱, 构图变化中包含统一。题材丰富, 无论是江河大川、人文景观、地方风情、社会风貌, 他根据不同的题材采用不同的笔法, 画遍了中国的美景, 记载了中国五十多年来许多珍贵的历史场景。李剑晨先生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艺术教育家, 他的高徒遍布世界各地, 不仅有像吴冠中、朱德群、吴良镛、赵无极、戴念慈、陈其宽、潘谷西、李霖灿、吴承砚、修泽兰等大家, 还有无数不知名的学生、军人、工人、农民、儿童跟随李剑晨先生学习, 他因材施教, 事必躬亲。

水彩画是舶来品, 从百年前传到中国, 一直是一个小画种, 水彩画发展盛行于英国, 但当时很多到国外留学的学生多到法国, 多数是学油画并不大重视水彩。李剑晨先生在学习油画的同时又坚持画水彩。他专门到英国学习水彩画, 在熟练掌握了英国水彩画的技法的基础上, 又融合了中国画的意境与气韵, 经过了几十年的不断的钻研与创新, 对于水彩画的创作已经达到了挥洒自如, 炉火纯青的高度成就。李剑晨先生曾经在很多美术馆举行水彩画个展, 作品有一百余件之多, 可以说幅幅精良, 笔笔美妙, 清新明快, 痛快淋漓, 给人以极大的美的享受。

1. 李剑晨先生水彩画的内容

李剑晨先生的水彩作品以地区来讲, 从北京到杭州, 从安徽到江苏。从题材内容来讲, 有工厂有矿山, 有农村有渔港, 有古色古香的古代建筑, 有风光旖旎的田园景色, 有热火朝天的工地, 有幽静闲雅的风景, 有雄伟巍峨的山岳, 也有碧天一色的海洋;有劳动人民的豪迈肖像, 又有戏剧演员的美及轰轰烈烈紧张活动的劳动场面, 所谓“兔起鹘落, 稍纵即逝”, 而水彩又必须一次成功, 不能如油画可以涂抹修改, 对于人物动作, 若没有高度熟练的技巧, 与坚强确实的记忆, 稍一犹疑, 必将面目全非。李剑晨教授对于描写工厂工地紧张工作的场面, 最为擅长, 大有一挥而就之概。至于画面紧张热烈的气氛, 尤为蓬勃奋发, 人声在洋溢, 机器在轰动, 真有绘影绘声之妙, 使欣赏着也不禁精神焕发, 感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另一方面, 李剑晨教授又善于描写幽静淡雅的场面。丹枫茅屋的农村, 风帆出没的海港, 浓妆淡抹的西湖, 风和日丽的浴场, 北国风光的积雪, 江南水乡的渔舟。使观者不但惊叹祖国山河的秀丽美妙, 而一种清静幽雅的气氛, 真能使人“躁释矜平”, 忘记了紧张工作后的疲劳, 而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感到无比的舒适, 无比的愉快, 而又无比的兴奋。水彩画描写天空的云彩与湖海的水光, 是具有比其他任何画法都优越的条件。而李剑晨教授对于水云的表现, 可以说妙到毫端, 朝晖夕阴, 气象万千;霞飞云驶, 瞬息万变。能把变化奠测的云彩天光, 在几秒钟的短促时间内, 表现在画面上, 尤非掌握特殊的技巧不可。画云并不难, 画云而有光、有透明的感觉则难。画云而有飞动的感觉则尤难。李剑晨先生所画, 不但色彩灿烂, 而且光线透出云彩, 富有光明流动的感觉。至于画水更能浓重而透明, 清淡而深沉, 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2. 李剑晨先生的绘画风格

绘画的妙处, 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说得清的, 真正微妙的地方, 是说不出来而各人的欣赏水平不同, 因此感受也就不能一致。“亦中亦西亦我”, 是指李剑晨教授中、西绘画艺术兼长, 水彩画、油画、中国画皆取得高度成就, 运用中西绘画艺术手段, 成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以画艺而说人生”。最为可贵的是李剑晨先生学贯中西, 将西画与中国画完美的结合, 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的特色的水彩画, 是水彩画既有西画的严谨又有中国画的气韵, 使其在世界水彩画苑中独树一帜;他深入研究了传统的中国画, 找到了中国文人画中存在的问题, 即在色彩与构图上的遗与缺, 使中国画具有了发展, 并提出了“继承不泥古, 创新不离源”的中国画创新的原则, 指出:“色彩就是力量, 色彩只广泛使用, 结构之日益严谨, 乃国画发展之必然规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新实践中, 李剑晨先生经过无数次的失败, 终于成功地融西画之形式与中国画传统笔墨气韵神, 使其相得益彰, 创造出既刚劲有力又不失脱俗清新, 有血有肉、雅俗共赏的李派画风。

三、从李剑晨先生看中国当代水彩画

水彩不宜画大幅, 不能改来改去, 有它的局限性, 但也有它的优点。首先用具材料都比较简单, 省钱。第二操作携带便利, 最便于在旅行时作色彩速写。第三能捕捉人物行动, 瞬息的变化。第四善于表现雨、雪、雾、霭、落照、朝霞、薄暮、展曦等气候, 尤其云彩的变幻。第五能表现水色天光, 有一神透明的感觉。

四、我国当代的一些水彩画作品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文化品位低俗, 思想内涵不够深刻, 着重表现技法, 是当今水彩画的最大的问题所在。为了迎合展览, 以为选取一些无意义的主旋律题材, 缺乏水彩画传统“写生性”的精神内涵与趣味, 降低了艺术作品的审美趣味。水彩画作者应进一步提高其审美能力和造型能力, 使用水彩画艺术本体语言来完成作品, 在借鉴其他画种艺术语言的同时, 不失去水彩画自己的特色和绘画语言, 塑造正确的中国当代水彩画审美品格。我认为:只要中国水彩画家们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为底蕴, 冷静的面对新事物的冲击, 创造性地继承中国水彩画的优秀传统并有机地融合其他画种之长, 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不断的创新和发展, 提高自己的品格, 提高自己的内涵, 中国水彩画就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和辉煌的成就, 这样中国的水彩画才会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中国水彩画之父——李剑晨》.云阳.艺术长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