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十二五”时期

河南省“十二五”时期（共12篇）

河南省“十二五”时期 篇1

21世纪中国旅游的方向直指文化旅游,文化旅游产品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相当的发展规模和精深的人文底蕴独占鳌头,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产品。河南作为文化资源大省,有着巨大的文化旅游发展潜力。

一、河南文化旅游发展的优势分析

(一)资源丰富

河南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旅游资源大省。在旅游界一直有中国旅游“看三南”之说,即历史文化看河南,民族风情看云南,自然风光看海南。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被称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博物馆”,以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而著称。据统计,河南省共有旅游资源单体39802个,其中人文旅游资源单体25323个,占全省旅游资源单体总数的63.3%。河南拥有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天地之中”登封古建筑群等三处世界文化遗产,189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38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先后有20多个朝代、2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中国八大古都河南有其四。

(二)交通优势

河南省地处中原,东接安徽、山东,北界河北、山西,西连陕西、南临湖北,承东启西、连南贯北,位于中国的心脏部位,方便游客集散,交通区位优势非常明显。航空交通方面,河南有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南阳机场和洛阳机场等3个民用机场;铁路交通方面,中国铁路主通道“三纵三横”贯穿河南全省,2012年7月,随着亚洲最大的火车站——郑州·郑东新客站的正式投入运营,京广、徐兰两大高速铁路在郑州交会,郑东新客站成为了全国唯一的铁路十字交会站,郑州到武汉2.5个小时,郑州至北京3个小时……从郑州无论是南下还是北上,出行时间都较以往缩短至少一半,30多个城市被纳入郑州高铁“3小时经济圈”;公路方面也已经形成了以高速公路为主骨架,以国道干线、省道干线为依托,以县乡公路为支脉的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公路旅游交通网络,实现了70%以上的3A级以上景区有三级以上干线公路覆盖链接和所有景区有四级以上公路直接连接。河南的这种区位优势是非常优越的,将依托交通网实现与国内主要客源市场的无障碍对接。

(三)政策环境优势

200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明确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2011年国家旅游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旅游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指导意见》,2012年文化部印发了《“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明确提出要使文化旅游成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重要支撑,并将其作为本次倍增计划重点扶持的11个产业之一。

(四)市场优势

河南拥有1亿人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客源市场。再加上中原经济区区域内的将近两亿人口,及河南周边几省的几个亿人口,是很大的一个旅游客源市场,因此,河南发展文化旅游拥有庞大的一、二级市场优势。

二、河南文化旅游发展的劣势分析

(一)文化内涵挖掘深度不够

很多省份由于“文化焦虑”不得不“无中生有”以打造旅游文化,而河南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欠缺的是在开发过程中没有深入研究、提炼景区内在的文化含量。如一些古建筑仅仅经过简单维修就对外开放,而对该古建筑的演变历史、厚重文化研究不够。有些景区投资数亿结果却不了了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全面梳理、深入研究旅游资源中最闪光的特点和最深刻的文化内涵,而是想当然地跟风、粗制滥造地去打造所谓的文化景观。

(二)旅游商品开发滞后

河南作为文化旅游资源大省,近几年文化旅游的发展可谓蒸蒸日上。在旅游业“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中,“购”能直接反映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是带动旅游业发展的核心力量。目前,全球旅游商品消费占整个旅游消费总量的60%,中国旅游商品消费量占28%,海南、云南等省份已在40%以上,而在河南这个数字为15%,外来游客普遍感到来河南值得购买的旅游商品太少。

(三)休闲娱乐单一

文化旅游资源本身比较枯燥、乏味,不像自然景观能带给游客直接的视觉冲击。文化旅游资源呈现在游客面前的可能只是几栋房子、几座陵墓、几尊佛像等,这些静态的景观对相当大一部分游客来说缺少吸引力。目前,河南景区缺少的是类似于《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宋·东京梦华》这样大型、专业的文艺演出,且景区与游客互动性差,很难留住游客的心,无法有效延长游客在当地的停留时间。

(四)服务功能不完善

河南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到旅游高峰期,河南众多景点都会出现堵车现象;游客现金不足却不能刷卡;景区卫生间脏乱;工作人员服务欠缺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河南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五)旅游形象不佳,旅游市场有待规范

2012年,河南省全年共接待海内外游客3.63亿人次,高于全国平均增速8个百分点,其中接待入境游客190.77万人次,旅游创汇6.1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3.36%、11.36%,分别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4个和11个百分点。但是,河南旅游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旅游市场也充斥着一些不良现象。2012年春节前,国家5A级景区少林寺因为和尚老道各路神仙在路边天价算命、抽签,无序贩卖商品现象比比皆是而面临摘牌危机。虽然后来少林寺发表声明,管理混乱是少林寺之外由港中旅承包管理的景区,与少林寺无关。但少林寺的旅游品牌价值,在国内外受到的影响毫无疑问。另外,以次充好(用普通产品冒充山里货)、景区内村民、工作人员动手殴打游客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些行为都严重破坏了河南省的旅游形象,干扰和损坏了河南旅游经济与旅游产业的发展。

(六)营销策划不力,影响力和吸引力不够

2012年,河南旅游提出了以“心灵故乡老家河南”为核心的全新旅游品牌,河南正在逐步走向全国、蜚声海外,但是,河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河南省有189处国家级重点保护单位,8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9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村),11个5A级旅游风景区,但除了少林寺、龙门石窟走出了国门,其它景区依然知名度不高。如何利用河南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不断推出受游客喜爱的文化旅游产品,以及很好地进行营销组合,扩大市场范围和增加市场销售份额等方面是河南旅游业未来发展的重点所在。

三、河南文化旅游发展的机遇分析

(一)中原经济大发展的时机

2011年9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中原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中原崛起、河南振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为全省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重大的战略机遇。《意见》中明确指出:“中原经济区要挖掘整合旅游资源,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重点培育文化体验游、休闲度假游、保健康复游等特色产品,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建设中原历史文化旅游区、黄河文化旅游带和南水北调中线生态文化旅游带等一批重点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成世界知名、全国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在此背景下,河南省旅游局、河南省文化厅于2011年10月17日就合作推进旅游和文化融合发展签订了《关于促进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的合作框架协议》,以促进我省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实现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旅游强省跨越,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河南省“十二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将河南旅游战略定位为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世界知名的功夫旅游目的地和全国新兴的山水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从定位中我们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间河南旅游发展的重头戏在文化旅游上。

(二)文化旅游市场需求剧增

据2013年河南省春节黄金周数据统计,全省共接待旅游者1292.04万人次,旅游收入53.93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14.35%、14.86%。少林寺、龙门石窟、清明上河园等传统的文化景点热度不减,郑州城隍庙会、商都民俗庙会、开封万岁山庙会、洛阳河洛文化庙会、鹤壁大坯山庙会、商丘芒砀山庙会、南阳五朵山庙会、平顶山马街书会等民俗旅游人气旺盛,人流如织。据统计,以民俗文化活动为主的景区,在蛇年春节期间客流增幅最多,其中康百万庄园接待游客5.55万人次,同比增长18.92%;河南金鹭鸵鸟养殖园接待游客3.67万人次,同比增长5.17%。

四、河南文化旅游发展的威胁分析

(一)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存在矛盾

河南文化资源之丰富可以想见,但对于这些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却还有很多需要思考的地方,任何简单开发和无序开发都会造成特色文化资源的消失。如新郑始祖山被叫停的“华夏第一祖龙”、少林寺的摘牌危机、唐三彩的没落、耗资巨大的河南汝南“梁祝故里”如今一片荒凉等现象均表明了河南文化旅游发展与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如何把握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优势的转化效果不理想

河南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只有把资源转化为产品,才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果单纯为了保护把资源封闭起来而割裂了与外部的联系,资源必然会因为生命力的丧失而逐渐弱化,直至最后的消亡。如登封的汉阙,是非常重要的文物,只河南和四川有,但是汉阙被长期封闭起来,放置汉阙的亭子封得很严,一般人看不到。这就是所谓的为保护而保护,这种情况在河南有很多。所以,如果河南不及时、主动地对本地的文化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整理、开发,完成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的转化,这种优势是有可能逐渐弱化并最终丧失的。

(三)市场结构不合理,资金投入不足

虽然河南省入境游增长速度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但河南省入境游基数较低,在全国处于中下位置。且入境游客以港澳台为主,占了一半以上。河南省2012年旅游项目总投资规模2594.59亿元,与河北省旅游建设项目总投资5720.8亿元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虽然河南的旅游发展基金有所增加,但与全国大多数省市相比仍处于落后状态。比如许昌的汉魏许都故城遗址公园二期开发建设迟迟不能上马;拥有1000余块汉画像石、最大的汉画像石陈列馆——南阳汉画馆,只能把汉画像石简单地陈列一下,不能更好地展示,这些都跟资金有关。

结束语

SWOT分析的结果表明,河南发展文化旅游的优势非常明显,但劣势也比较突出,虽然具有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十二五时期,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带动下,河南文化旅游的发展迎来了春天。为了发挥优势弥补劣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可以通过挖掘文化内涵,塑造世界知名的主题产品、推陈出新开发体验性产品、多足立点打造辅助产品、网状铺设发展关联产品,达到优化旅游与文化的结合,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产品的目的,深化文化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完善服务体系,通过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提高河南文化旅游的知名度与美誉度等措施,促进文化旅游的健康发展。

河南省“十二五”时期 篇2

为贯彻落实镇政府应急管理会议精神，普及应急知识，增强群众公共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我村的作用，提高村民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社会稳定，特将我村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十一五”时期和2010年应急体系建立以来工作情况

（一）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建设工作

根据《密云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密云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决定》的有关规定以及镇政府的相关要求，我村及时召开了会议，安排布置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工作。

1、制定应急预案

村制定了《小岭村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应急事件体制建设工作

根据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我村建立了应急组织机构。统一指导全村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工作，对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公共事件，由村党支部统一领导，并向镇应急委员会指挥部汇报。

3、应急机制建设

（1）村应急工作领导小组进行了分工，确定了各自的职责，下设1个专项指挥部。

（2）依据突发公共事件即将造成的程度、发展情况和紧迫性等因素，划分了四个预警级别，即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蓝色为一般等级，红色为特别重大等级

（3）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响应程序。发生突发公共事件以后，根据事件发生的程度进行分级响应。

（4）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后期处置机制。后期处置主要包括善后处置、社会救助、保险、调查和总结。

（5）建立了信息管理机制。主要包括信息的搜集、专项应急领导小组和相关部门按程序报送信息等。

（6）建立了宣传教育、培训和演习机制。

4、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工作的法制建设

（1）认真组织村内干部学习贯彻北京市和密云县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的文件以及东邵渠镇文件。

（2）针对北京市和密云县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的文件精神，加强全社会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全民皆知，人人参与，增强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意识。

（3）要求村内针对各自情况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并到镇政府备案。

（4）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严格按照分级响应程序进行组织，严格按照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管理办法上报信息。

（二）宣传培训工作

为提高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能力，在全面弄清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农村集贸市场，人员较多的情况开展“全国消防日”、“国际减灾日”、“世界水日”等专项宣传活动，结合各部门工作特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应急知识科普宣教活动，增强了公众的公共安全意识。加强业务培训。将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培训融入到日常工作中，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抓。

（三）村级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1、我村制定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2、成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3、成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队伍。

（四）应急体系建立以来取得的工作成效

在东邵渠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村干部以及党员、村民代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五年来，应急体系不断完善，圆满完成了北京奥运会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的保障任务，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有效控制，我村的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存在的问题

1、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的宣传普及工作还要加强，群众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意识薄弱。

2、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由于人员流动需要补充和健全。

3、对人员密集场所和公共场所的检查力度不够。

三、“十二五”时期和2011年全村应急管理工作计划

2011年我村的应急管理工作的总体思路是：认真贯彻落实镇应急办相关会议精神，切实加强应急管理机构建设，继续完善应急预案体系，认真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报告，大力加强应急管理队伍建设，努力提升工作质量，服务全村群众的经济建设情况。下一步应急管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切实加强应急管理机构建设

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原则，形成指挥统一、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的总体要求，抓紧部门应急管理机构的建设，增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提高应急处置工作水平。按照镇政府要求，应急管理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培训指导、综合协调等职能，发挥枢纽作用。督促各部门根据各专项应急预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各自工作职责，组建相应的应急管理办事机构，开展相关类别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逐步建立完善我村应急管理的各类工作机构，通过加强协调、整合资源、整体推进，逐步形成以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系和高效运转机制。

（二）继续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体系 按照镇党委有关要求，充分发挥预案在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切实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完善工作，逐步形成相互衔接、完整配套的应急预案体系。一是继续加快预案编制进度，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应急预案体系。二是认真研究，充分论证，注重预案的可操作性。

在完善和修订预案过程中，要围绕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认真研究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规律，注意吸取以往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经验教训，加强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不断提高预案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推进应急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三）认真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报告

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认真做好日常值守应急和信息汇总工作，进一步提高信息报告的效率和质量，进一步严格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值班登记、交接班制度。根据镇关于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报告工作的要求，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报告制度，明确信息报告要素、时限、渠道和责任主体，强化对重要值班信息的查询、研判、跟踪和汇总，规范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接收、采集和报送工作。

（四）大力加强应急管理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应急培训工作。结合应急办培训，对全村应 5 急管理机构负责人和应急管理骨干进行应急管理工作培训。二是加强应急队伍建设。重点抓好骨干队伍建设，充分发挥骨干应急队伍在应急管件的预防和处置打下良好基础。

（五）认真做好应急管理科普宣传工作

多层次、多角度进行应急管理科普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宣传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和政策措施，宣传应急预案和应急知识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抓好专业队伍建设。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招募、培训等工作。

小岭村委会

河南省“十二五”时期 篇3

一、河南省创新驱动发展面临的一些挑战

“十二五”期间，河南省创新驱动发展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有些矛盾甚至还非常尖锐，比如世界经济增速减缓，国际形势更趋复杂；国内区域竞争日趋激烈，资金、土地等要素约束趋紧，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缩小与全国差距、走在中部地区前列的难度增加；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一产比重偏高，三产比重过低，工业结构中能源原材料工业比重过大，处于产业链前端和价值链的低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加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加大；河南是人口大省，但不是人才大省，在高层次人才引进与沿海地市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二、河南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措施建议

（一）高度重视创新发展，增强创新意识

李克强总理在第十届夏季达沃斯开幕式致辞中明确提出“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企业、政府等部门，要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增强创新意识。企业要以市场为导向，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大统筹利用创新资源力度，提升企业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加强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加快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持行业骨干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上下游企业等建立以利益为纽带、网络化协同合作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推动跨行业跨领域协同创新，开展新型研发机构认定。鼓励企业运用网络平台集聚对接社会创新资源，建立首席技师、工匠工作室等机制，带动职工投入制造环节创新，提高新产品开发能力，提升产品品质。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凝练一批具有重大促进和带动作用的重大科技项目，推进创新示范应用。

（二）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

实施河南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是人才，只有大力实施“人才引豫”工程，才能将创新与发展的焦点聚集到“人才”这个关键环节，让人才聚汇如海，聚指成拳，形成合力，在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的创新氛围中，充分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只有拥有这样一群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科技人才，才能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整合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资源，建立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因地制宜发展综合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市场，实行平等就业制度。健全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体系，推行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完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信息网络，实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全程信息化。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提升人力资源服务水平，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鼓励公共服务机构与民营、外资品牌服务机构开展合作，培育独立于公共服务体系以外的多层次人力资源市场，建设一批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依法维护创新创造者的合法权益，弘扬创新精神，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推广成功经验，积极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支持创新、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使创新思想得到鼓励、创新才能得到发挥、创新成果得到褒奖。

（三）抢抓机遇，实现弯道超车

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河南省要抢抓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积极实施供给侧改革，推动新经济的成长和传统产业的改造，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就经济资源存量而言，河南省企业工业增加值达53375.74 亿元，居中部省份首位。丰厚的经济资源存量和相对宽松的金融商业环境为河南省企业的自主创新奠定了基础，要抓住国家实现“中部崛起”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充分整合资源，加快培育优势产业以及优势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河南省地处中国腹地的地位优势和交通运输的枢纽优势，承接产业转移，积极构建东部上游企业产业聚集地，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发挥河南省固有的后发优势，从而大幅提高区域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富有竞争力的区域创新高地，迈进创新型省份。

（四）倡导创新创业精神，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积极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培育创新创业群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创业环境，推动有梦想、有意愿、有能力的科技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失业人员等各类市场创业主体，不断开办新企业、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以青年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者、大企业高管及连续创业者、科技创业者、博士后科研人员创业者和留学归国创业者等为重点，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加强对创新人才的股权、期权、分红奖励，培育一批创客。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开办创新创业学院、大学科技园开展创业训练营等。引导创新型领军企业和行业骨干企业发展创新创业平台、投资购并小微企业，支持内外部创业者创业，增强企业创新创业活力。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的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引进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拥有国际领先成果的高层次领军人才来豫孵化和创办企业。树立创新创业的价值导向，保护企业家精神，宽容失败，包容创新对传统利益格局的挑战，完善风险补偿机制，依法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和创新收益。

（五）汇聚各类创新要素，打造区域核心创新载体

建立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引领、区域和产业创新枢纽为支撑的创新载体体系，形成集群创新效应。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把示范区作为引领带动全省创新驱动发展的综合载体，统筹创新空间布局，加强科技资源整合集聚和开放共享，着力打造全省创新增长极和创新公共大平台。加快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郑洛新三市合作共建、其他省辖市协调联动的运行机制，重点在科技金融合作、科技成果转化、高端人才引进等方面先行先试，创建国家科技金融结合试点，设立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努力建设成为体制机制改革先导区、开放创新技术转移集聚区、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和创新创业生态示范区，示范引领全省创新发展能力加快提升。

（六）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河南省在实施创新发展驱动中，应坚持区别对待、分业施策，以产业链延伸为主攻方向，推动冶金、建材、化工、轻纺等传统产业绿色化、循环化和高端化发展，积极推进钢铁、建材等主要耗煤行业清洁生产，减少污染。支持企业瞄准国际同行业标杆推进新一轮技术改造升级，全面提高产业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综合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加快推动产业重组和产能转移，积极构建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稳妥有序处置特困企业，有效化解产能过剩。持续完善提升产业发展载体，坚定不移地走产业集群发展之路，实施中国制造2025河南行动、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推进现代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高成长服务业大省、现代农业大省、网络经济大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本文系2015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十二五’期间河南省创新驱动发展重大突破与进展评估研究”（2015B035）；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62400410494）；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16—gh—252）的阶段性成果】

河南省“十二五”时期 篇4

1、粮食贸易方式。

“十一五”时期以来,我国粮食贸易方式情况如图1、图2所示。我国粮食贸易方式主要有以下六种:一般贸易、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边境小额、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区仓库进出境货物。在2006—2008年间,我国粮食进口贸易方式主要为一般贸易,并且一般贸易的粮食贸易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在所有进口贸易方式中所占的比例也从69.42%上升到77.32%,比例增加将近十个百分点。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呈现下降趋势,降幅为6个百分点。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贸易方式总的贸易额在逐年增加,但是在所有贸易方式中的比例持稳,在8%—9%之间。图2反映的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粮食出口主要贸易方式情况。在所有出口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所占的比例在75%以上,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贸易的比例各保持在16%左右和4%左右。2008年,进料加工贸易的比例下降到14.93%。另外,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般贸易、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贸易总共在我国所有粮食贸易中占95%以上。

2、期货贸易。

目前,我国粮食期货交易主要集中于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粮食期货品种则实际上仅有6个——大连商品交易所的玉米、大豆、豆粕、豆油,郑州商品交易的小麦和早籼稻。2006年至2009年9月大连商品交易所成交量与成交金额累计分别为137856.70万手和396175.28亿元。大豆一号成交量在2006—2008年间从1779.41万手增长到22736.31万手,增长了11.78倍,成交金额也随之剧增。与大豆一号不同,大豆二号期货交易量却在逐年递减,2009年9月为止,交易量仅为53.824万手。玉米的交易量也在减少,2006年为13529万手,而2009年9月仅为2717.99万手,同年交易金额仅为0.4558亿元。

3、进口来源国。

从粮食进口来源国来看,“十一五”时期我国粮食进口来源国前五位分别是美国、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其中,从美国进口的粮食占到粮食进口总量的22%以上,在2008年达到了24.58%。前三位国家则总共占到总进口量的50%左右,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例如,2006年我国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进口的粮食贸易量占粮食总贸易量的比例为43.05%,2007年为46.58%,2008年达到53.89%之多。而其中,我国从阿根廷进口粮食的比例增幅最大,年均增幅2%左右。此外,马来西亚在我国粮食进口总量中的比例保持稳定,2008年有明显增长(2006年11.86%;2007年11.74%;2008年14.98%)。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统计信息。)

4、运输方式。

我国粮食贸易运输以海路运输为主,占80%以上,铁路运输次之。粮食运输费用与石油价格密切相关。粮农组织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粮食运输费用上涨幅度超过80%。到2008年11月,随着国际油价的下跌,国际干散货运费下降了90%。但个别航线运输价格仍然上涨迅猛,如从巴西运至我国的大豆海运费就上涨到120美元/吨,同比增长98.5%。

二、“十一五”时期我国粮食贸易存在的问题

1、贸易方式单一。

第一,贸易方式单一。一般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达到70%以上,加工贸易占10%—20%左右。我国从2004年开始成为粮食净进口国,2005年之后,我国粮食进口上升到3000万吨区间以上,并呈逐年递增趋势。粮食进口依存度的增加意味着我国对世界粮食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来自世界粮食贸易市场的各种风险都会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负面的影响。而贸易方式的单一性,就将我国粮食贸易暴露在国际政治风险、外汇风险、价格风险以及供应风险等风险中。

2、大豆进口对外依存度过高。

在我国所有粮食贸易中,大豆贸易的比例最高。而我国大豆进口量占到了世界上大豆出口量的1/3,意味着我国大豆自给率低于50%,有将近一半多的需求都依靠进口解决。我国进口大豆来源国主要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这三个国家分别位于北美洲和南美洲,表明我国大豆进口来源地比较集中。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对世界市场依存度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一旦来自北美、南美国家的大豆供应因不可预知的因素急剧减少,易使我国大豆加工业的供应链受到冲击。例如,2004年7月阿根廷农业部长就表示要限制对中国关于大豆与石油的进口,并与巴西和美国一起制定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略。

3、粮食贸易未有体现“大国效应”。

粮食进出口的“大国效应”是指一个大国的粮食进出口总量变化对世界粮食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现象。我国虽然是粮食贸易大国,却没有体现出相应的“大国效应”。结合我国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分析,由于我国小麦贸易量很小,在小麦的进口市场上不能表现出大国效应。但是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大约占世界大豆出口量的1/3,而我国大豆贸易在技术操作上和国际尚未接轨(主要指期货市场),交易不活跃,是国际价格的跟随者,没有体现出“大国效应”。

4、粮食贸易存在逆向调控。

从理论上讲,粮食进出口本应起到调节国内粮食供需和平抑价格的作用。但是从我国历年的粮食进出口数据来看,粮食贸易有逆向调节国内粮食供求的现象,也就是说在粮食丰收的年份反而会增加进口,而在歉收的年份进口却减少。例如,2005—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从48402万吨稳步上升为52850万吨,净进口却也从2227万吨同步上升到3663万吨,出口反而在减少,2008年全年出口量仅为235万吨。这种逆向调节意味着,我国粮食进出口并没有对国内粮食市场起到稳定作用,反而起到了加大国内粮食市场波动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与我国的粮食进出口计划的制定滞后于粮食供给周期,在制定粮食进出口计划时,缺乏当年产量和需要量的超前信息。

5、期货市场功能未充分发挥。

目前我国上市交易的粮食期货品种只有6种,很多粮食价格风险没有转移的场所和机会,因而无法反映粮食整体市场价格信息,也远远不能满足众多需要生产经营者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来规避粮食现货市场价格风险的需求,大大制约了粮食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功能。而美国目前约有27种农产品期货合约和23种期权合约,期货市场对于农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此外,目前现有的粮食交易品种主要集中在大豆和小麦,交易品种的有限性限制了期货市场交易量,粮食交易品种在规模上极不平衡,高的(大豆)占市场份额近70%,低的(小麦)只占18%。交易规模与有关现货品种对它的要求相比还很小,资金、风险在个别品种上较为集中。

三、“十二五”时期粮食贸易转型及战略方向

1、利用WTO的有利条件。

WTO所赋予发展中国家的有利条件,以及《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关于保护发展中国家农业特殊保障条款和《农业协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赋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都是我国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另外,WTO例外原则中以发展中国家资格的有利条件可以对农产品进口进行调控。同时,应扩大我国粮食在世界市场的份额,扩大与欧盟、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凯恩斯集团(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等14国)及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

2、主要依靠自给,适度进口。

我国粮食的消费应主要依靠自给,在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的前提下,适当利用国际粮食资源,在合理的限度内,适当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调节国内粮食的丰歉,调节粮食进出口品种,达到粮食的供需平衡。有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分散政治和价格风险,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进出口结构,增强竞争力。

3、合理制定粮食进出口计划,实现调控目标。

一方面把粮食进出口权较完整的交给大型粮商,随时根据市场的情况来对进出口计划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应有效利用期货市场的预期价格信号对未来的粮食供求形势进行较为理性的判断。

4、建立完善的粮食储备制度、流通体系。

根据国内人多地少的状况,我国应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调节体系。构建一个有效的粮食风险调节组织、建立和完善粮食风险调节基金、完善粮食的最低保护价格制度。另外,为了避免粮食贸易的波动,中国也可以在沿海地区建立粮食保税区或保税仓库,以吸引外商来这里建仓储粮。同时应完善专用粮食物流方式。建设粮食的运输、装卸与储备的技术和设施,全面提高粮食的流通效率。

5、签订长期合同,稳定粮食进口贸易。

在进口粮食的策略上,应与多个主要粮食出口国家签订购买粮食的长期合同,以稳定粮食的进口数量和价格,并要采取分散进口的格局,允许各省区的公司直接与国外签订合同,进口粮食,以加快进口粮食的决策速度和减少外汇风险及价格风险。

6、健全粮食市场,争取大宗贸易定价权。

为了减弱我国粮食进出口中定价权弱势带来的不利影响,应该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国内期货市场体系,首先要在控制期货交易违规行为和外资操纵的前提下,适当降低入市交易门槛,迅速壮大粮食期货交易队伍,加快拓展粮食期货市场覆盖地区。从短期来看,面对粮食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政府的调控策略应能够充分适应不同粮食品种定价能力方面的差异性,使得国内粮食的生产、流通、储备与国际粮食贸易之间具有充分的协调性和互补性,最大化地降低贸易定价权缺失带来的不利影响,使我国在粮食进出口贸易中占据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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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希刚:自给与进口:中国粮食供需平衡分析[N].经济参考报,2005-03-28.

河南省“十二五”时期 篇5

东西扶贫协作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东西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实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自1996年以来，广东、广西两省区积极开展多形式、宽领域的扶贫协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10年底，广东省共向广西提供无偿援助12809亿元，主要用于帮助广西异地安臵贫困群众、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示范村建设、建设学校和卫生院（所）、培训扶贫干部、援助贫困生、建设村屯公路和人畜饮水工程等。同时，两省区在经贸合作等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广东给予的巨大援助，有力促进了广西扶贫开发工作，推动广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极大地增进了两省区干部群众的友好情谊，为促进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和社会和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继续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促进对口协作双方共同发展的部署，广东、广西双方经友好协商，共同制订“十二五”时期广东广西扶贫协作计划纲要。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臶，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扶贫开发为基本着眼点，以区域协作为基本方式，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提高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目标，从广东、广西的实际出发，加大协作力度，拓宽协作领域，扩大协作规模，加快广西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步伐，实现两广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二、主要内容

（一）结对协作。继续做好广州市与百色市、东莞市与河池市的结对协作。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突出重点，注重实效，鼓励驻桂广东企业就地帮扶、回馈当地，形成由政府援助、企业合作、社会帮扶、人力资源开发等主要内容构成的工作格局，重点抓好基础设施、产业开发、经贸合作、劳务合作、干部人才培训与交流、珠江流域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等方面的扶贫协作。

（二）扶贫开发示范村建设。鉴于百色、河池等市是广西集“老少边山穷”为一体的扶贫开发重点区域，“十二五”期间，广东省（含广州市、东莞市）每年安排3500万元资金，无偿支援广西百色市、河池市。帮助有关贫困村开展扶贫开发示范村项目建设，着力解决贫困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提升发展条件，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改善村容村貌，实现产业发展、生态改善、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凸现示范村建设项目的示范性和引导性，推进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经贸合作。两省区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北部湾经济区开发、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契机，充分发挥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广州博览会、中国一东盟博览会等平台作用，采取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强地区经贸合作。在百色、河池两市创办工业园区，形成企业合作和发展的平台、产业培植的基地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强双方在矿产资源、农业、旅游、物流、电子信息、生物、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产业的对接与互动，推进技术交流与合作。对在广西兴办的、与贫困户增收密切相关、辐射面广的广东方企业，优先认定为广西扶贫龙头企业，除享受广西正常的优惠政策外，优先获得广西扶贫贴息贷款的支持。

（四）劳务合作。进一步加强劳务合作，广西每年向广东输出的劳务人员确保在10万人以上，其中技能型劳动力不少于30%，并安排一定资金用于输出前职业技能培训和劳务输出。大力开展外出人员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实现与广东对口帮扶地区人力资源市场的对接，加强驻粤劳务办事机构建设，全面提高输出劳务质量。

（五）干部培训与交流。“十二五”期间，广东省级财政每年安排150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广西扶贫领导干部培训及协作交流等项目，培训的主要对象是广西有关市、县、乡（镇）分管扶贫工作的党政领导干部、扶贫系统干部以及扶贫龙头企业的负责人。广州、东莞市对口帮扶广西有关市的培训内容由双方自行商定。继续做好两省区间干部挂职锻炼工作，以增进沟通交流，增强协作互动，提高干部素质。

（六）教育协作。实施新一轮的广东支援广西教育工程。由两省区教育部门继续做好对口支援、师资培训、定向招生和支教等工作。广东选择部分实力强、办学水平高的中等职业学校，与广西贫困地区学校建立对口支援关系；帮助广西贫困地区中小学校培训校长和骨干教师；广西每年选派一定数量中小学校长到广东的先进学校跟班学习，以增进了解，学习先进经验，更新观念，提高管理能力。“十二五”期间，开展动员社会力量资助活动，帮助广西贫困家庭学生接受高中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资助人数力争达到1万人。

（七）交通协作。加强双方道路运输、信息网络和智能运输的合作，加快省际公路干线和道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的升级和对接，建立健全道路运输合作发展机制、应急联动机制以及统一的安全管理系统和稽查系统，建立统一、规范的省际间客货运输市场。

（八）旅游协作。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共拓、信息共通、实现共赢”的原则，进一步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扶贫项目，开拓自驾车旅游、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等专项旅游市场，共同推进和打造两省区旅游精品线路。联合开展旅游促销以及两省区旅游项目招商引资等方面的广泛合作，共同推进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及时沟通信息，协调处理旅游服务质量投诉等问题。此外，积极开展文化、卫生、农业、环保、生态、城建等领域的协作，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合作新格局。

三、主要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加强协作工作机构建设，加大有关政策支持力度。继续坚持两省区领导会晤制度，通报情况，总结经验，共同研究解决扶贫协作重大问题，确保扶贫协作有计划、有目标、有投入、有措施、有成果。明确相关协作部门责任，抓好落实。有关市协作工作由结对双方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扶贫开发示范村建设由扶贫部门负责；经贸协作由商务、农业、投资促进部门负责，创办工业园区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劳务合作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干部培训由扶贫部门负责；干部交流由组织人事部门负责；教育协作由教育部门负责；交通协作由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旅游协作由旅游部门负责；其他协作由相关部门负责。

（二）抓好项目，用好资金。建立完善项目资金长效管理机制，加强项目协调，整合项目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广西方落实有关优惠政策，为协作项目提供良好的投资、经营环境，并加强对广东帮扶资金的管理和监督，确保专款专用。帮扶双方加强联系，定期通报项目进度及资金使用情况。

（三）强化沟通，密切联系。两省区扶贫协作部门及有关市、县（市、区）建立双方磋商交流机制，围绕重大协作事项加强友好协商，推动协作事项落到实处。

河南省“十二五”时期 篇6

提出文化产业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在两化融合的背景下，科技与文化的相互促进作用越发明显。互联网、新兴媒体、三网融合、数字出版等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主流，并在推动传统文化产业革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确2015年将文化产业发展成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纲要》提出了“十二五”期间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10项主要目标，包括文化体制改革重点任务要基本完成，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基本建立，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明确要完成的具体要求等。

明确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投入保障政策、文化经济政策、文化贸易促进政策、版权保护政策、法制保障政策等，在政策扶持上，“十二五”期间，国家将综合运用行政、财政、金融、税收、土地等多种手段和政策措施，以重点工程为抓手，着力推进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尤其是，明确将拓宽投资渠道，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称，除了重点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或国有控股大型文化企业之外，在国家许可范围内，我国将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逐步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还表示，将推动一批有潜力、有创新点的重要国有、民营企业上市。

将加大已有支持对外文化贸易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力度，进一步完善有关财税政策，支持文化企业走出去。支持拓展国际市场，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形成一批有实力的文化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

要加强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建设，鼓励支持国有资本进入新兴媒体，做强重点新闻网站；推动下一代互联网建设，积极发展与三网融合相关的新技术新业务。

三网融合则成文化传播的主渠道。“十二五”期间将积极推进下一代广播电视网、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宽带光纤接入网络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创新业务形态，发挥各类信息网络设施的文化传播作用，实现互联互通、有序运行。

“十二五”时期农业面临的新挑战 篇7

1.1 主要成就

“十一五”时期, 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十分困难的时期, 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面对宏观经济形势急剧变化、农产品市场大幅波动、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重大突发事件不断出现等诸多挑战, 国家持续加大农业农村投入, 推进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 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发展目标提前实现。

1.2 主要问题

1.2.1 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 但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十一五”期间, 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十五”期间稳步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但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 农业面临严峻考验。 (1) 农田小水利问题突出。全国有灌溉条件的地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47, 灌溉用水定额普遍偏高, 灌溉保证率下降, 农业抗灾减灾能力堪忧。 (2) 农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重视不足。一是节水生产模式难以得到有效推广, 大多数农区在大田生产上一直沿袭传统的灌溉模式, 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没有明显提高。二是绿色农用生物制品推进缓慢, 化学肥料、农药、农膜使用量持续增加。

1.2.2 服务体系逐渐恢复发展, 但农业经营协作依然滞后

“十一五”期间, 中央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 进一步明确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公益性定位, 加大了公共财政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投入, 改革考评机制, 并鼓励和扶持社会化农业科技队伍发展, 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在不断恢复。2006年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有力地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但相比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客观需求, 服务体系建设依然滞后。在小规模经营为主体的客观背景下, 面对开放的市场环境, 促进农业协作、支撑体系构建的任务依然艰巨而紧迫。一方面小规模经营主体在市场中单兵作战问题突出, 在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中严重缺乏协作机制, 完全竞争局面明显, 利润空间多被其他环节挤占;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无力或无心组织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农田水利设施问题突出, 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刚刚起步, 农产品物流体系发展滞后。

2“十二五”时期我国农业发展的总体思路

“十二五”时期, 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总体思路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 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 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坚持“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的指导思想, 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 加大投入力度, 创新体制机制, 强化农业基础, 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村和谐,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2.1 推进农业现代化,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 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统筹城乡发展,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 加大强农惠农力度, 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 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1)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实施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 加大粮食主产区投入和利益补偿。严格保护耕地, 加快农村土地整理复垦, 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健全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发展现代种业, 加快农业机械化。

(2)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 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 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以水利为重点, 大幅增加投入, 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 推进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加快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 搞好抗旱水源工程建设, 完善农村小微型水利设施, 全面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3)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 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民优化种养结构、提高效益, 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 健全农业补贴等支持保护制度, 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收入。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在产区布局, 发展农村非农产业, 壮大县域经济, 促进农民转移就业, 增加工资性收入。

2.2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立足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必须立足人均资源拥有量少、资源多样性突出的禀赋特征, 立足耕地集体所有、实行以农户为主体的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特征, 立足国家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农产品需求仍将显著增长的阶段特征, 立足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必须尽可能地自我保证粮食安全的大国特征, 立足各农业强国、跨国资本可能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和农业综合竞争力提出严峻挑战的全球化背景。

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农业发展。强化对耕地、水面、草原、农业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继续推进沃土工程, 大力鼓励有机肥料、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及可降解农用薄膜的生产和使用, 降低对石油类农业生产资料的依赖, 提高耕地质量, 控制面源污染。通过技术进步, 促进农业发展加快走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轨道, 并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

2.3 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

实施农业竞争性发展战略, 实现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 全面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 近期应着力解决下述关键问题。

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近期要抓紧改革目前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与内外贸脱节, 管理部门职能重叠、管理环节过多的农业管理体制, 针对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农业进入国际化阶段, 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的新形势, 统一设计和部署农业管理体制。要在明确界定政府职能的基础上, 加强中央统筹协调和宏观调控的职能, 逐步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对外贸易一体化管理体制。

河南省“十二五”时期 篇8

合理投资规模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宏观经济决策时需要参考和调控的重要变量。经济周期中大部分的波动都是由投资规模的变动而引起的,无论是投资的过度紧缩还是过度膨胀,所引发的经济失调都会严重影响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科学而准确地确定投资规模的合理空间,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投资规模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部门、单位为形成固定资产或者流动资产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劳动和活劳动的总量,通常用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两项指标来衡量(孙永红,1990;乔为国和潘必胜,2005;丘健明和陈俊芳,200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近年来更是突破了40%,并且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迄今,我国投资规模持续过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越来越严重,如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加剧了内需不足和出口压力、为维持高投资率所需的低利率政策加剧了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政府和国企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加剧了地方债务风险和金融系统风险。不仅如此,企业投资还面临着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技术升级改造投入加大、低碳等环保标准提升等压力。但是,我国经济转型尚未结束,仍需要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因此,确定“十二五”时期我国投资规模的合理空间,已成为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益的前提,也是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基础,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关于投资规模的研究,长期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早在1989年,刘慧勇就在其《投资规模论》一书中运用了大量的事实数据与图表,对我国经济与投资规模的周期性波动现象及其特征进行了分析与论证。黄正新(1991)在对刘慧勇的“投资除数论”、投资与经济周期关系提出质疑的基础上,给出了其对经济与投资周期性波动的认识。1992年,张合金从宏观调节中的地位、目标、对象及方法角度对投资规模的调节进行了阐述,并且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调节规模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孙先定和黄小原(2000)通过期权理论建立了产业投资决策的期权模型,他们开创了从新的角度确定投资规模及其优化的理论探讨。

影响投资规模的因素包括投资需求和投资供给(张仲敏和任淮秀,1995;刘万东,1998;张合金,2000)。从投资需求的角度看,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政府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宏观经济目标,必须保持足够的投资规模来刺激经济。从投资供给角度看,投资的规模,即投入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在一定的时期内能够实现多大的规模,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些资源供给能力的约束。如果投资规模超过了供给实际的承受能力,必然会使各种正常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阻碍经济的发展。例如,投资规模过大可能造成当前消费削弱、物价飞涨、通胀压力增大,而且使国民经济的资源约束加剧,因而都将不利于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益。

研究合理投资规模,既有利于避免投资膨胀对国民经济的危害,也有利于避免投资不足对国民经济的危害(刘春梅,2006)。在既定的经济环境下,客观来说存在一个最优的投资规模,政府决策都试图使实际的投资规模接近或达到最优,但是受资源和管理水平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实际投资规模很难与最优投资规模相吻合(张合金,2000)。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的投资规模都会不同程度地偏离最优,这就需要研究这种偏离的程度,即研究实际投资规模偏离最优,在多大程度上是国民经济运行能够承受的,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不能接受的。通常,学术界把经济运行所能够承受的投资规模称为合理投资规模。这种投资规模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数值,而是一个围绕最优投资规模上下波动的具有上限和下限的区间。投资规模与经济增长具有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关系(Li等,2012)。因此,确定合理投资规模区间无疑有利于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在已有研究中,一些学者根据我国和国外历史数据和经验来定性分析我国合理投资规模,如薛暮桥(1958)、汪海波(1986)及吴忠群(2002),但这些方法都是基于经验性判断,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也有一些学者通过数学模型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确定了我国合理的投资规模,得到的结论也不一致。史正富(1985)指出,研究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研究投资率的选择,他利用卡莱茨基的增长模型通过数据分析确定了投资率的可行性区间。吴忠群(2002)利用有关的数据统计,确定了我国合理的投资区间为35%~38%。丘健明和陈俊芳(2006)利用灰色理论测算出了投资率的下限,运用投资效益指标得出了合理的投资率上限。孙焱林(2008)通过名义经济增长率=投资乘数×投资率×投资增长率的公式来确定合理投资规模为40.8%。乔为国和潘必胜(2005)基于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来确定合理投资率为18%~25%。

可见,现有关于我国投资规模和决策的分析方法主要是依靠定性的经验判断,大多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投资需求,缺乏多视角的综合性分析。本文将基于灰色理论和灰色系统模型,以及增量资本产出率和经济增长目标,来确定“十二五”时期我国投资规模的合理空间。

三、我国投资规模发展现状与国际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规模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如图1所示)。1978—2011年,我国的投资率(资本形成率)水平始终在30%以上;近年来投资率增速进一步加快,投资率已经突破了40%。从总体上来看,投资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与经济增长率波动走势基本吻合。如果投资率过高,实际年度投资规模就会出现膨胀,就会使消费水平上升缓慢甚至下降,或储备不足,导致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孙永红,1990)。1978年至今,我国的消费率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2000年以前,我国的消费率波动幅度趋于平缓,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消费率出现了迅速下滑,由2000年的62.3%,逐步下降到2010年的48.2%。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会造成投资效率低下、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等诸多问题,进而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如图2所示)。据世界银行统计,1990—2010年,世界平均投资率在20%—25%之间,而中国基本上处于35%以上。以2009年为例,中国投资率达到了47.2%,世界投资率平均水平仅为19.1%。其中,高收入国家为17.3%,中等收入国家为28.3%,中低收入国家为28.2%,低收入国家为23.7%,均比中国投资率低约19个百分点以上。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

数据来源:World Bank WDI Database.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近些年世界投资率的平均水平在为20%左右;高收入国家的投资率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且呈下降趋势;中等、中低等、低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上升幅度不大;中国的投资率水平不仅远远高于各类国家投资率的平均值,而且仍处于上升趋势之中。

四、“十二五”时期我国合理投资率分析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过去依靠高投资率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必然要进行根本性改变。那么,在保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我国必须将投资率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

1. 基于灰色理论的我国投资率下限分析

投资规模与一国经济总量(GDP)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投资规模和GDP的统计数据计算出投资率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于一定规模的投资是如何转化成经济产出的,以及经济产出又是如何影响投资规模的问题,是无法准确描述的。对于这种“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不确定系统,可以利用灰色理论加以研究(邓聚龙,1985)。

灰色理论的特点就是利用少数据建模,G(1,N)和n就是其中的一种状态分析模型,可以反映n个变量对于因变量一阶导数即变化率的影响。设数列X 0={X 0(1),X 00(2),…,X 00(n)}有n个观测值,通过累加形成单调递增的平稳和有规律的数列,生成新序列记为:

考虑X2,…,Xn对X1的影响,建立微分方程为:

其中,为发展灰数,为内生控制灰数。

本文基于灰色理论模型建立两个变量的G(1,2)模型,即一阶、二变量的灰色系统模型。当模型中涉及到GDP和投资规模两个变量时,分别用X1和X2表示。投资率是一个灰数,暂时还不能确定。投资规模是GDP的影响因素之一,反过来,GDP又会影响投资规模,因而二者之间存在正反馈的关系。根据这个关系可得到一个灰色系统的网络模型图如下:

其中,1为从投资到GDP的传递函数,2为GDP到投资的反传递系数。

根据微分方程(2)可得关于投资规模和GDP的微分方程:

其中,11、21分别表示GDP和投资规模的一次累加序列。

将(3)式进行拉普拉斯变换可得如下等式:

式,得到:

可以通过软件Matlab计算得出微分方程(3)中和的值,进而可以得到关于传递函数的表达式。其中,GDP变量的数据为按收入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投资规模数据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样本区间为1978—2011年,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结果显示,和的值分别为:=0.14401,=0.03417。

根据(5)式,我们得到:

此时,网络图可以描述如下图:

假设未知的总传递函数为G(),根据传递函数及反馈原理,整个系统的总传递函数为,

将(6)式结果带入(7)式,有,

该方程的特征多项式为:

当0.03417-0.14401×2≥0,即2≥23.7%时,()有正实根,此时系统的发展指数为正,且呈指数增长趋势;反之,当2<23.7%时,()存在复数根,系统呈指数衰减趋势,有能量保守的特性。

在投资规模和总产出GDP的两变量G(1,2)模型中,反传递系数W2可以看做投资与GDP的比值,即投资率。W2≥23.7%,即投资率不小于23.7%,是保证我国经济系统持续、稳定增长趋势的必要条件。因此,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与GDP灰色系统的运行状态来判断,“十二五”时期我国合理投资率的下限应为23.7%。

2. 基于增量资本产出率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合理投资率分析

理论上而言,随着投资规模的持续增长,会出现“投资回报递减”,即投资效率下降。反映投资效率的一个经济指标是增量资本产出率,即每增加1单位的国民生产总值所需要的投资额。设投资率为R,即,

可将(9)式进行如下变形:

从公式(11)可以看出,投资率与增量资本产出率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投资率越高,每增加一单位GDP所需耗费的投资就越多;当增量资本产出率既定时,经济增长率越高,所需的投资率也越高。根据历史经验和宏观经济政策,增量资本产出率和经济增长率都是存在局限值的,因此,可以根据投资率与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投资规模的合理空间。

从历史数据来看,1981年至今,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并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如图3所示):第一阶段为1981~1996年,D值一般介于1.5~3之间;第二阶段为1997~2008年,D值多处于3~4之间(1998年和1999年为应对亚洲金融风暴采取了经济刺激政策,D值都超过了5);第三阶段为2009年至今,D值多处于4~5之间(除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推出四万亿的投资刺激政策,使D值猛增至8以上之外)。由此可见,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目前的正常水平是介于4~5之间,但在历史上每当需要应对国际性经济危机时,D值都会迅速增大。目前,世界经济仍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非常严峻,而且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因此,我国仍处于应对经济危机的状态之中。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很可能超过5,使其上限提高至6,即“十二五”时期D值的波动区间为[4,6]。

“十二五”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为7.5%。那么,基于这一经济增长目标,根据公式(11),就可以计算出在D值约束下的我国投资率合理空间为[27.91%,41.86%]。

五、结论

从现状分析和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处于过高的状态。基于灰色理论的分析表明,当投资率不小于23.7%时,我国投资与GDP构成的灰色系统才会保持稳定增长的状态,反之,该经济系统将具有能量保守的特点,不能维持经济的正常增长水平。随着投资规模增大,投资效率会出现下降趋势,因此投资效率对投资规模也会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根据我国投资率与增量资本产出率、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可计算出在既定经济增长目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波动空间的约束下,“十二五”时期我国投资率的合理空间为[27.91%,41.86%]。这个空间处于灰色理论模型确定的我国投资率下限之上,因而可保证经济系统的稳定增长。但是,近年来,我国实际投资率已经突破了合理投资率的上限,这说明我国投资率急需进行向下调整。因此,“十二五”时期,我国在保证完成既定经济增长目标的前提下,应在合理投资空间内加大降低投资率的力度,并为其他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发展机会。

河南省“十二五”时期 篇9

一、教育普及水平要有新提高。

到2015年, 基本解决城乡“入园难”问题, 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成果,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 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7%,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6%, 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3年, 接近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二、促进教育公平要有新突破。

首先, 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进一步向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其次, 要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率先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第三, 要进一步扩大国家资助政策覆盖范围, 提高资助标准, 启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最大程度地实现教育机会公平。

三、教育质量要上新台阶。

一是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导向, 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国家标准体系和评价导向机制, 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二是加大投入, 改善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条件;三是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实行教师全员培训;四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更新教育观念, 积极推进课程改革和教学方法、手段的现代化。

四、人才培养结构要有新格局。

一方面, 要使职业院校和高等学校的学科、专业、课程和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特色更加适应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加强社会建设的要求, 着重加强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 加快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的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 要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 尊重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大胆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体制机制。

五、教育体制改革要有新进展。

一要全面推进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形成全面推进教育改革的良好态势。二要加快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特别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增强学校的办学活力。三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营造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环境。四要加快招生考试评价制度改革, 基本建立起有利于各类人才健康成长的立交桥。五要加快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转变教育管理方式, 更多地利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和政策指导等手段管理教育。

讯息来源:

河南省“十二五”时期 篇10

序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今世界, 文化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创新发展期。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广泛普及,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 全社会思想道德水平进一步提升。文化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初步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基本建立, 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整体规模和实力快速提升。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十分活跃, 精品不断涌现、市场日益繁荣。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进一步弘扬。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 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明显增强。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具备许多有利条件, 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 为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丰硕成果, 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全社会重视、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日益高涨, 为文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为文化发展拓展了巨大空间;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 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契机。文化改革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 我国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还不高, 文化建设的布局和结构不尽合理, 制约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完全破除。面对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快速增长的新形势, 我国文化产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都还不能很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的任务更加紧迫。面对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的新形势, 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 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任务更加紧迫。面对现代信息科技和传播手段快速发展的新形势, 加快建立文化创新体系、推进文化创新的任务更加紧迫。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明显、斗争尖锐复杂的新形势, 增强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抵御国际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紧迫。我们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 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 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牢牢抓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 遵循文化发展规律, 加快文化改革创新,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

一、指导思想、重要方针和主要目标

(一) 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 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弘扬中华文化,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二) 重要方针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确保文化改革发展沿着正确道路前进。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坚持以人为本,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 遵循文化发展规律,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加强文化法制建设, 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改革开放, 着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 以改革促发展、促繁荣, 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 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三) 主要目标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全面落实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总体部署, 到2015年, 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推进,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进一步巩固;文化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基本完成, 文化体制机制充满活力、富有效率, 有力促进文化科学发展;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城乡居民能够较为便捷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基本建立,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比重显著提升, 文化产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明显增强, 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体系不断完善, 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发展壮大, 内容创新和传播能力大大增强, 精神文化产品和社会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逐步形成;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更加完善, 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相配套、贯通城乡的现代文化产品流通网络逐渐形成;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不断增强, 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媒体国际传播能力逐步形成;主要文化产品进出口严重逆差的局面逐步改善, 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全民族文明素质明显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一) 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研究宣传。

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推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建立健全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制度, 丰富拓展面向群众的理论学习途径, 扎实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 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 深入研究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 推出一批有深度、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 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围绕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 推出更多更好的通俗理论作品, 深入开展面向基层的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宣讲活动。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计划, 抓好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增强科学理论教育引导群众作用。

(二)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 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并重, 大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 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加强学科和教材建设, 全面完成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编写规划, 推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 不断提高理论研究整体水平。发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示范引导作用, 推出一批有价值、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有计划地组织对外翻译一批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整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 建设一批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和国家重点实验室, 建设一批具有专业优势的思想库,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

(三)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深入开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 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 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 形成扶正祛邪、惩恶扬善的社会风气。制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施纲要。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拓展各类道德实践活动, 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 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全社会弘扬和践行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伟大的思想观念, 在各行各业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深化政风、行风建设, 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广泛开展形势政策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加强人文关怀, 注重心理疏导, 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提倡修身律己、尊老爱幼、勤勉做事、平实做人, 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 为青少年营造健康成长的空间。加强青少年文化活动场所建设, 创造出更多青少年喜闻乐见、益智益德的文化作品, 广泛开展面向青少年的各类文化体育活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深入挖掘中华传统节日、重大纪念日思想内涵, 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积极发展红色旅游。深化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创建, 整合现有城市评选项目。广泛开展军民警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 推进“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加强诚信教育, 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 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认真实施“六五”普法规划,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 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建立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继续深入研究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 以公共财政为支撑, 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 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 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 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跨部门项目合作, 统筹规划和建设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坚持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并重, 实现资源整合、共建共享。加强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把社区文化中心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和设计, 拓展投资渠道。完善面向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 明确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 加强评估考核。

(二) 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加强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建设并完善向社会免费开放服务。鼓励其他国有文化单位、教育机构等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 各类公共场所要为群众性文化活动提供便利。加快现代科技应用步伐,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水平。以公共图书馆、学校电子阅览室、社区文化中心为依托, 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公益性上网场所。鼓励扶持少数民族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 提高优秀汉语广播影视节目、出版物等的民族语言译制量, 开展少数民族文字书报刊赠送活动。扩大盲人读物出版规模,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公共图书馆为依托, 建立盲人电子阅览室。把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鼓励各类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鼓励国家投资、资助或拥有版权的文化产品无偿用于公共文化服务。

(三) 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 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 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 加强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 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和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 扩大覆盖、消除盲点、提高标准、完善服务、改进管理。大力推进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文化服务网络建设支持和帮扶力度。引导企业、社区积极开展面向农民工的公益性文化活动, 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努力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建立以城带乡联动机制, 合理配置城乡文化资源, 鼓励城市对农村进行文化帮扶, 把支持农村文化建设作为创建文明城市基本指标。鼓励文化单位面向农村提供流动服务、网点服务, 推动媒体办好农村版和农村频率频道, 做好主要党报党刊在农村基层发行和赠阅工作。扶持文化企业以连锁方式加强基层和农村文化网点建设, 推动电影院线、演出院线向市县延伸, 支持演艺团体深入基层和农村演出。

(四) 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以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村镇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 积极搭建公益性文化活动平台, 依托重大节庆活动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 组织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全民健身活动, 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送欢乐下基层”等活动经常化。支持群众依法兴办文化团体, 精心培育植根群众、服务群众的文化载体和文化样式。鼓励文艺工作者、艺术院校学生和热心文化公益事业的各界人士开展文化志愿服务。

四、加快发展文化产业

(一) 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加快转变文化产业发展方式, 促进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质量效益型转变, 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实施一批重大项目, 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 发展壮大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印刷、广告、演艺、娱乐、会展等传统文化产业, 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培育骨干企业, 扶持中小企业, 完善文化产业分工协作体系。鼓励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 推动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适度集中, 培育文化产业领域战略投资者。规划建设各具特色的文化创业创意园区, 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优化文化产业布局, 发挥东中西部地区各自优势, 加强文化产业基地规划和建设, 规范建设一批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区, 发展文化产业集群, 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加大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产业支持力度, 打造知名品牌。发掘城市文化资源, 发展特色文化产业, 建设特色文化城市。发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信息、物流、建筑等产业融合发展, 提升品牌价值, 增加物质产品和现代服务业的附加值和文化含量。

(二) 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或国有控股大型文化企业或企业集团, 在发展产业和繁荣市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在国家许可范围内, 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 参与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 参与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实施和文化产业园区建设, 在投资核准、信用贷款、土地使用、税收优惠、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对外贸易和申请专项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 营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和法制环境。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服务和管理, 引导他们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 鼓励和引导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 促进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源的对接。推动条件成熟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 鼓励已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

(三) 推进文化科技创新。

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 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抓住一批全局性、战略性重大科技课题, 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 加快发展文化装备制造业, 以先进技术支撑文化装备、软件、系统研制和自主发展, 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提高我国出版、印刷、传媒、影视、演艺、网络、动漫游戏等领域技术装备水平, 增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依托国家高新技术园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等建立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把重大文化科技项目纳入国家相关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技术创新体系, 培育一批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的文化科技企业, 支持产学研战略联盟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研发制定文化产业技术标准, 加快建立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实施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 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 培育发展新兴文化产业。支持电子信息产业研究开发内容制作、传输和使用的各类电子装备、软件和终端产品, 支撑文化产业发展。

(四) 扩大文化消费。

增加文化消费总量, 提高文化消费水平。创新商业模式, 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场, 开发特色文化消费, 扩大文化服务消费, 提供个性化、分众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提高基层文化消费水平, 引导文化企业投资兴建更多适合群众需求的文化消费场所, 鼓励出版适应群众购买能力的图书报刊, 鼓励在商业演出和电影放映中安排一定数量的低价场次或门票, 鼓励网络文化运营商开发更多低收费业务, 有条件的地方要为困难群众和农民工文化消费提供适当补贴。积极发展文化旅游, 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相结合, 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 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 支持海南等重点旅游区建设。

五、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一) 培育文化市场主体。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 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 培育合格市场主体。完成一般国有文艺院团、非时政类报刊社、新闻网站转企改制, 拓展出版、发行、影视企业改革成果, 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形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体现文化企业特点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推动国有文化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把改革、改组、改造与创新管理结合起来, 把深化改革与调整结构、整合资源结合起来, 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推进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结合起来, 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 充分发挥国有文化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二) 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

按照国家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要求, 科学界定文化事业单位的性质和功能, 突出公益属性、强化服务功能、增强发展活力, 全面推进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明确服务规范, 加强绩效评估考核。国家兴办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 (站) 、群众艺术馆、美术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 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运行机制, 探索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吸纳有代表性的社会人士、专业人士、基层群众参与管理。深入推进党报党刊发行体制改革和电台电视台制播分离改革, 进一步完善管理和运行机制, 不断扩大主流媒体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推动一般时政类报刊社、公益性出版社、代表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文艺院团等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 增强面向市场、面向群众提供服务能力。

(三) 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加快发展各类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 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 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促进文化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重点发展图书报刊、电子音像制品、演出娱乐、影视剧、动漫游戏等产品市场, 进一步完善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等综合交易平台。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组织和流通形式, 加快建设大型文化流通企业和文化产品物流基地, 构建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相配套、贯通城乡的文化产品流通网络。加快培育产权、版权、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 办好重点文化产权交易所, 规范文化资产和艺术品交易。健全文化经纪代理、评估鉴定、投资、保险、担保、拍卖等中介服务机构, 引导行业组织更好地履行协调、监督、服务、维权等职能。

(四) 创新文化管理体制。

深化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 推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 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关系。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 坚持社会效益优先, 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建立和完善国有文化企业评估、监测、考核体系, 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监管,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探索建立适应三网融合业务发展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健全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推动副省级以下城市完善综合文化行政责任主体。坚持主管主办制度, 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 严格执行文化资本、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市场准入和退出政策, 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手段提高管理效能。深入开展“扫黄打非”, 完善文化市场管理, 坚决扫除毒害人们心灵的腐朽文化垃圾, 切实营造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市场秩序。加强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工作, 完善分类标准和统计指标, 规范统计方法, 增强统计数据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六、加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

(一) 坚持正确创作方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热情讴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 生动展示我国人民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创造历史的辉煌业绩。要引导文化工作者牢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神圣职责, 坚持正确文化立场, 认真对待和积极追求文化产品社会效果, 弘扬真善美, 贬斥假恶丑, 把学术探索和艺术创作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之中。坚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 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 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 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 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积极创新。把创新精神贯穿文化创作生产全过程,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 学习借鉴国外文化创新有益成果,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增强文化产品时代感和吸引力。

(二) 推出更多优秀文艺作品。

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文艺工作者都要积极投身到讴歌时代和人民的文艺创造活动之中, 在社会生活中汲取素材、提炼主题, 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 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实施精品战略, 组织好“五个一工程”、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创作工程、重点文学艺术作品扶持工程、优秀少儿作品创作工程, 鼓励原创和现实题材创作, 不断推出文艺精品。扶持代表国家水准、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优秀艺术品种, 积极发展新的艺术样式。鼓励一切有利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寓教于乐的文艺创作, 坚决抵制低俗之风。

(三) 建立健全文化创新机制。

建立健全有利于文化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体制机制, 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努力营造有利于文化创新的良好环境。建立以文化生产单位和个人为主体、以优秀文艺作品的市场化开发为重点、以完备的产业链和完整的价值链为依托、以版权保护为保障的文化创新机制。敏锐反映社会实践的新领域、表现主体的新变化和受众的新要求, 积极运用高新技术手段推动形式创新, 催生新的文艺品种, 增强文化产品的表现力、感染力和传播力。

(四) 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坚持把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评价作品最高标准, 把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统一起来, 形成科学的评价标准。建立公开、公平、公正评奖机制, 精简评奖种类, 改进评奖办法, 提高权威性和公信度。加强文艺理论建设, 培养高素质文艺评论队伍, 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 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影评、戏评、书评、乐评等活动, 倡导主流价值取向, 引导群众审美鉴赏, 坚决抵制低俗之风, 着力净化文化市场, 努力营造文化发展良好环境。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 扶持重点文艺评论媒体。加大优秀文化产品推广力度, 运用主流媒体、公共文化场所等资源, 在资金、频道、版面、场地等方面为展演展映展播展览弘扬主流价值的精品力作提供条件。设立专项艺术基金, 支持收藏和推介优秀文化作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积极开展版权保护及相关服务, 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

七、加强传播体系建设

(一) 加强重要新闻媒体建设。

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牢牢把握正确导向。以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 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宣传资源, 调整和完善媒体的布局和结构, 构建统筹协调、责任明确、功能互补、覆盖广泛、富有效率的舆论引导格局, 不断壮大主流舆论, 提高舆论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力。建立健全自律和他律机制, 引导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秉持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 真实准确传播新闻信息, 自觉抵制错误观点, 坚决杜绝虚假新闻。深入推进“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 形成长效机制。推进重点媒体扩大信息采集和产品营销网络。

(二) 加强新兴媒体建设。

认真贯彻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 加强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建设, 鼓励支持国有资本进入新兴媒体, 做强重点新闻网站, 形成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综合性网站和特色网站, 发挥主要商业网站建设性作用, 培育一批网络内容生产和服务骨干企业。打造一批具有中国气派、体现时代精神的网络文化品牌。引导网络文化发展, 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和当代文化精品网络传播, 制作适合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兴媒体传播的精品佳作, 鼓励网民创作格调健康的网络文化作品。广泛开展文明网站创建, 推动文明办网、文明上网, 督促网络运营服务企业履行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引导和管理, 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 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依法惩处传播有害信息行为, 深入推进整治网络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加大网上个人信息保护力度, 建立网络安全评估机制, 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信息安全。加强外文网站及海外本土化网站建设, 增强对外展示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推动下一代互联网建设, 积极发展与三网融合相关的新技术新业务。

(三) 加强文化传播渠道建设。

积极推进下一代广播电视网、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宽带光纤接入网络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三网融合, 创新业务形态, 发挥各类信息网络设施的文化传播作用, 实现互联互通、有序运行。在确保播出安全的前提下, 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与电信企业可探索多种合资、合作经营模式。整合全国有线电视网络, 基本实现全程全网, 跨部门集成文化资源、产品和服务。加快电影院线建设, 大力发展跨区域规模院线、特色院线和数字院线。加快文艺演出院线建设, 推动大中城市演出场所连锁经营。加快大型骨干企业出版物发行跨地区整合和农村销售网点建设, 建设以大城市为基础、中小城市相配套、贯通城乡的出版物发行网络。

八、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

(一) 提高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

健全文物普查、登记、建档、认定制度, 开展可移动文物普查, 编制国家珍贵文物名录。加强世界文化遗产、大遗址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维修、巡察养护及管理机构建设, 开展工业遗产、元代以前木构建筑、乡土建筑、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文化遗产的调查与保护, 加强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和文物保护, 加大馆藏文物、水下文物的保护力度,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成果宣传, 在考古研究中积极应用高新技术。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 编制保护规划, 完善基础设施, 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加强文物市场法规体系建设, 建立文物鉴定准入和资格管理制度, 引导规范民间收藏。强化文物安全防范设施, 提高文物安全防范能力。

(二)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建档制度和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 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图集, 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体系, 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类保护标准和规划。对濒危项目和年老体弱的代表性传承人实施抢救性保护, 对具有一定市场前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生产性保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区实施整体性保护。加大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统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 不断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化水平。

(三) 拓展文化遗产传承利用途径。

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关系, 促进文化遗产资源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鼓励各地积极发展依托文化遗产的旅游及相关产业, 发展特色文化服务, 打造特色民族文化活动品牌。推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数字资源开发利用, 提升中华文明展示水平和传播能力。鼓励对工业遗产、文化景观、考古遗址公园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宣传, 深入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依法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推动文化遗产教育与国民教育紧密结合。深入挖掘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 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九、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

(一) 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整合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版权、民族、侨务、体育、旅游等资源, 充分利用多边和双边机制, 开展国家文化年、中国文化节、“感知中国”等品牌活动, 推广中华春节文化, 打造“欢乐春节”等文化交流新品牌。实施对外文化合作及援助, 扶持和加强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和区域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快推进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建设, 形成展示、体验并举的综合平台。制定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出去规划。鼓励代表国家水平的各类学术团体、艺术机构在相应国际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组织对外翻译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精品。构建人文交流机制, 把政府交流和民间交流结合起来, 发挥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文化非营利机构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支持海外侨胞积极开展中外人文交流。建立面向外国青年的文化交流机制, 设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贡献奖和国际性文化奖项。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

(二) 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

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 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 进一步扶持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 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 形成一批有实力的文化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扶持文化企业开展跨境服务和国际服务外包, 生产制作以外需为取向的文化产品。扩大版权贸易, 保持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口持续快速增长, 支持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出口, 扩大印刷外贸加工规模。扶持优秀国产影片进入国外主流院线, 国产游戏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数字出版拓展海外市场, 开发一批在境外长期驻场或巡回演出的演艺产品, 逐步改变主要文化产品进出口严重逆差的局面。积极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规模, 推动开拓国际市场。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 充分运用高新技术手段提升我国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和质量, 开发国外受众易于接受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强国际文化产品和服务交易平台及国际营销网络建设, 办好重点国际性展会。发展对外文化中介机构, 培育专业贸易公司和代理公司, 构建完整有效的投资信息平台和文化贸易统计分析体系。积极参与国际文化贸易规则的制定。充分利用香港、澳门区位优势, 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

(三) 扩大文化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

鼓励具有竞争优势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文化企业对外投资, 兴办文化企业, 经营影院、出版社、剧场、书店和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鼓励从事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作品、出版物、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武术杂技和演出展览等领域的文化企业采用多种形式开拓海外市场。吸收外资进入法律法规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鼓励文化单位同国外有实力的文化机构进行项目合作, 学习先进制作技术和管理经验。

十、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一) 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

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优秀人才健康成长和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 加快构建一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梯次分明、素质优良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队伍。继续实施“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和文化名家工程, 建立重大文化项目首席专家制度, 造就一批人民喜爱、有国际影响的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加强专业文化工作队伍、文化企业家队伍建设, 扶持资助优秀中青年文化人才主持重大课题、领衔重点项目, 抓紧培养善于开拓文化新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适应文化走出去需要的国际化人才。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多渠道吸引海外优秀文化人才。积极支持高层次人才创办文化企业, 完善实施知识产权作为资本参股的措施, 实施扶持创业优惠政策。落实国家荣誉制度, 抓紧设立国家级文化荣誉称号, 表彰奖励成就卓著的文化工作者。

(二) 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制定实施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完善机构编制、学习培训、待遇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吸引优秀文化人才服务基层。完善基层优秀人才发现培养机制, 配好配齐乡镇、街道党委宣传委员、宣传干事和乡镇综合文化站专职人员, 提高队伍建设科学化水平。积极推进大学生“村官”计划, 鼓励到基层从事宣传文化事业。设立城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岗位, 对服务期满高校毕业生报考文化部门公务员、相关专业研究生实行定向招录。重视发现和培养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鼓励和扶持群众中涌现出的各类文化人才和文化活动积极分子, 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发挥积极作用。制定西部地区基层宣传文化人才队伍支持计划, 对西部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人才队伍建设予以重点扶持。

(三) 建立完善文化人才培训机制。

建立健全分类培训的宣传思想文化人才培训体制机制, 制定实施各类人才培训计划。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实施高端紧缺文化人才培养计划, 搭建文化人才终身学习平台。依托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定点大型企业, 发挥人民团体的作用, 加强文化人才政治素养和道德素质教育, 开展任职培训、岗位培训、业务培训、技能培训。完善人才挂职锻炼、调研采风、国情考察制度。完善人才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机制, 深化职称评审改革, 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干创造有利制度环境。重视发现和培养社会文化人才。对非公有制文化单位人员评定职称、参与培训、申报项目、表彰奖励同等对待, 纳入相应人才培养工程。建立完善文化领域职业资格制度。

(四)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

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加强自身修养, 做道德品行和人格操守的示范者, 努力成为优秀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引导文化工作者特别是名家名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责任感, 弘扬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 发扬严谨笃学、潜心钻研、淡泊名利、自尊自律的风尚, 努力追求德艺双馨, 坚决抵制学术不端、情趣低俗等不良风气。积极支持文化工作者特别是文化名家、中青年骨干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 拜人民为师, 增强国情了解, 增加基层体验, 增进群众感情。

十一、政策措施

(一) 政府投入保障政策。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建立健全同国力相匹配、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政府投入保障机制。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和经费保障投入。以农村和基层、边疆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为重点, 优先安排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项目, 重点保障基层公共文化机构正常运转和开展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所需经费, 扶持公共文化机构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投入。依法保障公共文化设施用地。中央、省、市三级设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 保证一定数量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用于乡镇和村文化建设。转变投入方式,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设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 扩大有关文化基金和专项资金规模, 提高各级彩票公益金用于文化事业比重。增加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投入。支持政府间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走出去。支持战略性、先导性、带动性文化产业项目建设, 支持文化科技研发应用和提高文化企业技术装备水平。

(二) 文化经济政策。

对已有支持文化体制改革、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进行修订或延续。进一步落实鼓励社会组织、机构和个人捐赠以及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促进企业及民间对文化的投入明显增加。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方面对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对文化内容创意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营实行税收优惠。继续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和国家电影发展专项资金。落实和完善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政策, 加强和改善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服务。发挥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 吸引金融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完善文化市场准入政策,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加强对原创性作品的政策扶持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把文化科技研发纳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制定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的类别和范围, 运用产业政策鼓励文化企业集成应用高新技术, 支持文化装备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继续执行文化体制改革配套政策, 对转企改制国有文化单位扶持政策执行期限再延长5年。

(三) 文化贸易促进政策。

加大已有支持对外文化贸易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力度, 进一步完善有关财税政策, 支持文化企业走出去。支持文化企业在海外投资、投标、营销、参展和宣传等市场开拓活动, 为文化企业走出去提供通关便利。对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发展海外业务给予账户开立、资金汇兑方面的政策便利。加强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在进出口环节的知识产权保护, 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四) 版权保护政策。

建设涵盖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领域的版权公共服务平台和版权交易平台, 扶持版权代理、版权价值评估、版权质押登记、版权投融资活动, 推动版权贸易常态化。加强版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的有效衔接, 严厉打击各类侵权盗版行为, 增强全社会的版权保护意识。发展版权相关产业。

(五) 法制保障。

建立健全文化法律法规体系, 加快文化立法, 制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化产业振兴、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 将文化建设的重大政策措施适时上升为法律法规, 加强地方文化立法, 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

十二、组织实施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 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切实把文化改革发展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纳入评价地区发展水平、发展质量和领导干部工作业绩的重要内容, 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 牢牢把握文化改革发展的主动权。

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格局, 形成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强大合力。将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调整为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切实发挥统筹领导作用。党委宣传部门要加强协调指导, 有关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要尽快制定落实本纲要的实施方案, 报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组织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税务总局等要尽快制定落实政府投入和相关政策的实施细则, 加快重点工程和项目的立项, 落实资金投入、经费保障和各项政策;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 发挥各自优势, 为文化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将文化改革发展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教学培训的内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结合本地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本纲要。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对纲要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 做好中期评估。将纲要中确定的约束性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体系。

河南省“十二五”时期 篇11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

（一）我国仍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将快速推进，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有望保持强劲增长态势。总体上看，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为46.6%，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国家70%以上的水平，而且低于世界50%的平均水平。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空间依然巨大。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将激发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为我国经济较快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新的经济增长点将不断涌现。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30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这一时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的时期。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处在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消费向以住、行为代表的发展享受型消费转变的过程中，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由2006年的4.3辆增加到2009年的10.9辆。我国产业结构正处在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向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的过程中，服务业比重将不断提高，制造业内部结构将不断升级，高附加值和高技术产业比重将不断上升。“十二五”时期，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的加快以及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将会形成。

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等都蕴藏着巨大的需求和增长潜力。“十二五”时期，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仍有巨大空间。2009年，我国每万人铁路、公路线路长度分别为0.6公里、28.9公里，而2007年美国每万人铁路、公路线路长度分别超过5公里、200公里。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将不单纯是量的扩张，而是更加注重质和层次的提高。目前，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3%，低于4.6%的世界平均水平，而发达国家一般超过5%。我国节能环保领域和低碳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此外，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尚待完善，文化体育事业发展方兴未艾，发展潜力巨大。

（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将更为雄厚

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产业体系比较完整。我国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籽棉等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主要工业品中，2009年，钢、煤、水泥、棉布等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从产业体系看，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的行业类别比较齐全。其中，工业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具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门类。“十二五”时期，随着我国信息化和市场化程度继续提高，将不断催生和壮大新的产业，我国的产业体系将更加丰富和完善。

资金较为充裕，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支撑“十一五”时期资金供给的因素仍将继续发挥作用，而且还会出现新的推动因素。我国储蓄率比较高的情况不会改变；由于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预计仍将是外资的理想投资地；特别是资本市场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将多方面、多方式提供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十二五”时期资金的供应将更为充裕。与此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力度的加强将促进投资结构优化，资金将更多地向服务业和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倾斜。

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我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2009年末，我国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达到9.75亿人，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73%。劳动适龄人口基数大、占比高，决定了未来一定时期我国劳动力总量将继续增加，劳动力资源数量优势仍将保持。同时，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动者素质将得到明显提高。2009年，我国就业人员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上的比重达68.9%，比2006年提高5.6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基础产业生产能力和水平大幅提高。“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大发展的时期。2006—2009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由23.2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7.5亿吨标准煤；铁路营业里程由7.7万公里增加到8.6万公里；公路里程由345.7万公里增加到386.1万公里。信息通信和邮政基础网络、环境管理和保护、城市公共设施等也得到进一步加强。这有效缓解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为“十二五”时期平稳较快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制度环境不断完善和社会大局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不断完善。“十二五”时期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重要时期。农村综合改革将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将向深层次迈进，转移支付制度和公共财政体系将会趋于完善。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会加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可望基本完成。政府职能将加快转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进一步完善，垄断行业改革继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会不断加大。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进一步深化。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基本实现，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金标准继续提高，城乡低保、农村五保等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建成。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全覆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的动态调整机制逐步形成，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不断完善。

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局面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促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稳步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增强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促进社会就业持续增加，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

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将继续提高。“十一五”时期，面对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及时出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很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在世界率先实现了经济回升向好。面对突如其来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青海玉树大地震和甘肃舟曲洪水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我国政府沉着应对、快速反应，赢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高超的宏观调控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農业基础薄弱，粮食安全面临挑战。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耕地保护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农田基础设施差，部分农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严重，全国434个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完好率不足50%。农业科技不发达，中低产田比重大。未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饲料和工业用粮将明显增加，粮食需求将继续呈刚性增长，产需缺口将继续加大，而国际市场调剂余缺的空间相当有限，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经济结构性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是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近年来，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高。同时，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过大。2006—200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0%以上。二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2009年，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3.33∶1，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2∶1。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4%，而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分别超过50%和70%。同时，我国大量制造业企业主要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制造业整体素质不高。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竞争力较弱。2009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占全部专利申请和授权总量的比重仅为23.5%、11.2%；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比重仅为8.5%，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为0.69%。科技创新能力弱制约了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0%左右，部分重要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和产品还依赖进口。在出口技术和产品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比重不足10%。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使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

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压力加大。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8.5%，而消费的煤炭占世界的46.9%、钢占46.4%、石油占10.4%。与生产的高消耗相伴随的是高强度的污染物排放。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酸雨发生频率高。随着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以大量消耗资源、高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持续。

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突出，各种社会矛盾进入凸显期。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加快的阶段，经济社会结构变动较大，利益主体出现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增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依然较大，就业结构性矛盾明显。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拉大趋势。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存在覆盖范围比较窄、城乡发展不平衡、保障水平低等问题。此外，征地拆迁、环境污染、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等领域的突出问题也亟待解决，化解各种问题和矛盾的难度加大。

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然面临较多体制机制障碍，如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审批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环保收费机制尚未建立；财税结构体系不尽合理，民生和公共服务方面支出占比偏低，中央及地方财力和事权不匹配；农村金融发展、中小企业融资仍面临体制机制障碍；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户籍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有待进一步推进等等。

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着力点

面对困难和挑战，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解决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

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时期面临的形势是，支撑过去经济发展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原有的比较优势不断减少，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投入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要求迫切，同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条件正在形成，因此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此，要切实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推进节能减排，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财政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要下决心加快推进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消除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快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加快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强金融对经济的服务功能；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市场競争。

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条件。加大自主创新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推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必须把发展民生事业作为重点。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救助力度，扎实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棚户区改造。加强收入分配状况监测，切实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必须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十二五”时期，随着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宏观调控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必须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要注重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运行，重点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完善各项政策。加大财政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的支持保障力度，发挥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着力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

河南省“十二五”时期 篇12

一、政府投资管理体制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对原有的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模式被彻底打破。2004年7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促使改革不断深化并取得重大进展, 逐步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投资体制新格局。

从2009年春夏地方调研的实际情况看, 在扩大投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巨大冲击的特殊背景下, 地方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加快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全社会对国家扩大投资和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寄予非常高的期待。但由于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效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 改革进展还不适应形势快速发展的需要, 难以达到社会各方面的预期要求。社会上对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有较多议论, 概括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职能转变还有一定的空间, 投资管理权力下放还没有完全到位, “跑部钱进”现象需要改变。地方同志指出, 中央政府部门在中央预算内投资上“管得过细”、安排大量“小而广”项目, 存在着“费力不讨好”和“事倍功半”问题。特别是一些面向县乡和基层农村等的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项目, 数量较多, 资金偏少, 项目大多“小而散”, 中央政府部门没有精力进行如此繁杂的管理, 而地方政府更了解情况, 希望尽快下放到省级政府来审批或审核。各地到北京跑项目、争投资的“跑部钱进”, 形成攀比效应, 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希望通过改革消除这种现象。

2.投资主管部门和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审批审核项目中仍然存在政出多门的弊端。地方同志反映, 在各部门的项目管理中, 存在着多头对下、政出多门、资金分散、效益低下的现象, 容易产生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比如, 支农资金, 分别由若干部门管理, 缺乏协调, 有时甚至部门间要求相悖, 地方和基层不知所措, 疲于应付。又如, 国家明确工信部“按国务院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国家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但到目前为止, 工信部也没有能够开展工业项目审批、核准, 进口设备免税确认等工作。对国家明文规定需国家核准的重大项目, 地方经贸部门不知该如何申报, 客观上影响了地方重大项目的实施进度。

3.国家对地方投资需要地方配套一定比例资金的要求, 在很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方难以落实。地方同志反映, 对中央新增投资中, 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不高, 到位率东部高于中西部。在前三批中央新增投资中, 地方配套资金集中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中央投资项目中, 地方投资到位率低;二是地方配套投资的配套责任主体不明确, 存在着“不配套”和“假配套”的问题;三是部分省区将地方配套投资任务转移给市、县, 因市、县配套能力有限, 配套投资无法到位。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 连发工资保正常运行都有困难, 更无力配套。

4.政府投资方面的规则主要靠部门的相关文件来约束, 法规建设滞后。地方同志提出, 过去国家投资主管部门颁布了企业、外商、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改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制为核准制和备案制。《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 建立投资责任追究制度, 落实投资决策者的责任。但对于“问什么责”、“问谁的责”、“由谁来问责”和“以什么程序问责”等问题, 没有专门法规予以规范。由于种种原因, 目前国家投资法尚未出台, 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也无规范性条例出台, 投资审核的政策空间和官员自由裁量余地太大, 既不利于项目审核的规范性操作, 也不利于依法行政。

5.投资监管较为薄弱, 政府投资独立监管主体缺位, 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地方同志反映, 一是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政府投资监管机构, 国资委监督的是国有企业的政府投资, 而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则涉及多个监督部门, 如:国家发展改革委着重于项目可行性论证;财政部门侧重于资金的使用和财务管理;审计机关监管重点是建设项目的财务收支和预算决算单位的内部监管等, 这种分头管理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来利益冲突和监管成本的增加。二是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 缺乏对项目立项、实施、竣工验收全过程的监督, 缺乏畅通的反馈渠道及纠错机制。三是普遍存在着重审批而轻监管、重跑项目而疏管理的现象, 导致一些项目在建设中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浪费挪用资金等现象时有发生。四是责任追究制度还未严格建立起来, 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尚未根除。

二、加快推进政府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困难时期, 加快推进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当前, 我国经济企稳向好, 进入了后危机发展时代。那么, 如何才能加快推进政府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呢?这是当前也是“十二五”时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1.建立健全完善配套的投资管理统筹协调体制与机制, 实现政府投资项目实施模式创新。投资体制改革牵涉许多现实问题, 与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资产体制乃至人事体制改革密切相关, 存在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因此, 要真正实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 就应当明确国家有关部门的工作职责, 建立齐抓共管的统筹协调体制与机制, 实现政府各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企业之间对投资的管理政策配套与信息共享, 形成合力。无论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困难时期, 还是进入了后危机的发展时代, 都要提高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增强政府投资宏观调控和监管的有效性, 政府投资应当更加倾向民生工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既需要实施“钢筋水泥”的硬工程, 还要加快建设“社会安全网”的软工程。要实现政府投资项目模式创新, 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合同承包制度, 稳步推进特许经营制度, 大力发展补助和凭单制度, 稳步推行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

2.要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的投资管理范围和权限, 采取有效措施调动地方投资管理的积极性。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 据此确定中央和地方的投资管理范围和权限, 理顺和明确各种关系, 实行谁负责、谁管理、谁投资、谁承担责任, 权责利相结合。科学界定政府投资领域和范围,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抓紧修订出台《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 从源头上减少具体审核事项, 最大限度地缩减核准范围, 进一步下放核准权限, 以便集中精力抓好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建设项目, 完善备案制。对一些必须审核的项目, 如符合国家规划和产业政策要求的, 只批其总规模而不批具体项目, 具体项目在不突破规模的情况下由地方审核, 同时, 要重视发挥专家和咨询机构在项目审核中的作用, 减少行政干预。

3.切实减轻地方配套资金压力, 实施差别化的地方配套资金政策。由于我国地区之间的市场化进程不尽相同, 各项改革配套措施实施情况和效果也有一定差异。与东南沿海发达省份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相比, 中西部许多地区计划经济的色彩依然较为浓厚, 由于以往改革不到位遗留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国家推出的投资配套措施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因为财力有限都不理想。建议国家尽快研究出台提高中西部地区中央最新补助比例办法, 对中西部公益性和民生方面的建设项目, 取消县及县以下资金配套, 落实和出台针对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的有关信贷政策, 多方解决地方筹资难题。

4.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监管, 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估制度和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一是建立统一的权威的监管机构。针对我国政府投资监管主体缺位的现状, 建议在适当的时候整合现有行政资源, 合并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稽查办公室和国家审计署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司的投资监管职能。二是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估制度。实行政府投资项目绩效评估, 建议制订并出台《国家大中型投资项目后评价办法》, 并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列出后评价的费用。三是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要像抓矿难问责那样抓投资失误问责, 加强对投资的过程监管和事后处罚, 对欺诈性投资或产生严重不良后果和效应的, 追究法律责任。四是加强和改进对社会投资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协同配合的企业投资监管体系, 建立企业投资诚信制度, 对咨询评估、招标代理等中介机构实行资质管理。

5.抓紧投资法律法规建设, 加强对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的规范性制度建设。要完善政府投资体系的基本制度建设, 抓紧制定《政府投资条例》, 完善政府投资范围的制度规定、完善政府投资决策体系的制度规定、完善政府投资支出预算体系的制度规定、完善政府投资项目执行方面的制度规定, 为将来制定和出台《政府投资法》奠定基础, 把政府投资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以往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提出的核准内容主要包括:符合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行业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地区布局合理、资源有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九方面的要求, 但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可操作性, 弹性很大, 给相关部门留下了变通空间, 从而造成政府审批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透明度较差。要抓紧研究起草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投资管理程序, 增强企业投资可操作性, 提高效率。

三、改革政府投资管理体制需正确处理的关系

“十二五”期间, 政府要做好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需要处理好三组重要关系。

1.政府投资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要把政府投资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好地结合起来。加快政府投资体制改革, 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要围绕着经济结构调整, 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把政府投资从落后的产能和过剩的产能中解脱出来, 把政府投资向三个产业方向来调整, 一是向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发展低碳经济的产业方向调整;二是向技术革新、技术突破和自主创新的产业方向调整;三是向新兴产业、战略性产业和服务业的产业方向调整。只有这样, 才能实实在在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要发挥民间投资在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功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严重下滑局面, 我国把扩大内需的着眼点放在投资扩张方面, 主要是政府投资扩张。现在看, 我国经济能够较快企稳向好, 政府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功效显着。在经济形势出现好转的情况下, 就要考虑政府投资的适当调整。从长远来看, 特别需要考虑促进民间投资大发展的问题, 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 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 提升民间投资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功效。

3.政府投资与改善民生的关系。要推动政府投资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政府投资的最终目的当然也是为了改善民生,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过去政府投资比较多的首先是实体经济的产业项目, 其次是基础设施的投资, 最后是涉及民生方面的社会事业投资。从今后发展的要求来看, 政府投资也要适当调整, 要扩大和改善公共服务, 把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作为扩大投资的方向。要把公共资源配置特别是公共投资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 集中财力建立具有普惠性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 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 切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4月21日编辑:张小玲)

投资体制改革牵涉许多现实问题, 与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资产体制乃至人事体制改革密切相关, 存在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