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倍增

居民收入倍增（共12篇）

居民收入倍增 篇1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到2020年, 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 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 但未提收入增长具体量化目标。此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量化指标的提出是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是树立以民生为导向的社会发展理念, 让人民群众更有幸福感的紧迫要求, 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最重要指标。这一指标能够反映党在3个方面的指导思想: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从注重量的发展到注重质的提高;二是改革发展的成果要与人民共享;三是我们已进入转方式、调结构的阶段, 在政绩观上强调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是一个新的引导。

一、居民收入翻番的必要性

(一) 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

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必然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目前, 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很多企业没有更大的积极性去搞研发,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倍增, 企业人力资源资本提高, 必然会引导企业从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特别是技术密集型转变, 从而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而且收入水平的提高, 可以使百姓释放出巨大的消费能量, 通过消费升级, 促使企业对其产品升级, 达到产业升级。

(二) 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是拉动内需, 扩大消费的需要

2008年金融危机, 让我们体会到由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高风险性, 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必须协调一致。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国消费需求不足, 消费率、消费贡献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消费需求不足,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保障制度不健全, 居民不敢消费, 但现实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低, 不能消费。由于我国分配制度不合理, 导致占据消费需求主体地位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如果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实现藏富于民, 居民的消费能力必将会提升。

(三) 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为了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目标, 十八大报告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提高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比重的提高将会继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也必会健全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将使金字塔结构转变为两头尖中间大的橄榄形劳动力人口结构, 这种结构将会使中低收入者提高收入、调节高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规模、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提低、控高这些措施也都是得民心的, 是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扩中, 是需要一定条件来实现的, 如增加一些白领岗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这些也都是得民心的。

(四) 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

在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党的十七大根据形势发展提出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即增强发展协调性,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加强文化建设,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 建设生态文明, 经过10年的努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了重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并从五个方面提出目标要求, 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人民民主不断扩大, 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在报告中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使小康社会目标更加明确, 更加切近, 同时标准更严, 要求也更高。

二、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难点

(一) 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

一般情况下GDP增加1个百分点, 可以促进80-100万人就业, 所以经济的快速增长能够增加居民的收入。而我国的经济增长今年的各种数据均表明了正在放慢速度, 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就业人口, 减少居民的收入水平。况且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以来存在着很多问题, 最严重的就是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与经济增长持续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也即是经济的发展可持续性受到阻碍。

(二) 收入差距能否缩小

缩小城乡、区域、行业、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 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 始终是政府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但多年来的改革效果并不理想。十八大明确提出, 收入分配差距缩小, 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 扶贫对象大幅减少。

(三) 居民收入增长能否与GDP速度相匹配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国民收入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均翻番的目标, 这也就是要实现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相匹配。一直以来, 我们都在强调GDP的增长,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战略, 在十四大进一步提出, 要在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 实现第二步发展目标;同时, 也对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初步设想。十五大又将第三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 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 到建党一百周年时, 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 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国成立一百时, 基本上实现现代化, 建成富强、民生、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六大提出,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 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由此可看出国内生产总值翻番并不是新的提法, 我们一直高度重视的就是GDP的增长速度。面对居民收入, 除了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之外, 并没有强调其增长速度, 而实际情况上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GDP增长速度。

三、贯彻落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实现居民收入翻一番

一直以来,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着很多矛盾, 如国民收入增速慢与国家财政收入增速快的矛盾, 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的矛盾, 分配主体间关系不顺的矛盾。所以必须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今年2月初公布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四个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收入分配差距逐渐缩小、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判、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

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积极的初次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中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明确形成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分配的比例关系,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劳动报酬增长机制, 完善薪酬制度, 提高“两个比重”。

其次, 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再分配调节机制中应该包括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 二次分配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来实现的分配, 三次分配是个人出于自愿, 在道德和习惯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一部分无偿捐赠的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其主要是调节过高收入, 对低收入进行补助, 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切实可行的收入监测制度, 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 避免在征管过程中出现的“累退税”现象;完善税种, 在适当的时机开征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 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 缩小差距。加大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民生建设的支出比例, 集中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 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 加强对困难群体救助和帮扶。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 宣传慈善思想, 增加慈善组织数量及质量, 增加捐赠资金。

第三, 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 改变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 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健全农业补贴制度, 加大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力度, 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加大扶贫开发投入, 减少贫困人口。实现城乡一体化, 破除二元制经济结构, 逐步改变当前城乡居民的两种制度, 逐步建立统一体系,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以此来消除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第四, 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 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灰色收入, 打击非法收入。要强化劳动法的执行力度, 推进劳动合同法, 有效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健全工会组织机构, 改变个体劳动者的弱势地位, 建立有效的工资协商制度。建立完善的税率制度, 改进申报方式, 加大对偷税、漏税等情况的处罚力度。加大反腐力度, 对权力寻租、灰色收入等予以监督及处罚。

此外, 实现居民收入倍增, 也要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 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转变, 增加产品附加值, 有效增加职工工资;由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 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

摘要：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到2020年, 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这是我国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这一指标的提出, 是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是树立以民生为导向的社会发展理念, 让人民群众更有幸福感的紧迫要求, 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最重要指标。

关键词：居民收入,倍增,难点

参考文献

[1].十八大报告.

[2].宋桂霞, 齐晓安.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J].观察与思考, 2010.3.

[3].周亮亮.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J].经济学研究, 2008.5.

[4].秦攀.浅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D].河北经济学院党报, 2011.11.

居民收入倍增 篇2

调布局 提工业 打牢增收根底

把加速转变农业开展方法放在重要方位，深化施行“工业富县”战略，大力推动设备农业、节水农业、科技农业、高效农业、特征农业开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保证粮豆播种面积稳定在67万亩以上，总产稳定在14.5万吨以上，保证粮食安全。依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开展恳求，全部晋升茶叶、核桃、畜牧、烤烟、蔗糖五大支柱工业，培养开展蚕桑、红花油茶、林下产物等后续工业，量体裁衣开展小区域特征工业。2015年底，茶叶面积稳定在30万亩，完结低产茶园改造及幼龄茶园丰培10万亩，有机茶园认证和规范化树立10万亩，茶叶产量达2.5万吨，茶叶农业产量达2亿元以上。核桃栽培面积达160万亩，产量达9万吨，农业产量达27亿元以上。肉类总产量达5.5万吨以上，畜牧业产量达8.38亿元以上。烤烟面积达10万亩，产量达1.5万吨，完结农业产量2.5亿元。以基地提质改造为要点，着力抓好基地优质化树立，优质率达90%以上。甘蔗面积达8万亩，良种掩盖率达90%以上，农业产量达40万吨以上，工业入榨量达38万吨以上，农业总产量达1.2亿元。桑园面积达5万亩，鲜茧产量达4000吨，农业产量达1亿元以上。新开展40万亩红花油茶基地。小区域特征经济林完结产量2亿元。使全县农人人均经济作物达8亩。实在抓好优质农产物出口基地树立，走绿色、环保、无公害之路，打造云南一流的“绿色生态农产物基地”,到“十二五”末，全县农产物出口存案基地打破40万亩。

全力施行会集连片特别艰难区域和深度贫穷集体攻坚工程。坚持以深度贫穷自然村为单元，以归纳开发为抓手，施行易地搬家、安居温饱、根底设备、本质进步、增收致富“五项工程”树立。“十二五”时间，安排施行600个自然村的整村推动，安排施行6000人的易地搬家。着力施行7万人的扶贫开发和1.6万深度贫穷生齿的扶贫攻坚工程，到2015年，削减贫穷生齿7.5万人。

扩空间 促任务 拓展增收途径

一是大力推动任务再任务任务。加大创业股动任务、“零任务家庭”等方针扶持力度，促进劳动密集型工业、效劳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加速开展，尽力增强乡镇吸纳任务的才能，多途径开发任务岗位。到2015年底，完结全县各类企业新增800户，新增任务2万人;大力扶持开展雇员20人以下，创业出资金额10万元以下的微型企业，树立小额担保借款基金的继续弥补机制，在活跃争夺上级财务扶持的还，从2011年起，县财务每年预算安排50万元，加大小企业创业扶持力度;县财务每年预算安排160万元，用于新兴办的市场前景较好的小企业资本金补助。

二是强化公共任务效劳。活跃引导大学生到底层、乡村、中小企业、新经济安排任务。开展“定岗训练、定向任务”订单式训练，“十二五”时间，完结5万人的乡村劳动力搬运训练，每年安排创业生长训练300人以上。争夺劳动力输出搬运达10万人次，农人工资性收入年均递加25%。“十二五”末，乡镇挂号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

健系统 强保证 改善民本民生

一是统筹城乡开展，健全社会保证系统。施行乡镇职工根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进步乡镇居民根本医疗保险报销份额，下降起付规范。树立新式乡村社会养老保险准则，“十二五”末，完结新式乡村社会养老保险全掩盖，为全县60周岁以上的乡村白叟供给养老保证。

二是重视弱势集体，完善社会救助系统。进一步完善城乡低保准则、乡村五保供养准则、城乡医疗救助准则和城乡临时性救助准则，健全以根本生计保证为根底，专项救助相配套，应急救助、法律援助为弥补的新式社会救助系统。“十二五”时间，城市低保补助、乡村低保补助、乡村五保补助、高龄白叟补助逐年进步。

三是加大扶持力度，进步教诲普及率。“十二五”末，全县责任教诲阶段稳固率达90%，小学入学率达99.5%，小学升学率达100%，初中升学率达95%、学前教诲普及率达80%，幼儿、小学、初中教员合格率达100%。逐渐扩展乡村责任教诲阶段校园贫穷寄宿生生计补助掩盖面。逐渐进步小学寄宿生和初中寄宿生补助规范。

日本版“收入倍增”真相 篇3

日本人拼命工作赚钱，等到“三种神器”都搬进了家门，才开始有了富裕感，真正尝到经济高速增长的甜头。

据学生时代的同窗回忆，“池田勇人并不怎么苦学，但考试时押题的预感却无人匹敌。”若干年后，擅长押题的池田勇人成为日本首相，当时的日本已经摆脱了战败国的阴影，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朝鲜战争带来的红利也已经耗尽。日本虽出口产品丰富，却没有拿得出手的品牌，中小企业生存日益艰难，贫富差距拉大，许多人认为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好日子到头了。

池田勇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主持制定了“收入倍增”计划，提出要在十年内，让日本国民收入翻番。

这一次，他又押对了题。

精通经济，但经常口出“雷人”之语

池田勇人是二战之后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位首相，他曾预言世界会进入日美欧三极时代，在他的任期内，东京举办了奥运会，完全走出了“战后时代”的阴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取得这些成就，同他长期任职于大藏省，主管经济工作的经历密不可分。

1925年大学刚毕业，池田就进入大藏省。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大藏省就是日本中央财政机构，掌握了日本的经济命脉。但池田的仕途并不平坦，仅仅4年后，他就因先天疾病退职长期养病。

那之后，是彷徨于生死间的5年。期间，他还经历了与结发妻子的死别，对社会中弱者的地位有了更深的了解。1934年12月，再度被大藏省录用的池田已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改过去事不关己的散漫作风，开始以勇于行事、雷厉风行而著称。

短短6年后，他就升任大藏省主税局国税科长，1947年升到官僚体系的最高职位——大藏省次官，相当于财政部业务副部长。两年后，池田弃官从政，得到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的青睐，初次参加选举就被委以大藏大臣的重任，全权负责经济。之后，又曾兼任通产大臣、经济审议厅长官等职，直接参与了美军占领期和经济复兴期的经济产业政策的制定。

因其长期在大藏省任职，池田周围形成了以经济官僚为主的议员派别，他还搜罗了一群大藏省出身的经济学家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其成员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喜一后来都成为颇有政绩的日本首相。

但或许正因为出身官僚、精通政策，却参不破政界和媒体的游戏规则，日本社会对其派别的评价是“强于政策、弱于政局”，甚至被戏称为“公卿集团”，意思说这一集团强于运筹帷幄，却不善随机应变。池田本人尤为重视经济规律，习惯有话直说，在其担任大藏大臣和通产大臣时，曾多次在国会辩论中受人诱使而口不择言，被媒体放大后酿成政治风波，甚至还曾被逼辞职谢罪。

1950年3月1日，时任大藏兼通产大臣的池田勇人就上了记者的当。在回答关于中小企业经营状况问题的时候，他说：“信用低、无法获得贷款的责任在经营者，不在政府，企业因此破产也无可奈何。”他没有识破这个陷阱，反倒在次日议会上越陷越深，再次被问及此事时，他又对记者说：“有5个人、10个人因破产自杀了，从国民总数来看没什么了不起，现在是企业整顿期，并不是改变政府财政状况的时期。”

单纯从经济运行的逻辑来看，他的回答没有太大问题，但这段答辩被报纸缩略为“中小企业主有5个、10个破产自杀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报道，引发了反对党对池田的不信任提案。

当年的12月7日，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上答辩时，池田指出经济管制下的配给制不合理，应按价格规律办事：“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按照同样的比例配给米和麦，这是完全的管制。我的愿望是，收入少的多吃麦、收入多的多吃米，按经济规律办事才好。”当时在野党提出，日本已发生通货膨胀，应该采取紧缩措施。但池田认为，批发物价并未上升，不能说发生了通货膨胀，米价虽涨了，但麦价没有涨，穷人往米饭里多加麦子也能维持生活。结果这一发言被媒体演绎成“穷人只配吃麦饭”的报道，作为对低收入者歧视的发言引起了广泛的批判。

1952年11月27日，池田又一次惹了众怒。他回答中小企业问题时说：“违反经济原则、从事不法投机的人就是破产了也没办法。中小企业经营者破产，想不开自杀了也是理所当然。”随后在野党以此为由提出不信任案，池田因此不得不辞职。

半个世纪之后，日本人在评价历届首相时，池田勇人以尊重经济规律著称，可见以上这些曾掀起轩然大波的发言，不过是被政坛和媒体故意曲解的结果。

日本版“伟大复兴”的争论

当时参与制定收入倍增计划的还有著名经济学家下村治，他是全日本最早运用增长模型规划经济的学者。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他第一个提出日本将进入“零增长”时代，在泡沫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他又预言：“没有经济实体支撑的金钱游戏终将破灭”，建议“日本经济应在缩小规模基础上实现再平衡”。但在经济政策一直追随美国的日本，下村的警告长期被忽视，其学说也长期被人们所遗忘。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评价其学说和警示。

这样一位看似“悲观主义”的学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却是最乐观的人。战后，日本通过单独媾和回归西方阵营，国际贸易环境和战前相比有了根本性改善。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这时候，对未来经济预期也出现了重大分歧。

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随着战后复兴的完成，日本经济将进入中速或低速发展期。1956年的财政白皮书宣告“已不再是战后”，其中隐含的意思是，高增长是复兴，而不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在恢复战前水平后，不会再有高增长。但以下村治为代表的高速增长论派则认为，日本经济正处于“历史的勃兴期”，国民创造力的解放会引发高速而持续的增长。在其后的10年之间，国内生产总值可能翻番，甚至翻三倍。他对池田建议说，应该制定增长率在10%以上的经济计划。

两者间先后爆发了“库存论战”和“增长论战”。主流派经济学家在1958年的经济白皮书中预测，过度的设备投资将引发设备过剩，而生产过剩会导致中期经济停滞。他们主张应该采取紧缩政策防止经济过热。但下村认为，日本经济症结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认为多领域技术革新将带动民间设备投资，带动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

1959年，池田在新经济计划中提出了“月薪两倍论”的说法。但下村认为“增长率6.5%”的提法太保守。这次的论战吸引了很多经济学家参与，官方的主流看法是此后增长率将比5%稍高，学者们的结论是：“5%虽然太低，但下村所说的10%实在过高，按10年收入倍增目标，就变成了年增长率7.2%。”

正在制定收入倍增计划之时，池田当选了日本首相。竞选时，他已经夸下海口，承诺经济增长目标为每年9%。之后，经济企划厅不得不与池田的智囊进行协调，最终由池田裁决说：“就说最初3年是9%吧，”维护了经企厅和经济审议会的面子。

下村曾亲自深入黑市调查，发现了日本国民对于物质生活的巨大期待。加入西方阵营后，日本国内正兴起投资热潮，结合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他得出了日本经济正处于“历史的勃兴时期”的结论。

可是，当时日本国内因《日美安保条约》引起的大规模抗议刚刚平息，日本国民对于“收入倍增”这样宏伟的蓝图反应并不热烈。当时媒体做了“10年后收入能翻番吗？”的舆论调查，认为可能的占15%、认为不可能的占40%，剩下将近半数，都表示“不知道”。《读卖新闻》评论说：“这是劳动阶层根据迄今为止的生活经验，对10年后工资倍增之类天方夜谭毫无掩饰的心境表露。”

“三大神器”搬进家门

回头来看，池田勇人和村下治都过于保守了。从1960年开始的10年里，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1%，只用7年就实现了倍增，10年后生产总值增长三倍有余。

收入倍增计划还彻底改变了日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

计划的目标是“迅速使国民总产值翻番、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重要手段是推进农业现代化，推进城市化。收入倍增计划对提高国民整体收入的作用被后世所称道，但对农业的影响却是毁誉参半。

为实现农业现代化，1961年日本制定了农业基本法，构想就是将每户农民经营规模扩大2.5倍，这样每2.5户农民中就能减少1.5户，将剩余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随着农业机械化的进展，农村的初中高中毕业生生以“集团就职”的方式被大量雇用到工矿企业，农村人口迅速减少。

但这项计划对农业本身的影响，后世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农业政策的诱导实现了畜产、酪农、园艺等门类的发展，农业机械拥有量增加20倍，燃料消耗量增加30倍，饲料用谷物进口量增加20倍，农药使用量增加40倍，农村成了石油、农机、农药、化肥等厂商的大客户。农村因贷款引发了“机械化贫困”的现象。由于政府对米价实行保护，所有替代性农产品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使日本农业彻底失去了国际竞争力。

但在城市，这项计划却被认为是极其成功的。

今天的日本，人们习惯于对家用电器和家具快速更新换代，街角的垃圾站，常常堆着还很新的各种彩电冰箱，淘汰的家具除极少数进入旧货市场外，均采取焚烧销毁的做法。这与日本每一个易拉罐都要回收再利用的节约传统似乎大相径庭，这便是收入倍增计划时代留下的传统，因为这些生活用品不回收，才能促进新一轮的生产和消费。

1961年开始，日本政府实施减税和降息，促进家电产业的技术革新，不断推出新产品，并在居民中间营造对“西方先进生活方式”的憧憬，促进国民的新消费需求。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此后，日本人的生活水准开始与发达国家看齐，，逐渐走上了稳定富强发展的道路。

在日本神道教传说里，“八咫镜、八尺琼曲玉、草薙剑”被称为代表天皇身份的“三种神器”。到了上世纪60年代前期，日本家家户户开始追求自己的“三种神器”，那就是黑白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到了60年代后半期，又有了新的“神器”，就是汽车、彩电和空调。日本人为了获得这些产品，拼命工作赚钱，等到把它们都搬进了家门，才开始有了富裕感，真正尝到经济高速增长的甜头。

抽文

居民收入倍增 篇4

强国梦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的使命和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结束后,习近平同志在率领新一届中央领导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强国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人民的智慧和勤劳,曾经创造出灿烂的人类文明,也是人类史上历史最为悠久、最为耀眼的明珠。然而,近代以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昔日辉煌骄傲的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掠夺下,沦落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主权完整遭到践踏和破坏,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梦福成为近代以来中华儿女深切渴望与孜孜不倦不变的追求。新中国的建立中华儿女翻身解放,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向前发展,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日益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提供了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以及制度保障。新一届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伟大民族复兴,实现国家富强的强烈诉求,正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河南要有自己的担当。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特别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原更加出彩。这些彰显河南在实现民族复兴梦中的重要地位。然而,河南既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又是农村人口比重大的人口大省,能不能以及如何实现农民收入的倍增,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能否实现。2012年在国务院正式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中,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地区与国家收入倍增计划相呼应,提出中原经济区收入倍增计划目标,“到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80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6000元”。

2 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的重要性

2.1 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为提高和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政府制定了大量的辅助政策。这些政策的作用在不同阶段国民经济增长中其作用不容小觑,部分农民也因此收入出现了一些增长。然而,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并未得到相应的提高,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三农”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三农”问题中最为突出的依然是农民收入问题,只有农民收入倍增目标的实现才能从根本上为解决“三农”问题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2.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农村不发展,农民不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农村的落后不仅表明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协调,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农村人口又占大多数,工业化程度低,城镇化水平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实力明显落后于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倍增既影响大,又困难多。《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特别强调指出“农村仍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难点。解决农村问题,目标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突出任务是促进劳动力转移和人口集中,关键是统筹城乡发展,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

2.3 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建设社会和谐、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新时期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奋斗目标。同享发展成果,实现由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的战略转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但是,长时期的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没有根本性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地拉大的趋势仍在不断地发展。目前,地区间、城乡间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农民收入水平低现象非常突出,不仅影响到农民生活幸福感,甚至产生了新的社会隐患,所有这一切最终必将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农民收入倍增,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体现公平正义,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为和谐社会构建奠定牢固的群众基础。

2.4 适应老龄化社会需要,推动农村养老事业

按照联合国指标衡量,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7%以上时,标志着该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早在2000年已符合联合国定义的老龄化社会标准,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老龄人口增速快,进入老龄化社会仅用18年时间,2014年底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5.5%。受农民收入水平的制约,农村养老问题更显突出。近几年农村赡养纠纷不断增长,因子女不愿意赡养老人,导致老人生活窘迫的现象时有发生,尽管存在道德伦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农民收入水平不高,自认为供养能力不足也是重要的因素。实现农民收入倍增,显著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可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善这种状况,推动养老事业,真正使老有所养。

2.5 有利于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2015年以来,产能过剩,部分产品库存严重已经成为不能忽视的社会问题,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产能过剩,纵然有结构性矛盾因素,然而由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导致消费动力不足仍然是部分产品的过剩的重要因素。目前过剩的、库存产品相对于城镇居民群体而言,农村居民则存在更大的消费愿望,因此各级政府把部分产品的“去库存”寄希望于农村居民的积极参与。消费规模与水平,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和供给产品结构、质量等关系密切,但根本上取决于消费者消费能力的大小。因此,随着农村生活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生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自然会产生愈加的强烈愿望,只有实现农村居民收入倍增,提高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动力,才能使巨大的潜在刚性消费需要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要,对于拉动经济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3 影响我国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的不利因素

3.1 农业产业效益低下

3.1.1 传统粮食经济增收潜力有限。

河南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承担着全国人民基本生活安全保障重要使命,粮食经济也是多年来河南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然而,一方面,粮食这种特殊的产品,其产量在当今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已经接近高位,增产空间很小。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全省粮食产量达到1078亿斤,已经实现连续6年增产,2015年河南粮食总产量再次实现6连增,到达1213.42亿斤。但是每年增产幅度也仅仅1%左右。更何况河南农业基础建设落后,抗灾害能力不高,中低产量耕地占近50%,受多种因素影响,粮食经济增收潜力有限。另一方面,农业经济比较效益低。农产品由于其价格水平及单位农户经营的总体规模决定,以粮食经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居民,要实现收入倍增更是难上加难。

3.1.2 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低。

我国农村居民农业生产不注重产品更新,更缺乏技术创新意识和能力,一方面,导致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出现供给错位,影响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在国际农产品市场出现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回落时,带动国内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落。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指出“目前,国际大豆、玉米、小麦、大米价格分别比国内价格每吨低1175元、923元、626元和1143元。这虽然有利于我国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资源,但也给国内市场带来一定冲击”。足以说明我国的农产品在价格竞争力远低于国际农产品。这对于以农产品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河南农村居民来说,实现收入倍增压力明显增强。

3.1.3 农业经济规模效益低。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体制转换激发农业活力,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但是,人均耕地面积少,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农业生产中的成本都有所增涨,规模效益一直不高。加上我国各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其他国家相比,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产品结构不尽合理、农业技术的研究、农产品的加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管理都存在较大的不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村家庭收入的持续增长,河南更为严重。

3.2 农民非农转移就业机会少、待遇低

3.2.1 农村居民非农业就业机会少。

相比较而言,非农产业就业岗位收入明显高于农业产业就业,因此,非农业收入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在调研中发现,近几年非农产业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0%以上。但是,近几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升级性调整,传统制造业、建筑业等原来农村劳动力主要集聚行业日趋衰落,加上农村居民自身的知识、技能短缺制约,部分农民自卑、压抑、排斥等不良心理的存在,部分农村劳动力难以适应产业升级要求,又受到我国工业化水平及城市化水平不高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业转移空间在一定时期内呈减少趋势。目前农村居民非农产业就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着就业岗位少,尤其是在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遭遇的不良国际经济形势引发国内一些地区企业面临倒闭等危机,这也是影响其收入倍增的重要因素之一。

3.2.2 农村劳动力工作环境也相对恶劣、待遇较低且不稳定状态。

由于目前存在着劳动力相对结构性过剩,农村劳动力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呈不对等态势,农村劳动力处于弱势地位,有业可就的农村劳动力往往被动地接受较低的收入条件,不仅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覆盖,同工同酬几乎是所有农民工永远实现不了的奢望,农民收入倍增更加困难。

3.3 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农村资源价值未得到有效开发

3.3.1 农村居民抗风险能力不高。

从农村居民所依赖的农业收益看,种植业、养殖业收入是传统粮食产品之外的重要收入来源,甚至已经成为超越传统农产品收入成为主要的收入渠道。但是,种植业与养殖业受气候、疫情等因素影响,风险性很高。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的不健全,经营农户保险意识不强,保障制度保障有限,且保障水平低,无法保障农民的权益。分散农户抗风险能力低。往往影响经营农户的积极性和收益。在调研的55户农户情况看,其中曾经从事养殖业的养殖户有三分之一农户,因几次反反复复疫病的影响,损失较大而放弃;有曾经从事果树种植的5户,2户因市场遭受波动将果树砍伐。

3.3.2 农村居民财产性价值未得到有充分实现。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农民有土地管理权、土地和房地产使用权,具有资本所有权和其他产权的积累。但随着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和实施还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农村土地开发利用和价值的发展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同时,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的流转现象也受到了损害;农村工业化水平严重滞后,农民资金投资性利用空间有限,租金、利息利润等资产性收益很少。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农民收入倍增的实现。

系统地分析增收制约因素,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保障,克服增收短板,实现农村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标就一定能成为现实。

摘要：河南农村居民收入倍增不仅关系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推动农村养老事业、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等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由于农业产业效益低下、农民非农转移就业机会少、待遇低、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农村资源价值未得到有效开发等因素的存在,直接制约着河南农村居民收入倍增。

关键词：农民,收入倍增,制约因素

参考文献

[1]郭继文.中国梦研究综述[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01).

[2]李河水.把握“中国梦”教育的核心观点[J].长治学院学报,2013(08).

[3]贾爱贵.用“中国梦”引领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J].文教资料,2014(07).

居民收入倍增 篇5

倍增行动计划

根据《无锡市“十二五”劳动者报酬与居民收入倍增行动计划》和《无锡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推动创新发展、建设活力新区”为主题，以转型发展为主线，积极实施科技引领、高端突破、开放融合、服务转型、富民惠民等五大策略，全面提升创新增效能力、先进制造技术水平与产出能力、参与全球竞争能力、城区服务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五大能力，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有机统一，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提高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建设幸福安康首善城区。

二、主要目标

到2015年，力争全区劳动者报酬与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4.9%左右，在2010年基础上实现倍增。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力争年均增长14.9%左右，其中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13.9%，经营性收入年均增长30%，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15%，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11%。

农村居民收入纯收入年均增长14.5%，突破35000元，力争增长15%，达到36000元，继续保持全市领先。其中，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14%，家庭经营性收入年均增长12%，财产性收入年均增长22%，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12%。

三、基本原则

1、坚持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同步。更大力度提高产业层次、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全社会劳动者素质，建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机制，着力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2、坚持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同步。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建立职工工资随劳动生产率增长而增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随物价指数增长而增长的长效机制，创造条件增加居民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收入，使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努力扭转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确保低收入者收入增幅高于居民平均收入增幅，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3、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呼应。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加大财政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鼓励发展社会慈善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重视发挥市场配臵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放开创业投资领域，为城镇居民创业、臵业开辟新渠道，鼓励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积极调动企业增加收入分配积极性，提升全社会创业致富能力。

四、重点工作

（一）实施产业结构转型工程

坚持把科技创新创业作为第一驱动力，积极实施产业高端化策略，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全面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把服务经济和服务功能的完善提升作为新区“十二五”期间转型发展的新动力、新标志，努力建设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国际化创新型服务型科技新城，为富民增收奠定坚实基础。

1、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物联网、新能源、微电子、软件和服务外包等千亿级产业集群，着力培育节能环保、生物技术和新医药、新材料和新型显示、工业设计和文化创意等百亿级新兴产业；加快建设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区，快速启动建设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园，持续推进建设光伏产业园，重点建设国家外包基地城市核心区，全力推进建设生命科技园。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双倍增”发展目标，销售收入达到650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64%以上，力争培育年销售收入超100亿元企业10家以上，超500亿元企业2家以上。

2、实施服务业倍增计划。坚持实施服务转型策略，大力提升新区的城市服务功能，纵深推进企业“主辅分离”，积极发展金融、商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培育一批功能定位准确、集聚辐射能力强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产业集群，形成与先进制造业发展相适应的完整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重点发展现代信息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跨越发展，大力发展现代生活性服务业，做优做精文化创意和旅游产业，加快集聚外资地区总部经济。“十二五”期间，培育具有示范性的现代信息服务业龙头企业10家以上，新增区域总部100家，建立跨区域销售中心100家，集聚规模型现代物流企业200家。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0%。

3、构建本土科技型企业上市集群。围绕国家级创新型园区建设目标，借资本市场之力，培育和推动一批科技型、创业型企业走中小板、创业板上市之路，实现由产品经营向资本经营的转变，确立“无锡新区板块”市场地位，积极打造千亿级总市值的科技型企业上市集群。到2015年，全区实现新增上市公司30家。

4、优化提升支柱产业。不断推进重点支柱产业优化升级，做大做强支柱产业规模。以存量企业为主体，通过增资扩股、股权融资、技术改造等方式，支持现有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不断扩大规模、优化发展；加快企业产业化、规模化、集团化步伐，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兼并收购、强强联合，实现资产、品牌、经营的联合，成功打造一批创 新能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永续竞争力的“旗舰型”企业。

（二）实施企业职工增薪工程

以提高一线职工收入为重点，全面实施促进企业职工增薪工程，确保新区企业职工人均工资性收入每年增幅不低于15%，到2015年，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实现倍增。

1、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本地劳动力更加充分就业。严格执行《就业促进法》和省、市促进就业的政策规定，加大对劳动力的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服务，确保“十二五”期间每年新增就业15000人；充分发挥区、街两级人力资源市场配臵人力资源的主渠道作用，大力促进本地劳动力的更加充分就业，确保“十二五”期间辖内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全市，控制在3%以内；加强监察管理，规范用工行为，督促企业自觉遵守《劳动合同法》规定，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确保到2015年，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9%以上；积极贯彻实施市政府困难人员就业帮扶政策，继续完善本地劳动力就业免费培训的“以奖代补”措施，确保本地劳动力实现更加充分的就业。

2、加强工资政策执行的监管，激励企业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严格执行《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和省、市“最低工资标准”规定，确保辖内企业依法规范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运用劳动保障区域监管的调控机制，对于现行实施特殊工时制的企业，从2012年开始对上年度企业一线职工工资增长幅度低于15%，且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低于同行业地区 工资指导价位中位线的企业，暂缓执行特殊工时的行政许可；对于企业职工工资增长幅度低于15%的企业，取消其当年市级劳动保障诚信企业的培育申报资格；对于已获得市级劳动保障诚信企业称号的企业，如果其职工工资增长幅度低于15%，且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低于同行业地区工资指导价位中位线的企业，取消其当年申报省级劳动保障诚信企业的资格。运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激励机制，最大限度鼓励企业增加职工工资收入，对于一线职工工资年增长幅度超过15%，且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不低于同行业地区工资指导价位中位线的企业，给予优先纳入当年新区社会责任履行先进单位评比奖励参评资格；对于年一线职工工资收入幅度增长低于10%，且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低于同行业地区工资指导价位中位线的企业，实行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评先一票否决制。

3、加大工资协商的服务指导，提升企业工资协商的质量和水平。按照市政府公布的“十二五”期间地区工资年增长15%的指导基准线，引导企业构建由职工民主参与、工会与企业行政集体协商的工资增长机制和共决机制，切实提高企业一线职工的工资收入。加强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指导服务，促进企业优化收入分配增长机制。按照《江苏省集体合同条例》和《无锡市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即将出台）的规范要求，加大上级工会对协商代表的培训指导，通过集中培训和重点企业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十二五”期间辖内工资集体协商企业的工会职工代表业务培训率达到100%；不断提高已建工会组织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建制 率，到2015年，力争达到99%；对于因各种原因尚未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继续由上级工会探索实施工资集体协商“上代下”工作模式，确保未建工会企业职工工资增长。

4、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力度。每年组织劳动保障法规执行专项监督检查活动，依法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及时组织开展工资支付、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加班工资支付、劳动定额和工时制度执行等专项执法监督检查，保障职工及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

5、充分发挥工会作用。加强企业职代会建设，强化职代会和工会职能，充分发挥工会作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核心组织作用。组织基层工会干部学习工资集体协商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工会主席作为工资集体协商工会方首席谈判员要掌握有关业务知识、谈判技巧等，加强向行政方的宣传与沟通，增强工作的主动性。

（三）实施全民创新创业工程

以创建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为契机，完善政策扶持、创业培训、创业服务“三位一体”工作机制，实现创业政策、创业信息、创业平台、创业服务和创业成果共享，优化创业环境，促进全民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带动增收。

1、加快科技创业。鼓励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营造更加有利于全民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不断扩大创业者规模，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继续吸引国内外领军型人才来新区创业，加大“三创”载体建设力度，完善创业服务平台，引导各类投资主体创办各种 类型的创业基地。

2、培育创业能力。强化企业主要创业者及创业团队核心人员创业能力培训，提升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能力；扩大创业培训机构认定，健全培训体系，拓展培训领域；提高创业培训质量，增强培训机构能力。拓宽创业实训覆盖面，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创业模拟实训，按规定给予创业模拟实训补贴，增强创业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3、提升创业质量。积极发挥“530”创业高端引领作用，打造更具活力的创业服务平台，促进更多的生存型创业向机会型创业转变。发挥创业在促进城镇充分就业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放大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

4、强化融资支持。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创业企业可优先申请科技支行的贷款；扩大创业引导资金和创业投资风险资金的规模，有效拓宽资金使用范围；加快推进与国内外优秀创投资金的合作，扩大全区创业投资资金的规模；灵活利用各种科技金融创新工具，加大服务于中小科技企业融资服务的担保资金、风险补偿资金的规模，积极搭建银企合作平台，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

5、加强创业服务。针对新区对创新创业人才的需求，通过科学设定各部门的考核指标，推动创新创业人才管理工作的全面发展，确保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结合新区产业发展，建立创新创业人才库；探索成立新区人才创新创业协会，加强高层次人才交流与合作。加快创业人才的配套环境建设，为高层次人才在新区创新创业提供优质的发展环境。

6、落实创业政策。在遵循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允许创业者将家庭住所、租借房等作为经营场所；允许能有效划分的同一地址登记为多家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的住所（经营场所）；经合法批准的公共用地可作为创业者从事个体经营的场所。

7、加大补助额度。对符合新区产业政策和“三创”载体内重点发展领域，并经考核通过的创业企业、为企业提供直接服务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服务外包中介服务机构，自开票之日起，以企业对新区地方财力实际贡献份额的80%予以补助，补助年限一般不超过三年；对新入驻新区“三创”载体的科技创业企业、服务外包企业经认定之日起可按新区科技创新创业政策享受房租补贴。

（四）实施全民社会保障工程

以“扩面、整合、提标”为重点，深入实施全民社会保障工程，确保“十二五”期间，在全市率先实现企业职工和居民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达到99%以上，并按国家、省、市规定全面落实各类人员的保障待遇。

1、加大社保扩面工作力度，实现更加充分的社保覆盖。积极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规定和省、市扩面工作要求，加大区域科学发展考核重点指标的权重导向，确保“十二五”期间每年辖内企业职工参保和居民参保率高于全市平均值，参保净增人数超额完成市目标任务。积极贯彻实施统筹区社保类别整合、统筹级次提升和待遇提标的政策规定，确保各类对象及时规范纳入相应的保障覆盖体系。不断完善服务管 理平台建设和服务效能提升，方便企业及其职工办理职工社会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事务，方便市民办理居民养老、医疗保险事务。

2、严格执行社保制度规范，保障统筹区提标政策落实。按市政府居民社会保险政策规定，不断加大居民养老、医疗的资金保障和归集力度，确保制度待遇标准提标所需资金的及时上解支付；按照市困难人员就业、社保“两项补贴”分担方式的规定，及时增加区级补贴资金的安排，确保“两项补贴”规范使用、及时支付；按照市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的规定，适时安排区级分担部分资金并上解，确保辖内退休职工社会化管理服务有效落实。

3、积极探索区域助保措施，促进困难群体的应保尽保。积极探索区域助保措施，继续贯彻实施新区失地农民保障安臵对象、自由职业者参保补贴政策，鼓励各街道对本地区特殊困难人员实施有针对性的参保帮扶补贴，适时探索区域助保的更优补贴措施规定，切实促进本地断保困难人员的社保参保扩面工作。进一步加大执法监管工作，积极配合市社保机构做好社保年检工作，及时通过市社保机构的反馈信息和劳动者的投诉、举报，对重点企业、重点行业的依法参保情况开展社保专项监察检查，全力维护企业公平竞争、发展的法治环境。

4、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提升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进一步完善以低保制度为基础，以医疗救助、重残救助、临时救助等专项救助为辅助，以社会捐助、慈善救助等 为补充的社会救助体系。提高“两节”送温暖标准，逐年提高困难对象和优抚群体“两节”送温暖普惠性慰问补助标准；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继续开展“五助”帮扶工程，加大助医力度；提高重残人员救助标准，对符合条件的重残人员，按照城乡低保标准100%发放生活救助金，到2015年，城乡重残人员救助标准在2010年基础上增加105%。

（五）实施促进农民增收工程

始终把促进农民增收放在富民工作的突出位臵，深入推进幸福新区、幸福街道、村（社区）建设活动，按照“巩固工资收入、稳定经营收入、加快扩大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的思路，确保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1、以生物农业为抓手，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根据我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规划，以鸿山万顷良田工程建设为重点，加快鸿山生态农业园区和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做强“鸿山葡萄”特色产业。以建设“无锡太湖生物农业谷——南园”为契机，大力发展生物农业，到2015年，力争引进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端创新项目，生物农业产业规模达到30亿以上。

2、稳定增加一产收入，大力提升二三产经营收入。“十二五”期间力争一产经营性收入年均增幅达到7%。一是调整种植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增加葡萄、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达到90%以上。二是做大做强一批生物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生物农业龙头企业带动，积极发展订单农业，提升种植业经营收入。三是积极支持和鼓励 农民自主创业，引导农民发展家庭手工业、服务业，加快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创业格局，“十二五”期间力争二产、三产经营性收入年均增长15%。

3、全面提高股份合作社收入、财产性收入、征地拆迁收入。一是增加股份合作社收入，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社组织和街道村集体经济，坚持量质并举，实施统一经营，到2015年村级股份合作社、富民合作社、专业合作社等各类合作社增加100%，人均股份合作社收入年均增长15%。二是增加财产性收入，通过发展房东经济实现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三是增加征地拆迁补偿收入，预期农村征地拆迁实现农民人均补偿收入年均增长10%。

（六）实施拆迁安置流转工程

按照依法管理、政府引导、居民自愿、规范操作的原则，规范拆迁安臵房有序流转办法，提高居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1、创新拆迁安置房流转形式。明确条件，规范程序，创新拆迁安臵房流转形式。一是协商回购，按锡政办发„2009‟101号文件，对拆迁安臵房经拆迁当事人双方协商回购，回购的拆迁安臵房必须滚动用于征收补偿；二是政府回购，由住房保障部门直接购买农村居民拥有的基本符合标准的拆迁安臵房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做好回购后的权属变更登记，确保产权明晰，安臵合理，流转顺畅；三是组织包租，通过归集空臵在农民居民手中的拆迁安臵房，统一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市场租金与共租房租金差额由政府补贴；四是房 权换股权，由街道集体经济组织实施资产或资本经营，每年定额回报。

2、推动拆迁安置房规范上市。规范设臵征地拆迁安臵房上市交易条件和程序，在取得合法产权5年后，征地拆迁安臵房可上市交易，按规定收取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

（七）实施人口素质提升工程

以保持人口合理流量为原则，重点加强高端人才、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引进，大力培训本地人才，全面提升人口素质，增强人口发展综合潜能，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

1、适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合理流量。将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工作内容，纳入惠民政策体系,自然增长率控制在3‰左右，计划生育率保持在99%以上。至2015年，全区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70万左右。

加强经济社会政策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机衔接，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收入分配改革、征地补偿、社会救助等方面，对计划生育家庭实行优先优惠政策，适度提高奖励扶助标准。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着力解决流动人口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实现流动人口同城化待遇。

加强对外来人员的服务管理，在全区各街道深入推进“一证二合同三承诺”机制，全面落实“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以证管人”有机衔接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深入开展“无锡市综合服务管理示范社区（村）”创建活动，五年内创建达标率100%。大力开展外来人员集中区“公共服务点” 13 建设，使外来务工人员充分享受到新区改革发展成果。

2、加快“人才特区”建设，大力提升人口素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建立人才发展的特别导向、特别政策、特别机制、特别环境，实现由单一注重招商引资向更加注重招才引智的转变，加快建设“人才特区”标志区，以高层次人才建设带动全区人才队伍建设，加快聚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高科技人才和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到2015年，全区的人才总量达到25万人，每万人拥有人才数达到4000人左右。

3、优化理财投资环境，拓宽居民增收渠道。积极扶持债券、基金、信托、科技支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服务机构发展，引导专业理财机构重点开发针对高层次人才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营造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服务投资环境。积极开辟居民增收渠道，鼓励引导居民将各类中长期储蓄转为股票、保险、债券、不动产等金融理财产品，实现居民增收与金融发展同步。

（八）实施机关事业单位福利改善工程

按照国家、省、市对机关、事业单位分配的指导意见，结合新区的实际情况，积极向上争取，形成具有新区特色的机关事业单位绩效工资体系。新区机关事业单位“十二五”期间平均收入增幅控制在每年10%左右，逐年调整现有年薪制的标准，建立机关、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从制度上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收入水平的稳步增长。完善机关、事业单位绩效考核办法和绩效工资体系，加强绩效考核的力 度，加大考核奖励，适当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考核奖励总量标准，考核奖重点向目标任务完成得好的单位和个人倾斜，以发挥考核的导向作用和奖金分配的杠杆作用。在增加在职人员收入的同时，同步考虑增加退休人员的收入，根据全市的统一部署，结合新区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收入水平，逐年提高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生活补贴标准。及时调整计发公积金和提租补贴基数的口径，适当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公积金和提租补贴标准。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建立以党工委、管委会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对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组织领导，加强计划实施、统筹协调、调控引导和监督管理。分解细化目标任务，落实园区、街道和部门的责任。建立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工作例会制度和定期报告制度，加强富民为先的工作导向，形成推动收入倍增计划落实的整体合力。

（二）创新工作机制。将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作为园区、街道科学发展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强化推进、监测、评估、考核机制。加强政策创新和效应跟踪，对各园区、各街道、各部门相关任务及实施成效适时开展检查，加强指导监督，完善奖惩制度。加大对工资分配的政府调控力度，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建立企业薪酬统计调查信息发布制度，定期发布工资指导线、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 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

（三）用好财政杠杆。发挥好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和财政资金的带动作用，引导和撬动各类社会资源。通过财政奖励、融资贴息等方式减轻企业负担。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坚持将新增财力的较大比例用于改善民生，逐年加大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财政投入力度。

如何让“收入倍增”不成“被增” 篇6

这是可期待的希望。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已经达到7.7%，有专家认为只要保持每年6.8%的GDP增速就能完成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GDP和人均国民收入同步双倍增目标。目前已有报道称西部地区居民的人均收入倍增在2015年前后完成。

缓解税收负担焦虑是关键

但人们更关心切身的感受，百姓想知道怎样实现倍增，对自己是“倍增”？还是“被增”？在这个话题中，个税问题很受关注。有学者提出，应该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

税收常被称为痛苦指标。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但痛苦也是快乐的“源泉”。如北欧国家的宏观税负高达40%～50%，但是多数民众对高税收制度持肯定态度。他们没有西欧的罢工、没有美国两党的征税大战、没有中国民众的税收焦虑。再看一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听一听美国财政悬崖，无不受困于“源头活水”税收的枯竭。所以，实现倍增目标，关键不是少交税，而是民众的税收感受。

北欧能够成功地建立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的稳定社会，是他们运用创新理念的实践成果。20世纪30年代的瑞典经济还比较落后，但政府的分配体制重点已明确：全民利益至上，全民平等就业至上。为此，政府通过高税收保障统一、公平的分配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等这些领域的资源，通过规定失业救济领取的时间期限，要求能工作的人都工作。在社会成员总福利给定时，越强调分配平等，社会福利效应越大。这种社会福利保障模式使全体社会成员过着体面的中产品质生活。税收的使用解决了民众的后顾之忧。

当前社会上对个税问题的热议，说明目前我国民众对个税改革有强烈的渴求，但关键不是少交税，而是缓解人们的税收负担焦虑。2011年9月1日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纳税人数已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再调起征点意义不大。考虑具体家庭负担，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征收个人所得税，才是应该呼吁的。

调整分配不公迫在眉睫

更应该高声呼唤的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经济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社会公平，还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氛围。北欧五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在0.25至0.26之间，是社会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他们20%最贫穷家庭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10%，大约为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一半。而且高税收没有阻碍经济绩效，瑞典、丹麦、挪威、芬兰人均GDP都是排在世界前位的国家。高税收也没有养懒汉，他们的失业率常在2%～3%的范围内波动，远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7%-10%的常规失业率。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富有挑战性。北欧国家的国民储蓄率平均为20%，接近19.7%的全球平均储蓄率。我国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有社会习惯因素，更是人们对各种后顾之忧担心的防御措施。近十多年，我国在支农、惠农、促进城乡协调、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加强社保、教育、医保、住房等基本民生项目的建设上，财政政策均发挥着分配调节的积极作用。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都在同步提高，但人们的牢骚和不满情绪也在上升。这些情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内心反映。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的民间调查报告认为：我国2010年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远高于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基尼系数的平均数0.44。高基尼系数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是我国效率优先原则发挥作用的体现，同时超过0.60的基尼系数也预示着我国家庭收入差距悬殊，减少机会不均，调整社会分配不公迫在眉睫。

实现人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容易的，但“被增长”的感觉不美好，人民的幸福感与人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步实现需要大智慧来系统性规划。通过舆论宣传，依靠政府推进改革，讓社会形成正向价值观，让人们感受到税收使用带来的好处，让收入分配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让民众的过度期盼回归理性，让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坚实完善，人们才会充满自信、快乐地行走在倍增的道路上。

衡阳市城乡居民收入倍增问题分析 篇7

关键词：住户调查,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衡阳市

一、衡阳市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四大特点

(一)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年提高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衡阳市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年提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均收入逐年增加。查阅衡阳市统计年鉴的历史资料可知, 2013年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22 297、11 876元, 比上年增长10.0%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7.4%、10.3%) , 增幅比2010年度低0.6、2.2个百分点。二是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提速。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由2000元到5 000元经历了12年, 即由1996年的2 074元到2008年为5 617元;以后5年每年一个1 000多元增加;2013年为11 876元。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时间更快。从4 000元到6 000元的期间经历了7年, 即由1995年的4 212元发展到2002年为6 526元;以后的7年每年增长一个千多元, 2007年实现万元大关后;2009年开始相继实现了2 000—3 000元的增长, 2012年达到了2万元大关。从1万元到2万元也只经历5年时间。

(二) 居民收入结构日趋优化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居民收入结构随之得到明显改善。据过去近10年的调查资料显示, 城市居民收入结构呈两降两升态势。一是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重下降。2010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10 844元, 与2000年比, 增长1.3倍,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实际增长26.4%, 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为67.2%, 下降3.9个百分点;2013年这一比重进一步调整为52.2%, 较2010年下降12个百分点;人均居民家庭转移性收入3 577元, 比2010年增长0.92倍,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5.5%, 所占比重由2010年的28.1%下降为22.2%, 下降5.9个百分点。二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比重上升。2010年城市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1 330元, 比2000年增长62.5倍,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34.3倍, 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为8.2%, 较2000年上升了7.9个百分点。2013年比重持续上升, 较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人均财产性收入389元, 比2000年增长9.6倍,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5.8倍, 所占比重为2.4%, 较2000年上升1.8个百分点, 2013年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与2010年差不多。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呈一降三升。一是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下降。20世纪末, 该项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在6成以上, 2000年比重高达66.8%, 2010年这一比重下降为55.5%, 2013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下降为40.2%。二是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上升。2013年工资性收入结构更优, 占比上升到48.2%, 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次提高7.7个百分点, 首次高于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 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村居民主要来源。2010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分别为38.3%、5.2%和1.0%, 比2000年的27.6%、4.6%和0.9%分别上升了10.7个、0.6个和0.1个百分点。

(三) 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呈缩小趋势

近年来, 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各项产业发展政策, 加大民生工作力度, 在促使城乡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速长的同时, 收入差距呈现出向缩小的趋势发展, 尤以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最明显。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前10年中,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呈缩小趋势, 差距最大时, 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4倍, 2003年较为突出, 以农村可支配收入为1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1, 以后收入差距逐年缩小, 到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1.9:1。二是同一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以城镇为例, 将2010、2013年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五个档次, 以最低收入组收入水平为1计算, 2005年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收入比为4:1, 2010年缩减到3.9:1, 2013年更明显为3.38:1。分组资料显示, 高低收入组收入差距缩小十分明显。

二、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因素分析

(一) 居民收入倍增的有利因素

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有利因素很多, 经济的快速增长, 产业的转型升级、结构的科学合理调整, 为扩大社会就业、促进居民收入倍增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综合分析归纳主要有以下2方面。

1. 城镇化建设加快。

城镇化是居民收入倍增的重要平台, 全国新一轮新型城镇化将拉动投资, 我省也将加大支持区域中心城市和区域性城镇群建设力度。随着“西南云大四城”建设的推进和开发开放的加速, 按照国际化、现代化开放城市的战略要求建设衡阳, 将更有利于培育创业机会, 拓宽就业领域, 为城乡居民收入倍增提供更多契机。

2. 国家政策释放力度加大。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点支持城镇基础设施和保障性发展工程、“三农”、生态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经济政策。国家这些政策措施对促进衡阳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以“三农”为例, 仅国家扶贫开发、粮食生产大县和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补助等项目中, 衡阳有省级扶贫祁东县, 粮食生产、生猪调出大县各7个。国家每年给这些项目的财政转移支付, 衡阳受益菲浅。从当前形势看, 衡阳已进入了优势释放和政策机遇叠加的黄金发展时期, 抓住机遇, 争取更多国家政策支持, 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是居民收入倍增的重要途径。

(二) 居民收入倍增的不利因素

1. 就业再就业矛盾突出。

长期以来, 衡阳市社会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突出矛盾一直未得到有效缓解。一是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深度交织在一起, 需要就业的人员多而就业岗位少;二是就业质量不高, 结构性失业矛盾突出;三是部分企业工作条件差、待遇较低等原因, 导致人员流动较大。

2. 低收入群体大。

2013年, 衡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在22 297元, 低于全省人均1 117元, 更低于全国人均4 668元, 根据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分组, 有65.8%的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及全市平均水平。

3. 物价上涨负面影响大。

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翻番, 是指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实际收入的翻番。进入21世纪以来, 衡阳居民消费品价格有涨有降, 但涨多降少, 物价上涨最高的是2004年和2008年, 分别上涨6.0%和6.2%, 2013年前10年物价累计涨幅为22.6%。过快的物价上涨, 会使居民的收入增长大打折扣。

三、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建议

从现在起距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还有6年。以2010年的居民收入为基数, 并考虑物价上涨因素 (假设2010年后10年物价累计涨幅与前10年处于同等水平) , 粗略测算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2%即可, 而前10年城市居民平均增幅为12.0%;农民收入前10年平均增幅虽然低于城镇增长水平, 但近几年增速迅猛。2013年人均增加额已达到201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 876元, 年均增加1 760元, 都超过了预计的年人均增加额。如果都按2013年增加额测算, 到2020年,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达3.8万—4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可达2万元以上。再从历史实际经验看, 实际经济增长往往要高于规划速度。可见, 保守估计, 倍增目标提前2年实现没有问题, 关键在于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均衡增长、体现共同富裕、提升增长质量。

(一) 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全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收入关系到城乡居民的切身利益, 缩小收入差距是百姓非常关心的问题。收入倍增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低收入阶层增长快于高收入阶层增长的问题, 避免低收入阶层被高收入阶层在数字上“拉上去”, 防止“被倍增”, 注重实现底端快增、增实, 逐步缩小行业、地区、城乡收入差距, 提升低收入人群对收入增长的幸福感。

1. 普遍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2. 提高城乡贫困群体收入水平。

3. 提高中小企业一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4. 全力扩大中等收入比重。

(二) 扩大投资渠道, 鼓励自主创业, 努力培育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

1. 打破约束民营投资的“玻璃门”, 放宽投资渠道。

2. 创办居民创业基地。大力发展工商个体户经营, 鼓励城乡居民家庭投资创业, 拓展居民家庭经营项目, 开辟家庭经营收入渠道。加大创业基地建设, 为居民投资创业创造良好环境。

3. 全力帮助农民就业, 消除农村“零转移零就业”家庭现象。在加速城镇化建设扩容提质的同时, 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承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 引进先进制造业等, 增强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

4. 完善创业就业培训机制。

(三) 拓展居民投资理财渠道, 实施财产增值, 确保增加财产性收入

1. 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建立农村产权市场, 鼓励农村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 明确收益分配关系, 通过确权发证, 确立农民对农村集资源的物权关系;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交易市场, 设立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 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通过产权制度改革, 促使农民财产得到保值增值,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提高财产性收入比重。

2. 创新金融产品, 鼓励个人投资, 实施财富增值。

可以采取对个人投资理财实行税费减免等政策措施, 鼓励和引导居民合理支配财富, 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四) 完善社保机制, 提高保障水平, 促进居民转移性收入增加

1. 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建立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机制, 实施“开发式、造血式”扶贫, 对重点扶持的1个贫困县, 要大力开发具有发展潜力和前景的产业项目, 促使贫困人群尽快脱贫致富。

2. 抓好惠民政策的落实。

认真落实国家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各项惠民政策。

3. 确保应保尽保。

要将各类符合条件的居民纳入相应的社保范围, 鼓励城乡居民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完善各项覆盖城乡所有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 失地农民不断增多, 要根据城镇化建设带来的新情况新特点,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鼓励失地农民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不断提高保障标准与保障水平。切实做到应保尽保。

参考文献

居民收入倍增 篇8

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旨在通过改变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比例关系, 改变当前过份依赖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 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 建立以国民消费为主导、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作为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 农民阶层则是扩大内需最短的木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关键在于农民收入的增加。本文结合南通农民收入增长现状和南通经济发展特色, 就“十二五”期间实现农村居民收入倍增的路径进行力所能及的探讨。

1 改革开放以来南通农民收入增长趋势

农村经济改革以来, 南通农民收入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1981年至2010年的30年, 南通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49元增加到9914元, 增长了40多倍, 年均增长率达13.07%。其中, 从1981年到1990年, 由于落实了土地联产承包, 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了持续10年的平均15%的快速增长;“八五” (1991～1995) 期间得益于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 作为传统农业大市, 南通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涨幅更是高达23.94%, 高出全省平均涨幅21.68%个百分点, 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南通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记录;“九五”、“十五”时期, 南通农民收入增幅回落, 年均增长8%左右, 但其间大多数年份处于滞涨状态。进入“十一五”时期, 随着港桥经济的崛起和民营经济的发展, 南通农民收入进入又一轮快速增长期, 2010年比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4400元, 5年累计增长80.22%, 年均增长12.47%。

根据南通市“十二五”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到2015年农民纯收入将从2010年的人均9914元提高到20000元, 收入增长率要求保持在年均15%以上。考察1982至2010近30年的农民纯收入增长情况, 年增长率在15%以上的只有1983、1984、1986、1988以及1993～1996年8个年份。总结这8年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 主要得益于国家农村政策鼓励和农产品价格刺激二方面因素。基于2010年以来物企高企现状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决心, “十二五”期间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刺激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几无可能。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南通农民收入增长走势可以看出, 利用“十二五”计五年的时间来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但具有较大的挑战性, 需要我们运用更多的智慧和付出更大的努力。南通只有坚持依靠资源和政策因素, 充分发挥独特区位优势, 紧抓长三角一体化、江苏沿海开发二大国家发展战略叠加的契机, 走出一条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具有南通特色的农民收入增长之路。

2“十一五”期间南通农民收入增长构成分析

“十一五”时期, 南通经济增长迅速,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 全市提前实现了小康目标, 发展成果超出预期。五年来农民收入增长呈现明显加速趋势, 收入增长渠道也日益多元化 (参见表1, 图2) 。

分析“十一五”期间南通农民收入构成及其比重情况, 收入来源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占绝对比重, 保持稳定增长。“十一五”期间农民工资性纯收入和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二者之和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超过90%, 年均增长率分别达12.96%和10.57%, 是影响收入增加的绝对因素。其中工资性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近60%, 五年累计增长84%, 在农民收入增长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农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的变化虽然在相对值上有比重下降的趋势, 其在人均纯收入中的占比五年来累计减少2%, 但在绝对值上仍表现为较快的增长幅度, 五年累计增幅超过65%, 其中除第一产业经营收入相对平稳外, 四年 (缺2010年数据) 平均仅增长2.92%, 第二产业经营收入和第三产业经营收入四年平均增幅分别达15.07%和9.82%, 这表明进入港桥时代后, 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 南通农民创业和从事流通服务的热情增强。

二是财产性收入增长最快, 但对收入倍增作用有限。“十二五”期间, 南通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1.6倍, 年均增长达21%以上, 远超过农民其他收入来源的增长率。虽然经济增长会带来农民金融性财产收入和房产收入的增加, 但终究基数太低 (2005年人均财产性纯收入72元, 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2%) , 除非国家政策层面对农村土地和农民住宅进行大的改革, 否则难以对“十二五”实现农民收入倍增形成显著影响。目前已有学者对开发农村地产经营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路径进行相关探讨, 但未来能否付诸实践, 目前尚未可知。

三是转移性收入增长较快, 对农民收入增加影响作用显现。得益于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保障范围的扩大, 五年来, 南通农民转移性纯收入累计增幅达124%, 年均增长17%, 超过“十一五”人均纯收入12%年均增长率5个百分点, 其收入总值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也从2005年的5%逐步提高到2010年的7%。转移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作用日益显现。

综上分析, 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基数高、比重大, 是实现农村居民收入倍增的决定性因素。同时, 和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相比, 前者与区域经济的关系也更为密切, 地方政府对其增长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因此应成为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努力的重点。“十一五”期间二者虽然保持了持续较快的增长, 但增长率水平距实现收入倍增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政府需要通过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来促进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同时要鼓励农产品流通和加工, 进一步挖掘农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的潜力。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虽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较大, 但地方政府仍可以在政策许可范围内做一些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努力, 如通过鼓励土地流转、引导集约化经营来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通过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来提高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增长等。

3 南通农村居民收入倍增路径探讨

3.1 鼓励农民创业,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创业不只是市民和知识分子的专利, 广大农民具有较强烈的创业热情, 特别是在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 农民创业者具有吃苦耐劳、生产灵活、就近服务、小本微利等多方面的优势。通过培育一大批的农业企业主和经纪人, 发展壮大农村中产阶级群体, 从而全面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南通是江苏民营经济大市, 广大农村有悠久的创业传统和旺盛的创业活力。由上述的分析也可以看出, 在后工业化时期, 南通农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仍保持在10%以上较高的增长速率, 主要得益于农民家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经营收入快速增长。可以预见, 随着港桥时代的到来, 以及南通成为长三角北冀经济中心、地区物流枢纽中心地位的确立, 将会有更多的南通农民转从事第二、三产业的生产经营, 家庭经营性收入也将会有一个新的突破。

3.2 鼓励耕地流转合作经营, 促进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南通市人多地少, 小规模土地经营无助于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 不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不利于增加对土地投入形成集约经营, 只有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或合作化生产, 让少数有职业专长的农民来经营更多的土地, 才能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加土地经营收入, 进而让更多农民分享到相关土地流转收益、资产性收益、资源性收益和工资性收益。

3.3 大力发展农产品物流

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农业生产经营的现代化, 还包括农产品流通的现代化, 只有以现代的流通来服务农业, 才能促使农业收益最大化。南通滨江临海, 沟通中外、承南启北, 具有发展现代物流的天然优势。建立长三角区域物流枢纽中心, 南通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 建立各类农副产品转运、加工、储备及配送物流企业, 构建从农户 (农业生产企业、农产品购销企业) 到地区加工配送中心 (物流中心) 到零售终端的农产品综合物流体系, 拉长农业生产的产业链, 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从而增加农民就业、创收的途径。

摘要：江苏南通市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居民收入倍增, 而作为社会最大弱势群体, 农民则是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瓶颈。结合南通农民收入增长现状和南通经济发展特点, 就“十二五”期间实现农村居民收入倍增的路径进行力所能及的探讨。

关键词：“十二五”,南通,农村居民,收入倍增

参考文献

[1]迟福林, 中国“十二五”: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发展转型[J].经济体制改革2011 (5) , P5-8.

[2]罗志军, 在江苏省政协四次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1-02-[11], 网易财经.

[3]丁大卫, 2010年南通市政府工作报告[EB/OL][2011-02-20], 中共南通市委人才工作网.

[4]注:农村居民与农民可理解为不同时期称谓上的改变, 未见内涵上的变化, 1998年以前南通统计年鉴称农民, 1999年和2000称农村住户, 2001年未见年鉴, 2002年以后称农村居民.

[5]卢荣善、张远秀, 开发农村地产经营促进农民增收可行性研究——以经济发达地区江苏为例[J].经济学动态2010 (4) , P73-76.

[6]丁大卫, 落实八项工程实现八个领先向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阔步前进[J].江海纵横2011 (9) , P4-10.

[7]杨曹明, 如皋城乡居民收入实现五年倍增的可行性分析[J].江海纵横2011 (11) , P30-35.

居民收入倍增 篇9

一、我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主要难点

(一) 城乡、区域及不同群体间差距难以短期消除

我国城乡间、区域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尤其是不同群体间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农民增收困难、区域禀赋差异、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私营企业职工劳动报酬偏低等问题难以短期解决。扭转这种局面需要一个渐进过程, 难以一蹴而就。而且, 倍增计划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落实难度颇大, 从现实情况来看, 企业提高收入主动权在企业经营者, 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 深入贯彻收入倍增计划需找到抓手。

(二) 收入分配格局根本扭转难度大

近年来, 我国收入分配主要特征表现为:向企业利润倾斜、向垄断行业倾斜, 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明显偏低。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处于60%—70%, 个别发达国家甚至达到70%以上。未来几年, 分配制度改革对于优化初次分配格局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从中观、微观层面看, 提要劳动者报酬比重更多取决于市场行为, 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 中短期内扭转比重偏低状况的难度较大。

(三) 部门增收潜力差异较大

要增加部门人均收入, 一是要政府减税, 二是要企业让利。总体来说, 我国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一定空间。但细分到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行业, 并不是所有行业自身都有加薪能力, 通过政府全面减税提薪也不现实, 而且在部门增收的同时, 要兼顾公平, 防止部门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总体来说, 垄断部门和工业部门在增收方面优势较大, 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潜力较小。

(四) 经济发展不确定因素以及物价过快上涨影响加大

我国2011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处于高位, 对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冲击和影响。若物价得不到有效控制, 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收入倍增实现难度将急剧加大。且与收入倍增形成相抵局面, 甚至会恶化低收入者的生存状况。同时, 经济发展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 若基本生活保障品物价过快上涨, 收入倍增效果将大打折扣。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切实提高物价调控能力, 将物价保持在合理区间内, 莫让通胀吞噬倍增成果。

二、我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对策分析

(一) 促进“四个群体”充分就业, 推进工资收入增长

收入倍增计划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简单的平均倍增,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低收入困难群体的收入倍增, 具体包括农民、企业职工、中低收入者和困难家庭“四个群体”, 尤其把促进农民增收列为重中之重, 突出就业、创业、投资、社保和帮扶“五大增收渠道”, 使中低收入群众收入有明显的增加, 使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大幅度地减少高低收入者的贫富差距。一是要帮助重点人群就业, 要把解决高校毕业生、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加强就业服务和政策支持;二是要通过积极促进增加就业岗位来扩大工资性收入, 在规范的市场环境下, 鼓励实行多种形式的自主择业、灵活就业, 拓宽就业门路;三是要加强公共就业服务, 构建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 实现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全覆盖, 为劳动者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二) 积极鼓励创业, 大力提高经营收入和财产收入

要坚持把创业带动就业作为居民增收的关键举措, 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从行政、税收、用地、贷款、政府补贴等各方面加大对创业的扶持, 营造鼓励创业的环境, 多渠道鼓励支持自主创业, 努力做到创业富民, 最大限度地激发公民的创业热情, 让更多的人通过创业增加经营性收入。具体要做到:一是针对特定人群创业, 可以尝试实行创业注册资本零首付制度, 真正降低创业准入门槛;二是放宽房产、水、电、气使用及土地、户籍等限制, 切实减免与创业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三是多渠道增加创业贷款, 扩大创业补贴范围;四是建立健全创业培训体系和创业服务体系, 加强对创业者劳动成果和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三) 立体开发, 进一步提高扶贫开发综合效益

继续加大扶贫攻坚力度, 从多渠道投入资金用于扶贫开发。一是以以工代赈方式对贫困地区生产、生活等软硬环境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造, 使农村交通、水利、水保、人畜饮水、特色产业等继续得到改善。二是以扶贫开发方式, 对贫困户发展生产给以贷款扶持, 资助自然灾害高发区、生态环境恶劣区的居民进行彻底改造甚至整体搬迁。三是以社会救助方式实施城乡低保、五保供养、合作医疗、救灾补助等, 使因灾致贫和丧失谋生能力人口的生存和温饱得到保障。四是以新农村建设方式对相关方面的支农资金进行整合, 实施贫困地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开发项目, 整村推进实现脱贫致富目标。

(四)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普遍提高中低收入者转移性收入

在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提高统筹层次和实现制度统一等方面迈出新步伐, 形成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相衔接的保障网, 普遍提高困难群体转移性收入。一是建立健全广覆盖、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稳定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基础上, 着力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同时,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 健全教育、医疗、临时生活等救助制度。二是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尽快实现社会保障的法制化管理, 形成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使社会保障的运作法制化、规范化。三是建立困难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要通过制度化的措施, 使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与社区组织和各种市场中介机构密切衔接, 建立广泛的困难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

(五) 制度创新与政府扶持相结合, 促进农民和谐增收

政府、社会与农民自身三方齐努力, 建立农业保护制度, 化解自然和市场风险, 改革现行就业政策, 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引导农民向市民转变, 建立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主要包括:一是以农业科技进步为“动力源”, 发展现代农业富民;二是推进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依托, 大力发展龙头企业;三是加快农民知识化, 培养现代农民, 促进农民创业增收;四是充分发挥政府在增加农民收入中的服务功能, 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 为农民增收开辟“绿色通道”, 发展现代农业网络服务体系, 以信息化促进农民增收问题的解决。

(六) 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 加快解决城镇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

除按照规定通过财政支持保证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之外, 还应成立专门的住房保障基金会或基金管理中心, 多渠道、多形式拓展并管理建设资金。同时, 把目前我国分散在多家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统一, 由其全权处理公共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住宅的土地供应、规划、设计、建造、出售和租赁管理, 真正构建起符合实际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住房保障体系。另外, 可以动用金融杠杆保障低收入家庭购房需要, 利用政策性贷款利率低的优势, 进一步扩大保障性住房的金融业务。充分发挥税收政策调节分配作用, 对低收入家庭购买、租赁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税费给予减免优惠, 以此促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政策的落实。

摘要：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民生幸福工程的基础和核心。在对我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主要难点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的基础上, 从促进“四个群体”充分就业和工资收入增长;积极鼓励创业, 大力提高经营收入和财产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普遍提高中低收入者转移性收入等方面论述了我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对策。

关键词：居民收入倍增,难点,对策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2]刘伟良, 等.奋力推进收入倍增在江苏的实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3]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居民收入倍增 篇10

针对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面临的重重障碍, 笔者认为有效实现居民收入倍增需要对症下药, 综合治理, 主要有针对性地探索了以下六点对策: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主要依靠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技术创新在实现收入倍增计划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 才能实现收入的翻番。首先, 对于技术创新、环保类型的企业政府应通过减免税负、资金支持技术研发、部分环节开绿灯等方式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从而加强企业创新体系的建设,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其次, 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合作, 注重产、学、研相结合, 促进科学技术尽快地投入应用。最后, 大力发展金融、休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形成结构合理的现代产业体系。

二、提高劳动者素质, 提高劳动生产率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 只有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企业利润, 形成利润带动工资的良性循环。一方面, 政府应该加大教育、科技的财政投入, 促进企业对职工的职业教育, 同时促进完善农民培训方案, 加大对农民基础实用知识的普及力度, 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 将实用的农业种植技术传授给农民。另一方面, 企业通过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

三、完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

完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 合理有序地逐步提高收入, 既要建立与物价上涨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工资动态增长机制, 严格控制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培训、公务开支等灰色收入, 又要建立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 对事业单位员工进行绩效和考核, 适当引入竞争机制, 实现优绩优酬, 多劳多得。针对部分垄断企业收入过高问题, 国有垄断行业可控制其工资总额, 提高其上交的利润比例, 同时对于增薪困难的公益性企业追加工资性补贴或转移支付, 缩小行业收入的差距, 最大程度上消除权力与垄断相结合造成的分配不公。

四、加强对市场价格的宏观调控

居民收入倍增必不可免地会引起物价的上涨, 若由此引起的物价翻番, 那么名义上的收入倍增毫无意义, 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对市场价格的宏观, 使价格调控在一定范围内。一方面应该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为稳定价格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同时应该加强价格监测预警机制, 通过发布价格信息合理引导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经济行为。另一方面, 应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两个同步。在推进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过程中, 应缩小收入差距,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五、各项配套机制的完善

切实可行的计划也必须有配套措施的落实, 更需要机制的完善。政府应协调工会与企业的关系, 督促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能够真正起作用, 同时建立切实可行的工资增长机制, 使工资增长有一个制度的保障。其次, 努力破除户籍制度, 加快城镇化进程, 城市内部也应加强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主动适应人口流动。在此基础上, 更要完善投资市场的秩序, 为居民投资提供一个健康规范的市场, 多渠道地增加人们的财产性收入。

六、大力推动农村居民增收

农民收入偏低使总体居民收入总体持续不上, 农村居民增收是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重中之重。首先必须通过科技进步和规模化促进农业增产增效, 进行农产品加工进而提高产业链价值, 增加对农民的培训, 提高农民技能, 对农民提供更多的增收渠道进而促进农民增收。与此同时注重发展乡镇企业及中小企业, 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其次落实惠农政策, 加大政府对三农的财政投入,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

距离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只有针对性地落实配套措施, 才能克服种种障碍, 顺利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计划。

摘要：自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问题以来, 学术界对此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 本文就收入倍增计划面临的障碍性因素有针对性地浅谈一下求解之道。

参考文献

[1]徐勇.推进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对策建议[J].发展研究, 2012, (7) .

借力收入倍增 如何聪明理财 篇11

借力股市实现资产增值

除了在职场上通过跳槽、充电等方式尽可能让自己的收入增速超过7%的社会平均水平外，通过投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相关受益股，也是实现财富增值目标的有力手段。

从欧美和日本的经验上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将对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形成相当多的机会。一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将为资本市场带来更多优质的投资品种，更多的红利以及更好的投资环境；二是城镇化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长也为资本市场带来更多的参与者与增量资金。

而根据价值规律判断，在经济高速发展后，特别是进入国民收入倍增时期，居民的资产结构将从重地产向重证券过渡。如果说中国居民在过去10年中没有配置地产将是一生后悔的事情的话，那么在未来10年里，如果不配置证券类资产，也将是投资者的最大风险。

重点关注医药、食品、旅游等大消费概念股

在国民收入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内需将大大提升，因此消费类股票无疑将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过程中获得极大的增长空间。而从我国现阶段消费升级的情况看，我国消费正在向第三次升级迈进，具体表现为居民消费向房地产、汽车、医疗保健等“新三大件”迅速转移，同时在这第三次消费升级的过程中，旅游、高端白酒、乳品、葡萄酒、平板彩电等子行业龙头和以3G、互联网有线电视为代表的新一代通讯产品以及文化传媒、电子信息等创新型消费概念股也将普遍受益。

在这些消费板块中，医药、食品饮料和旅游无疑是最具有增长潜力的三个行业。

当前我国医药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增速为GDP增速的两倍。而新一轮医改已经全面启动，未来医药行业的投资主题机会也将较多。建议关注天士力、华东医药以及康美药业等个股。

目前，我国食品饮料行业已呈现恢复态势，未来增速有望从目前13%上升到20%正常水平。因此，该行业有望得到聪明资金的青睐。建议关注伊利股份、三全食品、青岛啤酒等个股。

2009年，国家已经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把发展旅游产业定位于战略产业，而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上看，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居民的旅游消费将呈现一波爆炸式的增长态势，因此在“十二五”期间，旅游业无疑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行业。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中国国旅、首旅股份、锦江股份、黄山旅游等旅游类股票。

收入倍增问题的研究路径与动向 篇12

本文以中国期刊数据库 (CNKI) 的相关文献作为数据来源。具体的检索策略是, 令图书分类号等于F2 (经济计划与管理) , 时间范围选择1980—2015年, 输入关键词收入倍增、“收入倍增计划”共检索到文章539篇, 数据检索和更新日期为2015年12月。在使用Cite Space III软件对所下载的文章进行格式转换后, 去掉会议综述、工作研究、书评、报纸等, 获得有效数据475条。然后对有效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主要包括同义词、机构的合并, 无关键词文献的关键词提取, 不规范关键词的删除等, 从而保证统计结果的准确性及客观性。

因研究需要, 本次评估设计了以下指标:论文发表年份、论文登载期刊、论文研究层次、论文所属机构、文献被引共引、作者单位及学术地位、作者观点。得到结论如下:我国学术界对于收入倍增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以日本为研究主体, 解读学习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为我国提供启示借鉴;二是以中国为研究主题, 深入探索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增问题, 分析其难点与可行性。下面, 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分析探讨我国学术界对收入倍增问题的主要研究路径。

二、国内学术界的主要研究路径

(一) 解读借鉴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在对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学习方面,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其实施的背景原因、措施制定、实施结果及其对中国的借鉴启示。

首先, 在背景研究上, 郭士信 (1986) 通过对“计划”施行前日本经济现状、对经济增长的争议以及国内外政治局势进行探讨后, 认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推行符合了日本经济发展的趋势。张凤林 (2010) 指出, 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增长为国民收入倍增创造了条件, 解决国民收入低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是“计划”提出的根本原因, 化解不平衡增长、保持经济持续性发展也是主要原因, 同时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学派的观点与执政党发展经济的思路有效统一, 也促进了“计划”的提出。

其次, 在探讨制定方法及具体措施上, 宋曙光 (1985) 提出了“增长率设想法”的观点, 并详细分析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制定程序、方法特点以及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刘琦霞 (2015) 对日本倍增计划的措施进行了总结, 主要有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社会福利充实社保制度、培训人才振兴科技等。

再次, 在实施结果上, 张车伟 (2010) 对比了计划实施前后日本的各项经济指标, 认为日本提前超额完成了计划。其中, 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1.6%和11.5%, 先后超过法德,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产业结构得到明显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翻番, 收入差距逐步降低;工业快速发展, 实现了现代化。然而, 张车伟同时也指出了“计划”的不足, 包括工农业生产率差异未有效降低、公害与城市拥挤问题恶化、通货膨胀问题未得到有效控制等。

最后, 在分析经验教训及启示上, 王志平 (2010) 认为不能操之过急, 他指出日本这个计划的性质更像“预测”而非“计划”, “国民收入倍增”不等于“居民收入倍增”, 追求经济增长才是这个计划的中心, 同时“计划”的成功带有意外的幸运因素。杨姝琴 (2013) 在总结了日本收入倍增计划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将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做为根本目的;二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缩小收入差距;三是将低收入群体或地区作为倍增的首要对象, 实施多层次分梯度的倍增计划。

(二) 探索分析我国居民收入倍增问题

在对我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现实探索方面,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其概念内涵、制约与挑战、路径与对策、农民收入倍增问题以及其他视角。

明确概念是研究收入倍增问题的基础, 马光远 (2012) 认为, 收倍增的真正内涵是实现“人均增长”。他进一步指出, 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绝不仅简单的经济增长或居民收入翻番, 其本质是通过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收入分配的调整和产业格局的变化, 实现“包容增长”。汪洋 (2013) 在分析了我国经济现状后得出, 收入倍增计划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所得, 即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财政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 收入增长的目标人群是低收入者, 在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同时, 也要明确社会各个群体的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增长目标。

针对现阶段国情, 很多学者分析了倍增计划面临的制约和挑战。蔡! (2008) 认为,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岔路口, 一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向高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跃升, 另一方面也可能长期陷入低中等“收入陷阱”。崔新进 (2012) 发文表示制约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速度不快, 制约了经济总量实现倍增;二是生产效率与劳动者素质不高, 制约了城乡居民收入持久增长;三是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水平, 影响和制约了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

在实现收入倍增的路径上, 李长安 (2010) 在《找准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五大着力点》一文中指出, 从实际国情出发, 中国应做到将迅速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作为计划的核心;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尽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政府体制改革, 改变政府及其管理的国有企业占有社会财富过多的局面。另有其他很多学者都给出了具体对策, 笔者总结认为主要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合理运用税收调节等几点。

此外, 很多学者以农民作为主体, 做了这一群体收入倍增问题的相关研究。徐宪红 (2015) 基于我国农民收入倍增的文献梳理, 对新常态经济下我国农民收入倍增的路径障碍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相关政策调整趋势。龚文浩 (2015) 从农业增收和非农业增收两个大视角出发, 通过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关于农民增收的经验进行比较分析, 并结合我国农民收入发展实际情况, 对实现我国农民收入倍增进行了细化探讨。

三、现有研究评析

自1980年以来, 我国有关收入倍增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 经历了不同研究阶段并涉及了不同研究主题。但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综合分析可发现, 我国目前对于收入倍增问题的研究仍存在缺陷, 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1.概念理解存在误区。由于中日两国收入倍增计划制定的背景和措施有相似之处, 因此国内有不少学者将两者的概念混为一谈。虽然政府已明确指出是“城乡居民收入倍增”, 不同层次的学者也做了内涵解释, 但还是存在断章取义的现象。不能很好区分国民收入倍增与居民收入倍增、人均收入倍增与总体收入倍增、收入倍增与工资倍增, 使研究基点偏差, 最终导致研究结果的失效。

2.侧重宏观、理论研究, 微观、实证研究较少。从本文对文献的统计梳理情况来看, 绝大部分关于收入倍增问题的研究都是从我国宏观经济社会的视角出发, 总结现阶段国情, 对比分析日本倍增计划的背景与措施, 提出我国居民收入倍增的可行性。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撑, 忽视了微观主体对于该计划顺利实施的重要性, 研究思路过于单一。

3.对制约因素的分析还不够全面、深刻。虽然大量的文献中都对制约收入倍增计划实现的因素和面临的挑战做了分析, 但笔者通过综述研究发现, 这些分析还不够全面和深入, 特别是没有从福利维度进行剖析, 从而也导致在对策研究上普遍忽视了居民福利的增加。

4.研究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通过对近35年来文献的计量统计分析发现, 同一作者对该问题研究的发文量最大为5篇, 部分学者有2-3篇, 大多都是发表1篇后再不见后续研究。说明我国学者对于收入倍增问题的研究不是持续、稳定的, 从而导致研究结果缺乏动态性和时效性。

四、未来研究动向

通过上文对1980-2015年来, CNKI期刊数据库中关于收入倍增问题的综述研究, 笔者认为, 未来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应朝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第一, 结合国情及经济现状, 准确定义收入倍增的概念。对概念内涵的准确把握是进行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基础。结合实际, 清楚定义“国民收入倍增”、“居民收入倍增”、“人均收入倍增”、“工资倍增”是未来完善收入倍增问题研究的第一步。

第二, 加强动态分析和实证研究, 增强研究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学术研究不能仅局限于理论分析, 纸上谈兵、闭门造车都是不科学的做法。任何研究结论都需要数据作为支撑、实践进行检验, 而这正是目前我国在收入倍增问题的研究上所缺少的。因此, 笔者认为未来学界应加强对收入倍增问题的实证调研, 并增强研究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只有这样才能对该问题有一个全面、客观、动态的把握。

第三, 进一步探讨制约因素和实施建议, 使更具针对性和可行性。如前文所述, 现有研究收入倍增问题的文献中, 对制约因素的分析不够全面, 所提的建议有些笼统, 缺乏可操作性。未来学者可能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拓宽视角, 细化主体, 使提出的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第四, 关注福利视角, 探讨收入“倍增”的同时怎样提升居民幸福感。“幸福”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2010年前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上就曾经指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自此, 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民生工作。目前学界还未见从福利维度对收入倍增问题进行分析, 预计可能在未来的研究中引入。

五、结论

本文借助文献计量软件Cite Space,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对CNKI期刊数据库中收入倍增问题的中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自1980年收入倍增问题受到小范围关注后, 我国学术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进入了长达15年的空白期, 直到近10来才一改往日低谷情况, 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成为研究热点。

同时, 本文对历年来的文献进行了梳理, 总结分析出收入倍增问题的研究路径, 主要分为以日本为主体的理论学习阶段和以中国为主体的现实探索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做了相关文献评述, 认为已有文献为该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仍存在着概念混淆、缺乏微观实证研究、制约因素分析不够全面、研究没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等不足。

对此, 笔者认为未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应向以下几个方面发展:第一, 结合国情及经济现状, 准确定义收入倍增概念。第二, 加强动态分析和实证研究, 借鉴成功国家经验。第三, 进一步探讨制约因素和实施建议, 使更具针对性和可行性。第四, 关注福利视角, 探讨收入倍增的同时怎样提升居民幸福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95-96.

[2]钟茂初.“十二五”时期宜推行“劳动者阶层收入倍增规划”[J].西部论丛, 2010, 05:33-35.

[3]李长安.找准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五大着力点[J].财会研究, 2010, 13:23-24.

[4]张车伟, 蔡翼飞, 董倩倩.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学态, 2010, 10:107-111.

[5]宋曙光.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制定方法[J].现代日本经济, 1985, 01:16-17.

[6]张凤林.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措施及启示[J].学术交流, 2011, 02:11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