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行为

2024-06-25

失信行为(精选7篇)

失信行为 篇1

市场经济中的信用行为能够有效地调配各种社会资源, 并能规范经济行为和降低交易成本。企业财务信用是指在信用关系中体现债务偿还的关系, 对交易的双方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以将来偿还的方式做出的承诺。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 企业财务失信行为较为普遍, 企业信用危机表现严重, 对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存在负面的影响。

一、企业财务失信的表现形式

(一) 企业财务信息失真

我国企业财务失信行为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的信用体系尚未建立, 由于信息不完全的存在, 信息共享机制也未形成;二是企业财务失信成本远远小于收益, 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我国企业财务失信行为表现为:虚假的经济业务资料和虚假的会计信息以及不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 导致企业财务的不真实性。主要类型:一是假账真做。无原始凭证而凭空填制记账凭证, 余额与原始凭证不符。原始凭证是会计工作中最基本的账务处理依据, 是记录企业经济交易和执行情况的单证, 同时也是审计财务报表数据的直接证据。但某些企业单位为了满足局部小团体的利益而采取伪造、变造等手段提供虚假会计信息资料, 产生虚假的会计报表数据。二是真账假做。有的会计用以记账的依据是真实的, 但后期的加工处理却采取了弄虚作假的手法, 最终导致财务报表失真。

(二) 企业间存在严重的违约现象

企业间合同违约、互相拖欠债务等行为严重冲击商业信用关系和市场经济秩序。 (1) 企业会计信息失真。企业财务的假账行为, 致使中国企业的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是造成企业相互拖欠、逃废银行贷款的一个重要因素。 (2) 企业合同违约。伴随着我国经济成份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经济合同的违约主体呈多元化的结构状态。在我国, 不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个体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 还是三资企业, 以及一些混合型的企业, 都具有相对独立或完全独立的经济利益。企业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关心, 都会做出履约还是违约的选择。据工商部门不完全统计, 我国企业的合同履约率从1990年80%~90%, 下降到1999年的50%左右, 有的不发达的地区甚至低于50%, 而2000年合同履约率只有40%左右。企业合同的违约现象造成了企业之间拖欠行为和“三角债”, 企业间的逾期应收款约高, 是发达国家的10~20倍, “企业相互拖欠”已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一种风气。

(三) 企业与会计制度、税务法规相违背的现象严重

有的企业不严格按会计制度处理会计账目, 经常做两笔账, 一笔用于对外, 即工商税务等部门, 一笔专门用于内部处理。企业的做假账的现象导致国家的税收流失, 也使国家和银行受损, 企业的信用水平下降。

二、企业财务失信行为的形成根源

我国企业财务失信行为之所以严重存在, 其原因是多方面, 信用的缺失、信用体系的建设和信用制度的完善是主要的原因之一。社会信用环境影响企业信贷违约的成本, 有效的信用管理体系使企业——银行博弈成为无穷重复博弈, 提高企业违约的门槛, 加大企业的违约成本, 降低中小企业选择违约的概率。但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 加上信息共享机制的缺失, 信息的失真, 社会监督和惩罚机制的无力, 导致企业的违约成本降低, 其财务信用违约成本远远低于履约成本, 给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

(一) 企业财务管理系统与市场经济环境不相称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 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外部环境变化在为企业带来机会和利益的同时, 也导致企业面临着各种风险, 如全球的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所在行业的政策变化、行业景气度、国家信贷以及外汇政策的调整、银行利率的变化、外汇汇率的波动、通货膨胀程度等等。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就要求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作出必要的调整。

(二) 信用意识在企业财务中尚未完全推广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信息高度透明, 企业以财务信用参与市场竞争, 且以企业拥有的财产从事经营活动并承担风险。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不完善的市场体制和信用体系以及信用观念的淡薄, 缺乏财务的信用制度, 企业财务信用处于无序的状态。重塑财务信用体系和信用观念需要各方面的相互配合以及全社会信用制度的加强。

(三) 产权不明晰影响企业信用

企业的产权制度是影响企业信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市场经济究其本质而言、是以市场经济的相关规则进行分工、合作、分配的过程, 在整个市场经济秩序中最核心的运作根据是产权。产权是财务信用的基础, 是财务信用体现的核心内容。长期以来, 我国国有企业产权不清、责任不明, 片面追求当前的利益, 无长远的发展规划, 企业诚信的意识模糊, 是企业信用缺失的重要原因。

(四) 企业财务内部监控制度不健全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内部财务监控制度的普及率还相当低, 内部财务监控制度的不健全和财务关系的混乱是产生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存在财务内部监控制度, 也因为执行不力和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 导致企业的财务风险。

(五) 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善的市场体系

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的一方获取信息的不完全性对于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 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缺乏信息, 而交易的另一方在交易中处于垄断优势, 进而影响其做出正确决策, 导致交易效率降低的现象。我国当前不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环境, 企业不守信用的现象比较严重, 力度不大的市场惩罚机制, 造成企业极易选择拖欠逃避债务。此外, 不规范的信息披露方法和不健全的信息传递机制导致内部会计信息失真和过高的信息收集成本。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使自我履约机制无法充分体现, 企业财务的信用声誉机制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使得不讲财务信用的企业的交易成本降低。

三、企业财务失信行为治理措施

有效的企业财务信用管理体制应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前提, 提高整治企业财务失信行为力度的措施已势在必行。

(一) 建立企业财务信用管理内部自律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机制

企业财务信用管理的内部自律机制是规范企业财务管理、培养企业财务人员信用意识的前提和条件。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和人才队伍的培养, 促使企业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注重讲信用的意识, 建立财务信用人才的资格考核和认证制度, 进一步完善对现有的企业财务信用管理人才的管理、考核、监督机制。同时外部的监督能约束财务信用意识的形成, 加大对从事企业信息服务的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中介机构的认证、评定等的政府部门进行严格监控, 杜绝由于信息生产环节的管理不善而造成的虚假信息有效的监督体系;有力的激励和惩罚机制可加速企业财务信用制度的建设。

(二) 建立企业财务守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激励约束, 即激励约束主体根据组织目标、人的行为规范, 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去激发人的动力, 使人有一股内在的动力和要求, 迸发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同时规范人的行为, 朝着激励主体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过程。对财务守信企业的激励措施主要有: (1) 用财务的信用评估激励企业从事信用活动, 并对具有良好财务信用的企业建立声誉机制, 使其在社会和经营活动中树立良好的从众形象并加以广泛的宣传, 同时, 将一些公共的投资项目或较好的商业机会以奖励的形式给予信誉好的企业, 既是对信誉好的企业的激励, 同时也是对信誉不好的企业的鞭策。 (2) 在税收和银行贷款利率方面予以优惠, 对财务信用较好的企业, 可适当降低税收, 使其增加获取利润的能力;降低银行贷款的利率, 增加企业的融资额度, 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形成价格激励。 (3) 政府对财务信用好的企业给予政策上的资金支持, 促进守信企业有充足的资金扩大规模、发展壮大。财务失信的约束机制可最大限度地抑制财务欺诈、商业欺诈和不良动机的投机行为, 是不守信企业的违约成本加大, 通过对失信者的经济处罚、劳动处罚以及声誉的约束来规范失信者的行为。

(三) 建立与企业自身相适应的信用文化

在我国经济社会中, 企业信用缺失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企业的失信行为导致市场秩序混乱, 资源严重浪费, 甚至造成信用危机, 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根治企业失信行为刻不容缓。同时, 经济生活的文化特征日益明显, 出现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信用文化是企业财务信用的核心内容, 是增强经营者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的基础。企业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精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信用是企业价值观最为重要的部分。构筑企业诚信文化就是要在企业里树立起“信用是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的意识, 每个企业都要依靠自己对其他企业对社会交往规则的遵守来获得社会的尊重和信任。

(四) 加强道德建设, 强化信用意识

加强企业经者的信用意识, 牢固树立“以诚立身、以信立业”的理念, 将信用渗透到企业经营全过程, 加强以信用为灵魂的企业文化建设。道德是信用的思想基础, 也是信用行为的自律机制之一, 因此, 道德对企业信用行为的约束, 更重要依靠企业员工内在的思想素质来保证, 以道德自律来保证企业信用行为。

参考文献

[1]孙育红:《对我国企业信用缺失的几点思考》, 《当代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2]聊进球、刘志华:《中国企业信用缺失的经济学分析》, 《当代财经》2005年第5期。

[3]张辉、李震:《我国信用问题的成因与对策》, 《北方经贸》2003年第10期。

失信行为 篇2

为全面贯彻落实《贵州省企业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实施办法(试行)》,推动建立“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失信约束惩戒机制,加快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服务安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四次、五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总体要求,以失信联合惩戒各项制度、措施落实为抓手,建立健全信用联合约束机制,为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信用环境和制度保障。

二、工作目标

2015年,全面启动安顺市企业失信行为联合惩戒相关工作。推动全市范围内企业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工作的实施和开展监督检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管部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根据《贵州省企业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实施办法(试行)》(黔府办发〔2014〕46号),负责本级企业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和企业信用信息记录管理。推动市、县(区)各级机关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行 政审批、市场准入、资质审核、授予荣誉称号等管理事项中,核查和依法使用企业信用信息记录。

三、主要任务和职责分工

1.企业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和企业信用信息记录管理。各部门(行业)、县(区)将依法履职过程中形成的企业失信行为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地录入部门(行业)、县(区)信息系统,上报省级主管部门信用信息平台。

牵头部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

责任单位: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2.企业失信行为认定和失信等级划分,由形成企业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的主管部门依据《贵州省企业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实施办法(试行)》(黔府办发〔2014〕46号)和本行业的相关规定依法作出,并将相关信息录入安顺市企业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市工商局)。

牵头部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

责任单位: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相关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3.使用企业信用信息记录。市、县(区)各级机关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行政审批、市场准入、资质审核、授予荣誉称号等管理事项中,必须核查和依法使用企业信用信息记录。

牵头部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

责任单位: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 工负责、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4.对全市范围内企业失信行为进行联合惩戒并实施监督检查。各级国家机关在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工程招标投标以及其他公共资源交易和政府公共服务项目等活动中,涉及信贷、担保、融资,申请办理资质评定、项目审批、用地审批、申报、升级、验证、免检(审)、出口货物退(免)税等事项中,应当依法对失信企业采取约束、限制等惩戒措施,同时做好相关监督检查工作,确保联合惩戒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牵头部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

责任单位: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5.守信激励。对符合《贵州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办法》和其他相关规定的守信企业,可采取守信激励措施,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授予相关荣誉称号,行业主管部门在评级评优、申请资金和安排项目等工作中,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

牵头部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

责任单位: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相关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6.企业信用修复和异议处理。存在失信记录的企业,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未再发生被形成失信行为记录事由的,可以向对企业失信行为作出等级划分的机关提出信用修复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据。对企业失信行为作出等级划分的机关应及时核查企业信用修复申请,并依法进行处理。牵头部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

责任单位: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四、保障机制

1.市相关部门、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严格执行《贵州省企业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实施办法(试行)》,如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国家损失、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等严重后果的,由行政监察机关和上级主管部门依法追究相关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并应当采取措施消除对企业的负面影响,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一)提供虚假企业信用信息记录的;(二)对企业失信行为等级划分错误未及时纠正的;(三)未依法对企业失信行为采取失信惩戒措施的。

2.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将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和服务中对企业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工作作为对行政机关考核的重要内容,定期进行检查和评估,及时查处违规行为。

失信行为 篇3

信用中国网站共收录113万多条信用记录,其中自然近87万条,法人26万余条,解决了信用信息不对称问题。

公众在信用中国网站上,通过“信用信息共享搜索”栏目,输入企业或个人信息后,网站在已收录信用记录中匹配搜索相关结果。如果存在记录,公众点击相关名称即可获得查询对象优良、不良、失信等相关记录。

目前,信用中国网站披露的基本为失信记录,并收录有失信行为时间、案件性质、履行情况等详细信息。

“信用中国”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39个成员单位联合建立的信用信息共享公示平台,披露了失信黑名单,涉及税收违法、失信被执行人(老赖)、商业欺诈、学术不端、制假售假等多种失信行为。

这39家单位包括两家牵头单位发改委、人民银行以及中宣部、中央编办、高法院、民政部、文化部、外汇局、安全监管总局、中央文明办、海关总署、高检院、司法部、法制办、公务员局、工信部、中央政法委、税务总局、教育部、财政部、银监会、交通运输部、住建部、网信办、工商总局、公安部、农业部、证监会、卫生计生委、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环保部、质检总局、安全部、商务部、保监会、知识产权局、人社部等。

通过信息共建共享,39个成员单位建立联合信用惩戒机制,通过守信奖励、失信惩戒等手段增加社会失信违约成本、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比如,在针对老赖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与法院信息共享,对老赖采取限制贷款、限制办理信用卡等措施;在针对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人方面,税务部门、公安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质检总局等多部分签署了《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备忘录》,通过强化税务管理并通报有关部门、阻止出境、限制担任相关职务、作为金融机构融资授信参考、禁止部分高消费行为等多种手段对失信人进行惩戒。

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在此前召开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系会议联络员会议上指出,协调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信用信息共建共享,要重点做好“八个加强”:加强各部门、各系统信用信息系统建设,积极与共享交换平台和“信用中国”网站实现对接;二是加强信用信息建设的基础工作,积极研究统一建设标准、交换方式、分类方式、数据格式等重要问题;三是加强共享交换技术措施落实工作,提高交换效率,降低交换成本;四是加强信用信息共建共享长效机制建设,明确牵头司局和技术支持单位,建立部门内部动员机制;五是加强信用信息归集、上传、共享工作,强化信息共建共享理念,做好信息公开和共享,扩大信息共享范围;六是加强对共享信息,特别是失信信息的应用,推动将失信信息作为办理行政审批的前置查询内容,推动对失信行为的跨部门联合惩戒;七是加强联合激励措施的研究制定,使守信者切实得到实惠和便利,形成正面激励导向;八是适时加强对信用信息共建共享的考核,按月通报信用信息建设情况,建立工作考核机制。

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杨子强在上述会议上也指出,人民银行将全面落实规划纲要,培育与发展征信市场,切实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是进一步完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升服务水平和拓展应用范围;二是积极稳妥培育征信机构,大力发展征信市场;三是持续推进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健全小微主体信息征集、信用评价和信息应用机制,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会计失信行为的经济学思考 篇4

一、会计失信行为的表现

(一) 不尊重客观事实, 信息严重失真。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是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中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而恰恰在这一规范上存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 造成大面积的会计信息失真。围绕这一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当单位负责人授意会计人员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时, 会计人员是否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职业道德规范。实践证明, 大部分会计在这两难的选择中舍弃了职业道德原则。在不得不帮助单位弄虚作假时, 表现了高超的技术处理能力, 操作极具隐蔽性, 一般较难发现, 易于逃避外部监督。如国家规定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

门组织的会计培训、进修、研修、讲座;2、出国参加国外会计学术会议、培训、进修和考察;3、年度内完成一项通过地 (市) 级以上 (含地、市级) 财政部门或会计学术组织认可的会计专业课题研究或在省级以上 (含省级) 经济类杂志上发表一篇会计学术论文;4、正在普通院校或成人院校接受国家承认的会计、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学历教育;5、通过本年度审计、统计、经济专业技术资格、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

□文/刘剑华

司的监督时, 这些会计人员则能“协调”、“配合”, 使监督弱化以致流于形式。

(二) 不遵守法律法规, 参与违规做假。

不少会计人员不熟悉法规, 依法办事意识淡薄。他们缺乏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 不关注、不学习会计法规, 就更谈不上遵纪守法, 依法办事了。由此, 在现实生活中, 违反会计法律法规账外设账、挪用资金、隐瞒截留的现象比比皆是。很多企业都存在账外设账问题。更有甚者, 有的会计人员个人利益膨胀, 故意伪造、变造、隐匿、毁损会计资料, 监守自盗, 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挪用公款, 走上犯罪道路。

(三) 不钻研会计业务, 造成账务混乱。

现实中不少会计人员缺乏基本的业务素质, 会计工作拖拖拉拉、频于应付差事。有的业务知识贫乏, 对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知之甚少, 专业技术能力较差, 职业胜任能力明显不够;有的业务素质低下, 在工作中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 记账不符合会计规范, 账簿混乱、账账不符、报表挤数的现象司空见惯。

二、从经济学角度思考会计失信行为产生的原因

经济学对信用问题, 特别是行为主体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 从理论上归纳为

务师考试, 或通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注册会计师考试中任何一个科目。

总之, 会计人员的培训工作必须适应新时代、新世纪的要求, 多想一些新思路, 而不是老停留在那种过于传统的、小作坊式的粉笔加黑板的培训层次上, 要勇于探索更富有时代气息的培训方式。

(三) 健全会计后续教育监督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会计人员接受后续教育的基本情

以下几种解释:

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我们可以把会计活动中的行为主体看作是“理性经济人”, 按照“经济人”假设, 他们的目的都是在道德、情感等因素之外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约, 关键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给他带来的成本收益预期, 当经济主体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时, 则优选守信, 反之, 则失信;当经济主体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或受到惩处的成本时, 则优选失信, 反之, 则宁愿守信。如一些企业的管理层, 为了谋取眼前利益或避免在优胜劣汰的市场中被淘汰, 置国家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于不顾, 利用目前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不健全, 唆使或强迫会计人员假账真算, 真账假算。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实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鼓励企业上市发行股票, 一些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制度的漏洞和客观性的误差并将其恣意放大, 串通作弊, 虚报利润, 制造虚幻的高速增长来欺骗投资者。这种现象一经发现, 在西方国家则面临严刑峻法以及企业失信后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 失信成本远大于机会收益;但在中国会计造假违规成本过低,

况, 包括每年的学习内容、受教育的时数、学习效果或成绩。

2、各单位对其会计人员接受后续教育的要求和安排;

教学计划, 教学内容, 培训档案等方面的详细资料。

此外, 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后续教育经验, 力求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会计人员后续教育的新路子。

(作者单位:1.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2.河北省石津灌区管理局)

对外提供造假的财务资料即使被揭露出来, 其相应的处罚也不能起到有效的警示效果, 往往是“重经济处罚, 轻行政、法律处罚;重对单位处罚, 轻对个人处罚;重内部处理, 轻外部公开处理”, 减弱了法律的效力。监管部门主要依靠行政处分手段来打击会计造假, 对责任人员的刑事处罚和民事处罚力度都不够;在具体的规定上现有的一些治假法规, 处罚规定也显得过宽, 相对于因造假取得的巨额经济和政治收益而言, 这种造假成本过于低廉。而且, 即使这么轻的经济处罚也往往是由造假机构的权益来承担, 极少影响到单位负责人及会计人员的利益。正是由于会计造假的预期收益明显大于预期成本, 才会不断上演会计造假的闹剧。对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惩处方式, 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为取向。

二是信用行为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 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人们采取“舍优取劣”的行为取向以保证经济交易时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在实际经济交易时, 假设有甲、乙两方, 尽管双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种美德, 若双方守信都会带来各自效益最大化, 但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对方会采取守信还是失信的行为取向, 为防止对方失信并规避己方守信可能带来的损失, 而采取失信的行为取向是己方的较优选择;假如甲方决定采用失信行为, 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 则损失;若失信程度与甲方一致, 则双方各不沾对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 则甲方损失。此后, 甲方再与乙方或其他人交易, 则会以失信行为为优选。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失信行为获得较大收益, 守信行为遭受损失, 其导向是守信者逐渐减少, 失信者逐渐增多, 失信者逐渐把守信者驱逐出市场。会计人员在做出违法违纪会计行为时, 一般都在职权范围内, 既有会计人员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 也与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密切相关。

三是信用行为的重复博弈减少。交易主体的重复博弈是诱导人们采取守信行为的有效机制之一, 重复博弈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是诚信维护的最有效机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 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过程中, 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交易对象众多, 交易主体之间重复博弈次数减少, 甚至由重复博弈向一次博弈演变, 在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之前, 优选失信行为是相对“明智”之举。例如, 有些企业内部控制不健全, 缺乏完善的自我约束机制, 以至于各部门或个人的职责和相应的权限难以区分, 造成内部管理及业务流程混乱;有的企业虽然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 但是执行起来流于形式, 这些现象都会导致会计诚信的缺失。现代财务会计是以权责发生制为确认基础, 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应计、预提和待摊项目, 会计信息制造者就可以通过操纵应计项目的确认时间来制造虚假业绩, 如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确认费用;另外, 会计规范体系也不完善, 而企业又是社会各方利益的联结点:即投资者从中获取投资报酬, 管理人员从中获取薪金, 政府从中获取税金。在许多情况下, 各方利益经常发生冲突。投资者、管理者从个人角度出发更多考虑的是企业的微观利益, 政府则从全社会角度考虑的是实现本国资源最优配置的宏观利益。微观利益与宏观利益的博弈, 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会计造假的产生。

三、遏制会计失信行为发生的对策建议

(一) 树立正确的盈利观。

要发展, 不能仅局限于眼前和局部利益, 要看到长远和整体利益。诚信和利益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原则, 企业只有尊重市场内在规律才能得到长远发展。会计人员在执业活动中讲求信用, 保守秘密, 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真实、完整的会计核算, 不弄虚作假、不为利益诱惑, 执业谨慎, 信誉至上, 保证提供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 才能赢得投资者和公众的信任。

(二) 建立有效的内部监控体系是确保会计信息真实性必不可少的一环。

目前会计监督、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监督等监督标准又不统一, 各部门在管理上各自为政, 功能上相互交叉, 造成各种监督不能有机结合, 不能从整体上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虽然有关部门每年都要进行税收财务物价检查, 会计师事务所每年都要对会计报表审计验证, 但其经常性、规范性以及广度、深度、力度都不能给企业内部会计监督提供有力的支持, 进而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应当根据法律规定, 结合本单位会计工作实际, 在与《会计法》规定不相抵触的前提下, 制定适合本单位的内部会计管理制度, 按照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 合理设置会计及相关工作岗位, 明确相关业务的程序和相关人员的职责权限。扩大及加强监事的职权, 并采用灵活的组织形式, 对本单位会计核算的监督检查经常化、制度化, 针对发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及时修正或改进, 同时还应公开办事程序、办事制度及办事原则, 广泛接受群众监督。

(三) 加强诚信的宣传教育, 建设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国自新《会计法》修订与实施以来, 相应建立了一系列会计法规、规章、制度, 构成了以《会计法》为中心的会计法规制度体系, 这为会计信息的诚信创造了坚实的法律依据。为了加强对会计人员的诚信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 首先要从培训教育抓起, 注重对即将走向会计工作岗位人员的教育, 注重对已经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的诚信品质的培养, 使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其次要推行信息档案制度, 形成良好的社会诚信舆论氛围, 建立单位负责人、会计人员的个人信息档案, 并向全社会公开, 使造假者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从而营造会计诚信氛围, 培养会计诚信精神, 塑造企业诚信形象, 打造会计诚信品牌。

(四) 建立民事赔偿制度, 加大处罚力度。

失信行为 篇5

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涉税失信行为管

理办法

核心内容: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涉税失信行为管理办法中,构建纳税人信用体系,建立涉税失信档案。如果纳税人有欠缴税款,不按规定正常纳税申报、偷逃税款等情况,纳税人被统一纳入涉税失信名单中。接下来法律快车为您详细介绍。

关于发布《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涉税失信行为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

为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纳税信用管理,推动纳税人诚信自律,提高税法遵从度,切实维护国家的税收利益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局制定了《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涉税失信行为管理办法(试行)》,现予以公告。

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

2014年12月15日

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

涉税失信行为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纳税信用管理,推动纳税人诚信自律,提高税法遵从度,切实维护国家的税收利益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公告〔2014〕4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试行)〉的公告》(公告〔2014〕41号)、《江苏省社会法人失信惩戒办法(试行)》(苏政办发〔2013〕99号)、《江苏省自然人失信惩戒办法(试行)》(苏政办发〔2013〕100号)、《苏州市社会法人失信惩戒办法(试行)》(苏府办〔2014〕192号)和《苏州市自然人失信惩戒办法(试行)》(苏府办〔2014〕193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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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苏州市范围内(不含苏州工业园区、张家港保税区,下同)纳税人及自然人涉税失信行为(以下简称为失信行为)的认定、惩戒及其管理,适用本办法。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包括在苏州市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含个体工商户、自然人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和对失信行为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失信行为指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五条 各级地方税务局负责辖管范围内纳税人及自然人的涉税失信行为管理工作。

第六条 失信行为管理遵循客观公正、标准统一、分级分类、动态调整的原则。

第七条 各级地方税务局应积极参与地方政府信用体系建设,与相关部门建立信用信息共建共享机制,推动纳税信用与其他社会信用联动管理。

第二章 失信行为的认定范围

第八条 失信行为按适用对象分为纳税人失信名单和自然人失信名单。

第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纳税人列入纳税人失信名单:

(一)有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行为的;

(二)被处以行为类行政处罚,或因认定为偷税被处以税款类行政处罚的;

(三)有按照《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试行)》规定可以公示的行为的;

(四)按照《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评价应直接判为D级的。

第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列入自然人失信名单:

(一)纳税人失信名单中所列纳税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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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纳税人失信名单中所列纳税人的失信行为负主要责任的财务负责人。

第三章 失信行为的评价标准

第十一条 失信行为按照严重程度从高到低划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严重失信行为(下称黑名单)、较重失信行为(下称黄名单)和一般失信行为。

第十二条 应认定为具有严重失信行为的纳税人包括:

(一)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逾期6个月以上仍未缴纳的;

(二)被处以以下类型行政处罚的:

1.被处以行为类一般行政处罚,罚款金额1万元以上的;

2.因认定偷税被处以税款类一般行政处罚,罚款金额10万元以上的;

(三)根据《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试行)》依法被公示的;

(四)评价直接判为纳税信用D级的。

第十三条 应认定为具有较重失信行为的纳税人包括:

(一)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逾期2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仍未缴纳的;

(二)被处以以下类型行政处罚的:

1.名单调整前12个月以内,有违反发票管理规定被行政处罚1次以上或者情节严重的;

2.被处以行为类一般行政处罚,罚款金额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符合本条第(二)款第1项的除外;

3.因认定偷税被处以税款类一般行政处罚,罚款金额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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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应认定为具有一般失信行为的纳税人包括:

(一)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逾期2个月以内仍未缴纳的;

(二)被处以以下类型行政处罚的:

1.被处以行为类行政处罚,罚款金额2000元以下的;

2.因认定偷税被处以税款类行政处罚,罚款金额5万元以下的。

第十五条 自然人失信行为的等级划分依据对应纳税人的失信行为等级进行评定。

第四章 失信行为的结果应用

第十六条 对列入失信名单的纳税人及自然人,各级税务机关应加强内部管控,按照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原则,实行差别管理。存在较重及严重失信行为的,税务机关应主动对外提供,提升失信信息的联动效应。

第十七条 失信名单的内部应用

(一)分类纳入风险管理,作为重点监控对象,提高监督检查频次。发现税收违法违规行为应进行处罚的,不得适用规定处罚幅度内的最低标准。

(二)对欠缴税款纳税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采取发票停限供措施。

(三)对非正常纳税人,加强关联企业的监控和管理。

(四)列入失信名单的纳税人不作为政府购买服务对象。

(五)及时督促纳税人和自然人停止和纠正失信行为,可采取信用提醒和诚信约谈等方式予以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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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提醒指将失信信息书面通知纳税人,提醒其纠正和规范相关行为。诚信约谈指对纳税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进行约谈,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敦促其在今后的生产、经营和服务中严格自律、诚信守法。

(六)税务机关依法与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措施。

(七)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依法采取其他严格管理的措施。

第十八条 失信名单的外部应用

(一)将失信信息通报相关部门,建议在经营、投融资、取得政府供应土地、进出口、出入境、注册新公司、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获得荣誉、安全许可、生产许可、从业任职资格、资质审核等方面予以限制或禁止。

(二)将失信信息提供各级信用平台,供市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使用部门在对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荣誉评定、信用等级评定和实施行政许可等工作时,作为参考依据。

(三)对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其法定代表人,在出境前未按照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纳税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规定,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阻止其出境。

(四)因税收违法行为,触犯刑事法律,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税务机关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通知工商行政管理等机关限制其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对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税务机关可以依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向征信机构通报,供金融机构融资授信参考使用。

(六)对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案件的当事人,由执行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采取限制高消费等惩戒措施。

第五章 失信行为的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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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失信信息统一纳入系统管理,按期自动归集,及时、准确、完整地整合形成失信名单。

失信名单定期滚动更新,分类公示发布并提供外部应用。

第二十条 失信名单按季筛选产生。涉税黄名单有效期3年;自然人纳税人或自然人列入涉税黑名单有效期5年;其他纳税人列入涉税黑名单有效期7年。

有效期自纳税人或自然人列入失信名单的失信行为全部消除之日起计算。有效期内失信等级提升的,自评定等级调整之日起重新计算。

第二十一条 涉税黄名单、黑名单分别提供、纳入苏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黄名单、黑名单。

第二十二条 失信名单发布公告内容包括:

(一)纳税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组织机构代码、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及公民身份证件号码(隐去出生年、月、日号码段,下同),负有直接责任的财务人员姓名及身份证件号码;

(二)自然人姓名及身份证件号码;

(三)主要违法、违规事实、相关法律依据、处理情况、处理单位。

第二十三条 列入失信名单的纳税人或自然人,对失信行为的认定结果有异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向税务机关纳服部门书面申请实施信用修复:

(一)税务机关评定结果不符合实际情况。

(二)非因主观故意发生的失信行为,且已及时整改到位。

第二十四条 纳税服务部门受理信用修复申请后,于2日内传递至基础管理部门进行信息核实。基础管理部门于10日内完成核实任务,确认失信行为评定错误或有特殊原因已整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

改解除的,15日内逐级报市局征管科技部门修正信用名单。征管科技部门同步修正对外提供或公示的信用名单。

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信用修复申请之日起30日内做出回复。由纳税服务部门对纳税人或自然人予以书面回复,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五条 信用修复核实期间,不影响失信信息的公示与处理。

第二十六条 纳税人和自然人对其失信信息享有知情权。信用评价状态变化时,税务机关应采取适当方式进行通知、提醒。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以内”、“以下”包含本数,“以上”不包含本数。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制定实施。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失信行为 篇6

关键词:武器装备承制商,重复博弈,声誉机制,信用评价

作为装备采办主体,军方和武器装备承制商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代理方承制商对武器装备生产的实际发生成本、自身生产保障能力、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和行为偏好等方面信息的掌握远比委托方军队所掌握的要多。武器装备承制商利用军方无法直接观测其行为的信息优势和环境变量的不确定性做出有利于自身效用最大化但违背军方意愿的失信行为[1],造成武器装备采办“拖、降、涨”的严重后果。

目前,武器装备市场内的承制商数量有限,呈现不完全竞争局面,武器装备研发生产成本巨大。为了减少承制商的失信行为,促使承制商主动采取对军方有利的行为,军方往往设计激励合同提高承制商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但承制商失信行为降低的成本以及由此获得的利润有可能大于军方给予的激励利润。从长远角度看装备采办是动态重复博弈的过程,承制商的代理结果可以通过历史行为被军方观测到,军方下一阶段的博弈选择依赖承制商上一阶段的行为,双方的战略空间远远大于和复杂在于每一阶段博弈中的战略空间,从而会带来一些在单次博弈中不会出现的均衡结果。当承制商的长期收益取决于军方对其信任程度即承制商所累积的声誉时,承制商就会积极地建立好声誉以获取更多与军方合作的机会,得到长远利益,形成的声誉机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承制商的失信行为。通过信用评价手段将承制商行为过程直观化、数据化,可以有效地揭示更多信息,约束和监督承制商行为,促使承制商主动提高自己的声誉以增加未来价值,达到长期治理武器装备承制商失信行为的目的。

1 武器装备承制商失信行为的原因分析

1.1 委托代理双方博弈的重复次数不够

经济学家克瑞普在“连锁店悖论”中指出,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有限次重复博弈问题不会促进参与人合作行为。只有在多次连续博弈中才可以产生声誉效应,形成声誉机制并对行为人产生约束力[2]。由此可见博弈重复的次数越多,承制商建立声誉的积极性就越高。尽管装备体制改革后武器装备市场的竞争性有所提高,合作行为不止发生一次。但在采办实际过程中,武器装备的专用性使得某一承制商通过竞争手段取得合同后就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与其竞争的承制商寥寥无几,同时采办时间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装备的替代性差,容易使委托方长期依赖于该承制商。因此军方与承制商之间博弈次数十分有限,与建立声誉相比失信行为带来的收益更大。

1.2 博弈过程的信息完备性不足

除了博弈的重复次数,博弈信息的完备性也是影响重复博弈均衡结果的主要因素[3]。在博弈过程中,博弈双方的信息不可能完全被揭示,信息完备性越强,承制商的失信行为就越能够及时被军方观测到。委托代理模式是造成双方博弈信息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军方出于节省资金考虑不可能付出巨额成本获取承制商信息,承制商也会最大限度地向军方隐瞒信息以保证自身收益。军方由于保密等原因也会保留一些信息不提供给承制商。因此信息完备性不足导致承制商的失信行为不能及时被军方发现,声誉机制也就不能对承制商形成制约。

1.3 监督惩罚机制不健全

在我军武器装备承制商选择机制和承制商信用评价机制不健全环境下,仅靠声誉效应很难促进双方的合作,必须结合监督惩罚机制以提高合作水平[4]。但目前我军的监督手段多以行政为主,司法监督、经济监督和第三方独立设计监督等手段比较薄弱,从研发到产出的时间过长,没有足够的有效数据作为监督依据,监督过程流于形式,现行合同制度对承制商约束力不强,没有落实应该承担的责任。承制商的垄断地位使军方不能真正按照法律合同对违约承制商进行惩罚。脱离了监督和惩罚机制的重复博弈无法形成有约束力的声誉效应,发生失信行为不会付出更多的成本但却可以产生超额利润。

2 重复博弈形成声誉效应机理

重复博弈是同样结构的博弈重复多次,每次博弈称为“阶段博弈”,前一段的博弈不改变后一段博弈的结构,之前的博弈过程可以被所有参与人观测到,参与人的总支付是所有阶段博弈支付的贴现值之和或加权平均值[5]。重复博弈可使参与人权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并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由此形成声誉效应。以法玛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动态博弈理论引入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中,论证了在多次重复代理关系情况下,竞争、声誉等隐性激励机制能够发挥激励代理人的作用。霍姆斯特姆将法玛的思想模型化,建立了声誉激励模型。

假设在单次博弈开始委托方A选择信任代理方B,B选择诚实,双方的收益分别为x1>0,x2>0。如果A信任B,B选择欺骗,则A收益为y1y1<<0<,B收益为y2y<2>x2<。显然B的最优选择是违约,作为先行动的A在B可能违约的状态下最优选择是不信任。如果双方没有合同约束,这个结果就是唯一自我执行的博弈结果,双方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有所奉献,相反会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重复博弈下的声誉机制。长期的委托代理关系会对人们行为选择产生影响,眼前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现时收益意味着未来交易机会的损失,最终结果在这二者之间权衡。

在单次博弈收益基础上考虑无限次博弈情况。假设A和B时间贴现因子α0<<α<1<相同。如果双方相互信任,那么他们的总贴现收益为:

如果B在第i次博弈时开始欺骗A,A终止与B的合作,那么他们的总贴现收益调整为:

通过不断博弈可以看出,从利益的角度讲,A选择继续交易要比终止交易更好,当A做出继续交易的选择时为了使B不欺骗A,只要让B欺骗的收益不高于不欺骗的收益,即下面等式成立:

式(5)的成立取决于博弈相关参数的取值,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贴现因子α,除了货币形式的未来贴现率,还可以表示为继续博弈的概率或者博弈双方的耐心程度。因此,当α高于某一临界值,使得B从失信行为中得到的收益小于由此丧失的未来收益的现值时,B就有信守承诺,建立声誉的激励,合约无需第三方的验证与监督就可能自我实施。声誉的建立和维持成为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确保交易顺利进行的一种保障机制。重复博弈形成的声誉效应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完备的市场机制,假设:交易是重复进行的且竞争充分;不诚实信息可以被及时传播;对违规的严厉惩罚[6]。

3 减少武器装备承制商失信行为的声誉激励模型

在重复博弈理论中,理性参与人是指机会主义者或者非合作参与人及其行为的简化概括,非理性参与人是不同于我们熟悉的行为方式的另一类参与人的概括,是讲信誉重义气或合作类型的参与人。非理性参与人并不是不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他具有特殊的效用函数[7]。武器装备采办的重复博弈过程基本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条件1:从武器装备建设的长远利益考虑,军方是讲义气重信誉的非理性委托方,采取针锋相对战略,对承制商上一阶段的道德风险行为实施惩罚,使其回到正常的合作轨道,不会影响双方的继续合作。

条件2:假设有两个以上的某型装备承制商,军方选择一个承制商签订合同,承制商是非理性的概率为i,理性的概率为1-i。理性的承制商自然选择战略,非理性的选择针锋相对战略。

条件3:博弈时承制商知道自己的行为,军方只知道承制商的行为概率。第一阶段博弈结束后根据观测结果进行第二阶段博弈,再根据第二阶段博弈结果进行第三阶段博弈,以此类推。从博弈开始到结束这段时间内的贴现因子设为α=0,即资金的价值不变。

根据以上三个条件建立承制商声誉激励模型。设承制商发生失信行为是Ud,不发生失信行为是Uh;军方对承制商的惩罚或不合作为Vp,对承制商的奖励或合作为Ve;承制商的行为产出为OU,承制商的行为成本为CU;军方对承制商的策略为TV,则每一阶段装备采办给军方和承制商带来的效用分别为Ba和Bs:

O(U)是U的增函数,C(U)是U的增函数。双方阶段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考虑博弈进行二个阶段的情况。在第一阶段,根据军方特点,军方会选择Ve,非理性承制商选择Uh,理性承制商在第一个阶段通常不会选择Ud,否则就暴露了它是理性的本质,失去跟军方在第二阶段的合作。在第二阶段,军方根据前一阶段承制商的行为选择Ve,非理性承制商因为军方第一阶段的选择而继续选择Uh,理性承制商则考虑是最后一个博弈阶段,不会顾及当前的选择对军方在下一阶段的影响,因此它的最优选择是Ud。因此博弈结束后军方的期望效用是:

考虑博弈重复T次的情况。当博弈进行有限T次,双方为了获得下一次的收益,在T-1阶段均能取得合作。只有在最后一个阶段,理性承制商才会暴露本质选择Ud。军方和非理性承制商仍然选择合作,双方的期望效用分别为:

当T→∞时表明博弈次数足够多,参与人有足够的耐心,那么双方的期望效用可以近似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承制商与军方初次合作时为了建立军方的信任,可以忍受守信带来的较低收益以便获得未来和军方长期合作,短期的低收益能够换取长期更多的收益促使不管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承制商,都会选择合作。有限次数的博弈在第T阶段之前,双方选择合作的阶段数量与i无关,只与T有关,i仅仅影响双方的期望效用值并且与Ba和Bs正相关,T-1阶段之前的努力都大于单期合作时的努力程度。只有在最后博弈阶段,理性承制商才会把过去建立的声誉用尽,获取最后一次短期高收益。当T→∞时:

即在无限次的重复博弈中,双方合作与i无关。不论i多么小,只要重复次数足够多,合作局面一直存在。

4 建立信用评价体制确保声誉机制发挥作用

在武器装备市场中,声誉机制激励承制商从长远利益考虑选择与军方合作并自觉遵守合同。所以声誉机制在装备采办过程中对承制商行为是有重要影响的。为了使声誉机制顺利实施,根据声誉效用发挥前提条件建立信用评价体制,以保证声誉机制更好地减少承制商失信行为。

4.1 增加博弈次数,提高竞争意识

由于采办项目的每个决策点都必须经过决策者审批同意后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因此在决策点对承制商进行信用评价,可以很好把握承制商上一阶段的努力程度,根据结果调整采办策略,增加双方的博弈次数,博弈次数越多承制商对长期利益就越重视,树立良好声誉的积极性就越大。合作局面的存在是建立在无限次博弈的基础上,但在实际采办中博弈次数不可能无限次出现,最后一次博弈就意味着合作结束。信用评价将承制商与军方合作的整个过程转化为直观数据,促使承制商认为虽然当前项目结束,但由于它面对的买方只有一个,而卖方却不止它一个。为了能获取下一次合作机会,哪怕是项目的最后阶段,也必须选择诚实,这样才有资格与其它承制商竞争,提高了承制商的竞争意识。

4.2 加大信息揭示力度

通过军方与承制商的不断博弈和对承制商行为的连续信用评价,军方对承制商研发生产情况了解加深,更多相关信息得到揭示,承制商选择机会主义行为就能够及时被军方发现并受到惩罚,使他为了获取短期收益而丧失长期收益。信用评价不仅可以揭示承制商过去的行为信息,还可以通过评价方法揭示承制商行为信息的规律,帮助军方预测承制商未来行为的发展动向。信用评价结果所体现出的承制商声誉等级优劣的信息在武器装备市场甚至全社会披露,为军方对承制商的监督和激励提供依据,从而增强承制商的声誉意识。

4.3 完善监督惩罚机制

运用信用评价不仅对承制商进行短时有效的监督管理,更重要地是将承制商的行为记录在案并串联起来,成为“秋后算账”的依据,使之成为长期有效的监督管理资源,激励约束承制商按合同约定从业,循序渐进地正确引导其树立声誉意识,加强自律自觉行为,降低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信用评价结果的公示可以让更多承制商了解彼此的信用状态,形成相互监督的局面,也促使军方在承制商发生严重道德风险时,为了给其它承制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就必须对承制商进行相关的惩罚。合同双方在诚实、信任的基础上充分合作,在合同履行中形成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和合作氛围,这样才会减少失信行为。

参考文献

[1]魏刚,陈浩光.武器装备采办制度概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317.

[2]张红岩.基于博弈论的集中招标采购机制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3]谭海涛,雍俊华,蔡永刚.基于声誉效应的装备采购道德风险防范机制分析[J].军事经济研究,2011(1):45-48.

[4]张发,赵巧霞.信用制度与合作的Multi-Agent仿真模型[J].计算机工程应用,2004(24):97-100.

[5]Robert j.Aumann.Survey of Repeated Games[J].Game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Economics,1981(4):11-42.

[6]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59-69.

捐赠失信初探 篇7

捐赠是一项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公益活动[1], 它已经成为解决灾难救助与社会救济的重要手段, 成为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途径, 是社会发展和完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公益捐赠的合理、有序的运行关系着国计民生。可是近年来, 捐赠者爽约、不兑现捐赠, 以致受赠机构将其告上法庭的事时有发生;全国各地随处可见的商场捐款箱, 收到的捐款绝大部分根本就没有捐给灾区或需要救助的群体, 而是成为了该商场员工的“福利”。捐赠失信事件屡屡发生, 受损的, 不仅仅是公益。

一、捐赠失信的表现

1.捐赠主体失信。

我国某次大型电视赈灾义演上, 许多人上台对着电视摄像镜头将捐款信封投入密封的捐款箱, 最后清点, 竟有一半信封是空的。这是集体性的捐赠失信。还有一类捐赠主体, 主要存在于企业范畴。捐赠企业先给一个“空头支票”, 待自己的目的达到、名利双收之后, 就迟迟不兑现先前的诺言, 使得募捐机构的计划屡屡落空。北京通康生物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董占义与中国红十字总会签下协议, 即将捐赠两千万元建立中华骨髓库。总会马上授予了他“中国红十字勋章”, 以及“慈善大使”称号的相关证章、证书和牌匾。但这位号称“中国慈善第一大使”的董事长, 不仅没捐一分钱, 连人都杳如黄鹤, 没了踪影。最近由于一些空头慈善家言而无信,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字总会等几家社会公益机构将其告上法庭。

2.捐赠受体失信。

2007年都还沸沸扬扬的“胡曼丽事件”:胡曼莉先后成立了丽江民族孤儿学校和丽江妈妈联谊会, 在12年的时间里, 先后收到各类的捐款800余万元, 但是在2001年曾经多次向胡曼莉捐款的美国妈妈联谊会却将胡曼莉告上了法庭, 美国妈妈联谊会说, 胡曼莉在对善款的使用上存在严重的问题, 法院经过几个月的调查, 认为胡曼莉将善款挪作它用, 违背了捐赠人的意愿,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事业捐赠法》有关条例, 并判决胡曼莉返还美国妈妈联谊会捐赠的善款91.5万元。还有“付广荣事件”等等, 这些行为的出现, 大大降低了慈善组织的公信度。这种捐赠受体失信, 更是直接挫伤了广大捐助者的信心和积极性。

二、捐赠失信的原因分析

1.捐赠受体的管理、运作制度不健全。

一种是具体操作制度不完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公益赠捐是双赢的:它既能为募捐受体提供必要的物质与资金支持, 又能给捐赠主体带来非常有利的社会效应和广告效应。捐赠受体依法行事的意识匮乏, 有时会迁就捐赠主体, 简化一些必要的程序。毋庸置疑, 如果缺乏必要的戒备, 就有可能被一些无良商家看中、“钻空子”;还有一方面, 如果单纯用市场化的手段来促使企业家积极捐赠, 以此来增加基金数, 这种初衷也有可能被一些不良业主利用, 导致竹篮打水。而且, 捐赠也会变质, 因为它已经不是为捐赠而捐赠, 而是为了广告, 它变成了有价的、有偿的, 如此一来, 当捐赠方收获广告效应后, 出现赖帐的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捐赠受体应杜绝这种完全的“市场行为”。从价值意义上来讲, 捐赠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 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是一种不计报酬的道德行为, 任何将其功利化的市场操作, 必然有损捐赠的本来意义。

另一种是管理机制不透明。捐赠受体对所受捐赠的来由和使用情况没有实行完全公开的管理。捐赠的人基本上都对捐赠的结果不甚了解。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或相关管理机制, 社会上贪污、挪用、截流捐款的事才会发生。因为信息不公开, 公众很难监督, 某些企业才敢口头承诺以后又爽约;因为管理不公开, 商场才敢把捐款私吞, 收入自己的囊中。参与捐赠的人数、接受捐赠的总额、捐赠的去向和用途, 都是捐赠受体应该公布的, 也是捐赠受体应尽的责任。因为慈善、公益事业接受、承担的, 是公众的信任和期许。从事捐赠事业, 对一个人的品质要求很严格。很多人办公益机构的初衷总是好的, 但长期面对大量的捐款, 人的欲望有时候会让人变质, 但这不完全是从业者的错误, 更主要的是没有一个良好的监督机制让这些好人做的更好。

2.捐赠主体的诚信意识不强。

诚, 是诚实不欺、真实无妄, 子思认为“诚者, 天之道也;诚之者, 人之道也。”[2]信, 本意是诚实不欺、恪守信用, “忠、信, 礼之器也, ”[3]儒家以“信”为行礼的必备品德之一。诚信, 即诚实守信, 是社会交往关系中行为主体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道德规范, 是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道德基础之一。诚信历来就是一种重要的商业美德[4]253, 信任则是企业无形资产中最重要的一种[5]179。我国自古就有“一诺千金”、“言而有信”等信条。

我国的诚信意识不强, 已经形成了“信用危机”。“我国的伦理信用危机呈现出普遍化和本能化的特征。……在我们的各种交往中, 甚至包括家庭生活中, 我们总是先假定对方是不值得信任的, 然后再去逐步排除这种假定, 而不是先假定对方是值得信任的。”[5]25“失义人心不在, 失信正道不存”。在市场上, 有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定式, 或者说是“理念”, 即:“在这个市场中, 随时随地准备骗别人, 也随时随地准备被别人骗”。整个社会中, 传统道德上的诚信说教与当前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强烈反差, 还有诸如“下信上不信、民信官不信、卑信尊不信、贱信贵不信”等历史残余思想的影响等等, 这些都容易造就出人们应付社会的“双重人格”, 即说一套做一套。当人们都从历史上儒家“重义轻利”思想转到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上来, “失信”所带来的种种事实、后果就成为一种必然。

三、捐赠失信的矫正策略

1.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信用首先是一个道德概念, 指在人际交往中应做到诚实守信。信用在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要, 是所有交易和契约行为的道德基础。信用体系则是指一整套维护社会诚信秩序、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的文化、道德、经济和法律制度。从经济伦理的角度看, 信用体系是信用道德、信用市场和信用制度的三位一体[4]131。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打造诚信社会, 应该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在德国, 一次公车逃票都会被记入个人的诚信档案, 在我国, 某些商家名声狼藉却仍大赚钞票, 许多缺乏诚信的行为公然上演。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既要使失信者得到严厉的惩罚, 同时又要使守信者得到应有的信用收益, 形成奖励惩罚并行的机制。

最关键的是建立对失信的惩罚机制。失信惩罚机制应起到震慑作用和教育效果, 不但要让失信者在社会中受到长时间的惩罚, 且使其在受惩罚中受教育, 这种机制要在失信者付出惨痛代价之后, 给予失信者改过的机会。

2.树立正确的捐赠观念。

捐赠事业在我国还欠发达。社会最尊崇“先富起来的人”, 不少人的想法停留在“我的财富是靠智慧和汗水得来的, 只有我才有充分的拥有权, 凭什么要再送出去。”1898年,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就提出了“应该突破只重财产积累的传统观念, 大力资助有一定风险但从长远看有发展前途的研究和发明事业”[7]。在这种全新的社会价值观的指导下, 他于1911年创立了“纽约卡耐基基金会”, 奠定了现代慈善事业的基础。他曾说, “有钱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 因为所有超过家用之外的个人财产都应该被认为是让社会受益的信托基金。”[7]国际上的新概念“企业公民”, 是指企业要承担公民的责任, 对社会负责, 除去给国家、给社会创造经济财富以外, 他还要对社会工作承担责任, 也就是强调企业家要有社会责任感。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 他们所获捐赠的70%都来自国外和港台, 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社会现实凸显出问题:我国还没有健康的“慈善文化”, 还没形成捐赠的良好社会氛围、缺乏正确的捐赠理念。

3.健全捐赠制度。

只有捐赠制度健全了, 才能产生对捐赠主体和受体在整个捐赠过程中的硬性约束。北京奥委会的做法值得提倡, 他们将捐赠者的捐赠情况详细地在网上公布, 要了解这些信息, 看数字就可一目了然。这既是对捐赠主体义举的尊重和表彰, 还可以有效遏制使用捐款过程中的腐败行为, 即使有些人想截留捐款, 也无从下手。同时, 让群众了解其捐款数目, 就可以对他们援助情况的支出进行有效的监督。只有捐赠的各种管理制度健全了, 捐赠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日常社会救助、救灾抗灾等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 都必须启动社会力量, 需要大家共同帮助。公益捐赠是社会发展完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的合理、有序的运行关系着国计民生。增强社会责任感, 支持公益捐赠事业的发展, 为人民造福, 需要法律、制度的配合, 更需要人们的共同经营, 造就“诚信”中国, 这样才能营造一个有爱心、有责任感的真正不断“发展”的社会。就像现代慈善理论所阐释的, 捐赠应该不仅仅用于“扶贫”, 还应该开展“科学的”慈善事业, 找出贫困的根源, 探索防止贫困产生的途径, 并开展自助性的项目, 为推进社会的长期福祗而投资, 从而达到“真正永恒地造福世界”的目的。

摘要:捐赠, 是一种道德行为, 也是有能力的企业和公民应尽的社会义务, 公益捐赠是社会发展和完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捐赠失信事件却屡屡发生, 究其原因有二:捐赠受体的管理、运作制度不健全, 捐赠主体的诚信意识不强。只有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树立正确的捐赠观念, 健全捐赠管理制度, 才能矫正捐赠失信的行为, 才能促进中国公益捐赠事业的健康发展, 最终为社会、为民众造福。

关键词:捐赠失信,公益捐赠,诚信意识,社会信用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Z].1999.

[2]中庸[M].朱熹, 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3]左传.昭公二年[M].蒋冀骋, 标点.岳麓书社, 1988.

[4]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5][美]法兰克.K.索能伯格.凭良心管理[1].游自珍, 郑启鸣, 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6]欧阳润平.论社会伦理信用体系及其危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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