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与国际性

民族性与国际性（共12篇）

民族性与国际性 篇1

随着我国融入国际大家庭, 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之间共通的东西日益增多。就服装而言, 具有某种审美意识的服装, 一旦当它与时代的脉搏相吻合, 就有可能成为国际时装的潮流所在。民族化的个性只有融合在时代感的共性之中, 才能闪现出应有的光彩。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 我们的着装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服饰的演变, 我们要考虑将中国民族服饰传统内涵转变成现今的创意精神, 在中国特有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 只有不断地坚持继承、改革、创新, 才能较好地解决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

一、服装品牌产业体现服装设计的民族化与国际化

产品本身的核心要素包括差异化、产品线的宽度和产品所具有的独特风格。人们普遍“喜新厌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服装本身也需要不断创新来迎合社会的变化和需求。例如在现代服装女装秋冬时装展览上, 面料的运用表现得非常丰富, 他们在棉/棉纶、马海毛/棉纶等交织混纺的拉毛面料上, 运用了现代扎染工艺, 产生变化而又丰富的层次来传达面料的独特、精致、手工的人情味, 这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氛, 同样也符合现代人在服装上不断需求和不断创新的意识。

二、服装品牌的产品创新

服装品牌的产品创新就是流行性、季节性、式样、设计师声誉等软性的商品价值。在同质商品大量涌现的当代, 人们在购买商品时, 挑选的不是硬性商品价值, 而是能满足人们感性追求的软性商品价值。服装的流行符合了现在的时代潮流, 它的不断进步同时也使服装业得以发展, 为迎和人们求新的心理需求而变化, 在产品销售上起到一个主导的基础。因为现代人们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硬性需求来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 更多追求的是美观和时尚。所以服装产品的创新与产品的销售有着直接的关系, 创新也就成为了服装产业的生命线。

三、建立独特的品牌文化

很多品牌之所以经久不衰, 就是设计师把个人灵魂和个性注入进服装里了, 所以, 服装业其实并不单是制造业, 也是艺术行业。

四、品牌文化的民族化与国际化

(一) 民族文化融入先进的品牌营销方式

文化品牌在注入了一种民族的、现代的、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文化意识后, 才使得品牌成为反映传统的、本民族的审美观、道德观的文化载体, 品牌的树立和营销过程也成为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品牌的打造是持久战, 世界名牌都是通过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经济对品牌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夏蒙走的是与国际品牌加工合作的道路, 先熟悉国际规则, 再创国际品牌;庄吉法派使用的是与国际巨头合作的方法;而拿现在报喜鸟要在敦煌举办一次“天垂丽象”的主题活动来说, 在丝绸古路演绎原创豪情, 它走的就是另外一条道路。

(二) 坚持并拥有自己独特的工业文明

坚持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 并将其融入到自身的工业产品和企业品牌的建设中, 形成自己的独特品牌文化。这点对于服装品牌的建设尤其重要, 时代感和民族化使中国品牌走向国际化。近些年来, 中国的京剧、民族歌曲、杂技、风筝、服饰 (如旗袍、唐装等) 在国际上越来越受欢迎, 得到广泛的赞誉和推广, 在根本上就是以民族特色作为推动力。所以, 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根本策略就是要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利用国际惯例的运作方式, 把中国的文化特色推出去, 雅戈尔的罗浮宫之旅就是一个实例。

一年一次的世界法国巴黎时装节、时装展无不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多少人趋之若鹫。而近年来时装展各个发布会上的中国设计元素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亮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日益增大, 当说中国话也成为必修课时, 当中国节日成为全世界的节日时, 中国服装也成为了世界服装界中的一朵奇葩。世界的趋势是多元化的发展, 随着多元化时代的降临, 中国文化必然要走向世界。

五、结语

中国的服装离不开世界范围内文化的影响与改变, 同样, 世界服装大家庭也不能缺少中国元素的补充与点缀。在多元化的今天, 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之路是我们每一位设计师必须面对的问题。“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希望每一位设计师能在自己的设计之路上寻找到艺术的真谛。

摘要：中国民族服装有许多值得探讨、研究的内容,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 折射出了特定民族的文化和当地的风情。一百多年以来,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的服饰也出现了巨大的演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 如何让中国服饰能够真正地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时尚元素, 这是所有中国服装设计师所关心的问题。

关键词：服饰演变,民族化,国际化,融合

参考文献

[1]袁杰英.中国历代服饰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6.

[2]曹建宁.民族时尚——服装设计永恒的主题.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3]王俊.中国服装.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4]史林.“民族化”与“国际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民族性与国际性 篇2

关于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的思考 作者：吴定初

来源：《内蒙古教育·基教版》2013年第01期

国际化与民族化是同一坐标上的“经”和“纬”，两者在标位上是互为参照的。就改革教育现状而言，中国基础教育走向国际化，主要是寻找和认识自身的不足，希望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来提高和发展自己。从中国基础教育的实践出发，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思路与模式，运用适合中国人操作的运作方式，以引导中国基础教育健康发展。

基础教育的国际化要以民族化为前提。虽然我们强调教育国际化重在提高和发展自己，但如果缺乏对中国教育现实的深刻了解和分析，盲目引进，极有可能会出现“圆凿方枘”的结果。同时，基础教育的国际化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肯定民族教育传统的基础之上。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理想境界是，通过与他国平等交流与合作，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同时，发展中国的基础教育并扩大其国际影响。教育国际化的含义很多，“包括让世界了解中国”。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拥有被国际认可、使自身能不断迸发成就感的东西。越是民族的精华，越能赢得世界的尊重。吴文俊教授在“机器证明理论”中强调：“真正让西方人所不及的，也正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的普适原则。”这是中国基础教育走向国际化必须坚持的信念。

中华民族文化最富于魅力并引起世人赞叹之处，不仅在于她灿烂悠久，更在于她在“内忧外患”中一次又一次表现出强大的再生能力。凭借着自强不息和不断推陈出新的顽强精神，中华民族衍生出了博大深邃的哲学智慧、容载万物的道德文化、“民为邦本”的价值取向，以及“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等。中国有丰富的基础教育传统，在教育国际化的今天，坚持自强不息、推陈出新的精神，就可以做到保留和弘扬民族优秀的基础教育传统，显露其固有的潜力；勇于创新，适应时代前进的要求，对民族的基础教育传统进行新诠释，赋予其与时俱进的活力，使之适应教育现代化的需要。如此，中国基础教育必将继往开来、重铸辉煌。

民族性与国际性 篇3

【关键词】师承；武术；国际化发展

一、武术发展的历史问题

中国武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容健身、技击、观赏于一体，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形态，今后的发展当然仍将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顺应武术的固有规律向前运动。健身是武术的基本社会功能也是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但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建国后，以弘扬民族文化，挖掘文化遗产的角度，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武术着重发展了其观赏性的一面，出现了不少花团锦簇的新套路。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今日武术发展之路要顺应传统文化的根脉。武术这种独特的身体运动方式，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关系不止于简单的“文化价值观对文化活动方式的制约”，其实，两者相互激荡和引发，而这种激荡和引发的机制是由人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所以，渊源悠久的中华武术，数千年来对中化民族的整个思想文化——包括思维方式、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宗教思想，乃至身心修养、中医理论等——潜移默化，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二、师承的含义

“师承”二字从表面看是带一点传统甚至“封建”色彩。但究其实质师承是什么？师承是“历代有成就习练者心血和体悟的继承、传承与总结”。

在武术界，气功界，内丹学界，人们选择老师学艺时，历来对门派及师承问题很是关注。当然，这似乎是很正常的事：有门派就有创始人，有创始人就有传人，有传人就有代有辈。若崇慕某一门派，再能知根知底，拜师学艺心里就踏实。淡然，既吃五谷杂粮，什么样的人也都有。即便在对某一功法门派进行研究介绍中也涉及到师承，对此师承问题也不过当作一个自然关系来对待。

三、中西体育文化之间的差异影响武术国际化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西体育文化交流虽然在不断加强，但交流的内容大多停留在技术层面，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如心理价值观、思维方式，彼此之间还有待于深入了解。

中国传统思维的基点是“天人合一”，其影响也毫无疑问地渗透到武术中来。如体现在武术中的“天人合一，形神兼备”、“内六合，外六合，内外相合益处多”、“以心会意，以意调气，以气促形，以形会神”等。中国传统养生术以及一些传统拳术和功法练习则要求与自然环境、季节、气候、时辰相对应，这也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和谐发展的观念，反映了中华武术追求身与心、机体与自然，以及自身机体平衡协调发展之整体效益的价值观。

四、传统师承影响国际化发展

1.传统师徒传承影响武术国际化发展

儒家自古以来就重视教师的作用，强调教师的职责。儒家认为，“作为师者就应该做到‘为人师表、德才兼备、敬业爱生’。同时，儒家又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家认为，教师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和渊博的知识，并认为教师是学生的榜样，只有自己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

2.传统师承的理念阻碍了武术国际化发展

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受其影响武术不但要求强身健体、防身自卫，而且更强调武术的教育功能。它要求在练习武术的过程中参悟人生哲理，培养品德，提高人的精神修为，达到“德”与“艺”的统一，如“武德比山重，名利草芥轻”。

道德标准是作为择徒的要求，这种道德要求一般表现为：师者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所要承担的责任，在有关史料中对于那些一技在身，如藏至宝，不肯尽其法以惠人，或索取、供养，以看人给其钱财多少来定教人的给予了批判，同时也对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人进行了肯定。

清代的杨氏太极拳谱中就有五不授。这些条规就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了对择人的具体要求。唯物主义者认为人们总是根据他们所依据的社会环境、阶级地位，从他们所进行的生产与交换的经济环境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3.武术国际化发展必须转变传统师承理念

西方竞技体育的激烈对抗性，惊险刺激性，功利性强的文化意识，促使传统武术走向国际化的发展必须转变传统师承的理念。传统武术与西方竞技体育相融合的产物竞技武术，是改革、进化的产物，相对具有简单化、易接受、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并且与西方体育的共性成分比传统武术更多一些。

加快武术国际化进程，增加国际武术人口，这是一项基础性工程。首先，通过加强媒体的宣传和举办各种中华武术讲座，印发宣传武术知识有关资料，使各国人士加深对中华武术的了解；其次，组织访问团到世界各地巡回表演，展示中华武术各门派的精湛技艺，这样可以吸引世界各国人士的眼球；第三，举办各种形式的武术培训班，开办中华武术学校、举办各种类型武术比赛，培养各国人士参加武术训练的兴趣，提高他们对武术的认识；第四，在青少年中普及武术教育，在中老年人群中普及太极拳的练习。如果能认真做好以上工作必然可以为各国培养、输送大批武术人才，为武术国际化发展打好扎实的人才基础。

民族性与国际性 篇4

关键词：民族性设计,产业升级,意识形态竞争

0 引言

近年来,国内各行各业越来越多的提到了设计的重要性,但是与之不对称的是我们看到国内的设计作品依旧充满了抄袭、山寨或者美其名曰模仿,极大地影响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笔者在日本留学7 年专攻设计,看到和感受过很多日本的极具特色的设计,给人最大的感触是:静与净,是极简主义的最好表现形式,总在不经意之间悄悄地打动你,并强烈感受到日本独有的文化和魅力。近年来,日本设计在中国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安藤忠雄、隈研吾、原研哉等设计大师也被我们所详知,从而也掀起了一股学习日本设计的风潮,但是在笔者看来,很多我们的设计只是学到了皮毛,而没有真正学到灵魂特质,因而摆脱不了“模仿”的嫌疑,问题的关键在于,其所表达的“民族性”特质未能被深刻理解,只能是画虎画皮而难画骨,阻碍了我们的设计进步。本文认为,我国设计业的崛起与超越,必须以设计的“民族性”为起点。

1 设计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美日作为最大的两个经济实体,抛开地缘政治,资源和历史因素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两个国家在20 世纪中期就开始注重设计在市场占有、产业提升和经济振兴中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日本是在一片废墟中重建,当时全球被MADE IN JAPEN所充斥,廉价劳动力、港口便利优势等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日本迅速膨大,而日本产品也被打上了廉价的标签。但在寻求变革中一批企业开始探讨出路,索尼和松下就是当时通过设计带动民族企业振兴的代表。在家电产品还很少的1951年,松下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考察美国回到日本成田机场,就说出“今后日本将进入一个设计的时代”。这个发言在当时具有很深远的意义。美国设计大师雷蒙德·罗恩(Raymond Lonwy)为日本的Peace品牌的香烟包装进行了设计,这个历史性的杰作让当时的日本产业界终于明白设计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并开始关注设计,并将当时的日本工艺指导所改称产业工艺实验所,积极从海外引进了大量设计师。其后随着各种民间和官方的设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整个日本的产业界都投入到设计的大潮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想要取得优势占据先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设计的重要性和产业地位,从小的方面说起,没有好的设计就不可能有好的品牌,而品牌是占据市场的第一法宝。为什么中国游客会在欧洲像买白菜一样扫荡那里的奢侈品商店,会去日本疯狂的购买马桶座、电饭锅?设计在这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产品更加适应消费者的内心精神需求,更加关注在日常生活中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和审美需求,并将独有的美学观念和艺术魅力通过设计活动展现出来,不断满足消费者对自己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自我实现的情感体验,最后顺理成章的在消费环节实现了企业的价值转化和利润实现,获得市场占有和生命力。事实上,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每个国家的对外输出其实更多的是本民族本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输出,就是软实力的竞争,为什么西服在世界每一个文明国家都是标准的礼服和正装,因为欧洲作为世界最高的艺术和时尚的发源地,他们的意识和审美形态,可以决定全球的时尚标准和发展,即使是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的经济实体美日两国,也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改变不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除了历史缘故之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欧洲的艺术底蕴深厚,设计思潮发展较早,所以在时尚界早早树立起标杆,征服了全球的时尚设计。而日本在亚洲作为唯一发达国家,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地位,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输出,像日本的工业产品、动漫产业、偶像团体等,都是日本大和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具象化体现,而实现这些的具体方法就在于日本经济产业界长久以来对设计产业的重视和扶持,日本设计大奖Good Design奖是亚洲最具权威性的设计大奖。Good Design Award不仅重视产品造型语言,更强调消费者使用经验与产品便利性的创新与突破,凡是获得「G」(Good Design)标志的产品,即代表设计和质量的双重保证。这也充分证明了日本在亚洲设计龙头的地位。

和中国一样,日本设计也是从对欧美的模仿学习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融合日本大和民族的思想、审美等意识形态,发展出在世界设计界中举足轻重的日本设计,这其中的过程值得我们反思。特别是现在这个产品高度同质化的市场中,设计的作用不论怎么夸大都不为过,在技术创新中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这三大创新中,许多或者说大部分行业的竞争已经转向设计竞争,而我们国家要在未来的世界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席之位,发展自身独特的中华民族的设计是重中之重。

2 日本设计中的民族性体现

每一个民族都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这些东西应该是深入到这个民族的血液里的,这些文化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应该说艺术的表现是最直观的文化体现。像德国作为一个狩猎民族,他们的设计中都含着伦理性、集团性、规律、质朴刚健、严谨的特性;而以自由民主为口号的美国设计中带有的却是浓郁的开拓者精神、个人主义、多样包容性;作为岛国农耕民族的日本,岛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也形成了日本民族复杂暧昧、幽玄、琢磨不透的多重性格。日本设计从禅宗中获益良多,不但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文化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决定了日本这个民族的艺术和审美的基础。日本早期的设计多是受美国和欧洲的设计风潮影响,日本本土设计的觉醒是在20 世纪80 年代泡沫经济倒塌后,日本各界在思考如何重振经济而做出的改变,这个阶段是日本设计人员在经济和民族文化上的觉醒。日本人做设计首要考虑的是一种减法,因为他们要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于是无论是在生活还是设计上,他们的出发点始终以节约为宗旨。正因如此,他们积极思考如何尽可能地节约资源,满足自我需求的同时,设计得到了更好的升华。无印良品就是一例,原研哉先生成立的无印良品这个品牌,开启了植根于民族文化精神的设计和商业运作结合的模式,甚至可以说,开拓了日本设计真正的新时期,进入了一直到今日都是世界设计主流之一的极简主义时代。无印良品(Muji),无印在日文中是没有花纹的意思,日本店名“无印”意为无品牌。然而靠着清一色无华简朴,以及还原商品本质的讲究手法,低调的无印良品反而成为闻名世界的“No Brand”(无品牌)。无印良品已经有超过7000 种的商品,但是无论从海报到产品都没有太多的视觉语言,甚至文字标题等都可有可无。这种情况,和日本禅宗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思想有关,反对过度包装,强调本色表现。原研哉的设计哲学就是空和简,这也是大和民族的禅学和美学的结合,追求设计的日常化。无印良品的产品从造型上来看是一种简约含蓄的美,正如原研哉所说,要删除多余的东西,不需要多余的东西来让设计变得复杂,正是这种化繁为简,直指本质的设计特点,迅速贴近消费者的内心,显示出了洗去浮华、简朴诚实的生活态度,含而不露,以最少的视觉元素表现那种只可意会的设计内涵。在材料上,同样是一种日式的美学思想,去除一切不必要的颜色,以素材本来的面目和质感,来营造一种贴近自然、融合自然的生活形态和生活意识,这种处处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意识,是日本禅宗的美学观和传统美学观的具体表现。在色彩的使用上大量使用白、黑和中性色调,几乎没有鲜艳绚丽的色调,只使用让人看到舒服安静的灰调子,产生一种寂静幽玄的民族审美。这套设计被世界设计界认为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日本禅意美学的体现,它所提倡的简约、朴素、舒适的生活,拒绝虚无的品牌崇拜,直抵生活本质,满足了消费者的“潜在需要”。严格来说“无印良品”在市场上的售价并不如想象的便宜,但是价格只是消费者本身的一种主观心理而已,无印良品的市场理念是“合理就便宜”,就是说当消费者觉得这个产品具有价值,无论是指质量、造型或者文化,只要能满足消费者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那么价格就不是核心问题,因此无印良品把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东西改良开发成为独特的承载文化特点的产品,获得溢价空间。

日本的设计给人的感觉更显平静而幽雅,整个民族因为自然环境而影响到他们的思考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形成符合其民族气质的设计风格。笔者认为,好的设计一定要有深厚的文化体现,没有文化的设计只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将传统文化和设计师的设计哲学结合,这样形成的设计语言和表达形式会有无穷的张力。

3 中国设计意识的发展和探索

日本的设计起步比中国早,所以在设计思考过程中同样比中国成熟。目前整个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使企业对设计的需求空前高涨,高校的设计专业不断加大,不同层次的设计师也不断涌现。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设计意识导向,或者说没有发展出真正适合本国本民族的设计思想哲学,让诸多企业和设计师在一味的力求突出自己,以为视觉冲击力足够大就可以抢夺眼球,赢得市场,于是形成了中国设计界目前的趋势,张扬而略显肤浅。除了为数不多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企业开始真正将设计写入公司发展规划中,更多的中国企业对设计的重要性并未真正重视起来。“设计就是好看”,这种观念在中国企业中依然占有很大的比例。还有一部分企业热衷于山寨主义,将国外的成功设计进行简单模仿便推出相应产品,这种做法除了触犯知识产权之外,急功近利的心态对于想跻身国际品牌的企业也是一种短视行为。虽然模仿是每个国家、地区和公司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一味地抄袭和模仿,造成的最大问题在于这种环境下设计师所处的环境相对尴尬,心态浮躁而没有内涵。当市场一旦形成风气,对设计师和企业的伤害是深远而沉重的。

表面上看,我国和国际各种大牌产品的距离体现在外观设计上,好像国内设计师怎么做都没有国外设计师做得漂亮大气,但真正的差距应该是在设计人员和企业对自身民族文化内涵没有真正把握。设计不仅仅是为了卖出商品,也是一种对消费者的高度关注,更重要的是传播一种文化或者说一种生活态度,苹果公司始终如一的简约时尚,无印良品的自然安静,相比之下,我国的设计师或者企业却在一味求变,缺乏延续性或者山寨抄袭。但是仅仅一味跟随别人的设计,没有自己的风格,就会使我国的产品永远落后于别人,所谓一步差步步差,在抢占市场的过程中,快人一步有时候就是胜利的关键。

4 中国设计民族性的再认知

近年来,中国文化界、产业界都在大力推行“中国特色”,希望不断地融入中国传统元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世博馆中国馆的修建等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但笔者认为,这仅仅是第一阶段,只是凭借直观的东方风情惊艳世界。但同时我们发现,许多设计师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产品设计之间关系的理解、认识过于简单,有些设计单纯为了“中国特色”而设计,忽略了设计本身的意义;或是设计中运用一些仅仅停留在肤浅表面的传统符号上,只是从所谓的“传统图案”上着手,忽略了更深层次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在产品上加一个中国结的符号就能说是中国特色的设计风格吗?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进行的是第二阶段,寻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社会融合,笔者认为,国内对待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方式方法出现了问题,传统文化不应该只是放在博物馆里供人瞻仰的,我们有时候提到传统文化就会产生一种两极分化,要么是一种很古老的,甚至说是很土气的感觉,要么就是高高在上,曲高和寡的感觉,这两种意识都是错误的,对传统的民族性的东西,应该是一种继承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青铜器、宋瓷、古典园林等这些传统艺术瑰宝,虽然现在看这些元素可能觉得和当前这个时代有些格格不入或者说有些脱离大众审美,但是在那个时代都是最流行最具民族特色的东西,为什么这些设计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正是因为设计将传统文化和当时的社会做了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注重的是海外订单的加工和出口,依托于我国的人口优势和自然资源,在制造产品和市场竞争经验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大国和第二的经济实体,但是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市场低迷和衰退,已经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再加上国内企业对市场控制力较弱,环境和人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实际的获利空间越来越小。从宏观层面来看,文化设计产业的发展已经是当前经济产业结构是否升级转型成功的关键要素。这其中如何通过文化设计产业带动加工制造业和整个经济实体升级,在世界工厂的加工制造实力相对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提升设计水平和能力,将各种市场要素凝结成品牌的特点,变成中华文化独有的美学价值,传统文化精神和当代社会进行准确的接轨,以市场为准则进行筛选和发展,借助民族独有的精神魅力转换成市场消费,对于现在的中国设计和产业界是最重要的课题。设计毕竟是产业化的东西,不同于艺术,需要大众的认可和市场的成功才有意义,所以,将民族文化和市场结合,进入第三阶段,形成鲜明的中国设计风格,才能在未来的国际市场上争取到一席之地,特别是在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方面,进而提高国民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5 结语

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设计道路,这点是无可争议的,虽然目前很多企业走的是山寨道路。但是这个也不能一味地去否定,只能是发展的必经之路。学过绘画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大师都是从模仿经典作品开始,然后才能寻找出自己的道路。存在即是合理,都知道日本的民族文化是由中国文化发展而来,但是,现在在很多方面却把我们甩在了后面,关键不在于你继承了什么,而应该在你继承了之后有没有发展。

中国现在经济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设计的发展是必须依托于经济的发展,设计在中国还不能说是很成熟的行业,应该对设计道路上的探索持宽容态度,任何方面的探索都是有价值的。日本设计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也是在三个阶段的探索后才得出来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日本很相似,近代以来亚洲文化始终处于弱势群体,我们必须在拿来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这一点上日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应该学习日本,对设计界多一些宽容,而不是急功近利的要求大跃进,在探索和失败的基础上进行反思,以形成真正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设计思想和哲学,重塑品牌形象,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郭玉良.CIS品牌策划与设计[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5.

[2]山崎和彦.プロダクトデザイン[M].日本.図書印刷株式会社,2009.

[3]原研哉.デザインのデザイン[M].日本.岩波書店,2003.

民族性与国际性 篇5

国旗下的讲话：民族根基，国际视野

国旗下的讲话：民族根基，国际视野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演讲的题目是“民族根基，国际视野”。民族根基是什么？民族根基就是我们华夏民族悠久的历史积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就是中华民族的圣贤们铸就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孔子和孟子两位圣人早在两千年前就奠定了我们民族的根基，就是仁义之国，礼仪之邦。浩然正气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时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宁死不屈的壮烈誓词，更是爱国的“民族大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树立了忠心耿耿的榜样；精忠报国的岳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还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这些仁人志士们正是在民族的根基之上成长起来的。到了上个世纪初，就开始有很多的仁人志士们留学海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像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先烈们，立足祖国，放眼世界，苦苦寻求，回国以后，投身到抗战救亡之中。建国以后，还有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导弹之父、火箭之王”的钱学森和被誉为“中国核弹之父”的邓稼先等科学家，放弃美国优厚的待遇和重重的阻拦，回到当时一穷二白的祖国，为祖国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在民族根基上成长起来的民族的栋梁。北京奥运圣火在法国传递的时候，一些极端分子试图进行破坏活动，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对圣火进行保护，其中就有我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这些济外学子，怀着一颗勇敢的爱国心保卫圣火，这正是体现着民族的根基深深根植在中国人心中。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更应该从现在开始具备国际视野，从我们的校训“人文天下，行者无疆。”就能感受到我们学校在大力倡导传统教育的同时，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空间、国际化的舞台去展现自己、提升自己。相继一批批的济外学子走向世界。济南外国语学校90届英语专业学生，肖桔，1996年考入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毕业后在多家美国IT外企从事IT存储领域技术工作。芦潇然,1996年保送北京外国语大学，1999年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万国邮联大会上曾担任多国翻译和宴会组织者。张汶川，大学期间被公派俄罗斯留学一年，毕业后考入国家外交部，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正如歌中所唱：“（背景音乐响起，下为歌词）不知道我们会在何方，说着何种的语言，可是我们都会记得，济外威武的名言。济外的歌，go our home 青春记忆飘舞在彩色濯幕 翻开那本泛黄的纪念册，喜欢他们白衣飘飘的，济外的歌 never give up 耳畔又想起恩师的苦心嘱托，时间长了脚，飞快的奔跑，为世界有我足迹，哼唱，那一首理想之歌。当我们将梦想一步步化为现实，我们不会忘却这个指引我们方向的地方，这个为梦想修筑桥梁的地方。由此向，及远方！亲爱的母校，我想对您说：感谢你让我们知晓了民族根基，感谢你为我们提供了国际视野。我们会因此而努力，无论将来会走向何方，都会怀着一颗民族心，走向属于自己的一片广阔的天空。

融合民族现代 彰显国际视野 篇6

15年10月17至19日，由西安音乐学院主办的“2015波兰现代作曲家作品研讨会”在西安举行。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院校的专家教授与西安音乐学院中青年学者、作曲和音乐学专业师生五十余人一起，就波兰现代音乐创作进行深入的研讨。17日上午九时，研讨会开幕式在西安音乐学院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二楼会议室举行。西安音乐学院代理院长王真教授致辞。研讨会的策划人、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韩兰魁教授介绍了此次会议的议题，希望通过本次研讨进一步理解波兰民族音乐发展历程，并给我国专业音乐创作和教学带来新的启示。

研讨会主题缘由

波兰音乐是欧洲斯拉夫民族最古老的音乐文化之一。17至18世纪中叶，随着波兰政治经济的衰退，波兰音乐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阻碍。1772年至1795年之间，波兰被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次瓜分最终亡国，从此以后，波兰在世界版图上消失了123年之久。在整个19世纪，波兰民族虽然涌现出肖邦这样的浪漫主义音乐大师，但总体来看，波兰的民族音乐创作乏善可陈，这种状况直至20世纪才得到根本性改变。20世纪初，音乐创作小组“青年波兰”的成立对波兰现代音乐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小组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卡罗尔·马谢伊·希曼诺夫斯基（Karol Maciej Szymanowski 1882—1937）。此后，以克里斯托弗·潘德列茨基（Krzysztof Penderecki 1933—）、维托尔德·罗曼·卢托斯拉夫斯基（Witold Roman Lutoslawski 1913—1994）和亨利克·米科拉伊·古雷斯基（Henryk Mikolaj Górecki 1933—2010）为代表的一批作曲家在国际比赛中频频获奖并取得很高的声誉，一个音乐大国的形象跃然形成于欧洲文化版图之上。这些作曲家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音乐文化传统的同时，将波兰民族音乐语汇与西欧当代音乐创作观念和技法相结合，成为当今国际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创作力量。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文革”后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复苏，这一批波兰作曲家就跃入了我国中青年作曲家和青年学子的专业视野。如何将本民族悠久的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民间音乐素材融入自己的创作？如何在吸收西欧近现代音乐观念和作曲技法的同时，又能保持本民族的音乐语言风格？这一系列问题一直是我国作曲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对波兰现代音乐创作进行全方位、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仅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学术问题，更是促进我国当代专业音乐创作和教学的需要。

音乐作品及创作技法的个案研究

音乐作品及创作技法个案研究一直是我国波兰现代音乐研究的重点，本次研讨会也体现出这一特点。在17日的会议中，共有七位专家针对希曼诺夫斯基、卢托斯拉夫斯基、基拉尔和古雷斯基四位作曲家的作品和技法发表了专题报告。

中央音乐学院龚晓婷教授的发言题为《希曼诺夫斯基的艺术歌曲初探》。她认为，希曼诺夫斯基开波兰现代音乐之先河，其音乐创作理念更倾向于西方（德国、法国），但仍摆脱不了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影响。由于音乐风格的兼容性，其作品具有广泛的人群适应性。作曲家艺术歌曲和其他声乐作品创作风格不完全对应器乐作品分期，该体裁风格变化相对较小，较为保守。龚晓婷引用西蒙·拉特尔的评价来总结希曼诺夫斯基的创作：“我无法客观地评价希曼诺夫斯基，因为你不能指望从深陷爱河的人身上看到客观或理性的态度。无论如何，谈到他的音乐，保持理智总是格格不入。到了20世纪末，全世界都发现，希曼诺夫斯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而这一点，你也许早就知道了。”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金平博士发言题为《希曼诺夫斯基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结构和意义》。金平认为，希曼诺夫斯基的音乐创作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在不同时期，他分别受到德国浪漫主义、法国印象主义和波兰民间音乐的影响，作曲家对以上风格和技法从不全盘照搬，而是创造性地加以融合，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从技法和风格的发展来看，这部协奏曲对巴托克和卢托斯拉夫斯基的创作影响很大。金平还认为，非音乐元素，尤其是古希腊文献的影响在希曼诺夫斯基的音乐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我国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在文学、诗歌、戏曲、绘画中保存很多，对此加以借鉴吸收对我国的新音乐创作大有裨益。

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青年教师符译文的发言《希曼诺夫斯基〈第四交响曲〉创作技法研究》先是简要介绍了希曼诺夫斯基四部交响乐创作概况，接着从《第四交响乐》切入，通过历史性的考察深入阐释了作曲家对“交响协奏曲”这一体裁的贡献，指出了作曲家民族主义音乐创作的风格特点。符译文认为：《第四交响曲》的创作手法反映了希曼诺夫斯基成熟时期的创作特色，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作曲家对传统的继承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法层面，更多体现在他对波兰传统音乐精神的重构。作品中所呈现的以音乐表现为中心的创作理念，体现了他经过长期技术探索后向音乐本体回归的发展趋势。

武汉音乐学院刘永平教授是我国卢托斯拉夫斯基音乐研究的资深专家，他的发言《卢托斯拉夫斯基有限偶然对位及其纵横定位结构》以卢托斯拉夫斯基的《第二交响曲》为例，阐释了有限偶然对位的内涵特征，接着从西方音乐史的角度出发回顾了有限偶然对位的产生和发展，最后参照大量作品，从定位结构的组织方式、纵向定位的和声结构和横向定位的旋律结构三个方面阐释了有限偶然对位的纵横定位结构。

刘永平指出，自上世纪中叶以来，整体序列音乐因把所有音乐构成要素或参数全面序列化，以精心设计的纯理性结构来控制音乐的运动，从而埋下了自我否定的种子；相反，非理性的绝对偶然音乐又过分的随机和即兴，松散的织体和开放的结构却又显得缺乏内在动力和凝聚力；以至于这两种极端的写法，都难以构成富有逻辑性和艺术性的宏大结构。而唯有在特定的体裁形式和结构样式中，采用有“限制的”偶然对位技术，通过作曲家精确地控制和组织整体结构中的偶然过程，演奏/演唱者独立地把握和处理细节的声部关系，混合使用无节拍的随机部分与有节拍的律动部分，使得“控制”与“偶然”有机地融合。这样，方可获得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都超乎寻常的独特音乐风格。这也是卢托斯拉夫斯基有限偶然对位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之一。

星海音乐学院严冬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从卢托斯拉夫斯基音乐创作中得到的体会》。他认为，卢托斯拉夫斯基作品最大的意义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严冬强调了两个概念：主动性（主观性）创作和被动性理解。这二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主动性创作系指作曲前的风格、结构、主题、动机等因素的确定。他通过音响实例进一步说明了音响结构在不同感知层面的迥异表现。严冬教授激情而活跃的发言风格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沈阳音乐学院刘晖教授发言题为《浅析波兰作曲家Wojciech Kilar 的作品〈Krzesany〉》。沃伊切赫·基拉尔是波兰当代著名作曲家，从1959年开始，基拉尔完成了百余部电影的配乐，此外他在室内乐和管弦乐等严肃音乐领域也建树颇丰。刘晖教授简要介绍了基拉尔的艺术经历和音乐创作，并以《Krzesany》（登山）为例对基拉尔独特的管弦乐法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刘辉认为，基拉尔的配器技法较为传统，弦乐、木管和铜管乐器分组写作，不使用乐器极限音区，保持乐队的融合与平衡，非常规技术使用很少，但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刘晖认为，作曲家如何用基础性的配器手法达到一种最佳的音响效果，是我们应该进行关注的一个重点。

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青年教师郑飞的发言《古雷斯基交响曲研究》从音高材料与和声技法入手，通过对三部交响曲的考察分析了古雷斯基作曲技法的演变。在总结古雷斯基作曲思维演变时郑飞认为，《第一交响乐》代表了作曲家创作初期的模仿和试验，《第二交响乐》则显示了作曲家先锋实验过后的探索和思考，而《第三交响乐》则是作曲家个人风格真正的形成和确立。在古雷斯基的创作中，我们看到了作曲家如何摆脱西欧先锋音乐及其技法的束缚，形成个人音乐语言和创作风格的过程，也感受到作曲家如何将波兰民族音乐传统和天主教信仰注入交响乐创作的追求。作曲家面向全人类的人文关怀和普世情怀，将民族特色与时代风格、作曲技法与人文内涵、情感体验与理性思考相融合的追求，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音乐风格及审美的整体探讨

西安音乐学院冯勇博士的发言《创作风格的遗传与进化，创作思想的开放与融合》通过总结肖邦、希曼诺夫斯基、卢托斯拉夫斯基等人的创作指出了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他认为，肖邦通过其钢琴音乐创作提高了音色表现的空间，希曼诺夫斯基则开发了一种散状的音乐结构；卢托斯拉夫斯基运用有限偶然的创作手法和逻辑化的音响观念来组织音乐结构，潘德列茨基最为极端化，他以一种多声部聚合的点状散布音响状态来组织其散状结构。冯勇认为，我国当前提倡晚期浪漫主义风格为主的创作，对音乐的创新性关注不够。他进一步提醒与会者在创作和教学中反思政治性与地域性、民族性与国际性、文化背景与创作环境的关系。音乐的民族性不能成为局限性，处理好相关的矛盾考验着音乐家的智慧。

西安音乐学院冯存凌博士的发言《现代波兰音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从音乐史学视角出发，提出应该把研究客体（作曲家或者音乐作品）放在广阔的历史上下文中，厘清它与相关因素之间的联系，进而更清晰深入地理解研究客体。他认为，音乐作品作为一种具有精神表达意味的声音客体，除了关注其声音结构和作曲技法外，也应该努力探求这一声音对象背后的精神诉求，进而对音乐作品进行一种整体性、贯通性的研究。冯存凌还认为，进行波兰现代音乐研究时，除了进行常规的音乐分析外，音乐史研究中的效果史（Wirkungsgeschichte）与接受史（Rezeptionsgeschichte）也可以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他以古雷斯基《第三交响曲》首演后相互对立的评论和其后岁月里该作品所收获的荣誉为例提出，艺术思潮、审美观念、受众组成等因素都会对音乐作品的接受带来重要的影响，都应该在研究中严肃对待。

上海音乐学院姜丹副教授从音乐文献学角度出发，对国内外波兰现代音乐创作的研究状况进行考察。姜丹以《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和《音乐的历史与现状》中的相关词条和参考文献为例，对英文和德文世界中有关希曼诺夫斯基和潘德雷茨基参考文献进行整理和介绍。姜丹认为，我国波兰现代音乐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总体来看，我国的波兰现代音乐研究起步较晚且重复研究较多；从文献使用上看，我国研究对国外成果的使用有限，学术视野有待扩展；当下的研究对作曲家音乐风格的演变很少涉及，难以触及到作品的文化内涵。她进一步指出，当下整体学术环境、审美立场以及音乐文献编译力量的衰减是造成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自由讨论阶段，各位与会专家就各自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西安音乐学院夏滟洲教授提议，对沃伊切赫·基拉尔的研究应该放在整体的、宏观的背景中进行。

研讨会最后，韩兰魁教授代表西安音乐学院对与会代表的积极参与和精彩发言表示感谢，并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改善我国当代音乐创作、研究和学习的整体环境。论及音乐创作的社会作用时韩兰魁认为，作曲家在作品定位和选择创作技法时，应该顾及到听众的审美习惯；音乐受众的听赏习惯固然需要提高，作曲家也要检讨自己的创作理念和技法运用。波兰现代音乐的成功实践启发我们，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创作理念相结合，通过作曲家自己的创作实践，经过反思、更新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是当代音乐创作的有效途径。韩兰魁表示，西安音乐学院将搭建优质的学术平台，以不同的方式把此次研讨会的论题持续深化，进一步推动我国专业音乐创作与教学。

聂普荣 西安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副教授

冯存凌 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

民族性与国际性 篇7

在这方面, 一些国家重视民族精神培育的成功经验, 值得我们借鉴。年轻而无根的美国人, 由于重视美国精神的培养而迅速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先天不足的日本人, 在吸取民族精神中成长壮大;多种族、多元文化的新加坡, 始终高举儒家伦理的大旗而迅速崛起;曾被战争弄得遍体鳞伤的德国, 正是有了坚强的德意志民族精神才能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处于纷争之地的以色列, 正是有了不屈不挠的犹太民族精神, 才能在中东立于不败之地;国际地位曾一落千丈的俄罗斯, 近年来重视爱国主义的教育, 力求重振民族精神、力图重演大国雄风;只有弹丸之地的韩国, 大力倡导爱国主义, 推崇“身土不二”的韩国精神, 从而成为亚洲经济强国。

山无脊梁要塌方, 虎无脊梁莫称王, 人无脊梁莫做人。一个民族没有脊梁就难以屹立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国家没有民族魂就难以屹立世界强国之列。中华民族为什么历经沧桑磨难而锐气不减, 千锤百炼而斗志弥坚?是什么撑起了她的脊梁, 使她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那不朽的民族魂———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 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纽带, 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 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 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 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火炬。因此, 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刻不容缓、迫在眉睫。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来加强对全体公民的教育。

一、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大风泱泱,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正确的方向保证、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 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强基固本。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中华民族积淀了丰富的优秀传统美德。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 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可以概括为如下八个方面。第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爱国主义始终是民族精神的核心, 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炬。千百年来, 中华民族的爱国者灿若群星。第二, 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昂扬斗志。“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历代中国人民的创业实践中, 自强不息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的内在气质, 成为鞭策中华儿女开拓进取的永恒的精神力量。第三,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五千年来, 历朝历代都涌现了许多具有高风亮节的仁人志士。他们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或刚正不阿冒死请命, 或毁家纾难精忠报国, 或血战沙场马革裹尸, 或临危不惧舍生取义。他们的浩然正气, 彪炳史册, 光照千秋。正是这样的国魂精神, 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 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第四, 敬业乐群、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第五,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政风范。第六, 厚德载物、道济天下的广阔胸襟。第七, 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第八,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

二、必须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民族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民族精神突出表现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

三、必须继承和弘扬时代精神

社会的发展催生新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发展到一定时代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不断为民族精神增添新的内容, 把民族精神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时代精神突出表现为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还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发挥“主心骨”的作用;还必须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影响, 要吸其精华、融合中西、使其本土化, 要去其糟粕、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西化。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基石和根本, 丢弃民族精神就会迷失方向、丧失自我、甚至亡国灭种。鲁迅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 唯有他发扬起来, 中国才真有进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正确的方向保证、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 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强基固本。如果民族精神在我们每个公民的灵魂深处都能根深蒂固、生根发芽, 那么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能够真正实现。

摘要：目前, 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 西方的思想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冲击很大, 民族精神日益受到漠视。山无脊梁要塌方, 虎无脊梁莫称王。一个民族没有脊梁就难以屹立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国家没有民族魂就难以屹立世界强国之列。大风泱泱,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要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就必须大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关键词：民族精神,整体素质,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班华.现代德育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民族高校国际化合作办学策略研究 篇8

关键词：民族高校,国际化,合作办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把扩大教育开放作为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大改革要求:“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教育国际化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世界各国高校以及我国高校已极大地推进了此项事业的发展。目前,我国民族高校亦面临着如何积极主动响应教育国际化趋势的重要挑战和机遇。本文重在概要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状况,并概述高校国际化交流与合作办学所取得的成效,进而提出民族高校国际化交流与合作办学之策略,旨在加快推进民族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一、民族高校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进程

纵观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近40年的发展历程,笔者将其概述为如下三个阶段:(1)恢复和萌芽期(1978年—1984年);(2)探索和发展期(1985年—2000年;(3)深化和成熟期(2001年至今)。

“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把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置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在广泛吸取精华、借鉴外国先进高等教育经验和成果的同时,注重对外传播本国高等教育和文化的精华,培养具有国际交流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优秀人才。具体表现为来华留学、出国留学、聘请外国文教专家、中外合作办学等。

目前,我国民族高校留学生教育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具有民族特色的“多层次、多形式、多国别”的留学生培养模式。出国留学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亦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一条重要渠道。其目的就是为了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学习世界各国之长,拓宽我国与国际间的友好合作与交流。出国留学主要采取公派出国与自费出国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还提高了访问学者的派出比例。民族高校出国留学工作不仅很好地宣传了我国民族高等教育政策,还提升了各民族高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引进了优质的教学、科研资源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另外,来华留学形式主要为语言教育方面,包括汉语长短期培训班、中国文化夏令营、参观交流等形式。民族高校留学生来源国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韩国、日本等周边国,而且其群体主要是以语言生为主。

为了加强我国民族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各民族高校还积极主动聘请外国著名专家、学者、教授来校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为了讲求实效,在引进时不仅考虑到人数、质量,而且还考虑到聘请领域、聘请形式及待遇等诸多因素。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高校已先后与众多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和机构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还围绕着各民族高校特色专业和优势学科成功召开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展示了中国民族高校在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和水平,推动了对外学术交流,提高了民族高校在相关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尤其“入世”后,民族高校更加认识到教育国际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为了拓宽办学渠道,提高办学效益,也纷纷坚持走校际合作办学道路。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民族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十分迅速,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次日益多样化,使民族高校在课程体系、教学方法、评估体系等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对民族高校薄弱学科的建设和原有办学条件的改善以及适应社会对人才更高的要求具有积极意义。

二、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办学的成效

目前,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给予了不同的看法和表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的就是通过国际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等教育国际化可归纳出如下五个特征:一是高等教育目标的国际化,实际上就是培养面向世界的具有国际意识的开放型人才;二是高等教育内容的国际化,主要是增设有关国际教育的专业或课程以及在已有课程中增加相应的内容;三是高校师生间的国际化交流;四是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五是教育资源的国际共享。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经历了30年的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模式分为两类:一类是非独立设置模式,它包括项目的模式和二级学院模式;另一类是独立设置模式,它指独立设置的法人办学机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与国外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开展的合作办学项目逐步增加,管理、金融、财会等专业成为合作办学的热点。截至2014年2月,我国共有本科中外合作办学机构52个,合作办学项目760个。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浙江等经济、文化、教育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及大中城市。在学位授予上,本科项目既有授予中方学位的,也有授予外方学位的。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中外合作办学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然也包括民族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中外合作办学。我国民族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特色组成,要敏锐地面对时代发展的要求,调整自身发展的目标和方略,切实融入到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潮流中,开拓更加有利于自我生长和发展的空间。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国民族高等教育亦取得了斐然的成绩,诸如:外事接待工作日益频繁;出国访问交流形式多样,人次逐年增加,领域不断扩大;聘请外国文教专家越来越多,引进外国智力成效显著;来华留学质量和数量大幅提高,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出国留学快速发展;与国外高校的校际合作日益频繁;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与日俱增,大大提升了科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但是,与一些重点高校、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民族高校合作办学项目规模有限,数量较少,层次较低。

三、推进民族高校国际化合作办学的策略

如前所述,虽然我国民族高等教育国际化交流与合作在诸多方面成绩斐然,但仍然存有如下问题:(1)其规模有限,须进一步扩大;(2)效益不高,有待进一步提高;(3)留学生教育层次偏低;(4)国际型课程比较薄弱;(5)合作办学力度不大。所以,我国民族高校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就必须顺应国际化高等教育发展潮流,体现自己独有的教学特色,以培养适应全球发展需要的人才。其具体策略设想如下。

(一)增强民族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办学理念

高等教育国际化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资源和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同时也是一种办学理念。然而我国民族高校的国际化意识薄弱,对其认识还只停留在一般的规划中,其措施流于形式。

民族高校应注重制订国际化办学规划,把国际化办学的理念融入高校发展规划之中,将国际化办学作为高校发展的有力保障和重要任务,从思想深处意识到国际化办学乃学校未来发展之必由之路。

(二)构建国际化课程体系,彰显民族高校的品牌课程

大学课程的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是培养学生国际化策略的基础,民族高校可通过借鉴引进国内外先进的课程理念、体系、教学方法和教材,改造现有的陈旧的课程体系内容和教学方法,切实推进国际化课程建设。可根据民族高校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文、地理等学科开发自己独具一格的双语教材,打造自己的品牌课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立足就必须要拥有自己的独有特色。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学校的发展亦靠主打课程来支撑,民族高校要树立自己的品牌课程,比如延边大学就应以朝韩民族语言、朝鲜族民族舞蹈为自己的办学主打品牌特色,形成自己的优质教育资源,以促进民族高校在国际合作与交往中确立应有的优势地位。

在民族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有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就可以树立自己学校在国际上的品牌形象,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从而吸引国外名校主动加强联手办学。

(三)建立合作办学资格认证与质量认证体系

中外合作办学一定要保证质量,才会取得应有的成效,国际质量认证必不可少。但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认证是非常复杂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各要素在不同国家体制下有着不同的特征,有的学校有充分的自主权,而有的学校没有。办学方式不同,有的是公立,有的是私立。教学模式不同,学制有长有短,师生比有高有低。由于影响因素的不同,各国对教育质量的定义也不同,质量评估的方法也都有自己的特色,因此评估指标也不可能一致。但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等功能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可以找出可比较的质量因素,从个性中找出共性,建立我们自己的完善质量体系,包括办学过程的规范、教学质量的评估,管理体制的完善等,进而在国际教育中得到认可。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时代的到来,我国高等教育已成为国际化趋势,高等教育校际交流与合作办学成效显著。但纵观民族高校校际交流与合作办学情况,仍存在着诸多问题。笔者认为民族高校只要正确认识自身的不足,且以积极的态度正确对待中外合作办学,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从长远考虑,从国际化的角度看问题,充分利用双方的教育资源,优势互补,避免一些不必要问题的出现,就一定能够使中外合作办学得到健康发展,进而推进民族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陈达云,刘晓红,李俊杰.民族高等教育特色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233-270.

[2]欧以克.中国民族高等教育问题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37-154.

[3]《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回顾与发展研究》课题组.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回顾与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1,27,234.

民族性与国际性 篇9

一、中医药对外传播与云南中医药发展现状

近年来, 中医药对外合作日益广泛, 中医药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随着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入, 中医药教育在世界各地逐步开展, 中医药逐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认可, 越来越多的各国民众选择中医药作为医疗保健手段, 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渊源, 对中医药的认知度相对更高, 中医药已成为亚洲各国家民众生活的重要部分, 中医药的医疗保健方法与手段, 已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云南是我国西南多民族边疆省区, 与东南亚、南亚各国有着较为密切的地缘结合关系, 其文化的渗透及影响作用也十分明显。2010年底, 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把文化工作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掀起了新一轮文化建设的热潮, 把加强文化建设作为云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 作为提高各民族素质, 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本任务, 作为维护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来抓。2011年开始, 省级文化事业建设费增加到8 000万元, 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增加到1亿元, 并建立10亿元规模的文化产业发展引导基金, 每年单列1万亩文化产业用地指标, 这些硬措施有力促进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同时, 云南又是我国环境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最典型的区域。中国56个民族中, 有52个民族在云南均有分布, 其中人口超过5 000人的民族有26个, 包括汉、彝、白、哈尼、壮、傣、苗、回、纳西、藏等。少数民族1 000多万人, 占总人口的1/3。云南境内, 高山险阻, 河流千回百转, 山川俊美, 林海茫茫。立体的地形和立体的气候, 造就了生物的多样性、民族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在云南多民族地区, 又有着极其丰富的民族医药文化资源。

当前, 云南境内的25个少数民族利用当地的天然药物资源, 不断摸索和总结, 形成了不同民族及地区之间各具特色的用药经验, 产生了大量的民间验方。这些民间验方, 有的已被应用于现代技术深度开发, 有的正在或有待开发。现云南省已逐步形成以彝族医药为主干, 傣、藏医药为分支, 苗、壮、白、纳西等民族医药为补充的独具特色的云药体系。驰名中外的云南白药、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灯盏花素都来源于云南的民族药。根据灯盏花来源于传统苗医罗氏治疗中风偏瘫的经验, 云南药物研究所等单位已开发出灯盏花针、片、冲剂, 注射用灯盏细辛粉针, 仅2006年就实现销售收入近2亿元。三七是云南中草药中的一大瑰宝, 也已开发出三七总皂苷、七叶神安片等三七系列品种40多个, 广泛用于心血管疾病和降脂等。此外, 云南傣族地区群众的常用药叶下珠, 因其具有抗病毒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效, 对延缓肝硬化、肝癌发生也有临床意义, 现已开发出叶下珠片、叶下珠胶囊等系列产品。1999年, 云南自主开发的彝族药金品系列药物, 对跌打损伤、肩周炎、风湿关节痛等有着显著疗效;天麻系列、龙血竭系列、灯台叶系列等都是云南自主开发或参与开发的品种, 疗效独特。鉴于云南民族医药及适宜技术所具有的简、便、验、廉的特点, 在云南广大农村地区和边疆民族区域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近年来云南民族医药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 《中华本草》傣药卷、《21世纪傣医本科教材》《中国彝医临床学》《中国彝医方剂学》《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纳西东巴医药学研究》等相继编撰出版。2006年傣医医师资格考试纳入全国医师资格考试 (试点) 工作, 西双版纳和德宏州相继纳入试点范围, 2010、2011年共有116人通过考试取得傣医医师资格。

二、云南民族医药的传播现状

目前, 国内在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方式上, 主要通过政府间交流合作, 国际组织传播, 院校教育与培训, 医院、诊所、药店的中医药医疗服务, 媒体的传播, 立法的促进等途径。云南民族中医药应在政府交流、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产业发展、标准制定等方面多路出击, 以推动民族医药在南亚、东南亚及世界的传播。具体应重视以下三方面的路径选择。

第一, 建立多领域专家的民族医药国际传播团队。培养既懂民族医药又具有良好外语素质和现代科学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建立由热衷于民族医药文化传播的中医、中药、英语、科技、社会学等多领域专家组成的民族医药国际传播团队, 通过开展多种办学方式、组织宣讲、开诊所和医院、与中文推广结合等举措, 促进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事实上, 以文化为依托, 以一种代表性文化产物为先导, 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成功例子并不少见。自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 如今已有接近300家孔子学院遍布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推广汉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及国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充分发挥孔子学院的优势, 承载并拓展中医医疗养生保健的文化, 无疑是一个以语言为先导、以文化为依托、复兴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扩大中华民族影响力的成功开始。今后应在教材编写、设立海外培训点以及专业人员派出等方面, 更好地发挥民族医药的优势作用。

第二, 对外国医生来云南学中医或者学习民族医药给予补助。近年来, 随着中医药在世界上广受关注, 多年来, 在华接受中医药教育和培训的外籍人员人数也一直居自然科学人数的首位, 其中以学习针灸者居多。如:在日本专门从事针灸教育的学校就260多所, 在德国有38所医学院开设了针灸课程, 在美国注册的中医学院就有72所, 在巴西已有6所医科大学设置了针灸课程。因此, 可借鉴国家这些年在中医药国际传播方面的有益经验和做法, 设立外国医生学习中医药专项基金或奖学金, 鼓励外国医生来云南学习, 扩大民族中医药的国际交流和影响力。并对发达国家、友好国家和重视民族医药的国家, 给予一定的来云南学习的名额, 按照一定的标准要求, 推荐合适的西医医师, 以政府名义邀请来云南进行定期、分级免费针灸培训, 以加快民族医药国际化, 扩大民族医药在国外的服务市场。

第三, 制定中医基本名词术语的翻译标准, 统一基本名词术语的翻译。目前, 英文版的翻译标准已经在世界90多个国家应用, 日文版和西班牙文版的标准也在制定中, 翻译标准会相对统一, 世界各国对中医药的理解也会随之进一步加深, 从而促进中医药的传播。鉴于目前国内拥有多语种、专业知识及语言能力都过硬的翻译团队的中医药培训机构较少的情况, 云南省政府应组织力量, 配合国家卫生部门进行必要的考核评估, 认定一批国家级中医药培训机构, 使涉外教育更加规范。因为中医药的国际传播要以内促外, 通过学术交流、制定标准, 来普及中医药的理念和方法。随着交流领域的扩大, 中医药由原来单纯的治疗发展到办学, 世界上很多国家开展中医教学, 既有学历教育也有短期培训, 并由教学向科研领域扩展, 中医药与西方现代医学的学术对话也越来越频繁, 这对于推动中医药或云南民族医药走向世界具有积极意义。

三、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实现国际化传播应采取的对策

一是加强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传播能力是一种通过传播实现传播者的摹本要求, 满足其目标的能力。传播能力产生于人实现自我的需求, 是传播使其直接展示出来。中医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主要包括目标能力建设、自我能力建设、信息能力建设、解释能力建设等。

二是加强云南民族医药传统文化保护。加速抢救民族医药文化遗产, 传承民族医药传统知识, 整理出版民族医药珍贵的古籍文献著作, 对于推进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积极推进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 积极推进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医古籍文献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和《世界记忆名录》工作的开展, 有利于使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完整地展现于世界、弘扬中医药文化, 促进相关的制度建设, 促进云南民族医药的发展。与海外研究机构联合开展海外中医药古籍存世情况的调研与回归研究。

三是加强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宣传基地建设。中医文化国际传播的平台载体很多, 特别是政府掌控的, 应该很好利用。海外近300所孔子学院应承担中医文化对外传播的责任, 孔子学院如将中医文化与中医课程有机结合将是中医文化国际传播的较好方式。将云南民族医药旅游纳入云南民族旅游的项目范围。开展具有云南特色的医疗旅游, 加强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宣传。建设高水平的具有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特色的医疗康复机构。云南省政府应集中人、财、物力, 在南亚、东南亚以及世界范围内建设一批成规模、高水平、影响大的医疗康复机构, 让所在地区社会各界人士都能亲身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和云南民族医药的独特效果, 将对中医文化和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深入传播产生巨大影响。组建高水平的云南民族医药国际医疗康复平台, 可以使中医文化和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在人类医疗保健事业中发挥更多和更大的作用, 更好地向世人充分展示中医文化和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从而加速中医文化和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国际化传播发展步伐。使之成为面向海内外弘扬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窗口。

四是拓展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传播途径。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 重视中医文化传播的新途径、新方式, 切实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和交流。加强云南民族医药的文化宣传, 加大大众传播力度, 增加云南民族医药文化领域的正面对外报道, 展示中医文化和云南民族医药文化领域的发展成就和成果;在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介上增开相应的信息频道或信息版面, 长期多角度解读、推广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在国外“孔子学院”教学中, 增加中医文化和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内容, 推动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出版发行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医文化或云南民族医药文化报刊, 建立辐射全球的中医文化宣传渠道;加强国内外中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学术交流, 逐步实现中医文化和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学术交流的国际化, 进一步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力和影响力。拍摄以中医或云南民族医药为题材的影视剧, 扩大中医的影响。

五是加强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产业开发, 发展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推进中国文化特色建设, 提升中国文化建设的整体实力, 是中国成为一个负责大国的必然要求。发展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 中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应努力打造符合国际需求的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平台。应注重培育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产业链, 开辟云南民族医药产业新领域, 促进云南民族医药文化消费。

六是推进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国际普及。在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 科普工作的开展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 应重视云南民族医药书籍的翻译、编辑、出版, 形成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直接传播方式之外的另一传播方式。其次, 要注重针对海外学人的高水平教材编写工作。必须组织专门力量, 积累经验, 编写一整套海外高质量的教学用中医外文版教材, 以提高教学质量。第三, 加强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传播与现代技术手段的结合。特别是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机技术、新电视技术。第四, 通过传统媒体等载体进行科普宣传, 寓教于乐, 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宣传云南民族医药文化, 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传播和影响效果。

综上所述, 云南民族医药文化作为和人类生活观念紧密相连的富有价值的文化体系, 不仅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涵, 而且以其独有的特色和优势正在大步走向世界;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发展工作一定要采取国家层面文化产业经营理念;面对文化全球化的现实, 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应对, 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 在保持、发扬自身传统特色的同时, 以海纳百川之胸怀, 汲取世界各种文化的长处为我所用, 方能在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文化领域保持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

摘要：近年来, 中医药的医疗保健方法与手段, 已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云南有着极其丰富的民族医药文化资源, 是我国中医文化的奇葩;采取有效的路径和对策, 促进云南民族医药实现国际化, 对于充分发挥云南民族医药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云南民族医药文化,国际传播,路径和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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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柴玉.突出区位特色优势发展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N].中国中医药报, 2007-12-24 (03) .

[3]赵子鹤, 王燕平.中医文化国际传播发展策略之我见[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10 (5) :215-216.

民族性与国际性 篇10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0世纪30年代 ,共产国际指导和推动中共制定和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究竟应如何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 ,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以往的许多文章往往过多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形势,果断地摈弃“ 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独立自主地制定的,而忽视共产国际对中共在这一政策转变过程中的重大影响。

胡乔木在《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一书中曾说:制定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是1931年到1934年的党中央所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同志在1935年的长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 ”以后,“ 在共产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的帮助之下,党在8月1日发表了号召统一战线的宣言, 特别是党中央政治局在12月25日通过了《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毛泽东同志在12月27日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 《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的报告,才满足了这个要求”[1]38。 胡乔木在这里合情合理、 实事求是地点出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影响。 可以说,没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推动, 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这么快就建立起来。

一、共产国际对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帮助及正面影响

由中共倡导并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萌芽、提出、不断修订与完善,直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终确立,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机构的共产国际都给予了重大帮助,对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1.在思想上 ,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 , 推动了中共统战策略的彻底转变,指导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1932—1934年间,鉴于德、意、日法西斯 势力日益 猖獗 ,共产国际开始在全局范围内逐步调整其“ 左”倾关门主义的“ 下层统一战线”策略。 与此相适应,为了克服中共和苏区在政治上日益严重的孤立状态, 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酝酿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思想, 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共与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人民军和福建事变中的19路军的合作,虽然是不成功的合作,但毕竟为中共彻底摈弃“ 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奠定了基础。

1935年 ,共产国际七大完成了意义重大的政策转变 ,制定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 正是在这一政策转变的推动下,与共产国际直接接触的中共代表团提出了“ 反蒋抗日” 的统一战线思想, 此后这一思想又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参与下不断得到修改与完善,直至最终促成国共两党携手合作抗日的实现。 虽然中共在制定和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 也曾结合中国国情,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立自主倾向,但这种倾向确是有相当的局限性。 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每一个重大步骤几乎都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分不开。

2.在组织上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期间,为中共输送和培养了大量干部。 1930年代初期,中共的“ 左” 倾冒险主义使中共党内力量遭受了惨重损失, 大量干部被捕牺牲。 因此从1935年底开始,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培养中共干部问题特别关注。 1935年12月25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赖特为中共培养干部问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中建议: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校现有学习70人的基础上,到1936年春天再接收200人入学( 从满洲招收150人,从华北招收30人,从远东招收20人) 。“ 中国分校按其比重来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占第一位”[2]79。 在报告中,赖特还要求加强东 方劳动者 共产主义 大学中国 分校的物 质基础和 教研力量。 根据此报告,1936年2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决定“ 要采取扩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方针,使其学生总数到1936年秋季达到200到250人”[2]131, 与此同时 , 共产国际还决定 , 到1936年夏季在国际列 宁学校组建总共有50人的苏维埃中国系和非苏维埃中国 系两个系 的中国部, 并给每个系提供一个不与国际列宁学校其他部分相连接的单独地方。 为安排中共的系统干部工作,5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特成立一个由三名同志组成的小组 ( 两名顾问和一名助理) 。6月23日,又决定“ 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中分出外国部作为独立的高等学校”,出于保密考虑,“ 表面上将其作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分部———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会”[2]209。

为了扩大干部培训的人数, 共产国际还打算利用逃亡到新疆的中国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战士中的干部。 季米特洛夫在1937年6月17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建议:( 1) 将这些“ 游牧人”转到苏联进行学习;( 2) 在学习问题安排好以前,暂时安置他们到克里米亚军营; 并建议接收100到150人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校学习,其余的人则在以后安排到其他学校[2]308。虽然此时苏联学校到底为中共培养了多少干部,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此时共产国际在为中共培养干部问题上花费了不少力气。

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这一艰难时期在干部培养方面对中共的大力帮助, 使中共在各个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人才储备,从而渡过了土地革命后期组织力量匮乏的困难局面,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时期做了准备。 如果没有这一时期必要的干部准备,很难想象,中共能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足够的人员来应付各种问题,并起到政治领导作用。

3. 在物质上 , 共产国际 在指导中 共建立抗 日民族统 一战线期间,向中共及红军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援助。1936年6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恢复以后,中共中央 发给王明 的第一份 电报中就 迫不及待 地提出了 经费和各 种武器援 助的问题 ,要求王明 询问共产 国际 ,中共联合 东北军和 西北军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产国际能否每月提供300万元的援助 , 此外 , 中共还希望共产国际提供飞机 、 重炮 、 弹药、高射炮等军事援助[2]226。 为答复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军事请求 ,共产国际 和苏联于9月份决定 :在中国红 军占领宁 夏地区后,将给予大 约1.5万到2万支步枪 ,8门加农炮 、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 的援助 。 这些武器 将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 , 并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 公司出售 ,同时准备 运输工具 把它们运 到宁夏[2]252。 但是,遗憾的是该项军事援助计划随着红军宁夏作战计划的失败 而泡汤。 未能得到武器援助,加上此时中共的财政日益困难,故此时中共要求共产国际紧急寄送款项的心情极为迫切。 张闻天就曾明确电告王明,要求迅速将经费从天津、上海两处寄来,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

实际上,还在9月20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就已 经开会讨 论了对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 季米特洛夫为此向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写了专门的报告,请求提供200万卢布的贷款,得到批准。 1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又通过王明和陈云电告中共中央:准备向中共提供55万美元的财政援助,第一批总额15万美元的援助 ,计划于11月底通过宋庆龄转交在上海的潘汉年。 这批款项于12月初到达了上海,并很快被送到甘北苏区[3]79。 随后,共产国际又进一步扩大了援助的规模。 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他曾于12月2日,致电苏联政府财政人民委员会,要求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另5000卢布给中共。 在与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反复商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37年3月2日电告中共中央 :“ 拨出80多万美元供你们支配 。 转交给你们这笔款项的指令已发出。 除这笔钱外,你们还可指望得到与这笔款项数目相当的一笔补充经费”[2]397。

共产国际这一时期给中共提供的物质援助, 对于维持处于西北一隅的中共中央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要。 如果没有这些援助, 中共也很难熬过土地革命后期军事力量严重不足的艰苦局面,也很有可能像大革命后期一样,被国民党的军事机器再次压倒在血泊之中。 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这些财政援助, 中共武装力量的基础被保留下来, 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时期得到发展和壮大, 为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掌握政治领导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共产国际对中共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共产国际在思想、 组织、物质等各个方面给中共以指导和帮助,对中共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前期, 由于共产国际 “ 左 ” 倾关门主 义的“ 下层统一 战线 ” 策略尚未 从根本上 彻底转变, 因此也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套用国际关系是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对立这一公式, 过分强调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和反对中国革命的一致性, 忽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发展。 认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不仅是反对中国革命,而且向反苏战争前进了一步。 因此,共产国际此时要求中国共产党既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又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并强调以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阶级力量的分析,直接导致中共“ 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一直持续到1935年 ,中共的“ 左 ”倾路线作为“ 有源之水 ” 也一直持续到1935年,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没有动摇,党内“ 左”倾路线的指导思想亦没有改变。

2.无论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 ,还是派驻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及军事顾问,由于对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知之不多, 其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做出的决议、指示,有时脱离中国革命实际。 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共产国际在对待淞沪抗战中的19路军、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及福建事变的态度上。 在19路军将领及冯玉祥等表现出民族大义,奋力抗日之时,共产国际却依旧向中共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斗争目标, 认为只有中国红军才能够保证中华民族的独立、 解放及统一中国 ,所以必须推翻出卖民族的国民党政府,对与19路军及冯玉祥等的合作疑虑重重,几次错过发展力量的大好时机。

浅议中华民族精神的国际表现问题 篇11

关键词：中国民族精神；国际表现；策略

一、正确对待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

1.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体现。同时，民族精神又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标志。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就不会有民族自我认同的内聚力，就没有确定的文化身份与其他民族交往，就会处于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状态。不同的民族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风俗习惯，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体现民族的文化，如美利坚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了基督新教文化，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了东正教文化，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则体现了儒家文化。

2.要正确对待其他国家、民族的民族精神

世界各民族精神之间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不同民族精神之间，要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保持和而不同。要以全球视野，从自身内在需要出发，选择学习其他民族精神的长处，并与之交流、融汇与整合，从而丰富完善自身民族精神。当然，这种交融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不同文化在保留其主体精神基础上双向“扬弃”的过程。不同民族精神之间的相互渗透、交流与融合，不仅不会影响一种民族精神的独立发展，相反会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对中华民族精神来说，它也必须在开放性文化体系的碰撞、交汇、融合、借鉴中，实现自身内涵的丰富和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很多国家的民族精神都是与其国情、历史和文化紧密联系的，它们的民族精神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或者其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也存有一定局限。

3.在国民教育中要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华民族精神

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依靠血腥的原始积累不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走的是和平发展、双赢共荣的道路。因此，我们有资格在国际舞台和国民教育中大力宣扬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刚毅奋进的人生态度，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以及天下为公的高远理想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所在。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提升民族自信心与进取力，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要在国际舞台中展现中华民族精神

1.广泛参与国际事务，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贡献

在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中，以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和灵魂的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精神超越了阶级、国界和时代的限制，有广泛的普世性价值。通过更多参与国际事务，可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可以有效展示中华民族精神。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逐步深入，中国政府不仅会更加有效地保护本国人民，也会更多地关怀他国人道危机，更多参与国际救灾行动，更多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在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和人道干预方面正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有效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精神。

2.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在国际文化合作中展示民族精神

积极开展文化外交，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维护民族文化独立性和国家文化安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奉行文化“走出去”战略，通过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积极宣传我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对外宗旨和“和而不同”的文化思想，倡导世界文化多样性，展示了中华民族精神。今后，要进一步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往，使民族精神在国际文化交流与发展中不断得到丰富、充实与提高，从而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精神。

3.坚决抵制自由化思潮，维护自身民族经济权益

经济全球化中，民族经济仍然是存在的。不维护自身民族经济的独立性，必然进一步导致自身民族文化的对外依附性，还何谈民族精神？从目前全球化水平来说，世界经济完全一体化是不可能的，民族国家的政府并没有放弃国家主权，仍然为维护本民族的经济发展而努力。当今世界很多国家，搞贸易保护主义，就是对自由化的批判。对于中国这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努力维护自身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更好展示中华民族精神，则务必加强国家干预，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

4.从容应对国际矛盾和冲突，体现中华民族尊严

国家利益仍将是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出发点。西方对华责难仍会卷土重来，遏制中国的论调仍会长期存在。虽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面对国际压力，以及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恶意诋毁和诽谤，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决不屈服于西方的霸权、诽谤、诋毁，坚决维护国家自身主权和利益。在与西方斗争的过程中，要理性对待各种矛盾和冲突，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变压力为动力，努力从制度、管理等诸多层面进一步提高、完善自己。唯此，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也才能更好地折射出宽容、理性、务实、开放的大国风范。

三、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华民族精神的策略

1.在国内事务中要大力彰显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的国际形象并不是仅仅在国际交往中表现形成的，国内舞台也是展示国际形象的窗口。其他国家通过我们对国内事件的处理来理解、认识我们的民族精神。例如，当全国人民奋发图强，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更容易集中展现中华民族精神的状况。如，汶川大地震后，中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了不屈不挠、济困扶危、守望相助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应对此次灾难中的优异表现，对于中国树立正面积极的国际形象，对于让中华民族精神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2.在国际冲突中要合理引导民族情绪

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今天，面对国际冲突，情感的表达无疑需要一个载体，但如果在义愤填膺、群情激荡之时而匆忙选择一个并不能承载民意重量的宣泄对象，采用一个并不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表达方式，往往无法产生积极的效果，甚至会转化为排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于国际矛盾和冲突，我们必须要以行之有效、具有普泛价值的理性的策略和途径进行坚决的斗争。要在斗争中，将日益强大的国力以真正强悍的方式体现出来，显示中国不容亵渎的力量，而非表现在带有强烈情绪的某种抵制上。

3.在对外交往中要采用民族性的国际语言

随着中国与世界交往范围越来越大，要让中华文化更易为世界认识，必须采用全世界约定俗成的，并且具有民族性的国际语言。例如，在国外的华人，都要考虑自己的文化身份，把本民族的精神、文化鲜明、易懂地展示在外国人面前。要把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展示在世人面前，就必须保证这种国际化语言的民族性。例如，英文字母、图形等都可以成为代表民族性的国际语言，联想用“Lenovo”表示，“南方电网”用线性和矩形这几个国际化的元素组成了汉字的“电”字。

4.在媒体宣传中要正确引导舆论方向

积极开展对外宣传，保持媒体的开放度是展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透明、开放的中国媒体能够让国际社会更清晰地审视中国，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在保持媒体开放度的同时，也要积极引导媒体的舆论方向。否则，可能会使中华民族精神的面貌受损。如，面对西方媒体称中国出现了“新民族主义”，而有些中国传媒在没搞懂西方媒体所指称民族主义的真实意蕴却随之附和的做法无疑背离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本真面貌。

民族性与国际性 篇12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世界各国产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 共同构成了世界经济产业结构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 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升级都不是独立进行的, 都要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相联系。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 随着国际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 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 会发生产业国际间的转移。Balassa (1981) 的阶梯比较优势论进一步认为, 随着经济发展一国的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所以, 国际产业转移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经济较发达国家逐渐将某些产业转移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 双方的产业结构因此都会发生变化。

国际产业转移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以国际贸易方式实现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另一种方式是采取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 在东道国内移植、输入生产要素。已有的关于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经验研究主要是分别从国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两个角度来考察的, 如刘宇 (2 0 0 7) 和吴进红 (2005) 等人的研究, 没有将国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结合起来考察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也没有将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本文的目的是从经验分析的角度来研究民族地区国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认为国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都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工具, 考察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能分割开来, 而应都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 只有这样, 才能更准确地分析两者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否则容易出现解释变量和随机误差项相关, 导致估计量是有偏误且不一致的。由于民族地区尚处在工业化之中, 因此本文以民族地区第二产业为研究对象。全文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说明所使用的计量模型和数据来源, 第三部分是对计量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最后给出本文的结论。

二、计量模型和数据来源

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动取决于很多因素, 除了本文要分析的国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外, 还包括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政策、商业环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等等。所以首先考虑下面的模型:

其中SIR表示民族地区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FDI表示民族地区获得的国外直接投资, 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来衡量;FT表示民族地区的对外贸易, 用进出口总额来衡量;u表示刚提及的但模型省略的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施加影响的其他因素。为了消除异方差, 同时也便于对回归系数进行解释, 对变量作对数变换, 用符号ln表示, 其中民族地区第二产业比例SIR由于已经是百分比, 无需进行对数转换。解释变量前的系数bj表示半弹性的含义。

受到数据收集的限制, 本文所指的民族地区是指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青海、宁夏和新疆7个省 (自治区) 。民族地区FDI和FT的数据取自历年民族地区各省 (自治区) 《统计年鉴》并加总求得, 然后根据美元的通胀率转换成1985年不变价的实际值, 而美元通胀率数据来自历年的《国际统计年鉴》中美国消费价格指数 (CPI) 。民族地区SIR的数据首先根据民族地区历年《统计年鉴》中第二产业增加值指数将第二产业增加值统一换算成1978年不变价的实际值, 然后加总求得民族地区总的第二产业实际增加值, 同样的方法可以求得民族地区总的GDP实际值, 除第二产业实际增加值就可以得到第二产业比例SIR。由于民族地区国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数据大多是从1985年开始记录的, 所以本文分析的数据时间段是1985年~2005年。

注:对数值可以直观地看出变量的变化率, 其斜率表示增长率。

各变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见图。第二产业比例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 说明民族地区仍处于工业化进程当中。民族地区进出口总额从也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民族地区国外直接投资也具有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 但存在较大波动。我国在对外开放之初, 仅沿海地区被列为开放地区, 并享受优惠政策, 直到1992年, 对国外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才扩展到内陆省区以及东北、西南、西北的边界城市。因此, 民族地区国外直接投资在1992后才开始迅速增加。

三、参数估计和检验

方程 (1) 可能出现解释变量ln FDI和ln FT与随机误差项相关, 即ln FDI和ln FT为内生变量的情况, 这时, 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 (OLS) 会出现偏误。可以进行格兰杰 (Granger) 因果检验来判断变量的内生性, 如果是内生变量, 则需要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进行估计和检验, 否则可以直接估计方程 (1) 。

1. 格兰杰 (Granger) 因果检验

从图1中可以看出, 所有的变量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 而且民族地区国外直接投资1992年前后存在明显的变化, 所以考虑如下的VAR (q) 模型:

其中yt= (SIRt, 1n FDIt, 1n FT) 1’;xt= (1, t, Du) ’示确定性变量, 包括截距项、趋势项和虚拟变量Du=0表示1992年以前, =1表示1992年以后 (含1992年) ;A表示xt对应的系数矩阵, 引入趋势项和虚拟变量的作用是除去趋势和结构变化的影响, 将变量转化为平稳序列;Bi表示yt的滞后项所对应的系数矩阵;q表示滞后阶数;ηt表示随机误差向量。

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是对Bi中的系数进行联合检验 (1) , 比如检验原假设 , 其中 表示矩阵Bi中第二行第一列所对应的系数。如果拒绝了原假设, 表明至少有一个SIR的滞后项对ln FDI施加影响, 可以认为SIR是ln FDI的Granger原因, 即模型 (1) 中的变量ln FDI可以看成是内生变量, 因为存在SIR对ln FDI的反馈作用;如果接受了原假设, 则可以认为ln FDI是外生变量。对该假设可以使用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2 (logl有约束-logl无约束) ~χ2 (m) , 其中logl有约束和logl无约束分别对应着约束成立时和约束不成立时上述VAR (q) 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 m表示约束个数, 这里等于滞后阶数q。

注:*、**和***分别表示统计量在1%、5%和10%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

滞后阶数q的选择会影响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由于是年度数据, 且样本量较小, 本文仅考虑q最大等于3的情况, 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 SIR和ln FDI、ln FT之间是单向Granger原因关系, 即ln FDI和ln FT是SIR的Granger原因, 但是SIR不是ln FDI、ln FT的Granger原因, 不存在从SIR到ln FDI和ln FT的反馈, 所以可以认为模型 (1) 中ln FDI和ln FT是外生变量。

2. 参数估计结果

由于ln FDI和ln FT可以看成是外生变量, 因此可以直接用OLS估计下列方程

并对系数进行检验以判断FDI和FT是否对SIR具有显著的影响。方程 (3) 与 (1) 的区别仅在于引入了趋势项和虚拟变量Du以保证变量的平稳性。方程 (3) 中可能存在序列相关和异方差的问题, 可以利用Eviews中的AR命令进行序列相关校正, 同时计算了White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对OLS标准误进行了校正, 估计结果见表2。

注:*、**和***分别表示统计量在1%、5%和10%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

从表2可以看出, 所有的系数, 包括趋势项和虚拟变量前的系数都是显著的, 表明FDI和FT对SIR具有显著的影响。方程 (3) 解释变量前的系数是半弹性, 因此估计结果表明FDI对SIR的弹性是0.0173, 即如果FDI增加1%, 则SIR平均而言将增加0.0173个百分点。同理如果FT增加1%, 则会使SIR平均增加0.0294个百分点。

四、结论

估计结果表明国际产业转移的两个重要因素—国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对民族地区第二产业比例具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估计结果还表明民族地区国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民族地区第二产业比例之间是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即民族地区国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是民族地区第二产业比例的Granger原因, 但民族地区第二产业比例对国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没有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民族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情况对国外直接投资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有限。这意味着民族地区的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受到外部因素—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影响, 民族地区更多地是被动地接收国际产业转移, 其自身经济发展情况和已有的优惠政策对国际产业转移缺乏主动吸引力。因为与东部地区, 甚至中部地区相比, 民族地区基础设施薄弱, 人均收入低, 商业环境落后, 远离全国经济中心—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所以对外资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当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停滞不前。

但另一方面,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也意味着民族地区具有发挥后发优势的潜力, 通过直接引进最先进的技术、设备, 能够以更快的发展速度追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地域辽阔,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能够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持。而且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后发优势, 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均收入, 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 对实现全国各地区的协调发展, 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 中央政府和省 (自治区) 政府可以从促进国际产业转移的角度对民族地区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 从而加快民族地区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 实现全国地区间、民族间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Balassa, Bela: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conomy[M].New　York:Pergamon　Press, 1981

[2]汉密尔顿:时间序列分析[M].靳云汇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3]刘　宇: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 2007, 1:125～134

[4]朱宝宪　吴洪等译: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