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体育

城中村体育（共10篇）

城中村体育 篇1

1 前言

近年来, 随着现代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 城市空间不断扩展, 原来的乡村被城市包围起来, 同时加上外来打工的“异质”人口的不断增加, 便形成了“城中村”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城中村”属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管理形式, 它既不属于城市统一规划建设与管理的一部分, 也与真正的农村存在差异, 他们虽然在物质生活上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但与都市人的生活观念却存在较大差距。“城中村”的出现开始改变这个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活习惯, 也极大的影响了他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质量。体育活动的参与可以满足人们的强身健体、娱乐休闲及社会交往等多种需求, 受到“城中村”居民的普遍青睐, 尤其是妇女。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的参与状况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分析有利于促进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育的健康发展的影响因素, 希望能给我国城乡在转型期间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的参与状况为研究对象, 以随机抽取的渭南市5个“城中村”5 0 0名已婚妇女为调查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文的撰写需要, 收集整理有关妇女体育方面论文20余篇, 阅读了“体育基本理论与教程”、“社会体育学”“全民健身计划与纲要”等教材及相关制度文件, 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相应基础。

2.2.2 问卷调查法

设计《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调查问卷, 并先后进行多次修订和专家论证, 充分体现了有效性和可信性原则;问卷采用了当面与回收的方式, 在渭南市城区选择5个“城中村”作为发放点, 随机发放500份问卷, 回收问卷493份, 回收率98.6%, 回收有效问卷486份, 有效率为97.2%。

2.2.3 访谈法

走访了渭南市“城中村”的社区主管干部和部分已婚妇女, 并实际考察过“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的参与状况。

3 结果与分析

3.1“城中村”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分析

体育活动参与动机是人们在体育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引发体育活动行为的直接动因, 它具有开始和终止体育活动参与行为, 指导行动选择方向, 维持和强化体育活动参与行为等功能。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动机是强身健体, 占到调查总人数的63.47%, 其余按选择频数的多少的顺序依次是健美减肥、兴趣爱好、娱乐休闲、扩大社交等, 可以看出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对体育功能的认识虽然停留在低层次上, 但也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趋势, 必将向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方向发展。

3.2“城中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段与频度情况分析

调查中发现, 选择早晨参加体育活动的妇女大约有4 5.25%, 下午和傍晚约占39.72%, 还有15.03%利用晚上时间参加体育活动, 这种体育活动参与时间段比例与“城中村”居民生活方式与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体育活动参与持续时间上, 渭南市“城中村”妇女每次参加体育活动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约达71.26%;参与体育活动频度多集中在每周3次以上, 约占总调查人数的68.75%。在进一步了解中我们还发现, 随年龄的递增, 体育活动参与的持续时间及频率也随之递增, 选择早晨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员中年龄偏大的参加者比例呈增加趋势, 这与不同年龄阶段参加者生理和社会现实情况存在较大关系, 中老年妇女有早睡早起的习惯, 余暇时间长,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 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对体育要求有着非常迫切的需求;而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妇女刚好相反, 他们工作压力大, 家务繁多, 生活方式中大多晚睡晚起, 身体状况相对较好, 经常会忽略体育运动的参与价值。同时渭南市“城中村”还有相当一部分妇女每周参加体育活动的次数少于3次, 不能达到体育人口的判定标准, 说明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的意识比较薄弱, 对体育活动参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如何提高这部分人的体育活动意识, 加强她们对体育活动参与价值的认识显得就非常重要了。

3.3“城中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项目分布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加体育活动在项目选择方面主要为:慢跑、健身操和散步等运动强度较小的运动项目或民族项目, 反映了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运动项目选择单一、运动量和运动强度尚显不足, “城中村”妇女多选择无须体育活动场馆的健身项目, 也暴露了“城中村”在体育场馆建设上不足等诸多问题。

3.4“城中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场所选择的调查与分析

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过程中主要选择不收费的场地, 诸如街边、公园、广场或住宅空地都是她们的主要活动场所, 收费场所的选择比较少。说明渭南市“城中村”在体育场馆和设施的建设力度上还远远不够, “城中村”妇女个人在体育活动消费的力度也很较弱。这些都将严重地影响着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最终制约了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质的普遍提高。

3.5“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消费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渭南市5个“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参与者的体育消费水平主要集中在每月100元以下, 所占比例高达84.36%, 并且存在职业的差异性。“城中村”妇女在月均体育活动消费较多集中在低收入家庭的家庭主妇, 而中高等收入家庭及上班族的妇女由于参加体育活动时间有限, 导致其投入体育活动的消费额处于较低水平。

3.6“城中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的影响因素依次为:缺乏体育场地设施、工作忙家务繁重、没有人做技术指导等, 体育场地设施是“城中村”妇女参与活动的物质基础, 认为缺乏体育场地设施使他们很少参与体育活动的障碍的人约占调查中人数的58.42%, 家务繁重占36.75, 居第二, 这与妇女的社会角色呈正相关, 从调查资料来看, 绝大多数妇女对村或社区内的体育场地设施不满意, 希望能够改善活动条件;虽然“城中村”妇女大多数每周或多或少的参与了体育活动, 但是仍有许多因素困扰着她们, 如社会角色, 自我观念, 体育意识等。妇女的体育活动还很滞后, 她们在相对狭小的社交范围里, 工作之余主要精力仍是做家务和照看孩子, 再加上自身文化程度不高, 而忽略对自身的体育活动的认识从而影响其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4 结论

(1) 由于中青年妇女工作负担重、社会应酬多、作息不规律、家务劳动繁重加上主观上对体育的需求尚存不足, 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与动机不强, 中断体育的可能性大, 并存在一定的年龄差异; (2) 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育参与者中, 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锻炼时间短、次数少、项目单调等诸多问题; (3) “城中村”妇女各项体育活动的组织化程度较低, 政府行政部门、社区相关主管未充分发挥其作用;公路、街道、公园、小区空地、广场是参与体育活动时的首选场地; (4) 缺乏场地设施和家务繁重是制约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关键所在, 工作忙、缺乏技术指导也是影响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因素。

摘要：本文以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为研究对象, 探讨城市建设中特殊群体体育活动的参与状况, 希望为地方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开展体育工作, 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给我国城乡在转型期间社区工作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育

参考文献

[1]《体育科学研究与方法》编写组.体育科学研究与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纲要[N].1995.

[3]张建新等.长株潭三市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情况的调查与分析[J].体育世界, 2006, 7:34～35.

[4]孙淑惠.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发展有关问题的探讨[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2 (1) :55～58.

广州：城中村大限 篇2

在珠江新城,广州新商务中心一排排三四十层新大厦边,有着偏安一隅的低矮冼村,在广州“中关村”——人流密集的天河电脑城背后,有着满地烂菜不见阳光的石牌村,在广州大道,繁忙的城市道路边,同样有着楼贴楼的扬箕村。

城中村已经成为广州城市化进程中一块扎眼的“牛皮癣”。2009年7月29日,该市市长张广宁再次明确:要在亚运开幕之前,完成冼村、新塘村等8个村的整体拆迁工作。

这是多年来,广州市政府一再表达的决心。只是这一次,城中村的改造有了明确的期限——2010年11月的亚运会之前。

如今,城中村里的出租客開始搬出,不情愿地告别这个地方。而城中村的村民开始索取权益,想在祖祖辈辈居住的这块宅基地上赚取最后的利润。

城中村的研究者——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蓝宇蕴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城中村村民不愿意拆迁有几大原因:自家的宅基地、当年政府给每个村的自留地问题、经济实业公司的分红、还有城中村人‘根的意识。”

“土可生财,地能出金”

年过六十的卢秀芹,从20世纪70年代初嫁到冼村,已经在冼村住了大半辈子。她本不姓卢,但早已习惯了随丈夫的姓氏,这也是冼村除了冼姓之外的第二大姓氏。

卢秀芹刚嫁到冼村的时候,这里大多是平房,家家有院子,村路开阔,现在的黄埔大道和维家思广场还是绿油油的菜地。站在自家的院子里,能看见远处自家的农田。日子忙碌艰苦却也安心踏实。村子里人的成分也尤其简单,除了外嫁而来的,全是同宗的本村人。

20世纪80年代初,广州市确定建设重点东移,石牌村、冼村、猎德村都处于原广州城区的东郊,统统纳入了扩展规划。

起先的扩展还是在规划上。与卢秀芹同村的卢佑民,在1983年奔着商品粮做城里人去了,后来当了工人。那几年,冼村许多村民都被招工走了。

城中村研究者蓝宇蕴解释:“1978年前小规模的征用土地,农民非常欢迎,国家会给征地农民分配城镇户口,得到城镇户口就意味着有商品粮吃,能够到工厂就业。一直到1985年前,征地都很少,农民的积极性也很高。”

1985年,冼村的农田开始被征用,这里被规划为广州的新CBD。冼村的村民代表冼世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85年开始征收土地,只剩下460亩自留地,那是留给冼村的养命地。”

“农田征用比较顺利,但是宅基地上有房,不容易被征用,所以在最初的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只征农地,不征村。而随着城市化的推动,土地升值,到了后来宅基地的征用就更加困难。”蓝宇蕴说。

没了农田,村里人开始想着新的生财之路。“80年代末,村里就开始拼命地加盖房子。”卢佑民说,“当时每个社员有45平米的宅基地。像搭积木一样盖成四层五层,每加盖一层都会多几平米房子。”

村民们在利益驱动下不肯浪费一寸土地。走在城中村里,就像是夹在两扇门里行走,即便阳光充足的正午,村内也是昏暗阴森,仰首只见一线天。

据《城市化中的石牌村》一书的调查,广州市区最大的城中村一石牌村,街巷宽的地方约2～3米,窄的地方只有0.7米。而在0.7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却盖了总面积90万平方米的自建楼房。

密集的城中村里房租低廉,从每月200元到800元,村民有一套自己的经济学。根据楼层、面积、房间的阳光强度、空气质量,制定不同的房租价格。“城中村里窄窄黑黑的巷子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这样的房子一间月租200元。”卢秀芹说。租客也都很精明,看房时打手机,没信号就走人。

当时,广州市政府为了遏制村民加盖房子的做法,规定每栋楼只能盖三层半。“多盖的按每平米300元处以罚款,和村委会关系好点的就罚200元,再好一点的就罚100元。”卢佑民说。

但蓝宇蕴研究后称:“广州规定城中村的房子不能超过3层半,但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越盖越高,因为罚款远远低于出租屋的收益。政府部门监督成本也高,一般无暇顾及。”

卢秀芹的两个儿子如今都三十多岁,和大部分冼村人一样,没有工作。一家七口就守着两栋出租楼,一个月平平稳稳赚3000多元的租金。

集体所有的宅基地是域中村人的养命地。以至于在每栋积木似的楼里,村民都会供着土地神,每天插两炷香,对联毫不含蓄——“土可生财,地能出金。”

城中村人的土地崇拜,在拆迁消息下达之后,开始被逐渐打破。“很多租客在看到拆迁通告后都赶紧搬走了,现在每间房子的月租普遍降了50元。”卢秀芹说。

分红年代

卢佑民家的房子有四层,第三层用来自住,因为这一层比一二层空气好,也有些许阳光,又没有顶层的曝晒。另外三层楼用来出租。

冼村的农地被征收后,村民们开始靠收租过日子,卢佑民也不再出去工作,回村里“守家业”,他什么活都不干,连收房租都觉得累。“那是女人的活,男人什么都不用干。”

天河区第二任区长梁家良说:“原来农民都是种菜,后来国家发展要征地,要村民一部分留下,一部分迁出去。招工的时候去工厂,原来农民没什么技术,就靠体力,工厂待遇比较低。留下继续搞农业的,同时可以开商店、旅馆、酒家等等,收益就多了。在分配上,留下来的就多了,出去的就少了。针对这个问题,天河区政府想到了股份制的办法,来评定每个人占多少股份,出去的也有点补偿。”

就这样,卢佑民靠着村里的补偿歇了下来。每天早上八九点钟醒来,卢佑民就到村里的大排档去喝“早茶”,一份肠粉,一壶免费的茶水,喝饱了就到祠堂边和村里人“打三公”“斗地主”。卢佑民这样的日子已然过了十多年。

农田征用之后,随即是城中村的改制。1988年,城中村开始搞股份制,村委会改制成为股份公司。经济职能增加了,行政职能开始减弱。“事实上,前者实质多于形式,后者形式多于实质。”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一书中称。

开始,在没有对集体经济进行全面评估状况下,村委会将全村集体资产折股,享有村民待遇者,人头股每人一股。按照1966年1月1日至1988年12月31日期间,每人劳动两年折一劳动股,每股300元分红。

村委会改制后成了公司,村支书摇身一变成了董事长,但他并没有拥有更多的股权,和村民一样,折算人头股和劳动股。梁家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搞股份制,按这样一条章程,解决了分配的矛盾问题。”

卢秀芹两个儿子各自有十几股股份。丈夫有42股,加上自己的40股,全家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分红。

但冼村村民并不满足。冼世元说:“村民的平均收入是每月450元,已经到了城市最低收入。我们到外面找工作,工厂老板听说是冼村人,城市中心地段的人,都推说‘你们是老板,我们怎么敢雇用你们。结果,80%的冼村村民都成了无业游民。”

冼世元和村民们的普遍看法是:“村委会干部把物业分红的大头占了。”但村干部对此否认。蓝宇蕴在广州大多数城中村调查后发现:“城中村最普遍的问题是集体经济的透明度,每个村的村民都对公司领导有质疑。”

广州市杨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原杨箕村委会改制)董事长张建好对《中国新闻周刊》大吐苦水:“我们村干部每天忙里忙外搞经济,赚来钱给全村人分红,村民们什么都不干,天天闲着还不信任我们,说我们贪污了。”

一村一策

2009年5月,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天河区区长徐汉添在冼村召开了两次改造工作会。会上明确以“市、区政府为主导,村为实施主体”给予土地融资、税费减免等政府优惠。

7月27日,市政府常务会议确定推进城中村改造,计划5年内全面改造一批城中村,10年内基本完成广州市138条登记在册的城中村整治改造。而广州市长张广宁再次明确要在亚运开幕之前,完成冼村、新塘村等8个村的整体拆迁工作。

此时的冼村,现有村址红线净用地面积为162884平方米,村里现有3200户,常住人口8000人、流动人口35000人,现有房屋总面积72万平方米。

《中国新闻周刊》拿到的一份冼村最新的改造方案,上面称:天河区政府相关部门与冼村共提出过四种改造模式:一是政府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独立承担的旧村重建模式,二是政府主导的改造模式,三是政府指导,发展商独立承担的改造模式,四是政府指导,发展商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组建城中村改造公司的模式。

冼村最终决定的模式是:政府指导,发展商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组建城中村改造公司,由拍卖地块取得收入支撑改造所需资金。

“拆迁工作是多方利益绞在一起。政府主导,房子的容积率就不会这么高。开发商主导,可分配的资源会更足,建设速度也快。”蓝宇蕴称。

这完全不同于广州市五年前的改造政策。广州市规划局网站显示,2004年,广州城中村改造坚持“不以房地产开发启动”原则,以村集体和村民个人出资为主,政府将对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给予适当的支持。

这种变化,也是在经过各种经济平衡测算,最后达成对各方最有利的方案。《冼村改造方案》中称,冼村改造需复建房屋约60.5万平方米,投入资金约35.67亿元,依据天河区近期土地市场隋况,拍卖楼面地价合理范围为6000～6500元/平方米,拍卖地块建筑面积在55万平方米以上,改造完成后,毛容积率介于6～8之间。

改造方案暂按照“拆一补一”的方式计算复建面积,即按照有证房屋建筑面积,每拆除一平方米。复建后的建筑面积相应补回一平方米。市,区级财政不投入,改造资金全部由拍卖地块所取得的资金来承担。

2009年8月7日,冼村旧村改造的会议记录显示:会议有两方代表人,一方是冼村的村组织,村书记卢佑醒带队,他也是冼村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另一方则是保利集团的代表人。这意味着,外界猜测的冼村改造的幕后开发商是保利集团。

村民抵制

2009年,冼村上交天河區政府的一份整体改造报告上称;“96%以上的村民户主同意启动旧村改造,100%的村股东代表同意结合新光快速路北延线拆迁建设推进整村改造。”

在冼村内,村民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没有人签字,也没有人同意要拆。”

村民们开始挤出赌博打牌的时间,三五百人到冼村大厦门口静坐,喊口号:“不拆,不拆,不拆。”“还我自留地,罢免村官。”

村民自发散发传单,要求村委会:“公开历年来的村务账务明细账,公开村官的工资和个人财产。公开广州市政府预留给村集体的460亩自留地,以及广州市规划局公布规划的28快自留地的去向和用途。同时公开村集体投资的财产、物业资产及村办企业账目。”

和冼村同样情况的还有扬箕村。杨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好很无奈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账目在村里的公示牌上都是公示的,他们不去看,就受一部分的挑唆来闹事。”

冼村副书记卢佑醒称:“各有各的利益群体的问题,整个城市的拆迁都有不同的问题出现,城中村也存在这些问题,慢慢一步步来推,它有个过程也不是一天就能够达到,政策会上来,因为牵涉到几千人口的事情。”

卢秀芹的担心比较简单:“拆了以后谁保证我们能不能人住。现在的权益没到手,拆了就更没办法要了。”

冼村人介绍,在20世纪90年代末,冼村边上的金穗路要扩路,拆了冼村村民210栋房子。广州市政府盖了盈嘉花园,共4栋回迁楼让这些村民入住。“盖了8年才盖完,村民只能在外面租房子,每个月每平米补助20元。”卢秀芹说。

“搬进去的人回来都说,那几栋楼就是豆腐渣工程,才搬进去两年,到处都在漏水。”卢佑民说,“就因为这样我们大家都对拆迁很怕。”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头疼,想改变,想住新房,但承诺不实现宁可不住。”卢秀芹说。卢佑醒自己也头疼,对于冼村在亚运前能不能拆迁完成,他说:“这个要等广州市政府来定。”

城中村体育 篇3

关键词：城镇化,失地农民,体育活动,“城中村”

1 前言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1]随后又召开了全国城镇化会议, 从以上信息可知城镇化已成为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主流趋势, 也是人类社会化发展必要走向, 同时也是我国发展的必经之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体育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与认可, 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同时, 失地农民也伴随之进入城市, 其生活方式、生活空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 本课题是以“城中村”失地农民的体育活动为对象, 通过对失地农民参加体育活动的现状的分析, 发现问题, 提出建议, 达到更好的促进城镇化的建设。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田野调查、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 以城郊地区已失土地且进入城市生活的失地农民体育活动为研究对象, 设计好调查问卷。依据已设计好的调查, 首先, 根据本研究的研究内容、目的和任务, 参照《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纲要 ( 2014 - 2020) 》对湖南省城市的划分标准,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 拟抽取长沙、衡阳、株洲、湘潭、岳阳、常德、郴州、邵阳、益阳等9 个城市进行问卷调查; 其次, 选取每个城市的城郊地区或“城中村”进行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采取即填即收的形式进行回收, 共发放300 份调查问卷, 回收问卷291 份, 其中有效问卷278 份, 有效率为95. 5% 。

3 研究结果分析

3. 1 失地农民体育参与项目分析

由表1 可知, 在失地农民日常参与的体育项目中发现, 有193 人选择了广场舞, 占到选择人数的69. 4% , 有79 人选择了羽毛球, 占到选择人数的28. 4% , 有75 人选择了跑步, 占到选择人数的27. 0% , 选择篮球与散步均为65 人, 占到选择人数的23. 8% , 有61 人选择了游泳, 占到选择人数的21. 9% , 有59 人选择了乒乓球, 占到选择人数的21. 2% , 有55 人选择了武术, 占到选择人数的19. 8% , 有50 人选择了太极拳, 占到选择人数的18. 0% 等等[2]。

3. 2 失地农民体育人口比例分析

我国学者卢元镇提出: “体育人口是指经常从事身体锻炼、身体娱乐, 进行专项训练, 以及其他与体育事业有关的人在总人口的数量和比重。”[3]参照我国对体育人口的衡量标准:“每周身体活动达3 次以上; 每次活动时间30 分钟以上以及强度中等以上”, 对失地农民参加体育活动的现状进行分析。

由表2、表3、表4 中可知, 失地农民在参加体育活动的次数、时间以及强度方面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在参加体育活动次数以每周1 -2 次居多, 占到了总人数的38. 1% , 在每次体育活动时间长短来说失地农民多以30 分钟以与30 - 45 分钟之间, 其中在30 -45 分钟有85 人, 占到了总人数的32. 0% , 30 分钟以下的有91 人, 占总人数的34. 2% ; 在活动强度方面失地农民以中等强度据说, 占到了总人数的53. 0% 。

综上所述, 在失地农民日常参与体育活动中, 在次数方面达到体育人口的有57 人, 在时间方面的有175 人, 在活动强度方面有183 人, 而三者均达到体育人口的标准的仅只有57 人, 占到了总人数的20. 5% , 说明体育人口的比例在失地农民较低, 但参与体育活动的失地农民居多, 只要合理的引导, 失地农民应是我国体育人口比例扩大的一个良好群里。

3. 3 失地农民参与体育活动动机分析

从表5 中可知, 在失地农民日常参与体育活动的动机排在首位的是强身健体, 人数高达208, 占到了选择人数的74. 8% , 其次是休闲娱乐有105 人, 占到了选择人数的37. 8% , 缓解压力的有101 人占到了选择人数的36. 3% , 而相对那些通过参加体育活动来治疗疾病、增强社会交往、健美减肥以及表现自我的人数并不多, 分别占选择人数的12. 2% 、10. 1% 、6. 1% 、6. 5% 。

3. 4 失地农民每月参加体育的健身的消费情况分析

由表6 可知, 由于失地农民原来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习惯, 当他们进入城市生活以后对于体育消费还存在一定的误解, 如还有94 人无体育消费, 占到了总人数的33. 8% ; 每月的体育消费水平在100 元以下的有139 人, 占到了总人数的50% ; 每月的体育消费水平在101 - 200 元的有29 人, 占总人数的10. 4% ; 每月的体育消费水平在201 - 300 元的有11 人, 占总人数的4. 0% ; 每月的体育消费水平在300 元以上的仅有5 人, 仅占总人数的1. 8%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发现, 失地农民对于体育消费可接受的范围是每月在100 元以下, 他们最愿意选择的是没有体育消费的运动。

3. 5 失地农民体育活动场地分析

由表7 可知, 有70 人认为自己所在的社区有一些体育场地, 但具体多少不知道, 占到总数的25. 2% ; 有41 人认为自己所在的社区有部分体育场地, 但不能满足人们的日常参与体育锻炼的需要, 占到总数的14. 7% ; 有4 人认为自己所在的社区的体育场地很充分, 占到总数的1. 4% ; 但还有58 人认为自己所在的社区没有体育场地, 占到总数的20. 9% ; 有105 人认为自己所在的社区几乎没有的体育场地, , 占到总数的37. 8% 。[4]

3. 6 影响失地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分析

从表8 中可知, 影响失地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有场地设施的缺乏、无人指导、活动环境差、无人组织等因素。其中, 有183 名失地农民认为场地设施缺乏是影响他们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 占了总人数的65. 8% ; 有101 名失地农民认为无人指导也是影响他们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 占了总人数的36. 3% ; 其次, 有80 名失地农民认为无人组织也是影响他们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 占了总人数的28. 8% ; 有76 名失地农民认为活动环境差也是影响他们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 占了总人数的27. 3% ; 再次, 就是缺乏体育知识以及工作忙也是影响失地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选择该项的人数有72 人, 占到了总人数的25. 9% ; 最后, 缺乏体育知识、家庭负担重也是影响失地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其中缺乏体育知识有72 个人, 占到了总人数的25. 9% , 还有56 人认为家庭负担重也是影响失地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因素之一, 占到了总人数的20. 1% ; 怕人嘲笑、身体原因、认为身体好无需锻炼、无兴趣等因素, 也是影响失地农民参与体育活动因素, 但相对前几个因素来说这几个因素说可以忽略, 因为之一极少部分人认为这些原因影响自己参与体育活动。

4 城镇化语境下“城中村”失地农民体育活动缺失原因分析

失地农民体育活动的缺失是多方面的原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是城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其形成原因既有制度方面的, 也有观念层面的。笔者分析其主要形成的因素有:

4. 1 安置方式单一

失地农民体育活动的缺失归根结底还是在“失地”方面。我国法律规定农村所有的土地为农村集体所有, 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非法转让,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有偿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收征用。国家对于农民土地的补偿包括: 土地补偿费用、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 补偿的方式主要是货币补偿、住房安置、划地安置等。并没有考虑到失地农民被迫沦为城市人之后生活基本保障, 金钱补偿只是解决了眼前的物质问题, 而忽视了长期的身心、身体健康[5]。

4. 2 相关责任主体缺失

调研过程中发现在失地农民体育活动中并无明确的组织机构, 导致在失地农民体育活动追责方面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进而加深了该社会群体的体育权利长期受到社会的忽视。除此之外, 我国体育相关部门的层次不一, 基层体育管理组织呈现出较为缺乏的态势, 使得体育发展工作仅存在各个层面上的文件中, 无法逐一落到实处。而在政府方面, 却因资金的缺乏也很难顾及失地农民的体育活动开始, 导致其体育权利也落不到实处, 即使体育权利受到了侵犯也无法救济。

4. 3 社会因素的制约

农民在失地前所在的农村本来就经济基础薄弱, 被拆迁安置后如果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强力支持, 其经济基础不可能得到根本好转。目前, 我国在体育发展模式上倡导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基本框架, 社会各个阶层参与较少, 与日益发展体育活动和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的需求不相适应, 因此, 建设服务型政府还需要与社会各阶层各组织相互协调配合, 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体育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模式势在必行。

4. 4 自身因素的制约

纵观影响失地农民体育活动的因素中, 自身因素业是影响失地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在失地农民自身方面,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因失地农民以前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对于体育生活并无太多的需求, 也无良好的参与体育活动的习惯, 但失地后失地农民虽然在多方面得到了改变, 但对于自我逻辑思维方面还停留在以前, 生活方面并无发生改变; 第二, 对体育活动的认知情况, 体育锻炼的价值难以在短时间看到实际的效果, 更多是隐形的价值, 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而体育活动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 只有失地农民亲自参与到其中才能体会其带来的愉悦。所以, 导致失地农民在对待体育活动中呈现出冷漠的状态。

5 城镇化语境下“城中村”失地农民体育活动发展策略

5. 1 合理规划, 完善安置

参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纲要 ( 2014—2020 年) 》规定, 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各方面的效益, 对失地农民的居住环境进行合理的规划, 让失地农民享受城镇化所带来的红利, 将安置手段进行多元化, 改变以往的资金买断的安置方式, 进行安置期间不仅只需考虑失地农民的物质问题以及住房问题, 更多的是需要考虑失地农民在安置后的精神生活以及后续生活的保障问题, 将失地农民后续生活的保障纳入到安置的系统中来, 完善整个安置的程序。

5. 2 提高认识, 建立失地农民体育法律法规

提高失地农民对我国《宪法》、《体育法》等相关基本法律的认识, 懂得在法律面前的公平平等原则, 参照2009 年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对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社会团体、保障条件、法律责任方面做出的规定。但这些法律都存在一定的概念模糊, 从而导致在实施的过程中不能落到实处。笔者认为, 应该在基本法中明确提出, 体育活动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与劳动者的休息权、受教育权一样受到宪法的保护。在《全民健身条例》的价值原则的规范下, 制定符合地区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 包括体育权利的具体内容, 突出社会弱势群体失地农民体育活动的内容和保障。

5. 3 构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 社会保障成为了公民权利保障的有效手段。对于失地农民体育活动的保障应该包括: 制度保障、经费保障、场地保障。国家应该完善有关失地农民的管理制度, 加强行业管理, 对于懈怠忽视体育活动的管理部门应该追求其责任。建立健全行业自律规则, 成立失地农民体育工会、体协等组织定期开展体育活动。定期进行医疗检测, 向失地农民提供免费体质监测服务, 建立体质监测系统对他们的身体状况进行调查。

5. 4 加强宣传力度, 提供受教育培训的机会

失地农民要通过接受教育, 培训等社会化形式, 提高自身的知识技能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 强化对于体育活动的理解和掌握社会行动规则的能力和参与社会行动的能力。由于失地农民主动学习性较差等原因, 因而, 有目的地强化对失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是保障失地农民享有权利的主要途径。通过培训的形式, 提高失地农民的劳动技能, 提高与城市其他市民进行竞争的实力; 还可以加强对失地农民思想教育和教育培训活动, 让失地农民熟知自身拥有哪些基本的权利, 在实现自己的权利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入手。除此之外, 因失地农民自身素质的影响, 所以在对其培训需要逐一落实, 依据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在培训期间, 为失地农民编制科学体育活动健康手册, 突出体育活动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为其参加体育活动提供一些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并对全民健身路径的各项功能以及用法进行逐一的简单介绍。并对现今我国存在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全民健身计划》等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进行重点的介绍与解读, 让失地农民能够学会法律知识, 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利。

参考文献

[1]吴真文, 王岐富.失地农民体育生活缺失及对策分析——以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为视角[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 2014, 5 (28) :16-18.

[2]吴真文, 王岐富, 吴琛, 等.城镇化进程中体育权利的保障路径——以失地农民为例[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5, 49 (8) :13-18.

[3]卢元镇.体育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4]王岐富.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体育参与权的保障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15.

[5]王岐富, 曾小玲.城市化中失地农民体育文化生活发展研究[J].体育科技, 2013, 6 (23) :11-15.

城中村去留之争 篇4

穷学生们的天堂

老史在东湖新村社区开了一家小吃店,以式样简单的清粥为主营,配卖甜饼等其他小吃。三年前,儿子考上吉林大学,喜悦过后,老史发现儿子上学的开销对他这个农民而言实在过大。在同乡的介绍下,老史从潜江来到了武汉,在这个武大旁的城中村开始了自己的小本经营。

如今,老史的小店门口已经高挂起了门面转让的看板。问及个中原因,老史挪了挪眼前的凳子,再次坐定后,他半侧着身子答道:“现在的生意不好做。刚开始来的时候,竞争没有这么激烈。这么说吧,这三年间,这里的小摊店多了二十几家。”说着,老史伸出手比了比数目。老史自述着这三年的营生,对比着日益挑剔的学生,畅谈着告老还乡的规划。

对于三年间猛增的竞争者,老史否定了已拆迁城中村小贩转移经营的因素。在他看来,乡邻间谋生秘诀的口耳相传促就了激烈的竞争。

即将离开的老史对城中村的未来没有更多的思虑。这时,坐在老史小店,喝着清粥的老王突然抬起头,打开了话匣子。老王身着蓝白间隔条纹的体面T恤,脖子上带着一圈金项链,鲜明的着装难以掩饰他楼栋主的身份。

老王是土生土长的老村民。九十年代初在老房的基础上做起了门面生意,经整治后,老王“被迫”建起了单元楼对外租赁。在老王眼里,他并不稀罕赚学生的钱,然而经历了九十年代的辉煌后,这里的生意对象逐渐缩减为学生。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常常使得同寝室友关系紧张,经济环境的改善为他们的校外租房提供了可能。对于租赁盈利的生存模式,老王不甚满意。然而,老王更不愿面对未来的搬迁,虽然他清楚的知道这个地区未来的蓝图,也大致了解对原居民的安置方案。

老王一面抱怨着清粥小菜的周边饮食选择,一面又不舍自小到大的那份习惯。除却对分配条件的不够满意,老王在乎的是那份久而久之的邻里情。

城中村一直难以摆脱“脏乱差”的恶名。其实,在对城中村的社区改造过程中,有些问题已经得到缓解了。老史回忆三年前刚进城中村的时候,街道间尘土飞扬是司空见惯的。近年通过加大打扫力度,白天的社区卫生尚可以保持在一定水平。而夜间人潮回流会带来大量的垃圾也能在当晚得到及时的处理。不同的单元楼栋外会醒目地张贴着卫生相关的注意事项。

紧凑的社区布局使得“小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缩小版的世界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走进一家刚好只能转一整圈的超市,挑选物品之余兴许会遇上几个熟人。而有些“熟人”可能是无数的一来二去中顺便结识的朋友。

附近自然形成的小吃店囊括了广泛地域的众多特色菜。儿时手推车上的豆腐脑大妈已难在街口寻觅,而在这里却可以意外地发现以此为卖点的小店。

走在城中村,感触最深的恐怕是对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点滴印证。简短的相互问候不经意透露着楼主与居者间的熟络。小型的人际网构筑保有了长久以来的融人情于建筑的“中国特色”。然而,这样的特色已被统统纳入了发展“清理”的大幕中,他们有的等待消失,有的则已然消失不见。

争议“一刀切”

推倒重来的城中村改造方式与其说是为城中村建设整合最优解,不如说是“重商主义”追逐下的结果。对于摘掉城中村“邋遢”帽子的其他方式,城市建设学院的学术派们一直未放弃探讨。但最后处理上“一刀切”的不可避免,他们也心知肚明。

城中村的原貌改造在学界向来被当作设计课程来研究。这样的研究在国内各大城市的不同学校相关院系中默默进行着。深知此类课题的过分理想定位不得付诸实践,又不懈地从专业角度探究,如此的矛盾让局外人难以理解。但学理上对一种可能性的坚守也许会在未来的回首中再度被拾起。

“城中村改造的现有方式基本上就是把它抹掉。一个一个村子的整体搬迁,做成小的新区。基本上不会留下它的的文化或者其他。我们首先认为,这不一定就是特别对的。”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教授刘小虎站在建筑设计的立场表达了个人的看法。同时,他也可以理解现有情况的不可逆,“现有改造方式可能符合商业利益,或者符合政府政策发展的需要。”

对城中村原生态文化的丧失,刘小虎深表遗憾。在建筑设计中,城中村的街道空间尺度更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使得生活在此的人更能感受到人情味。同时,刘小虎以广州某些城中村为例,他认为城中村在高密度解决居住问题上优于公寓。

就城中村的去留问题的探讨曾经也发生在旧城改造上。八十年代,学者冯纪忠曾经全力投入到上海旧城改造的规划设计中。冯老曾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中表达了对旧城改造的看法,认为“也不是绝对反对拆,但拆了以后不能改变城市和居民的性质。旧城改造,主要是不要把这个城市最主要的生活全都重新再来过。像上海中心区,基本上等于整个改掉了,里面的人也完全变掉了,这个我是不赞成的。”虽然旧城改造中也不乏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项目,但仍然会有忽视原生居民以及他们特有的生活状态,忽视居住对历史中心区的重要性、整体性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面临着与旧城改造性质类似的问题。“现有改造方式对地域性的建筑,街道空间的机理,旧有村落文化,包括原地居民的生活状态都有很大破坏。”刘小虎从实地研究中得出了上述的结论。

2006年开始,刘小虎带领自己的学生对武汉市的中心城中村及近郊三环区域的城中村作了一系列的专题研究。他发现,当地的居民对他们这些拿着各式影像设备前去调查的师生心怀戒备。经过攀谈之后他才了解到,原居民误以为他们是拆迁前期的评估人员。从这个细节,刘小虎发现城中村的改造牵涉更多的是文化生态的问题。

放眼全世界,城中村是不二的中国现象。西方的城市与农村间是自然过渡地实现交替。中国持续的高速发展使得农村迅速地被扩张中的城市包住,因此而形成了城中村。也因此城中村虽归为城市,但内里有着乡土文化。

刘小虎介绍,有些还保有原味的城中村可能还是一个村子,它会有自己的庙或者小祠堂。同一屋檐下的一家子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这些概念里浸透着传统文化的印迹,可以把他们界定为“草根文化”,但同时也可以视之为文化的寄托。这些文化性的东西在公寓里都是不存在的。

“世界大同。”刘小虎用精简的四个字回复了乡土文化破坏所造成的影响。说罢,他自己也不禁笑了笑,并解释道,“在生态系统里,生态越复杂,物种就越稳定。它不会轻易地被外来的灾难引致全体覆灭。文化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乡土文化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城市文化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外来的,是西方传过来的这样一种文化。如果文化最后大家都一样,我们没有地域性的东西,没有原本的传统的或乡土的东西,我觉得从人类而言,对整个人类是不利的;对我们而言是很可惜的,我们失掉了传统的东西。”

“第二条道路”

在武汉,二环以内的城中村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依学生资源而起的校边村,一种是因流动人口集中而旺的“产业村”。对城中村的改造并未如此细分,规划往往以地域为界层层推进。

在刘小虎研究城中村的这几年里,他眼看着曾经寻访过的华科、华师附近的城中村相继消失,东湖新村这样的社区的“抹去”也只是时间问题。

城中村的动荡影响着原地居民,影响着租屋者,也影响着“靠村吃村”的小型商贩。政府一再出台因应的政策来解决原地居民的产权、股权及相关利益。但流动着的城市驱动力却被不断地忽视着。

武昌小东门地区是武汉建材市场集中区之一,走在路边,随处可以看见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挂着泥工等招牌在一旁休憩等候生意。小张即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记者打听到小张就住在旁边的城中村,身居单人间,房价两百多。由于武汉房价的居高不下也拉动了出租屋的价格,开年后小张住的房子涨了三十元。据小张介绍,对比其他的出租屋,这里的房价并不便宜多少,只是他们相对集中,也更靠近做生意的地方。

对于不久后的拆迁,小张表示有耳闻。尽管承认这会对他造成困扰,但性格乐天的小张始终诚挚地微笑着。当问及房价如果提高,会否把价钱转嫁到做工的工价上时,小张摇了摇头,“我们做这个事情的价格摆在那里,没办法提高。”年轻的小张没有抱怨更多,倒是小张身旁的老李一言不发却始终阴沉着。

相对于学校周边的城中村,小张所在的产业带动起来的城中村显得更为整洁与宽敞,楼栋间的间隔也更大更正规,似有摆脱城中村在人心中的刻板印象。这也是刘小虎所认为的城中村改造可以走的方向。

刘小虎坚持城中村改造要建立在原房建尚在的基础上,对“脏乱差”作局部规整,从而留住原来的人,原来的屋和文化的味道。他的方案以公共活动空间的重新架构为核心,试图打造社区型的公园。他的学生中也有人提出了顶楼花园等现代绿色公寓理念的嫁接设想。更多的尝试也包括了构建垃圾收集系统等配套模式。但对于理念的束之高阁,刘小虎从不讳言。城中村不乏改造的模范,但他认为那只是侥幸地被留下,大部分地都会流逝在时间里。因为改造现实地面对着经费的不足,唯一的经济支持只能源自房产的商业价值,而这种作法又直接决定了城中村不复再的未来。

走近城中村 篇5

城市在发展, 城中村却停留在原地, 不和谐的音符越来越强烈, 许多“城中村”标本甚至已“成长”为城市的“毒瘤”, 不治不行。

如何改造城中村, 改造的阻力是什么, 如何克服?哪些城市的城中村改造模式可以借鉴, 哪些模式值得探讨, 这些话题值得关注。

广州的“城中村”改造正在进行, 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 破旧立新当然不会一帆风顺, 改造的过程也是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 而改造的结果是治愈“城市发展之痛”, 促进城市化发展进程, 我们有理由相信, 阻碍城市升级的“城中村”会得到妥善改造。据广州市政府透露, 2010年亚运会召开之前, 全市138个城中村将基本改造完毕。

“城中村”这一城市进程中的难题需要通力合作, 城中村改造中的喜和忧都值得关注, 本刊特发此专题, 为读者解析城中村案例、提供城中村改造的相关建议。

城中村 篇6

心在痛, 为那个村子在痛, 在为深圳仅存的为数不多的城中村而痛, 在为这个被改建成大城市的渔村而痛。打心底里想要保护它们。尽管那有肮脏的臭水沟, 尽管那有参差不齐、不美观的平房, 尽管那有并不文明的乡巴佬, 尽管……

可是, 怎么办?漆黑的村子四周筑起了高高的白墙, 白墙上喷了如血一般鲜红的两个大字“拆迁”!往日的热闹不复存在了, 再也没有一盏灯在闪烁, 再也没有被面目全非的音箱无限扩大的劣质的音乐, 再也没有无知的妇女们在菜担前讨价还价……

天黑了, 可是那些曾用渔民血汗钱筑起的房子依旧伫立在那, 等待着它们的命运。

我, 很害怕。

不是因为天黑, 不是因为可能有某个坏人从路上跳出来。

我, 只是害怕将来, 我所在的村子也变成这样黑乎乎的一片。

曾经, 我在半夜醒来, 走出阳台, 虽然已是夜深人静, 但却不会让人感到冷清, 因为我们都知道彼此就在身边, 白天的喧哗, 白天的争吵, 白天的匆忙, 都在夜里沉静下来了。我们的村子, 沉淀了我十六年的年华, 我的回忆被村子保护着, 童年, 娇小的步子踏遍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 彼此因为村子的存在而紧紧地系在了一起。

有时候, 闲来无聊的妇女们高声用客家话谈论生活琐事, 尽管在家里的我经常被楼下的她们所打扰, 但我并不介意, 因为已经习惯了。她们的笑声绝对不是高贵、有气质的, 那是几近号叫的开怀大笑, 或许你们会认为那是庸俗, 那是乡巴佬才配拥有的无知, 但这才叫生活!难道在大城市里面对老板低声下气的才是生活吗?淳朴的笑声中没有一点做作, 没有一点虚伪。这才是幸福。

小时候, 爸爸打渔回来都是骑着摩托车, 车子后座的铁架上都生了锈, 我和哥哥就坐在铁架上被送去上学。有一回爸爸问我们要不要换一个新的架子坐的舒服一点, 我们高兴得使劲点头。可是, 架子换了, 车子就被偷了, 因为村子门口一排的摩托车, 就爸爸的车架子最新, 尽管它的车龄不是最新的。那时, 我记得, 我哭了……

我从不知道爸爸是在什么地方打渔, 于是我整天嚷嚷着喊爸爸带我们去看他打渔的大海, 可是, 再也没有机会了, 因为海被填了。我, 永远都不会知道爸爸在哪里打渔, 他打渔的大海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手无法触及父辈那淳朴的世界, 仅仅只剩下这拥有父母们回忆的村子。其实, 说城中村很脏, 很乱, 有多少是村民们自己干的?身为城中村的一份子, 我深深地明白村子对村民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谁会去破坏自己的家。

看着老太太们穿着花衣裳, 驮着背, 真的好亲切, 因为我的阿婆和她们一样, 也是这样的打扮。虽然没有城里太太们的高贵, 但就是让人很想上去拥抱她们。

城中村, 不美, 但人情很美。

学校:广东深圳市南头中学

导师:徐国年

“城中村”问题研究 篇7

一、“城中村”的概念

目前, 对“城中村”的概念, 还存在种种不一致的认识。有的认为, “城中村”是城市化过程中原农村区域形成的杂乱无序的建筑群落;有的观点认为, “城中村”是指在城市总体规划区内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农村经营体制的农村社区;有的观点认为, “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 被纳入城市建设用地的村庄;等等。这些概念都只是从某一个角度说明了“城中村”的特征, 没有全面地揭示出“城中村”作为一种居住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

所谓“城中村”, 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 由于农村土地全部被征用, 农村集体成员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居民身份后, 仍居住在由原村改造而演变成的居民区;或是指在农村村落城市化进程中, 由于农村土地大部分被征用, 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的农民仍在原村居住而形成的村落, 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

二、“城中村”的成因分析

1. 巨大经济利益驱动是其存在的关键。

(1) 城市扩展追求低成本。在城市化过程中, 受土地产权限制及拆迁补偿等因素的影响, 城市及城郊土地开发成本提高, 而原农村居民点的开发成本较低, 于是, 急于扩展的城市首先倾向于开发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块, 使原农村居民点逐渐被城市包围, 成为都市里的村庄。

(2) 廉租房经济的刺激。在城市化进程中, 一方面, 受土地资源、资金等限制, 政府一时无法提供足够的廉价住房供广大的外来人员租住。在这种情况下, 一无技能二无经验的农民看到了“以地生财”的巨大市场而产生集体违法用地、违章建设现象。城市扩张形成的资源优势和优惠政策等为社区带来了强大的公共资源, 拆迁安置款的集体提留、原村集体经济的积累、村民集资等使得社区公共经济迅速壮大。强大的公共资源、公共经济使得原社区组织获得新的物质支撑, 并转化为新形势下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社区凝聚力, 从而催生出“城中村”。

2. 政府管理缺位推进了“城中村”的发展。

政府管理缺位主要表现在资金投入的缺位。以廉租屋建设为例, 开发区大量的流动人口对廉租屋市场提出了需求, 但由于管理成本高, 且资金回收周期长, 廉租屋赢利空间十分有限, 因而绝大多数房地产开发商都不愿意介入。在许多发达国家, 廉租屋主要依赖政府解决。而我国现阶段, 政府由于受财力和能力的局限难以及时进入这一领域, 该领域的需求和供给严重脱节。村民在宅基地、留用地上建房, 节省了高昂的土地使用费, 除房屋造价和少量手续费外, 几乎不存在其他成本。因此, 租金相对较低的“城中村”廉租房成了大量流动人口栖身的目标, 而流动人口的消费需求带来了中低档工商服务业市场的兴旺。这样, 政府资金投入的缺位造就了“廉租屋经济”, 为未能进入社会保障体系的低收入群体, 提供了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也加速了城中村的发展。

三、“城中村”存在的问题

“城中村”作为城市化中一种独特的现象, 在管理体制上, 一方面它作为城市社区的组成部分, 必须接受城市政府的领导, 应当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下运行;另一方面它属于农村社区, 在土地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必须执行农村社区管理体制, 从而构成了管理体制的交叉性。城市与农村“二元管理体制”并行存在、共同发挥作用, 构成了其“边缘社区”的特征。“城中村”这种独特的地位和现象, 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1. 城市规划滞后, 建筑密度太大。

有的“城中村”建筑密度达到70%, 甚至达到90%, 形成“一线天”、“握手楼”、“贴面楼”等独特风景。

2. 村民居住环境差。

由于房屋密度高、采光通风条件差、违法违章搭建与乱倒垃圾等脏乱现象突出, “城中村”的村容村貌普遍较差。

3. 用地管理混乱。

“城中村”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相互交织, 宅基地、集体用地管理与建设混乱, 违法违章建筑相当集中, 住宅多以独家独户的传统家庭模式建筑而成, 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4. 基础设施不完善。

“城中村”的道路、供水、供电、电讯、排水、垃圾处理一般都不配套;各种管道、电线杂乱无章, 排水、排污不畅, 内涝时有发生;垃圾成灾, 卫生死角多;公共绿地与体育、休闲设施等比较缺乏。

5. 消防隐患严重。

“城中村”内街巷狭窄弯曲。消防通道严重不足或堵塞, 外围道路又往往被店铺挤占, 造成消防车难以进入。

6. 不正之风盛行。

制假售假、偷漏税、无证经营人员在“城中村”聚集现象较为突出, 对正常的市场生产经营秩序冲击严重。

7. 治安形势严峻。

“城中村”出租屋聚居了大量缺乏有效管理的外来人口, 成为滋生“黄、赌、毒”的温床, 恶性事件屡屡发生。由于外来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成分复杂, 其中甚至夹杂了一些负案在逃犯罪分子, 造成社会总体犯罪率迅速上升。

四、“城中村”改造的对策

“城中村”问题, 不是单纯地把“城中村”村民的户籍从农业户口转为城市居民户口, 而是事关城市化进程、“城中村”农民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大局的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要按照城市功能统一规划, 对“城中村”进行彻底改造, 使之尽快融入城市。笔者认为, 实现“城中村”改造应做好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

1. 以规划为龙头, 加强土地规划、利用管理。

规划是改造建设的龙头, 要以城市总体规划、总体设计为基础, 把“城中村”纳入城市规划管理之中, 加大城市规划宣传力度。

首先, 要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体, 张贴“城中村”规划图, 召开村小组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大会等集体会议, 广泛宣传“城中村”改造的重大意义及“城中村”改造的方案、政策、规划等内容, 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强化村民自觉改造意识, 为“城中村”改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使市民 (包括“城中村”农民) 积极支持和配合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

其次, “城中村”是城市的一部分, 其规划设计理应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的要求进行, 科学地编制, 要保障规划的效果和效果和质量。

2.“城中村”居民住房改造的统一化和产权的明确化。

“城中村”的住房必须按城市规划统一改造, 但“城中村”村民的安置不能等同于一般城市建设中的拆迁户, 随意安置到城郊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 应尽可能就近建造农民公寓进行安置。否则, 由于安置地点过远, 新区设施不配套, 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矛盾, 造成村民与政府的对立。对于农民公寓建造中的资金短缺问题, 除村民拆旧房所获补偿外, 其余的可采取多元化的形式解决。

3. 妥善解决“城中村”居民的就业问题。

“城中村”居民的就业, 必须突破货币安置和招工安置的旧框框, 实施开发性安置。开发性安置, 是通过开放性项目的建设, 来解决“城中村”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出路。这种安置方式, 将农民置换“城中村”土地使用权获得的安置费, 通过开发性项目的投资转化为生产性的物质资本, 使“城中村”村民通过与生产性物资资本结合实现再就业。这样的安置方法兼顾了村民就业和长远生活保障, 能够弥补单一货币安置的某些缺陷, 可以打消“城中村”村民转籍即失业的忧虑, 使其避开只身进入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时在文化素质和技能方面的劣势。

4. 妥善解决“城中村”村民的养老保障问题。

可以参照国外和国内发达地区的经验, 建立面向“城中村”转籍农民的养老保障体系, 彻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具体做法是, 通过村级集体经济提取部分土地补偿金和村办企业收入, 用做养老保险基金, 将该养老保险基金交给实力和信誉俱佳的商业保险公司托管。商业保险公司为每个村民建立个人账户, 该账户所有权归村民自己所有。村民达到规定年龄后, 由保险公司负责养老金的给付, 村民可以年金方式领取。

城中村改造研究 篇8

自上世纪末以来, 济宁市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优势, 为了提升旧城的功能, 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实施了“绿、亮、清”工程, 近几年, 围绕塑造城市特色, 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制定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 有力地推动了旧城的发展。济宁市的旧城改造启动较早, 旧城区内的城中村存量一般, 但受当时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济宁旧城区的发展同样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近年来, 我院一直积极投身于城中村的改造步伐中, 先后参与了后铺、东红庙、东孟、八铺社区居委南片区、三义庙片区、皇营润景园片区、运河佳园一期片区、姜楼曹营、满庄、杜庙、张营、三贾、济北片区、常利村、李集村等60多个城中村的规划建设服务, 从前期的调研、踏勘, 到后期的规划建设管理跟踪, 积极配合服从管理, 科学编制房地产建设规划和旧城改造实施方案, 做好政府的参谋和助手, 使济宁“城中村”改造驶稳妥地驶上快车道。

2 城中村产生的根源

城中村问题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所独有的一种现象。主要是我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所导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城市的用地不断扩展, 原来的一些村庄被纳入城市范围, 但其土地仍保有其原有集体属性。这些村庄虽位于城市之中, 但其建设管理方法仍延续原有农村宅基地管理模式, 即由村集体进行宅基地分配, 村民在其上自行进行建设。由于建设管理及建设方式仍延续原有农村的习惯, 与周边的城市环境格格不入, 村民仍沿袭原有的乡土、亲缘和地缘关系。脱胎于农民的城中村非农化群体, 比较其他社会群体而言, 这一群体对社会保障有着更为独特而强烈的需求。随着耕地的全部被征用, 城中村民被迫突然地进入了城市生活, 但就适应城市生活的技能而言, 这些人普遍一无技术、二无文化、三无任何其他优势, 是一个注定要在城市中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

中山大学周大鸣认为, 世界上所有大城市都有贫民窟, 这是正常现象, 不必将它看作城市之“瘤”。他认为城中村已经具有贫民窟的特征, 他称之为城市贫困社区。他认为城市贫困社区目前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由旧村演变过来的城中村;一种是由老城区延续下来的低收入人群聚集区;还有一种是效益不好的传统大型厂矿宿舍区, 那里集中了很多下岗待业的人。

3 充分把握“城中村”改革改造的重要意义

3.1 有利于拓展城市空间, 优化资源配置

“城中村”土地利用率低, 通过改造, 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为城市发展腾出新的空间。

3.2 有利于改变城市面貌, 提升城市品位

“城中村”布局杂乱, 建设无序, 形式土而单调。通过改造可重塑形象, 提高城市品位和竞争力。

3.3 有利于改善生活环境, 提高居民素质

“城中村”相对封闭, 基本保持农村传统生活方式, 观念陈旧, 管理滞后, 环境脏乱差, 通过改造, 促其向现代城市方式转变, 居住环境、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整体素质得到提高。

3.4 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 加快城市化进程

伴随着城市外延式扩张的深入, 内涵式城市化被提到议事日程, 对人居环境及人口素质水平较低的“城中村”改造成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环节, 加快“城中村”的城市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真正实现城市一元发展的关键, 与实现农村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紧密相关, 有利于“城中村”村民真正融入城市, 享受城市化的美好生活。

4 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济宁的城中村进程

城中村改造工作必须遵循“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的原则, 城中村改造的计划必须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土地供应计划及城市建设用地计划等相协调, 努力做到“成熟一个改造一个, 改造一个成功一个”。

5 开展多种规划模式改造, 形成全面的示范效应

城中村改造必须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 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城中村的具体情况, 分别采取全面改造或综合整治等不同的改造模式, 解决特定城中村的实际问题。

6 充分认识城中村改造是承载济宁发展现代服务业、进行二次开发的机遇所在, 是提升空间环境品质的重大机遇

“城中村”改造成为城区二次开发的成本“洼地”和发展潜力所在, 城中村将成为未来济宁空间发展和建设的主要土地供给来源, 也是疏解老城区建设密度、提升城市建设品质的空间机遇所在。

6.1 “城中村”改造, 必须遵循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统一建设的原则

规划要与城市化水平相适应, 高起点、高标准地完善市政公用设施, 完善环境规划和空间设计。充分兼顾经济功能和其他社会服务功能的协调, 营造高质量的生活环境, 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建筑设计要有民俗特色, 有品味, 成为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6.2 坚持规划引导, 积极推动成熟项目

城中村 (旧村) 改造必须坚持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 在整体合理维持和有序过渡现有廉租屋及低端都市加工业、服务业功能的基础上, 积极为城市支柱产业和优势传统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服务, 在优势区位条件下积极发展商业办公、信息服务、旅游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 引导村民和村集体经济通过与城市产业融合来实现发展, 避免一味地要求高容积率, 严格控制人口和住宅规模, 完善市政和公共配套设施。

6.3 “城中村”改造, 必须依靠政府领导, 各专业设计部门必须统一思想、密切配合

以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为指导, 大胆解放思想, 不断更新观念。由于各个“城中村”的状况不同, 干部群众的思想水平、物质基础不一样,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任务各有侧重。必须以改革的思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城中村”改造是事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大事, 必须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稳妥推进。此外, “城中村”改造还必须调动村民参与改造的积极性。“城中村”改造, 触及到群众的既得利益。要从实际出发, 在不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前提下, 给群众一些政策性的补偿和一定的资金扶持, 使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在正确制定和运用政策的同时, 充分发挥”城中村”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股份经济组织的作用, 用干部、党员的模范行动, 调动群众参与“城中村”改造的积极性。

6.4 “城中村”改造, 必须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相结合

撤村建居后, 农民变成了居民, 成为城市社区的一员, 要针对农民变成市民这类人群的特点, 最大限度地发挥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功能。规划设计中要着重考虑到开展社区文化、社区教育、社区服务等工作, 从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区管理方面彻底把“城中村”居民的传统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化城市生活方式, 使“城中村”居民彻底告别旧有的生活方式, 走进现代城市文明社区, 成为真正的城市人。

6.5 “城中村”改造, 必须实行政府调控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手段

“城中村”改造是推进城市化的大事, 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件难事。前期调研中既了解群众思想工作的意识, 又要考虑政策制定的深度和力度。

7 结语

城中村该不该拆掉 篇9

走在中国的大都市，你会在市中心或者郊区看到一些密密麻麻、挤挤挨挨、只有几层楼高的建筑，这些建筑被人们称为“城中村”。不过，这些“城中村”并不是突然从城中冒出来的，它们原本是远离城市的“自然村”。在中国空前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耕地被政府征收，只留下宅基地，农民在宅基地盖上自己居住的楼房。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楼房被周围高大上的城市建筑逐渐包围起来，“自然村”就逐渐变成了“城中村”。所以，“城中村”虽身处城市，却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城市土地，同时，“城中村”的居民也仍然是农村户籍。这两点原因导致中国的“城中村”出现了一些典型问题。

由于“城中村”的居民仍然是农村户籍，他们无法享受政府给予城市居民的福利，而且，这些村民也很难在城市中找到较好的工作。于是，失去耕地之后，“城中村”的村民只得把多余的房间租给农民工和外地人，租金很快成为了“城中村”村民的主要收入。为了最大限度提升这笔收入，村民开始在宅基地上疯狂地建房。考虑到“城中村”的宅基地不属于城市，所以城市规划限定的道路宽度、建筑高度等限制对于“城中村”往往没有作用。这使得“城中村”变得越来越拥挤、杂乱、缺乏规划。

在我国华南地区的一些大城市，比如广州和深圳，许多“城中村”里的建筑密度超过了70%。走进这些“城中村”，你感觉就像是走进了迷宫一样。密集的“握手楼”（即，城中村里相距很近的农民房，楼与楼之间相距很近，两楼里的人可以握手，也叫做“接吻楼”或者“连体楼”）和蜘蛛网般的电线网组成了这个迷宫的墙壁，以致于行人在曲折狭窄的岔道里常常迷路。同时，城中村的很多住房异常阴暗潮湿，即使在白天也要开灯，因为那里只能见到来自”一线天”的少许阳光。

“城中村”的住房条件虽差，但随着农民工和外来打工者不断涌入城市，这种非正规的租房市场一直很火爆。由于户籍制度，农民工没有资格申请政府提供的住房补贴，很多外来打工者短时间内也无法承受正规商品房的租金，这些人的居住需求进一步巩固了“城中村”的发展。这种情况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尤为明显，比如根据2015年的统计，广州的城中村已经占据了该市城市建成区的22%，这里安置了600多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就占到了近500万。

但是，这让“城中村”在很多人眼中成为了混乱不堪、乌烟瘴气的地方。因为这里不仅低收入人群多，外来人口多，有时候还会藏污纳垢，招来一些流氓混混和坐台小姐。现在，许多大都市的“城中村”成为了滋生卖淫、吸毒、犯罪等社会问题的地方，“城中村”的治理也成为城市管理工作者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拆除需谨慎

由于“城中村”有碍市容，藏污纳垢，许多城市管理工作者将“城中村”视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障碍，欲拆之而后快。但是，人们应该注意到，“城中村”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它的包容性恰恰也是一个最大的优点。毫无疑问，“城中村”对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有积极作用的。

所谓的“城市化”，本质上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因此，这一定是一个外地人移入、低收入阶层进城的过程。但是按照中国的户籍制度，政府在城市中主要还是为城里人提供公共服务，这就存在一个“政府缺位”的问题。“城中村”作为一种廉价的城市空间（既然城中村缺少城市土地的法律地位，也就缺乏了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以它的成本要比其他城市土地要低很多），可以由村集体为外地人提供公共服务，这缓解了政府的压力。

比如，“城中村”空间的低成本和极高的居住密度会催生一些低成本产业，比如小商品杂货店、居民服务（理发、修理等）、餐饮、小食品加工厂等。这些小企业可以让村民和外地人变得更加富裕，它们通过各种经济活动，让“城中村”成为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系统，给城市卸下了不少包袱。

又比如，“城中村”为低收入阶层（这仍然是当前城市人口的主体）提供了低廉的住房和生活条件。这些人有了房子住，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居乐业，继而发展。他们的房租低，就可以使工业企业、服务业的劳动成本较低，不仅保证城市有充足的、成本较低的劳动力供给，使城市可以持续地发展起来，而且在事实上降低了城市的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率，有利于城市整体的安定。如果现在就不加思考地消灭城中村，农民工和外来打工者都走了，城市的发展势必陷入停滞。

广州,“蚁族”蜗居城中村 篇10

眼前簇拥着的“群蚁”, 令人不期然地想到了一个热门的社会新名词——“蚁族”。它形象而生活地描绘了“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生存状态, 在无奈的调侃中, 带着些许的苍凉, 还有挣扎的苦楚。而这, 也正是大多数80后, 甚至是即将踏出校门的毕业生们不得不直面应对的, 残酷的现实。

准毕业生:住房首选“城中村”

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披露, 2010年, 广州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约15-20万人, 加上往年未就业的广州生源毕业生和2010年在广州求职的外地生源毕业生, 预计今年将有高达25万的毕业生到广州求职。也许早早预知了就业形势的严峻和大城市房价高不下的现实, 很多大学生在谈及未来的梦想时都纷纷表示:“找份薪水高一些的工作, 以后在广州买房。”

同一个求职、求生存的世界, 同一个置业、置理想的梦。同学们的住房梦是执着的, 也是务实的。小章, 一位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大四学生, 在谈到毕业后的打算时说:“我刚毕业, 肯定买不起房, 只能和师兄一样, 跟别人合租, 这样有个落脚的地方, 也算是在广州有了一个自己的窝。”

在记者随机访问中发现, 和小章持同样想法的准毕业生不在少数。在14名前来求职的大学毕业生中, 有9人表示毕业后会先租房住, 待经济条件成熟后再选择买房;有3名是广州本地大学生, 他们表示会继续和父母或亲戚同住;有1人表示有买房的计划, 但不得不“啃老”, 目前正动员自己和男朋友家里各自拿一部分钱出来作为新房的首付;还有1人希望自主创业, 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实现商住两用。

在选择租房的9人当中, 有3人明确表示会选择租单房, 一个人住;有6个人希望跟同学或与自己能处得来的人合租以节省租金。其中两人表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合租, 会考虑选择一个人住。在选择合租的6人中, 有两人认为只要有张床躺下睡觉就行了, “因为刚毕业没有太多的钱, 而且还要支持家里或偿还助学贷款”;有3人则认为一人一间小房比较理想, “因为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很重要”;还有1人选择和别人住在合租房子里的大房间里, “即使是像大学里上下铺那样, 也无所谓”。

至于居住地的选择上, 有7人表示首选是广州市的“城中村”, 尽管居住环境欠佳, 但胜在价格比较相宜;其余2人则明确表示希望租住在有良好环境的居民小区, 而且最好能离工作单位比较近。

毕业生:期待“窝”能更好

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而言, 对“窝”的设想, 可以浪漫, 可以现实。但是, 对于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来说, 对“窝”的选择, 难免更多地屈服于现实。

毕业近3年的李茂灵, 从广西一家高校毕业后就一直留在广州。原来从事的那份工作是包吃包住的, 后来, 为了有更好的个人发展, 他跳槽到另一家企业继续寻梦。失去了食宿的保障福利, 李茂灵享受着新工作带来的短暂激情之余, 更多地体会到了沉重的住房压力。

李茂灵现在一家民营企业任职, 每月的薪水约2600元左右。由于要接济家里多病的父亲, 他只能选择在离公司较远的“城中村”租了一个只有10平米的房子, 每月租金350元, 加上水电费, 一个月下来大概需要400元。加上吃饭、交通、通讯以及平时的一些开销预算, 李茂灵只能从寄给老家的生活费中拉上补下, 算下来, 每个月的余资不足300块。“买房?我现在想都不敢想, 何必给自己徒增烦恼呢?!”

这边厢, 毕业生们省吃俭用为买房, 而在另一边厢, 大城市的房价疯狂上涨。据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在2010年1月公布的2009年广州市房地产市场运行年度报告显示, 2009年广州全市十区一手住宅成交均价高达9346元/平方米, 在5年之内翻了一倍。其中, 2009年三季度后房价飙升累计涨幅超过40%。天河区的房价更是达到17686元/平方米的历史高点, 并且“万元区”的触角甚至延伸到郊区。

同样, 广州的居民小区房租金也让刚毕业的收入不算高的大学生难以承受。以非黄金地段的一般小区房为例, 一房一厅的月租金大概是500-1200元, 两房一厅大约在1000-2000元, 三房一厅大概为1500-3000元。

相比于居民小区房, 广州的“城中村”的房子因租金不高而受到“80后”大学生的欢迎。以“城中村”为例, 一间单房的月租金大概是300-500元, 一房一厅大概是350-700元, 两房一厅大约在400-1000元。很多“城中村”的房东为了获得更多的租金, 把房子越修越小, 很少有三房两厅之类的大房子。

目前, 广州中心城区的大学生聚居比较多的“城中村”主要集中在天河区的棠下、冼村、石牌, 白云区的三元里, 越秀区的杨箕村, 以及高校附近的城中村等。

在广州, 像李茂灵这样, 因为薪酬有限而只能蜗居在“城中村”一角的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5万人。有人将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蚁族类”, 没有住房, 工作极不稳定的大学毕业生;第二类是“蜗居类”, 没有住房, 工作一般的大学毕业生;第三类是“凤鸣类”, 目前没有住房, 但工作处于上升期, 只要再通过几年的奋斗, 基本上就可以买房的大学毕业生。

当然, 也有相当部分的广州大学毕业生通过自身努力, 已成功购房, 或在还贷中。这部分人中, 以毕业5年及以上的人居多。毕业5年以下的绝大部分都只能靠租房生活。有高校教师粗略测算后指出, 租住在“城中村”和租住在居民小区房的大学毕业生之比为13:7。随着房价上涨的压力越来越大, 以及大学生高等教育的逐步普及, 大学生就业逐步由精英向大众化就业的转变, 这个比例将进一步扩大。

理想的“窝”

在做出租房或买房的决定前, 毕业学生们不得不充分考虑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问题:如果准备长期在这个城市生活、工作和谋求发展的, 选择买房是比较现实、自然的;如果难以找到发展机会或者没有在当地长期发展打算, 选择租房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有专家认为, 大学生以自己的未来换取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本是无可非议的, 但也应该讲策略:可以先买一套面积小一点的房子, 有个自己的安乐窝, 也便于谈恋爱。当然, 如果能够容纳结婚后的两人世界则更好。到准备生育下一代时, 再把这套面积较小的房子卖掉, 换一套更大、更适用的。采用逐步升级的方式置办房产, 可以使自己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不至于太大。一步到位的购房计划, 可能就要慎重考虑了, 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得有父母帮衬才能如愿。

当然, 大学毕业生的住房条件改善除了自身的努力, 也需要外部因素的支持。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全国两会上, 就有很多代表、委员提出, 政府应该为大学生提供公共租赁性住房或其他保障性住房。

可喜的是, 广东省政府前不久出台了《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 (2009—2020年) 》, 根据《规划纲要》, 2009—2011年, 广东省将试行建立政策性租赁房制度, 在珠三角地区率先推行, 由各地采取多种形式新建、购买或利用腾退公房等方式筹集房源作为政策性租赁房, 到了2020年, 广东省将全面实施并完善政策性租赁房制度。

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城市, 广州在住房方面先行先试的措施对于大学生是个利好。2010年广州市将推出3000套经适租赁房, 安排给买不起经适房、又不符合廉租房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居住。大学生如符合条件, 也有望以低于市价的租金, 入住这部分租赁房。

在招聘会采访结束的时候, 一位前来采访的中央电视台女记者问:“看到学生们焦虑的样子, 你们着急吗?”随行的工作人员回答道:“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

原来, 这位工作人员毕业不到3年, 也蜗居在广州的某个“城中村”。他说:“我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是让我和所有找工作的毕业生对明天有信心, 让每个人都通过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当然, 这包括但不限于住房的梦想。因为, 我们在蜗居的时候, 除了努力去寻觅一个理想的‘窝’, 更多的, 是追寻这个‘窝’所承载的, 属于青春, 属于生命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