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行政区创新体系

跨行政区创新体系（精选5篇）

跨行政区创新体系 篇1

1 引 言

区域创新体系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和衍生概念最早由P Cooke正式提出[1], 至今为止国内外研究日益丰富, 总体来说, 学者们比较关注下面三个研究方向[2,3,4,5,6]:第一, 区域创新体系的基础理论, 包括概念、构成、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探讨;第二, 区域创新体系的能力评价;第三, 区域创新体系的案例研究。国外的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对象多是有着特定地理、历史、文化因素的区域, 如硅谷、麻省128号公路, 并不以行政区域为重点[7]。但在我国, 由于传统上多强调行政区划, 我国的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对象多偏重于行政区域单位[8], 打破行政界限进行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很少。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当传统的行政区划过于强调本地利益而阻碍创新要素的流动, 限制创新经济活动效率的时候, 创新体系自然会跨越行政界限, 使得创新活动在一个适合的区域内进行, 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选择, 跨行政区域概念的已经略现雏形。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是由不同行政区域间有密切联系的多个城市形成的, 或是城市群、都市圈等[8]。长三角地区[1]是我国经济最为活跃, 科教最为发达, 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 2007年长三角两省一市GDP占全国的22.73%, 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34.97%, 科研院所、高级人才、R&D经费支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等均位列全国各省市前茅。国务院要求将长三角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然而长三角两省一市的行政格局不能完全保障创新活动的有效进行, 甚至会阻碍创新要素的自然流动, 降低创新效率, 因此跨行政区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呼之欲出。

2 长三角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2.1 跨行政区的区域创新体系

借鉴城市体系空间研究的系统论[9], 根据中国城市地域结构特征和发展特点, 可以将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模式概括为核心城市带动型、平等互补型、以及多级圈层型三种类型, 如图1, 2, 3。根据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特性以及目前的发展阶段, 通过对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 我们发现, 长江三角洲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是一个核心城市带动、平等互补型、和多级圈层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其主要体现在:①上海作为长三角的中心对江浙两省带动、辐射作用:包括经济中心, 研发、航运、金融、贸易中心, 牵头制定政策制度, 对江浙人才、资金资源的吸收辐射;②江浙两省对上海的互补与承接作用:包括产业结构、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来体现。

2.2 长三角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

长江三角洲是一个松散的跨行政界限的经济区, 一般有“大长三角” (泛长三角) 和“小长三角” (核心城市群) 之说。“大长三角” 指上海、江苏和浙江二省一市, “小长三角” 指由上海, 苏南, 浙北的16个地级以上的城市, 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市、浙江省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和台州市。

在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一体化建设和不断推进的进程中, 各个地区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特有的区位条件、历史文化, 在一体化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上海作为长三角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 是经济扩散的中心, 产业布局的重心。围绕着上海经济增长极, 经济空间扩散为四个圈层:第一扩散圈层是苏州、无锡、杭州和宁波, 这一圈层是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圈层, 也是受到上海带动、辐射较多, 与上海互动较为频繁的圈层。第二扩散圈层是南京、常州、镇江、嘉兴和绍兴。第三扩散圈层是扬州、泰州、南通、湖州、舟山和台州。第四扩散圈层是苏北、浙南的所有城市, 这一圈层受到核心城市上海带动、辐射较少, 与上海和第一扩散圈层联系较少。

上海的核心作用:上海作为长三角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城市, 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其GDP、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在我国城市中均处于首位, 是长三角地区无可争议的核心城市。国务院规划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国际经济、贸易、金融、航运四大中心。目前, 上海已经集聚了证券、期货、航运、技术、产权、人才、商品七大国家级要素市场, 340多家中外金融机构, 1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 上海利用这些载体对长三角其他地区辐射、吸收[10]。同时, 自2004年起上海还积极牵头制定有利于长三角包括创新在内的区域一体化的政策、制度, 推动创新平台建设, 提供共享资源, 优化配置创新要素, 推进长三角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江浙两省的互动:在上海对周边区域圈层的带动作用下, 江浙两省从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积极与上海互动。江浙两省在产业上与上海具有很大的互补性, 21世纪以来, 上海着重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高技术产业, 进一步做大做强石化、钢铁、汽车、船舶及先进装备制造等优势支柱产业。在上海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 江浙两省对上海的传统制造业进行了承接, 形成互补的产业发展态势。跨国公司往往将研发中心设在上海, 生产基地设在江浙两省, 因此上海技术创新的辐射和扩散自然地与江浙城市之间也形成互补性技术关联, 并且形成了城市间的产业配套。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来看, 长三角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 江浙为两翼, 互补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如一体化高速公路网, 形成长三角“一小时”和“三小时”都市圈;国际航运中心上海洋山港和宁波港、南京港、南通港等组合港, 浦东国际机场;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四地海关已启动物流通关一体化;知识产权保护、诚信建设、金融等方面也进行了合作联动, 已建成覆盖长三角的企业信用信息动态数据库等等[11]。

3 长三角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战略目标

3.1 长三角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定位

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长三角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及未来发展潜力, 我们认为长三角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定位应该是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具体而言包括:①加强区域联合协作, 加快构建技术创新体系, 整合自主研发力量, 建设开放共享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和产业共性技术研发试验平台;②构建区域创新网络, 建立和完善技术转移转化的公共服务平台和中介服务机构, 实行科技资质互认制度;③营造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 推动形成市场化、专业化的创新服务体系;④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加强知识产权的集成、运营和管理。

3.2 建设长三角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原则

基于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定位和发展目标, 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需要遵循以下原则:①注重产、学、研相结合, 以企业为主体, 以市场机制为配置创新要素、创新资源的基础;②立足于本区域, 从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 制定创新战略, 调整产业布局、寻求创新突破, 最终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③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 使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相结合。

4 推动长三角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政策建议

跨行政区的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立足于长三角区域的实际, 从区域创新体系的主体要素出发, 构建以企业为核心、以产业技术创新为重点、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构建以中介机构为纽带的服务创新体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创新体系[12]。

4.1 营造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

长三角要建立以企业为核心、以产业技术创新为重点、产学研相结合的跨行政区的区域创新体系, 就必须依据本区域的产业特点以及企业的类型, 集成长三角地区的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 有效发挥区域内部各主体的创新功能, 与产业布局、产业优势相衔接,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与区域优势产业相适应的创新链。

加大财政对竞争前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初创型科技中小企业的引导性投入。进一步改善创新创业投融资环境, 鼓励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 支持区域内国家级开发区中高新技术企业进入股权代办转让系统, 鼓励发展金融租赁业, 积极发展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推动形成市场化、专业化的创新服务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加强知识产权的集成、运营和管理。

4.2 构建跨行政区的区域创新服务平台

跨行政区的区域创新体系的最终目的在于能够打破行政区划对创新资源、创新要素的约束, 达到促使跨行政区的创新活动的有效进行和提高创新效率的目的, 为此构建跨行政区的区域创新服务平台至为关键[12]。

(1) 跨行政区的创新服务网络平台建设:

跨行政区的创新服务网络平台在区域创新环境的支撑下对区域创新主体的相互作用起着促进的作用, 长三角地区必须加快该平台的建设, 由长三角联席会议或更高级别的行政力量牵头, 联合上海、江苏、浙江在长三角区域内建立数字化的跨行政区的创新服务网络平台, 建设虚拟的跨行政区的科技成果转化网上市场, 以推进科技成果在区域内迅速实现产业化和区域内的接纳和吸收。

(2) 跨行政区的科技管理人才交流市场:

优先启动科技专家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和加强科技管理人才交流机制, 实现长三角地区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大量专家资源合理配置, 促进区域科技合作和经济发展。推进长三角地区科技专家的资源共享、政策协调、制度衔接和服务贯通进程, 建立长三角科技专家资源开发合作机制。

(3) 跨行政区的科技咨询与标准评估市场:

加强长三角地区科技咨询与标准评估方面的合作, 逐步培育长三角科技咨询与评估市场, 共同制定区域内同等的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 促进科技咨询与评估企业的发展, 制定区域内行业标准, 为长三角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和创新能力的衡量做好服务, 为全国创新水平的提升提供借鉴。

(4) 跨行政区的创新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主要包括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平台, 创业投资合作平台, 知识产权信息共享与交易管理平台, 政府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等。

4.3 推动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基础设施是各种创新资源、创新要素流动的主要载体, 日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对跨行政区的区域创新体系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 在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的推动下, 长三角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高速公路网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未来应该进一步推动包括高速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在内的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从而推动跨行政区的创新体系建设。

5 结论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长江三角洲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是一个核心城市带动型与多级圈层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上海是长三角区域的核心城市, 以强大的综合实力带动了周围区域的发展, 并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四个圈层形成逐步的扩散, 同时积极牵头制定有利于区域发展的制度与政策, 江浙两省则在产业结构、基础设施、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积极互动、互补, 这种动态的互动过程极大地促进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创新活动的有效进行和效率提高。

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划, 长三角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定位应该是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 为此长三角两省一市应从营造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 构建跨行政区的区域创新服务平台, 推动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三个方面进一步推动长三角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

参考文献

[1]P COOKE K MORGAN.The associational economy:Firms, regions, and innovation[M].U.S.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FREEMAN C.Continental,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innovationSystem[J].Research Policy, 2002, 32 (2) :191-211.

[3]陆立军, 朱海就, 陈愉愉.区域创新—基于浙江的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4]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2001-2004) [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2005.

[5]刘曙光, 田丽琴.区域创新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与国际案例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 10 (1) :19-23.2001.

[6]林迎星.中国区域创新系统研究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 2002 (5) :1-4.

[7]SAXENIANAL.Regional Advantage[M].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8]贾蓉, 柳卸林.长江三角洲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6 (8) :44-50.

[9]贾蓉.都市圈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 2006.

[10]郑蔚.合力打造长三角创新体系[N].文汇报, 2006-07-23 (1) .

[11]吕国昌.打造长三角人心中的梦[N].今日科技, 2004 (1) .

[12]李岱松, 黎朝晖.京津冀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研究[A]\第四届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学术年会[C].2008.

跨行政区创新体系 篇2

法治体系建设中的难度与创新——以《行政强制法》的制定和颁布为例

口杨海坤，山东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首在立法，没有立法，法治无从谈起。法治体系建设之难，也首在立法。因为立法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执法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非凡的意义。而立法之难，首先难在确定立法目标，必须把保障人民权利真正放在立法目标的首位。我国各类立法都要集中体现人民的意志，集中反映人民的利益，必须实现为人民的福祉服务。30多年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就是以立法为民为宗旨，始终围绕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民造福而展开;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还加强了社会管理领域的立法，显现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重点的新特色。我国的立法成就一般都体现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特色，因此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仅仅确立正确的立法目标还是不够的，必须全方位、全过程地在所有立法规范中体现立法目标，也就是说具体立法规范的质量最终决定了立法目标能否实现。而且，作为法治体系的基石——法律体系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更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它是开放的体系、发展的体系，与时俱进、日趋完善的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呕心沥血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彭真同志，曾形象地把法律比喻为儿子，把生活实际比喻为母亲。也就是说，生活实际变化了，法律不能凝固不变，法律也要与时俱进。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法律体系就植根于这个.历史阶段，植根于这块土壤，它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然而，今后的法治建设任务还相当艰巨。

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自身还要不断完善，在我国战略发展期还要加强立法规划、制定必备的新法;要修改完善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要加强与相关法律匹配的配套法规的制定工作;要确立和实施立法后评估制度等。另一方面，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我们的工作重点更要放在使既有法律切实实施的方面，通俗一点讲，就是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立法机关的任务丝毫不能松懈，要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法律实施监督方面。

实际上，立法和执法不可分割，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系、唇齿相依、动态互动的关系，立法的效果必须在执法中充分体现、在执法中经受检验;立法指导并规范执法实践，执法实践反馈立法效果并将推动立法的完善。况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很快，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许多新事物将不断涌现，各种事物的内在规律会不断为人们所认识和掌握，因此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会不断扩大，法律所把握的事物规律的深度会不断拓展。生活在前进，法律不能滞后，理想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将是一个深刻而广泛、稳健而鲜活、充满生命力和前瞻性的人类生存发展体系。以上认识是我近年来思索的结果，最近我国《行政强制渤的制定和颁布有力地证明了上述观点。《行政强制法》的制定和颁布生动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艰巨性，也反映了立法必须与时俱进的紧迫性。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当年《行政诉讼法》的起草和颁布，行政法学界就有人提议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强制法》，我还参加过最初国务院法制机构领导下的草拟工作，但是，这个立法草案迟迟没有出台。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正式开始酝酿制定该法到表决通过，前后历时，足见立法过程之艰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立法思想、立法价值、立法目标的`成熟性不足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人们对《行政强制法》总的立法价值取向游移不定：是侧重考虑充分行使行政机关的强制权力，还是充分保障公民权利免受违法行政强制权力的侵犯。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列入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如果搁置审议两年的，或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审议的，将被终止审议，也就是成为废案。行政强制法草案自12月首次审议后，每次都是在草案可能被终止审议的时候“重启”审议，因此有人曾将这部法的审议称为“被激活”法律案。如此曲折的制定过程，可见这部法律制定的难度。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寻找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平衡点。法律固然要防止行政强制不足的问题，但重点还是在防止行政强制过“乱”。仔细观察，在纷纭复杂的争辩中，实际上形成了两种相左的立法意见：一种是侧重于行政强制权力保护与有效强制执行的立法思路，一种是侧重于公民权利维护与获得有效救济的立法思路。立法胶着状态背后蕴藏的是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也正是在这种短兵相接、你来我往的争议声中，正义的天平才得以在权力和权利之间获得公道的平衡。

《行政强制法》出台的困难还在于其立法内容必须完善。法律自身的完备性是其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内在原因，法律规范是否足以涵盖其所规范的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法律所规定的内容是否具有逻辑自洽性、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是否能真正达到立法预期目的等等，这些都是立法者必须战战兢兢加以考虑的。从目前公布的法律条文来看，该法以七章71条的篇幅较为全面地规范了发生在国家行政运行中的行政强制现象，对于有效控制行政权、充分保障公民权益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尽管该法还面临着部分条文较为原则，没有运用类型化立法思路对行政强制现象进行条分缕析，没有完全依循行政法原理酣畅淋漓尽情展开等问题。

《行政强制法》之所以在近期能够出台，还依赖于现实的迫切需要。近一段时期以来，某些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做法使引发全球经济通胀的风险逐步加剧，我国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战略来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力将成为我国政府的必要选择之一。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下，部分地方政府能否全面消除“土地财政论”和“唯GDP论”，能否全面清除“大拆迁带来大城市，大城市带来大繁荣”等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做法，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因拆迁引发的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甚至非正常上访逐渐增多，部分地方政府在拆迁过程中由于未依法规范推进甚至出现了令人心痛的拆迁血案，特别是在拆迁过程中的行政强制现象，由于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正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因此，依法规范拆迁等正在发生的、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行政实践，通过制度渠道和法律途径有效消解社会潜在纷争，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优化发展环境，就成为立法者高度关注并亟需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国务院在201月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极大地促进了绗政强制法》的出台。《行政强制法》密切关注到了社会呼吁，从保障公民正当权益的角度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如该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是，情况紧急的除外。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

《行政强制法》在经历漫长的立法苦旅之后，终于出台，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作为规范政府机关行政强制的重要法律，无论是该法的起草、制定、修改或是最终出台，都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随着改革开放过程中人民民主法治意识的提高，人民对于善法的期待越来越迫切，同时，对于法律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从深入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角度而言，目前我国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台，都会引起热烈的讨论，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反响和评价，甚至由法学专家以及普通民众发出许多建设性批判的声音都属于完全正常的。因为立法的过程本身就是对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主动反应，也是对社会利益格局主动调整的过程，人民有权对立法作出自己的反应。

跨行政区创新体系 篇3

一、建立中原经济区创新协调体系

1、建立政府层面的协调机制。

由各地区科技行政部门牵头, 筹建中原经济区创新协调委员会, 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组织机构。该委员会主要负责制定中原经济区科技合作与发展整体规划, 协调中原经济区各地区利益关系, 推动各地区创新资源的整合和利用。每年定期在中原经济区各地市轮流举行供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 坚持平等、互信、沟通、合作的基本原则, 就科研、技术和人才的合作与交流的相关问题进行磋商, 及时解决协作中的各种障碍, 促进创新资源共享。建立科技项目合作机制, 坚持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原则, 鼓励和支持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 针对影响中原经济区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进行联合攻关。

2、建立民间层次的协调机制。

民间层次的协调机制是对政府层次协调机制的有益补充。民间组织促进地区之间的创新协作, 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借鉴长三角等地区民间协调机制的经验, 结合中原经济区的实际情况, 建立民间层次的协调机制。组建中原经济区咨询参谋机构, 该机构由中原经济区以及中原经济区以外的各类专家、学者组成, 为中原经济区协作创新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案。组建中原经济区行业协会、商会, 突破行政区划障碍, 制定区域行业发展规划、区域行业技术标准, 推进区域市场秩序的建立, 探索各类资源的联结和整合, 协调企业之间的矛盾纠纷。

二、建立中原经济区知识创新体系

1、建设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

中原经济区高校和科研院所已具有一定规模。但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相比仍具有较大差距, 主要表现为一流高校和国家级实验室较少。截至2009年, 河南省只有郑州大学一所211高校,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5个, 没有985高校。建立中原经济区知识创新系统, 必须建设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增加财政投入, 进行政策倾斜, 有重点、有步骤地将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高校建设成为研究型大学, 在本科教育基础上致力于培养和造就富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高级人才, 发展基础理论和探索高新科技前沿, 为中原经济区知识创新做贡献。增加基本建设投资、科研仪器设备购置经费, 改善科研条件和科研环境, 注重人才培养、发掘人才潜力, 建立健全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评价体制和激励机制, 营造开放的、促进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科研环境, 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科研院所, 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

2、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分工与协作。

中原经济区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许多领域存在着争夺资源、过度竞争的情况, 双方之间的合作不够。在国家和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改变高校与科研院所争夺资源的状况, 鼓励科教合作, 加强资源共享, 形成合力。促进科研机构与高校多种形式的合作, 包括共建科研基地、共同承担科研任务、与多种形式的人员交流, 鼓励有条件的科研机构与高校开展联合培养人才等。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 逐步将一部分高水平的科研院所并入名牌大学或委托名牌大学管理, 以发挥大学的学科综合优势, 大力发展交叉学科, 占领国际科学前沿。推进行业共性技术体系的建设, 整合和集成现有资源, 促进公共科技资源的开放和共享, 形成一个为全社会科技创新服务的公共平台。

三、建立中原经济区技术创新体系

1、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中原经济区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少, 研发经费少, 研发成果少, 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长期以来, 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大, 企业长期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 要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必须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使企业具有创新的自主决策权。应建立新型的、贴近产业的“市场导向—企业主体—企业研发中心”的技术创新机制, 引导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确立创新战略, 努力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导产品和关键技术, 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提高核心竞争力。

2、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中原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发展较快。截至2009年底, 河南省共建设了2个国家级和9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1个高新区共实现工业总产值2660亿元, 工业增加值830亿元。根据中原经济区实际情况, 坚持用新技术开发新领域和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相结合的原则, 坚持提高原创性技术比重和消化吸收外来技术相结合的原则, 做大做强电子元器件、硅半导体材料、太阳能电池、新型显示器、超硬材料等产业, 重点发展郑州、洛阳、新乡、许昌、安阳、鹤壁等产业开发区, 努力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发挥产业集群效应, 辐射拉动中原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3、建设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河南省已经建立了多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且初见成效。目前, 中原经济区内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内成员主要是河南省境内的创新主体, 在未来的发展中, 应吸引其他地区的创新主体加入。因而, 政府应为各地区创新主体提供合作交流的平台, 组织技术交流见面会、技术创新联盟论坛等。在不影响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条件下, 对其他地区创新主体加入技术创新联盟进行引导、鼓励及撮合, 降低搜索成本和谈判成本。

四、建立中原经济区创新服务体系

1、促进科技中介机构健康发展。

中原经济区科技中介机构发展初具规模, 截至2010年, 河南省技术贸易机构发展到3300多家, 生产力促进中心达到110家, 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22家, 其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2家, 技术咨询机构2000多家。虽然中介机构规模庞大,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突出表现为数量众多、良莠不齐, 真正能够为区域创新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还很缺乏。针对目前的情况, 要重视和加强科技中介机构建设的政策法规研究, 明确不同类型科技中介机构的性质、类型、地位、作用、制度、运行机制、从业资格、服务标准、行业规范、法律责任等, 制定完善的优惠政策。加大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政策支持力度, 把一部分原本属于政府的行业管理、项目评估、市场监管等职能委托给科技中介机构承担。设立科技中介机构发展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支持科技中介机构公共信息平台和技术平台建设, 开展从业人员培训和资质认证, 进行国际合作与交流, 扶持骨干科技中介机构的能力和条件建设等, 支持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对现存的中介机构进行清理整顿, 制定中介服务业行业自律服务标准和规范, 借助行业协会的专业性定位与成员自发性参与, 引导中介服务走向人才优秀、硬件完善、专业分工、规模适度的良性发展道路。

2、加强中介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

由于行政体制和历史发展的局限, 中原经济区各地区的科技中介机构都各成体系, 相互之间缺少联系和互动, 中介机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给整个科技中介服务业带来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极大浪费, 不利于科技中介服务业的整体发展。建立中原经济区创新体系, 应加强区域内中介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 推动区域内中介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 改变各地区中介机构“单打独斗”的做法。为此, 各地方政府要尽快解决公共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 打破信息封锁, 建立区域性公共信息网络, 使各地区科技中介机构充分掌握信息, 为区域内技术创新提供综合配套服务。各中介机构还应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科技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可以组织大范围和大规模的学习交流会或进行科技中介从业人员培训, 从而提高科技中介服务业的整体服务水平和质量。

五、建立中原经济区创新环境体系

1、培育坚实的基础设施环境。

中原经济区拥有以铁路、公路为主的庞大交通运输网络。目前, 河南省铁路运营里程为4000公里, 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为5016公里。截至2011年2月, 河南省移动电话用户、固定电话用户、互联网用户分别达到4632.8万户、1430.2万户和3391.6万户, 分别排名全国第5位、第6位和第6位。中原经济区具有一定规模的基础设施, 为创新要素流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为构建中原经济区创新体系, 当前迫切需要建立起以城市为连接点, 涉及交通、电网及信息化网络等方面的跨区域复合网络体系。同时, 地方政府还要加强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强化吸纳科技人才的载体, 加快信息基础设施、信息网络、公共图书馆、科技情报网等区域科技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2、培育良好的制度环境。

构建中原经济区创新体系, 必须培育良好的制度环境。目前, 尚未建立针对中原经济区有关技术创新的政策法规制度。中原经济区应从整个区域的利益出发, 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制定激励和规范创新的市场、产业、财政、税收、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政策和法规。

加紧市场制度建设, 规范市场的行为准则, 消除由于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各种限制和壁垒。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 坚决查处和制裁各种侵权行为, 及时有效地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政府部门适当降低专利申请费用和专利年费的标准, 降低被保护者的成本。加速专利审批速度, 简化审批程序, 提高审批效率, 缩短侵权诉讼的周期。完善财政投入制度, 保证财政科技创新投入增长速度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财政投入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建立跨行政区政府采购制度, 通过政府对高技术产品的巨大需求对技术创新起到“牵引”作用。

参考文献

[1]龙开元: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初探[J].中国科技论坛, 2004 (11) .

[2]王鹏: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的核心特征与动力支持研究[J].发展研究, 2009 (1) .

[3]王鹏:论粤港澳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J].广东社会科学, 2009 (2) .

跨行政区域检察院管辖案件范围 篇4

为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1]。贯彻落实这项任务，需要进行科学的整体设计，确保做到布局合理、定位清晰。确定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如何设置，首先需要明确它管辖哪些案件。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其结构与布局。关于跨行政区划法院的案件管辖，总书记在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讲得比较具体。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应当管辖哪些案件，四中全会文件中并未提及。

2014年12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建议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12月28日，依托上海铁路运输检察分院设立，跨行政区划管辖案件的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挂牌。12月30日，跨行政区划管辖案件的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依托北京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挂牌成立。二者在案件管辖范围方面具有明显差异[2]（见下表）。

北京、上海跨行政区划检察分院案件管辖对照表

┌──────────────────┬──────────────────┐

│北京市检察院四分院管辖范围

│上海市检察院三分院管辖范围

│

├──────────────────┼──────────────────┤

│北京第四中级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上海第三中级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监督案│

│件

│件

│

├──────────────────┼──────────────────┤

│北京第四中级法院管辖的跨地区重大民商│上海第三中级法院管辖的跨地区重大民商│

│事监督案件

│事监督案件

│

├──────────────────┼──────────────────┤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的知识产权类诉讼│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管辖的知识产权类诉讼│

│监督案件

│监督案件

│

├──────────────────┼──────────────────┤

│

│上海海事法院管辖的海事诉讼监督案件 │

├──────────────────┼──────────────────┤

│北京市检察院指定管辖的跨地区重大职务│上级检察院指定管辖的跨地区重大职务犯│

│犯罪案件及关联案件

│罪案件

│

├──────────────────┼──────────────────┤

│应由中级法院管辖的环境资源保护和食品│跨地区的重大环境资源保护和重大食品药│

│药品安全刑事一审案件，以及北京市检察│品安全刑事案件

│

│院指定管辖的其他跨地区重大环境资源保│

│

│护和重大食品药品安全刑事一审案件

│

│

├──────────────────┼──────────────────┤

│应由中级法院管辖的发生在民航、公交、│民航、水运所属公安机关侦查的重大刑事│

│水运领域并由其所属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案件、海关所属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案件│

│一审案件；海关所属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

│

│一审案件

│

│

├──────────────────┼──────────────────┤

│北京市检察院指定管辖的其他重大案件 │上级检察院指定管辖的其他重大案件

│

├──────────────────┼──────────────────┤

│北京市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原来管辖│上海市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原来管辖的涉│

│的涉铁路运输案件

│铁路运输、轨道交通案件

│

└──────────────────┴──────────────────┘

此次选择上海、北京进行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意图避免与现行组织法相冲突，确保改革试点依法进行。但是，北京、上海在辖区面积、检察分院辖区等方面都不具有典型性。明晰的管辖规则既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的需要，也是公民、组织行使诉讼权利的重要前提。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检察院，必须建立统一的案件管辖制度。本文拟从检察案件特点、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与行政区划院合理分工等角度分析探讨可适用于全国各地的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案件管辖规则。

二、设计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案件管辖的考量因素

在现有行政区划检察院系统已经实现检察职能全覆盖的基础上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办理“特殊案件”，并不需要建立一套与行政区划检察院高度重叠的、庞大的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系统。基于这一判断，设计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案件管辖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一）国家结构形式

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从科学治理、有效治理的角度需要划分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但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央职能和地方职能，或者说，我国的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划分是相对的。地方国家机关既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也要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在这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中，中央已经明确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现有的地方法院、检察院，从性质和功能上讲，是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检察院。因此，我国不可能实行中央司法系统与地方司法系统并存的体制。司法案件涉及的事项是否属于纯粹的中央事权，可以作为确定案件管辖的一个考量因素[3]，但不是唯一因素。

（二）诉讼经济原理

设置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旨在排除执法办案中的地方因素干扰，而不是为了解决局部存在的“案多人少”的矛盾。这一轮司法体制改革，通过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确定法院、检察院中各类人员的员额比例，将法院、检察院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安排到办案一线，“解决法院、检察院内部一些人拥有法官、检察官头衔却不办案，内部行政管理部门越来越膨胀，优秀法官、检察官脱离办案一线，进行‘逆向选择’等问题”[4]。这项改革到位，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将会缓解。基于办理特殊案件的功能定位，设置跨区划检察院应当遵循精简、高效的原则，防止叠床架屋，无需布局到每个市、县。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每个跨行政区划检察院都应当具有固定的管辖区域，只是这个区域不限于某一个行政区划。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的管辖范围又应当实行全面覆盖，避免同一类案件，在甲地由行政区划检察院管辖，在乙地由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管辖。由于“特殊案件”作为例外情况在数量上远远不及“普通案件”，跨行政区划检察院设置数量不宜过多，相应地，每个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管辖的地域范围就比较大。公民、组织到跨行政区划检察院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难免要来回奔波[5]。从这个角度说，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的办案成本在总体上会高于行政区划检察院的办案成本。因此，在制度设计上，争议标的不大的跨区域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和民商事监督案件，应当允许公民、组织在行政区划检察院主张权利；普通职务犯罪案件，仍然应当由行政区划检察院查办。

（三）司法改革政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项改革对于设在地、县两级的法院、检察院独立公正司法至关重要。如果“省级统一管理”到位，四中全会提出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落实到位，地、县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干预法院、检察院依法办案的能力将会降低，相应地，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承担省内跨地市、跨县案件的必要性将会减小。此外，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将会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运行机制，将会提升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公正司法的能力。

（四）行政区划改革政策

三中全会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省直管县”改革有两项措施：“强县扩权”，财政“省直管县”。这些措施如果到位，地、县党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会发生相应变化，与地市党政机关利益直接相关的司法案件数量也会下降。中级法院、分州市检察院受干预程度总体上也会因此减轻。省直管县如果全面推行，地方形成省、（地）县、乡镇三级架构，各省内的中级法院和分州市检察院都将像直辖市的中级法院和检察分院一样成为跨行政区划管辖的法院、检察院。

（五）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管理体制

根据我国宪法和“两院”组织法，法院、检察院由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原则上按照行政区划设置。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由行政区划内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由谁产生，受谁监督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和最高法院《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要求，知识产权法院由所在地的市人大常委会产生，对它负责并报告工作。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为例，它由广州人大常委会产生，管辖广东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一审民事、行政案件。根据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司法权由人大及其常委会赋予，因此，每个法院、检察院的固定管辖范围原则上应当在产生它的人大所代表的地域范围之内。据此，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如果完全由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它跨省、市行使司法权的合法性难免会受到人们的质疑。在省级统一管理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体制下，省际利益冲突案件恰恰是最需要由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来管辖的。

基于以上诸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跨行政区划检察院设置数量不宜过多，承担的案件数量不宜过大。相应地，每个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的辖区要比同一层级的行政区划检察院辖区大得多。这也是研究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案件管辖的重要前提。

三、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固定管辖案件类别分析

我国宪法虽然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是检察权的取得遵循职权法定原则。现行法律主要围绕三大诉讼配置检察监督权能[6]。由三大诉讼各自的特点、任务和检察机关职能所决定，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任务主要集中在刑事诉讼中。对行政权的监督也主要是通过职务犯罪侦查等方式来实现的[7]。四中全会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这不是检察机关取得“一般监督权”的政策依据，而是实现各项监督制度体系化的客观需要。研究跨行政区划检察院设置与案件管辖，必须以坚持检察职权法定为前提，弄清楚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一）公民、组织向检察机关表达诉求

最近有学者认为，检察权有必要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型[8]。检察机关应当在其职权范围内回应社会公众的诉求，满足社会需求。实际上，近年来检察机制与检察工作一直朝着增强回应性的方向努力。公民、组织的控告、申诉、检举，既是检察案件的一种重要来源，也是检察机关制定政策的主要参考。同时，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在体制上更加独立，理论上更容易赢得公众信赖，公民、组织向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提出控告、申诉、举报顾虑会小一些。但是，对公民、组织诉求的受理附属于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等职能。基于“谁管辖、谁受理”的原则，受理控告、举报案件不可能作为一种检察职能独立存在。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原则上只能受理本机关管辖权范围内的控告、申诉、检举。当然，对于不属于本院管辖的诉求，特别是职务犯罪案件线索，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也有必要进行登记、整理，移送有管辖权的检察院。

从理论上讲，刑事、民事申诉案件虽然数量不小，但成案率低，与其分散在行政区划检察院体系中，不如统一划归跨行政区划检察院集中管辖。问题是，基于维护司法裁判既判力的需要，法律规定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所作的生效裁判行使抗诉权，这两类案件因此在层级分布上都呈“倒三角”结构。尽管现行规定要求刑事申诉人“逐级申诉”，民事当事人向没有抗诉权的原审法院的同级检察院申诉，但是，基层检察院、检察分院在保障公民、组织获得抗诉再审权利方面的作用注定是有限的。到检察机关申诉的民事、行政案件，绝大多数属于高级法院或者最高法院驳回当事人再审申请的案件，抗诉权集中在省级检察院、高检院，分州市检察院、基层检察院办理这类案件基本上属于重复劳动。错误明显的刑事申诉案件，在分州市检察院、省级检察院通常已经得到纠正，未能得到纠正的刑事申诉案件往往疑难、复杂，而且经过省级院审查、复查，层级较低的跨行政区划检察院通常无力承担。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不是不可以办申诉案件，但是，要正视基层检察院、分州市检察院的功能局限，着眼于构建相应层级的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否则，跨行政区划检察分院提请抗诉的案件只能进入各省、市、自治区检察院和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

（二）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审查批捕与公诉职能

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是检察机关最常规的业务工作。根据法律规定，刑事诉讼中公检法分工负责，公安机关是承担刑事侦查职能的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办理的批捕、起诉案件，除自侦案件外，绝大多数来自公安机关提请批捕、提请起诉。实践证明，公安机关实行按行政区划设置为原则、按行业设置为例外的体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刑事检察案件管辖，需要以现行公安体制为前提。

1.与行政区划公安机关侦查业务对接问题

各市、县公安局依据现行规定管辖的刑事案件，凡是存在地方保护可能的大案要案，可以在公安环节就改变管辖，接受指定行使侦查权的公安机关通常应当向对应设置的行政区划检察院提请批捕、提请起诉并接受监督。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办理行政区划公安机关侦查的批捕、起诉案件，监督其侦查活动，只能是一种例外，不然会造成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与行政区划检察院之间管辖分工不清，导致推诿扯皮。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管辖批捕、公诉案件，履行侦查监督职能，应当主要与跨行政区划公安机关的侦查业务对接。

谈到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案件管辖，人们基于环境污染危害的跨区划特点，容易想到相关案件由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来承担。的确，环境污染相关犯罪的行为危害往往具有跨行政区划的特点，有些环境污染违法犯罪之所以不能被有效制止，常常与地方保护主义具有直接关系。但是，按照现行法律，环境污染犯罪由行政区划公安机关侦查。即使将环境污染相关犯罪的立案监督、批捕、起诉职能交由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承担，也很难预期有好的效果，因为刑事诉讼程序能否有效启动，主要取决于公安机关而不是检察院。

2.与行业公安机关侦查业务对接问题

在我国，铁路运输、海关、水运、民航、森林等按行业设置的公安机关，除铁路公安与铁路运输检察院、铁路运输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形成业务对接之外，其他行业公安通过一定的管辖规则与地方法院、检察院相对接。例如，水运公安、民航公安、海警办理的刑事案件，数量不大，目前与行政区划检察院对接，将来可以考虑纳入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管辖。办理刑事案件较多、与地方检察院对接的跨行政区划公安机关是海关缉私局。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海关体制与海关缉私警察体制[9]，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侦查环节的执法不受地方党政机关干扰。海关缉私警察机构的分布，与铁路公检法的布局有很大不同，它办理的刑事案件的管辖规则也不同于铁路公安。直属海关缉私局、隶属海关缉私局办理的刑事案件，目前均由缉私局所在地分州市检察院、中级法院管辖。这种管辖规则实践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缺陷。但是，国家创设和惩治走私犯罪本身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和中央整体利益，理论上属于央地利益冲突案件，因此，可以将海关缉私局办理的案件统一由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管辖，同时根据海关缉私案件分布规律进行布局。

3.现有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的审查批捕与公诉业务

虽然铁路上发生的刑事犯罪常常具有跨地域的特点，但这种跨地域和互联网金融的跨地域一样，并不必然带来地方干预。事实上，由于社会分层日益明显等原因，由行政区划公安、检察院管辖，实践中很少有党政领导干预盗窃、抢劫之类的刑事案件。尽管如此，现有的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的审查批捕、审查公诉业务，仍然可以保留在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体系之内，以保持其刑事检察业务的完整性。

基于检察办案的亲历性要求，最适合由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管辖的批捕、公诉案件，通常只能是在地域上与它相近的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当然，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也有必要基于业务覆盖范围等因素进行布局。既要机构精简，又要在管辖上有效覆盖全国，这正是设置多职能跨行政区划检察院面临的最大难题。

（三）职务犯罪侦查职能

跨行政区创新体系 篇5

世界金融危机后, 科技与产业发展在面临困难的同时出现新的革命锲机, 为抓住机遇, 集群企业开始着力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然而, 创新资源的稀缺性和单一性使得企业很难单独完成创新活动的全过程, 为了寻求互补资源, 企业间开始以各自独有的异质性资源为杠杆集聚成创新网络, 集群创新网络的形成使集群内企业比非集群企业更具创新性[1]。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 经济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日益加强, 知识要素开始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创新网络中共享, 为集群企业在规模、范围和共享上带来经济优势[2]。如何实现集群企业间知识共享行为,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 促进集群在创新中转型升级是企业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知识共享行为的实质是企业双方对“共享”、“不共享”进行选择的博弈过程, 将博弈引入讨论过程可使问题数量化, 从而使研究过程更加清晰。Kogut等[3]利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跨国企业间的知识共享问题。Chua[4]提出了一种“斗鸡博弈”, 验证了企业在抉择时总会采取与对方不同的策略。张庭发等[5]利用博弈理论探讨了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知识共享的均衡解。黄利萍等[6]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协同知识创新中的知识共享问题进行了研究。阮国祥等[7]将“回敬”策略加入传统知识共享策略中, 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创新网络中企业在不同得益下知识共享博弈达到均衡的条件。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 产业集群逐渐发展到坐落于分属不同行政区域的地理空间中, 创新网络被不同行政区域分割, 学者们开始将知识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8], 并认为显性知识只是知识浮出海面的一个小岛[9], 企业的技能、技术诀窍、核心能力、经验等在短期内难以转移的隐性知识要素的共享才是企业获取核心能力、减少创新成本的关键。为此, 李宪印等[10]运用进化博弈理论分析组织内知识型员工隐性知识共享的进化稳定策略;王晓科[11]考虑互惠、声誉、利他主义等因素, 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企业隐性知识共享决策问题;于娱等[12]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组织间隐性知识共享的进化稳定策略。虽然这些文献研究都以有限理性为条件, 但总体而言, 只考虑了企业间知识源、知识特性、技术手段等自身影响因素, 关于外部激励政策对企业隐性知识共享行为选择产生怎样的影响却缺乏探讨。

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并明确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后, 地方政府既参与创新活动, 又通过其特殊的角色推动着创新活动。目前, 政府强力主导的产业布局和民间自发涌现并存, 再加上地方保护所产生的产业空间布局的高度重合性, 使得我国产业集群内创新网络具有强行政边界性、强同质性、强当地锁定性等特征[13]。行政边界的形成, 使得地方政府在集群创新网络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企业间隐性知识共享受地方政府影响较大。为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影响企业隐性知识共享行为, 本文将政府驱动创新政策划分为激励、惩罚和公共投入,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和比较各政策对集群不同行政区域内企业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稳定性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2 地方政府介入下企业隐性知识共享行为演化博弈模型

2.1 模型变量与假设

跨行政边界的集群创新网络中, 企业显性知识共享一般是在完全理性条件下进行, 并且共享效果立竿见影, 企业可根据各自的目标收益在短时间内进行相应调整;而隐性知识共享则是在有限理性条件下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长期相互博弈的过程, 共享效果和调整时间都很难在短期内体现。此外, 企业之间是属于竞合关系, 博弈过程通常是非零和博弈, 通过不断重复的模仿和学习、修正和调整策略, 形成共享策略的动态均衡[14]。这种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的选择和动态调整过程表现出集群企业隐性知识共享演化过程的规律性, 有演化博弈的特征。因此, 本文可借鉴演化博弈理论, 根据跨行政边界集群创新网络企业隐性知识共享的实际情况,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集群创新网络由两个生产同质产品的企业跨行政边界形成, 具有强同质性、强行政边界性, 地方政府在子集群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二者的隐性知识共享策略集均为{共享, 不共享}。

假设2:两企业为企业1和企业2, 创新产品的逆需求函数为p=a-b (q1+q2) , 其中p为产品的价格, q1和q2为企业1和企业2的创新产出, a和b均为大于0的常数。企业单位生产成本分别M1和M2, 且a>Mi (i=1, 2) 。

假设3:H1、H2为企业1和企业2拥有的隐性知识水平, α1、α2为共享度, D1、D2为所在地方政府的公共投入水平, 公共投入水平的贴现值为T1、T2, 且Ti=t1Di (i=1, 2t为贴现率, 且0

假设4:C1和C2为企业1和企业2的共享成本。知识的转移和接收能力受地方政府的公共投入水平影响, 并且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令风险系数分别为e1和e2, 可得企业1的实际共享成本为C1 (1-D1+e1) , 企业2的实际共享成本为C2 (1-D2+e2) 。

假设5:企业共享时, 地方政府对其溢出隐性知识量进行激励;企业不共享时, 地方政府根据企业因机会主义行为而获取另一企业的隐性知识溢出量进行惩罚。设λ1、λ2为企业1和企业2所在地方政府的激励系数, γ1、γ2为惩罚系数, 则:企业1共享时可获得地方政府的溢出补偿为λ1α1H1, 不共享时受到地方政府的惩罚为γ2α2H2;企业2共享时获得地方政府的补偿为λ2α2H2, 不共享时受到地方政府的惩罚为γ2α1H1。

2.2 演化博弈的得益矩阵

根据以上前提假设, 可得两企业选择不同共享行为时的得益矩阵, 如表1所示。

其中:

2.3 复制动态及演化均衡策略

根据演化理论, 如果某策略的适应度比其它所有策略的平均适应度都高, 那么该策略就会被选择, 即该策略的增长率应大于0, 由此可得复制动态方程的微分方程形式如公式 (9) 所示:

其中xk为一个群体中采用策略k的比例, u (k, s) 表示采用策略k时的适应度, u (s, s) 表示平均适应度, k代表不同的策略[15]。

令企业1选择知识共享的概率为θ, 则选择不共享的比例为1-θ;企业2选择知识共享的概率为δ, 则选择不共享的比例为1-δ。借此, 根据表1中企业1和2的博弈得益, 结合两企业参与共享的概率, 可求得两类企业共享和不共享时的适应度μ1、μ2和平均适应度珔μ。则企业1选择知识共享的适应度为:

企业1选择知识不共享的适应度为:

企业1的平均适应度为:

因此, 企业1选择知识共享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同理, 企业2选择知识共享的适应度为:

企业2选择知识不共享的适应度为:

企业2的平均适应度为:

因此, 企业2选择知识共享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方程 (13) 和 (17) 描述了该演化系统的全体动态, 两式联合得到一个二维动力系统:

3 地方政府介入下企业隐性知识共享行为博弈动态演化过程

3.1 演化博弈动态均衡点稳定性分析

由于企业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任务的复杂多样性, 要精确获取各企业的知识共享量是十分困难的, 特别是隐性知识的共享, 由于很难用语言表达、价值不易衡量等原因, 使得可观测到的企业隐性知识共享量的大小远低于实际大小, 因此, 地方政府激励及公共投入水平给企业带来的共享损失补偿并不能完全弥补企业共享成本, 即C1 (1-D1+e1) -λ1α1H1>0。

根据Friedman[16]提出的理论, 演化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由该系统的雅克比矩阵局部稳定分析得到, 其系统的雅克比矩阵为:

依据演化博弈理论, 满足det J>0, tr J<0的均衡点为系统的演化稳定点。

情形1:当C1 (1-D1+e1) -λ1α1H1>γ1α2H2且C2 (1-D2+e2) -λ2α2H2>γ2α1H1时, 即企业1和企业2的净共享成本大于政府惩罚。根据式 (19) , 可得出相对应的雅可比矩阵行列式和迹符号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 点 (0, 0) 为演化稳定点, 说明当企业的共享成本与政府激励之差大于政府惩罚的时候, 两企业都会选择知识不共享。系统的演化动态路径如图1所示。

情形2:当C1 (1-D1+e1) -λ1α1H1<γ1α2H2且C2 (1-D2+e2) -λ2α2H2>γ2α1H1时, 即企业1的净共享成本小于政府惩罚, 而企业2的净共享成本大于政府惩罚。此时, 根据式 (19) , 可得出相对应的雅可比矩阵行列式和迹符号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 点 (0, 0) 为演化稳定点, 说明当企业1的共享成本与政府激励之差小于政府惩罚时, 而企业2的共享成本与政府激励之差大于政府惩罚时, 企业1和企业2都会选择知识不共享。系统的演化动态路径如图2所示。

情形3:当C1 (1-D1+e1) -λ1α1H1>γ1α2H2且C2 (1-D2+e2) -λ2α2H2<γ2α1H1时, 即企业1的净共享成本大于政府惩罚, 而企业2的净共享成本小于政府惩罚。此时, 根据式 (19) , 可得出相对应的雅可比矩阵行列式和迹符号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 点 (0, 0) 为演化稳定点, 说明当企业1的共享成本与政府激励之差大于政府惩罚, 而企业2的共享成本与政府激励之差小于政府惩罚时, 两企业都会选择知识不共享。系统的演化动态路径如图3所示。

情形4:当C1 (1-D1+e1) -λ1α1H1<γ1α2H2且C2 (1-D2+e2) -λ2α2H2<γ2α1H1时, 即企业1和企业2的净共享成本都小于地方政府的惩罚。此时, 根据式 (19) , 可得出相对应的雅可比矩阵行列式和迹符号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 点 (0, 0) 和点 (1, 1) 为演化稳定点, 说明当企业1和企业2的共享成本与政府激励之差都小于地方政府的惩罚时, 两企业可能同时选择知识共享或同时选择知识不共享, 具体选择哪种演化稳定策略与两企业的初始状态相关。系统的演化动态路径如图4所示。

由图4可知, 由两个不稳定点B和C及鞍点E连成的折线构成了系统收敛状态的分界线, 鞍点是系统演化改变的阈值。当系统的初始状态在这两个值附近时, 初始状态的微小变化将影响到系统演化的最终结果;当初始状态落在M区域内时, 演化系统将向A (0, 0) 点收敛, 也就是两企业都会选择知识不共享;当初始状态落在N区域内时, 系统将向D (1, 1) 点收敛, 即两企业都会选择知识共享。

3.2 演化稳定策略影响因素分析

从以上均衡点稳定性分析和动态演化相位图可知, 系统演化的最终结果可能都是知识共享, 也可能都是知识不共享, 它主要受到博弈发生的初始状态的影响, 参数初始值的不同将会促使演化系统向不同均衡点收敛。

(1) 地方政府激励对演化的影响。图4中M和N的面积决定了系统演化到不同结果的概率, 而临界线的位置由鞍点E (θ*, δ*) 决定, 分别对θ*和δ*求关于λ2和λ1的一阶导数, 得。由此可知, θ的变化与λ2的变化呈负相关关系, 即当λ2增大时, θ随之减小, 此时N的面积增大, 系统演化到D (1, 1) 的概率变大, 即企业2会选择知识共享。同理分析可知, 当λ1增大时, 企业1会选择知识共享。

(2) 地方政府惩罚对演化的影响。分别对θ*和δ*求关于γ2和γ1的一阶导数, 得。因此, 当γ2增大时, θ随之减小, 此时N的面积增大, 系统演化到D (1, 1) 的概率变大, 即企业2会选择知识共享。同理分析可知, 当γ1增大时, 企业1会选择知识共享。

(3) 地方政府公共投入水平对演化的影响。分别对θ*和δ*求关于D2和D1的一阶导数, 得, 。即D2增大时, θ的随之减小, 此时N的面积增大, 系统演化到D (1, 1) 的概率变大, 即企业2会选择知识共享。同理分析可知, 当D1增大时, 企业1会选择知识共享。

4 进一步分析

地方政府是区域经济利益的代表, 它通过财政政策间接引导企业的隐性知识共享行为, 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区域福利最大化。对地方政府而言, 区域社会福利表示为当地消费者剩余和企业的利润之和, 并减去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共享激励和公共投入, 以及加上对不共享企业的惩罚[17]。则企业1共享时, 所在地方的区域社会福利函数为:

企业1不共享时, 所在地方的区域社会福利函数为:

因此, 企业1所在地方政府的区域社会福利函数的期望值为: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 对在地方政府影响下跨行政边界集群创新网络中企业间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的演化路径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1) 两企业任何一方的知识共享成本与地方政府激励之差大于地方政府惩罚时, 不管企业双方知识共享的初始共享策略如何, 随着时间的变化和博弈的重复进行, 跨行政边界集群创新网络中企业隐性知识共享博弈的最终结果都是不进行知识共享。

(2) 两企业的知识共享成本与地方政府激励之差都小于地方政府惩罚时, 集群企业间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的选择受初始状态影响, 此时, 地方政府激励、惩罚与公共投入水平都对集群企业的隐性知识共享行为起促进作用。

(3) 地方政府惩罚与公共投入水平对于政府政策目标和企业目标的作用具有一致性, 政府政策的实施不仅可以提高区域社会福利, 而且可以促进企业选择知识共享, 实现政企双赢的局面。

因此, 为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作用, 促进集群企业隐性知识共享, 在对企业进行政策引导的同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深入完善奖惩制度。企业在隐性知识共享中很易出现保守、搭便车、单方依赖等机会主义行为, 使得集群在不同行政边界之间有摩擦和分隔, 整体竞争优势很难形成和发展, 地方政府应对这类行为严惩。此外, 奖惩同时还应着重考虑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约束,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控制, 在政策引导和债务约束之间寻求均衡点, 实现企业和政府的双赢。

(2) 完善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打破以往唯GDP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 不同集群子单元的地方政府应实现跨边界协同, 把地方经济的协同效益加入政绩衡量指标体系, 考虑集群整体收益与整体社会福利的关系, 实现整体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 转变地方政府在集群成长中的主导作用。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弱化地方政府直接干预集群企业发展的职能, 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转变,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强化对市场活动监管和宏观调控, 加强公共服务, 建立吸引更多民间企业进入集群共同发展的体制, 让集群发展更多元化、更具竞争力。总之要建立生态和谐、环境友好的集群发展空间, 使政府真正转变为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