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新启航

2024-05-10

教育改革新启航(共10篇)

教育改革新启航 篇1

酝酿多时, 经历层层审批, 温州金融改革终于启航。

国务院办公厅的消息称, 3月28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近年来, 温州部分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现象, 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开展金融综合改革, 切实解决温州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不仅对温州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而且对全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

温州金融改革的历程——“风暴”后唤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 温州金融试点改革实践从未间断, 形成了温州金融试点改革的先发机遇和政策优势, 金融改革成绩斐然。

1987年温州在全国率先启动浮动利率改革, 进而成为我国利率改革的试点地区;

2002年8月, 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到温州调研, 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当年12月, 浙江省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联合在温州召开“深化温州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宣布温州作为全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 正式启动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那次改革内容有6项, 包括国有银行小额贷款营销“三包一挂钩”;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农信社;改造温州城市商业银行;推动商业银行产品、服务创新, 如推出个人委托贷款;政府组建两家中小企业投资 (担保) 公司, 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

2003年温州开始启动建设资本活跃的“金融港”发展战略;2004年推进农村合作金融体制试点改革, 顺利实施“5-5-1”改革方案;2005年温州对区域性金融改革进行系统研究和全面部署, 提出“短期十方面改革方案”和“中长期四方面探索课题”;2006年重点推进小企业贷款试点改革, 大力推进“六项机制”建设, 重点突破小企业信用贷款瓶颈;2007年进一步做强做大区域金融实力, 地方商业银行跨出温州设立异地机构, 发行金融次级债券, 更名成立温州银行;2008年4月, 温州被确立为浙江省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探索制定民营经济融资新政策, 探索民企直接融资渠道等。

2011年秋季, 温州陷入了一场民间借贷引发的漩涡。一些企业的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 有的企业主承受不住压力, 选择了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其中, 以“眼镜大王”胡福林出走美国影响尤甚。愈演愈烈的民间借贷风波, 被舆论称作“温州式金融危机”。

2011年10月4日, 温家宝总理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温州调研。其后, 11月8日温州市召开金融工作会议, 会上公布, 为引导民间资本规范化、阳光化, 温州市将全面实施“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所谓的“1”, 是指围绕“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一总方案, 温州市制定了《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 按“先行先试”的原则, 研究完善后向省政府和国务院上报;其中的“8”, 是指围绕着纲领性总方案, 温州市还将对应制定8个专项具体子方案。8个子方案涉及领域主要包括:创建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股权投资业、做强股权营运中心、创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温州银行发展规划、农村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和创建地方金融监管中心。

今年3月14日上午,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 温家宝总理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温家宝在谈到广受关注的“吴英案”时说, 应该引导、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使其规范化、公开化, 既鼓励发展, 又加强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州的民间金融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3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4月25日, 浙江省通过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方案实施细则并将于近日公布;4月26日, 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挂牌运作, 有望推动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

有望打破国有银行的金融垄断

我国的金融业一直由政府实行严格管理, 国有银行垄断了金融市场, 但是这种格局与我国越来越发展的经济态势已经严重不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在沿海发达地区, 民营经济更是占了地区经济的半壁江山。但民营经济的企业形态通常大多是中小型企业, 与国有银行有一定距离, 大量民营性质的中小企业难以得到来自官办银行的信贷支持。

如今的中国银行业, 就像一条慵懒的蓝鲸, 这种地球上生存过的体型最大的动物 (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占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20%以上) , 靠吃食物链底层的磷虾 (银行利润70%以上来源于利差) 维持自身一百多吨的身体 (2011年, 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达到113.28万亿元, 商业银行净利润超过万亿元) 。

实际上, 作为企业, 国有商业银行赚取利润本无可厚非, 但“畸高”的利润却体现着对金融服务客户的挤压。这种长期“被宠”的中国银行业所存在的固有秩序, 自然与银行体制改革不力造成的垄断乱象 (如金融业务伪创新、对实体经济不作为、服务质量改进难等等) 无法脱离。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暴利”不仅开始腐蚀中国银行业本就艰难的改革动力, 也在对目前脆弱的中国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特别是这个金融垄断制造的银行暴利与规模庞大的民间资本遇到的金融壁垒, 其共存本身已然令天平高度倾斜。长久以来, 民间融资头上一直高悬“非法集资”、“拢乱金融秩序”的利剑。由于正规金融体系垄断金融资源, 对民营经济支持不足, 部分民企不得不游走于灰色地带, 融资成本畸高, 制约了民营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 放慢了结构调整, 最终降低了中国经济的总体效率。

近期, 温家宝总理在广西钦州、福建泉州、莆田、福州等地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时说:“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就是要打破垄断, 温州试点的有些成功经验要在全国推广。关于融资成本, 其实我这里坦率地讲, 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就是少数几家大银行处于垄断地位, 只能到它那儿贷款才贷得来, 别的地方很困难。现在民营资本进入金融, 根本来讲, 还是要打破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这个思想, 在温州进行试点。温州的试点, 有些成功的, 要在全国推广, 有些立即可以在全国进行。”

现在看来, 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发出了这种信号:打破国有银行暴利垄断、推到横亘于民间金融的铜墙铁壁, 为时不远。

【相关链接】2011年年报显示出的银行暴利

最新公布的2011年年报显示, 5大国有银行净利润超过6700亿元, 日赚18亿。且截至4月5日, 已公布2011年年报的12家上市银行在报告期内共实现净利润8415亿元, 占1377家已公布年报上市公司总利润的50.8%, 行业整体毛利率高达40.6%。另据银监会的数据, 去年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达到10412亿元。

高利润的背后与“高息差”的贡献存在莫大关系。统计显示, 与12家银行去年实现的21516.03亿元的营业收入相比, 其净利息收入近1.7万亿, 占总收入78%, 其中深发展、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等增速更超过40%。

高息差盛行的同时, 2003年仅为300多种的银行收费项目, 按照《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中列出的收费项目, 目前多达3000种, 7年时间增加了10倍。去年8月, 12家上市银行公布了去年上半年业绩显示, 在其实现的4244.47亿元净利润中,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就有2057.43亿元, 几乎占到了净利润的半壁江山。

正是传统的“吃利差”和新增加的“手续费”的双重驱动, 形成了中国银行业的暴利, 这一度被公开指出其利

润超过了烟草石油等垄断行业。暴利横行下, 银行业的丰厚薪酬和年终奖自然令其他行业“望尘莫及”。据公开数据显示, 去年, 在银行工作3年以上的一般工作人员, 年终奖大都在8万元左右, 加上半年奖、季度奖等, 全年奖励性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 而供职中小型股份制银行在这些数值上比大型国有银行还要大。

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行业, 如此高额的利润, 如此丰厚的薪酬当然让被服务的实体经济以及普通民众望洋兴叹。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以及部分企业难以获得贷款的现实。

教育改革新启航 篇2

百年波澜壮阔,百年壮怀激烈,百年荜路蓝缕,百年风雨兼程!

中国共产党从百年前13人建党,到如今拥有9000多万党员、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走在了时代前列”“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今日中国的辉煌成就,凝聚了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凝聚了英雄模范的心血汗水,凝聚了时代先锋的担当奉献。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我认为,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一、树立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根本。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法西斯,而拥有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其根本原因就是理想信念荡然无存。

革命理想高于天。“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是方志敏同志牺牲前留下的铮铮誓言。刘仁堪烈士在就义前,敌人残忍地割下了他的舌头,他仍然用脚蘸着流下的鲜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江善忠烈士留下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革命先烈为了理想和信念慷慨赴死,靠的是信仰。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今天,像战争年代那种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少了,但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然在继续,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的艰巨考验。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会在乱云飞渡的复杂环境中迷失方向、在泰山压顶的巨大压力下退缩逃避、在糖衣炮弹的轮番轰炸下缴械投降。

因此,我们要教育和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又有不懈的奋斗精神,既要“顶天”,又要“立地”,既要胸怀远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教育学生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好日子等不来、要不来,唯有奋斗,别无他路。中国过去的发展,靠的是“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的苦干实干,靠的是“自己的担子自己扛”的自立担当,靠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开拓。面向未来,靠奋斗创造奇迹、用平凡造就伟大。

二、培育忧国忧民、天下己任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在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即代代传承。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因此,我们要教育和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了解掌握党和民族的过往今来,就要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改革开放的故事,特别是讲好新时代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革命薪火代代传承。培养学生保持“越是艰难越向前”的英雄气概、“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

三、承担起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需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90后”、“00后”是先锋队,是生力军。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因此,马院教师必须做到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切实承担起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尽一切努力讲好思政课,切实提高学生的抬头率、点头率、动头率,既注重知识浇灌,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教育学生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凝心聚力、锐意进取,在新时代书写更大的荣光,在新征程上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谭嗣同“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无奈和悲伤永远一去不复返!

我无比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一定会实现!

《七一感怀》

十月革命炮声响,诞生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风云起,带领农民分田粮。

抗日烽火烧日寇。中华民族见曙光。

小米步枪打老蒋,中国人民得解放。

社会主义建设忙,抗美援朝雄气昂。

改革开放搞经济,国家发展更富强。

抓铁有痕石留印,魑魅魍魉一扫光。

海上电影新启航 篇3

追古溯今话电影

记者: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民族电影的重镇,在现今多元化的社会,上海电影要想恢复以往的辉煌还有可能吗?

任仲伦:我个人觉得,上海要恢复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电影“独霸天下”的地位,可能性很小。因为社会历史条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上海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重要力量,作为中国电影生产与市场的重要基地,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也是目前已经具备的电影地位与影响力。举去年的几组数据:上影集团去年营业收入超过15个亿,净利润超过2个亿,据国家广电总局统计上影为2008年度中国电影企业业绩最好的企业。同时被中宣部评为“中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在电影界只有上影集团和中影集团入选。在创作上,上影集团影视产能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同时获得各类奖项达到七十多个。其中以上影作为第一出品方的《三峡好人》已经在全球获得36项奖,导演贾樟柯也已是上影集团工作室的导演。上影主导出品的《大灌篮》和《画皮》去年分别超过了1个多亿和2个多亿的票房,成为上海商业影片的首次突破亿元票房。尤其是我们和美国环球公司合作的《木乃伊3》,它是中国电影企业首次与美国著名企业的著名品牌合作,具有很大的突破性意义。特别要提到的是:上海电影市场一直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去年上海商业电影市场达到4.4个亿,占全国市场份额十分之一。电影界的许多人士笑称上影为中国电影的“南霸天”。我们的姿态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记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为何能在中国电影史上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李亦中:上海是中国电影的摇篮和重镇。创办联华公司的罗明佑是广东人,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曾提出一种见解:最初的中国电影“悉由广东人领衔演出”,为此他如数家珍般罗列出一长串粤籍影人的名单,包括郑正秋、蔡楚生、阮玲玉、胡蝶等等。另据浙江影协统计,在中国电影百年历史长河中,累计有120多位宁波籍影人作出了贡献。那么,为什么广东、宁波两地没能成为中国电影的摇篮?为什么当初有那么多人跑到上海来投身电影业?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上海具有区域优势,开放程度比其他城市早。我们知道,电影市场是由电影、电影院和电影观众一起组成的,上海是中国第一个放映“外国影戏”的城市,最早聚拢起观众的人气,娱乐需求非常旺盛。在旧上海,这座城市拥有六七十家电影院,比较豪华的有三十多家,数量居全国之首,电影院和电影观众多了,自然就刺激了电影制片业在上海崛起。

记者:上海有着弥足珍贵的电影文化历史,那么对于这些历史遗产该如何利用保护呢?你在文章里提过要在黄浦江畔树立“电影上海”的标志吧?

李亦中:我是受“电影香港”的启发。每位访港的游客,在机场随手能拿到一份《香港电影地图》,详细告诉你,这个地方拍过《2046》,那个地方拍过《重庆森林》……但上海这方面缺乏意识。我说的“电影上海”包含两种概念,一种是指某部具体影片的外景(实景)拍摄地,日后有可能吸引影迷、游客来此地观光;另一种是指电影在上海生根足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早年留存下来的那些物理空间,如果一不注意就会被毁掉。现今老字号影院仍以放映电影为主业的,只剩下大光明、国泰两家了。特别可惜的是建于1925年的夏令配克影院(解放后改名新华),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告消失。此外,有不少前辈影人都在上海居住过,现在也没条件整修开放。其实,“电影上海”的概念可以带动旅游。最近的例子就是《海角七号》让人们注意到台南海边的风光。我们可以设想开发一条“电影上海”的旅游线路,在世博会期间提供给海内外游客,因为上海有深厚的电影历史积淀,在上海“怀旧”电影一点不牵强。

上海电影题材应拓宽挖深

记者:李老师,你写过一篇《“上海题材”银幕巡礼》,文章研究的是早期的上海题材电影,那么你对近几年来反映上海的影片有怎样的评价?

李亦中:说实话,近几年没有看到令人满意的、产生很大影响的上海题材影片。城市变化巨大,客观上对拍摄上海场景尤其是历史场景,产生极大困难。要重新搭置场景,不仅耗费巨大,还不容易获得上海市民的认同。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精致的是李安导演的《色•戒》,美工师借助《良友画报》详细考证,在松江车墩打造了整片南京西路的场景,如西比利亚皮草行、平安大戏院等等建筑物,全部是依样复原起来的,确实很讲究直观真实、细节真实。

记者:我查了一下近几年上海题材的影片,发现不少是香港影人拍摄的,其中多数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怀旧,比如王家卫的《2046》、《花样年华》,关景鹏的《阮玲玉》、《胭脂扣》等。为何香港影人如此热衷拍上海?对他们的作品你怎么评价?

李亦中:我接触过香港电影人,他们认为香港的“前世”与上海有些类似,再加上97回归等因素,香港有一批影人集体怀旧,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特别感兴趣。香港有不少导演喜欢拍上海题材,如关锦鹏、许鞍华等,但上海人看了并不认同。比如许鞍华的《上海假期》,实景选择“步高里”,镜头对准“72家房客”。其中有场戏拍剧中人在弄堂口听公用电话,周围邻居都趁机偷听,表现老弄堂里生活的人没有隐私概念,这个情节有点丑化上海人。还有《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让周润发港里港腔地演一个上海男人,找北方气质的斯琴高娃出演上海女性,银幕形象无疑出了点偏差。

记者:我看到你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上海电影要多反映一下上海的现代企业家。

李亦中: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要成为文化大都市,选择电影题材横向应该大大拓宽,纵向要深入挖掘下去。我有这种想法最早是针对纪录片,有些导演拍了很多上海底层百姓之后,认为上海题材拍完了。实际上,上海各行各业都有故事。一座工商业那么发达的城市,企业家在银屏上却是缺席的。还有很多阶层人士的生活也还没有通过影片得以表现。

记者:现在都说要发展、振兴上海电影,那么你理解的“上海电影”是怎样一个概念?

任仲伦:记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仲伟多次对我说,上海电影应该以国家电影发展战略为主导。我理解为上海电影应以繁荣中国电影为己任。而不应该把它看成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产业。繁荣上海电影,其实就是看上海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的贡献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电影是全球性的产业。中国电影走出去,应该是我们这代人的追求之一。我理解你提“上海电影”,可能是指它应有的地方特色与传统。我觉得,从广义上说,电影是很少以城市为单位来研究它的风格和传统的。电影更多是导演的风格。但是,从狭义来讲,上海电影确实有过它的传统,比如,在三四十年代上海进步电影有个传统,就是关注社会与民生。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十字街头》、《乌鸦与麻雀》等。当然,即使在当时上海电影也是多元的,各种商业类型片特别发达,甚至神怪武侠影片都有代表作。

记者:不过在繁荣中国电影的同时,作为上海的电影集团公司,也有责任多创作反映上海的影片。

任仲伦:这个要求是对的。上影这几年有相当多的影片是表现上海的。比如,李歇浦的《邓小平1928》,丁荫楠的《鲁迅》,彭小莲的《美丽上海》、《上海伦巴》,张建亚的《东方大港》,胡雪杨的《上海1976》等,以及与中外优秀导演合作的许多以上海为背景的影片,如与英国公司合作的《伯爵夫人》,与李安合作的《色•戒》,与关锦鹏合作的《长恨歌》等。

记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或八十年代,有很多反映当时上海市民的挣扎、奋斗、辛酸等现实生活的优秀影片,但是现在上海题材的电影多数是怀旧的,而且风格偏温情,缺乏对当代都市生活的深刻冷静的反映,这背后有哪些原因?

任仲伦:上海题材在相当多的电影人眼中,常常是十里洋场和石库门。怀旧与温情是常见的影片基调。这是因为我们和艺术家对于上海历史变革思考不够,对于上海现实生活深入了解不够。我在大学当教授时曾经研究过中国新时期的电影,还撰写了学术专著。我觉得中国新时期电影崛起的重要原因,就是思想解放与艺术解放。以谢晋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为标志。近几年来中国电影在注重商业价值时,削弱了社会价值;在注重影像美感同时,削弱了思想价值。不过,我们也在努力回复电影应有的现实意义与思想价值。如《邓小平1928》、《鲁迅》等影片应该说是体现出改变这种局面的渴望。我特别提醒人们关注的是上影出品的《美丽上海》和《上海1976》这两部影片,它们对于上海的理解与表现,绝对不是单纯的温情与怀旧,而是有着文学力量和思考价值的。

上海电影值得期待

记者:现在我们谈到国内电影市场时,时常会提到好莱坞的冲击,但是实际上早期上海影院也放映很多外国影片,当时没有危机吗?

李亦中:一般人不太了解,早期电影院是有区分的,一大半专放外国电影(西片),其余的专放国产片。旧上海电影进口几乎是没有门槛的,基本上美国电影年产量多少部,上海就放映多少部,有几年达到每一二天就有一部新的好莱坞电影上映,上海差不多成了好莱坞的“后院”。不过,当时放映的都是外语原版片,美国人不会为几个拷贝去配中文字幕,也没有配音译制。因此,观众群体是分层的,懂英文的知识分子爱看西片,但遇到好的国产片他们也乐于欣赏,这部分观众是兼看西片和国片的。但更广大的观众,由于听不懂外语,看不懂外国片,他们就成为国产电影的忠实观众。而在“入世”后的今天,我们给外国片配了中文字幕或者配音,不再有语言方面的障碍。这样,很多观众被外国片吸引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电影受外国片的冲击要比过去厉害得多。

记者:现今上海有很多人已经多年没进过电影院了,你觉得主要原因在哪里?

李亦中:票价!很大原因是票价过高造成的,电影不应该是奢侈品。不妨比照一下,美国的电影票价8美元左右,香港电影票价为50-60港币,上海电影票价是60-80元,票价绝对值看上去近似,但结合人均薪酬来看,我们的票价贵得离谱。退一步说,过高的票价不仅影响观众的消费欲望,无形中还倒逼人们的期待值,会想,看电影那么贵究竟值不值啊?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电影发行放映部门深思。同时要有前瞻性,现在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人群,正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代人从小是看电影长大的,他们有浓重的“影院情结”,如果放映他们喜欢的电影,而票价又合适的话,必然会带动新一轮消费热潮。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大光明影院经装修后3月份即将重新开门迎客,如果经营有方,有可能重执上海电影放映业的牛耳。

记者:不过,比较乐观的是,即便现在遇到金融危机,去年、今年上海各大影院也有不错的票房。

李亦中:经济萧条时期,如果电影好好把握的话,真是一个契机。“口红效应”现在成了热门名词,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遭遇经济危机,人们奢侈品买不起,就买一支口红;没钱去旅游了,但守在家也闷得慌,于是会选择出去看场电影。仿佛应验“口红效应”,今年春节大陆、香港、美国等地的票房果然非常高,但电影人不能满足于小富即安,目光应该远一点。现在票房是不错,但不能只回头看今年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为什么不想想做得好的话或许增长三倍呢?

记者:上海国际电影节已经成为上海的一张文化名片,你对它如何评价?现在也有人批评上海国际电影节吸引不了大众。

李亦中:我认为,电影节除了是电影人的节日外,还有吸引媒体、促进电影交易、扶持新人等作用。世界上重要的电影节如戛纳电影节,主要功能是电影交易的平台,但上海国际电影节没有引进电影的权限,促成交易后跟电影节自身没有太大关系。不过,一个国家通常只办一个A级电影节,属于稀缺资源,上海拥有这个资源值得珍惜,这也为“电影上海”增添了新的外延与内涵。

记者:我们注意到,上影集团在原创力不足的情况下,比较注重和优秀的华语电影导演合作,并且获得了可观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收益。但是,这样会不会有所削弱上影的品牌?会不会减少本土年轻导演更多的实践机会?

任仲伦:上影曾经有着许多困难。其中最重要的困难是经济与人才。记得老厂长徐桑楚对我说:你要搞好上影难呀!你打开厂门人才在哪里?这么多年不拍电影了,上海没有好的人才了!你要搞好上影没有五年不行。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尖锐又正确的。我们这几年采取的是两条腿走路:一是依靠和培养本土导演,上影连续几届在中国电影华表奖中故事片、美术片和译制片全面获奖,得奖的基本是本土导演。第二条路是我们与华语电影导演广泛合作,如王家卫,李安、吴宇森、关锦鹏、贾樟柯和高群书等,同时加强与国内外的影视公司合作。应该讲,在上影电影生产上两条腿走路,我们是自觉的清醒的。用我们的话概括,就是上影人熟悉的十个方针:开放逼改革,合作促发展。主要的原因是:一是有意而为;二是无奈之举。有意而为,是指顺应国际化电影产业发展模式。无奈之举,是清醒认识到上影当时缺乏有观众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的主创者的前提和事实,痛苦地意识到只有也必须加强与其他优秀导演的合作,才能水涨船高地提高上海电影的影响力。此外,国际上对于一家电影企业的评价,不是看它是否用自己的导演和演员,而是看它是否拥有一批具有巨大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影片的出品权和版权。我们的追求得到了国家和业内的充分肯定。2005年我获得亚太电影博览会最佳表现者奖,2007年在第12届电影“华表奖”评选中获得了优秀出品人奖。这是国家给电影企业领导者的最高荣誉。

记者:现在很多观众抱怨票价太高,影院宁可空着位子,也不降低票价,这背后有哪些原因?上影创作的影片如何吸引更多的观众进影院?

任仲伦:你的问题是当年电影面临的最大困惑。电影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甚至于它的所有价值都是要通过观众来实现的。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电影票价高,主要是指在首轮电影院黄金时段放映影片的票价高,经常是50到80元之间。这里的原因,一个是因为现在建造在繁华商业区的影院造价与租金的高昂,平均每个座位的造价超过一万元,每年的租金经常在数百万。另一个原因是影片制作成本大幅度提高。所以,我觉得,电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它是“平民艺术”,主要是给大众观赏;另一方面它是“贵族艺术”,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我个人建议:第一,要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电影是视听艺术,它的魅力只有在专业影院里能充分享受。第二,如果你想低成本看电影,选择好低票价的时机。每周有半价场,还有十天后十元钱的场次,更加实惠的是上影所属院线推出的阳光卡,一百元可以看三十部电影,主要是白天场二轮片,对于没钱却有闲的观众特别适合。我们已经在上海形成了多元票价体系,平均票价在17元左右。另外,对于上影集团来讲,多拍摄切合观众需求的、视听魅力强的优秀影片,应该是让观众走进影院的最本质追求。

记者:总体来说,今后几年上海电影有怎样新的发展?

“新体改”启航 篇4

会议闭幕当晚, 5000余字的会议公报通过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播发, 引发各界热议。反应最迅速的是金融界人士, 当晚海内外各大券商和基金公司扎堆召开投资分析会议, 媒体亦闻风而动, 各路专家学者纷纷亮相解读, 从网络媒体到餐桌茶聊, 三中全会公报均是首当其冲的热门话题, 舆论多数声音对全会决定表示赞同, 同时高度关注改革决策的具体落实。

资本市场的反应略偏审慎。11月13日, 沪深A股市场开盘骤跌, 除了军工股表现抢眼, 投资者热情不高。一部分投资者认为全会公报“超预期”, 另一部分则有更高期待, 资本市场上出现的不同判断, 直接影响了交易的活跃。

但在更多熟悉高层决策的研究者看来, 此次全会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是巨大的。“十八大后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重启, 这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说。

11月15日傍晚, 新华社受权发布了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下称《决定》) , 全文约2万字, 涵盖16个领域, 60项具体任务, 中国改革蓝图和诸多决策细节由此清晰。

各界的共识是, 中国新一轮全面改革已经拉开帷幕, 关键改革行动正浮出水面。这包括从经济到政治、从社会到文化的各个方面。

比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

最近一周, 记者遍访接近或熟悉高层决策的多位权威人士, 梳理此次三中全会的基本思路和改革脉络, 一个普遍认识是:中国经过此前35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探索, 现在到了必须明确目标、确立方向的深化改革新阶段, 到了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联动改革的时刻。

许多人谈及, 十八届三中全会聚焦全面深化改革, 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精神的延续, 将巩固市场经济体制, 超越狭隘经济改革, 推进中国未来的全面发展。

11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指出,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 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 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此段表述, 充分彰显了中央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使命。

布局“系统性”改革

“五位一体”的改革布局, 为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以改革为主基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已大半年。经历了半年多微妙而复杂的经济调控之后, 决策者共识日益清晰:要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 必须全面深化各项改革。

习近平在《决定》说明中指出, “中央政治局认为,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 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 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的“成绩单”显示, 经济增速扭转了此前连续两个季度的下滑, 反弹至7.8%, 呈现企稳回升态势。11月13日, 三中全会闭幕的次日, 国务院常务会在总结今年政策落实情况时指出, 改革进展是“顺利的”, 对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更长远可持续增长看, 经济体制深化改革显然刚刚开始。

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核心, 各项改革的具体落实的确时不我待。具体改革落实是两方面:一部分是十八大以来已确定各项改革方案的落实, 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减少审批事项、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营改增试点、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另外一部分是从明年开始的“五位一体”的“全盘性”经济改革。其中, 最大的不同是“系统性”改革思路。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认为, “以往三中全会往往会聚焦在一个点上, 而此次我们提到的是全面深化改革。”

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 “五位一体”的改革布局, 为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说, 三中全会强调改革是系统性的, 既要有里程规划, 也要摸着石头过河, 全面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全面系统性地从制度上设立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后, 今天改革的实质性推进, 确实需要各方面改革支持和配套, 其中包括政府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等。

从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全文看, “五位一体”的系统性改革布局比较明确:

——在经济领域, 将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政治领域, 将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文化领域, 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 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在社会领域, 将继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促进共同富裕, 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生态文明领域, 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 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外界注意到, 此次三中全会强调将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 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与此相呼应, 将新设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两个机构, 加强相关工作的领导。

在改革重点上, 全会明确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改革的核心问题则是,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个最直接的体现应该是价格主要由市场的力量决定, 这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土地等要素价格。《决定》中说, 今后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 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天然气、石油、煤电、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将继续推进。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 三中全会的“改革清单”中, 财税体制改革方向清楚, 值得期待:将现有消费税改为地方税种, 将给地方政府提供更多财权, 有望改变地方盲目追求投资、生产规模的做法。而事权和财权的配合, 将专项性转移支付改变为一般性转移支付, 将促进地方政府的执政目标和民生结合起来, 对目前的扭曲机制有帮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张大卫表示, 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从经济制度升级入手值得关注。过去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 干扰了市场调节经济的作用, 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此次会议决定新设两个组织机构, 可以视为是实现经济升级将在制度层面超越各方阻力, 统筹协调, 整体推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指出, 改革需要系统性的“上下互动而成”, “只有底下行动, 没有合法性这个改革就是权宜之计, 不能变成改革的自动组成部分;只有上头设计, 底下没行动, 其落地也非常困难”。周其仁提醒, 应当吸纳那些从民间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与现行法律制度不相融合的那些成熟经验, 将其合法化、普遍化和制度化, 这将为未来改革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再推“转变政府职能”

在此次三中全会上, 呼吁成立改革领导机构的建议被决策层接纳。这被认为是本轮机构改革的一个补充和加强。

在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过程中, 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是此次三中全会重点突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这涉及机构改革的取舍和政府职能的调整。

转变政府职能, 是本届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此次全会《公报》提出, 有效的政府治理, 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为推进改革, 此次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令许多呼吁改革深化的人士颇感振奋。他们认为, 这不是简单吸纳有关恢复当年体改委和体改办的建议, 而是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 通过更高层次的机构推进改革的制度创新, 意在破除各种固化的利益, 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

谁将领导这个改革小组, 尚无权威消息。比较普遍的推测是, 将会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牵头, 这将有助于在设计改革方案时统筹考虑, 而且能够突破部门利益和地方的阻挠。也有分析认为, 党决定改革方向和布局, 接下来是统筹落实, 由中央决策高层牵头即可。

外界更关注的是这个改革小组的具体职能。在上一轮经济体制改革之中, 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 国家体改委一度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体改委专司改革的理论创新、方案设计、协调各方、组织试点, 与其他中央部委的工作存在一些交叉和冲突, 加上后来各界对改革的判断存有分歧, 国家体改委于1998年撤销, 新成立的国家体改办也在五年后撤销, 其职能并入新组建的国家发改委。

在今年初“两会”前后, 有关政府机构改革的讨论中, 成立改革委的呼声甚高。

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此前接受记者专访时曾表示:“我们的失误是撤销了国家体改委, 成立了国家发改委。现在发改委主要任务还是审批项目, 它继承了计委的衣钵, 在改革上还形成了新的阻力。所以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向总书记、总理提过恢复国家体改委, 由国家主要领导亲自来领导。如果这个不现实, 是不是能够成立改革委员会, 把那些对改革有真知灼见的人通过某种形式组织起来, 反正总得有个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的机构。”

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 没有出现对发改委职能的重新划分, 也没有见到类似改革委这样的新机构。在此次三中全会上, 呼吁成立改革领导机构的建议被决策层接纳。这被认为是本轮机构改革的一个补充和加强。巧妙的是, 为避免原国家体改委在推进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新的改革设计、督导机构并不叫改革委员会, 而是一个中央级别的领导小组。如是设计, 既可以避免增加机构和人员编制, 又能超脱具体的部门局限和利益诉求。

经济学家高尚全曾经三次参与中央经济体制改革文件起草, 在今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 他提出, 要建立一个统筹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层次、权威性改革协调机制和工作机构。为此他建议, 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确保高规格配置, 可由中央主要领导人担任组长, 中央和国务院相关部委负责人担任小组成员。

具体组织形式上, 高尚全建议, 考虑到中央新的财经领导小组刚刚成立, 为了不增加新机构, 建议可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按此前经验, 各类中央级别的领导小组多属于议事协调机构, 例如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等等。但这类领导小组往往职能单一, 为某一项改革而设。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则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

黄孟复认为, 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尽头, 必须联动起来, 很多事情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可能摸不到石头了, 所以改革必须联动, 政治、社会、经济共同推进。

在进一步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方面, 三中全会明确将“精简”和“放权”作为关键词。外界预期, 审批制度改革将继续推进, “以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

牵头实施机构改革的李克强曾提出, 改革不是简单减少机构数量, 而是要职能转变:该由市场做的要多放给市场, 社会能办好的就交给社会, 政府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为此, 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在方案名称中罕见地并列出现。

从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看, 政府职能转变将涉及多个方面, 减少干预、增加服务是主旋律。

奠基“现代市场体系”

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改革之外, 大规模放松市场准入, 亦广受关注。

改革方向不可动摇, 市场经济必须巩固。多位受访者认为, 本次三中全会一大突破, 就是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2003年举行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提法是“基础性”作用。此次三中全会对市场作用的描述变化, 被研究者认为“是对市场作用提法的升级”, 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将更加明确其市场化取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表示, 这凸显了中央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决心, 也会打消外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质疑。

习近平在前述《决定》说明中明确表示,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是因为, 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与此相呼应, 全会提出许多具体的改革建议。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 明确提出要在更大范围推行类似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准入制度, 意在鼓励各类市场主体更自由地开展创业、经营、发展和其他社会活动。

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多位研究者对本届政府在价格机制方面将推行的改革充满期待, 尤其是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改革。

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能源、资源、土地等等。改革30多年来, 中国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市场化, 但一些基础性要素价格仍然受到严格管制, 水、电、煤气、热力等产品长期由政府定价, 成品油和天然气出厂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比较普遍的预期认为, 若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 中国在能源、资源方面长期的价格管制将逐步放开。

从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看, 凡能由市场形成的价格都交给市场, 政府都将不进行不当干预, 包括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等领域, 会逐步实行价格改革, 特别是要放开竞争环节价格, 政府继续主管的定价范围, 应严格限定在比较重要的公用事业、公益服务和一些自然垄断环节, 但即使在这些领域, 政府定价应当公开成本并接受社会监督。

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 亦是资金要素价格改革的重要方面。三中全会的《公报》提出, 要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行人士指出, 这实际上是指利率管制放开和资本账户开放。

《公报》只提及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 则对深化金融领域改革进行了详细布局。一些金融界人士称, 利率和汇率放松已经是共识, 区别只在于推进时间的快慢和具体步骤的设计, 加快放松管制有其现实合理性和紧迫性。

这两年, 金融领域的改革深化实际上在持续推进。在利率市场化、汇率管制放松、建立债券市场、扩大期货市场以及金融对外开放等方面, 本届政府均将有更多作为。

“资本项目开放是最后一步, 所有这些都做完了, 整个货币政策的管理体系也提高了。”汪涛指出, 未来货币政策将从量的控制转向价格控制, 这是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常态。

放松管制过程中, 中国可能会有更大金融风险, 并会诱发各种利用风险进行对冲投资的市场行为。但金融界人士相信, 这些风险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化解。汪涛说:“这些都能做到之后, 再开放资本市场短期资金流动, 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顺序。”

价格改革之外, 大规模放松市场的准入, 亦广受各界关注。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 亦对此有明确解释, 私人资本更大规模介入银行等金融领域, 已成必然趋势。

定调“基本经济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营经济发展充分肯定, 使得今后在具体政策制定上, 为民营企业进入更广阔领域扫清了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障碍。

许多人记得, 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争议的一个焦点, 就是基本经济制度。

从此次三中全会看, 决策层的共识明确: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报》接着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两个都是”的描述, 引发了新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认为, 这样的表述在中共文件中是首次出现, 表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营经济发展充分肯定, 使得今后在具体政策制定上, 为民营企业进入更广阔领域扫清了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障碍。

事实上, 十八大以后这一年, 中央相继出台的多项产业政策, 均有意识为民营经济破除垄断壁垒。

2013年10月14日, 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健康领域的“玻璃门”被打破, “非禁即入”的提法首次在医疗卫生行业中出现。

“其思路是以产业政策带动改革, 打破垄断。”参与政策前期研究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说。

医疗行业是对于民资壁垒的典型行业。但长期以来, 在医疗卫生系统内, 公立医院的垄断格局改变非常困难。2010年, 有关部门曾出台《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 医疗机构投资掀起一轮热潮, 但就在民营资本摩拳擦掌准备进入时, 相关部门随即在产业政策、税收、准入、人才瓶颈等方面相继装上“玻璃门”。

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称, “非禁即入”意味着, 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 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凡是对本地资本开放的领域, 都要向外地资本开放。

在一些民营企业家看来, 本次三中全会试图把少数垄断领域对民资打破壁垒的尝试推向更多行业。他们纷纷呼吁, 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废除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各种不合理规定, 消除隐性的壁垒, 加快制定非公经济进入某些“特许经营领域”的具体办法。

本次全会对“混合所有制”的新提法也引人注目:“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 提出了不少具体举措。比如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能否形成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实现形式。分析人士预期: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国有资本主导项目, 会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至于国有资本的主要投资方向, 许多人主张其重点投向涉及公共服务、重要战略产业、保护生态环境、科技进步以及国家安全的特定产业。

提速财税改革

财税改革涉及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调整。全会公报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涉及财税改革的内容, 较业界此前的预期略显保守。但这部分改革的具体内容在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中, 被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其中, “稳定税负”属于新的提法。有人猜测, 这或许意味着接下来不会轻易推出增税政策, 比如个人住房房产税扩围也许不会迅速扩大。但据此前的相关专题研究和改革建议, 完善地方税体系,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已经成为一种决策共识。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 营改增试点在地区和范围上有望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扩大, 未来包括杭州、深圳、青岛、南京, 房产税试点逐步推进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也认为, 稳定税负并不表示不会出台增税政策, 只是要有增税有减税, 最终表现为整体税负基本稳定, 就可算做“稳定税负”。

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偏高, 各级政府税收收入的增速远超过同期GDP增速。

施正文认为, 此前税负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 所以中央提出结构性减税。今年以来各级政府的税收增长明显减速, 与GDP增速已相差不多, 从长远看, 必要的增税政策不得不推出, 比如个人住房房产税。

若按有增有减原则, 哪些税种可能降低税负?一些专家建议, 可以考虑将房地产领域各种税费进行整合。从环境保护大局出发, 征收环境税很有必要, 但这也要考虑将其他税种进行整合, 减少重复征税, 特别是降低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

此外, 在“营改增”改革扩围的同时, 一些研究者也呼吁降低增值税17%的基准税率。

财税改革涉及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调整。全会公报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这与此前有关的改革建议并不一致。

据悉, 最初的提法是“事权与财权相适应”, 有人认为这等于要赋予地方新的财权。其后改为“事权与财力相适应”, 不再承诺赋予地方更大财权, 只是通过其他举措保证地方财力。最终, 三中全会公报的提法, 在一些人看来似乎语义重复:事权和支出责任是一回事。

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 则对事权进行了三类划分:

第一类是无可争议的中央事权, 包括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全国统一市场的规则等涉及全局的事务。

第二类是中央和地方的共同事权, 包括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

第三类则是比较明确的地方事权, 比如区域性公共服务。

考虑到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相关改革决定还提出, 中央可以根据此前经验, 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 将部分应属于中央事权的支出责任, 委托给地方承担。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 公报中关于财税方面的要求包含丰富的内容, 关联一系列中国改革中的攻坚克难与协调配套, 是服务和支撑改革全局的重要制度安排, 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贾康表示, 新组建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会促使各有关部门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层面, 更加注重从全局视野认识理解财税领域势在必行的改革及配套措施, 从而协同社会多方主体, 优化可行方案, 更加注重提高财税信息的透明化, 更积极与公众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互动, 从而寻求调整利益格局的最大公约数, 制定实施最可行的改革方案, 并积极实施某些必要的“先行先试”改革。

改革、开放新含义

本次全会提出的“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 是一个重要突破, 意味着决策者更加重视公平市场竞争和资源自由流动。

1978年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首次提出“改革开放”, 当时的含义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 “改革开放”仍然并举同提, 但被赋予了更多含义。

多位经济学家认为:本次全会提出的“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 是一个重要突破, 意味着决策者更加重视公平市场竞争和资源自由流动。

在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中, 开放的具体思路更加明确:投资准入有望进一步放宽, 对内资外资的法规将逐步统一, 上海自贸区建设将持续, 且自贸区的设定有望增加, 同时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及中国公民的对外投资, 明确企业及个人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内陆沿边地区的开放也将扩大, 并利用全球产业调整时机, 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

在有关研究专家看来, 这些新提法表明国内企业不仅要参与国际市场, 还要争取引领规则, 不仅仅依赖比较优势, 还要通过开放, 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坚持“开放”的同时, 经济体制改革亦将全面启动。《决定》提出, 到2020年, 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今年初新一届政府成立后, 根据十八大确定的改革部署, 陆续推进了7个方面22项重点改革任务。这些改革包括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减少审批事项、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等。此外, 涉及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制度、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等重点改革, 也在分头推进中。

中央改革大局确定, 接下来就是具体落实。李克强要求各部门“一手抓已确定各项改革任务”, 一手抓“重点改革任务的谋划”。对已明确方向的改革任务和已确定的改革项目, 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国务院各部门不但要围绕改革“出题目”, 更要为推进改革“做答案”。

关于哪些是“重点经济改革任务”, 记者获悉, 之前方案设计和试点较为成熟的财税、金融、土地、基础能源、要素价格等领域的改革突破, 均有望率先开闸。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主任杨伟民看来, 要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火车头”牵引作用。

此次三中全会15项改革任务中, 6个是经济领域的改革, 因此, “改革的力度只能加强, 不能削减”。

链接

十一届三中全会

时间:

1978年12月18日~22日

主要措施及意义:

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启动农村改革。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十二届三中全会

时间:

1984年10月20日

主要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主要措施及意义:

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 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此次会议形成的文件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 指出应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此次会议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老框框。

十三届三中全会

时间:

1988年9月26日~30日

主要文件:

《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主要措施及意义:

确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 严控物价上涨速度, 实施价格和工资改革, 为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扫清了道路。

十四届三中全会

时间:

1993年11月11日~14日

主要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主要措施及意义:

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会议所通过的文件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规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 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十五届三中全会

时间:

1998年10月12日~14日

主要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主要措施及意义:

提出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 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此次会议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变化。

十六届三中全会

时间:

2003年10月11日~14日

主要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主要措施及意义:

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首次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此次会议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完善, 明确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十七届三中全会

时间:

2008年10月9日~12日

主要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主要措施及意义: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心得感悟 篇5

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幸福的年代,更要将党的光荣历史铭记在心。努力发挥好纪念馆红色资源的作用,讲好红色故事、讲好革命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用那段革命精神去鼓舞人、激励人。

——沈阳市文物古迹研究保护中心主任

从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旗帜上,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一路披荆斩棘、奋勇前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从光荣地举起右手在党旗下宣誓,理想、责任、使命便融入骨髓血脉;作为一名红色文化传播者,从教书育人到让档案发声,从政策研究到以史鉴今,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平凡的工作中贯穿着伟大事业,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建设者,唯有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态度,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才能不负时代、不负历史、不负人民。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助推设计力量 新模式再启航 篇6

目前,除了日益兴起的独立设计师品牌、高级定制设计师以外,我国设计师大都属于产业型设计师,他们都需要经过市场考验,且要通过市场互动不断调整、更新自身和产品定位。集成店的模式可以让设计师产品直接进入大流通领域,减轻设计师自行拓展市场的资金、渠道等方面的压力,同时也解决了现货产品的市场通路。

一直以来,中纺设计中心将对青年设计师的扶持、促进原创设计作品的商业落地作为重要目标。福海店是中纺设计中心的第二家集成店,第一家坐落于北京动物园商圈的天和白马服装城,经过近半年的运行成效喜人。

于敏静介绍,每个集成店都有自身特色,不同于天和白马店针对于85后、90后的青春潮流风格,福海店定位为面向70后、80后的成熟优雅女装。3个月来,福海店按照规范的零售终端的管理方法,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

张海燕表示,“关于集成店对专业市场的服务趋势与功能,服务内容与方法,我们进行了近十年的探索,凭借我们的行业经验,及杭州中纺中心在品牌、设计师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一站站传递到北京,我们成功建立集成店。”张海燕说,“大红门地区是专业市场的集聚地和服装服饰时尚创业产业集聚区,是二次创业的品牌孵化基地,今后集成店将对品牌周边的产业升级、环境转变完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期望能与福海国际一起为服务好商户、为区域发展做出亮点、做出特色。”

同时,徐进也表示:“我们非常欢迎中纺设计中心的入驻,在福海国际作为大红门地区转型升级标杆的时候,有中纺的加入将会更加提升福海的品牌竞争力,也将为大红门地区的商户带来全新的理念,福海国际将全力支持集成店的营销工作,促进设计师和商户的互动。”

对于集成店,于敏静表示,“产业在我们手里,渠道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想研究出一个模式,让设计师、渠道、终端店三者集结在一起,形成精准定位后再把好的管理注入进来,通过我们与产业集群、市场集群深度地无缝对接,让设计师的渠道终端通过我们平台更落地”。

同时,中纺设计中心还希望孵化出适合产业发展的设计师平台,其努力通过手中的工具与渠道打造出适合当下专业属性的设计师平台。每年时装周推选一个设计师,这是其服务活动之一。

于敏静强调:“行业转型期都会有新的机遇,通过实验和摸索我们认为,原创的设计、定位的精准、价格的控制一定是未来的趋势,我们在此趋势下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所以我们想抓住创新机遇,作出业绩。我们还希望与大学生创业就业相结合,互利双方。”

活动现场,张海燕秘书长与唐钢峰总经理助理分别代表流通分会和北京鑫福海工贸集团为福海店揭牌。

高中教育:疗治沉疴再启航 篇7

一、分数至上的评价机制, 已经成为当今素质教育的拦路虎

如今在高中应试教育还有很大的“市场”。可能会有人说:学会应试和素质教育并不矛盾, 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或者说实质就是在为实施应试教育找借口和托词。前面我们实践了这么多年, 就是在这个论调影响下把真正的素质教育抛到了一边, 因而才产生了严重的偏差。这个教训难道我们就真的忘了吗?

为什么现在高中应试教育还有很大的“市场”, 其主要的根源是什么?那就是分数至上的评价机制。因为“分数”最清楚、最简单、最公平、最具有说服力。大家都知道这个评价机制确实带来了诸多问题与弊端, 各种批评声音也不绝于耳。可以说分数至上的评价机制已经成为了当今素质教育的拦路虎。

面对这样的问题, 应该怎么办?笔者认为对分数至上的评价机制要动“手术”了, 该动真格了!为了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必须要建立一个多元、全面、综合的评价机制。这个变革应该是自上而下式的, 要切实做好调查研究, 弄清问题症结之所在, 在此基础上认真抓好“顶层设计”, 并采取强硬措施来保证实施, 否则, 必然是“涛声依旧”。另外, 从实际情况看, 当今学校和教师教育教学思想的真正转轨也确实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变革更不能再拖了!

建立一个多元、全面、综合的评价机制, 这既是对学校、教师和学生负责的表现, 也是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的表现。学校教育是为学生服务的, 从学生评价角度而言, “多一把尺子, 就会多一批优秀的学生。”学生如果只往分数里去扎堆, 一大批学生就必然沦为“失败者”, 如果我们有很多“尺子”, 学生的学习环境就会完全不同, 他们的个性和才华就能得到充分的展示, 他们的自尊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激发与调动起来, 这些阳光灿烂、生机勃勃的学生才是今后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栋梁之才。同样, 建立多元、全面、综合的评价机制, 可以让学校和教师的活力得到充分释放, 步入“百花齐放”、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这样, 我们才能实现全面育人的目标。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必须要有改革的勇气, 敢于直面当今教育最根本和最核心的问题, 必须要有改革的智慧, 善于厘清各种复杂的关系, 抓住关键, 化难为易, 以真正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与此同时, 作为学校和教师来说, 要抱着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 敢于向应试教育说不, 在思想观念上积极向素质教育方向转变, 并身体力行, 这是最为紧要的大事。

二、教师职业倦怠的客观现实, 已经成为当前学校发展的瓶颈

现在的教师尤其是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和教师, 他们过的日子实在是太辛苦了, 社会的要求、学校的压力、家长的期待, 再加上教师本身的“爱面子”思想, 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紧密结合, 已经使得教师的生存状况基本上是学校和家庭“两点一线”了, 教师付出的劳动与获得的报酬又不成比例。绝大多数教师被评为高级教师职称后, 产生了职业倦怠, 缺乏学术研究和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首先, 要给教师松绑。要把那些与素质教育宗旨和要求不相符合的成文的或者不成文的政策和做法统统“砍掉”, 创设一个和谐、宽松的教育教学环境, 让广大的教师能够自由地呼吸, 快乐地生活。其次, 要给教师以真正的尊严。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如徒有其名, 教育事业肯定不能走得长远。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 让教师真正看到自己的价值与希望。再次, 对教师的专业发展要有实质性的引领。正高级教师的全面开评, 无疑对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实质性引领;各级教师培训活动也要发挥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要注重调研, 从教师教学中面临的问题出发, 积极调整培训的方式方法, 让教师确实有所得, 既要有“激动”, 也要有积极的行动;教育教研机构的调研工作要切实解决学校、教师教育教学中的真问题, 要有高度的负责精神, 对教师进行有效地指导, 促进其长期发展;最后, 学校也要有相应的内部引领机制, 让能者上庸者下, 积极推动教师勇于发展、善于发展, 让教师真正动起来。

三、目标短缺的教学状况, 已经成为当下教育发展的暗流

从题到题, 以练代讲, 搞题海战, 几乎成为了一些教师课堂教学的主旋律。为了所谓的分数, 他们把课堂教学的艺术精髓都毫不留情地丢掉了。在平时课堂教学中, 不讲究过程与方法, 虚化、弱化甚至去化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这种“目标短缺”现象在当今高中课堂教学中虽不是主流, 但已然成为影响当下教育发展的一股暗流。拥有比较完整的三维教学目标并有具体操作实施过程的课堂教学, 在一些教师那里只能在其公开课教学里“一睹芳容”了。也许他们不是不愿, 而是一种无奈;也许他们不是不会, 而是一种捷径;也许他们不是不做, 而是一种应对。这不得不令人惋惜和惊叹!很难想象, 如果课堂教学中没有情感的积极参与, 知识怎么能很好地转化为能力, 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怎么能很好地确立起来?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不管是科学课程还是人文课程, 都必须讲究课堂教学的艺术, 必须要认真研究学生, 从“最近发展区”入手, 创设良好的课堂心理氛围, 采取适合学生的方式方法来进行教学, 积极寻找和利用教学材料中有益的素材, 并通过合适的角度和方式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教育有机渗透于课堂教学的具体实践中, 给学生以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不断激发和传递正能量, 持之以恒地坚持做下去, 这样才能有很大的收获。

在学科教学中有机渗透并达成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是一个长期的、持续不断的、一以贯之的工作, 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细心和爱心。许多优秀教师都是一些渗透大师、心灵按摩师、思想引领者, 他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情感得到熏陶, 心灵受到洗礼, 道德变得高尚, 思想变得纯洁, 行动变得自觉。

教育改革新启航 篇8

此次会议由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承办, 以“加强职业院校交流、促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艺术设计教育水平”为主题, 共商工艺美术院校高职教育发展大计。与会代表就建立“全国工艺美术院校高职教育联盟”达成共识, 初步决定尽快启动建盟事宜。

本次会议除召开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轻工科专业委员会艺术设计教育分会工作年会, 进行多媒体教学课件颁奖之外, 与会代表还参观了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项目教学工作室等教学场地暨观摩“首届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学院奖”作品展、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教师作品展, 对该院教学模式创新给予了充分肯定。

教育改革新启航 篇9

2005年,是湖北民族建设集团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性转折的一年。这个成立于1995年,直属湖北省民宗委的国企,实行了全面改制。

由旱涝保收进入到自负盈亏,企业今后如何发展,又将走向何方?转型阵痛中的一系列棘手问题,现实地摆在了公司决策者面前。是随遇而安,维持现状?还是迎接挑战,奋勇争先?

公司董事长叶佳斌在思索:必须解放思想,做大做强品牌,才能实现再次跃升。

品牌是企业的生命,也是企业腾飞的翅膀。“湖北民族建设”坚定不移地走“品牌立业、品牌拓业、品牌兴业”之路,在大浪淘沙中不断崛起。如今,“湖北民建”的品牌效应也越来越明显。

改制之初,公司为建筑施工总承包二级,注册资本金为5018万元。2008年,公司获得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同时获得建筑装饰、消防施工、钢结构、金属门窗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2009年获得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叁级资质,注册资本金为8018万元,同时钢结构工程、建筑装修工程专业承包均升级为贰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升级为贰级资质;2010年公司注册资本金增资为12018万元,获得地基与基础专业承包叁级资质、地基与基础工程、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升级为贰级资质;2012年公司申报集团公司获得成功,更名为湖北民族建设集团,同时获得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

从2005年公司改制至今,公司从一个小微企业迅速成长为一个大中型企业。集团的注册资本为12048万元,拥有资产总额2.5亿元、固定资产一亿四千多万元。2009年施工总产值达15亿多元,2011年集团建筑业总产值达到21亿元。业务范围立足武汉,辐射全省,走向全国,并拥有黄石分公司、海南分公司、安徽淮南分公司、云南分公司等几家大型分公司。

质量,放心工程筑牢品牌之基

“要打造一个优秀品牌,质量是根本,也是基础。”这在“湖北民建”已成为一种共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湖北民族建设”才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由建筑承包三级发展到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多项资质。

为了树立品牌,湖北民族建设集团始终坚持质量为本、用户满意的经营宗旨,他们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建立施工保障体系,把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主管领导和质检人员对施工现场逐一把关。公司董事长叶佳斌还经常深入施工现场,对在建工程的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等逐一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以质量求生存”,是湖北民建人恪守不变的经营方针。他们实施创精品工程战略,以精品工程树企业品牌,闯建筑市场,同时还引进了科学、完备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位一体”管理体系认证。尤其是企业改制以来,“创造精品”已经成为湖北民族建设集团员工的共同信念,他们秉承“严格管理,精雕细刻”的工作作风,下大力气解决制约工程质量提高的施工通病,努力为业主建造高质量、高满意度的放心工程。公司改制以来,集团竣工工程一次交验合格率达到百分之百。

集团还牢固树立“安全就是效益”的观念,坚持预防为主,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增强全员安全意识,牢牢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他们在安全工作中舍得投入,杜绝假冒防护用品流入工地,切实保护了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

集团把施工现场的文明施工视为企业树品牌、创声誉的重要保障,统一现场门头样式,对场区布置、道路、绿化、临时设施等项目高标准、严要求,施工现场呈现出整洁、安全、标准、有序的景象。

2011年,集团所承建的工程合格率达100%,优质率达85%以上。公司每年坚持创楚天杯至少4项、黄鹤杯或同类奖项至少8项,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一次性验收合格率100%,优良率90%以上。

人才,留住企业常青的根本

“我们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追求的是家的和谐与温暖,要善待历史人,保持稳定和谐;激励现在人,促进快速发展;吸引未来人,确保基业常青。”董事长叶佳斌说。

企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一流的人才打造一流的企业,一流的企业需要一流的人才。十几年的艰辛历程让公司重视人才的重要性。正是按照这一原则和要求,公司积极进行人才战略调整,积极的开展引进来,送出去。从社会上吸收一批专业知识好,综合素质高的人才,直接进入公司各个岗位;同时还送出一批具有可培养性的人员去学习、深造后为公司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为企业发展的一个长久规划,是对企业历史的一次承接,是一次新的飞跃的开始。民族建设集团始终继承着“求是,进取,合作,创新”的企业精神,向业内全国知名企业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及企业文化建设。公司领导宁愿自己办公条件简陋些、办公用车低档些,对员工冷暖却时刻挂在心头,在特困员工子女上学等方面,都及时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公司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活跃和丰富了职工文化生活,陶冶了员工情操,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全面推行“阳光企务”,设立了厂务公开栏,将员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人事任免、职工分房、财务收支等热点、难点问题予以公开,并注重不断扩大公开范围,丰富公开形式,自觉接受企业内外监督,取得了明显成效。

自改制至今,不但未出现人才流失的现象,而且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纷纷要求加盟公司,企业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公司目前拥有各类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450多人,其中高级工程师29人,工程师175人;一级建造师18人,各类二级建造师32人,持证上岗率100%。

市场,思路拓展天地宽

公司改制之初,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施工任务。公司要有所发展,就得义无反顾地走向社会参与市场竞争。对此,他们抱着初出道交点学费也在情理之中的正常心态,即使条件苛刻,本着让利、低利的无奈与建设单位签订了施工合同。向市场要工程,向市场要资金,以用户扩大用户,以市场拓展市场的工作思路。他们从小至几十万元的小项目干起,逐渐做到几百万、上千万元的工程。

随着公司的发展,公司没有满足现状,将视角瞄准了发展“大建筑”上,不管是社会影响力大的社会民生建筑工程,还是技术难度高的建筑工程。在市场开拓过程中,公司还不断提升企业的诚信度,在社会上树立起良好地信誉品牌和企业价值观,形成了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市场开拓机制和发展模式,从而使得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2007年以来,公司先后承建了一系列具有“大建筑”特色的项目,如武汉楚天都市金园、武汉星悦城项目、武汉中部信息安全产业基地、黄冈化工园基础建设、淮南新家园小区、淮南煤矿棚户区改造工程A、B区、海南四季康城、三亚迎宾路地下工程、海南临城一号、海南洋浦大型炼油乙烯综合项目、内蒙古万力时代广场等。

一项项工程,凝聚着湖北民建人顽强拼搏的心血和汗水;一座座建筑,就是矗立于荆楚大地上的一座座丰碑,折射出湖北民族建设集团改革创新、跨越发展的闪光足迹。

集团上市,是湖北民族建设集团未来几年发展的目标,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要求公司在做大、做强武汉市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大力拓展周边城市及省外的市场份额,并相应扩大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一种规模化的集团发展效应。为此,公司先后成立了湖北省中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北民博矿业有限公司、武汉市民兴劳务公司。另外,2011年公司还在鄂州、襄樊、咸宁、黄冈、宜昌、广州、深圳等地相继设立分公司。与此同时,不断扩大在市政工程、基础工程、道桥工程、装饰工程、钢结构工程等行业多元化发展。2011年,公司产值突破20亿元,并进入湖北省建筑行业前20强。

在线教育万亿蓝海启航 篇10

在线教育,是近两年来不折不扣的市场热点,无论在二级市场还是在风投领域,都频繁上演火热的投资戏码。动辄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融资额度让不少创业者渴望从互联网教育领域分得一杯羹。经历了几番爆炒的互联网教育后劲如何,风投能否从这场资本游戏中获利退出?创业者如何避免“一轮死”,又该从何角度进入这个市场?

在线教育存万亿空间

随着中国“互联网+”战略的推进,在线教育市场前景变得更加广阔。国家对于教育信息化关注程度、政策力度不断提升,教育信息化投入持续加大,这对在线教育来讲是一大利好。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曾表示,将把在线教育作为重点打造的新业态新产业之一。

同时中国网民规模的不断扩大,给在线教育用户数量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发展空间和稳定基础。据艾瑞咨询统计显示,因互联网普及、用户使用习惯的形成、企业的市场推广等原因,预计未来几年,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将保持每年15%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17年预计达到1.2亿人。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在线教育也逐渐平移到手机移动端,很多手机用户都下载了大量的教育类APP。《经济》记者查阅APP STORE数据统计发现,教育类APP已超过上万个,在苹果应用商店中应用类型排名占第三位,仅次于游戏类应用和儿童类应用。

消费者愿意为在线教育付费的意愿越来越高。据国泰君安研究统计,有56%的用户有意愿为在线教育APP付费,这反映出用户具有为优质内容付费的意识。“愿意付费的用户中,50%以上的用户可接受的产品价格在10元以内,这与大多数收费的手机应用价格区间接近。”

双重利好令我国教育信息化存在至少千亿元的市场空间。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6年在线教育市场规模估计将超1800亿元,国内在线教育市场未来几年将迎来一轮大爆发。

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正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对此,互联网教育研究院院长吕森林向《经济》记者预测称,目前在线教育市场已经有2500亿元左右的规模,未来这个市场将是万亿元级的,红海之下有更多的蓝海。

“相对于电子商务等其他互联网领域,在线教育产业在中国仍属处女地,开发规模非常有限。中国的教育互联网化程度整体上平均在3%-5%左右,这是非常低的,所以互联网教育的机会非常多。”吕森林表示。

为争夺这一蛋糕,百度、阿里、网易等互联网公司纷纷涉足在线教育,传统教育机构也早已经向在线教育布局,在线教育市场格局初显。作为互联网教育的一部分,百度对互联网教育分了4种业态,分别为以新东方和学而思为代表的课程研发供应商、以中文在线为代表的内容提供商、以百度传课为代表的工具开发商和以决胜网为代表的O2O中间页渠道商。

但在这样的格局中,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领头羊。

“教育是一个风口,在这个领域未来一定会出现一家平台类的公司,这个领域还没有到爆发点。”决胜网CEO戴政向《经济》记者表示,在中国目前这种经济形势下,老百姓总是要消费的,不可能天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最终会停留在旅游和教育两个方面,因此非常看好未来5-10年教育产业所能产生的商业价值。

资本扎堆急火攻心

在线教育市场在资本的热捧下,进入“狂欢”时代。移动互联网与教育培训行业结合的新产物不断萌生,正在改变行业格局。

随着教育概念的热炒,多家A股公司掀起一股教育产业基金热。近两年,A股市场宣布设立或参与设立教育产业基金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例如:全通教育设立10亿元规模的教育产业并购基金;新东方俞敏洪、盛希泰联合成立2亿元规模的洪泰基金;凤凰传媒设立5亿元规模的投资资金;紫光学大更是斥资100亿元设立清华紫光教育产业基金。

上市公司设立教育产业基金,对于上市公司和教育产业来说具有双重利好。一方面,上市公司可以在教育产业实现布局;另一方面,教育产业也可以借着上市公司的东风,谋求长远发展。

著名教育专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经济》记者介绍了当前在线教育领域的融资情况。“目前资本进入在线教育领域的需求比较旺盛。现在针对在线教育的投资很多,项目处在蓬勃发展期。”

“当前线下教育的消费起点越来越高,教育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运营成本也在不断提升,所以好的在线教育项目确实是风投在寻找的投资方向。”天使投资人刘海景向《经济》记者表示,小站教育获得2900万美元B轮融资、一起作业网获D轮融资1亿美元、猿题库获D轮融资6000万美元等案例,都反映出投资人对于在线教育的青睐。

资本的过度布局也引发了熊丙奇的担心。在他看来,目前在线教育存在很大的泡沫,急火攻心的情况非常严重。

“在线教育的死亡率很高,在过去大约两年时间里,90%以上的在线教育都处在半死不活的状态,真正发展良好的其实很少。”熊丙奇表示,眼下资本对在线教育的认知还处在盲目阶段。

据统计,2013年以来,平均每天有2.6家在线教育公司诞生。其中世纪佳缘原CEO龚海燕卸任后在一年半时间内推出了3个在线教育网站,最终因为资金短缺问题,三度试水在线教育后无功而返。

“整个在线教育行业在2014年呈现出大热之势,众多公司纷纷布局,二级市场也情绪高涨。而随着行业泡沫的消逝,很多在线教育企业因过度烧钱但找不到盈利方式而以失败告终。”刘海景表示。

“互联网+”的概念让投资方一窝蜂涌上,在线教育被赋予了很多听上去令人心动的口号,比如颠覆传统教育、促进教育革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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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进入在线教育领域,扩宽了教育资源的选择范围,促进了在线教育项目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资本天生具有逐利性,尤其是快速扩大规模、快速收回成本的特征,使其违背了教育规律。”熊丙奇表示,现在所有受追捧的在线教育都是线下教育的翻版,也就是说,哪些线下教育领域火,相应的线上领域也会很火。

在他看来,在线教育的具体经营情况和资本的热情是不匹配的,中国的在线教育还没有探索出较为成熟的盈利模式。

“资本会先把相关概念股炒热,然后进入圈钱,实现套利后再跑掉。也就是说,目前资本进入在线教育大多以炒作为主,没有真正关注在线教育的实质。”熊丙奇表示,资本的圈钱游戏使得大多数在线教育项目很难持久,“最多可能是两三年的时间,一旦赚够了钱肯定会跑掉”。

玩圈钱游戏,和经营、和赚钱本身并不矛盾。“在线教育也可以赚钱,但是更多是要提供高品质的资源共享,把教育当做事业长期经营,只有在师资、课程、教学中长期探索、形成特色,才能持续发展。”熊丙奇说。

“在线教育经过2013年底开始热炒到现在有3年的时间,而这个行业的盈利周期最少是五六年。也就是说再过3年会有一个体量非常大的公司出来。”吕森林表示,在线教育产业的特殊性要求投资人要有耐心。

“2016年,少数公司会盈利,大部分还是会处于亏损阶段。五六年,是大多数投资商投资一个项目的最大忍耐时间。”吕森林说,虽然大家都能进入这个领域,但这个领域是个陡峭的金字塔,爬坡的难度非常大,创业者、项目、团队等因素直接决定你能进入第几个层级。

金字塔之下总会有公司接盘,吕森林透露,如果找投资,产业资本是比较理想的选择。“目前一些VC在大量的观望,尤其去年经过O2O的泡沫之后,很多VC亏损比较厉害,但是投资公司现在变得聪明了,他们找产业资本一起投,因为如果产业资本是做相关行业的,往往愿意接收一些有产品、有技术或有用户的项目。”

避免同质化发掘真正蓝海

在线教育市场从2014年到现在,出现了大量的公司并购。在这条千军万马前赴后继的投资道路上,有人抢占了先机,但多数人都是颗粒未收。

“很多人听别人讲在线教育,脑补了大量文章之后,就觉得自己可以了,投了七八百万元,结果颗粒未收。这个行业的门槛比较高,并不容易,只有少数的企业能跳出创业路上的大坑。”吕森林表示,跟很多互联网产业相比,在线教育的规模不算非常大,但坑却挺深,“至少几百家公司已经‘死掉’了”。

与此同时,却还是不断有很多公司要进入这个市场,在吕森林看来,这不无原因。“在线教育相对其他互联网领域来说还是硕果比较多的,至少有万亿级别的教育培训市场在那里。”

那么究竟哪个市场空间较大,对于B2C、B2B等模式又该怎么选择?

“早在十年前,韩国经历了跟中国一模一样的互联网教育浪潮,当时也出现了几千家公司,现在只剩下一两千家,其中不乏年收入有十几亿元的B2C在线教育企业。”吕森林分析称,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B2C市场只要能够坚持下来,就会变成非常大的市场。“很多创业者觉得B2C市场已经没得做了,觉得真正的B2C在中小学教育这块也就是20亿-30亿元左右的市场,盘子小。大家觉得赶紧去做B2B吧,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事实上,投资在线教育的K12(小学+初中+高中)公司认为,只要坚持做下来,不可能的市场也会变成非常大的市场。

“比如说中考和高考,有投资者认为这些人一定不是互联网教育市场的主要用户,但是再过三五年以后这个市场一定会爆发,因为这是刚性市场,韩国90%的高三学生是在线上进行学习,而不是在线下进行。”吕森林表示,应用场景在发生变化,投资人要多看、多思考,不要急于下结论。“韩国在线教育甚至出现年收入过亿元人民币的超级明星老师,这也是我们想不到的。B2C很难做,可一旦突破就是非常大的市场。”

但这并不意味着B2B领域没有蛋糕。投资者也不能因为哪块蛋糕大就去切哪块,互联网教育有很多细分市场,要看自己更擅长做什么。

对于创业者和投资人来说,如何避免同质化尤为重要,而这是互联网教育行业的通病。

一是避免线上和线下同质化,这将令在线教育的优势荡然无存。

“现在炒得很火的在线教师辅导,其实并非创新,辅导内容多是应试教育的内容,本质是网上老师补课,并没有脱离线下补课会给学生增加负担的现实。”熊丙奇表示,内容同质化,使得平台很难盈利。“如果线上的内容线下都有,家长会担心孩子没有良好的上网习惯,因此家长更愿意把孩子送到教室面对面学习。”

二是避免在线教育机构之间的同质化。互联网教育创业的特点也与其他行业特点相似,什么热投什么,2013年大家投在线外教,2014年、2015年,大量公司开始进入题库领域,都在做拍照搜题。扎堆儿让本就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中小投资者很难见到曙光。

“有些产品经对比,会发现实际上都是在浪费投资人的钱,没有特别大的差异化”,吕森林说,企业定位重合等问题越来越多。

“一个朋友在深圳坚决要做拍照搜题,他的产品不仅在前五名之外,更是远在前十名之外,根本没有机会。只有前面二三名才有机会,而前面二三名都找不到商业模式,何况在前十以外呢?”吕森林表示,在线教育创业还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教育行业明显是一个内容为王的行业,没有优质的内容,很难具有竞争力。

吕森林说,中国的互联网教育在技术上仍然是非常薄弱的。“看了很多别人的项目,真的是很有创造力的,然而国内对互联网和对教育有深刻理解的项目是非常少的,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需求还没有被挖掘出来。”

哪些企业能够崛起?

“在教育领域,离钱最近的公司才能获得资本青睐。”戴政表示,摆在创业者和投资人眼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盈利。商业模式是任何行业都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只有在这个阶段证明在线教育是可以产生收入和盈利的,在线教育才能被投资者继续认可。

“目前在线教育要实现盈利,有的是直接收取听课费;有的是做平台,实现名师入驻,通过名师集聚人气,再收取平台费;有的是赚取广告费;有的是收取赞助费。”熊丙奇透露,相比之下,做平台盈利较多,而通过做资源来盈利通常赚不了多少钱。

在线教育要实现盈利仍面临很多困难。“以K12教育为例,有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在网上选课,这会牵扯到学生学习习惯、网上授课质量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单纯在网上卖课很少能赚到钱。”熊丙奇称。

其实在线教育也好,移动教育也好,只是一个形式,一个学生消费内容的形式。学生真正学到什么,还是要看有没有合适的内容来消费,消费的体验好不好。

对此,戴政分析称,教育和其他行业的本质是学生在用,但是营销的对象是家长,他们才是原点用户。

“原点用户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使用者和被营销的人是两类人;第二个特征是孩子年纪越小家长越舍得花钱。”戴政表示,只有了解这一点,在场景中实现商业化,才能找到合适的模式。

在他看来,从移动端切入互联网教育,很难有统一的入口。“光百度就有50款APP,移动端不会出现一个教育类的APP打天下。从移动端切入互联网教育有3个维度:一是受教育者的年龄,二是地域,三是学科。移动端的教育一定是解决更精准的需求。”

在吕森林看来,未来有4种公司更具竞争优势。“一是具备优质内容的公司,在线教育本身就是资金密集型的公司,有大量的特别优质的内容,就非常具有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二是技术型公司,比如能够自动识别学生的学习过程,能够检测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三是有前途的大平台,但是目前只有BAT或者是少数的门户网站才会有这样的流量;四是有渠道的公司,且公司的渠道变现能力特别强也可以。”

对于想要在同质化的红海下寻找新蓝海的创业者来说,懂行很重要。

“现在外行特别多,互联网教育非常需要懂教育、懂技术、懂互联网,同时懂运营的人,真正的复合型人才比较少。”吕森林说,这就需要大家相互合作。“目前国内的创业者很不擅长合作,各有各的心思,几家巨头公司的合作基本上也不太好,同床异梦。”

“良好的团队、充足的资金和好的模型将是未来企业成为领先平台的关键。”戴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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