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销组织的利益管理

营销组织的利益管理（精选9篇）

营销组织的利益管理 篇1

一、引言

企业的最终运行结果是要产生价值, 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显著贡献, 经济环境中市场主体资源依赖与共生程度的加强, 物质资本所有者单边治理已经不能更多地产出价值, 股东利益最大化也不能更好地驱动企业价值创造, 在此背景下, 对立于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目标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对立于物质资本所有者一元产权论的人本会计理论就有了其现实意义。

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已经构想了连接企业内部价值链将其延伸至包含供应链管理 (SCM) 和客户管理 (CRM) 的外部价值链的价值创造的庞大链条 (王竹泉, 2006) 。而提出了将生产经营中动态的行为过程和价值运动过程与静态的行为对象和行为结果结合起来进行核算 (徐国君, 2008) 的人本会计管理预想也已初步成体系。海尔从1984年创建至今, 一直积极变革自身, 经历了数次组织结构的调整, 跨越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成长, 成为了在国内做强在国外拓展的企业。其组织结构的变迁, 基于价值链的改造与人本管理观念的渗透恰好是对以上两种理论践行并扩展的案例。

二、海尔的组织结构变迁

海尔在1984-1998年间处于其初创和成长阶段, 在管理层级上属于金字塔型的集中化机械式组织。在名牌战略阶段, 海尔采用了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 它属于U型组织结构, 按职能划分部门, 行政上纵向一体化, 部门间独立性弱, 由高级管理层垂直管理和统一指挥。在企业的初创期, 管理指令传达迅速, 管理效率提高较快。而在多元化战略发展阶段, 海尔已经由初创期步入了成长期, 经营范围扩大, 组织机构也相应庞杂, 部门间协调出现困难, 信息传递成本和管理成本上升。于是海尔又应时而动, 推行了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初期形成了M型组织结构, 战略决策和经营决策分离, 集团总部集中规划整体战略目标, 而各事业部独立核算, 半自主经营。后期彻底去直线职能化, 形成了矩阵制组织结构, 横向划分了八大职能中心 (财务中心、人力中心、营销中心、法律中心、技术中心、规划中心、文化中心和保卫中心) , 纵向分五层, 集团总部进行投资决策, 本部进行经营决策, 事业部则是利润中心, 分厂控制成本而班组控制质量。由此缩小了权矩, 提高了信息的有效沟通, 同时更接近市场, 应变能力加强。

从1999年至今, 海尔进入了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 逐步面向海外, 这也对企业提出了市场资源和管理资源整合能力的要求, 而在上两个阶段所采用的OEC精细化管理模式 (日事日毕, 日清日高) 已臻至完善, 为下一步的组织变革奠定了基础, 也正是在之后的演进中, 海尔践行和拓展了价值链视角的利益相关者价值创造和人本会计管理。

(一) 网状市场链组织结构

如下页图1所示, 海尔在国际化战略发展阶段, 管理层级上转变为学习型 (各部门间互通有无) , 组织结构进一步扁平化, 通过流程再造引入市场链机制, 实行内部模拟市场化, 内部流程上、下游间进行商业结算。将每个事业部的财务、采购和销售业务全部分离, 整合成独立的商流推进本部、物流推进本部及资金流推进本部, 集团统一营销、采购和结算。职能管理资源通过从各事业本部独立, 形成服务公司, 直接面向市场, 包括3R (研发R&D、人力资源开发HR、客户管理CR) 创新订单支持流程和3T (全面预算管理TCM、全面质量管理TQM、全面设备管理TPM) 订单实施完成的基础支持流程。

另外在管理上, “负债经营”管理与“SST”管理相结合, 每一个员工所创造的价值被市场接受才能“索酬” (S) , 如果无法符合市场需求则遭“索赔” (S) , 若皆非以上二者, 则须有第三方“跳闸” (T) , 查明原因, 解决问题。更进一步, 企业提供给员工的资源是员工的“负债”, 通过竞标能者居之, 之后员工需要通过使资源增值来形成自身收入同时为企业创收, 否则不但消耗了企业资源还需自己补亏, 形成负收入。

(二) 倒三角自主经营体组织结构

如图2所示, 海尔在全球化战略发展阶段, 管理层级上达到了智能型 (管理层只以制定战略、提供服务为主, 进一步放权) , 组织结构也成为能动式, 整合之前较长的流程链条, 压缩N层扁平结构形成三级经营体, 响应市场更加灵活。从原来的先造产品再找用户变为先创造出用户价值再制造产品, 虚网挖掘用户需求, 实网进行营销配送, 实现了从用户需求出发倒逼内部全流程的体系。外部价值链上, 下游进行渠道关系整合, 通过B2C数据网络, 产品下线直运, 变“仓储式”仓库为“过站式”物流中心, 实现PTD门到门配送;上游采取VMI供应商管理库存模式, 全面实行JIT制。以核心企业海尔为基点, 直接对接供应商与分销商, 与海尔一同直面其市场, 达到了零库存、零距离、零运营资本的局面。

而管理上实施了更为分散化的“人单合一”和“自主经营体”模式。“人单合一”模式使企业中每个人通过订单与市场结合, 每个人都是一个SBU (战略事业单位) , 直接营销到位, 直接发运而非促销下的卖库存, 即“直销直发”, 进而催生了“正现金流”。“自主经营体”则是倒三角三级体系的基本创新单元, 是自主运行、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阿米巴” (日本京瓷集团独创的经营模式, 旨在实现“全员参与”的经营模式) 。一级经营体直面客户, 又分为三类, 即市场经营体、型号经营体和线体经营体;二级经营体为一级经营体提供资源和服务支撑;三级经营体制定战略, 配置资源。三级之间以“服务契约”协同, 三类之间以“包销契约”联动。自主经营体只要能创造超额增值与企业分享后就会得到超利分成。同时设计运行了非会计的“三表” (战略损益表、日清表和人单酬表) 作为独立核算的工具。

三、海尔组织结构变迁的理论实践

综合以上两个阶段, 对外海尔通过ISC集成化供应链管理与链上其他利益相关者信息共享, 协调物流、商流及资金流, 同时整合内部价值链将其模拟为外部价值链的上下游价值增值模式, 内外对接, 增强了整体链条的竞争力, 实践了基于价值链的利益相关者合作共赢, 财富创造。同时其创新的组织结构又给企业边界理论以新的视角。另一方面, 退居为资源载体平台身份的企业支持着员工的价值创造活动, 淡化了权益理论的所有权归属, 实现了人力资源价值的极大发掘, 将人力资源作为价值创造的动因, 实践了人本会计管理的精髓, 同时也为人本会计的应用构造了使用环境, 成为未来同类企业借鉴的工具。

(一) 海尔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利益相关者价值创造与企业边界

在流程再造后的网状组织结构阶段, 海尔通过构建企业内部“市场链”将外部价值链增值模式内化进企业, 流程上下递进增值, 使内部价值链与外部价值链相串联, 又通过“内部模拟市场”打破刚性企业组织结构形成柔性网络节点形式。运用了非零和博弈的价值链总体增值给链上各利益相关者带来更大收益的经营方式, 打通企业内部各关节, 拉扁为网状使得内部之间与内外部之间紧密咬合, 流畅衔接, 整合管理, 构成更大规模的链条, 不断趋近对上游节点 (供应商) 的零库存, 对下游节点 (客户) 的零距离, 以及自身的零运营资本。以整合价值链价值创造潜能为着眼点, 驱动外部供应商、经销商和内部员工的共同财富产出, 淡化了企业边界的硬性约束。

在倒三角组织结构阶段, 海尔完成了内外对接的价值链整合, 转而实行更为分散化的自主经营体模式, 企业内部由市场链流程趋于完全市场化, 虽然企业边界进一步由淡化到模糊, 企业内部却通过不同的契约清晰界定了各个经营体。通过海尔的案例可以向一般性拓展, 企业通过设立内部无数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运行的“虚拟企业” (指特殊企业联合, 是为把握某一市场机遇, 将分布于若干独立运行企业中的实现该机遇的所需资源集成起来而形成的动态组织, 如海尔的自主经营体) , 将企业同化为其对立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 如果说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签订的交易契约划分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即经营边界, 那么当企业内部本身即通过非人格化交换的交易契约运行, 该契约非科斯所谓的企业内部契约, 即管理与控制契约, 而如海尔经营体之间的包销契约和服务契约, 它由价格调节且非长期, 那么, 企业的边界又该怎样界定?

因而笔者试探性地思考, 既然企业是一种组织, 而按照诺斯的观点, 根植于人心中的信念体系产生了不同的组织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那么可以说企业将其企业文化、战略和理念内化于内部人员的共有信念体系, 从而产生非正式规范的约束以致于组织内所有人成为“一致行动人” (法律概念, 以行动的合意性作为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实质要件) 。正如有学者的观点认为“流程的目的在于影响组织内的所有个体, 引导组织内部其他成员的看法和信念” (Jeanne M.Logsdon and Kristi Yuthas, 1997) 。“一致行动人”区别于其他市场主体的趋同行为, 所有符合该行为的个体构成一个组织, 行为的差异即企业的边界。例如海尔用人漏斗步骤的第一步即认同人单合一双赢文化———认同集团战略。

那么又会不会没有这个差异, 存在与该企业组织行为完全相同的其他市场主体从而无法划分边界?笔者认为不会, 首先, 每个市场主体所处客观经济环境不同, 以致于产权基础和契约形式不同, 由此产生的信念体系不同。其次, 即便有两个市场主体所处经济环境相同, 人们反映环境的信念所构筑的规范因为反映程度和正确与否的差别也使其最终行为不同。

通过以上分析引出了行为这一要素, 而行为的主体是人, 那么就需对海尔所贯穿的契合于人本会计管理的方式进行探讨, 同时人本会计包含的行为会计应用能更准确、相关地计量行为要素, 使得通过行为界定企业边界的设想成为可能。

(二) 海尔契合于人本会计管理的方式、理念及所有权归属

人本会计的支撑性观点认为, 人力资源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行为则是价值创造的动因, 物质资源只是价值创造的条件。而海尔的“企业源头论”则认为, 员工是企业的源头, 源头的活力是企业活力之源。海尔将员工作为其源头, 那么也就是找到了价值的源泉, 因而产生了成功的经营案例。海尔还认为, 人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 人力资本的增值是企业增值与长久发展的源泉。通过“人单合一”模式, 将企业的价值管理任务分解到每一个人身上, 成为了人力资本价值创造的驱动。而“人单合一”的设计, 从流程的角度来看是“单”的价值完成,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是“人”的价值实现。

从海尔以“自主经营体”为基础的“人单合一”管理来看, 它使企业失去了传统独立于市场的地位, 成为了一种通过价格机制类市场资源配置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换平台。员工成为拥有共同信念体系的平台主体, 在企业的交易环境、交易规则下, 以订单为导向自发组合成“虚拟企业”,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利用企业平台创造价值, 同企业分享新创造价值。与传统的员工薪酬, 即价值分配相比, 价值分享视价值创造而定, 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从而产生风险, 员工既可能获得正的超额价值, 也可能承担负的巨额亏损, 这一点在海尔的“负债经营”观念中就得到了充分体现, 由此产生了对员工的激励, 因而说它是人力资本价值创造的驱动。

那么如果更一般的来看使用同类管理模式的企业, 权益理论的实体论认为权益应归属于企业这个法人, 但是企业平台化以后它的目的是为平台主体的价值创造提供依托而非享有权益, 而业主论认为权益应归属于股东, 但是显然在古典企业时代股东既是物质资本所有者又是人力资本所有者, 现代企业制度出现,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立, 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二元产权观念产生, 同时从企业是资源平台的角度来看, 股东只是投入物质资本获得投资收益的平台资源供给者, 而价值创造则依赖于人的行为, 因此也无从单方享有权益。笔者认为所有者权益的观念是逐渐淡化的, 各利益相关者通过企业平台贡献于价值创造并最终共同分享价值, 权益只是一种最终所创造价值的归属方式不再成为控制权的象征。

刚性的权益归属界定的淡化, 更有助于释放人力资源价值创造的能力, 使着眼点集中于价值创造和分享。既然人是价值的源泉, 而价值需要在能动的行为过程中产生, 那么行为要素的计量就成为了需要。在海尔的自主经营体模式下, 产生了三张非财务性质的报表, 已经初步将行为的计量纳入核算, 然而毕竟属于非会计计量, 无法与企业整体的三张财务报表对接, 更不能与企业具体的经济事项和业务联系。在此背景下, 人本会计就有了其应用的环境, 随着企业平台化、开放化的进程, 人本会计的需求将会极大提升。

在人本会计的分支———三维会计中, 将行为纳入会计系统, 度量个人贡献和实现的价值, 同时反映其精神、心理特征。而在计量上, 通过行为引起、实现的资产交换价值来表示。“行为要素的计量, 就是通过把外部市场机制引入企业内部, 通过建立内部市场, 不断地将外部市场价格信号传到给企业内部准市场定价系统, 实现内外市场的互动” (徐国君, 2008) 。这样, 企业内部各利益相关者就形成了交易关系。“外部市场实现的附加值要依照外部市场规则内部化, 即要把总的附加值在内部各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切割细分” (徐国君, 2008) 。通过海尔的案例可以看到, 其实行的“市场链”模式到后来的三级“自主经营体”正是这种融入了市场规则的倒逼分割价值形式, 因此可以引入人本会计管理的方式, 而其他同类企业也可以此为鉴。

四、海尔模式的会计等式重构

海尔的组织结构变迁将企业内部改造成为市场的运行机制, 同时又注重对人力资本能力的释放及关注人力资源的价值创造驱动, 已经不同于传统企业, 通过海尔的案例扩展到更多常态化的同类企业, 他们的会计等式就有了理论上的重构可能性。

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人本会计理论有着很高的契合点, 首先, 二者都认可人力资本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其次, 二者都着眼于利益共同体的价值最大化。最后, 二者都赞成价值的分享而非分配。由此, 本文结合了基于价值链的利益相关者价值创造和人本会计下三维会计的会计等式, 从企业创造社会价值的角度作出设想:

对于企业的财务状况, “资产=内部利益相关者与内部利益相关者行为+内部利益相关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行为=内部利益相关者权益+外部利益相关者权益”。其中内部与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通过内部市场链契约联结, 该行为是对价值增值的具体分解, 例如海尔内部经营体间的包销契约和服务契约, 而内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通过外部价值链契约联结, 该行为是价值增值的最终实现。该式中, 从对类海尔经营模式的企业思考出发, 把会计等式重构为以价值流转的角度去反映企业运行结果, 价值的存在体现于资产, 企业平台投入和产出经济价值就表现为资产动态变化的最终结果;而价值的动因是行为, 行为导致了流出的交换价值和流入的交换价值, 也即流出的资产和流入的资产, 这是资产动态变化的过程, 这一流入流出过程产生的差额即价值增值, 过程行为即价值创造;最后价值的归属是权益, 也即行为创造价值增值的分享, 或资产动态变化循环后的最终结果的归属。

对于企业的经营成果, 利润所代表的是传统的股东价值最大化, 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财富则需用价值总增值来衡量, “价值增值=价值链流入的交换价值-价值链流出的交换价值=内部利益相关者价值增值分享+外部利益相关者价值增值分享”。该式分别反映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两个角度, 而其中内部利益相关者价值增值的分享又可以细分为人力资本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分享和物质资本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分享。

多年来海尔的成功经营给予了会计理论研究的现实案例, 实践并丰富了会计的前沿研究领域, 随着经济环境及其发展阶段的变化又将会产生更多的关注点, 这是会计实务研究需要不断跟进和探讨的。

营销组织的利益管理 篇2

一、营销组织的转型：一元化向多层化的演变

目前，大部分的基层营销组织是这样的：在一个省会城市设立办事处，或分公司；在地级市已经没有“组织”了，只有一个业务员在全权负责，业务员的工作地有两个：业务对象如超市；业务合作伙伴如经销商。

这种基本上处于“跑单帮”的、远离组织的业务形式，随着深度营销的开展将逐渐被贴近市场、反应迅速、专业分工与整体协调的基层组织所代替，基层组织的增设成为必然，基层的组织建设迫在眉睫。因为深度营销意味着作业流水线的延长和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往那种“一个人跑一个地区、七八杆枪打一个省”的基层营销组织已经满足不了工作的需要。

深度营销的要义有两个：一是把销售网络进一步延伸到县城、乡镇；二是把营销的推广和服务工作做得更好、更加紧贴于销售网络。因此，基层组织的建设从三个方面综合考虑:

1、基层组织设置到哪一个级别的市场？根据深度营销的“深度”来评估，是把营销工作开展到广大的农村市场，直到乡镇？还是基本上满足于县城？这种地域上的深入往往带来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基层组织应当往下设置。

2、基层组织设置什么样的功能？这需要根据公司总部的工作安排和要求。有的要求基层大量地开展推广、促销等工作，还有的要具有采购、运输功能等，应当依据功能要求设置组织的职能，进一步确定它的人员编制与分工。一般而言，基层组织往往更重要的是服务性和推广性的工作内容较多，例如设置推广专员、促销督导、统计员等。

3、基层组织的管理经济性，

基层组织的增加势必带来管理上的难度，带来管理成本和经营成本的提高，因此要考虑基层组织设置的必要性，应当本着节约、规范、必要的精神来考虑基层组织的设置。

一个销售型的基层组织应当具备这样的基本满足：产品确实适合于进一步的区域开拓并且具备较大的市场空间；产品已经有相应的配送客户（经销商或分销商），能配送到目标市场；有较多的营销工作，工作强度和内容必须要以组织的形式才能满足。公司已经具备相应的管理能力，能较好地实现对基层的管理和控制。

销售型的一线组织将随着深度营销的发展，逐渐由简单的一级组织被复杂的多层级组织代替。例如：以前的单一组织是省会城市设办事处，今后逐渐演变成为：省会的办事处—地级市的联络处，甚至是：省会的办事处—地级市的办事处—县级市的联络处（站）。并以此为基础，逐渐走向“专业人做专业事、系统协调、分工配合”。

随着基层组织的演变，公司总部对一线营销组织的管理转型、一线营销组织的自身管理转型将成为新的挑战。

二、管理模式的转型

基层营销组织的转型将带来管理机制的转型。这里涉及到两个层面的转型：一是公司总部对一线营销组织的管理转型，二是一线营销组织的自身管理转型。

1、公司总部对一线营销组织的管理转型

当一线的营销组织还处于一元化的简单状况时，公司总部对基层的管理往往是紧密的，这也是由于基层的销售范围与工作内容都普遍较小，公司也具备相应的管理能力。它表现在权限的集中度上，基层组织往往不具备较多、较大的决策权力，审核、批准的权力经常集中在公司总部的职能部门；基层组织也是按照职能部门的指示、安排、要求、以及配置的资源来组织、执行工作。这种紧密型的管理能较好地解决基层的决策风险、执行偏误等。

但随着基层营销的延伸、组织的增设，再则复杂的营销环境所产生的不同反应要求，使得紧密型的管理是日益凸现问题：对市场的灵敏度缺乏、决策时间长、反馈环节多、程序繁杂等。

时尚节庆活动的组织管理与营销 篇3

“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与文化经济

“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一项国际性服装时尚文化专业活动。围绕着“发展经济、繁荣市场、美化世界、美丽自己”的宗旨, 自1995年以来, 已成功举办12届。因此, 上海的本地人已把每年两度的“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看成是固定的“节庆活动”。

如果拓展文化的定义, 使之包括时尚文化节庆活动, 那么文化活动不仅对时尚艺术领域, 而且对时尚文化经济领域也是有利的。

实践证明, 通过“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的文化经济活动, 不仅提升上海城市国际时尚之都的形象, 而且又极大地促进了上海时尚产业链的经济发展。

由此看到, 文化与经济已经构成了新的关系, 主要是经济活动中不断增强的文化价值。文化对提高城市的持续的经济再创能力及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社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提供就业机会、吸引投资, 并且丰富人们的生活。

由欧盟组织的社会调查表明, 约720万人从事文化产业。从1995年到1999年, 文化产业的就业率以每年2.1%增长, 成为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

节庆活动的管理模型及案例分析

节庆活动管理理论实际可运用的系统可识别框架主要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决策阶段、细节规划阶段、执行阶段、评估阶段, 而根据四个阶段的重要性随着不同的节庆活动而变化, 根据节庆活动的目的与特征, 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次序可以进行调整。

依照节庆活动管理的时间域, 下图列出了节庆活动管理的模型。

节庆活动管理模型包括以下四个阶段

1、决策阶段

决策阶段提出举办节庆活动的意义, 并最终决定该活动是否举行。决策过程也可以非常复杂的决策阶段包括以下几个过程:发起人发起、确定节庆活动的目标、成立管理董事会、进行可行性分析 (包括市场分析、最初的财务分析) 以及最后决策。

发起:并不一定是节庆活动专家, 他们可能是来自公共部门 (政府、当地权威机构) , 私人企业、个人或者自愿的公众。

“老字号活动”的发起者:上海市国际服装文化节组委会、策划公关展览服务公司等, 集聚各自资源, 共同发起

成立管理董事会:上海国际服装服饰中心作为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组委会办公室, 已经由上海市相关单位共同成立了董事会, 其职能在于规划、实施、评估节庆活动。负责节庆活动的所有工作:活动管理、营销、财务管理、法律方面的工作等, 以团队工作方式组织的管理董事会会更加有效率。

目标:举办机构应该很早就确定节庆活动的, 因为目标在节庆活动的举办过程中十分重要, 它影响着节庆活动的许多方面, 如营销、举办权等。节庆活动的目标可以分成三类:经济的、社会与文化的、政治的。节庆活动的总目标可以分解为几个具体的小的可以实施的目标--每一阶段的目标。目标可以理想化为“SMART”, 即节庆活动是明确的 (SPECIFIC) , 是可以进行量化估算的 (MEASURABLE) , 是节庆活动参与者都赞同的 (AGREED) , 就现有 (相对于现有) 资源而言是可以实现的 (REALISTIC) , 所设定的目标都可以按照节庆活动的日程安排得到实现 (TIMED) 。以上这些目标简称为SMART。SMART目标有利于帮助确认节庆活动须执行的目标并在随后促进节庆活动的评估, 如确定节庆活动的收入、利润、广告收入、现金流、投资水平等。

本次活动旨在推动上海“老字号品牌”的经营服务与产品思路的创新, 从而提升其品牌价值, 透过放大文化使之达到更适合的传承发展。符合以上SMART确定目标原则, 相当明确, 且有可实现性。

可行性分析:即检测节庆活动能否“举行”, 它并不需要具体细节的答案, 一份关于节庆活动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预测就已经足够。对于失败可能性较大的大型节庆活动, 可行性分析包括更加复杂的细节性研究, 最初的可行性分析就集中在市场研究和初步的财务分析。

首先, 本活动在财务方面, 得到相关合作赞助单位的大力支持, 解决了基本的策划、展览及相关的成本预算, 可以使资金的运作达到持平。

其次, “扶持保护中华老字号品牌、传承与助推自主品牌”的主题策划是中央的指导方针一致的。上海作为中国的商贸中心与时尚前沿, 其“海派服装文化”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服装作为纺织产业链的终端产品, 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再次, 最大的难点在于操作时间紧张, 从策划到展览的筹备期只有2个月。经营团队专业敬业, 竭尽所能整合一切相关资源, 在超短的一周时间, 策划并走访所有参展单位、收集展品资料, 再经过专家的反复推敲, 被斟选的“老字号”服装品牌的企业积极热情参与配合, 两周之内基本活动资金与形式内容基本定局, 这为如期举办奠定了决策的依据。

最后决策:此是整个决策部分的最后一个程序, 在这个阶段, 董事会收集了足够的资料来决定节庆活动是否举办, 可能会对最初的想法进行修改, 提出细节报告来分析节庆活动的阻碍因素, 从而进行决策。

鉴于服装节组委会的专业团队已经具有10年以上的活动策划与操作经验, 依据以上的可行性分析, 高层领导决策同意具体实施该活动。

2、细节规划阶段

细节规划是节庆活动管理的关键阶段。它包含以下内容:定义节庆活动产品、进行更加详细的财务分析以及做出关于人力资源管理、营销、地点计划等节庆活动细节的发展战略。

定义活动产品:是节庆活动独特的产物, 它有助于实现节庆活动的目标以及满足消费者需求。事实上, 辅助活动有时甚至比主要活动更加重要。

本活动产品定位:以老字号的品牌产品、工艺、照片等资料作为展示为主线, 结合论坛、现场演绎等形式。透过文化来放大和传播“老字号”的品牌经济价值, 扩大经营思路与合作发展空间。

主题:就像一把伞, 有利于统一节庆活动的形象, 同时能够辅助实现节庆活动的目标。一旦确定活动主题, 所有的要素都要适应该主题。

本活动主题相当明确:“老字号”品牌的创新, 是以产品为基础, 对产品形象、工艺、服务提供的情境、与产品相关的风俗等元素的重新整合, 从而达到活动的目标。

举办场所和举办地: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选择地点的具体标准一般要考虑:容量、设施、可视性、集中性、可聚集性、举办地成本、历史、其他因素等。

组织者可以根据以上总权值选择最合适的举办场所/举办地。

根据以上原则, 综合交通、场馆设施、地域人文环境、品牌企业的文化内涵等因素, 本活动决定选择上海市静安区文化馆作为展览场馆相对比较合适。

时间安排:对于节庆活动的成败非常重要。必须根据目标观众、节庆的具体活动安排、地点安排以及组织者的个人偏好都可能影响节庆活动日期的安排。尽量避免与其他重大活动相冲突, 如果是学生观众, 则要考虑尽量避免上学时间等。

确定票价:公益活动除外, 一般活动都要考虑票价。其价格制定通常要考虑的因素:计算成本、确定合适的定价策略和决定价格结构。定价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节庆活动的目标、竞争对手、消费者特征和购买倾向。

本活动考虑到民族文化的公益性宣传定位于免费参观。

财务分析:通常包括以下3个问题:预期的收入和花费, 预算、现金流。应该精确地计划各种收入和花费, 以确保明确的现金流。而广告收入与转播权往往成为节庆活动的主要收入来源。政府的拨款和补助只能“减少损失”, 并且减少组办者的责任, 也成为一种很受欢迎的资金来源。

本活动收入的赞助费用总计为30万元左右;而支出费用约25万元左右, 另计不可预测费用为5万元, 总体收入与支出基本实现持平。

营销:这项工作有三个重要的目标:了解消费者需求和消费者动机, 生产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 制订一个可以表述节庆活动目标、能与消费者沟通的方案。

营销预算、目标市场特征、节庆活动的目标、竞争的节庆活动选择的方法以及与赞助商签订的促销合同构成节庆活动的营销组合。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法决定营销预算:

果断地评价的方法时--即与上一次类同的活动预算费用相等, 或者是销售比例提成法

竞争比较的方法--即先确定竞争者的营销预算, 再确定自己的预算是否超额的方法

战略目标法--即确定营销目标, 制定战略来实现这一目标。

本活动采用战略目标法, 先确定“老字号”品牌企业为目标参展商, 通过资源整合, 确定其为协办单位, 赞助商也作为主办或协办单位, 这样可以最大范围的确定战略目标, 营销的风险降到最低, 实现营销展览场地总面积为4 0 0平方米的目标。

人力资源管理:是节庆活动的重要因素, 有利于提高消费者满意度。这种管理是一个流程, 最初的分析建立在节庆活动组织者提供的要素基础上, 随后转包到其他的组织中, 最后导致了员工的结构和节庆活动生产计划的产生。确定了工作人员的数量之后, 就可以对工作性质、职责等进行具体的描述与计划安排。

本活动以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组委会、展览公司、场地方及相关的保安公司等专业团队共计为30人左右, 配上10名志愿者作为备用, 合理配置, 为达到预期目标提供根本保证。

举办地计划与操作管理:主要是准备一张举办地点的地图、所需设备的清单、经常去视察该地点等, 有助于管理者进行举办地规划工作。举办地的外部标记的布置、停车、人员拥堵、排队等方面的操作管理的具体工作, 有助于确定活动的风险, 也是节庆活动体验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培训好志愿工作者显然相当重要。

活动安排:是指在备忘录上必须对日期、时刻、行动、地点、责任等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安排妥当。有助于监控节庆活动的整个过程, 是一种有效的评估工具。

本活动由组委会项目经理全权负责, 场地方与展览公司全力配合, 按时间进程与相关流程进行具体的细节操作。每个时点均有详尽的工作进度表与责任落实操作流程。

3、执行阶段

执行阶段是节庆活动的真正实施过程, 它包含:监测事件活动的发展、事故处理、关闭工作。

督察监控是组织各种监控行动, 确保有可替代的措施以防万一, 在必要的时候采取紧急修正措施。

事故处理是指导致节庆活动取消、延期、活动现场混乱的不可预测的事故处理, 此是组织者不可控制的事情。

关闭工作是指节庆活动结束后把所有的事情复原, 包括两项工作:拆除并转移各种设备及一切相关的物品;清扫。

本活动在这个阶段的具体工作, 主要以组委会的项目经理展览公司场地方的专业团队按以上程序及时间节点共同来完成。

4、评估阶段

评估阶段其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举办活动的经验, 总结失败的教训, 使得下一次的节庆活动办得更加成功。评估分为六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评估:节庆活动的组织者、志愿者和其他员工、节庆活动赞助者、游客来宾、举办的社团以及环境因素。

本活动总体评估从六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节庆活动的组织者、志愿者和其他员工、节庆活动赞助者、游客来宾、举办的社团以及环境因素对整个活动的组织质量进行评价。

根据以上的评估, 总体评价:认为此次老字号品牌展览活动为成功。

第九章金融营销组织管理教案 篇4

一 金融营销组织的含义 二 金融营销组织的演变

（一）早期的金融营销组织

营销部门只是人员服务部门下属的一个部门

（二）第二阶段的金融营销模式

营销部门经理可以直接向着总经理汇报相关工作，但其权利仍受到较大限制

（三）现代金融营销组织结构

金融营销成为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中心，营销部门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三 金融营销组织建立的基本要求

（一）适应营销目标

市场目标、销售目标和财务目标等

（二）提高效率

速度、数量两方面

速度上，要能及时贯彻执行他所制定的营销战略方针 数量上，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与利润的不断增长

（三）降低成本

（四）保证信息畅通

（五）保持充分的灵活性 四 金融营销组织建立的步骤

（一）明确金融机构所要达到的营销目标

（二）明确为达到营销目标所要必须完成的活动

（三）将活动转化为职位

（四）按职位分派人员

（五）合理授权

（六）确定协调办法

第二节 金融营销组织的模式与选择

一 金融营销组织模式的含义 二 金融营销组织模式的基本类型

（一）职能型金融营销组织模式

职能型组织结构是将企业需要从事的主要活动或要执行的主要功能分成不同的部门，通过这些部门的活动，来达到所要实现的目标。在这种架构中，部门之间的协调和信息的交流，可由组织的最高领导层出面，其管理的目标是调动不同部门的资源优势，获取最大的利益回报。它的特点是决策权高度集中、分工明确、信息交换迅速、成本最低，而且有利于雇员发展某一方面的专长。这种形式对于一个小型银行是适用的，但对于规模稍大的银行则不合适。

（二）产品型金融营销组织模式

（三）地域型金融营销组织模式 按不同地区来设置营销力量

（四）市场型金融营销组织模式 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开展营销活动

（五）混合型金融营销组织模式 1（矩阵式）产品-市场金融营销组织模式

矩阵型组织结构是指按照组织架构固有的一些特性，将一个企业的部门分为不同的事业部，在每一个事业部中，又设计一些职能类似的组织，这些组织由分别属于不同的职能部门领导，形成一个“多维”的矩阵型结构。它的主要特点是适应性较高，能够使企业适应于不同的、复杂的环境需求。同时，由于具备职能型架构的一些特点，也能够提供给雇员根据自身兴趣培养技术专长或综合管理能力的机会。由于受到双重领导，这一架构往往需要不同部门间进行信息和权力共享，对协调要求较高，约束性很强。2 事业部制金融营销组织模式

事业部型组织结构是根据企业的生产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或服务对象、或服务地区的不同进行划分的。每个事业部都成为一个专门的部门，专门从事某一类业务。它的特点是相对独立，其经营计划和预算的制定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从管理会计角度说，它事实上是一个“利润中心”。它的主要缺点是可能分散一个企业的力量，不利于规模效应的形成，跨事业部之间的协调存在一定的难度。3 客户经理制金融营销组织模式（网络型）

网络型组织结构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个组织架构形式。它是人们探讨的网络型组织、群体型组织、自设计组织、基于信息组织和后 工业化组织的一个统称。在这个架构中，企业中的劳动分工是按照掌握一定技能的知识雇员的类型来进行的。他们可以单独工作，也可以暂时或永久性组成项目工作小组去完成某一件事情。劳动者的组合，根据企业经营活动的需求来进行，并且在几乎没有任何正式监督的状况下进行。网络型架构的最大优点是它的适应性强，能够针对外界环境激烈变化，及时迅速地做出反应。三 金融营销组织模式的选择

（一）金融机构的规模

（二）金融机构的业务区域范围

（三）金融机构的产品

（四）市场

组织结构的决定因素。组织架构的设计与选择关键在于有利于管理者经营目标的实现。因而就统一标准而言，组织架构模式没有最优和次优，也没有必选的定式，关键看是否适应自身经营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商业银行应该选择何种形式的组织架构，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资源是否有效配置及资源的统筹调动利用能力。应该选择能够最有效地调动、配置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资金资源的组织架构；第二，风险的管理和控制水平。银行是高风险行业，建立健全有效的风险管理控制体系，应该是选择组织架构模式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之一；第三，对市场环境的适应性。作为企业，市场的需求、客户的需求、经营环境的变化是组织架构选择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组织架构模式一定要有利于客户服务，有利于市场竞争；第四，商业 银行自身的科技水平。任何一种形式的组织架构，在当今科技信息时代，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信息科技系统来支撑。企业自身科技水平也决定了选择什么形式的组织架构；第五，员工潜能的发挥。商业银行作为竞争性很强的风险行业，员工潜能的发挥和员工整体素质也直接决定了选择什么形式的组织架构。

第三节 金融营销组织的协调与控制一 金融营销组织中存在的矛盾

（一）金融营销部门的地位

（二）金融营销组织中的冲突 二 金融营销组织的协调

（一）金融营销组织协调的含义

（二）正视营销组织的冲突

（三）做好外部不同部门间的协调

（四）促进内部职能的协调

（五）加强信息传递 三 金融营销组织控制的意义

（一）金融营销组织控制的含义

（二）金融营销组织控制的意义 四 金融营销组织控制的方法

（一）现象观察法

（二）报告法

（三）预算法

（四）盈亏分析法

营销组织的利益管理 篇5

要真心实意关心三农问题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农民关心自己, 自己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建国以来, 我们一直对农村实行全方位的严密监管, 小岗村的农民为了承包到户甚至签了实施连坐的生死契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们虽然从农村改革开始,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三农困局一直没有找到彻底解决途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忽略了农民利益集团的唤醒和培养。利益集团是使用各种途径和方法向政府施加影响, 进行非选举性的鼓动和宣传, 用以促进或阻止某方面公共政策的改变, 以便在公共政策的决策中, 体现自己的利益主张的松散或严密的组织。什么是农民利益集团?就是真正代表农民共同利益, 展开一致行动与各级政府, 社会群体等其他利益集团作斗争的组织。

一、农民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的现状

目前农民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主要包括村民委员会、各种协会及合作社组织。

村民委员会本是一个农民自治、彻底代表农民利益的群众组织。但由于中国管制型、压制型政府未能有效转型, 村民委员会行政化倾向非常明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是乡镇在向下实施政策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一个跑腿的组织。在制度惯性下乡镇把村民委员会纳入其下级机构, 并通过人事安排, 财务收支等多方面对其进行控制。二是村民委员会也愿意与乡政府结盟, 甘当附庸。因为其可通过与乡镇府结盟, 获得制度内及制度外收益。三是传统的耕作方式多以个人或家庭单位, 农民之间一贯缺乏组织性, 结盟意识不强烈, 官民思想还很严重, 所以对村民委员会行政化并不在意。目前, 村民委员会实际已不能代表农民利益, 三农问题乏人关心。因为一是中国农业兼职化, 副业化严重。农民个体监督村级组织成本相对比较高, 个体没有动力去监督, 这样村级组织基本背离农民利益, 特别当乡镇府与农民利益发生冲突时更是如此。二是县乡两级政府由于税费改革后和分税制改革不彻底, 财政发生困难, 导致生存危机。组织的生存成为其唯一的目的, 即已蜕化为一个自利、自我服务型组织。三是县乡各级政府政绩考核与农业、农村、农民关系不大, 这使得县乡两级组织对三农问题从过去税费改革前的乱作为到现在税费改革后的不作为。

中国政府对各类专业协会、合作组织一般持不信任的态度。控制比较严, 谈不上支持, 即便是支持也有些变相收买的味道。因为中国政府目前还不习惯有这样一种不顺从的组织存在。因此这些组织缺乏成长发育的土壤, 要么营养不良、要么蜕化变质, 无法形成全省乃至全国那样大型的组织, 也不能很好地代表农民的利益。

二、农村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必要性

1. 非政府组织的稀缺性。

由前面分析可知, 目前在农村还没有真正能代表农民利益的非政府组织。由于村民委员会的责任中有执行上级政府下达的政策的义务, 所以其很难独立出来, 代表农民的利益。各种协会、各级合作组织主要关注生产活动, 是一种自发形成的松散的农民合作团体, 与行政脱钩, 具有成为代表农民利益集团的潜力。但目前其因经费、内部管理、政府控制等原因发育不良或退化, 没有形成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组织。

2. 各种风险催生非政府组织。

农业是高风险产业。第一个风险是技术风险。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是精工细作的中性型农业, 即劳动节约型与资源节约型同时并举的农业。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具有极其重要地位。而生物技术的提供在目前还存在各种问题, 如技术不成熟或者假冒伪劣产品 (从种子、化肥到农药无不存在) 等, 依靠单个农民无法与之抗衡。第二个风险是自然风险。农业依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对防灾防损, 单个农民与各类机构博弈时处于弱势地位。第三个风险是市场风险。由于单个农民信息不充分或个人理性导致集体不理性等原因, 导致市场供求波动起伏过大。第四个风险是国际政治风险。作为中国传统出口产品的农产品或那些以农产品作为基本原料的加工出口品在国际市场遭遇贸易争端时, 农民个体没有能力、动力与国际势力进行抗衡, 也无法事先有效的防范。

3. 农民利益表达和权力维护需要非政府组织。

随着社会的发展, 农民的利益需求越来越多样化, 由单独个体向政府表达需求肯定不现实, 因此需要一个社会团体来收集、整合农民的利益需求, 而且农民的权力维护也需要这样的组织。目前信访渠道拥挤就是缺乏这种利益表达组织的一个体现。在其他强势利益集团的挤压下, 农民权利严重受损, 甚至连基本的公民权, 生存权都不时受到威胁。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化, 各种利益集团 (压力集团) 的出现和强大, 农民只会被进一步弱化、边缘化。

4. 强势政府存在需要非政府组织来制衡。

中国有几千年中央集权的官本位文化和近代比较完备的计划管理体制, 因此中国政府公权特别强势。特别在当前县乡两级政府不断蜕化成一个自利性、自我服务型机构时, 各种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农民由于没有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组织, 没有办法抗衡, 只有选择忍耐。这造成当农民与政府或其他利益主体发生冲突时, 其永远处于被宰割的地位。但是任何忍耐力都是有限, 历史上无数次农民揭竿而起就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农民群体性暴力事件激增, 实际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5. 社会的发展需要非政府组织来管理。

非政府组织建立起政府与农民之间对话、协商、沟通的良好通道;培养社会的自治、自律和相互制衡机制;节省政治成本, 降低社会成本, 提高社会效率, 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三、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可能性

1. 政府权力的让度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空间。

过去由于中国推行高度集权管理型政府, 即全能无限政府, 导致个人社会生存空间过小、政府负担过重、社会成本过高等诸多问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 政府越来越力不从心。政府转型实质就是放权给个人、社会、企业、市场等, 这样就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和条件。

2. 农民本身能力的增长, 为非政府组织的存在提供了人才支持。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大量的农民走出家门, 甚至国门, 走南闯北, 见多识广, 部分能人、精英应运而生。这些人不像老式农民一样脸朝地、背朝天, 不管刮风下雨, 只要活着就好, 现在这些人权力意识觉醒, 他们既有能力, 也有愿望管理农村、发展农村。

3. 农民收入的增加, 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财力支持。

过去农民穷得叮当响, 没有经济能力筹建各种非政府组织。近几年农民收入有很大提高, 特别是出现一部分富人, 这些人为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财力支持。

4. 决策高层高度关注三农问题, 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大的政治气候。

从农村税费改革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无不体现了胡温政府对三农问题关心, 而这些无疑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大的政治气候。

四、政策建议

1. 培养职业农民, 为农民利益集团创造行为主体。

兼业化、副业化的农民不可能去追求三农利益, 只有那些职业农民才有可能真正关心三农问题, 才有可能完成自组织过程。打破户籍壁垒, 适度引导农民进城定居。

2. 放宽准入。

就是真正落实结社自由, 不需要挂靠单位, 只需要符合条件就可以到民政局备案登记, 允许其区域内竞争性发展, 区域外联合性发展。

3. 充分培育。

第一, 提供经费支持。政府要有专门的预算支持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会费、捐赠收入及部分其他收入, 其中其他收入应免税, 至少免所得税。第二, 提供智力支持。政府应该免费提供咨询、培训服务, 以便有足够的智力资本投入, 保证非政府组织可持续健康发展。第三, 提供制度支持。以解决这些组织与政府、社会团体、个人的三角关系。在制定相关制度时, 首先要确保非政府组织的自治性, 成员的自愿性, 与其他团体结盟的自由性, 及与政府的平等性。

4. 依法监督, 积极引导。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管理非政府组织, 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其内部事务, 除非其违反相关法律, 否则不得强制解散和终止经费援助。积极引导就是鼓励其为成员服务。

5. 严厉打击具有黑社会团伙及邪教势力。

黑社会团伙和邪教势力对政府和非政府性组织都是有害的, 这两种组织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生存的适宜环境, 有时混在非政府组织中, 损害农民及非政府组织的利益。但要将它们与家族势力划分开来, 区别对待。虽然有部分学者提出应对家族势力进行限制, 但我个人认为家族势力只要不行使公权力, 政府没有必要干涉, 几千年它一直存在, 可认为有它存在的理由, 而且可能也可以分担部分社会责任, 应该是一个负责的团体。

6. 加强农村政治组织建设, 规范施政行为。

尽快推进以定职能为核心的县乡机构改革, 落实村民自治组织“自治”核心, 加强村党组建设, 规范县乡机构、村民自治委员会、村党组的关系。为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良好的小的政治气候。

但也应充分认识到农民的狭隘性、短视性。在发展非政府组织, 倾听农民利益声音的同时, 政府应该在总体规划上认真调查论证思考, 防止唯农民声音是从的现象出现, 在大的方向问题上应给予这些非政府组织正确的引导, 并通过提高其文化结构来改变农民认识上的局限性, 以平衡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个人与集体的利益。

摘要：为了解决农民的自我维权动力和机会不足的问题, 从目前农民利益集团——农民非政府组织的现状入手, 对中国农民利益集团存在的必要性及发展困境展开了研究, 认为非政府组织加快发展是可能的, 并就其发展提出了以培养职业农民 (解决群众基础和经济) 为主, 配合以打击黑恶势力、限制公权、规范政府行为 (其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为辅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培育

参考文献

[1]贺文华.农村利益集团的经济分析[J].台湾农业探索, 2008, (1) :39-40.

营销组织的利益管理 篇6

众所周知, 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组织是构成我国全部经济系统的“细胞”。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经济社会需求的不断发展提升,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不断联合, 形成企业联盟的趋势正在日益加强, 这使得传统的组织结构、生产模式和管理方式面临重要挑战。面对快速多变的发展环境, 任何一家企业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快速调整自己的资源配置方案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需求。因此, 如何改变现状, 如何在快速动态的经营环境下去更好地获取经济收益是很多企业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不断探索, 产供销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模式成为了诸多企业的“最优”的抉择。

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便是, 企业合作获取的收益如何更好地进行分配呢?这或许关系着今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发展关系的处理以及合作的长久之计的思考。由此, 本文将引入Shapley值的分析方法加以说明企业之间利益分配的问题。

二、Shapley值法模型

Shapley值法是Shapley在1953年给出的用于解决多人合作对策利益分配问题的一种数学方法。当n个人从事一项经济活动时, 他们之中的若干人组合的每一种合作形式, 都会产生一定的收益, 当人们之间的利益活动非对抗性时, 合作中人数的增加不会引起收益的减少, 那么全体n个人的合作将带来最大效益, 即n个人一起结成联盟时获得的收益额最大。Shaple值法就是在各参与人之间对这个最大收益重新分配的一种方案, 其内涵如下:

设集合I:{1, 2, …, n}, 如果对于I的任何一个子集s (表示n人集合中的任一组合, 也称为一个联盟) 都对应着一个实值函数v (s) , 满足:

则称[I, v]为n人合作对策, 其中为合作对策的特征函数。用Xi表示I中i成员从合作最大收益v (I) 中分配到的收益额, n人合作对策分配额的集合用X= (X1, X2, …, Xn) 表示, 显然, 该合作成功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在Shapley值法中, 合作I下各个伙伴所得的利益分配称为Shapley值, 记作准 (v) = (准1 (v) , 准2 (v) , …, 准n (v) ) , 其中准i (v) 表示在合作I下第i个成员所得的分配, 可由下列公式可得:

其中Si是集合I中包含成员i的所有子集, │s│是子集S中的元素个数, n为集合I中的元素个数, W (│s│) 可以看成是加权因子, v (s) 为子集s的收益, v (si) 是子集s中除去成员后可取得的收益, v (s) 和v (si) 的差值为成员i对子集S收益所做的贡献。我们用此模型便可以解决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

三、实例举例

将A、B、C三家企业分别定义。A企业是B企业的直接原材料供货企业, C企业为B企业的产品代理销售商。每家企业都认识到, 在市场上“单打独斗”是不能取得本行业较高收益的, 所以他们之间有意倾向于联合经营。我们假设, 如果三家企业单干的话, 每家企业可以在交易中获利100万元;A、B合作可以获利700万元;A、C合作可以获得500万元;B、C合作可以获得400万元, 三家企业相互合作可以获得1100万元。那到底应该如何分配这1100万元呢? (为方便计算, 以下数字均不写单位)

A、B、C三家企业记作I={1, 2, 3}, 三家合作获利定义为I上的特征函数, 即v (φ) =0, v (1) =v (2) =v (3) =100, v (1, 2) =700, v (1, 3) =500, v (2, 3) =400, v (I) =1100。容易验证v满足 (1) , 为计算φi (v) 首先找到I中包含100的所有子集S1:{1}, {1, 2}, {1, 3}, I, 然后的做法便是令s跑遍S1, 将计算结果计入表1 (此表为A企业在合作中获利的分配情况, B、C企业的计算与A相同) , 最后将表中尾行相加得到φ1 (v) =1300/3。

其中, v (s) 指的是有A参加时s的获利, v (s1) 指的是无A参加时s (此时只是B企业) 的获利, 因此, v (s) -v (s1) 是A对整个合作的贡献。用Shapley值计算的A的分配φ1 (v) 是A对整个合作集体的 (S1) 的贡献的加权平均值, 加权因子便是W (|s|) , |s|指的是合作中的人数。这个算法的核心思想可以理解为按照组织的贡献率获得相应的报酬。

按照同样的思路, 我们可以计算出φ2 (v) =2300/6, φ3 (v) =1700/6。

即M={A, B, C}={1300/3, 2300/6, 1700/6}, 统一换算后A、B、C企业的最优合理获利分配为{2600/6, 2300/6, 1700/6}。即A、B、C三家企业获利分别为433.3万元, 383.3万元, 283.4万元。这是基于该模型的理论值, 也是静态值。

四、问题探析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问题的分析思路是在一个严格约束的条件体系下进行的, 很多条件是赋予刚性化的。比如外部市场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 组织间经营合作关系、信任程度不发生重大变化, 地区或国家经济政策不发生重大改变等。但实际企业运作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柔性 (动态) 因素。如果合作企业外部环境发生了改变, 这会直接影响企业自身发展战略的调整, 进而会影响企业间的合作。如果参与合作的某一家企业技术创新工作做得很好, 给整个生产运作带来了诸如组织结构精简、成本降低等好处, 使得整个合作体系的运行更加流畅, 那无疑它对体系运作的贡献率就会增强。此外, 合作组织的诚信度也是影响企业获得分配效益的影响因素。试想如果一个企业的诚信度不能完全被合作企业认同, 合作时产生的隔阂或不信任会让组织之间的资源不能完全得到最优配置, 会导致资源浪费。

五、改善问题的基本思考

任何一个模型的建立都是为了更好地去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模型形成之初的假设条件确实不得不关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企业发展所面临的经济环境也发生着很大的转变, 所以我们不得不用更加完善的思维来关注之。本文中该模型虽然在形式上很好地解决了不同的有着相互经济关系的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但是实际情况中却很难达到这一结果, 或许存在帕累托失衡的状态, 总结一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 增进互信, 强化企业信任。合作的基础是信任, 如果合作者之间存在着自己的小算盘, 借机扩大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同伴的利益, 就会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影响, 最终也会使自己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甚至损害到企业自身的形象。

其次, 摸清环境, 增强合作收益。经济环境的瞬息万变是很多企业最为担心的问题。经济环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企业经济决策、管理模式以及组织结构等的变化, 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他合作个体对于自身利益的获取, 这点不容忽视。

再次, 整合资源, 共享创新合力。创新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现在的问题是自己的创新成果能否与他人共享呢。在产供销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产业链条上, 每个主体能否真正地去分享自己的创新成果, 又能否去吸收别人的创新经验, 一起把利润“蛋糕做大”, 这才是目前企业获取更多利润的必经之路。

最后, 降低成本, 积极采取措施。当今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 最关键且最易受关注的一点便是如何有效地降低组织的运作成本了。在合作集团内部, 通过设立良好的组织机构, 采用先进信息沟通模式、高素质的员工队伍等措施都可以降低企业的运作成本。

六、小结

所谓的产供销一体化就是说生产产品、销售产品都由自己来做, 省掉代理商这个中间环节, 使利润更加集中在自己手中, 产供销一体化的实质就是以市场为导向, 充分尊重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要求生产单位的生产、库存应与市场销售直接有效地结合, 更好地服务于市场。但是, 现实中运用Shapley值法还应该注意一些其他问题。比如说, 企业外部风险因素、自身的创新因素以及企业诚信系数等, 这都会对理论上的计算结果造成影响。但不管怎样, 在企业相互之间比较信任、合作关系比较紧密的前提下, 运用此方法对合作企业之间的获利进行均衡分配还是很有帮助的。

摘要：产供销一体化就是产销结合, 尊重市场的基本发展规律, 在认识规律的同时适应市场规律的发展方向。以客观规律为依据, 充分认识规律、掌握规律, 与消费者或者经销商建立一种互动互助的发展模式。本文主要从学界较为熟悉的Shapley值法模型出发, 用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来说明相互合作的企业之间是如何分配共同利益的。进而通过这个例子对该方法在实际应用过程在中需要遵守及改善之处加以说明。最后提出了在经济大环境基本不变的情势下, 如何更好运用该方法的几点基本要求。

关键词：利益,均衡分配,Shapley值,一体化

参考文献

[1]丛颖、宗刚: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产业集群组织内部企业边界[J].企业活力, 2011 (11) .

[2]齐振法、赵坚:规模经济、组织成本与铁路企业边界[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科) , 2010 (1) .

营销组织的利益管理 篇7

1 高校基层党组织发挥利益整合功能的理论依据

一直以来, 学界就如何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功能与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 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有学者对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保障机制、基础性工作、目标化管理、评估制度、党员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改进及党务政工干部队伍建设[1]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亦有学者就高校党组织的教育管理、服务保障、示范引领和促进和谐四大职能[2]进行了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这些学术成果揭示了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内涵、主要特征、原则规定、基本要求, 从宏观上阐明了高校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基础和保障。

然而, 从微观视角出发, 对高校基层党组织发挥利益整合功能的必要性、意义和方式等进行严密论证及可操作性的研究却较少, 这与党的十八大“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 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要求存在很大差距。高校基层党组织利益整合的含义是什么?有何必要?如何发挥利益整合功能?其理论依据又是什么?笔者查阅近年来关于利益整合方面的大量资料发现, 有两种理论观点被广泛使用。一种是源自美国政治学者李普赛的政党协调理论。从该理论出发, 有学者提出:整合是执政党的重要职能, 调节利益能力是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能否最大限度地符合社会公正原则、整合各种社会利益, 是衡量党执政现实合法性的标准之一。为此, 党必须出台制度, 规范行为, 理顺关系, 关注弱势群体, 保护权益, 鼓励发展, 维护公正, 提供机遇[3]。另一种是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这种理论近年来被众多学者用于非营利性组织研究[4], 不仅用于高校绩效管理, 而且用于解释和论述高校利益协调与党群工作的关联性问题。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引申开来, 分析学校内部教职工利益诉求情况, 高校基层党组织利益整合有以下两层含义: (1) 高校作为社会公共部门, 是非营利性组织, 其组织目标和利益相关者的目标不全相同[5]。因此, 高校基层党组织应发挥其先进性, 动员师生力量, 整合分歧, 协调群体利益, 将学校建设和发展战略目标与师生利益有机融合, 形成战略执行的内外动力, 促进学校快速健康发展。 (2) 正视高校管理重心下移。院系作为基层二级管理单位, 在教学科研、人员聘用、奖酬金发放等与师生利益密切相关事项上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 整合以行使权力为主要特征的行政机关、以教职工为主体的工会组织、以学生为主体的共青团组织等各方力量, 从完善自身建设出发, 从关系师生利益的关键点入手, 科学决策, 建章立制, 处理好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 构建利益协调机制、主动维权机制、群体激励机制、内部监督机制, 坚持维护师生切身利益。

2 高校基层党组织发挥利益整合功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利益关系历来是社会和谐与否的晴雨表、风向标[6]。高校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社会管理中担负着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及发挥自身优势为整个社会系统的管理建设提供支持两大重要任务。只有处理好师生利益关系, 高校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因此, 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利益整合功能是丰富和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内涵的需要。事实证明, 只有以党建促进高校建设, 把高校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学习型、研究型、民主型、法治型、创新型、和谐型、服务型、纯洁型和先进型党组织[7], 才能为群众办实事, 解决师生实际困难。

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利益整合功能是教职工群体利益需求变化的客观要求。随着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改革的深入, 教职工群体需求发生变化。一方面, 教职工不仅关注与学校发展有关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还关注自身学习权、发展权和享受权, 希望共享学校发展成果, 提升自身能力。因此, 坚持、维护“老三权”, 尊重、发展“新三权”是摆在高校基层党组织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另一方面, 掌握组织资源和利益分配最终决策权的管理者, 在改革过程中难免会使利益向自身倾斜。此种因占有资源不同在利益分配、职业发展方面的“失衡”现象备受质疑, 挫伤了教职工积极性。针对这一情况, 课题组通过问卷及访谈方式随机调查了广州市两所高校245名教职工 (其中党员90人, 非党员155人) , 只有33.33%的受访者认为党员干部在事关群众利益问题面前发挥了作用, 高达66.67%的受访者认为党员与群众差别不大, 只有12.23%的受访者会在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找党组织。因此, 面对教职工群体利益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高校基层党组织应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 处理好职工利益问题。

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利益整合功能是大学生群体思想、价值及个体需求变化形势下的人才培养要求。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步普及, 大学生由天之骄子转变为承担责任、自主发展的市场经济主体[8]。受历史责任、社会期望、成长焦虑及现实理想等诸多问题困扰, 大学生群体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及个体需求等方面发生了新变化。事关学生切身利益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质量、毕业就业等成为基层党组织不容回避的新课题。

高校基层党组织发挥利益整合功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来说也是可行的。其一, 高校基层党组织是高校内部组织体系的基础, 在高校党组织系统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 发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关键作用, 肩负着直接联系、宣传、组织和团结全体师生,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的重要责任[1]。其二, 高校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以师生根本利益为工作出发点和立足点, 尊重、理解、关心、爱护、激励人, 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工作理念, 越来越被高校基层党组织所接受。课题组随机调查了广州市两所高校教职工245人, 高达87.55%的受访者认为高校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较高。只有得到广大师生的拥护和支持, 高校基层党组织才能对群体利益情况进行沟通协商, 达成一致意见, 形成利益协调机制, 避免因利益失衡产生纠纷。

3 高校基层党组织发挥利益整合功能的路径

3.1 构建利益协调机制

消除高校各群体之间在利益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找到各方利益契合点, 构建利益协调机制是高校基层党组织发挥利益整合功能的具体表现。一是强调“以师为本”“以生为本”理念, 但凡涉及师生利益的事项都要充分论证, 三思而后行。二是优化基层领导班子结构。从决策能力、团结协作、集体威信、影响力等多方面统筹优化领导班子人员结构。领导班子人员要深入师生队伍, 及时了解和掌握师生利益需求, 对事关师生切身利益的事项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 面对教职工群体利益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拿出办法, 从大局出发, 做长远打算, 全盘考虑, 统筹安排。三是利益协调的落脚点应在于相对弱势的教育教学一线青年教职工群体, 后勤服务、教辅部门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一线职工群体以及学生群体。一方面, 基层党员干部要主动、及时、准确、真实收集并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 在制度化表达利益过程中, 切实保障这一群体的代表名额, 充分表达其利益需求, 防止在利益分配过程中被边缘化。

3.2 构建主动维权机制

一是树立科学维权理念。工会、团委等群团组织作为党组织联系师生的桥梁和纽带, 要转变片面迎合学校高层需要、优先考虑学校利益而将师生权益放在次要位置的观念, 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开展工作两者之间找准自身位置, 把创新维权理念、构建主动维权机制作为群团组织转型发展和参与学校管理创新的切入点, 深入调查, 准确收集、整理不同层次职工以及各年级学生的想法和愿望, 认真评估可能涉及不同师生群体的不同利益以及可能造成的矛盾或利益冲突, 主动发现问题, 在此基础上抓住影响全局发展的主要矛盾, 有的放矢地解决矛盾, 协调利益。二是以法维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及《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等教育教学法规都对师生权利和义务做了明确规定, 用“法”推动党的全心全意依靠教职工办学根本方针的贯彻落实, 发挥党政工团等多方协调机制的作用, 教育、引导师生认识到学校的发展目标与师生愿望、学校整体利益与师生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促进师生适应学校改革,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9]。针对因学校改革发展造成教职工群体利益重新决策和分配过程中的误解, 要及时通过媒介澄清事实, 得到支持, 及时反馈利益决策和分配存在的问题, 督促改进。三是整合资源。一方面建立由校工会、校团委、院 (系) 分会、分团委和工会小组、学生团小组构成的覆盖全校的三级服务体系, 如实反映师生诉求, 免费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就业铺路、技能培训、困难救助、劳动争议调解等方面的服务, 保障师生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教育、引导师生通过规范有序、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 使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成为利益协调的主渠道。

3.3 建立和完善体现公平公正的激励机制

高校基层党组织利益整合的直接结果就是对师生进行激励, 激励有正激励和负激励之分。激励实质上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 是利益整合的关键部分。调查发现, 目前高校对教师的激励可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物质激励的主要形式是发放奖酬金, 精神激励的主要形式是颁发“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其中以科研项目数量、发表论文数量和论文是否刊载在核心刊物上等作为量化标准。然而, 对于师德优秀和教学实践能力强的教师, 其物质、精神激励标准与幅度远远不够, 同时对于违背教学规律、违反师德教师的惩戒还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 同样针对大学生的激励制度也无法使学生满意, 激励标准的可靠性、可操作性及公平性没有充分体现。

对此, 基层党组织要创新工作理念, 以确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为契机, 按照大学章程, 围绕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制定激励制度。一是科学决策。师生激励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基层党组织, 因此, 在激励制度出台之前, 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其利益整合功能, 集思广益, 使正激励足以起到榜样作用, 负激励足以起到惩戒作用。二是激励制度要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激励措施围绕本校发展的关键问题、关键环节来设置, 在“以人为本”“和谐校园”等基本价值取向下设计激励制度, 既体现教学、科研等重点部门人员利益, 也要考虑教辅部门、行政部门、学生等相关人员利益, 形成人人干事业的良好氛围。

3.4 强化校内监督机制

调查发现, 超过半数的普通教职工高度关注涉及切身利益的决策和评价, 认为对处于利益链顶层的学校中高层群体的权力监督仍然存在虚督、失督和弱督现象, 利益分配偏向自身的现象并不少见, 教职工群体不满情绪有增长趋势。消除不满, 平衡各方利益, 就必须对权力进行常态化监督。对此, 作为校内民主管理最有效的参与者与监督者的高校工会组织责无旁贷。首先, 要创新监督方式, 一方面, 坚持和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另一方面, 大力推进校务公开工作, 推动民主监督。其次, 对于关系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要坚持论证制度, 充分论证, 集思广益。第三, 把关系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决策情况列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通过科学规范的制度明确党政高层领导的权益和责任, 使其接受教职工评议, 并及时反馈评价结果。

将学校不同阶层群众利益整合在学校根本利益之中, 以科学制度保障教职工合法利益, 维护高校稳定和谐, 是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只有协调好各方利益, 把各方力量凝聚起来, 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才能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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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佩芬.近几年利益协调问题研究综述[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7 (5) :67.

[4]程卓蕾, 胡振华, 刘文斌.利益相关者理论在高校绩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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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万义.大学生群体新变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J].大学生研究, 2010 (3) :112.

营销组织的利益管理 篇8

一、品牌敏感

品牌敏感是决定消费者实际购买行为的前置心理变量之一，指消费者在购买决策过程中是否重视品牌名称。当消费者在购买某一类产品时首先关心品牌是什么，将品牌作为重要决策依据，那么就可以称其对这类产品品牌敏感。Kapferer和Laurent针对法国1618个家庭用户研究的20大类产品中，平均而言，品牌敏感最高的5种产品为香槟酒、矿泉水、香水、咖啡和香皂;品牌敏感最低的5种产品由低到高依次为短裙、胶水、吸尘器、床垫和电池。但是，作者也特别指出，按照产品来研究品牌敏感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对于同一类产品，消费者的品牌敏感程度十分悬殊。比如，对于洗衣粉，以100为基数，有的消费者品牌敏感指数高达154，有的则低至52。因此，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平均”的消费者，品牌敏感更多地属于个体变量，受到多种个体变量的影响。

二、文化价值观

以Hofstede为代表的学者们为阐明全球不同的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奠定了基础，文化代表着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取的知识、信仰、规范、价值和传统等。在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Kamakura和Novak认为，文化价值观是消费者态度和行为形成的决定因素，有助于对消费者行为形成更加持久而深刻的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南怀瑾认为，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人过去甚至当今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虽然儒教文化是所有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特点，但中国无疑是该地区的核心所在。在Hofstede提出的“儒教推动力”这一反映儒教思想的特定文化维度上，儒教并非一种宗教，而是以社会为核心的一个思想体系。它超越了个人，个人存在以家庭和社会为基础，个人行为需要考虑到家庭影响和社会作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集中于由儒教文化所确立的一系列社会关系上。在该体系下，所有的消费都具备了一种社会功能。具体而言，在以儒教文化为特征的社会中，影响消费者行为的社会价值有4种：社会中的互相依存、集体需要和个人需求的平衡、层级制度和从属于社会的合理性。

文化总是与传统相连，反映着人们深植于传统和历史之中的共同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使不同文化得以区别，互相之间具有较为明确持久的界限。但是，任何文化都非静止凝固的，而会因内部创新性个体的张力，以及外部环境的压力而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不断撞击中。中国现代文化价值观一方面形成于中国文化的自身演进，另一方面来源于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现代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新核心。着眼于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现代化”思想下出现了中国新的文化价值观，如现代、科技和质量等。这表明，当代中国文化既包含家庭等传统因素，又吸呐了现代、科技等现代因素。

三、产品利益属性

消费者需求是一切消费者行为的本源，未满足的需求就成为直接引发消费的动机。在消费者行为的有关文献中，消费者需求被分为三大类：功能性需求、体验性需求和象征性需求。相应的，产品为消费者带来的利益可以分为三类：功能性利益、体验性利益和象征性利益。从顾客价值的角度，产品的不同利益属性与顾客在购买和消费中所获价值相对应，即功能性价值、体验性价值和象征性价值。研究表明，为消费者带来不同利益的产品或特定产品中的不同利益属性和价值感知经常直接地或作为调节变量影响消费者行为。

四、研究假设

1. 文化价值观对品牌敏感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强调行为的社会性，中国社会在儒家文化价值观影响之下，象征性需求十分旺盛，象征性消费非常普遍，针对具有象征意义的高档优质产品的炫耀性消费成为时尚。品牌具有身份象征功能，在重视行为象征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可以推断，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会更多地关注品牌，重视品牌，倾向于购买优质名牌产品。

2. 产品利益属性对品牌敏感与文化价值观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有形产品，以外在价值为主，认为产品价值利益包含功能性和象征性两大类，前者用于解决个人的实际问题，后者主要用于满足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Bhat和srinivas明确指出，虽然产品可以按照功能性价值和象征性价值进行分类，两类价值确为不同概念，但是它们完全可以共存于同一个产品中，并不矛盾。因此，本文不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是共同研究产品中象征性和功能性利益属性对于中国文化与品牌敏感的关系的调节作用。

营销组织的利益管理 篇9

1 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的内在联结机制

由于村党组织活动和村民利益都是具体的, 不是抽象的, 因而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的联结机制总是具体体现为不同层面的利益关系。其中, 村党组织的活动分为组织行为、组织成员行为两个层面;村民利益也分为村民集体利益、村民个人利益两个层面。因此, 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联结机制反映了多层面的复杂利益关系。比如:村党组织与村民集体的利益关系, 村党组织与村民个体的利益关系, 村党组织成员与村民集体的利益关系, 村党组织成员与村民个体的利益关系, 等等。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 村党组织与村民集体的利益关系是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联结机制的根本方面, 决定了其它各个层面的具体的利益关系。关于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特别是村民集体利益的联结机制, 最重要的内涵有三方面。

1.1 村党组织与村内各类集体组织的关系

在村党组织之外, 一般有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多种带有集体性质的组织。后者是村民集体或群体不同方面的利益的直接载体。村党组织与这些组织的关系, 反映了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的联结机制之一。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村内集体组织形式比较单一, 村党组织与村内集体组织的关系比较单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村内各类集体组织逐步发育起来, 村党组织对村内各类组织的领导关系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村党组织的领导机制不再是简单地包办代替, 或行政指挥, 而重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支持各类集体组织积极主动地工作。

1.2 村党组织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手段

村庄 (社区) 公共事务, 大都涉及村民切身利益, 也因而经常引发矛盾与冲突。村党组织对村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协调, 是实现或影响村民利益的重要手段。比如:充分利用组织资源和组织优势, 积极争取上级在资金、项目、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改善村庄交通、用电、饮用水等基础设施条件;在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中反映普通村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 维护村庄和谐发展, 等等。在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中, 也有村党组织直接参与办理某些公共事务的现象, 既当“运动员”, 也当“裁判员”, 陷于具体利益矛盾与冲突之中, 难以发挥党组织应有的协调作用, 有悖于村党组织的职责要求。

1.3 村党组织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动员方式

村党组织担负着宣传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组织决议与工作部署的重要职责, 一般运用动员机制, 组织群众参与党和国家及上级单位号召的各方面行动。这些部署与行动, 往往与村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相关。在此过程中, 村党组织要求自己的成员, 即农村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对普通村民形成一定示范与引导。比如: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任务, 村党组织动员党员群众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 激发广大党员的政治热情, 引领农民在国家政策支持下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生活。动员参与不同于行政指令, 更要依靠村党组织在村民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2 村党组织活动创新是实现村民利益的必然要求

30多年来, 农村改革带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村民生产生活等多方面变化。比如:农户越来越成为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主体, 不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 有的甚至常年在外, 与村庄的联系日趋松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 村庄和村民正被卷入地区性、全国性, 乃至世界性的市场竞争, 村民利益的实现与市场波动息息相关;农村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 农民群众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对村民自治的要求越来越高。新形势下, 中央对党的历史方位问题做出了清醒的判断。党的历史方位问题具体到农村基层, 体现为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关系的变化, 必须推进党组织活动的转型:

一是村党组织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倚重运用行政指令等权力资源管理村庄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事务, 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多发挥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等非权力因素来凝聚群众, 推动村庄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村民根本利益。村党组织不能单靠传统“管理”思路来实现村民利益, 亟待从“管理”转向“服务”, 真正建设服务型的基层组织。

二是村党组织从过去在村庄的组织活动中“一枝独秀”, 演变为村党组织与村内日益多样化的各种社会经济组织及群众组织合作共事。村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 要通过与各种经济社会组织在目标、决策、民主等方面互相衔接与协调, 支持各类组织发挥其积极作用, 最大程度上实现村民集体利益, 在实践中体现党组织的先进性。

三是村党组织从村庄经济结构单一条件下面对村民相对简单的利益关系, 逐步演变为经常面对多样化的村民利益诉求。一个时期来, 村民日益发生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对于社区内部复杂利益关系, 村党组织不能忽视任何一方面的利益诉求, 而且很难简单化地判断孰是孰非, 亟待协调村民利益关系, 整合村民共同利益, 建设村庄和谐发展的机制。

四是村党组织从过去农民交粮、纳税、缴费条件下动员组织群众, 演变为国家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形势下动员组织群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据新农村建设目标要求, 村党组织要进一步调整职责, 切实利用好中央一系列政策, 带领农民抓住发展机遇, 在又好又快发展中实现村民利益。

五是村党组织从过去信息相对闭塞环境中组织或引导农民生产经营, 演变为信息渠道多样、党务政务公开、城乡联系增多的环境中引领农民致富。在新的条件下, 广大村民了解市场需求、就业渠道、科技信息的方式不同, 村党组织服务村民生产生活的内容、载体、形式必须创新, 党组织活动和工作覆盖面必须进一步扩大, 必须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

由于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联结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传统村治制度体系中游刃有余的村党组织一度出现村庄事务面前管理“失灵”现象。即村党组织的工作重点从过去偏重对农村事务的直接行政化管理, 在向执行政策、加强组织、广泛动员、发扬民主、凝聚群众、共同奋斗等方面转型的过程中, 出现了“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会”的问题和现象。甚至有的在新形势下难以发挥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有的出现“两委”矛盾, 或党、群关系紧张, 导致村集体经济发展长期迟缓, 村民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等等。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 村党组织活动要积极做出调整, 加强改革, 推进创新, 不断激发新的活力。

3 以村党组织活动创新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工作

当前, 为适应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联结机制的演变, 中国农村基层党组织正在积极调整职责功能定位, 找准村党组织及其成员与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结合点, 以及与村民利益的结合点, 以此创新党的活动方式、内容、途径和办法。各地以改革精神加强村党组织工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村公共事业管理的制度建设, 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 健全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村党组织及其成员作用的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联结机制、村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等。

特别是, 实行村民自治, 是与村党建工作同步, 建立在村民利益基础上的重要的制度创新。国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调解民间纠纷, 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党组织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 从过去对村内公共事务的具体管理中超脱出来, 调整工作定位和重点, 在新的村治制度体系下发挥保障作用, 更好地实现村民物质、文化和政治利益。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 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个困惑即如何处理村民委员会与村党组织的关系问题。实际上, 村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两种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是割裂的, 其相通相容之处就在于实现村民利益。村党组织更能反映村民长远利益及村民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 村民委员会则更直接反映村内现实利益和主要利益群体的呼声, 把两方面共同吸纳到集体决策中来, 可以形成优势互补的村治制度安排。

首先, 村党组织要切实以服务强化对村民自治的制度保障作用。通过进行功能和职责定位调整, 村党组织在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事务管理中, 逐步从传统行政色彩浓厚的“领导”意识向新时期“服务”理念进行转变。村党组织越来越摒弃那种直接管理、大包大揽的落后管理方式, 更加支持村民依法当家作主。这将对村民自治制度形成有力支撑, 促进村民自治组织充分发挥其职能。村党组织活动不越俎代庖, 反过来, 村民自治又是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实行的, 也必将围绕村党组织的服务重点发挥作用;两者在服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村民生产生活上活动不同但目标一致, 各有侧重但形成合力, 从而更有实效。

其次, 村党组织要切实以制度规范村民自治组织等协调运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村民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各类组织活动越来越频繁, 同时各个组织活动以及组织活动之间的协调越来越多地关系村民利益。村党组织有党组织制度规范, 村民委员会有村民自治制度规范, 村集体经济组织有经济组织制度规范, 等等。如果相互之间没有衔接, 难免造成村内一些决策事项冲突, 或一些事项决策疏漏, 村民利益难以有效整合。一个时期来, 各地方逐步明确村党组织在村内各类组织制度建设方面担负的责任, 使村党组织更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党组织将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村内各方面事项的决策程序, 各类组织之间、特别是村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在决策方面衔接有序, 有利于村民自治协调运行。

最后, 村党组织要切实以党内民主影响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现代村治制度体系的生命力离不开服务宗旨与民主要求。村党组织坚持服务宗旨, 包括为党员群众服务, 为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为急难险重工作服务, 可以带动村民委员会等更多组织在各自活动中加强服务意识。村党组织逐步扩大党内民主, 发挥其成员在组织重大事项决策中的作用, 以及推进党务公开, 增强透明度。这些方面的改革举措, 坚持做下去, 取得一定成效, 在村内将为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营造良好的氛围, 形成积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如果村民自治进程中服务与民主不断得到加强, 村民利益不断得到实现, 那么, 一个符合中国农村实际、适应新农村建设要求的, 以村民根本利益为导向的村治制度体系就走向了成熟。

摘要：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之间具有内在联结机制。改革开放以来, 村党组织与村民利益的具体联结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 村党组织活动亟待创新。要以村党组织活动创新来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 形成有利于实现村民利益的村治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