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现代化（精选12篇）
大学现代化 篇1
语文教育工作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 大学语文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已经经历了百年风云, 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 不断有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思路涌现出来, 在不同时期、不同教育背景下, 大学语文教育工作也发生着相适应的变化。因此, 随着信息技术的完善, 传统的大学语文教育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教育工作, 这就要求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高校管理层, 务必要重视大学语文教育现代化战略。
一、大学语文教育现状分析
根据全国高校课程统计数据来看, 语文作为我国学科教育的基础内容, 是全国近30% 大学的必修科目, 且越来越多的高校正将语文修订为必修课, 但正是这一门极其重要的课程, 却处于尴尬境地:认可程度高, 但学生普遍忽视其重要性;现代化水平低, 与社会发展程度不相符。
(一) 认可程度高, 但学生普遍忽视其重要性
众所周知, 语文在我国基础教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幼儿园开始, 孩子们就开始接受语文教育, 并在小学阶段、中学阶段得到更加全面的语文教育, 所以说, 语文教育已经成为了全民认可的教育内容。但是, 到了大学阶段, 语文教育虽然依旧存在, 但是学生的学习意识和学习倾向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大学生更加注重的是专业课程的学习和深入研究。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主要在于大学语文教育能够给大学生带来的知识应用和学习体验已经拙荆捉襟见肘, 学生认为语文教育是理所当然的事, 学与不学都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学习造成不了什么影响, 与其花时间接受语文教育, 还不如搞好自己的专业课。
(二) 现代化水平低, 与社会发展程度不相符
社会发展进入了信息化时代, 各项高新技术不断涌现, 可以作用于大学教育工作的设备、工具急剧增加, 但是大学语文教育由于多涉及语言文字的教学, 受传统教学思路的影响颇深, 所以在现代化教育进程上, 远远落后于其他科目, 适应不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因此, 大学语文教育现代化呈现出低水平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策略之一。
二、大学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和发展策略
(一) 大学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大学语文教育现代化应当从三个方面来加以体现;第一, 大学语文教育在教育理念上开始向现代化教育转变, 越来越多的大学语文教育工作者清晰意识到大学语文教育不能再继续沿着传统的教育路线前进, 而是应该在日常教育工作中, 充分结合现代化教育手段, 为学生带来更加高质量、高水平的大学语文教育。第二, 能够直接表现大学语文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教学模式, 如多媒体教学模式等, 在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次数日益频繁, 大学语文现代化要求在教学思路、教学设备等各个方面得以展现。第三, 关于大学语文教育现代化的研究论文和相关研究人员, 成为大学语文教育现代化工作开展的人才基础, 为大学语文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多元化、深层次的指导意见, 有效提升了大学语文教育工作的现代化程度。
(二) 大学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发展策略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大学语文教育现代化发展, 笔者结合自身教育经验, 提出以下四点教育教学策略: (1) 大学语文教育要加强对现代化教育的认知性, 全面、深入的理解现代化教育的意义。 (2) 大学语文教育教学工作者, 要重视自身教学专业能力的提升, 在教学观念上来明确语文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性, 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运用现代化教育理念, 为学生带来更加喜爱的语文教育内容。 (3) 大学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开展, 要严格按照我国教育部门所制定、颁布的教育政策, 加强地方教育部门对高校语文教育工作的监督作用, 保证大学语文教育现代化工作的顺利开展。 (4) 大学语文教育要提高对现代化教学设备的运用能力, 不仅要在运用次数上得以增加, 同时要在运用方式上更加契合大学语文教育现状, 实现大学语文教育效率的提升。
三、总结
大学语文教育现代化是语文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当前大学语文教育工作最重要的改革内容, 广大大学语文教育工作者和高校管理层, 要清晰认识到大学语文教育工作现状, 在教育方式、教育手段、教育理念等多个方面进行现代化教育转变, 从而实现我国大学语文教育现代化水平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薛亚玲.浅谈多媒体教学与大学语文教育现代化[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 (5) .
[2]王维玉.论大学语文教育的现代性发生[J].现代大学教育, 2011 (6) .
[3]冯大建, 迟宝东.主体、对象与技术条件——大学语文教育改革的三要素[J].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1) .
大学现代化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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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链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事实上，50年来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紧紧抓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迫切需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标准表述】
[权威论述] 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习近平
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习近平
[必要性] 一是公共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与政府组织的有限容量之间的矛盾，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与公共事务相对简单的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不仅需要公共权力承担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引导经济健康发展、保持政治体系相对稳定等传统职能，而且开始涉及公民的福利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国际交往合作、推动科技进步等大量新兴事务。为了有效应对公共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与政府组织的有限容量之间的矛盾，就要求全面改革和完善现有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实现既能满足民众的当前需求，又能够容纳未来发展需要的目标。
二是经济高速发展与改革目标全面性之间的矛盾，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基础上，全方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作用，真正做到竞争与社会公正、效益与可持续发展、效率与经济安全等目标之间的兼容与良性互动。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三是威胁国家安全稳定的因素越来越多与责任主体的相对单一之间的矛盾，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现代社会高度复杂、矛盾丛生，尤其是对于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发达、封闭与开放并存的当前中国社会而言，城乡、地域、阶层、团体、民族、行业、劳资等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任何一种矛盾处理不当都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了解决国家长治久安与责任主体单一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需要继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应全面分析当前各种体制机制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期待不相适应之处，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通过制度保障民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从根本上化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四是国际“软实力”竞争的日趋激烈与中国制度优势尚未完全彰显之间的矛盾，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为了从根本上防止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的渗透与入侵，不仅要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结与宣传，而且必须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发展，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彰显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独特魅力，为其他国家化解类似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对策] 第一，坚持系统治理。社会治理的系统性，一方面是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系统建设，通过治理体系的创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要靠我们党在国家治理上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坚持系统治理，既要加强党委领导，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相结合。
第二，坚持依法治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实施社会治理，是当代民主政治建设一种新的实现形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坚持依法治理，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这就要求依照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评判矛盾争端双方是非的标准，不能以敌我矛盾的思维方式处理“群众因合理诉求未能满足”而引发的社会问题。让群众享有相关事务处理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这本身也是依法治理的体现。
第三，坚持综合治理。当今改革发展的力度在加大，但难度也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利益冲突在加剧，各种矛盾的关联性、集聚性、突发性在进一步增强。因此，社会治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全面处理、综合治理，从根本上解决“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治理的根本要求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坚持综合治理方针，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彻底摒弃“官本位”思维，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对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耐心倾听群众诉求，了解事情真相，摸清事情原委，依法妥善处理。
第四，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当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既有一些掌权者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而引发的问题，也有一些群众诉求未能满足而引发的矛盾。从源头上治理，就要明确矛盾争端的缘起和发展状态，明了矛盾原委，辨析事实真伪，依法妥善解决。既是源头治理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
大学物理现代化教学模式探索 篇3
【摘要】在大学物理教学中，基于传统教学模式的优缺点以及现代化教育特点，提出传统课堂讲授、传统课后答疑、传统纸质考试方式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向现代化教学模式的转变，该模式能激发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并建立无障碍的课后自由答疑平台，为学生提供阶段性的过程化考试模式。通过该教学模式，大学物理课程能够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高级认知能力，使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具备坚实的基础和强劲的后续力。
【关键词】大学物理 教学模式 现代化教育技术
【基金项目】1.2014年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JG2014010938。2.2014年黑龙江大学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2014A14。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1-0177-02
近几年来，大规模的网络教学吸引了众多教育人士的眼球，它的开放、免费、交互模式完全颠覆了传统大学教学模式，推动了现代化教育技术的使用，使得传统大学教学模式必须面对真正的变革，如何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使得传统教育体制下的教育难题得以简化、甚至解决，这是现代化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的大学物理课程仍然采取传统传统的课堂讲授、课后答疑、纸质考试的教学模式。传统教学模式具有其不可或缺的优点，所以教师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应该根据所讲授的具体教学内容特点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将现代化教育手段融于教学环节之中，发挥各自的优势，使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具体的实施过程如下：
第一，传统的课堂讲授是教师根据学生情况和教学进度设计课堂教学，通过一边黑板板书一边向学生讲授教学内容，这种教学能实现教师和学生思维同步，形成师生之间教与学的积极互动，避免学生在大学物理学习过程中走弯路，而且它有助于大学物理知识系统性的形成。但是，由于教师在教学中描述性语言的局限性，可能导致学生对物理发生原理、变化过程、物质微观结构理解不透彻，从而使这些基本物理知识不能在学生头脑中形成系统的知识的清晰认知，这就会为学生进一步深入学习专业课打下不扎实的基础。此时可以充分利用MTI（multimedia internet technology：多媒体网络技术教学），构建逼真、形象的动画便于学生直观清晰的了解物理原理，大幅度的提高教学效率。
第二，如果学生对课堂上所学知识理解有疑问，则需要通过课后答疑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传统的大学物理课程答疑类似“售后服务”，通常采取指定时间和指定地点的“双规式”课后答疑，这种答疑模式有利于教师与学生面对面交流问题，通过交流教师能够发现学生出现问题的知识点，很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问题，但是由于学生选课和业余活动的原因，无论怎样安排答疑时间、地点及教师等资源也很难满足所有学生的答疑要求。因此，我们在现代化教育教学中，让学生可以利用手机、电脑随时进行疑问解答，以突破时间、空间限制，给学生提供无障碍的自由答疑机会和渠道，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最佳的平台。
第三，大学物理考试是大学物理课程教学质量测定和检查的方式，是大学物理教学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大学物理教学效果评价的重要手段。传统的大学物理考试是纸质考试，这种考试的优点是客观、公正和规范，学生很是习惯和适应这种考试模式，而且认为大学也不过是一张纸的考试结果决定所获得的学分，恰恰忽视了大学教育过程的重要性，这正是应试教育的误区。我校大学物理已采取传统纸质考试方式 和RIA（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网络技术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这是理工科基础课程探索考试方法改革的重要实践。该考试系统采用RIA（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技术，基于B/S模式构建，分为：考试系统监控管理端软件和考生考试客户端软件两部分。考试机器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考生通过浏览器访问服务器，即可参加考试。考试结束后，系统可方便导出考生成绩及考生考试试卷答题详细信息，以便存档。
综上，大学物理传统教学模式与现代化教学模式结合适合于全校基础课，这种教学模式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为提高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学到探索知识的方法，这将为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修信，付洁，汤谷云.大学物理试题库系统中考试成绩差异显著性分析[J].广西物理，2013，34（2）：36-38.
[2]张睿，王祖源.基于学习过程对物理教学改革的理解[J].物理与工程，2014，24（1）：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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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语文教育的现代化转型 篇4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逐渐重视文化的发展繁荣，尤其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种思想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全球化日趋加强的当今社会，如何保存、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每个国家都面临的困境。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大，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重大转变，传统精神不断丧失，同时作为思想文化载体的语言，也不断受到外语、新兴语言形式的冲击。寻找丢失的精神家园，捍卫汉语的地位，培养公民的母语意识，成为迫切解决的课题。作为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院校，更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学语文课程也迎来了焕发青春的契机。
200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对于大学语文教育的要求以国家规划的形式强调，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作为文化传承重要载体的语文教育，必须担负重任，这也指明了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终极目标。2007年伊始，教育部正式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大学生，努力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交流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作为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心，这为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同时也提出“在普通高等学校，推进大学语文课建设”的建议。2007年3月12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下发《关于转发〈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的通知》，要求各地教委和教育部直属高校，结合本地区、本学校实际，认真做好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工作。这份重要文件成为此后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文件中提到的《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改革研讨会纪要》，是指2006年11月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研讨会规格极高，由教育部高教司委托中国语言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汇集国内众多语文教育专家、学者，会议强调把强化母语意识作为语文教育的方向，把大学语文教育定位为“是在高等教育层面进行母语教育的一种形式”，并就具体的课程定位、师资、教材等方面提出建议，为大学语文教育提供了指导性意见。
至此，大学语文课程改革、发展的外部条件都已具备，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学府率先把大学语文作为必修课开设，很快全国大部分高校恢复或新设大学语文课程，教师队伍扩大，教材大量涌现，有关学术会议频频召开，一时大学语文成为热门学科。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大语热”似乎只停留在形式上，并没有解决学科的实质问题。
其实早在2003年，全国范围内就开始了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国家级报刊均载有大量文章，从各个角度剖析大学语文教育的现状，并积极探索其发展或改革。然而讨论虽然激烈，但是并没有触及到核心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对语文教育规律的现代化认识。而这直接导致了目前大学语文课程在高等教育中“鸡肋”的实际地位。具体而言，在课程定位、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试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争议。
一课程定位
一门学科的课程定位，应紧紧围绕国家方针政策、人才培养目标设定。前文已述，大学语文应当以传承中国文化、提升汉语能力为目标，这也是学界的共识，因而课程基本都放在文化素质通识课程体系中。然而在贯彻执行中，却存在两种偏颇，一种是强调其人文性和素质性，即语文课程以培养学生文学鉴赏能力为目标，切实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同时能深入了解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如语文教育专家徐中玉先生认为：“母语教育是贯穿一生的，大学语文是高等层次的母语教育，它兼有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侧重于工具性，而大学语文更强调人文性和审美性。”[1]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提出“大学文学”的概念，强调让大学生“通过文学经典的阅读，接受审美熏陶，与古往今来的优秀心灵对话，通过文学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2]这种观点占据了主流观点，尤其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思想后，大多数高校的语文课均围绕此方针。另一种是强调工具性，即语文课程以训练学生语文应用能力为目标，切实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进而提升汉语综合应用能力，这类课程以财经院校设立居多。
虽然官方、学界也多次提到要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均为模糊表述，因而缺乏具体指导性。如教育部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高教司颁布的《大学语文教学大纲》中则说：“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与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另一方面，在教学实际中由于受课时所限，很难做到二者兼顾，因此不同的学校根据本学校的专业特点，教学侧重也就不同。有的学校大学语文课程实际上为文学欣赏课，有的则为写作课。正因为课程定位的不明晰，导致课程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各自为政。最明显的体现在教学内容和教材的编写上。
有的学校为了突出其人文性、素质性，往往以思想内容为线，分成若干主题单元，如“乡土”“立命”“民生”等等，把语文课程作为思想教育的一个平台或是文化概论课，可谓“大学人文”课。有的学校为突出工具性，主要讲授应用写作，把课程内容分为公文、应用文书、经济文书等，把其作为实用写作的训练课，可谓“大学写作”课。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针对于此提出过批评，如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先生就说过：“大学语文不等于一般的素质教育通识课，还是要立足‘语文’，科学地整合语言、文学与文化诸方面的知识。”[3]可惜没有受到关注。
在教材的编选上，也存在此类问题。以文章选编类教材为例，有的按照文学史的顺序，有的按照文体顺序，有的按照思想内容，更像文学史、文类汇编和中学语文课本。这都使该课程严重脱离了语文教育的本质。
笔者认为，文化的传承与语文能力的提高并不矛盾，二者可合一为“母语能力的培养”，这也符合语言发展的潮流。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界发生重大转向，“语言哲学”成为重要的哲学流派。人们认识到，是语言决定了思维，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差异，认识、学习一门语言也就是了解一种文化的过程，语言是维系民族精神的唯一纽带。遵循这种理论，我们如果能够选择最能体现汉语之美的文章，就可使学生了解、欣赏、掌握汉语的魅力，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认同感，对汉语的语感有切实的认识，进而促进其写作能力的提升。
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认为通过精心的教学设计，完全可以同时实现这两个教学目标。以高教社版《大学语文》(陈洪主编)教材中《别赋》一篇做例。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对骈文的介绍只是单纯地介绍其形式特征、优缺点等，而忽略其现实意义，甚至对骈文大加批判。笔者在教学中一方面让学生领略古代作家如何通过具象描绘抽象感情，一方面重点讲解现代写作中如何吸收骈文的优秀因素。骈文与律诗是最能体现汉语之美的两种文学形式，骈文中对音韵的要求、句式长短错落有致的变化，都可以用到作文中，尤其是演说词类文稿中。再如对古诗的讲解，笔者重点讲授律诗，毕竟律诗是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并且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当然不能成为古代汉语课，一方面让学生领会传统诗歌的意象，理解意象对应的特定文化符号，一方面讲解律诗的规律，并且让学生尝试作诗，从而领略汉语的独特之处。
二教学内容
教育部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中，已经明确要求“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将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充实到教学内容中，为学生提供符合时代需要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而大学语文课程仍沿袭多年的教学模式，缺乏现代意识，因而一方面使学生学习兴趣丧失，一方面违背现代教育宗旨，无法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被学生认为“无用之课”。
传统的教学方式常常注重语文知识的灌输，有的学校大学语文课更像文学史课，教师按照文学发展的顺序讲授时代背景、作家、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点;而有的学校文学欣赏课则随意选取文章，以分析课文的形式去讲授，除去字词的认读，更类似中小学的语文教育，被戏称为“高四语文”。对此，教育部中文学科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级教学名师陈洪教授曾提醒过：“大学语文教育要姓‘大’，而且要姓‘语’。”[4]说明大学阶段的语文教育，既要区别素质教育课程中的政治课，更要有异于中学阶段的语文教育。
出现这种机械式的授课内容，与我们的教育思想落后有关。一方面，教材篇章的选择上，不能与时俱进，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思想，不符合现代学生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教学观念比较落伍，缺乏培养学生终生学习能力的思想。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师资队伍的问题，大多数院校没有专职的大语教师，绝大多数教师还要承担专业课的教学任务。而从事大学语文教学，需要教师对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文艺理论、语言学知识等有较好的掌握，可谓“杂家”。同时，大学语文教育又没有形成专门的学科，在目前的高校考核体制下，教师在科研、课时方面劣势明显，而传统的教学方法最为省时、省力，例如文学史式的教法，对中文系毕业的教师而言轻车熟路，就无暇顾及开设课程的初衷。
而在教学形式上，在当今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教师充分利用课件、网络资源等，使大学课堂生动灵活，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许多大学语文课堂教学融ppt、音频、视频于一体，丰富了教学形式。但也出现不好的趋向，即本末倒置，教师过分注重形式，甚至成为才艺展示，吹拉弹唱，载歌载舞，而忽略语文教学的文本本位。
因此，陈洪先生提出：“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如何去不断丰富自己的想象力、感悟力与思考力，让高品位的阅读和写作，逐渐成为一种良好的习惯，一种终生受用的生活方式。这就不是停留于补补语文课，而是着重于素质的培育，力求在较高的层次上让学生对语文和中国文化有更系统的了解，而读写能力的提高也就和这种学习了解很自然地结合起来。”[4]由此得知，大学语文绝不能成为“高四语文”，而是紧紧围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而进行的对大学生语文能力的更高层次的提升。这就要求我们广大从业者认真思索：到底通过何种途径，实现语文教育的目标。
笔者非常认同一种观点，即大学语文是“以经典的或优秀的母语 (即汉语) 书面文本为材料，以阅读解析鉴赏为主要方式，注重学生素质提升的教育教学活动。”[6]而这个“文本材料”不是任意地选取，而是要立足于充分体现汉语“雅言”的材料，有如语文教育专家何二元先生所言：“大学语文要学习的是母语中‘雅’的部分。”[7]何为“雅”?“雅者，正也。”这就要求我们要选取能够表现汉语特点，并且足以为后世仿效的优秀篇章，与学生一起研析，文章要囊括各种体裁，同时又要兼顾古今，还要有优秀的译文，让学生多角度感悟汉语的独特魅力，更重要的是还能够熟练、高雅地使用母语。
这一观点的提出，也有着较强的时代针对性。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网络的普及，短信、网聊、博客等新形态写作方式大量涌现，其中“网络语言”成为新兴的一种表达方式，并大有取代传统表达方式的势头。对于这个现象，我们一方面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也不能听之任之。笔者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很大因素就是当下社会人们无暇顾及经典文章，同时近年来也确实缺乏优秀的体现汉语之美的文学作品，使之成为真空地带。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艾略特说过：“我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质，就是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因此作为语文教师，传递这种意识是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让学生体味语言之美，并学会使用美的语言。
三考试制度
作为检测教育方法的重要手段，考试方式的利弊也存在很大争论。语文学习不同于其它学科，标准化考试并不能检测出学生的真实水平，反而会走入歧途，这已被中学阶段的语文考试所证明。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类似英语等级考试这样的全国性水平测试，大学语文课程的被边缘化倾向就会存在。目前大多数院校还是采用传统的考核方式，教师考前划重点，学生背诵，试卷形式也是标准的选择、填空、简答、论述等等，因此如何能够有效的检测出学生的语文能力，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但有的学校已经进行了有意义地尝试。如南开大学的大语教学课，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推出“大学语文在线”网站，改变“一卷定成绩”的传统方式，加大平时作业与作文实践的比例。尤其是平时作业一项，网络随机出题，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题目，学生必须熟读教材所有文章，才能完成测试，这样就锻炼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而作文实践则规定学生只要完成若干篇文章就可得到相应的分数。再如笔者所在的东北财经大学，则单独划出写作实践部分，规定为2学分，要求学生完成各种文体的写作，检验学生的实际应用汉语能力。这些都可以看作对未来语文课程改革的探索。
由此观之，近些年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改革、创新还一直停留在口号上，如何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让大学语文紧跟时代精神，适应现代社会，完成语文教育的现代化转型，是每个教育者都应深思的问题。尤其是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大学语文课程一般都设在第一学年，学生刚刚从题海中奋战出来，如何迅速扭转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已经形成的机械化思维模式，也是我们应该面对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徐中玉.母语教育贯穿一生, 大学语文要更强调人文和审美[N].中国教育报, 2007-8-22.
[2]“语文”回大学必修课堂, 师资教材问题待解决[N].中国教育报, 2009-4-17.
[3]温儒敏.“大学语文”教学的困扰和改革的尝试[N].中国读书报, 2003-6-18.
[4][5]陈洪.在改革中加强“大学语文”课程教学[N].中国大学教育, 2007 (3) .
[6]陈洪, 李瑞山.母语高等教育——从危机到转机[N].中国高等教育, 2008 (3) .
现代大学教育制度 篇5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在解决高校的宏观布局和规模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调整内部管理体制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这些改革并没有真正破除体制性障碍，新的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随着近年来大学精英们要求重塑大学精神的呼声日趋高涨，现代大学理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学教师和管理者所接受，这为新的大学制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但是，高校要真正按照当代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办学，还必须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
一、大学制度是实现大学理想的根本保证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指出：“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有大学。„„否则，社会所赖以取得新的发明和明智判断的涓细的智慧溪流将会干涸。”也就是说，大学自产生以来，其本质特征就是探索和创新知识，在知识探索和创新中不断接近于真理。而大学制度的根本作用在于通过保护大学的利益而保护人类的智慧和真理。因此，大学制度具有终极价值意义。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是近代意义上的大学的源头。中世纪以来，大学在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中之所以能不随社会变迁和政治更替而改变其宗旨并生存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有以独立和自由精神为基础的大学制度作保障。为了防止政府、教会以及世俗力量干预大学事务、冲击学者独立地探求真理和管理大学事务，产生了大学自治制度；为了保证学者不受任何外在约束、自由地表达见解并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无限接近真理，产生了学术自由制度；为了保证学者地位平等和权力公允以及大学按照大多数学者的意志发展，产生了大学内部的民主管理和学者治校制度。虽然中世纪的大学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上与当今的大学制度有所差异，但它奠定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规定了大学制度的精神内核。正是以学术自由、学术机构自治以及机构内部的民主管理等为主要特点的、具有大学制度意义的制度体系的产生，才保证了大学这种学术机构的延续和发展。
二、大学制度创新是大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大学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要不断主动调适自己，变革大学制度中不相适应的部分、创新大学制度的内容。这从大学制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
中世纪以后大学的发展受到文艺复兴运动的巨大影响。人文主义者的价值观成为当时大学的主要价值追求。大学理念的变化引起大学制度的变化：一是更加强调大学的绝对自治。由于人文主义的理想与社会现实存在巨大差距，只有确保大学按照自身的价值观去运行，才能有效地维护人文主义理念，因此大学制度要确保大学的行为不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干预。二是寄宿制与导师制的建立构筑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天堂，使学者和学生不受干扰地学习人文思想。这种制度的变化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大学学习，带来了大学的第一次大发展。
18世纪至19世纪，德国的大学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在洪堡的大学理念的影响下，将科学研究纳入大学的重要职能，产生了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制度，带来了大学制度的一系列变化。首先是研究机构的设立使大学由单纯传授知识的机构转变为传授知识与创造知识并重的机构。其次是教学自由与学习自由制度，既保证了教师的教学和学术研究
不受校内外各方面的干涉，又保证了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科目、任课教师以及转学。
第三是大学内部管理权更多地集中于基层学术单位，教授在领导研究所、接受资助、设置课程、组织考试等方面拥有较大的权力。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大学制度创新，带来了大学史上的又一次辉煌。大学职能的扩展促使大学由教学机构向教学研究机构转变、教学与研究有机结合，使人才培养的方式和质量都有了实质性的提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美国大学制度的创新，世界大学的中心逐步转移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在校长范·海斯的办学理念影响下，率先将社会服务纳入大学。社会力量的广泛介入和大学对社会的主动适应，带来了大学制度的一系列变革。首先是大学直接服务社会制度。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科学园区制度的实施，直接推动了以“硅谷”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制度，使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加适合社会的需要。第二是研究生教育制度的诞生，使研究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才培养阶段从本科教育中分离出来，使得人才培养方式向更高层次扩展。第三是社会中介制度的建立，既缓解了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的矛盾，又加强了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的联络沟通，同时也保证了大学竞争的平等性。第四是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董事会制度的诞生改变了大学的决策机制；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规范化提高了大学运转效率；原来只有教授参加的民主管理的方式改变为所有的权力主体都可以参加；大学的组织结构也由原来的校、系两个层次转变为校、院、系几个层次。美国大学制度的创新，使大学更能根据社会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大学在不断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自己也发展壮大起来了。
透过大学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到，大学制度对大学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促进和制约作用，每一次大学制度的重大变革都带来了大学职能的巨大调整、引起了大学自身的发展壮大。可见，制度的进步与创新是大学进步与创新的必要条件。
三、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大学制度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大学经过多年的积累、改革和完善，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制度建设和创新经验，是现代大学制度内容的主要来源。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的大学制度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在广泛的竞争机制上建立起来的美国大学制度，以“自治、竞争与对社会需要迅速反应”为突出特点，规定了较为广泛的大学自治权、较为完备的大学竞争制度、具有高度适应性和民主性的大学内部管理制度。德国大学制度以“给予学者充分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权利，为学者提供‘闲逸而好奇’的学术环境”而著称，体现出政府对大学直接控制、大学与社会关系疏离、大学内部管理松散等特点；但近几年则显示出扩大大学自主权、减少政府干预、增强大学与社会联系的发展趋势。英国大学制度体系比较完备，具有大学自治程度高、传统与现代结合较好、内部管理完善等特点。目前，提升大学的社会服务能力已成为英国大学制度改革的重点。日本大学制度产生历史较短，具有明显的集权化管理和计划运行的特点；当前，要求改革大学制度、减少政府干预的呼声越来越高。
美、英、德、日四个国家的大学制度分别代表了世界发达国家大学制度的不同模式。尽管模式不同，但具有一些共同点：一是大学自治与政府管理有机结合。大学拥有法律赋予的自治权，政府对大学主要起宏观调控和资源支持作用，而中介制度的实施有效缓解了大学与政府的矛盾、促使大学自治与政府管理有机结合。二是学术自由是当然的事情，任何对学术的干预都被视为是愚蠢的行为。三是大学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更大程度上是以市场机制为纽带，大学以竞争方式获得社会资源，并成为多元市场主体的重要一员。四是大学系统特色鲜明、充满活力。
国立大学、地方大学和社区学院责任清晰、各具特色、相互依存、优势互补；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则是各分秋色，大学之间的竞争激烈而有序。五是大学内部管理在强调民主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效率。大学决策民主化程度较高，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协调；内部资源配置开始采用市场机制，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六是“以人为本”的理念渗透到办学的各个环节，师生权利得到保障，大学管理制度越来越人性化。发达国家的大学制度，代表着当今世界大学制度的先进水平和发展趋势，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无疑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四、我国大学制度的创新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拨乱反正、恢复重建、结构调整、扩大规模和加快发展的过程。高等教育要健康、快速发展，就必须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借鉴发达国家的大学制度建设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构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需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1、建立“若即若离”的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首先，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是大学与政府之间“离”的根据。政府对大学的主要职责是：实施宏观布局与结构调整、制订大学竞争发展规则、提供物质支持和政策服务、运用市场机制在大学之间配置教育资源等。政府过多过细干预的结果是大学偏离大学规律，因此必须切实落实大学的自主权，用法律的形式有效规范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其次，大学公共服务性作用的彰显和政府对大学的有效支持，是大学与政府之间“即”的根据。“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就像战争的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政府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大学的举办者，宏观调控是知识社会的需要。因此，平衡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保持既不过度干预又要有效支持的“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首要责任。
2、建立紧密联系的大学与社会的关系。
在现代信息社会，大学与社会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是一种必然。一方面，大学是主要的“知识源”。社会对大学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知识社会这么迫切，离开大学对知识的传播和创造，社会便不能进步，即使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小技术也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大学或大学培养的人才。另一方面，大学需要从社会中汲取能量来发展，离开社会的支持，大学难以为继。因为社会需要是知识的源头，大学是知识的加工厂，知识的商品化既是大学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大学谋生的手段。即使主要依靠政府拨款的公立大学，脱离社会的结果也只能是发展动力的丧失。因此，在现代知识社会，大学要么融人社会、要么自取消亡。大学与社会这种紧密关系的调整与维护，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又一重要内容。
3、建立既竞争又合作的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
首先，社会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承担起如此繁杂的社会责任。追求办学特色是大学生命力的突出表现，现代大学制度必须保证大学的多样性和特色性。其次，大学竞争是大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使整个大学系统充满活力的必然选择，竞争的游戏规则是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关注的重要内容。再次，现代科学知识在向深度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综合化，许多重大科学研究往往需要多学科的联合攻关才能解决，不是一所大学所能完成的。因此，大学合作是现代知识社
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现代大学制度必须为这种合作提供制度保证。
4、建立结构合理、管理科学、运转高效的内部管理制度体系。
相对于企业管理已有成熟的制度体系来讲，我国大学内部管理制度还处于探索之中：“激励一所大学是困难的”，其原因是现代大学已经发展成为“多元化巨型大学”，包括“多元的机构，若干个目标，若干个权力中心，为若干个顾客服务”。因此，合理调整内部结构、制订科学的管理制度、提高内部管理效率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内容。从大学管理的历史来看，内部管理的民主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管理的人性化是大学内部管理的重要规律。
总之，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在保障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前提下，政府宏观管理、市场有效调节、大学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大学内部实行民主管理。笔者相信，通过社会、高校、政府各方的努力，我国高校一定能建立起既符合世界大学发展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既体现传统大学精神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既能有效激励大学又能有效规范大学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谈松华解读“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内涵
ZCOM杂志门户 2010-03-02 14:03:35 作者: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纲要教育改革与制度创新战略专题组长、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回答记者提问。张珏瑛 摄
中国教育新闻网3月2日讯 今天上午，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研制工作的有关专家和司局负责同志解读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发会上，人民日报记者问道：在这次规划纲要当中提出了十个改革试点，其中之一是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具体内容是哪些？以及目前困扰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利的难点主要在哪里？
谈松华说，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有三个层面的问题要处理好：
一是大学和政府的关系。因为现代大学制度是建立在依法确定政府和大学关系这个前提之下，所以纲要提出实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这样一个原则，也是在这个原则下来确保大学办学自主权。这个原则的含义就是，政府和大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机构，大学不是行政机构，所以大学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它具有办学的自主性。管和办分开也是这个意思，政府是负责宏观管理，办学的权利是属于大学。
二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在纲要中提到有几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要制定大学章程，大学内部治理也要按照章程来实行治理，从这个意思来讲也可以说是依法治校，也就意味着今后我们的大学都要制定章程，来确定内部治理结构。我们的大学的领导体制是实行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同时又强调了教授治学，营造学术自由的氛围。大学治理中有一个行政权利和学术权利的关系，那就要在学术领域要充分尊重教授在治学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还要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管理。
现代大学决策权力归属 篇6
摘 要：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史，“教授”在大学决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通过学校官方网站及其他公开渠道获得美英德日新八所大学权力机构的组成方式、职责、权力、人员构成等信息，并以此为基础考察其治理结构，从制度层面分析各大学决策权的归属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八所大学的教授权力主要集中在学术权力上，教授对几乎所有学术事务拥有决策权，但在行政事务上，教授几乎没有决策权，尤其是在学校财政、人事、规划发展方面。因此，文章提出要尊重和保障教授群体对学术事务的决策权；支持和鼓励非教授群体行使对行政事务的决策权；打造和形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独立、相辅相成的格局。
关键词：治理结构；现代大学；决策权力；教授
一、引言
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中，教授在大学决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成立于中世纪早期的巴黎大学，为了抵抗政府和教会的干扰，维护自身权益，自建校起就明确教师在学校的管理中拥有对招生、考试、教学、学生管理等事务的决策权。正是由于教师享有这些权力，巴黎大学又有“教师大学”之称[1]，继而发展出了“教授治校”的传统，主要表現为：巴黎大学的校长必须由资深教授担任，校长由教授选举产生等[2]。德国大学至今仍延续这种“教授治校”的制度，每个学科的教授团设讲座，由资深教授担任，享有学术及行政上的重要权力[3]，被称为“讲座教授制度”。[4]
清朝末期，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大学教授治校的模式被引进中国，代表学校是蔡元培主政下的北京大学，以及梅贻琦主持下的西南联大[5]。近年来，“教授参与大学决策”的问题又频繁地被学者提起，教授拥有的权力在大学治理结构中的回归和实现也似乎显得越来越迫切。[6]
在研究大学决策权问题的文献中，多数以理论研究为主，集中在对概念的解释，优点、局限性，以及可行性的探讨，少有实证研究；关于决策权的运行和实现的文献则更为鲜见。本研究主要探讨大学的各项主要决策权归属，而在这其中，教授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大学的治理。此外，本研究还比较分析了英美德日新大学治理结构中决策权。
本研究使用目的性抽样中的关键个案抽样，对美国的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华威大学，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共计八所大学进行案例研究。通过学校官方网站及其他公开渠道获得各校权力机构的组成方式、职责、权力、人员构成等信息，并以此为基础考察其治理结构，从制度层面分析各个大学决策权的归属问题。
二、概念界定
（一）教授
普遍而言，教授多指在大学或社区学院中执教的资深教师与研究员。在本研究中，“教授”是一个集合概念，表示的是教师群体而非个别。“教授”包括在校级部门、院部或系级部门、教研室（组）或研究所（室）工作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讲师（包括合同制与非终身制教职）在内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所有人员。[7]
（二）大学决策权
基于已有文献，结合对各大学的大学章程的解读与整合，研究者将本研究中“大学决策权”分为12项权力，其中6项学术权力，即招生、学位授予、制定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标准、教师职务的晋升、教师岗位设置与聘任、制定学术政策和学术规划；6项行政权力，即制定学校经费拨款标准和筹措办法、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制定学校管理制度、非教师人员岗位的设置与聘任、学校资源分配及校长的选聘。
（三）大学治理结构
“大学治理结构”是众多“治理结构”的一个分支，是联系大学利益相关者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旨在制衡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利益，实现大学效率和公平的统一[8]。具体来说，“大学治理结构”可分为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治理结构。外部治理结构是指大学运用自主权力以外的法律层面或非正式制度的监督机制，是大学与社会的关系[9]；内部治理结构是指代表了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力机构在大学内部的配置和运行机制，讨论的是大学内部各权力机构间的关系。本研究中所讨论的治理结构是指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10]
三、分析结果
（一）各大学权力机构人员身份分析
国外大学有三个主要的权力机构，分别是董事会、行政职能部门和学术评议会。通过在美、英、德、日、新五个国家的八所大学官网中资料的收集，本研究首先考察了各个权力机构的人员构成（见表1），了解教授在各权力机构成员中所占的比例。需要说明的是，若该成员为外校教授在本校从事非教学与科研工作，则视其为非教授人员。不难看出，八所大学的权力机构在人数以及人员构成方面有很大差异。
从董事会成员人数来看，人数最少的是东京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均只有8人；华威大学董事会人数最多，为33人。八所大学董事会成员中均包含教授，其中东京大学（88%）与牛津大学（84%）是八所大学中教授占比最高的两所大学。相比之下，三所美国的大学的教授人数所占比例却非常低，均不足10%，分别为0%、5%、7%。这也正是美国大学治理结构长期以来被称为“外行治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校行政领导中，最少的是柏林洪堡大学，只有4位校行政领导，最多的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有15人。其余六所大学的校行政领导人数在8～13位之间。八所学校的校行政领导人员构成中都有教授，教授在校行政领导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柏林洪堡大学和东京大学，而美国的三所大学校行政领导中的教授人数所占比例依次是31%、20%、18%，其比例为八所大学排名中的末三位。
大学教育质量与现代大学建设 篇7
一、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识
教育质量问题既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也是现代大学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为此, 我们必须进一步加深对于教育质量的认识。
1. 关于教育质量观。
“德智体全面发展”是我们对教育质量的最权威的认识。但是, “德智体”的内涵是什么?尤其是“德”和“智”的内涵是什么?在不同时期, 人们的认识有所侧重。譬如对于“智”, 多年以来, 一般认为主要是知识和能力两个方面。但如今,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则特别强调创新精神和创造力。而对于“德”, 不仅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有着根本的不同, 而且在同一个价值体系中也是有所差异的。因此, 在对于教育质量的认识与思考中, 笔者认为当前尤其要重视教育质量标准的研究。
2. 现代大学教育质量标准应该包括专业标准和人文标准两个方面。
既然我们认为大学标准应该包括专业标准和人文标准, 那么现代大学教育质量标准就也应该包括专业标准和人文标准两个方面。其中, 专业标准应该包括知识、能力、创造力、适应性等几个方面, 要使我们的学生达到专业上的“通”。人文标准应该包括道德、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 要使我们的学生达到人文上的“通”。
这里, 所谓教育质量的专业标准和人文标准, 其核心是强调在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中要突出为人、为学两个方面。既要传授专业知识, 培养专业能力与技能, 又必须有道德的教育;既要教会学生做事, 又要教会学生做人, 尤其不要偏废学生为人、做人的教育和养成。
3. 对于不同的培养对象和不同培养目标, 其教育质量标准是不一样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在高等教育界有一句名言, 即“两个一百分”。它是对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而言的, 其含义是只要在各自的层次上办学水平高、教育质量好就都可以得满分的评价。它的前提是“两张考卷”、两个要求。其目的是鼓励各类不同大学、学院办出自己的特色和水平。现在不仅是本科和高职高专两个层次, 而且在本科中又分出了所谓的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 并且还有研究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之分。但是, 不管这种分类科学与否, 由于培养对象和培养目标存在差异以及办学定位的不同, 我们应该在坚持专业、人文两个标准的前提下, 教育质量标准也应该有所区别与不同。
二、高等教育质量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虽已步入大众化阶段, 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但还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 特别是高等教育质量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1. 前进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 科学发展观是针对“不惜代价的高速发展”的发展模式而言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前进中所面临的八个方面的困难与问题, 都是与科学发展观不相符的, 是要高度重视和继续认真加以解决的。其中第一个就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第五个是“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不惜代价的高速发展”属于第一次现代化初期的特征。“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实际上是“不惜代价的高速发展”在资源环境上的反映。“不惜代价的高速发展”反映在思想道德建设上的问题似乎不容易被人们注意到, 其实更加令人担忧。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只热衷于赚钱, 甚至认为钱比思想、比灵魂、比道德更加重要, 如果“赚钱光荣”成为人们唯一的目标与信条, 如果为了赚钱、为了GDP就可以不顾一切, 那就会使我们的美好家园不复存在, 会使我们的后代丧失道德方向和扭曲价值取向, 其后果不堪设想。“不惜代价的高速发展”的发展模式以及“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的问题反映在大学, 就是过分或一味追求专业标准, 而忽视了人文标准。
2. 忽视人文标准的主要表现与结果。忽视人文标准的结果是:专业标准既没上去, 思想道德建设也急需加强。
第一, 专业标准没上去。2005年我国高校工科专业毕业生多达533万人, 我国工程教育培养规模居世界前列。但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IMD) 发布的2007年《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的统计显示, 我国工程教育为市场提供合格工程师的能力却很弱。对此,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云鹤院士发出“我国工程教育能力缘何世界垫底”的呼声[1]。由此联想到70年前的西南联大, 这样一所转战于穷山恶水之间的战时大学, 孕育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7位“两弹一星”元勋、171位两院院士;也使人不禁想起钱学森先生最大的遗憾, 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培养大师的制度。如果后者反映的是拔尖人才的培养问题, 那么潘云鹤院士的呼声就是对大众化阶段大学教育质量问题的呐喊。
第二, “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这更多地反映的是人文标准的问题, 也许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涉及价值观与价值取向, 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所体现的大学的缺失, 尤其表现在道德和价值观以及泛行政化倾向上。其突出表现诸如:一部分教师与学生的学术浮躁、作弊抄袭, 对财富与权力的向往与追逐等等。
三、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在专业标准和人文标准两个方面下功夫
建设现代大学首先要保证和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必须在专业标准和人文标准两个方面下功夫, 尤其是要解决对于人文标准的忽视。
1. 要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与塑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2]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思想道德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也是我们党对新形势下思想道德建设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建设现代新大学, 就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与塑造。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西方价值观念涌入中国, 对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由此引起的价值观念冲突问题已成为重大的理论课题和实际问题。我们的大学生也“越来越现实”了, 其价值目标理想主义的价值观正在削弱。同时, 其自我意识、进取精神、成就欲望和自我责任感也在明显增长。
要真正做到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与塑造, 首先要从思想认识上重视起来, 要大讲, 要宣传, 要理直气壮地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价值取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要要求管理部门和院系实实在在地去做。其次, 要重点解决好加强师生道德价值观建设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两个问题。
2. 要加强师生道德价值观建设。
坚持教育质量的人文标准必须从塑造正确的道德观开始。目前, 我们的道德建设正处在一种尴尬境界:一方面我们要在“保持东方文化集体行为模式的同时, 扩展公民的内心独立和自由”[3];另一方面人们, 包括我们的学生, 在开始正视并积极追求其个人的价值、尊严和利益的同时, 价值目标由理想向现实转变, 明显带有功利化色彩, 以致一些人在涉及“大我”, 即国家、民族时就失去自我, 而在涉及“小我”, 即自己、个人时却只剩下自我。
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互动的。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就要实行公民教育, 作为公民的“底气”的人文教育与公民教育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这里, 德、德性、公德、德育就成为了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基本内容。
又好又快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 也是我们的国家又好又快地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应该恪守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底线;作为一所现代大学, 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要做文明的合格公民;作为一名大学生, 起码应该做到诚实守信不作弊, 尊敬师长有礼貌, 要成为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模范, 以引领社会风尚。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基本内容之一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即“八荣八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底线, 是人人应该做到的, 是应该教育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必须努力做到的。
3.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要加强师生道德价值观建设, 坚持教育质量的人文标准。当前, 高等学校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转化为全体师生员工的自觉追求。
首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包括信仰、理想、精神文化、道德的体现层次性和递进性的完整体系, 既要从“普适道德”做起, 又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师生头脑。所以,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也要体现层次递进的特点, 在守住道德底线的基础上, 突出强调高层次导向。既要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个人的价值、尊严和利益, 又要注意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 要把信仰教育作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核心, 倡导有理想、有追求、有信仰的价值判断, 教育我们的学生爱国家、爱人民、爱中华民族, 实现在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真诚的服务中创造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其次, 要融入立德育人全过程。一是不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纳入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材, 而且要纳入整个人才培养计划和全部课程体系中;二是不仅要渗透到从理论到实践、从基础 (公共基础和专业基础) 到专业的各门课程的教书育人中, 而且要成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重要的、不可忽略的任务和内容;三是不仅要融入学校教育的全过程, 而且是社会各个方面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 要人人积极参与。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专职队伍、基本力量, 理论水平高、知识系统, 应该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此外, 各个专业、各门课程的专职教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最广大的重要力量, 他们与大学生接触最多, 对大学生有潜移默化的教育, 从某种意义来说更具影响力。人人参与还包括大学的各类管理、服务人员, 不仅他们的信仰、理想、精神文化、道德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而且他们也应该担负起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责任, 特别是学生工作队伍。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员, 北京100192)
参考文献
[1]任荃.潘云鹤院士:我国工程教育能力缘何世界垫底[N].文汇报, 2007-09-28.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2007-10-25.
大学现代化 篇8
一、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化解读
大学治理能力是大学内外相关利益主体为了完成共同的使命,运用大学制度和机制管理大学各项事务的整体性能力。而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是指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控制自然(包括人类自身)的能力空前提高的历史过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其目的是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因此,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大学内外利益相关主体为更好地履行大学职能,运用大学制度和机制管理大学各项事务的能力不断提升的历史过程,主要涉及大学治理主体的现代化、治理客体的现代化、治理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治理体制机制和制度的现代化等。其中,制度的现代化尤为重要,可以说,大学制度的质量直接决定着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水平。
首先,制度是治理主体管理大学的重要指引。制度对行为具有指引作用,所有制度都针对确定性行为,不管是何种行为,基本上都有需要遵守的章程。对于大学而言,制度是对所有治理主体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体系,并对治理主体管理大学的行为提供内容上的规范与保障,保护那些合乎制度的管理行为,惩罚违反制度的管理行为。
其次,制度是约束治理主体行为的重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而这种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必然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所以才需要制度的约束,使人们可以在制度允许的边界范围内进行自由活动选择。大学治理亦是如此,一方面,在没有大学制度约束下,治理主体的治理方式会呈现随意性与多变性特点,直接导致治理结果的不确定性,这种非理性的治理方式不能满足现代大学治理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大学是一种利益相关者组织,不同的治理主体有着不同利益诉求,都有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与协调,大学治理将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无法正常履行大学所应当承担的职能。
最后,制度是多方治理主体实现合作的重要保障。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使复杂的人际交往过程变得更易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 易发生,以促进人 们之间的 交往与合作[2]。大学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种能力的整体性转换,仅依靠某一主体的力量无法实现,需要大学治理主体之间建立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在各司其职、合作分担责任的基础上共同从事大学的治理活动。这种治理活动需要制度来进行事前的强制性约束以及清晰的责任划分,减少各主体之间相互推诿与争功避责现象,并进一步协调与规范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降低合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为可持续性的合作提供保障,促进治理能力的整体性提升。
二、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的实质是大学制度变迁过程
纵观国内外大学发展历程,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高低既受到制度变迁影响,又直接体现了每一个时期大学制度建设和发展水平。
1.国外大学制度变迁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
随着科学教育理念取代人文主义成为一种主流文化进入大学教育领域,逐渐开启了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科学教育理念最早产生于德国柏林大学。传统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是围绕人才培养建立起来,在管理机构设置上未能明显分裂为教学和研究这两大机构[3]。而柏林大学明确把大学定义为一种科学研究组织,将教学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扩展了大学的职能,即科学研究职能,并在大学内部设置了各种类型的科研机构,为科学教育发展提供了制度性条件。与此同时,为适应科学教育带来的变化,其他国家一些大学也开始进行实践领域的制度变革。比如哈佛大学通过自由选课制度的建立,使学生拥有了自主选择课程的权力,并且科学技术性课程所占比例越来越大;《1854年牛津大学法案》和《1856年剑桥大学法案》的颁布,使英国大学在政府的干预和推动下进行了一系列立法变革,科技教育内容的引进与实验室的建立激发了学生和教师的科学研究兴趣与大学的活力[4]。科学教育时期的大学不仅扩展了新的职能,而且通过制度变迁提升了大学治理主体统筹大学发展的能力。
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使大学面临着新的环境与条件,国家和社会力量对大学控制与干预越来越强。在此期间,美国以其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成为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范例,特色之处体现在赠地学院的兴起和“威斯康星思想”的形成。美国通过《莫里尔法案》的颁布确立了联邦政府以赠地形式建立农业、工艺方面的学院,这是美国政府首次有效地调控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方向。并且,《莫里尔法案》的颁布还孕育了“威斯康星思想”,其核心在于把大学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将大学的知识与技术优势推广到社会,让大学中的专家、学生直接参与到当地工农业生产,突显了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课程设置、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以及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可以说,“威斯康星思想”的形成使大学的职能由此从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扩展到为社会提供服务,这对推进全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使得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2.国内大学制度变迁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大学的治理主要借鉴前苏联模式,实行高度 集权的高 等学校管 理制度。1950年国家颁布《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指出:“凡中央教育部所颁布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政策与制度,……以及对于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或停办、大学校长的任免,教师学生的待遇,经费开支的标准等决定,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5],这无疑赋予了教育部极大的领导权力。不仅如此,1953年国家又颁布了《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该决定直接规定高等教育部享有对全国高等学校实行统一与集中的领导权限。虽然国家对高等教育直接管理与干预的制度在特定时期保证了高等教育为政治、经济建设服务,但对于大学而言,基本不存在自主办学的权力,作为大学主体的教师与学生根本不具备参与大学治理的资格,以基础性权力和制度化权力为主导的现代大学治理能力较为缺失。
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 秩序逐渐 恢复。1985年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指出要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涉及高校科研、教学、招生以及人事等方面。1993年国家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 学的体制”[6]。1998年《高等教 育法》出台,确立高校拥有法人资格,并规定高校内部利益相关主体的权力边界。近几年,在我国公立大学法人治理推进状况不理想以及大学行政化现象日益严重的背景之下,2010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制定了未来10年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其中提出“完善大学治理结构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是这10年的重点任务。不可否认,政府制度供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促进了大学有序运转,然而大学正式制度供给常常不是自由契约的结果,大学内部管理人员、教师以及学生等利益相关者无法成为制度供给的真正主体,而他们掌握着全面的大学运行知识,是最了解大学具体运行的人,大学的有效治理需要他们的积极参与。可喜的是,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加快,各种社会组织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各种治理主体多中心治理大学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这就必然有助于提升大学治理能力,也就更能促进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从国内外大学制度建设和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互动关系来看,两者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必须加快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程,主动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当前大学发展的管理方式或者制度运行模式和行为准则,又不断构建新的内容,从而实现大学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让大学治理能力在制度化环境中得到不断提升。通过有效的制度变迁,可以促使大学治理目标更加明晰,治理方式更加灵活,治理主体更加多元,这不仅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质,也是推进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三、制度逻辑下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1.整合主体权责,明晰大学治理边界
权力和责任在大学组织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权力担负着责任,责任又反过来制约着权力,双方一直处于博弈的胶着状态。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不仅涉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也涉及大学内部及社会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力和责任。目前我国大学管理和运行的诸多权力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大学制度供给与变迁都由政府来主导,应当通过整合主体权责,把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统一起来,在制度的框架内制定大学发展战略及公共性政策,推进大学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具体而言,一是合理约束政府权力,适当分权。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放权,各级政府要向大学放权,赋予地方和大学改革的权力,如招生、人事、财务、教学、学术、对外合作等权限,以激发大学的办学活力,并在依法保障大学办学自主权同时,让大学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是明晰政府作用边界,合理定位政府角色。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由单纯的行政管理,转变为综合运用公共政策、提供信息服务等方式引导和支持大学发展。三是把政策制定的权力 适度下移。政府不应当是大学制度供给的唯一主体,可以通过适当放权让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大学政策制定,确保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公开性和公平性。
2.完善利益分配,重塑大学治理格局
传统大学治理能力向现代大学治理能力转变会涉及大学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一是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利益,比如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将减少行政审批,导致公权力对大学人财物控制力的弱化[7]。二是已有潜在受益者的利益,例如大学内部一直以来存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矛盾问题,如果为强化学术委员会的决策职能,要求行政人员集体退出学术委员会,那么,必然会侵害行政人员的利益。为此,有必要完善利益分配,平衡各方面利益诉求,不仅要尊重与保护大学利益相关主体的合理、合法利益,又要在制度的框架内打破和调整既有利益格局,塑造大学治理新格局。一方面,政府要在教育公共政策制定中对公共利益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到各方利益,协调好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争取做到对大学资源的公平分配;另一方面,要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平衡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大学依法办学。只有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分配,大学治理能力提升才能得到实质性突破,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才能得到迅速推进。
3.鼓励社会参与,优化大学治理结构
大学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必须能吸纳各种利益相关主体的资源。社会是大学的重要利益相关主体之一,现代大学发展离不开社会支持,同样现代社会进步也需 要大学支撑。随着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现实中各种社会主体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并影响着大学治理,社会参与大学治理的方式、范围都在逐渐扩大[8]。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大学治理,可以改变过去政府单边治理大学模式,形成网络化的大学治理结构。一方面,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理事会制度。理事会制度可以为社会主体提供参与和监督的平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学都有理事会。我国大学理事会制度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其主要职责可以包括参与审议大学年度发展报告、对大学重大决策进行评估、帮助筹集大学发展资金以及考察学校领导人选等。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的作用。目前我国参与大学治理的社会组织有大学教育发展决策的咨询审议机构、民间自发成立的机构以及承担政府职能转变委托任务的执行机构等,但这些组织和机构参与程度还有待提高。因此,在今后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参与机制,在制度的框架内将社会组织与中介机构在大学治理中的具体作用确定下来,充分发挥其效能。
4.强化监督制约,规范大学治理行为
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主要特点在于治理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这势必导致过程的复杂性,涉及政府、市场、社会、大学内部行政人员、教师以及学生在内的所有主体以及与大学相关的全部事务。大学治理过程的复杂性,也导致我国大学一直都处于“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矛盾之中,无法逃离“简政放权—权力失控—权力集中”的循环。因此,必须强化对大学治理主体与治理行为的监督与制约,避免因多元主体间责任边界不明确,诱发相互推诿扯皮、争功避责的现象,以推进大学治理的规范化。第一,参与大学治理的各方主体应该在法定治理路线图、治理规划或者治理责任的制约下,明确治理目标以及各自权利和义务;第二,建立相对独立的纠纷仲裁制度,确保大学治理过程中的利益、目标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争议得到规范有效处理;第三,大学应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政府问责,通过质量评估、预算审查、独立审计等制度的建立,推进大学治理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不断提升大学自身的治理水平与能力。
5.推进信息公开,透明大学治理过程
对于政府来说,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的行政管理现代化就应该把政务公开作为重要的目标和显著标志之一[9]。对于大学来说,亦是如此,大学信息公开也应是大学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标志之一。大学的职能之一就是积极为社会服务,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特性上说是一种公共空间,因而公开透明的大学治理过程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同时,现代大学面向社会办学,治理过程中的教育经费投资、招生就业、大学专业设置以及教育公平等一系列问题,都不断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这其中,大学信息公开就成为社会关注大学并参与大学治理的重要实现手段。推动信息公开,一是整合大学相关机构信息,如教育与科研机构、管理与服务机构,让不同的机构网站之间实现网络信息整合;二是加强基础信息整合,提升大学信息互动和搜寻能力,强化信息共享能力,重点加强数据库建设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三要通过信息公开不断发挥社会力量在学校师德建设、服务提升以及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使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大学治理能力的提升。
四、结语
大学制度的质量是衡量和决定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性变量。我们需要对现行大学制度进行有效变迁,让大学治理能力在制度化环境中得到不断提升,最终实现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还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探索。大学今后的发展应审时度势,主动适应大学社会基础与利益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并始终坚持现代化过程中应参照的基本准则。并且,政府、大学以及社会要在制度的框架内各归其位、依法尽责,形成相对独立、彼此尊重的合作伙伴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才能保障现代大学的健 康持续发展。
摘要：大学制度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大学治理能力的整体水平,是衡量和决定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性变量。纵观国内外大学的发展历程,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高低既受到制度变迁的影响,又直接体现了每一个时期大学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来说,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的实质就是大学制度变迁的过程。因此,需要通过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来助推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实现路径可从整合主体权责、完善利益分配、鼓励社会参与、强化监督制约以及推动信息公开等方面展开。
大学现代化 篇9
2011年, 坐落于济南的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南大门的拆除, 可被视为中国当代大学建筑史上的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件。它似乎意味着: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在大学校园中的融合, 存在着某种问题, 受到了严峻挑战。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南大门始建于21年前, 其造型颇似山东大学校徽, 其超功能的符号化特征十分突出, 是中国大学校园中较早的后现代建筑。但是, 尽管其造型别致, 却与其整个校园的现代建筑极不协调, 从而饱受非议。重建以后的新校门以主次塔楼连接柱廊的形式, 形成张开双臂、海纳百川的“怀抱”姿态, 大门两侧的塔楼与校园内最高的标志性建筑形成巨大的“山”字形, 在突出文化内涵的同时较好地解决了与周围环境的统一, 因而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然而, 反对的呼声依然存在, 这其中既包含了一些离校校友的怀旧情绪, 也包含了一些在校师生对原有大门的精神认同。在这一事件中, 抛开那些与建筑无关的因素之外, 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课题, 那就是在以现代建筑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大学校园的建设中, 将如何吸收和采纳后现代元素?
一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 人们一般把建筑分为古典、现代、后现代三种类型。对于这一问题, 笔者曾经撰写并发表过《中国与西方建筑的古代、现代、后现代特征》一文, 从材料、形态、功能三个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分析[1]。
在我看来, 西方古代建筑在材料上以石料为主, 在形态上以纵向为主, 在功能上以体现人与神之间的宗教关系为主;中国古代建筑在材料上以木料为主, 在形态上以横向为主, 在功能上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宗法关系为主。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 随着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宗法文化的衰落, 以及钢筋混凝土建筑材料的出现, 使得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建筑纷纷抛弃了传统的石料和木料, 并不再追求宗教与宗法的意义内涵。当这些外在的制约消失之后, 建筑的唯一目的只剩下服务于人类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需要。这样一来, 如何最大限度地节省材料, 如何最为合理地分布空间, 如何最为充分地利用光线, 便成为东西方建筑共同努力的方向。于是, 便有了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现代建筑。然而, 尽管现代建筑有着最佳的节约目标和人性取向, 并能够借助钢筋混凝土的建筑材料而在纵向与横向两个纬度上尽情拓展, 但是, 这种在工具理性和经济效益引导下的趋同性发展, 不仅使东西方建筑渐渐失去其超越使用功能之外的文化内涵, 而且其民族性、地域性的美学特征也不可避免地消亡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现代建筑的反叛, 后现代建筑出现了。从材料上看, 后现代建筑不仅可以使用传统的石料与木料, 也不仅可以使用钢筋混凝土, 还可以使用钢铁、玻璃、塑料等任何可以造型的物质媒介;从形态上讲, 后现代建筑不仅可以在纵向与横向两个纬度上直线拓展, 而且可以创造任意的曲线与不规则造型, 不断向建筑力学发起挑战;从功能上讲, 后现代建筑既没有宗教与宗法的文化内容, 也不受理性与经济的限制, 而是在汲取古今中外所有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尽情地拓展着想象的空间, 实现着艺术的理想。后现代建筑这种超越功能取向的美学追求和标新立异的设计理念, 使其往往需要花费昂贵的代价。
总之, 如果说古代建筑有着宗教或伦理的内涵, 现代建筑有着经济与实用的倾向, 那么后现代建筑则有着艺术与美学的目的;如果说古代建筑是类型化的, 现代建筑是标准化的, 那么后现代建筑则是个性化的。
回到当代中国的现实中来:由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摆脱了宗教与宗法的限制, 因而不必取法于古代建筑;由于我们在经济基础上尚未达到极端富裕的程度, 因而又不可能大量建造后现代建筑;于是有着功能化取向和节约型目标的现代建筑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学校园建设的主要建筑类型。然而, 这也正是不少新的大学校园缺乏个性特征的内在原因。因为说到底, 大学建筑的基本功能是一样, 而实现这些功能的建筑科学路径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于是“千校一面”的局面就在所难免了。
仍以山东大学为例, 除承续齐鲁大学的趵突泉校区保留了一些古典建筑的遗迹之外, 其他在济南的五个校区以及在威海的分校均以现代建筑为主。尽管设计师们也作了这样那样的努力, 但这种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要材料、以方形或长方形为主要形式的火柴盒式的现代建筑, 虽然最大限度地节约了材料、完善了功能, 实现了其科学化、经济化、人性化的目标, 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建筑艺术的个性特征。
二
正是为了防止这种个性化的缺失, 一些大学的新校区建设在以现代建筑为主的同时, 又不得不加入一些古典建筑或后现代建筑元素。于是, 便有了山东大学济南中心校区那座被拆除了的造型诡异的大门。事实上, 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那座大门恰恰以其独一无二的造型而成为山东大学的标志。
其实, 这种在现代建筑群体之中加入了一些古典建筑和后现代建筑作为标志性点缀的做法不仅为山东大学所独有, 不少学校也纷纷效尤。例如,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有三个校门, 一个是古典的、一个是现代的、一个是后现代的。这种跨越时空的大胆设计确实富有个性, 但也同样破坏了整个建筑群体的和谐与完整。因为如上所述, 古代、现代、后现代建筑无论是在材料的使用、空间的布局, 还是在功能的追求上都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 把这些不同价值取向的建筑摆在一起, 就如同让一个长袍马褂的财主、一个西装革履的绅士和一个身穿超短裙的摩登女郎站在一起合影留念一样。
然而, 在这样一个渐趋多元化的时代里, 个性的诱惑总是巨大的。尽管类似失败的教训反复出现, 仍有不少大学的新校区在现代建筑
与古代建筑, 尤其是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的结合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或许, 从我国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转型的更为宏观的历史背景上看, 如何实现现代建筑与古代建筑, 尤其是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的结合, 正是历史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具体到大学校园的建设中, 这一课题的解答方式通常是这样的: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 人们不可能将一所大学全部建造具有超越功能取向的后现代建筑;由于对个性特征的追求, 人们又不甘心将一所大学的全部建筑统统建造经济实用而没有独特风格的现代建筑;于是, 校门、图书馆、体育馆等标志性建筑便常常成为人们进行后现代尝试的实践目标。还以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为例, 就在其拆除了那座后现代大门的同年, 却又建造了一座颇具后现代意味的体育馆, 很有一点儿“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的味道。然而“桑榆”也好, “东隅”也罢, 得来的和失去的都是后现代建筑, 因而也都有着与现代建筑相协调的问题。或许, 地处主楼背面的体育馆没有大门那么显眼, 但却在造型和材料上仍然与主楼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龃龉。
当然了, 这样的例子也不只山东大学所独有。例如:华南师范大学、重庆邮电大学、温州大学等新校区独具特色的大门,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深圳大学城别具一格的图书馆, 中国石油大学黄岛校区、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广州大学城不同凡响的体育场馆……
从单体建筑的角度上看, 这些校门、图书馆、体育馆的设计都可谓是别出心裁、匠心独运的, 并以其独一无二的造型而成为该校的标志性建筑;但是, 它们又都未能解决如何将后现代建筑与现代建筑统一协调的问题, 从而未能很好地融入学校整体的建筑群体。因为说到底, 这两种建筑不仅有时代的差别, 而且有形态的差别, 更有审美理想的差别。差别就会导致矛盾, 矛盾就会导致冲突。当然了, 从技术的角度上讲, 减少这种矛盾冲突的办法也还是有的。一种方法是在空间上尽可能地将作为地标的后现代建筑在校园中孤立起来, 使其不与诸多的现代建筑形成直接的对比;另一种方法是在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之间制造一些障景, 从而弱化它们之间的冲突。
然而这种技术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它的实施不仅是以足够的水陆空间为条件的, 也不仅是以过多的建筑材料为代价的, 更重要的是, 它仍
然无法使整个校园的建筑群浑然一体, 真正实现多样性统一美学目的。因此, 人们不禁要问:除了这些技术性的手段之外, 还有没有更好的观念途径?在当代中国大学的新校区建设中, 还有没有更多的经验样板?
三
其实, 除了这种将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并置而立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之外, 也还有一种“适度统一”的全新探索。在这一方面, 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和象山校区的建设似乎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
首先, 这两个新校区都在整个建筑的群体上追求一种“适度”的后现代。这里所谓的“度”, 是指后现代建筑远离现代建筑的程度。如果我们把一座建筑超功能取向的多少视为其后现代程度之高低的话, 那么这两个新校区都没有刻意挑战建筑的空间造型和力学难度, 因而每个单体建筑并不像许多典型的后现代建筑那样显得过分夸张。其次, 这两个新校区都不把后现代特征集中到少数标志性建筑上, 而是对整个校园进行统一设计, 使某些后现代特征在许多建筑中反复出现, 以形成整体性的后现代氛围。最后, 这两个新校区各有各的风格特征, 即通过对后现代元素的不同筛选而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比如, 在线条的选择上, 南山校区紧紧抓住后现代建筑注重弧线而非直线的特点, 将不同楼宇的立面或衔接处处理成弧线, 进而将不同的弧线交织出优美的图案, 给人以余音绕梁的灵动之感;象山校区则要在屋顶的起伏上大做文章, 对屋顶进行了统一的风格化处理, 给人以波涛起伏的遐想。在色彩的搭配上, 南山校区以灰、白的冷色为基调, 给人以清新、冷峻的整体效果;象山校区则以橙、黄的暖色为基调, 给人以温馨、怀旧的艺术气息。在材料的使用上, 除钢筋混凝土之外, 南山校区多选择硬度较高的钢板与玻璃, 现代色彩鲜明;象山校区则更偏爱硬度较小的木料和砖瓦, 乡土气息浓郁……。
由此可见, 中国美术学院的这两个新校区在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索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新途径, 即不再过分追求某个后现代建筑的超功能取向, 从而制造惊世骇俗的轰动效应;而是尝试将后现代建筑的某些元素吸收进来, 将其落实在整个建筑的群体之中, 以期实现某种风格化特征。或许, 这种新的探索较之众多校区将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二元对立”地做法更为和谐、更为自然, 但受制于不同高等学校办学性质、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不同条件, 也不应该将其视为中国高校新校区建设的唯一途径。
参考文献
中法现代大学教育对比 篇10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学制度,改革,发展
1、现代大学制度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处理好校内外的关系, 校外即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校内即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之间的关系, 形成现代大学法制体系与之相应的现代大学运行机制;促进现代大学理念的落实, 弘扬现代大学精神, 以保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以及引领社会发展的现代大学功能的实现。[1]
现代大学制度是围绕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一是大学组织的高度社会化后如何平衡好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二是面对大雪与社会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 大学如何解决好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其核心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 面向社会自主办学, 实行民主管理。[2]
对于现代大学制度而言由我们来评价身处其中的制度, 恐怕是一项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的实质性工作。经过不断地发展, 改革与完善, 现代大学制度正是在面对现实、克服困难之后, 指引大学走向应该走的路。大学是学习高等理论知识, 进行知识创新、传播, 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更是我们走向社会, 走向美好生活的摇篮。
2、中法大学的高等教育
2.1、中国高等教育
众所周知, 中国教育的弊端在应试教育。现阶段的问题是, 改革开放以来, 可以说应试教育不但没有得到纠正, 反而是愈演愈烈。应试教育会导致两个恶果:一是培养的学生高分低能, 缺乏实践精神和缺乏创造力;二是培养的学生根本不符合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标准。由于面对的是应试教育, 有许多优秀人才, 被培养、造就成了没有个性、没有思想、没有创造性的平庸之才, 就像工业生产线一样, 产出同一规格、同一型号、同一品质的物质产品。中国高等教育的表现, 首先是学校的升格。中专升大专, 专科升本科, 学院升大学, 成了普遍的潮流。学校升格的结果是, 中等专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没有了, 全社会都来培养大学生。造成高级技工、中级技工严重短缺。同时也导致大学教育质量低下。其次是大学的合并。结果是, 人为造成许多超级大学、巨型大学。简直像大学的宇宙飞船。大学绝对不像企业、公司那样, 越大越好。大学是教育人的地方, 不是企业那样通过行政层次、行政手段和经济利益机制进行管理。超级大学、巨型大学, 难于管理。内部关系复杂、矛盾复杂, 管理困难、管理混乱。必然造成教育水平低下, 教育质量严重缩水。第三是学校的盲目扩招。盲目扩招导致教育、学校的性质、目的改变。盲目扩招将导致大学毕业生“毕业易, 就业难”。会给社会造成相当大的压力。第四是搞教学基地建设、重点学科建设, 搞各种评比评估。评比和评估成了很多学校长期的中心工作, 教学工作就这样地被“边缘化”了!教育质量怎么能不下降?怎么能不滑坡?
2.2、法国高等教育
法国大学为了适应地方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已形成了国家与地方共建的特点, 教学设备主要的仍由国家提供, 但地方政府也给予极大支持, 学校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来获取一些教学设备, 如向欧盟申请资助。在法国大学的校内机构设置上, 一些大学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来组建各种不同类型和规模的教学和科研部门, 对于教学内容而言, 学校可以自行决定。因此, 法国大学管理体制具有灵活性。一些大学更加注重职业培训, 这种培训其职业能力与规范的“生产工程师”相吻合。
2.3、改革与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的各项事业转折的重要阶段, 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一个“加速发展, 拓展办学形式”的新阶段。这时提出要发挥现有高等学校尤其是老学校的潜力, 积极提倡大城市, 经济发展较快的中等城市和大企业举办高等专科学校和短期职业大学, 扩大招生规模。90年代至今, 中国高等教育进入结构优化期。
90年代以来, 法国人认为在当今国际社会的大潮中, 所有的挑战无一不是国家实力的体现, 因此, 法国开始逐渐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法国成立专门机构, 采用商业化策略扩大招收留学生, 实行留学生来源多样化政策, 学习的国际化等措施来改革高校, 而这些高校必须根据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 新的企业结构, 环境条件的变化和新技术的不断发展, 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 以展示法国高等教育的特色和创新。
当代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交流是互相学习对方的先进经验何文明成果, 促进国与国之间相互理解的有效途径。在目前所进行的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中, 我国要自觉掌握交流的目的, 意识到国际交流动机的多重性与复杂性, 了解现状和弊端, 把握交流的方式, 组织交流活动增强本国高等教育实力, 取长补短, 相互借鉴, 发挥积极效应, 去掉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现代大学制度论》方明, 谷成久主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12
[2]、《亚非拉十国》王留栓编著学林出版社2001.8
[3]、《国外高等教育调研报告》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4]、《高等教育国际化:跨世纪的大趋势》陈学飞主编2001.11
[5]、《外国高等教育史》黄福涛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
大学现代化 篇11
第一是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大学从发展方向来看，一定会走向大学自治。大学自治不是大学为所欲为，不是大学不受约束。政府可以通过评估、拨款等方式监督大学，但是大学和政府之间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那么大学向谁负责呢？在走向法治的时候，大学向法律负责，政府和法律可以给大学划定红线。大学踩越红线，要承担法律后果。最严重的，甚至可以被撤销和解散。我们现在对大学的管理，一定要把“底线”和“顶线”分开，政府的任务不是给大学划“顶线”，每天指挥你必须做什么，而是划“底线”，就是说，要告诉大学哪些是雷区，哪些事情不能做，这就要通过法律来实现。只要是法律不禁止的，大学都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
第二是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大学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大学和出资者的关系。最近日本和韩国所推行的大学法人化改革，政府仍然是出资人，但是现在出资渠道多元了。过去都是政府单方出资，故大学必须服从政府。现在出资渠道多元以后，大学所获得的资金应该认定为是法人财产，出资人的意志就不再决定大学的意志。美国的大学筹资也是多元的，特别是私立大学，那么多的企业和校友捐赠等社会资金进入大学后，就成为大学的财产，其支配使用由大学自主决定。出资人的意志不能主宰和决定大学的意志，出资人的某些符合大学精神的意志可以通过契约来实现。
大学现代化 篇12
《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的作者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1866—1959),享年93岁,生于美国的犹太移民家庭。著名的高等教育家、20世纪美国医学教育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17岁时就读于霍普金斯大学,后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学位,又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学和哲学。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主任及美国通识教育委员会秘书等职务,尤其是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任职内,他以构建“学者的乐园”为己任,广泛延揽世界一流科研人才,大力倡导学术研究和学术自由,积极鼓励对有用的“无用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同时积极推动行政改革,简化行政管理,迅速使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成为世界知名的研究中心。代表作有《美国的大学》《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以及调查报告“美国和加拿大的医科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是杜威实用主义盛行的时期,表现在教育就是功利主义的教育哲学观,因此“直接为社会服务”逐渐成为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的同时,大学推广工作泛滥、学术水平下降等问题也随之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弗莱克斯纳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现代大学观,并于1930年出版了此书。
2 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职能观
大学职能是大学本质的外在体现,是对作为大学生命力源泉的大学理念的直接表述。1852年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出版后,学界几乎形成了一种共识:教学、科研和服务是大学的三个基本职能。[1]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职能观是蕴含于从大学职能的角度对美国、英国、德国大学的批判性分析中的。批判的逻辑起点是“大学现在尚未触及的事和大学不应该涉足的事上”,由此进行深入的分析。
2.1 现代大学的最主要职能是客观的学术研究
书中提到:“研究不是通过雇用他人而是个人独自做出的静悄悄和艰苦的努力,这种旨在获得真理的努力,是目前人的思想在一切可利用的设备与资源帮助下能做的最艰难的事情。课题必须是严肃的和具有严肃的含义;目的必须是没有私利的;不管研究结果对财富、收入或物欲的影响有多大,研究者必须保持客观的态度……”[2]“现大学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物质世界的现象、社会世界的现象、美学世界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发现相关事物的关系……仅将知识堆积如山,大学并未充分履行它的职能。大学除了要尽力查明事实外,还要利用智力将事实拼串起来,要进行推理和思考……”[2]由此,作者认为现代大学的最主要职能是客观性的学术研究而非教学职能。如果客观性的学术研究是第一位的,那又该怎么放置教学这一职能的位置呢?研究是由人来完成的,人才的培养难道不也应该是第一位吗?大学教学中心地位的偏离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和资源等日益分散,导致大学教学受关注和重视程度下降,这是大学教学中心地位偏离的客观原因。因时空的区别所导致的对高等教育哲学的认同差异,是教学中心地位偏离的主观原因。
2.2 教学:理智和学术研究的升华
在教学方面,作者在本书主要指研究生层次的专业教育,他主张以学术或高深学位为基础建立专业,以保证大学教育的高水准,主张加强学术性课程,实现课程体系的统一性。但他仅把法学、医学等少量专业纳入大学教育的范畴,把新兴学科和技术课程排除在专业教育之外是值得商榷的。
书中提出“知识和理智可能是决定我们发展方向的因素。在增进知识、发挥理智的作用、创建和维护真正的优势方面,大学是或应该是所有机构中最为重要的。因此与美国的人口、战舰、飞机、大厦或生铁的年产量比起来,美国大学的地位和性质是反映美国文明的地位和前景的更公正的标志”。[2]由此,作者认为专业教育是理智和学术研究的升华。
2.3 批判大学的社会服务
作者激烈批判了美国的社会服务,它比英国和德国严重很多,尤其是对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指责。“大学的职能是增进知识和培养人才,社会服务的合同或责任如果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对大学是有害的,因而对社会也是有害的。”[2]“如果大学不分清是非,没有行事的准则,忙于各种各样的事务,在忙于社会服务这种狂热的氛围下,文化是不能繁荣的。”[2]此处,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笔者认为作者对大学的社会服务性批判是一针见血的,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完全抹杀大学的社会服务性。作者还阐释大学不应当承担职业性训练,其他以营利为目的的函授课程或推广课程都不该是大学所追求的,这些工作应该由其他机构承担的观点。笔者认为大学可以承担职业性训练的任务,但是由大学专门的独立机构或专门的大学如职业大学来承担;第二,作者虽然没有把文化的繁荣作为一个重要的职能提出来,却也为大学的文化引领职能的拓展埋下了伏笔。可见文化引领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品性,当下大学在文化方面的职能凸显,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大学职能的拓展,而是大学文化职能的时代溢出与应然回归。[3]
3 结论
“假如我们把现有的大学都击成碎片,我们再按照心中的理想重建大学,我们将建立什么样的机构呢……不管留下多少余地考虑民族传统或性格的不同,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点;阐释知识和观点;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2]也许这就是作者对大学职能最精辟的总结。弗莱克斯纳作为传统大学职能观的捍卫者站了出来,以他的《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捍卫了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传统职能。那么当今社会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或教学)哪一个是第一位呢?这种精英主义的人才观是不是不适合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呢?因此理清这三个大学职能的关系尤为重要。
大学的职能在约翰·亨利·纽曼、威廉·冯·洪堡、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等人的论争中从理论上获得了“单职能—双职能—三职能—多职能”的拓展,1810年德国的新人文主义代表人物洪堡首次提出了教研统一原则,开创了“讲座制”(chair system)、“习明纳”(seminar)等利于科研创新的教学方法的先河。但这一时期科研在很大程度上隶属于教学,为人才培养服务;1904年大学明确表达了把服务社会作为基本职能的办学理念;康乃尔大学根据任何人在任何学习中都能得到教育的办学理念,开设了从旅馆管理到数理逻辑的上万门课程。体现了在大学内部,通过提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并付诸运用的发展趋势。教学职能、学术研究职能、社会服务职能是一脉相承、相互融合、共同促进、相互提高的三维关系。[2]作为场域的现代大学,教学活动与科研活动不是对立、割裂的关系;作为活动主体的教师,也无法摆脱教学人员与科研人员的双重角色。
除了以大学的三个传统基本职能外,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高科技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的分化,大学理念在纷争中“被赋予”文化引领、文化传承与创新、社会批判改造、知识转化、终身教育、国际交往等职能拓展。
总之,大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日益突出,现代大学职能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
摘要：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职能观是蕴含于从大学职能的角度对美国、英国、德国大学的批判性分析中的,文章认为现代大学的最主要职能是客观性的学术研究而非教学职能,教学职能是理智和学术研究的升华,社会服务性职能是值得批判的。
关键词：大学职能观,学术研究,教学,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郄海霞.重新审视现代大学的职能[J].高教探索.2005(2):20.
[2]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3]段从宇,沈毅,李增华.文化引领:大学职能的时代溢出与应然回归[J].现代教育管理,2012(3):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