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与终身教育

现代大学与终身教育（精选12篇）

现代大学与终身教育 篇1

现代大学通常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看作大学的三大基本任务,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当今世界进入了新时期,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循环经济时代、低碳经济时代, 全球化、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成为各个国家发展中面临的主题。大学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终身教育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现出来。

1 终身教育的重要性

大学的基本目的是教育人、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优秀人才, 这是一流大学内涵中存在的一种永恒的价值诉求, 也是大学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的魅力所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灾难与教训表明, 没有公民精神支撑的科学发现与技术进步不可能造福社会。大学是处于人类精神制高点的社会机构, 有义务承担这个责任, 也有能力通过教育促进世界公民的形成。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一个人拥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后便可终生享用的观念逐渐过时, 现代社会人们面临多种挑战, 如老龄化、人际交往、职业、政治、宗教等, 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决定个人和社会命运的条件。法国人保罗.郎格朗, 终身教育的理论家、实践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计划科负责人, 于1965年12月, 在教科文组织“第三次促进成人教育国际委员会”上以终身教育为题作了学术报告, 这是在国际会议上讨论终身教育的开端, 朗格朗是最早提出终身教育概念的代表人物。由于教科文组织的积极倡导, 终身教育理论很快引起各国的重视, 不久成为一种国际教育思潮。

2 终身教育的涵义与实践

国际上把终身教育定义为:与生命共有, 外延扩展到社会各方面的连续性教育。终身教育不是一种实体的存在, 它是一种理念, 是引发一连串的关注和研究方向的理念, 是一种超越国界、意识形态、社会形态和种族等范畴的教育思想, 它具有综合、整体的育人功能。终身教育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它涉及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 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 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 涵盖各个年龄段、各种教育类型、各种学习场所、各种学习手段和方式。而且, 终身教育不是各种教育的简单叠加, 而要打破各类教育间的隔离状态, 协调好相互间的关系, 使之密切配合, 互相促进和发展, 以实现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提高人的全面素质的根本目的。它的多元化价值标准, 为学习者指出了一条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崭新之路。

终身教育具有终身性、全民性、广泛性、灵活性和实用性等特点, 终身教育理论确立以来, 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目前许多国家的政府把终身教育作为本国的教育改革的总目标, 努力把终身教育纳入规范化渠道, 并以终身教育的原则来改组、设计自己的国民教育体系, 试图建立一个从幼儿园到老年大学、从家庭教育到企业教育的全面实施终身教育的终身教育大系统。

不少国家通过立法, 从法律上确立终身教育理论为本国当今和今后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如法国国民议会在1971年制定并通过了一部比较完善的成人教育法《终身职业教育法》, 而且还在1984年通过了新的《职业继续教育法》对一些问题作了补充规定。韩国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把终身教育写进了宪法, 并开始实施终身教育政策。日本在1988年设立了终身学习局, 并于1990年颁布并实施《终身学习振兴整备法》。美国则在联邦教育局内专设了终身教育局, 并于1976年制定并颁布了《终身学习法》。联邦德国、瑞典、加拿大等许多国家也针对终身教育颁布了相应的法律。

虽然各国在终身教育这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总体来看, 终身教育在世界各国都还处于实践阶段, 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建立起完整的终身教育制度。

3 现代大学与终身教育

终身教育时代大学具有巨大价值, 大学的职能将变得更加丰富和综合。大学要立足社会并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必须主动地应答终身教育思潮所提出的现实诉求。这既是时代的呼唤, 也是大学自我发展的必然选择。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2010年7月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提出, “要以终身学习理念引领学校教育改革, 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努力做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年年互沟通、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有效衔接, 为努力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3.1 大学要向外部世界开放

向社区开放, 服务社会, 赢得尊重和良好声誉是现代大学立足的重要条件。向社会上所有有接受教育意愿的人提供可供选择的学习机会, 如, 开展闲暇教育、老年教育、城市农民工教育培训 (职业技能教育、文化教育) 等均是我国当前比较现实和紧迫的任务。大学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学内部包括设施在内的一切资源均应积极向社会开放, 目前大学校内资源尤其是设备、图书等的利用率比较低, 甚至存在着大量资源闲置的现象, 大学应积极应该以开放的思维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服务校内、校外的需求, 在这一方面, 日本高校的做法非常典型。日本学校将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向社区公众开放的做法, 被称为学校开放事业, 这已有几十年的历史。

3.2 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今天的大学以及赖以生存的环境等都已经发生了巨变, 多重的身份、多方的拷问、多方的竞争等更要求办学者高瞻远瞩, 引领学校的事业发展。具体而言, 在学校内部, 树立开放的教育观, 实现办学体制、人才培养模式、对外交流与合作、服务社会等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同时, 改变封闭的教育观念, 了解和学习世界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管理方法, 按照世界准则办大学, 培养出更多具有开放性和适应国际规则的人才。

3.3 实行教改, 灵活教学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速率惊人, 如果大学仍然地守护着陈旧的内容, 不能把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以及有社会需求的学科专业纳入教育内容, 必然会使大学失去吸引力和社会的信任。由于教育的目标定位和理论研究较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造成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 学生所学知识脱离社会实践, 从而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不强;普通高校下的成人教育模式, 在培养规格、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对普通高等教育进行模仿或者照搬照抄, 忽视了成人学生自身的需求和基本素质的提高, 与成人学生接受成人教育的原本目标和期望存在一定的落差;进行学科、专业的调整, 教学计划的及时修订, 教材的不断更新是知识经济社会和终身教育思潮对大学教育内容的新要求。

3.4 充分发挥网络资源作用

传统大学活动方式比较单一而固定, 随着大学职能的日益丰富和充实, 社会需求的日趋多样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以校园为特征的固定集成教育方式将逐步减少, 虚拟教学方式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它能将课堂有效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网上大学突破了传统大学在资源、距离、时间和规模上的限制, 大大冲击了人们对“大学”的传统认识, 也对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4 结语

尽管我国终身教育发展已小具规模, 但在总体上还缺乏广度和深度, 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发展目标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 还没有形成适应终身教育社会化发展要求的立体构架。大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 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形势赋予了大学新的使命, 如何在新形势下弘扬大学精神、大力发展终身教育, 使之能更好的为国家、社会和人民服务, 这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现代大学与终身教育 篇2

要求

说明：本课程考核形式为撰写课程论文，完成后请保存为WORD格式的文档，登陆学习的平台提交，并检查和确认提交成功。

一． 论文撰写要求

1.结构安排合理，思路清晰，论据充分，文字表达流畅。

2.理论工具应与所选题目相一致，能够运用适当理论进行阐述和论证。

3.主次分明，字体小四，宋体，行间距1.5

二． 参考题目

1.你认为如何科学合理地使用人才，以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的看法

2.某企业刚刚完成ISO9000质量体系课程培训，培训主管需要对培训内容和结构、培训师水平、培训的实际效用、培训教材质量等问题进行综合评价,请

你设计一份培训效果评估的调查问卷，并对调查问卷的设计理由做出必要的说明

3.运用所学的知识对附近的一家公司进行培训需求调查,并做培训需求分析,撰写需求分析报告并提出相应的培训计划。

4、某公司将为新员工开展入职教育，请根据新员工的特点，运用新员工培训的理念和方法设计一个为期三天的培训课程。

5、请你联系附近一家企业，调查该企业培训与开发体系的构建情况，并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你的改进建议。

6、举办短期培训班是培训员工的常用方法，你认为这种方法对培训骨干员工有何优点，又有何不足？

7、由于骨干员工具有较高层次的特点，培训需求多样化，在进行培训时，如何解决其需求多样化的问题？

8、基于胜任力的培训与开发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请你谈谈基于胜任力的培训与开发的方法、特点，并简要做出评述。

9、如何减少各种各样的培训风险，联系实际，谈谈预防风险的有效措施。

现代大学与终身教育 篇3

关键词：计算机教育；大学生；能力素质培养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计算机成为了当代社会当中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重要工具，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职能。计算机的普及使得计算机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下到小学教育、上到高等教育，当代学生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接受不同程度的计算机技术教育。计算机是当代学生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所必须的工具，也是培养学生各种能力素质的重要途径。如何在计算机教育中发挥培养大学生能力素质的作用，成为了现阶段高等院校院校计算机专业教师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1 磨练大学生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

现代社会的大学生大多是90后，心浮气躁的特点尤为明显，他们渴望成功，但是又不愿意付出艰辛，遇到挫折容易放弃，很难获得真正的成功，这些都是意志不坚强的表现。高校对学生开展计算机教育，对于锻炼学生的意志，培养坚韧不拔的性格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相对其他理论性的学科，计算机课程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专业性，对于学生来说学习难度较大，很多知识都难以理解，必须经过长期钻研探索才能熟练掌握。比如在计算机课程教学当中，教师让学生利用学过的知识编写一个相对复杂的计算机程序，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需要学生经过反复推敲，保证程序能够顺利运行，在上机调试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语法错误，需要学生采取跟踪调试、设置断点等方法逐一解决问题。这样的学习过程对于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锻炼，既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又锻炼了坚韧不拔的意志，符合现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要求。

2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在计算机课程当中，教师在对学生开展计算机教育时通过引导学生积极探索多样化的解题方法，有助于开阔学生的思维，培养创新能力。计算机课程教学不同于其他课程，不是通过简单的知识性灌输就能够让学生掌握相应的技能。学习计算机课程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尤其是在学习计算机程序开发设计时，需要学生打破常规的思维模式，用抽象化的语言描述具体的事物特征，非常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欲望，进而使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提升。

3 培养大学生的实践探究能力

计算机课程当中有很多内容都是需要学生通过实践操作才能掌握的。目前大部分院校都配有专门的计算机教室供学生进行操作训练，很多教师也将计算机教学放到电子教室来进行，将理论教学与上机实践进行充分的结合，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实践探究能力。如教师在讲解计算机基础操作知识时，要在讲解的同时为学生提供演示示范，说明操作过程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问题。然后再组织学生进行实际操作，使其在自主实践中掌握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方法和步骤，最大限度地减少误操作，提高计算机实践水平。

4 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

计算机教育在大学生能力素质培养中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计算机课程内容复杂繁琐，有限的课堂时间不足以使学生掌握复杂的专业知识，为了提高计算机专业技能，学生必须在课下进行巩固学习和实践操作，为学生提高自学能力提供了机会。计算机教师可在有限的课堂教学当中为学生点拨要点，解析难点，其他简单的知识就可以让学生在课下通过阅读教材、在网上查阅资料、实践操作等途径来了解和掌握。如在教授《Visual Fox Pro程序设计》的编写菜单这一节内容时，教师可以只详细介绍三种菜单设计的命令格式，再对菜单设计中调用子程序的过程以及界面设计方式给予适当的提示，然后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对知识的理解进行菜单程序的设计编写，并自主设计显示效果。最后教师对学生自主设计的成果进行评价，对于不合理的地方及时指出并帮助学生加以改进，这样更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同时也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5 培养大学生的科研能力

计算机是一门技术含量较高的课程，计算机教育是建立在一个较高的科研基础上的，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高素质的计算机科研人才。目前，部分高校已经将计算机专业教学与相关的项目研发进行结合，组织学生参加各类计算机技能大赛，或者参与学校的科研项目，对于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适当奖励，从而帮助学生树立科研意识。另外，其他专业的学生在开展科研项目的过程中也需要通过计算机查阅资料，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必要的数据分析等，进而提高科研效率，这都有助于发挥计算机教育在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方面的作用。

6 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信息素养

信息时代的到来对现代大学生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良好的信息素养成为了当代大学生的必备素质之一。在高校当中开设计算机课程教育，对于培养大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分析能力等都具有促进作用。计算机课程当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文献检索，计算机专业教师通过帮助学生了解常用的检索工具、参考方法、检索技巧，能够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当前的实际和各专业发展情况，进而明确自身的发展目标；引导学生将文献检索课程与专业实际进行结合，锻炼大学生的信息搜集、整理以及分析研究能力，从而养成良好的信息素养。

在高等教育当中开设计算机课程是当代社会发展与现代化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计算机教育在大学生能力素质培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类计算机课程内容的学习能够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意志品质，锻炼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自学能力以及科研能力，同时还能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信息素养，成长为满足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马海凤，陈琦.浅谈计算机教育与现代大学生能力素质培养研究[J].价值工程，2014（01）.

[2]朱世松，耿夫利，王韬.计算机教育与现代大学生能力素质培养研究[J].科技信息，2010.

大学教育质量与现代大学建设 篇4

一、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识

教育质量问题既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也是现代大学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为此, 我们必须进一步加深对于教育质量的认识。

1. 关于教育质量观。

“德智体全面发展”是我们对教育质量的最权威的认识。但是, “德智体”的内涵是什么?尤其是“德”和“智”的内涵是什么?在不同时期, 人们的认识有所侧重。譬如对于“智”, 多年以来, 一般认为主要是知识和能力两个方面。但如今,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则特别强调创新精神和创造力。而对于“德”, 不仅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有着根本的不同, 而且在同一个价值体系中也是有所差异的。因此, 在对于教育质量的认识与思考中, 笔者认为当前尤其要重视教育质量标准的研究。

2. 现代大学教育质量标准应该包括专业标准和人文标准两个方面。

既然我们认为大学标准应该包括专业标准和人文标准, 那么现代大学教育质量标准就也应该包括专业标准和人文标准两个方面。其中, 专业标准应该包括知识、能力、创造力、适应性等几个方面, 要使我们的学生达到专业上的“通”。人文标准应该包括道德、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 要使我们的学生达到人文上的“通”。

这里, 所谓教育质量的专业标准和人文标准, 其核心是强调在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中要突出为人、为学两个方面。既要传授专业知识, 培养专业能力与技能, 又必须有道德的教育;既要教会学生做事, 又要教会学生做人, 尤其不要偏废学生为人、做人的教育和养成。

3. 对于不同的培养对象和不同培养目标, 其教育质量标准是不一样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在高等教育界有一句名言, 即“两个一百分”。它是对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而言的, 其含义是只要在各自的层次上办学水平高、教育质量好就都可以得满分的评价。它的前提是“两张考卷”、两个要求。其目的是鼓励各类不同大学、学院办出自己的特色和水平。现在不仅是本科和高职高专两个层次, 而且在本科中又分出了所谓的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 并且还有研究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之分。但是, 不管这种分类科学与否, 由于培养对象和培养目标存在差异以及办学定位的不同, 我们应该在坚持专业、人文两个标准的前提下, 教育质量标准也应该有所区别与不同。

二、高等教育质量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虽已步入大众化阶段, 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但还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 特别是高等教育质量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1. 前进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 科学发展观是针对“不惜代价的高速发展”的发展模式而言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前进中所面临的八个方面的困难与问题, 都是与科学发展观不相符的, 是要高度重视和继续认真加以解决的。其中第一个就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第五个是“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不惜代价的高速发展”属于第一次现代化初期的特征。“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实际上是“不惜代价的高速发展”在资源环境上的反映。“不惜代价的高速发展”反映在思想道德建设上的问题似乎不容易被人们注意到, 其实更加令人担忧。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只热衷于赚钱, 甚至认为钱比思想、比灵魂、比道德更加重要, 如果“赚钱光荣”成为人们唯一的目标与信条, 如果为了赚钱、为了GDP就可以不顾一切, 那就会使我们的美好家园不复存在, 会使我们的后代丧失道德方向和扭曲价值取向, 其后果不堪设想。“不惜代价的高速发展”的发展模式以及“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的问题反映在大学, 就是过分或一味追求专业标准, 而忽视了人文标准。

2. 忽视人文标准的主要表现与结果。忽视人文标准的结果是:专业标准既没上去, 思想道德建设也急需加强。

第一, 专业标准没上去。2005年我国高校工科专业毕业生多达533万人, 我国工程教育培养规模居世界前列。但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IMD) 发布的2007年《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的统计显示, 我国工程教育为市场提供合格工程师的能力却很弱。对此,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云鹤院士发出“我国工程教育能力缘何世界垫底”的呼声[1]。由此联想到70年前的西南联大, 这样一所转战于穷山恶水之间的战时大学, 孕育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7位“两弹一星”元勋、171位两院院士;也使人不禁想起钱学森先生最大的遗憾, 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培养大师的制度。如果后者反映的是拔尖人才的培养问题, 那么潘云鹤院士的呼声就是对大众化阶段大学教育质量问题的呐喊。

第二, “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这更多地反映的是人文标准的问题, 也许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涉及价值观与价值取向, 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所体现的大学的缺失, 尤其表现在道德和价值观以及泛行政化倾向上。其突出表现诸如:一部分教师与学生的学术浮躁、作弊抄袭, 对财富与权力的向往与追逐等等。

三、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在专业标准和人文标准两个方面下功夫

建设现代大学首先要保证和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必须在专业标准和人文标准两个方面下功夫, 尤其是要解决对于人文标准的忽视。

1. 要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与塑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2]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思想道德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也是我们党对新形势下思想道德建设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建设现代新大学, 就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与塑造。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西方价值观念涌入中国, 对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由此引起的价值观念冲突问题已成为重大的理论课题和实际问题。我们的大学生也“越来越现实”了, 其价值目标理想主义的价值观正在削弱。同时, 其自我意识、进取精神、成就欲望和自我责任感也在明显增长。

要真正做到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与塑造, 首先要从思想认识上重视起来, 要大讲, 要宣传, 要理直气壮地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价值取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要要求管理部门和院系实实在在地去做。其次, 要重点解决好加强师生道德价值观建设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两个问题。

2. 要加强师生道德价值观建设。

坚持教育质量的人文标准必须从塑造正确的道德观开始。目前, 我们的道德建设正处在一种尴尬境界:一方面我们要在“保持东方文化集体行为模式的同时, 扩展公民的内心独立和自由”[3];另一方面人们, 包括我们的学生, 在开始正视并积极追求其个人的价值、尊严和利益的同时, 价值目标由理想向现实转变, 明显带有功利化色彩, 以致一些人在涉及“大我”, 即国家、民族时就失去自我, 而在涉及“小我”, 即自己、个人时却只剩下自我。

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互动的。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就要实行公民教育, 作为公民的“底气”的人文教育与公民教育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这里, 德、德性、公德、德育就成为了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基本内容。

又好又快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 也是我们的国家又好又快地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应该恪守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底线;作为一所现代大学, 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要做文明的合格公民;作为一名大学生, 起码应该做到诚实守信不作弊, 尊敬师长有礼貌, 要成为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模范, 以引领社会风尚。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基本内容之一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即“八荣八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底线, 是人人应该做到的, 是应该教育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必须努力做到的。

3.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要加强师生道德价值观建设, 坚持教育质量的人文标准。当前, 高等学校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转化为全体师生员工的自觉追求。

首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包括信仰、理想、精神文化、道德的体现层次性和递进性的完整体系, 既要从“普适道德”做起, 又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师生头脑。所以,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也要体现层次递进的特点, 在守住道德底线的基础上, 突出强调高层次导向。既要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个人的价值、尊严和利益, 又要注意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 要把信仰教育作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核心, 倡导有理想、有追求、有信仰的价值判断, 教育我们的学生爱国家、爱人民、爱中华民族, 实现在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真诚的服务中创造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其次, 要融入立德育人全过程。一是不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纳入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材, 而且要纳入整个人才培养计划和全部课程体系中;二是不仅要渗透到从理论到实践、从基础 (公共基础和专业基础) 到专业的各门课程的教书育人中, 而且要成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重要的、不可忽略的任务和内容;三是不仅要融入学校教育的全过程, 而且是社会各个方面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 要人人积极参与。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专职队伍、基本力量, 理论水平高、知识系统, 应该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此外, 各个专业、各门课程的专职教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最广大的重要力量, 他们与大学生接触最多, 对大学生有潜移默化的教育, 从某种意义来说更具影响力。人人参与还包括大学的各类管理、服务人员, 不仅他们的信仰、理想、精神文化、道德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而且他们也应该担负起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责任, 特别是学生工作队伍。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员, 北京100192)

参考文献

[1]任荃.潘云鹤院士:我国工程教育能力缘何世界垫底[N].文汇报, 2007-09-28.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2007-10-25.

现代大学与终身教育 篇5

考试科目:《 WTO与中国》

一、大作业题目（内容）：

应对国际反倾销的挑战

前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深，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在入世后迅猛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有着自身的经济优势和良好的竞争力。但是，贸易摩擦却逐渐增多。其中，以反倾销案件最为突出。20多年来，外国队华反倾销已经使我国损失了巨额外汇收益，丢掉了宝贵的海外市场，大量企业因而陷入困境。面对如此繁多的反倾销的贸易摩擦，我国该如何应对。

中国如何应对反倾销

反倾销：世界性“困局”

按照目前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倾销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会对进口国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因此，反倾销本身是无可厚非。但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滥用反倾销，即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为了规范世界各国的反倾销行为，避免反倾销的滥用，WTO制定有较为严密的《反倾销协定》，被称为“世界反倾销法领域的一场革命”。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许多技术性问题，导致滥用反倾销的现象经常发生。根据WTO的统计，1995-2003年，WTO成员的反倾销立案累计达2416起。过去，实施反倾销的国家基本上是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但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占WTO全部成员立案总数的60%以上。其中，印度反倾销立案总数为379起，居世界第1位，比世界第2位的美国多52起，比第3位的欧盟多105起。此外，阿根廷和南非的反倾销立案次数分别为180起和162起，居世界第4和第5位。从世界反倾销的对象来说，中国居第一位，为356起；其他遭受国外反倾销最多的经济体依次分别为：韩国（182起）、美国（135起）等。

在WTO成员采取的上述反倾销行动中，有相当多的案例属于反倾销的滥用，从而引发严重的国际经济摩擦。根据WTO的统计，截至2003年7月中旬，在WTO受理的313起争端中，反倾销领域的争端名列前茅，数量高达41起，占全部争端的13%。随着世界反倾销行动的日益频繁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各国便陷入了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都在积极使用反倾销，而另一方面又均深受反倾销之害。中国：深受其害

在世界反倾销行动中，中国首当其冲，成为最主要的反倾销对象。根据WTO的统计，1995-2003年，中国遭受其他WTO成员反倾销立案次数为356起，占WTO成员反倾销总量的14.7%，其中2003年竟然高达21.4%；遭受最终反倾销措施254起，占WTO成员反倾销总量的16.8%，其中1997年竟然高达26.6%。而同期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则非常低，2003年也只有6.0%。这表明中国出口受到国外反倾销损害的频率大大高于一般国家，与其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非常不相称。

从发展态势上看，过去中国出口遭遇的反倾销摩擦很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外对中国采取的反倾销行动次数持续增加，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上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立案6.5起，1990年代前半期（1991-1995年）平均每年立案上升到31.8起，1990年代后半期（1996-2000年）平均每年立案数进一步上升到37.6起。进入21世纪以后，国外对华反倾销更加频繁，2001-2003年立案数分别高达55起、51起和47期。

再从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主体来看，也呈现不断蔓延之势。过去中国遭受的反倾销主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却成为对华反倾销的主体。根据WTO统计，1995-2003年，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立案数量为226起，占中国所受反倾销立案总量的63.5%。其中，印度居第1位，占中国遭受国外反倾销总量的19.4%，明显高于居第2、3位的美国（14.3%）和欧盟（12.1%）。其他对中国实施反倾销较多的国家还有分别居第4-6位的阿根廷（10.7%）、土耳其（6.2%）和南非（5.1%）等国。

国外如此严重的反倾销给中国出口和整个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1992-2001年，反倾销涉及中国出口53亿美元。其中2001年涉及出口12.5亿美元，占当年中国一般贸易出口的1%。2002年涉及的金额有所下降，但2003年又增加到18.75亿美元，占当年中国一般贸易出口的比重超过了1%。综合考虑反倾销的延续效应等各种因素，反倾销已危及中国一般贸易出口的5%—10%。

中国缘何深陷反倾销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反倾销的“重灾区”，原因非常复杂。首先，中国在反倾销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招致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泛滥。由于目前许多国家在实施反倾销时不给予中国企业市场经济的待遇，在确定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时，往往拒绝采用WTO规则所规定的较为科学合理的方法，而是采用所谓“第三国的替代价格”，即以与中国产品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三国的价格作为判定标准。“替代国制度”大大增强了国外对华反倾销的随意性和武断性。尤其是进口国政府经常选择有利于判定中国产品倾销的第三国市场价格，这种先入为主的做法是极其不公平和不科学的，往往导致反倾销的滥用。例如，1988年欧盟曾经选择人力成本比中国高20倍的新加坡作为替代国，中国彩电企业必然会被裁定为倾销。

固然，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歧视性做法是中国深陷反倾销“重围”的主要原因，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长期以来，中国许多产品的出口秩序非常混乱，往往是某一企业开辟了某一国际市场，众多企业便竞相进入，恶性竞争，低价倾销时有发生。例如，前几年在国内售价100元左右的书包，出口到东欧市场后，由于恶性竞争，售价只有20元左右，属于明显的倾销行为。又如，同样是国内企业恶性竞争的原因，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21英寸彩电价格在短短的3年内就从199美元锐降至69美元。

此外，国内企业和政府部门不积极应诉也是中国频遭国外反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到目前为止中国始终没有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致使他国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华反倾销。

应对反倾销需要标本兼治

面对日益频繁的国外反倾销，国内企业、行业协会和有关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分工和协作，建立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三位一体”的反倾销应对机制。根据国际经验，政府有关部门作为宏观管理者，应该在如下方面强化职能：一是在企业和行业协会的配合下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尽量避免国外反倾销；二是加强在具体反倾销应诉过程中的协调和服务工作；三是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国外不合理的反倾销行为。对于企业来说，首先要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实行符合国际规范的财务制度，同时要避免倾销出口；而一旦遭遇国外反倾销立案，应该转变观念，积极应诉。行业协会作为本部门所有企业的合作组织，在预防和应诉国外反倾销中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协调出口价格，避免倾销出口；二是建立反倾销预警系统，监控国外反倾销动态；三是代表或协助本部门企业对外应诉。国内各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上述作用，首先需要按照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的要求对自身体制进行改革，真正成为能提供各种有效服务的行业合作组织。

应该说，上述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三位一体”的应对机制对于预防和化解国外反倾销可以起到很积极的作用。但是，要从根本上遏制国外对华反倾销的蔓延势头，必须解决中国在反倾销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这一方面需要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在避免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理顺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实现生产要素及其价格市场化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另一方面，需要我们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谈判，早日取得他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

二、大作业具体要求：

1、2000字以上。

2、不能相互抄袭。

3、可以结合具体的事例分析。

简述现代大学生理想教育 篇6

[关键词]大学生 理想信念 高校

理想信念是人的心灵世界的核心，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高等学校教育是青年人格与信仰形成的关键时期，对大学生崇高理想信念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当代高等学校肩负着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培育新时期国家建设人才的重任，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应该立足于时代与国家发展的要求，在注重对大学生知识教育，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专业人才的同时，将对大学生专业知识的塑造与对大学生健康人格塑造以及理想信念的形成作为统一的过程，实现大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这是我国高等学校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

一、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

理想信念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对当代大学生来说，如果没有了理想信念，就像航船没有了方向，容易迷失目标。科学的理念信念是基于人本身对于人生价值和真善美的追求，并在践行此理想信念实现过程中，形成的理想信念以及对实践的科学认识。因此，信念本质上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理想见解，并身体力行的状态。崇高的理想可以铸就坚定的信念，信念则是人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某种理想坚定不移和践行的状态，信念的形成是主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过程。革命烈士夏明翰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坚定的誓言充分体现了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执着追求。

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为社会培养人才。大学生是我国现代化事业建设的重要人才支持，高等学校是人才培养的基地，通过知识的传递，为大学生建构全面的知识结构，将其培养成社会所需的合格人才。在这样的社会中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早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曾提道，“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而今大学生正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只有他们强了，才会赢得未来和希望，才会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立足之地。树立崇高理想，坚持践行崇高理想，对当代大学生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践行崇高价值的同时，实现自我人格的完善，将价值实现与人格完善相结合，是当代大学生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的重要内容。

二、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现状

这种对于新思潮的敏感性，使得当代大学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独特的感受力与见解，他们对于知识与成才的渴望使得他们积极地投入到新知识的学习中，從而对知识作为社会推动力的作用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

此外，他们突破传统知识的限制，更加注重社会实践在成才中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事业这项伟大的建设工程中去。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人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日趋活跃。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一些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依然强烈地冲击着高等学校教育教学观念，导致部分大学生缺乏主动建构崇高理想信念的积极性和积极践行理想信念的意识，从而出现了理想失落、信仰危机、精神支柱倒坍、不能够坚守思想道德信念、在困难面前故步自封、经不起实践的考验等现象。校园里常见的现象包括：大学生精神萎靡不振、沉迷游戏、高消费、旷课缺课、考试作弊、恶意欠款、轻生、甚至违法犯罪等。当代大学生在理想信念方面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不良问题，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1.腐朽思想的侵蚀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封建残余思想在相当长的时间依然存在着，一些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会死灰复燃，对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会产生消极误导作用，极其容易腐蚀尚未形成坚定理想信念的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构成冲击。

2.市场经济的影响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体制的建立，提升了我国市场资源的活力，但在市场经济下大学生价值表现产生了许多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化，人的生活方式也从单一的方式向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人的生活方式不再局限在同一的模式下;四是大学生就业方式从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向着多元化的市场模式转型，市场成为调节大学生就业的主要方式。如今的大学生不仅仅只生活在象牙塔里，更受到现在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影响，经济多元化的观念冲击着大学生传统的价值体系，价值取向也逐渐多元化，因此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

3.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造成心理落差

有人说，理想就是还没有实现的现实，而现实则是实现了的理想。今天的现实是昨天理想的实现，而今天的理想则是还未到来的明天的现实。

有时候，大学生会被现实打败，会尝到痛苦、辛酸的滋味，于是，他们也越来越不坚定自己的理想，害怕再去碰触它，即使连谈及它的勇气都没有。但当过了多少年之后，又会遗憾自己在青春的花样年纪之时，没有鼓起勇气去追逐自己的理想。虽然人们常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4.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政策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网络成为大学生普遍接触的工具，是大学生获取信息、相互交流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为西方敌对势力提供了猖獗活动的平台。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西方在输入文化的同时，通过价值输出等多种形式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形成，这对我们高校的理想信念教育产生了威胁。

如果要从学术上来说的话，理想是具有“超前性”的，它不属于这个阶段，因为现在的我们没有能力去完成超前的事。大学生们只能凭自己的能力做好眼前的事，为实现理想打基础。也就是说，理想与现实是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我们不能强迫自己去做一些无法完成的事。在实现不了理想，所以就不去奋斗，那么我想说，这样你永远无法实现你心中的那个美梦。孟子说过：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胫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以性，增益其所不能”。所以当大学生在追寻理想的路途中遇到的那些些困难，其实是上天再赐予他们礼物，因为这样，大学生们才可以逐渐地成长并且强大。

现代大学与终身教育 篇7

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信息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 谁拥有大量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谁就拥有持续创新能力, 谁就具备发展知识经济的巨大能力和潜力。新的历史时期要求高等学校为之培养它所需的大量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因此, 高等教育要转变教育思想, 更新教育观念,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加强对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素质教育是一种以全面提高、培养、完善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以及审美素质为目标, 以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 以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为根本宗旨的教育模式[1], 它特别强调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现代教育技术就是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技术手段, 通过对教与学的过程和教与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 优化教育教学过程, 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果、效益与效率的目标。现代教育技术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中有以下三方面的优势。一是多样化的网络资源为大学生创新思维提供广阔的空间;开放的资源, 开放的学习氛围, 开放的教学理念, 增强了学生的创新意识。二是交互式的网络教育, 无论是群体化的合作还是个性化的自主学习都培养了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合作和创新情感。三是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创造和展示各种趋于现实的学习情境, 使学生感到形象、直观、易于接受和理解, 弥补某些实验教学的不足, 激发了大学生的思维能力与探索能力。本文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 探讨现代教育技术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应用。

2. 现代教育技术促进了学习形式的多样化和自主性

现代教育技术有助于创设学习情境, 激发每个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将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应用于实验教学过程, 可为学生提供学习与实验所需要的各种资源, 并且各高校的实验资源也可以共享, 突破了有围墙的学校教育模式, 使学生摆脱了学校课堂的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还缓解了实验教学压力, 节约了实验教学经费。为学生的参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方便逼真的实验环境, 为学生提供了发现知识、探究知识和表达观点的有力工具。利用图形化交互界面技术, 营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环境。利用计算机技术模拟实验环境, 可设计许多仿真实验, 使代价很大的实验可以容易做, 使得不可重复的实验可以重复做。通过输入不同的参数, 观察不同的实验结果, 进行分析比较, 领悟科学真谛。这些网络的独特功能能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地探索实验规律及方法。实践是创新的基础, 应该彻底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下实践教学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 为学生构筑一个合理的实践能力体系, 并从整体上策划每个实践教学环节, 应尽可能为学生提供综合性、设计性、创造性比较强的实践环境, 让每个大学生在4年中能经过多个实践环节的培养和训练, 这不仅能培养学生扎实的基本技能、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而且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大有好处。

3. 用现代教育技术实现合作学习

现代教育技术既可以提供个别化自主学习环境又能够形成相互协作教学、学习环境。合作学习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在一起互促学习以提高学习成效的教学形式。合作学习能够发展学生的自信心, 尤其可以使学业上失败的学生在同伴帮助的过程中经历成功的体验, 重塑自尊;合作学习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发展学生的主体意识, 合作学习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孤立, 形成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合作学习是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必然要求,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提供的各种网络环境可以有效地开展合作学习, 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从而完成自主学习, 多媒体教学系统还可以使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跨越时空限制进行互相交流, 实现自由讨论式协同学习。这显然是传统教学模式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4. 现代教育技术拓宽了传统实验的内容, 激发了实验教学的活力

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可以使微型实验宏观化、静态现象动态化、抽象知识形象化、复杂工艺简洁化、昂贵实验仿真化, 给传统实验教学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通过现代教育技术媒体建立丰富生动的实验过程, 虚拟地建立起与真实情况相近的实验现象, 并集幻灯、动画、录像、电影、声音于一体, 对一些不易观察、抽象的实验, 危险、有毒的实验进行模拟, 如:原子核裂变、放射性衰变、示波器粒子的轨迹、化学反应过程、有机物结构的分析等。通过教育技术媒体建立丰富生动的实验过程, 帮助学生了解实验方法及步骤, 使学生感到形象、直观、易于接受和理解, 弥补某些实验教学的不足。学生可以不受时间、空间、微观、宏观的限制,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有选择性地学习, 大大缩短了学习时间, 提高学习效益, 这是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现代教育技术对突出实验教学的重点, 突破难点的确有独特的优势。

5. 结束语

高校承担着把学生培养成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的任务, 而创新素质的培养以实践为基础, 实验教学是树立学生实践观念, 培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启迪学生创新思维,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功能和优势, 开拓传统实验的内容, 增添许多传统方法所不能实现的实验, 在常规的实验教学时间内, 增大实验教学信息的传播量, 优化教学结构, 改善育人环境。只有加强教育技术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才能促进实验教学的最优化, 这是实验教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实践证明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学具有的形象性、多样性、新颖性、趣味性、直观性、丰富性等特点, 能充分调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使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 使每个学生得到充分发展, 使学生成为整个教学过程的中心, 成为教育活动的主体。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优势培养了大学生掌握信息, 获取、分析、处理、交流应用信息的能力, 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产、技术等方面实际问题的能力, 促进了素质教育的发展。因此, 要搞好大学生素质教育, 就应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 充分重视研究现代教育技术。

摘要：素质教育是当前高等学校教育改革的重点, 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由于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文章重点探讨现代教育技术在实践、实验方面的应用, 培养学生扎实的基本技能、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键词：现代教育技术,素质教育,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于静.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国电力教育, 2012 (2) , 129-129.

[2]陈曦明.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推进素质教育.中国科技信息, 2012 (2) , 125-125.

[3]黎小华.用现代教育技术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科技咨询导报, 2007 (2) , 244-244.

[4]于长伟.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08 (11) , 305-305.

现代大学与终身教育 篇8

一、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大学文化特点

大学文化对于普通高校而言, 是指一所大学在长期活动中, 通过自身积淀和对社会文化反复选择、吸收并融入大学意志, 形成具有大学个性的文化结构, 且以观念形态呈现的文化现象[1] 。也就是说, 大学文化是大学作为社会创新型组织的本质属性, 是人类进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是大学人特有的活动和存在方式, 是高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积淀、创新品格和价值取向, 既包含和反映着历届师生对大学本身的总体认知、理想追求和时间探索, 又是凝聚师生的精神纽带。

那么, 对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大学文化, 笔者以为它是以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交互构造的虚拟大学文化。也就是说, 在校园网站与网页上用现代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手段, 营造真实校园的氛围, 运用网上课堂开展各种形式的科技开发、学术研究、教学研究和一些有益的人文活动, 使虚拟的学术空间蕴含着学校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网络文化等内涵。从目前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运作情况看, 对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大学文化已凸现出其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多元性、大众性、交互性等特点。

1.开放性。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大学文化的传播方式等具有很强的开放性。这是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本身所采用的传媒载体所决定了的, 它与普通高校相比, 在传播的时间、地点、对象和方式上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因为学习者只要具有网络操作技能, 在网络环境下, 就能享受到网络时空的自由、资源共享、交互学习、解答疑难问题, 提升了个人文化素养等多项服务。

2.多元性。

开放教育的大学文化的内容彰显出文化的多元性。同时, 网络虚拟化程度越高, 则文化的多元化程度愈发明显。电大在线系统中的BB板块和在线答题板块就是文化多元化的主要阵地, 学习者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获得各种文化知识。当前, 电大及普通高校都在不断把自己学校的文化资源逐步向开放教育的网站传输, 使开放教育的大学文化内容更具多元性。

3.大众性。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大学文化建设的参与程度体现出大众性。一是从开放教育大学文化形成的载体层面看, 无论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现代通讯技术还是网络交互技术都会参与大学文化的建设与传输。二是从开放教育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看, 开放教育大学文化既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 它们又相互渗透, 社会文化的内涵也会反映到开放教育的文化中来。因此, 开放教育的文化吸纳更具有大众性和广泛性。

4.交互性。

开放教育大学文化内涵建设具有很强的交互性。作为远程网络教育的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 网络无时无刻不在工具环境文化的形成中影响着学习者。网络作为一种手段、工具、环境的同时, 也以一种文化的角色影响着师生的交互方式、思维和观点。师生通过交互工具、图像、音频、视频等系列媒体技术, 利用电子白板功能, 通过特殊的“网络黑板”供师生及时交换意见[2] 。因此, 开放教育的文化传播更具有广泛的交互性。

二、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大学文化的积淀

随着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深入发展, 其开放教育的虚拟校园文化也在借鉴普通高校的校园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建设。一些学校的举办者针对远程开放教育比全日制高校教育缺乏真实校园氛围和人文熏陶这一不足之处, 遵循有利于学生在没有教师耳提面命的条件下, 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原则, 不断开拓思路, 努力构架远程教育学生与全日制高校学生的教育立交桥, 完善学生管理机制, 实施网上学生素质教育工程。通过开设党建园地、社团组织、学习天地、心理话题等栏目, 开办网上党校、团校、支部生活, 对积极要求入党的学生进行正确引导, 设专人培养。有的学校设立课余生活、优秀论文、课外读物、经验交流、网络杂志、心理学趣闻等栏目区, 建立了学校的虚拟校园, 学生进入虚拟校园后可以选择感兴趣的栏目进行访问, 获得自己所感兴趣领域的最新动态信息。还有一些学校充分利用网络优势, 每年除进行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外, 还依托教育中心建立了党团组织、学生会等, 结合社会上的重大事件, 精心组织远程网络的主题教育活动, 让学生在参与中学习, 在学习中参与,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以,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大学文化正在逐步发挥凝聚、激励的作用, 约束规范的作用, 满足了远程教育学生心理和情感上归属的需求。

但从开放教育文化建设的总体情况看, 目前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比如, 由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本身的创办时间较短, 文化底蕴不够深厚, 加上又没有真实校园, 学习者的文化差异又较大, 使得现代远程教育中的文化育人功能尚未得到充分体现。一些资源建设还不能适应自主学习的要求, 就是有一些属全国一流的教学资源, 但适用于网络教学的课件不多, 特别能体现自主学习型的课件更少, 有些只是把传统教学搬到“网络”上。还有一些资源不能满足师生的交互需要, 不能转让师生的双向交流。加上根据远程教育的特点, 对远程教育进行文化创新和探索不够, 尚未形成开放教育系统的大学文化建设的特色和核心内容, 对文化载体的开拓和利用不够, 文化环境建设滞后, 科技文化活动开展比较缺乏[3] 。因此,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大学文化建设存在的差距, 针对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远距离、开放性和大众化的学习特点, 从提高人的素质、提高学习者的全面发展的高度, 夯实开放教育文化建设的基础, 更好地促进开放教育的健康发展。

三、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大学文化的构建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存在着师生间和同学间的相互联系与交流方面的缺陷, 没有机会参与和体验大学校园生活, 难以形成大学生意识。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提高开放教育学习的质量和学生的综合素质, 必须加强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大学文化建设。

1.加强校园的物质文化建设是一切文化建设的基础。

校园的物质文化“包括教学、科研、生活的物质条件, 校园环境和设施, 是校园文化的物质载体, 但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4] 它是一所学校综合实力的标志之一, 是属于学校浅层次的文化。对于进行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大学来说, 要建立师生之间互动的校园物质文化, 必须强化网络文化软硬件的设施建设, 重视虚拟校园环境建设, 虚拟教学情境的建设, 教学支持系统及互联网的建设, 以达到“教学形式的网络化、教学媒体的数字化和教学信息的多媒体化”的要求。使资源建设更好地适应自主学习的要求, 结合学生是成人在职的特点, 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 回避分散学习所带来的诸多不便。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和各种资源, 创建富有文化特色的语言、文字、故事等信息资源, 让学生感受人性化的学习环境。

2.加强校园的制度文化建设是一切文化建设的根本。

校园制度文化是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及公约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的文化, 属于中层次的文化。学生在学习期间都必须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让学生懂得什么事可以做、该做, 什么事不能做、不该做。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制度文化包括学校颁布实施的各项规章制度、考试规则及学生手册等, 对于组织机构及师生建设也可包含其中, 因为它是制度落实的关键。这些对于开放教育的学生来说同样是很重要的, 因为用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就是提高师生的文明程度, 就会使得人们摒弃旧习, 从而在规范中获得自由, 取得更大的效果。

3.加强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一切文化建设的核心。

精神文化是人们在精神层面营造一种积极向上、严谨务实、团结友爱等方面的思想道德氛围, 是让人从善的文化, 属于深层次的文化。开放教育的大学精神文化包括办学理念、大学精神、校风、校训、品牌形象等内容。加强精神文化建设, 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审美情趣、崇尚信仰等精神品质。这不仅是由人的发展规律决定的, 也是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对当代高等教育包括开放教育提出的做人的根本要求。

4.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是一切文化建设的平台。

网络文化是一种新型的媒介文化, 是人们以计算机网络为媒介所进行的特殊方式的传播及其产物。也可以说, 网络文化是人们与网络相关的生活、学习、娱乐、工作方式及其产物, 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的对象, 主要指网络相关活动中的道德伦理、社会行为、语言文字、艺术等精神活动及有关的产品、服务[5] 。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就是利用网络优势构建网络文化。比如: (1) 开设虚拟校园文化平台, 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 (2) 把校园文化活动与学术活动相结合, 通过网络直播校园内开设的讲座, 营造校园文化的学术氛围。 (3) 开展信息道德教育规范网络文化的正确导向, 加强网络信息的监管、审查和过滤。

5.加强教学文化建设是一切文化建设的重点。

教学文化是教师和学生作为集体主体在教学互动中构建的集体主义文化, 是集体主体价值观的直接体现[6] 。也可以说, 在教学环境中, 师生基于教与学的接触、交流、对话等活动过程而呈现出来的文化形态。如师生地位、师生互动的文化意蕴、学习方式、思维范式的文化透视等。对于开放教育的教学文化可以视为在现代远程教育背景下的教学生活过程以及与之成为有机统一体的整个教学环境。对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文化层面研究与建设, 为远程教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领域, 不仅具有现实意义, 还为教学实践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蔡劲松.大学文化的哲学视角及本质内涵[N].光明日报, 2008-03-26 (11) .

[2]罗健.现代远程校园文化建设研究述评[J].中国远程教育, 2008, (9) :34.

[3]贾兴志.关于加强远程开放教育大学文化建设的思考[J].内蒙古电大学刊, 2008, (12) :74—75.

[4]左云飞.思想政治工作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切入点[J].江苏高教, 2005, (2) :58-60.

[5]杨谷.网络文化概念辨析[N].光明日报, 2007-11-25, (4) .

现代大学与终身教育 篇9

(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留学生的培养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前身为纽约教师进修学院,创建于1887年。它于1898年并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哥伦比亚大学训练教师的专业学院。(1)20世纪初,在院长罗素(James Russell)的大力延揽下,该校师资阵容之盛堪称执世界教坛之牛耳。这里聚集了一批在世界现代教育史上成就斐然、声名显赫的大师级学者,如杜威(John Dewey)、孟禄(Paul Monroe)、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克伯屈(W.H.Kilpatrick)、斯内登(Sneedden D.)、拉格(H.Rugg)、康茨(J.S.Counts)等。这些教育大师们不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辉煌建树,还积极领导和参与了当时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实践,使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不仅是当年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研究中心和全美最具影响力的训练教育领袖的基地,而且成为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中心与理论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成为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心驰神往的教育圣地。此期来美国学习教育的中国学子亦纷纷将其视为自己留学求知、实现人生抱负的首选之校。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很早就开始了以招收留学生为目的的与欧洲和东方国家的通信联系。但直到1904年才有第一个来自广东的中国留学生李亨(音译)(Lim,Paul Heng),他于1909年毕业,是第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1]第一个获得该院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是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校长的郭秉文,他于1914年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博士学位。而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

(1)哥伦比亚大学保留对师范学院所有学位授予的控制权,而师范学院的财务完全独立且自负盈亏。

麟于1917年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一文继之获得博士学位。(1)1923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成立后,前来求学的中国学子更是与日俱增。据统计,自1923~1938年的15年间,该所接受的外国留学生来自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3,652名。其中,中国留学生就有565人之多,仅次于加拿大,位居第二。[2]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名师们别开生面的教学、研究方法使中国留学生受益匪浅。著名教育家、后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的陈鹤琴曾这样回忆老师克伯屈教授的教学“他的思想有魔力,他的教法有魔力,……他的教法是独出心裁而能刺激思想的方法”[3]。后任安徽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的杨亮功则认为斯垂耶(George H.Strayer,又译斯特雷耶)、杜威和克伯屈三位著名教育家的教学方法,各有千秋。他尤其推崇斯氏所授的教育行政课程。认为斯垂耶教授的教学“理论与实用并重,……特别能使他们(指外国留学生———引者注)对于美国地方实际教育情形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4]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知名教授们在教学过程中对中国留学生予以了格外的注意与帮助。如杨亮功回忆:“克伯屈与杜威两人对于中国学生皆极亲切。”[5]1927年1月,针对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克伯屈专门在美国教育杂志上发表《中国教育所学于美国教育的是什么》一文,向中国留学生提出9点建议。谆谆告诫,充满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真诚关心。而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部长的孟禄在执讲“教育史”课程的过程中,鉴于中国学生来美留学多在大都市,不熟悉美国乡村情形,而这不利于中国留学生全面了解和学习美国的教育经验。于是他特地在各处向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募捐路费,多次亲自带领陈鹤琴、王文培、郑晓沧等中国留学生和少数日本留学生到美国南方参观。[6]因为南部诸州以农业为主,有较多地方可供中国效法。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知名教授对中国留学生的关心和指导,由此亦可见一斑。

杜威、孟禄等名师还对中国留学生成立的教育研究团体———中国教育研究会给予了热心的指导。该会于1915年成立,最初是中国学生会组织,后成为最早的中国教育研究团体,吸引了许多热心中国教育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和其他院系的中国留学生参加,如蒋梦麟、胡适、孙科、李建勋、庄泽宣、汪懋祖、张彭春等,都曾是该会的成员;前三任会长,分别是凌冰、陶行知和张伯苓。[7]这些成员回国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运动的发起者,一批中国新文化、新教育的领袖,就是从这个研究会诞生的。

此外,中国留学生在生活上也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如孟禄热心推荐陶行知申请为在师范学院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特别设置的“利温斯顿奖学金”,又指点他登门拜访住在纽约市附近的一些捐赠人。由于孟禄的亲切关怀,陶行知终于从众多的申请人中脱颖而出。利温斯顿奖学金的获得,使他得到了基本的经济保障,从而解除了求学的后顾之忧。

正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求学时期,中国留学生们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构建了中西合璧的知识体系,接受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树立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日后的教育改革活动奠定了知识、能力和人事关系的坚实基础。这些人学成回国之后,以其深厚的专业素养、全新的教育理念、开阔的视野及强烈的改革意识占据了政界、文教界要津。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近140位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子担任了民国政府国务总理、行政院长、立法院长、考试院长、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从教育部长、司长到省教育厅长、局长,从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到中学校长以及各主要教育、学术团体的会长等职。(2)他们不仅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有力鼓吹者和新教育的推进引导者,也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著名教育家联翩访华

20世纪20年代前后,具有世界影响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人应

(1)据高麟英文,1935年师范学院又设立了与学术型教育学博士学位相区别的应用型教育学博士学位。

(2)本文中所指的哥大归国学子既包括曾在哥大获得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者,如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也包括曾在哥

大求学、研修但未获得任何学位者,如张伯苓、罗家伦等人。

中国文教界盛情邀请来华讲学,不仅是当年中国文教界的盛事,而且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 杜威访华

在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一批杜氏弟子的倡议和直接推动下,1919年4月30日,杜威偕夫人及女儿到达上海。截止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家离开中国,其在华活动时间为2年零2个月又12天。

杜威访华期间,受到中国社会各界极为热烈的欢迎,其足迹遍及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14省市,作了大小演讲约200多讲。他还应邀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中国高等学府进行系统讲学,其大部分演讲均由胡适、陶行知、郑晓沧等中国弟子轮流翻译。通过巡回演讲和系统讲学,杜威全面、系统、深入地介绍了其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伦理思想,丰富的演讲内容对于“五四”时期渴求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的中国知识界而言,无疑是珍贵的及时雨。

2. 孟禄访华

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著名教育家中,孟禄来华次数最多。自1913年他首次访问中国,截止1941年,孟禄共14次来华,在中国教育、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1921年9月5日,孟禄偕女儿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并应实际教育调查社邀请,来华进行大规模教育调查与讲学,这是其在华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产生直接影响最大的一次。在为期4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由陶行知、王文培、凌冰等弟子陪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调查了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开封、南京等9省18市的200多处教育机构和教育设施,发表演讲60余场,频频与各地教育、实业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和讨论会。孟禄大力宣扬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并对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随时予以批评和纠正,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给予了许多实际的指导和建议。其中尤为精辟的是,他关于改革学制和改进中学科学教育的主张。

1924~1941年,孟禄又作为负责保管、分配和监督使用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副董事长,多次来华参加该会年会、常会,参与了各项重大决策,在推进中美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3. 克伯屈访华

继杜威、孟禄来华讲学之后,世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著名领导人克伯屈亦应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邀请,于1927年3月访华。克伯屈在凌冰、陶行知、朱经农、程其保、陈科美等昔日弟子陪同下,风尘仆仆,赴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京等地参观和考察各类学校。他深入教室听课,阅览学生作业,并对学校建筑、经费、设备、师资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克伯屈还应邀发表了大量学术演讲。据统计,在为期3个月的时间里,克伯屈所作大小演讲和讨论约百余起,向中国文教界全面介绍了其教学理论和教育思想。

1929年9月,克伯屈再度访华。他参观了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以及其他试验学校,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并发表大小演讲20余场。

除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人外,20世纪20年代前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还先后有瑟娄(T.H.P.Sailer)、麦柯尔(W.A.Mc Call)、威廉·罗素(William P.Russel)、卡特维尔、拉格、贝佐明·安德生(Benjomin R.Andrews)、卡丽薇等多位知名学者来华考察、讲学或指导研究,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也使得近现代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历程更加丰富多彩。

在杜威、孟禄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著名教育家来华讲学的推动下,以朝气蓬勃的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为主导,中国教育界掀起了一场气势磅礴的现代教育改革运动。从教育观念到教育制度,从学校行政管理到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从初等、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对教育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且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均为前所未有。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生的直接推动下,包袱沉重的传统中国教育终于得以艰难而顽强地迈向现代。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贡献

(一)为中国文教界培养了大批人才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历届中国留学生中,许多人日后成为中国文教界的风云人物,其中不少人的名字为人们耳熟能详。该校可谓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的摇篮。据统计,199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大辞典》第十卷介绍中国近现代教育家,计有265人,其中有留学经历的142人,留美学生78人,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有34人。[8]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中国文教界培养了大量人才乃至一批大师级人物,也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人才储备,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校堪称功德无量。

(二)为中国现代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中华民国成立后,虽然在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对封建教育进行了改革,颁布了新的教育方针。但是,如何将这一美妙构想转化为现实,其时人们仅有目标而没有方法,更没有一致的主张与行动,诚如梁启超所言,“正在中国学术界饥荒的时候”,[9]学校中流行的仍是从日本引入的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与方法,教育面貌无根本改变。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相继来华讲学,为中国教育界带来了实用主义教育的新理论。在杜威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访华及其中国弟子们的宣传推动下,基本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盛行一时,成为中国教育理论界普遍认同的主导学说,并被大规模付诸实践。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彷徨中的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三)促进了中国教育制度创新

自1915年湖南省教育会首次提出学制改革动议,直至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其间历时7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为此召开了8次会议,其中有两次会议至为关键。一次是1919年10月在太原召开的第5届年会,另一次则是1921年10月在广州召开的第7届年会。杜威参加了1919年的太原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演讲。孟禄参加了1921年的广州会议,会议期间发表演讲外,还以座谈、讨论、著述多种方式对学制改革给予了具体指导。

如果说杜威、孟禄直接影响了新学制的指导思想、标准及内容,那么以胡适、陶行知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则推动了新学制的审定、颁布与贯彻实施。1922年的《壬戌学制》,作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不仅标志着因杜威、孟禄来华讲学而风靡一时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从理论层面转化为制度层面,而且昭示着我国现代学制的确立。当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是发展的中介。理论创新成果最终应用、转化成实践,制度是关键。教育制度的创新,能为教育内容、方法、手段和组织的创新提供保障和激励机制,从而更好地促进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因此,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及其中国弟子们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制度创新,并最终使中国教育融入了世界教育的发展潮流。

(四)推动了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

在杜威、孟禄、克伯屈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访华及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的共同努力下,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也渐入高潮。而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改革历来都是改革的重头戏,也是检验改革得失成败的关键所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们对此给予了许多实际的诊断和指导。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不仅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教育社团为依托,开展了调查、研究、编译、推广、实验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陶行知、陈鹤琴等人还相继展开晓庄试验、活教育实验,创办新型学校,为中小学教育改革别开生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生的推动下,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当然,并非所有的教学改革实验都取得了成功。但即使是不成功的实验,仍能积极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课程、教材与教学法的改革问题。

(五)加快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

20世纪20年代,全国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两面旗帜———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其执掌校政与担任重要职务者均为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另外几所教育改革影响较大的大学也同样如此,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邓萃英、李建勋,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均曾留学哥大师院。对现代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有着深刻理解与体验的他们矢志兴学,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舞台上,进行了把西方(尤其是美国)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和模式与中国本土需要相结合的探索,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远不只表现于其毕业生所创造的改革成就,该校与中国高等教育界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学术交流。如杜威曾以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校作为重要活动基地,广泛宣扬了其教育思想和主张,从而使这些学校备受教育学术界瞩目,并蔚为中国国际学术交流的重镇。

(六)促进了中国教育思想发展与现代教育理论建立

综观20世纪20年代多姿多彩的教育思潮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不难看出,当时不少颇有影响的思潮如平民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教育独立思潮、乡村教育思潮、普及教育思潮、生活教育思潮等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相联系。

杜威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所带来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仅促进了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还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据统计,20世纪20和30年代出版的教育学著作,均明显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实际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几乎影响了当时中国教育学所有分支学科的理论建构。以陶行知、陈鹤琴、邰爽秋、庄泽宣等人为代表的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学子在致力于杜威教育思想传播、应用的同时,也开始通过自己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努力构建本土特色鲜明的现代教育理论,如陶行知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陈鹤琴创立了活教育理论、邰爽秋创立了民生教育理论等。

三、结语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批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成为变革中国传统教育的领袖和中坚力量。而该校知名教育家访华次数之多、阵容之强、理论宣传之系统、参与教改之深入,为世所罕见。在该校师生的联袂主导下,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之路得以重构,并最终建立起中西兼收并蓄的现代教育体系,使中国教育融入了世界教育发展的主流。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虽不一定绝后,但至少可谓空前。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尚未见到哪一所学校能对另一个国家文化教育发展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因此,该校与中国现代教育的不解之缘不仅构成了近现代中外教育交流史册上光彩夺目的一章,亦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教育交流历史图景中一道瑰丽无比的奇特景观。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能够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发挥巨大作用,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首先,哥伦比亚大学秉持“把哥伦比亚大学纳入国家及世界事务”的办学理念,积极吸引各国学生就读,力图对国内外事务产生其影响。其次,20世纪初,正值欧美教育革新运动应时而生,立志革故鼎新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家们奔走呼号,努力扩大教育革新运动范围之际。作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思想基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风靡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再次,近现代中国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中西思潮大交汇的文化格局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为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登陆中国提供了社会土壤。复次,实用主义教育所倡导的现代教育观念与中国需要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基本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时代需求。最后,深受中西文化熏陶的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子则充当了这一思想东渐的主要中介。总之,这是时代使然,是中国社会需要使然,是该校师生共同努力使然,也是其当时正处于发展全盛期和办学理念使然。当然,毋庸讳言,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影响不仅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某些消极的一面,需要我们正视并吸取教训。历史的经验也昭示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化教育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只能处在与其他文化的持续接触与碰撞之中,并在不断吸收异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因此以更为开放的心态积极开展国际教育交流极为必要,而且这种交流对双方而言都是有益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教育的交流一度中断。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校与中国教育的关系进入到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2000年9月,在有关机构和基金会的支持下,由知名教育学家曾满超教授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教育中心成立。在很短时间内,就开展了许多中国教育项目的研究,并陆续撰写、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报告。近年来,该中心还多次举办关于中国教育的研讨会,开展培训,为促进中美教育的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不少中国学生和学者也纷纷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读或访问,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国后已在文教界显露头角。值得提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54年设立、授予全世界对教育和人类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的“教育与人类发展杰出贡献奖”把视线投到了中国。2004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理事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郝克明,成为该奖项设立50年来第一位获奖的中国学者;2008年,著名教育学家、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也被该校授予荣誉教授。这些举措是对中国教育学家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教育发展前景的期盼。我们完全可以预言,在未来的岁月里,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教育的迅速变革,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教育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随着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还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双方关系走向新的高度。

摘要：20世纪上半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作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重镇和人才培养基地,吸引了大批前来美国学习教育的中国留学生。这些中国留学生在该校接受了先进的科学与人文教育,归国后成为改造祖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领军人物。20世纪20年代前后,顺应世界教育现代化改革的历史潮流,杜威、孟禄、克伯屈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知名教育家相继来华,与其中国弟子们联袂主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教育改革运动,最终促使中国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中国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现代教育

参考文献

[1]Lin Yin Gao.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Attainments ofNa-tive Chinese Students Graduating from 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09~1950).哥伦比亚大学1951年博士学位论文。

[2]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achers College to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January 1939,Appendix.转引自:阿部洋.保尔.孟禄与中国的近代教育[J].外国教育资料,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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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建伟,邓琮琮.中国院士[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8]欧阳哲生.欧阳哲生讲胡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5.

现代大学与终身教育 篇10

高考制度恢复至今, 大学早已不是远离社会的高高在上的“象牙塔”, 而是教育发展与国家进步的重要纽带, 是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培养和输出基地, 是现代社会得以健康有序运行和高速发展的内核动力。迈进21世纪, 如何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找准大学的办学定位, 明确大学的社会功能, 进而切实有效地发挥大学在国家教育和人力资源培养方面的实际作用和综合势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笔者以高校古典文学课现代教育与大学的文化本质为切入点, 希望能给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一点启发和思考。

一、大学的文化本质和功能

在人类生存发展的漫长历史当中, 人首先是以自己存在的工具样态存在着的。不能否认教育是人生存、发展的重要工具。在人类教育的历史当中, 以工具性和功利性为标志的生存性教育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古代受科举制度制约的教育就是一种鲜明的功利化教育, 近现代社会中的实科教育、职业教育、专业教育、等级教育等都带有工具性、功利性的色彩。现今大学中应用学科、管理学科、工程技术学科以及各种应用知识在高等教育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大学教育“工具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虽然, 这凸显了高等教育的现实感, 使教育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更加直接紧密, 但这并不是大学的本质功能。过分强调“实用”使得原本作为文化精神最集中体现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缺乏文化”, “考证”、“考研”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

人是文化的动物, 人的世界就是文化的世界。德国哲学家蓝德曼在《哲学人类学》中说:“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和更加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 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正如我们历史地所探究的, 没有自然的人, 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在文化之中。”

早在20世纪初, 以狄尔泰、斯普朗格等为代表的德国文化教育学派就已经将“文化”作为教育的根本立足点, 追求“总体的人的教育生成”。他们认为人是一种具有精神性的社会存在;人通过文化和学习, 并在创造新的文化财富的过程中, 创造了自身;反对将人片面化、畸形化的做法, 呼唤人重新回到精神生活中去, 不要“物化”为没有灵性的“机器人”。斯普朗格提出:唤醒人的灵魂的教育才是成功教育。

而目前我国所强调的“素质教育”由于在人才培养方面漠视了文化启蒙功能, 使得大学素质教育流于形式。一些高等学校的素质教育只是在课堂教学之外给学生开设一些讲座, 增加一些文体活动, 而在课堂教学和知识教育中按部就班地徘徊在老路上。大学教育的整体重心偏重于科学研究。在课程设置、学科布局、教育政策和资源分配上向高精尖的自然学科和实验阵地倾斜。但是, 正如衣俊卿先生指出的那样:创新不是一种给定方法、技术和手段的习得, 而是人的内在素质的提高和创造性文化模式的生成;在信息化时代创新首先不是少数精英的技术专利, 而是大多数人的内在创造力和个性的普遍发挥。因而, 大学教育应该强调本科教育的基础领域, 强调文化启蒙和文化传承, 即自觉地把本土的、民族的和世界的优秀文化品质、价值观念、人文关怀等融入知识教育、专业教育和其他教育形式, 使学生在获得专门知识的同时内在地建立起关于正确理解和把握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等基本关系的人文素养[1]。

其实, 大学的本质规定性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追问, 从哪个层面去阐释, 归根结底在于通过文化传承和文化启蒙把个体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提升到自由自觉的生存状态, 同时以自觉的文化创新去推动社会文化进步, 乃至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大学不能没有文化, 缺乏文化的大学是可悲的”。大学的本质在于文化: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创新。

二、古典文学课的现代文化生命

“不管愿不愿承认, 也不管是不是喜欢,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 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2]。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科技创新、文明发展的生命土壤, 而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 主要承载这一重要任务的就是古典文学课的教育教学。

古典文学课是人文性与审美性有机结合的统一体。人文性, 就是把文学作品当做文化载体, 当做文化现象来审视, 理解其中的人文意蕴和文化价值。而古典文学的人文性又总是与它的审美性相伴而生的。审美性就是把文学作品作为载体, 养成学生的阅读和理解习惯, 学会思考, 学会创新。这两者基本概括了古典文学的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文学教学在高校, 一方面, 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文化、汲取语言营养, 并恰当运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另一方面, 用文学的人文性和审美性, 以情感育人, 使学生汲取自强不息、改革创新的民族精神, 促进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向学生心理品质和思想道德转化。因而, 古典文学课是大学文化功能发挥与实现的重要衡量指标。

然而, 目前古典文学教育教学的困境也是有目共睹的。在一些学生看来, 古典文学只不过是些“过时”的东西, 与现代生活脱轨, 同时与市场经济也缺乏直接联系, 因此对学习古典文学产生了可学可不学的消极心态, 认为学习古典文学远不如学习法律、经济、新闻、市场营销等课程实在, 认为只有学好这些课程才能顺应人才市场的需求, 才能在社会上更好地发展。而学生群体中, 中文系学生没有读过《周易》、《论语》、《庄子》等重要的文化典籍, 没有看完《红楼梦》等四大名著的现象屡见不鲜。许多学生只是记笔记、背笔记以应付考试, 并没有通过阅读来体味古典文学的意蕴。有些学生还认为, 多学几首古典诗词不如多掌握几条计算机命令, 这样更能获取择业机会;而会诗词审美也不如擅长书画、音乐, 那些比诗词更能明显地体现出自己“多才多艺”的优势, 甚至更有一些学生都不清楚学习古典文学的价值所在。

很多有识之士对古典文学课的尴尬已经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和主张, 从教材编写、教学内容乃至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现代化的革新方案。在这里, 笔者想从策略上谈谈古典文学课的现代教育。面对流行的“实用工具”观念, 根据古典文学的学科性质和特点, 在古典文学课的教育中应强调“体验”、“陶冶”和“唤醒”的策略功能与作用[3]。

狄尔泰认为, 生命是一种不可抑制的永恒冲动, 它处于不断生成流变之中, 人们只能依据内在的体验加以把握。学生之所以觉得古典文学课是“过时的”, 是与生活脱轨的, 关键就在于教育教学过程中忽视了对“体验”的再现和强调。完美地理解生活意义的精神活动是通过心灵的体验而达到人的心灵相通, 进而达到互相理解。在这种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中体验者与其对象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 主体全身心地进入客体之中, 客体也以全新的意义与主体构成新的关系。对象对于主体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可认识的物, 而在于在对象上面凝聚了主体的客观化了的生活和精神。因而, 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调动学生已有的、直接或间接的生活情感体验, 让学生在学习中投入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独特理解, 进而对学习产生兴趣, 转变可学可不学的消极心态。

而陶冶则是指一种精神上的内在深刻转变和自我形成, 其转变的和形成的具体内涵即由个别性上升到普遍性。李特认为, 陶冶的本质在于它总是以一种超出人的本能的普遍法则去要求人, 它不断要求人扬弃旧我, 奔向新我, 从而实现人的灵魂、情感、意志、知性的全面改造, 并在改造自我人格时, 不断地创造“外在世界”。陶冶即人性的养成。受到陶冶的人, 会蓦然感到从沉睡中醒过来, 他的身上洋溢着一种新的人性的光辉, 挣脱了自我的钳制, 去明澈地感受天地万物与我同在;丢掉个体的原始私欲而升华到一种人类的普遍性当中。古典文学课不能单纯强调文本的解读, 应注意还原古代的文化环境与氛围, 让学生浸润其中。学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体, 教育者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能动性, 使教育成为知、情、意等所有心理因素都完全被激活, 都参与其中的总体生命活动。

最后, 古典文学的教育教学还应注意“唤醒”策略。“教育的核心是人格心灵的唤醒”。鲍勒诺夫认为, 唤醒是使主体的人在灵魂震颤的瞬间感受到一种从未体味过的内在敞亮, 他因主体性空前张扬而获得一次心灵的解放。当教师以恰当的方法和时机给学生以心灵震荡, 就会空前增加他的自我意识。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准备当中, 教师应有意识地突出一两个有现实针对性的震荡点, 来唤醒学生。处于唤醒状态的学生, 其智慧和心灵都闪烁着不寻常的光亮, 他的一切疑惑、一切不安, 在经过最初的震荡以后平复下来, 化为一种高度的宁静, 获得生命的升华。

古典文学课应该是大学教育中使人在精神上脱离异化, 回归内在心灵生活, 张扬个体精神世界的最佳道路。利用体验、陶冶和唤醒等联系现实生活的教育策略, 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进行相应的现代化革新, 那么大学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自觉、文化创新的本质与功能的发挥将不再是“梦想”, 而是可以实现的现实。

参考文献

[1]衣俊卿.大学使命与文化启蒙[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7:9-10.

[2]袁行霈.学问的气象[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9:70-71.

现代大学与终身教育 篇11

郭英剑教授是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领域的知名学者、翻译家，早年自南京大学英语系获博士学位后，又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继之在哈佛大学英语系担任高级研究学者。主要著述和翻译作品有《赛珍珠评论集》《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等。回国之后，郭教授因其在科研和教学等方面成就，被评为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国家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与大多数仅仅囿于一门专业的专家学者不同，郭教授在领导中央民族大学外语学院进行探索改革的经历中，还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管理经验，并对中外高等教育的发展颇有感悟。多年来，他在《中国青年报》《中国科学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了百余篇有关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文章，在国内非教育专业的学者中是非常突出的。这体现了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强烈的意识和责任，也体现了他作为高等教育实践者和管理者的自觉和改革创新精神。

众所周知，中国的教育改革举步维艰，在高等教育领域面对的问题更为复杂，需要探索者具有更开阔的眼界、见识和胸怀。而在这些方面，郭教授的勤于思考、锐意探索颇值得称道。他的著述虽与通常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不同，但却能从中外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问题境遇、历史背景、价值取向等不同层面对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其中不仅有真切实感，也有诸多深入的思考。对于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人们，他的著述不仅可读性强，里面还包含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道理、案例和方法；对于专门做高等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而言，其中也有不少可资借鉴和启发的思想和思路。下面便从两个方面谈谈笔者读后的粗浅感受。

视角丰富

首先，该书的内容极为丰富，几乎涉及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方方面面，包括办学理念、校长素质、管理原则、大学教学、教育技术、学科专业、教学模式、评价取向、社会反响等诸多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启示作用的问题，并展开了深入和开阔的论述。

高等教育相对于基础教育而言，影响因素更多、更为复杂，涉及的方面举不胜举，背后的历史、文化、观念、体制等问题也很难单独厘清，所以，仅从学理层面进行论述是很难切中问题本质的，也很难对改革中的高等教育有其实际作用。作为既有教学经验和学术背景，又有管理想法和实践的学者，郭英剑对高校诸问题的论述就十分切题和到位，既涉及理念、体制、管理、评价等方面的探究，也涉及专业、课程、教学、师生关系等更为具体的探索，且论述兼顾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及其相互关联，见解是合理与准确的。

郭教授的这部文集在内容上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的重大事件、主要观念和典型案例，并借此提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启示性的思想；第二部分是专门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当下现状与问题进行评论，包含了作者对高教改革的期望与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虽然书中关注的话题多是由美国的高等教育引出的，但着眼点还是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他希望中国的高校能够从美国与世界高校所发生的有益的事件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从而对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近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很注重实用、很注重宏观方面的调整与安排，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高等教育的改革绝不可能仅通过宏观的把握就能奏效，还必须通过中观、微观等方面的运作与之协调。比如，在这本书中，有一篇题为《“哲学”何以成为热门专业》，就是在专业和课程层面介绍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具体案例。哲学虽是古老的学问，且在世界观、方法论等层面对人的发展、对专业和学术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在经济过热、注重实用的现实当中，尤其在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其重要性已大打折扣。郭教授以其学术的敏感和专业的素养，意识到美国高校中心关注哲学专业的重要意义，并借此话题提醒中国的高校，不要一味地仅从经济、实用、效率的角度思考，忽视哲学的作用和价值，并介绍了美国多所大学在重视哲学专业方面的具体实践，包括专业指导、专业综合化，以及如何上哲学课等，对中国的高校很有启发意义。他指出，哲学专业之所以在美国能重获重视，一是因为哲学能教人批判性的独立思维；二是因为正确的哲学方法是能对现实的方方面面有指导作用的。哲学专业的设置“是让一个人在面对世界、面对人生、面对社会时，学会批评性地思维，着力去提高个人的智慧，然后把这种人生的智慧应用到自己的未来职业和人生当中去。这样的一种思路，应该对当今我国高等教育中经常用‘有用与否’的标准去衡量人文科学的价值具有启发意义”。

在考察和分析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与典型案例时，郭教授的立场是明确的，方法是开放性的，远远跳出了一般学者思维的局限，在旁征博引中能生动准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其依据既有世界一流教育家和大学的经典与传统，也有世界名校的成功探索与案例，还有乔布斯、比尔·盖茨、奥巴马等人的特殊视角，以及来自社会方方面面及不同社会背景的影响等，为准确、辩证地汲取正确的高教信息与方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指导。

务实的解决之道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都在谈论“大学之道”，试图使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更加切近中国的实际，真正触及问题的本质。但是，何为本质、何为实际，由于学者们的学术背景各有不同，所以谈论的焦点与结论也大相径庭。

所谓的“道”，是中国哲学的典型概念，也是中国人研究问题的重要出发点与落脚点。其核心内容是把握问题的本质、变化规律与基本联系，进而掌握改革与发展的主动权与正确方法。尽管“道”是形而上的概念，但它却应该与形而下的方方面面紧密相关，正所谓“道不远人”，“道不远物”，“道不远事”，否则，道的真正价值也就失去了。郭英剑教授在他的治学和思考中深谙这一规律和方法，并能从中外学术和教育实践的比较研究中左右逢源，。

比如在谈到研究和治理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时，他就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认为在推进中国的高教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应兼用中西医不同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而不是一味地按照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科学”路数，忽略中医整体、辨证医治的有效方法，其见解很有独到之处。通过郭教授这一观点，也使我想到了中国的传统绘画方法和西方绘画焦点透视方法的不同，后者是直观的，有了“物”或方法局限的“遮挡”，背后和内在的问题，就很难发现。而前者则可以通过系统和整体的意识，更深远、更宽泛地看到事物的多个方面，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提供更系统、更开阔的思路。

在中国当下的现代教育制度不完善、教育类法规不健全、高校独立自主的发展还不成熟的前提下，简单地比较研究或效仿国外的成功做法，很难达到理想境地。必须要在认真方向、务实探索的基础上，发现潜在的问题与体制的制约，找准改革和探索的突破口与生长点，从而稳步地推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

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既需要理论的、成体系的、具有专业特点的研究，也需要实证的、经验的、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又要有眼望星空的哲学追问，更要有需要脚踏实地的制度与文化建设。郭英剑教授的高等教育论集，正是在各种现象、各种时弊的交汇点上思考问题，寻求“道”的发现与突破，体现出了高素质学者的基本特点与精神。

比如在谈论“是什么造就了一所伟大的大学”时，郭教授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大学何时才有自己的‘使命’”。他在文中说：“哈珀教授历经10年而写就的文章《伟大的未知数》，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是：对于一所大学而言，最重要的既不是教学和研究，也不是校园和建筑，而是大学的理想。唯有坚守理想，一所机构才能称为大学，也才有可能成为一所伟大的大学。”根据自身的经历和广泛的研究，郭英剑教授直率地批评“中国的大学普遍没有‘使命’”，说不清自己的理想或核心价值观，因而其在寻求方向、目标、决策依据、对外承诺和社会理解等方面是含混不清和难以自觉的，更不能确立自己的独特之处与核心竞争力。

在简要回顾和梳理中外大学的历史和本质特点之后，郭教授特别强调中国的大学要在确立自己的使命方面下真功夫，起码要在自己的大学章程中对此有清晰明确的表述。没有在使命方面的认同，任何局部或表面的改革都是难于推进高校实质性地发展的，这也就是所谓的大学之道在起关键作用。“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大学之生命所存，亦在于此。

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以美国的高校为样板，介绍美国高校，特别是哈佛大学的著述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美国的高校何以能位居世界一流，哈佛大学的内在品质是什么，中国的高校最应该学习的关键何在？似乎到今天仍没有一种正确合理的解释能成为大家的共识，而削足适履、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一类的效法却比比皆是。相比于那些述而不作、学而不思的研究，郭教授对大学之道的分析就显得十分可贵。在其简要的论述和分析之中，可以看到他对高等教育本质的把握，对高等教育问题的深入思考。

现代大学与终身教育 篇12

一、学科分工与学历分层: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知识再生产与大众化机制

一般来说, 现代大学有两大主要功能:第一, 进行科学知识的创新和生产。第二, 进行科学知识的大众化传播。第一种功能只能由少部分具有学术天赋, 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才能够担当。这些人我们称之为学术精英。第二种功能是将高深知识进行简化, 然后用能够为一般公众所接纳的方式传授予他们。这是一种大众化的教育模式。因此, 现代大学是一种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相结合的制度模式。这一制度模式通过学科分工和学历分层得以实现。

现代大学制度主要由两大制度体系构成:一是横向的学科专业分工制度体系, 二是纵向的学历分层培养制度体系。这两大制度体系纵横交错, 形成了现代大学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运行机制。

从宏观的学科分工角度来看, 现代大学将知识分为两大类, 一是自然科学及其技术知识;二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这两大学科的基础上, 又进一步形成了专业分工并不断地细化。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说, 现代大学的学科分工是为了实现三大目标:即实现知识生产的系统化、创造性和高效率。学科分工能够使研究者深入到每一个自然与社会领域的角落里, 去挖掘新的知识。但这种新的知识具有“局部性”和容易“遗忘性”。它们本身被不同的研究者撕裂为不同的碎片, 丧失了知识的完整性, 即“知识分裂”。这种碎片化的知识难以积累, 就不能形成知识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1]。为了使这些“碎片化”的知识能够被整合起来, 便于人类记忆和保存, 我们必须在一定场域内将其进行分类整理。因此, 大学学科分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能够使知识秩序化和类型化, 从而将不同的知识碎片整合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体系, 便于人类学习和保存, 即实现知识的系统化。学科分工的第二个目标是推动知识的不断创新。由于自然界和社会是复杂的、多样的, 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 因此需要将某些有共同天赋和研究旨趣的人集中起来, 使他们针对某一个领域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 这样才能够发现和创造更深的知识。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掘井”的过程, 只有挖得越深, 才越可能挖到更清更好的水源。这种“掘井”式的知识生产, 不仅仅能够创新, 而且由于力量集中, 还能够提高效率。因此就产生了学科分工的第三大目标, 即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2]。

但是, 大学的学科分工体系难道仅仅是为了学术系统的知识生产?从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来看, 大学学科专业分工的动力来自于劳动分工, 正是由于社会劳动分工对多样化知识的需求, 才导致了大学学科专业的分工[3]。因此, 大学学科专业的分工是与现实世界的分化紧密相连的, 一方面, 社会分工体系导致学科专业的不断分化, 另一方面, 学科专业分化所带来的持续增长的知识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分工体系的发展。因而, 大学学科专业的分工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知识的可持续增长, 同时也增进了社会分工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现代大学的学科专业分工成为现代大学实现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这两大功能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 仅有这一条件还是不够的, 因为知识的增进还需要培养和集聚一大批具有研究天赋和旨趣的研究型人才, 同时知识必须为更多的大众所掌握才能推动社会各分工领域的发展。那么, 如何培养研究型人才?如何使知识为更多的人所掌握?这两大问题的解决是通过现代大学制度中的学历分层教育得以实现的。

就现代大学的学历分层来说, 主要可以分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学历教育分为专科层次、本科层次、硕士研究生层次以及博士研究生层次, 另外还包括在职教育、函授教育等;非学历教育主要包括各种培训、进修、研修等。从整体上来说, 现代大学的学历分层教育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研究型的精英教育, 主要培养那些有研究天赋和旨趣的研究人才继承某一专业的学术传统和知识积累, 掌握系统的研究方法, 从而为某一学科专业领域内供给研究型人才, 主要包括硕士研究生 (学术型) 以及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第二个层次主要是大众化的专业知识普及教育, 主要包括本专科层次的教育、职业教育、在职函授教育, 以及非学历教育等。第二层次教育主要是为了实现学术系统生产的专业化的高深知识向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分工领域的一般劳动者转移。这种转移的过程通过大学所专门设置的大众化、社会化的教育机制得以实现。如果我们把第一层次教育称为第一机制, 第二层次教育称为第二机制, 那么第一机制由以更为细化的专业分工群 (一般细化为某一领域的研究方向) 、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学者群、系统的研究训练制度等构成;第二机制由与社会分工领域相对应的学科专业分工群、以传播知识为己任的公共教育者、进行知识简化的专业教材、专业实践等构成。这样, 经过大学的学历分层教育制度与培养机制, 就解决了大学所要实现的两大功能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由此, 现代大学通过学科分工与学历分层这两大制度与机制, 有效地实现了知识的再生产以及知识的大众化, 从而使社会的发展日益根植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4]。这一纵横交错的现代大学知识再生产与大众化机制可以用下图表示。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横向坐标轴代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与专业分工体系, 正向代表人文社会科学分工, 因为它从功能上为人类提供价值倡导和制度环境, 引导人类的发展;纵向坐标轴代表大学的学历分层, 正向代表第一层次的研究型精英教育, 负向代表第二层次的大众化教育。这样, 现代大学教育就形成了由横向学科分工与纵向学历分层的坐标系。第I象限和第II象限主要是为学术系统培养精英人才, 以促进学术系统的知识再生产;第III象限和第IV象限主要是为社会分工领域培养专业化的知识劳动者, 以使高深知识大众化,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

二、“坐井观天”与“一叶浮萍”:现代大学教育机制的负功能及其消解路径

现代大学的学科分工与学历分层制度体系也潜藏着诸多的弊病, 导致一些负功能的产生。

(一) “坐井观天”效应及其消解路径

大学学科与专业的分工体系无疑能够使研究者在某一特定领域不断深入“掘井”, 以生产更深更具创造性的知识。挖掘得越深, 就越可能找到甘洌的泉眼。然而, “掘井”的过程也容易导致“掘井”者深陷其中, 慢慢地眼界狭窄, 最后躺在井底自得其乐, 自高自大, 形成“坐井观天”效应。这一效应在今天的大学研究者中已经屡见不鲜。许多学者经过系统的专业化学术训练以后, 慢慢深陷日益细化的学科、专业或者方向视角中, 以至于总是用那种狭隘的眼界来观察和看待一切复杂的、多视角的和系统的社会现象与问题, 最终扭曲甚至歪曲生机盎然的现实世界[5]。如果用这样一种扭曲狭隘的视角进行观察, 何论知识创新和再生产?同时, 这种学科和专业的不断分工, 导致专业与专业之间的知识壁垒, 形成人为的隔阂与闭锁。这样, 在研究领域遍地是“井”, 然而“井”与“井”之间却并不相通, 导致大家都“坐井观天”。但是, 现实世界总是整体的、系统的, 它们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我们人为地将它割裂开来, 必然导致知识生产的狭隘和劣质, 最终阻挠了知识生产和社会发展。因此, 必须改变学科专业分工下所导致的“坐井观天”效应。消解“坐井观天”效应的重要路径就是, 我们不仅要“掘井”, 以使知识更具深层次的发展;还要“掘地道”, 以打通“井与井”之间的隔阂和障碍, 促进学科专业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这样, 才能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宽度, 避免了“坐井观天”。而“掘地道”的方式就今天来看, 其主要路径就是进行跨学科、跨专业、跨学院、跨学校、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开展横向的“跨度研究”, 以增进各学科知识之间的融通性[6]。因此, 在大学学科专业分工的基础上, 必须加强横向的专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一方面建立各种交叉性的学科, 另一方面建立各种跨度研究机构, 以使知识生产不仅有“深井”, 还要在井下面“合纵连横”, 从而增强高深知识之间的融合, 避免“坐井观天”效应的出现。

(二) “一叶浮萍”效应及其消解路径

学历分层教育无疑有效地实现了高深知识的再生产和大众化, 促进了知识增进与社会发展。但是, 这一制度却产生了两大弊病。首先, 第二层次的大众化教育必然使一部分研究者转变为高深知识的传播者。在现实的大学运行中, 这一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大学内部基本都存在学者群体的分层, 处于最高层的是从事高深知识的生产者, 他们主要从事知识生产以及第一层次的精英教育;处于较低层次的是那些将高深知识大众化的助理教师。同时, 就大学本身来说, 也存在着分层, 比如一流大学往往都是研究教学型大学, 主要从事高深知识生产和学术精英人才的教育;二流大学一般都是教学研究型大学, 即主要从事知识大众化教育, 也进行部分的高深知识生产;三流大学往往都是教学型大学, 基本上专事知识传播。这种大学内部的分层和大学之间的分层, 就会导致知识生产者与知识传播者之间出现分工和割裂。然而, 知识本身与生产者之间是紧密相连的, 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它与生产者的生活体验与心智结构密切相关。脱离这种体验和心智, 第二者进行解读和传播, 就很难真正的理解和把握。这样, 知识生产与传播之间的分裂, 就会一方面导致知识本身意涵与知识传播意涵之间的日渐疏离, 一方面导致知识传播者远离研究, 无法及时更新前沿知识和传授知识生产的方法, 最终导致知识社会效用的降低和迟滞。其次, 大学作为一个专事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机构, 它会使知识生产者逐渐远离生活世界本身。而知识生产本身一方面离不开现实生活, 一方面它要想对现实生活世界发挥作用, 就必须生产现实世界需要的知识。但是, 大学的知识生产制度很容易导致许多学者远离生活世界, 致使生产的很多知识与现实需要日益脱节, 这降低了知识对社会分工领域发展的促进功能。因此, 知识生产与传播之间的疏离, 知识生产与现实需要之间的脱节, 都会导致“一叶浮萍”效应, 即知识传播者讲授的知识仅仅是对高深知识的肤浅理解, 像一叶浮萍一样支离破碎地浮漂于高深知识的水面之上;知识生产者远离现实, 生产的知识仅仅是在学院中的苦思冥想, 对现实发展缺乏指导性, 就像一叶飘萍漂浮于现实世界的水面之上。因此, 我们把这两种现象称之为“一叶浮萍”效应。这一效应导致第二层次教育难以有效实现, 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 它阻碍了知识对社会发展的正功能发挥。

消除“一叶浮萍”效应的路径有二:首先, 无论在大学内部还是大学之间, 要逐渐淡化科研与教学之间的分工和割裂, 倡导研究为本的基本价值理念。只有真正从事某一领域研究事业的人才可能真正理解某一领域的高深知识, 他才能够真正将这些知识有效地传播给大众。因此, 我们一方面要鼓励那些主要从事教学的人或者大学积极进行学术研究, 另一方面要求那些主要从事知识生产和第一层次教育的人也要适当地进行第二层次的教育。总之, 这一路径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大学研究与教学之间的矛盾, 坚持研究为本的价值理念。其次, 对于大学知识生产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脱离问题, 应该从制度和机制上鼓励大学知识生产者走出学院, 与政府、企业等诸社会领域进行全面合作, 真正形成大学、产业与政府之间的三螺旋结构[7], 以使知识能够更好地推动社会诸领域的分工和可持续发展。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大学的专业分工导致了“坐井观天”效应, 而学历分层又导致了“一叶浮萍”效应。这两大效应成为约束现代大学教育进行知识再生产和知识大众化的主要障碍。因此, 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寻找破除这两大效应的路径, 就目前来看, 这些路径主要包括建构学科交叉的跨度研究机制以及促进知识系统与其它社会系统进行深度合作的“三螺旋”结构等

摘要：现代大学教育制度通过学科分工与学历分层这一“纵横交错机制”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知识再生产与知识大众化的功能。但这一机制也导致了两大负效应, 即“坐井观天”和“一叶浮萍”效应。破除这两大效应的路径主要包括建构学科交叉的跨度研究机制及促进知识系统与其它社会系统进行深度合作的“三螺旋”结构等。

关键词：大学教育制度,学科分工,学历分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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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25-40.

[6]迈克尔.吉本斯, 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