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利益主体（共7篇）
矿产资源利益主体 篇1
（一）利益不均衡的起因——矿产资源规划的两大特殊性
矿产资源规划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不均衡问题主要来源于矿产资源规划的两个特殊性：序次性和涉及产权。
1. 序次性
现行矿产资源规划在纵向上分四级(全国、省、市、县)，在横向上规划类别分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包括区域规划)，全国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是同级各部门、各类矿产资源专项规划及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的依据和基础，省(区、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是本辖区各级、各类矿产资源规划编制的依据和基础。
矿产资源规划具备的序次性特点，下级矿产资源规划服从上级矿产资源规划，专项规划服从总体规划，行业性规划和地区性规划服从全国性规划，因此，在进行规划的过程中，规划的各层级、同级各部门之间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利益冲突，只有缓和或消除这些利益冲突，才能使整个规划体系朝着纵横衔接，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继而实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的总体规划目标。
2. 涉及产权
产权是财产权利的简称。我国的法律规定，国家对其所有领土和管辖的海域范围内的矿产资源都享有主权权力，国家是我国全部矿产资源的唯一所有主体，即矿产资源具有国家所有权，国家拥有对矿产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力。
在实践中，我国的国家所有权的代表有多个。中央政府及部门、地方政府及部门都在行使国家所有权，他们可以利用其所有权而获得资源的使用权，这就容易出现资源的多头管理。这种情况不仅使得国家所有权的支配力往往在这些既是产权主体，又是行政主体的掣肘中弱化或消失，而且作为国家所有权客体的资源会因此遭到破坏和浪费，同时，国家出让矿业权得到的补偿收益在这些产权主体间分配时，容易出现利益不均衡。
（二）矿产资源规划中的各利益主体间的利益不均衡
1. 国家与企业
如上图所示，矿产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最核心的关系在于国家(矿产资源的所有者)与企业(矿产资源的占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国家向企业出让矿产资源使用权，而企业则向国家支付以矿产资源占用金、资源税为核心的各种税、费。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主要体现在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税、费方面。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资源税为核心的税费政策，其主要做法是：(1)在矿业权取得环节，收取探矿权、采矿权价款。(2)在矿业权占有环节，收取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3)在矿产资源开采、销售环节，主要收取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和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偏低，平均费率只有1.18%，大大低于国外平均7.5%的标准。
我国自1998年国务院240号令和241号令颁布以来，虽然从制度上确立了探矿权和采矿权的有偿取得，但实际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出资的“两权”仍然是无偿取得的，使国家权益大量流失。加上现行“两权”使用费缴纳标准太低，降低了准入门槛，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对矿产资源的粗放利用、无序开发。这样一来，一方面，取得了矿产资源使用权的企业将开发资源的大把利益收入囊中，另一方面，出让了矿产资源使用权的国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补偿，并且，国家还要拨出相当的经费处理由矿产开发带来的一系列外部负效应，譬如，环境污染及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
2.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
国家出让矿产资源使用权得到的补偿收益，会按比例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分成。
1994年进行税制和分税制改革时，把资源税列为共享税，中央“拿走”大部分，只给地县 (区) 留下25%。但问题在于，我国许多地方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依靠属地资源才得以发展，而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开发矿产资源的垄断企业对当地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等外部不经济，几乎只有收益而不承担责任，而环境污染、水资源流失、土地浪费等后果，则由当地民众全权承担。与此同时，地方民众和地方政府却不能从其丰富的矿产资源中得到合理的补偿收益。
3. 企业与地方经济
企业进行矿产资源开发必定给资源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正、负两方面效应。
一方面，矿产资源开发增加了资源所在地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农民的就业机会。矿产资源开发可以把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让他们完成由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解决当前农民的就业问题。矿产资源开发还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加工业、运输业等配套产业。以矿产资源开发为支柱产业的矿业城市 (镇) 的兴起与发展，带动着当地的人流、商流、物流的发展，活跃了地方经济，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同时，矿业的发展能够改善地方经济发展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改善投资环境，为日后经济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最后，企业上缴国家的各种税、费也通过国家在各层级财政的拨付中，一部分流入到地方财政，直接给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
另一方面，矿产资源开发给资源所在地带来环境污染等外部不经济，即负外部性。负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导致其他经济主体或社会蒙受的额外的经济损失。矿产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主要体现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对环境保护、生态恢复和污染治理的忽视现象比较普遍。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过程中固体废弃物堆放占用大量土地，地表土壤和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较为严重。“三废”达标排放率低，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率低，土地复垦率低，矿山植被、土地、水环境恶化等问题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4. 矿产资源整合中的大企业与小企业
矿产资源整合是实现源头治理的重要手段，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调整矿业结构、促进矿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规划目标的有效途径。所以在矿产资源开发整合中矿业权设置方案编制必须以规划为依据。由国土资源部等九部委联合制定的《对矿产资源开发进行整合的意见》于2007年1月19日公布。《意见》提出，2007年年底前完成3个以上重要矿种和5个以上重点矿区的整合工作，200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整合工作，结束大矿小开、一矿多开的局面。其目标在于通过整合，使矿山企业“多、小、散”的局面得到明显改变，矿山开发布局趋于合理，矿山企业结构不断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明显提高，矿山安全生产条件和矿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在这个整合过程中，对现有合法矿山企业的整合，除了采用简单的行政措施，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还要通过企业平等协商，采取收购、参股、兼并等方式进行。由于评估手段的不够完善，企业整合中容易出现两种结果：一是被兼并、被收购的小企业得到的利益补偿不合理，低于其损失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总和;二是出现企业整合有形式无实质的“假整合”。
（三）创建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
1. 税、费制度改革平衡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偏低，平均费率只有1.18%，大大低于国外平均7.5%的标准。资源税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分成比例为3∶1。调整矿产资源开发的税费标准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重大改革。
税费改革的初衷就是把本来应该由国家收益并通过财政手段返还到社会的矿产利益，收回到国家。然而，由于此项改革涉及众多的利益主体，对于此项改革的难度，不可低估，此过程有三大难点。第一，以垄断企业为首的矿业企业本着“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可能会提出种种理由，阻碍资源税费改革。第二，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对于矿业企业征收了名目繁多的各类收费。此项改革推进后，此类收费行为将被规范。可能会反而会引发既得利益部门的反弹。第三，矿产税费改革以后，矿山企业将把改革后的成本转移给消费者，加大消费者的支出，群众的生活水平就会受到影响。尤其对于弱势群体来说，甚至可能造成生活困难。因此，此项改革可能遭到弱势群体的反对。
2. 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降低矿产资源开发外部负效应
狭义的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是指对生态功能的补偿，即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解决好生态产品这一特殊公共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现象，激励公共产品的足额供应，广义的资源开发生态补偿，不仅指对生态功能的补偿，还包括资源开发过程中对环境污染、破坏的补偿，即通过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对保护生态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以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达到保护生态资源环境的目的。补偿的具体内容包括：(1)矿产资源开采而给周围环境造成污染、破坏的恢复治理，由矿产资源开发者和矿产资源利用受益者进行补偿;(2)因矿产资源开采而给周围环境造成的污染、破坏导致矿区居民丧失发展机会，由矿产资源开发者和矿产资源利用受益者给予的补偿;(3)因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定价而给矿业城市造成生态环境成本投入的损失，由其他受益城市对矿业城市作出补偿。
从总体上看，我国资源开发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还处于摸索阶段。目前涉及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形式主要有征收矿产资源税、征收生态补偿费、收取矿产资源开发押金制度等，比较单一的以征收各种费用来达到补偿生态的目的，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来约束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其他国家，比如英国，政府发布了《规划政策导则》中，规定了在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河流开阔地带、林区、重要自然风景区、具有特殊科学价值区域和特殊保护区、农业用地等地区开采矿产的政策，英国政府制定了大量加强地表水和地下水保护的政策法规，保证由矿产开发引起的水资源变化不会造成不可承受的水环境变化。同时，英国政府还在《矿产规划导则》中制定了关于噪声控制、矿尘控制、废弃物处理、爆破控制、防止水污染和矿山安全等方面的有关规定。英国政府于1990年开始，要求每个公司在其组织结构中建立一个环境管理体系。很多行业协会制定了行业标准，用于指导其成员公司将环境政策采纳到公司行为中。这些做法在英国已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值得我国借鉴。尽早建立企业、政府、社会三位一体的补偿机制，同时应用明晰产权、建立许可证交易市场等经济手段对矿产资源进行管理和生态补偿。
3. 建立小矿合理退出和经济补偿机制，保障矿产资源整合中弱势群体的利益
小矿——被整合的小企业——不仅事关矿主的利益，同当地政府的利益密切相关。对地方政府来说，小矿同财政税收、就业岗位和GDP指标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小矿投人大量资金后，如果没有合理的经济补偿措施，小矿很难彻底退出，矿产资源整合工作会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甚至会转化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矿产资源整合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经审查的整合工作方案，进行平等协商，收购方应当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此过程中，要防止出现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行政干预整合的倾向。当前不少地方在积极推进矿产资源整合工作的同时，也较多地沿用了传统的行政干预方式强行推进，尽管在短期内可能取得明显效果，但是极易引发社会矛盾，使整顿和整合工作成果难于持久巩固。
摘要：矿产资源规划主要体现了政府的利益, 规划一旦编制完成付诸实施, 就具备一定的强制性。在规划制定过程中, 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强度亦有不同, 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反映, 因此, 在规划实施中, 当底层利益主体的利益受到损害时, 往往会用强力执行, 这对社会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均衡矿产资源规划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 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矿产资源规划,利益主体,利益不均衡
参考文献
[1]翟晶宇.矿产资源规划与可持续发展[J].活力, 2006, (4) .
[2]余养力.对矿产资源规划编制的几点认识[J].国土资源情报, 2007, (4) .
[3]张瑞恒, 任巍, 王殿茹.矿产资源经济论[M].中国大地出版社, 2006.
[4]江福秀.关于建立和完善矿产收益分配制度的研究[J].南方国土资源, 2007-1.
[5]李炜光.资源保护从资源税调整开始[J].新理财, 2007-9.
矿产资源利益主体 篇2
西部的优势在于资源, 其矿产资源丰富, 是全国重要的能源战略区域。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地区成为国家资源基地, 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带动了地方经济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 西部的矛盾也在于资源。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资源低价, 环境无价”的观念, 资源价值对西部的贡献并未在经济发展中充分体现出来, 西部地区也出现了“守着煤山砍柴烧”等“富饶的贫困”现象。实证研究表明, “资源诅咒”在西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已经出现。另外, 矿产资源开发也给资源输出地带来了一些环境外部性问题, 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
矿产资源收益分配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一直以来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矿产资源收益分配是由矿产资源产生的经济收入在不同主体间的分配。我国矿产资源收益分配主要包括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矿业权收益三种 (杨德栋、王娜, 2006) 。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利益分配问题是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已有研究表明, 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矛盾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矛盾、政府与矿业企业的矛盾、地方政府与中央企业矛盾以及政府、企业与资源地居民的矛盾;矛盾形成源于利益主体之间诉求能力差异及利益主体诉求能力差异的制度背景 (王艳、程宏伟, 2011) 。
从现有的研究趋势来看, 我国对资源开发中利益分配问题存在很大分歧。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仍然不合理, 所以不同利益主体在利益分配方面一直存在着利益博弈。已有不少研究致力于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问题, 但是对相关利益主体视角下西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的分析还不够深入, 所以本文从相关利益主体视角切入, 着重分析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博弈过程, 并针对博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利益协调措施。
二、西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相关利益主体分析
矿产资源收益分配是由资源产生的经济收入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分配。目前, 我国矿产资源收益主要有三种类型: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业权收益。我国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利益是一个可以层层分解的利益层次, 在中央政府利益优先保证的前提下, 地方政府也可以依法分得部分利益。矿业权人是完整的企业法人, 应享有相关法人财产权所带来的正常投资利润和超额风险回报。在集体土地上开采矿产资源, 一般都会对集体土地和周边生态环境构成一定的破坏。资源地居民作为集体土地的主人, 不得不承受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的负面影响, 因此资源地居民作为相关利益主体, 也应当得到相应的补偿。
矿产资源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比较明确的行政隶属关系, 不论是矿产资源的中央政府主管部门, 还是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的矿业企业或是地勘单位, 他们之间存在明晰的行政隶属关系。各个相关利益主体的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就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而且是一种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下, 矿产资源开发主要利益主体政府、企业与资源地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升级,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资源开发收益权的分配冲突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方面的分歧;当地居民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但是由于矿权与地权的分离其利益没有得到有效补偿。因此, 根据已有的研究, 本文认为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应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矿业企业、资源地居民等利益主体。各利益主体依照不同的法定权利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进行利益博弈, 表现形式错综复杂。
三、相关利益主体视角下西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分析
(一)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
在我国分税制体制下, 税费分成比例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过程中的直接矛盾。按照我国资源税费分配政策, 资源补偿费中央与地方一般是4∶6分成, 矿业权出让权益中央与地方2∶8分成。仅仅从这两项的比例上看, 地方政府应该获取了大部分收益, 但是由于资源税税负相对较低, 因此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比重较少。按我国分税制体制, 增值税和所得税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75%的增值税和60%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归中央, 而增值税和所得税是名副其实的财政收入的重要税种, 这就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利益。
另外, 与矿产资源相关的权、责、利分配不一致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根源。中央政府是矿产资源产权主体, 获得所有权收益, 地方政府不具有资源所有权, 但可以通过资源开发许可权的行政配置和投资权的控制来获取收益, 资源开发权决定了利益分配格局。总体上, 中央政府在资源开发中获得了更多经济利益, 而地方政府又承担本地经济发展的绝大部分责任, 因此为获得更多资源收益权利不可避免与中央政府产生利益博弈。
(二) 政府与矿业企业的利益博弈。
矿业企业与政府的利益博弈主要在税费征收与矿权定价方面。多数学者认为, 我国现行税费体系由于税种较多, 加上存在重复征税或者地方政府向企业摊派税费的情况, 造成多数矿业企业税费负担过重, 综合对比国内外矿业税收, 我国矿业税费率较国外高出6个百分点, 增值税和资源税是负担较重的主要因素。但另一方面税费负担过高的同时, 部分中央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获取矿业权, 不但严重低估矿产资源价值, 政府利益受损, 而且很可能会使部分中央企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未充分利用矿产资源。
(三) 地方政府与中央企业的利益博弈。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的多数开发权分配给了中央企业, 中央企业的经营活动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资源地政府为保障地方的长远利益, 通常会选择发展附加值更高的资源利用项目, 但是已有学者研究发现, 因为中央企业开发的资源主要以向东部输出为主, 因此基本不考虑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 地方政府依靠引入大型中央企业来促进当地就业率、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愿望往往不能实现, 相反, 规模经济效应和中央企业的垄断行为会严重挤出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 这便直接影响了资源地政府经济利益。
(四) 政府、企业与资源地居民的利益博弈。
资源地居民承担了矿产资源开发中的负的外部效应, 在矿产资源开发相关利益主体中处于弱势地位。由于矿业企业在资源开发中占用土地以及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 从而与资源地居民产生直接的利益博弈。另外, 地方政府要获得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要兼顾本地区社会稳定, 在土地补偿、税费征收和环境恢复补偿方面与矿业企业和当地居民都存在矛盾。例如, 土地补偿问题是矿业征地的核心问题, 既关系到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又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
四、西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协调措施
(一) 建立合理明晰的矿权制度。
建立合理、明晰的矿产资源矿权制度是解决各利益主体在矿产资源开发中利益博弈的关键。按照科斯定理的基本原理, 存在交易费用的前提下, 产权初始配置的合理化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矿产资源的开发也应遵循这一原理, 以避免矿权制度的不明确成为矿区地方政府与中央利益冲突的根源。因此, 在有关矿产资源初始矿权的配置法律条款中, 应该明确未来矿产资源初始矿权的二元分布 (即明确未来国有土地下潜在的、新的矿产资源的初始矿权归中央政府所有;集体土地下矿产资源的初始矿权归地方政府所有) 。这样, 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可通过对矿产资源初始矿权的行使和转让获取矿权收益。
(二) 建立完善的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制度。
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就是规范政府与矿业企业利益分配关系的制度安排。按照国际惯例, 将矿产资源总体收益分成税、矿权收益和投资收益三部分, 而目前我国在资源税费制度, 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如税费设置不合理、税费制度缺乏灵活性, 没有鼓励劣等资源开发的政策等。针对这些问题, 一方面继续完善行政性税收政策, 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例如应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 将所有企业提供的与矿产企业相关的劳务均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这不仅便于征收管理, 也可以充分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 符合我国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实现公平税负的趋势;另一面完善权利金制度, 明晰矿权收益, 例如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享机制, 是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关键。
(三) 建立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能从源头上促进经济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目标是要求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估矿产资源的价值, 要求资源收益地区对资源贡献地区给予环境恢复补偿, 从而停止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不仅能迫使企业改变无偿使用矿产资源的观念, 而且可以使企业在资源开发中主动寻求生态成本降低的措施。这样既可以促使企业努力提高生产技术、合理利用资源, 又可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相信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合理的资源税费制度以及完善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能够充分协调不同利益主体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博弈, 在增强地方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的同时, 又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鹤霖.油气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利益主体及其博弈研究[D].西安:西安石油大学, 2012.
[2]王艳, 程宏伟.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矛盾研究综述与展望[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1.15.
[3]刘春学, 李连举.浅析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分配博弈[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3.5.
产学研合作主体的利益研究 篇3
总之, 产学研合作就是一种资源共享、技术创新的过程, 既能促使企业产品的研发市场化, 也能利于科研机构的研究产业化、商品化。它的根本特点就在于技术创新, 而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各方的利益最大化。研究产学研合作各主体方的利益需求, 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产学研合作主体的利益关系, 进而促进维持产学研合作的稳定发展。
1 产学研合作主体的利益
利益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关系范畴, 主要是将主体的需求与客体的满足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和相互作用关系。作为产学研合作联盟系统的主要合作方, 产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政府等多个角色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同样也各自追求着不同的利益需求与回报。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各利益相关主体的互动关系如图1所示, 它直观地反映出不同角色对于利益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1.1 产学研合作主体利益的内涵及特点
马克思认为, 人类所为之奋斗的, 都是因为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互关联着。恩格斯也曾提出, 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利益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范畴。因为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 是以有多种多样的利益。而产学研合作作为一种多主体、跨领域的合作关系, 它所反应出来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多样。正如学者们所研究的那样, 产学研合作是以追求技术创新和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 因而合作主体的利益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经济 (物质) 利益, 但也不局限于经济的增长。在不同的体制、合作阶段、社会背景下, 不同的利益主体对于利益追求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
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 合作主体的利益需求主要有以下两大特点:
(1) 利益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在产学研合作的创新过程中, 随着技术不断的研发, 合作所蕴含的利益便会不断体现出来, 从最开始的无形专利技术成果, 到接下来的成果商品化所带来的直接利润;从最开始的一无所知, 到后续的经验教训;从起初的默默无闻, 到最后的知名度、品牌效应、顾客忠诚度, 这些都是产学研合作所带来的利益, 有的是通过实际的货币所体现出来, 有的是通过文字版的文献、著作表现, 有的则是无形的影响力, 充分表明了利益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2) 对利益追求的变化性。某一主体对于利益的需求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以科研机构为例, 学研方是作为科研成果和技术创新的研究者与提供者的, 在合作初期, 进行技术创新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科研院校之所以会跟企业合作, 就是希望企业能够提供经济上的扶持, 作为回报, 他们会将研发成果与企业共享, 此时院校所追求的利益表面上而言就是经济收益;而随着技术成果的慢慢转化, 合作也不断深入, 此时, 学研方对于利益的需求则会慢慢转移到文化价值和社会荣誉上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职称评定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国家相关部门对其在科研成果、著作等方面的评价, 因而此时学研方总体的利益诉求更多地表现为功利性, 而不仅仅是经济物质性, 从有形收益向无形荣誉过渡转化。企业方也一样, 在合作初期, 它想要得到的是先进技术, 突破生产瓶颈, 从而可以进行大量的生产, 实现技术商品化、产品市场化, 利益追求具体体现为经济收益;当企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其获取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会注重社会效益了, 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影响力, 社会对企业的认可等都将成为企业所追求的利益。上述种种都表明了, 产学研合作中各利益主体对于利益的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
1.2 产学研合作主体利益的分类及构成
正是由于利益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要求我们在分析产学研合作主体的利益时, 需全面分析利益的构成。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 利益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
1.2.1 按利益的形态分为有形利益和无形利益。
随着产学研合作的不断进行, 或多或少会产生利益的, 例如利润、技术成果、经验等等, 这也正是各主体会选择合作的主要原因。所谓产学研合作中的有形利益, 就是指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 如利润、新技术产品。有形收益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利润。利润是产学研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满足顾客需求的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销售出去所获得的收入, 扣减在合作过程中所投入的各项成本后的剩余。使利润最大化也是产学研合作的一大目的, 当然这些剩余也是产学研合作利益分配的主要内容。 (2) 技术转让收益。当没有将新研发出的技术或者工艺流程运用到实际产品中, 而是直接进行技术转让或者技术特许使用时, 也会获取相应的收益, 这种技术转让收益也应纳入产学研合作的利益。 (3) 论文著作。伴随着生产技术的研发突破、新技术流程的诞生, 相关的文献著作也作为一种产学研合作的收益体现出来。
除了有形利益之外的, 就是无形利益, 例如专利、经验、企业形象等。无形收益涵盖以下几方面: (1) 技术专利。合作参与方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技术专利、产品研发成果、创新的工艺制造流程等, 这些是使合作获得直接经济收益的基础, 属于合作团队的无形资产。 (2) 品牌和商誉。在产学研合作各主体的共同努力下, 不断研发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创新型产品和服务, 这些会为企业不断积累商业名誉和顾客的忠诚度。反过来, 这些商业名誉和忠诚的客户也会提高产品销售量, 帮助企业抢占市场, 从而为合作带来高额的利润。当然, 科研机构也会凭借这些成果不断增强自身的知名度, 提升在学术界的声望。 (3) 经验和教训。在合作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而解决这些阻碍的方法、经验, 或是从这些问题中总结的教训都是合作联盟的宝贵资产, 通过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来降低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的可能性。
1.2.2 按利益的类别分为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和社会利益。
(1) 经济利益。企业方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主要目的便是获得经济收益, 通过产学研合作来掌握新的技术、新的工艺流程, 进而批量生产新技术产品, 抢占市场份额、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 寻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学研方则可以利用合作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 给予研发人员一定的财力鼓励, 保持研发的积极性, 使得研发可以顺利进行, 同时也可以将研发结果卖出去以获取物质收益, 当实力足够的时候, 也可以形成成果商品化;而政府方在产学研合作的经济利益则主要体现在实现区域和行业经济经济的快速发展, 通过参与产学研合作, 政府能够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2) 文化利益。文化创新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发展与生存的软实力之一。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可以吸收部分创新型人才, 扩充人才团队, 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而学研方也可以借此培养大量的研究人员, 优化人才结构, 并可以形成大量相关的文献成果、著作, 为以后的研究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政府方获得的文化利益更多地体现在培育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创新文化氛围、加速相关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等。 (3) 社会利益。除了能得到显而易见的物质回报外, 企业通过不断生产出满足客户和市场需求的新技术产品来增强企业的商业价值, 提升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还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这些无形的社会收益对企业而言也是企业长远发展的一大笔财富;科研院校也可以通过不断研发出新技术、新成果等来提升自身的知名度, 这也是评职称、获取政府扶持的一大评定标准;而政府可以在产学研合作中促进合作的稳定深入发展, 在帮助各方顺利开展工作的同时, 彰显出政府的执政能力, 增强民众的信任。
1.2.3 按利益的方向分为正向利益和负向利益。
正向利益我们很容易理解, 一般人们所谈论的利益也都是正向的, 上述我们所提到的基本都是正向利益, 即所谓的收益。但不容忽视的是, 合作是存在负效应的。一个和尚挑水喝, 两个和尚抬水喝, 三个和尚没水喝, 这便是典型的合作负效应案例, 合作也是会带来负向利益的。对于企业而言, 长期的产学研合作会使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研院校的研发, 从而会导致自主创新能力下降, 得不偿失, 只有把握好度, 将负向利益转为正向收益, 才能使利益加大。
2 产学研合作主体利益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虽然进行产学研合作会给各参与方带来很多的回报与收益, 但这些收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合作的不断加深, 主体对于利益的需求也会发生改变, 而各参与方的投入水平、市场的行情变化、对合作的管理程度同样也会影响着产学研合作主体的利益变化。
2.1 各方的努力程度
参与主体获得的收益是和它所付出的努力程度成正比的。合作的努力程度越高, 合作的效率就会越高, 利益自然就增加了。合作初期, 各方为了是收益最大, 都会全身心的配合, 但可能在合作一段时间后, 就会产生依赖感, 从而降低了自身的努力水平;同时, 如果参与合作的企业或者科研机构还参与了其它的研发项目或者合作, 就会分散精力。无论是哪种原因, 都会影响合作最终的效率和收益。总收益发生了变化, 产学研合作各主体的收益自然也会发生改变, 无法达到预期收益。
2.2 信息的传递与沟通
良好的信息沟通与及时的信息传递能够使合作组织的每个成员都了解应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做什么事, 有利于合作目的的实现。信息传递的延迟可能会使企业错过研发或者生产、销售的最佳时机;在不了解市场行情或国家政策导向的情况下而盲目进行大批量的生产不仅不会给合作带来收益, 反而会使合作面临巨大的损失, 因而信息的传递与沟通也会影响产学研合作主体收益的变化。
2.3 产学研合作的管理
对产学研合作整个过程、团队的管理控制也会影响着各主体的利益。有效的管控会使合作一直沿着平稳的轨道运行, 降低合作运营风险, 避免损失。当疏于对产学研合作管理时, 各主体可能会各自为政, 合作的积极性、凝聚力下降, 从而会使成本增加, 收益降低。
上述几点会影响着产学研合作主体的利益, 但要注意的是, 若是对这几个方面的控制很好的话, 会使主体的利益朝着增长的方向前进。因此, 为了能使各方的利益都达到最大化, 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规避利益的损失。第一点, 要加强各主体的参与程度。从合作起步到合作深化, 不管是处于哪个阶段, 合作方都不能放松对合作项目的关注, 只有所有参与方都积极努力去完成合作项目, 产学研合作的效率才会大大提升, 从而使成本降低、收益增大;第二, 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流机制。第一手的市场信息资料影响着合作的走向和策略的选择, 传递有关利益分配的政策、活动信息, 引导利益主体的行为;第三, 强化对产学研合作过程的管控。规范对产学研合作人员的管理能够激发和保证团队的工作积极性, 而对产学研合作过程的实时监控则可以提前发现问题, 避免后续更大的损失。
3 结论与展望
企业、学研方和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有着各自的利益需求。企业希望获取大量的经济收益并使产品技术化、市场化, 企业能够长远的发展;科研院校希望借此来不断拓宽科研经费的来源渠道, 加大科研力度, 大量培养人才, 提升社会知名度, 并使研发技术商品化;政府则想要达到区域技术能力的创新和经济的发展, 并借此来彰显自己的执政能力。正是这些利益需求促使着它们不断合作与发展, 只有在各方的利益需求都得以最大化满足的情况下, 产学研合作主体的合作意识才会更强烈, 合作才会不断朝着深化的方向发展。
但要注意的是, 在产学研合作中, 不仅要使各合作主体的利益最大化, 更重要的是产学研合作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然后, 对于利益的量化还是很难建立一个客观的标准, 如何正确处理好产学研合作中利益的分配和风险的分担问题, 对于完善产学研合作利益分配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在今后的学习研究过程中, 笔者将继续深入地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 并期待产学研合作利益分配机制相关理论与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
摘要：产学研合作的形成与深化离不开利益的驱动, 企业、学研方、政府作为合作的主体, 对利益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利益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及变化性使得产学研合作关系变得复杂。为给后续研究产学研合作利益分配机制提供借鉴, 保持产学研合作稳定发展, 详细分析了产学研合作主体利益的分类构成及影响利益变化的因素, 并提出保证各合作主体利益最大化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产学研合作,利益,合作主体
参考文献
[1]苏敬勤.技术创新扩散过程研究[J].技术经济, 1998 (1) :12-14.
[2]辛爱芳.析产学研合作中的合作模式选择[J].企业经济, 2004 (9) :62-63.
[3]Aokimasahi Harayama Yuko.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to take on here from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J].Trade and Industry, 2002 (4) :42-49.
[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537.
[5]谢开勇, 张婷婷, 王倩.产学研合作各方利益诉求下的政府作为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 2012 (21) :30-33.
[6]董彪.产学研合作利益分配策略与方法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理工大学, 2006:12-13.
[7]王玉晗.论产学研合作中的利益[J].辽宁经济, 2014 (6) :14-18.
[8]雷永.产学研联盟利益分配机制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2008:21.
矿产资源利益主体 篇4
农地整治是人类对土地利用混乱、不合理现象进行整治、改造的过程, 也是重新配置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过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及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要求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地整治的投入, 进一步发挥农地整治综合效能和作用。截至2011年, 国土资源系统为反哺农村, 每年筹集资金近千亿元开展农地整治工作, 补充耕地不低于同期建设占用、灾害损毁和农业结构调整损失的耕地、林地、牧草地等其他农用地。“十一五”期间, 经过整治的耕地生产成本平均降低5%~15%, 产量比过去增加10%~20%, 全国提高粮食产能80多亿㎏。然而, 农地整治是一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资金占用量大的项目, 需要巨额资金支撑。目前我国农地整治的资金来源通常包括三个部分:国家、企业和个人, 特别是在农地整治中国家投资占主要份额, 大约为98%, 只有非常少的资金来源于企业或者个人。总体而言, 我国农地整治没有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 融资机制需要加强创新。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 目前我国农地整治在资金筹措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投资渠道单一、结构失衡;二是投入资金规模小、效益低。主要是利益相关主体由于在自然环境、投资体制、财政体制因素等不完全信息条件约束下由于目标函数不同存在投资动态博弈行为。
基于此, 本文运用古诺—纳什均衡博弈理论, 在不完全市场信息的条件下采用动静结合法对我国农地整治投资机制及各利益相关主体投资动机进行系统分析, 诠释主体间农地整治项目投资从总体上不能达到最优的深层次原因, 并据此提出构建完善的项目投资机制思路, 对于减少投资的效率损失及寻求新的农地整治资金供应渠道, 力争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推动农地整治产业长足发展, 加快农地整治事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两级城府下的农村土地整治投资博弈
2.1 博弈产生的原因
对于两级政府而言, 在某一时刻t1, 其投资都存在两种选择, 即或者投资农业, 概率为P, 或者投资非农产业, 其概率为1-P。由于项目在不断安排, 地方政府也可以反复决策, 因此, 在下一时刻t2, 地方政府又有两种选择:农业和非农业……, 如此循环, 最终形成了多种选择策略博弈模型。假设W0、W1分别表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农地整治投资标准化效用函数;C0、C1分别表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的农村土地整治投资额度;G0、G1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总量;α、γ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农村土地整治投资推脱给对方以后获得的收入量占各自总支出的比例;β、θ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被迫接受对方推给自己的投资责任而被迫增加的支出占各自总支出量的比例;ε、ω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农地整治财政投资中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时付出信息运行成本占各自支出总量的比例。假定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在保证自己财政农业支出需要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那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偏好可以用一个定义在财政农业支出的效应函数来表示,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要面临的社会总效用函数模型为:
这表明,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效用取决于各自推脱出去的投资支出、被迫接受对方推脱过来的农业投资责任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的产生的费用成本三者之间的对比关系, 如果前者大于后两者之和, 则社会总效用会递增, 反之则会递减。中央与地方在农地整治项目投资的相互博弈过程, 其实就是两者在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费用的同时, 将不同属性的农业投资和地区受益方面难以判断的对投资职责相互推脱给对方的过程。最终结果是在中央财政对农业项目投资比例逐渐减少的情况下, 尽可能多的将投资责任推脱给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考虑到本地区的财政投资最优化, 在没有硬性条件约束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当然不愿意将过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周期长、效益低、自然和市场存在双重风险的农业方面。
3 政府和农户的农村土地整治投资博弈
3.1 农户投资行为分析
从市场角度看, 农户在很大程度也是农业投资的主体, 1990年以来,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普遍实行后, 农村集体经济职能迅速弱化, 直接导致农村集体和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逐渐下降。2004年农村集体投资比例仅为16.25%, 而个人投资比例下降到4.75%。影响农户对农地整治投资的倾向, 归结起来一般受以下几个方面影响:第一, 农户收入水平及结构。高收入水平的农户在一定的资本积累之后会逐渐脱离农业, 不愿意再往比较收益水平低的农业进行投资;第二, 土地经营规模。理论上认为土地规模越大农户越趋向于增加资本投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偏大或偏小都将造成投资的不经济性;第三, 非农就业程度。非农就业机会增加时, 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和规模都会减小;第四, 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影响农户的资本或劳动投资倾向。从投资效应上讲, 政府投资的目标收益函数是在减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使财政投资效应最大化, 而农户则是使个人收益最大化。
3.2 政府和农户的投资博弈
对于农业生产, 其也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其生产函数基本形式:
假设式中Y是总产值, Y的总产值受到K、L的影响, A (t) 是农业综合技术水平, L是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的劳动力数, K是投入的资本, 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 Β是产出的弹性系数, μ随机干扰向, 且μ≤1。并假设政府或农户投资非农产业也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基本形式。从这个模型看出, 决定农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 (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 。根据这一生产函数, 假设农户投资的收益函数为Yf=f1 (k1, L1) +f2 (k2, L2) , 其中f1 (k1, L1) 表示农户投资收入, 假定农户对项目的投资为Kf, 而f2 (k2, L2) 则表示农户非农产业投资收入;政府的收益也是有两部分组成, 即投资农业收益f1和投资非农产业收入f2, 并将政府的收益函数表示为Yg=f (f1, f2) , 同时假定政府的农业投资为Kg。
从理论来讲, 农户或政府将资金投资于农业对对方都有利, 农户投资减轻了政府财政支农负担, 从而使政府能够将财政资金更多的投资于非农产业增加效益。只有政府和农户相互增加农业投资, 才能使收益函数最大, 一方增加而另一方不增加则会导致收益降低, 当两者都不增加农业投资时收益函数接近于零或收益不存在。故政府和农户之间农业生产投资最终有四个博弈结果 (见表1) :
由于博弈双方只要存在一方的边际投资收益率小于0或等于0, 都会存在一方投资而另一方不投资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博弈的最优解便不会存在, 并且导致投资的另一方也会逐渐减少对农业生产的投资, 最终形成一种新的纳什均衡解 (0, 0) , 即政府和农户在农业生产投资收益的最终结果都没有收益或者收益为0, 从而使双方在没有硬性条件约束的状态下都不会主动的增加农业生产投资。这和两级政府下的农业生产投资博弈结果一样, 正是由于这样的博弈结果才导致了目前农业持续向前发展的陷阱。
4 结论与建议
4.1 完善政府职能是农村土地整治项目顺利实施的关键
农村土地资源实质上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 公共物品“外部性”的存在, 使土地资源利用最优决策水平偏离了社会最优决策水平, 这就要求政府对人们的土地利用活动发挥主导作用, 明确政府在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实施中的供给范围和职责, 特别是完善项目运营的资金管理制度, 加大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环境保护及防护林建设的力度。对一些关乎农户利益的重点领域、关键问题需要重点解决, 以实现社会范围内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4.2 从政府和农户的农业生产投资博弈结果看, 博弈的最终均衡并非是一种理想的均衡
政府在投资行为上应该采取一些激励措施, 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农村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农业产业结构现状, 激励农户主动的增加对农村土地整治投资, 提高积累和投资水平, 制定有利于农业及农村发展、向农业倾斜的财税和信贷、金融等相关政策, 完善以市场为基础, 政府财政投资为主体, 农户积极参与投资以及信贷投资等多元化投资体制, 从而实现投资博弈的帕累托改进。
4.3 积极建立完善的农户参与决策体系是农村土地整治项目顺利实施的根本保障
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关系到千家万户, 关系到农户的利益重新分配问题等, 加强农户项目的决策参与度显得尤为重要, 项目决策参与体系的完善需要贯穿于农户生产的整个过程, 需要合理规范农村基层组织、农村企业和农户三者之间的信息协调。同时积极整合农村土地整治资金, 加强对其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 尤其是要对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资金加强统筹协调和统一安排, 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防止项目重复投资或投资过于分散。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陈池波.中国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3]陈池波, 崔元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农业投资博弈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05, (6) .
[4]刘承芳, 张林秀, 樊胜根.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对江苏省六个县市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2002, (4) .
[5]冯华艳.制度变迁及中央与地方的博弈[D].郑州:郑州大学, 2002.
[6]李增福.政府推动农业标准化的职能定位[J].经济问题, 2007, (12) .
矿产资源利益主体 篇5
一、通用分类标准实施效应分析:财政部视角
(一)实施与测试
2010年XBRL通用分类标准颁布后,2011年首次实施的企业分为两组:第一组是13家上市公司,第二组是12家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国内A股主板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3家企业和12家会计师事务协助591家上市公司审计客户提交了实例文档和扩展分类标准的初步版本。
2011年财政部对首批实施企业报送的材料进行了严格的测试,邀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XBRL团队的技术专家对提交的材料进行了逐一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所有实例文档和扩展分类标准均能被正确解析,能够使用专业软件提取通用分类标准标记的财务信息。与此同时在国内,财政部运用自行开发的两套测试软件同时结合专家审核的方式,对实施企业提交的实例文档和扩展分类标准进行了综合测试,并出具了测试报告。经测试总体质量较好,能够实现预期功能和效果。
2012年将实施范围扩大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过财政部的努力和协调共有82家企业参与实施,于2012年8月3日完成了XBRL财务报告的编制和第一轮报送。
2012年针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实施采用报送、校验、修改相结合的方式。收到XBRL财务报告,财政部就着手校验工作,对发现的问题组织修改,经过两轮校验和修改,第三次进行校验和测试时,已发现的问题全部得到纠正,标志着2012年地方国有大中型企业通用分类标准实施工作圆满完成。
(二)实施效果
从财政部角度来看,2011年通用分类标准的实施初见成效,首批实施取得了成功,由于初次实施,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不正确的元素匹配或不必要的扩展,导致数据准确性和可比性同时降低。此外,在企业编报过程中存在XBRL难理解、成本高等问题。
2012年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过程中,财政部关注对实施企业的培训、指导和技术支持。前期通过平台交流、电话邮件答疑和现场指导等方式增强实施过程指导;后期将校验、修改和培训工作融为一体,经过校验和修改最终实现通用分类标准实施的成功。同时培养了一批业务人才,巩固了通用分类标准的实施要求,有利于提高以后年度实施的质量。
从财政部视角看,XBRL通用分类标准实施效果良好,实例文档结构严谨、符合要求,对年报中的数据进行了合理的标识,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财政部经过2011年的首次实施之后关注到在企业层面存在编报困难的问题,在2012年实施过程中开始重视全程培训,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二、通用分类标准实施效应分析:企业视角
实施企业在通用分类标准实施信息链中处于中间位置,直接关系到上游财政部能否及时收回XBRL财务报告,也直接关系到信息的使用者能否便利获取信息。企业视角研究从适用性评价和典型公司实施分析两个方面展开:
(一)适用性评价
企业作为通用分类标准的实施者,在实施过程中要参考XBRL通用分类标准元素,元素一致时可以直接引用,反之,需要对元素进行扩展。元素扩展一方面会增加企业编报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不同企业扩展的差异会降低信息的可比性。文章主要从元素的适用性角度对企业实施效果进行分析。
企业通用分类标准适用性评价主要从完整性和效率性两方面进行分析,其衡量指标分别采用如下公式:
完整性=取自通用分类标准的元素数/企业披露实务中元素总数
效率性=具体企业的复用的元素数量/通用分类标准元素数量
选取房地产、石油、化工、通信、运输和商业各10家企业,将2011年会计报表附注中的货币项目与通用分类标准清单中的元素进行匹配,匹配成功得1个分值,进行扩展的记为扩展1个分值。元素匹配后通过公式计算出完整性和效率性指标并对其进行分析,对适用性进行评价。
注:每个行业元素匹配数采用10 家企业加权平均数。
将不同行业的元素匹配情况进行统计,得出石油行业XBRL通用分类标准的完整性指标最高为82.25%,其他行业均在60%左右。总体来说,其完整性指标较低。石油行业完整性指标较高是因为有石油行业分类标准,一般行业在编报时近40% 的元素需要企业自行扩展,说明通用分类标准在完整性方面存在不足。XBRL通用分类标准效率性方面,石油行业指标最高为62.60%,其他行业在27%左右。一般行业通用分类标准报表附注元素清单中,大约只有四分之一元素被使用,元素使用效率非常低。由于石油行业有行业分类标准,该行业在完整性和效率性方面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从而说明制定行业分类标准的必要性。
总体来说,从评价适用性的完整性和效率性两个指标来看,由于大量元素需要扩展,完整性存在不足,分类标准元素的利用率也很低,得出适用性比较低,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编报难度。
(二)典型企业实施分析
选取广深铁路和中国联通作为典型企业分析实施效果,在广深铁路推行的过程中,成立了专门的XBRL项目管理委员会和项目团队,聘请经验丰富的XBRL技术团队提供技术支持。经过实施指出了财务软件与XBRL技术的融合性和XBRL软件的易用性有待提高、需要加强对员工的培训等问题。中国联通认识到实施通用分类标准的复杂性,聘请专家对XBRL进行培训,成立专门的XBRL工作小组,指出刚开始接触XBRL技术,比较陌生,在实施过程中元素的适用性也比较低。
广深铁路和中国联通在XBRL通用分类标准实施过程中都有很大的成本支出,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元素扩展的问题,可以引、用的元素比较少,大量的元素需要扩展。现阶段高成本投入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并没有发挥作用,仅仅是为了按期报送XBRL格式财务报告,因此,XBRL的技术优势也没有显现出来。
三、通用分类标准实施效应分析:投资者视角
XBRL通用分类标准的实施对企业披露财务报告的格式进行了规范,理论上,投资者可依据各自需求获取所需信息,以便进行分析作出投资决策。基于当前应用现状,采取调研的方式,通过网上发布、邮寄调查问卷和实地访问的形式获取各类投资者的反馈,对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有效性进行分析。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对XBRL的了解程度、决策时获取信息的方式、获取XBRL实例文档与分析工具需求、对XBRL的评价等。问卷从2012年3月到2013年3月历时一年,收回问卷383份,其中无效问卷186份,有效问卷197份。
对收回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得出:186份无效问卷主要是对XBRL完全不了解,说明现阶段对XBRL的了解程度还比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有效问卷中,针对XBRL分类标准实施前后对获取信息影响方面,三分之一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任何影响,仅有4.8%的人认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使用XBRL进行对比分析方面设置“能很有效的进行对比分析”、“能够发挥作用”、“只能进行同行业分析”和“基本没有作用”四个选项,35.23%认为只能进行同行业分析,认为没有发挥作用的比重占到49.78%;在XBRL通用分类标准实施是能否有利于做出投资决策方面,70.46%的投资者认为在理论上会产生有利影响,但现阶段还没有发挥作用,说明投资者对XBRL分类标准的效用寄予一定的期望,但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它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总体来说,XBRL通用分类标准的实施对信息使用者的影响不大,对投资者获取企业信息方面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没有发挥出提供便利投资分析的作用,这与XBRL处于发展阶段有关,由于其难以理解,将重点放到了政策制定与实施,具体应用方面尚未完善。
四、总体实施效果分析
上文从不同利益主体角度分析了通用分类标准实施的效应,此部分将不同利益主体作为有机整体考虑,分析产生不同效果的原因,以便于分析各利益主体间的交互影响和从整体上把握实施的效应(如图1)。
财政部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处于信息链的上游,目前主要考虑的是企业的实施过程以及组织培训,企业能够按时完成编制与报送、通过校验,即从企业收集到比较准确完整的XBRL格式财务报告,说明在现阶段通用分类标准的实施情况良好。鉴于2011年编报情况的反馈,财政部在2012年实施工作中关注对企业的培训,但是在XBRL财务报告的使用方面欠缺。
实施企业作为信息链中间的一个利益主体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采取通用分类标准适用性的指标与典型案例相结合的方法,分析通用分类标准元素的引用与扩展,得出企业视角实施效果一般,较大的成本付出主要为了迎合政策的要求。主要是因为XBRL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大部分企业的财务人员缺乏了解,必然会增加编报的难度。财政部在2012年的编报中已经开始重视对企业进行培训,在后期的过程中应该继续加强对企业的培训,同时在XBRL内部管理有效性方面提供相应的指导。
作为信息使用者的投资者在信息链的下游,在总体的实施效应中应该检测XBRL通用分类标准的推行和实施中是否产生良好的效果。通过调研发现XBRL通用分类标准的实施对投资者基本没产生影响,原因是XBRL的实施在现阶段主要体现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财政部关注的是企业的编制与报送工作,欠缺对信息使用者获取信息和进行投资分析方面的考虑。
五、结论
矿产资源利益主体 篇6
一、平衡高等职业教育主体间利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平衡高等职业教育主体间的利益是指包括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和行业企业等高等职业教育所涉及到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以合作伙伴关系为基础,遵循高等教育的规律,合理而准确地定位和协调各方主体利益,明确各主体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实现融合式全流程协同育人。改革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建立在遵循高等职业教育规律基础之上,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推进科教结合产学融合协同育人,使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具有多元性。在不同主体之间寻求平衡要做到:首先,高等职业教育作为离不开政府参与的一项公益事业,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方针、投入经费以及法律法规的监督和保障;其二,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确立行业协会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强行业特色高校建设,突出农林、水利、地矿、石油、交通、能源、环境、建筑、医药、师范等高校的学科专业特色和服务行业发展能力;其三,企业充分发挥育人主体的作用和责任,具备战略发展理念、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力和社会责任意识;其四,高校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直接责任人,应树立现代学校制度理念、创建品牌意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引领行业发展、适应产业需求[1]。总之,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利益主体间的博弈不可避免。主体间利益关系的不同产生不同的体制;体制的不同决定了运行机制的不同。平衡高等职业教育主体间的利益成为构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落实高等职业教育战略地位的必然要求。
高等职业教育主体间利益的平衡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教育主体间利益格局的实践表明,通过促进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互利互惠,可以创新体制机制、能够汇聚更多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2008年召开国际会议,明确为了实现对公共教育事务更好地控制和引导,需要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组织统筹合作、互利互惠。OECD于2011年启动“治理复杂教育体系”项目,指出当前面临最大的挑战即政府需要管理日益复杂的教育体系,于是需要在一种没有单独主体进行绝对统治的背景下,共同对社会进行治理[2]。由此可见,高等职业教育主体间利益的平衡是有历史和现实依据的。
二、零和博弈:高等职业教育主体间利益博弈现状
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中,占据主导地位和具有优先性质的发展倾向是无序的合法化、权力的分散化及支持的多样化[3]。同时,学校的非营利性决定了每一个人或每一类人都不能对学校行使独立的控制权。因此,这就意味着利益主体的角色要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化。特别是随着市场机制对教育的影响力度不断增大,利益主体如何适应当今教育发展的特点,已经成为影响教育发展与改革方向的关键因素[4]。
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回答的是如何求得“均衡”解。这个求解的过程,便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博弈论研究的是矛盾与合作,强调博弈过程中各参与者追求的利益具有冲突性以及参与者行为具有相互依存性。动态的博弈包括两个方面:零和博弈及非零和博弈。零和博弈是指整体的利益不变,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即“此消彼长”。非零和博弈有两种形式:负和博弈及正和博弈。负和博弈是指参与者均无所得,或者所失大于所得;正和博弈是指参与者通过互利互惠,使得各方利益都有增加,或者至少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其他参与者利益不受损害。
利益主体不同,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亦不同。从理论逻辑而言,理想层面的博弈过程是指不同利益主体将各自利益诉求置于整个博弈系统中,从而使得主体需要不断调整关系,不断分配资源。而现实的博弈局面往往是博弈主体对立的“零和博弈”,就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而言,存在着政府行政权力过度、行业企业积极性不高、学校自主权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的障碍。在这样的博弈过程中,政府主体之所“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他主体之所“失”,在短期内,看似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但长此以往,利益主体都将面临巨大的潜在成本,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状态可称之为“负和博弈”[5]。
三、正和博弈: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应然状态
零和博弈是非均衡和非稳定的,且参与者之间策略的冲突会因不稳定和无法预期而直接导致博弈主体之间的对立,所以,零和博弈不是博弈的最佳结果。负和博弈对参与者而言更意味着“同归于尽”,必然需要摒弃。博弈参与者之间的“互惠共赢”才是博弈最佳的结果。正和博弈恰好描绘了这样的应然状态,作为博弈主体的“主导”角色———政府、“反馈”角色———社会(行业、企业、科研机构)以及“运行主体”角色———高校,可以联手合作、共同收益,提高教育质量。
(一)正和博弈的内涵
正和博弈是指博弈主体借助沟通与协商的平台,通过合作而化解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带来的负面结果。就博弈主体的整体利益而言,正和博弈的结局是最为理想和持久的。正和博弈表现为博弈主体在竞争中遵循事先约定的有约束力的条文规定,通过主体之间的协商共识,建立和完善良性互动的合作机制,从而实现共赢。尽管利益主体为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存在必然的冲突,但他们在信息资源方面具有互补性,在发展目标方面具有一致性。
理想的高等职业教育利益主体正和博弈的图景为:就政府而言,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运用行政手段协调各参与主体的利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规范教育教学活动,保障创新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教育持续且稳定地发展;就高校而言,教育质量的保障要通过学校自身的实践来实现,高校扮演着具体和直接的实施者和自我促进者的角色。高校是人才培养基地,学生最终被推向社会,通过社会的反馈实现自身的价值。行业企业、科研机构以及学生本身是教育质量的“检验器”,高校要根据相关主体的反馈信息调整培养目标、改进培养方案,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因为不同博弈主体在博弈能力上存在必然的差异,合作博弈并非追求主体之间利益的绝对均衡。任何单一部门都无法有效地解决教育跨部门、跨领域的问题。因此,正和博弈还取决于博弈各方的力量对比和博弈技巧的运用,需要统筹协调,做好顶层设计。
(二)正和博弈的实现要件
正和博弈的实现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共同认可的博弈规则、稳定的协商谈判平台和开放共享的信息交流机制。
1.共同认可的博弈规则
合作博弈需要“博弈规则”,也就是有可强制执行的契约来保障。因此,当前我国要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创新驱动发展,必须要制定一套共同认可的博弈规则。政府作为公权力的唯一合法垄断者,有责任建立一套高等职业教育利益主体共同认可的博弈规则,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发达国家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为其快速、健康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高等职业教育每到发展的关键时刻,政府都会实施立法,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利益主体提供共同认可的博弈规则。
反观我国,《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等有关教育的法律文本内容多表现为目标性、原则性,可操作性不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新常态”,应以此为契机,建立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立法等手段明确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权限,使“有限政府”成为社会共识,为实现教育主体间利益格局的平衡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
2.稳定的协商谈判平台
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博弈主体在理性的前提下,往往会选择利于自己的策略,而正和博弈就是要参与者通过不断的协商、理解与合作,超越自身的利益,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建立协商谈判的平台需要多行业、多群体的有效协作,形成利益主体之间合作的组织架构和运行制度。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推进科教结合产学融合协同育人,需要由政府、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和学校按照平等自愿原则组成非营利性、互利性、以合作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的组织机构。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以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为突破口,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为重要手段,制定机构章程、明确相关制度、职能、成员单位各方的权利义务等。在机构中,各方成员认真履行职责,充分行使权利,自觉履行相关义务,对学校的办学方向、人才培养、专业设置以及学校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及时提出建议及咨询[6]。机构是顶层和核心,负责指导并协调全面工作。
高校需要通过定期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围绕办学、人才培养、科研、社会服务等各联合项目进行研讨,对学校的办学方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以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等重要问题提出指导性建议。通过广泛收集意见,为机构成员更好地服务。
3.开放共享的信息交流机制
信息交流与共享是形成合作的基本条件,信息资源是整体利益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所以,强调信息交流与共享是博弈主体之间正和博弈的另一实现条件。利益主体在信息资源掌握上的不对称导致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因为正和博弈要求参与各方掌握信息的平等和自由,所以就需要建立博弈主体利益共赢共享的信息交流机制。信息采集与反馈是参与主体制定政策、采取行动的直接依据,成为增强主体间相互了解的主要途径。这要求:
(1)加强人才培养与“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互联网+”、“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有效对接,建设一批功能集约、资源共享、运行高效的专业类或跨专业类实验教学平台,加强各行各业紧缺人才培养和学科交叉人才培养。
(2)推进高校与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事业单位融合式全流程协同育人,将科研成果、先进技术、企业培训课程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
(3)深入实施拔尖计划和系列卓越计划,建设一批校内外协同育人示范基地和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服务平台,建立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深入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办好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切实增强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努力造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
参考文献
[1]张社字.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障碍因素分析[J].职教论坛,2014,(1):35-38.
[2]李玉静,谷峪.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理念与实践策略[J].职业技术教育,2014,(31):78-83.
[3][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84.
[4]孙琰.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中的政府角色[J].职业技术教育,2012,(19):78-82.
[5]林克松,朱德全.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城乡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理念变革[J].教育与职业,2012,(5):5-7.
矿产资源利益主体 篇7
一、校企合作中体现的利益主体
利益主体就是利益的创造者、追求者、消费者和支配者, 也就是在一定经济社会生产关系中通过自身各种行为活动来追求物质需要、精神需要满足的人, 它既包括个人, 也包括组织。各种层次、不同类型的利益主体, 在整个经济社会中独立存在并互相制约, 从而形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利益格局, 并相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利益观念与利益行为。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会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 而利益主体的形成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人类社会中不断产生、持续发展、日益变化着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与利益矛盾, 终究都是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与矛盾。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学生, 其目的在于使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
二、校企合作中各利益主体的定位
1. 政府的主导地位。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界教育, 其兴衰成败通常与政府的干预有着直接的关系, 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均强调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并成为影响地方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政府作为国家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在实际过程中, 能够运用法律法规, 规范学校、学生、企业及行业组织的行为;通过机构设置, 依据行政手段管理学校、学生、企业及行业组织的活动;通过经济手段为学校、学生、企业及行业组织的发展创造物质条件, 最终实现现维护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的利益诉求。政府在校企合作中居主导地位, 扮演着推动者、协调者、监督者和评价者的角色, 而现实过程中往往存在政府缺位或“失灵”的现象。
2. 学校的主动地位。
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 学校的利益诉求是为了实现教育教学效益的最大化和可持续性。高职院校要积极主动配合政府的整体发展规划要求, 提高自身能力与企业需求的匹配度, 发挥自身在人才智库方面的优势, 主动联系企业, 为企业提供技术培训服务和技术服务,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
3. 企业的被动地位。
在高等职业教育过程中, 企业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尽管社会呼吁企业要有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责任感, 企业为了提高核心竞争力、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关注度和热情度在逐步提升, 但是企业参与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热情程度的高低主要决定于其成本—收益关系, 现实是企业对校企合作所带来收益预期不高, 企业经济效益的因素未得到确认前, 企业处于被动的状态, 缺乏热情和主动性。
4. 行业协会的中介地位。
行业协会是一种介于政府、企业之间, 商品生产业与经营者之间, 并为其服务、咨询、沟通、监督、公正、自律、协调的社会中介组织。行业经常以协会的形式出现, 成员之间只有靠信誉来维持, 组织对成员约束力很弱, 结果是行业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非常有限, 中介地位不明显。
三、完善校企合作各利益主体的思路
1. 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加强宏观调控功能。
政府作为各利益主体的平衡者和管理者, 通过制度安排、政策的制订, 合理配置资源, 承担起调控的角色。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 应该设计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长期稳定、综合战略性顶层设计制度。政府通过政策对高职院校的倾斜, 形成利于高职教育发展的社会导向, 通过政策对利益主体补偿引导, 提升高职院校的地位和吸引力;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 为了让企业主动、积极地进行校企合作, 政府应该出台政策加强激励, 包括对参与的企业优先享受各种税费减免、财政补贴等政策的实施;政府采取相应手段, 使高职学生的一些利益获得相对补偿, 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如适当减免高职学生的学费, 加大奖学金、助学金力度, 高职学生毕业后没有顺利就业的可以免费继续教育问题以及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定、失业补助的发放等等措施。
2. 高职院校科学谋划, 打造特色。
高职院校在校企深度合作中要根据政府的经济社会布局要求, 不断提升和发挥教学、科研、师资、技术等优势,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保障、智力支持和技术服务, 发挥智库作用, 使高职教育发展成为地方企业发展不可缺失的依靠。高职院校应派教师经常深入企业, 了解企业岗位设置情况, 具体岗位的技能需求, 按经济社会要求, 以市场为导向, 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科学设置专业与课程体系。高职院校为了解决企业的利益, 保障企业优先获得毕业生的选择权, 可以利用学校资源对企业员工进行培训和继续教育, 校企共同开展各类科研项目研发。多与用人单位沟通协调, 让用人单位参与课程体系的设计、开发和构建,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校企合作。学校要唤醒学生的利益意识, 帮助学生做好长期的职业规划, 职业选择不是在学生毕业时才有的单一事件, 而是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
3. 企业引进人才, 提升竞争力。
生存和发展是任何一个企业的根本所在, 因此, 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需要建立合理的人才层级, 强化员工培训, 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 为各类人才成才提供发展的空间。只有企业人才队伍稳定, 企业才能实现更多的利益, 从而赢得更大的发展。企业要利用先进的设施设备和生产环境, 在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实训、课程建设等方面积极为高职院校提供一定的帮助, 保障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培养出更多符合企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企业的能工巧匠到高职院校参与教学建设和教学改革, 可以为学校提供行业发展趋势的信息, 确保专业发展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吻合;高职院校的学生进入企业, 可以提升企业员工的综合素质, 从而实现良性互动, 协同发展。在校企合作渐成常态的情况下, 企业应认真监督合约履行过程, 明确企业与高职院校、学生主体之间的责、权、利。
4. 学生规划人生, 实现自我价值。
学生从跨入高职院校时起, 就应认真思考, 结合自身的特长、个性特征、学习状况、家庭负担等方面考察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 认真做好专业的选择。做好专业选择即意味着未来能够干什么, 使学生人力资本价值得到体现。学生在校企合作中应有明确自身职业意识, 锻炼自身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充分认识就业创业的需要, 珍惜学校提供的所有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使父母投入的学费利益最大化。每一个学生要获得利益最大化, 必须学会全面衡量自身的优劣势, 要给自己合适的职业定位, 合理规划人生, 积极实现自我价值。
5. 行业协会合理协调, 平衡各利益主体。
行业协会在校企合作过程中, 对内为企业提供生产指导、市场调研、行业管理、中介服务等服务, 对外则发挥着联系企业、政府及学校的中介组织和重要桥梁作用, 其最终目的是更好地为企业及学校提供一定指导, 从而推动高职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平俊.马克思主义的利益主体观[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2004, (9)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