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改革论文

量刑改革论文（共12篇）

量刑改革论文 篇1

定罪和量刑是刑事审判工作中的两个基本环节, 定罪的不准确和量刑的不恰当都直接影响刑事司法公正。2008年许霆案件, 基于相同的犯罪事实由第一次审判判处无期徒刑到重审后改为5年有期徒刑, 改判后的结果虽然更能被社会所接受, 但判决结果经过了如此大跨度的变化引起人们对刑事司法公正的怀疑。随着社会信息的公开性和传播手段的迅速性不断增强, 加之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提高, 对刑事司法公正的要求也提出了新期待:不仅要求定罪正确, 还要求量刑公平、公正、透明。目前从刑事立法角度看我国量刑制度具有粗放型特点, 不够精细;从司法实践角度看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控辩双方参与不充分、量刑理由的内容和公示不充分, 从而导致我国在刑事审判实践和刑事立法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定罪、轻量刑”的问题, 出现一些案件量刑不公正、不均衡, 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公信力和司法的权威性。近年来, 量刑问题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 刑法理论界对量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 审判实践中进行了较为有益的改革和探索。本文从执业律师角度探讨在量刑规范化改革过程中律师如何应对。

一、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主要进程和重要意义

量刑改革的有关研究在理论界早已有之, 近两年来法学理论学者和法学实践工作者的研究较为踊跃。有的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必要性出发提出改革过程中的路径选择[1];有的参考美国《量刑指南》论证了我国量刑制度的改革[2];有的从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分离谈刑事审判制度改革[3];有的从法院审判实践出发及时总结量刑程序改革过程中经验[4], 提出法院在量刑改革中的基本思路和方法[5];有的从在检察院的视角对量刑建议权进行反思, 并提出完善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权[6]。由于量刑改革还处于试点阶段, 加之在律师界存在诸如对有关问题不敏感或不重视等因素, 从律师角色加以研究者甚少。

2005年10月,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把研究制定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并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确定为重大改革项目, 目的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量刑工作机制, 进一步规范量刑活动, 确保准确量刑, 维护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从2005年开始在指定的地方法院配合下对量刑规范化进行实质性的调研论证。在大量调研、反复论证的基础上, 起草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 (试行) 》。2008年7月, 最高人民法院对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 确定了4个中级法院和8个基层法院对两个指导意见进行试点。2009年初, 最高人民法院把量刑规范化的内容写进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 (2009-2013) 》, 还纳入了《人民法院2009年工作要点》, 将量刑程序问题作为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调研课题之一。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决定, 从2009年6月1日起, 在全国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 即在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辖区确定一个中级法院和三个基层法院为试点法院开展试点工作, 对两个指导意见进行试点, 按照试点文件规定的量刑的指导原则、量刑的基本方法、量刑情节的适用、具体罪名的量刑意见以及量刑程序开展实证研究, 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准确确定具体罪名的量刑起点, 合理确定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幅度, 进一步修改完善量刑程序, 为2010年在全国法院试行做好准备。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大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量刑规范化, 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 将改变我国量刑的法律规定过粗的弊端, 通过不断总结经验, 完善量刑的有关规定, 最终使量刑走上有法可依的道路, 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断明确、具体、细化, 在法律的框架内予以不断发展和创新。

二是量刑规范化, 能够引起对量刑问题的高度重视, 克服重定罪、轻量刑的陈旧观念, 实现量刑公正。同时, 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给量刑不公正带来了客观存在的土壤。量刑规范化过程中有关实体和程序的指导意见, 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原则性规定情况下, 指导各地的量刑工作, 有利于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

三是量刑规范化, 能够进一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使法官裁量权的行使既明确、具体、操作性强, 又有一定的约束和制约。同时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从而确保量刑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使司法为民的理念落到实处, 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二、量刑规范化改革主要内容的解读

(一)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的主要内容

《量刑指导意见》的基本宗旨是从实体上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刑法上的众多富有弹性的量刑情节, 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规范和限制。

量刑指导意见规定量刑步骤分为两步:第一步, 根据基本犯罪事实在法定刑幅度内确定基准刑, 所谓基准刑是针对具体犯罪在不考虑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的前提下, 根据基本犯罪事实的既遂状态, 根据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 确定刑罚量, 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确定基准刑。第二步, 根据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依法确定宣告刑, 根据刑法对量刑情节适用作出的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规定, 对量刑情节进行量化分析, 确定量刑情节从轻、减轻或者从重的调节比例, 确保量刑情节的正确适用。

在量刑方法方面, 改革了传统经验量刑法或综合估量法等量刑方法, 避免出现因法官的法律修养和个人实践经验导致量刑结果出现因人而异, 有的甚至差异较大的现象。建立了“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

通过量刑规范化改革, 使法官的量刑越来越公正和精细, 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刑罚制度比较粗放、法定刑幅度较大导致的刑事司法不公正的状况。

(二) 《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 (试行) 》的主要内容

《量刑程序指导意见》的基本宗旨是从程序上确立法庭审理过程中定罪和量刑两个环节的相对分立, 突出量刑在法庭审理中的独立地位。

量刑程序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了量刑建议权。目的是让控辩双方更加积极地参与量刑, 促进量刑公正。二是规定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阶段, 应当保障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性。此外, 在刑事裁判文书中, 应当说明量刑理由, 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通过量刑程序改革, 确定量刑在法庭审理中的相对独立性, 改变以往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诉讼模式, 使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充分参与量刑, 确保量刑公正。

三、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律师的应对

量刑制度的改革和调整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重要内容, 必将给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和实践带来一系列变化, 也为律师的辩护和代理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律师只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的刑罚请求和理由, 其意见才可能被法官理解和接受, 因此律师在量刑规范化改革过程中要认真准备积极应对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 全面领会最高院两个试行文件精神和内容, 提高律师的认知程度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律师辩护经验和技能积累的前提是知识的储备, 经验和技能固然很重要, 但只有具有一定的知识才能有更好地发挥。因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要树立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 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 提高执业水平。最高院的试行文件虽然没有在全国所有法院全面试行, 但量刑规范化已经是我国刑事司法审判改革的趋势。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空间很大, 这给律师辩护提供了舞台。面对如此大的量刑空间, 律师完全可以根据个案情形, 结合案件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以及危害程度, 对被告人量刑依法提出从轻、减轻处罚及免于刑事处罚量刑辩护的具体意见。从辩护发展形态上看经历了实体辩护、证据辩护、程序辩护, 现在正在向第四个阶段量刑辩护发展。律师作为刑事案件审判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刑事辩护中不可避免要直接面对。因此律师应该认真学习文件精神和主要内容, 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

目前在全国法院范围内开展的试点工作, 目标是以两个文件为试点样本, 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准确确定具体罪名的量刑起点, 合理确定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幅度, 进一步修改完善量刑程序。试点工作的关键是实证研究, 律师要在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不断总结整理所办案件涉及量刑的经验, 就量刑规范化改革中涉及的实体和程序等问题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为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制定具体罪名的量刑指导意见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二) 总结整理刑法中涉及量刑情节的主要内容, 细化所办案件的量刑内容

量刑情节是指定罪情节以外的, 反映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并影响人民法院刑罚裁量的各种主客观标准。

研究量刑情节, 目的在于正确量刑。量刑情节大量存在于各类刑事犯罪当中, 其价值在于为法官提供评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大小, 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轻重, 从而对犯罪人作出是否适用刑罚, 以及如何适用刑罚所必须凭借的各种事实依据。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其职能是行使国家审判权, 所以量刑情节的决定主体只能是人民法院。这样看来似乎律师介入量刑的意义和作用并不大, 其实这正是此次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的所在。通过此次改革逐步推进量刑规范化、系统化, 在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予以约束和规范, 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在这一改革进程中, 律师通过辩护来行使对量刑结果产生影响的话语权。

目前理论界从不同角度对量刑情节予以分类, 量刑情节类型繁多, 这里不在理论上做过多回顾。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量刑情节有两大类:从宽类和从严类。

从宽类的量刑情节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三种情况, 总体上分为应当从宽和可以从宽两种, 每一种中又分为单一从宽和选择从宽, 主要以刑法总则的规定为主, 也涉及刑法分则的规定。

从严类是指从重一种情况 (我国1997年刑法典在立法上取消了加重处罚情节, 只有从重处罚情节一种, 但在司法上确立了加重处罚情节, 即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 犯盗窃、诈骗罪, 同时具有累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等情节的, 可以升格到上一个法定刑幅度内酌量裁判刑罚) , 在法律条文规定中, 虽然没有写明“应当”还是“可以”, 但从立法原意和法理逻辑看, 应属“应当”类。从重只有单一从重处罚规定, 没有选择处罚规定。除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教唆犯和累犯外都是刑法分则的规定, 约有43个条文是对从重犯罪的规定。此外, 《刑法》还设有“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等规定。其中的相关规定如果有法定从重量刑情节条款, 也属明文规定的法定量刑情节条款。

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 除了要在定罪上下功夫外, 还要针对量刑有浮动空间的刑事案件在量刑上做好充足的准备。首先要确定基准刑, 再通过量刑的调节情节予以调节。基准刑情节除犯罪次数、犯罪数额、犯罪结果、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时间、犯罪地点等犯罪情节外, 还包括量刑情节:犯罪停止形态情节 (犯罪未遂、中止、预备) 、共同犯罪情节 (从犯、胁从犯、教唆犯) 、排除犯罪事由过当情节 (防卫过当、避险过当) 等。调节刑情节主要包括:责任能力情节 (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又聋又哑人或者盲人) 、罪前表现情节 (累犯、前科、劳动教养、治安处罚) 、罪后事实情节 (自首、立功、坦白、赔偿被害人的态度、犯罪后的态度) 、其他调节刑情节 (犯罪动机和起因、被害人过错、被害人谅解等) 。

此外在我国刑法中, 有不少犯罪是可以通过犯罪嫌疑人本人的退赃行为来减轻或减小其社会危害性和相应后果的, 特别是对减轻具有非法所得尤其以侵占公私财物为目的的既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具有重要作用。有学者主张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 [7]将退赃作为法定从宽量刑情节写进我国刑法。

同时《刑法》对于4种人实施犯罪后有从宽处罚的具体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 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学者们认为刑法对上述4种人从宽处罚的规定是适宜的, 但缺乏对老年群体中的犯罪人给予从宽处罚的立法条款, 这是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的一大缺陷。应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 [8]对老年人给予特别保护。

关于社会形势、刑事政策、民愤等问题是否为可以考量的量刑情节的具体表现形式, 理论界与实务界有争议。

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不仅要熟悉刑法的有关规定, 而且要钻研与量刑有关的理论前沿问题。要将量刑情节归纳整理, 并根据自己所办案件情况梳理出具体案件的量刑细节。

(三) 量刑辩护程序过程中的应对措施

“量刑辩护”首起于西方国家, 在英美法系的国家较为普遍, 而邻近我国的日本也在上个世纪70年代风靡一时[9]。诉讼程序的价值在于追求效率与公正, 律师辩护的价值在于, 使被告人利益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得到最大保护, 量刑辩护能最有效地达到此目的。2009年3月26日,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涉嫌盗窃案, 在我国首次适用了“量刑辩护”的程序性审理方式, 控辩双方就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单独举行了辩论, 这在我国的刑事辩护史上尚属首次, 对于我国刑事辩护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律师在量刑程序过程中主要从以下几个阶段予以准备:

首先, 在开庭前准备阶段, 律师应对量刑情节进行查证或总结, 以便于在庭审中更好地针对量刑情节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 从而能够全面、快捷地查明案件中存在的量刑情节。在以往的刑事司法实践中, 基于经验律师接受委托后, 在依法行使维护被告人或被害人合法权益的辩护和代理职责时, 绝大多数辩护律师立足于通过辩护说服法官从而使被告人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 极少有辩护律师向法庭提出对被告适用具体刑种和刑度的量刑建议, 被害人的代理律师更是如此。现在的量刑程序化改革要求律师对量刑的刑种和刑度都有所建议, 从而全面维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 在法庭调查阶段, 法庭调查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再现案件发生时的背景和行为, 并以此来昭示事件发生时各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和客观行为情节, 从而为下一步的质证和法庭辩论做好事实包括细节的铺垫。律师在法庭调查阶段, 应当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通过向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发问, 发表意见和提出相应申请, 把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从轻、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等与量刑有关的事实材料、情节充分揭示出来, 把能够论证自己的辩护意见的一切事实和证据充分揭示出来, 为量刑辩论阶段做足准备。

再次, 在量刑辩论程序中,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权针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提出不同意见, 即法庭上的量刑答辩。律师在答辩过程中应以刑法规定的某罪量刑幅度为出发点, 在此基础上根据被告人的从重、从轻、减轻及酌定情节, 比照量刑规定进行准确量刑。辩护律师要针对检控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 在事实上、性质上、情节上及危害程度上提出低于检控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辩护, 并根据被告人有无法定从轻、减轻或酌定从轻的情节进行量刑辩护。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律师的职能和作用, 有利于平衡控辩双方, 有助于法庭准确定罪量刑。

除此以外在量刑程序改革过程中两个指导意见赋予控辩双方以及被害人量刑建议权, 通过各方的量刑建议能够充分倾听各方意见, 使司法审判活动更趋于公平、透明、合理。在改革过程中检控机关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完全充分行使量刑建议权, 在此种情况下律师应主动提出有关的量刑建议。律师作为辩护人的量刑建议书要明确具体, 为法院量刑提供参考。律师的量刑建议制度的适用范围应是所有的刑事案件, 实质上也是律师依照法律和事实予以辩护的内容之一, 因此在法庭辩论阶段提出更为合适。量刑建议作为律师的一种诉讼权利, 不能对法院的最终裁决产生强制效力, 但是为了充分体现量刑建议制度的价值和作用, 我国应该同时确立不采纳量刑建议说明理由制度, 在法院的最终判决和律师的量刑建议不一致的情况下, 法院应该在判决书中阐述自己的量刑理由, 并说明不采纳律师量刑建议的理由。

被害人也可以参与量刑, 提出量刑建议。律师作为被害人的代理人从维护被害人权益的角度提出量刑建议。这种建议可以与检控机关的建议相同或相似, 也可不同, 因为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 被害人意志与检控方具有一致性, 但也经常发生分歧, 检控方的控诉请求并不能完全代替被害人的意志, 国家利益也不能完全代替被害人个人利益。就量刑来说, 检控方所提出的请求主要是考虑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需要, 而被害人更关心是否打击和严惩被告人。

(四) 其他特殊案件量刑程序中的应对措施

在可能判处缓刑的案件中, 目前有的地方实行听证制度。对被告人判处缓刑时, 采取听证方式, 听取与被告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人以及被告人所在单位、社区关于被告人平时表现、悔罪态度、监管条件等客观情况的反映, 并听取某些专业人士的意见, 作为决定是否适用缓刑的参考依据。律师作为辩护人也是听证参与人, 要认真听取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的听证意见, 阐述自己的辩护理由, 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对部分情节较轻的案件尝试诉辩协商制度, 即通过控方、辩方二方或控方、辩方和被害人三方的协商并最终由法院确认的诉辩协议确定对被告人的量刑, 以尝试建立证据相对薄弱或当事人双方矛盾相对激化的案件的高效解决机制, 解决该类案件长拖不决和不能有效保障被害人利益的弊端。

另外在判决后结合案件定性, 律师有责任和义务进一步向被告人、被害人阐明量刑的理由, 即判后释法, 尤其是他们对判决结果理解有误的情况下。通过律师释法活动彻底履行律师的辩护和代理职能, 达到普法的社会效果, 在某种程度上律师的释法对被告人和被害人来讲更有说服力, 从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社会的建设。

总之, 量刑制度的改革, 应以制定有效实用的量刑指导标准和方法, 建立公开规范的量刑程序为途径, 追求量刑的公正和平衡。量刑的规范化, 不仅将为律师辩护提供新角度、新技巧, 也会为律师辩护工作走向规范化带来积极的影响。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中国刑事法制发展进程中又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律师作为这项重大改革的直接实践者和推动者, 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参考文献

[1]张勇.量刑规范化改革及路径选择.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8-1.

[2]王文华.论我国量刑制度的改革——以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为视角.法学论坛, 2008-6, 119-123.

[3]陈瑞华.论量刑程序的独立性——种以量刑控制为中心的程序理论.中国法学.2009-1, 163-179.

[4]王红梅, 袁涛.地方法院关于量刑程序改革的尝试.法律适用, 2008-4, 15-16.

[5]黄应声.中国量刑改革的思路和方法.中国审判新闻月刊, 2008-12, 65-68.

[6]崔小龙.对量刑建议权的反思与完善.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2008-11, 56-58.

[7]Kaplan.W.einberg.Criminal Law, Cases and Materials.Kaplan Weisv-reb:Little Borwn and Company, 1986.

[8]Daniel Nagin.The senior Cicrumstances and senteneing.Wash-ington:D.C, 1978.

[9]http://www.lsbhw.cn/show/detail/article.asp?articleID=254.

量刑改革论文 篇2

谢鹏程

原连载于《检察日报》2001年8月14日和17日第三版

量刑建议制度是一项符合我国司法改革方向的、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它不仅有助于从程序上保障量刑公正，而且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促进检察官管理，提高办案质量，强化控辩双方的诉讼职能。

一、量刑建议制度是从程序上保障量刑公正的良策

我们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一般都比较大，刑诉法规定的量刑裁判程序也比较封闭。在这种情况下，公诉人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乃至由此引起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答辩，可以帮助法庭全面了解案情和量刑的合理界线，提高量刑程序的透明度和量刑的可预测性。正如某区法院的一位副院长所说：“如果大家都出于公心，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是一件好事。” 量刑建议给法庭量刑裁判提供了建设性的参考意见。公诉人在量刑裁判以前的某个诉讼环节，如在起诉书中、在法庭辩论阶段或者在发表公诉意见时，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刑事政策以及相关案例的基础上，依法就适用刑罚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及执行方法等提出建议。这对于法庭作出量刑裁判是一种建设性的参考意见。本质上，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是一种司法请求权，虽不具有终极性，但在刑事审判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相应地，量刑裁判权则是审判权的一部分，是一种司法裁判权，只有法院才能决定被告人适用的刑罚。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与审判机关的量刑裁判权都涉及量刑，但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存在于不同诉讼环节的权力，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相辅相成。进一步言之，如果公诉人在法庭辩论或此前的某个诉讼环节就提出量刑建议，辩方还有机会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进行充分的答辩，提出不同的量刑意见和理由，法庭更能全面了解量刑的各种情节，形成更加明确而公正的裁判意见。客观上，量刑建议及有关辩论必将促进当庭宣判率的提高，减少在量刑裁判环节上舞弊的机会。

量刑建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目前，法院的量刑过程是刑事司法中比较严重的黑箱操作。虽然公诉人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本身并不能直接监督和制约法院的裁判，法院也没有义务必须接受量刑建议，但是，它有助于打破量刑的黑箱操作，给控辩双方以发表量刑意见甚至进行辩论的机会。这实际上增设了一个公开的量刑听证环节，从而提高了量刑的透明度，把量刑置于一种无形的监督之下，使量刑裁判权的滥用难以藏身。随着我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关贸总协定中的透明度原则明确要求法院的所有判决不仅要公开，而且要便于查阅。这就给援引案例创造了有利条件，控辩双方都有权援引先例证明自己的量刑意见的合理性，法庭如果要做出相反或不同的判决，就应当说明理由。这实质上调动了控辩双方的力量共同探索量刑的合理界线，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量刑裁判意见的形成。这不仅从程序上有力地保障了量刑公正，而且增强了量刑裁判的说服力，有助于消除诉讼各方乃至社会对量刑裁判之合理性的怀疑。

二、量刑建议制度是促进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基石

北京市某区检察院检察长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曾陪同韩国检察代表团旁听了一起刑事案的审判，自觉公诉人表现不错，一切皆在意料之中，庭审仅用了三个小时。当他问外国客人感觉如何时，不料这位外国客人疑惑地反问道：“这种被告人认罪、证据确凿的案件在我们韩国只需要半小时即可审判完毕，为什么你们要用半天时间呢？”据说，这是我国试行 1

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简化改革的起因和由来。然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程序简化必须以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为前提，否则，法庭在没有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质证、陈述和辩论的情况下，凭什么作出定罪和量刑的公正裁判呢？只有当最了解案情的控辩双方在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的意见或预期没有实质性差距的时候，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程序简化才是现实的。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美国辩诉交易的由来：在20世纪中叶以前，美国司法系统一直面临着三大困境，一是待审的案件堆积如山，二是司法的费用使财政不堪重负，三是无罪判决率居高不下。辩诉交易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但是直到60年代中期才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此后，全部刑事案件包括联邦的和州的刑事案件的90％是通过辩诉交易解决的，对于解决美国司法系统面临的困境起着巨大的作用。在1971年的Santobello v.New York判例中，美国最高法院进一步承认辩诉交易是“司法管理的一个基本因素”。其实，在辩诉交易中，检察官并不能保证被告人一定会得到某个具体的定罪和量刑，他只能向法庭提出某种定罪建议和量刑建议；法庭也没有义务一定要接受检察官的定罪建议和量刑建议，尽管它在一般情况下会接受。那么，我们离辩诉交易到底有多远呢？除了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如限制性规定和要求）之外，实质上只有两步之差：一是确认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二是法官享有决定适用“特别简易程序”（即比现行的简易程序更为简单的程序，类似于美国的辩诉交易确认程序）的权力。至少在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系统还没有遇到像美国刑事司法系统所曾经面临的那种困境，因而没有实行辩诉交易的迫切要求。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这种均衡地使用司法资源的作法是合理的、有效率的。

庭审制度的改革初步确立了对抗制模式，是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但是，庭审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完成。自实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以来，围绕着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实行，带动和引起了一系列司法改革，如推行主诉检察官制度等，也使如何合理使用有限司法资源的问题逐渐走入了关注司法改革的人们特别是关注检察制度改革的人们的视线。随着司法官员人数的裁减和素质的提高、司法官员职业保障的加强以及刑事案件数量的上升，提高刑事司法效率的呼声就会逐渐高涨。这就决定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突出程序公正的价值，一方面要简化大部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审判程序，另一方面要完善和健全少数疑难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行将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发展，特别是提高刑事司法效率，创造有利的条件，提供改革的契机，奠定理论和制度的基石。

三、量刑建议制度是促进检察官管理、提高办案质量的有效机制

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并不是简单地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强化了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正如一位进行过量刑建议试验的检察长所说：“对于检察官来说，量刑建议制度是一把双刃剑，监督别人，也使自己受到监督。”

从检察系统探索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来看，不论是浙江省瑞安市检察院的“判前预测”，还是江苏省常州市检察院的“量刑意见”，乃至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它们都是围绕着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的管理展开的，或者说，它们的基本动机之一就是要寻找激励和考评检察官的机制。实际上，量刑公正在很大程度上是检察机关推行量刑建议制度的旗帜和理由，而不是直接原因。换句话说，量刑建议制度最初的矛头是指向检察官的，而不是指向法官的。

量刑建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考评检察官的依据呢？或者说，量刑建议的效果与检察官的业绩究竟有多大的相关性呢？这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它作为考评依据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确定公诉人量刑建议的合理性、法庭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和检察机关的容错标准等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相对来说，容错标准比较容易确立，譬如刑种不变、有期徒刑的误差在3年以内等；但是，量刑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则是难以测评的，由个人来测评就几乎等于赋予个人以专断的权力，由某个组织来测评又极大地提高了测评的成本。依笔者之见，量刑建议的合理性和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可以综合起来考虑，从

统计学意义上确定它们各自的合理性。例如，一个检察官在一年之内提出的若干量刑建议完全被采纳的比率是多少，误差率是多少，这大致可以确定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乃至整个公诉工作的业绩；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测评某个法官的工作业绩。而且，如果要搞测评的话，我们就应当作检察官和法官两个方面的测评，以加强相互配合和监督，而不是片面地测评检察官，以免检察官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即使我们不把量刑建议的准确率作为考评检察官的标准之一，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也有助于提高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和检察官的素质。要对某个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公诉人就要全面掌握案情，熟悉法律和刑事政策，了解以往的有关案例，在斟酌量刑建议时，既要维护量刑标准的统一性，又要努力达到量刑的个别化。量刑建议的采纳与否、合理与否，对主诉检察官的信誉多少有一定的影响，起码影响到“面子”。这就必然地使办案责任具体化、明确化，客观上加重了检察官的责任，促使检察官尽快提高自身的综合业务素质，激励检察官更加全面地、具体地研究案件事实以及定罪和量刑各个方面的问题，尽其所能地保证办案质量。

量刑建议制度内在地包含着对检察机关抗诉的制约机制。不实行量刑建议制度的时候，公诉人对各个案件一般也有个量刑预测，但是，这个预测是非正式的、口头上的或个人的。这就可能出现两种滥用抗诉权的情况，一是在检察机关内部的领导有不同看法或临时想干预某个案件时，不管公诉人自己当时的量刑预测如何，是否合理，都要提出抗诉；二是公诉人明知法院的量刑与自己的量刑预测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或疏于职守，故意不提出抗诉。实行量刑建议制度后，检察机关在作出抗诉或不抗诉决定之时，就必须考虑检察官在法庭上正式提出的量刑建议，如果没有较大的出入，又没有特别重大的情况发生，就不能以量刑不当为由提出抗诉，更不能因为哪位检察长或副检察长个人觉得不满意就随意抗诉，从而排除检察机关在抗诉标准上的随意性。

四、量刑建议制度是强化控辩双方诉讼职能的契机

检察机关享有和行使量刑建议权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直接意义在于，它启动了一个量刑听证程序，不仅有助于提高量刑的透明度，而且强化了控辩双方的诉讼职能，进一步加强了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抗辩性，扩展了意见竞争的范围即量刑辩论。我们知道，修订后的刑诉法确立了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平等性和抗辩性。相对于加强平等性和抗辩性而言，扩展意见竞争的范围具有更大、更实质性的意义，因为平等性和抗辩性主要是一种条件和环境，而竞争范围则涉及内容和实质。

刑事公诉权，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罪犯进行追诉的权力，是检察机关的主要职权，它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宗旨，以维护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和司法公正为价值取向。从理论上说，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求刑权的一个必要方面。从实践上说，赋予检察机关以量刑建议权，不仅会充实公诉权的内容，而且有助于检察机关找准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其在刑事司法中的应有作用。量刑建议制度将在如下两个方面加强检察职能：一是刑事政策的制定和适用。检察机关对国家刑事政策的制定（当前我国刑事政策主要由检察机关以外的其他部门制定的作法不符合国际惯例）和适用都负有重大的责任。量刑建议是反映和体现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刑事政策的重要途径之一，并借以对预防犯罪发挥积极的社会影响。否定了量刑建议权实际上就几乎是否定了检察机关在刑事政策方面的应有职能。相反地，确认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就等于确立和加强了检察机关在刑事政策方面的制定和执行职能。二是法庭抗辩的强化。一旦公诉人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和理由，辩护方就能够有效地开展量刑答辩，纠正控方量刑建议的不合理之处，也就自然而然的加强了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抗辩性，特别是控方量刑建议能否被采纳的风险显著加强，这种责任设置必然会激发和强化公诉人的庭审应对意识和庭审效果意识。

自对抗制庭审模式确立以来，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举证责任和定罪风险都加大了，初步减少了庭审“走过场”的现象，但是，由于没有确认量刑建议权，法庭辩论仍然仅仅围

绕着定罪展开，虽然也有量刑情节的陈述，但是，没有具体的量刑意见和明确而系统的量刑理由，法庭辩论不能充分展开，法庭当庭宣判率仍然很低，部分程序虚置的问题依然存在。公诉人不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在量刑问题上躲躲闪闪，实际上使辩护方没有明确的批驳靶子，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往往迫使他们通过幕后交易等不正当的途径来了解他们本来有权了解的量刑意见，扭曲了法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导致各种类型的司法腐败。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在刑事诉讼方面，这种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主要体现在法庭上同公诉人或自诉人进行辩论的力度以及法院最后作出的定罪和量刑是否合理、合法。实际上，大部分刑事案件的定罪问题没有什么争议，问题主要在于，在量刑情节和刑事政策的适用上发现公诉人的遗漏或错误，进行辩论，以争取法庭从宽处罚。只有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以后，律师才有量刑辩护的机会，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的诉讼环节越提前，律师量刑辩护的机会就越多、效果就可能越好。虽然，在法官享有决定适用“特别简易程序”的权力之前，换言之，类似于辩诉交易确认程序的简易程序建立之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越准确，律师辩护的余地就越小，作用也就显得越小。但是，只有在确认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之后，才可能建立类似于辩诉交易确认程序的简易程序；一旦确立了类似于辩诉交易的简易程序，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就更加明显，律师的作用和地位就会大大地加强。

论我国量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篇3

关键词：量刑；量刑制度；司法改革

我国法院一向重视定罪，而轻视量刑。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法官主要是为了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对于具体量刑却不够重视，只要在量刑幅度内即可。

一、量刑制度概述

（一）量刑制度的概念

量刑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确定犯罪人犯罪的基础上，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的确定与裁量的一种制度。

量刑的特点：

第一，人民法院是唯一行使审判权的国家机关

刑事审判权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方面。量刑权包括是否科刑与科什么样的刑两个方面的内容。刑事审判权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

第二，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是量刑的对象

量刑的对象是实施了犯罪行为并该行为构成犯罪的人，才能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确定刑罚是量刑的内容

量刑的内容不仅包括对犯罪分子是否处以刑罚、处以何种刑罚、所处刑罚是否立即执行以及由谁执行，还包括免除刑罚及决定不处罚。

二、国外关于量刑制度的有关规定

（一）美国关于量刑的有关规定

1、控辩双方参与量刑程序

在美国，控方和被告一方如果对判刑所依据的相关事实存在不同的看法，可以向法庭申请听证。法庭会根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或者控方的申请举行听证，并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发表意见的机会。在量刑听证会上，被告人可以对量刑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法官应该亲自和被告人交谈，以确定其是否愿意针对减刑提出陈述。

2、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

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是指被害人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对自己及自己的家人在经济及精神等各个方面造成的后果的叙述。被害人的影响陈述应该在对被告人量刑时所考虑，把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影响作为量刑的一个考虑因素。

3、量刑调查报告制度

美国量刑调查报告的内容包括：一是对被告人情况的调查报告，包括被告人此前是否有犯罪、工作及工作经历、生活环境、教育程度等方面的情况；二是关于被告人犯罪行为情况的调查报告，其中包括被害人是否存在过错，对被告人可能适用的量刑指南发条等。

（二）德国关于量刑的有关规定

在德国，检察官不是当事人，而是“法律的维护者”，以维护法律公正和法律事实为己任。基于法律的规定，检察官不仅要收集不利于被告的资料，而且也要对有利于被告的资料进行调查。德国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在起诉书中必须“写明被告人、对被告人指控的犯罪行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以及地点、犯罪行为的法定特征以及适用的处罚规定”。

在德国，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不仅可以在辩论阶段，而且还可以在处刑命令程序中提出。处刑命令程序，是指检察机关认为对于可以科处资格刑、罚金刑和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缓刑的轻微案件，可以不经过审判程序，而是直接向管辖法院提出处刑命令的申请，即以处刑令申请代替起诉书，人民法院必须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依据检察机关提出的书面材料和量刑请求，以处刑令代替判决书而进行的程序。

三、我国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改革与完善

（一）我国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1、审判中量刑不规范的问题

自由裁量权实际上是法官行使国家的权力，它既可能偏离法律规定，也可能弥补法律的不足。近年来“同案不同判”、量刑失衡的现象时有发生，是司法公信力下降的一大因素，主要有以下原因造成：

第一，在规定具体罪名时没有明确规定犯罪构成要件，特别是规定客观要件，这违反了刑法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同时也影响司法实践中认定犯罪。

第二，对具体犯罪的规定过于简单，容易造成弹性用法。具体的刑法规定中大量使用了“情节较轻、较重”、“造成严重后果”、“后果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严重”等不明确词语，法官在使用這些条款的时，会造成适用刑罚时不统一、不平衡的现象，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及公平、公正性。

2、审判程序中量刑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人民法院被认为是唯一行使刑事审判量刑权的司法机关。量刑不公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因审判人员素质不能公正，也有因受外界影响不愿或不敢公正。

第一，审判人员自身的因素导致量刑不平衡。审判人员在刑罚适用指导思想上存在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观念，主要有以下几点：（1）重定罪轻量刑。审判人员认为对被告人的行为准确定性，对被告人的量刑只要在法定刑幅度内就没错。（2）宁轻勿重。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刑止奸、以刑去刑”的思想观念的惯性影响力，我们的审判人员深受其影响。

第二，地方政府对法院施加的影响，难以保障法官和法院的审判独立性。地方政府拥有制约法院审判的因素，比如财政，所以一旦地方政府干预判案，很难保证法官和法院的独立审判。

（二）我国量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1、完善立法，规范量刑标准修改完善立法规定，规范统一量刑标准

矫正量刑失衡，保障量刑公正，首先要从修改、完善法律规范入手。应在立法上确定量刑的基本原则，并对《刑法》分则中的具体条款予以梳理、协调，对个罪均衡配刑，以约束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2、公开量刑程序，维护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量刑公开至少应当包括量刑标准的公开、量刑过程的公开、量刑结果及理由公开等几个方面。为达到量刑公开的目标要求，主张将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权纳入法庭审理中的辩论程序，并保障辩方的量刑答辩权以及被害人参与权，行使公开、充分的量刑运用辩论权，从而实现量刑公正和均衡。

3、提高审判人员自身素质，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

量刑改革论文 篇4

同往年一样, 3月11日将被审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据参与报告起草的人士透露, 量刑规范化改革将是此次报告的亮点。

3 月7日,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 今年他提交了一条“关于政法各部门加强协调配合, 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的建议。周光权认为, 推进量刑规范化, 关键在政法各部门协调配合。

长期以来, “同案不同判”现象使司法公正遭受质疑。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 “广州许霆案”引起了代表和委员们的关注。

从2009年开始, 最高人民法院就指定120多家法院进行量刑规范化试点改革, 借此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去年10月, 量刑规范改革在全国法院全面试行。这是中国刑事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是刑法颁布实施30年来首次真正对量刑机制和量刑方法的改革。

3 月7日, 主管量刑改革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 此举是为了“实现阳光审判、透明司法”。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知道,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近两年来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 能否介绍一下背景及目前的进展情况?

熊选国:“规范自由裁量权, 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 (量刑规范化改革) , 是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司法改革部署。

长期以来, 由于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过于宽泛, 对一些具体量刑情节规定得比较原则, 司法实践中没有统一遵循的量刑方法和步骤, 法官往往凭经验“估推”量刑。

刑诉法对量刑程序没有具体规定, 法庭审理中没有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有的量刑事实在法庭上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查和辩论, 加上法官认识水平参差不齐, 裁量权没有得到有效规范, 导致有的案件量刑不均衡, 甚至不公正。

有的本来公正的判决也因量刑活动公开不够, 受到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质疑, 在一定程序上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增强, 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量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定罪正确, 还期待量刑公平公正;不仅要求量刑规范, 还期待量刑公开透明;不仅要求公开裁判文书, 还期待增强裁判说理;不仅要求参与法庭审理, 还期待对量刑发表意见。

实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主要目的, 是进一步规范法官审理刑事案件的刑罚裁量权, 通过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 增强量刑的公开性与透明度, 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中国新闻周刊:量刑规范化改革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

熊选国:这次改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明确量刑步骤。改变传统“估堆式”的量刑方法, 明确量刑步骤的第一步是确定量刑起点, 第二步是确定基准刑, 第三步是确定宣告刑, 统一量刑思维, 使法官的“内心活动”变得明确起来。

二是将量化引入量刑机制, 确立“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量刑方法。一方面, 对犯罪行为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确定基准刑, 另一方面, 对其他量刑情节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确定从轻或者从重的调节比例, 保证量刑不会偏离大方向, 确保公正量刑。

三是引入量刑建议。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提出量刑建议, 实际上被告人有了明确的量刑答辩的依据, 被告人可以围绕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 使量刑问题在法庭真正形成一个控辩审的格局, 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 使法官做到“兼听则明”, 防止“偏听偏信”。

四是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充分发挥法庭查明量刑事实的功能, 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实现阳光审判、透明司法。但是, 这次改革并不意味着否定过去量刑的公正, 而是使量刑活动更加公开、透明, 在阳光下运行;使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量刑问题在法庭上查清、说明;使量刑事实查明在法庭, 量刑证据质证在法庭, 量刑理由和依据辨明在法庭, 量刑结果释理在法庭, 确保量刑公正和均衡, 实现公平正义。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目前还处在试行阶段, 工作中仍然存在认识不到位、发展不平衡、协调配合不够、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等问题, 而且还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 需要有一个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不断提高的过程。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到司法机关的协调配合, 但按法理, 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各自独立, 相互制约啊?

熊选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涉及到公、检、法、司等政法各部门的工作, 不仅需要政法各部门间彼此独立、相互制约, 更需要密切配合, 协调一致。这种配合与协调是一种工作层面上、工作机制上的配合与协调, 是建立政法各部门彼此独立, 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基础之上。

否则, 量刑规范化改革难以推进, 更难以取得实效。比如, 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 不但要注重调取定罪方面的证据, 而且还要调取量刑方面的证据, 不但要调取法定量刑情节的证据, 而且还要调取酌定量刑情节方面的证据, 否则, 就没有公正量刑的基础;控辩双方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要充分发表量刑意见和建议, 控辩双方要充分形成对抗的局面, 这样更有利于法庭查明量刑事实, 法官做到兼听则明, 确保量刑公正。

2010年11月, 我们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协调配合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通知》, 其目的就是明确政法各部门的职责, 加强对政法各机关的彼此监督和制约, 为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新闻周刊:公检法要“密切配合”, 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怎么办?

熊选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一个亮点就是在法庭审理中引入了量刑建议, 检察机关有了量刑建议, 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就有了进行量刑答辩的依据。

实践中, 有些被告人法律素质比较低, 往往又没有能力委托辩护人, 同时又不属于指定辩护的对象, 使得被告人处于不利的地位, 影响了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 不利于量刑的公正。

试点表明, 量刑规范化工作如果没有律师的参与, 被告人对依法从重不理解, 也不懂得如何寻找对自己有利的罪轻证据。随着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推进, 辩护律师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果没有律师的参与, 公开、透明、规范的效果难以实现。

为保证辩护律师充分参与量刑程序, “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规定, 对于公诉案件, 特别是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量刑建议有争议的案件, 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为更好地促进律师辩护工作落到实处, 更好地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 2010年11月“两高三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协调配合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通知》明确要求, 要加强律师辩护工作指导, 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

中国新闻周刊: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有越俎代庖之嫌, 量刑建议会误导法官, 并给法官产生不应有的压力, 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另外, 当出现量刑建议与法院量刑结果不一致情况时该如何处理?

熊选国:在经过广泛调研和试点后, 我们认为, 学者上述担心是不必要的。“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规定, 明确了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时间、量刑建议的内容、量刑建议的方式以及量刑建议的变更问题, 为规范量刑建议权的行使提供了依据。

量刑意见作为一种诉讼主张, 对其是否予以采纳, 法官享有裁量权:如果量刑意见合理合法, 法官自应依法予以支持, 否则, 法院当依法不予支持。

量刑建议是公诉机关根据己方掌握的量刑材料及其对刑法的理解所提出的主张, 而法院的量刑则是在综合考虑控辩双方的意见和全案的量刑材料以及可能影响量刑的各种因素后所得出的结论。

量刑建议与法院量刑结果有时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既是一种客观现象, 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检、法冲突或者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矛盾, 我们一方面要加强与有关部门尤其是检察机关的沟通, 解决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 另一方面可以加大裁判文书中量刑理由的说理力度。只要法院的量刑过程和量刑结果是公开、公正的, 自然不必担心抗诉或上诉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量刑标准的只有15 项犯罪。对于那些曾经备受关注的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贪污、受贿、渎职等贪腐犯罪如何量刑, 标准如何, 却不在此次规范量刑的指导文件中, 为什么呢?

熊选国:量刑改革工作是一项艰巨、浩大的系统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一切从实际出发, 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先易后难和循序渐进的原则, 逐步规范和解决量刑问题。

目前, 选择了常见、多发的交通肇事、故意伤害、抢劫、盗窃、毒品等15种犯罪进行规范, 这部分案件占了基层法院刑事案件的90%左右, 这些案件的量刑规范了, 多数案件的量刑也就规范了, 并能为其他犯罪的规范化量刑提供经验。同时我们考虑先对司法实践中适用最多、经验相对丰富的有期徒刑进行规范, 待条件成熟后, 再对其他刑罚的适用进行规范。

量刑规范化 篇5

班别:法学四班姓名:李俊杰 学号:201008140407

量刑是对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的确定。从一定意义上讲，量刑公正比定罪公正更重要。因此，利用现有的法律资源，结合量刑实践经验，总结一套相对科学的量刑规则，对指导审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而进行量刑规范化改革是新中国刑事法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规范司法行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公正廉洁司法，提高法院公信力和权威具有重大意义,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我国的量刑现状

从审判实践中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法官队伍的构成存在着道德水准和业务技能参差不齐的状况

首先.认识论的原因来看审判人员对犯罪行为如何定性十分重视，对量刑重视不够。并且过分强调犯罪人的态度和表现,造成同罪异罚，有罪不罚甚至有无罪处罚的非正常现象其次,立法原因中我国刑法基本上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但是，某些犯罪的法定刑幅度的设置仍然存在偏大的问题。

第三，量刑情节的量化问题仍没得到解决

二.对策

（一）不断总结量刑实践经验，创造性的借鉴判例制度，形成一套科学量刑规则.而目前的刑事审判实践中，遇到一个案件具有多种量刑情节时，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适用方法：抵消法.优势情节适用法.相加升格法.拔高或降低刑度法

（二）加强刑事判例制度的研究，改观现行量刑制度的弊端，确保最大限度的司法公正。

三、致力于量刑规范化当务之急应该做的1、基于我国法官队伍的素质现状，应谨慎行使自由裁量权

2、加强立法、司法解释

四、结论

法律是抽象的，而刑事案件是具体的、千差万别的。因此，量刑规范化必须面对的现实只能是量刑标准的规范和统一。司法实践证明：任何法律都无法做到完美无缺。立法语言的开放性与刑事审判法官需要更多的自由裁量权的特点决定了量刑活动不可能成为一种按图索骥的机械活动。

参考论文:对量刑规范化的几点思考

中国学术期刊网—量刑规范化论文

浅论量刑公证 篇6

关键词：量刑公正；判断标准；罪刑法定原则；意义

一、量刑公正的判断标准

（1）符合法律规定。法治原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不能违背国家的法律规定，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权的量刑活动更应当严格进行。《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可见，刑法是量刑首先应当遵守的法律。此外，刑事诉讼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也是人民法院进行刑事诉讼时应当遵守的法律。从审判组织的组成、审判活动的开展、犯罪构成和罪名的确定、刑种的选择乃至刑罚的判决与执行，都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任何违反法律的量刑都是不公正的。离开刑事法律的规定来量刑，势必造成法官擅断和刑罚权的乱用，这对于整个社会和全体公民的安全都是危险的，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混乱现象为此提供了深刻的例证和教训。

（2）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对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所体现出来的犯罪对于社会造成的危害，它集中反映为犯罪客观上已经造成的损害结果或造成损害结果的危险。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没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不能被认定为犯罪的，而且只有具备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能认定为犯罪。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是固定的，它与犯罪本身一样，由社会的矛盾运动所决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何种行为构成犯罪，何种行为不构成犯罪，并非系天然的界定，只是人为的结果，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与秩序而进行选择的结果。因此，正如刑法第61条规定的那样，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时应当根据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规定判处，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刑罪相称，罚当其罪。

（3）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对称。所谓主观恶性，是指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危害社会的性情或性格，它集中反映为犯罪人支配其犯罪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与过失、犯罪目的与动机、初犯与累犯、偶犯与惯犯等。主观恶性标准是适用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的必然要求。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不同，其再犯的可能性也不同，对其改造的难度不同直接导致对将其改造成符合社会秩序要求的成员的时间长短的不同，最终导致法院和法官对他们确定的刑种和刑期会有所区别，这也是刑罚个别化的基本要求。例如一个平时表现好没有不良记录而一时基于义愤而杀人的犯罪人，其主观恶性就远不如那种蓄意为强奸、图财、报复等目的而杀人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对犯罪人量刑时，必须考虑到这种主观恶性上的差别。对此，很多国家的刑法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总之，对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所确定的刑罚，只有符合法律的规定，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而且充分考虑了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的情况下，才可能是公正的。

二、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对量刑的意义

1.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要求罪刑法定原则最经典的表述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具体而言就是，什么行为是犯罪，犯什么罪，各种犯罪的构成条件如何，有什么刑罚，各种刑罚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犯罪的罪名及其具体的量刑幅度，均由刑法明确加以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和内在要求，在刑法典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体现。一是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还明确规定了刑罚的种类、量刑的原则和制度、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二是取消类推制度。罪刑法定原则在本质上否定类推。类推制度是对刑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定罪判刑的制度，这就在本质上与罪刑法定原则背道而驰。否定类推是罪刑法定原则得以确立的最重要前提。三是在刑法溯及力问题上从旧兼从轻。行为人不受事后法律的约束，但是当适用事后法律对行为人有利时，就适用事后法律。这种规定使行为人不会因为刑事法律的改变而受到不利的追究和处罚。

2.罪刑法定原則对量刑的意义

首先，依法定罪，这是量刑的前提。只有定罪正确，才有可能正确量刑。罪状的表述、罪名的确定，都要依据法律的规定。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九规定了强奸罪的犯罪及其刑罚。对于其中“奸淫幼女的，以强奸罪论处，从重处罚”的规定，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奸淫幼女的行为定什么罪名有着较大的争议，有的主张定强奸罪，有的主张定单独的奸淫幼女罪。鉴于此，最高法院在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中，统一了该罪罪名认定为强奸罪的认识，这是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除了刑法明文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确定的罪名外，法院和法官不能再认定其他的罪名。相同的犯罪事实认定不同的罪名，此罪的罪状表述确定彼罪的罪名，都是不符合罪刑法定要求的。其次，所选择的刑种符合刑法的规定。刑法明确规定了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五种主刑以及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等三种附加刑，此外还规定了对外国人的驱逐出境的附加刑罚。除此而外，法院和法官不能再确定判处其他的刑种，在表述上也要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如不能把无期徒刑说成是终身监禁，虽然外国刑法中有此提法，所体现的意义也基本相同，但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定此种刑种，我们就不能随意更改法律的规定。第三，在刑期的选择上，必须依据刑法的规定做出决定。根据确定的罪名和适用的刑法条款，找到对应的刑罚幅度，在该量刑幅度内确定刑罚才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超越量刑幅度适用刑罚是非法的。具有从轻、从重量刑情节的，也只能在量刑幅度内从轻、从重处罚，而不能突破法定量刑幅度的上限和上限。没有法定的减轻处罚情节或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任何法官、对于任何犯罪或犯罪分子，都不能高于或低于法定刑幅度量刑。

参考文献：

[1]《刑法总论问题研究》，赵秉志/著，19%年版，中国法制出版社

量刑改革论文 篇7

在本次实证法务教学实践过程中共旁听六个真实庭审并且走进法院模拟四个真实庭审, 其中刑事案件包括旁听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手机盗窃案、一般程序审理的工程车辆盗窃案以及模拟审判中陈某某、喻某某贪污受贿案, 通过仔细观摩认真研习本人发现三个案件的审判程序中双方争论以及审判人员关注的往往都集中被告人行为的定罪部分, 而对于量刑部分少有提及, 第一个案件由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对于部分程序予以简化, 其中定罪量刑程序未予分流, 量刑程序过于形式化, “一代而过”; 工程车辆盗窃案以及贪污受贿案中量刑程序相对独立, 但依旧“十分简易”, 检察院在量刑程序时相应出具了量刑建议书, 双方也对量刑事实举证辩论, 法官也予以裁定, 但是量刑程序开始之时被告定罪与否未然可知, 且在量刑程序可能会影响法官对被告的定罪裁定, 因此为了实现庭审实质化, 针对有必要探索适用独立量刑程序。

二、定罪量刑一体化模式

在最新刑诉法出台前, 我国刑事审判均遵循“定罪量刑一体化”模式, 即定罪、量刑统一开展, 二者先后进行, 而且重点在前者, 量刑仅仅是依附性程序, 此种模式有严重的弊端。

第一, “定量一体化”其实更为侧重定罪, 并未实现量刑程序的实质化, “重定罪轻量刑”一方面会导致量刑不公, 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被告人在量刑方面的诸多诉讼权利。在此次实证法务教学实践过程中第一个案件由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对于部分程序予以简化, 其中定罪量刑程序未予分流, 量刑程序过于形式化, “一代而过”, 仅就被告积极退赃、主动认罪等情节予以说明, 并未就此举证辩论, 量刑过程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所占比例极其微小, 仅有被告辩护人的几句陈述, 法庭也未对此予以关注。由此可见, 量刑程序一直被程序执行者所忽视, 并未真正实现量刑实质化。

第二, 定罪、量刑所需证据交叉提交引用, 在一定程度上会诱导法官做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心证, 因为量刑的证据一般是假定被告人有罪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里面所证明事项或者证据本身证明被告由罪轻情节也从侧面印证了被告人犯罪的成立, 两类证据的交叉引用提交会不自然的使法官形成对被告有罪的内心确信, 直到先入为主形成有罪心证的预判, 最终的判决不利于被告人。

第三, 对于给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的辩护人对于被告人某些从轻减轻的量刑情节很难予以举证说明, 因为这定然与之前所做无罪辩护相矛盾, 辩方的两难境地实难被打破, 从而阻碍限制了辩方的诉讼权利, 不利于被告人利益的维护。

三、独立量刑模式的新探索

为改变传统定罪量刑模式的弊端, 真正实现定罪实质化、量刑实质化, 切实维护辩护方在案件量刑方面的话语权利, 在现有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应当对我国现有的一体化定罪量刑模式加以改进将量刑程序实质化, 但仍然需要进行程序分流, 只是在此基础之上对于一些特殊案件比如不认罪等实施单独量刑程序。

( 一) 以量刑为主的审判模式

此种审判模式适用于被告人主动承认罪行的刑事案件, 按照最新《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分立, 对主动认罪、不做无罪辩护的, 在审理过程中法庭仅仅针对量刑争议进行, 若是被告主动认罪而且按照《刑事诉讼法》可以以简易程序审理的情节较轻案件, 在审理过程中仅仅针对量刑程序和争议问题进行审理, 这样可以做到审理程序的适度精简, 大大提高案件的审办效率, 实现司法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 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去解决不认罪案件以及其他程序复杂、重大疑难案件。

( 二) 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

被告人认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数量较少, 大部分的案件属于不主动认罪、做无罪辩护的案件, 此类案件的审理很容易忽略量刑程序, 或者由于一体化的定罪量刑将辩方逼入两难绝地, 故应当探索独立量刑程序的设置, 将二者完全分离开来, 在确认有罪无罪的基础之上再进入量刑程序, 此种独立量刑程序一方面避免辩方两难尴尬, 另一方面也规避了定罪材料与量刑材料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 对于实现量刑的实质化改革意义重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此种模式会比原本定罪量刑一体的审判模式程序更为繁杂, 降低诉讼效率, 我个人认为在效率与公正冲突之时应当那个首先保证案件公正审理其次才应提高效率, 换个角度讲通过现在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以及其他庭审替代性程序的探索适用, 在案件进入庭审之前很多已经被分流, 适用独立量刑程序的案件不占多数, 所以并不会因为设立了独立量刑程序就会导致法院无法承受的负累。

摘要：在华师法硕中心开展实证法务教学实践过程中, 通过体验式、互动式、对抗式模拟庭审教学, 旁听审判, 亲身模拟, 使得参与者身临其境感受法律实务与审判程序, 可谓受益良多, 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发现现有的刑事审判程序缺乏独立的量刑程序, 量刑仅仅是依附于定罪。刑事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 与之对应, 庭审实质化也应包括定罪审理实质化和量刑审理实质化, 但是长久以来量刑程序依附于定罪, 此种审理模式量刑程序由于被定罪程序湮灭并未实现实质化, 因此有必要探索适用独立量刑程序。

关键词：刑事审判实质化,独立量刑程序,“罪刑”程序分流

参考文献

[1]汪海燕.论刑事庭审实质化[J].中国社会科学, 2015 (2) .

[2]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3.54.

量刑改革论文 篇8

一、价值判断与公正量刑的关系

在刑法中, 定罪与量刑是指将现实发生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事实, 依照有关刑法规范确定其构成何罪并裁决给予何种处罚。在这其中, 价值判断的作用不容忽视。“假使将案件事实涵摄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之前, 必须先依据‘须填补的’标准来判断该案件事实的话, 判断者于此就必须做价值判断。”由此可见, 定罪与量刑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融合与统一。较之于定罪, 量刑在价值判断方面的范畴则更为宽泛, 其所涵盖的内容也更加丰富。量刑以犯罪事实为基础, 通过刑罚来实现对犯罪惩戒、预防的目的。因而, 在具体的量刑过程中, 不仅要全面衡量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更需要兼顾刑罚的预防功效, 并对社会大众予以威慑。因而, 对于量刑的价值判断就需进行多元化、多角度的考虑, 要通过量刑反映出公民对某一特定罪行的反感, 并对公民产生心灵触动, 进而自觉阻断犯罪行为。

二、价值判断视角下公正量刑的实现途径

(一) 坚持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量刑原则

对量刑而言, 其要保持公正, 就必须要做到对事实和规范的严格遵守, 并全面考虑到非规范性评价等能体现价值判断的要素对量刑的影响, 将其充分纳入量刑体系中。但不容忽视的是, 实践中, 对量刑价值判断的忽略时有发生。受制于法律规定制约, 司法机关在量刑过程中过度条文化, 不免会被规范性要素所桎梏, 从而使得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局限在数额、次数等特定因素上, 造成对其他量刑情节的漠视。规则的过于刚性往往会磨灭量刑的公正, 为此, 在量刑中, 除了要坚持刚性原则外, 还需充分考虑弹性化的价值判断因素, 使得量刑既能惩戒犯罪, 又契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期望。

(二) 适度调整和优化量刑的依据与标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公众的生活水平和价值评断观念也处于不断变化中, 由此带动和引发了法律制度在内的各项社会制度的变革。在不断演进的社会形势下, 量刑也应坚持与时俱进, 迎合和适应现实发展需要。但透过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难发现, 许多犯罪的定刑量罪标准在确定后就将长期使用, 多年内基本保持不变。较之于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 这无疑是一种滞后。因而, 量刑的依据与标准就需根据现实予以适时、适度地调整, 通过与时俱进的修改、调整机制来保证量刑的公正化, 避免刻板沿用落后标准所造成的量刑偏颇。

(三) 量刑的规范化不能以限缩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为代价

规范量刑和公正量刑的目的在于规范裁量权, 避免权力滥用造成的量刑失衡, 以切实实现量刑的公正与平衡, 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但不容忽视的是, 量刑的规范和公正化也对司法自由裁量权起到了较大的抑制和缩限作用。因而, 在构建科学合理量刑体系的同时, 要谨防从过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革除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过度限制, 避免造成法官曲解并适用刑法。为此, 要给予法官适度的自由裁定权, 尊重法官的独立性价值, 找到自由裁量权和实体规则间的平衡点, 做到自由裁量权与量化、形式化的规范之约之间的博弈与平衡。

(四) 建立和完善相关程序机制

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适度限制, 与其通过机械化的实体法和形式上严重缩限, 倒不如通过实体规范和程序制约并举的方式。在量刑过程中, 出了要坚持以刑法规范为基础和依据外, 更需要全面衡量规范之外的价值判断, 并通过相关程序机制的构建来对法官的裁判行为予以规范, 尽可能地对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予以限制, 同时又保证法官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价值, 这对于实现量刑的公正化更具有现实意义。

摘要：随着刑事审判案件的多元化和复杂化, 依法量刑与公正量刑之间的冲突日臻显现, 判决对于形式化和量化的过度追求致使规范外的价值评价因素被忽略, 进而使得量刑因价值判断的缺失而偏离公正的轨道。因而, 必须深刻明晰价值判断在量刑中的重要意义, 合理化解依法量刑和公正量刑之间的关系, 才能实现使得量化契合社会大众的期望。为此, 本文从价值判断与公正量刑的关系入手, 并对公正量刑的实现路径进行探究, 以期为科学化量刑体系的构建提供可行借鉴。

关键词：量刑,价值判断,公正量刑,实现途径

参考文献

[1]丁辰.罪刑法定原则下的价值判断[J].钦州学院学报, 2014 (06) .

[2]沈琪.刑法适用中的价值判断[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04) .

论我国量刑程序的构建 篇9

一、我国相对独立量刑模式的确立

世界各国关于量刑程序有英美法系的分离模式和大陆法系的合一模式。英美法系中, 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 有着自己独立的裁判程序。首先进行定罪裁断程序, 然后由法官主持进行量刑听证程序。特别是在有陪审团参与的案件中, 先由陪审团决定被告人的定罪问题, 在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后, 再启动独立的量刑程序, 最后由法官通过量刑听证程序就量刑作出裁判。在大陆法系国家中, 大多采用定罪和量刑程序合一的诉讼模式, 即定罪与量刑是在同一个诉讼程序中, 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中, 法官既要根据查证的犯罪证据对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构成何种罪名进行认定, 还要一并解决被告人的刑罚处罚问题。

那么我国量刑程序模式是如何的?

基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主体上的同一性, 诉讼法律传统等因素,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定罪与量刑合一的程序模式, 这种方式难以有效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难以保障量刑的透明性、公开性。在我国的量刑程序改革中, 司法实务工作者提出确立类似英美法系的“隔离式量刑程序”的改革思路。隔离式的量刑程序是将法庭程序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 在定罪问题解决之后才转入到量刑阶段。这主要是考虑到只有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予以完全分离, 才能充分保障控辩双方诉讼权利, 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从而保证量刑调查和量刑辩论的实质效果。尤其是被告人不承认有罪或辩护人予以无罪辩护的案件, 没有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的支撑, 必然会产生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冲突问题, 在事实上削弱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权。[1]另一种观点是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维持现有法庭审理程序框架结构不变, 在法庭调查、辩论过程中赋予量刑相对独立的地位。

由于隔离式的量刑程序的改革思路受到对诉讼效率、诉讼的经济性、法院的承受力等可行性因素的质疑, 因而决策层最终放弃了“隔离式量刑程序”, 而采取了一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量刑程序意见》第1条和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为《刑诉法》) 第193条对此做了不同程度的规定。应当说, 《量刑程序意见》确立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带有相当程度的妥协性。

二、基于国情, 在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基础上, 设立例外性的隔离式量刑程序

要确立刑事案件整体量刑程序的完全独立化, 以目前我国国情来看还存在着诸多障碍, 但在特殊案件中率先实现隔离式量刑程序是可行的。

(一)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或适用普通程序被告人认罪的案件, 基于诉讼效率和经济的原则, 适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1.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

在刑事简易程序中, 控辩双方主要围绕量刑或其他有争议的进行法庭调查、辩论。尤其是控辩双方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没有争议, 法庭审理的侧重点放在可能发生争议的量刑事实上。基于诉讼效率的原则, 适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即可。2013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468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可以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相对集中提起公诉, 建议人民法院相对集中审理。”有鉴于此, 一些地方的基层检察机关在检察官批量出庭参与简易程序案件时, 采取“集中量刑模式”[2]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改革试验, 获得良好的效果。

2. 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的被告人自愿认罪并且对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的案件, 也就是所谓的“认罪审理程序”。

在“认罪审理程序”中, 法院可以按照普通程序简化审进行法庭审理, 首先公诉方宣读起诉书、量刑建议书, 法院对控辩双方持有异议的定罪问题进行必要的审理, 而后重点解决量刑问题。广州许霆盗窃案, 充分展示了这种模式。

(二) 诉讼效率应建立在诉讼公正的基础之上, 例外性的隔离式量刑程序的设计: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或辩护人做无罪辩护的案件、死刑案件、未成年人案件。

1. 被告人不认罪的或者辩护人做无罪辩护的案件。

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下, 辩护律师首先做无罪辩护, 继而基于被告人有罪的假定展开量刑罪轻辩护, 这就造成逻辑上自相矛盾的局面。而在隔离式的量刑程序模式下, 量刑问题完全独立于定罪程序, 法庭在解决定罪问题之后, 才会启动量刑程序。对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 实行定罪与量刑程序绝对分离模式可以较为充分地保障各方权利, 有利于法官公正理性量刑, 这也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2. 死刑案件。

在原有的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一的审判模式下, 由于没有确立统一的精细化的量刑幅度标准、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限制、死刑辩护难以发挥应有之作用等问题, 这就使得死刑案件的正当性程序在内容上有缺陷。构建死刑案件的隔离式的量刑程序, 符合诉讼公正和正当程序理论, 更是一种对死刑犯生命的法律尊重。死刑案件量刑程序的独立首先要实现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结构分离。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的模式有以下三个特点:定罪与量刑时间上的分离;定罪与量刑主体的分离;定罪与量刑依据的分离。[3]

3. 未成年人案件。

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 基于其人格的可塑性等因素,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以“程序控制”论来制定和设计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刑程序, 确立隔离式独立量刑程序有利于未成年人未来的发展。

三、从系统论角度看, 量刑程序应构架相应的配套制度, 以实现量刑程度的独立化和规范化

由于《量刑程序意见》仅仅是一项指导性的规范文件, 尽管有很多合理的成分, 但还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从系统论角度看, 量刑程序虽本身自成系统, 但同时又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构成部分, 与刑事诉讼其他制度必然有着各种联系。量刑程序应当构架起包括量刑前社会调查制度、量刑听证程序、量刑指南、量刑证据独立化制度等一系列环节相关配套制度, 以保障量刑程序的独立化、公正化和规范化的实现。

(一) 基于量刑程序诉讼主体的角度, 建立多方参与机制下的量刑程序诉讼构造。

按照程序正义原则和诉讼主体性理念, 利害关系人的有效积极参与是树立程序权威的应有之义, 且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应当能对法官裁判产生实质性影响。正如黑格尔所言:“法律程序使当事人有机会主张他们的证据方法和法律理由, 并使法官得以洞悉案情。这些步骤本身就是权利, 因此其进程必须由法律来规定, 同时它们也构成理论法学的一个本质的部分。”[4]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必须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体现在量刑程序中, 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 被告人及辩护人进行量刑辩护, 被害方提出量刑意见, 人民法院居中量刑裁决。构建基于多方主体参与机制下的量刑程序, 以权力制约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 以破除量刑的“黑箱”操作, 法官“闭门”量刑。

(二) 建立量刑调查报告制度, 作为量刑的前置性程序。

量刑调查报告, 又称为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 是指为了在刑事程序上对每个犯罪人都能选择恰当的处理方法, 使法院能在判决前的审理中, 对被告人的素质和环境做出科学的分析而制定的制度。[5]这一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是在量刑听证开始前的不可或缺的量刑程序。目前, 我国法官在量刑时主要以被告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大小、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作为考量因素。除未成年人犯罪外, 没有将被告人人格调查制度作为量刑的必经程序。量刑调查制度是量刑程序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 是犯罪人处理个别化的出发点。《刑诉法》已将未成年人量刑调查报告制度写入基本法层面。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推广至所有刑事案件, 并完善其相关内容, 如量刑调查主体的规范、科学设置量刑调查报告内容、培养量刑调查的专业人员等等。

(三) 建立和完善量刑证据独立性制度, 形成适合法官量刑的逻辑体系

我国长期以来的重定罪, 轻量刑, 忽略了量刑程序的独立价值。《刑诉法》、《量刑程序意见》、《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等规范性文件, 有一些零散量刑证据规定, 尚未形成体系化的证据制度。量刑证据指在行为成立犯罪的前提下, 证明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 因而在量刑时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罚时必须予以考虑的各种材料。其目的在于解决被告人“刑”的问题。确立量刑证据制度, 包括量刑证据种类、收集及认定、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明内容、证据规则、证明责任、证明方法等, 将之形成适合法官量刑的逻辑体系。证据是诉讼的核心, 若量刑证据制度缺失, 量刑改革将难以取得实质上的成效。

(四) 建立量刑听证程序, 这可以提高诉讼效率, 降低诉讼成本, 确保法官量刑的公正性, 实现量刑的个别化

在我国, 量刑听证在立法规定方面处于空白的现状, 司法实践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通过量刑听证, 法官获得各方量刑有关的信息, 为公正量刑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规范量刑听证的原则、适用范围、程序规则、参与量刑听证的主体等, 逐步建立和完善量刑听证制度。

(五) 制定规范的量刑指南, 通过“规则 (量化) 控制”改变法官“综合估量式”量刑方法

我国刑法采用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期的立法模式, 法官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 容易造成审判不公现象。因此, 从制度层面上确保量刑公正化和精细化。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试行) 》, 对量刑的指导原则、基本方法、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常见犯罪的量刑等内容作了原则性规定,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量刑的量化规范在改革运行中, 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仍然要不断总结完善。

司法因公正而权威, 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6]量刑程序改革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 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 理性借鉴国外量刑程序模式, 兼顾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 以“诉权 (程序) 控制”和“规则 (量化) 控制”为指导探索出真正适合我国的量刑程序改革之路。

摘要：2010年颁布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标志着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我国的确立。但对此的争议仍未停止。笔者在文章中主要对量刑程序模式进行研究, 期以正当程序论来统帅我国量刑程序, 同时通过量刑相应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以真正实现量刑程序的独立化和规范化。

关键词：相对独立量刑程序,隔离式量刑程序,被告人不认罪,量刑听证

参考文献

[1]陈卫东.论隔离式量刑程序改革——基于芜湖模式的分析.法学家, 2010, 2:1-8.

[2]陈瑞华.量刑程序改革的模式选择[J].法学研究, 2010, 1:126-141.

[3]秦宗文.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困局与破解[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9, 2:75-81.

[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年重印本.

[5][日]菊田幸一.犯罪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9.

论法定量刑情节的适用 篇10

在理论上对法定量刑情节存在诸多不同认识。这些不同理论认识直接导致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对法定量刑情节存在不同理解,造成了量刑偏差现象的出现。因此,从保障犯罪人权,实现罪刑均衡的角度看,有必要对法定量刑情节适用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法定量刑情节适用应注意的问题

1. 正确区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禁止重复评价。

禁止重复性评价是法定量刑情节适用中的一个国际通行原则。《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项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该项原则也在中国2010年10月1日起试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量刑指导意见》)中,得以具体体现。在《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对于同一事实涉及不同量刑情节时,不重复评价”。“在量刑活动中,禁止重复评价是指禁止对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在刑罚裁量中再度当做刑罚裁量事实重复加以使用,而作为从重裁量或从轻裁量之依据”[2]。根据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应正确区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前者是指犯罪构成事实本身的要素,后者则是评价为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其他影响刑罚轻重的要件要素。例如,刑法典第236条第3款规定的“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二人以上轮奸的,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已经属于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定罪情节。在定罪过程中,已经适用了上述情节,则在量刑过程中不能再次予以适用。根据《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要做到禁止重复评价,“量刑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判处的刑罚”。

2. 依法正确适用法定量刑情节。

中国《刑法》第62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第63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说明中国法定量刑情节的刑度裁量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根据《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量刑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确保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量刑要客观、全面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确保刑法任务的实现;对于同一地区同一时期,案情相近或相似的案件,所判处的刑罚应当基本均衡”。对于法定量刑情节的认定,必须以刑法为根据,同时,要全面考虑《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进行。

二、单功能法定量刑情节的适用

单功能法定量刑情节的适用是指某一法定量刑情节只具有一个刑法规定的刑罚裁量功能。对这类法定量刑情节,只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从轻、从重、减轻、加重和免除处罚即可。

1. 从重、从轻情节的适用。

中国《刑法》第62条之规定是法定量刑情节存在的法律依据。从重处罚是指“在法定刑限度以内,对有从重情节的犯罪分子判处较重的刑种或较长的刑期”,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的限度内,对具有从轻情节的犯罪分子判处较轻的刑种或较短的刑期”[3]。应该指出,无论从重或从轻处罚都必须在一定的基准上进行从重或者从轻裁量刑罚。那么,从重,从轻的基准该如何确定呢?对此问题,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判定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时,应该以“中间线”为标准。“所谓从重处罚,是指在法定刑‘中间线’以上判处适当的刑罚(或刑期);所谓从轻处罚时,是在在法定刑‘中间线’以下判处适当的刑罚(或)刑期”[1]。第二种观点认为,从重从轻的判处标准应该以“基准点”为标准进行判处。“量刑基准,是指排除各种法定和酌定情节,对某种仅抽象为一般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所判处的刑罚”[3]。笔者认为,从重或从轻处罚的标准,应该坚持“基准点”说。原因在于,第一,“中间线”说将从重从轻处罚的标准仅仅定位于某一刑罚幅度的中线,这种做法他过于机械,不利于考虑不同案件情况,准确地适用刑罚。例如,同样是故意杀人罪,而其刑罚却大相径庭。重者可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轻者确有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据此,“中间线”说显然不能保证罪刑相当,不能保障刑罚公正原则的实现。第二,“基准点”说与“中间线”说相比,则更能保障刑罚目的的实现。与“中间线”说相比,“基准点”说在排除各种从重、从轻处罚的情节,仅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基准,确定一个量刑的基本点,并以此“基本点”为标准,进行从重或者从轻判处刑罚,这更能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

2. 减轻处罚情节的适用。

根据中国《刑法》第63条之规定,减轻情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该条第1款规定的法定减轻情节,另一种是该条第2款规定的酌定减轻情节。法定减轻情节,如《刑法》第24条之规定,对于中止犯,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如何确定减轻处罚的限度?对此,在理论上,曾有过减轻处罚是否应该有所限制的争论。但是,一般认为“减轻处罚时仍然应判处一定刑罚,如不判处刑罚,就意味着免除处罚而不是减轻处罚了”[4]。应该说,刑法修正案八对此问题的修正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刑罚第63条第1款规定的即使是在减轻处罚的情况下,仍然要判处刑罚,只是区分不同的情况,在法定刑以下,或者在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即可。而该条规定的酌定减轻,由于须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因此,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

3. 免除处罚情节的适用。

免除处罚,又称免除刑事处分,即对犯罪分子作有罪宣告,但是却免除其刑事处罚。新派刑罚理论,注重对犯罪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对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犯罪分子,由于其不致在危害社会,不需要通过刑罚的方式对犯罪分子进行教育改造,而且,免除其刑罚避免了短期自由刑可能存在的交叉感染等问题。但是,适用免除处罚,必须以刑法典的规定为限,要严格遵守刑法的规定。

三、多功能法定量刑情节的适用

多功能情节是对量刑具有两种以上功能的量刑情节。例如,未遂犯对量刑的影响,即具有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两种可能性供择用。多功能情节在中国刑法中属于从宽情节。多功能情节可以分为四种结构形式,即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从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

1. 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的适用。

对此类多功能法定量刑情节,一般要结合所具体的刑罚配置进行适用。有观点认为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之罪的,应当选择适用从轻处罚;犯法定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的,应当选择适用减轻处罚;犯法定最低刑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应当选择适用免除处罚[1]。应该说,这种观点在综合考虑具体犯罪所配置的刑期的情况下,给出的具体适用建议,是比较符合中国刑法规定的刑期结构,与中国的司法实践相符合的。但是,在具体适用时,还应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处理。

2. 轻或减轻处罚情节的适用。

在上文的叙述中,对从轻减轻问题,已经有所涉及。下面结合刘宏征故意杀人、盗窃案(1)进行论证。

2004年11月3日早上8时许,被告人刘宏征进入被害人梅雪棋(被告人的外婆)住处广州市天河区沙和路103号之二(广东省军区沙河干休所内),乘无人之机,用斧头、老虎钳等作案工具撬门进入被害人的卧室内,盗走人民币1万元。当天上午11时许,被害人梅雪棋回来后,被告人刘宏征因担心事情败露,遂先用水果刀捅被害人的颈部,后扼其脖子,用毛巾捂住其口鼻,直至被害人死亡。经鉴定,被告人刘宏征患甲状腺功能亢进所致精神障碍,作案时实质性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削弱,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宏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刘宏征实施盗窃后怕事情败露,为灭口而持刀故意杀人,其行为又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恶劣,作案手段凶残,依法应予严惩。鉴于被告人刘宏征作案时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削弱,是减轻刑事责任能力人,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刘宏征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后法院判决刘宏征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 000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九年零八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 000元。

本案中,如果没有减轻刑事责任能力法定减轻量刑情节和自首法定从轻量刑情节,被告人刘宏征应该依法被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但有了这两个法定趋轻量刑情节,法院判处被告人的宣告刑为有期徒刑。

3. 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的适用。

当法定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之罪,通常选择适用减轻处罚。而免除处罚,则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考虑

(1)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穗中法刑一终字第359号《刑事判决书》。大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并且,符合刑法规定的免除处罚的具体情节时,方可判处。

4. 从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适用。

这类情节要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判处,如果社会危害性不大,人身危险性也不大的可以判处从轻处罚;如果是特别轻微的,可以选择免除处罚。

四、多种法定量刑情节并存时的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多个量刑情节并存,一案中的多种量刑情节既可能都是同向趋轻情节,也可能都是同向趋重情节,还可能是数个逆向量刑情节并存。在上述情况下,如何使每个情节均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既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量刑理论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量刑指导意见》中也明确规定:“具有多种量刑情节的,根据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确定全部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再对基准刑进行调节”。下面阐述多种法定量刑情节的具体适用问题。

1. 多个同向量刑情节并存时的适用。

一案具有多个同向量刑情节,是在一个案件中有数个量刑情节,其功能是相同的,或者都属于从宽处罚情节,或者都属于从重处罚情节。

多个同向趋轻情节是指多个情节量刑的方向均为从宽,例如自首与从犯属,即属于这一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首先根据每个情节的具体规定,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确定各从宽处罚情节起到的功能,然后将确定了功能的多个情节合并适用。

多个同向趋重情节是指多个法定情节在量刑上均为从重的情形。应该特别之处,在有多个从重处罚情节的情况下,也不能突破对从重处罚量刑时的限制,即应该在法定刑幅度内判处刑罚,而不能将多个从重处罚的情节累加为加重处罚。这是因为,一方面,新刑法中取消了加重处罚这一情节,如果将多个从重处罚的情节升格为加重处罚,则违背了罪刑法定这一刑法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从新刑法的立法技术上看,对那些情节较重的犯罪行为,刑法都规定了加重的法定刑,此时,根据刑法点相关的规定,就可以实现罪刑均衡,无须进行加重处理。因此,多情节同向从重处罚,必须要限定在法定刑的量刑幅度内判处,可以是法定最高刑,但不可以突破,升格成加重处罚。

2. 多个逆向量刑情节并存时的适用。

多个逆向法定量刑情节,是指多个在功能上起到相反的作用的刑罚裁量情节。例如,累犯与从犯就是量刑方向不同的逆向情节。在多个逆向冲突情节并存时,其适用主要涉及,相同数量的逆向冲突情节可否互相抵消的问题。应该说,在存在多个逆向情节的情况下,采取相互抵消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在具体案件中,每个量刑情节的内涵并不是等量的,因而不能简单地予以抵消”[2]。

在《量刑指导意见》中也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要采用“逆向相减的方法”进行刑罚裁量。具体的办法是,先确定基准刑,即在不考虑从重从轻情节的情况下,确定一个刑罚的基准。在以此基准刑为标准,确定从重情节应该从重的刑罚量,然后在确定从轻情节应该适当下调的刑罚比例,从而确定最后的宣告刑。当然,在进行从重或从轻处罚时,要遵照《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在其确定的刑罚幅度内,确定从重或者从轻的刑罚幅度。例如,对从重情节中的累犯,《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应当综合考虑前后罪的性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至再犯罪时间的长短以及前后罪罪行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40%”。对于从轻情节中的自首《量刑指导意见》规定:“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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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光权.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96-301.

江苏姜堰：用“账本”量刑 篇11

“王某盗窃2.4万元判3年，我盗窃1万元，不足王某盗窃数额的一半，也判3年，我俩都没有从轻、减轻情节，只是盗窃时间、地点不同。这样的判刑对我不公，法院应该改判，要么增加王某的刑期，要么缩短我的刑期。”

这封写自囚笼内的信，寄给了江苏省姜堰市法院院长汤建国。

写信人没能盼来法院的改判，但他一定想不到，这封信竟意外地触动了司法界的一个重大议题。

自收到信的2003年2月开始，在汤建国坚持下，姜堰法院开始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探索。两年后，姜堰法院量化算刑、量刑纳入庭审等做法被总结成《量刑均衡方法》一书，出版方为隶属于最高法的人民法院出版社。

几年前，最高法圈定4家中级法院、8家基层法院作为中国新一轮司法改革中的量刑改革试点，姜堰榜上有名。2月 26日，最高法分管量刑工作的副院长到姜堰法院直击庭审。

苏中小城姜堰量刑改革的做法，有望被纳入全国的范本。

“这种情况下打几折”

2002年底，当了15年靖江法院副院长后，汤建国调任姜堰法院院长，他笑称自己是“提拔早、进步慢”。担任正职后，“他一直以来的抱负全都施展出来了。”他的一名下属说。

2003年2月，3个案子引起了汤建国的注意——案情类似，判决却各有不同。

3名被告都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果都是致1人死亡，案发后又均有自首和全部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情节，但却分别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1年、1年半。

“从个案上看，3起案子都是在法定幅度内做出的判决，都没有错，但放在一起就难以令人心服口服。”汤建国说。

囚笼内的那封来信摆在案头，也时常敲打着汤建国。“公平正义是司法的永恒追求，公平怎么得来，就是通过比较，同样的案子判罚不同，这就伤害了公平。”

事实上，当事人对量刑“患不均”已影响到了中国司法的威信。有数据显示，在对刑事案件的信访中，约80％都是对量刑不服。

“同案不同判”现象更广受诟病，同一案件在不同法院可能得出不同判决，即便在同一法院不同法官也会判出不同结果。由此带来的是民众对法官断人情案、关系案的猜疑。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学界还总结出了“腹痛”理论……一顿让法官闹肚子的早餐也可能让囚笼更加拥挤。

汤建国固执地认为，这种难题一定有办法应对。“那时头脑中突然闪过一位老法官的口头禅……‘这种情况下打几折’。我就想到，量刑时能不能设一个有据可循的折扣标准呢?”

法官成了会计?

被告人刘小卫，犯罪时17周岁，先后盗窃4次，窃得物品价值人民币6162元。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自愿认罪，其亲属代为缴纳罚金4800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盗窃金额在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应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律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但在先哲孟德斯鸠眼中，“完美的法官是自动售货机”，无须自由裁量。事实上，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会“自动出货”的法官面对社会巨变恐怕要“死机”。

汤建国认为，法官必须有自由裁量权，但“它不能像橡皮筋般随意伸缩，要有个度”。

这个度在2003年3月出台，名为《姜堰市人民法院规范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称指导意见)。

刘小卫案例中，根据指导意见，盗窃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的，盗窃价值2000元，基准刑为有期徒刑6个月，每增加犯罪数额330元，刑期增加1个月。如此计算，刘小卫的基准刑为6个月＋(6162-2000)/ 330＝18.6个月。

法官难道成了会计?

“我们几乎翻阅了本院全部历史卷宗，对以往判决进行了分类整理，做了实证分析，厘清了相似案例的判决尺度，又听了检察院、公安局的意见，还有律师、法官的意见，据此确定了量刑标准。”汤建国告诉本刊记者。

刘小卫是未成年人，自愿认罪，家属也主动缴纳了罚金，按法律规定要从轻，但从轻到什么程度又无详规。按照指导意见，已满17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盗窃公私财物，轻处40％；被告人自愿认罪，轻处10％，主动接受财产处罚的，在20％以内按比例轻处。

在套用指导意见后，法官用计算器算出，刘小卫最终宣告刑为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800 元。

罚金数额为何低于盗窃数额?“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不同，指导意见规定未成年犯罚金数额要比照成年犯轻处 40％。”汤建国这样解释。

在指导意见初稿中并没有这条规定。未成年人罚金“打折”的另一个推手是最高法下发的司法解释，即要求未成年人犯罪判罚要有别于成年人。

汤建国自称这套量刑体系是“刑事政策＋经验＋实证的科学发明”，所有规定是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内的，绝不是创造法律。

最初，指导意见对30个罪名进行了量化，这些罪名占姜堰法院刑事案件审判数量的90％。修正一直在进行中，起初规定交通肇事自首可轻处15％，2005年又附加规定，除定罪情节外，每增加一个特殊违章情节，再重处10％。

指导意见的规定要“让当事人和他的律师都知道”，汤建国认为，“知晓从轻情节，也能引导犯罪人悔罪。”

让当事人获知的另一个途径，是将量刑纳入庭审。当事人在庭审中不仅要对犯罪事实和犯罪性质负举证责任，也要对量刑情节单独举证，并当庭说明具体的量刑建议。

庭审过程中，法官在法庭辩论终结后，要专门说明量刑过程，以及轻处、重处的比率。

“透明的另一个好处是，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中，保护了法官，”汤建国说，“说情人操纵不了庭审。”

用计算器都能算出宣告刑，法官在庭上难道只是照本宣科?汤建国不同意这种说法，“法官可以把精力用于定罪，核实证据，此外指导意见也给了法官10％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认为判罚过重，法官可为犯罪人再减轻10％的判罚，但要经过审判委员会批准等程序。

“中国量刑指南”

用“一石激起千层浪”来比喻指导意见出台后的反响，一点也不为过。

“2003年以来我们每年都接待数十家法院来取经。”曹士平告诉《望东方周刊》，前不久，湖北省三级法院都来了。

实际上，早在2004年，最高法就已将量刑规范化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

近年来，最高法相关负责人也在不同场合重复着一个目标：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2008年12月20日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被列入司法改革向纵深推进的10项任务。

在这场自下而上推进的改革中，姜堰法院并不是唯一的“尝鲜者”。2006年山东淄川法院推出“电脑辅助量刑” 也曾被媒体爆炒，但反对声浪渐高，让同为试点的淄川法院日渐淡出公众视线。

2009年2月16日，最高法下发通知透露，将在2月25日至3月10日间检查各试点法院的量刑改革情况，要求各法院将基本做法、案件情况、效果以及问题、困难等详细报告，并对具体罪名基准刑的调整提供实例数据支持。

这印证了民间流传的最高法制定“中国量刑指南”一说。

汤建国并不讳言，“中国量刑指南”确实正在制定中。2月26日，最高法主管量刑的副院长熊选国选择姜堰作为检查量刑改革的一站。“他要看开庭，还准备听律师、检察官、陪审员的意见。”

姜堰法院年均审结案件6000余件，其中刑事案件400余件，涉及500余名被告。这个基层法院的量刑改革实践能否作为范本?汤建国认为“这套思路不成问题”。

苏州大学法学院李晓明教授却并不十分乐观：“规范量刑难就难在如何确定基准刑，根据什么规则、标准来确定。此外量刑因素的选择与确定也不可能穷尽。”最高法院刑一庭的周加海也忧虑，量化式的量刑规范，必须面对全国各地发展水平很不均衡这一现实。

量刑规范化问题研究 篇12

一、重提量刑失衡之现状

( 一) 个案犯罪, 量刑失衡

即同一或不同法官在同一时期对同一刑事案件中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的认识不同, 作出大相径庭的刑罚裁判。具体表现为: 对个案中犯罪主体的量刑情节选择不同, 比如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 给予其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不同; 对个案造成的严重后果认识不同, 比如在对寻衅滋事罪的量刑过程中, 对其造成的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应当以何种程度界定; 对个案中多个犯罪主体, 在认定其共同犯罪中作用不同, 比如教唆他人杀人, 并且积极提供作案工具, 使被教唆人较顺利的杀死对方, 那么对教唆者应认定是故意杀人的主犯还是从犯。

( 二) 类案犯罪, 量刑失衡

即在相类似的案件中, 同一时期的不同法院或同一法院在不同时期作出不同判决。前者反映地区间的量刑失衡, 后者则是时期间的量刑失衡。地区间的量刑差异, 主要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相关。例如盗窃罪, 司法解释规定不同地区可以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安状况, 自行确定不同量刑情节对应的数额。那么在经济发达的地区, 往往规定较轻的量刑, 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则规定较重的量刑。我们不可否认因地区经济发展不同存在量刑差异的合理性, 但在经济发展程度相当的地区 ( 如吉林和辽宁) , 刑罚有明显差异就不符合立法本义了。最早的时期间的量刑差异, 在于社会不同的发展时期对犯罪的打击程度不同。2006 年10 月, 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以“宽严相济”代替“严打”。尽管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下, 量刑失衡已较“严打”时期明显好转, 但是“宽严相济”应当在何种程度的应用仍然是问题所在, 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二、分析量刑失衡之原因

白建军教授以“罪刑关系具有均衡性”为理论假设, 对2002 年以来“法意案例数据库”中全部1107 起抢劫案的罪刑关系作了实证分析, 根据白教授的研究, 量刑不均衡 ( 过轻、偏轻、过重、偏重) 的比例累计16. 9% , 其中西南地区不均衡率高达19. 1% 。[2]对此, 笔者归结为以下两方面原因。

( 一) 刑事立法之不完善

通常认为, 《刑法》第61 条是量刑的原则性规定。据此规定, 量刑的轻重仅仅考虑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 而不考虑犯罪人的主观情况, 如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那么, 在追求刑罚与罪行的平衡时, 却忽视了刑罚与责任的平衡, 则明显对《刑法》第5 条规定的实施造成偏差, 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虽然, 《刑法》总则中有关与惩罚犯罪的一系列规定。例如, 根据犯罪主体认罪态度不同, 刑法规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自首犯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等; 并且在《刑法》分则中, 每个具体罪名又有各自的量刑情节。但是, 看似全面的刑事立法却在司法实践中产生巨大的障碍。

其一, 总则的制定过于宽泛, 对某一犯罪是选择从轻的量刑还是减轻的量刑, 看似于法有据却又模糊不清, 而分则中关于具体罪名的量刑幅度、法定刑升格设置过大。这导致在审判实践中存在错误观念, 即只要符合法定刑幅度, 量刑轻一点、重一点无关紧要, 出现量刑失衡则不足为奇。其二, 当存在多个情节同时对量刑评价时, 《刑法》对量刑的竞合没有明确的规定。例如, 犯拐卖妇女罪的被告人, 又对被拐卖妇女实施奸淫的, 则符合该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 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但经查明, 被告人又符合自首的条件, 则依据总则的规定可以对其从轻, 减轻或免除处罚。那么对他的决定刑是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之间选择一种适合的刑罚? 还是可以在十年以下选择有期徒刑?

( 二) 法官综合素养之不健全

法官作为当代社会平息纷争的裁判人, 应当具备健全的综合素养, 因此人们通常称法官是社会的“精英人士”。既是如此, 作为备受社会尊重的“精英”, 绝非任何人都能成为法官的。但现实情况却令人惋惜。

首先, 许多法院通过内部培养体制, 如攻读在职研究生、远程教育等达到法官的学历要求, 而通过招收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成为法官只有少数。其次, 法官的量刑过程是对犯罪事实和法律认识的综合评判, 法官的心性 ( 情感、信念、喜好) 以及长期判案形成的习惯, 都会潜意识地左右判断的方向。最后, 法官的职业操守和司法理念也会融入到量刑中。上述所有的个人因素交织在一起, 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最终作出大相径庭。例如, 同样是审判盗窃犯, 综合素养较高的法官会冷静思考、客观公正的分析案情, 最终依据被告人情节较轻, 作出判决6 个月的有期徒刑; 而另一位综合素养较为一般的法官, 却因为家中多次被盗窃, 而产生对盗窃犯既有的憎恶, 在个人情感上产生潜意识的偏向, 那么就会受到情感的驱使, 可能作出较重的判决。

三、探索量刑规范化之方向

一方面, 量刑规范化体系的构建, 有赖于立法的完善。但是, 立法的修改不可能频繁进行, 否则丧失了法的权威性, 更何况, 法与生俱来的滞后性特点, 无论立法进行怎样的修改, 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故我们在尽可能完善立法的同时, 应当重视法的解释、指导功能。

( 一) 细化法定刑幅度内的量刑等级

依照我国《刑法》规定, 对被告人的量刑以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为主, 具体条文对罪的量刑幅度很大。据统计, 在《刑法》规定的各个罪名中, 法定刑幅度在5 年以上的有170多个, 约占法定刑幅度总数的40% 。在这种法定刑幅度下, 因量刑标准的不明确而错误的适用量刑档次, 往往导致量刑失衡。储槐植教授认为, 规范法定刑幅度是法定刑改革的核心所在, 其目标在于确立宽窄适度的法定刑幅度, 同时使罪与罪的刑罚幅度在横向上保持平衡协调, 具有等差性。[3]如何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同时体现差异? 笔者认为, 应当细化量刑等级并结合具体案情尽可能详细的罗列犯罪构成要件, 不同的犯罪构成都有对应的量刑等级, 真正做到轻重有别, 层次分明。以故意杀人罪为例, 《刑法》规定: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 实践中常常出现手段各异的杀人行为, 不同的手段表现的人身危险性往往差异很大, 当然应当区分量刑等级。

( 二) 确定法定刑幅度内的量刑基准

量刑基准, 就是指排除各种法定和酌定情节, 对某种仅抽象为一般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所判处的刑罚。[4]《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大, 对具体的犯罪应当从重还是从轻处罚难以把握, 因此应当确立相对合理的量刑基准, 以便统一掌握。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 试行) 》, 可总结出法定刑———基准刑———宣告刑的量刑模式。显然, 基准刑作为衔接法定刑与宣告刑的桥梁, 是量刑的核心。如何确定量刑基准, 学界尚存争议。有学者认为, 根据治安形势的严峻与否来确立基准点。[5]此种方法强调量刑基准的动态调整, 并与社会秩序挂钩, 平衡了治安与量刑的关系。但是, 这种方法存在明显的缺陷: 首先, 社会治安的稳定是价值判断, 没有明确的形式标准, 因人而异; 再者, 治安的稳定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难道每个地区又有各自的标准吗? 那样的标准也就太宽泛了, 等于没有标准!还有学者提倡“重心论”。[6]但如何确定抽象个罪的重心, 需要与之相配套的研究方案。由此看来, “重心论”实际上无法解决量刑基准问题。笔者认为, 应当以“平均线为支撑的危险行为论”。首先对某一犯罪的量刑以“真空”状态下进行考察分析; 其次, 综合考虑被告人的客观行为的危险性, 按照前文所述的量刑区分等级, 再增加或减少徒刑的处罚, 最终得到明确的基准刑。

另一方面, 量刑规范化体系的构建, 也需要法官素质的提高以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 任何完美的法律如果没有高素质的法官适用法律, 其发挥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因此, 笔者认为:

1. 提升法官的法学素质

有2010 年数据统计表明, 我国目前19 万法官中, 没有受到法学专业学习的法官占到50% , 而剩下的一半也仅有3. 8 万受到全日制法学本科以上学历教育。也许在审判走私毒品犯罪的法官是一位高中毕业的货车司机, 而一位机械工程专业出身的担任某地法院院长也不是没有可能。那么如何提高目前法官的法学素质? 第一, 对现任非科班出身的法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这里的培训区别于目前泛滥的自考本科和在职研究生, 而是各自法院自己组织的培训, 如聘请法学界知名学者作长期讲学。同时每一季度进行培训成果考核, 对连续两次未达合格者调离审判工作第一线, 直到下次考核为优秀方可调回。第二, 年终统计法官量刑失衡案件比例, 量刑失衡应以是否上诉或申请再审为标准。许多法官对量刑规范化没有足够重视, 没有以一个法学者的视角判断, 更多的依靠情感经验, 导致量刑不均衡。将量刑失衡率较高的法官同样调离审判一线, 精简法官队伍。

2. 加强法官的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 即法官的职业操守, 是践行审判工作之必备。一位法学知识极其渊博, 业务技能极其娴熟的法官, 如果丧失其应有的职业道德, 在自由裁量的过程中同样无法做到量刑规范化。如何加强法官的职业道德, 笔者认为: 第一,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它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也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是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的基础, 一名法官如果不具备坚实的思想政治功底, 也就不能从理论的高度去分析问题, 难免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干扰。第二, 加强作风廉洁建设, 独善其身, 警钟长鸣, 时刻提醒自己该承担的责任, 以及人民最自己的希望———秉公断案, 维护正义。如果我们渎职枉法, 损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利益, 也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健全, 公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 社会对刑事审判的规范量刑也越来越关注。因此量刑规范化体系的建设, 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措施。目前, 我国量刑失衡现状依然普遍存在。因此, 厘清量刑失衡的原因, 并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提出有效对策, 依然是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司法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量刑,失衡,规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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