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区域管理

海洋区域管理（共7篇）

海洋区域管理 篇1

海洋面积占到地球总面积的70%以上, 分布十分广泛, 自然条件的空间差异性也十分显著, 因此, 一般基于自然地理条件将海洋进行空间划分。比如,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依据海洋的位置、地理条件、水深等将世界海洋划分为内水、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 并赋予各沿海国家相应海域的主权、管辖权, 以及内陆国出入海洋的权利等。

我国大陆的东部和南部面临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 属于太平洋的边缘海, 台湾岛东部直接面临太平洋, 整个海域的自然地理分布南北跨度约38个纬度, 东西跨度约24个经度[1]。我国的内水、领海和管辖海域面积为300万km2, 针对不同的管辖海域范围, 我国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体现了法律适用性方面的海洋分区特征。

1问题的提出

关于海域的横向分带, 不同的领域和人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因此给出的分带方案和分带名称也不尽一致。目前, 常见的相关概念有近海、远海、深海、浅海、近岸海域等。但是, 首先这些概念的意义并不十分明确, 如近岸海域一般指紧邻海岸的条带状海域, 并没有确切的界线和范围;其次这些概念的内涵在不同的领域并不完全一致, 比如, 在海域管理实践中, “近海”的概念往往是指开发利用活动较为密集的近岸海域和浅海海域, 而在渔业、国防等领域, “近海”则一般针对大陆架、大陆坡范围以内的海域。

近几年, 国家海洋局发布的一些管理文件中, 也经常出现“近岸海域”“近海”等名词概念, 如《关于改进围填海造地工程平面设计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强围填海造地的管理, 保护稀缺岸线和近岸海域资源”, 与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围填海规划计划管理的通知》中提到“围填海规模增长过快, 海岸和近岸海域资源利用粗放”;《关于开展省级海洋功能区划修编工作的通知》明确此次区划修编的主要任务是“合理确定海洋发展定位和战略布局, 科学划分海岸和近海基本功能区”;《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中规定“项目用海属近岸海域海砂开采用海的, 应将海岸侵蚀和地形地貌影响分析列为论证重点”。

2012年3月, 《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2011—2020年) 》 (以下简称《区划》) 经国务院批准实施, 其中共有17处提到“近岸海域”, 如在海域管理与环境保护状况中提到“海岸和近岸海域开发密度高、强度大, 可供开发的海岸线和近岸海域后备资源不足”等, 在海区主要功能中也多次提到各岸段近岸海域的功能定位和开发保护要求, 最为核心的是, 《区划》明确提出了“近岸海域海洋保护区面积占到11%以上”和“近岸海域保留区面积比例不低于10%”的区划目标。

在学术研究层面, 一个空间概念的表述方式和其内涵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研究者之间存在差异亦属正常, 然而, 如果这些空间概念作为实施相应海域管理政策的客观对象, 以一种类似术语的形式出现在相关管理文件中, 那么其界线范围和内涵意义则都应该是明确的。特别是在《区划》中, 这些区域概念与明确的量化管理目标直接对应, 就更应该明确其范围, 只有这样才能客观评价区划目标的落实情况。然而, 关于上述几个海域范围的概念, 在相关的各类典籍、规范、标准和管理文件中, 目前尚没有准确定义。因此, 本文将在综合分析相关学科领域海洋区域划分方法与国际国内海洋管理实践的基础上, 尝试提出一个符合海洋地理学科理论和海域管理实际的海洋横向分带与命名方案。

2 “海”与“洋”的划分

一般来说, 海洋是由“海”和“洋”组成, 二者分别代表不同的空间地理范畴, 有着各自的自然地理特征。《海洋学综合术语》 (GB/T 15918—2010) 对于“洋”的定义为:“地球表面上相互连通的广阔咸水水体的主体部分, 及其上部大气和覆盖的底土。一般远离大陆, 深度一般大于2 000 m”, 而对于“海”的定义为:“地球表面上相互连接、盐度为2以上的水体被陆地、岛礁、半岛包围或分割的边缘部分, 及其上部大气和波及的底质”。可见, “海”特指海洋的大陆、岛陆等的边缘部分, 也就是常说的“边缘海”。“海”与“洋”最为本质的区别是基底地质构造, “海”的基底构造属于大陆壳, 而“洋”的基底构造则属于洋壳, 也就是说, 海洋是由大陆边缘海和大洋盆地两部分构成[2]。因此, 要划分“海”与“洋”, 就必须界定何为大陆边缘。

从海洋地质学和自然地理学的角度讲, 大陆边缘是指大陆至洋底的过渡地带, 也就是陆壳和洋壳的过渡地带, 由陆向洋按照地貌特征分成3个部分, 即大陆架、大陆坡和大陆隆 (亦称“大陆基”或“大陆裾”) (图1) 。大陆架是大陆向海延伸的浅海部分, 又称陆棚, 构造上属于陆壳性质, 平均坡度只有0.1°左右, 其范围由海岸线向外, 至坡度明显增大的转折处为止, 平均水深130 m (一般以200 m等深线作为大陆架的界线) , 平均宽度只有70 km[3], 但是在稳定的大陆边缘, 大陆架宽度可达数百至数千千米以上, 比如我国东海区域就属于稳定的大陆边缘, 大陆架宽度最大可超过500 km, 其外缘深度为130～150 m[4]。大陆坡是连接大陆架与大洋底的海底大斜坡, 坡度较大陆架明显变大, 平均坡度为4°17′, 下界水深在2 500 m左右, 大陆坡的平均宽度仅为20～40 km。大陆隆是位于大陆坡和洋底之间的一种大型扇形地 (深海扇形地) 堆积, 水深在2 000～5 000 m处, 宽度约600～1 000 km。

然而, 国际和国内法规对于大陆架的界定, 与传统的自然科学定义又有所区别。1958年国际海洋法会议通过的《大陆架公约》对大陆架定义为“邻接海岸但在领海范围以外深度达 200 m 或超过此限度而上覆水域的深度容许开采其自然资源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 以及“临近岛屿与海岸的类似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此定义更多的是从资源开发和管理角度出发, 并未给出明确的区域范围。而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对于大陆架则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界定方法, 其中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 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 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里, 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这一定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里得到了完整的继承。此处, 如果不考虑对于200海里专属经济管辖权的说明, 《公约》规定的大陆架是到大陆边的外缘, 而大陆边“包括沿海国陆块没入水中的延伸部分, 由陆架、陆坡和陆基的海床和底土构成, 它不包括深海洋底及其洋脊, 也不包括其底土”。可见, 《公约》规定的大陆架实质上是包括了地理学和地质学意义上的大陆架、大陆坡和大陆基3个部分, 而大陆架和大陆坡都具有明确的地貌标志, 大陆基范围则不很明确, 因此《公约》中的大陆架一般更明确的是指大陆架和大陆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公约》中对于划定大陆边缘的标志——大陆坡脚的定义为“大陆坡坡底坡度变动最大之点”, 类似于地质学领域对于大陆架的“从低潮线起以极其平缓的坡度延伸到坡度突然变大的地方为止”的定义[4], 但是笔者认为, 《公约》所指坡底坡度变动最大之处并非指由缓变陡, 而是从大陆坡向平缓的洋底过渡的由陡变缓之处。《公约》中另有条款规定大陆架范围不应超过2 500 m等深线, 这个深度也是大陆坡的下界水深[3],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因此, 笔者认为, 从海洋综合管理和海洋权益保障的角度出发, “海”与“洋”的界线应该在大陆边缘附近, 也就是大陆坡坡度明显变缓的大陆坡脚附近 (《公约》规定的大陆架外边线可至大陆坡脚之外60 n mile处) 。这样划分的原因有3个:一是大陆坡坡脚处是陆壳向洋壳转变的起点[3], 以此来分界, 符合海洋地理学和海洋地质学的自然规律和一般认识;二是地貌标志明显, 便于界线的勘定和说明;三是依此分界, “海”涵盖了《公约》确定的大陆架范围, 便于海洋管理与国际国内法规的有效衔接。

3 “海”的划分

目前, 关于海洋横向分带方面的唯一相关的标准定义见于《海洋学术语海洋资源学》 (GB/T 19834—2005) , 其中定义近海渔业为“在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内海域从事的渔业生产活动”, 定义远洋渔业为“在非本国管辖海域 (外国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或公海) 从事的渔业生产活动, 包括大洋渔业和跨洋渔业”。可见, 此处的“近海”是指海岸线至大陆架边缘的海域空间, 实际上对应的是《海洋学综合术语》中的“海”“近海”和“远洋”实质上指的是“海”和“洋”, 这也与前文所述的“海”与“洋”的划分方案是一致的。

对于“海”的进一步划分, 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横向的海区自然特征划分;另一种是按照垂直方向的水深特征划分。前者如前苏联学者A·B·根别利, 按照海的形态和水文特征把海又分为边缘海、地中海 (内陆海和陆间海) 、岛间海和内海[5], 还有美国学者 David A.Ross则把大陆边缘海划分为沿岸区、大陆架、大陆坡、大陆隆, 其中又把沿岸区进一步划分为海岸、海岸线、海滩、河口湾、潟湖、沼泽等[2]。后者如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根据边缘海的深度又把边缘海分为沿岸海 (或浅水海, 深度500 m以内) 和开阔海 (或深水海, 深度500 m以上) 。而对于海岸带区域的进一步划分, 则一般认为现代海岸带是海陆交互作用的地带, 包括海岸、海滩和水下岸坡3个部分 (图2) 。海岸是高潮线以上狭窄的陆上地带, 大部分时间裸露于海面之上, 仅在特大高潮或暴风浪时才能淹没, 又称潮上带。海滩是高低潮之间的地带, 高潮时被水淹没, 低潮时露出水面, 又称潮间带。水下岸坡是低潮线以下直到波浪作用能到达的海底部分, 又称潮下带, 其下限相当于1/2波长的水深处, 通常约10～20 m[4]。但是, 对于“海”的横向划分, 目前尚没有公认的和标准的方案, 尤其是针对海洋管理, 更是缺少有针对性的界定方法。

在海洋管理实践中, 由于海洋分区往往有针对性的管理政策和管理目标的指向, 所以分带与分区需要准确的界定, 而不应存在概念认知的不确定性, 因此其界定的标志, 如地理标志、水深条件、地理方位坐标等, 应同时兼顾自然区域划分的合理性和与有关管理法规的衔接性。结合目前的研究成果和海洋管理实践, 可以提出3条较为明确的且具有实际管理意义的界线:一是海岸线, 海岸线是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 也是海洋管理和土地管理的分界线, 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而且其勘定技术较为成熟;二是15 m等深线, 15 m是沿海波基面的平均深度, 是波浪可以作用的深度范围, 因此一般将15 m等深线作为海岸带向海方向的下限, 再下则进入浅海区域, 海岸带区域具有不同于陆域和一般海洋区域的特性, 也是海域开发利用的最热点区域, 具有明确的管理意义;三是领海外部界限, 目前, 我国已经正式公布东海和南海区域的领海基点, 因此其领海基线和领海外部界限都是明确的, 领海外部界限是领海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分界线, 国家对领海外部界限以内的海域享有完全主权, 《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2011—2020年) 》中提到的近岸海域也是指领海外部界限以内的海域。

4结论

综合以上海洋分区的分析结果, 可以以海岸线、15 m等深线、领海外部界限、大陆坡脚为界线将海洋横向划分为岸带海域 (或滨海海域) 、近岸海域、近海、远洋等几个部分, 其具体划分与管理意义见图3。

(1) 岸带海域 (滨海海域) :

海岸线至15 m等深线范围内的海域, 该区域是海陆相互作用的最典型区域, 包括了海岸线和潮间带滩涂区域, 是海洋开发利用活动最为集中的热点区域, 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尤其是针对海岸线和潮间带滩涂, 亟须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管理政策。

(2) 近岸海域:

领海外部界限以内海域, 是我国行使完全主权的海域, 是真正意义上的“蓝色国土”, 是落实《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2011—2020年) 》目标的具体海域。

(3) 近海 (大陆边缘) :

大陆边缘以内的全部海域, 是海洋地质学和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大陆边缘海 (基底地质属于陆壳) , 其外缘线就是《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大陆架的外部界限。领海外部界限至大陆边缘, 因与领海外部界限以内的近岸海域相对应, 我们定义其为“远岸海域”。

(4) 远洋 (洋底) :

大陆边缘以外的大洋, 其基底地质属于洋壳, 一般属于公海, 因与大陆边缘以内的“近海”相对应, 因此称之为“远洋”。“近海”和“远洋”合起来则是完全意义上的“海洋”。

摘要：“海洋”是地球上与“大陆”相对应的巨大水体及其底土, 而“海”是大陆边缘区较浅的“洋”, 也是沿海国家海洋权益保障和海洋资源开发的主要区域。由于海洋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十分明显, 因此海洋管理和海洋科学研究中, 常以“近海”“近岸海域”“浅海海域”等概念表示特定的海洋区域, 尤其是在海洋管理中, 这些特定的海洋区域往往指向有针对性的管理政策和管理目标, 如《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2011—2020年) 》的主要量化目标即是针对“近岸海域”。然而, 在海洋管理中, 目前尚没有公认的海洋的区域划分方案, 这也对管理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构成了阻碍。文章以海洋地理学和海洋地质学中的海洋区域划分方法为基础, 结合国际海洋法规和国内海洋管理实践的研究, 尝试提出一个兼顾自然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海洋区域划分方案。

关键词：海洋区域划分,近岸海域,近海,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管理

参考文献

[1]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 (2011) [M].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1.

[2]ROSS DA.普通海洋学[M].周俊谋, 译.重庆:徐氏基金会出版, 1976.

[3]刘南威.自然地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

[4]冯士筰, 李凤岐.海洋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5]A·B·根别利[苏].普通海洋地理学[M].陈家振, 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8.

海洋区域管理 篇2

区域海洋管理具有以下特点:主要应用于解决跨行政边界的管理机制问题, 而这种跨边界问题的产生, 往往源于按生态系统特征来确定管理边界。区域海洋管理可以提供一种机制, 保护生态系统和为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活动提供机构制度支持;区域海洋管理可用以改善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在海岸带和海洋资源管理方面的协调。“区域海洋管理还有利于改善区域内各管理实体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 促进‘自下而上’的管理”[1]。

区域海洋管理强调区域地方政府间的协调合作, 尤其是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 因为它既是区域海洋管理的基础又是区域海洋管理的基本手段。在区域海洋管理的框架体系中,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合作协调对区域海洋管理的成功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区域海洋管理中地方政府间关系运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纵向权力结构的逐渐调整, 地方政府自主性不断增强。但是, 由于相关制度供给不足, 使得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也出现了种种问题,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亟需加以治理。具体在海洋管理方面, 突出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1在海洋经济方面重复建设而导致海洋产业结构趋同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 各地方政府都大力发展本地经济, 包括海洋经济。因海洋开发涉及行业多, 综合性强, 必须解决科学合理地使用海域问题以及海洋产业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问题。但在实际中因重复建设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生产设备出现闲置和各种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屡见不鲜, 产生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例如, 在我国北方沿海区域, 面对烟台、日照、黄骅、京唐、营口和锦州等一大批城市提出“国际化大港口”建设的局面, 在这条不到6 000千米长的海岸线上投入大量财力, 重复建设这么多的国际化大港口, 不符合区域协调发展的精神。

1.2跨地区性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公共事务治理失灵

这一问题突出表现在对海洋环境和交界海域的治理方面。各个地方政府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往往导致一些跨地区性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由于环境具有公共性, 作为一种跨地区的公共物品, 往往无法回避“搭便车”和外部性原因而产生的供给与维护问题。例如, 部分地方政府重视海洋环境的保护, 投资污水净化设备, 严格管理本地向海洋的排污量;但如相邻海域的地方政府只顾发展经济, 忽视海洋环境保护而导致海洋污染, 则势必会使前者的努力付之东流。此外, 在交界海域的海上执法运作过程中出现的管理权的争夺和冲突或者互相推诿责任的局面时有发生。

2 地方政府间关系失调的原因分析

2.1 制度建设的缺失是冲突产生的首要原因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认为,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规范”, “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 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 或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2]。而当前在地方政府间关系中尚缺乏比较系统的制度建设, 包括有效的权威约束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协商合作机制等, 导致了地区之间内耗丛生且冲突不断。

2.2地区利益追求是冲突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增强, 各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的实体, 必然追求本地区利益的最大化, 并且在有限理性的影响下, 导致“公用地灾难”的产生。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 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 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共同或集体利益”[3]。奥尔森认为, 关键在于具有公共物品特性的集团利益所引起的个体“搭便车”行为。一方面, 由于公共物品消费的非排他性使得集团成员认为即使不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应承担任何成本也照样可以享用;另一方面, 当集团成员越多, 个体就会产生“有我没我影响不大”的消极心理, 从而对公共物品的生产和维护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3 地方政府间协调合作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地方政府行为是与地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要想把两者完全分开是不现实的。地区间出现的种种问题, 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密切相关, 因此治理将无法离开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协调, 尤其是利益关系的协调。同时, 我们应看到地方政府间协调合作存在着必然性与可行性。

3.1 地方政府间协调合作的必然性

3.1.1 减少冲突的需求

不同地区存在着共同占有的资源, 为了实现地区目标, 对资源使用方式的不同考虑就会引发地区利益冲突。为了减少这种无谓的资源损失代价, 不同地区政府间会选择协商的形式, 实现地区间的合作以减少地区间利益与目标的冲突。因为如果不进行合作, 冲突得不到有效解决, 就会增加地区对资源的保护成本, 不仅不能选择最好的时机来开发与综合利用资源, 反而会降低资源的开发效率。

3.1.2 地区间固有的经济联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地区间的合作为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创造了条件, 减少了要素流动的阻碍, 提高了要素的流动速度, 进而可以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增加地区间合作可以扩大资源的互补性, 提高资源拥有量;在地区间合作中, 资源互补经常是地区间合作的基础, 合作可以跨越地理的限制, 大范围地转移资源获得资源的优化配置。

3.1.3 共同管理与综合开发的要求

地理相近的地区因为共同拥有资源而成为合作的对象, 需要合作开发资源, 共同管理资源。区域资源将相近地区联系起来, 成为资源的直接管理者, 然而由于管理者太多, 又存在利益上的矛盾, 会导致区域资源管理的失效;合作则可以为共同管理资源提供制度条件, 减少由于多头管理而造成的管理失效, 提高资源的管理有效性。

3.2 地方政府间协调合作的可行性

3.2.1 存在着共同利益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不可能处于孤立、封闭的状态之下, 地区间的经济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地区间存在着具体利益目标的差异, 但其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尤其是在追求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面, 地方政府间有其利益驱动进行合作。

3.2.2 区域内不同地区之间由资源共享决定的相互依存

区域内不同地区共享同一种或几种资源, 构成了地区间的空间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前提。某一地区资源的破坏不仅会造成本地区环境的恶化, 也会造成区域内邻近地区环境的恶化, 而合作是共同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必由之路。区域内不同地区对共同资源进行合作保护, 可以实现资源开发的规模化、连续化, 减少不同地区公共资源开发的分散、间断现象, 提高资源开发的整体效益, 增加相关地区的共同利益。

3.2.3 存在共同的协调者和裁判者

在科层制的行政管理体系下, 各级政府存在着层级节制的纵向权力结构, 地区政府间关系出现的种种冲突, 由共同的上级政府通过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和上下级约束关系来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和特殊的情况下也不失为协调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同时, 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作为依据和保障, 地方政府之间是不可能从行政上进行相互约束的, 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的行政协调。

4 地方政府间关系走向完善的构想

面对区域海洋管理中地方政府间关系存在的问题, 应该根据上述分析的种种原因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发展良好的地方政府间关系模式, 促进区域海洋管理的有效实施。笔者认为应该主要从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完善协调机制和塑造规范的行为主体三个方面着手。

4.1 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

按照L·E·戴维斯和D·C·诺斯的理解, 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4]。中央政府作为全国性利益的总代表, 支配着各种资源, 因此区域政府间关系协调机制所需要的良好的制度环境,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能力。

4.1.1 积极推进法制建设,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基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区域政府间的协调机制也离不开法律的规制。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对“游戏规则”的制定, 可以考虑出台一部地区间关系法, 以“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指导原则, 对地方政府间合作涉及的问题进行详细的法律规范, 使之有法可依。

4.1.2 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应该是: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 以防止区域利益损害全国性利益的事件发生, 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当前应抓紧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管理权限, 明确各自的事权、财权和决策权, 做到权力和责任相统一, 并力求规范化、法制化。

4.1.3 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

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发展成为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现行干部考核制度中对地方政府官员业绩的考核过分强调与所辖地区经济发展成就直接挂钩, 并且这种经济发展又主要以上项目、建企业、经济增长速度多少等指标来进行简单量化和比较。对此, 可以采取的对策是:绩效指标体系必须全面, 服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设计一套科学、规范、可量化的指标体系, 其中不仅要有经济数量、增长速度指标, 更重要的是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经济和社会效益指标、环保指标、法治指标;不仅要考核对本地区的业绩贡献, 还要综合考虑对相邻地区的正负效应。要建立规范的考核机制, 将考核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如果没有社会的监督, 考核就难以保证客观公正。要有激励机制和明确的奖惩措施, 严格按考核结果兑现。要坚决杜绝统计浮夸风和弄虚作假。

4.2 完善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机制

4.2.1 建立区域内地方政府高层官员定期会晤制度或地方领导人联席会议制度

就合作的整体方向和构架进行协商, 加强彼此间的了解, 也可以使各地方政府共同对区域内的一些公共事务进行沟通协商, 及时解决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这种方式也有助于各地方政府加强合作的意识, 解决在实际中遇到的只有通过政府间的合作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 真正融入到区域发展中。目前关键是要把这种制度规范化, 并不断完善其功能和职责, 使之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机构, 就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 对关系到共同利益的基础设施建设、海上执法合作等做出规划或决定, 在高层协调机构下要设具体的办公室, 以贯彻落实相关决定, 并组织区域内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的有关业务。

4.2.2 针对一些特别事项、成立区域办事机构

在区域合作规划和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及污染治理等方面十分需要这样的跨地区合作机构。因为一个合理的区域合作发展规划, 能促进地方减少地方保护政策, 加强彼此合作, 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上, 如大型港口等, 可避免重复建设, 以减少资源的浪费, 促进整个区域的均衡发展。而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问题必须以区域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 建立区域综合治理机构, 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发展的高度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打破一行一业、一市一地治理的局限性, 联合区内的技术、资金等优势, 充分发挥规模效益, 这样才能节省财力、物力, 加快治理进度, 从而保持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4.2.3 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在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中, 协调机构的建立固然重要, 但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更为重要。这种利益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利益分享与利益补偿机制:所谓利益分享机制是指在平等、互利、协作的条件下形成地区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通过地区间利益的分享来实现地区的共同发展;所谓利益补偿机制是指主要通过规范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 来实现地区利益的横向转移, 从而实现各种利益在地区间的合理分配。

4.2.4 健全区域中介服务体系

发展区域性涉海的行业协会和加强区域内相关海洋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联络地区内涉海的主要企业, 沟通信息并筹划行业内或跨行业的企业合作, 借助于电子网络, 构建区域合作的信息交流平台, 以促进地区内外要素流动与合理配置。而区域内相关海洋科研机构可以发挥技术支持和政策建议等相关咨询作用, 推动区域合作科学高效地进行。

4.3 塑造规范的行为主体

4.3.1 建立健全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

地方政府行为的不规范还与缺乏应有的约束机制有着内在的联系,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我国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主要是政策约束和预算约束以及组织人事控制中的行政约束等;但从实践效果来看, 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因此, 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建立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 地方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滥用权力, 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容易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应该包括自上而下的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和社会监督;此外还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法制约束, 应尽快制定若干针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法律法规。

4.3.2 推进地方政府管理行为现代化

政府行为是政府结构的动态化表现, 唯有通过具体的政府行为, 政府的结构、职能和属性才具有现实意义[5]。因此, 上述制度建设的最终目的在于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要与时俱进, 转变观念、转换角色, 更少干预而更多服务, 真正成为推动地区协作的有力推进器。为此, 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地方政府要不断改善其管理模式, 加速实现其管理行为现代化。具体而言, 包括:明确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调整公共管理职能;转变管理理念, 确立“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有效政府”的理念;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还权于社会, 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实行政务公开, 提高透明度;改革和规范政府审批制度;加快政府网络建设, 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效益;引进市场机制, 减轻政府负担, 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严格规范政府行为, 建立法治政府。

参考文献

[1]周鲁闽.区域海洋管理框架模式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论文, 2006.

[2]道格拉斯.诺斯.陈郁, 罗华平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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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E.戴维斯和D.C.诺斯.刘守英译.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A].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270.

海洋区域管理 篇3

乐清湾生态监控区是国家海洋局首批15个生态监控区之一,2004-2010年,每年开展1~2次社会调查和环境监测,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主要生态问题研究,提出管理对策措施,在海洋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实施生态监管。

1 乐清湾生态系统概况

乐清湾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与象山港、三门湾并列为浙江省三大半封闭海湾,是浙江省重要的海水增养殖基地和贝类苗种基地。乐清湾三面环陆,向西南开口,纵深达42km,平均宽度约10km,平均水深约10m,面积约463.6km2,大陆海岸线长185km。

乐清湾行政上分属乐清市(属温州市)、温岭市和玉环县(属台州市)。沿岸各县、市经济发达,乐清市、温岭市和玉环县分别列2008年中国经济百强县(市)的第18位、15位和75位。沿岸高度发达的民营经济,导致乐清湾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大量的围填海等海洋工程使乐清湾滩涂面积锐减,生态系统受损严重且大部分损伤是不可恢复的。同时,乐清湾生态类型多样,特点突出。有分布最北的红树林,并在此建立了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外来物种———互花米草分布范围广,蔓延速度快;湾内有冲有淤,淤积处形成丰富的滩涂资源,成为浙江省著名的贝类苗种基地。冲刷处水深条件优越,建设有大麦屿港区和乐清湾港区;漩门湾围海工程等一批海洋围涂工程全国闻名;新近建成投产的2个火电厂温排水对乐清湾生态环境的影响。如此等等,为乐清湾生态监控区生态问题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2 主要生态问题研究

乐清湾生态监控区监测范围包括乐清湾全部海域,生态环境监测站位(图1)、监测项目已相对稳定,监测介质包括水质、沉积物、生物生态,以及社会经济等生态压力指标,基本能满足监控区生态评价需要。同时针对主要生态问题开展专题研究,根据2005-2010年乐清湾生态监控区专项监测报告,掌握的乐清湾主要生态问题影响范围和程度具体如下。

图1 监控区监测站位

2005年,开展乐清湾污染源调查,分析乐清湾的环境压力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980-2004年,乐清湾沿岸地区人口增长36%,经济增长100倍,农业化肥使用量增长20倍。海水养殖产量增长5倍(1990-2004年)。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化肥使用量、养殖产量不断增加,导致氮、磷、有机物等污染物长期、大量进入乐清湾,使乐清湾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程度越来越重,海域污染持续加剧,环境压力逐年上升。

2006年,开展乐清湾水动力数值模拟计算。通过计算,2002年竣工的漩门二期围海工程进一步改变了乐清湾的水动力状况。围海工程后平均潮位升高约1cm,平均流速减小10cm/s,减小幅度15%。由于流速减小,导致涨急时刻的纳潮量减小的幅度为14.6%。

2007年,开展了乐清湾养殖围塘生态子系统研究。调查发现,近15年来乐清湾内围塘养殖投饵量增加4倍多,接近每年3万t,而其中有约20%或更多的饵料未被利用。富含有机质、营养盐的残饵以及养殖生物排泄物通过水体交换,源源不断地进入乐清湾,成为乐清湾近岸海域的巨大污染源。

2008年,开展了乐清湾外来物种———互花米草分布研究,通过卫片分析2005年和2008年的互花米草分布情况,研究其扩散速度。乐清湾互花米草分布面积从2005年的9.32km2增加到2008年的14.94km2,扩散了1.6倍。

2009年,利用1999年、2005年、2009年3个时期的乐清湾TM影像研究乐清湾滩涂减少情况。分析得出3个时期的乐清湾滩涂面积分别减少了2.092万hm2、1.64万hm2和1.414万hm2,滩涂湿地5年间的减少速率均在10%以上。

2010年,开展了乐清湾两个火电厂的温排水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浙能乐清电厂,华能玉环电厂进、排水口的最大温差分别为9.4℃和11.0℃,4℃温升最大包络面积分别为0.64km2、0.52km2,2℃温升最大包络面积分别为1.23 km2、1.20km2。取排水卷载效应、热冲击等引起浮游生物损失,损失率由高到低依次为鱼卵和仔稚鱼、小型浮游动物、大型浮游动物、浮游植物。

针对乐清湾主要生态问题,提出针对性管理对策措施,主要包括:建立乐清湾开发与生态保护协调机制;科学论证、严格控制大规模围涂和大型海岸工程;加强陆源污染源控制与监督管理,开展海洋环境治理;调整海水养殖分布与结构,开展养殖容量研究;建立乐清湾湿地生态保护区,启动生态修复工程等。近几年,在当地海洋主管部门的组织领导下,陆续对乐清湾生态监控区开展了生态专项监管,建立了乐清湾海洋环保区域合作机制,实现两市三县对乐清湾生态环境的协同保护;开展乐清湾海底垃圾清理,恢复海底环境;在乐清湾清江流域开展污染物减排控制试点,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的逐步修复。

3 生态监控区工作的主要不足与发展设想

目前,生态监控区工作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对生态问题的研究不足;②在生态问题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管理对策措施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或者是执行效果不好。生态问题研究不足首先体现在监测方案目的不明确,上一级监测管理部门每年下发生态监控区监测方案,对监测内容、方法等都做了要求,但未针对各监控区的特点提出具体的生态问题研究内容;管理对策措施执行效果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区域行政协调难度大,各生态监控区往往跨县市,各行政区多从自身经济发展角度考虑。

针对上述不足,提出4点设想:①做好监测工作的上层设计,在设计方案时,生态监控区常规监测在保障全面了解监控区健康状况的基础上,加强对重点区域,如排污区、养殖区的监测,对主要生态问题开展针对性的研究性监测,保证每年的监测既能反映本监控区的健康状况,也能查找出主要生态问题;②丰富监测手段,如使用生态浮标连续监测重点区域,采用遥感手段监测火电厂温排水、赤潮、排污口等;③改进评价方法,使用综合评价法反映生态影响[4];④加强监测部门与海洋主管部门的配合,解决查找出的生态问题,可以建立由海洋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相关企业、科研单位、民间组织、普通民众等组成的区域管理部门,以联席会的形式管理地方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有关问题。

4 讨论

建立生态监控区的初衷是希望通监测和生态监管实现对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的管理。生态监控区工作开展6年来,各监控区已经基本查明了影响生态健康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措施。下一步监控区的工作重点应逐渐转向对生态管理对策措施的落实情况跟踪,监督管理措施的研究进度,评估取得的效果等。着力解决生态问题研究、管理对策措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通过分步骤、有效的、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实现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

参考文献

[1]欧文霞,杨圣云.试论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管理是海洋综合管理的新发展[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6,23(4):91-96.

[2]刘霜,张继民,杨建强,等.黄河口生态监控区主要生态问题及对策探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9,26(3):49-52.

[3]苏纪兰,唐启升.我国海洋生态系统基础研究的发展:国际趋势和国内需求[J].地球科学进展,2005(2):139-143.

海洋区域管理 篇4

作为国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创新的发展也备受关注。然而,受限于数据资料,目前国内针对区域海洋创新能力的研究寥寥,严重制约了政府在协调区域海洋创新发展中能动作用的发挥。本文依托课题组的国家海洋创新指数评估研究基础[15,16],构建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对区域海洋创新的发展状况和特点进行分析,为我国海洋创新格局的优化提供数据基础和决策依据,以支撑国家整体创新战略的实施。

1 指标体系构建

海洋创新能力体现在海洋科技知识的产生、流动和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整个过程中。参考国家海洋创新指数评估,本文将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分为海洋创新环境、海洋创新投入、海洋创新产出和海洋创新绩效4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见表1)。

2 评估方法

2.1 原始数据归一化处理

对2013年18个二级指标的原始值分别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处理是为了消除多指标综合评估中,计量单位的差异和指标数值的数量级、相对数形式的差别,解决数据指标的可比性问题,使各指标处于同一数量级,便于进行综合对比分析。

指标数据处理采用直线型归一化方法,即:

式中j=1~18为指标序列号。yj表示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值,cj表示各项指标归一化处理后的值。

2.2 一级指标得分评估

区域海洋创新环境得分,其中φ1=1/4;区域海洋创新投入得分,其中φ2=1/5;区域海洋创新产出得分,其中φ3=1/5;区域海洋创新绩效得分,其中φ4=1/4。式中j=1~18。b1、b2、b3、b4依次代表区域海洋创新环境、海洋创新投入、海洋创新产出和海洋创新绩效的得分。

2.3 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

采用等权重(同国家海洋创新指数)测算区域海洋创新能力。

式中a为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得分。

3 评估结果与影响因子分析

本次评估仅包括我国大陆11个沿海省(市),不涉及香港、澳门、台湾。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4》和科技部海洋科技统计数据。

3.1 沿海省(市)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与影响因子分析

从整体来看,根据2013年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得分(见表2和图1),可将我国大陆11个沿海省(市)分为四个梯次(见图2)。

从11个沿海省(市)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来看,第一梯次为上海,其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得分为68.33,相当于国内平均水平的1.58倍,位居我国大陆11个沿海省(市)首位。上海市海洋创新发展具备坚实的基础,表现出很强的海洋科技原始创新能力;第二梯次包括广东、天津、山东和辽宁,其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得分分别为58.87、52.59、52.37、43.84,高于11个沿海省(市)的平均得分43.32。这些地区有一定的海洋创新基础,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创新资源,创新环境较好,创新投入产出成绩显著;第三梯次为江苏、福建、浙江和河北,其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得分分别为41.15、38.72、37.43、35.15,与平均得分相近。这些地区近年来海洋经济发展较快,创新投入不断加大,创新环境明显改善,创新产出与创新绩效都进步较快;第四梯次为海南和广西,其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得分分别为26.79、21.25,远低于国家的平均水平。横向比较来看,海南和广西海洋创新投入强度较低,创新产出效率不高,创新环境有待改善。

具体来说,从海洋创新环境来看,2013年,我国海洋创新环境得分超过平均分的沿海省(市)为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山东、浙江和河北(见图3)。其中,上海的区域海洋创新环境得分为63.34,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主要得益于其较高的人均海洋生产总值和较好的海洋创新人才环境;广东和天津的区域海洋创新环境得分分别为56.65、56.42,这两个地区分别拥有最优越的海洋创新人才环境和最高的人均海洋生产总值;福建和浙江拥有优良的海洋创新设备环境,其区域海洋创新环境得分分别为53.18、47.13;山东和河北的区域海洋创新环境得分分别为51.21和46.28,这两个地区分别拥有良好的海洋创新人才环境和资金环境。

从海洋创新投入来看,2013年,我国海洋创新投入得分超过平均分的沿海省(市)为上海、江苏、辽宁、山东、天津和广东(见图4)。其中,上海和江苏的区域海洋创新投入得分分别为63.61和63.15,远高于其他地区,上海对经费和人力的投入强度均位于11个沿海省(市)前列,而江苏则在科技活动人员的质量上占绝对优势;辽宁和山东的区域海洋创新投入得分分别为56.08、55.31,这得益于人力资源投入;天津和广东的区域海洋创新投入得分分别为55.10、52.58,高质量的海洋创新人才对得分贡献较大。

从海洋创新产出来看,2013年,我国海洋创新产出得分超过平均分的沿海省(市)为广东、辽宁、上海、山东、河北(见图5)。其中,广东的区域海洋创新产出得分为73.69,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与广东高产出、高质量的海洋科技著作和论文密不可分;辽宁的区域海洋创新产出得分为62.37,拥有最密集的海洋科技发明专利;上海和山东的区域海洋创新产出得分分别为58.29、57.33,这得益于其优质的海洋科技著作;河北的区域海洋创新产出得分相对较低,为40.17,其在海洋科技著作和论文的发表量上位居11个沿海省(市)前列,但论文的质量还有待增强。

从海洋创新绩效来看,2013年,我国海洋创新绩效得分超过平均分的沿海省(市)为上海、天津、海南、广东、福建和山东(见图6)。其中,上海的区域海洋创新绩效得分为88.08,主要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其他地区,且拥有良好的海洋经济产出;天津的区域海洋创新绩效得分为70.68,紧随上海之后,这得益于其高效率的海洋经济产出;海南、广东、福建和山东的区域海洋创新绩效得分分别为57.15、52.55、45.88、45.63,海洋创新绩效各方面良好,整体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

3.2 5个经济区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与影响因子分析

环渤海经济区中纳入评估的沿海省(市)为辽宁、河北、山东、天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中纳入评估的沿海省(市)为江苏、上海、浙江;海峡西岸经济区中纳入评估的沿海省(市)为福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中纳入评估的沿海省(市)为广东;环北部湾经济区中纳入评估的沿海省(市)为广西和海南。针对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环北部湾经济区5个海洋经济区,具体分析如下。针对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环北部湾经济区五个海洋经济区,具体分析如下。

环渤海经济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域,是我国东部的“黄金海岸”,具有相当完善的轻重工业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雄厚的科技力量和便捷的交通条件,也是我国中西部发展的战略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3年,环渤海经济区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为45.99(见表3和图7),总体高于11个沿海省(市)的平均水平,区域海洋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在平均水平之下,海洋创新发展有提升的空间。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位于我国东部沿海、沿江地带交汇处,区位优势突出,经济实力雄厚。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上海为核心,以技术型工业为主,技术力量雄厚,前景好,政府支持力度大,环境优越,教育发展好,人才资源充足,是我国最具有发展活力的地区。2013年,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为48.97,高于11个沿海省(市)的平均水平,优越的海洋创新环境和优质的海洋创新资源,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海洋科技与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海洋创新成绩显著。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以福建为主体包括周边地区,南北与珠三角、长三角两个经济区衔接,东与台湾岛、西与江西的广大内陆腹地贯通,是具备独特优势的地域经济综合体,具有带动全国经济走向世界的特点。2013年,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为38.72,低于11个沿海省(市)的平均水平,区域海洋创新环境与海洋创新绩效高于平均水平,有着较好的发展潜质,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水平较低,海洋创新发展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主要包括我国大陆南部的广东省,与香港、澳门两大特别行政区接壤,科技力量与人才资源雄厚,海洋资源丰富,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为58.87,高于11个沿海省(市)的平均水平且在五个经济区中位居首位,海洋创新环境与创新投入均有着较高的水平,创新产出硕果累累,创新绩效成绩斐然。

环北部湾经济区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我国西部大开发地区唯一的沿海区域,也是我国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接壤的区域,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环北部湾经济区岸线、土地、淡水、海洋、农林、旅游等资源丰富,环境容量较大,生态系统优良,人口承载力较高,开发密度较低,是我国沿海地区规划布局新的现代化港口群、产业群和建设高质量宜居城市的重要区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环北部湾经济区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仅为全国平均创新指数的55.45%,创新指数的4个一级指标均比较低,与长三角及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差距较大。

3.3 3个海洋经济圈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与影响因子分析

海洋经济圈分区依据是《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北部海洋经济圈由辽东半岛、渤海湾和山东半岛沿岸及海域组成,即纳入评估的沿海省(市)包括天津、河北、辽宁和山东;东部海洋经济圈由江苏、上海、浙江沿岸及海域组成,即纳入评估的沿海省(市)包括江苏、浙江和上海;南部海洋经济圈由福建、珠江口及其两翼、北部湾、海南岛沿岸及海域组成,即纳入评估的沿海省(市)包括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

2013年,东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创新指数为48.97,居三大海洋经济圈之首(见表4和图8)。4个一级指标中得分较高的是海洋创新投入和海洋创新绩效,分别为56.18和53.60,两个一级指标对该区域的海洋创新指数有较大的正贡献;得分较低的是海洋创新环境和海洋创新产出,分别为46.20和39.90,对区域的海洋创新指数呈现负效应。海洋创新投入和海洋创新绩效的较高得分充分说明该区域优势突出,经济实力雄厚,优质的海洋创新资源为区域海洋科技与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创新指数为45.99,得分在三大海洋经济圈居中。4个一级指标中海洋创新投入和海洋创新产出对海洋创新指数有正贡献作用,其得分分别为52.03和47.01;海洋创新环境和海洋创新绩效的得分比较低,分别为45.17和39.73。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创新指数得分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海洋创新环境相对较弱,海洋创新发展有待进一步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创新产出得分在三大经济圈中最高,得益于其“本年出版科技著作”等指标,说明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科研产出能力和知识传播能力较强,尤其是出版的科技著作种类较多。

南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创新指数为36.41,在三大海洋经济圈中最低。4个一级指标得分差异化较大,其中,海洋创新环境和海洋创新绩效两个一级指标得分较高,分别为46.68和40.89,海洋创新投入和海洋创新产出得分较低,分别为32.74和25.32,是造成海洋创新指数较低的主要因素,在三大海洋经济圈中得分最低,说明南部海洋经济圈的创新效率和创新环境亟需提升,且提升空间较大。

4 结语

从11个沿海省(市)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来看,其可分为四个梯次,第一梯次为上海,第二梯次包括广东、天津、山东和辽宁,第三梯次为江苏、福建、浙江和河北,而第四梯次则是海南和广西。从5个经济区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来看,海洋区域创新较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及环渤海经济区的大部。这些地区均有区域创新中心,而且呈现多中心的发展格局。从3个海洋经济圈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圈呈现北部、东部较强而南部较弱的特点。北部海洋经济圈和东部海洋经济圈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结果较高,表现出很强的原始创新能力,充分显示我国重要海洋人才集聚地和海洋经济产业重点发展区域的优势。在以后的海洋创新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发挥珠江口及两翼的创新总体优势,带动福建、北部湾和海南岛沿岸发挥区位优势共同发展,使海洋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辐射至整个南部海洋经济圈,以期支撑我国海洋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摘要：客观评估区域海洋创新能力,是国家协调区域海洋创新发展的重要前提。构建了包括海洋创新环境、海洋创新投入、海洋创新产出和海洋创新绩效的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基于2013年海洋经济统计和科技统计数据,对我国区域海洋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估,并对影响因子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表明:从11个沿海省(市)来看,上海的区域海洋创新指数得分最高;从5个经济区来看,珠江三角洲较为领先;从3个海洋经济圈来看,北部和东部较强。

海洋区域管理 篇5

备注:1.中国海洋大学 (以下称中海大) 、上海海洋大学 (以下称上海大) 、浙江海洋学院 (以下称浙海大) 、广东海洋大学 (以下称广海大) 、台湾海洋大学 (以下称台海大) 、高雄海洋科技大学 (以下称高海大) ;2.带*号数学式表示学生活动在前后不同接待单位逗留的天数。

分析:海峡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虽然正逐步成熟, 但是, 要达到长效发展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完善和努力。从调查2009年亲历该活动的两岸64名学生的资料中表明, 100%的学生对此活动是否继续开展存在忧虑。这类活动是否延续, 认为校方占主导作用的学生占50%;100%的学生认为自己很荣幸能参与这次活动;在谈到两岸学生交流活动之前的准备工作时, 74%的学生认为最重要的是集体融合工作;调查中, 有84%的学生认为参加此类交流活动主要是希望两岸大学生相互学习, 加强沟通和理解。当然, 通过调查, 发现两岸学生的交流非常必要, 也是必然的。其中, 63%的学生对今后开展这种活动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意见, 如“对此次活动的想法及以后的建议”“对带队教师的期望”“对学校要说些什么”……学生希望这种活动今后能延续下去, 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交流活动的具体内容是否可以提前在各院校中征求意见;带队教师要多了解参与学生的思想;至于对学校的意见, 学生希望学校能继续投入, 让这类学生交流活动发展下去……这些都充分表明, 学生非常希望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能继续向前发展。

从前述交流状况看出, 活动经费的落实、活动范围以及规模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而且, 每年的活动变数较大。因此, 为了让这一有意义的交流活动能持续开展下去, 本研究将引入区域院校联盟的理念, 从组织管理的角度对大学生的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从目标、方案到实施, 然后到结果反馈, 以致活动保持长效性, 进行分析研究。

概念界定:高等院校间的交流合作并形成协作网络不是新生事物, 如, 高等院校间签署师生互换与科学研究项目等合作形式早已存在。杨启光认为, 20世纪50年代以来, 一些国家由于地理上的接近, 彼此间的经济依赖关系不断显现, 他们基于历史、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种族上的同构性或相似特性, 开始关注区域内的国家间面临的共同教育问题, 区域中的各国有了初步的区域教育合作关系, 这就是院校区域联盟。本研究中, 院校区域联盟指海峡两岸涉“海”类, 并且贯名“海洋”二字的高校, 有台湾的海洋大学、高雄海洋科技大学, 大陆的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学院以及广东海洋大学, 他们为了共同的海洋教育科研事业而形成的合作关系。这就是海峡两岸海洋大学联盟。

组织管理构架

海峡两岸海洋大学联盟, 不只是两岸高等教育教学科研的联盟, 更是促进两岸相互理解、缩小差距、加深情感的联盟。海峡两岸大学生进行海洋教育文化交流, 是以两岸海洋大学联盟为前提。两岸海洋大学联盟实施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基本组织结构应以各高校的活动决策领导组成的一种委员会制为基础, 各高校自行组织形成各自的直线职能式的组织结构, 因而构成整个系统。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 建立一个组织结构首先应该考虑这个组织结构必须达到的要求, 管理者必须明白该结构承担的任务和压力, 以及该结构应该取得的绩效。一个较好的组织管理能激励组织的积极性和提高组织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海峡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组织管理构架如下:

如图1所示, 海峡两岸六所高校分管该项工作的校领导构成了这一组织结构的委员会成员, 也是实施两岸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最高决策层。因此, 该活动经过委员会讨论, 最后通过两岸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策划方案, 如, 活动承担单位、活动主题、规模、范围、地点以及经费承担方式等。决策层将活动的实施方案下达给六所高校。然后, 各高校组织各自相关的职能部门, 如, 负责沟通联络工作的港澳台办公室, 负责学生活动宣传、学生选拔和管理工作的学生处, 以及对学生代表进行培训和整合等工作的团委, 指挥和分配各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各职能部门按照自己的工作分工, 按部就班地执行下去。最后, 选拔出来的学生团体, 根据活动需要分成不同的责任组, 将各项活动任务付诸实施。

如上图所示, 海峡两岸大学生进行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组织机构在纵向可分为四个层次, 即决策层、指挥层、执行层、操作层。这四个层次, 就是管理层级。管理层级的设立是实行分级管理的基本组织结构基础。只有各层次机构的责任和义务明确, 各司其职, 学生交流活动才能如期有效地进行。

系统分析

海峡两岸大学生的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 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涉及到活动目标、任务、人员、财力、实施、反馈、调控等因素。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宗旨是加强合作, 增进了解, 加深情谊。但是, 每年一次交流活动的目标设计、任务分工、人员构成、投入财力等, 应根据活动承办方、活动举办地点等因素的变化而不同, 否则, 内容单调的循环往复, 只会让参与者产生疲劳效应。实际上, 要继续开展这类学生交流活动, 承办单位必须制定一个周密的工作计划, 然后按照计划执行下去。无论是六所院校学生整体活动的实施, 还是各学校在活动筹备期间进行直线职能式管理, 都必然是一个紧密的循环工作系统。

组织管理实施步骤

实施有效的组织管理必须依据制定目标、确定方案、配备人员、实施计划、反馈以及调控等六个环节进行。

1. 制定目标。

目标, 根据组织的使命而提出的组织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预期成果。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组织者, 即海峡两岸海洋大学联盟成员, 应定期聚集一起, 就这一学生交流活动在未来5年或10年的目标及相关内容进行整体规划。确定活动组织的总目标, 即加强两岸学生交流, 促进各方在某一领域的共同进步, 加深两岸深入了解, 互通有无。制定目标应包括制定组织的总目标、部门目标和个人目标, 同时要制定完成目标的标准, 以及达到目标的方法和完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条件等各方面的内容。按照学生交流活动总目标, 海峡两岸海洋大学各方要根据每年具体目标, 选派人员和准备相关工作。因此, 在确定总目标后, 每年一次活动的分目标, 即下一年学生交流的目标是加强海洋文化方面的交流, 还是船舶修造专业方面的汇聚, 还是其他学科方面的学生交流, 等等, 应根据每年一次大学联盟成员碰面会而定。在碰面会上, 参与各高校将商讨下一届大学生交流活动的目标, 并对活动进行规划。如, 活动的实施地点、承办单位、交流规模以及费用负担方式等进行统一规定。2009年, 海峡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选择台湾;承办单位:台湾海洋大学和高雄海洋科技大学;交流规模:大陆各校分别派20名学生和4名教师带队, 承办单位各校派10名学生配合交流和服务工作及相关参与教师;费用各参与学校自行解决;后续工作, 由承办单位搜集材料, 如, 照片、影像以及意见等。

2. 确定方案。

方案即行为过程, 是活动实施的细则。活动的实施需按照可行的方案进行。海峡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依据制订的目标, 由承办单位确定几项备选方案, 然后征求参与单位的意见。最后, 参与各单位针对几种方案, 选择一种适合各方的方案。2009年, 台湾海洋大学和高雄海洋科技大学制定了详细的活动方案。如, 学生活动的日程表, 活动所涉及的名胜介绍;学生的车次表, 用餐分桌表, 住宿分房表, 台湾活动须知, 以及合唱歌曲单等。方案设计详细, 举出了可供选择的项目。还有, 在学生活动日程表中, 所提及的开幕式的进程, 闭幕式的形式, 以及联谊赛中涉及的项目介绍, 等等, 都考虑得非常周详。

3. 配备人员。

配备人员必须根据组织结构和确定的方案进行。作为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承办单位, 应根据确定的方案, 排定由哪位校领导负责, 由哪个部门操办这次多校学生的联合活动, 以及涉及的相关部门和一些准备交流的学生, 等等。2009年, 承办这一学生交流活动的领导者是台湾海洋大学校长李国添和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校长周照仁, 他们分别出席该活动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操办2009年学生活动的是台湾两所学校的学务处, 由学术交流组协办。承办单位每校选取了综合素质较高且具有较高服务意识的十名同学参与活动。而作为参与各校, 2009年学生交流活动中, 各校基本上是由校领导亲自负责, 学生工作处主要负责学生的选拔及培训等工作, 协助部门设计到台湾事务办公室、校团委以及相关学院等。另外, 遴选出来的学生团组内部, 也形成了外联组、文体组、后勤组以及宣传组, 等各类角色组, 并规定各组的目标和分工。这样, 配备人员完全符合组织工作需要。

4. 实施计划。

活动的实施是关键。一般地, 实施活动都必须按照前述所确定的活动目标、方案, 由选定的人员具体操作而进行。活动实施中, 沟通是关键。美国沟通大师丘贝恩 (Qubein, 1996) 说过, 一个成功的组织必须随时与不同的组织, 以及组织内不同的阶层、部门人员之间进行沟通, 这样才能有效地运作。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实施, 无论是活动前期的各校的意见统一, 还是活动进行中的学生融汇交流, 都需要很好的沟通联络。当然, 计划实施中, 因现实情况与计划中相差或现实无法满足的条件, 可以选择较方便的机动方案行使。如, 2009年暑期五所海洋大学师生交流活动中, 原本五校学生表演活动均要现场彩排的, 但因个别学校因飞机晚点而不能按时进行彩排, 实施中, 只得让承办单位抽出休息时间补充彩排工作。

5. 反馈结果。

活动的实施虽然按照设计好的计划实行, 但是, 因一些无法预测的情况出现以及活动本身实施的偏差, 总是会使活动的结果与目标有误差, 甚至相差很大。因此, 为了下次更好地开展活动, 承办方有必要对活动实施情况, 或对自己承办活动的效果进行意见搜集和调查。2009年, 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后, 参与各方普遍感觉十天的行程节奏太快, 让参与者感觉连风景都无暇观赏, 就不用谈及如何深入交流了。还有, 对于联谊活动中的节目出演, 大家反映以后的准备工作要充分, 团队融合要训练。

6. 调控计划。

调控是更好地实现计划的保证。承办方根据活动反馈意见, 书写调查报告, 呈交两岸海洋大学联盟会, 便于对下一届活动进行全面调控。其实, 2009年活动结束时, 承办方对活动情况进行过民意调查, 但是结果没有反馈。因此, 下一届这类活动的承办方需要与上一届承办单位沟通联络, 吸收经验, 调动各方参与交流的积极性。

结论

海峡两岸大学生海洋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持续开展, 无论对两岸高等教育的发展, 还是对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加深了同是炎黄子孙的两岸亲情关系。在目前两岸积极政策的推动下, 海洋类六校应加紧联络, 构建两岸海洋大学联盟, 通过周密的组织管理方式, 首先在学生交流这一领域拓展广阔的合作空间, 以推动高等教育其他领域的合作, 促进两岸相互交流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启光.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区域院校联盟发展[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9 (6) :31-35.

[2]理查德.L.达夫特著.组织理论与设计 (第7版, 王凤彬等译)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102.

[3]苗向军.我国备战奥运会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8 (12) :1635-1639.

[4]杨文士, 焦叔斌.等编著.管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72.

海洋区域管理 篇6

海洋区域功能的修复与恢复不仅是地方各级政府改善环境质量,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 “加强海洋生态与环境保护技术研究, 发展近海海域生态与环境保护、修复技术”已明确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环境领域优先主题,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也被列为“实现国家目标”“我国科技发展重中之重”的重大专项, 《国家“十一五”海洋科技规划纲要》和《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也将海洋污染的控制与治理列入重大专项中的重点研究内容[2,3,4]。

因此, 建立健全恢复海洋区域功能的对策和措施可为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1 恢复区域功能的技术措施

1.1 海洋生态修复

在海洋生态修复领域, 我国沿海地方海洋部门已经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海洋生态恢复项目, 如山东半岛实施了“底播增殖”工程, 辽宁、江苏和厦门沿海开展了滨海湿地恢复整治项目, 福建实施治理海岛生态破坏的“封岛栽培”工程, 广东和浙江实施人工鱼礁工程, 广西沿海开展了人工种植红树林项目, 海南省开展了人工恢复珊瑚礁试点等;在海洋生态恢复项目实施过程中, 许多都与沿海各地的海洋生物资源恢复、海洋污染治理、海洋灾害防治、海洋渔业结构调整、发展滨海旅游相结合, 取得了综合效益。

针对滨海湿地、红树林、珊瑚礁和海草床等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恢复和修复技术归纳如下。

1.1.1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

滨海湿地是海洋与陆地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态交错带, 具有较高的生物生产力, 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为人类提供各种物质产品, 并有巨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净化功能[5]。滨海湿地生态环境复杂多样, 泥生植物生长茂盛, 分布于沙、泥滩和泥滩草洲上的双壳类、甲壳类及水域中的鱼类、虾类等十分丰富, 也会有相当数量的鸟类进行越冬和栖息, 有的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珍稀鸟类、有的属于省级重点保护鸟类、中日协定保护鸟类、中澳协定保护鸟类等, 还会有一些全球濒危鸟类等。

从全国区域分别选取不同受损类型的滨海湿地小区 (如大连庄河、辽河三角洲、崇明岛、泉州湾和深圳湾等) , 开展湿地生态恢复示范项目研究。

对受损严重的滨海湿地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湿地生态修复:① 资料收集;② 现场调查;③ 滨海湿地生态修复计划制订;④ 滨海湿地生态安全的区域规划及生态岸线规划;⑤ 恢复地的选划;⑥ 水文修复措施;⑦ 景观修复措施;⑧ 修复植物筛选和种植;⑨ 绩效评估。

1.1.2 红树林生态修复

红树林是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海岸生境, 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特殊植被[6]。由于处于咸淡水交接地带, 红树林湿地滞留了大量的陆源污染物, 从而对河口和海洋的水体起了重要的净化作用[7], 在高潮和风暴期是滨海的保护者, 在稳定滨海线以及防止海水入侵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为发展渔业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物源, 也是许多物种的栖息地。由于人类的各种活动, 红树林正在被不断地开发和破坏。为恢复这一重要的生态系统, 需要保持陆地径流的合理方式, 严禁滥伐及矿物开采, 保证营养物的稳定输入等是恢复退化红树林的关键所在[8]。

选择我国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红树林海域滩涂 (如厦门海域、广东珠江口海域、广西钦州海域及福建宁德海域) , 面对自然和人为活动的双重威胁, 规范红树林生态重构的技术标准, 建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和示范区是红树林生态修复的关键。主要修复技术包括:① 资料收集;② 现场调查;③ 制订修复方案;④ 实施标准化的红树林规范种植;⑤ 红树林保护区的管护、生态监测及效果评价。

1.1.3 珊瑚礁修复

对受损严重的造礁石珊瑚与珊瑚礁分布区, 如海南三亚、广西涠洲岛 (过渡区) 和广东大亚湾和徐闻 (属于北缘分布区) 等海域, 分析预测其变化趋势, 研究和实施生态修复与恢复措施。禁止采挖、破坏珊瑚和珊瑚礁, 禁止加工、销售珊瑚和珊瑚礁及其制品。主要包括:① 资料收集;② 现场调查;③ 制订修复方案;④ 珊瑚礁恢复与移植;⑤ 恢复及移植后的监测。

1.1.4 海草床修复

可选择我国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海草 (藻) 的海域 (如广东的流沙湾、广西的合浦、海南的新村湾与黎安港及山东的荣成湾) 作为研究和实施生态修复与恢复的技术和示范。每个海域选择一定面积的海域实施海草或海藻生态修复及养护项目。对海草或海藻受损严重的重点生态修复的海域实施海草或海藻生态修复及养护项目。主要包括:① 资料收集;② 现场调查;③ 制订修复方案;④ 移植及养护;⑤ 恢复及移植后的监测。

1.1.5 外来入侵生物防控

针对滩涂外来入侵植物互花米草和大米草, 目前还无好的方法防除, 防除的方法有机械防除、化学防除、生物防治和生物替代等、应用较多的为机械防除和化学防除, 生物防治和生物替代因技术不成熟而应用较少。机械防除方法是采用人工或机械装置, 对互花米草进行拔除、挖掘、遮盖、火烧、水淹及割除等;化学防除一般是运用除草剂将其杀死。机械防除费时费力, 除草剂通常只能清除地表以上部分, 对于种子和根系效果较差。

防控措施主要包括:① 资料收集;② 现场调查;③ 制订修复方案;④ 根据互花米草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 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综合措施清除;⑤ 建立有效的当地居民监测和清除互花米草和一定年限承包经营滩涂的机制, 长效控制外来物种的扩张。

1.2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与监控

建立完善海洋环境监测体系, 依法对海洋工程、海岸工程进行海洋环境动态跟踪监测, 加强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监控能力建设, 逐步建成近岸海域生态监测网站, 确立完善生态监测指标体系, 采用遥感等高新技术, 建立生态环境灾害预警系统和生态环境信息系统, 加强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变化趋势的预测、预报。

建成省、市、县三级监测体系, 形成基本覆盖全国海域的海洋环境常规监测网络;建立以卫星、浮标、岸基和水下站台组成的多种监测技术集成的技术立体化体系, 全面提升海洋环境监测能力和对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提高监测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可视化程度, 实现对国家管理海洋资源环境、赤潮灾害、重大海洋污染事故实施有效的监测、监视和应急反应, 全国县级以上海洋环境监测站应100%达标建设并通过国家计量认证。

发挥全国海洋、环保、水利和海事等各部门以及高等院校、海洋机构的监测和科研力量优势, 通过资源优化配置, 形成有梯度、功能和优势互补的陆海一体的环境监测网络和体系。

1.3 建立健全区域功能的评价体系

对区域功能进行持续的测定和调控, 建立健全区域功能的评价体系, 及时对海洋的区域功能进行跟踪评价, 便于及时调控和管理。

2 恢复区域功能的政策和管理措施

2.1 合理编制或修编规划和区划

2.1.1 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和港口规划

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十五条要求“沿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港口规划及海域使用的, 应当与海洋功能区划相衔接”。必须明确的是海洋功能区划并不是上述其他规划的依据, 并没有规定在不同规划不一致的情况下必须以海洋功能区划为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港口规划和海洋功能区划都是经过法定程序建立的, 均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 不能就个别具体的项目轻易修改相应的规划。在出现分歧时, 相关部门应充分协调和沟通, 各种规划应根据客观情况, 适时依法修改, 以反映客观实际的需要。

2.1.2 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各个沿海省、市、县应制订相应的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对不符合海洋环境保护规划、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要求的海洋开发项目一律不予审批。

2.1.3 海洋功能区划

目前, 全国10个沿海省份已经编制完成海洋功能区划并得到国务院批准后开始实施, 沿海市县两级海洋功能区划已经基本完成编制[9]。通过海洋功能区划对近海及海岸带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进行详尽的空间布局, 规定出每一类海洋生态保护区域如典型海洋生态系统集中分布区、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的重要栖息地、各类海洋保护区的空间范围, 并禁止其他海洋开发活动在这些区域擅自实施。对未完成或未根据经济环境发展现状进行修编的海洋功能区划抓紧编制和修编工作。

2.1.4 开发利用规划

通过开展海洋区域开发利用规划、已建和拟建重大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海域使用论证、海洋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 对区域开发利用活动提出调控政策。对区域功能进行分析, 运用海洋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 提出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鼓励与限制方向、类型和规模。

目前, 国家海洋局已经开始着手制订海岸开发利用规划, 加强了对围填海等海洋开发活动的管理, 从消极防范转变为积极引导和有序管理[9]。通过海域使用和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在项目选址、用海面积、填海方式、平面布局和环保对策等方面提出优化和改进意见。

进行开发利用规划, 重点考虑建立海洋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和产业园区, 在滨海湿地、河口三角洲和海岛等特殊海洋生态区, 发展高效海洋生态经济;探索创立海洋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 协调好海洋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

2.2 建立持续的监管机制

在区域功能恢复过程中有必要建立区域功能的监管机制, 依法行政、严格管理、强化监督, 切实防止大规模海洋开发对各类典型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严格控制特殊海岸自然、人文景观及海岛生态的开发强度。

2.2.1 加强海洋保护区管理

近年来, 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海洋生态保护措施, 全国沿海地区新选划建立了50多处地方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其中山东、广东3处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 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获得“零”的突破, 全国沿海地区已选划建立了11处海洋特别保护区[9]。

加强现有海洋保护区管理, 组织开展海洋保护区调研评估和培训交流, 深入开展规划编制、执法巡护、基础建设、科研调查、生态监测、灾害防治、教育宣传、公众参与和对外合作等各项管理工作。抓紧新建一批海洋自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 并加强现有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 逐步形成全国海洋保护区网络。

2.2.2 加强海洋渔业管理

依法加强海洋渔业管理, 保护近海渔业资源, 合理布设人工鱼礁, 继续开展人工放流, 继续实施渔船控制、限额捕捞制度。

2.2.3 陆海联动机制

2008年初, 国务院批复《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了海洋生态保护要坚持陆海统筹、河海兼顾原则, 重点海域以海定陆, 促进海洋生态自然恢复[4]。

根据近年来海洋环境监测评价结果和海洋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求, 应加快建立海陆相关部门与区域地方政府的联动机制, 实施禁止、限制和优化开发等海洋环境保护宏观调控措施。

2.3 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3条规定“国家建立并实施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 确定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指标, 并对主要污染源分配排放控制数量”。《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要求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加快实施以海洋环境容量为基础的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制度, 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关具体规划[4]。

在海洋环境功能区划的基础上, 对各海域环境功能区进行环境容量分析, 确定出各环境功能区的最大纳污总量 (对重点控制的主要污染物要逐个进行分析计算) , 作为各海域环境功能区的总量控制目标。严格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根据总量控制要求进行环保管理严格把关, 新项目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 满足总量控制指标, 旧企业改造应严格执行增产不增污原则。

2.4 实施海洋关闭制度

海域关闭制度是一种采取对局部海域或问题海域的关闭及适时开放的措施。其利用海洋自净能力和人工辅助修复, 在一定时间内暂停特定海域的开发利用, 或辅以科学手段促进海域尽快恢复其原有功能, 使海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海域关闭或类似制度, 例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由于我国目前缺少海洋区域关闭的海洋相关法律和制度, 无法与国际接轨, 仅就海产品出口一项而言, 由于缺少海域关闭后重新开放的时间证明, 我国常常受到来自欧美等进口国贸易壁垒的阻碍[10]。

根据我国海洋环境、生态和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及区域特点, 对超标海水浴场、有毒赤潮发生区、受污染的贝类生产区域、严重污染区域、发生海洋疾病的区域、灾后待恢复海域实施海域关闭制度, 确定主要关闭的海域类型;建立关闭和开放的标准以及实施关闭和开放的监测与评估技术体系。对于生态脆弱、污染突出、灾害频发的区域, 适时适度调控海域使用方向和规模, 直至采取特定时间内海区关闭制度, 杜绝污染排放工程运转, 在短时期内实现以海洋功能区达标为导向的污染物控制目标。

2.5 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在海洋立法方面, 2006年国务院制定出台了《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11], 对海洋工程开发建设影响到海洋生态及生物多样性作出了具体规定。国家海洋局等部门于2007年全面启动了海岛规划、立法、政策研究和保护区建设等工作, 制定完成了相关多项政策、规划和规章。尤其是为保护海岛生态, 组织完成了《全国海岛特别保护区选划建设工作方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海岛保护法》列入立法计划[9]。

目前, 世界上很多国家已出台了《海岸带综合管理法》, 我国尚未对海岸带综合管理上升到法律层次[12], 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

2.6 建立和完善海洋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13]。公众参与可使政府决策更科学、更合理。公众参与过程也体现了有关部门对公众利益和权利的尊重, 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意识。

近年来, 在全世界范围内,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众多的私营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 甚至个人等公众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管理和推进海洋环境的保护。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是远远不够的, 应该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 公众有积极性支持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环境政策机制。

2.7 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制订海洋生态受损评估标准, 加快建立海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按照“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的基本原则, 保证重要海域功能区的保护和建设, 从根本上协调区域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全国政协于2003年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促进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中提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原则应是谁受益谁补偿, 公平, 公正, 以国家扶持为主, 宏观调控, 良性循环;直接受益, 法定补偿;分类补偿;布点突出等[14], 可以作为海洋生态补偿的原则。

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并不是对全部海洋资源进行补偿, 而是对以生态效益为主体的海洋资源进行补偿, 如滨海湿地、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等典型海洋生态资源。另外, 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也并非对所有的海洋进行补偿, 而是主要对我国内海和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的近海进行补偿。

3 结束语

根据重点海域功能区的海域使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针对不同的情况, 对区域功能进行分析, 采用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技术, 运用海洋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 合理编制或修编有关规划和区划, 尝试建立健全海洋总量控制度、海洋关闭制度和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做好海洋生态环境的监测和监控, 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 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限期进行整治和恢复, 依据功能区划来恢复其区域功能。

在充分利用海洋自我恢复、修复能力的基础上, 强化整治、修复和其他人工工程措施, 加速海洋功能的恢复, 减轻和避免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及影响;保证海洋环境的健康发展, 促进海洋可持续开发利用。

摘要：随着陆源排污和海上排污量的增加, 致使海洋区域功能呈现退化, 海洋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文章从技术、政策、制度和管理等方面提出海洋区域功能恢复的基本对策和措施, 针对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与监控、规划与区划、监管机制、总量控制以及实施必要的海洋关闭制度和海洋生态补偿机制进行详细分析和论述, 为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研究 篇7

1 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现状

海洋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 中外理论界对其界定多达几十种, 本文引用学者曲金良[1]对海洋文化的定义: 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体系, 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 调整人和海的关系, 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 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 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海洋文化具体表现为种类繁多的海洋文化资源。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 海洋文化资源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扩展, 范围越来越广泛, 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张开城[2]从研究范畴的角度将海洋文化资源划分为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 包括海洋渔业文化、海洋节庆文化、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旅游文化、海洋商业文化、海洋军事文化、海洋民俗文化、海洋饮食文化、海洋宗教信仰文化、海洋文学艺术等。

1. 1 江苏省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现状

江苏省拥有丰富的水文化资源, 包括沿江文化和沿海文化。连云港等沿海城市不仅经济发展较快, 独具地域特色的海洋文化资源也为滨海城市增添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江苏省海洋文化资源大体包括海洋民俗文化, 如渔民老大节、开阳节、风筝节等;海洋宗教文化, 连云港沿海各地都设有龙王庙, 出海前都要祭祀东海龙王, 从而衍生了龙舟文化, 还有著名的孔望山摩崖造像等; 海洋艺术文化, 如魅力独具的拦海大堤、幽美神奇的东磊、花果山、渔湾风景区、海洋建筑、海洋雕塑、海洋文学、海洋生物标本展览、滨海旅游鉴赏等; 海洋历史遗存, 如海州古城、凤凰古城、三星山石刻、孔望山摩崖、花果山墨香小径等具有重要历史观赏价值; 海洋饮食文化, 海州湾的天然渔港形成了地域独特的海味饮食文化[3]。江苏省海洋文化资源开发重点在港口文化、海外交流文化、海洋民俗文化、海洋神话传说等方面, 已开发建成了连岛、苏马湾等一批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景点, 并定期举办 “连云港之夏”等各类大型海洋文化节、郑和下西洋等纪念活动, “海上丝绸之路” 正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相关文化研究部门和学者正投入研究撰写渔业生产史、海洋运输史、海上漕运史等文化书籍, 着力开拓和营造海洋文化氛围[4]。

1. 2 上海市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现状

上海市是一个临海国际大都市, 拥有海滩湿地、海塘堤坝、渔港村落、海港码头、海防要塞等多元海洋文化资源类型。外滩作为上海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蕴涵了海上交流的文化底蕴, 平常日客流量在50 万人次左右, 节假日在100 万人次左右[5]。上海海洋水族馆是亚洲最大的海洋水族馆之一, 每年接待世界各地的游客超过100 万人次, 被授予国家及上海市 “科普教育基地”称号。上海市的历史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节庆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多彩, 资源开发在积极进行中并逐渐形成产业规模。上海市海洋科技力量雄厚, 海洋科技文化资源和海洋教育文化资源的开发建设取得了很多重要成就, 如今已是海洋科技创新重要基地之一, 拥有近20 个涉海高校和科研院所, 多个国家级海洋重点实验室和海洋科学试验基地, 已建成上海海洋水族馆、长风海洋世界、中国航海博物馆、海军上海博览馆等多个大型海洋展览馆, 展示了深厚的海洋科技底蕴, 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是新时期开发海洋文化资源的重要形式。

1. 3 浙江省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现状

浙江省地处长三角南端, 气候温和, 物产丰富, 在沿海居民与海洋共处的漫长历史中积淀了丰富灿烂的海洋文化资源, 既有已初具规模的海洋物质文化资源, 又有意蕴深长、潜力深厚的非物质文化资源。浙江省的物质文化资源有公共娱乐设施478 处、自然景观区250 处、文化场馆237 处、文物遗存1657 处、历史文化名地353 处等, 非物质文化资源包括各类民风民俗699 种、民间传统艺术877 类、现代海洋艺术392 类、民间技能547 种、现代节庆会展157 类、沿海历史及文化名人1 549 位、沿海著名历史事件1 507 件等。目前资源开发状况较为理想的是海洋渔业文化, 如2010 年6 月1 日海洋渔文化 ( 象山) 生态保护实验区成功入围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海洋节庆文化发展较好的地区为舟山和象山, 舟山国际沙雕节和中国 ( 象山) 开渔节在全国乃至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影响力。海洋历史文化, 如宁波 “海上丝绸之路”和舟山 “海岛河姆渡文化”已被作为重点开发项目。海洋旅游文化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全省逐步形成了以温州为中心, 由雁荡山、楠溪江、洞头、南岛组成的旅游线, 以钱塘观潮为特色的旅游项目, 以撑泗列岛、普陀山、朱家尖组成的国家级海洋旅游风景区。浙江省的高等级旅游区包括1 个世界地质公园、2 个国家地质公园、5 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等, 初步形成了普陀山 “金三角”、舟山沙雕节、象山开渔节等一批知名海洋旅游品牌[6]。其他取得一定成果的海洋文化资源有滨海影视文化和海洋工艺品, 如舟山民间手工艺、温州贝雕和台州玻璃艺术雕刻等工艺已声名远播。此外, 政府已在海洋文化资源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上加大了投资力度, 成功利用省内外、国内外的机构和媒体, 以及省内外、国内外专家学者为浙江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搭建平台、宣传造势、建言献策[7]。浙江省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状况良好, 但依然存在着诸如一些分散、单体规模较小的景观未得到开发利用, 一些海洋文物遗迹和海洋聚落文化景观因人类经济活动和自然演化而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等问题[8]。

2 长三角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的问题

2. 1 在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生态文明意识淡薄

任何资源的开发利用都要注重平衡和生态文明, 目前江浙沪地区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相当部分的海洋文化资源在发展优先的理念下被破坏。对重点开发的资源投入过多、保护过多, 而忽略了对其他相关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甚至以牺牲这些 “非重点”资源作为代价来凸显重点开发对象, 例如江苏、浙江的一些沿海二线城市为了自身发展、追求标准化, 盲目跟风而舍弃了许多地方特色, 如一些民间戏曲、方言、故事、歌谣等。

二是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之间、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凸显。海洋文化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许多资源的再生能力极其微弱, 如一些滨海城市的贝丘文化遗址在粗放型的观光展览中难免遭到破坏。随着长三角区域各种资源开发的不断深入, 许多地区在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破坏了生态环境, 如在发展滨海旅游业中, 一些海滩游乐场、沙雕会展和主题公园的建设会对近海生物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如果缺乏保护措施, 将会出现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

2. 2 海洋文化资源开发方式与产品单一化

观光旅游、节庆会展、主题公园、博物馆等是最普遍的文化资源开发形式, 江浙沪地区较明显的问题就是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局限于这些正式的、大型的、由官方举办的项目活动, 相当部分的零散资源没有合适的开发途径, 许多非物质文化资源没有找到适当的有形载体, 造成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不充分的状况。开发成果缺乏多样化还表现出一种现象, 就是文化资源过分依赖观光旅游业, 没有其它的展示形式而缺乏独立性, 一旦没有旅游业的带动就失去了活力和市场。

2. 3 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发不足

在江浙沪沿海地区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居多, 包括海洋艺术作品、民间习俗文化、海洋节庆活动、民间传统技艺和海洋宗教信仰文化等, 如祭祀海龙王的祭海习俗、海鲜美食节、普陀民间民俗大会、舟山渔民画、定海普慈寺等, 在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资源开发不充分, 因为许多非物质文化资源都是无形的、精神性的, 缺乏合适的物质载体和产品形式, 许多民俗和传统民间手工艺没有受到充分重视, 也未被当作文化资源来开发, 这与很多当地居民的海洋文化资源意识淡薄、对这些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空见惯的思想观念有关; 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 浙江沿海地区海洋民间艺人普遍老龄化, 许多稀有品种的民间艺术面临失传的危险, 例如舟山民歌的歌手青黄不接, 濒临失传。

2. 4 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主体缺乏协作性

传统观念认为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是政府文化部门、海洋文化研究机构或文化旅游部门的工作, 只要改进相关部门的工作就能使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改观, 这正是造成海洋文化资源开发效率低的原因。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涉及多方面的开发主体, 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中介部门、大众传媒、教育系统。

( 1) 政府层面。仅仅提出发展海洋文化的战略及宏观指导政策, 但对各主体之间相互协作机制关注力度不够, 缺乏有效的政策部署。政府部门的角色定位也存在弊端, 过多地直接参与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 很多海洋文化博物馆、主题公园都是政府出资兴办、全权管理运作的, 这使得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缺乏市场活力, 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 2) 海洋文化企业方面。与海洋文化相关的企业多数集中于旅游业和以旅游业为依托的相关领域, 如具有地方特色的饮食业、纪念品制造业等, 始终缺乏创新成果和产品, 这一方面与政府政策导向不明确有很大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产学结合, 没有与高校及研发机构建立合作, 造成海洋文化资源创新成果和海洋文化人才两方面的空缺。

( 3) 中介部门和大众传媒方面。中介部门没能做到高效的信息沟通和市场运作, 大众传媒缺乏对海洋文化品牌的有效宣传手段, 且宣传力度不够。

( 4) 教育系统层面。教育系统在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中缺乏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协同创新, 没有与企业做好充分的信息沟通和协作研发, 文化资源的开发成果不能顺利、高效地由精神成果转化为企业的产品产出, 之间存在着种种时间延迟和资源浪费, 影响着开发效率和经济效益。另外, 各地院校中关于海洋传统文化的学科缺少高层次研究人才, 如鉴古文化研究和考古学始终是冷门, 这是制约海洋文化资源开发深度和广度的重要因素。

3 深度挖掘我国海洋文化资源的对策措施

3.1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应平衡化、生态化

( 1) 既突出重点又全面均衡。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既要有主体定位、有所选择和侧重, 又不能未经科学考察就对其他不作为开发重点的文化资源随意破坏, 如为了凸显某地区的某种特色海洋雕塑文化而建造展览馆, 却着重强调当地居民讲普通话以方便游客, 进而造成了对地方方言这一文化资源的破坏。应在重点宣传主体文化的同时对其它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定位, 使其配合重点开发对象, 共同烘托地方特色和文化价值, 使海洋文化显得自然、活泼。

( 2) 动态配合的保护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注意保护方式的问题, 文化是活的资源, 应动态变换保护方式, 随着开发方式的变化动态地跟进保护工作, 对于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创新, 保持其活力是关键。开发与保护工作始终相互配合、相互适应, 保护方式不可能一成不变。

( 3) 积极引入保护性开发形式。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完全可以同时进行, 具体形式如: 建设海洋文化资源专题博物馆, 这类博物馆既是海洋文化资源的展示实体, 又应不失时机地将有关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渗透到每一个细节, 使人们意识到哪些资源存在危机、哪些资源需要保护; 建设海洋文化景观生态保护区, 如特色街巷、古集镇、沿海渔村、海洋居民建筑等海洋文化聚落景观, 例如浙江象山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 既使游客体验到具有地方特色的、古朴原始的渔民生活, 又将保护海洋文化资源的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正式项目来建设[7], 将开发与保护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因此, 资源和开发并非绝对的对立, 只是要选择适合的方式, 因而寻求保护性开发方案将成为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的重要课题和发展方向。

3. 2 走 “科技+ 文化” 的资源开发道路

文化产业是知识密集、信息密集、技术密集的领域, 具有科技含量高、耗能少、生产工艺先进、产品附加值高的特征[8], 以各种高效的科技手段助力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将会提高效率。科学技术能使无形资源有形化、有形产品市场化, 文化创新就是改造传统文化, 运用高新技术推动文化产品的多层次开发, 创造新兴文化产业。 “科技+ 文化” 的含义应是两方面: 一方面在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文化产品的创新创造上, 许多未开发的资源由于其特殊的存在形式、本质特点和自然条件而没有合适的表现载体, 如一些特殊的海船和水下文物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实物见证, 因处于水下而存在开发困难, 可以运用高新科技建造潜水观光旅游设备; 另一方面在资源保护上, 采用新技术加强对海洋文化景观的保护, 如采用仿制技术进行古旧修复、建立高效的信息监测系统对损害进行实时监测和保护、科学分析景点承载力以适度开放景点等。将现代科技应用于非物质文化的开发和保护中, 如利用数字化信息获取技术、多媒体模拟技术、虚拟场景展示技术等虚拟现实技术, 对传统海洋手工艺文化通过有关生产、使用、流通和传播传承方式进行模拟再现;利用高科技开创新型海洋旅游休闲方式, 既为游客提供新鲜感, 又有利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3. 3 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实施多元化、品牌化

( 1) 多元化战略。针对长三角区域一些海洋文化资源开发成果存在的粗浅性和单调性问题, 以及对旅游业的过分依赖, 积极探索多元化文化的资源开发方式是唯一途径。新时期开发海洋文化资源的目标是, 将文化资源切实转化成文化资本, 并激发资本创造经济效益的活力。要有所侧重、有的放矢, 大力开发潜力深厚的海洋文化资源, 发展科技含量高的海洋文化产业。多领域、多渠道、多行业地开发丰富多样的海洋文化产品, 从事涉海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涉海文化服务的行业包括: 滨海旅游业、涉海休闲渔业、涉海休闲体育业、涉海庆典会展业、涉海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业、涉海工艺品业、涉海新闻出版业和涉海艺术业等[9], 资源开发形式单一的问题在海洋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中尤为凸显, 应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资源在以上各个文化产业中的有效开发形式和表现载体。

( 2) 品牌化战略。各地区政府应充分发挥好战略引导作用, 开发海洋文化产品品牌战略。文化资源不仅要转化为文化产品, 文化产品还要转换为文化品牌, 使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品牌战略的引导下, 企业应发挥主要作用, 积极进行品牌研发和市场运作, 完成文化资源向经济产品、再向产品品牌的顺利蜕变。在创造品牌的具体实践中, 应贯彻 “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竞争战略, 抓住重点、经营强项、发挥优势, 响亮的海洋文化品牌可以提高市场认知度, 形成注意力经济。

3. 4 雅俗共赏, 建立具有广泛共识的海洋文化主流价值观

各类已具相当规模的海洋文化博物馆、展览馆和主题公园大多是官方筹办和管理运作的, 其中展示的许多文化产品和文化形式都是文化精品, 堪称“阳春白雪”, 受到广泛认同和欣赏, 符合大众审美, 具有较高层次的品味, 而一些民间风俗、传统祭祀仪式、民间手工艺则被视为 “下里巴人”, 没有受到重视和开发。因此, 在海洋文化发展中, 一方面应积极打造大规模文化精品的品牌效应, 另一方面要大力研发及拯救众多零散的、司空见惯的民俗民风以及濒临失传风险的非物质文化资源, 让“下里巴人” 也能在文化舞台上发挥出经济社会价值, 甚至成就品牌。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 政府应将建立具有广泛共识的海洋文化主流价值观纳入文化的宏观发展战略中。主流价值观的含义应包括雅俗共赏、平衡发展、绿色生态化以及原生态和高科技相结合等。科学的主流价值观可以凝聚人心, 加快海洋文化的发展进程, 促进和谐、自然、崇尚真善美的海洋文化风气。正确的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不仅要求政府的政策倡导, 文化部门和大众传媒还要做好宣传工作, 重点在于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和贯彻, 应切实建立起促进海洋文化主流价值观形成的科学机制。

3. 5 建立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资源开发体系

开发主体应对各自在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中的角色和职责进行重新定位。

( 1) 政府应转变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文化政策中所起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基本职能, 充分发挥市场在海洋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着力培育一批有经济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大型文化企业。注意干预力度和范围, 除极少数的公益机构和国办艺术团需要保留事业单位性质外, 其它的大多数海洋文化设施建设和活动开展都应放权给企业, 一方面避免资源浪费, 如许多官方拨款筹建的文化活动存在责任不清进而造成低效运作和资金浪费的情况, 另一方面提高了文化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实力。

( 2) 企事业单位要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一方面积极引入有关海洋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结合市场推出多样化的海洋文化产品; 另一方面要建立人才交流、供应和实践学习的协作关系, 引进优秀的海洋文化人才, 为企业建立坚实的人才基础。

( 3) 文化中介部门和大众传媒发挥积极作用。文化中介部门既是沟通文化企业与高校或文化研究所的桥梁, 又是整合文化市场信息资源、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机构, 能够促进文化资源顺畅传播和高效配置, 因此中介部门应积极提高效率, 发挥和扩展职能。大众传播媒体应加大宣传文化产品、文化品牌和文化形象的力度, 深入进行市场调查, 改进传播手段和传播策略。

( 4) 学校和专业研发机构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学校和专业研发机构是精神文化成果的产出地, 拥有一批科研文化人才, 应积极组织海洋文化资源开发课题的研究, 将文化资源开发教育和实践紧密结合, 不仅要研究海洋历史文化的文献和典籍, 还要深入到当地民众的实际生活中体察民间文化气息, 融入到滨海天然景观中考察文化资源的潜力, 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探索能更好呈现海洋文化资源的新形式和载体, 主动与相关企业建立联系, 使研究成果能够更好地与市场接轨。高校和研究院所向企业提供文化产业的专门人才, 企业向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研发成果实践的平台, 只有政产学研紧密结合、角色定位清晰又相互协作, 才能成为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的高效创新系统, 发挥海洋文化资源的最大价值。

总之, 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缺乏深度和广度, 海洋文化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蕴藏着巨大的价值和财富。在海洋文化资源开发中, 应立足当地实际情况, 克服弊端、创新发展, 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形成系统的创新主体, 追求效率与生态平衡相结合, 打造海洋文化品牌, 促进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塑造滨海城市新形象。

摘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 海洋文化产业成为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分析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现状的基础上, 研究海洋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单一化和缺乏生态化以及非物质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存在弊端等问题, 建议将平衡化和生态化融入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实践, 走“科技+文化”的发展道路, 以文化产品的多元化和品牌化为目标, 建立具有广泛共识的海洋文化主流价值观, 在各方开发主体的协同创新中提高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的能力。

关键词：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资源,平衡发展,协同开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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