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风险决策财务管理

企业风险决策财务管理（共12篇）

企业风险决策财务管理 篇1

有人说, 兼并与收购是导致大型企业短时间分崩离析的罪魁祸首。其实, 企业并购只不过是一种企业的发展战略, 只不过是一种手段, 若利用得好, 可以使企业迅速增强, 如运用不当, 不仅损耗企业的大量物力, 人力资源, 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倒闭。

一、重新认识企业集团并购

企业集团本质的认识:企业集团作为一种高级的经济组织形式, 在理论和实现生活中并不多见。有的也只是在电视上或报纸上听到看到过这么个概念, 因此, 可能很多人对其认识不是很深。在此有必要对企业集团本质进行重新的认识。

企业集团的本质归纳起来具有以下特征: (1) 是企业集团最大的优势体现为资源的聚集整合性与管理的协同性。如果多个法人联合体能够产生“1+1+1>3的整合协同效应的话, 我们便可以认为它具备了本质意义上的企业集团的首要特征, 否则就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形式而已。 (2) 是要达成资源整合与管理协同效应, 母公司, 子公司以及其他成员企业彼此间必须遵循集团一体化的统一规范, 实现协调有序的运行。 (3) 是要使这种统一规范为各成员企业自觉而能动地遵循, 就必须使所确立的规范既有利于实现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 同时也有利于实现成员企业个体利益最大化目标。 (4) 是为了达成上述目的, 作为管理总部的母公司必须能够充分发挥主导功能, 并通过集团组织章程, 发展战略, 管理政策, 管理制度等的制定, 为集团整体及其成员企业的协调有序运行确立行为的规范与准则。

二、企业集团并购的财务决策

当并购目标确定后, 如何找寻合适的并购对象, 成为并购实施阶段最为关键的一环。为了保障并购目标的达成, 并为实际的并购活动提供可资操作的指引性方针, 管理总部必须对选择目标公司的标准, 即并购标准做出具体的规定, 以使总部授权负责并购事宜的机构或部门, 能够在此标准下搜寻与识别条件合格的目标公司, 并在权责范围内对各种可能的并购机会做出能动的判断。

1.目标公司搜寻与抉择的战略符合性标准

并购标准不止是限于财务性的, 数量性的指标, 如用财务指标表示的并购规模的上限或可容忍的并购价格范围;是目标公司股权的整体收购, 还是仅收购部分股权以组成合资企业等, 更包括诸多非财务的, 质量性指标, 如并购对象必须能够与集团在生产、销售、技术等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协同互补基础等。在内容上, 针对具体的并购对象或不同的并购动机也有着不同的考虑, 而没有统一固定的模式。但其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并购标准的制定, 必须能切实反映出企业集团战略目标的方向, 而且依此标准所搜寻到的目标公司也最符合企业集团战略发展的需要。

2.目标公司搜寻与抉择的财务标准

在并购财务标准的制定上, 除了强调遵循并购目标外, 还应该结合集团自身的财务资源能力与管理控制能力而对目标公司并购的价格标准做出限定。这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目标公司的规模标准, 如目标公司价值须在3000到5000万元之间, 这取决于并购后总部管理控制能力的有效性;二是目标公司的并购价格上限, 如支付的并购价格最高不能超过6000万元, 它与企业集团财务资源承荷或支持能力密切相关。无论是目标公司的规模标准或者是并购价格的可容忍限度, 要做出较为确切的判断, 必须借助对目标公司的价值评估来进行。在这一方面, 管理总部面临的最大困难便是以持续经营的观点选择恰当的方法, 对目标公司的价值做出合理的估测。

三、企业集团并购风险防范

当今时代的并购应是技术, 人员, 结构 (互补) , 管理、文化, 资金, 设备, 无形资产, 市场, 产品等的功能性重组, 而不是单纯地求大, 求多 (多元化) 、求名、求便宜, 产生“反共生效应”, 规模不经济, 力量分散, 集团集而不团, 团而不集, 管理不到位, 到处失控, 便宜买来的资产闲置没有用, 高级管理者或职工人心涣散, 商业秘密外泄, 营运成本急剧上升, 负担沉重等, 上述问题的出现, 在相当大程度上缘自于并购陷阱的存在。

1.信息错误陷阱及其防范

信息错误是中国企业实施并购面临的最主要的陷阱。在中国, 信息的取得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 就算千方百计得到了信息, 里面也有惊人的错误。为了规避信息错误的陷阱, 并购前, 企业集团必须投入必要的开支, 加大并购信息收集与分析力度, 同时, 在并购合同中签订对自身的“保证性条款”, 依此作为一旦“信息错误”的补救措施。保证条款是买卖双方从法律上界定被购企业资产的最主要内容, 也是卖方违约时买方权利的最主要保障, 目的是买卖双方都明确地知晓交易的标的为何物, 即其在法律上所定义的财务, 经营和资产范围, 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并购合同中应用最直接、合理、科学、专业和没有歧义的语言使买卖双方达成公识, 以减少今后的纠纷, 误解和矛盾。

2.经营不善陷阱及其防范

作为买方, 企业集团所购买的应当是一个能够运转的目标公司的整体业务,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资产总和。要做到这一点, 企业集团必须拥有强大的经营管理能力作为支持, 否则, 将可能跌入经营不善的陷阱, 如不能像管理原来的企业集团那样管理新的并购后的企业集团或目标公司;没有足够的现金开展随后的计划, 因为总有意想不到的开销, 如被购目标公司的种种或有负债等;不了解即将进入的市场中的竞争对手, 尤其是外资并购时不仅仅是要了解中国对手, 还要了解已经或将要进入该市场的外国对手;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原先经营计划的冲击;被购目标公司的职员将有关技术和市场的商业秘密外泄;被购目标公司的卫星厂或其他未并部门的同行竞业, 瓜分市场等。为此, 要求企业集团并购前不仅需要对自身的经营能力进行谨慎地考量, 还应当聘请有关专家对市场进行专项调研和提供管理咨询, 并对竞业方面做出适当的法律安排。

并购是一项高技术内涵的资本营运策略与手段, 操作得当, 所能获得的收益是十分巨大的, 但高收益的项目永远伴随着高风险。对于主并方的企业集团来讲, 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判断水准与风险防范能力。

以上论述是从财务战略管理的角度, 对企业集团在并购过程中应该如何进行决策, 如何对其进行风险防范等谈了自己的看法, 望能对企业集团实行并购战略提供一点参考。

参考文献

[1]张延波.高级财务管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5.

[2]陈光亮.企业并购及其财务风险防范.现代商贸工业, 2007, (7) .

[3]万如荣.企业集团并购财务战略问题初探.当代财经, 2006, (11) .

[4]计丽娟.我国企业并购思考.合作经济与科技.2007, (11) .

[5]赵龙云.浅析我国企业并购财务战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北方经贸, 2007, (2) .

企业风险决策财务管理 篇2

【摘要】本文以一个住宅项目塔吊配置方案的选择为例，采用蒙特卡罗技术进行仿真模型的建立与概率分布的定义与拟合，确定工期、成本的决策指标，通过CrystalBall软件进行仿真计算，从而确定最优方案。

【关键词】风险决策蒙特卡罗仿真CrystalBall

随着房地产开发市场与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成熟与规范化，风险决策与管理的应用日益广泛。目前深圳市建筑业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很多按照((深圳市施工组织设计编写规范》的要求编写了“施工风险防范”的相关章节，但多数照搬教程流于形式，说原则喊口号的居多，缺少真正有针对性地对质量、进度、成本等进行风险预测与决策分析。下面介绍一个我们承接的住宅项目关于塔吊配置与工期、成本影响相关的风险决策的实例，以求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供同行参考.

1、工程概况

1.1项目位于梅林片区，由两栋单元式住宅楼组成，地下三层，地上三十三层，其中首层为架空层(兼转换层)，2至33层为标准层，基础形式采用微风化岩层天然地基反梁式片筏基础，地下室与架空层为框筒结构，标准层为剪力墙结构，平面布置复杂异形，施工难度较大。该工程地基岩层爆破将于5月完成，5月下旬进入地下室底板施工，根据建设单位的项目开发与销售计划，要求主体结构于9个月内完成，即至2月主体封顶，在施工合同中建设单位将264天的主体结构工期作为一个里程牌，每拖延一天将对我公司处以1000元的罚款.

1.2因两栋住宅楼相距较远无法合用一部50。塔吊，因此关于塔吊的配置我们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为降低租赁成本，只在其中一栋楼安装一台7Om塔吊，基本能覆盖两栋楼的全部，但只采用一部塔吊，不仅会因为材料垂直运输的顺序作业以及个别部位超出塔吊吊运覆盖范围二次倒运等对施工作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延误，且塔吊顶升与故障维修也会对全局进度产生影响，所以采用该种方案尽管租赁费用较低，但存在着较大的因里程碑工期未实现而增加工期处罚成本的风险;另一种方案是每栋楼各安装l台50m塔吊，每台均能覆盖本栋的全部，因两部塔吊可并行作业，相对第一种方案进度会提前，但安装两台塔吊的租赁成本无疑较第一种方案要高。究竟采用哪一种方案更能保证我们实现工期目标与成本指标，下面我们采用蒙特卡罗仿真技术对其进行方案评审分析与决策.

2、风险决策

2.1应用于风险管理的蒙特卡罗仿真，是对潜在风险事件建立一系列概率分布，通过模型的建立及大量的随机抽样试验来计算所求参数的统计特征结果，分析这些结果以确定进度、成本等风险水平，并识别相应的风险影响因素。因为采用蒙特卡罗仿真需进行巨大数目的随机抽样，采用人工试验计算基本上不现实，但这些工作现在完全可以交由计算机完成，很多大型的统计软件(如SPSS等)都具有此模块，也有一些专业的蒙特卡罗仿真软件，如CrystalBall7.2就是一个建立在微软ExCel平台上的使用简单、功能强大的蒙特卡罗仿真程序，通过它可以对各种方案的选择或进度计划的风险预测等进行快捷、准确、直观的评估.

2.2潜在风险概率分布2.2.1三时工期预测。现在常用的异形柱结构形式住宅标准层主体施工一般能满足4天/层的进度要求，但本工程每层的建筑面积较大、平面布置复杂、异形节点较多、同层户型基本不同，且结构形式采用了剪力墙布置，钢筋、模板、混凝土的工程量相对都较大，因此工期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且将略长于一般平面布置比较规则的住宅，我们将不确定的每层主体结构施工时间作为潜在风险事件建立三角形概率分布，综合专家判断的德尔菲法与集合意见法，定义在两种塔吊配置方案下的每层主体结构施工的最可能工期、最乐观工期与最悲观工期，见表l.

2.2.2租赁价格预测。根据4月至3月两年间的塔吊市场租赁价格统计表(表2)，租赁价格总体稳定但略有小幅波动，因此5月份的市场租赁价格也是个非确定因素，我们也将其作为潜在风险事件建立概率分布。但从当前表中数据无法准确获悉其符合哪一种概率分布，我们通过CrystalBal17.2软件对各种概率分布进行拟合以选取最合适的分布，根据计算结果，SOm塔吊的租赁价格波动最符合Beta分布(图l)，而7Om塔吊的租赁价格波动最符合Student’t分布(图2).

2.3建模与仿真计算。运行CrystalBall7.

2，将两种方案中每主体施工层的.三时工期概率分布、塔吊租赁价格的拟合概率分布等相关数据通过

Defz’neAss哪口t1’朋一对话框定义输入，并通过De-fz’刀e卢’Orecast.・对话框定义两种方案的工期、租金及成本(考虑可能存在的工期延误处罚成本)共六个风险预测值，设定抽样仿真计算置信水平95%，进行5000次仿真计算后结果详图3一图8.

2.4结果分析与决策。根据工期的仿真计算结果，两种方案均符合正Beta分布，其中方案一分布区间在269一293天之间，实现里程碑工期的可能性为0(图5)，方案二在241一262天之间，实现里程碑工期的可能性为100(图6);根据租金的仿真计算结果，主体阶段塔吊租赁费用分布概率两种方案都符合正态分布，其中方案一在376476一48元之间(图3)，方案二在400238一435542元之间(图4)，布置1台7Om塔吊的费用明显较低;现在问题是租金方面节省的费用是否足以弥补工期罚款，尽管从图7与图8的拟合正态分布中心来看方案一是41.59万元，低于方案二41.72万元，但方案一拟合曲线分布较平缓，标准差大，假设我们的成本指标是主体施工阶段塔吊租赁费用及由于方案选择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罚金总值控制在42.5万元以内，则采用方案一实现的可能性为83.28%，而采用方案二实现的可能性高达94.09%，由此我们应采用方案二:布置2台50m塔吊.

2.5敏感性分析与对策。仿真计算运行完毕后，CrystalBall7.2还可以对影响工期及成本的各个因素自动进行敏感性分析及按照权重大小进行排

列，如影响方案二成本指标敏感性的前两位关键因素是地下三层工期及塔吊月租赁费用，我们可以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进行重点的事前与事中的控制，减少施工天数，降低实际的租赁费用，以确保成本、工期目标的实现与超越.

3、结束语

工程项目具有独特性，工程建设受个体的建筑形式、现场情况、资源配置、合约目标等因素影响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实现工期、成本、质量指标的风险较大，这几年建筑业在项目管理中开始有意识地进行风险的识别与对策，对于风险管理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风险管理己不再象从前一样停留在项目管理专家的理论上，而已经逐步应用于工程实践。但尽管风险管理正处于一个不断向前的推进过程，一般建筑业的工程项目决策层或执行层在进行风险管理时很多还停留在一个主观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实际上风险管理的过程应该提供更多的客观信息，包括项目的计划，对于识别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影响进行量化分析，为风险决策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从而进行客观的有针对性的主动预测式项目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l]HaroldKerzner(美)项目管理:计划、进度和控制的系统方法(第9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企业风险决策财务管理 篇3

【关键词】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成本分析；决策

收益总是与风险相伴而生的，只有对能为企业带来收益的涉税风险因素进行正确估计和计量，即成本效益分析，才能为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提供保障。在加强对税务风险管理的过程中，不得不付出风险管理成本，二者的相互平衡和制约构成了企业避免税务风险的内控机制。

一、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及其成本的分析

1.企业税务风险来源

（1）企业的纳税行为不符合国家税收的法律法规。企业在缴税时没有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或违反了税收管理条例，出现避税、纳税不及时、漏缴税款等问题，面临补交税款、罚款、加收滞纳金甚至刑事处罚等处罚，损害企业声誉，影响经济效益和企业发展。

（2）企业经营行为适用税法不准确。由于企业对国家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不了解，导致在纳税过程中没有利用好相关税收政策，多缴纳了税款，使企业承担了不必要的负担。

（3）企业未足够重视纳税相关工作。存在着部分企业没有意识到税金是企业运营要承担的成本费用，并未把缴纳税款纳入企业成本预算之中，也没有设立专门部门对税务风险进行管理和成本控制，不能有效的预防和对税务风险加以控制。

2.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成本的构成

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成本本就包含在企业经营成本当中，包括实际应缴的税费和管理过程中的一切损失费用。

（1）预防风险的成本

为防止某些特定税务风险的发生，企业在内部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所花费的费用，以及因控制和管理环节的增加减少业务投入，导致业务效率降低引起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都属于预防成本。这种通过事前管理（目标制定）、事中监督（跟踪监督、风险识别和风险应对）来提前发现和预防税务风险的行为产生的费用投入与企业自身环境以及税务风险管理系统的复杂度和精密性有关，税务风险管理系统越复杂精密，成本投入越高。

（2）矫正风险行为的成本

矫正成本是指在企业出现或者发现税务风险前兆的前提下，税务风险管理部门对这些风险苗头进行及时处理和纠正所产生的成本，是对预防成本的追加和补充。此时的税务风险行为应保证处在管理部门的控制范围内，并未对企业造成直接损害，但若不及时对这些潜在或并不重大的风险行为采取矫正措施，就会引发严重事故。

（3）处罚、整治成本

对于已经发生并且损害了企业利益的风险，通过缴纳罚款，采取适当措施进行整治、处理的费用，以及在整个过程中对企业正常运营所产生的利益损害，都属于处罚、整治成本，是一种被动成本，企业可以通过前期预防管理避免或降低这种风险的发生

（4）损失成本

企业风险管理机制不完善，缺乏有效风险管理预防和掌控能力，导致的直接、间接、或短期或长期的各种经济损失，是因为企业管理不当，对风险行为的预防和矫正不到位造成的。

二、企业风险管理及其成本的决策

企业经营的每个过程都与税务风险管理密不可分，风险与利益共存，税务风险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主观性和无可避免的必然性。企业要想稳定长久的发展下去，就必须真正把税务风险管理工作重视起来，落实到实处，在确保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同时，实现税收利益的最大化。

1.未雨绸缪，做好充足准备

（1）企业领导人应清醒认识税务给企业利益带来的不是只有负面影响，加强税务风险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要将税务风险管理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上。

（2）构建基础信息管理系统，对当前市场状况和国家调整政策以及未来市场走向等信息进行搜集，实时更新，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税务风险发生。

（3）事先对税务管理成本进行分析和预测，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最大程度上降低税务风险管理成本。

2.完善监管，处变不慌

COSO委员会在2004年发布的ERM框架指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应该能够对正面事件和负面事件进行综合识别，并通过综合评估做出适当应对措施。税务风险有其不可避免的一面，所以，企业要制定风险管理目标、风险承受程度、管理策略、解决方案以及管理监督评价审计标准；结合业务特点和企业内部管理要求设置管理机构和部门，明确分工和职责，实行岗位责任制，以确保能够及时发现、识别风险，稳步处理，及时纠正，避免不必要的损害发生。

3.淡定接受，主动承担

对于在经营过程中的某些无法避免的风险和由于自身疏忽造成的既定风险，企业要积极配合，主动接受相应的惩罚，正视决策的失误和不足，努力改进。

三、结束语

在当今这个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不确定的风险也与日俱增，尤其是企业税务风险的存在，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企业要想有长足的竞争力，就必须锻炼“先知先觉”的本领，加强对税务风险的管理和成本的预测和分析，做好预防工作，建立全方位的监管控制机制，提高自我管理意识，变被动为主动。

参考文献：

[1] 吴春璇.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及其成本的分析与决策[J].商业会计，2012（11）：74-75.

[2] 刘会晓.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及其成本的分析与决策[J].民营科技，2013（9）：210.

企业风险决策财务管理 篇4

最近二十年来，行为财务学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相关成果，尝试将经济主体非理性心理纳入财务研究中，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其中，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财务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证实，人类普遍存在着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而这一心理特征在管理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过度自信，是指人们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和成功概率，把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低估运气、机遇和外部力量的作用。在决策领域，出于对不良后果的自发规避，过度自信又常常表现为决策者系统地高估预期收益或成功概率、低估成本或失败的可能。Roll率先采用管理者“狂妄自大”假说解释企业非效率并购行为，认为大部分兼并活动是由于管理者过于自负、判断失误造成的，盲目并购不但没能实现假想中的协同效应，反而在并购后降低了企业价值。Heaton通过构造一个二期模型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在不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一方面会高估企业权益价值，排斥使用权益融资，这在内部现金流不足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投资不足;另一方面他们又会高估项目的期望净现值，在内部现金流充裕的条件下过度投资。因此，管理者过度自信会使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提高，可能引发非效率投资。

Heaton的研究未能考虑管理者道德风险问题。在现代企业中，以经理人为代表的管理者拥有董事会授予的对生产经营、资产运作和雇佣劳动力的直接决策权，其契约目标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然而合同签订后，由于信息不对称，董事会和所有者很难及时掌握管理者的实际工作情况和努力程度，于是管理者可能偏离股东目标，追求私人利益，最终损害股东利益。反映在企业投资上，这种道德风险可能表现为过度投资、投资不足、投资短视或过分多元化等种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现实中，管理者道德风险往往与过度自信心理联合发挥作用，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

基于此，本文拟放宽Heaton的研究假定条件，探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一、基本假设

假设某股份有限公司由股东(委托人)出资建立。管理者(代理人)受托进行经营管理，负责公司的投融资决策;委托人享有公司剩余价值的追索权和监督代理人工作的权利。假定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为中性，资本市场潜在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为中性。

管理者具有利己动机，按照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投资决策。和传统道德风险模型一样，管理者的隐藏行动可以用其为股东利益服务的努力程度e表示，其个人为此承担的努力成本为C (e)=βe2。出于激励目的，企业授予管理者m (0≤m<1)份额的股票。管理者具有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而投资者是理性的，能够根据管理者努力程度正确地推测项目成功机会。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不存在交易成本。所有经济主体均为风险中性的，无风险利率为0ㄢ

在一个二阶段投资过程中，企业在时点为0时发现投资机会并决定是否投资，投资成本为I。企业现有自由现金流CF不能满足投资需求，所缺资金需要通过在资本市场上举债或扩股募集。为简化分析，假设企业只能在这两种方式中择其一。时点为1时，企业实现投资收入。假设投资收入只有两种可能，即R (R>0)和0，出现概率分别为p和1-p。管理者的努力程度e将决定项目成功的概率p=λe，其中：λ>0, p∈(0, 1]。不过，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自身努力对项目成功概率的贡献，因而其认为p^=(λ+△)e(△反映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0)ㄢ

假定股东清楚地了解项目成功机会与管理者努力程度的关系，即p=λe，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其无法知晓管理者的努力程度e。为此，股东决定对其增加一定的监督力度q (0

二、举债筹资时的投资决策

假定企业采取举债方式募集投资所需资金I-CF，令债务利率为r，破产成本为b(假设b是固定成本)。资本市场将根据其推测的企业成功机会进行贷款定价。资本市场上的债权人预期有p～的机会(即当项目成功时)在时点1时根据约定收回债务本息I (1+r);同时又有1-p～的可能(如果项目失败)损失全部债务本金，其期望收益为p～(I-CF) (1+r)=(I-CF)。在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中，套利活动将使得所有债权人最终的期望投资净收益为0，即：

由此，资本市场确定的贷款成本为：

如果管理者决定举债投资，则其个人通过投资项目获取的期望净收益为：

管理者将根据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最佳努力程度e^*。为此，令鄣M^/鄣e=0，可以得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的最佳努力程度：

而对于理性管理者，有：

令鄣M/鄣e=0，可以得到理性管理者的最佳努力程度：

由于△>0，显然，e^*>e*，即可得到推论1：企业举债投资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比理性管理者将更加努力工作;管理者越是过度自信，则其努力程度越高。

这一推论说明，过度自信有利于提高管理者为股东努力工作的程度。同时也说明，管理者最佳努力程度与股东和资本市场监督力度q无关。

那么，更加努力工作的管理者是否能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呢?

假定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已经确定其最佳努力程度，现将e^*代入(1)式，得到：

此时企业投资的实际净现值为：

管理者接受投资项目的标准是M^>0，即M^/m>0;而理性投资的标准是NPV>0。比较这两种标准的差别：

图1中的曲线反映了这种非效率投资可能性与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关系。纵轴是理性投资标准与过度自信管理者投资标准的差异，即(7)式的结果。当m、q一定时，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佳自信程度△*，使得(7)式的结果为0，这时管理者投资决策标准符合NPV法则，不会发生非效率投资;而当0<△<△*时，(7)式结果大于0，说明过度自信管理者的决策标准过严，可能在NPV>0>M^/m时拒绝实际NPV为正的项目，造成投资不足;当△>△*时，(7)式结果小于0，说明过度自信管理者决策标准过于宽松，可能在NPV<0

推论2：企业举债投资时，管理者过度自信可能引发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管理者自信程度存在一个理论上的最佳水平，使得非效率投资不会发生;如果自信度偏离这一水平，偏离程度越高，非效率投资发生的几率越大。

通过管理者投资决策临界条件M^=0可以观察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现金流的关系：

对CF求导，有：

由于1+△/λ>1，而00。从(8)式可以看出，临界状态下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与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有关，即可得到推论3：企业举债投资时，管理者越是过度自信，则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越高。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管理者心理偏误易加大企业非效率投资倾向，而股东监督则有利于矫正这一负面作用。

三、发行权益证券筹资时的投资决策

假定企业拟发行份额为1-α的股票募集投资所需资金I-CF，则管理者持股份额下降为mα。对新入股的投资者来说，预期有p～=qλe的机会在时点1享有投资收入(1-α)R;有1-p～的可能一无所获，其期望收入为(1-α)qλe R。在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中，套利活动将使得所有投资者最终的期望投资净收益为0，即：

此时管理者通过投资项目可以获得的个人预期净收益为：

令鄣M^/鄣e=0，可以得到使M^最大化的管理者最佳努力程度：

而对于理性管理者，有：

令鄣M/鄣e=0，可以得到其选择的最佳努力程度为：

显然，e^*>e*，即可得到推论4：企业发行权益证券筹集资金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比理性管理者将更加努力工作;管理者越是过度自信，则其努力程度越高。

权益筹资方式下，管理者努力程度与其个人的自信程度无关，只取决于股权激励强度m、个人工作效率λ(即主观努力转化为投资成功机会的效率)、项目成功收益R和努力的成本系数β。

尽管努力程度提高了，在发行权益证券筹资时，过度自信依然可能引发非效率投资决策。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接受投资项目的标准是M^>0。把(11)式确定的最佳努力水平代入(10)式可知：

而理性投资决策的标准是NPV>0，其中：

两者的差距体现为：

(16)式所反映的企业非效率投资可能性与管理者自信程度的关系和举债投资时的情形相类似(参见图2)，所不同的是，权益筹资方式下反映两者关系的曲线更平缓一些，且使非效率投资不会出现的最佳自信度△*更大一些。故可得到推论5：企业发行权益证券筹资时，管理者过度自信可能引发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当外部监督激励条件一定时，管理者自信程度存在一个理论上的最佳水平，使得非效率投资不会发生;如果自信度偏离这一水平，一定范围内的偏离程度越高，非效率投资发生的几率越大。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现金流的关系可以通过管理者投资决策临界条件M^=0得到。

对CF求导，有：

即与(8)式相同。由于1+△/λ>1，而00。从该式可以看出，临界状态下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与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有关，即可得到推论6：企业发行权益证券筹资时，管理者越是过度自信，则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越高。

四、激励、监督对道德风险的干预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激励和监督是降低代理人道德风险的有效途径。激励的目的是通过制度设计使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委托人的相一致，从而使其自愿采取对委托人有利的行动;而监督则是通过制度设计使隐藏行动透明化，使代理人不得不向委托人透露真实的信息，让委托人了解代理人的行动。上述投资模型中，管理者持股份额m和股东监督力度参数q就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治理手段。

那么，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条件下，这两种传统治理工具在促使管理者努力工作和减少非效率投资方面会产生怎样的效应呢?

1. 激励、监督对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努力水平的影响。

在经典道德风险模型中，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通常与委托人激励或监督力度呈同方向变动。从(2)式和(13)式可以看出，在前述过度自信模型中，不论采用哪种筹资方式，过度自信管理者的最佳努力程度e*都与监督力度q无关，但与股权激励程度m正相关。图3、图4分别反映了这一特征。

图3、图4还显示，管理者为募集投资资金所采取的融资方式不同，其个人的最佳努力程度也显著不同。举债筹资会促使管理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其原因主要在于破产威胁的强约束作用——潜在破产成本b越高，两种融资方式下工作努力水平的差异就越大。由此得到推论7：过度自信条件下，管理者工作努力水平(道德风险)与受到的监督程度无关，但与股权激励程度正相关;股权激励在企业举债筹集投资资金时更为有效。

2. 激励、监督与过度自信管理者的非效率投资。

在前述模型中，非效率投资发生的可能性取决于佐NPV-M^/m襔的大小。佐NPV-M^/m襔越大，说明过度自信管理者与理性管理者投资决策发生分歧的几率越大，非效率投资出现的可能性也越大。

从(7)式和(16)式可以看出，非效率投资出现的可能性与管理者自信程度△、外部监督q和外部激励m的组合状态有关。当管理者自信程度一定且△>λ时，在理论上存在一个理想的监督激励组合mq*，使得佐NPV-M^/m襔=0，即非效率投资决策不会发生。

对于负债筹资方式，该组合满足：

对于权益筹资方式，该组合满足：

实际的激励/监督/管理者自信组合越是偏离以上最优水平，则非效率投资出现的可能性越大。

在上述最佳状态下，作为降低道德风险的治理手段，监督与激励存在相互替代的作用;而监督激励程度总体与管理者既定自信程度存在非线性关系。

(1)自信程度△>λ时，管理者越是自信，则为实现效率投资所需要施加的外部监督激励越少，反之则越多。这说明管理者自信程度超过一定水平后，会与外部监督激励形成替代作用——这与陈其安等(2007)关于外部监督和团队成员过度自信作用相互替代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此时，针对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设计的监督激励强度应随着其自信度的提高而适当降低;片面的高激励、强监督并不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管理者;管理者自信能够节约企业的治理成本。

(2)自信程度△≤λ时，根据(7)式和(16)式，企业发生投资不足的可能性无法消除。要降低这种可能性，企业只有尽量减少股权激励m，同时加大外部监督q(参见图5)。不过，外部监督力度加大会受到监督成本制约;而股权激励的减少也可能降低管理者努力水平，造成本模型未考虑的其他道德风险情形发生。

注：m、q分别代表股权激励力度和监督力度，其中：m0>m1, q1>q0。当△≤λ时，提高q或减少m可以降低非效率投资发生概率。

五、结论

由于管理者具有利己动机且其与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在公司财务决策中普遍存在。本文研究了道德风险背景下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在资本市场完全竞争且信息对称、投资者理性假设下，通过构造二期投资模型研究发现：

第一，过度自信心理能够提高管理者为股东利益服务的努力水平;但也可能由于管理者错误判断项目预期收益而造成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

第二，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可能性存在非单调关系;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正相关。

第三，过度自信条件下，管理者工作努力水平(道德风险)与受到的监督程度无关，但与股权激励程度相关;股权激励作用在企业举债筹集投资资金时更为有效。

第四，对于自信度较高的管理者来说，存在一个理想的自信度—监督—激励组合，能够杜绝非效率投资发生;此时，管理者自信有助于节约治理成本。但是若管理者自信度较低，公司治理的可取措施是适当减少股权激励，加大外部监督力度。

参考文献

[1].叶蓓, 袁建国.企业投资的行为公司财务研究综述.会计研究, 2007;12

[2].陈其安, 杨秀苔.基于代理人过度自信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型研究.管理工程学报, 2007;1

[3].Roll Richard.The hubris hypothesis of corporate takeovers.Journal of Business, 1986;59

企业风险决策财务管理 篇5

此次有幸参加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为期4天的“行为决策和风险管理” 短期培训，时间虽短，但感觉获益良多，尤其是张志学教授和王晓田教授分别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们在各种情形下的不同行为决策和对风险的把握进行的分析和探讨让我颇有感触。

一、做好信息收集，多角度分析问题，理性决策。人的一生总是要做出各种不同的决策，学习上的、工作上的、生活上的，很可能一个决策就改变人的未来发展道路，因此要尽可能的多采用理性决策。怎样才能做好理性决策呢？第一要针对问题收集相关的信息，而且要尽可能的收集全面，第二要根据信息建立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第三要做好方案的评估，第四要选出最佳方案。在做决策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锚定效应和框定效应，多换位思考。做好了这四步，就能更好地应对处理过程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减少决策偏差。正如课堂上学习的陈天桥创业案例中所写到的那样“在每一个转折点，如果没有做出正确的决策，陈天桥的创业故事都会重写。”我们也一样，在每个转折点，我们都要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慎重决策，这样才会给未来的人生道路奠定良好的基础，才能不偏离自身理想的发展道路。

二、避免判断与决策偏差，做好风险管理。在工作中，由于个人知识、素养、成长环境、教育经历、工作背景等因素影响，我们的思维会出现各种偏差，有感觉偏差、认知偏差、记忆偏差、环境偏差，可能会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出现“群体思维”，而这些都有可能导致错误的决策及风险的产生。从巴林银行倒闭的这个案例中，我再次感受到风险的管理是多么的重要。肇事者尼克.里森违规操作，加之严重的赌徒心理，过于乐观地估计形式，然后又隐瞒重要信息，在利益驱动下，完全忽视了风险的存在，再加上巴林银行混乱的内部管理和不得力的监控措施，使巴林银行失去了多次遏制风险进一步扩展的机会，最终导致百年（文秘园地提醒您：请根据实际修改）银行毁誉一旦。因此，我们应当不断增强风险意识，在与市场的博奕过程中，将风险锁定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做好风险管理。

三、按照三参照点理论，做好底线调控与目标调控，管理好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决策。我们常常会给自己制定一些奋斗目标，以此来不断激励自己为着既定的目标而努力，可我们可能很少考虑过自己的底线是什么，有时还可能将底线就设置为了目标，也因此无法管理好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决策。例如在给客户理财的时候，就要充分了解客户的需求，他的底线、现状和目标是什么。这样才可能为客户制订出可行的理财方案，告之客户在何种情况下可获得高的收益，在何种情况下可保本不亏。否则如果只乐观的设定益目标，那么在出现风险状况时，客户将很难接受和认同。决策和风险一样，无处不在，怎样管理好风险，做出正确的决策，我想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因此想用《大学》里的这句话与大家共勉“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全面风险管理

定义

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目前主要应用于企业管理领域，所以以下都围绕企业管理进行阐述。这里的定义是参照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6年6月发布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

所谓全面风险管理，是指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包括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理财措施、风险管理的组织职能体系、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和内部控制系统，从而为实现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和方法。与企业内部控制

说到风险管理，有个概念是必须要提到的，即企业内部控制。在实践中有很多企业不能真正理解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区别和联系，要么将两者完全隔离开来，要么只是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起来。那么它们有什么联系和差异呢？目前国际上基本上是接受了美国COSO（全国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的发起人委员会）2004年发布的《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国内也有译作《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对两者的阐释。按COSO框架，两者的联系为：

（1）全面风险管理涵盖了内部控制。COSO框架中明确地指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框架包括内控，将之作为一个子系统。

（2）内部控制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必要环节。内部控制的动力来自企业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对于企业所面临的大部分运营风险，或者说对于在企业的所有业务流程之中的风险，内控系统是必要的、高效的和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法。同时，维持充分的内控系统也是国内外许多法律法规的合规要求。因此，满足内部控制系统的要求也是企业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应该达到的基本状态。

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的差异为：

（1）两者的范畴不一致。内部控制仅是管理的一项职能，主要是通过事后和过程的控制来实现其自身的目标，而全面风险管理则贯穿于管理过程的各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事前制订目标时就充分考虑了风险的存在。而且，在两者所要达到的目标上，全面风险管理多于内部控制。

（2）两者的活动不一致。全面风险管理的一系列具体活动并不都是内部控制要做的。目前所提倡的全面风险管理包含了风险管理目标和战略的设定、风险评估方法的选择、管理人员的聘用、有关的预算和行政管理、以及报告程序等活动。而内部控制所负责的是风险管理过程中间及其以后的重要活动，如对风险的评估和由此实施的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活动和监督评审与缺陷的纠正等工作。两者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内部控制不负责企业经营目标的具体设立，而只是对目标的制定过程进行评价，特别是对目标和战略计划制定当中的风险进行评估。

（3）两者对风险的对策不一致。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引入了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对策、压力测试、情景分析等概念和方法，因此，该框架在风险度量的基础上，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战略与风险偏好相一致，增长、风险与回报相联系，进行经济资本分配及利用风险信息支持业务前台决策流程等，从而帮助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实现全面风险管理的四项目标。这些内容都是现行的内部控制框架所不能做到的。

从国际国内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内部控制或风险管理的不断完善和变得更加全面，它们之间必然相互交叉、融合，直至统一。

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的产生和发展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概念是在实践中逐步产生、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受到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约有40％左右的银行和企业破产，经济倒退了约20年。美国企业为应对经营上的危机，许多大中型企业都在内部设立了保险管理部门，负责安排企业的各种保险项目。可见，当时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主要依赖保险手段。

1949年美国审计程序委员会下属的内部控制专门委员会经过两年研究发表了题为《内部控制，协调系统诸要素及其对管理部门和注册会计师的重要性》的专题报告，第一次对内部控制做了权威性的定义。195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施耐德

教授第一次提出了“风险管理”的概念。

20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美国“水门事件”调查结果，立法者和监管团体开始对内部控制问题给以高度重视。为了制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美国国会于1977年通过了“国外腐败实务法案（1977）”。该法案除了反腐败条款外，还包含了要求公司管理层加强会计内部控制的条款。该法案成为美国在公司内部控制方面的第一个法案。1978年，美国执业会计协会下面的柯恩委员会（Cohen Commission）提出报告，一是建议公司管理层在披露财务报表时，提交一份关于内控系统的报告；二是建议外部独立审计师对管理者内控报告提出审计报告。1980年后，内部控制审计的职业标准逐渐成形。而且，这些标准逐渐得到了监管者和立法者的认可。

1970年代以后，随着企业面临的风险复杂多样和风险费用的增加，法国从美国引进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并在法国国内传播开来。与法国同时，日本也开始了风险管理研究。此后20年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先后建立起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风险管理协会。1983年在美国召开的风险和保险管理协会年会上，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云集纽约，共同讨论并通过了“101条风险管理准则”，这是风险管理走向实践化的一个重要文件。1992年9月，美国COSO委员会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整合框架》，这份框架此后被纳入政策和法规之中，并被各国数千家企业用来为实现既定目标所采取的行动加以更好的控制。1995年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合制订的AS/NZS 4360明确定义了风险管理的标准程序，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澳新ERM标准，这标志着第一个国家风险管理标准的诞生。

企业风险决策财务管理 篇6

【关键词】筹资  风险  企业决策

一、企业管理层面存在的筹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风险的存在是有不确定性的，企业控制风险并一定要求全面清除风险，而是要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以下就企业管理层面存在的筹资风险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对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筹资战略规划不完善

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要根据整体的业务发展战略来筹措资金的使用安排，比如需要的资金额度、在什么时间向谁融资、筹措多少资金、融资所需时间，这就是筹资战略规划。如果在筹资前不重视筹资战略的规划，对目标资本结构没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就会出现盲目融资，导致融资金额过低或过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出现结构不合理、筹资渠道不合理、综合筹资成本高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为企业带来财务风险。针对这种风险，企业要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情况来完善筹资战略，规划最佳的资本结构、选择合理的筹资渠道、降低综合筹资成本等等。在筹资活动进展中，要应市场动态而动，引导企业筹资活动，以保证筹资风险最小化，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二）对企业资金现状缺乏全面认识

企业在筹措资金前，如果不能对资金预算和管控工作做到位，就会导致管理层没法全面、清晰的了解企业的资金现状和真正的资金需求量，从而不能制定出合理的筹资战略。比如说，急需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资金偿还期限不合理;集团公司不能合理协调好子公司之间的资金分配，导致有些子公司资金盈余，有些则短缺，从而导致整体资金使用成本增加，资金利用率低。针对这种风险，企业管理层应该清晰、全面掌握企业真实的资金现状，并在此基础之上从宏观微观及企业战略层面上制定资金筹措方案。

（三）授权审批制度不完善

筹资方案在提交执行之前，应该将审批人和方案编制人的职务分离开来，如果不分离开来，方案的决策就缺乏把关人，草率执行，为日后的经营活动埋下风险。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将筹资方案经过完整的授权审批流程才可以提交执行。通过审批可以让不同管理部门来对筹资方案的可行性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和审核，避免考虑不全、决策片面带来的风险。

（四）资金筹措成本支付不按时

筹措资金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包括筹措成本和利息支出，这里无法按期支付成本主要指的利息支出。如果利息支出不按期，则企业有可能被要求提前偿还本金;也有可能由于股利支付不足或不及时，股东抛售企业股票致使企业股价下跌、信誉受损，从来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因此，企业筹资前一定慎重衡量筹资成本是否在可承受范围内，以确保股利、利息能够按期支付。

二、筹资行为的固有风险及防范措施

上面所述是企业管理层面存在的风险及控制策略，属于人为层面、制度层面的因素，下面要分析的是筹资行为本身固有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一）高负债率

如果负债在企业的资本结构中所占比例过高，则企业将面临着更高的财务风险，一旦负债率超过7成，则意味着企业在背负着高负债经营。企业负债高，债务偿还能力则减弱，债务成本会增加，企业的收益率也就降低了。如果负债率超过警戒水平，则企业将会面临无法支付债务本息，导致资不抵债最终只能宣告破产。针对这种筹资风险，企业应该对资本结构进行优化，巧妙发挥财务杠杆作用，调整企业负债水平，使负债率保持在正常的水平下。

（二）筹资组合方式不合理

企业选择什么样的筹资组合方式是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国家法律条规、宏观经济政策、市场等因素。一般来讲，企业可以选用的融资方式可以有商业信用、发行股票、向金融机构贷款、发行债券、融资租赁等等。多种融资方式的存在会增加企业的融资风险，如果组合不合理则会影响企业资金周转、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因此，从逻辑上来讲，筹资方式合理是优化资本结构的前提，在融资风险可接受范围内，保持资本成本最低，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比例要适当，这样才可以权衡好融资风险和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

（三）负债利息率过高

负债利息率是指一定期限内支付的利息与债务总额的比率。利息率的高低就是资金使用成本的高低，而且利率会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而发生波动。所以企业在融资的时候，如果预测利率将会呈上升趋势，则尽可能尽快一次性筹措到资金，避免等到利息率上升了再筹资，这样会带来成本增加的风险;如果预期市场利息率将会下降，企业则可以先筹措部分急需资金，等利息下降稳定后再进行后续的资金筹措。因此，企业有筹资活动前要研究、分析好企业的资金需求及市场利息率的走向情况，合理安排筹资。

三、应对筹资决策风险的策略

筹资决策是指企业对各种筹资方案的资金成本进行比较分析，力求筹措到最低资金成本的过程。因此，防范筹资决策风险需要充分考虑到内因和外因等因素。

（一）优化资本结构

优化资本结构就是指企业通过权衡筹资的风险程度是否在企业可接受的范围内，在此基础上采用资金使用成本最低化的资本结构方式。如果企业有权益资本而没有债务资本，虽然不用承担筹资风险，但资金成本比较高，达不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所以，企业需要权衡好筹资风险与筹资成本之间的关系，以使企业资本结构最优化，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二）提高资产流动性

企业的总负债额与资产的流动性共同决定了企业的偿债能力，所以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来调节流动资产的规模，在更多情况是采取措施来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在调节资产流动性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现金流，还要保证资产的质量，通过比较分析现金到期债务比、现金债务总额比、现金流动负债比等来确定筹资方案，上述比例越高则说偿债能力越强。

（三）先内后外的融资策略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以通过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方式形成的资金进行内源融资。所以，在融资决策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先内后外、先债后股的融资顺序。也即是要先从利用内源资金，再考虑到金融市场融资;而在金融市场融资的时候要先考虑债务融资，再考虑发行股权融资。

（四）建立风险预测体系

企业应该建立起筹资风险预测体系，对筹资决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监测，以定量的方式预测财务风险临界点，及时对筹资决策方案出现的跟企业发展战略目标不一致的情况进行自动预警。利用财务杠杆的作用来调节负债比例，应用总资本比较的方法来选择融资组合方式，并分析现金流量，保证筹资决策方案在企业可承担的范围内。

（五）合理安排筹资期限

在筹资决策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筹资期限，权衡好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做好还款计划和准备，根据资金运用期限长短来安排和筹集相应期限的负债资金，达到合理规避风险的目的。比如，长期融资和短期融资相结合、负债和权益筹资相结合等方式，用长期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来满足不动产资金的需求，用短期负债来满足流动性资产的资金需求。通过这样的组合可以避免企业面临高风险性，又可以避免资金的闲置和浪费。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成功的筹资决策，要能够体现充分利用财务杠杆作用，在保证资金满足企业发展需求的前提下，将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到最优化，以最低资金成本成就企业财富的最大化。企业财务目标就是要实现增值盈利，只有周密规划、风险应对措施充分做出最佳的筹资决策方案。

参考文献

[1]周建仁.关于企业筹资决策的探讨[J].科技创新导报，2010（02）：29.

[2]洪哲敏.财务杠杆及其在筹资决策中的运用[J].商场现代化，2012（08）：32.

企业风险决策财务管理 篇7

关键词：税务风险,税务风险管理,税务风险管理成本

一、企业税务风险和税务风险管理

企业税务风险是指企业的涉税行为因未能正确有效地遵守税法规定, 而导致企业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 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企业的纳税行为不符合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应纳税而未纳税、少纳税, 从而面临补税、罚款、加收滞纳金、刑罚处罚以及声誉损害等风险;二是企业经营行为适用税法不准确, 没有用足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多缴纳了税款, 承担了不必要的税收负担。可见, 税务风险具有主观性、必然性和预先性, 这也是税务风险与其他风险相比更加特殊的地方。

目前, 大部分企业已经意识到税金是企业的一项成本费用, 但是在制定成本费用预算管理额度时, 很少考虑将缴纳的税金额度纳入预算管理中。这与很多企业管理层对待税务问题的被动心态有关, 他们认为税金作为一项法定义务, 并非其所能控制, 不需要专门进行管理, 只要财务人员依据企业实际经营的情况, 按规定申报缴纳就可以了。这种认识误区导致企业对涉税问题疏于管理和控制, 进而很可能产生税务风险。

税务风险管理, 就是将现代风险管理的原理, 即识别和应对遵从风险的一般原理运用到税收管理中, 控制企业税收遵从风险, 其主要目标是:1.税务规划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 并符合税法规定。2.经营决策和日常经营活动考虑税收因素的影响, 符合税法规定。3.对税务事项的会计处理符合相关会计制度或准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4.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符合税法规定。5.税务登记、账簿凭证管理、税务档案管理以及税务资料的准备和报备等涉税事项符合税法规定。

传统风险的含义主要侧重于对企业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企业税务风险管理需要对影响企业价值的税务风险动因进行的管理, 而风险总是与收益相随, 企业要想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必须加强对能为企业带来价值的涉税风险因素的管理, 正确地估计和计量风险, 在对各种可能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以求以最小的风险谋求最大的收益。因此, 在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过程中, 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成本的组成

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成本和税务风险是相互对应的, 税务风险管理成本是指在税务风险管理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是企业经营成本的一部分。税务风险管理成本按照管理内容可分为:

(一) 预防成本。

是指企业为了防止特定税务风险的发生, 而在企业内部采取目标制定、跟踪监督、事项识别和应对防范措施所花费的成本费用, 以及因此增加的控制和管理环节而降低业务效率所造成的直接、间接损失。如很多企业将税务风险管理环节前移, 变事后管理为事前管理和事中监督, 提前发现和预防税务风险, 做好日常风险处置预案, 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即为预防成本。预防成本与企业内在环境、税务风险管理系统的结构、复杂程度和精度相关。税务风险管理系统越复杂和精密, 成本费用的投入就越高, 反之则越低。

(二) 纠正成本。

是指发现了税务风险苗头而对其实施检查、追究、处置、复原所花费的成本费用。它是以出现并能发现税务风险先兆为前提的, 主要表现为企业设置专门的税务风险管理部门和税务风险识别系统等发生的成本。此时的税务风险行为尚属管理当局控制范围之中, 未造成明显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对企业整体的经营管理或业务活动未构成直接损害, 但是若不对其进行及时纠正, 就可能形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甚至酿成重大事故。纠正成本是预防成本的追加和补充, 如果预防成本投入足够大且发生作用, 纠正成本就可以避免或减少。

以上两项成本都是企业管理税务风险的事前或事中的控制费用, 是积极、主动投入或发生的管理成本, 是在假设税务风险以一定概率发生的情况下投入的预防费用。

(三) 惩治成本。

是指当税务风险发生, 且对企业内部和外部 (包括对社会) 造成了现实危害, 因而对其进行处理、处罚、整治而支付的成本费用。如企业建立税务风险惩罚机制所发生的成本。惩治成本是一种被动的成本费用列支。如果企业内部采取了严密的内部控制和管理, 如果管理者早期能够主动发现该税务风险并采取应对策略, 投入足够的预防成本和纠正成本, 便可以避免或降低风险损失。

(四) 损失成本。

是指由于税务风险管理工作薄弱, 缺乏风险防范机制所导致的直接的、间接的、有形的、无形的、经济的、社会的、短期的、长远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经济损失。这种损失有的可以准确确认和计量, 有的则难以准确计算。税务风险管理的损失成本是由于企业对税务风险管理不利而对自身的一种惩罚。损失成本是预防成本和纠正成本投入不足的必然结果。

三、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成本的分析与决策

税务事项几乎贯穿企业经营活动的全过程, 涉及人、财、物、产、供、销等各个要素。企业要想获得收益, 就不能回避风险。而经营管理应本着收益风险均衡原则, 对每一项具体的涉税活动, 企业应全面分析其收益性和安全性, 按照收益和风险适当均衡的原则来决定经营运作方案, 同时在实践中趋利避害。若不考虑税务风险管理成本, 就会使财务决策优先选择高税务风险项目, 有可能不顾风险大小而一味地追求最多的账面利润, 造成企业的近期目标与整个企业的长期目标相背离。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在防范税务风险的同时应为企业创造税收价值, 在确保税务风险被控制在法律边界内的同时, 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

(一) 有效的税务风险管理成本控制是企业避免失败及取得成功的必要手段。

税务风险管理效益高低问题的实质在于在既定的企业治理环境及其变迁中, 税务风险管理机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成本并同时获得多大的税务风险管理收益。税务风险管理效益最优化问题即在其他条件既定之下的税务风险管理成本最小化或税务风险管理收益最大化的求解。COSO委员会2004年10月份发布的企业风险管理 (ERM) 框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可以对所有事件 (包括正面事件与负面事件) 进行综合识别, 并且应该将其以适当的组合方式加以看待, 而后通过对固有风险和剩余风险的综合评估做出适当的风险应对措施。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经营偏差的发生及相关成本和损失, 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抓住机会 (正面事件) , 及时调整策略, 以达到经营和获利目标, 避免损失成本的发生。

风险具有一项重要的特征, 即损失与收益的对称性。从构成税务风险管理成本的预防成本、纠正成本、惩治成本和损失成本来看, 对企业税务风险进行监督、控制与防范是资源的占用和消耗, 从价值形式上反映为成本费用的支出。这类资源的消耗和占用与生产经营和管理业务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性质, 只不过目前会计核算体系中没有单独确认、计量、归集核算。税务风险管理的基本目标是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效益, 即税务风险管理就是以最少的费用支出达到最大限度地分散、转移、消除风险, 以实现保障企业经济利益的基本目的。

(二) 企业在建立利益机制的同时也要考虑税务风险管理成本, 使两者相互制约平衡。

这是税务风险管理成本与收益的对称性要求。建立健全税务风险管理体系需要考虑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以及该系统运行成本能否为企业所承受且达到合理的成本效益比。从技术层面上说, 企业管理者就是要考虑税务风险监控、检测与预测系统的设计、部署应达到什么要求和程度等问题。如果其过于简单, 控制环节和检测点偏少, 就不能起到对税务风险探测和预测作用。反之, 如果控制环节和检测点过多, 则容易影响生产经营和业务管理活动的效率, 较多地增加业务环节及其管理成本, 使管理当局望而却步。事实上, 不付出实施税务风险管理的成本, 会使组织增加另一项非必要的成本即未被管理的风险, 也包括产生无法避免的一些威胁, 以及失去可以带来额外收益的机会。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 寻找一个能为企业普遍接受的、能达到最佳控制的平衡点。

上述四种税务风险管理成本的关系是:预防成本和纠正成本与惩治成本和损失成本相互之间呈反向运动。在正常情况下, 预防成本和纠正成本投入增大, 能够发挥对企业行为过程的监督和控制作用, 杜绝或减少风险损失, 也就可以使惩治成本和损失成本的发生概率和发生额大为降低。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化的效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原则。遵循成本效用原则, 需要在四种成本中寻找一个最优平衡点, 在理论上说这个平衡点就是预防成本、纠正成本、惩治成本和损失成本之和的最低点, 也是组织的综合利益最大化的绩优点。这个最优点是在防范税务风险与追求效益的矛盾运动中逐步形成的。预防成本、纠正成本与惩治成本、损失成本是两条方向和走势相反的曲线, 其相交点就是其平衡点。

参考文献

[1].靳东升, 付树林.外国税收管理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2].武向辉.企业税务风险防范与控制浅议[J].中国商界, 2010, (9) :34.

企业风险决策财务管理 篇8

关键词：税务风险,管理成本,决策

企业在涉及税务的问题上如果意识不够明确, 比如企业在税务方面没有按照国家的税法等的规定进行, 从而使得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利益遭到不应有的损害, 使得企业不能健康正确的往前发展, 这就导致了企业税务管理存在一定的风险。这涵盖以下方面。

一、企业的税务管理所存在的风险

(一) 企业的纳税与税法的规定冲突, 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这样就会导致企业在税务方面违反了规定, 违反了相关的法律, 出现应该缴纳的税款却没有按时交纳, 或者没有交纳足够的应该交纳的税款, 这就造成了税务风险, 给企业带来的是相关的惩罚, 比如罚款、补全税款、加收滞纳金等, 最终还会造成企业的名声被损坏的后果, 影响企业的发展甚至阻止企业的发展。

(二) 企业纳税所执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准确

有些法律法规为了鼓励企业的发展制定了部分优惠政策而企业并没有充分的了解, 导致企业多缴纳了税款, 这本不是企业该缴纳的范围, 而企业却缴纳了不该缴纳的税款, 使企业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失。

(三) 大多数企业对缴纳税款的工作不重视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 大多数的企业自己可以预见到税款本身就是企业所应该承担的成本之一。但是仍有多数企业很少想到把缴纳的税款编入企业的预算中进行管理。对于一个企业的管理人员, 对于缴纳税款这件事一般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心态;大部分管理者都认为税款只是到时候交纳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专门的对其进行管理, 履行法律的义务, 不需要进行专门的管理控制。他们认为只要企业的财务工作人员能够按照国家规定的税务法律法规按时缴纳申报即可了, 这是税务风险产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二、对企业税务管理所存在的风险进行管理

(一) 明确对风险管理的一般原理, 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对税务风险管理中去, 实现税务的风险管理

对企业税务风险的控制, 就是要对企业的税务风险进行管理, 就要先明确对风险管理的一般原理, 进而把这些对风险管理的原理运用到对税务风险管理中去, 实现税务的风险管理。这样做的主要是为了以下目的:对企业应缴纳的税务进行管理;是这些税务的缴纳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制定企业的税务规划时, 要注意以企业的成本节省为主要目标。另外, 在企业制定本企业的各种决策时以及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要考虑这些决策和活动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还有税务事项中涉及会计处理的部分一定要符合相应的会计制度和法律法规的要求。再次, 对于实际操作中, 纳税的程序以及纳税的申报等的方面一定的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要求。最后, 还要注意一定要在管理等方面符合税务相关法律的要求, 比如在对企业的账簿进行管理的时候, 在对税务进行登记的时候以及在本企业的税务的档案管理中都要注意做到这些活动符合企业管理的要求, 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 在进行企业税务管理的时候要对企业在税务方面所能遇见的风险进行充分的预计和推测, 并且积极的应对

把所能想到的企业遇到的税务风险进行充分的分析。在对这些进行分析的前提下, 才能把企业的税务风险降到最低, 这样在涉及税务的方面尽量的减少损失和风险, 以此得到最大的利益, 促进企业的发展, 这样我们在对企业在税务方面所经历的风险进行分析管理的时候, 要对企业进行税务管理方面的支出进行分析。这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和利润的最优化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企业的健康成长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 转变企业税务管理的研究方向

对于企业的税务管理的要求, 一直以来主要是围绕着税务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中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方面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和管理的。这样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虽然有很多方面, 企业在进行管理时主要围绕着影响企业的价值的风险动因进行管理的, 企业的税务风险根据我们的分析来判断是始终与企业的收益相随相伴的, 企业一定要明确的知道, 企业需要对这些对自己的价值影响很大的税务方面的管理风险加强其管理, 这样才能把企业的利润也就是企业的价值做到最优化。

三、对企业税务风险的成本及相应对策进行分析

对企业所遇到的税务方面的风险进行分析管理必须明确的知道企业所遇到的税务风险的管理所包含的方面, 以及企业税务风险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成本。

一般情况下企业所遇到的风险造成了企业的成本的增加, 作为企业的风险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的税务风险也不例外。企业中存在的税务风险的程度, 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税务风险所需要的成本和支出。企业的税务分析和管理的成本主要包括在对企业所遇到的税务风险和应对这些风险中包括管理和其他方面的支出所需要支付的一切费用, 还包括其中所遭受的损失。这是企业在经营和发展的过程中, 所需要的支出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企业税务风险的管理可以包括:

首先, 有句话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企业的税务管理也是这样的, 要在企业的税务风险发生之前, 就对企业的税务管理所需要的成本进行充分的预测。并且在企业的内部要为了应对企业的税务风险制定并采取相应的目标制定措施。要对企业的税务管理进行跟踪、对企业的税务管理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要注意事项的识别, 并且要明确应对税务风险采取的措施所应该承担的成本也就是支出。这样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增加企业的操作环节包括企业的经营和控制税务风险的环节, 从而降低企业在这一方面所造成的损失, 保证企业的利润, 维护企业的利益。很多的企业采取了合理的措施将企业的税务管理做到了成本最低。比如有的企业把税务管理这一个必要环节进行前移, 把以前的风险出现后进行管理和风险发生中进行监督转变为事情发生之前就进行预防, 而不是消极的等待。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做好防范的工作。随时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

其次, 除了要做好预防工作, 企业的税务风险不可避免的会出现, 这是就要求企业对随时发现的影响企业利益的税务风险进行完善管理。也就是对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出现的可能导致税务风险的项目进行纠正, 这就会增加企业相应的纠正的风险。这要求企业必须要在税务风险出现的时候及时发现, 需要设置专门的企业税务管理部门, 保证将企业将要遇到的风险进行化解, 不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 不造成不应有的明显的损失。但是这样就会增加一部分的支出就是企业在纠正税务行为不违反税务的管理过程中所需要的支出成本, 我们叫做纠正成本。纠正成本是企业在纠正税务风险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 纠正成本对于企业的利益最大化是极有益处的。企业应该明确这一点。

再次, 企业对所能遇到的风险进行了预测并采取措施, 对企业可能造成风险的方面进行了管理纠正的同时, 还要注意在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违背相应的法律法规, 这是就不得不接受相应的惩罚, 前两点做的好的话这一点就会支出的比较少, 有时企业内部为了规避税务风险进行相应的改革, 这方面所需要的费用我们称为惩治费用, 惩治费用完全可以降到最低, 从而使企业获得最大的利益, 最小的影响企业的正常的发展和成长。

最后, 现代企业在对税务风险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问题, 如管理工作不够重视, 投入较少等。这时就要明确企业的损失成本, 由于企业经营过程中很难分析和具体明确的指出企业对税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违背时候所造成的损失, 所以企业对于损失的成本不能有全面的真实的统计。

四、结束语

企业的对于税务风险的管理的程度, 很大一方面就是企业对于税务管理的力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税务的管理, 影响着企业的总体利润, 从而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前途。企业应该明确风险管理方面的制度, 一个企业必须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 建立相应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保证健康发展。此外还要建立健全评估制度, 完善应对的机制, 并且重视企业税务管理的考核。这些都是税务管理方面所能采取的减小风险的很有效的措施。

参考文献

[1]许鲁才.张晓.试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期刊论文]-企业导报2009 (10)

[2]张晓.基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税务风险管理[期刊论文]-商业会计2010 (01)

企业风险决策财务管理 篇9

投资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经常性的活动, 通过投资能够有效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延伸企业产业链、获取品牌和渠道等核心竞争要素。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财务数据的模糊性、决策主体的有限理性等因素影响, 投资项目决策是一项复杂的管理活动。从企业投资活动的目标角度, 获得经济效益是企业进行项目投资的价值体现, 从财务角度加强对项目可行性分析也是项目投资决策的重要基础。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评价和决策往往始于项目立项阶段, 通过评价对备选方案进行优先序排序, 发现财务风险最低的投资方案, 是有效规避项目投资风险的关键所在。企业投资项目财务评价问题的特征在于相关指标数据通常建立在预测的基础上, 难以用精确数值表征, 指标数据通常需要用区间数等模糊方法表征, 这就要求相关的评价方法 (指标赋权方法、备选方案排序方法等) 能够有效结合企业投资项目财务评价问题的上述特征。因此, 从理论角度和实践角度加强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评价和决策方法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投资项目风险评估问题始终是理论研究与管理学实践中的重点问题。焦媛媛等 (2002) 将信息论方法引入项目组合风险测度问题中, 提出了项目组合风险测度模型, 并运用该指标测算了项目组合的净现值, 从而为多项目的投资组合决策提供了新的路径;仰炬等 (2004) 将神经网络方法应用到投资项目风险评估中;梁静国 (2005) 针对投资项目信息不确定、高风险的特点, 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聚类的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进而将人工智能领域的证据理论引入投资项目风险评价中, 提出了一种考虑权重的证据合成方法;杨青等 (2006) 根据投资项目选择问题的特点, 结合其特征设计了选择、交叉和变异算子, 进而开发了一种具有较快收敛速度的遗传算法;党兴华 (2006) 提出了基于风险矩阵的风险投资项目风险评估模型, 并将多属性决策理论中的群体Borda排序方法应用于项目风险排序中;张识宇等 (2011) 从产品竞争力、团队素质、资源利用等方面建立了项目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了基于Theil指数的指标权重确定方法和灰色关联综合评估模型;将多属性决策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投资项目风险评估是该问题的新方向, 刘晓峰 (2007) 系统研究了多属性决策方法在投资项目经济评价中的应用, 先后提出了确定性信息、非确定性信息、决策时空环境、决策主体环境等不同情况下的投资项目多属性决策方法。

区间型多属性决策问题由于其普遍的现实性成为多属性决策问题的研究重点,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区间数多属性决策方法的研究及其应用研究两个方面。在区间数多属性决策方法研究方面, 朱方霞等 (2005) 定义了区间数的相离度, 进而提出了将区间数决策矩阵转换为相离度矩阵的方法, 并以相离度矩阵为基础提出了基于信息熵的区间型指标客观赋权方法;陈侠 (2006、2007、2008) 对多属性决策问题中的专家有效性以及专家意见的一致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通过定义专家决策矩阵与综合评估矩阵对应元素之间的距离提出了一种对专家进行分类的方法, 通过定义区间数距离提出了专家意见一致性的测度方法, 进而提出了专家群体共识性的测度方法;朱方霞等 (2007) 综合考虑区间数多属性决策问题的效益性和方案的成功率, 提出了区间数的可行度概念和一种能够有效兼顾效益和成功率的区间数多属性排序方法;高峰记 (2013) 证明了四种可能度排序方法的等价性, 提出了基于优序数的区间数排序方法;常志朋等 (2014) 提出区间型多属性决策问题可将区间数视为属性空间的超长方体, 并应用二维正交表表示待决策方案, 提出了基于信噪比的决策方法与理想点贴近度和排序方法。在区间数多属性决策方法的应用研究方面, 冯卉等 (2007) 将该方法应用于空中目标威胁评估中, 提出了基于决策心态指标的区间数评估技术, 实践证明该评估方法能够有效减少评估误差;张亦飞等 (2007) 认为区间型数据代替精确数表示灾害等级更具有适用性, 提出了基于线性加权的区间数隶属度距离评估方法, 从而有效提高了灾害评估的有效性;于涛等 (2006) 应用区间型多属性决策方法解决了企业业务流程再造的遴选问题。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 发现投资项目的财务风险评价问题是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重点, 通过评价和决策, 在初始投资阶段发现最有价值投资项目, 规避财务风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是, 现有的企业投资项目的财务风险评价方法侧重传统评价方法的简单应用, 评价方法缺乏与企业财务风险评价问题特征的有效结合。本文认为, 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评价的主要特征在于评价指标的非确定性以及指标数据表现的模糊性。为此, 将区间型多属性决策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评价中, 该方法有效结合了研究对象的特征, 也为提高企业投资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供了可行路径。

三、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区间数多属性决策模型设计

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评估问题的特点在于为决策提供支持的数据建立在预测的基础上, 受外部经济环境、项目管理水平、市场需求变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与项目相关的财务数据通常难以以精确数表现, 而以区间数等模糊性的指标数据表示方式 (例如预测项目收益为500万~800万之间, 将其表示为[500, 800]) 更符合实际要求。因此, 结合研究对象的上述特性, 区间型多属性决策方法应用于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评估问题具有理论适用性。

(一) 决策指标体系分析与构建

投资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经常性经济行为, 概指通过厂房、机械设备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生产规模直接扩大的目标, 或通过收购其它企业股权实现生产规模间接扩大的目标。从项目生命周期的角度, 投资项目的决策包括事前决策、事中决策和事后决策, 其中, 项目的财务风险分析是项目事前决策的重要内容。投资项目财务风险分析的目标在于通过特定财务指标的分析, 遴选最优投资方案, 规避投资决策风险。一般而言, 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主要体现在盈利风险、融资风险和偿债风险等方面:

(1) 盈利风险。企业通过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的目标在于实现经济效益, 缺乏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孕育着盈利风险。盈利风险通常可以通过项目净现值、项目内含报酬率和项目投资回收期三项指标度量。净现值是绝对数值, 指项目生命周期内产生的现金流量的贴现值与项目初始投资之间的差额, 净现值越大表示项目的盈利风险越低, 因此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具有投资的财务可行性, 反之则不具有投资价值;内含报酬率是相对值, 是指使项目生命周期内产生的现金流量的贴现值与项目初始投资相等的贴现比率, 项目的内含报酬率越高, 表示项目的盈利能力越强, 盈利风险越低, 投资价值越高;投资回收期是指使项目生命周期内产生的经济效益能够覆盖初始投资的时间, 亦即初始投资能够回收的时间, 投资回收期越短, 表示项目的盈利风险越低, 项目的投资价值越高。

(2) 融资风险。大型投资项目由于投资数额较大, 单纯凭借企业自有资金的积累往往难以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 这就产生了投资项目融资的需要, 也就带来了融资风险。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 融资风险受到企业自身信用结构、投资项目优良性、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例如具有较高担保能力的企业和能够产生较为稳定的现金流量的企业较容易在各层次资本市场融资;从风险表现的角度分析, 融资风险可能表现为无法成功融资或者融资额度难以满足项目投资需求等。为了评估融资风险的高低, 以项目投资的“自有资金比率”指标作为融资风险的评估指标, 该指标越高, 表示项目投资的融资需求越低, 融资风险也越低。

(3) 偿债风险。偿债风险与企业融资风险密切相关, 通常而言, 金融机构在向企业提供融资安排的同时, 要求企业履行分期支付融资所产生的债务利息的义务。按期履行融资所产生的债务利息的义务是企业获取后续融资安排的前提和基础。为了评估偿债风险的高低, 以项目投资的“债务利息保障倍数”指标作为偿债风险的评估指标, 该指标通常以投资项目产生的息税前利润与项目融资产生的债务利息的比值作为计算依据。该指标越高, 表示项目投资的债务偿还能力越强, 偿债风险也越低。

(二) 财务风险决策属性赋权方法

权重体现了指标重要性程度的差异, 权重越高, 代表了指标的重要性程度越高。科学计算指标权重, 是有效进行多属性决策的基础, 权重的研究也是多属性决策问题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传统的指标赋权方法包括以层次分析法为代表的主观赋权法、以熵权法为代表的客观赋权法和结合两者特征的组合赋权法, 但是上述方法均面向指标数据为精确数的指标赋权。为了将上述方法拓展到指标数据为区间数的指标赋权问题, 朱方霞 (2005) 等定义了区间数的相离度, 进而提出了将区间数决策矩阵转换为相离度矩阵的方法, 并以相离度矩阵为基础提出了熵权法应用于区间数指标赋权的算法流程:

定义4称相离度矩阵D为规范化决策矩阵, 其中pij=dij/蒡dij。

定义5称相离度矩阵D各指标的熵值为Sj=-k蒡pijLn (pij) , 其中k=1/Ln (n) 。

区间型多属性决策指标赋权的基本步骤可以概括为: (1) 将区间型决策矩阵转化为相离度矩阵; (2) 将相离度矩阵转化为规范化相离度矩阵; (3) 计算规范化相离度矩阵各指标熵值, 并根据熵值的归一化结果确定各区间型指标的权重。

(三) 财务风险决策方法与算法步骤具体如下:

结合区间型多属性决策熵权法, 可以计算得出加权规范化决策矩阵。

结合区间型属性信息熵赋权方法, 区间型多属性决策排序的基本步骤可以概括为: (1) 根据指标类型的差异, 将区间型决策矩阵转化为规范化矩阵; (2) 根据指标权重将规范化决策矩阵转化为加权规范化决策矩阵; (3) 确定区间型理想点, 计算各决策对象与区间型理想点和区间型负理想点之间的距离; (4) 计算各决策对象与最优目标之间的贴近度, 并根据贴近度计算结果排序与决策。

四、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区间数多属性决策模型实证应用

(一) 案例背景

2012年12月,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将汽车产业划归为产能过剩行业, 提出通过整合的方式促进汽车产业有序协调发展, 并提出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和电控系统为汽车提供动力, 能够在有效保证汽车续航能力和提速动力的情况下, 降低对环境的污染程度, 代表了汽车产业发展的趋势。

某汽车制造集团拟抓住汽车产业发展的趋势, 积极投资新能源汽车项目。经过论证, 提出四项备选方案:方案1 (X1) , 全面投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动力电池、电控系统研发、四大工艺 (冲压、焊接、涂装、总装) ;方案2 (X2) , 考虑到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 仅投资高续航里程的动力电池研发;方案3 (X3) , 投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动力电池、电控系统研发, 并与电力供应商合作开展快速充电桩的研发;方案4 (X4) , 仅投资具有高续航能力的动力电池和电控系统研发。

现根据各投资方案相关财务风险指标的预测值, 应用本文建立的属性权重未知的区间型决策矩阵方法选择最优投资方案, 各决策方案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二) 区间型指标赋权

在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评估中, 净现值指标、内含报酬率指标、自有资金比率指标和债务利息保障倍数指标均为效益型指标, 而投资回收期指标为成本型指标, 根据指标的上述特点, 根据区间型决策矩阵计算相离度矩阵D和规范化相离度矩阵D*:

计算各指标的熵值:I1=0.788, I2=0.645, I3=0.763, I4=0.745, I5=0.758, 通过归一化方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分别为0.213, 0174, 0.206, 0.201, 0.206。

(三) 计算区间数与最优向量贴近度

具体如下:

(1) 区间决策矩阵规范化。根据净现值指标、内含报酬率指标、自有资金比率指标和债务利息保障倍数指标均为效益型指标, 而投资回收期指标为成本型指标, 区间型决策矩阵转化为规范化矩阵, 规范化决策矩阵如表2所示。

(2) 计算加权区间决策矩阵。根据各指标权重和区间规范化矩阵计算加权区间规范化矩阵, 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3) 确定区间型理想点和区间型负理想点。区间理想点= ([0.053, 0.074], [0.042, 0.073], [0.036, 0.126], [0.051, 0.078], [0.045, 0.081])

区间负理想点= ([0.036, 0.060], [0.023, 0.039], [0.024, 0.063], [0.026, 0.056], [0.032, 0.063])

(4) 计算各方案与理想方案的贴近度并排序。经计算, 各方案与区间理想点、区间负理想点的距离以及贴近度如表4所示。

根据各决策对象与理想方案的贴近度关系可以看出, 四项投资方案的优先序为X2、X4、X1、X3, 即方案2仅投资高续航里程的动力电池研发是该汽车集团现阶段介入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最优投资方案。

五、结论

以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评价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 认为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点主要存在于盈利风险、融资风险和偿债风险等方面, 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问题的特征在于财务指标数据通常建立在预测的基础上, 难以用精确数值表征, 通常需要用区间数等模糊方法表征。结合研究对象的上述特征, 认为区间数多属性决策方法应用于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评价问题具有理论适用性, 进而将基于熵权的区间型数据赋权方法和基于贴近度的区间型数据排序方法引入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评价问题中, 并通过具体案例详细演示决策方法的应用步骤。从理论和实践角度相结合的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评价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予以进一步拓展:一方面, 可以结合具体项目特征开展有针对性的财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细化和优化问题研究;另一方面, 为提高项目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可以开展区间型群决策方法在企业投资项目财务风险评价中的应用, 研究重点在于专家赋权、专家意见一致性检验、专家意见集结方法等方面。

参考文献

[1]焦媛媛、韩文秀、杜军:《组合投资项目的风险度分析及择优方法》,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7期。

[2]党兴华、黄正超、赵巧艳:《基于风险矩阵的风险投资项目风险评估》,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年第1期。

[3]朱方霞、陈华:《确定区间数决策矩阵属性权重的方法——熵值法》, 《安徽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 》2005年第5期。

[4]冯卉、邢清华、宋乃华:《一种基于区间数的空中目标威胁评估技术》,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2006年第8期。

[5]张亦飞、程传国、郝春玲、赵海涛、徐伟:《一种灾害等级的区间数评估模型》, 《防灾减灾工程学报》2007年第4期。

[6]于涛、章桥新:《业务流程再造效果的区间数模糊评价研究》, 《现代管理科学》2007年第11期。

企业风险决策财务管理 篇10

1 碳交易

《京都议定书》将CO2的排放权( 碳排放权) 变成稀缺资源,使其具有商品价值,成为有价产品———碳资产［3－4］,并推出碳排放权交易( 简称碳交易) 。而资源控制和环境管理通常采取政策手段和市场方式解决,碳交易体系是政府的“行政行为”与“市场行为”之和。前者存在于一级市场,后者存在于二级市场［5］。一级市场是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市场,包括政府行政行为和部分市场功能。行政行为指由政府或机构确定排放主体可排放的量化指标AAUs( 1 AAUs=1 t CO2当量)［4］,并以许可证的形式分配,有免费和拍卖之分。获得排放权的经济主体拥有排放的专属权,是一级市场的被动参与者,该市场不是完备的市场形态。征收碳税是政府行政行为,配额机制既有行政行为( 免费配额) ,也有市场功能( 拍卖配额) 。二级市场是经济主体对碳排放权实施自由贸易的重要市场,是完备的市场形态。《京都议定书》设定了3 种弹性机制( 排放交易机制( ETS) 、联合履约机制( JI) 和清洁发展机制( CDM) ) ,构成市场机制的主体。

鉴于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实施与国家经济发展、自然环境等的关联关系,未来构建的交易体系可能是税则、配额和市场3 种机制的独立与组合情形。其中,税则机制是对排放CO2的企业实施碳税政策,是一种较严厉的限制排放机制,易加重排放企业成本负担; 配额机制是对排放企业颁发许可证,包括免费和拍卖,是一种较温和的限制排放机制; 市场机制是建立碳交易的自由贸易市场,运用市场手段限制排放的灵活机制,企业可通过市场自由买卖碳排放权( 排放许可证) ,但该机制存在排放转移的情况,因此,并不能达到完全、有效的减排目的。笔者将上述情形作为发电企业排放的外部交易环境。

2 发电企业的运营与风险分析

2. 1 发电企业运营分类

发电企业的运营模式如图1 所示。图1 中入口侧指不同发电企业对生产“燃料”的需求; 出口侧指不同发电企业生产的“产品”———电力的输出。

发电企业依“技术和排放”特性分为3 类: 1无排放的发电企业( 简称无排放电企) ,指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 2应用低碳排放技术的发电企业( 简称低碳电企) ,指采用超临界( SC) 、超( 超) 临界( USC) 等高效、低排放先进技术的发电企业,通过技术提高能源利用和转化效率; 3应用CCS( 碳捕集与封存) 技术的发电企业( 简称CCS电企) ,指在产生排放的机组上加装碳捕集与封存设备,以调节机组的碳排放水平。

2. 2 成本收益与风险

3 类电企出口侧“产品”———电力,可视为同质。但存在多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既有入口侧“燃料”的差异,也有生产过程的差异。无排放电企的入口侧“燃料”依赖于自然环境,其他电企依赖于一次能源( 煤炭、天然气等) 。生产同质电力的差异,不仅有电力入网的“稳定性”差异,还有创造单位电能产生“CO2排放”的迥异。无排放电企不产生CO2排放,其有机会将输出的单位电能变成售电收入,同时还可将其折算为消耗标煤量,转换为一定数额的碳排放权,再进行碳交易,形成新的收入项———交易碳排放权的收入。低碳电企或CCS电企因出口侧不仅有电能,还包括排放CO2,其并不产生收益,相反,增加了企业支出,降低了收益,实则损失( 风险) 。

电企的传统收益计算模式: 收益=收入( 售电) -成本( 发电) ; 碳交易环境下,电企的收益计算模式:收益=收入-成本+自由项。“自由项”是由生产带来的支出或收入。由此,无排放电企出口侧的产品,表面上仅为电能,实际上包含了“排放”产品,当“燃料”按时、按量供应时,自由项为正( 以CDM项目成交) ,增加了企业扩展收益的机会; 当“燃料”未如期供应,预期收益可能无法实现,自由项取值不定,是一种风险。低碳电企和CCS电企出口侧产品直接反映为电能和CO2的排放,致使其自由项是非正项。因此,外部交易环境的变化,导致企业在微观层面( 收益内在属性) 发生改变,进而引发了企业的收益风险。

在未开展碳交易时,发电企业入口侧风险是“燃料”风险,生产系统风险是意外停运风险,出口侧风险是交易发电量/权的风险; 当实施碳交易机制———补贴、征税、配额与市场机制时,一个决策周期内,各类电企以售电价格、碳排放量、发电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及碳排放系数设计新的运营指标体系,最终控制出口侧排放风险。由此,3 类电企都不可避免地既要承受入口侧“燃料”风险,同时,还要接受出口侧“排放”风险。怎样合理、有效地运用市场与政策机制以及技术创新,实现一定程度的风险自我控制,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

3 发电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

3. 1 税则机制、配额机制下发电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分析

税则机制指由监管机构( 环保) 检测企业的实际排放量,出具核查证书,并征收碳税。缴纳碳税= 排放量×碳税率。配额机制指相关机构由环境可排放容量确定总碳排放许可证( 碳排放权) ,一部分免费发放( 排放许可证) ,另一部分通过拍卖发放; 企业将核查排放量与免费排放额比较,确定拍卖中买卖碳排放权额度。

此时,3 类电企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框架如下:

1) 无排放电企,不存在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

2) 低碳电企,在配额机制下,排放“自由项”的值小于等于0,其他项无变化。若企业决策无“质”的变化,收益将被减少,其幅度取决于免费发放许可证的量( 该量大于等于发电权,“自由项”为0; 该量小于发电权,“自由项”为负) 和拍卖量( 免费许可证对应的排放量小于发电权对应发电量下的排放量时,购买的排放量) 。

3) CCS电企,对排放的CO2虽有自我调节能力,但这种调节需要付费; 开征碳税时,企业决策是比较调节排放成本( 开启碳捕集与封存设备需多发电的成本) 和税收成本( 支付排放费) ,选择绝对值小者作为排放“自由项”,其他项无变化,收益依然减少,减幅取决于CCS技术的效率和碳税率。实施配额机制时,企业决策是比较调节排放成本和拍卖成本( 支付排放费用) ,选择绝对值小者作为排放“自由项”。此时,企业收益减少的幅度取决于CCS技术的效率( 包括开启碳捕集与封存设备后的企业单位发电成本) 和拍卖碳排放权的价格( 随机性) 。

独立的配额或碳税机制的实施,均增加低碳和CCS电企的出口侧成本,增幅差异前者小于后者,两种机制的经济激励性都较差,前者适宜作为国家推行节能减排的初期政策,后者适宜在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作为治理环境的辅助性手段。

3. 2 市场机制下发电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分析

市场机制指政府开启碳交易的自由市场,企业可根据自身需要和市场价格变化决定购/售排放权。

3 类电企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框架如下:

1) 无排放电企,市场机制对其运营模式产生影响。可根据实际发电量,换算对应的减排标煤量,由碳排放量= 标煤消费量×煤排放系数( IPCC的原煤碳排放系数为0. 755 9) ,计算获得转换的CERs,参与CDM交易,由此获得发电企业出口侧的排放收益。

2) 低碳电企,该机制减少了企业收益,减幅取决于碳价。其风险决策是: 价低时购入,将其“储存”,以备发电用; 高价时,对比交易发电权的价格,决定是否出售拥有( 先期购入) 的排放权。

3) CCS电企,与低碳电企类似,只需将电价( 包括开启与不开启捕集与封存设备) 、碳价和发电权价格三者对比,决定在市场中是购入还是出售碳排放权。

3. 3 在配额与市场机制环境下发电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分析

政府以配额机制与提供市场交易并存的方式管理碳排放,电企将已有的( 免费碳排放权) 和需要购买的碳排放权拟为总碳资产,值为1。以年度为决策周期,实施拍卖的碳排放权比例为x1,参与碳排放权市场比例为x2( x1+x2= 1 ) 。考虑拍卖和市场交易的碳价均不确定,其收益也不确定,因此,二者都是风险资产,其交易均为风险交易,收益分别记为r1和r2,期望收益为和; 方差、协方差 σii= σi2( ri) 、σij= ρijσiσj( i≠j; i,j = 1,2; ρij为拍卖和市场碳价相关系数) 。将拍卖和市场交易作为碳交易的一种组合P,x = ( x1,x2)T为组合决策向量,为期望收益向量,为组合交易的期望收益。

发电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模型如下:

1)决策变量与各交易的收益。因拍卖只有买入排放权,故x1≥0;理论上,市场交易既可买入又可卖出,考虑总碳资产中包含待购碳资产,若采用卖出决策,意味着发电量的交易决策也要随之修改,故x2>0,即实施买入决策。拍卖和市场交易的收益以企业投入对应交易电量的单价决定。交易电量的收入与两类交易的支出,分别构成各自交易的收益。

2)有效前沿,若ρ12=±1,则,σp=±[x1σ1-(1-x1)σ2];若-1<ρ12<1,则:

式中

模型的有效前沿如图2 所示。

在平面上,σ2p是1 条开口向右的双曲线,实线部分是有效前沿,即决策解是实线部分的组合,将该组合上的各点( x1,x2) 植入收益约束,选择最大收益,即获得电企所需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最优解。

4 结语

为发电企业的排放环境虚拟了税则、配额和市场机制的独立与组合情形,以此为背景,研究了企业交易排放权的风险决策问题。对于配额与市场并存的组合情形,运用资产选择理论,建立了企业交易排放量( 排放权) 的风险决策模型,并给出了有效前沿。适用范围的广泛性和决策框架的简约性,为企业排放风险决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摘要：对碳交易体系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形进行了阐述,依据“技术和排放”性能将发电企业分为3类,并分析了其面临的风险。针对独立的碳税、配额和市场机制,给出了3类发电企业的风险决策框架;针对配额与市场机制并存环境,根据金融资产组合理论,建立了发电企业的排放风险决策模型,并给出了有效前沿,为发电企业实际管理排放风险提供理论支持。

中小企业构建财务决策系统探讨 篇11

中小企业都在面临越来越大的经营压力，这种经营压力一方面是来自于市场需求的压力，一方面是来自于竞争对手的压力。所以企业要提高市场竞争中的生存能力并获得长远发展，必须在经营决策方面提高决策的速度和准确度。而财务数据是企业经营数据的全面反应，因此在财务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建立财务决策持系统，是非常必要的。

一、企业财务决策系统的构成

一个企业财务的决策系统一般由五个要素构成：

1、决策者。决策者是决策的主体。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集团——决策机构。关系团体利益的决策，逐步从个人决策转为集团决策。逐步从高度集中的决策转变为多层次的分散决策。

2、决策对象。决策对象是决策的客体，即决策想要解决的问题。构成决策对象的只能是决策者的行为可以施加影响的系统。决策者的意志不能改变的东西不能成为决策对象。例如企业的销售决策、成本决策、融资决策等等都可以作为财务决策系统的决策对象。

3、信息。信息包括企业内部功能的信息，以及企业外部环境的状态和发展变化的信息。例如企业日常经营的凭证就是信息的构建基础。决策时，保持信息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是至关重要的。大部分决策错误都与信息失真有关。

4、决策的理论和方法。决策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决策的一般模式、预测方法、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技术、决策方法论、数学和计算机应用等。有了正确的信息，只是具备了科学决策的前提。并不等于就有了科学的结论。决策者还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并运用恰当的方法来分析、推理和判断，才能找出好的方案。

5、决策结果。决策结果是指通过决策过程形成的、指导人的行为的行动方案。企业决策的结果通常要采用语言、文字、图表等明显的形式来表达。

二、企业财务决策系统的技术和实现

下面介绍一种适合广大中小企业实际情况，功能全面但又比较经济的实现途径。

1、建立决策模型。建立决策模型就是根据企业自身的需要，对决策的对象进行事先定义。如财务经理要分析销售费用的变化和变化原因，则可能从本公司不同产品、不同销售地区、不同时间序列、不同费用类型四个角度观察销售费用的变化，而对于指标的分析，又可能要观察销售总费用和单位产品的销售费用。所有这些维度和指标的定义都要存入用户定义的语义模型中，以便于用户重复使用和修改。

2、OLAP分析。决策模型定义完以后，需要将其展现给用户，以完成最终的决策。这要求用户建立自己的语义解释器，通过该解释器，把长期以来存储在财务系统中的数据按照事先的定义格式提取出来，并以OLAP报表的形式加以展现，使用户对要查看的数据一目了然，在OLAP引擎的支持下，用户可以对查询的数据集进行上卷、下钻、旋转、切片和切块操作，从而完成整个决策过程。

3、决策结果的输出。虽然不同角度的数据比较最为确切，但用户还需要更为直观的形式，那就是图形表达，通过把现有的OLAP报表转化为图形，并在图形之上允许进行OLAP报表的各种操作，创建更有吸引力的人机交互界面。

4、系统的实现。要实现以上1-3的功能，有各种不同的途径，其成本也不同。下面介绍一种最为经济简便的方法。

中小企业的财务数据量一般不是很大，因此可以通过一些现有的桌面系统实现上述功能。如微软Office2000中Microsoft Query 和Microsoft Excel结合使用就可满足用户的要求。前者可辅助用户建立查询模型，而后者则起到语义解释器和OLAP报表的作用。借助于Microsoft Query，通过各种数据借口，用户可以定义需要查询的数据并将其存储。然后把查询的数据集导入Excel，在Excel中使用数据透视表完成OLAP报表的各种功能，数据透视表允许用户灵活定义报表的维度、计算字段属性，是决策分析的理想之选。

三、企业财务决策系统的作用

1、企业领导人经营决策助手。企业领导人是企业的灵魂和舵手，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和提高，企业经营状况越来越需要企业领导人的定性和定量的把握，企业基本经营状况是需要通过财务报表分析实现的，而很多企业领导人并非财务出身，或没有财务背景，因此对财务报表解读是有困难的，只能通过财务负责人报上来的分析报告了解，而财务负责人的财务分析水平参差不齐，分析报告质量和时效可能不能满足要求。如何才能做到随时了解企业经营状况，非财务专业人士也能轻松解读财务报表呢？企业财务决策系统由于使用简易，无需很深专业知识，系统在1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即可生成图文并茂的经营财务分析报告，企业领导人如果配备掌握这套系统，就将拥有一个客观忠诚能干的经营财务专家助手。

2、企业财务决策系统是提高财务人员进行分析工作的有力武器，财务负责人财务分析的难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整理分析对象。一般要进行纵向分析，需要至少两期报表数据（主要指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往往会收集三期数据，可能需要整理成EXCEL格式或其它格式，对三期数据收集整理需要时间。

（2）寻找参照标准。为了准确得出企业在行业中的位置，与竞争对手比较优势与劣势，需要搜集行业标准或竞争对手标准，这无疑会耗费一定人力与时间。

（3）分析要求全面。通过对主要财务报表的分析，应能全面诊断企业经营状况，提供决策建议。全面诊断，是通过全面分析得出的。基于三张报表全面分析，应该从获利、偿债、营运、资本结构、资产结构、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现金流量、风险、成长等方面逐块剖析，每一块的分析，应该有指标、有图形、有文字结合在一起，图文并茂的展现。这会耗去财务分析人员、财务经理或财务总监的很长时间，一天、两天、一周甚至更长时间。

（4）指标计算繁杂。全面分析，可能涉及上百个分析指标，每个指标不仅要计算当年结果，还要计算去年（两期数据）结果、前年结果（三期数据）乃至更早结果（依据搜集数据而定），计算的工作量就已经很大了。

（5）经营状况诊断逻辑复杂。分析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现指标和图形，而是诊断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获取能力，为企业下一步经营决策提供专业支持。根据上百个指标计算结果纵比（自身不同期间比较）和横比（和行业标准比较），依据职业判断，得出诊断意见，提供相应决策建议。由于数据不同，结论就不同，这需要分析人员、财务经理或财务总监精力高度集中，根据科学财务分析理论和丰富分析经验，消耗大量时间才能分析完毕。

由于存在上述难题，财务分析报告的撰写是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如果建立一套有效运行的财务决策系统，则可充分利用专家模型和计算机高效准确的计算能力，使财务主管几天才能完成的分析工作在几分钟内即可实现，极大的解放了财务主管，提高了财务管理效率，规范了财务报告格式和内容。

企业风险决策财务管理 篇12

本文针对这一问题, 将模糊数学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 从风险综合评价的角度为技术创新的立项提供定量化决策参考依据, 并以一个实际企业的两个技术创新项目的评价及决策为例, 对所提出方法进行应用和说明。

1 模糊AHP的基本原理及实施步骤

层次分析法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 由美国数学家T.L. Saaty[5]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 是一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在该方法的实施过程中, 评价专家需要对相关因素进行两两比较, 并在规定的标度中作出清晰的选择, 从而形成计算和评价的基础——判断矩阵。然而在许多实际情形中, 由于评价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主客观各种因素的影响, 评价专家的判断结果有可能是模糊的, 由此给层次分析法的实施带来不便和障碍, 并影响了该方法的实际应用效果。

上述现状可归结为如何处理评价专家判断结果模糊性的问题, 在此通过引入模糊数学[6]的相关概念和方法, 用所谓的模糊层次分析法解决。模糊层次分析法的实施步骤与普通层次分析法基本相同, 但在建立判断矩阵时需要用隶属度描述评价专家的模糊判断结果, 再通过模糊向量运算得到判断矩阵, 其过程如下:

(1) 确定评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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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语集对应的权重向量为:W=[1 3 5 7 9]

(2) 确定因素比较结果的隶属度

令判断因素集为:X=[x1x2 … xn], 当xi与xj比较时, 评价专家给出的是一个模糊结果, 用隶属度向量Rij[rundefinedrundefinedrundefinedrundefinedrundefined]描述, 其中, rundefined (n=1, 2, …, 5) 为xi与xj的比较结果隶属于第n (n=1, 2, …, 5) 种评语的隶属度。

(3) 建立模糊判断矩阵

通过W和Rij的模糊乘法运算得到模糊判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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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ij=Rij·WT。注意, A中的元素满足如下关系:aij=1∕aji (i, j=1, 2, …, 5) 。

借助于模糊层次分析法, 评价专家便不必在标度选项之间作出清晰选择, 只需判断各种选项出现的可能性大小即可。在极端情况下, 如果评价专家认为其中的一个选项肯定发生、其余选项均不可能发生, 那么该选项的隶属度为1, 其余选项的隶属度为0, 此时判断结果将由模糊变为清晰, 相应地, 模糊层次分析法将退化为普通层次分析法。从这个角度看, 模糊层次分析法可以视为普通层次分析法向判断结果模糊化的一般化扩展, 而普通层次分析法则可以视为模糊层次分析法在模糊判断清晰化条件下的一个特例。

2 基于模糊AHP风险评价的技术创新立项决策

企业在技术创新立项时, 风险水平常常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7], 然而, 由于技术创新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企业内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 评价专家对风险水平的判断往往只能是模糊的, 因而需要用模糊数学的相关方法来处理。在此, 本文用模糊AHP对技术创新风险进行评价, 由此为项目的立项决策提供支持。

(1) 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层次结构模型

基于对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分析, 可以用图1所示的层次结构模型来描述技术创新风险。模型由目标层、准则层和方案层构成:目标层即为技术创新项目的整体风险水平;准则层又分为大类风险和小类风险两层, 大类风险层包括技术风险、管理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和环境风险, 每个大类风险下又都包括三种小类风险, 从而形成由15种风险构成的小类风险层;方案层即为n个要进行评价的技术创新项目。

(2) 项目风险的模糊AHP评价

在上述层次结构模型的基础上, 按下述步骤对技术创新风险进行综合评价:

1) 成立评价专家小组。挑选多名熟悉被评价项目以及企业内外部环境的评价专家, 组成评价专家小组。

2) 对比评价各技术创新项目的风险水平。对于每个小类风险, 采取两两比较的方式, 在[0, 1]之间估计每种选项出现的可能性大小, 计算得到15个n×n的模糊判断矩阵。

3) 准则层模糊判断矩阵的确定。按照与Step2相同的方法, 确定准则层的模糊判断矩阵。其中, 小类风险层到大类风险层3×3模糊判断矩阵5个, 大类风险层到目标层5×5模糊判断矩阵1个。

4) 一致性检验。对各模糊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若一致性检验通不过, 则需要评价专家小组修正其判断, 直到一致性检验通过为止。

5) 各层模糊判断矩阵的综合。由底层向顶层通过特征向量逐层将模糊判断矩阵进行综合, 最后获得包含有n个元素的一个判断结果向量, 其中各元素值的大小即代表了对应的n个项目风险水平的相对高低。

(3) 基于评价结果的立项决策

在模糊AHP风险评价结果的基础上, 企业可以按照如下模式进行技术创新立项决策:

1) 基于风险水平排序的立项决策。根据模糊层次分析结果向量给出的各项目风险水平排序, 从n个技术创新项目中选择风险水平较低的m (m≤n) 个项目立项。

2) 基于风险水平阈值的立项决策。根据历史资料及企业当前情况设定一个风险水平阈值, 低于此阈值的技术创新项目可以立项;否则, 不能立项。

需要指出的是, 现实中技术创新立项决策还要考虑除风险以外的其他因素, 如项目预期收益、投资规模、技术水平、市场前景等, 所以在大多数时候需要将风险评价结果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考虑, 而最终获得立项的项目则应是多方面因素综合权衡的结果。

3 应用实例

XANB公司是一家位于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生物医药类高科技企业, 2006年, 由于公司发展和市场竞争的需要, 决定投资开发新型系列产品。通过前期的调查论证, 焦点最终集中到两个技术创新项目上:利用植物细胞大规模培养生产BLLC技术 (简称BLLC项目) 和SLW保健型葡萄酒开发 (简称SLW项目) , 并决定在对这两个项目风险性进行全面评价的基础上, 从中选择一个作为公司今后发展的主攻方向。鉴于此项工作的重要性, 公司专门成立了由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专家组成的五人决策小组, 对这两个项目的风险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论证, 得到如表1所示的小类风险评比打分表。

注:① 代表两个项目的风险水平相同;②、③、④和⑤分别代表“BLLC项目”的风险比“SLW项目”略高、较高、高得多和高很多; ⑥、⑦、⑧和⑨分别代表“SLW项目”的风险比“BLLC项目” 略高、较高、高得多和高很多。

根据表1中的数据, 按照模糊AHP的实施步骤, 可计算出方案层相对于准则层中小类风险层的15个2×2模糊判断矩阵Ai (i=1, …, 15)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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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此处仅有两个项目进行比较, 因此肯定不会出现判断上的不一致性问题, 故不必对模糊判断矩阵A1— A15进行一致性检验。同理, 根据相应的评比打分表, 可以计算得到小类风险对大类风险的5个3×3模糊判断矩阵Bi (i=1, …, 5)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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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大类风险对目标层的1个5×5模糊判断矩阵C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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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它们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到模糊判断矩阵之后, 计算各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并向上层层综合, 最终得到反映两个技术创新项目风险水平的判断向量及中间结果见表2所示。

注:方括号中的数字分别代表两个项目的相对风险水平, 前一个为“BLLC项目”, 后一个为“SLW项目”。

由表2的结果可以断定, “SLW项目”的风险要显著高于“BLLC项目”。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以解释如下:除了技术风险外, “SLW项目”的其他四种大类风险都高于“BLLC项目”, 其中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高出的幅度超过80%;同时从各大类风险对项目整体风险的贡献 (即相对重要程度) 来看, 市场风险要明显地高于其他风险。所以, 可以这样认为:“BLLC项目”的技术风险较高, “SLW项目”的市场风险较高, 但由于对于XANB公司来说市场风险比技术风险更为重要, 加上“SLW项目”的其他风险也高于“BLLC项目”, 所以“SLW项目”的总体风险水平要高于“BLLC项目”。进一步地, 从各小类风险的比较结果还可以看出, “BLLC项目”的技术风险较高的原因是其设计风险和工艺风险较高, “SLW项目”的市场风险高的原因是其市场规模风险、市场增长性风险和市场竞争状况风险都显著地高于“BLLC项目”。

基于上述评价结果, XANB公司的决策小组在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之后, 最终选择了“BLLC项目”进行立项 (采用的是“基于风险水平排序的立项决策模式”) 。专家小组认为, 尽管“SLW项目”的前景看似很好, 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 但鉴于保健品饮料市场激烈的竞争状况, “SLW项目”产品未来的市场不确定性太大;同时, 在人员配备、组织实施及管理控制上也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问题。此外, 尽管选择了“BLLC项目”, 公司高层领导一致同意, 需要进一步对实施上的技术难度进行深入分析, 在难点攻关、人力资源配备、实验手段等方面进行充分的准备, 以尽可能地降低项目的技术风险, 提高项目的成功率。

4 结论

本文首先针对现有层次分析法无法处理模糊信息的不足, 将模糊数学的相关概念和方法引入AHP中, 借助隶属度描述评价专家在对因素进行两两比较时的判断结果, 通过模糊向量运算获得判断矩阵, 从而将层次分析法扩展到模糊信息环境下;随后建立了技术创新风险的层次结构模型, 给出了技术创新风险模糊AHP评价的实施步骤以及基于评价结果的两种立项决策模式;最后以一个实际企业的技术创新项目风险决策为背景, 对本文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验证说明, 介绍了其模糊判断矩阵并对评价结果进行了讨论分析, 得到有参考价值的结论。本文的方法可以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评价及立项决策提供定量化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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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兵, 谢明, 聂萍.企业技术创新持续领先能力及其DEA评价[J].科技管理研究, 2008 (9) :94-96.

[3]陈红川.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管理策略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08 (8) :200-202.

[4]TIAN Q, MA J, LIANG J, RON CWK, OUL.Organizational decisionsupport system for effective R&D project selection[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005, 39 (3) :403-413.

[5]T L SAATY.The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M].New York:McGraw Hill, 1980.

[6]L A ZADEH.Fuzzy sets[J].Information and Control, 1965 (8) :338-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