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问题

就学问题（共9篇）

就学问题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向城市迁移、流动。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6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 2006年中国的农民工子女已经达到4300万, 其中2300万是留守儿童, 2000万是流动儿童;预计到2030年, 中国的农民工子女总数将达到1亿人。[1]如何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为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

二、教育券理论及其实践

教育券 (Educational Voucher, 又译作“教育凭证”) , 是由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55年在其《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在《资本主义与自由》 (Capitalism Freedom) 一书中, 弗里德曼对“教育券”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限度学校教育提供经费, 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如果孩子进入‘被批准的’教育机关, 这些票证就代表每个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费的最大数量的金钱。这样, 家长们就能自由地使用这种票证, 再加上他们所自愿添增的金额向他们所选择的‘被批准的’教育机关购买教育劳务。教育劳务可以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教育机关或非营利的教育机关所提供。”在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论中, 家长 (学生) 的选择权是其核心和基石。有了教育券, 家长就可“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学校使用凭单, 不论是私立的, 还是公立的, 也不论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城市或州, 还是在其他地区、城市或州”。这样不仅将给每位家长较多的选择机会, 而且使得公立学校之间以及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展开了竞争。

在费里德曼教育券理论的指导下, 20世纪90年代, 美国掀起了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择校改革运动, 导致两项改革实践的形成, 即“择校教育券计划”和与此相伴随的“特许学校”。[2]1990年, 威斯康星州最早开始实施教育券制度。1995年, 俄亥俄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克利夫兰德市教育券项目。1999年春, 佛罗里达州议会批准全美第一个全州性的教育券实施计划。

弗里德曼教育券理论在美国颇有争议。教育券制度在美国难以推广, 与其自身的教育体制有关。首先, 大部分公立学校凭借优厚的政府资助的教育经费, 变得不思进取, 导致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下降。而没有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 想要有立足之地, 必须靠良好的教学管理、优良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来赢得生存的机会。这样, 教育券的实施, 使得政府教育经费不断地流入私立学校, 在一定程度上断了公立学校的政府资助, 这便直接危及其生存。因而, 公立学校是极力反对实施教育券制度的。其次, 私立学校大都是教会办的, 对于以“政教分离”而著称的美国而言, 教育券的实施会有“政教合一”之嫌。再次, 私立学校是营利性的学校, 大量公共资金的涌入, 有悖于公共教育资金不得用于营利活动的原则。凡此种种, 导致教育券理论在美国难以大范围地推广, 仅限于局部的实验。

但是, 在对第一个试行发放教育券的密尔沃基市进行的跟踪调查与评估中, 发现该市学生的教育成本降低了, 而学生的部分学业成绩却有了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 美洲其他一些国家也引进了教育券制度, 如哥伦比亚、智利、危地马拉等。欧洲的瑞典也于1990年开始实施教育券制度。在这些实施教育券制度的国家中, 学生的入学率普遍提高, 辍学率相对降低了许多。

在我国最早开始实施教育券制度的是浙江省长兴县。该县于2002年共发放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类、职业教育类、贫困学生助学金类三种类型的“教育券”156万元, 惠及3220名学生。[3]之后, 浙江省嘉善县、安徽省淮安市、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等也开始试行教育券制度。这些地区的实践活动为我国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三、教育券制度可以促进农民工子女就学难问题的解决

(一) 教育券制度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

在我国城市的农民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他们的收入一般较低, 大部分城市的公立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收取高额的借读费, 促使其子女大多数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学习。教育券是为了对政府所规定的最低限度学校教育提供经费, 政府可以发给家长们票证。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减轻农民工的负担,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工子女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另一方面, 农民工可以凭借手中的凭证为其子女自由地选择学校学习, 使更多的流动儿童有机会进入公办学校学习, 促进了教育公平的实现。

2007年9月, 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学生学籍信息化管理基本信息规范》定义了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中涉及入学、转学、借读、休学、复学、升级、毕业、综合素质评价、学业考试、奖励、处分等管理工作的基本信息, 以促进全国范围内学籍管理信息的共享。[4]该规范的颁布使学校可以及时了解农民工子女的就学信息, 为实现教育公平奠定了基础。

(二) 教育券制度更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教育券制度改变了传统教育经费的发放模式, 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避免了资金“外溢”现象的产生。教育券的经费流动模式是:从国家划拨教育券到地方政府, 到农民工家庭的申请、领取, 到农民工家庭将教育券上交到流入地政府, 流入地政府将教育券交给国家领取实际教育经费。这种发放方式, 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避免了经费在流动过程中的消耗。

(三) 促进校际竞争, 提高办学效率

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券制度的实施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促进校际竞争、提高办学效率的目标。当前, 虽然“两为主”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公立学校受困于自身的办学条件, 并不能完全满足所有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入学要求, 同时对招收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积极性不高, 而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立学校的不足, 却同时存在着某些完全以营利为目的的、达不到办学条件的“劣质”农民工子弟学校, 使政府部门陷入了取缔与否的两难境地———如取缔, 面临的是大量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失学;如不取缔, 这类学校又确实不利于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所以, 通过给进城农民工子女发放代表实际教育经费的教育券, 不仅可以缓解公立学校的办学压力, 提高公立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积极性, 也可以促进公立与公立、公立与民办、民办与民办之间的竞争, 进一步增强学校的办学效率, 使得竞争力不强的“劣质”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退出办学的行列, 最终有利于提高整体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质量。

四、教育券制度在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难问题中的困境

(一) 如何确定教育券的金额问题

在我国, 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各省市生均的教育经费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例如2000年上海市生均2756.71元, 而河南省生均仅为251.45元。[5]金额的巨大差距, 使得教育券很难实现。如果一个河南的农民工到上海打工, 其子女进入上海的学校就读, 其教育券的金额还不到上海的一个零头, 这就使得教育券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上很难起到实际的作用。如何实现教育券的有效对接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难题。

(二) 我国现阶段还不能同时兼顾公平和效率

教育券的核心是效率和公平。从教育券在我国长兴县实验的情况看, 只侧重于平等与公平上, 效率问题没有提到议程上。[6]平等和公平能够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 但是忽视了效率问题, 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只有当政府对社会教育需求的投入能得到基本保证, 才能发挥教育券的真正功效, 才能促进教育的质量提高。

(三) 教育投资总量不足、资源分配不均阻碍着教育券的发展

虽然全国教育经费的投入已在逐年增加, 但现阶段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还不具备全面开展教育券政策的条件, 只适合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试行。对于中西部大多数县市来说, 在原本紧张的教育经费中单独拿出一笔钱用于发放教育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四) 教育券异地流动促学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效果有限

近几年, 我国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快, 在城市中形成了大量流动人口, 其子女要么在条件完备、收费高昂, 但超出教育券支付范围的“贵族学校”就读, 要么在教育券可支付的条件极差、教学质量难以保障的“窝棚学校”就读。再者是教育券支付的问题, 如果教育券由他们户籍所在地支付, 会造成不发达地区本来就短缺的教育经费外流, 实际上严重损害教育的公平性;若由他们所居住的城市买单也不合情理, 当地的政府只负责保障本地的学生得到优质的教育质量, 难以顾及外来工子女的利益。因此, 教育券制度放在中国的整个教育投资体系中来考虑还有很大的难度。

教育券制度在我国教育领域内是新兴的事物, 正在尝试之中。任何事物都有其优点和缺点, 教育券制度在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上, 由于受当地的经济以及教育观念的影响, 自然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也会遇到很多阻碍。如何使这件舶来品适合我国的国情, 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袁梅.试论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问题[D].贵州师范大学, 2008.

[2]邱小健.美国教育券的公平诉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教书育人:校长参考, 2009 (10) :68-70.

[3]闵珊珊.论我国义务教育全面引入教育券制度的可行性[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 2010 (1) :244-245.

[4][5]黄育文, 王宁恒.教育券制度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影响的利弊分析[J].中国电力教育, 2009 (10) :13-15.

[6]曾晓桦.实施教育券制度以促进我国基础教育公平的思考[J].管理观察, 2009 (14) .

就学问题 篇2

黄永祺

2004年，长沙市政府决定，对在本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子女可以和城市的孩子一样，在城区入学读书。这一政策贯彻执行得怎样？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新情况、新问题？笔者就此作了一些调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长沙市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的基本情况

2004年，长沙市城内各区都按照省、市的有关政策，全面落实农民工子女流入地政府的办学责任，对在市区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和其他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的子女申请在城区入学的，按照便民的原则，就近安排在相应的城区学校就读。在具体执行中，长沙市城区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的，一般要求学生家长提供“六证”，即：户口、身份证、暂住证、原籍派出所出具的外出打工证（在长沙经商的则应提供个体工商执照）、租房合同或契约（在长沙种地或从事养殖业的应提供租地租塘合同，时限均应在一年以上）、原籍学校转学证。凡是“六证”齐全的，则与城区孩子一视同仁，严格按政策规定的同一标准收取学杂费，可免交“建校费”、“择校费”、“借读费”或“捐资助学费”；“六证”不齐的，学校可根据省物价部门的规定，“适当”收取一定的“择校费”或“借读费”（一般每生不超过600元/学年）。对跨学区选择国有学校读书的农民工子女以及外地城镇来长的务工、经商 人员子女，则严格按省、市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照顾他们入学。据统计，2004年，市内5区学校共接受进城读书的农民工子女28344人。基本做到了凡是有稳定工作和住所的农民工子女想在市内读书的，基本都能入学的目标。为此，长沙市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全市共投入资金2946万元，改扩建中小学校46所，相应增加了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切实保障了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二、农民工子女进城就学后出现的新情况

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受到了广大进城务工农民的欢迎。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使得农民工子女家长、城市孩子的家长和学校老师三方都有一定意见。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学校教学水平差距大、教材不统一，农民工子女跟不上城市学校的教学进度。受城乡社会经济二元结构的影响，城区的学校教育条件、师资力量、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等都要优于农村学校；使用的教材大都是实行教育课程改革的试用教材，与农村学校使用的教材不一样。农民工子弟到城区读书后，大多感到难以适应，教材内容接不上，上课听不大懂，实验操作动手能力差，感觉比城市孩子能力上低一等。

2、城乡学生之间产生隔阂，甚至形成农民工学生对城市学生的“挤出效应”。城乡学生由于教育起点不同，基本 素质与学习理解能力差距较大，同班不能同学，同学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和隔阂。一些城区学生家长怕自己的孩子和农民工子弟一起学习，会影响学习进程和水平，纷纷转学或选择其他学校。在接受农民工子女较多的长沙市29中，2004年夏季新入学的初一年级学生共276人，其中农民工子女204人，而城区新生仅为72人。这并不意味着学区范围内城区学生减少了，而是农民工孩子“挤出”了城区孩子——他们转到了农民工子女少、学习条件相对好的其他城区学校，尤其是城区重点学校。在雨花区，城区孩子在初中阶段的择校率现已在50%以上，加剧了城区学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3、农民工子弟进城就学后，给城区学校管理带来了较多困难和矛盾。一是教学内容安排和计划进程面临新问题。由于城区和农村孩子的学习起点和理解能力不同、城乡学校的课程设臵和内容不同，城区学生和农民工子女混合编班在一起学习后，老师要兼顾不同情况、不同学习程度的学生，教学上难度大大增加，教学内容、计划进程和教学方法等也要作较大调整，学校和教师感到压力很大，有的甚至叫苦连天。二是农民工子女进城就学使城区学校的学生员额大大增加，“大班化”现象严重。2004年芙蓉区共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入学6341人。其中小学4855人，占全区小学总人数的25.2%；初中1486人，占全区初中生的36.7%。在 接受农民工子女比较多的马王堆中学，农民工子女已占学校学生总数的39%；在市29中，农民工子女和其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已占学校学生总数的71.26%。由于农民工子女的到来，芙蓉区小学1—4年级每班学生人数有不少超过74人，最高的高岭小学六年级一个班级竟达到82人。“大班化”教学导致“老师费尽劲、学生听不清、作业改不完、辅导力不从心”的尴尬局面，对教学质量、效果有较大负面影响。三是师资力量不足，教师任务加重。城区中小学的教师编制是按城区学生在校和预期入学情况确定的。由于我市实行教师享受超过公务员待遇、教师工资等“人头经费”由各级财政统筹的政策，为控制和节约财政开支，教师的编制控制得比较严格。农民工子弟进城入学后，教师人数难于相应增加；同时，由于这部分学生生源具有流动性、不稳定性，加之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教师吃财政饭、易进不易出、向其他部门流动不多等），很难根据新增农民工子女人数来核定增加教师编制。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接受农民工子女比较多的学校师资力量普遍趋紧，教师负担加重。一些学校和老师存在厌招、厌教农民工子女学生的现象。

4、农民工子女进城就学后，城区学校的校舍场地和教学设施趋紧，费用增加。为确保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我市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学校的投入，对学校进行了危房改造、校舍维修等改扩建工程，增加了课桌椅等教学设施。如2004 年夏季，芙蓉区新增农民工子女3443人，按人均395元，净增投入136万元。开福区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3234人，安排危改资金125万元，对民主西街小学等15所学校进行了改造；安排学校维修资金100万元，对市8中、建湘村小学等10多所学校进行了18个项目的基建维修。但是，由于近年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人数增长较快，而学校受资金、土地等限制，校舍、场地和教育、实验器材等基础设施和教学设施不可能一下子跟上。因此，凡是接受农民工子女较多的学校，其校舍场地和教学设施都比较紧张，学校的支出费用也增加较多，亟待上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支持解决。

三、几点建议

1、坚持实施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政策，确保城乡公民平等受教育权利。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在市区入学，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它既是依法保障城乡公民平等受教育权利的需要，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农村人口素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城区企业低成本吸纳劳动力，增强地区经济竞争比较优势的需要。因此，必须继续坚持和大力推行。市、区两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按国家和省的有关政策规定，认真落实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国有中小学校为主的工作责任，做好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工作。一要努力降低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的门槛，减少人为障碍。应当指出，目前我 市城区学校在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时，只要查看“六证”，即可入学并与城市孩子一视同仁的“门槛”，在全国各地城市中是比较低的。但是，“六证”的办理或涉及的环节仍然较多，还应进一步简化或降低“门槛”。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凡是在我市市区内有相对稳定的住所、工作，并将其子女学籍转来的，都应按其住所或工作单位就近安排入学。二要严格规范中小学收费行为。对按规定在城区就近入学的农民工子女，与城区孩子一样，免收“借读费”、“择校费”或“建校费”，全面推行“一费制”。三要开展“劝学控流”工作。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加强学生流入地和流出地学校的沟通与协调。对于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城区学校，要向学生开出“接收入学单”，查验学生的转学证明；对于转出学生的原籍学校，应要求学生将城区学校的“接收入学单”交回原学校，并加强对转出学生的回访，防止其转出后失控辍学。二是对在我市城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或其他外来人员的子女，长期（一年以上）随父母留在城区而又辍学、不依法接受义务教育的，其所在社区、工作或管理单位以及学区责任学校要主动上门做工作，劝其到学校读书，努力防止或减少农民工子女进城失学、辍学问题。

2、积极推进城乡教育统筹，努力消除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差距。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所出现的新问题，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差异所造成的。因此，要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措施上，坚持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努力打破城乡教育的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一是要逐步实行我市城乡中小学校教育规划、教学目标要求、课程设臵和教材的统一，防止城乡同年级学生因教育目标要求不

一、教学内容与教材不一和体制性教育质量、水平差异太大而影响流动转学的问题。二是要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扶持力度，帮助农村学校完善基础设施和技术设备，提高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改进办学条件和学校管理，努力改变农村中小学校的落后面貌。三是要推动城市和农村学校的交流与合作，城市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积极支持、帮助农村学校，通过选派优秀校长和老师到农村学校支教、农村教师到城区学校跟班培训、城乡合作办学、教育信息沟通、资源共享等措施，促进城乡教育交流互补，逐步缩小城乡义务教育的差距。

3、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大政府和社会的扶持力度。一是要进一步理顺教育管理体制，明确各级办学责任。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实行以县（区、市）为主的管理体制，在发展义务教育所需的人、财、物方面，县（区、市）承担着主要责任，而这一级的财政往往比较困难，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特别是农民工子弟大量进城就学的情况下，流入地城区的办学压力特别大，有的甚至超出其能力所及，难以承担。因此，应该对现有教育管理体制进 行调整和理顺，适当加大省、市及乡镇（街道）的办学责任，对于接受农民工子弟较多的城区，省、市应增加对其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其他政策支持；乡镇、街道也要拿出一定资金，支持当地办学，以缓解区（县、市）里的办学压力。二是要改变由政府统包的单一办学模式，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办学的积极性，支持、鼓励发展民办教育，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在土地征用、教学目标要求和教育管理等方面，实行民办学校与国有公办学校一视同仁；对承担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政府应给予必要的财力支持。三是要调整和改进教育结构，搞好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普通初高中教育与职业教育；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有机衔接。让一些在城区普通中学学习跟不上、升学有困难，甚至厌学、辍学的农民工子女，能转入职业学校学习或参加职业技术、技能的培训，使他们能掌握一技之长。四是要进一步完善教育投入体制，在教育事业费、教育附加等投入资金上向承担义务教育任务重、接受农民工子女多的学校倾斜；除增加政府财政投入外，还要通过设立“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扶助基金”，组织社会各界捐资助学等方式，多渠道筹措资金，增加对农民工子女多的学校的投入；要加快城区学校的改扩建工作和教学设施的修缮补充，帮助学校特别是农民工子女多的学校改善办学条件。五是要深入推进教育人事制度改革，在按规定核定学校教师编制的 基础上，根据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数量、发展趋势及实际教学需要，允许学校适当增加一些教师编制，或临时聘用、返聘一些教师；要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全面提高教师素质和水平，大力培养“一岗多能”和“双师型”的教学人才。

4、进一步改进学校管理，积极化解处理农民工子女在城区学习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一是改进教学管理。对农民工子女比较多的学校，可通过学校改扩建或设立分校、返聘有经验的老教师等办法，适当增加班级数，降低每班学生人数，防止班级生员过多的“大班化”教学影响质量和效果的问题；可尝试由市内重点学校或几所重点学校联手,在农民工子女多的地方创办、承办农民工子女专门分校；适当调整教学计划和方法，将班上同学根据学习基础和理解、接受能力分成若干个组，有的放矢地组织教学；也可成立由若干老教师组成的辅导小组，专门对基础比较差的农民工子女进行辅导和补课，帮助他们尽快缩小与其他同学的差距；允许农民工子女根据其自身学习基础和自愿，在原来所处年级上降一个年级入学，使其实际学习水平与城区学生的相应水平相适应。二是组织班级同学开展互帮互学，由老师指定一到二名城区学生对口帮助一名农村学生；或由几名基础、成绩好的同学带一、二名成绩差一点的同学；通过组织班级活动、学习讨论、兴趣小组等，加强城区学生与农村来的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帮助他们消除隔阂。三是加强对老师和学生的思想工作，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教育老师和城区学生不要对农村学生、家庭贫困学生和学习基础差的学生进行歧视、嘲笑或侮辱；要帮助农村学生努力消除自卑、气绥、孤独甚至自暴自弃、逆反抗拒、报复他人的心理。努力在学校老师、同学之间营造形成尊师爱生、互信互助、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促进同学们健康成长，共同进步。

关注随迁子女就学 篇3

代表委员声音:

天津市政协委员黑振桐: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 在教育教学、评优奖励、考试竞赛以及教育收费等方面, 做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本地学生一视同仁。

辽宁省政协委员潘毅:积极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兴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建立公正合理的评价体系和监督机制, 给予农民工子女学校合法身份, 大力支持其发展, 增加农民工子女就学机会, 减轻公办学校压力。

就学问题 篇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健全教育投入保障机制，促进城乡、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上世纪90年代后，第二轮“城市移民”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流动人口外出打工日渐出现“家庭化”趋势，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难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我市是用工大市，外来建设者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许多外来工子女已被城市接纳，实现了在城市就学的愿望，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难有以下几种状况：其一，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问题往往是受户籍制度、教育投入机制影响的结果，没有城市户籍或是离开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童，在所居城市很难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其二，公办教育学校限制多，使得外来务工子女多在简易的民工学校就读。由于民工学校收费方式比较灵活，招生条件宽松，入学办理手续简单，而公办学校招生往往先满足本地生源，才会考虑外来民工子女，并且，公办学校在入学办理手续上要求民工子女要持有流入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证明、暂住证、健康证等一系列证明，往往使得想让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家长奔

波、折腾一番，这让当初到城市务工人员积极性受损。其三，现行中、高考制度规定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中考高考，各省(区)教材、考试题目不同，给农民工子女考生造成了心理压力和很多不便。建议：

第一，建立平等教育机制，减少公办教育入学户籍限制，使外来务工子女能够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第二，减少公办教育限制条件，简化入学手续，平等对待不同生源的受教育者；探索制订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第三，加大社会宣传，营造平等和谐的氛围，让社会、学校、家庭共同为下一代营造更加健康、宽松的成长和学习环境。

翁荣金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外来建设者子女就学问题的关心。外来建设者子女入学问题关系着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教育局在市委市府领导下，历来重视外来建设者子女的入学问题。近年来，我市认真执行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工作的意见》精神，这几年教育局采取公办学校解决为主的方针，充分挖掘公办学校的招生潜力，尽最大可能招收外来建设者子女入学。严格执行省政府文件要求，我们将外来建设者子女入公办学校条件设为在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且父母在义乌有居住证（临时居住证），只要符合以上条件的，就可以在公办学校申请就读。近年来每年新增外来建设者子女在义就学人数都在5000人左右，目前在我市公民办学校就读的外来建设者子女就有5.5万人。从2008年开始，市政府把解决外来建设者子女入学问题列为政府十大实事，要求公办学校在原有基础上每年增加3000个学位接纳外来建设者子女入学。可以说，近年来新建的环中心城区的十余所学校，如前店小学、荷叶塘初中、黎明小学、东洲小学等等，外来建设者子女比例均在50%以上。从2007年起，利用学校撤并后的闲置校舍，创办了何宅小学、隔塘小学等6所公办处来建设子弟学校。2011年在连续两年增加的基础上再增加3000个学位。我们可以承诺，只要符合省人民政府相关规定的外来建设者子女，我市将可以全部予以接收。面对每年数千人的入学增量的压力，无论哪座城市都是困难的事，土地、经费、师资等要素筹措越来困难，且建设需要时间周期，短期完成如此数量的学校建设确非易事。因此，也需广大市民的充分理解并共同克服困难。在“十二五”规划中，我市已将企业中的员工包括企业家及外来建设者子女的教育纳入到我市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规划中，我们将在城郊及镇街新建小学二十余所，预计到时可以扩招三万余名学生，可以基本解决外来建设者子女在公办学校的就学问题。我们继续按照我市城市发展规划，统筹规划我市的教育事业，以满足全市人民（包括外来建设者）的教育需求。

同样，如果省政府制订出台外来建设者子女可以在本地参加中高考，我市将会按要求执行。

钱伟长国家需要我干,我就学 篇5

《左传》说“大上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 此为之三不朽。”应该说, 钱伟长先生无论是修身立德, 建功立业, 还是言传身教, 均已达到了“三不朽”的境界。他的传奇般的人生, 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他的爱国敬业、无私无畏的精神, 求真务实、追求创新的理念, 敢作敢为、坦坦荡荡的人生态度, 是我们永远的楷模!

专业, 择国家需要而攻

钱伟长先生一生学过十几个专业, 科研生涯涉足几十个行业, 有选择, 也有放弃。每一次重大的改变和选择, 都是因为国家的需要。他说:“回顾我这一辈子, 归根到底, 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为了科技强国的梦想, 他弃文从理。为了报效祖国, 钱老也曾经放弃过美国8万美金的高薪工作。在人生重要关口的选择和放弃, 诠释了这位老人贯穿一生的爱国情怀。

1931年, 当他以中文、历史两个满分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时候, 日军侵占东三省的炮声, 让他作出弃文从理的抉择, 改学了物理, 并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刻苦, 在试读一年的时间里, 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 补上了原先总共只考了25分的数理化课程, 因为他要学造飞机大炮, 抗日救国。

1946年, 他在美国和导师——“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合作发表论文《变扭率的扭转》后, 以探亲的名义悄然回国, 并出现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 承担了工学院全部班级的力学课, 因为祖国需要他回来建设新中国, 因为学校当时缺少力学教师。而此前在国外, 他搞过雷达、火箭、航空工程, 并非专搞“力学”。

1955年前后, 他参加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 在激烈的争论中, 他和钱学森、钱三强一起, 顶着压力, 极力主张列入原子弹、宇航、计算机和自动化等4个项目, 而没有提自己的专业, 因为诞生不久的新中国需要它们来扬眉吐气。

浩劫当年, 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 由于没有高能电池, 我国的坦克只能走走停停。“靠边站”的他就研究起了电池, 一搞就是6年, 做出的电池不仅体积小, 而且能量高出8倍多, 大受工厂、部队和地质勘测部门的欢迎。

拨乱反正以后, 年届60的他, 又迷上了计算机, 不是赶时髦, 只因为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国家需要我干, 我就学”。

多舛的命运, 磨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再坎坷的磨难, 也销蚀不了他的那颗赤子之心。

所以, 他在许多场合, 反复告诫师生:“我们中国青年应当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应当用高尚的思想去指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承认现在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 对此, 我们不能光抱怨这个社会有问题, 我们自己同样有责任。我们的民族若没有那么一批人敢把国家的责任挑起来, 用全部精力为国家和民族工作, 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永远被人欺压。”

后人常常惊叹于钱伟长对新学科的掌握速度, 他自己也说:“我可以临时开一个题目, 保证三个月内就可以开展。我会查资料, 看书也快, 今天干完这个, 明天就可转到另外一个题目去。”这种能力源于他非常注意学习方法。他被大家称为“万能科学家”, 可钱先生认为这是个被骂的称谓。他认为, 他不过是善于学习和总结, 站在巨人的肩上, 借鉴他人的智慧, 并融会贯通进行创新。有人说他是“天才”, 钱伟长说:“我不是天才, 我的学习是非常勤奋的, 我发现很多东西我还不懂, 需要, 我就学。你们不要相信天才论, 关键在于刻苦和努力。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问题在于你肯不肯学, 敢不敢学。”

钱伟长曾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口头禅:“我36岁学力学, 44岁学俄语, 58岁学电池知识。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 我学计算机是在64岁以后, 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试问, 在今天还有多少人能像钱老一样活到老、学到老?在钱伟长的家里, 70岁以前没有电视机, 因为怕看得多浪费时间, 而且50多年了一直保持“开夜车”的习惯。到老了他还自信地说:“这么多年来, 我没有懒过, 我的知识没有老化。”事实上, 88岁时他还写了一篇50多页的长篇论文《中国魔方的构造特性及其不惟一性问题的研究》, 让许多人称赞不已。

在一张钱伟长先生去世前的作息时间表里,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先生规划有序的生活状态和永不疲惫的求知学习精神, 他说:“我没有休闲生活, 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不胡思乱思, 所以我身体健康。工作就是我强身健体的秘诀, 脑筋用得越多身体越好。我睡眠时间不长, 但睡眠效率很高。工作其实就是最好的休息。”

上午8点半左右开始工作。他首先要浏览当天的各种报纸, 读完报, 秘书要向他汇报一些工作。接待来访者、开会一般都安排在9点以后。虽然已是耄耋之年, 可钱老对教育的现状、学校的发展、院系的设置还经常惦念着, 并且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人们也信任这位经验丰富的老人, 遇到问题总是喜欢向他请教, 请他出个主意。

下午3点到5点又是钱老的工作时间了。除了外出开会和听取汇报, 老人一般在这段时间里要处理各种来信。由于钱老是德高望重的大科学家, 因此来信多是向他表示问候, 也有人向他请教问题, 处理每一封信老人都不厌其烦, 而且非常认真。

晚上6点半至7点半是钱老的散步时间。过去他要求自己每天至少要走3000步, 但近些年身体状况有所下降, 走不到3000步, 但这个习惯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在9点半休息之前, 钱老通常会在家人的陪伴下看一会儿电视。除了新闻外, 老人最喜欢的当属体育频道。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就是个体育健将, 现在仍是个体育迷, 他说:“现在动不起来了, 就看看人家比赛。”碰到喜欢的赛事, 老人也会提前把闹钟上好, 半夜三更爬起来看直播, 那种痴迷的劲头丝毫不亚于小伙子。

钱老现在最关心的是三件事:一是如何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二是高等教育的发展, 尤其是人才的培养;三是科学研究的发展, 特别是自主创新。钱老说:“自主创新, 就是自己国家的问题自己解决, 国家需要我工作到什么时候, 我就工作到什么时候。”

校长, 为办兴国教育而任

著名数学家丘成桐院士说, “为什么中国至今无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会有钱学森之问, 症结在于中国学者缺乏科学精神。”钱学森留下的问号: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上至共和国总理, 到每一个有热血的中国人, 无不在扪心自问, 问题到底出在哪?其实钱伟长校长也早已经给我们身体力行了。

上海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说, 其实钱老一直试图在中国的大学里实现一种理想:重新勾勒西南联大自由活泼的教学氛围、加州理工学院积极严谨的科研氛围, 如果大学校长都按照钱老的做法去做, “钱学森之问”的问号就能拉直了。

钱伟长逝世前, 是我国年龄最大的大学校长, 也是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高校校长。他给上海大学定下的办学宗旨是:“我们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 一个爱国主义者, 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 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门家”。

让人奇怪的是, 钱伟长为什么会选择已经两年没有校长, 全校的学生不足千人, 被上海人称为四等学校, 当时在全国并不知名的上海工业大学?

这还要从1956年谈起, 这一年钱伟长参加了我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 并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 被周总理公开赞誉为“三钱”。也在这一年, 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 谁都不会料到, 他在这个位子上的时间竟会十分短暂。五十年代, 正是我国全面照搬苏联模式的时期, 中国的高等教育, 也选择了苏联式的高度集中和专才教育。1957年1月, 钱伟长发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一文, 反对苏联模式中不合理的部分, 并且提出要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等意见。钱伟长的教育理念, 一经提出便在清华园内引起了长达三个月的大讨论, 在随后而来的反右运动中, 这种讨论却以政治方式而告终, 1957年6月钱伟长被停止了一切工作。

文革后, 邓小平复出, 主抓文化教育工作, 使知识和人才重新得到尊重, 之后他又提出, 要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新时期的主要任务, 于是人才培养就成为了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就在1983年的一天, 已经七十一岁的钱伟长, 突然接到一纸调令, 并且是邓小平亲自签署的无限期任命, 他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钱伟长需要一张白纸来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 他的目标是要把上海工业大学建造成世界一流的, 像加州理工大学一样优秀的大学, 而当时百业待兴的上海工业大学正是他对教育事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最佳场地。

那一年, 在上海工业大学研究生奖学金授奖大会上, 钱伟长校长说:“我们不能糊涂, 必须认识到没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强大的国家, 就没有一个民族真正的生存条件。若一个民族连独立生存的条件都没有, 整个民族是一个无国籍、没归宿的群体, 你个人又能逃到何方?”

对此, 从青年时代起, 钱伟长就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所以, 他会在1935年, 走进“一二·九”抗日救亡大游行的示威行列;他会在1939年, 第一次考取中英庚款基金会公费留英, 从上海出发时, 因为必须途经日本需要日本签证, 而毅然把护照扔进了黄浦江;他会在1948年, 有机会重返美国加州喷射推进研究所接触最新课题时, 因为签证申请表上填写“若中美交战, 你是否忠于美国”一栏中, 决然填上“No”, 拒绝赴美。

故而, 他在上海大学宣布成立的第一天起, 就喊出了藏在心中多年的心声:要办出能兴国的教育!他说:“新上大的建设要着眼于改革。眼前以教学改革为主, 各个环节都要仔细研究怎样更符合新的形势, 为建设新上海服务。上海的建设以经济、金融、贸易为中心, 是个口岸城市, 产业亦将向知识密集化的高科技产业发展, 应有各种人才, 每一个人才都需要广泛的知识面, 因此教学要进行相当深的改革, 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新合并的上大的总体指导思想是,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进行改革, 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1992年钱伟长又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 刚开始时压力重重, 后来在几年内竟风行全国。凭借这种求实创新的教育改革和独特的教育理念, 1993年, 上海工业大学合并了四所学校, 成立为现在的上海大学, 从原来只有八百名学生, 发展为目前的在校学生三万人, 1996年上海大学又成为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 同时教学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近些年的全国三十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 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从来没有哪一所学校像上海大学一样, 校园里处处都有一个人的影子:学校的路名是钱伟长与妻子孔祥瑛一起制定的, 乐乎楼的名字也是夫妻共同想出来的, 泮池的建造也是他的构思, 学校的整体文化氛围都是他营造的。甚至连“教学大楼之间要有相连的通道”, “女厕所安排的面积要比男厕所大一些”……这些细节的地方都被钱老标在合并后的上海大学新址规划图上。

钱伟长一直主张文理渗透, 并提出要发展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他坚持在新校区为美术学院单独盖起了一幢楼, 并把上海滩的艺术大师请来, “美术学科可以结合文理学科的长处, 美术学院也可以为大学的艺术教育做贡献, 而艺术要靠熏陶, 熏陶要靠艺术大家。”他对体育教育也非常重视, 为学生建起了一流的体育设施, 找体育老师座谈, 跑到篮球队、排球队看队员们训练。

钱伟长不拿学校一分钱工资, 不要学校一平米的房产, 而他却经常自掏腰包——看到新校区的树长得慢, 他找来后勤的老师, 说自己出10万元买营养液。

就这样, 钱伟长在校长位置上一干就是27年, 提出了一套完整、丰富、系统、科学的中国高等教育理论, 提倡拆除“四堵墙”, 拆除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 拆除教学和教研之间的墙, 拆除各学院和各专业之间的墙, 拆除教与学之间的墙。

对于上海大学来说, 钱伟长是这所学校的总设计师, 学校的建设、教师的引进、学生的培养无不凝聚着钱伟长的思想结晶。他在中国大学间开创性地提出了学分制、短学期制等等的课程培养模式。

“他为学校创造了一种自由民主的氛围, 他重点强调学术发展要为经济服务, 在出人才的同时出成果, 产学结合, 紧跟时代发展。”戴世强说。

创新, 让大学顺应社会而变

翻开他那本近50万字的专著《论教育》, 收录的90篇文章, 集纳了他半个多世纪殚精竭虑的思考、实践、探索、体会和认识;他的教育思想求真而务实, 就像他治学的一贯风格。

“我做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有需要, 我就干;有不懂的, 我就学;边干边学, 摸着石头过河, 只要对岸有果子要摘, 再宽的河也要过。”

半个世纪过去, 如今在上海大学的改革讲台上, 钱伟长先生依然初衷不改:“现在大学里有两大缺点, 一是太死, 二是太专。你们的基础应该宽, 基础宽才能爬得高, 这如同盖房子一样, 基础是很重要的。从科学工作来说尤其如此, 如果你的知识不全面, 要理解科学发展就很困难。所以我不主张太专, 主张基本的东西要宽而不要太窄。现在上海大学就尽量去掉专业, 而改用选修课的方式, 即不是所有课程都是必修, 可以选修, 着眼面要宽。”

钱伟长多次讲道:“我最好的学生, 就是那些毕业时脑子里充满了问题的学生。”他在论及创新时曾说:“创新首先要有科学性。创新精神不是拍脑袋, 科学创新要搞清楚有什么局限性。科学实践告诉我们, 真理有普遍性, 也有局限性, 超过这个局限, 真理就成了谬误。

自然科学中的定理就有很多限定, 所以实验必须在符合必要的条件时才能重复。什么叫科学发展进步了呢?就是某些条件变了, 把从前的科学真理加以改造, 突破原有的局限, 这就叫进步, 叫创新。”

钱伟长要求设立这样的实验课:实验的范围要超过教科书讲述的范围, 要让学生在实验室里看到, 超出了规定条件, 实验结果就不一样了。现在上海大学2500项教学实验中, 有近300项达到了创新性实验的要求, 即满足了非验证性、超出教学大纲这两条要求, 也符合教育部开展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和开放实验室的要求。

钱伟长认为:“高等学校必须是两个中心、一支队伍, 教学必须与科研结合。作为一个教师, 搞好教书育人工作, 这是必要条件, 也要从事科学研究, 这才是充分条件。”为此, 上海大学提倡:教师要能够讲授一门以上的主干课程, 承担一个研究方向的课题, 到一个工厂 (企业) 兼职, 经常深入到生产实际中去。钱伟长说:“科研反映你对本学科清楚不清楚。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子, 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 没有灵魂的教育。”

“教与学本来是一对矛盾, 教虽然有指导作用, 但毕竟是外来因素, 学才是内在因素, 学生只有通过主动学习, 才能把老师教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 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这是他几十年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最深切感悟。

钱伟长说:“教会学生自学, 也就是教会学生战胜自己”。现在上海大学已经明确提出, 自学能力是对一个合格的本科生的要求, 不管是什么学科, 当你毕业的时候, 已经成熟的经人总结的知识, 不需要老师教应该自己能学会, 达到这样的水平就是一个合格的本科生。

对于硕士研究生, 应该要求培养调查研究能力。这个调查研究在不同的学科里有不同的内容, 社会调查、文献调查、生产实践调查, 这些都是对所研究的领域里正在发展的东西的调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在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对于博士研究生, 应该具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一个真正的博士研究生不应该是老师给题目他去做的, 而是应该老师向他介绍几个发展比较快的领域, 由这个博士研究生本人, 经过调查研究提出问题, 由导师来帮他把把关, 看是不是有条件在这段时间里完成。这样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就能成为我们师资队伍建设所需要的年轻教师。当他毕业的时候, 他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解决, 但他已经知道如何进行调查研究, 如何提出问题, 如何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怎么往下做。这样的博士, 才真正具有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

钱伟长先生是上大的旗帜、精神领袖, 有很多人到上大就是慕其名而来。他的话不多, 却发人深省、耐人寻味。例如, “我没有专业,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不是党员, 不过我还是拿党的事业作为我的终生事业。为了我们的民族, 我们个人吃点亏不要后悔, 不值得后悔。”“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 所学的课程也好、专业也好, 无非是一种载体, 通过这个载体来促使大家掌握这种方法”……鞠老师说:“我当时就是奔着钱老来的, 钱老的精神影响了我, 也会影响到我的子女, 他的精神至少会影响三代人, 没有了他上大依然会在他指引的方向上前行。”

上海大学现任执行校长周哲玮是钱伟长的学生。他当年在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 问老师:自己今后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不料挨了钱老一顿批评:“你怎么还是那套做学问的想法, 什么叫往哪个方向发展?国家将来需要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我这辈子就是这样的。”

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也说, 钱伟长先生这十年来培养了一支团结的领导队伍, 上大在2000年的时候定了一个20年目标, 就是2020年上海大学接近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会一直沿着他指引的方向走, 他可以走得很安心……”

钱伟长先生无论是修身立德, 建功立业, 还是言传身教, 均已达到了“三不朽”的境界。

大学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 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 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门家。

他为学校创造了一种自由民主的氛围, 强调学术发展要为经济服务, 在出人才的同时出成果, 紧跟时代发展。

就学问题 篇6

1.1 网上调查显示

近几年考研报名人数增幅不断下降, 2008年基本没有增长, 考研考生的规模保持了相对稳定。研究生在就业时优势日益薄弱, 今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 就业更加困难。这种形势下, 2009年考研人数会变多还是减少?

新浪教育对此做出了网上问卷调查:在参与调查的6301人中, 有45.77%的人选择了会变多;有54.66%的人认为在就业优势方面, 研究生总比本科生强;同时, 对于“金融危机对考研有什么影响?”这一问题, 有60.78%的人认为金融危机造成就业困难, 这种情况下更多人会选择考研。

1.2 报名结果显示

200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已处于现场确认阶段, 基于报名结果各个省份新闻媒体纷纷报出诸如:“2009考研报名人数增多”、“就业有寒流、考研掀热潮”之类的报道。大部分省市都已证实2009年考研报名人数增加, 竞争激烈, 其中, 应届毕业生占主流。

2 背景分析

在思考现象原因之前, 首先进行的是引发现象的背景分析, 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即经济状况, 这就不得不提到次贷危机:

2.1 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 (subprime lending crisis) 又称次级房贷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 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

本次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进而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直接与间接影响。

2.2 次贷危机影响我国就业市场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 使全球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对我国经济发展也造成一定影响。就业, 从来都与宏观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增长速度趋缓, 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减弱。从劳动力市场监测情况看, 本年度第三季度企业用人需求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一些地区新增就业人数增速减缓。

(2) 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特别是纺织服装、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困难较大, 对就业带来不利影响。

(3) 外贸出口型企业由于对外依存度高, 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大, 出口的减速将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影响对外贸出口型企业、纺织、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外来农民工是比较大的。

据报道, 目前, 已有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由于“无工可做”提早“返乡过年”。

由此可见, 次贷危机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总体上提供岗位数量锐减, 劳动力需求减少, 失业人数增加, 劳动者尤其是缺乏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就业难度增加。

3 就业与就学的决策分析

在分析了现象的背景后不禁存在这样的问题:毕业生是如何进行就业与就学的决策?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中国毕业就业更加困难, 作为毕业生个体是如何进行决策的?

3.1 模型介绍

(1) 教育投资分析。

①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

在一般情况下, 人们在接受完法定普通义务教育之后, 将面临多种选择, 如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的机会;或是继续接受学校教育, 进行更高层次的人力资本投资。那么, 人们究竟是选择继续上学还是选择就业呢, 这其中必然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 在诸多要考虑的影响因素中, 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因素, 即各种形式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②教育投资分析模型

教育投资同物质投资相似, 并不是投资越多越合理, 必须同时考虑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以及特定的约束条件。以下是一个简单的教育投资分析模型:

教育投资分析模型可以用图1表示。

在图1中, 曲线AB代表22岁本科毕业后不考研, 立即进入劳动力市场谋求就业的终生收入曲线。曲线CD代表本科毕业后先读研, 毕业后立即进入劳动力市场谋求就业的成本——收入曲线。

图中横轴下的区域I代表读研期间支出的直接成本, 横轴上的区域II代表读研期间所放弃的收入:即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区域I与区域II面积之和, 为读研的个人总成本或总投资, 区域III表示研究生毕业后可获得的净收入增量, 它应该等于读研后再谋求就业所能赚得的终生收入与不上大学直接工作所能嫌得的终生收入之差。

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假设劳动音工作至60岁退休, 并且哲不考虑60岁以后的各种福利待遇情况。

由模型可以看出,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决策方式应该是比较III部分①的现值与I+II部分的现值②:当①>②时, 选择就学;相反则选择直接工作。

3.2 模型变化

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变化。由于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不景气, 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收缩甚至衰退期。经济周期变化会对进行该决策的理性人的决策结果产生影响, 当经济不景气时, 个人的教育投资分析收入流曲线发生了移动 (图2)

此时, a部分是由于经济不景气造成选择读研的个体与毕业直接工作的个体净收益即收益成本差所增加的部分, 显然, 这时由于毕业后立即工作的收入减少, 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减小, 那么继续读研的机会成本降低, 选择读研就更经济。

4 可能的应对办法

对于本次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经济不景气可能的应对办法中诸如: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一般应对经济危机、促进就业的手段自不用说, 针对本文的分析结论进行了一些其它方面可能性的思考有待尝试:

(1) 政府与社会增加为应届生提供福利性劳动力市场信息交流机会。

政府通过增加为应届生提供福利性劳动力市场信息交流机会, 可以降低毕业生直接就业的本。虽然次贷危机引发毕业生考研热, 但是由于每年的招生数量有限, 依然会使问题的核心回到就业上来, 因此, 促进就业依然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

在经济不景气时, 政府通过增加为应届生提供福利性劳动力市场信息交流机会使其教育投资收益曲线发生移动, 降低工作寻访成本, 可以实现促进就业的目的。

(2) 依据经济周期的变化适当、灵活调整研招数量。

教育部门可以适当、灵活的调整研招数量, 使年招生比例与经济周期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相关联。

这样做不仅可以暂时缓解当期的就业压力, 而且使研究生招生考试更加公平——保持相似的年竞争激烈程度, 保证招生质量。

(3) 把握专业调整的时机。

在促进就业的问题中, 对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来说, 结构性失业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调整专业的设置使其与市场需要更加契合也就变成了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

对于毕业生来说, 如果在就业与就学间做过决策, 那么, 即使最终选择了就学, 他依然会将未来的就业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即选择那些相对就业前景好的专业使自己在毕业后更容易进入劳动力市场。

此时, 教育部门如果把握时机对个大高校进行专业调整, 对结构不优势的专业与具有结构优势的专业进行招生比例与数量的调整。那就势必将教育改革向前的步伐加快, 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缓解未来可能存在的就业压力。

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经济状况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对由次贷危机影响下就业与就学的决策进行分析。

关键词：次贷危机,劳动力市场信息,教育改革

参考文献

[1]杨河清.劳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5) .

[2]李灵丽.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J].中国外资, 2008, (4) .

标签化对残疾儿童就学的负面影响 篇7

一、“贴标签”使残疾儿童处于弱势地位

对小学生来说, 教师永远是正确的, 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和评价至关重要。张宝莲对100名教师抽样调查发现, 对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持否定态度的达67.3%, 其中认为这些学生能力差或难以理解所学知识的教师达总数的65.68%。可见, 我国普通教师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在普通班级随班就读的态度上是很消极的, 这种“贴标签”的态度必然会影响到特殊儿童的教学中, 也势必通过心里暗示作用影响残疾儿童学习。

反应迟钝、自卑、少言寡语、学习成绩中下等是教师对残疾儿童的一般评价。在调研的5个中心小学的19个残疾儿童中, 只有3个残疾儿童被教师认为表现较好, 学习成绩在班里排在前10名, 其他16位残疾儿童都是中下等, 其中有10多位经常垫底。学习好的这3个学生中, 一个是大花中心小学三年级女生;一个是马托中心小学二年级男生, 他的父亲是他的老师;一个是古二中心小学四年级男生, 他的父亲是学校所在地的村主任。尽管他们三个不在一个学校, 但教师对他们的评价都是“爱学习, 听话, 乖巧, 讨人喜欢”。教师认为学习中下等的残疾学生普遍存在反应迟钝、自卑、少言寡语等现象。上课时他们不像其他非残疾学生交头接耳, 爱做小动作, 但是总是感觉他们听不懂, 偶尔提问他们, 他们扭扭捏捏, 很不大方, 有时喊几遍他们都像没听到似的。残疾儿童的作业一般也不如其他孩子作业的字写得好, 题做对的多。考虑到他们是残疾儿童, 上课很少提问他们, 作业也很少让他们重做。

教师很少用“反应迟钝、自卑、少言寡语、学习成绩中下等”评价非残疾儿童, 即使是对两个表现相似的残疾儿童和非残疾儿童。马托中心小学四年级班主任张教师通过比较、反思后说:对残疾儿童“贴标签”, 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心里作用, 如, 他教过的肢体残疾儿童A和非残疾儿童B在其他方面都差不多, 只是下课后, 非残疾儿童B更活跃些, 但是却很少把“反应迟钝、自卑、少言寡语、学习成绩中下等”评价用到非残疾儿童B身上。究其原因, 可能是因为下课和其他教师闲聊时, 大家总结残疾儿童的弱点多一些。这样的“贴标签”和一系列心理暗示交互作用使得教师对待残疾儿童产生行为上的偏差。

据观察, 课间休息时, 学生三五成群在校园内玩, 有说笑逗乐的, 有玩游戏的, 有追打嬉闹的, 但是残疾儿童常常是形单影只, 很少见残疾儿童和其他学生沟通交流并参与到他们的活动中。绝大多数残疾儿童随着年龄增长而表现得越来越孤单。主流族群通过将残疾人群体标签为“残疾”等来打击后者的就学和参与机会。更糟的是, 那些被贴标签的人由于被界定为“有问题”, 他们会自暴自弃, 继而进一步采取违反规范的行为, 这样似乎应验了社会对他们的偏见和该标签的效应。

二、“去标签”使残疾儿童处于弱势地位

调研到的所有教师都一致表示, 他们都关爱残疾儿童, 没有歧视、排斥过残疾儿童。班里排座位主要是按学生高低, 一般是身材矮的在前边, 身材高的在后边, 但是会把学习不好且爱捣乱或者上课爱睡觉的调在后边, 把学习好且爱学习的调到前边, 这方面没有考虑谁是否是残疾儿童及残疾类型。对待迟到的任何学生都站在教室门口, 等下一节课再进入教室, 这是惯例, 没有谁提出过不同意见。有的教师确实关爱残疾儿童, 从思想和行为上对残疾儿童支持, 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残疾儿童受到隐形的社会排斥。

残疾儿童坐在影响其正常学习的座位上、残疾儿童在学校受欺辱等都会影响在校残疾儿童的社会融合。但是, 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 无论是残疾儿童、非残疾儿童或者教师, 已经在这种状态下形成了一种固有的社会认知、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 这种文化内化于每个成员的内心深处, 他们在这种文化的指导下从事种种社会活动, 可能会认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例如, 学校长期按学生身体高矮以及综合学习成绩排座位, 农村学生之间“嬉闹”属于正常现象等。在残疾儿童因为身体“缺陷”需要帮助时, 如, 在排座位时, 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肢体残等残疾儿童需要得到教师的帮助, 把他们排到前面, 离教师、黑板近一些, 以便于看见、听到, 然而这时教师却把他们和非残疾儿童一样对待了, 这样“去标签”增加了残疾儿童求知的困难。许多残疾儿童因为看不到教师板书, 听不清教师讲课而辍学。

摘要：本研究用标签理论研究残疾儿童在校期间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研究发现, “贴标签”使得教师和学生对残疾儿童产生偏见, 使其处于弱势地位“;去标签”使残疾儿童的弱势性得不到照顾, 残疾儿童固有的弱势地位得不到改善。

就学问题 篇8

1 现有就学资助的实施与现状

改革开放后,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实行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这样的经费负担结构使得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经费难以得到保障。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财政收入重心上移,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更为严重。2001年6月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2003年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扶持农村经济困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助学制度,2005年年底,国务院决定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2006年开始,我国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从2007年起,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全国财政将新增经费470亿元左右,用于调整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有关政策。至此,从2006年至2010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累计新增经费,将由原来的2 182亿元至少增加到2 652亿元[1]。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以下简称“新机制”),“两免一补”成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资助范围最广,力度最大的就学资助形式。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除学杂费的义务教育,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体系,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提高全民族素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到2007年,全国近1.5亿名农村学生免交了学杂费,3 80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得到了免费教科书,78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得到了生活费补助。

2 现有就学资助制度存在的弊端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实施“新机制”以后,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和农村中小学的办学经费,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实行“两免一补”政策,是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上学难,让每一个适龄儿童都能够接受义务教育的重要举措。 “两免一补政策是民心工程,是阳光工程。”它极大地提高了贫困家庭支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把一些农村贫困生从即将辍学的边缘上挽救回来,其社会效应和实际作用显而易见。但由于实施“两免一补”的时间不长,加上农村义务教育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情况也比较复杂,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

2.1 配套资金成为地方执行政策中的“卡壳”因素

“两免一补”政策配套资金过大,部分县级财政负担不起。“两免一补”政策规定:由县级财政负责安排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资金。那么,受助者越多,寄宿学生也就越多。虽然上级补助多,但地方政府所需支付的“一补”配套资金也就越多,如果配套资金全部由当地财政负担,有的宁愿减少受助贫困生总数。同时,贫困生多的学校,往往学校也贫穷,如果上级的助学款、办学经费不及时到位,随着受扶助的贫困生增加,学校只好压缩办公经费,减少教学投入,从而影响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

2.2 政策执行效果未能达到最佳效应

虽然“两免一补”政策在绝大多数地方得到认真、全面地贯彻执行,但其执行的效果并不能让农民群众满意,部分困难学生家长对孩子在教育上的投资仍有所顾虑。此外,仍有大部分贫困家庭学生还是享受不到“两免一补”资金的帮助,从而影响到“两免一补”政策通过国家负担一部分来鼓励农民加强自身教育投入,达到促进农村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实际成效。

2.3 贫困学生认定工作难度大,救助对象界定困难

“两免一补”政策的执行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贫困学生的认定工作是这项政策执行的重中之重。但由于政策规定、发展差异和部门职能的影响,贫困中小学生的认定工作难度较大,认定的准确性也不高,大部分地方的贫困认定工作都是“大概”加“估计”,并没有准确的标准来衡量,而且地方之间标准也不一样,规范操作性差。

2.4 发放程序繁琐,容易造成资金迟发或截留

“两免一补”政策规定:享受免费教科书的贫困家庭学生每学年评定一次,要根据农村贫困家庭脱贫、返贫的实际情况,对受资助的贫困学生作出适当调整,确保贫困家庭学生享受资助。地方各级教育、财政部门要自下而上逐级建立贫困家庭学生动态基础数据管理系统。在实际操作中,“两免一补”资金的发放都要经过以下6 个方面的程序:下达资助人数、公开资助信息、资助申请、评审及公示、资料上报、信息公开。由上至下下达资金指标和控制名额,再由下至上汇总上报数据信息, 再由上至下拨付资金发放到学生手中。在这必不可少的“一上两下”程序中,既要核定数据及名单,又要公示信息;既要填报申请,又要审核评定,发放程序过于繁杂,容易形成资金的迟发、挪用或截留现象。

3 完善就学资助制度的几点建议

“两免一补”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就学资助制度的重要基础,就以上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进一步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责任

地方各级政府应在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申报、分配机制的基础上,按照中央规定分担比例,逐级落实应由地方政府分担经费的投入责任。省级政府应加大对本省的统筹力度,重点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经费保障水平,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责任真正落实到位。同时,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逐项清理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多方筹集资金,逐步消化旧债,同时应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举债情况的跟踪管理,统筹规划并逐步改善其办学条件,防止出现新的债务,促进农村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3]。

3.2 扩大“两免一补”的资助范围和标准

“两免一补”政策的对象是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发放“两免一补”资金是减轻他们的家庭负担、确保正常受教育的重要手段,因此这一政策对贫困人群及社会稳定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国由于贫困生基数较大,仅以目前的资助范围和标准不足以彻底解决贫困生入学问题。因此,为了让更多家庭贫困的孩子能够沐浴到“两免一补”的阳光,建议中央、省级财政应进一步提高和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两免一补”的救助比例和额度,并将资助范围扩大到以学生为基础,而不是以地域为基础,让所有贫困中小学生包括城市里的贫困中小学生都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此外,还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县(市)的实际困难,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提高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的补助标准。

3.3 简化“两免一补”发放对象的认定程序和资金发放办法

当前“两免一补”政策的申报、审核、公示等工作都由基层学校承担,贫困学生的认定也由学校负责,由于工作手续较多,在加重学校负担的同时,也影响到了老师的教学。建议“两免一补”可以简化认定程序,明确认定机关。基层学校只负责“两免一补”资金资助学生的申报,具体工作则由政府牵头,组织民政、财政、社保等部门,组成专班对农村贫困家庭进行审核、公示和汇总,并将“两免一补”政策资助对象的认定与农村特困户救助、享受大病医疗救助和低保的家庭联系起来,将这部分弱势群体的子女纳入受助范围,这样既可缓解学校在认定、发放与教学上的时间冲突,为基层学校减压、简化认定工作,又可以体现党和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保证政策落到实处。在资金发放过程中,应允许县里结合自身实际制定灵活可行的发放办法,加强“两免一补”资金的监督管理,建立检查督办机制。使“两免一补”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3.4 吸收和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

全球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各个国家又有不同的义务教育资助措施[4],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所实施的义务教育资助制度,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资助措施,并优先在农村义务教育中推广,逐步的在我国全面实施,构成以“两免一补”为主,多种资助制度并存的格局,更好的补充“两免一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漏洞和死角。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报.2007-11-30-1.

[2]周济.在教育部2008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7-12-26.

[3]审计署.54个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及使用管理情况审计调查结果.2008-7-4.

就学问题 篇9

一、对逃避义务教育行为进行经济处罚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 第二章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二章第九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 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按照规定接受义务教育, 不得使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 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二、用经济手段调整义务教育就学行为的规范分析

(见图1) 与经济中的其他市场一样, 处于义务教育学龄阶段的劳动 (以下简称学龄劳动) 市场也是由供求力量决定的。我们现在把某区域内学龄劳动供需关系独立出来进行分析。如图Ⅰ所示, 假定该区域内学龄劳动供给为S, 在政府未对学龄劳动进行经济处罚时, 学龄劳动的均衡就业量为L1。假设政府开始对学龄劳动开始进行经济处罚, 罚款金额为P1。交纳罚金造成学龄劳动者的收入实质性减少, 这就使学龄劳动的供给减少, 雇主要想雇用学龄劳动者必须提高工资水平以部分抵消其收入的减少。这样学龄劳动供给由S1向左移动到S2, 均衡工资由W1提高到W2, 均衡就业量由L1减少到L2, 学龄劳动者的就业水平因此得以降低。 (见图2)

假定该区域最低工资水平为W, 现在政府将对学龄劳动者的罚款金额提高到P2 (P2>W) , 这时学龄劳动供给由S1左移至S3 (如图Ⅱ所示) 。S3位于成人劳动供给S0的左边, 意味着雇主必须付出比雇用成人劳动力更高的工资才能雇用到学龄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 基于学龄劳动者智力、体力、劳动技能和劳动成本等因素的考虑, 一般雇主将不会再雇用学龄劳动者, 这样就能有效地杜绝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少年辍学就业的现象发生。

三、建立科学完善的制度规范义务教育就学行为

(一) 建立统一完善的义务教育学籍管理体制

要想对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少年的就学行为进行全程管理监控, 就必须建立一套全国统一的、完善的学籍管理体制。按照现行的户籍管理规定, 新生婴儿出生一个月内其父母应凭相关手续到派出所为其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之后户政机关会以其户口所在地、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生成其终生身份证件号码, 这个号码终生不变。相关部门可以以这个身份证号码为基础建立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学籍。像户口一样, 学生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只能拥有着一个学籍, 该学籍也可以跟随学籍所有人延伸至完成高等教育, 甚至记录其终生的受教育情况。中小学学生在就学过程中涉及入学、转学、借读、休学、复学、升级、毕业、综合素质评价、学业考试、奖励、处分等管理工作所需的基本信息都要在学籍册上一一记录。学籍册上尤其要记录学生请假、缺课、逃学、休学等中断学习的行为以及校方对此行为的评估, 以作为判定是否进行经济处罚的凭证。全国实现统一的学籍管理后, 学校教育实现对接, 流动人口子女无论到哪里, 都要及时办理学籍迁移的相关手续以避免记录上出现中断学习的行为。

(二) 选择履行处罚职能的部门

在义务教育学籍管理制度中, 学校毫无疑问应该对学生在校期间的各种行为做出记录并对特定行为进行公正的评估。因此, 根据分权的原则, 再赋予教育部门进行处罚的职能是不合适的。所以, 笔者建议由公安机关作为履行处罚职能的部门。公安机关履行处罚职能有三个优势:一是公安机关负有维护国家法律、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职责二是公安机关是户籍管理部门, 将户籍管理与学籍监控结合起来, 便于将处罚效果落到实处;三是公安机关具有先天的执法优势。对未按法律规定完成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的处罚应由其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履行。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每半年持学生学籍册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一次就学情况, 公安机关根据学籍册上的记录做出是否予以处罚的决定。如果中小学生随其父母或监护人流入它地, 其父母或监护人应按期向流入地公安机关进行申报。流入地公安机关做出评定后, 将评定结果通知其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 仍由其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履行处罚职责。

(三) 确定处罚标准

如前述图Ⅱ所示, 对未按法律规定完成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的处罚金额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但是由于人口在国内能够自由流动, 而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又各不相同, 这就为如何确定处罚标准带来了难题。假如初中生甲的户籍在A地,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400元/人.月。而甲初中辍学, 去B地打工, B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200元/人.月, 这样如果A地公安机关对甲的监护人做出每月罚款400元的处罚决定, 对甲的影响就不是很大。因此笔者建议, 应以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中的最高者为全国统一的处罚标准, 并根据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同时, 对逃避义务教育行为的处罚应具体到天。假定月处罚标准为P元, 某初中生某月无故旷课N天, 则当月对该生监护人应该处以PxN/30元的罚款。

(四) 建立特殊家庭救助体制

对于那些家中有丧失行动能力的人、危重病人等特殊情况而又没有其他人可以照顾家庭的学生, 家庭负担势必会影响他们完成学业。在这种情况下, 学校有责任及时向民政部门进行申报。民政部门在核实情况后应对学生家人做出妥善安置, 以确保每个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都不失学。

(五) 均衡教育资源投入,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大城市、特大城市, 折射出两方面问题:一方面这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 是其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小城市、特别是那些偏远的中小城市发展的相对滞后。笔者认为, 人口过分集中于大城市、特大城市, 既加大了这些城市的负担, 造成这些地区人均资源紧缺, 也不利于国家统筹区域发展战略的实现。因此建议中央政府在进行教育投入时应加大向后发地区的倾斜力度, 尽快拉平国内各区域间的教育服务水平。中小城市和后发地区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本地人均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相对宽松的优势, 积极创造就业机会吸引人才和劳动力流入本地, 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公民在“用脚投票”的时候, 自然会优先考虑能够以更高效率提供公共服务、人均公共资源占有更多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讲, 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均衡分配, 将会有力的推动国内各区域间均衡发展。

摘要：近年来, 国家不断加大对教育投入力度, 但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现象却出现了强劲的反弹势头。因此, 国家有必要采取经济手段规范义务教育就学行为, 切实保证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少年履行受教育义务。

关键词：经济处罚,强制义务教育,就学行为

参考文献

[1]教育部.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R].北京.2005.

[2][美]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99.

[3][美]劳埃德.雷诺兹.宏观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4]刘景焕, 陈志勇, 李景友.财政学原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