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

非传统安全（共12篇）

非传统安全 篇1

一、大众传媒当前的发展背景

随着当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大众传媒已经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革, 随之而来的信息安全也摆脱了以往的控制和影响, 呈现出了崭新的信息形态, 并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逐步普及、卫星技术与手机、电视等的拓展结合、手机客户端应用群体的不断扩大, 第一媒介时代中以“播放型传播模式”为特点的信息模式已经过去, 信息传播的“第二媒介时代”已经到来。在第二媒介时代当中, 信息传播模式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变化, 单向的信息传播模式已经被人们逐步忽略, 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和信息安全已经无法完全适应当今社会新的发展要求。而“第二媒介时代”中的“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模式却能够集信息的制造者、信息销售者、信息消费者为一体, 构成新的大众传播交流模式, 在推动社会媒介变革以及发展的同时, 也为信息安全的管理和控制等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和挑战。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统计的最新数据, 中国自1994以来, 全国全功能联人国际互联网已经得到了建立和长远的发展。直到2006年底, 1.37亿人口成了我国的网民, 人数能够占到中国人口总数的11%。而实际上, 2006年的网民人数增长又完全高于往年, 与2005年同期数据相比, 2600万网民的数量成了增加数额, 增长率为23.4%, 并成了历年来网民增长最多的一年。[1]而根据专家的相关介绍, 在互联网和非传统的大众传媒当中, “百分之十”这个数字实际上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 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互联网使用的网民普及率, 对大众媒介的发展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和影响。在网民所占比例达到百分之十之后, 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和新媒体市场将获得过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互联网的发展将迎来更加快速、更加强劲的增长期和发展期。与此同时, 随着手机使用率的普及和手机功能的扩大、手机客户端以及3G、4G技术的进步, 移动新媒体的发展也是呈飓风式的进步和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统计的最新数据, 1700万人成了1.37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主要人群, 占网民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由此可见, 手机上网已经成为“第二媒介时代”重要的载体和成员, 并将成为互联网接入人群的重要方式。另外, 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等都已经成为以“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为特点的“第二媒介时代”的重要上网方式, 并对整个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和信息安全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重要的挑战。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 说明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发展, 中国的互联网时至今日已经得到了专业化、规模化的发展, 并逐步成了全国信息的传播载体, 俨然成了信息传播和发展的重要载体。马克·波斯特曾经针对这一情况提到过, 已经进入“第二媒介时代”的中国, 会出现十分明显的通信网、广播电视网、计算机网、手机网等的媒体融合趋势, 并逐步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之一。马克·波斯特所提到的媒体融合, 指的是通过互操、互联等计算机的电视网、通信网、计算机网等的网络资源的融合, 实现信息的统一接入和应用界面的统一使用, 让无缝融合的网络资源展现出更高的发展效率, 让用户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能够接入和发布信息, 进行多种方式的信息应用和方式转换。由此可见, 第二媒介时代的信息容量、信息质量、信息传播速度、信息传播手段、信息传递空间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信息的传播方式和网络的传播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专业化、规模化的时代, 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已经成为全国信息传播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一现象在带来机遇的同时, 也带来了十分严峻的挑战, 其中最为突出的挑战之一就是大众媒体在该背景下应当如何保证实现信息安全的保护和使用。

二、第二媒介时代中非传统安全观的内涵和影响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泰曾经提过:“网络构成了我们的社会形态, 是支配和改变社会的源泉……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易于创新的系统。网络已成为社会的组织形式。改变着人们的心理状态, 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口。”以“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为特点的“第二媒介时代”不仅仅凭借着实时性、全球性、多媒体和交互性、数字化等的基本特征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 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日常生活等等, 并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和广泛拓展, 对社会信息的管理、社会运行的模式都产生了极为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实际上, 作为信息传播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 网络信息传播在第二媒介时代已经成为十分具有影响的社会软实力, 危机传播和网上舆论成了网络信息传播的软力量中较为典型的两种情形。

曾经有学者提出, 网络传播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传播本身, 而是在于传播的真正力量, 被视为一种新的大众传播媒介, 网络媒介具有强大的传播优势, 这成了它不同于计算机辅助形式或不同于其他媒介内容的重要标识。通过对文字、视频、音频等不同形式信息的快速传播, 网络能够对受众的信息需求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针对整个网上舆论和危机传播的发展特点, 一旦网络舆论产生或者重大事件发生, 网络就能够通过自身的信息发布特点将整个信息传播到全球, 并能够在特定阶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在网络信息传播的特定阶段, 如果不能够有效地、正确地对待网络的危机传播和网络信息, 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就会受到严峻的挑战和重大的影响。

首先, 最为普遍的影响就是网络信息可信度和真实性的降低。信息的生活就在于真实, 缺乏了真实的因素, 信息的价值就无法凸显, 甚至对社会产生严峻的威胁。然而, 在网络当中, 匿名发布信息已经成为网络信息发布的重要方式, 并会逐渐表现为一种数字化的符号。不同于现实生活, 形象、特征、身份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必备的信息已经无法有十分明确的烙印, 发布自由泛滥等成了网络信息中最难以驾驭的问题, 这也成了网络环境中非传统安全最为重要的内容。尽管, 当前我国网络言论管制当中的过滤和监管措施已经具备, 并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网络监控理论和实践措施, 但是黄色信息、虚假信息、反动信息等仍然可能在社会环境中得以快速蔓延, 并对社会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甚至引导社会舆论呈现“一边倒”的非理性发展, 引起社会矛盾, 影响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最终成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2]

其次, 第二媒介时代背景下的信息传播内容和信息传播模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由于当前网络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信息传播的内容会变得更加宽泛、信息传播的模式也会变得更加多样、信息传播的范围也显得更为广泛。因而, 在传播各类准确真实的信息的同时, 也不免会出现各类暴力、赌博、色情等负面信息的出现, 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社会发展的秩序, 毒害了社会风气, 导致社会的犯罪率有所提升。尤其在当前国际政治斗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一些敌对国家利用网络发布众多危害别国主权和安全的信息, 有意识地对敌对国家进行文化、思想意识等领域的渗透, 极大地威胁到了其他国家的稳定与安全。

由此可见, 进一步增强了网络信息传播的广容性、自主性、匿名性、开放性、交互性等成了当前广泛传播阶段信息传播中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是, 信息传播带来的副作用以及固有的传播模式和传播特征却没有得到改变, 甚至在第二媒介时代开放的网络环境中得以加强。微博、微信、博客等各类新型的信息传播手段不仅仅增强了言论发布、传播的自由度, 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拓展了信息发布的资源, 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都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恶意渗透、虚假信息的散播、保密信息的泄漏、垃圾信息的扩散等等问题。因而, 当我们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开始观察时, 第二媒介时代中的新媒体传播尽管有很多优于传统媒体的因素存在, 但是它也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第二媒介时代背景下的信息安全战略

已然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的第二媒介时代, 已经将信息网络变为了世界各国以及社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最为新颖的战略资源, 为社会发展和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搜寻信息、意见碰撞、展现自我、寻求同道的平台, 把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在同一个信息网络之中, 并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信息整合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也成了各国关注的焦点, 信息安全已然成为了事关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危的全球性重大战略问题之一, 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中极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便成了信息安全战略的制定与选择。

(1) 提高第二媒介时代背景下的信息安全意识。思维决定观念, 观念决定行动。在当前第二媒介时代的背景下, 新的信息时代已经产生并产生了崭新的变化, 以经济发展为主导原则的信息安全战略选择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最为典型的代价意识。科学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会帮助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生态乃至整个社会人的协调发展, 并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挫折、失误和损失, 形成一条长远发展的、综合进步的创新原则。因而, 在全新的社会信息传播背景和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 全新的信息安全意识和信息安全理念开始逐步形成, 并逐步形成了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之间有效平衡的战略目标, 旨在注意优先投入和优先选择的模式, 以便于最快地实现价值目标, 最终保证国家经济社会、安全战略的协调、同步发展。

(2) 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安全发展政策。要实现制定有特色的信息安全政策首先就要扎根于本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政策制定者只有选择了适合本国社会信息发展状况、分析了第二媒介时代背景下本国信息特征的基础上, 才能有可能建立起适合本国社会文化、政治体制的信息管理体制和信息管理机构。与此同时, 各国信息安全管理者们也不能闭门造车, 还需要以信息安全管理为主题积极地进行文化交流, 借鉴发达国家的信息安全建设和组织经验, 建立、完善、创新适合本国国情的信息安全发展战略。

(3) 提升我国的信息技术和产业路线的选择。建立自主的信息安全产业是制定适合本国国情产业发展路线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原则。我国只有不断地提升自身在信息安全、信息发展的创新能力, 才能够有效地依靠自有知识产权, 开发信息安全技术。另外, 我们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借鉴和学习各国在技术上的有限知识, 发展自身的信息安全产业, 才能够从根本上有效地保护自身信息、实现信息安全, 全面提升自身的创新和完善能力。

(4) 强化信息安全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作为一类具有综合性的交叉类学科, 信息安全与相关各学科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的, 我们对它的研究和发展是紧密互动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提升信息安全的过程中, 应当更加关注对这方面人才的培养, 并对信息安全的教育理念、实践等提出新的要求, 为信息安全的战略实现提供有效的、充足的人才保证, 并且能够在教育政策和科研政策充分地适应信息安全发展的需要。[3]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知识经济的逐步深入, 大众传媒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变革性发展, 随之而来的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当前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 但是我国在网络信息安全方面仍然起步比较晚, 与发达国家的非传统安全保护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我国信息安全的建设仍然需要各界的努力和全面合作, 共同构筑起中国的网络信息安全防线。

参考文献

[1]付小颖, 杨乐.信息时代公众信息素养的培养[J].决策探索 (下半月) , 第31-33页.

[2]段宇锋.网络链接分析与网站评价研究[D].武汉大学, 2004:65-67.

[3]胡富珍.中美两国信息素养概念的演变分析[J].新乡教育学院学报, 2008 (03) :44-47.

[4]王振新, 吴新年.我国网络信息传播新环境风险分析及对策建议[J].现代情报, 2007 (01) :47-51.

[5]刘桦, 杜现军.网络融合求大同世界[J].信息网络, 2004 (12) .王雯婧, 吴政.网络融合下的政府管制思考[J].商业时代, 2006 (02) :65-66.

[6]罗涓, 秦勇.关于广播电视信息安全保障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初探[J].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07 (04) :88-89.

[7]梁晋春, 王晓艳, 姚颖颖, 张乃光, 胡欣悦.谈广播电视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指标体系的一种建立方法[J].有线电视技术, 2009, 16 (12) :23-25.

[8]廖烨.关于条件接收系统关键安全技术的研究[J].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 2009 (9) :163-164.

非传统安全 篇2

曾翠清

摘要：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非传统安全”的兴趣不断增强，本文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入手，分析其内涵和特点，认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协，提出“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合作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 内涵和特点 国际安全合作

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

非传统安全问题自古就有，或者说人类诞生后首先遭遇的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即如何战胜大自然以确保人类的生存。到后来人类才在不断地征讨过程中相互残杀。从那时起，人类就主要关注如何防范本民族、本部落被外族吞灭，即主要是关注古典式的传统军事安全，而对那些非军事性质的灾难往往视而不见。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的两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人类第一次“自觉”地意识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存在，也是第一次“以坦率的形式提出了不是一个国家或人民，而是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面临的选择，从而迫使读者把他们的眼界扩大到实际性问题的范围” ；并认为“现在世界的首要问题从本事上将不是党派政治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生存死亡的根本大计”，“除非以全球观点和顾及长远的观点从事世界范围的合作，否则，想根本矫正世界状况和人类前景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命运最终都取决于如何解决整个世界总问题”。不过，当时这两份报告主要是预警了人类社会可能面临的非军事性灾难，而且，报告列举的不少问题还不完全是国际社会面临的现实威胁。

然而，进入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非军事性灾难已成为国际社会实行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些问题可分为三大领域的问题，即社会与社会之间的问题，社会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和人与社会之间的问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除了防止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安全问题，还有克服落后并保障经济发展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社 会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和人与社会的问题则基本上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前者又包括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如环境污染（大气层的保护、水域的保护和土壤的保护）、保护生物物种多样化问题（动物群种的保护、植物群种的保护）和保护基因库问题，社会对自然界的开发问题，如自然资源保护问题和能源开发问题，自然界的新的全球性客体的保护性开发问题，如宇宙空间的开发问题和世界性大洋的开发问题；后者如人口问题、教育问题、健康保护问题、当代条件下人的适应问题、不同文化的发展及其相互作用问题、保障社会稳定以及与各种反社会现象的斗争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显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非传统安全的内涵和特点

就安全观念而言，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都属于综合安全范畴，是综合安全概念的两 个基本方面。相对于传统安全来说，非传统安全的内涵和影响更为多样和复杂。传统安 全主要指一些传统意义上的高政治安全问题，如国防问题、领土纠纷、主权问题、国家 之间的军事态势等。这些问题事关民族、国家与政权的生死存亡，因而向来被认为是安 全中的核心问题。非传统安全则是指传统安全问题之外的其他安全问题。这些问题过去 一般被界定为所谓低政治安全问题，如经济安全、恐怖主义、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毒 品走私、跨国犯罪、艾滋病传播等。

除上述差别外，非传统安全威胁还有一些区别于传统安全问题的特点。目前，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有以下显著几个特征：

1、跨国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从产生到解决都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特征，这些安全性问题往往不是某个国家单独具有的问题，而是关系着全世界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比如环境安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形成环境安全威胁的因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本土范围内环境破坏及其所引发的各种安全性问题，其二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威胁因素。正是因为生态威胁的国际性特点，有些人便提出国际环境干涉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不能以主权来保护境内的环境破坏，还有的人提出联合国应加强环境维和功能，提出“应当代表国际社会集结军事力量，防止环境变节行为，或者是执行国际环境法，也就是实行环境集体安全。”

2、主体的不确定性：由于造成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非传统安全威胁又往往不是来自于一个具体的确定的主权国家，它常常是由非国家 主体如个人、组织或集团等主体所为。这就是使得主权国家在消除非传统安全隐患时往往不能明确其威胁的来源，国家行为往往更多的是带着某种不确定的手段进行。如袭击美国制造“911”事件的基地组织，前无踪后无影，为消除恐怖威胁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3、转化性：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非传统安全问题处理不好，使问题激化，反而会使非传统安全演化为依靠传统安全——军事手段来解决的安全问题，甚至变为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进而阻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如，以色列对水资源的争夺是中东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2002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美伊战争便是因恐怖主义而引发的新的战争形式；近年来，日本和韩国对中国因环境污染致使我国酸雨飘落到他们国家而引起对我国的环境政策的不满，虽不至于上升为传统的安全威胁，但这一非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背后却潜藏着传统的安全隐患。

4、动态性：非传统安全因素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因个别问题在社会上占不同地位而形成不同主导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如，9.11事件之后，美国迅速作出战略安全调整，将打击恐怖主义作为目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侧重点之一，反恐成为当前各国团结协作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一些新的病原体的出现，防治传染性疾病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成为某时某国的主要的安全隐患，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非典”战争便是例证。

5、主权与协作并存性：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对象，因此，主权国家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拥有自主权，但非传统安全在解决时又不完全是某个主权国家单方面的事，它往往又和国际社会相互联系，只有共同协作才能最终得到解决。如，流行于我国的“非典”型肺炎，这种传染性疾病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引起了高度的重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全球性的抗击“非典”战争。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跨国性、突发性和传播迅速性等特点，因此，它的破坏性极大，从多方面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首先，非传统安全问题直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传统的安全范式中，安全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军事威胁。这种以军事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范式 反映了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即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最重要的角色，始终居于国际舞台的中心；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权力和斗争中国力（武装力量）是获取、维持并扩大国家利益的最重要手段。在这样的安全框架内，国家安全主要是指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全。虽然作为整体的国家安全是传统安全关注的主要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整体的国家安全只是传统安全的主体，实际上，国家作为一个安全综合体可能会受到军事、政治、外交等传统冲突的威胁，同样也有可能受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发展乃国际社会的核心问题，虽然小规模和地区性的军事冲突仍然时有发生，但危害国家安全和阻碍国际社会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将不是军事的冲突而主要是来自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其次，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家诸要素的安全将构成威胁。国家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综合体，国家安全具体来说是通过这些要素的安全表现出来的。国家要素的构成是复杂的，它至少包括领土状况、边界特征、人口规模、资源多寡、经济技术的发展、民族同质性、社会结构程度、政治稳定性和国民士气等。因此，国家安全实际上就是指组成国家诸要素的安全。当然，所有的国家要素在军事打击下都存在安全威胁，但是，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或者不存在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国家就处于安全状态呢？现实的国际形势恰恰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因为对于大多国家和民族来说，尽管不存在军事威胁，但诸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艾兹病和SARS等，同样使这些国家感到威胁就如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典型的是美国，冷战结束后，它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国家的军事威胁，但恐怖袭击却伴随着美国冷战后的十年，正是一种因安全受到恐怖威胁的恐惧，使美国政府在“9?11” 恐怖事件之后出台了诸如“先发制人”的战略和“预防性战争”的理论。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可以用传统的军事、政治和外交手段来维护，但是，信息时代的国际互联网络突破了传统的领土、领空、领海的地理边界，为民族国家构筑了一个无形的“信息边疆”，而脆弱的“信息边疆”不仅给一些国家利用“信息位势差”输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以达到推行信息霸权和谋求霸权利益的目的，而且，也方便了恐怖分子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实施网络恐怖袭击。至于作为构成国家的活的要素 4 ——人口——的安全更是在任何时候都受到威胁，尽管战争作为影响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已经成为历史，但各种威胁从各个层面危及着人的安全。

再次，非传统安全问题引发传统的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从而威胁国家安全。严格地说，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没有绝对的界限，两者相互渗透许多军事安全问题往往是通过使用非军事手段来解决的，而不少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能会演变为或引发军事冲突。例如，巴以之间的争端由来已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争夺水资源。水资源短缺问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但在严重缺水的中东地区，水资源却有战略性意义，于是，这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从国际问题上升为国际关系问题，而且也引发了传统安全冲突。由于以色列长期以来主张将“控制赖以生存的水资源不受任何政治、军事的压力，自由地达到水的源头”作为国家安全政策之一，而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戈兰高地、黎巴嫩南部的占领来实现其对该地区水资源的控制，这长期以来成为巴以、叙以、黎以之间冲突的一部分。同样，印度与孟加拉国也因印度为了改造干旱地区拟将流经境内的国际河道进行人为改道而遭到孟加拉国政治抗议。又如，恐怖主义本来是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但是，“911”事件后，在“基地”组织问题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美国较劲，最后，双方兵戎相见，塔利班政权被彻底摧毁。实际上，国与国之间因资源、疾病防治、民族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而导致的政治、外交乃至军事冲突并危机一国的安全，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举不胜举。

此外，非传统安全问题对转换中的世界秩序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由于非传统安全的兴起，国际关系领域形成了一种与过去的“权力政治观”相异的“问题政治观”（issue politics），并且围绕着发展中共同面临的问题形成新的国家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冲突仍然存在，但在“问题政治领域”里，为了解决“问题”，国际冲突已让位于国际合作。非传统安全问题使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凸显，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国家间的关系将以合作为主。特别是“911”事件爆发以后，国际社会已深感恐怖主义乃国际社会的公害，而当今网络化了的恐怖主义早已遍布世界各地，单靠某个国家已无法摧毁这股邪恶势力，所以，世界各大国以“9?11”事件为契机走上了全面合作的轨道。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的兴起促使一些大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而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从而使国际新秩序在建设中多了一些变数。例如，在冷战结束后，在遭受恐怖主义的屡屡袭击之下，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就突出强调美国安全面临的“新威胁”，包括一国不稳定的外溢、恐怖主义、非法毒品交易、国际有组织犯罪、难民、环境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为此，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都出台了从战略高度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战略文件，其中包《反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战略》、《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国土安全国家战略》和《反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等。布什政府还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和“预防性战争”的理论。这些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并为美国新保守主义进行国际干预和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加剧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和刺激军备扩张。

四、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合作的发展方向

非传统安全问题给各国和国际社会提出的挑战使国际安全合作面临许多新问题。直至不久前，国际安全合作一直以应对和解决传统安全威胁为主。这种安全合作在应对非传 统安全问题时，其安全理念、合作形式与具体措施都有许多不适应，至少需要在四个主 要方面进行调整和更新。

1、国际社会需要树立新的安全观念，更加注重共同安全。迄今为止，许多国际安全合作一直处在一些旧安全观的影响甚至支配下。在国际安全的新形势下，旧安全观在应 对威胁与挑战方面存在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旧安全观一般只注重国与国之间的传统安全问题，因此往往以国家为单位来划分敌友界限，合作成员国相互间常以结盟等方式搞集体防卫或集团安全，注重以威慑、遏制等手段来制约潜在对手。这种安全观习惯于从 “零和”游戏出发来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安全问题，经常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来实现部分国家自身的安全，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这种安全观与合作方式显然不能适应当前国际安全领域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尤其是难以适应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超国家、超地区特征要求重新认识国际安全合作。由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出现的许多威胁都不是仅针对个别国家的，而是大多数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因而非传统安 全威胁使各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增多了而不是减少了，为在国家之间培育共同安 全意识提供了客观基础。因此，国际安全合作要加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一个重要前 提是应在安全观念上淡化排他性的安全合作，强化共同安全，通过加强国家间的对话与 协作，建立防范和解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安全新体系。

2、国际社会必须从共同安全出发，切实推进和发展合作安全。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 是对全人类的挑战。应对这样的威胁，没有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是不行的。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单靠自身的力量应对这类问题。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虽仍带有一些单边主义色彩，但布什政府同样也认识到加强同其他国家合作的必要性。这为美国同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许多大中小国家改 善关系提供了契机，使大国关系进入良性发展阶段成为可能。有关国家应注意保持和维 护国家之间的这种合作势头，逐步使其机制化、规范化，加强合作的效力，以便更好地 应对各国共同面对的各类安全问题。

3、处理当前国际安全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应特别注意标本兼治的原则。大多数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生态问题、高危传染性疾病等，根源极其复杂，靠任何一种单一措施(如军事手段)都不能有效地解决，而必须依靠多种措施的相互配合，才能实现有效治理。例如，在反恐问题上，国际合作的实际效果至少取决于三类措施的相互配合：

（1）是打击措施，即以强制手段摧毁目标明确的恐怖主义组织和网络。军事手段在这方 面可能会起某种主要作用，但也常常离不开司法、安全、情报、金融等部门的通力协作。

（2）是防范措施，即对仍处于隐蔽状态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加以预防和限制。在此，军事手段不起主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国际和各国内部依据实际情况，在司法、社会治安、情报和金融等领域采取综合防范措施。

（3）是治理措施，即从源头上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滋生因素逐步削弱、转化和清除。这主要依赖于国际和各国内部的社会政策，军事等强力手段在这方面只具有次要作用。首先要减少和改变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因素，特别是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南北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于改变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义务，发展中国家也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自身的内部治理。其次要努力促成一些地区冲突 问题获得公正解决，从政治上减少诱发国际恐怖主义的因素。再次，还要从文化和思想上遏止国际恐怖主义。当前的反恐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场思想斗争。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泛滥，不仅是由于恐怖主义组织网络庞大，更重要的是因为恐怖主义正在作为一种文化在世界范围 内蔓延。当代恐怖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一种斗争手段，而且在精神上被赋予某种使命感，在道德上被赋予正义色彩。不在思想文化上清算恐怖主义，就无法铲除恐怖主义的网络，因为这种文化能够不断衍生新的恐怖主义组织。这种状况与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未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同世界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密切联系。因此，反恐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在文化方面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和政策。

（4）国际安全合作还应增强综合安全意识，注意防止各类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相互转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全问题多样化、复杂化趋势不断加强，各种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综合安全的意义日益突出。加强综合安全意识，目的在于兼顾各种安全问题的保障，避免或减少某一类安全问题引发另一类安全问题的可能。国际安全合作应注意避免走偏，要努力促使各类安全保障措施相互促 进，尽力避免各类安全威胁相互转化。当前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意义，并不意味着传统安全问题不重要了，反之亦然。目前，特别容易引发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 转化的因素之一是武器扩散问题。武器扩散本来是传统安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与国际恐怖主义因素联系起来，也成为非传统安全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应对这个问题，要对其在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影响进行综合考虑。既要充分重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主义分子之手的严重后果，也要注意在具体应对措施上维护和遵循有关国际准则，要防止借此推行国际霸权主义。

参考文献：

1、《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 刘中民，桑江

2、《正确认识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 陈志

3、《“非传统安全”解析》

非传统安全 篇3

[关键词]后冷战时期；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3—0127—05

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有别于冷战时期人们对军事因素的强调，冷战后各种矛盾逐渐从传统安全中演变或衍生出来，出现了经济危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恐怖主义、毒品走私、跨国犯罪、武器扩散、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大背景下，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是哪个国家的个别问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到其他国家乃至全球安全的问题。从金融危机到“9·11”恐怖事件，再到非典和禽流感疫情，东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正日益凸显，驱动着地区内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不断加强合作。

一非传统安全的含义及非传统安全问题产生的背景

冷战后，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人们对安全的关注已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还有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然而，冷战后，世界各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应对和消除安全威胁的途径与方式也呈现新的形势，各国的安全观也随之发生变化。尽管对非传统安全含义、内涵的界定目前存在着差异，但各国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并重新调整国家安全战略，以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挑战。

1.非传统安全的含义

由于不同学者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各不相同，目前关于非传统安全的定义，学者们中尚无明确一致的定论。有些学者将它定义为与其他一个或多个国家相互作用、并对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能够构成重大威胁的、非军事的、政治和外交冲突所引起的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有些学者把它称为新安全观(New Security)，认为它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他们的突出特征是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也有学者将它表述为“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所引发、直接影响甚至威胁别国乃至地区与全球发展、稳定和安全的跨国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种新安全观和新的安全研究领域。”上述学者关于非传统安全的定义表明，安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安全，非传统安全概念的界定是以传统安全为基础的。巴瑞·布赞也在其安全研究中将安全的范围扩展，认为：“采用一种更加多样的研究议程，在其中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事务扮演着与军事和政治安全相提并论的角色。”简言之，非传统安全是非军事、非典型政治领域的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内容广泛的新的安全威胁。它具有跨国性、多样性和突发性等特点，是可以通过预防和非军事途径来解决的。

2.非传统安全问题产生的背景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但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不断涌现却不是朝夕所成，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在冷战时期并不凸现的矛盾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开始不同程度地威胁着国家安全。同时，冷战在没有硝烟战争的情况下结束，也让人们开始质疑国家的安全仅靠军事因素就可以保证。事实证明，军事力量并不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最佳办法和唯一选择。在冷战的阴云散去之后，许多国家的安全战略不再以应对大战为核心，冷战后初期他们开始了削减军费、裁减军队、调整战略部署，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也不再单一的强调军事力量，而是更多地采取非军事的外交、政治等手段来进行。

另外，被两极格局体制下北约和华约紧张对峙和东西方全球对抗的强力所压抑的民族、宗教矛盾在冷战后纠结在一起，引起一些国家内乱、分裂和地区冲突，导致经济凋敝，人民生活环境不断恶化，大量难民四处流散。如冷战后，随着执政党及其政权的垮台、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变革、军事集团的瓦解等。原苏联东欧各国长期潜伏的民族问题首先爆发。曾被压制的民族势力纷纷要求政治分离和独立，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与冲突，加之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导致的两极分化，促使国际恐怖主义等有组织犯罪恶性泛滥。

二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作用。冷战时期。在美苏两极对抗的阴影下，各国都把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主权安全、对付外部威胁上。冷战结束，各国的注意力慢慢转移，开始追求“经济优先，发展至上”。各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同时，相互依存和互动的程度也不断加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大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但是，全球化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加速经济资源要素的快速流动和有效配置、给各国带来新的发展和获取本国利益机会的同时，也使一些国家多年来被掩盖的经济困难、人口问题、环境恶化等各种弊端到处流散，成为地区性的乃至全球性的问题，从而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损失。

三是各国经济和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不和谐发展。各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原本期望的是健康有序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资源与市场的争夺日趋白热化，各国在竞争激烈的发展过程中，片面地追求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导致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新问题，如资源缺乏、环境恶化、人口增长失衡、传染疾病等，而且这些问题随着全球化和各国日渐开放的环境，其影响越出国界扩散到了周边地区和全球，造成的冲击和损害也是大大增加。

二东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现状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的冲击下，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中一些非传统安全因素显得越来越突出，“在一些地方。甚至超出了来自敌对国家的军事威胁”，它们在对地区安全构成挑战的同时，也极大的拓展了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领域，推动着东亚国家达成共识、协调行动，不断的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

1.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主要领域

经济安全。1997年突发的金融危机是“10+3”合作机制的助推器，更重要的是它使东亚国家认识到建立金融合作机制的紧迫性，从而推动了东亚的经济安全合作。1998年的第二次“10+3”领导人会议就如何加强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交换了意见。2000年“10+3”财长会议上关于建立货币互换体制的《清迈倡议》出台，亚洲金融合作在机制建设方面又取得了重大进展。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和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加剧等多重不利因素冲击着东亚地区的经济运行，2008年“10+3”财政部长宣布出资800亿美元建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这将有助于增强东亚防御金融风险和抵御危机扩散的能力，标志着亚洲金融合作

在制度化和多边化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显示了东亚国家联手抵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决心。另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一个区域性经济论坛和磋商机构，已经发展成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它在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加强成员间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能源安全。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但能源形势却是不容乐观。有统计表明，从1980年至2005年间。世界能源消费量翻了一倍多，其中亚太地区的能源需求增长最快。此外，东亚各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很容易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冲击。2004年旨在整合亚洲现有次区域合作，促进全亚洲范围对话与合作的亚洲合作对话第三次外长会议发表了亚洲能源合作的框架文件《青岛倡议》，重申亚洲合作对话国家将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及互利互惠的原则加强能源对话与合作，为亚洲的可持续发展争取稳定的能源保障。2007年第二届东亚峰会签署了《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提出了东亚地区能源合作的具体目标和措施。2008年以“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亚太经社会年会呼吁东亚地区各国应立即建立战略性地区合作框架，避免日益严峻的能源安全问题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呼吁区域各国分享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经验。2008年在日本举行的八国集团会议上，八国集团领导人指出，为促进全球能源安全符合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共同利益，应加强对话与合作，并提议成立一个能源论坛，加强生产国和消费国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的对话。

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在东亚地区，俄国的车臣、我国的台湾、印尼的亚齐等的民族分离主义者不顾历史，片面诉求所谓民族独立和领土分割；2002年的俄罗斯莫斯科人质事件、2002年和2005年巴厘岛爆炸事件等使人们更加关注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东亚国家在应对这三大恶势力上也加强了合作：2001年和2002年的东盟首脑会议连续发表反恐联合宣言，提出了一系列反恐行动计划。2002年的东盟部长级反恐特别会议表示，将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有效地对付恐怖主义，并强调不应把恐怖主义同任何宗教、种族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亚太经合组织在2001年、2002年连续发表《反恐声明》后，2003年更是将反恐合作不同寻常地列入了会议议题。在2007年的第十二届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国家签署了本地区首份在安全领域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东盟反恐公约》，这个公约的出台。将更加有效地维护东盟地区安全，打击恐怖主义。

环境安全。由于人口增长、能源使用、过度开发等原因，东亚地区出现了生物多样性减少、荒漠化、水资源危机、酸雨等环境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东亚地区有关环境安全问题的合作主要有：从1999年开始，中日韩启动“10+3”框架下环境部长会议机制，开展了环境产业圆桌会议、环境宣传教育、湖泊淡水环境管理、东北亚环境管理研究以及环境与贸易研究等9个合作项目；由日本政府于1991年发起的部长级环境与发展论坛——亚太环境大会，在推动东亚区域政府和有关机构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对话和长期合作、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007年的第三届东亚峰会上，与会16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了《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新加坡宣言》，反映了东亚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愿望和决心。同时，与会各国积极参与讨论《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安排，争取建立一个有效、全面、公平的解决气候变化的多边机制。2008年，柬、中、老、缅、泰、越6国环境部门部长在第二次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部长会议后发布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部长联合声明》，再次重申了加强本区域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意愿，决心进一步深化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环境合作。今年7月间的八国集团会议也已就温室气体长期减排目标达成一致。

传染性疾病。进入新世纪，东亚多次爆发重大传染性疾病，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东亚各国只有加强合作，才能有效遏制传染性疾病蔓延，共同维护地区安全。2003年春，肆虐东亚的非典引起了民众的严重恐慌，东盟和中日韩的卫生部长随之举行了特别会议商讨抗击非典的合作问题；4月，中国和东盟举行针对“非典”的特别首脑会议，签订了《防止“非典”联合声明》，启动“10+1”框架下的公共卫生合作机制，使疫情得到控制；针对禽流感的侵袭，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参加国领导人通过了《预防、控制和应对禽流感东亚峰会宣言》，宣言称参加国将不遗余力。通过现有的双边、地区和多边渠道，增强本国、本地区和国际社会应对防控禽流感疫情的能力；同年，亚太经合组织第1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流感大流行防控倡议》，倡议各成员在现有卫生和备灾合作基础上，开展有效监测，提高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强协调与合作，提高流感暴发早期快速反应的能力，从源头遏制禽流感。

2.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问题

毋庸置疑，东亚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它也有一些局限，也存在着一些不利于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问题：

一是各国非传统安全观念的差异。东亚各国非传统安全观多有差异，这首先是因为各国所面对的非传统威胁的种类、程度不同，导致各国所强调的重点有偏倚。其次是各国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方式不同，再有就是各国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孰轻孰重各有选择。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各国关注点和侧重点上：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面临传统安全问题的同时，十分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如东南亚国家把恐怖袭击、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作为国家非传统安全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小国由于领土主权完整基本上能得到国际社会和周边大国的确保，基本无需考虑传统安全问题，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等是它们非传统安全关注的重心；再有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传统威胁，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基本局限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等问题上；最后，在朝核问题与核武器扩散问题上，美日两国认为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主张采用外交和武力威胁相结合方法解决，而俄、中、韩三国则将其视为传统安全的延伸，反对用强制手段解决。

二是东亚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异。作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东亚在全球竞争中，整体面临不公平待遇，加上东亚本身是由地理近邻而向心力不足的国家组成，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实力相对较弱，因此，加速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来减少在全球竞争中的成本便成了东亚各国合作的基本出发点。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其内部存在的一些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宗教、文化差异大、政治制度不同等。这些差异加上它们之间相互缺乏信任和协调而无法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使得各国追求的地缘范围、规则的程度与内涵存在巨大差别。而这种合作进程中的差别以及不同的主张，都有碍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顺利发展。

三是传统安全问题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由于多

数非传统安全问题都是从传统安全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它们的深入合作受到传统安全的制约。因为，这些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一旦牵连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就很容易引起猜忌，严重的甚至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如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形成就与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形成的历史积怨以及领土、主权问题导致的冲突和动荡分不开；朝鲜半岛南北对峙依然，美日、美韩军事同盟仍旧存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是纠缠不清；“中国威胁论”的泛滥，使东亚各国对中国的发展猜疑不断，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并不能持有完全信任的态度。

四是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东亚并不缺乏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机制，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但这些合作机制都还不够完善有效。一方面，这一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并不要求各国作出什么明确承诺，大多数多边合作只停留在建立软性的机制、发表宣言和对话等基础上。只是建立信任、防止冲突等，对组织性和机制化的建设都较为慎重；另一方面，在论坛讨论层面上，过于注重形式、注重谈判主导态势的竞争，如参与地区合作的各方，都将能否率先提出新构想、新方案或新模式，看成主导地区合作，乃至地区秩序的手段；再者，虽然一些多边合作机制在地区的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东亚地区“广泛的多边合作仍然是脆弱的，并且随着博弈者数量的增加而复杂化”，过于宽泛的外部力量的参与，使成员国的利益和需求差异加大，很难步调一致，导致这些机制在危机中难以发挥最有效的作用。

三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前景展望

上述的问题有的是由于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发展不成熟而必然出现的，有的是因为东亚地区本身的政治、历史等深层次原因造成的，尽管目前东亚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还仅仅是开始，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不管是受有利还是不利因素的影响，东亚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还将继续的发展下去：

关于“人的安全”的讨论将得到更多的支持。历史传统上，东亚地区国家多是将主权认定为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受外敌的军事威胁之类，却多数都忽略了人的安全。实际上，“人的安全与大多数综合安全的阐述是能够共存的；它与许多亚洲国家政府需求第一的政策主张是相互呼应的；它灵活地将个体和团体都包括在安全所指向的对象内；它与发展问题相联系，而且很容易适应人类尊严的地方传统”。尽管目前东亚地区关于“人的安全”的议题“还没有像在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那样引发激烈的辩论，但是至少‘人的安全’的广义定义开始得到亚洲学术领袖的关注。”随着环境恶化、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人的安全”这一独特的概念也渐渐地进入到地区性组织的语言范围之类。如2002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便第一次采用了“人的安全”这个词；2003年APEC领导人会议上《领导人宣言》中，“确保人民安全”同“推动经济繁荣”一样受到了与会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宣言中，与会领导人决心，要根据国际法迅速解散那些威胁安全的跨国恐怖组织；通过国际不扩散体系，采取并执行有效出口限制及其他合法、适当的措施，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所带来的严重威胁；应对本地区的其他跨国安全挑战，如应对一些传染性疾病或者能源安全等。“人的安全为它们反对几十年来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当然，“人的安全”并不必然是与国家安全相分割的，毕竟国家是公民的国家，若作为国家组成要素的人的安全受到威胁，国家也可能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人的安全”是与国家安全相叠加的，只有“人的安全”才是安全关注的终极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东亚地区对“人的安全”会更加关注，支持力度会不断的增强。

东盟的主导作用日益加强。由于大国担心各自在实现战略的过程中发生冲突，所以都愿意东盟在平衡东亚大国力量中发挥润滑剂作用，也利用它来牵制对方的影响，因此东盟在东亚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为多数国家所接受的“东盟方式”在处理东南亚次区域复杂多样关系的过程中已反映出良好的效果，“保证了地区内各国愿意积极参与到东盟地区论坛这一地区安全合作的过程之中”。加上“东盟国家也有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战略选择”，“在东盟国家经济发展强劲时，东盟在安全合作问题上的自主性较强”，它也不愿意看到大国主导东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局面，因此，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东盟的主导作用的发挥会日益增强。

有效的地区性机制将逐步建立、完善。东亚各国合力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不是突击式的、短暂的，而是一个过程，需要长期合作、各自协调才能保持和深入下去的，这将有利于新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另外，“由于国家政策偏好要受到历史经验的影响，已有机制的‘示范’效用将加大国家对合作的认可、对制度的认同，增进彼此信任，促进行为体之间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地区性机制能得以渐渐完善。同时，由于“在后冷战世界，国际关系将呈现一种地区化趋向更为显著的特征”，建立、完善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机制能促进东亚各国互动和相互依赖加深，以及自我约束和相互协调，不断增加信任，减少猜忌，这有利于东亚各国地区性身份认同的加强。

应对不可预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合作将更默契。非传统安全的固有属性，让很多不可预知的威胁总是令人措手不及，损失惨重。目前东亚国家应对突发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已经开始做到总结经验和措施，建立危机处理性质的合作机制，争取在危机出现的第一时间快速反应，默契合作，将损失尽量减少。东亚各国在应对禽流感时较之应对非典时更加成熟、更加默契就是总结应对经验的效果。同时东亚国家将逐步建立预防机制，不可预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情报信息合作也会不断加强，灵敏的预警能力会逐步提高。

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更多责任。正如2007年在巴厘岛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样，发展中国家由于实力条件有限，已承担了发达国家先前工业化进程产生的不少严重后果，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应区别对待。发达国家理应设立明确的减排目标，需要着重考虑设立适宜的全国排放目标，切实降低排放量，并在资金或技术上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发展中国家要至少做到不增排温室气体，要采取全国性的缓和措施，遏制温室气体增排趋势或者减少排放，而且不排除今后承担减排的责任。在澳大利亚提交了批准书后，美国是唯一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工业国，尽管美国在巴厘岛会议上未做出承诺设立强制减排目标，而要按照它自己建立的谈判机制促进问题解决，但在全球变暖已成不争事实的形势下，要想有一个更好的自然和生活环境，它必然要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承担更多的责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第二轨道”的作用日显重要。“第二轨道外交是非官方的行为，强调虽然参与者可能是政府官员，但他们不代表任何国家和政府，他们的活动只能代表个人。任何在这类会议上所形成的结论和建议，对政府没有约束力，会议的论文集也不代表任何国家立场的陈述。”“第二轨道”所探讨的多为通过“第一轨道”的努力难以奏效，但通常又事关重大、亟待解决或是具有前瞻意义的问题，它提出的敏感的战略性建议，避开了政府官方对话的艰难选择；“第二轨道”会议还对设计地区安全问题的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促进各国的了解和信任，其讨论的结果为各国政府的决策提供了良好的依据。“被认为与‘第一轨道’的安全政策取向有着某种参与各方心照不宣的联系。”尽管“第二轨道”目前尚存在渠道不多、经费不足、活动能力欠缺、所做决定不具约束力等困境，但仍将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积极响应。

[参考文献]

[1]李伟，符春华.非传统安全与国际关系[A].全球战略大格局[C].时事出版社，2000.

[2]王逸舟.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N].人民日报，2003-05-21(07).

[3]陆忠伟.非传统安全论[M].时事出版社，2003.20.

[4][英]巴瑞·布赞等著.新安全论[M].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9.

[5]Terry Terriff,Security Studies Today[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135.

[6]苏浩.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安全合作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7]王红芳.危机孕育出的合作——析非传统安全对东亚地区合作的推动[J].国际政治，2004，(9)：50-55.

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中国外交应对 篇4

面对以上中国正在面临的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 仅靠军事手段难以保证国家安全, 国家必须通过军事手段以外的途径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外交、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等手段注重以合作求和平, 是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佳途径。中国外交的目的是维护和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努力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有利的外部条件, 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贡献。

冷战结束后,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面对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不断上升的新情况, 中国顺应新的安全形势, 多次呼吁建立新的安全观, 即在安全问题上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原则, 同时积极实践新安全观。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 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 中国政府近年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 和谐世界理念是对新安全观的丰富和发展, 它的基础是共赢思想, 即互利互惠的思想。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多国或世界所面临的共同威胁。非传统安全影响下的国家安全, 需要国际社会互利互惠、平等合作来解决, 因此, 和谐世界思想是指导中国外交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力武器。

中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或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合作, 如联合国、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还有一种合作为中国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 最主要是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非政府组织虽自身尚不是公认的外交主体, 但因其广泛的跨国群众基础, 掌握的丰富资源, 在塑造外交议程、影响外交决策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成为外交主体需要关注的外交客体。它们既是外交主体的交往对象, 也是官方外交执行者可以借助的对象。世界上比较大的慈善基金会资金比较雄厚, 对中国的一些社会事业的发展具有借助作用, 中国应积极争取。作为全球化一大驱动力的跨国公司也具有非政府组织类似的地位, 也可成为中国外交的交往对象和借助对象。

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也历来重视经济外交,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就明确指出, 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要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近年来, 中国政府加强了与WTO、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 特别是加大了与当今世界最富影响力的八国集团 (G8) 的对话。我国开始逐渐有选择性地参与八国集团的多种会议议程, 重视加强参与与合作, 努力增大参与的主动权和发言权, 并积极开展与大国的多方位务实合作。在应对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中, 中国通过参与全球救市行动、提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建议、参加国际金融峰会 (G20) 等行动, 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世界和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环境, 以尽快摆脱危机, 并增加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

中国外交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尤其在当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 外交这一国际交往的和平手段显得更为重要。但我国外交过去长期集中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高级政治”中, 而对环境问题、恐怖主义等所谓的“低级政治”关注较少, 这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性质有关联。当前中国外交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加大了研究和关注力度, 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总体来说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笔者认为, 中国外交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可从以下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与思考:

首先,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跨国性特点使得单靠一个国家应对这些威胁往往收效甚微。各国应加强国际合作, 注重外交、国际制度、跨国协调等非军事手段的运用。一国不仅需要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合作, 也需要与非国家行为体进行合作, 甚至在应对某些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应让非国家行为体发挥主导作用。然而这就会涉及主权让渡的问题。对此, 中国外交应该学会如何灵活应对, 既谋求国际合作, 又维护国家利益, 但基本底线是要做到切忌过分夸大非传统安全问题对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程度。当今世界, 国家仍旧是最重要的安全主体,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来说, 是西方西化和分化的主要对象, 中国面临着现实的传统安全威胁。国家主权对当前我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过程中, 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国际合作不是没有界限的, 防止安全问题上合作的无界限原则, 可能会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起到促进作用。

其次,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安全需求层次与西方国家不同, 应警惕非传统安全问题背后的陷阱。安全在世界各国是不均衡发展的, 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对于安全的需求层次也是不同的。要清醒地认识到, 发端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非传统安全观和议题设置背后隐含着西方国家的利益诉求, 中国对非传统安全既要有足够的重视, 也不能被西方的安全议题和价值取向牵着鼻子走。

最后, 中国可以利用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来增强外交影响力, 改革开放30多年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有学者认为, 中国应从自身实力地位已经变化了的角度出发, 考虑国家宏观战略利益目标和对外政策的有效性。国家实力的提升并不一定代表外交影响力的提升, 中国必须找到提升外交影响力的途径。可以说, 非传统安全问题为中国外交力提升提供了契机, 中国应利用这一突破口, 增强外交影响力。面对新的国际形势, 应及时调整中国对外战略, 这将有利于国际格局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笔者认为, 中国可考虑以提高国际战略信誉为外交首要目标。为此, 中国可考虑承担与自身综合国力相一致的国际责任, 同时增加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份额;主动对国际冲突进行斡旋, 无论成功与否都应体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关心与参与;主动就控制金融危机、控制气候变暖标准、联合国改革方案、多哈回合谈判和太空非武器化等全球性问题提出建议。对此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积极应对是提升中国外交地位的一个较好的方式。

在全球性问题的多发时期, 在安全问题多元化的今天, 非传统安全问题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契机, 而国际合作又为中国外交提供了舞台。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 不仅别国, 就连中国自身都要求提升外交进取性, 参与更多的国际规则制定, 积极推广中国的外交理念与主张, 如“和谐世界”、建立公正合理的经济新秩序以及当前金融危机下中国提出的金融体系改革主张等, 从而达到提升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程度、推动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加强国际社会的法力基础等国际秩序改革方面的目的, 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和世界的和谐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 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一把“双刃剑”, 其危害的国际性特点给国家之间相互借重与合作提供了许多契机, 有助于实现国际合作。同时, 非传统安全威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因跨国性问题和国内问题转变为国家间矛盾, 造成国家间外交和政治摩擦, 甚至导致经济制裁、军事冲突, 乃至大规模的战争与冲突的事例也不在少数。这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对此不能掉以轻心。中国在快速发展中自身的利益诉求常常与一些国家的要求或期待不符乃至冲突, 尤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 中国常常受到西方国家和媒体的责难, 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这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如何在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上趋利避害, 是中国外交需要加以认真研究的课题。比如, 中国的能源外交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但却给许多国家带来了恐慌, 而中国能源的巨大需求和追求能源的急切心态确实对国际能源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和不稳定因素。“中国能源威胁论”一度炒得很热, 这自然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 而一些国家趁机哄抬能源、矿物价格的做法也对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 如何更好的开展能源外交, 值得进一步研究。再如达尔富尔问题, 中国在此问题上的态度遭到了欧美许多国家的责难, 有的政客一度扬言要抵制北京奥运会, 部分非政府组织借此干扰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如何用西方国家和民众听得懂的语言解释说明中国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和中国所做出的努力, 以得到这些国家和民众的理解和认同, 也是外交部门和外交官需要研究的问题。

总之, 在当前国家仍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的时代, 中国外交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没有外交的参与, 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可能真正解决。同时,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新形势、新问题, 也要求中国外交自身在战略、思想、理念和行动等方面都必须做出积极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随着现实中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加大以及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相信只要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定义、根源、表现、特点、影响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 并考虑到中国自身发展变化的特点, 从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外交的影响和与外交的联系方面通盘考虑, 中国外交一定能够遏制和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 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并最终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摘要：科技革命及全球化给世界带来巨大财富和极大便利的同时, 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外交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必定具有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优势。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中国外交应对,启示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2]王逸舟.中国与非传统安全[J].国际经济评论, 2004 (12) .

[3]朱峰.“非传统安全”解析[J].中国社会科学, 2004 (4) .

非传统安全 篇5

www.foodmate.net/haccp 应对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王大宁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

【摘要】分析当前食品安全状况，我国面临以行业潜规则为代表的“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初步分析归纳了传统与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的区别，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和特点。提出通过企业实施食品防护、地方政府实行区域化管理和建立非传统食品安全危害识别交流平台等三方面的措施应对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的建议。最后，对“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的提出，食品防护与GMP、HACCP的融合、食品防护中人的因素和认证认可发挥的作用等进行了初步讨论。【关键词】食品安全

非传统食品安全

食品防护

认证认可

近年来，我国连续发生了影响巨大的食品安全事件：2003年的敌敌畏火腿事件；2004年的阜阳奶粉事件；2005年苏丹红事件；2006年多宝鱼孔雀石绿事件；2007年输美宠物饲料三聚氰胺事件。

2007年，全国范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领导重视，措施严厉，投入空前，政府监管部门调动了可调动的行政资源对食品安全进行整治。但是，2008年初发生的输日“毒饺子”事件，引发一场中国食品对日出口的危机；9月发生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造成了约2200万人接受检查，报告患儿近30万，5万多人住院治疗的严重后果。三聚氰胺阴霾还未消散，2009年4月，浙江金华晨园乳品又被查出违法添加皮革水解蛋白粉。我国的食品安全危机还未见底。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食品安全到底怎么了？

一、我国当前食品安全存在主要问题剖析-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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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oodmate.net/haccp 食品安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国际上的事件大多是环境污染及食物链污染所致，多是非人为故意污染。而我国近年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都是人为事件，两者有着很大不同，我们把这些因人为故意污染和蓄意破坏而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称为“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

1、传统与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的区别：

传统问题

由种养殖、加工环节引入的农兽药残留和重金属等化学物质污

非传统问题

人为、蓄意、恶意添加的有毒有害危害种类 染、微生物和物理异物污染等，物质，传统管理上不可预测和预防

不能完全避免，但可预测、预防或将危害降低到可接受水平

出现特点 多在个别行业、个别商品和个别往往带有系统性、连续性和全行业批次中出现

存在范围 各国普遍存在 原因本质 过失 的特点

中国发展阶段特有 诚信和道德缺失

2、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1)企业追求不正当商业利益，采用一切可能手段降低成本，形成“行业潜规则”；

（2）企业为提高市场占有率，对同行产品进行人为破坏等恶性商业竞争行为；

（3）员工抱怨社会“不公”或劳资关系紧张等原因恶意报复，污染食品；

（4）因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矛盾的激化，人为制造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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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oodmate.net/haccp 食品安全恐怖事件。

3、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的特点：

（1）不可预测性。经过长期实践，传统的食品安全危害可通过分析产品类型和生产加工过程进行预测，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将危害消除或降低到可接受水平，这是国际通行的食品安全控制方法-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应用的基础。食品遭到人为故意污染和蓄意破坏，其起因、时间、地点、方式、污染物质和危害程度等往往是事先没有被认识又很难被预见的。

（2）防控的艰巨性。由于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难于预见，现行食品安全控制体系频频失效，应对多是亡羊补牢，这是我们搞了那么多行动，采取了那么多措施，而食品安全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从事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多年的同志感叹，干了几十年食品安全工作，现在不知道怎么干了。

（3）影响的广泛性。三鹿奶粉等事件，已经证明是一个带有系统性、连续性和行业性的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恶劣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严重的损害了政府公信力，直接导致大批进口国对我国乳制品采取措施，损坏了中国产品的声誉和国家形象。几乎将政府抗击汶川地震所获得的国内外普遍信任与尊重毁于一旦，将奥运会大获成功的努力毁于一旦。2009年皮革水解蛋白粉事件表明，已经曝光的问题可能还是“行业潜规则”冰山的一角。

二、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的应对建议

网友形容，2008年是中国食品安全的“9.11”。2002年以来，美国通过推行食品防护（Food Defense）预防食品供应遭到蓄意破坏。应对我国的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借鉴美国食品防护的理论和方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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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oodmate.net/haccp 法，建议在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工作：

1、企业给现有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打上食品防护“补丁”。计算机系统发现缺陷，只要打上补丁，系统可以恢复正常运行。将非传统食品安全危害纳入GMP、HACCP体系预防和控制范围，给企业现有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打一个食品防护的“补丁”，企业预防非传统食品安全危害的水平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措施的核心是：企业推行具有食品防护功能的HACCP；要点是：一厂一策，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

2、地方政府整合属地资源，实行食品安全区域化管理。地方政府对区域食品安全监管负总责，亲自抓，通过配套地方法规，整合监管资源，实施区域农、兽药等农业化学投入品的统购、统销；完善区域质量安全追溯；建立统一的区域预警、监控、纠正体系；对辖区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启动司法程序按刑事案件予以严惩等实施食品安全区域化管理措施。山东安丘地区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试点经验。“村村地道都有高招”，再连成片，就有了赢得对非传统食品安全“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措施的核心是：地方政府实施区域化管理；要点是：整合资源，统一领导，象抓刑事犯罪一样对待食品安全问题。

3、相关机构建立非传统食品安全危害识别交流平台。解决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重点环节是认识这些“行业潜规则”。组成由食品企业、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科研机构和消费者等参与的非传统食品安全危害识别和交流平台，特别是吸收各食品企业的技术和检验人员参加，他们对所在行业的“潜规则”了如指掌。建立“行业潜规则”数据库，实现相关监管部门和机构对非传统食品安全危害的及时识别和信息交流。措施的核心是：监管部门实行分类管理/动态监控；要点是：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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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

1、确切地说，“非传统食品安全”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提示，是基于对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存在问题的特点和驱动模式的分析，提示调整监管方法和资源配置、企业食品安全控制方法和相关组织和消费者加强参与的建议。如同“9.11”之前美国也有恐怖袭击，但“9.11”反映出原来的安全战略不适应新的挑战时，通过提出“非传统安全”，调动调整整个国家的安全战略资源。我国的“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没有上升到战略的角度，但需要在这个提示下增加重视，进行必要的调整。

2、食品防护不必“另起炉灶”。GMP、HACCP作为企业食品安全控制的基础工具已成为共识，但简单地重复和强化原有的手段不能有效解决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非传统食品安全危害与传统食品安全危害的区别在于起因的人为性，对它的控制只要也遵循识别（Identify）危害-执行（Implement）控制-监测（Monitor）措施有效性-持续改进（Review）的食品危害控制原理，调整后的GMP和HACCP同样可以防控非传统食品安全危害。

3、食品防护需“以人为本”。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因“人”而起，解决它也要“以人为本”：（1）企业负责人重视，自觉遵守食品从业的道德和操守；（2）重视加强和改善劳资关系；（3）调动和发挥企业员工的主人翁精神；（4）加强员工培训。

FDA总结美国食品防护几年来的实践经验，提出“企业员工是食品防护第一线”的理念, 归纳出企业员工执行食品防护的五大要点（FIRST）：F-遵循企业食品防护计划和程序的要求；I-检查工作和周边区域；R-注意不正常的情况；S-防护所有的食品成分、原料和终产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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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oodmate.net/haccp 品；T-发现不正常的情况及时报告。

4、认证认可发挥的作用。食品是一种典型的具有信息不对称性、专业性和社会公共物品属性的商品，因此，刺激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在食品行业更容易失效，三鹿奶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对食品和生产食品的管理体系实施产品和体系认证，是减少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采购商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重要手段。认证认可建立在符合专业标准基础上，有利于指导企业建立符合要求的生产管理体系，帮助在消费者中普及基本的食品安全知识。食品是民生必须品，认证认可结果因其中立性和权威性，可为政府部门采信，成为相关指导和扶持政策的参考依据。

2009年，国家认监委与国家质检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黑龙江省政府在黑龙江省开展乳制品生产企业GMP、HACCP认证试点。探索通过帮助企业建立实施以GMP、HACCP体系为基础，包括食品防护、风险预警、区域化管理为主要内容的食品安全综合控制体系，提升乳制品企业质量安全保障能力。

任何事物都处在运动发展和变化之中。食品安全问题与应对措施这对矛盾在不断地此消彼长。新的问题出现了，相应的措施要跟上。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典型的中国特点，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相信我们有智慧和力量解决面临的问题。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非传统安全 篇6

更为重要的是，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发展信息安全产业，信息资产将逐步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资产。可见，在“互联网+”的时代，信息安全变得尤为重要，网络安全需要突破特定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由以往基于路径部署安全的能力转变为基于安全能力要求选择路径。

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最新挑战，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三通信）将以更安全、更高效的新IT技术与解决方案，赋能行业变革，在帮助组织享受技术进步便利的同时，积极防范网络风险，从而在时间上“无时不刻”，在广度上“无处不在”，在深度上“无微不至”，在效果上“无为而治”地保障网络安全。

在今年的渠道峰会上，华三通信提出了“大安全”战略。华三通信安全产品部部长李彦宾先生介绍到，所谓的大安全就是能够适应“互联网+”需求，根据应用来驱动安全，可以灵活的实施安全策略。

为了搭建这种灵活实施安全策略的方式，来适应互联网化安全防护，华三通信通过NFV技术，构建一个基于安全服务的资源池，弹性扩展，按需分配，以安全即服务的方式提供各种安全能力。通过SDN技术实现流量的转发与控制的分离，将流量按需提供给安全云中心清洗，从而进行灵活的安全防护调度。华三通信的NFV+SDN业务链技术，颠覆传统的安全防护模式，使其有关人员能够快速适应“互联网+”时代到来，安全防护，得心应手。

目前，华三通信下一代防火墙产品凭借在软件定义安全、虚拟化等技术领域的优异表现，已经在多行业用户中实现了规模应用，为用户更好适应云时代复杂的安全环境提供了保障。

技术创新自然是华三通信下一代防火墙的最大亮点，这种创新首先表现在策略管理上，华三通信下一代防火墙集用户、应用、五元组、时间等多维功能于一体，同时借助H3C SSM安全管理中心，实时感知网络威胁并智能调度安全资源池，实现更加精准化管控。此外，华三通信下一代防火墙实现了网络安全能力的虚拟化，用户能够借助安全资源池按需自动调用，通过开放的SDN架构重新定义安全产品。它还能通过SCF集群优化双机系统资源利用率，利用单一节点呈现让双机管理更加扁平化，为用户搭建一个安全可靠的网络。

作为新IT领域的领先供应商，华三通信充分意识到网络安全领域面临的全新变革，深入分析了互联网时代趋势和挑战，由应用与信息安全二者融合驱动的软件定义安全，正在成为未来安全的主流技术发展方向。

非传统安全 篇7

一、新疆非传统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

1.能源安全方面。

新疆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特别是石油资源总量约为 500 亿吨, 占全国的 1/3 以上, 天然气资源总量约为 13 万亿立方米, 占国内陆上天然气资源量的 34%, 被地质学家视为我国油气勘探潜力最大的省区。新疆煤炭资源预测储量2.19万亿吨, 占全国煤炭预测储量的 40%。能源产业已发展成为新疆工业体系中的支柱性产业。我国作为世界主要的能源消费大国, 保证能源供给安全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战略问题。新疆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 并已形成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与新疆毗邻的中亚地区同样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在新疆构建我国陆上能源安全大通道是规避风险、保证能源安全的地域战略选择。但中亚地区是大国与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之一, 是矛盾的凸显地区, 中亚的安全问题与新疆的长治久安稳定有着密切联系。同时, 西方反华势力也一再策划“新疆问题”, 妄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新疆的长治久安面临挑战。

2.环境安全方面。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 是典型的内陆干旱荒漠性气候, 植被稀少, 生态脆弱。目前, 新疆生态环境局部有所改善, 但整体仍在恶化。土地荒漠化、盐渍化不断扩展, 沙漠面积由37万平方公里扩展到43万平方公里;湖泊缩小, 河流短缩, 水土流失加剧, 林地、草地面积不断减少;野生动物的生存条件受到破坏, 种群数量减少;自然灾害种类多, 频率快, 受灾面积大;资源开发力度加大, 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区域性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发生。

3.文化安全方面。

新疆多民族多宗教并存, 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地区 , 这些文明不断碰撞、交融, 形成了以伊斯兰文化为主要特点、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然而在当今民族主义和“双泛”的影响下, “东突”分子歪曲历史, 企图建立一个操突厥语、以伊斯兰为国教的国家。这种极端的歪曲和错误宣传造成了个别人思想的错位, 对于主体文化认识不清楚, 错把文化的某些因子作为文化主体, 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提出质疑和产生疑惑, 这种文化分离倾向会影响民族团结, 造成一些不稳定因素。

4.恐怖主义方面。

冷战结束以来, 国际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的影响日益严重。周边国家“三股势力”即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不断进行思想渗透与策反。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新疆出国留学、经商、朝觐人员进行反动宣传和策反活动, 离间新疆穆斯林群众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破坏各民族的团结, 甚至鼓动、策反朝觐人员返回后进行“圣战”。特别是形成于中亚地区的极端组织“伊斯兰解放党”近几年在新疆活动猖獗, 鼓吹“对异教徒政权开展武装斗争, 建立伟大的东突厥斯坦国”。长期以来, “东突”势力不止一次在我国新疆制造恐怖事件, 策划恐怖暴力活动。特别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年, “东突”恐怖组织活动更加猖獗, 制造了喀什袭警事件、库车爆炸活动等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 罪行累累, 严重危害了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反对分裂和维护国家统一, 是新疆面临的重要任务。

二、新疆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策略

“稳疆兴疆、富民固边”是党中央给予新疆最大的政策支持, 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 与新疆稳定和发展密切相关。因此, 新疆必须有所作为。

1.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夯实经济基础。

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团结有序, 最为核心的还是发展经济,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样民族分裂分子的 “市场”才会变小, 社会才会稳定健康发展。要加快新疆经济的发展, 一是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 充分运用市场经济机制, 引进人才、资金和技术, 进行产业结构升级, 推进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步伐。二是利用新疆作为“亚洲地理中心”的独特区位优势, 积极发展同周边中亚国家的贸易;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大的框架, 利用国内已经建成的口岸和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政策, 抓住周边国家经济全面复苏, 尤其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快速发展的机遇, 通过形式多样的边境贸易进行外贸业务往来, 实现对周边国家贸易的大幅增长。三是注意保护新疆地区的生态环境, 加快生态体系建设, 集中治理荒漠, 加强污染治理;政府手段与市场调节手段并用, 建立责任制, 从而为新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2.加强“四个认同”的宣传教育, 提升民族凝聚力。

目前, “三股势力”不仅仅采用单一的暴力手段, 还采用对教育、文化渗透的方式宣传反动思想和言论。因此, 我们在打击恐怖势力的同时, 还应该加强宣传教育, 最主要的是加强“四个认同”的教育, 即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我们应把对祖国的认同在现实的生产和生活过程进行升华, 转变成内心牢固的爱国主义, 铸就永难攻破的长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能很好地揭示民族分裂分子的所谓“突厥民族”的谎言, 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可以改变极端宗教势力歪曲的错误宣传造成的思想错位, 遏制文化分离倾向, 从精神上造就统一战线;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可以增强对反分裂斗争的认识, 从而维护祖国的统一。

3.构建危机应对机制。

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潜在性、突发性、扩散性和一时难控等特点, 它们时常以危机的方式呈现出来, 并挑战政府的治理与控制能力。所以国家和各地区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 尤其是要建立针对具体问题的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一个完善的危机应对机制主要包括: 危机预警机制、反应机制、信息透明机制、善后救助机制、协调合作机制等。在新疆除了要建立公共卫生、环境安全等应对机制外, 尤其要建立针对“三股势力”破坏的防恐机制。

4.加强政法和军队等武装力量建设。

维护新疆的安全稳定, 队伍建设是关键。一是加强边防部队、武警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 改善武器装备, 提高部队人员反恐作战能力。二是加大对公检法司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加强政法机关、干部队伍和反恐专门力量的建设。三是加强军警兵民团结和兵地合作, 积极发展兵地融会经济, 不断巩固和发展边疆同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的良好局面。自觉维护和发展兵团与驻疆部队在长期战斗和工作中形成的深厚情谊, 不断巩固军警兵民四位一体的戍边维稳体系。

5.加强与中亚各国的安全合作。

新疆与中亚各国在地缘文化上有着悠久的联系, 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与我国新疆的安全密切相关, 打击“三股势力”是我国和中亚各国共同的利益所在。当前, 我国和中亚各国都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挑战, 有必要加强反对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方面的合作。中国愿意与中亚在打击包括“东突”恐怖势力在内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中, 就反恐怖的情报信息交流、引渡和遣送恐怖犯罪嫌疑人、截断恐怖活动的资金来源等方面加强合作。此外, 还应积极展开经济合作, 特别是坚持能源开发与合作, 发展边境互利贸易。这有利于改善新疆和中亚地区的经济落后面貌, 也有助于新疆和中亚地区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丽娟.新安全观与国家安全[J].学术交流, 2008 (2) .

非传统安全 篇8

当前, 互联网规模迅速扩大, 网络技术不断推陈出新, 各种网络功能也日趋丰富。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旦出现网络安全事件, 其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将日益严重, 维护和保障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当前, 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网络安全, 纷纷调整战略, 出台各项政策提高防护应对能力。应该说, 在网络化生存的社会状态下, 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应地, 制网权逐步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

当前网络安全形势和特点

1. 江苏省网络基本发展情况

江苏省是中国公用通信网和互联网等基础通信网络最为发达的省市之一, 据《江苏省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统计, 截止2010年底, 江苏省互联网网民数已达3306万人, 网民普及率为42.8%, 手机上网用户数已达3626万人。另外, 公用通信网方面, 截至2011年6月, 江苏宽带接入用户数已达1124.64万户, 全省电话用户已达8813.31万户, 移动互联网用户4384.86万户。

2.网络安全的基本状况

当前, 在政府相关部门、互联网服务企业、网络安全企业和网民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状况总体平稳, 但仍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互联网骨干网各项监测指标正常, 未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件, 但域名系统仍然是其薄弱环节;政府网站安全防护薄弱, 被篡改、挂马等事件频发;金融行业网站成为网络钓鱼、不法分子骗取钱财和窃取隐私的重点目标;工业控制系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针对性的病毒攻击将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公共网络环境安全方面, DDo S攻击、手机恶意程序日益泛滥, 木马和僵尸网络依然对网络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网络失泄密事件频发等等。

从江苏省互联网应急中心接收和自主监测的网络安全事件情况看, 2010年, 江苏基础网络运行总体平稳, 互联网骨干网各项监测指标正常, 但仍然存在较多安全隐患。而政府等重要信息系统和公共网络环境安全形势较为严峻。

随着三网融合、IPv6、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的试用和推广, 微博、网上社区等新应用的普及, 新的安全问题将不断出现, 未来网络安全形势将更加复杂。

当前网络安全的

非传统化特点

较之传统电话网络注重设备自身可靠性、处理能力、冗余线路、封闭式管理等不同, 在开放网络环境下, 外界的众多安全问题不断延伸到基础公用网络, 使得基础公共网络领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影响, 网络安全呈现新的特点。

跨境化:2010年, CNCERT监测发现共近48万个木马控制端IP, 其中有22.1万个位于境外, 前三位分别是美国、印度和我国台湾。另据统计, 2010年在我国实施网页挂马、网络钓鱼等不法行为所利用的恶意域名半数以上在境外注册。总体上看, 跨境网络安全事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国际网络安全合作需进一步加强。

动态化:近年来, 网络安全问题始终处于快速发展变化的过程。恶意代码变种激增, 窃密木马不断演变升级, 网络攻击手法、规模、对象持续变化, 网络安全技术对抗将不断升级;随着智能终端的迅速普及, 移动互联网的安全问题凸显。

虚拟化:在网络虚拟化环境下, 与传统电话网安全不同的是, 攻击更多的是针对软件漏洞, 针对应用缺陷, 一旦被不法侵入, 即使硬件设施完备也于事无补。在攻击过程中, 攻击者很容易隐藏自己的行踪, 很容易能够变化攻击形式, 给事中防御和事后追踪溯源带来很大困难。

产业化:病毒木马已经形成制作、木马播种、流量交易、虚拟财产套现等诸多环节, 俨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称之为黑色产业链。雇用黑客对第三方商业或个人网站进行攻击, 已发展成许多黑客牟利的一项常规业务, 而这一行为被称为黑客“拿站”。

复杂化:运营商网络IP化以后, 网络基础设施复杂, 各种设备、线路和相应的支撑、管理单元有机互联, 强调业务的连续性和体验一致性, 具有全程全网的特点。对电信网络某一部分的调整或改动 (包括实施各项保护措施) , 可能影响整个网络的安全可靠运行;现网上各代技术、业务、设备共存, 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另外, 相较一些外部门的信息系统平台只是大网上的一个点、出现安全问题影响是局部的、个别的而言, 一旦大网 (公网) 本身出现安全问题影响面就会很大。这些都给基础网络的安全管理带来很大的复杂度。

近期网络安全趋势

预测及对策建议

1. 网络安全趋势预测

随着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的快速发展, 近期江苏省网络安全形势将更加复杂, 可能呈现以下特点。

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针对我省互联网基础设施和金融、证券、交通、能源、海关、税务、工业、科技等重点行业的联网信息系统的探测、渗透和攻击将逐渐增多。

黑客地下产业将更加专注于网络钓鱼、攻击勒索、网络刷票、个人隐私窃取等能够直接获利或易于获利的攻击

江苏政府主管部门、互联网企业和互联网用户应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 从各自职能和能力出发, 发挥不同层面的作用, 上下联动, 共同提高互联网网络安全水平。

方式;大型商业网站将成为攻击的热点目标。

网络安全技术对抗将不断升级。恶意代码的变种数量将激增, “免杀”能力将进一步增强;窃密木马将不断演变升级, 木马投放方式将更加隐蔽和具有欺骗性, 木马抗查杀能力将更加强大;网络攻击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对公共互联网安全运行带来严重影响;为躲避处置和打击, 网络攻击的跨境特点将更加突出。

随着智能终端的迅速普及, 移动互联网的安全问题凸显, 手机恶意程序数量将急剧增加, 其功能将集中在恶意扣费、弹出广告、垃圾短信和窃听窃取方面, 手机用户的经济利益和个人隐私安全面临挑战。

网络新技术、新应用蓬勃发展, 随着三网融合、IPv6、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试用和推广, 新的安全问题将不断出现。

2. 网络安全对策建议

为有效保障国家网络空间安全, 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 维护互联网安全, 保护网民权益, 江苏政府主管部门、互联网企业和互联网用户都应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 从各自职能和能力出发, 发挥不同层面的作用, 上下联动, 共同提高互联网网络安全水平。

加强网络安全立法工作。解决当前网络安全立法层级低的问题, 加强高层次立法。加大网络犯罪惩治、量刑力度, 尽快出台打击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的司法解释, 形成有效震慑。适应新技术、新业务发展, 提高法律的适用性和时效性。

进一步加大网络安全行政监管力度。抓好《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管理办法》、《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应急预案》、《域名系统安全专项应急预案》、《木马和僵尸网络监测与处置机制》和《互联网网络安全信息通报实施办法》等网络安全相关政策文件的落实, 在继续做好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安全监管的基础上, 重点加强对增值电信运营企业的安全管理, 建立健全移动互联网安全保障和用户隐私数据保护等工作机制, 并在软件安全标准规范、漏洞检测和处置机制等方面加强管理。金融、证券、交通、能源、海关、税务、工业、科技等重要联网信息系统主管部门应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和保障工作。高度重视我省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管理。

各重要联网信息系统单位、互联网企业等应提高自身网络安全防护水平, 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提高抵御外部攻击入侵的能力, 加强对关键敏感数据的保护力度。加大安全投入, 培养网络安全队伍, 建设必要的网络安全技术手段。建立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 提高应急处置和联动能力。

广大网民要提高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认识及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做好个人计算机和手机的安全防护, 养成良好的安全上网习惯, 避免访问不安全的网站或安装无法确定安全性的软件。国家工作人员要提高保密意识, 严格落实保密规定, 防止发生网络失窃密事件。

1网络刷票是指利用代理和不同账号等手段突破网络投票系统限制, 采用非公平的方式为某投票选项投票, 以获取利益的行为。

非传统安全 篇9

一、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

关于非传统安全的界定, 目前学术界的认识尚未统一。不少学者有这样一个观点, 即非传统国家安全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者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 主要指一个国家与另一个或者多个国家相互作用、并对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能够构成威胁的, 非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所引起的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1]主要有安全主体的多元性、安全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的多样性等特征。根据这些特征, 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当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经济安全教育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自实行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 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逐渐增多, 我们有效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等资源, 加快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使得我们不得不面临更大的国家经济安全的挑战与威胁。这需要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 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我们应做好以下的“功课”:扶持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的树立, 注重民族经济的发展;发展创新型人才队伍, 推动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提高我国掌握自主知识产权能力的水平;合理调整产业与经济结构, 发展制造业, 扩大内需, 减少我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 等等。

(二) 科技安全教育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的综合国力状况, 并由此对其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全球化的到来加速了包括科技在内等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动。但是, 发达国家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采取技术限制与封锁, 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时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利用其自身拥有的充足资金, 一流的科研设备与良好的发展环境等优势吸引发达国家的人才, 使得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难以获得巨大飞跃。因此,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 我国做好科技安全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三) 生态安全教育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的决定体现了生态保护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 生态文明建设的任重道远。从全球范围看,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 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的优势, 除了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原料产地与商品消费地, 还让发展中国家承担起生态资源恶化的责任, 即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经济的心理, 将过时淘汰的产业或者重污染的产业移至发展中国家。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建设者, 必须加强对他们进行生态安全的教育, 让他们从校园开始就树立起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四) 信息安全教育

21世纪是信息化与网络化的时代, 以至于美国著名学者托夫勒就指出:谁掌握了信息, 控制了网络, 谁将拥有整个世界。伴随着网络技术在全球的发展与普及, 信息技术将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 在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 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当下的大学生, 大多以80后和90后为主, 他们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主力军。他们对信息网络、电子通信设备的依赖程度乃至到达形影不离的状态。网络的许多负面影响之一就是网络信息安全的问题。作为网民主体成分之一的当代大学生, 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论小则会影响到他人的声誉, 大则会危及社会的安定, 乃至国家的安全。所以, 人们应提高自己的网络信息安全意识, 尽其所能减少病毒侵袭、黑客攻击等问题, 这样也就减少了对国家、社会、个人带来的危害。[2]

(五) 文化安全教育

伴随着改革开放, 很多的外来文化不断涌入中国, 形成一种中西文化、多元价值取向的趋势, 并对这一时期成长的80后和90后产生了影响。“多元文化使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教育受到挑战, 不同文化倡导的价值观、理想信念和行为方式对大学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些学生在其影响下产生了‘西化’的倾向。”[3]必须加强当代大学生文化安全的教育, 强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 使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外来文化的优劣, 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 防范敌对势力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活动。

二、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教育的策略

相比以军事、政治为主的传统国家安全教育来说,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教育具有其独特性。一是从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上看, 高校的思想政治老师完全可以胜任而不必依赖于具有专业的军事知识与技能的人来完成。二是教学设施与条件的要求相对较低, 教学的开展可以灵活多变。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其与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区别。基于此, 笔者认为对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教育应注重以下策略的运用。

(一) 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突出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地位

世界格局的巨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使得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已在短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使得学校的教育与大学生眼中的国家安全仍停留在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 即军事、政治、间谍、情报等, 忽略了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危害。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与信息安全等问题, 并延伸至恐怖主义、海盗、核武扩散、走私贩毒等诸多国际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威胁并不比传统政治、军事安全问题对公民个人与国家整体的威胁要小。因此, 当代大学生非传统安全观教育的问题已经愈来愈重要与紧迫。加强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教育必须对课程体系进行相应的改革, 重视课程内容的设置与调整, 保障一定数量的国家安全教育课时, 等等。例如在《形势与政策》等大学思想政治课与国防教育相关课程的内容设置中, 注重突出非传统安全教育的比重。同时, 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多样性与国际性, 我们应当注重培养学生树立宏观的国家安全意识以及形成在全球的视野中把握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思维, 使他们不仅能够站在民族利益的视角进行考虑, 更能够以开放的视野去关注世界的整体利益。

(二) 注重教育思路与方法的灵活运用

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飞速传播的时代, 当代大学生接受知识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如果国家安全教育仍采取传统的教育模式势必不能满足他们的学习胃口, 也将难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另外, 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大都与生活息息相关, 并非传统国防知识的遥不可及。因此, 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应当尽可能运用符合当代大学生学习特点, 贴近大学生生活的方式与方法。具体地, 1.根据当代大学生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较强的特点, 采取以教师为主导, 学生为主体, 坚持师生间的双向交流与互动, 形成师生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教学方式, 引发学生的思考与领悟;2.注重开放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 即国家安全教育不应只是在课堂这一狭小的范围内开展, 而应依托思想政治课的教育主阵地, 组织与引导学生走出校门, 深入社会, 广泛建立起学校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开放型国家安全教育系统;3.注重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结合, 即不仅重视正式的课堂教育, 也要重视社会影响、网络宣传、媒体渲染, 校园文化渗透等方面的教育功能。

(三) 结合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开展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教育

课外活动具有载体多样性、内容宽泛性、作用潜隐性、被影响者体验性与选择性等特点。[4]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较强, 传统的课堂说教与灌输可能不适合他们的这种个性, 因而未必能够使他们很好地吸收知识。而结合宽松自由的课外活动进行国防教育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第一, 创建国防类社团并以其为载体, 组织社团成员积极开展各式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 让学生们能够在参与、体验、竞争的过程中获得知识。第二, 组织开展以国防教育, 尤其是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影片观赏等活动, 既可以丰富学生们的课外生活, 又可以在活动中得到身心锻炼, 潜移默化中获得知识。第三, 定期邀请国防教育的专家学者到校开展讲座与学术汇报活动, 使学生们扩大视野, 增长见识, 加深对国家安全教育理论的理解, 等等。

(四) 发挥互联网优势, 拓展教育的新空间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当代大学生的成长与互联网的发展几乎是处于同一时期的, 他们生活与学习的方方面面大多与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样的, 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不同于以往明显的军事与政治等外部威胁, 而是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大学生进行学习与交往的一个重要途径, 如果应用得当, 网络将会有利于国防教育空间的拓展, 成为高校进行国防教育的重要新渠道。因此, 高校负责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与组织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 开辟国防教育的新阵地。第一, 加强校园网络建设, 在学校校园网内设置融专业性思想性知识性服务性于一体的国家安全教育站点, 并突出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 分类提供各个主要板块的资料包括图片、视频以及文字案例等。第二, 在互联网上设立专门讨论国家安全教育的论坛, 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与学习。通过网上答疑、政策咨询、问卷调查、意见收集、交流探讨等方式, 对大学生关注的国家安全知识和现象进行引导, 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 找出解决对策, 实现国家和大学生的双向互动。

参考文献

[1]陆忠伟.非传统安全[M].时事出版社, 2003年11月版, 第14页.[1]陆忠伟.非传统安全[M].时事出版社, 2003年11月版, 第14页.

[2]董雪.论非传统视域下的大学生国家安全观教育[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 (03) .[2]董雪.论非传统视域下的大学生国家安全观教育[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 (03) .

[3]孙丽娜, 蒋晓蒲.非传统安全影响下的大学生国防问题探析[J].保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01) .[3]孙丽娜, 蒋晓蒲.非传统安全影响下的大学生国防问题探析[J].保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01) .

非传统安全 篇10

关键词：体育教育,非传统安全,双赢发展

从《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美国华小姐、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联系到 《少年中国说》, 再联系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进而想到学校体育教育, 反过来我又想到了国家非传统安全。 体育作为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 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高等学校的体育教育是青年人走向社会前接受的系统体育教育, 对于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有重要的作用。 从中国近代史实以及当下时事联系到学校体育教育, 并且从体育教育教学联想到国家非传统安全, 我认为体育教育与国家非传统安全息息相关是不争的事实。

一、历史回顾

《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 》中写道:“ 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侮辱这个城市”, “他们单独的或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 实行杀人, 强奸, 抢劫, 放火, 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

华小姐是一位最痛恨没有骨气的, 很有血性的女性。 一群身穿和服的日本军妓同日本兵一起, 恣笑着来参观妇女收容所。 华小姐就一直远远地冷眼看着她们。 花枝招展的日本军妓们突然向苦难的人群撒出去一把把的铜板和糖果。 无知的女同胞们像猫儿见了鱼一样, 你争我夺地在地上捡呀、抢啊的! 有几个铜板一直滚到桌子底下, 就有人撅着屁股爬进去捡。 日本人笑了, 不断地拍掌, 大肆地嘲笑着。 在场的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脸红了。 等收容所恢复了平静, 华小姐气哭了, 她痛心地给女同胞们说:“仇人扔东西给你们, 你们为什么去捡? 是金子也不应该捡啊! 你们不但失了中国人的面子, 连我华小姐的面子也给你们丢光了! ”

2014 年3月1日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有一项数据让人惊讶:团伙共有8人 (6男2女) , 其中有3人在事件前已经被抓获, 实际就是5人实施了砍杀, 但涉及大半个火车站, 共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这样的数据让人胆寒、痛心。

以上所列举的史实, 每一段都让人读到中国人的悲情, 不由得想到了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 》中所言:故今日之责任, 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 则国胜于欧洲, 少年雄于地球, 则国雄于地球。 不由得联系到了国家对国民体质以及素质的要求上来, 也就不得不说到了学校体育教育教学上来。 反之可以理解为学校体育教育教学对国家非传统安全的现实意义, 就如周恩来在《为祖国锻炼身体》中指出:“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建设社会主义, 需要增强人民体质。 ”当然现如今的体育教育不仅仅只是增强体质, 同时注重心理健康, 培养体育运动的意识、兴趣、习惯以及能力, 奠定终身体育意识。

二、体育教育教学与非传统安全

体育一个最直观的结论就是“强身健体”。同时,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给人的第一反应或者说在人的意识形态里就是“健硕的肌肉”“强健的体魄”。总的一句话就是“健康的人”。体育也是一种文化, 它是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 是传统观念, 是符号, 是人。总之, 凡是人类不是凭生物本能而做出的任何事物。体育又作为教育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肩负着提高青年人的身体素质、行为素质、认知素质。学生通过体育教育教学, 不仅可以丰富体育文化知识, 还能促进人文体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 同时对于全面提高青年人的综合素质, 包括自豪感、自信心、爱国热情与忧患意识, 以及凝聚力和向心力, 让青少年成为身心健康, 乐于奉献, 富有创新、开拓、拼搏、竞争, 具有高度承受力的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成为社会体育中的骨干力量和体育文化的热心传播者。

非传统安全, 2011年9月,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对日益突出的人类共同的安全问题进行了归纳:包括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严重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 白皮书清楚地指出关乎人类生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安全威胁, 让我们有的放矢地针对威胁进行化解。 我们了解什么是非传统安全有助于我们理清非传统安全概念, 在非传统安全研究和维护上可以具体地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我们希望通过对体育教育教学的种种方面来阐释, 从而以体育教育教学来反思国家非传统安全, 以非传统安全来引导和改进体育教育教学, 以达到双赢的发展效应。

三、体育教育教学和非传统安全的双赢效应

首先是强身健体与非传统安全。体育教育最直接、最显著的价值, 是促进身体的正常发育和身体健康水平的提高。[1]体育教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身体形态和机能的变化, 教师通过指导学生科学地参加体育活动, 能够使学生的体能增强, 使学生的身体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健康意识和行为的变化, 学生通过长期的运动实践和体验, 不但能形成对身体健康的正确理解和科学的认识, 而且能增强自我保健的意识,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从正确的健康意识中对自然和生命本身的关爱, 珍惜生命, 从而逐步养成健康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

其次是用健康的体魄服务社会的意识与非传统安全。 健全的人格、 知耻而后勇的气魄, 让战争中被奴役的人们, 不能再让华小姐脸红, 更不能再丢失中国人的骨气。 教育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学校是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优秀人才的基地, 是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孩子们在哪儿, 体育教育教学就该在哪儿。 只有经过教育洗礼的体育, 才能成为全民体育和可持续发展的体育。 同时体育又是学校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因为体育有文化教育不能完成的重要内容, 包括身体的强健以及人格的健全, 培养合作精神、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品质。 一个国家的强大其最重要标志是民族体质强、 人民素质高, 这是一个国家强盛的根本, 一个体质孱弱、 不具有良好素养的民族、 没有骨气的民族, 也不可能建设经济社会发达的强国。 我们通过体育教育让民族振兴, 让国家强盛是对国家非传统安全的解决途径之一。

第三是终身体育思想与非传统安全。 团结与勇敢是体育思想的根本体现, 史实中有五名日本兵押解二千多名中国老百姓及少数军人去屠杀的情景, 这么悬殊的数量竟没有人出来反抗。 而体育中活动情感的培养有助于学生体验互帮互助以及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和勇于展示自我的良好心理素质。 生活体育就是要学生懂得体育不仅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 而且能够创造幸福、和谐的生活。学习兴趣在体育教育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是体现终身体育意识的关键, 它关系到人一生的健康成长, 它将使学生在体育运动中感受到生命的成长、变化, 最终达到对生命本身的感悟[2]。

最后是体育健康安全意识与非传统安全。301 云南昆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提醒我们, 反暴力反恐怖意识相当薄弱, 但凡有一点反暴力反恐怖的意识就不会出现那么令人痛心的数据。 健康不仅是生物学的特征, 同时也跟人体精神、人格特征、心理和社会因素密切关联体育安全教育的定义, 是指人的身心和与人类生产、 生活及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物质存在, 免受外界因素影响的存在状态和保障条件。 一方面安全是指人本身的集体和心理在外界 (环境因素) 的作用下所处的一种存在状态;另一方面, 安全是指人的身心处于健康舒适和高效能动状态的客观保障条件或物质的或与物质相联系的保障因素。 体育教学是为维护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和身心健康, 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技能而开展的一项教育活动。 这种安全的意识有助于走上社会的人们, 强化安全意识, 遇危险而不恐慌的淡定, 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本研究以历史史实为依据, 以当下学校体育教育教学为基点, 结合“落后就要挨打”的朴素真理, 谨记“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 认识到学校体育滞后会直接影响几代人的健康成长影响中华民族的未来, 影响国家的富强, 以期让学校体育教育教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得到改善与提高, 让体育教育教学对国家非传统安全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治文.对传统体育教育的反思[J].六盘水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 (6) .

非传统安全 篇11

至此，国内首个基于大数据安全分析和威胁情报的新一代安全产品闭环体系正式亮相，这将显著提升国内用户应对各类高级安全威胁的能力。

转变：由规则驱动到威胁情报驱动

据《2015数据泄露调查报告》，2014年全球79790家公司遭遇泄漏数据。500强企业中超过半数发生过数据泄露事件。60% 的案例里，攻击者仅需几分钟就可得手。360天眼实验室在2015年监测到29个针对中国重要机构发动APT攻击的境外黑客组织，攻击范围遍布全国31个省、影响中国境内数万台电脑，最长攻击潜伏时间达8年以上。安全专家指出，现在的高级威胁往往利用0day漏洞、免杀木马、定制化工具，并结合社会工程学等多种手段进行定向攻击。

面对这种困境，安全专家一致认为，传统围墙式的防护思路无法应对高级威胁，安全建设的重点将从过去的以防护为主，逐步过渡到强检测和协同化的响应。

360网神总裁吴云坤解释称，传统安全防护主要基于签名与特征码来进行检测与拦截，而现在大量攻击手段都可以绕过现有的防护手段，导致传统安全手段无法应对新型威胁的挑战。传统安全产品，特别是防火墙、入侵检测和防病毒系统，需要更新换代。

基于这一思路，360凭借多年积累的安全大数据，对最新威胁方式进行追踪，形成持续更新的威胁情报，并将威胁情报应用于安全产品中，开发出了一系列威胁情报驱动的新一代安全产品，包括本次发布的新一代威胁感知系统、新一代终端安全系统、新一代智慧防火墙。

新一代安全产品实现了由规则驱动到威胁情报驱动的转变。不仅有效利用威胁情报技术，更重要的是通过数据与情报的共享，实现跨产品的集中式安全检测与自动化响应，无论是保护终端、网关、云，还是应用程序的安全产品，都可借助威胁情报，增强检测和响应的能力，并为后续数据分析和挖掘提供了基础。

“换芯”：赋予安全产品思考与响应的能力

长期以来，传统安全设备相互独立和隔离，以单兵作战方式完成不同的防护任务，难以适应当前安全形势。安全专家认为，威胁情报应用会给安全产品带来深远的影响。

威胁情报驱动的产品理念，将会引发对传统安全产品的“改造”和“提升”，赋予安全产品“思考”的能力。

作为国内首次亮相的威胁情报驱动的新一代安全产品，360新产品实现了对传统安全产品的改造，全面提升了应对和处置安全威胁的能力：

新一代威胁感知系统——使用互联网数据发掘APT攻击线索，提升了客户发现威胁的能力；以威胁情报形式打通攻击定位、溯源与阻断多个工作环节，提升了客户对攻击回溯的能力。同时结合搜索技术提升数据挖掘能力，以及轻量级沙箱的未知漏洞攻击检测技术，提升了客户检测未知漏洞的能力。

新一代终端安全系统——除了包含原有的反病毒、终端管控产品，还包括了终端检测与响应、终端安全鉴定中心等新产品，是国内首款针对于高级威胁进行快速检测和响应的终端安全系统。产品可以持续洞察内网终端的安全活动信息，结合360大数据威胁情报等对内网沦陷终端进行快速的检索和定位，并提供针对于威胁事件的自动化响应和修复能力。

新一代大数据智慧防火墙——从过去的访问控制或特征检测，演进到针对网络流量的复合型检测和响应的新领域。基于NDR（基于网络的检测与响应安全体系）的全网应急处置响应能力，使防火墙能自动或在管理员干预下完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处置响应一体化流程。

这种威胁情报驱动的安全产品，形成了终端、网络、未知威胁感知等安全产品的智能协同防御。对安全事件的响应不再是预设或人工操作，而成为威胁情报驱动的半自动化响应。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威胁情报显然为安全产品换上一颗会思考的“芯”。吴云坤表示，“所谓‘换芯就是利用威胁情报改造传统安全产业，给传统安全增加‘眼睛和‘大脑。具备‘看见和‘思考能力的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互联网，也才能摆脱当前的安全窘境。”

传统知识视野下我国文化安全研究 篇1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定义的传统知识是基于传统产生的文字、艺术和科学作品, 表演、发明、发现、外观设计、标志、名称和符号, 保密信息, 以及一切其他工业、科学和文艺领域里, 根据传统创新和创造产生的智力成果。其具有如下特征:传统知识的传统性。传统知识是基于传统而产生的, 其并不是出生于现代社会, 并且是随着环境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传统知识的这一特征也深刻地表明了传统知识的本源性是基于传统而不是新的智力创造。传统知识的整体性。传统知识并不是其所包含各个要素简单的总和。现代知识是经历了精确地数学和物理计算而得出的有科学性的知识体系, 它也适应了现代社会分工协作和高速有效的发展要求。传统知识的地域性。美国蒂格尔印第安人有一句箴言:“创世之初, 上帝就赐给每一个民族一只陶杯, 人们从这个杯子里汲取生命的滋养。”大自然把不同构造、不同面貌的环境赐予了不同的民族, 多样的环境滋生出了多样的生态系统, 多样的生态系统哺育了多样的文化。[1]传统知识的群体性。传统知识由其产生的部落或是社区的全体成员共同完成的, 并且是由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共同努力完成的。

从保护范围可将传统知识分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传统科技知识、传统标记;从用途出发可将其分为实用型传统知识、艺术型传统知识和艺术实用两者兼具的传统知识。

二、传统知识与文化安全的关系

结合相关学术理论, 我们认为文化安全是一国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前提下, 本国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威胁, 并且可以保证本国文化的完整与特色。传统知识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且传统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安全是以一国文化为基础的,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一国的传统文化对于其文化就更具代表性。

传统知识对文化安全的作用表现为:首先, 从保护形式和途径来看, 传统知识为文化安全提供了一个法律保护的路径。传统知识通过法律的途径对我国一大批优秀的文化进行保护。就目前的国际环境来看, 法律是最有效, 也是认可程度最高的一种保护形式。其次, 从经济利益理论上讲, 传统知识的各种形式出现在现代社会, 是可以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根据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 经济的效益必然会推动着传统知识的繁荣发展,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传统知识是基于传统而产生, 其自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也会带动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最后, 传统文化的发展可以使一国之中增加更多的文化形式, 文化的多样性无疑是为保护文化安全提供更多的保障;传统文化可以增加一国之内公民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三、我国传统知识所面临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 传统知识的生存面临种种危机。如传统医药知识方面:目前, 中医药的价值已经得到全球很多国家的认可, 并且也有相关的科学实验也证明了中医药价值的科学性, 我国更是拥有数量巨大的动植物药材, 这些都是我们的极大的优势。然而由于我国的中药材长时间的是粗加工, 自然环境条件的急剧恶劣使得中药材资源的不断减少, 制药行业水平低, 这些因素使得我国在国际上的处境相当不利。[2]

再如民间传统技艺方面:随着经济的向前发展, 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却陷入了危机, 有以下原因:第一, 传统的民间技艺需要长时间地培养和练习, 这与现代社会追求高效的理念相冲突;第二, 传统的民间技艺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生活的需要了, 这也使很多的民间技艺后继无人;第三, 现代观念使得人们对于传统技艺表现出了轻视和不尊重。随着岁月流逝, 许多技艺成为绝响。此外, 生物多样性方面也面临挑战: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国外财团或国际垄断集团的侵蚀正使我们逐步失去生物多样性的优势地位。在现有法律框架下, 我国通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行广义的传统知识保护, 但这些制度并未针对传统知识进行特别规定, 传统知识的专门立法工作也相对缓慢。

四、保护传统知识的应对措施

(一) 传统知识的保护模式

国内学者讨论的有三种模式: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原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中扩大保护, 将传统知识纳入其中;国际立法及国际合作。关于在原有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上扩大保护的模式, 虽然在制度上有着种种的兼容性, 但还是有很大的缺陷存在。例如, 传统知识不能满足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所要求的有完成发明的日期、一个或多个发明人的身份、相关产品的限定参数及有限的保护期等等;国际立法及国际合作模式则存在其有效性必须要以国内立法为基础, 只有当国内的相关立法达到相对完善的时候, 国际合作或者区际合作才会产生实际保护作用。因此, 我们建议采用第一种模式, 即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二) 传统知识保护的制度设计

1. 确立保护标准:

参照WIPO对传统知识概念的界定, 应根据我国具体国情来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知识概念, 在此基础上再予确立传统知识的立法标准。

2. 明确传统知识的主体:

如何确定具体的传统知识所有人是一个难题。我们认为应当分类讨论:第一种是传统知识被特定的个人所持有。例如某种治愈经验或者某种仪式特定的主持人。这种情况下确定的持有人还需要满足是这个社区内的成员, 以及致力于社区传统知识的保护、发展和宣传;第二种是传统知识被社区成员所共同掌握。例如社区成员都熟知的通过草药进行的家庭治疗方法。这种情况下确实很难确定由哪个主体来代表这个社区成为传统知识的所有人。我们认为由当地的政府或者由社区选举出一个集体对这项传统知识进行管理。当遇到国外主体对传统知识进行不法侵害时, 国家也可以成为传统社区的代理人来保护传统知识。[3]

3. 完善名录体系:

根据前文所设想的传统知识的标准, 可以我国的行政级别体系为基础, 建立一个纵向的名录级别体系。具体可以分为四级: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 把各种类型的传统知识都予以囊括, 同时通过合理配置资源, 更加有效地保护我国的传统知识。

4. 建构传承制度:

传统知识的发展以及价值的体现都是要通过不断地传承进行。因此, 传承制度对于传统知识的生命力有着决定性作用。“如果传统社区不能保存他们的土地、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那么, 所有这些法律手段也将不足以防止传统知识的消失。”[4]传承制度的关键是要能够保护传统知识的生存环境和传统知识的持有人。我们认为需要相关的行政力量的介入, 通过对传统社区发展相关政策的扶持以保证传统知识的延续和发展。

5. 建立事先告知同意与利益分享制度:

事先告知同意、利益分享机制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有所体现。WIPO将生物遗传资源包括在传统知识的范围之中。因此, 建立传统知识保护制度时我们可以利用该条款建立事先告知同意制度, 该制度设计也可以促进不同地域和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推动传统知识的国际立法的进程;而利益分享机制的目的在于保护弱者的利益以及促进人类的持续发展。

摘要：传统知识是一种“知识财富”, 其通过各种形式予以表现;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有巨大影响。本文通过传统知识与我国文化安全的关联性分析, 提出完善我国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路径, 以增进文化软实力、保障国家文化安全。

关键词：传统知识,文化安全,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1]欧阳志远.“上帝”的陶杯——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2]宋才发.WTO规则与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M].WTO规则与中国法律制度改革[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177.

[3]杨明.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模式选择与制度设计[J].法商研究, 2006 (1)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