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文化讲座

中国食文化讲座（精选12篇）

中国食文化讲座 篇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直到现在, 领略那些古人的智慧精髓依然让我们有醍醐灌顶之感, 那些渗透在经典字句中的高尚品质依然规范着现代人的一言一行。随着中国经济的日新月异, 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 我们对自身的文化愈加引以为傲, 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考察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从全国各地对儒学的日渐重视中便可窥见一斑。

2014年10月11日,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丁鼎教授应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之邀出席“京师人文宗教讲堂”, 主讲儒学系列讲座第15场——《<礼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价值》。丁鼎教授在开场时对该讲座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小健教授表示了感谢, 称自己到京师这藏龙卧虎之地举办讲座, 感到诚惶诚恐, 并简要介绍了讲座的主题:《礼记》在整个儒家经典体系中最集中、最全面、最系统地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和核心价值观, 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直至今日, 《礼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一、《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 《礼记》一书虽然成书较晚, 但却占有无与伦比、举足轻重的地位。考虑到大家的疑虑, 丁鼎教授指出, 经孔子整理并传承下来的“六经” (或“五经”) 的确被普遍认为是儒家文化,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 而且“六经”中的《礼》也的确是对《仪礼》十七篇而言的, 而并非指《礼记》四十九篇。既然如此, 那么为何又说《礼记》才是儒家经典的代表作呢?在丁鼎教授看来, 之所以说《礼记》在思想意义的重要性上超越“五经”, 甚至是“十三经”的其他经典, 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其一, “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他指出, 儒家礼学历来讲究“陈其数”、“知其义”, 儒家“六经”无不渗透着浓重的“礼学”内容。对此, 丁鼎教授解释道, “数”即是各种礼节和仪式的具体规定, “义”则是各种礼节和仪式所体现的思想内容。与《仪礼》十七篇和《周礼》单纯侧重于“数”不同, 《礼记》四十九篇涵盖儒家“礼学”的“数”和“义”, 因而更能代表儒家的礼学思想。他又进一步阐释道, 《仪礼》十七篇所讲述的冠、婚、乡、射、朝、聘、丧、祭等八类礼节, 基本上都属于“数”的范畴, 主要讲述各类礼节的具体的行为规范;《周礼》 (原名《周官》) 是一部记述王室职官制度的著作, 按照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序列, 记述了三百多种官职的设置及其职掌, 基本上属于“陈其数”的范畴;《礼记》一书不仅陈述各种礼的“数”, 而且揭示各种礼的“义”。

不仅如此, 丁鼎教授还介绍说, 《礼记》四十九篇, 内容非常丰富, 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 上至治国方略、社会发展规律, 下至家庭伦理规则, 在《礼记》中都有专章论述。由此可知, 《礼记》集中阐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 在《三礼》之中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精髓。另外, 丁教授以清代著名学者焦循之语进行佐证。焦循曾说, “《周官》、《礼仪》, 一代之书也。《礼记》, 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 而后可学《周官》、《礼仪》。《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 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 (《礼记补疏·序》) 。这无疑肯定了《礼记》在三《礼》中的首要地位。

其二, 《礼记》早在唐代就已取代了《仪礼》的地位。丁教授详细地将《礼记》和《仪礼》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 指出《仪礼》十七篇相传是由孔子整理和传承下来的, 汉代所谓“五经”之一的“《礼》”就是指《仪礼》。与此不同, 《礼记》四十九篇则是西汉中期礼学博士戴圣搜集编纂的一部礼学资料汇编;到东汉末期, 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为其作注, 《礼记》的思想学术价值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到三国曹魏时, 《礼记》便升格为“经”, 并设立了博士, 取得与《礼仪》、《周礼》并列的地位;北朝时, “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礼》、《仪礼》兼通者, 十二三焉” (《北史·儒林传》) 。可见, 当时的学者重视并热衷于《礼记》之学, 而对《仪礼》、《周礼》已相当冷淡;唐王朝统一天下后, 唐太宗有鉴于由于南北朝时政治的分裂而形成的经学混乱的局面, 便诏令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组织学者撰写《五经正义》, 用以统一全国经学。由于当时人民普遍重视《礼记》一书, “人皆竞读” (《唐会要》卷十五) , 而《礼仪》一书, “殆将废绝” (《旧唐书·杨瑒传》) , 于是孔颖达等人便将《礼记》升格为“五经”之一, 并为其作“正义” (疏) , 从此以后, 《礼记》便取代《仪礼》, 正式进入“五经”之列。根据《礼记》的发展过程及最终取代《仪礼》的事实来看, 《礼记》在《三礼》乃至儒家经典中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

其三, 《礼记》思想价值的重要性不仅在三《礼》中居于首位, 而且其地位甚至盖过“五经”。丁鼎教授以朱熹创立的“四书学”作为导引, 指出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 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 与《论语》、《孟子》两书并列, 合称“四书”, 并为这四部经书分别作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朱熹的“四书学”思想不仅阐发了儒家义理 (包括儒家的天理论、心性论、认识论等) , 而且着重强调“四书”重于“五经”。朱熹曾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 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 (《朱子语类》卷十九) , 以“熟饭”与“禾”来比喻“四书”与其他经典。丁教授解读道, 朱熹此言是认为“四书”能够直接体现孔孟之道, 相当于“熟饭”, 而“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与孔孟之道有所间隔, 相当于“禾”。既然阅读“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相当于“打禾为饭”, 也就是说, “四书”比“五经”及其他经典更重要, 丁鼎教授如是总结道。

对于历史上及当今许多人把《周易》看作是“六经之首”的说法, 丁鼎教授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坦言, 诚然诸如《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等许多重要丛书的确将《周易》排于首位, 现代学术界也几乎将“六经之首”当成《周易》的同义语, 但考诸相关文献便知, 这种说法虽然渊源有自, 持之有故, 但并不确切, 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丁鼎教授指出, 先秦至西汉前期, 儒家六经排列顺序一直是以《诗经》作为“六经之首”, 而并非以《易经》居首。自西汉晚期刘歆《七略》开始, 《易经》才被列于儒家“六经”的首位。至宋代虽有人明言《周易》为“六经之首”、“群经之首”, 但也有人明言《诗经》为“六经之首”。而且南朝齐王俭的《七志》还曾将《孝经》列为众经的首位, 宋范祖禹也明言《孝经》“乃群经之首”。综上所述, 可知将《周易》列为“六经之首”或“群经之首”只是经学史上的一家之言。尽管西汉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采用了刘歆把《易经》列于群经之首的排列方法, 但丁教授认为, 这种排列顺序正如现代学者周予同先生所说: 是以六经的撰作时代为序, 而不宜从思想意义的重要性这一角度来解读这一排列方法。谈论至此, 他不无遗憾地表示, 由于《礼记》成书较晚, 因而从未被列于群经之首。他随即又表示, 《诗经》只是一部古代诗歌总集, 虽然其基本精神符合儒家的思想格调, 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阐释儒家的思想学说;《易经》本是一部卜筮之书, 其“易传” (十翼) 主要阐释阴阳变化的哲学思想, 并未对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因此, 丁鼎教授认为, 无论是《易经》还是《诗经》, 虽然它们在排列顺序上都曾居于首位, 但从思想意义的重要性上来说, 都不具备担当儒家“群经之首”的资格。

二、《礼记》的思想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在探讨《礼记》的当代价值之前, 大家不妨考虑一下,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 作为我国古代封建帝制社会纲纪的“礼”, 有没有“当代价值”?丁鼎教授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余年, 儒家所倡导的“礼”基本上一直被作为“修身”与“治国”的规范, 但自从20世纪初推翻帝制, 走向共和, 社会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后, 数千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不仅失去其作为社会纲纪、社会规范的地位, 而且往往被看作是散发着“毒气”的垃圾而遭到全盘否定, 人们甚至将中国近代以来经济、文化、科技的落后, 政治的黑暗, 吏治的腐败, 民众的愚昧落后等问题, 统统归罪于儒家所倡导的“礼”。丁鼎教授认为, 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儒家倡导的“礼”固然有其陈旧、过时的内容, 但仍存在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 这些思想内容对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 他不赞成对礼学的全盘否定, 认为应对其理性地、批判地继承和弘扬。

丁鼎教授以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念及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为着眼点, 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隧道中感知不同时代的踏浪扬帆者对礼学思想的不同运用。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深受西方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但从总体来看, 还是植根于《礼记·礼运》提出的“大同”思想。康有为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 表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即由“据乱”进为“升平” (小康) , 由“升平”进为“太平” (大同) , 进入大同社会后, 人们都会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据此, 丁鼎教授强调说, 显然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 既有儒家传统社会理想的特色, 又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并且《礼记》在近代中国的时代价值不止于此, 孙中山就曾极力推崇《礼记·礼运》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理念, 主张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共和社会, 这便是将《礼记》思想充分运用于时代的产物。他感叹道, 在现代中国, 《礼记》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依然是国家领导人和思想家运筹帷幄的重要法宝。20世纪后半期, 邓小平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提出的“小康社会”中的“小康”二字, 实际上源于《礼记·礼运》, 蕴含富足、礼义和公正的社会理想。在中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手中, “小康”二字化用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 并对小康社会的标准、内涵、实现途径和时间都作了明确的阐释, 将“小康社会”定义为“中国式的现代化”, 使得“小康”一词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后, 丁鼎教授从“和谐社会”的角度切入, 进一步揭示《礼记》在现当代散发的时代光辉。像《礼记·儒行》提出的“礼之以和为贵”, 《礼记·中庸》所言的“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的说法表明, 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的主导精神是“和”。正是这一基本精神, 决定了“礼”的社会功用, 即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丁鼎教授认为进入21世纪后, 我们党和国家断然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 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全党全国的历史任务, 是对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批判地继承和超越, 体现出向崇尚和平共处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 也是《礼记》一书现代价值的体现。

丁鼎教授开心地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很重视弘扬传统文化, 曾于2013年专程到山东曲阜考察中国孔子研究院, 并在座谈会中发表重要讲话, 这被看作是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宣示。习总书记近几年来多次在讲话与文章中引用《礼记》的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认识,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礼记》的当代价值。丁教授在现场还详细为大家解读了这些事例, 比如习总书记在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的回信中曾化用《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来勉励广大青年要勇于创新创造;又比如, 在2014年6月28日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 习总书记发表的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主旨讲话中, 两次引用《礼记》的文字表述自己的思想认识。他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 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 和平共处, 和谐共生……”他又说:“坚公平正,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丁鼎对此解释道, 其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典出于《礼记·中庸》, 原文为“辟如四时之错行, 如日月之代明,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典出《礼记·礼运》。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作为当下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之道, 而将“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看作是人类社会的远景目标。对《礼记》的引用等证明了《礼记》在治国安邦领域的价值, 丁鼎教授如是总结道。

另外, 丁鼎教授也肯定了《礼记》中的“大学之道”和“中庸之道”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当代价值。他认为《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和《中庸》提出的“不 偏”、“不易”、中正、平和的为人处世之道,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努力弘扬光明品德, 不断提高自身修养, 并积极入世, 兼济天下, 造福社会。《礼记》的诸多思想理念不仅成为鞭策知识分子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的思想圭臬, 而且也被我国许多高等学校作为办学目标的校训。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诸多高校都从《礼记》中选取相关文字作为校 训, 如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河南大学的“明德新民, 止于至善”等。这绝非偶然,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学校认识到了《礼记》的现代价值。不论在学校教育范围内, 还是扩展到社会中, 《礼记》中的相关思想已内化为人们的言行规范, 无形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

丁鼎教授的这场讲座让大家体会到了礼学学者儒雅、博学的风范, 认识到《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价值。他在现场笑言自己总是忍不住将《礼记》排在儒家经典体系之首, 朱小健院长则戏称其为“学者对自身研究领域的热忱”。不论如何, 我们都希望这场“礼学之风”兼容并包, 古今贯通, 扬起鲜明的时代特色, 唤醒国人心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那份“热忱”。

中国食文化讲座 篇2

这次的文化大讲堂的主题是：“中国梦，你我心中的追求”。这次的文化大讲堂由李教授来主持演讲。

教授把这次的演讲分成 6大部分，分别是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百年中国梦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梦的价值支撑。

教授演讲风趣幽默，思路十分清晰，清楚的讲述每一个部分。

从第一部分我知道了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二中国文化指的其实是传统文化。

从第二部分中让我知道，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可以从多个方面来阐述的：例如从民族构成、历史发展阶段、学术流派、阶层属性这四个方面来说而且老师教会我们不能一元化，而应用多元化的眼光去思考，从而得到生动，灵动的体系。

第三部分中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自

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而在厚德载物里让我们知道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人和事，这个厚德载物可作为我们一个处事处人的原则，这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应宽容待人，不应斤斤计较。而其他的基本精神还有以人为本、崇德重义、贵和尚中、团结统一。

第四部分中让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传统文化是民族认同的基础，传统文化是价值认同的核心。

第五部分让我们知道百年“中国梦”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原来中国变强大可从这几方面描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文化机构变迁，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从任人宰割到“和平崛起”，从闭关锁国到拥抱世界。

第六部分讲述了“中国梦”的价值支撑，弘扬优秀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食文化讲座 篇3

其一，中国茶文化的传播，遍及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为世界提供了健康饮料。

其二，中国瓷器的外传，遍及亚非欧美，形成了世界性的餐具饮食文化。

其三，中国筷子的发明，改变了16亿人的就餐方式。

其四，中国大豆及豆腐的传播，为世界开拓了一个重要的植物蛋白资源，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饮食文化不但使中华民族得以世世代代繁衍昌盛，也对世界进步做出了贡献。因此，中国食文化的主流是一种先进文化。

大豆起源于中国，东北、西南地区、云贵高原是原产地。上古的粮食所谓五谷、六谷中都没有“豆”，只有菽。菽就是豆。《诗经》中有“七月烹葵及菽”和“中原有菽，庶民采之”的句子。以后才改叫豆的。

大豆含蛋白质很高（平均为35%），素有“植物肉”之称。脂肪平均值高达16%。因此，我国很多地区都把大豆当作最好的营养食品。中国的牛羊奶产量不多，婴儿代乳品大都用豆奶。实际上，豆奶比牛奶更易于中国人的肠胃吸收，也是重要的补钙手段之一。大豆可培育豆芽作蔬菜食用，也可磨粉掺入面粉制作糕点和馒头。整粒大豆煮熟可作主食或副食。豆腐和多达百种以上的豆制品，是中国人在世界上值得骄傲的发明。中国菜肴总的来说油腻味重，炒和油炸是中国烹饪中最常见的手法，所用的油也大多是豆油。

一般认为，豆腐的发明者是汉代的淮南王刘安。但事实上，豆腐的发明很可能是有一个时期由很多人研究改进的过程，据传还与佛教的倡导素食有关。在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的发掘中就有一幅把豆类制成豆制食品的生产图画，可见，在汉代黄河流域已经有了规模较大的生产豆腐作坊。

大豆发酵制成的酱和酱油等调味品一般被认为是东亚地区的发明。东亚地区盛产大豆，气候高温潮湿，适合发酵调味品的生产，成为发酵调味品的高产区。稻、麦等谷物发酵后也能分解出甜味和一定的鲜味，但无法获得大豆蛋白分解出的那种独特的鲜味。

大豆在农业种植上还有很高的价值。大豆的根部伴生有根瘤菌，它能够吸附空气中的氮素。这些氮素除了供大豆植株生长所需外，剩余的部分大多残留在土壤中，为再种的植物提供养分。因此，可以建立以大豆为中心的三年或四年的顺序轮作制。东北人常说，没有大豆，就没有东北的农业。可见大豆在中国农业中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而现在，美国、巴西比我们的产量都要高得多了。

一个民族的饮食习惯是由其地缘、食物资源、自然条件和人文历史等诸多因素长期形成的。所以，我们对饮食习惯的研究也不能简单化了，应该从食文化形成这个根源上去找。

现在，很多人埋怨中国的足球出不了线是因为我们吃的肉少、喝的奶少，比不上外国球员的体质。这是一种误解。笔者曾在《食情感背后的故事——食文化概念新探》一文中说过。喝奶与不喝奶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饮食习惯问题，还源自生态史、体内的酸碱平衡所需等因素。人家西方人以肉为主食（酸性食物）当然要喝大量的奶与咖啡（碱性食物）以保持酸碱平衡。我们中国人是以吃素为主的民族，现在生活好了，自以为可以大量喝奶了。但是，我们的体内没有相应多的乳糖酶来帮助吸收，结果会适得其反。所以，笔者主张适量喝奶。同样，大量食肉的结果也给不少人造成了酸性体质，导致了多种富贵病。

其实，中国人的饮食中有一个重要的蛋白质及钙的来源，那就是我们祖先培育的大豆。笔者并不反对“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的提法，但是更提倡中国人喝自己的豆奶，豆奶把奶和大豆的优势兼容并蓄，而且更适合于中国人的肠胃吸收和营养支持，还可节省出喂养牲畜的大批粮食。此等利国利民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遗憾的是，我们总是不重视自家的宝贝，误认为月亮总是外国的圆。近年来，欧美国家备感炸烤肉食所带来的现代富贵病之弊，越来越重视大豆食品，甚至把大豆蛋白作为食品营养添加剂。而我们自家却看不上灰头土脸的大豆制品，豆奶业、豆制品业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联系到不久前一些人恶搞中医药，挖炎黄龙根的无知，也就不足为怪了。笔者担心，在若干年后，我们的下一代要去花巨资再买回本属于自家的宝贝。

中华民族自从走上粒食的歧路之后，“民以食为天”，实际上就是“民以粮为天”。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中国人在历史上被饿怕了，因而也就总结出一条死理：老百姓认“囤里有粮，心中不慌”，统治者认“广积粮、高打墙。”解放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农业发展方针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但在落实时，却变成了“以粮为纲，其余砍光”。因此，尽管粮食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总产量成倍增长，但农产品结构单一、食物总量不足、膳食结构很不合理，碳水化合物消费过量，油脂、蛋白质等其他营养素的生产和消费严重不足。因此，改革开放以前尽管经过了近30年的努力，还是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国胃”的问题。

在中国，人们习惯于将传统上的主食统称为“粮食”，主要是指稻谷、小麦、玉米、薯类等淀粉作物和豆类两大类作物。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更令我们举国上下过度偏重于“粮食安全”。4年下来，酿成了一个苦果：“一方面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和小麦）全面过剩，大江南北都出现了‘卖粮难’；而另一方面，每年却要进口近2 000万吨的油料及其制品，以满足国内市场对食用植物油脂和蛋白质的需要。”（《瞭望新闻周刊》第1191期64页）

“吃饭”问题是国民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同样是吃饭问题，在我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是不同的，甚至有着本质的差别。在困难时期，老百姓的要求是有饭吃，求生存，只要有粮食吃就很满足了，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小康社会的“吃饭”问题内涵已经与困难时期、温饱时期的“吃饭”问题有着本质的差别。现在，人们不但要“吃饱”还要“吃好”。“吃好”的标准是食品安全，满足国民合理的日常营养需求，而且还要色香味俱全。

从营养学的角度考虑，人的主要营养素的合理需求量：每人每年需碳水化合物约183千克，脂质约41千克，蛋白质约29.2千克，此外，还需要矿物质、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因此，无论从国民的合理营养需求还是从现实的食物结构调整总体趋势来分析，我国的农业发展都要从为国民提供合理的、足量的碳水化合物、食用油脂和蛋白质这三类主要营养物的视点去综合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向有限的可耕地要“粮食”，也要向林地、草地、水面要食物；既要着眼于领土的食物利用，也要着眼于领海甚至公海的食物开发；既要考虑满足当前的食物需求，也要考虑到食物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对于我们的“中国胃”才谈得上有安全保障。

最后说一下中西文化交流问题。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借鉴是一种必然。但是要注意活用，不要钻牛角尖，特别是要符合国情，为我所用。

我们的“文化”一词起自“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的词根却含有耕作的意义。在中国，“粮食”的概念是指传统上的主食，即稻谷、小麦、玉米、薯类等淀粉作物和豆类两大类作物。而在英语中却查不到相对应的单词。国际组织关注的是“Food”即“食物”而不仅仅是“粮食”。英语中的“食物”概念，从内涵上说，包括了淀粉作物类、油料作物类（含豆类）、蔬菜和瓜类、糖料作物类、水果和果酱类、家畜和家禽类、水产品类、微生物类和海产品类等9大类100多种；从营养构成上说，包含了人类所需的所有营养素；从资源上来说，可来源于陆生、水生和海洋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其生产可面向整个领地资源、领海资源和公海资源。其所指广泛，生产潜力巨大，前景十分广阔。随着我国可耕地面积的逐年减少，我们对“食物”和“粮食”这两个完全不同概念的正确理解和正确把握，对正确指导我国农业生产、确保国家的食物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川铁通开展移动文化专题讲座 篇4

本刊讯近日,中移铁通四川分公司采用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开展“提升主动融入移动文化理念能力”移动文化专题讲座,公司两级机关管理人员、部分经营部经理参加了培训。

主讲教师为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党群工作部企业文化管理高级内训师马亚平。授课主要涵盖了什么是企业文化,为什么要建设企业文化以及中国移动文化体系、转型期企业文化建设等内容。通过培训使大家更深刻的理解了移动文化的核心理论体系,促进认同中国移动文化,从而提升自觉融入中国移动文化的能力。

中国食文化讲座 篇5

今天学习了，高中思想政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教学研究这一专题讲座，收获颇多。原来在教学过程中讲文化这一课确实挺抽象，但不觉得难讲。通过今天的学习才知道自己讲的很肤浅，没有思想上的拔高。听完讲座，自己的思路更清晰了，在思想上有了更高的认识。

其实，文化就在我们身边，如现在网络很火的“元方，你怎么看”，“校服文化”（有些同学为了彰显个性，在校服上自己画上画或个性签名），还有大家都在呼吁保护方言，中国各地的“老字号”等，这些都体现着文化。当然，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腐朽的文化，但我们要把握正确的航向，追求和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选择有益的文化，先进的文化。

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加强科学文化修养，更要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加强师德建设。我们学校有一位江苏来的援疆周老师，他原来所工作的学校一直有这样一个口号“要让学生跳出苦海，教师必须跳进题海”他们这种刻苦专研、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当他来到我们学校他也是这么做的，在学生半个月没回家，归心似箭、躁动不安的最后一堂课，周老师还认站在讲台上认真的讲解着课。这种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年轻教师学习。

中国食文化讲座 篇6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培植的茶叶，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提神、解渴的优质饮料，一千多年以来，已逐渐普及于世界。

茶的发现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相传，神农炎帝寻求食物和药物遍尝植物时曾多次中毒不适，后因嚼茶而化险为夷，这就是“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的传说。

据植物学家考证，地球上有茶树植物大约已经有上百万年的历史了，而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就在中国的云贵高原一带，包括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的山区，也就是战国时期的巴蜀国所辖境内。20世纪60年代曾在云南发现大茶树，树高30米，径围1米多，被命名为“巴达茶树王”。80年代又发现了几万亩连成片的茶树林，经考证，这是茶树从野生型向人工栽培过渡的茶林。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是世界茶树的发源地，现在世界各国的茶树都直接或间接地源于中国。

茶的最早称谓是“荼”，已见于甲骨文（梌）。甲骨文的“采”，是以手采茶芽或采茶子的会意字，这是商代已经产茶的反映，但也有人把“荼”解为苦菜，其实这并不确切。《尔雅》在讲“荼”时就有明显区别。在“草”部把“荼”称为苦菜；在“木”部把“荼”解作“槚”（读甲），即茶。从而可知，在汉代以前，“荼”字由于用法不同，应有两种读音：指苦菜的“荼”读“涂”；指茶的“荼”读“槚”（与茶音相近）。《诗经·谷风》中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指的是苦菜。而《诗经·绵》中的“周原朊朊，堇荼如饴”，“堇”即乌头、黄精。与乌头并提的“荼”就是同样微苦而有甘味的茶叶。

茶在古代的异称很多，据《吃的贡献》分析，中国茶字的由来和演变，大致分三个阶段：公元前5世纪，只有“荼”字；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6世纪，先后出现了槚、梌、蔎、苍、茗等荼的同义字；从公元7世纪后，即从《开元文字音义》起，尤其在此半个世纪以后《茶经》的问世，便在全国范围内逐渐统一使用茶字了，但仍常见“茗”与“茶”字混用。

我国产茶区基本上是循着一个自西向东，由南及北，由内到外的发展历程。我国古代巴蜀地区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产茶。《华阳国志》记载，武王伐纣以后，巴为封国，四川的茶、蜜、丹、漆等都是常年贡品。四川从东部、北部到西南部都有产茶基地，这些基地的形成年代，当远在汉晋之前。秦代的战争和人口迁徙，使得茶叶从原产地向周边地区扩展。西汉之前，茶叶产地主要集中在原产地及周围地区。在长沙马王堆轪侯墓出土随葬品的清单中即有“槚”的异体字，可见茶叶在西汉初期已是侯门的日常饮料，死后还是随葬品。东汉之后，逐渐扩展到秦岭以南长江中下游及淮南等地。东晋，现浙江雁荡山区的永嘉、温州一带已经产茶。在东晋、南北朝期间，杨元杆说扬州人（泛指江南和岭南）的生活习惯是“茗饮作浆”，即指南方人饮茶与北方的鲜卑人饮奶浆一样是日常饮料。

在唐代，出产茶叶的地方包括秦岭和淮河以南四五十个州县，已遍及大半个中国。茶在唐代已成为大宗消耗的日用商品，是国税大户。国家开辟了大批国营茶园，实行茶叶专卖，称为“国榷”。唐代之前，淮河以北地区基本不产茶。至唐宋，山东、河南等地已经拥有茶园。金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食货志》中所言茶大致与前代相同。明代《事物绀珠》中提到了“莱阳茶”、“海阳茶”。据清末《河海昆仑录》载，新疆天山山脉也有了茶树。

公元4世纪到5世纪，中国茶叶传至高丽，至今朝鲜语中的茶字“仆”和“站”字并存。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唐太宗为文成公主与藏王联姻的陪嫁物中，就带去了大批茶叶。由于当时茶为“槚”字，所以藏语茶字的读音仍为“槚”。公元5世纪后，阿拉伯人陆续从我国西北边境以茶易货，所以波斯语称茶为chǎ，俄语为cha-i；日语中的茶字与汉语相同，读音也是chá。此外，印度语、巴基斯坦语、孟加拉语、斯里兰卡语都是chá，甚至连葡萄牙语也读为chá。

茶叶还和国家政权的战略措施有关。从唐代开始，至宋、元、明各代都用茶叶来换取西部和北部少数民族的战马。在新式火器出现之前，马曾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可见茶叶在国防、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宋代是我国茶业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之一，茶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贸易、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徽宗赵佶所著的《大观茶论》包括有序、地产、天时、采样（摘）、蒸压、制造、鉴辨、茶、碾、盏、筅、缾、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外焙等方面，全面论述了“建茶”的种植、采制、贮藏、烹饮、鉴别内容及要旨。它虽然没有唐代陆羽的《茶经》那样全面系统，但足以反映了宋代的茶事之盛。

单从饮食方式的角度看，唐代以前全国大多数地区普遍流行的是“煮茶法”，即把茶叶放进煮茶器内，添加作料，再行煮饮。到了宋朝则以饼茶为主，即先把各类茶叶制成饼状，然后再碾碎了煮饮。在晚唐，茶文化由于王公士族的积极参与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宋代则普及至老百姓。宋的茶文化兴盛表现在斗茶上。宋代的斗茶与唐代的煎茶不同，不仅在碗盏中直接沸水冲注，而且茶汤的色泽崇尚白色。要达到此标准，一是茶的本身色白才易出现白色汤花；二是茶饼的制作和研磨必须用特殊方法才能出现白色。茶色的审美情趣不同还关乎着陶磁茶具的变化。

唐人饮茶的茶杯讲究用玉青色的越瓷。这是因为唐代茶汤一般呈白红之色，如果要用邢州白瓷茶具易使茶色发红，用寿州黄瓷茶具则使茶色发紫，用洪州褐瓷又使茶色发黑，唯越瓷盛茶可现一种美丽的绿色，因而得到了唐代人的青睐。到了宋代选用茶杯的标准就变了。唐茶贵红，宋茶贵白。这样的选择一是出于当时的审美情趣，二是品茶的审美需求。宋代尚白，茶色白用青瓷就不美观了，必须要用黑盏才能显出茶的本色。饮茶使用黑盏主要是斗茶之需。《陶说》：“斗试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曰：一水两水，茶色白，入黑盏，水痕易验，兔毫盏之所以贵也。”斗茶火了黑盏，黑盏捧红了“兔毫”、“油滴”等珍贵茶具。直到如今，“兔毫天目”在日本仍被视为珍宝。

1987年在陕西法门寺的地宫中，发掘出一套晚唐僖宗皇帝李儇少年时使用的银质鎏金烹茶用具，是迄今见到的目前世界上时代最早、配套齐全、等级最高的古茶具实物。

由于宫廷的倡导和文人墨客的推波助澜，宋代茶风大盛，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朱雀门外……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南宋临安（今杭州）的饮茶之风更盛，茶肆林立，乡镇茶馆繁盛。《水浒传》中的王婆茶坊，就有合茶、姜茶、泡茶、宽叶茶，煮茶处叫茶局子，烧茶用风炉子，给客人上茶谓之点茶。可见，从宋代起茶馆业已开始向更广阔的社会开放。高档茶馆为文人雅士叙谈、会旧、品茗、赏景、吟咏提供了场所，也为富商大贾光临之处。茶馆有茶博士伺候，有的还有艺妓吹拉弹唱。档次较低的茶馆则是诸行卖技人会聚之所，谓之市头水茶汤。

文人雅士饮茶很有讲究。《警世通言》讲过一个故事：宋神宗年间，首相王安石因变法与苏东坡不睦，趁苏贬官黄州之际，烦其捎回瞿塘中峡水以烹服阳羡茶。三峡中西陵峡为上峡，巫峡为中峡，归峡为下峡。西陵峡又称瞿塘峡，乃三峡之门，总唤瞿塘三峡。东坡从夔州下水，乘着水势一泻而下，不觉一觉睡去，及至醒来已是下峡。东坡暗想，三峡相连一般样水，何必定要中峡。遂灌了一瓮下峡水捎回东京。王安石以白定碗投茶以滚水倾之，其茶色半晌方见。王安石曰，“瞿塘水性，出于《水经补注》，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惟中峡缓急相半……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见茶色半晌方见，故知乃下峡之水。”东坡叹服。此虽为传说，但可见当时士大夫饮茶之考究。总之，贵族茶道在于奢，雅士茶道在于雅，禅宗茶道在于禅，平民茶道在于大众化。

明代是中国茶业史上的重要时期。前面说过，从饮茶方式看，唐代以前流行“煮茶法”，宋代把茶饼碾碎煮饮。到了元明就出现了散茶泡饮法，较之以前更为合理、简便。自明代朱元璋诏令改饼茶为散茶后，此法就一直沿袭至今。明代对茶业的政策更加严格，实行“官茶”，严禁私茶。朱元璋甚至将胆敢违抗朝廷政令贩卖私茶的当朝驸马开刀问斩，震惊了朝野。

到了清代，中国出品茶叶约占全部出口商品的百分之六十左右。鸦片战争的炮声，轰开了清王朝长期“闭关锁国”的大门，伴随着鸦片及其它洋货的输入，使中国茶叶的大量出口优势渐渐消失。

一部中华民族的茶史，充满了诗情画意般的篇章。本篇只是简述了中华产茶史就已经令人叹为观止。至于茶的性能与价值，名茶的分类，茶馆与茶道，茶诗与茶典等各具光彩的篇章，只能容后再述了。

中国食文化讲座 篇7

鲍国明围绕审计在促进部门单位预算管理中的作用、开展绩效审计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以及部门单位内部控制的评审等3方面问题进行了阐述。对当前部门单位预算和财务管理中存在的财政资金预算和使用、办公楼建设、政府采购等方面出现的问题结合具体事例进行了生动的讲解。从体制、机制和法制方面深入分析了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从深化改革的高度提出了审计建议。从内部控制的作用、手段、评审方式等方面系统讲述了行政事业单位预算执行与审计需要注意的有关问题。

讲座穿插大量生动案例, 深入浅出, 对加强科协干部严格执行预算和审计的自觉性, 进一步做好预算执行与审计工作、合理安排支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嘉宾简介:

中国食文化讲座 篇8

韩羽先生年逾八旬, 但精神矍铄, 作为省内书画界泰斗, 平日深居简出, 普通读者难得一见。他提倡艺术的天然之趣和夸张变形之美, 言语幽默, 毫无机心, 一片赤子情怀, 于不经意间道出艺术和人生的真谛。

讲座以漫谈形式进行, 公司员工争先恐后地向韩羽先生请教, 台上台下有问有答, 韩先生和员工亲切互动, 现场气氛融洽。他以数十年的书画经验和心得, 结合儿童类报刊特点, 对公司报刊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中国食文化讲座 篇9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中国人的共同梦想, 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共同期盼。1988年, 76位诺贝尔奖奖金获得者聚集在巴黎开会, 他们在宣言中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 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实现中国梦,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 要解决文化传承的问题:实现中国梦, 是以中国文化作为精神家园, 还是以其他文化作为精神家园?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立国根基, 还是以别人的文化作为立国根基?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做出一致的回答:中国梦必须以中国文化作为价值内核, 以中国文化作为立国强国之本。党的十八大提出文化强国:“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只有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 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才能充满自信的去迎接世界。

那么什么是文化?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文化是指一个国家的灵魂。是国家民族在历史长河发展中形成的悠久历史、民族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等人类发展的组合。对一个国家而言, 文化关乎立国、治国和兴国。

“当有一天, 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 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美国总统尼克松

那么, 近一百年来, 中国的文化是一个什么状况呢?近一个世纪来, 西方资本文化大举侵入中国, 且畅行无阻。中国社会目前的各种乱象皆来源于此。世界历史已经证明给我们看:凡是用别人的文化作为立国之本, 就意味着是别人的文化附庸, 进而很容易成为别人利益的附庸。如果我们全盘接受西方文化, 我们自身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就是在心悦诚服地为西方的利益服务。中华民族的文化觉醒和自信, 要扎根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在今天的世界上, 假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失去了构成它最内核的‘自我’的文化, 它的自我认同必然出现危机。”——亨廷顿《我们是谁》

如果不去继承和发扬光大本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 也就失去民族文化的“根”, 失去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承载力, 也必然陷入文化的迷茫和文化自卑、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21世纪, 中国的硬实力在增强, 中华民族在崛起, 中国人对自己祖宗留给我们的5000多年中国文化在觉醒!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 作为中国人我们开始醒悟, 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 唯有以华夏五千年文明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根基和灵魂。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我们的民族复兴, 实现中国梦。“中国梦”必须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 中国的未来发展必须用本民族文化作为动力来源。那么, 我们自己的文化是什么?具有5000年博大精深的属于中国人的文化是什么呢?

一、儒学拯救世界

中国必须要以中国传统主流精神文化——儒家文化作为最基本的社会价值依据。华夏文明绵延五千年, 长盛不衰, 傲立于人类文明史。诸子百家, 三教九流, 中华民族选择了儒家, 这条路一走就是两千多年, “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 “康乾盛世”, 儒家思想影响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两千多年的历史无容分辩地证明, 中华民族对儒家的选择是正确的;近百年的历史也铁证如山, 中华民族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也是正确的。纯正的儒家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原动力。

世界四大文明, 只有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 长盛不衰。五伦: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中华文化的治世瑰宝, 护佑华夏子孙生生不息, 和谐共处, 长盛不衰。

近代一百多年来, 社会动荡, 争战不断, 持续不断的颠覆性、毁灭性打击, 致使引领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学说被说成是封建、迷信, 这样的文化瑰宝被中国人自己踩在脚下, 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呜呼哀哉, 一百多年, 不要祖宗, 崇洋媚外……一百年后, 我们幡然醒悟:任何社会的进步都首先应该是观念的进步, 而社会观念一定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 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基, 就没有民族的立足点, 就缺少民族的自立与自信, 从而难以真正吸纳世界上其他的优秀文化成果。2013年11月, 习近平在山东曲阜孔府考察时表示,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他提出, 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坚持古为今用,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因势利导, 深化研究, 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将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 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孔子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业已沉淀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从隋唐开始, 就有以儒治国, 以道治身, 以佛治心, 儒释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1989年, 在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会上, 联合国教科文卫生组织干事泰勒博士说:“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 人们很快就会发现, 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多年里, 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 或者缺少进步也好, 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和超越时代的, 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属于过去并照耀着今天和未来。”

中国学者的认识更加深刻。钱穆先生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 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2500年以上之积累, 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 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2500年以上之演进, 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 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 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 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 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主流媒体责无旁贷, 当披荆斩棘, 勇立潮头!为天地立心, 为百姓立命。为往昔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承传华夏文明, 媒体应该一马当先, 当仁不让。在五千年中华文化传承和发扬光大方面, 主流媒体应该担当起振兴中华文明的急先锋。

我们欣喜地看到, 在国家政府的扶持之下, 在社会有识之士的努力创导和不懈努力之下, 当今社会, 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逐渐的觉醒和喜爱。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论坛遍地开花, 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弟子规》夏令营, 传统文化夏令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学习热遍布大江南北, 学习传统文化的组织更如雨后春笋, 在神州大地建立起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公益网站越来越多, 以上种种, 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的希望。

二、小结

通过上面分析, 我们明白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势在必行, 刻不容缓, 功在千秋, 造福子孙后代, 宣传和弘扬传统文化是实现民族复兴, 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主流媒体作为大众传播机构, 可以说播什么内容的节目, 就是在教人们什么。所以说, 媒体能救社会, 也能毁灭社会、毁灭世界。今天的媒体, 影响力和范围之大史无前例, 如果媒体播出去的内容是暴力、色情, 是杀、盗、淫、妄, 那么就在教人们恶, 毁灭世界。如果播出去的内容是劝善的, 是弘扬仁义礼智信的, 是劝善的, 是伦理道德教育、是因果教育, 那么就在教人们善, 那么就救了世界。因此说, 今天的大众传播媒体, 承担着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弘扬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如此迫在眉睫, 可是,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电视频道专门宣传优秀传统文化, 这种现状急需改变。在国内几十家卫星频道和数千家地面频道中, 通过每日节目单我们看到, 这些频道的节目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内容:新闻, 电视剧, 娱乐节目等。在这些节目中, 教中国观众向“真善美”的有多少, 教人们“百善孝为先”的有多少?而是潜移默化的在教人们“不以淫为丑, 反以淫为荣”, 老祖宗告诫后人“万恶淫为首”, 可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在教观众什么?

作为媒体, 国家的喉舌, 应该告诉观众儒释道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正统, 应该把中国老祖宗能够化解世界灾难, 促进和平的方法告诉世界。响应习主席号召, 大力弘扬中华文明。主流媒体应该承担起弘扬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21世纪, 媒体传播的速度、传播的广度、影响的范围和深度, 媒体的教育力量之大前所未有。有人会说, 教育是学校的责任, 媒体可以袖手旁观。可是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 是学校对人的影响大, 还是电视网络等媒体对人的影响大, 答案一目了然。今天, 媒体的影响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对子孙后代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 影响终身。

借助当今的媒体, 尤其是主流媒体,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传播正能量, 是媒体人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现在婴儿扎根的教育是什么?是电视教育。从前是父母家长教育, 现在是电视。从一出生到长大, 先是电视然后是电视和网路在影响他们。这些电视网路在教人们什么, 我们都知道了, 这是可怕的危机呀!

媒体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借助电视和网络等媒介, 把千万年来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圣贤智慧, 留下来的千年不变的真理, 留下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方法等等一切优秀中华智慧传给中国的下一代。

中国的媒体到了拿出行动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了。据了解, 2014年7月开始, 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的中小学将开始全面开始学习《弟子规》。这个消息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 不光是中国人的, 它更是世界的, 是永恒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作为华夏子孙, 这样的宝贵财富一定要继承呀!

中国新一代国家领导人, 为21世纪中国的发展描绘了富强崛起美好光明的蓝图, 正带领全国人民高高举起实现中国梦, 继承和振兴中华文明的大旗, 作为媒体, 作为对人民进行传播、教育的大众传播机构, 理应担起历史的重托, 扛起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历史重任, 时不我待, 即刻行动。

摘要：主流媒体,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传播正能量, 是媒体人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习近平说, 实现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他说, 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 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 养浩然之气, 塑高尚人格, 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 必须以中国五千年文明所创造的民族文化作为文化之本, 作为民族复兴的灵魂。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中国梦。

关键词：中国梦,主流媒体,弘扬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1]张洁云.构建普惠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思考[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 2011 (01) .

[2]马振清.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及其发展方向[J].科学社会主义, 2007 (04) .

[3]杨彬.从文学的发展看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化的选择[J].广西民族研究, 2005 (02) .

中国食文化讲座 篇10

关键词：韩流,文化,文化建设

“鸟叔”的江南style引领的全球文化娱乐盛宴刚落下帷幕, 长腿欧巴便紧随其后, 大放异彩, 而真正把这股“韩流”文化推向极致的是韩剧《来自星星的你》, 其热播掀起了一股如火如荼的“星星热”, 该剧播出后被议论为“中国拥有社交媒体最被热议的韩剧”, “韩流”文化的影响力在我国娱乐版图中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就在刚刚结束的《太阳的后裔》, 其受追捧程度较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韩流”文化在我国会如此盛行呢? 国人对此现象或羡慕记恨或淡然漠视, 这些态度皆不可取, 我们要冷静思考分析, 从中吸取借鉴韩国文化发展的优秀经验, 同时思考我们中国的文化建设之路该走向何方。

一、“韩流”文化在中国盛行的原因

所谓“韩流”, 是中国媒体提出来的, 指韩国的大众文化商品在以中国、日本等东亚地区被部分阶层所接受并成为一股流行趋势的现象。我认为“韩流“文化盛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一) 韩流文化的迅速崛起及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韩国政府的积极推进。从20 世纪60 年代经济腾飞的“汉江奇迹”的开始, 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韩国历届政府都推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1972 年韩国政府制定《文化艺术振兴法》标志着韩国文化政策的起点; 1998 年, 韩国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战略; 再到现在朴槿惠政府 ( 2013-) 的“文化隆盛”目标。虽然历届政府的文化政策侧重点略有不同, 但是总体推动韩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大方向是没有变的, 由此其文化的发展越来越繁荣。

( 二) 现代社会已由生产社会过渡到消费社会, 消费成为社会的中心。而在消费社会中, 商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 还有符号价值。消费社会的文化中心由知识精英型转向大众消费型, 大众成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韩国娱乐公司在消费型社会中极力制造形形色色以身体幻象为核心的形象符号, 被打造成为娱乐界的男神女神成为大众膜拜的偶像。这时身体连同时尚被纳入符号逻辑之中, 形成了符号拜物教, 大众被这种符号所吸引, 明星“被按照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方式组建起来, 成为时尚与消费的对象”。

( 三) 文化的同源性及教育事业的发展。两国同处东亚文化圈, 文化上具有同源性, 所以在两国的文化交流具有天然优势, 而韩国正好利用这种优势, 使其文化产品更具亲和力, 更易被中国人接受。除此之外, 韩国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也为其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

二、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

“韩流”阵阵来袭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文化或者经济现象, 它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政治现象。文化是政治经济的集中表现, 国际中产业文化的流动虽然增进了人与人之间更为深远的连接和互动, 有助于对权威的怀疑和对压制传统的质疑, 但是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 比如在不经意间一定程度上侵害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等。

( 一) “一种文化对于它所属的群体成员的行为往往具有预知和导向功能。”在进行中国文化建设时, 一定要坚守我国文化主体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文化是民族的根, 是魂, 文化的力量在国家综合实力的衡量中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文化产品是文化借以传播的载体。而影视剧及综艺节目等作为一种文化产品, 其本质特征在于它带有精神文化的符号意义, 还具备某些特殊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属性, 能对观看的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下以韩国文化精神为标杆的崇韩媚外思想的萌芽, 以及我们自身文化建设出现的一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坚守中国主流文化的主体性, 坚持和坚守道德文化传播的正确方向, 警惕韩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损害到中国主流文化所构建的文化价值观。

( 二) 历史告诉我们, 在文化发展中要吸收借鉴别国的优秀文化, 但也不能忽视对本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传播。青少年是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希望, 如果他们忽视了自己国家优秀的传统文化, 总是一味地去追求外来流行文化, 这将不利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因此, 一方面家庭、学校和社会应当对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进行积极引导, 增强其辨别对错的能力, 更好的由知到行。另一方面, 青少年接触韩剧、韩国流行音乐以及其他相关附属产品大多都是通过网络这个平台, 依据英国文化理论家丹尼斯·麦奎尔提出的“媒体效果理论”来看, “媒体不仅直接影响个人, 而且还影响文化、知识的贮存、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念。媒体提供了一系列的形象、观念和评价以让受众成员们从中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向”。由此看来, 大众媒介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媒介, 传媒的引导可以使青少年的价值观悄然发生改变,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决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使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遭到破坏。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对建设网络这个平台给予很大重视, 要加强管理, 正确引导, 趋利避害, 使大众传媒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生茂.“韩流”的文化现代性再审视[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4 (2) .

[2]刘飞, 姜红.“韩流”文化及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J].管理观察, 2016 (2) (总第601期) .

[3]吴飙, 王爽.从韩剧看“韩流”面向中国的传播路径及影响[J].新闻研究导刊, 2016 (02) .

[4]孙梨梨, 刘兴全, 郑基银.韩国文化内容产业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16 (02) .

[5]尹京子, 杨柳青.韩国文化外交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启示[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6 (01) .

图书馆讲座：提升公共文化品质 篇11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整体素质高低与否，标志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个体以及整体文明程度。我们常常说某个国家的民众有素质、说某个人有素质，这个素质其实就是前述的文明程度。国民文化素养的提升，会促使素质的进步，在这其中除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国家的教育体系以外，公共文化的普及和品质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从某些方面说，公共文化的普及和品质是整个国民素质的外在显示，是保证民众享受到基本的精神文化产品（服务） ，保障民众最基本的文化权益，而保证民众基本的文化权益是对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的基本要求。

毋庸讳言，我国在公共文化的发展和建设上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幸运的是随着社会的逐渐进步，公共文化得到了重视，公共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管中窥豹，笔者仅从许多图书馆的名家讲座这个公共文化活动对公共文化品质的提升述及一 二。

节假周末，不少人在闲暇之时，选择了去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听讲座，面对面地聆听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传经布道，这样的公共文化活动正愈来愈受到公众的青睐。

图书馆讲座，主讲人通常都是某个领域或某个学科中的大家、翘楚，这样的人物参与到公共文化活动中，是最能提升公共文化活动品质的。这是因为，第一，他们站在某个学科的巅峰或某个领域的最前沿，眼光的前瞻、知识的积累都是其所从事的学科或领域中的代表，尤其是他们取得的成就，对公众来说有着足够的吸引力；第二，由于学识的积累、资讯的丰富，他们一般能对所属的学科或行业给出比较全面的论述，讲述的内容更翔实、更具权威性，讲座的风格更贴近公众，毕竟公众不是如他们一样的专业人员；第三，依据传播学中名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公众对名师、名人的观点、讲述更容易倾听、接受；第四，源于第一点和第二点，他们的讲座对公共文化的品质提升有着巨大的甚至是直接的作用，有时甚至能影响或改变具体的听众，这一点有太多的例子。因此，图书馆讲座从其活动内容上来说，在公共文化活动中是有着高端性的；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来说，其直接对公众授业解惑，边际效应更大。

图书馆讲座相较于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专业讲座，其受众更广泛、辐射面、影响面更大。据统计讲座听众以年龄在十八九到五十岁左右的人为主，这个区间的人要么是正处于接受系统教育的大中学生、要么是已走上工作岗位，并且是中坚骨干的人员。不论是职业再教育的充电还是孜孜不倦的求学问道，这个年龄段的受众不但能较好地接受名师、名人示范效应的影响，而且还能影响周边的人，诸如同学、同事、家人等等，无形中将讲座的效应进一步扩大了，这对提升具体的公民素质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当然，这也是公众通过比较后得到的认知，也是图书馆讲座能延续不衰的动力。

公共文化活动从其发展史来看，是由小众向大众的发展过程、是由精英向普罗大众的扩展、由低端向高端发展。前几年风靡芸芸学子乃至许多社会中坚的哈佛名师公开课就是最好的注解，源于这样的举措，有越来越多的名校名家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这也是另一类没有围墙的图书馆讲座。

追溯公共图书馆讲座的滥觞，当属国家图书馆文津阁分馆，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笔者手里有份2005年这个馆的讲座表：2005年12月10日第296期任继愈教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主要著作：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等） ：汉字的再认识；12月17日第297期，叶嘉莹教授（中国古典诗词专家、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主要著作：《唐宋词名家论稿》《迦陵论词丛稿》《叶嘉莹说诗谈词》等）： 早期女性词作的美感特质“女性词作美感特质的演进”系列讲座之一。其他还有著名音乐指挥家李德伦、已故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等等一代宗师大家。笔者之所以选录这份十年前的讲座表，只是佐证这个馆讲座渊源和主讲人的资质。

而今随着公共文化活动的渐入正轨，图书馆讲座这种高层次的提升公共文化品质的活动正方兴未艾，其形式和作用也越来越得到公众的接受和欢迎。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名师、名家能参与到这样的公共文化活动中，福泽更多的民众，提升全民的文化素养，也期待有更多的民众选择图书馆讲座这样的公共文化活动，起码您不必面对纷扰不断的广场舞的尴尬。

中国画与中国文化 篇12

但是,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语境下, 中国画必然面临诸多的文化关照。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想要原封不动的保持民族传统已没有任何可能, 所有排斥外来文明的社会必将陷入历史的死胡同。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接受了“师夷长技”“西体中用”“洋为中用”, 这在中国的近代、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已经表现得十分充分。但是, 如果没有思想文化上的转型, 社会的现代化必然是不彻底的, 在文化上、观念上拒绝现代文明的整合, 以历史情绪、保守文化和狭隘思想主导社会的主流意识, 将严重地阻碍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病源, 主要来自于儒、道思想。

孔子的思想产生于春秋与战国的过度时期, 封建秩序解体, 封建道德崩溃, 群雄并起, 战争频发, 各种思想竞相产生。在思想的交锋和实践当中, 孔子的“复辟周礼”“君子仁政”等理想, 完全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他对旧时代强烈的依恋情怀, 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危机的反映, 成为儒家思想产生的本源。其思想孕育出的中国文人, 不可避免的带有这种思想烙印。这种怀旧的思想形态, 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回归与复古情结, 使整体文化趋于保守, 从而失去了进取开拓的精神张力, 导致文化激情和社会创造力的萎靡。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史, 始终在一个超稳定结构中周而复始。从思想文化看, 自汉以后,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儒家学说, 成为统治帝国的工具, 孔子被奉为“圣人”, 成为整个民族膜拜和不可逾越的精神偶像。从社会伦理看, 在儒家思想统御下的宗法制度, 成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君臣”、“父子”“夫妻”“嫡庶”“长幼”等关系, 构成帝国的人伦法理。已经溶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之中。其结果是, 孔子之后, 再也没有出现思想的高峰。

中国艺术以文人画为主导, 更多的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儒道两家, 虽然皆有怀旧与复古情怀, 但老庄的出世思想, 较之于孔子, 更具有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儒家强调入世的社会和生活规范, 使它难以成为艺术精神的指向。表现在审美上, 追求格调高古。或闲云野鹤, 或世外桃源。纵观中国画史, 与社会史的特点极为相似, 表现出超稳定的特点, 讲求传承, 沿袭古法。是典型的承接性、叠加式发展, 经过上千年的积淀, 在技术水平上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而在艺术思想方面则几无建树。

儒家的道统地位不仅得益于皇权, 反过来也促进了皇权的格外强硬。统治者一方面推行儒家思想, 另一面打击和摧残知识分子, 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令人发指。例如:明代的科举考试, 举子必须依照“圣人”的言论答卷, 自己是没有资格发表言论的, 这叫“代圣人言”, 你只能模仿“圣人”的言论说话。这种对人的思想的禁锢, 对人性的摧残, 我们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再看清代, 君臣关系, 已经变成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为打击汉族知识分子, 统治者大造文字狱, 仅乾隆一朝有记载的文字狱案达一百二十余件, 涉及人数少则数十人, 多则数万人。这种对文化的摧残, 彻底禁锢和摧毁了知识阶层的思想和性格。

毫无疑问, 传统中国画作为文化认同、民族身份、审美惯性, 在中国具有普遍的认同和广大的市场, 作为艺术历史的延续其意义不可否定。但在全球化的今天, 思想文化的碰撞, 艺术的交融, 呈现出多源的文化艺术生态, 为中国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参照性、整合性的文化和艺术资源。在这种文化语境中, 中国画不应当只是满足民族的认同, 而应当具有艺术的文化全息功能, 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思想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

“中国画”这个名称首先标明了民族性、地域性, 同时也具有局限性。在学术层面, 从理论到实践基本没有脱离这个局限。仍然陶醉在关起门来, 自说自话的状态之中。以民族自身的能力, 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抗拒外来文化的影响, 是不可能走出这种局限的。就象中国的历史, 改朝换代不过是旧有秩序和就有文化的循环, 直到近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 其内在的危机才全面的暴露出来。今天, 在国际化的平台, “三流国家出原料, 二流国家出技术, 一流国家出文化”, 这一认识已被世界主流文化所认同。要发展民族的文化, 建立现代化的文化理论体系, 使中华文化成为影响世界乃至引领世界文化的主流, 必须放下那些盲目的自大, 先学会与其他文化的对话。而艺术毫无疑问地应当是这一实践的先锋。

参考文献

[1]胡树华.产品创新管理[M].科学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