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精选12篇）
异化 篇1
谈到卡夫卡, 便不能不谈《变形记》, 谈到《变形记》, 便不能不谈“异化”。在这里, 我们将从“异化”的现状、“反异化”的尝试、“反异化”失败的原因、“异化”的哲学内涵四个方面来对作品反映的异化主题做一个剖析。
一、“异化”的现状
一是外形的异化。格里高尔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 但却保留着人的大脑和心灵, 这样荒诞的改变使格里高尔陷入了莫大的窘境, 体现着格里高尔“形”和“神”的分离。然而格里高尔并没有多大的惊恐, “我出了什么事啦?”[1]是他的第一反应, “要是能再睡一会儿, 把所有这些倒霉的事都忘记, 该多好啊。”[2]是他的第二反应。这不正常的冷静说明, 格里高尔在正常的生活中也只剩下了人的外形, 而他的内在已经异化了, 可怕的“变形”只改变了他的外观而已, 某种程度上倒符合了他的内在, 又体现着格里高尔“形”和“神”的统一。
二是亲情的异化。在发现格里高尔变形后, 母亲的惊恐, 父亲的愤怒, 都和正常的亲人之间应有的同情、心痛、爱怜相去甚远, 日子一长, 妹妹越来越不耐烦, 母亲的爱怜泯灭殆尽, 父亲由愤怒变为残忍, 连格里高尔对亲人的深挚的爱也有变化, 这说明亲情在原来的生活中就是不存在或少的可怜的, 一家人指望格里高尔来生活, 他的收入是一家人的生活来源, 一旦这种物质上的利益关系被打破, 表面上的亲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父亲隐瞒自己的财产, 宁愿让格里高尔继续高负荷的工作, 也不远用积攒的存款来还债务, 说明即使是至亲的父子之间, 在金钱面前也是自私的。这一切体现出了格里高尔一家异化的亲情, 并反衬着格里高尔对他的家人的深厚的爱。
三是人性的异化。从主人公格里高尔自身来看, 他对家人的关爱在细微处也是有变化的, 开始的时候, 他小心翼翼地顾念着家人的情绪, 为了怕吓到妹妹, 他用四个小时铺一块床单遮住自己;因为趴在墙上的画上吓坏了母亲, 他自责、忧虑;他逆来顺受地忍耐父亲的“苹果轰炸”……而到了后来, 他对家人也产生了不满的情绪, 他指责妹妹屋子打扫得不够干净, 母亲用水打扫他的房间, 他也并不领情;他发现家人吵闹, 忘记了关门, “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 气得尖声叫起来。”[3]“他几乎没有感到奇怪, 他最近很少为别人着想;从前他总是为别人着想, 并因此而感到自豪。”[4]……格里高尔变形后, 对他的家人越来越不满, 这体现出主人公性格上的变化。
从整部作品体现出的“人性”的问题角度来看, 人只剩下了“用处”而失去了人本身。只要一切功用照常, 人可以变成任何东西且无人介意。家人们在意、恼怒格里高尔的变形, 说到底在于他的“功能”的丧失──他不能再工作养活一家人了。过于苛严的工作环境已经把格里高尔打造成一个赚钱的机器, 一旦这机器停止了转动, 立刻成了一堆无用的废铁。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格里高尔变成虫子后仍能像从前一样工作、赚钱、养家糊口, 说不定他还不会失去家人对他的“爱”。而他的“功能”失去以后, 打破了家人对他的物质依赖, 建立在这上面的虚假的亲情自然也消失了。
二、“反异化”的尝试
在格里高尔畸形的生存环境当中, 他曾做过许多努力让他的周围人及生活环境趋于“正常”, 即我所谓的“反异化”的尝试。
一是格里高尔想要用辛勤工作来“反异化”。从文章的开头就可以看出, 他在旅行推销员这个职位上尽职尽责, 五年来从没有松懈, 而他一次没有及时上班, 就使得协理亲自上门来质问, 而且还怀疑他对公司的账款做了手脚, 可见辛勤的工作并没有使他获得别人的尊重与肯定, 他只是公司的一颗螺丝钉, 有了他好正常运转而已, 公司需要他搞订单, 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公司服务。想要用辛勤的工作来赢得人格的尊重和同事间的友谊, 显然是没有希望的。
二是格里高尔想要用“爱”、“亲情”来“反异化”。在格里高尔变形后, 为了与外界有所交流, 他共从房间出来过三次。第一次是他受到协理的话的刺激, 想出来与协理解释, 结果吓坏了协理和母亲, 激怒了父亲。第二次是为了帮助妹妹解救昏厥的母亲, 跑进了隔壁房间, 结果被关在了门外, 被父亲用苹果打伤。第三次是被妹妹的小提琴声吸引爬到客厅, 结果家人最终决定抛弃他。格里高尔所有良好的愿望都不能收到预期的回报, 只能使自己陷入越来越糟的境地。“爱”和“亲情”的尝试, 并没有获得家庭的温暖。
在多次尝试失败之后, 他想到用蛮力去反抗。为了保护墙上的画像不被拿走, 他想过跳到格蕾特的脸上;他想过“进攻”对他不好的老妈子;他想过让妹妹永远留在他的房间, “他要同时守卫房间的各个房门, 向入侵者吼叫”[5]……而所有这些尝试也都以失败告终。蛮力去反抗, 只是一种无奈而且无力的挣扎罢了。
三、“反异化”失败的原因
第一, “爱”、“亲情”的真正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格里高尔想要得到的家庭的温暖, 是建立在骨肉亲情之上的天然的血缘的亲情, 而这早在他变形之前就已经不存在了。“变形”使格里高尔从经济来源变成了经济负担, 成了家庭的累赘, 所以“真正的亲情已经不存在”这一很早以前就客观存在的事实才暴露出来。真正的建立在美好人性的基础上的感情不存在, 而建立在物质利益上的亲情又失去了基础, 所以想用温柔的情感和美好的心愿去软化已经异化的僵硬的家庭关系, 是行不通的。
第二, “人被异化成了人的功能”, 这不仅仅体现在格里高尔一人、一家上, 而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资本主义社会里, 长期的物质、金钱、利益的突出强调, 竞争的无限扩大扭曲着正常的人性, 人受制于物、受制于工作, 被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反过来奴役着, 人所具有的能力、人能创造的财富 (特别是物质财富) , 成了人的标志, 掩盖甚至泯灭了人本身, 这种人的“功能”是人自身的创作, 但又成了人自立的基础, 成了他人评价自己、自己评价自己的标准。格里高尔成了他的工作, 成了他按时拿回家的钞票, “仅仅把这种类的生活即能动的自由的生产活动, 视为维持自己肉体生存的手段。”[6]长期的私有制占主体的经济, 人的自私导致人情冷漠的社会, 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人之间的关系, 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 都是导致异化的原因, 这些东西不改变, 人的异化的现状就不会改变, 反异化的努力就必然会失败。
四、“异化”的哲学内涵
“异化”是20世纪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哲学上, “异化”也被很多哲学家讨论、阐述。黑格尔说, “实体赖以成为现实的这种行动和生成过程, 就是个人[人格]的异化;因为那直接的, 亦即没有异化的、自在自为的有效准的自我, 是没有实体性的, 并且是那些外在的激荡因素的玩物。”[7]可见在黑格尔的阐述中, “异化”的概念是广义的, 并且这样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对“异化”的探讨没有明确的褒贬色彩, 也无需对其批判。而我们在文中讨论的“异化”概念, 更接近于马克思对于“异化”的阐述:“只是当这种外化、对象化、物化等等脱离了它的主体, 成了一种异己力量, 反过来支配、压迫主体, 主体反而成了它的奴隶, ……才叫做‘异化’。”[8]也就是说, 马克思所言的“异化”是黑格尔所言的“异化”的极端和负面效应, 黑格尔提出了“异化”的普遍性, 马克思指出了这种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危害, 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我们每个人都以异化的形式生存着, 每个人都为非自身的因素所建构, 先被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世界, 再被赋予一套价值评判体系, 于是产生所谓自己的“看法”、“见解”。每个人都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体制下的产物, 即使是马克思的论述意义上的“异化”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甚至是必须的。
在我们为格里高尔的死而悲哀, 为造成他个人悲剧、家庭悲剧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反思的时候, 也应当留心自己身上出现的“异化”的痕迹, 即使我们无力于改变制度、文化、思想, 但从个人做起, 在自己的意识、情感、行为方面加以注意, 却是力所能及的。如果时代和社会注定了格里高尔式的失败, 个人的努力至少能成就某一层面、某一时段的成功。
参考文献
[1][2][3][4][5][奥]卡夫卡/著叶廷芳/主编《卡夫卡短篇小说全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6]熊子云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
[7][德]黑格尔著贺麟, 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 (下卷) 商务印书馆2009年5月第1版
[8]乐志强编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简明教程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异化 篇2
异化与存在--从劳动异化的角度看人的存在问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着力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异化和劳动异化现象,在此基础上指出人处于一种异化的存在状态,进而洞察了人的`本质.但马克思的论述并没有涉及前资本主义时期.从异化和劳动异化的角度审视,前资本主义时期各社会的人的存在亦是一种异化,人的产生过程就是一个异化的过程.
作 者：王晓华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2刊 名：洛阳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LUOYANG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21(1)分类号：B038关键词：异化 劳动异化 存在 本质
异化 篇3
关键词:劳动异化;道德异化;道德生态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067—02
上海城市交通执法大队“钓鱼”执法,因触及了人们的道德底线而遭舆论质疑。“钓鱼事件”使敏感而善良的心灵在刺伤中颤抖和失望,引发了广泛的道德问题的讨论。在这个人欲望横流、金钱至上、浮躁喧嚣的时代,我们时刻体味到我们的精神领域,在人们的道德伦理方面发生的种种病变,即出现了道德异化。
一、道德异化及其表现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发生的异化现象进行的解读和阐述。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有四层含义: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二是劳动本身的异化;三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四是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批判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的、社会的、物质的批判,对共产主义的憧憬,也不只是物质水平上的丰裕,更重要的是异化的克服和全面发展的人的出现,使人真正可以“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精髓。基于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揭露了人的异化现象。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整个社会和精神领域出现异于本质价值的现象,即道德异化的出现。所谓道德异化是指道德现状异于道德期许的程度,表明道德实际效果与道德本真过程的偏差。善是人的道德欲求,人在从善中实现人的幸福,体现人之为人的本质。道德异化却促使人追求恶,追求与人本质力量对立的一面。道德异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道德功利性。在当今的社会中,那种轻视道德原则和道德精神的价值、把功利和效果当作一切的人随处可见。譬如,路边有人病倒,过路人普遍的态度是视而不见,偶尔有道德良知者前去帮助,还会引来人们的冷嘲热諷。更有甚者,救人者不但不会被当作恩人对待,有些反而被被救者及其家属反咬一口,把一切责任全推到救人者身上。这种道德的功利性在当今社会表现得及其普遍。
其次,道德工具性。在道德基础建立在外在功利性上,隐藏着道德工具化,道德成为经济的工具成为人们的手段。道德的工具性导致道德的消解和沉沦,道德失范,人心变坏,人际冷漠,社会公序破坏。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过度的物质化使人出现了主体意识的模糊,在社会正义感、责任感的淡化,是非混乱、缺乏社会公德心、个人行为失范及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盛行。
再次,道德权威的丧失。所谓权威,从哲学意义上讲就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最有威望、最有支配作用的力量” [1]。《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权威定义为“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由此可以认为,权威在实质上是一种内在的具有支配作用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实践中形成的令人信服的威望。那么可以这样定义:“道德权威是能使人信服和遵从,并在一定范围内指导人们的道德生活的精神权威。”[2] 道德如同法律一样具有权威性,道德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道德权威比法律权威影响更大,调节的范围更广。道德权威在人们的精神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当今社会,道德出现严重滑坡,道德权威丧失。
最后,道德与人性的偏离。人性的内在要求必然导致道德的产生和存在,而道德的产生和存在必然使人性得到提升并趋于完善。道德依存于人性,人性又离不开道德。道德是人的道德,人性是道德生成的根基。道德必须符合人性,同时道德又在不断提升人性,在帮助人们不断克服人性中的动物性的过程中提升着人性。一味地强调人性,忽略道德,导致道德与人性的偏离,最后失去的将是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建构和重塑。
二、道德异化归因分析
造成道德异化的存在是多种复杂因素长期积累,既有历史因素的延伸,也有现实因素的直接作用。
首先,经济发展期的物欲膨胀。在商品经济下,利益欲望的强烈驱动以及竞争手段的引用,一些人的物欲主义就膨胀起来,这是道德异化的基本诱因。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在给中国经济注入强劲活力的同时,空前激发了中国民众的物质欲望和意念。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盛行。“在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里,不但人成了物、商品、货币、资本、机器和技术的奴隶,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由于被变形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变得晦暗不明了。”[3] 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对道德的原则的坚持力度就会减弱,对道德方向的把握难免发生偏移,对道德行为更加不能实施。道德异化的问题以铁的必然性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感到困惑和惘然。
其次,传统道德规范缺失和新的道德规范建构的相对滞后。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旧的道德规范由于失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慢慢的消解了,并逐步丧失了对人们社会行为的调控功能。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建立起来,造成社会道德领域的真空。“无德可依”是当今社会道德异化的关键因素。在旧道德规范体系被批判和否定,而新的道德规范体系无法建立的这个阶段,由于缺乏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和行为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必然是盲目而混乱的,从而表现出对新旧道德规范的困惑和迷惘。在这种困惑中,不可避免就有很多人超越于旧的伦理规范之上来行事,并出现大量的越轨行为,即道德异化的出现。“中国目前社会道德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无序的状况,整个社会缺乏基本的道德共识和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人们在不同社会领域、社会场所和社会群体中,各自分别按照不同的、往往是相互矛盾的道德准则行事 [4]。
再次,道德教育欠缺。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当前由于市场经济中负面因素对大众思想的不良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各种思潮对产生冲击等因素,使道德教育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传统的道德观念在经受着现代的理念的冲击,在现代人道德观念迷茫时,引导道德走向的道德教育却被人们所忽略,出现其实效性低下,与生活世界的离异,过于形式化等特点。道德教育的欠缺直接影响人们道德的水平,出现了普遍的道德异化。
最后,现代法制的不健全。法律不能裁判道德,但法律裁判不道德的行为某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肯定建立在人们普遍的道德共识上。法律不健全的结果是违法的人和事不能得到应有的制裁和追究,社会公平公正难以体现,其负面影响就是推行了一种反面示范效应:触犯了法律都无所谓,道德规范更不在话下。
三、消除道德异化,构建道德生态
所谓生态原本是生物学概念,借用来表示社会道德在社会资源总系统中与其他社会资源形式之间的生生不息的有序性联系以及社会道德生活样式的多样性。根据道德资源发挥作用的适应性原则,我们把社会道德与社会资源的其他形式之间的适应状态即道德资源在社会生活层面以及个体道德层面的作用状况称作道德生态 [5]。道德生态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领域。消除道德异化,构建道德生态具有现实性意义。
(一)正确树立人们的价值观是消除道德异化的内在根基
正确树立人们的价值观关键在于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市场机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障体系。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能够纠正人的非正常的竞争手段,培养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正确的经营观。单纯地追求物质享受不但不会使心灵得到满足,反而会更加虚空;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短暂的物欲横流过后只有更深的精神空虚。拜金主义是一种腐朽没落的思想观念,要彻底根除它,就要在全社会树立高尚的价值追求,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劳动观,克服资本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
(二)以公平公正原则建立健全道德规范是消除道德异化的主要渠道
道德异化问题主要是社会不公正导致法制缺失或者说法制缺失导致社会不公正引起的。社会不公正的现象越多,人们的仁爱之心丧失越快,剩下的只是恶,只是道德异化。一个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公正的社会,道德异化严重的社会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这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实现以公平为标准构建道德规范是解决当前道德异化问题的重要途径。以公平公正构建道德规范,能以此服人,有利于消除人们的不公平感,减少社会争端,实现道德回归,相对整个社会及社会中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道德异化。道德和法制体系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要求,以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保障和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
(三)道德教育是消除道德异化的主要途径
道德教育是道德实践活动的重要性,是培养人们道德品质和个人人格的重要途径。加强道德教育是提高道德素养的关键所在。
由于盲目追求眼前利益而蒙蔽双眼,做出各种不道德的行为,严重背离道德原则,从而导致道德规范受到冲击,道德失范现象层出不穷,出现道德异化。因此,加強道德教育,应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到社会、经济、环境、行政以及社会各行各业的伦理道德教育都需要进行道德教育。同时加强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传统道德的继承,将民族文化的传统道德理念贯彻到日常生活行为中。大力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精髓,强化道德教育,提高道德水准,实现道德回归,建设全社会共有的精神家园。
社会道德异化必将影响社会秩序的健康发展。社会无序,人们的生活将会杂乱无章。消除道德异化,构建道德生态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道德生态的构建,促进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而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和基础。社会要和谐,道德环境必须首先和谐。在经济大环境下,各行行业和各部门的道德行为遵循公俗民俗,重建社会道德信仰,道德环境和谐稳定,使社会得到了和谐发展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王连法,黄长军.简明应用哲学辞典[K].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2]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2002.
[3]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J].哲学研究,1997,(1).
情感的异化 篇4
1. 什么是爱什么是恨
《大堰河, 我的保姆》是中学教材的重要篇目, 对成长期的青少年的情感发展, 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个网友说, 他每次读到这篇诗歌, 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首诗有数量庞大的读者, 不会每个人都如此善感, 但大多数人都可能会有相似的诵读记忆。这首诗, 在我们学习的黄金阶段, 谈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关于爱, 学会恨。
我们在诗歌里, 目标鲜明地知道爱谁, 恨谁。
我们在诗歌的强烈节奏的引导下, 在教师精心设计的课堂教学的影响下, 感受到了诗人对“大堰河”的爱和对“旧世界”的恨。然而, 我们并没有更进一步地去想问题:为什么爱?为什么恨?我们同样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恨?
作为一首气势磅礴的诗歌, 《大堰河, 我的保姆》有自己特殊的节奏, 读者一味沉浸在诗歌的气氛里, 很容易被感染, 并且不假思索地爱着诗人的爱, 恨着诗人的恨。尤其是在中学的课堂里, 我们的教育理念, 是同质化教育, 不是差异化教育, 不鼓励学生们自己进行独立思考。这样长期训练之下, 中学生的脑袋很容易变成叔本华说的———“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我搜集并拜读了几份有名的教案, 有特级教师的精心设计, 有名师公开课的教学实录。这些教案, 手法丰富, 多媒体等技术手段的运用多样, 教师们对这首诗的核心教学思想跟我二十年前上学时没有太多的不同:
……通过分析人物形象, 理清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 体验诗人对劳动人民真挚、热烈的感情以及对旧世界的仇恨和诅咒。[1]
这是长期以来中学教师对诗歌的标准化理解。教材编写大纲这样规定, 教材编写者这样引导, 教师参考书这样表达。
对一首诗的理解, 限定在标准答案上, 这是大陆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最重要理念之一。
教材编写者对这首诗的解释:对劳动人民的爱和对旧世界的恨。
这种“爱与恨”的绝然对立的情感, 直白明了, 简单而粗暴。
劳动人民是谁?大堰河———我的保姆。旧世界是谁?我父母———地主阶级。对这个“旧世界”的描述, 几十年来基本保持不变。
我们的世界观把整个世界、万事万物、人类社会, 都“一分为二”, 劈成两半:“新”与“旧”, “好”与“坏”, “爱”与“恨”, “白”与“黑”。这种世界观教导我们, 世界是二元世界, 非此即彼, 非错即对。我们理解世界, 变成了简单而愚钝的二元选择游戏———在中小学的语文测试和考试卷上, 这种“是非”判断题占了很大的比例。文字和文学的丰富性, 在这种训练下, 变得淡而无味, 简单无趣——你的立场只能站在这一边, 或者那一边。你要么是好人, 要么是坏人。你不是勤劳勇敢的贫下中农, 就是好吃懒做的地主阶级。在这个被劈成两半的世界里, 我们理解问题的态度变得简单起来:对待“新的”和“好的”事物, 正确情感是“爱”;对待“旧的”和“坏”的事物, 正确的态度是“恨”。
劳动人民是“新的”, “好的”, “大堰河”也是“新的”和“好的”, 值得诗人去爱, 也要求读者去表达同样的情感。“我父母”代表了“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 对他们的正确情感是恨, 我们读者也要跟着去鄙视父母。从阶级立场出发, 而不从具体人性出发, 是这种简单化思维的基本逻辑。这首诗在开头段落, 就明确地告诉了读者:“我父母”是地主阶级, “大堰河”是劳动人民。因此, 恨自己的亲生父母很正确, 爱自己的保姆很正确。这种正确性, 似乎不证自明。
然而, 没有人告诉我, 为什么一个儿子可以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么憎恨, 对自己的保姆这么热爱?也没有人告诉我, 我们为什么会去爱?又为什么会去恨?
“我”不爱富有的家, 爱贫穷的家;“我”不爱自己的父母, 我爱保姆。这种爱, 通过课堂教学的强迫性理解, 让我们都仿佛明白了, 爱就是这样表达的:一种正确的爱, 就是对先进阶级、正确人物的爱。爱“大堰河”, 不仅情感正确, 政治也正确。反之, 恨一个落后阶级, 政治正确的同时情感也正确———即使这被憎恨者是你的亲生父母。
长期的课堂标准化灌输, 永远千篇一律的强迫性理解, 让我们对这首诗充满了浓厚的感情。我们爱着诗人的保姆, 我们恨着诗人的父母。我们身体里, 已经被强行植入了一个隐秘的情感开关。在长期的训练之下, 一旦被接通电源, 我们立即就会感动莫名, 泪流满面。
一个人, 他在憎恨自己的亲生父母, 热爱自己的保姆, 这不是一种普通人的、正常的情感, 而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超现实的情感———婉转一点, 也可以说这是一种革命的情感, 但绝不是正常的、合理的情感。诗歌这样写, 有它自己的思想和时代背景, 也有它的逻辑基础。然而, 我们作为具体的读者, 是不是需要按照标准的答案去理解?这也是一个问题。
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的现代人, 面对这种超乎寻常的重大问题, 首先要问一个为什么。
为什么爱保姆?为什么恨父母?
这种情感是合理的吗?是真实的吗?如果合理真实, 又是为什么?
我们不敢问, 课堂上, 老师也不给我们机会提问。
在课堂上, 语文老师喜欢掌控全局, 就像全能的上帝一样, 把绝对真理灌输给学生。他们会假装反问, 会提出对课文的质疑, 让学生回答。作为学生, 我们都知道, 必需保持冷静, 不说不动, 不要过分积极, 以免自取其辱。我们知道, 跟标准答案相冲突的问题, 往往都会遭到老师的批评和冷遇。你就会在同学们嘲讽的目光中, 惶惶然, 讪讪然, 站也不是, 坐也不得, 拼命想找条地缝钻进去。语文老师掌握着终极真理, 他的微笑和严肃泾渭分明, 他的权威不容置疑。一个中学生只需要倾听, 不需要自己思考, 也不可能掌握什么思考能力。他必须摆脱自己偶尔生出的一丝怀疑精神, 虚心接受, 让自己成为一只肥肥美美的填鸭。
宽容的老师, 可能会有耐心倾听不同的意见, 然后会说, 你的看法很新鲜, 不过, 这种看法是错的。考试时, 你这样回答, 就会被打叉。在我们这个一考定终身的社会里, 这种错误会让你遗恨终生。标准答案, 既限制了老师的思维, 也打击了学生的积极性。
考试只要标准答案, 不要个人理解。
作为一个曾经只懂得标准答案, 对课文的理解如磕头虫般诚惶诚恐的前中学生, 我在拥有长达二十年的专业阅读经验后, 每次回想起《大堰河, 我的保姆》这首诗, 内心里总会涌起越来越强烈的疑问:一个正常人, 会这样强烈地憎恨自己的亲生父母吗?会这样全身心地热爱一个保姆吗?诗人在牢狱里, 看着雪花飘过窗口, 想到了人世的艰难, 首先回忆起的, 是一个曾经哺乳过自己的保姆, 而不是从小供养他生活和教育资金的亲生父母。这是极其不寻常的、不正常的、也是令人震惊的超级情感体验。
为什么没有人对这种情感提出质疑?诗人的情感为什么会这样特别?他到底是从何种角度来爱一个保姆?又为什么如此憎恨自己的亲生父母?这种爱与恨, 是从具体的经验和情感出发的, 还是从抽象的思想和观念出发?
在诗歌里, 爱保姆的理由很简单, 也很明确。“我”是“吃了大堰河的乳汁长大的/大堰河的儿子”, 我得到“大堰河”的关爱, 她才是“我”真正的母亲。传统概念下的“母亲”———血缘维系的唯一性的生母, 她的丰富性特征, 被诗人简化为两种物质:“乳汁”, “爱”。
确实, “乳汁”和“爱”包含在“母亲”的各种基本属性里, 然而却不能替换其他所有的条件。因此, 正推合乎逻辑, 反推, 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我们能说, 凡是母亲都有乳汁和爱;却不能说, 凡有乳汁和爱的人都是母亲。作为一个真正的母亲, 一个生母,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唯一性的条件:血缘关系。
在《大堰河, 我的保姆》里, “血缘”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诗人没有特别提及, 因为这是不可替代、不能推翻的唯一性关系。诗人聪明地避开了对“血缘”的讨论, 把亲情限定在“乳汁”这个次要条件下, 从而把“母亲”的概念挤压并且缩小了, 削足适靴, 硬把“母亲”塞进保姆的套子里去。这样, “大堰河”就有了做“母亲”的充分必要条件:哺乳者即母亲。从而, 本来是具体的“母亲”的概念, 被抽象化了。在“母亲”这个字符 (能指, Signifiers) 底下的这个生母本人 (所指, R eferent) , 成为一个可以滑动的、可以被抽取的、能够被替代的对象物。“母亲”这个字符是一个纸盒, 里面可以装不同的东西。可以是水果、蔬菜, 也可以是餐巾纸和杂物。“我”的“生母”可以被“大堰河”替换, 也可以被“大叶荷”替换, 极端情况下, 甚至可以被一头奶牛和一头母狼替代———童话里的狼孩的故事, 就是生动的例子。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作品《幽灵公主》里, 行走如飞的公主, 也跟狼建立了亲密母女关系。为了母狼的安全, 在跟人类战斗时, 幽灵公主随时做好了为了保护母狼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准备。这种关系, 建立的纽带, 都是“乳汁”和“抚养”。这个逻辑, 证明了“有奶便是娘”的说法, 并不是一种打趣, 而是一种思想和现实。
抽象的养母替换具体的生母, 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学修辞手法, 也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的终极秘密之一。通过这种替换, 生母的血缘关系不再居主导地位, 一个人就可以随意更换自己的血亲, 为一个抽象的母亲概念奠定了基础。“乳汁”作为这个“母亲”概念的唯一尺度, 继续进行替换, 还可以变成其他有趣的东西。例如一碗水 (典型的隐喻:喝水不忘挖井人) 、一个馒头等, 这些物件, 一旦被实施, 都可以把陌生人成功地变成“母亲”。这样一来, 养育之恩, 就凌驾于一切之上。社会上有一种罪恶的乞丐团伙, 会把盗来的儿童, 残忍地弄残废, 然后把他们派出去乞讨。这些残废的孩子, 虽然挨骂挨打, 而且乞讨来的所有钱粮都要上交给乞丐头目, 只能得到一点点果腹的食物, 但是他们在长期的训练下, 接受和默认了这种现实和名义上的“父母”关系。这种长期的胁迫之下而产生的依恋和爱慕心理, 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绑匪在绑架人质, 威胁他们的生命并且折磨他们之后, 达到了目的后把这些人质释放。心理学家惊讶地发现, 这些人质不仅没有憎恨绑匪, 反而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绑匪不仅没有杀害他们, 还给他们喝水和吃面包。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乳汁”作为一种粮食, 可以轻松地替换成面包、开水等食物, 而且照样可以达到“乳汁”的功效, 从而把一个人犯, 变成自己的“孩子”。可以想象, 这个被乞丐犯罪团伙的头目伤害致残的孩子如果会写诗, 他们也会歌颂自己的“父亲”———罪恶的头目。
而在一个封建国家里, 臣民和帝王的关系, 也一样可以如法炮制地进行替换, 长期训练之下的臣民, 会把皇帝尊为父亲, 把皇后尊为母亲。他们是万民的父母。延伸开来, 地方的官僚, 例如清朝的知府、县令等, 会被称为“父母官”。因为皇帝和父母官, 都会赐予臣民们“粮食”———臣民们自己已经忘记了, 这些粮食是他们生产的, 而不是皇帝和父母官生产的。皇帝和父母官只不过把这些粮食剥夺了, 占有了大部分之后, 再分发一小部分给臣民们。这些粮食, 也就是“乳汁”, 有效地把皇帝、父母官和臣民的关系, 改造成“父子”关系。
这种逻辑继续推演, 把“母亲”升华为“大地”、“民族”、“国家”, 这两个概念可以在方便时有机互换。这样, 更加抽象的“母亲”, 就跃升为一种国家意志, 而使得所有的人, 都变成“子民”。“母亲”具有了居高临下的地位, 既可以降福、关怀“子民”, 也可以按照实际的需要收回“一碗水”、“一个面包”和“一口乳汁”, 剥夺后者的“子民”资格。进一步地说, 一旦有谁跟国家的“母亲”联姻, 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全体“子民”的父亲了。
父亲, 在这个意义上, 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祭司”, 从而拥有了随意行使暴力的权力。从具体的家庭而向抽象的国家引申, 是几乎所有中央集权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也是统治阶级的核心秘密。时至今日, 北朝鲜仍然把金正日比作太阳, 把他的夫人比作月亮。这是具体的个人, 通过意识形态的有效转化, 升华为抽象权力象征的典型例子。这种“母亲”与“国家”的复杂转喻, 具有无穷的魅力。很多人可以不爱自己的生母, 却会为一个抽象的“母亲”所激动, 读诗而涕下, 为了这个“母亲”而产生献身的冲动———像《幽灵公主》里的那个狼女为了保护母狼而随时准备牺牲一样。这些, 都是文学/政治学新修辞长期训练的结果。
在《大堰河, 我的保姆》里, “我”即使是在牢狱里, 睹雪思亲时, 想到的也不是自己的血缘上的亲生母亲, 而是曾经哺乳过“我”的保姆———大堰河。这种情感非常特别, 仔细分析起来, 不仅仅是一种亲情, 还有一种牺牲的壮烈情怀。
“大堰河”就不仅仅是保姆的名字, 而变成了大地的象征。
诗人在这首诗里, 通过反复咏叹, 其最后的情感仍然是归于“大堰河”, 归于大雪飘扬的“苦难”大地。在诗歌的最后, “大堰河”与“大地”完整地融合在一起。诗人歌颂苦难的“大堰河”, 就是歌颂苦难的“大地”。从词语学的角度来看, 大地→母亲→祖国的多重转换, 暗示着一个超越具体情感的象征, 已经凌驾于我们之上。这个巨大的象征, 就是祖国→母亲。
2. 母亲与河的双重转喻
“大堰河”是诗人小时候一个保姆的名字“大叶荷”的谐音, 而不是一条具体的河。这个农妇没有自己的名字, 诗人就用她出生的村庄“大叶荷”作为她的名字。
这个知识, 语文老师都知道。
然而, 为什么诗人不用真实的村庄名“大叶荷”, 而改成了“大堰河”呢?
诗人这么做, 肯定是反复斟酌之后的选择。
从追求真实情感的角度来看, “大叶荷”不仅真实, 而且质朴。一个朴素的诗人, 可能直接采用“大叶荷”这个名字来作为咏叹的对象。一首诗歌, 要歌颂特殊的“保姆”, 为什么不把她的真实名字———取自她所生长的村庄———说出来, 而是要借用谐音, 写成“大堰河”呢?诗人的咏叹对象, 到底是“大叶荷”, 还是“大堰河”?
作为一名读者, 我很难测度诗人的初衷。他不用“大叶荷”而改用修饰过的“大堰河”, 定然有他的特别想法。
从词义角度来看, “大叶荷”这个名字不仅朴实, 而且土气, 带有浓重的江南小乡村的地方色彩。在《大堰河, 我的保姆》这首诗里, 诗人胸怀很大, 他想必不愿意自己的蓬勃诗情被一个小乡村所束缚。他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 这是一个地方色彩浓郁的浙南小乡村。这样, 作为局部的具体现实, “大叶荷”这个名字就不能继续升华了。咏叹完的“大叶荷”仍然是一个“大叶荷”, 她也勤劳慈爱, 她也默默地干活, 但是她不能升华为“大地”, 也不能抽象为“母亲”。
“大叶荷”是一个不能升华的词, 这个词, 令人想到的是微薄的情感, 简单朴素的景色。从字面上推测, 这个浙南小乡村可能盛产大叶种荷花。荷塘上, 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荷叶, 大片的荷叶。浙南和赣东地方, 也是水乡景色, 河汊纵横, 莲塘密布。“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的柔美和素朴, 从每一片叶子上飘起, 春风浩荡, 柳絮轻舞飞扬。这不是苦难的感受, 而是一种诗画江南的美好图景:晚春———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仲夏———叶上初阳干宿雨, 水面清圆, 一一风荷举。初秋———菡萏香销翠叶残, 西风愁起绿波间。
荷塘盛事, 这种清婉的景象, 给人带来的感受, 是劳动的愉悦和欢快, 是“低头弄莲子, 莲子清如水”的美好。从这些转引的词句中, 读者不难感受到, 朱自清在写《荷塘月色》这篇略带苦闷象征的散文时, 想到江南的美好景象, 仍然有淡淡的欣悦, 惆怅的向往。美好的莲子和采莲女, 可以进行美好的相互比喻。如苏轼诗句: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诗画江南, 在传统的审美里, 在词赋和书画里, 都是美好生活的象征, 美好的景色让诗人快乐欢欣得就要心碎了。这些美好欣悦的情感, 在选入中小学教材的一些古代诗歌里, 也能明显地感受得到。对江南美好景色的吟诵和描画, 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值得骄傲的精华所在。
然而,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民族国家形成的剧烈思想嬗变中, 从现代性的角度来审视, 这种美好的诗画江南景象, 对“旧世界”不是有效的描述。“旧世界”怎么能有美好的事物和幸福的生活呢?人民群众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劳苦大众不是挣扎在死亡线上吗?“江南采莲”的美好景象, 从修辞学的角度, 不适合描述“旧世界”, 这会带来错误的引导。采莲少女的倩影和婉转歌声, 曲院风荷的婉约景致, 都会冲淡我们对这个应该被鄙视、应该受谴责的“旧世界”的憎恶程度。江南的美好景象, 从审美角度, 也破坏了《大堰河, 我的保姆》的悲剧情怀。
把少女的形象改成老妪呢?这些难题就会迎刃而解。老妪是苦难的象征, 老妪的脸上是密布的沧桑, 老妪的佝背, 是苦难生活的折磨。这种意象, 在丢勒的《拾穗者》里, 有着精确的描绘。曾远赴欧洲游学的诗人, 对欧洲的灿烂文化有切身的感受, 也曾在巴黎博物馆和图书馆留连和咏叹过。“大堰河”这个老保姆的中国形象, 同样, 也是一个类似《拾穗者》的苦难的象征。“大堰河”就是《拾穗者》里三个劳动的老妇人中的一个。
为了显示苦难的土地, 诗人必需对江南的景色进行彻底的置换。少女换成老妪, 莲塘换成河流, 围堤换成大堰。经过推倒重建之后, 一个典型的江南小乡村, 在诗歌里具有了中原大地的肃杀和悲凉。
江南的河流大多切入地表, 很少高出地面, 只有千百年来奔流不息, 又漫漶不息的黄河, ———这个传统意象中被彻底强化了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才会筑有高大巍峨的巨堰。黄河是典型的地上河。黄河悬在中原大地的上空, 成为一条从空中流过的诡异的河流。泥沙的不断沉积, 抬高了河床, 千百年来两岸百姓的堆高堤堰, 造就了一条恍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独特景观。这种与黄河泛滥作斗争的经验, 使早期生成的中原文化, 弥漫了黄河泥沙一样的浑浊和悲怆。这种干涸、伤感和混沌的中原文化跟以长江为根基的楚文化, 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楚文化是水文化, 中原文化是土文化。很不幸, 水文化总是遭到土文化的侵略。“水来土淹”这个成语, 生动地诉说着土文化对水文化的巨大伤害和摧残。
土文化的核心, 是对黄河的恐惧和崇拜。“河图洛书”的文化传说, 也暗示着中原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期以来, 因为治理黄河的需要, 中原各个诸侯国战伐不休。因为黄河的漫长和庞大, 小国的力量微不足道, 这就慢慢地形成了强调群体协作和集体力量的认识。中原的各诸侯国, 有着长期组织治河的经验和心理积淀, 如秦国、晋国、郑国、齐国等, 在人力物力和兵员的组织上, 比长江流域的水文化诸国都要强。冷兵器时代, 土文化一边倒地战胜了水文化。
楚文化并没有因此消亡, 而是转入了内心。水文化的根本精神, 是歌颂个人的情致, 追求人生和宇宙万物的和谐对接。两千年前屈原所作的《天问》, 至今都是楚文化的最伟大象征。水文化的子民, 连歌声都是明快的, 干净的。江南的“竹枝词”、“子夜吴歌”, 无不抒发着淋漓畅达的人生快乐。李白写《长干行》, 那独守空房的女子, 虽然期盼着下三峡的夫君早日回家, 然而她不是浑浊的哀怨, 而是淡淡的忧愁———八月蝴蝶黄, 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 坐愁红颜老。她也不是悲愤欲绝的斥责和痛诉, 而是期盼的欢欣———早晚下三巴, 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 直至长风沙。
唐宋以来, 美好的诗词, 大多是诗人们描写的江南景色。千百年来, 无数的诗篇, 构成了诗画江南的核心文化意象。
在土文化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的时代, 这种对于水文化的美好感受, 一直被有意识地毁灭和掩盖。
一旦进入文学修辞, 这种巨大的差别就变成了抒情的障碍。
一个美好的地方, 一种诞生美好生活的土地, 怎么去控诉呢?
根据这种修辞逻辑, 对地名和人名有意识地进行修改和替换, 就顺理成章了。“大堰”这个概念, 不会让人想起江南的河流, 而更多地指向了“黄河”, 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意象———如上所述, 只有年年泛滥的黄河, 才需要修筑巍峨高耸的大堰, 并因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和人生渺小无常的对比, 产生了悲壮的情怀。
“河“这个字, 字源上指黄河。学界对这个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的区分, 传统上以隋唐前后为时间的界限, 但是这种分析并不可靠。这种判断认为, 隋唐以后的诗歌词赋里写到的“河”, 有可能不是黄河, 此前的“河”, 大多是特指黄河。
“江”“河”的本义和引申义, 实际上从春秋战国时就开始有所分化。这个结论, 是我在大学时期做《古代汉语》课作业时, 仔细地检查了《四书五经》里的三十多处“河”与“江”的出处, 并且加以分析后得出的。而“水”、“川”、“溪”、“流”、“渠”等词, 则丰富了“江”与“河”的外延, 成为汉文化博大精妙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传统意义上的“江”“河”本义的稳定性, 是土文化所特有的顽固黏性。这种土文化具有深刻的保守性和排他性, 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唐朝末年, 山东落第秀才黄巢带领他的十万乱军, 南北窜杀, 在广州屠杀和平经商的数万回人, 窜回中原途中又在扬州“洗城”, 使得千年繁华的扬州, 哀鸿遍野, 白骨塞墙。清末发于山东的义和团, 同样是排他主义的运动, 不仅屠杀传教士, 同时屠杀中国教民和平民百姓。明末最可怕的屠夫张献忠是陕西籍人, 以撰写“七杀碑”和嗜好残酷杀人而载入千年恶人史———他在四川残暴地虐杀平民百姓, 使得千年繁华, 人烟稠密、人口达四百多万户的四川, 只剩下不到十万户。清朝稳定局势之后, 不得不“移湖广流民以填四川”。传统的四川人, 已经被张献忠这个罪恶的屠夫杀光了。现在的四川人, 祖辈大多是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 家族历史很少有超过三百年。
中国近两千年来的民乱, 大都起源于黄河流域, 而且具有毁灭性的破坏。黄巢、张献忠等暴民集团横行到处, 一片血流成河, 人间顿时变成地狱。“血流成河”这个成语, 令人战栗地想到了黄河这条中原文明的母亲河, 以及其浑浊如淤血的河水的辉煌意象。
美国华裔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说:“易于耕种的纤细的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 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2]
黄河文明、也即土文化的外向冲击力, 就是要把整个中国大陆的文化时空, 纳入土文化的宏大视野之中。历朝以来, 土文化在朝着水文化的疆域拼力扩张。秦统六国、西晋吞灭西蜀和东吴、隋朝攻占南朝、蒙元毁灭南宋等, 都是顺着季候风的方向发散着暴力文化的传统意象。而经过长期奴化教育的民众和士大夫知识分子, 也渐渐地认同了这个基本的意象:黄河文明是所有中华文明形态的核心, 其他文明都是次要的, 其他的大部分的地方性文明都被毁灭了。
诗人在《大堰河, 我的保姆》里引入“河”的意象, 抹杀江南独特柔美的文化气氛, 引入悲壮的、贫穷的、落后的土文化概念。不管“河”的概念是从隋唐以后还是从春秋战国以后得到了引申义的运用, 其核心一直都是遥遥地指向土文化的母亲———“黄河”。黄仁宇在他的著作里, 也揭示了这种文明对整个中国大陆及其周边的深远影响。“黄河”的通常比喻就是“母亲河”, 因此在词性上, “河”天然地拥有了“母亲”的特性。
诗人用“大堰河”来替换“大叶荷”, 其情感指向非常明确:大堰河→黄河→母亲。这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 这片土地是我们的母亲。以黄河流域、土文化为核心的价值取向, 在这里得到了稳固。
人们之所以用“河”来比喻母亲, 是因为河水和乳汁的流体共通特性。因“乳汁”的哺乳而结成的亲缘关系, 通过“母亲河”这个双重的隐喻, 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在诗歌里, “我”的血缘“母亲”没有“乳汁”, 因此她不是“我”的“母亲”。在诗歌里, 把“乳汁”单独地抽象出来, 从而把它作为“母亲”的基础象征物, 是这个时代最巧妙最有意味的技巧之一。“乳汁”具有普遍性, 凡是哺乳期的妇女都会有乳汁。通过这种普遍性的强化, 乳汁的特殊功能, 把母亲和儿子的血缘关系, 这种唯一性给普遍化了。
这样一来, 血缘关系就不构成亲情维系的最重要基础,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把“乳汁”这个不是必然有血缘关系的物件当做基础条件, 就意味着, 不管是谁, 只要她给予了乳汁, 她就是“母亲”。可以是“大堰河”, 也可以是“长江”、“黄河”。就像“江河”是“母亲”的最典型象征一样, “大堰河”在这里, 也是一个生动的象征:母亲→河。
我们说长江黄河是母亲河, 诗人把“大堰河”当做母亲, 这不仅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而且是一个具体的象征。“大堰河”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农妇, 在诗歌里升华为我们 (读者) 共同的母亲了。
在这首诗里, 诗人要讴歌的终极目标, 不是具体的“大堰河”, 而是“母亲”这个抽象的概念, 从而指向一个唯一性的抽象的物, 一个抽象的母亲的概念, 一个意识形态的词汇:祖国。
就这样, 一个普通的农妇“大叶荷”, 必然地, 转化、升华为大地母亲的具体象征“大堰河”。
3. 血缘纽带和经济基础
许多年过去了, 我现在不能完整地背诵, 但是这首诗的基本词汇和它所表现出来的庞大格调, 已经牢牢地沉淀在记忆里。
几个月前, 我在查找资料时, 把“大堰河, 我的保姆”误写成了“大堰河, 我的母亲”。我在网络的搜索引擎里, 输入关键词“大堰河, 我的母亲”, 竟然有上万条的搜索结果。
很多人都像我一样, 不小心把“我的保姆”记成了“我的母亲”。
这种讹误, 有趣地指向了一个诗歌所表达的情感:通过反复的咏叹, 诗人成功地转换了“保姆”的形象, 而把她塑造成了一个“母亲”。在诗歌里, “保姆”才是“我”真正的“母亲”。诗人在诗歌的第一段, 就给这种情感关系定下了基调:
……
我是地主的儿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
大堰河的儿子。
……
既是地主阶级的儿子, 又是贫下中农的儿子。这是诗人一开始就给读者展示出来的矛盾结合体。这位深情款款的叙事者, 他有两位母亲。
这首诗的两种基本情感:爱—大堰河 (劳动人民) , 恨—地主阶级 (我父母) 。用两种情感分别施加于两个不同类型的母亲, 这是同一个诗歌叙事者所给出的语调分裂, 同时也暗示着文化精神价值的分裂。这种分裂暗示读者, 血亲不是母亲, 养母才是母亲。这样, 通过诗歌反复的咏叹和巧妙的情感转换, 乳汁的价值超过了血缘的价值, 生母让位于养母, 并且彻底地切断了“我”和这个生母发生亲缘关系的可能性。
我看到一份教案里解释说:大堰河虽然贫穷但是有爱, 地主父母虽然富有但是冷漠。
在这首诗里, 世界上分为两个世界:爱的世界, 恨的世界。爱的世界最后抽象为博大的爱, 对土地的深挚的爱, 并且“保姆”由“保姆”本身, 转化为对母亲→大地→祖国的爱。
“母亲”形象经过长期的转化, 变成了“我们共同的母亲”[3]。“母亲”不再是一个单独的、某个人特定的具体的母亲, 而是整体性的抽象的母亲, 是民族性、国家意志的象征。从“大堰河”这个具体的农村妇女的角色, 扩展到她所代表的土地, 进而升华为意识形态的国家, 是艾青及其同时代革命诗人的共同叙事模式和伦理主题。
在这种叙事逻辑下, 人们可以随意侮辱自己的亲生的、血缘上的母亲, 却绝对不能侵犯神圣不可近亵的抽象的母亲。抽象的母亲具有道德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绝对价值高度, 可以蔑视一切人世间的亲情。为了这个绝对化的抽象概念, 人们被要求、被呼唤, 放弃一切其他的利益和价值———如果这两种价值相冲突的话。
在《大堰河, 我的保姆》里, 诗人同样随意地贬抑自己的亲生父母, 而对乳母“大堰河”予以深刻的情感认同, 就是这种抽象的母亲价值超越了亲生母亲价值的体现。对于诗人来说, 血缘是无关重要的东西, 重要的是得到“乳汁”和“关爱”, 而无论这种“乳汁”和“关爱”来自何方。
然而, 诗人在描述这种关系时, 却为了凸现这种不正常的、特殊的母爱, 而有意地隐藏了很多必要的线索。
其一, 大堰河和“我”到底是什么关系?诗歌透露说:
……
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
而我, 是吃了你的奶而被养育了的,
大堰河啊, 我的保姆。
……
“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 这句诗透露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大堰河”抚养“我”是有酬劳动, 她以养育“我”得到的报酬———金钱或者谷物粮食———来养育她自己的家。
这是“大堰河”和“我”之间的真实关系, 即雇主和佣人的关系。大堰河以劳动 (哺乳, 带养) , 获得了她的劳动报酬。她所做的首先是一种用工的劳动, 以此赚取一定数量的报酬, 是取酬劳动———诗歌歌颂的“大堰河”的关爱, 则是这种取酬劳动的附属物, 是情感的冗余———这能表明“大堰河”的善良和朴实, 但追加更多的道德增值效应, 无疑出于意识形态和阶级情感的需要。
“大堰河”自己也养有五个孩子, 她的母爱再博大, 能够无差别地平均分配给这些孩子和寄养的“我”, 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她为什么单单要特别关爱作为地主儿子的“我”?如果她自己的亲生儿女, 这些家庭成分为贫下中农的孩子, 却得不到像“我”得到的这种爱, 那么这种爱是否合理?“大堰河”如果在情感上更爱地主的儿子而相对疏远自己的亲生儿女, 那么她的阶级先进性、她的贫下中农的先进觉悟, 又体现在哪里呢?
如果诗人因“乳汁”和“关爱”非常感激“大堰河”, 深爱着“大堰河”, 进而要把她当做自己的亲生母亲, 那么这就意味着“大堰河”在这件养育的劳动中, 对“我”施加了不适当的、逾矩的情感。这样一来, 她就违背了诚实劳动的基本道德, 越过了一个乳母的底线:不仅从情感上, 而且从事实关系上占有他人的孩子。这种占有欲, 并非本文的杜撰, 而是诗人在诗歌里写出来的:
……
大堰河, 深爱着她的乳儿;
在年节里, 为了他, 忙着切那冬米的糖,
为了他, 常悄悄地走到村边的她的家里去,
为了他, 走到她的身边叫一声“妈”,
……
大堰河曾做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
在梦里, 她吃着她的乳儿的婚酒,
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
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的叫她“婆婆”。
……
诗人在诗歌里, 通过反复的苦难控诉和亲情切换, 以换取读者阅读时产生非理性的同情心, 从而掩盖了一个乳母的极端不合理的侵犯性要求:养子叫她一声“妈”, 养子未来的媳妇叫她“婆婆”。
在诗歌的逻辑里, 这一切都似乎合情合理。
如果放到现实生活中, 我们每个曾雇佣过保姆的人, 都会为自己的孩子将会遭到保姆的彻底占有而恐惧, 战栗。在当下这个时代, 一个保姆要占有一个孩子, 并且还渴望这个孩子叫她母亲, 孩子的媳妇叫她婆婆, 那么, 她不仅逾越了道德底线, 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我们且不去争辩诗歌应该不应该放在现实生活中考量, 而是我们通过这种对比, 来思考诗歌所表达的情感是不是真实合理。如果不合理, 我们同样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教材里, 总是有这种跟现实情感和具体生活逻辑完全不同的思想?在当下生活现实中, 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一个像诗歌里的“我”那样的儿子存在。这样的儿子被发现, 不仅会被曝光, 而且是会引起众怒的不孝子孙。
要么是诗歌错了, 要么是现实错了。
一个当代的中学生, 必须学会容纳现实情感和教材情感, 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脑袋劈成两半, 一半是教材里的情感逻辑, 一半是生活现实的情感逻辑。这两者, 水火不相容, 简直要把我们分裂成两半。所以, 受过良好中小学教育的人, 几乎都存在着文化精神分裂症。
很多人读到上述这段引诗, 可能已经要“热泪满眶”了。他们被这位“保姆”的爱所打动, 于是开始站在她的一边, 支持她对这个他人孩子的情感侵占和血缘剥离。根据这种逻辑, 一个贫苦的农民, 因为“乳汁”和“爱”, 就具有了充分必要的条件, 来占有“地主阶级”的一切, 包括他的儿子。在一个“旧世界”的命名下, “地主”是罪恶的象征, “地主”里面都是坏人。因此, 对罪恶的人进行权利剥夺, 就具有了道义上的充分合理性。
这种逻辑, 其后形成可怕的暴力美学。超越了人性的阶级划分, 使得十年浩劫时期, 儿子可以为了一个更高的利益, 随意出卖自己的母亲, 一个女儿为了自己的政治未来, 可以无情举报自己的父亲。承认和接受一种超越了家庭和亲缘的爱, 一种超越了世俗和传统家庭伦理的理想和价值, 使得长时期以来相对稳固的家庭纽带, 在这个可怕的血腥动荡时期, 彻底崩溃。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走出家庭, 抛弃家庭时, 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六十年代的革命红卫兵, 揭发自己的亲生父母, 与自己的亲生父母断绝关系, 也是为了一个正确的阶级理想。阶级才是绝对正确的, 只有站对了阶级立场的亲生父母, 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父母的价值。不然, 这父母可以简单地割舍, 而把自己转入一个博大的母亲怀抱里。
同样被选入中学教材的郭沫若诗歌《地球, 我的母亲》, 更是直截了当地对“母亲”形象进行排他性升华。
……
地球, 我的母亲!
我想除了农工而外,
一切的人都是不肖的儿孙,
我也是你不肖的子孙。
……
作者在这里, 有意地选择“农工”阶级作为“母亲”的合格儿子, 其他的儿子 (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我”等) , 都是“不肖的儿孙”。在革命叙事抒情诗里, “母亲”是一个被反复咏叹的意象, 而父亲, 面目则常常模糊不清。《大堰河, 我的保姆》里, 父亲的形象基本上是一张影像模糊的剪纸, 到了《地球, 我的母亲》里, 诗人膨胀到了分裂的程度:
……
地球, 我的母亲!
我们都是空桑中生出的伊尹,
我不相信那缥缈的天上,
还有位什么父亲。
……
诗人在这里强调说他不相信父亲, 他暗示着一种无性繁殖的可能性。
在一种强烈的宗教情感里, 圣贤基本上都是无性而成孕的。中国的古代圣贤, 无非就是履巨人的足迹、感神人之梦幻以及有神龙缭绕, 西方希腊源头的圣贤略有不同, 奥林匹亚克斯山上诸神, 倒是七情六欲俱全的仙辈, 不仅嫉妒心重, 而且动不动大起杀伐之心。基督教里, 圣母玛利亚也是由感而孕的。年轻诗人的艾青, 和著名诗人郭沫若一样, 在诗歌里强烈地排斥血缘上和精神上的“父亲”。现实中的艾青, 也跟自己的父亲决裂, 毅然决然地来到了延安, 成为歌颂精神父亲毛主席的延安著名歌手。
“杀死父亲”, 冲破家庭的束缚, 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激进文学青年的强烈愿望。
“父亲”意味着稳固的家庭秩序, 意味着过去的束缚, 把“父亲”打到, 才能冲破家庭的桎梏。在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里, “父亲”形象很少, 进入文学作品里的父亲形象, 一般也很糟糕。只有朱自清的散文《背影》里, 父亲才被表现出了一种遮遮掩掩的父爱。
在《大堰河, 我的保姆》里, 父亲的形象跟“天伦叙乐”的“虚空”形象结合到一起, 显得滑稽且虚假。他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人形, 是一个虚假的父亲, 而不具有血肉, 一阵风就能将他吹上半空。
对于急于要改变社会, 疗救国家的热血青年来说, 他们革命行动的主要绊脚石之一, 就是“父亲”。父亲, 在文学意义上, 就是茅盾《子夜》里的“吴老太爷”, 就是巴金《家》里的“高老太爷”。这些僵尸般的“封建代表”, 如果不打倒, 年轻人就没有出路。这种“打倒父亲”的精神源头, 在辛亥革命之前, 就已经在激进青年中传播了。思想巨擘章太炎在《明独》一文里说, “夫大独必群, 不群非独也。”这里, “独”本来是指个人性, 内心, 《礼记·中庸》所谓, “莫见乎隐, 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宋代大儒朱熹注《大学》, 把“慎独”理解为个人的操守, 章太炎析为个人的人格独立和走出家庭。这种独立, 就是以对父亲造反为标志。在传统的文化中, 青年人以“安分守己”为本, 以“孝敬父母”为要, “克己复礼”, 才是上层文化社会文化人的核心标志。而只有冲破家庭的束缚, 青年人才能成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章太炎的理论, “大独大群”, 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而召唤了大量热血青年参加了革命军。只有冲破家庭, 走出家庭的青年, 才是革命领袖所急切盼望得到的革命力量。
走出家庭, 对于革命青年如此重要, 以至于在文学作品里, 激进的诗人对父亲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打击。“父亲”的形象, 例如“高老太爷”和“吴老太爷”们, 不仅“顽固”、“僵化”、“冷漠”, 还没有人情味, 把他抛弃也不可惜。对于情感极其渴望的年轻人, 从保姆和使女中———如《雷雨》里的周冲和四凤的关系一样, 和使女恋爱、偷情, 是现代文学的一种经典结构———才能获得正常的热烈的情感, 这包括亲情与爱情, 以及对这两种基本情感的再度阐释:
……
我摸着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纽扣,
我看着母亲怀里的不熟识的妹妹,
我坐着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炕凳,
我吃着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
但, 我是这般忸怩不安!因为我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我”的父母并不是抛弃“我”, 因为某种遵从传统辟邪的习惯性原因, 他们把孩子送出去寄养, 用以辟邪。这只能说是一种传统避讳的习惯, 也不能为现代青年所理解和接受。但是, 不管好坏的评价如何, 他们对自己的孩子还是照顾的, 关爱的, 他们支付劳动报酬给“大堰河”, 请她来哺乳这个孩子, 并不等于说他们就要把这个孩子扔掉, 而是企图保全艾青和她的母亲两个人, 并不是必须选择一个, 扔掉一个。从这里看, 反而能看到做父母的苦心。诗歌里的“我”, 到了五岁该上学受教育了, 父母就把他接回家, 供养他一直到上大学, 甚至供养他去欧洲留学。他们因为某种传统观念而把不吉利的孩子送出去寄养, 就是“虚伪”的地主父母亲对这位儿子做出的所有“恶行”了。他们肯定不会想到自己这样做会犯下了滔天的罪恶, 遭到儿子日后在诗歌里进行的几乎是无法翻身的谴责。
诗歌里, “我”被亲生父母从乳母家里正式地接回来, 给穿上了新衣服, 吃上了碾了三番的白米后, 却看着母亲怀里的不认识的妹妹, 而产生了疏离的感情和厌恶的态度。从五岁小孩子的角度, 一下子从熟悉的环境进入一个陌生的家庭, 在情感上对这个家庭产生了排斥感, 并非不可能。从五岁到成年, 诗人一直得到“地主父母”的负责任的抚养, 这点, 诗人不可能不明白。他在诗歌里对亲生父母的抨击, 情感出发点, 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先决性的阶级立场和国家母亲的情感。
前文分析, 从经济关系和情感纽带来说, 真正抚养“我”的, 仍然是亲生父母。而善良、纯朴、给予“我”过多的爱和占有欲的“大堰河”, 自己有五个孩子:
……
大儿做了土匪,
第二个死在炮火的烟里,
第三, 第四, 第五
在师傅和地主的叱骂声里过着日子。
……
一个负责任的母亲, 她对自己亲生儿女的关爱, 理应超过对别人孩子的爱。在这首诗里, “大堰河”却爱“我”胜于自己的亲生儿子。这种爱, 通常的教案解释, 可能歌颂为博大的爱, 然而, 从文化病理学角度讲, 却是一种精神的分裂。
具体的爱, 还算真实, 抽象的爱, 就变成了一种精神自大狂了。《大堰河, 我的保姆》这首诗, 不仅显示了诗人的冷酷无情, 而且显示了他的无法弥合的文化精神分裂症状。
顾彬教授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写道:“以拯救社会或拯救个人为己任的文学的两个极端是妄想狂和忧郁症。”[4]
“疗救国家”与“疗救自己”, 是两个极端,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 这两种态度, 决定了文学的具体走向。人不能仅仅用彻底的“爱”与彻底的“恨”来生活, 这两个极端, 都是疯狂。这种疯狂, 最终导致了死难与折腾。
《大堰河, 我的保姆》这首诗, 通过排比铿锵有力的词句, 在歌颂和拔高一种不真实的情感, 而这种情感, 又通过课堂教育, 灌输给无数的学生。爱与恨的如此简单, 好与坏的如此粗暴, 对亲生父母这种可怕的指责, 对一个侵占性极强的乳母的热情歌颂, 都在营造一种可怕的情感暴力, 这同时也是这个社会迷惘和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
一个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可以随意指责, 随意辱骂的人, 他的爱是可疑的。他的恨, 却是可怕的。能够轻易摧毁家庭感情的力量, 也可以把整个社会连根拔起。
这种从根子上摧毁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暴力诗篇, 仍然在课堂上正式地教育学生不适当地去爱, 教育学生没有理由地恨, 不能说不让人感到绝望。
注释
1[1]一份网络下载教案的开头内容。
2[2]《中国大历史》第三章引言, 黄仁宇著, 三联书店1 997年5月出版。
3[3]作家余华写过一篇文章, 《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专门谈到莫言小说《欢乐》里母亲形象转变的问题, 并对读者和评论家为《欢乐》里母亲的卑微和脏乱的形象的抽象愤怒进行了精妙的分析。本文借用这个题目。
异化的自由 篇5
老小
19，由《萌芽》杂志与北京大学等7所著名大学联合举办了“新概念作文大赛”，时至今日，大赛已进行三届。
由“新概念”缘起，一股“新概念作文”的浪潮迅速掀起，以“新概念”为招牌的各种出版物大量出现：作文选、写作辅导、写作讲座……不少学生深受影响，逐渐形成了“动笔必想象，文必新概念”的新模式、新套路。科学幻想、时空隧道、宇宙空间、天外来客、神思遨游、天马行空……叙述、描写光怪陆离，抒情、议论不着边际，写作看似非常自由、随意，实则非常刻意、非常呆板，一味模仿，甚至抄袭。
这样的结果，实在有违“新概念”主办者的初衷。
以《新思维新表达新体验》为标题的“新概念”征文，提倡“打破旧观念、旧规范的束缚，打破僵化保守，无拘无束”，提倡“使用属于自己的充满个性的语言，反对套话，反对千人一面，众口一词”。
接踵而至的中国青年报“顶新杯”全国中学生作文竞赛，在征文启示中，一样把“进一步激发中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作为自己行动的大旗。
“新概念”、“顶新杯”，都试图帮助中学生挣脱加在他们写作思维中的种种束缚，打破固有的写作模式，发挥其聪明才智，充分想象、创新，给中学生一个自由话语的自由空间。
但是，由于“新概念作文大赛”是“现行高考制度的补充形式”，一批出类拔萃的获奖者以“新概念”的获奖证书作为通行证得以免试直入北大等名牌大学，那些得以免试入学的骄骄者，在底又联合著作了号称“20世纪最后一本书”的《全国重点院校免试入学新生作文选》，无疑给“新概念”的浪潮再一次推波助澜。大赛的初衷被淡化、异化。为了试图通过“新概念”，走一条“终南捷径”，免试直入名牌大学，于是“新概念”，亦成为一种模式，一种套路，一般潮流。许许多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学生家长，不远千里，风尘仆仆，送孩子到上海参加竞赛。其目的不在竞赛，真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一部分中学生在刚刚挣脱掉了一种束缚、限制，取得了某种话语自由之后，又把这可贵的自由还给了“新概念”的主办者，心甘情愿地将另一模式，另一套路的束缚、限制加在自己的身上。
从“新概念”的演化、结果，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目前，中学生在写作中，最缺少的，到底是什么?是作家、专家一再强调的想象力、创造力，还是其他?我们应该引导他们什么，引导他们向何处去?
在我以为，中学生写作的关键，还在于以扎实的基本功，平实的语言，表达个人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较为独到和深刻的观察、体验和认识。想象必须是扎实基础上的想象，创造也必然是扎实基础上的创造。世上没有空中楼阁，没有飞来鸿福。
中学生在写作训练与写作实践中，功利目的不能太过。一旦功利目的过强，必然会掩盖其他的目标与方向，以至会走弯路，甚至误入歧途。利令智昏、财迷心窍，这些词我们用很多次了，可多是说别人的，我们想过说说我们自己了吗?每一个人都应以一颗平常心，冷静地看待学习，看待写作，看待人生。
我们的老师，学生家长，包括社会各界，应该引导中学生正确地观察社会、观察生活，思考问题、思考人生。当中学生具备了属于自己的、富有见地的思想、观点，才能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写作起来当不是难事。所以，中学生加强个人修养，努力汲取古今中外的思想精髓，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真正在心灵深处与哲人先贤对话、共鸣，是第一要务。在加强思想修养的同时，文字修养也不能放松，俗话“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有一手过硬的.语言文字功夫，是表达思想，抒发情怀的唯一路子，在加强文字修养的过程中，要注重常规的文字训练，过多过早地接受各种文学思潮、实验文学，对中学生的影响是不利的，或者说是无益的。中学生应该注重基本的文字训练，以平实、朴素的语言，清楚、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巴金先生说：最高的技巧是没有技巧。历史上的文学大师，无不以简结、明白的语言取胜。即使是参加考试，无论中考、高考，还是人生的任何考试，诚实做人，平实作文，都是制胜的法宝。
异化的时代 篇6
大概是1998年的夏天，我哥收到了高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1998年，我若没记错，从他们这一届开始，毕业后就不包分配了。我们那管工作叫吃国家粮。也就是说，1998年以后，大学生就吃不到国家粮了。但村里能出一个大学生，全家人还是很高兴，像中了举一样。高兴过后，就是愁苦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年夏天，家人为了筹齐哥的学费而东奔西走四处找人借钱的情景。最后一笔钱到位，学费准算是凑齐了。那天清晨，他起了个大早，准备去学校报到。母亲一边给他收拾东西，一边叮嘱他别在路上把钱丢了。“那就是你的命！”那是我头回见到那么多的钱，厚厚的一沓，好几千块钱，哥把它们夹在家里唯一的一本外国小说《简·爱》里。隔几页插一张百元大钞进去。书一下子膨胀起来，被他用订书机订住了。农村的孩子大多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是上学，靠知识改变出路；第二条，自然不用多说，那就是出门打工。90年代，大多数年轻人都去了珠三角。每到年底，他们就像候鸟一样涌回故乡。大冬天，大家围在火塘前，带来广东最时髦的讯息，“流水线”“女工”“台湾佬”“香港脚”等等。聊得热火朝天，仿佛外面是个美丽的新世界。他们的足迹遍布广东各地，松岗、沙井、长安、虎门，这些地方，在我18岁尚未出远门前，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地名。
我和我哥走的是第一条路子。那个时候，知识在农村还没这么贬值，家里出一个读书人，走在村里腰杆子都直一些，能赢得几句名声。不像现在，“读书改变命运”，连大字不识的老伯也晓得是个笑话。套用网络流行用语，“三千月薪能招聘民工吗？别做梦了，大学生还差不多”！
随着大学扩招，口碑和含金量严重下滑，考上大学，特别是一般的普通院校，意味着摊上了一桩赔钱买卖。即使是乡村教师，也晓得那是白烧钱，而且捞不回成本，毕业了还担心找不到工作，更不用说吃上“国家粮”了。在农村，农民碰见大学生最常见的一幕是，问：听说国家以后大学生毕业不包分配了，你晓不晓得这回事？得到肯定答复后，便连连摇头叹气状，觉得还不如邻家某某伢子学门手艺靠谱。读书改变命运这句口号仿佛就在昨天，然而变化之大在于，鲤鱼还是鲤鱼，龙门还是龙门，农民的儿子生下来依旧是农民的儿子。阶级的壁垒照旧森然。
教育异化浅析 篇7
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 教育也会产生一种异己的违背自身本质要求的统治力量, 使教育与其本质、与人的本性相对立, 这就是教育的异化。基于对异化的认识, 我们所赋予的教育异化的含义是:作为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授知识技能, 培养心智和发展健全人格的教育反过来成为对人性的压迫和摧残。
教育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探究新时代教育异化的状况, 对于现代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育异化的表现
教育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教育价值取向的异化
“育人”是教育价值的根本所在, 教育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等最终都是为之服务的。现代教育过分看重人对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贡献, 对人的自身发展有所忽视。这就意味着教育开始放弃“育人”的根本, 成为单纯的谋生手段, 即陷入了功利主义的泥潭。现代教育的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倾向都是教育功利化的突出表现。教育的社会功利化倾向使教育失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
(二) 教育内容的异化
表现为学校教育内容过于繁杂、难度大、偏离教育主旨、内容陈旧。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课余时间也都被作业、补习占据, 学习呈现出机械性、重复性等不良特征, 导致学生失去了自由发展的时间与空间, 这对学生创造思维能力的发展毫无益处。
(三) 教育方法的异化
时至今日, 我们的教育方法还是以“灌输式”为主, 在这种强制性教育的过程中, 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 不能充分发挥其自主性、创造性, 这就使得教育失去其应有的意义。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 强调人的主体地位, 教育的这种灌输方法是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
(四) 教育评价的异化
教育评价的异化主要表现在评价的形式、标准、主体等方面。
1.评价形式的异化。
当前, 学校评价学生学业成就最主要的方式依然是考试。考试作为学校检查与激励学生学习的手段之一, 事实上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目的, 学生也因此沦为“考试机器”。
2.评价标准的异化。
社会流行的以分数作为唯一标准的教育评价体系, 把学生的思维限定在统一的框架内, 忽视了学生丰富的个性。毋庸置疑, 分数能够衡量出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程度, 但它的功能也仅限于此, 它永远无法衡量出学生的社会知识、生存技能等真才实学。
3.评价主体的异化。
教育评价的主体是教育者, 学生在评价中完全是被动的, 虽然学生偶尔也扮演自我评价的角色, 但在规范的尤其决定“命运”的考试中, 真正的评价主体是教师和权威人士, 学生完全被排除在评价之外, 这显然违背了学生作为主体的客观事实。评价作为教育教学过程的一环应建立在学生参与的基础上, 只有学生最了解自己的需要, 学生参与的评价也有利于建立学生对自己负责的责任意识, 树立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的角色意识, 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
二、教育异化的后果
教育异化的后果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与教育的原旨背离
教育异化的最大危害就在于这一点。纵观世界各国的教育史, 从起源开始, 教育的根本目的都在于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人们兴师动众、花钱费力办教育, 其目的是提高作为生产力三要素中首要要素的人的素质。但事实上, 有许多办学者的办学思想和目的离教育的原旨越来越远, 考试、升学、文凭成为了教育的目的, 并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的发展。
(二) 人的工具化和奴性化
现行教育中过多的压抑使人成为了工具。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催生出教育的改革, 教育必须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更为全面的人才。以此为指导思想, 教育培养出来的充其量只是一种更全面的工具。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评价的异化也都集中说明了一点——当前教育造就了大批工具化、奴性化的人, 表现为不能独立思考, 没有独立见解, 惟书、惟上、盲目崇拜权威。
(三) 对当前深化教育改革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由于教育异化的长期作用, 深入人心, 使教育者、教育管理者、学生家长、社会乃至学生本人都对教育的本质形成一种偏颇的认识, 认为读书、理论、讲解、背记、考试等就是教育的本来面目, 导致教育方向的摇摆不定, 严重影响我国的教育改革进程。
三、纠正教育异化的几点建议
教育异化是普遍存在着的, 它本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而教育异化一旦产生, 就无法在短期内得到纠正。鉴于我国目前的状况, 以下建议可供参考。
(一) 要正确、合理、适度地使用考试
考试作为一种评价手段, 其本身是中性的, 是一种“价值中立”的东西。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应尽量做到正确、合理、适度, 要让考试的诊断、反馈、导向、总结、激励等多种功能得到全面发挥, 使考试成为为素质教育服务的工具和手段, 成为全面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有力杠杆。
(二) 实现教育过程的民主化
教育过程民主化, 最重要的是师生关系的重新调整。改变教师的单一管理者的功能及学生单一的被管理者的功能, 让他们在角色上根据教育目的的需要相互转化, 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 这正是使学生“学会生存”“学会负责”的有效手段。
(三) 完善教育评价体系
首先, 现代教育评价必须注重教育评价主体的多元性, 力争把教育评价信息的使用者、教育活动的相关利益者、教育活动的参与者等都纳入到教育评价的主体中来, 这样可以提高被评价者的主体地位, 有利于被评价者接纳和认同评价结果, 促进其不断改进, 获得发展。其次, 教育评价应注重过程, 将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此外, 教育评价应更加重视发挥元评价的作用, 强化评价的监督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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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甘剑梅.论新时代的教育异化[J].宁波大学学报, 2003, (1) .
[4]王从.考试与教育的异化[J].内蒙古教育, 2002, (8) .
论教育的异化 篇8
教育的主要功用是什么?
我想，其一，是缩小社会成员的贫富贵贱的差异;其二，矫正社会成员行为的乖离率。
有人说，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这话有些绝对，但道理还是有的。旧时的科举制，让那么多贫寒子弟进身仕途，改变命运，不能不归功于旧式教育的缩贫功能，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社会贫富贵贱的差距。
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孟子的“性善论”，都强调后天教育的作用。人的行为总有乖离的时候，及时的教育，正确的教育，它的矫行功能，可以使这种乖离率缩小到最低限度，从而使社会成员成为对社会和人类有益的公民。
二、教育的异化
说起近些年的教育，时时想起“异化”一词。
重点中学的存在，实际上是在最大限度上实现着教育的不公平。不少贵族学生(收费生)的存在，客观上剥夺了一些优秀贫寒子弟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这在本质上是与教育的缩贫功能相左的。
作为独生子女而存在的“80后”“90后”，生活优裕，受宠有加，行为乖离本身就多，却又从幼儿园开始，一直享受着赏识教育，在他们身上，自私、偏执、任性，成为舆论批评的中心，殊不知，教育中他们身上发挥了巨大的助推作用，教育的矫行功能无力而苍白。教育从来就不是迁就的事情。突然想起栽树的事情，小树长歪了，人们是用棍子夹住强行矫正的，这似乎对今天的教育应该是有些启示的。
三、悲剧的重演
有些传统的学校，名为认真，实际是再坏无比。他们把无所谓的功课排得满满的，使得学生对民族前途和别的大问题一点也不能想，并且周考、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弄得大家忙个不了，再也没有一点空闲去传达文化、唤起大众。
没想到，上世纪30年代的事情，到了今天仍然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哲学上“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命题成立的话，那么，一定是陶先师当初批评错了，悲哀。
四、角色的错位
学生是上帝，那么家长是上帝的爸爸?
这是把教育等同于售货服务。教育要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五、人文的缺失
众所周知，语文是软科学，没有数据，不可统计;没有公式，不可推理演算。人文性才是语文课的关键所在。多少年来，它被遗忘在不知什么地方的角落里。
有人曾这样发问：“语文老师，你会讲什么?”面对这个问题，每个语文工作者都不免沉思。的确，我们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曾做了什么。那么，是我们不知道人文性的重要吗?是我们没有能力上人文性的课吗?也许都不是。关键问题是三个字：有顾忌。与其戴着镣铐跳舞，还不如呆在囚笼里散步。于是很多语文课便变了味：习题味，应试味。
语文课难上，这几乎是公论。原因之一是本身条条框框多。有大纲，不就不行;有教参，食之无肉，弃之有味;有语法的束缚，平常说的人话，在考卷上可能要判病句。原因之二是谁都听得懂，谁都来指点，于是教师便少了主张，没了创新，跑了信心。原因之三曰“祖宗”厉害。“祖宗”者，高考也，它是什么模样，小的们便要争相效仿，真恨自己不是被“克隆”出来的。这样一来，人文性哪有立锥之地。学校要的是分数，家长要的是分数，孩子要的还是分数，那么，老师何去何从，可想而知。面对高考，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样苍白。于是，充斥语文课的是段落分析，好词妙句分析，思想大意分析。分析，分析，还是分析，真恨不能像物理学那样分到原子、中子、质子、介子方肯罢休。殊不知，一篇好文章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一个字、一个句或一个段，它是一个整体，它是作家完整的艺术构思的凝结，作为一个艺术整体，我们应该尊重其整体性感悟。切切割割，条分缕析，本身已违背了文章的章法，又有何合理性好谈。这种完全不顾及人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忽视人文性的急功近利的语文课，至今仍有着极为广阔的市场，不得不让人痛心。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文章的好处是悟出来的，学生的理解力、鉴赏力是建立在相当的阅读量之上的水到渠成的结果，又哪里是教师凭一张嘴讲出来的。思如泉涌，汩汩滔滔。好的文章是有感而发的，绝不是凭空想象附会杜撰出来的。语文课上，教师把课文讲得头头是道，写文章的方法也罗列条条，俨然就是一文章大家，正在给小的们指点迷津。可小的们的大作却依然是假话、大话、空话的堆砌。他们不敢说自己的话，怕犯思想错误;不敢表露真情，怕不登大雅之堂;不敢出格创新，怕离题丢分。我们本着好意却缺乏人文性的语文课，培养出来的是出乎意料的平庸之辈，这恐怕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而又不得不接受的结果。
六、金矿、银矿、铜矿及其他
我想，“每个孩子都是一座金矿”这一理念的提出，一是本着教育者的良知，二是本着教育者的理想。
但是，金矿的比喻似乎还是过于理想化，因为矿石的品位差异客观存在。
其实，只要是矿就好，即使是泥土，也有其应有的价值。但如果是被污染的泥土，种出来的庄稼会害人，这样的泥土就难言价值了。
学生中出过一个马加爵，他就是我所说的被污染的泥土。教过马加爵的老师肯定不少，他们当中肯定有不少人后悔曾经有过这么一位学生吧。虽然马加爵的堕落可能原因多多，但学校、老师责无旁贷。作为教育者，我们恐怕更应该做的是反思。否则，谁敢担保不出第二个，第三个?当初，凭什么把马加爵界定为富矿?我们判定矿石的标准是不是错了?如果当初发现他压根不能算是一块金矿石，而是一块有点毒素的泥巴，假以时日，好好改造，滤去毒素，除去渣滓，兴许，他会成为一块有用的泥土。
学校的中心工作是什么?教书育人。今天，我们很多学校，不管承认不承认，中心工作是考分数，犯的是本末倒置的毛病。
任何时候，育人永远比考分数重要。
今天，我们很多中学都以出过多少名人为荣，大加宣传，殊不知，一个马加爵，就足以让所有的宣传变得苍白乏力，教育岂可不谨之慎之，慎之谨之。
七、未来的天空
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的考核应着眼于未来，而非高考的分数和名次;应着眼于对社会和未来的贡献，而非本科率或高分率。
高考卷其实只要出两张就可以了：一张文科综合卷，一张理科综合卷。这样可以解决很多喊破嗓子也难解决的问题。
科技异化及对策 篇9
科技异化是指人们利用科学技术改变过、塑造过和实践过的对象物,或者人们利用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对象物,不但不是对实践主体和科技主体的本质力量及其过程的积极肯定,反而成了压抑、束缚、报复和否定主体的本质力量,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异己性力量。其基本观点是:科技已日益成为超出人类控制的,甚至是支配、统治人类与社会的外在力量。“人类已经被一种虚幻的、自满自足的考虑实践构造的科学遗弃了;这种科学所从属并为之服务的实践,就像某种在科学界限之外的东西一样;这种科学满足于思想与行动的分离”[2]。总之,科技“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立”[3]。
科技发生异化固然有科技的社会属性方面的因素,有科技应用的主体对科技误用、滥用和恶用的因素,但主要因素还是科技的自然属性。
首先,科技的自然属性,表现为利弊共存性。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共存的一个整体,绝对好的或绝对坏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作为人的创造物的科技也是如此。也就是说,科技是一把利弊共存的“双刃剑”。因此,即使人们按照良好的愿望去用科技,其负面作用也会同时产生。因而,任何技术都将对自然造成破坏,从而对人造成危害。这与科技由谁来使用,如何使用无关[4]。
其次,科技自然属性的“弊”的一面,为恶用和滥用提供了可能性。科技自然属性的弊端,主要表现为三点:“其一,现代技术(科技)具有较强的进攻性。它们是用来打乱自然界的秩
创作内容,对已有图像进行大胆想象,并用“加一加”、“变一变”等方法进行创新。我们班的小朋友姗姗的想象力很丰富,画画胆子也很大,构思新颖,但她的缺点是:动作快,作品毛、草,画面颜色单调,喜欢听好话。对于她,我一方面肯定她的独创性,及时表扬她;另一方面用商量的口气跟她说:“如果涂色能再认真些,颜色再多些,我想这张画肯定会更漂亮。”也许是女孩的天性———爱美的缘故吧,不管什么画面,她都喜欢添画上翩翩起舞的蝴蝶、振翅欲飞的蜻蜓,我在赞赏她良好的作画技能的基础上,着重引导她联系生活经验,拓宽思路,向她提序,实现人对自然界的统治的。其二,现代技术(科技)具有较强的负面影响扩散性。由于现代技术的功能日益强大和复杂化,其有益于人类的正面影响空前增长,其负面影响也随之变得无孔不入。其三,现代技术(科技)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现代技术发展在很多方面的确体现出按自身需要运行的特点,其后果往往超出人们的事先预测和想象”[5]。由于现代技术(科技)具有较强的负面影响、扩散性和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所以,即使我们善用科技,也难免会出现科技异化的现象。“技术是合自然与反自然、合目的与反目的的矛盾统一体,技术异化是其本质上所固有的。具体地说,这与技术的不确定性有关”[5]。可以说,科技异化是科技发展到现当代所特有的现象。
再次,科技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具有不对称性。在科技的实际应用过程中,科技自然属性的表现程度远大于其社会属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近现代科技诞生以来,科技的恶用和滥用主要表现为二次世界大战和几次区域性的战争,误用的情况也为数甚少。科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处在善用的状态之中的。尽管如此,科技的负面影响仍然由小到大,科技的异化依然有增无减。主要原因是科技的自然属性使然,与科技的社会属性关系不大。“根据恩格斯的观点,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并不决定于社会制度的性质,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应用都有可能导致生态环境的失衡,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有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至少是一种天真的看法”[6]。“我们期望科技尽其所能实现其正面价值,但其‘负面’效应并未因‘社会主义’的运用方式而根本减少”[7]。
科技异化的产生,存在多方面的原因。
一、科技的“伴随效应”导致科技异化。
科技的正负效应往往交织在一起,当科技的正效应产生或出现的时候,其“伴随效应”即负效应,并不因人类的意愿而不出现。人类认识能力是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的。在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难于觉察科技应用的潜在风险。恩格斯指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因此,科技的实现过程,带给人类的并不是单纯的进步,而可能是“忧喜之共门,吉凶之同域”的种种矛盾过程。
二、社会文化导致科技异化。
“我们时代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从核武器的威胁和有毒化学物质到饥饿、贫穷和环境恶化,到对地球赖以生存的体系的破坏———凡此种种都是几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统治世界
出一些启发性的问题。如在画荷花的时候,她画了一些鱼,我就启发她谁最喜欢在荷叶上呱呱地唱歌,于是她又画上了可爱的小青蛙,水里还加了小蝌蚪……慢慢地,她的思路开阔了许多,添画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
总之,美术活动本身是一个具有极大潜力的领域,它既培养儿童对艺术美的欣赏、识别,学习对美的对象形态的描绘和表现,同时,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素质、能力和个性,形成幼儿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审美心理结构的塑造。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为幼儿美术教育事业奋斗吧!
强化企业在国际物流市场竞争中的几种途径
廖雄英1李宏亮2
(1浙江工业大学;2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杭州310024)
摘要: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一员。但是,加入WTO后机遇和挑战并存。对我国物流服务业的影响也是这样。本文旨在说明物流企业在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应该如何改进管理,强化功能,以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关键词:物流管理强化功能完善服务
加入WTO后,我国更进一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更大范围地参与国际事务,这会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但加入世贸组织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会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给企业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大开国门,外资企业会大量地涌入,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毋庸置疑,加入WTO后在资金、市场、理念等方面的改善,有利于物流服务业的长期发展。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入世后能直接受益的主要是我国的某些优势产业,物流服务业则是我国的弱势产业,而我国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在2005年12月底全面放开物流市场。所以,我国物流服务业面临的挑战是现实且严峻的。
加入WTO后,各行业、各企业间的国际联合与并购,必然
的西方工业思想体系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传统科技观使科技简单化,导致人们错误地认为:科技完全是“自主”的,能够“自我调节”的,而看不到科技是非人类的,或者具有自身固有规律的纯粹的“事物”。整个现代科学技术都已经异化了,科学真理不再是整合的,科学技术变成了与人无关、独自运转的事物。
三、社会制度导致科技异化。
在当代社会,科技的研究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服从于政治的需要,特别是政府的需要。由于科学家的群体职业化,科技研究的课题和经费越来越依赖于政府,而科研成果与具体运用或者是最后的善恶效果离得越来越远。政治力量的干预使科技行为难以遵守带有社会公德的伦理道德规范。
四、科技的非法滥用导致科技异化。
有时科技专家发明的科技,却被一部分人作为满足某种欲望的工具,作为统治和威胁他人的工具。导致人类经常误用或滥用科技,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缺乏长远利益意识。由于人类要求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迫切愿望,习惯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造成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破坏了地球系统相对的稳定,引发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生态环境恶化。
按照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能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指导它并使之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彻底根除科技异化现象。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走出科技异化的社会优势和制度优势。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科学发展观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科技异化现象的治理措施,也是对西方的科技异化批判思想的积极回应。科学发展观代表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和模式,其内涵主要为两方面: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念和社会发展模式,将有利于从根源上消除科技的异化。
首先,“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能促使科技的产生、发展和应用始终为着人的利益,避免科技背离人和非人化。“以人为本”的基本含义突出了人的中心地位,以人的目带动物流业加速向全球化方向发展,物流服务业竞争的市场将从国内延伸到国外。因此,从实际出发,顺应竞争的需要,打破地域阻隔和部门垄断,改进管理,强化功能,是发展物流服务业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加强企业在国际物流市场的竞争力:
1. 加快重组改制,改善经营机制
物流企业是物流市场的主体,也是物流产业发展的基础。现有的物流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由于体制、设施等因素影响,在提供物流服务时效率低、服务差,处于竞争劣势。所以,应通过资产重组等方式,以产权为纽带,建立股权多元化的股份制企业和完善的法人治理机构,实现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从而保证企业按市场规则运作,激发企业活力,向现代物流业转化。
2. 完善服务功能,强化增值服务
现在的物流服务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货物传递、仓储,实际上从公司接到客户的订单开始,物流企业就已经参与产品流通的全过程。因此,物流企业要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进行市场细分、功能定位,提供增值服务,培育核心竞争
的、价值、利益和真正幸福为各种活动的宗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重大政策和活动都须贯彻人文精神,以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主。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以人为本”实现的重要保障。
其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标准。“全面发展”注重的是发展中各领域的平衡,要求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科技的发展应遵循人与人的和谐,应以人为中心,其物质成果真正能服务人、造福人;科技作为人与自然打交道的主要手段,不仅是人从自然中获取物质财富和生存条件的工具,也应成为人类保护自然的武器。以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科技发展的向导,支配和规定着科技,能在极大程度上减少和消除科技的非理性发展和破坏性应用,促进科技成为维系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武器。
确立科技为自然服务、为人类服务的整体思想观念。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从而为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创造合理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有利于消除科技异化的社会根源,有利于人类走出科技异化的困境,进而实现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生态和谐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摘要：科技异化是指人们利用科学技术改变过、塑造过和实践过的对象物,或者人们利用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对象物,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异己性力量。科学发展观代表一种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和模式,作为一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念和社会发展模式,将有利于从根源上消除科技的异化。
关键词：科技异化,科技异化的原因,科学发展观
参考文献
[1]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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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M].科学出版社,1999.
消费异化现象分析 篇10
异化是指人自身的行动, 对于他来说, 成了一种陌生的力量, 监督并反对着他, 而不为他所控制。也就是主体由于自己的活动而外化出自己的对立面, 这种对立面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过来反对、支配主体自身。在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 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异化问题, 黑格尔曾阐述过客观精神的异化, 费尔巴哈论述过宗教的异化, 青年马克思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人的本质活动——劳动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所带来的非人化的后果。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也深刻论述了商品作为外在的物对人们的统治, 实际上是商品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卢卡奇借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表达自己的物化概念, 认为商品拜物教现象正是现代人的物化现象, 它使商品结构中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 它使人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物的关系。凡勃伦提出的炫耀性消费是异化消费在某种程度上的表现, 通过消费来表现自己拥有的财富和权力, 从而博得荣誉、获得自我满足的有闲阶级的消费就是炫耀性消费。
科学、合理的消费是客观力量的主观化, 客体对象的主体化、劳动创造物的人化。马克思曾指出:“在生产中人客体化, 在消费中物主体化”, 在消费活动中, 客体转化为主体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养分, 使主体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得到补充和恢复, 从而使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需要得到满足。而异化消费是一种特殊的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异化消费是指消费的过程不仅没有导致客体对主体的肯定, 促使主体更好地生存发展, 提高人的主体性, 反过来客体支配主体、阻碍主体自身的生存发展, 也就是消费客体导致主体本质力量的丧失和对主体的否定, 消费成了同主体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异化消费不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 不再是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 和人的真实需求和长远发展失去了联系。
一、异化消费的形成
从本质上说, 消费的目的是对需要的满足, 而生产又是为了满足消费。也就是生产——消费——需要。但是, 现代社会的消费方式却使目的和手段发生了颠倒:现在不是生产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 而是消费却成了满足生产和经济增长的需要的手段, 这就是目的和手段的颠倒。在商品经济中, 生产者和经营者所追求的并不是消费者要求的使用价值, 而是交换价值, 最终是剩余价值, 即利润, 这就使生产和经营的目的与消费者的需要发生了分裂:经济的增长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健康生存的需要, 而是完全按着为经济增长而增长的目的和规律运行。商品经济增长的规律就是尽可能地提高生产的效率, 无限制地扩大再生产, 以获得更大的利润。生产经营者要实现自己获取最大利润的目的, 就必须获得消费的支持, 即必须把生产的东西卖出去让人们消费掉, 否则, 利润的获取便无从谈起。生产经营者靠广告这个制造消费的机器使消费者购买他们并不需要的消费品。这就使得消费者的消费活动背离了自己的需要, 按着生产经营者设计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对象进行自己的消费活动。于是, 随着生产对需要的背离, 消费也与需要相背离:消费完全是在生产经营者的诱导下进行的。消费已不是满足需要的手段, 而是成了满足生产经营者获得利润的手段, 成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
二、异化消费的价值尺度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 任何东西, 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都成了交换和消费的对象。人们以财富和金钱来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这样的一种“市场法则”成功地使得每一个人都服从金钱、市场和大众媒介的支配。这就是物的依赖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现象, 可称之为“接纳倾向”与“市场倾向”的结合。人的接纳倾向要接受、吸收, 时时刻刻占有新东西, 永远生活在对商品的垂涎中;市场倾向是按市场价值观满足人的接纳倾向。这些都体现在消费中, 以消费作为不断扩大市场的基础, 作为个人得到满足的主要方法。由于人们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强烈, 于是商品制造者和销售者利用了人们的心理和观念通过广告控制了消费。广告通过自己的宣传创造一种消费时尚, 制造一种虚假需求, 使消费时尚成为社会消费的价值尺度, 也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消费对象和消费方式, 并通过它领导着消费的新潮流。它使消费者的目光集中在消费时尚上, 于是消费时尚就成了社会消费的价值尺度。“消费品的整个现实主要是广告竞赛制造出来的虚构之物”, 人们“是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
三、异化消费的心理机制
现实社会中, 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不仅是它的使用价值, 而主要是消费它们的形象, 即从形象中获取各种各样的情感体验, 因此, 影象就代替了使用价值, 成为使用价值的代用品, 消费具有了一种符号和影象意义。人们获得某种消费品根本就不是出于使用的目的, 只是为了占有它们, 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 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就成为一种消费动力。即使对无用的有也会感到满意, 只要它们有炫耀作用, 表现了拥有者的身份。人们实际上只是在消费一种幻想, 消费成了对人为激发的幻想的满足, 成了与人们具体的、实在的自我相离异的幻想行为。弗洛姆说, 事实上, 我们在吃一个幻想而与我们所吃的物品没有关系。我们的消费行为根本不考虑我们自己的口味和身体, 我们在喝商标, 因为广告牌上有漂亮的青年男女在喝可口可乐的照片。我们在喝那幅照片。我们在喝“停一下, 提提精神”的广告标语。我们只能通过消费来与客体和世界建立联系, 来获得一种身份和建构意义, 借助于我们所购买的东西来确定我们是怎样的人, 正如西方的一则广告所言“我买故我在”。
四、异化消费的本质
生产经营者追求利润与金钱的“销售意志”同消费者追求地位的心理满足感碰撞的结果, 就是这种异化消费方式的形成。其结果, 是人们物欲的无限膨胀、对物质享受的无尽追求, 对资源和财富的挥霍和浪费, 生态环境的破坏, 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和社会道德失范的加剧。物欲的过度膨胀往往导致许多对于人的健康生存不利的消费, 而且, 导致人们满足于物质享乐而失落精神追求;生命价值意味着对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关怀, 而异化消费作为一种享乐主义的消费形式, 在传媒的推波助澜下, 很容易使人们在消费上忘却真实需要。由此容易造成对生命价值的遗忘, 生命价值被日益边缘化而让位于虚假的所谓“自我价值”的实现, 人们的享乐欲望得到满足, 可是生活的品质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也没有自我实现带来的幸福感受;异化消费助长了社会上铺张浪费、骄奢纵欲等不良风气, 特别是对简朴、自律、勤俭等优良传统的蔑视, 客观上加剧了社会道德的滑坡, 消费上的攀比和心理的失衡更会加深社会道德危机。异化消费导致主体本质力量的丧失和对主体的否定, 消费成了同主体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异化消费是消费上的悖论, 它不利于人的生存发展。
五、消费异化的克服
生产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从而造就和谐发展的社会。面对消费异化现象, 应该采取措施, 克服异化消费。
1. 消费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对物欲的过分追求是现代工业文明的通病, 它会导致对经济增长的永不知足的追求, 从而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暴虐的掠夺, 对自然环境和生态不可遏止的破坏, 从而将人类引入深重灾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消费是免除灾难的必由之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评价社会生活中一切现象的终极的价值尺度, 人的最根本的东西, 就是人的本质, 人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合理消费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确认, 也是人的本质的不断升华、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马克思在谈到人的消费需要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前提下, 人的需要的丰富性, 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因此, 我们要在价值观、人生观上进行彻底的革命, 使人们从过去片面追求物质享受转变为把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生的重要追求, 使人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
2. 树立科学、文明的消费理念。
科学、文明的消费, 是指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步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消费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从生态文明的观点分析, 合理的消费必须有利于生态平衡和保护环境。人能够合理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正反映了人类本性, 反映了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不仅反映消费层次、消费质量的提高, 也反映社会文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3. 注重精神文化消费。
人们要在除了财富的积累与物质上的消费享受外, 在对人的生命目的的解释方面, 精神上的追求能够提供更实质性的内容。人生的最重要的东西、能够反映其本质的东西就是通过其个性、独特性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上的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固然需要以一定的物质需求的满足为依托, 但是当必要和合理的生活水平一旦达到之后, 物质消费在数量及质量上的持续提高与人的自我实现就毫不相干了。因为自我实现所涉及的完全是无法用金钱、物质来衡量和表达的, 如探解奥秘的喜悦、理想目标的激励、对自然独特的审美体验、对生命价值的反思性感悟、对宗教、哲学、艺术等终极关怀的追求, 以及由快乐、幸福与充实之感受等精神现象, 这一切都远远超越了那种简单短暂的享乐欲望。我们不仅要提高人类物质消费水准, 而且要改善通过精神生活品质的优化显示出来的人类的精神消费质量。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消费的异化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在物的依赖社会中, 个人的劳动及其产品只有通过市场交换和消费才能得到社会承认, 他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 人的价值转化为物的价值, 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商品与商品的关系, 物对人的支配和统治就不可避免地发生, 消费的异化、人与其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就会仍然存在。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彻底克服异化, 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克服异化是长期的历史任务, 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目的是为人的发展和消费异化的最终克服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 1988
我眼中的异化 篇11
邓海建（时事评论员）
诗人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这话必得改写，“你站在景区看风景，数钱的‘门票经济’在大门口等你”。门票价格近年来“涨声一片”，“看风景”已成为奢侈消费。但事实上，优质景区作为稀缺资源具有天然垄断属性，因此，它起码是一种“准公共品”。如同再繁华的城市也当容有跳蚤市场与自行车道一样，看风景的权利也当是穷人的自由。
教育拿人不当人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
今日之中国，学校是工厂，院系是库房，班级是车间，学生则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齿轮和螺丝钉，只不过有的镀金，有的镀铜，有的压了塑料膜。但指导思想和生产模式，则是一样的。目标，是“望子成龙”；标准，是“成王败寇”；方法，是“死记硬背”；手段，是“不断施压”，还美其名曰“压力即动力”。至于孩子们是否真实善良，是否健康快乐，没有人去想。
两桶油索要巨额补贴
余丰慧（财经评论员）
我一直认为，两桶油正在毁掉中国经济。发改委一边治理通胀，一边制造通胀。两桶油、发改委最终必将毁掉中国经济。转移利润、索要补贴、要挟涨价，可谓坏事做尽，究竟谁在袒护呢？
9137.5%的药品利润
蔡昱（天津医科大学教授）
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天价药费是普遍的，2000%、6500%、9137.5%的利润并不稀罕……医患关系是扭曲的，即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并非合作，相反，医患之间形成利益的争夺与冲突。何谈什么仁性医疗与人文医疗普惠大众？
城管成了城市秩序守护者
梁文道（主持人、文艺评论家）
假如“城管”是城市秩序的管理者，那么所谓的“城市秩序”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具体地说，在何种城市美学的观点之下，在哪些人的眼中，小贩和乞丐才成为一种不符合秩序的异常事物呢？
高速路赚钱能力超茅台超地产
叶檀（财经评论员）
沪深两市A股19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中的13家公布2011年年报，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最赚钱行业。2011年，13家上市公司毛利率为56.08%，超过地产板块的39.38%，重庆路桥毛利率高达91.14%，超过茅台2010年的90.95%。
为人民服务成本高
马 宇（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
湖北最穷县之一的监利县，每年财政收入仅3亿多元，中央转移支付4亿元，但政府大楼造价超过l亿元！是当地最好的建筑。巍峨高耸的“衙门”前，就刻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连续四任书记都是贪官，官员贪腐渎职成风，连国家给农民的补贴都截留，甚至每亩地还要征收55元。政府服务成本如此之高，“农民真苦”的监利人只好永远苦着！
官场“童工”
练洪洋（时事评论员）
不到14岁即参加工作“官二代”的“传奇”，却是“穷二代”的“噩梦”，当选拔和竞争都是以“纯天然禀赋”——血缘为标准，贫寒子弟通过个人努力跻身精英阶层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社会必然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一个通道堰塞、阶层板结、四处“拼爹”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缺乏公平与活力的社会。
旗帜鲜明地幸灾乐祸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上世纪90年代的一场沈阳大火，烧掉一个商场，而且可能是私营的，很多人围观，但很多人眼睛里默默流泪，觉得痛心，觉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他们对社会有认同。但2009年初央视一场大火烧掉几十个亿，网上发帖的我就没看到一个痛心的，就两个字：高兴。有一个帖子说：“我旗帜鲜明地幸灾乐祸。”为什么？他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的。这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向心力在流失。
墓地20万元一平方米
张鸣（作家）
墓地之贵，已经远远超出房价——一平方米20万元的墓地，只有20年的使用期，但往往有行无市，想买还买不到。一个近乎荒唐的现象，似乎就会出现了，有的时候，人活着在漂流，死后竟然也不得安宁，也要漂流，不断地被从安葬地请出来。
天价文物和贱价文化
朱大可（文化学者）
有人估算，目前民间古器物总价值，应在12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接近沪深股市总市值26万亿元的一半。与之相反，中国最大的文物藏家和文化象征——故宫，近年来多次书写反面传奇，展示其文化败退的严重迹象，总体文化价值面临崩盘。
坐飞机收机场建设费，吃鸡蛋是否也要收鸡窝建设费？
韩令国（财经评论员）
财政部以民航发展基金取代机场建设费，换了个马甲继续存在。说实话，机票与公交车票、火车票的性质一样，飞机也与火车和公交车的性质一样，都是交通工具，我们买了票，就没必要再花进站费、车站使用费。否则，既有机场建设费，吃鸡蛋也应该有鸡窝建设费。
建五星酒店为大学长脸
熊丙奇（教育学者）
在昆明理工大学内，有一座按照五星级标准设计的文汇酒店。校方称酒店主要用于接待来校交流、访问的外国政府要员，知名专家、学者以及一部分长期入住的外国留学生。“人家来访问，搞学术交流，自己搞得那么寒酸，难免丢中国人的脸。”真不知，学术交流，是来看建筑物，还是来赴思想的盛宴的？
恭外而惧内
石述思（资深媒体人）
日本人河源启一郎在武汉丢的自行车最终失而复得，而当地人丢失自行车却司空见惯，无人关心。量中华之物力，结外宾之欢心，首先是弱国心态的彰显，是一种因不自信急于获得好感和肯定的媚外表演。它深藏在国民灵魂深处，阴魂不散。
3个月的著作权保护期
李光斗（华盛智业·李光斗品牌营销机构创始人）
美国著作权保护期是75年。1928年诞生的米老鼠，著作权2003年过期。但美国1998年就未雨绸缪地通过《著作权延长法案》，著作权保护期延长到95年。反观中国刚通过的音乐著作权条例，著作权保护只有3个月，首次发表3个月后，任何人均可使用。
60%的富翁都要移民
贾也（天涯观察主笔）
《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国内目前造就了超过95万名千万富豪，其中46%正在考虑移民国外，14%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申请移民。而家资在1亿元以上的富人中，有移民意向的人比例更高，达74%。如今的现实是，但凡有点家产，官员潜伏做裸官，演员痴情于换国籍，学者最好有国外的绿卡，而民营企业家则纷纷选择海外投资。
2050年60岁以上老人达到31%
罗天昊（中国长江商学院前高级研究员）
长期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致使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即是，年轻人少，老年人多，而推着时间的推移，未来死亡高峰期的到来，将使中国成为空城之国，乃至死城之国。至2010年，中国有60岁以上老年人1.69亿，占总人口比例为12.5%，而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到2050年将达到31%。比例非常惊人，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为“贫困”庆功
侯江（时事评论员）
11年后，只增不减的“国家级贫困县”名单终于更新了。调整后，592个贫困县有38个县被调出，又有38个新面孔入围。从理论上讲，这11年内，有94%的县政府坐享国家财政的巨额补贴，11年来却毫无建树，依旧让人民戴着贫困的帽子。
广告标王4亿元
李光斗（华盛智业·李光斗品牌营销机构创始人）
在2012年央视黄金时段招标中，白酒行业相互竞争攀比激烈，茅台以4亿多元的投入成为标王，剑南春、五粮液等品牌也有上亿元的投入。除此之外，明星代言费也在飞速增长，代言价格过千万元的明星不胜枚举。这导致很多品牌“寅吃卯粮”，今年狂砸广告，明年消失匿迹。这反映了中国企业急功近利，而忘了品牌传播的基本原则：提高品牌知名度只是基本层面，根本所在是与目标消费者进行有效互动和沟通。
被异化的高考作文 篇12
作文是人文素质的综合体现, 这是一般大众的评价和认知。在人们看来, 一名学生作文写得好, 作文中包含的思想、见识, 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力以及将这些转换成文字、合理地结构到文章里的能力才是关键。这些文字以外的东西展示出的学生内在的文化修养, 才是衡量作文好坏的标准。对于高考的作文题, 人们似乎更愿意把它看做是时代变迁的风向标, 试图从中透视或体察起伏回转的当下社会思潮, 进一步求解重塑学校与社会之间关系等社会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
可是, 当下中国的语文教学中, 作文的基本顺序被整个颠倒, 作文应试技巧被放在了首位, 其他反映思想、见识等的“内容”部分已经异化为由应试技巧所构建的宏大框架中的填充物。而且, 作文“内容”的获得已经不再与考生的人生经历以及生活体验直接相关, 学生只需要阅读相应的材料, 从有限的、经过精心挑选的别人间接生活经验中汲取能够直接派上用场的“营养”, 将此“营养”连缀成文, 去应付高考, 乃至获取高分。这样, 作文与人生以及社会生活之间天然存有的联系彻底地终止了。
用与己无关的伪博学、假崇高这种大而化之的话语和素材, 或者用“假大空”去填充作文, 实质上就是依照不合理的手段博取人生的转折和命运的改变。这本身就违背了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 也会给学生一种反面的提示。因为他们的"成功经验"中留存的不合理、不诚实方式获利的因子会随时因人性的弱点而一次又一次地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