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正当其时（通用9篇）
科技创新正当其时 篇1
在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中, 高树森的梦是与纳米耐火材料紧紧连在一起的, 几十年来矻矻以求, 由此也造就了他平凡而伟大的人生。
抢占新时代科技战略制高点
耐火材料是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能源、环保、电子、国防等基础工业领域重要的基础材料, 是高温工业热工设备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材料, 与钢铁等高温工业的技术发展相互依存互为促进。
纳米耐火材料是以纳米粒子为核心, 由耐火材料颗粒相和基质粉料、结合剂及外加剂等组成的纳米结构基质相两大相构成。少量的纳米结构基质的理化性能成为决定整个耐火材料性能的重要基础。纳米耐火材料的开发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耐火材料的组织结构 (包括宏观结构和微观的显微结构) , 而且还能改变耐火材料的功能特性, 提高耐火材料的理化性能指标以及在使用中的高寿命性与抗损毁性
21世纪的纳米科学技术正在成为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未来20~30年, 纳米科学技术有望广泛应用于信息、能源、环保、生物医学、制造、国防等领域, 产生新技术变革, 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 并形成基于纳米技术的战略新兴产业。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部署了四大研究计划, 纳米研究位列其中。“十二五”规划纲要也要求把握科技发展趋势, 超前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 推动重大科学发现和新学科产生, 抢占纳米科技等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纳米科技已成为许多国家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也是中国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
为了开发21世纪新一代耐火材料, 迫切需要运用尖端的纳米技术和纳米材料开发后续的纳米耐火材料。先后毕业于鞍山工科高级职业学校耐火材料专业、太原钢铁学院硅酸盐专业的高树森, 为了追求心中创新耐火材料、服务高温产业经济的梦想, 1989年发起创立了一家小型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 他的创业梦由此拉开了序幕。在企业经营领导工作中, 他始终坚持“实践永无止境, 创新永无止境”的发展观念, 大胆改革创新, 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 采取“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制、只唯实”的用人机制, 科学整合人力资源, 使企业各部门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1992年, 经山西省高新技术委员会认定、国家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批准, 成立了太原高科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在不断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 高树森紧跟时代步伐, 用“创新发展的眼光、求实有效的机制、机动灵活的方法、谦虚谨慎的态度、科学严格的管理和严密细致的规章制度”, 使企业长期立于同行业先进行列。在坚持“以发展为主题, 以经营管理为重点, 以实现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经营原则下, 公司多元化复合发展的经营新思路, 与国内多所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在产品开发、技术交流等领域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在新产品技术性能、使用性能、技术储备等方面不断创新, 形成了产学研联盟, 具备研究、开发、生产高技术特种耐火材料能力, 形成了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和自我实现产业化的良性循环。
进入新世纪后, 纳米材料与技术的优异性能使高树森有了新的想法:能不能把纳米技术和纳米材料注入耐火材料, 创新耐火材料技术, 从而开拓耐火材料的新领域呢?在高树森的领导和主持下, 太原高科对纳米技术和纳米耐火材料进行了深入研究探索和自主创新。
公司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中心, 先后研发出多种耐火材料高新技术产品, 并及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 现已经从成立之初简易的小型耐火材料厂发展为全国耐火材料领域声名赫赫、独具技术优势和发展前景的大型企业。
2005年, 太原高科被太原市科技局批准为耐火材料行业技术研究中心;2007年, 被山西省科技厅批准成为耐火材料行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09年, 被山西省认定为企业技术中心。技术中心承担了耐火材料行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工作, 并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多项重大成果。此外, 太原高科还通过了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被认定为耐火材料行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山西省科技先导型企业”、“太原市科技创新示范单位”、“十佳技术创新项目企业”等荣誉接踵而至。
创造纳米高新技术产品
高树森是耐火材料专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也是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 长期从事耐火材料技术研究、自主创新和使用研究工作。他主持了多项国家重点热工工程项目 (高温工业炉窑) , 自主研发多种耐火材料高新技术产品, 并且花费大量精力使这些高新技术产品在高温工业生产中得到推广应用, 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他充分利用山西丰富的高铝矾土资源, 研制开发了矾土基低蠕变-抗热震莫来石制品、莫来石刚玉制品、锆莫来石刚玉制品、高铝-尖晶石等高效复合制品, 这些产品都有特殊的功能和高技术性能指标, 在十分苛刻的情况下和工业性使用试验中, 均显示出突出的使用效果,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他负责的山西省重点行业关键科技发展项目-高技术特种高效耐火材料的研究与开发, 为充分利用山西资源、发展山西经济和提高我国耐火材料工业总体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20多年来, 高树森对纳米技术和纳米耐火材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自主创新, 先后申报了七项纳米耐火材料发明专利项目, 分别是:纳米复合氧化物陶瓷结合铝-尖晶石耐火浇注料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号:ZL200810079392.X) 、纳米Al2O3薄膜包裹的碳-铝尖晶石耐火浇注料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号:ZL200810079799.2) 、纳米Al2O3、Mg O复合陶瓷结合尖晶石-镁质耐火浇注料及其制备方法 (公布号:CN 101544505A) 、纳米Al2O3、Mg O薄膜包裹的碳-尖晶石镁质耐火浇注料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号:ZL 200910136836.3) 、纳米A l2O3、Si C薄膜包裹碳的A l2O3-M A-S i C-C质耐火浇注料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号:ZL200910223490.0) 、纳米Si O2、Ca O复合陶瓷结合硅质耐火浇注料及其制备方法 (公布号:CN101875561A) 以及矾土基合氧化物陶瓷结合A l2O3-M g O-C耐火制品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号:ZL201010608883.6) 。
高树森先后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新技术推广奖等, 多次被冶金部授予劳动模范和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2009年荣获“第9届中国时代新闻人物十大杰出成就奖”和“时代楷模·共和国经济建设十大功勋企业家”荣誉称号等。他自主研发的纳米耐火材料系列发明专利, 也分别获得了第九届香港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第十二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第三届中国自主创新杰出贡献奖及第十三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第四届中国自主创新杰出贡献奖。
2010年5月, 在第十三届北京科博会“中国高新企业发展国际论坛”上, 年逾古稀的高树森作了《关于发展纳米科技和纳米耐火材料自主创新及其产业化》的重要报告。报告称, 自主创新和研发是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之本,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 是国家发展战略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他兴致勃勃地向与会者坦陈:他写的多篇有关纳米的论文被编入《盛世之光—中国当代创新理论与实践》、《中国改革发展与创新研究文选》、《2009·中华学术精英大典》等书中。在耐火材料的研发和创新工作中取得了多项重大研究成果:
1.研究成功磷酸盐结合的Al2O3–C质耐火材料浇注料在太钢1200m3大型高炉使用取得成功, 是国内外高炉史一个创举, 具有重大社会和经济意义, 通过了部级组织的技术鉴定。
2.自主研发的Si O2陶瓷-磷酸盐复合结合硅质不定形耐火浇注料, 主要特点是耐高温性能和抗热震性能比原来技术有显著提高, 为国内首创、国际领先水平。
3.不定型耐火材料, 是高温工业发展的一种耐火材料行业方向, 不定型耐火材料在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中推广应用, 很多设备不用以前耐火材料制品而是用这种不定型浇铸的。
4.亚微米陶瓷结合Al2O3-尖晶石浇注料及其在钢包整体浇注中的应用项目, 是在实施山西“1311”结构调产高科技产业化中重点产品项目。
他还宣称:纳米耐火材料系列发明专利的公布, 是纳米技术在耐火材料领域中成功应用重要标志, 也是纳米技术和材料与传统产业中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的重要发展方向, 对钢铁等高温工业发展和高新技术的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谱写“绿色纳米耐材”产业化创新之路
当今全球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科技发展正孕育着新的革命性突破, 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加快部署, 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我国要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及相关知识产权, 增强自主研发能力。
为此, 高树森呼吁将纳米耐火材料研发应用提升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 在北京中关村尽快建立“国家级纳米耐火材料产业化示范基地”和建立“国家级纳米耐火材料技术研究中心”。
我国在纳米耐火材料技术研究已经处于当代最前沿, 其成果显著, 并得到各方面的肯定。将纳米耐火材料研发应用提升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 很快将对今后的钢铁等高温工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有能力在更高平台推动我国纳米耐火材料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 有能力引领这场新的工业革命。
2010年1月9日,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了纳米耐火材料产业化示范基地专家论证会, 对太原高科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和山西省耐火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采用纳米技术研究开发纳米耐火材料的工作情况和研发成果进行了考察论证。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太原高科和山西省耐火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研究开发纳米材料并运用于不定形耐火材料的生产过程中, 取得了显著成果。基于此, 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授予其“行业纳米耐火材料产业化示范基地”称号。
太原高科纳米耐火材料系列发明专利成果的取得, 大大推动了我国纳米技术和纳米材料的进步与发展, 为其在传统行业中的创新应用提供了有益借鉴;为耐火材料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为开发更长寿、更节能、无污染、功能化的新型绿色耐火材料提供了技术支撑;同时, 新技术材料的研发和应用, 推动了传统高温工业的技术升级, 为高温工业新技术的实施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成功只属于有梦想的人。高树森和太原高科的绿色纳米耐火材料发展之路正徐徐展开, 大路两旁, 鲜花与荣誉相伴。但“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的高树森并不满足目前的成绩, 他心中有更大的目标, 那就是实行“纳米中国耐材”战略计划, 并以此催生新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他认为, 实行“纳米中国耐材”战略技术, 应从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产业集群耦合三个维度着手, 探索原创技术产业催生机制、技术创新扩散机制和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机制, 实现知识产业集群、原创产业集群和以新技术武装的传统产业集群之间耦合与升级, 将国家纳米技术建设成为国家原创产业的试验基地, 打造成高端制造业改造升级、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的典范。
我国的纳米耐火材料技术研究已经处于世界前沿水平, 且成果显著, 得到各方肯定。为了能够在更高平台推动纳米耐火材料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发展, 高树森建议将纳米耐火材料提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运用多项高新技术, 谋求耐火材料与尖端纳米技术的整合, 加速纳米耐火材料的理论与实际应用研究, 努力开发尖端纳米耐火材料, 并积极推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大潮中占据有利先机, 进而引领这场新的工业革命。
人物档案
高树森, 太原高科纳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山西省耐火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 中国节能协会玻璃窑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人才专家库专家,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耐火材料行业专家。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部级、省市级科学技术成果奖和新技术推广奖。先后被授予全国冶金劳动模范, 山西省、太原市劳动模范及先进科技工作者光荣称号。
长期从事耐火材料研究开发自主创新及使用研究工作, 主持多项重点热工工程项目, 研究开发多种纳米耐火材料高新技术产品和特种功能性耐火材料, 开辟纳米耐火材料战略产业新领域。自主研发的纳米耐火材料系列发明专利获第九届香港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第十二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 第三届中国自主创新杰出贡献奖、第十三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第四届中国自主创新杰出贡献奖。2009年获第九届“中国时代新闻人物十大杰出成就奖”, “时代楷模·共和国经济建设十大功勋企业家”, 2010年获“时代功勋——第七届感动中国十大突出贡献奖”、“2010年度中国企业新闻人物”、“2010年度科技成果管理与研究科技影响力人物”, 2011年获“世界华人杰出创新人物”、“共和国十佳杰出人物”、“中国企业转型优秀企业家”、“2011创新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品牌”、“2011创新中国杰出贡献奖”, 2012年获“2012年度时代领航人物”、“2012中华百业知名人士”、“时代功勋人物”, 2013年获“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推动力人物”、“世界杰出华人领军人物”、“当代最可爱的人”、“金典奖—中国最具自主创新能力纳米耐火材料领域优秀典型企业”、“金典奖—中国纳米耐火材料产业科技创新功勋人物”、“2013中国民营科技企业500强”、“2013中国科技创新企业家”。
“抄底”美国正当其时？ 篇2
华尔街投行“创新”的商业模式正在遭受质疑，其手中各种各样包装华丽的衍生品资产各抱地势，犬牙交错，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不小心就会牵连到不良债务之中。
有资料显示，美国有392万亿美元的未清偿衍生品合约，而美国一年的GDP也不过是15万亿美元。如果次贷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实体经济必然要为虚拟经济买单，这个过程或许非常漫长，也许现在只是开台锣鼓。连力推8500亿美元救市的美国政府都坦言这些钱在短期内是难以见到效果的。
即便是美国本土的投资者都难以判断其在复杂包装下扑朔迷离的风险，更何况是大洋彼岸的我国投资家呢。“泥潭”尚未见底，此时贸然下手抄底，只会将自己拖累进去。
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经济也是陷入停滞，处于巅峰时期的日本大量收购美国的资产，尤其是三菱公司购买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这样的美国标志性建筑，引起一片哗然。“日本人买走了美国的灵魂!”美国《商业周刊》当期封面甚至设计了一幅漫画：自由女神披上日本和服。全世界为之惊叹。但是日本人的骄傲并没有维持太久，随着日元开始大幅升值和自身泡沫的冲击，日本经济进入“失去的十年”。当年三菱公司以14亿美元购买的洛克菲勒中心，后来以半价卖回给美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日本企业大手笔抄底美国资产，贪一时便宜而轻举妄动，最后只落得低价转手而回的悲剧。但这次日本再度以救星自居，饕餮华尔街金融大餐：三菱UFJ金融集团将收购摩根士丹利20％的股份；野村证券以2.25亿美元获得雷曼在全亚洲的特许经营权，并一举拿下雷曼在欧洲和中东的股票与投资银行业务；瑞穗、三井等也在稍早介入收购华尔街资产的行动。“冲动是魔鬼”，日本收购华尔街会将风险传递到日本，本来拥有现钞一身轻，现在却变成买进一颗定时炸弹。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也耐不得寂寞，眼看别人淘金自己眼红，于是成立中投公司也想发点洋财，但如意算盘打错，买黑石股票，账面亏损已有10.8亿美元。投资大摩，又无异于给大摩填次贷的窟窿。近日，中投公司再次面临尴尬，它投资约50亿美元的一只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因持仓出现亏损而冻结了赎回。
冥冥之中究竟是什么魔力让人们去干这种火中取栗的事呢?答案只有一个，想吃唐僧肉。问题是华尔街现在根本没有肥美的唐僧肉，有的只是烫手的山芋。
欧美试图拉中国“下水”
10月20日，美国副财长麦考密克第二次来到中国，此行的目的就是游说中国参与美国救市行动之中。在欧洲，10月15日，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示“中国是亚欧峰会的亚洲主席国，并是货币强国和金融强国，我衷心期盼着中国的积极参与。”他对中国的亲善态度，较之北京奥运之前那一阵子判若两人。而10月1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来华参加第七届亚欧首脑峰会前的最先表示：“G8成员国一致认为，要尽快地把中国、日本或印度拽到谈判桌上来。”看得出，一贯藐视中国的西方政要，纷纷向中国抛出橄榄枝。他们的笑脸让中国顿生困惑和警惕。
面对各方期待，中国应当冷静对待，不可书生气十足。
虽说中国是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东道国，并把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列为首要议题，还主动加强与各成员的协调，推动亚欧合作应对危机，显示中国在当前危机下，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既强大又脆弱，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中国正面临充当“世界领袖”的诱惑，相当一部分国民也有这样的冲动。这是非常危险的浮躁心态。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不是民族利己主义者，但也没有义务为美国“火中取栗”，不做金融危机的“冤大头”，美国人落下的烂摊子理应由美国人自己来收拾。
次贷危机已经让美国社会纸面财富大幅缩水。比如股神巴菲特，从2007年12月31日～2008年1月17日，其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Hathaway)的股票价值缩水高达96亿美元，而数据进一步显示，从上一财年末到2008年10月第三周，美国175家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长所持自己公司的股票价值下降了28％，总计缩水达425亿美元。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受次贷金融衍生品影响。
分析人士提醒，中国若大规模地对美欧经济伸出援手，满足了一时的虚荣，最后的结果基本上是铩羽而归。眼下的金融危机其实是一场货币战争，不容我们有半点恻隐之心。想入非非地抄底美国金融资产，连美国人都经营不好，你还去买?
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没有大得足以凭自己保持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只占世界总GDP的5％左右，而美国占28％。瑞银的分析师认为，“中国的力量可以起到帮助作用，但不足以拯救世界。”我们应当有自知之明。
“抄底”要有新思维
在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抄底，要算准时机，就像要赶上末班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一样可遇而不可求。
如果硬要抄底，也要谨慎为之，要有新思维。
其一，趁机收罗顶尖金融人才。中国需要建立结构更为合理的资本市场，从长计议，中国现在可以做的一项既安全又得益的鱼和熊掌兼得的投资，就是从华尔街血雨腥风、自顾不暇的金融战场上“抢夺”高级金融人才，为我所用。
在金融危机的风雨侵蚀之下，美国不再是天堂。此时，我国一些原先留学美国后滞留美国的高级金融人才处于徘徊之中，我们要及时地伸出热情的手，欢迎他们归国创业，为祖国作贡献。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促使更多的留学生选择回国，猎头也开始瞄准海归。美国雷曼银行在金融风暴中宣告破产后，大批业内精英因失业离开了华尔街，猎头公司便悄然将触角伸向了海外市场。
其二，外汇储备要选准投资渠道。中国虽有1.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但分摊到人头，平均值其实非常小。这些储备要谨慎使用，最好到美国去买技术，买战略资源，或者投资一些成长性跨国公司，入股分红。
买技术。美国是世界科技研发中心，而且率先占领了信息时代的制高点，这是美国在20世纪后期成为全球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今天，它在科研和开发上的投入仍居世界首位，相当于其他最富裕的西方七国的总和。现在美国人缺钱，美国政府呼吁中国帮助美国救市，我们可乘机抄底买其尖端民用技术，为我所用。
买战略资源。从一战开始以来，美国动用其国家力量，逐步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全球资源供应体系，确立了其全球资源战略。美国通过全球廉价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确立和巩固了其全球霸主地位。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用外汇储备大力购买美国的战略资源，比如石油、特种钢材等，填补国内所缺。
投资美国正当其时 篇3
与此同时, 迅速发展的中国企业也对投资美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月6日, 在美国“探路”的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出席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午餐会时披露, 截至2010年11月底, 中国企业对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44亿美元, 为美国经济复苏和保障就业作出了贡献。《洛杉矶时报》20日在头版头条报道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访问时指出, 中美两国在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签署的450亿美元商业合同, 将为美国创造23.5万个就业岗位。
加州在呼唤
1月3日, 72岁的美国民主党加州议员布朗宣誓就任加州州长, 接手处理加州高达200多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和超过12%的失业率。布朗向全州人民宣称:未来的4年不会是空头支票。阔别州长这一职务28年来, 布朗第三次执掌加州, 加州华人对布朗充满希望与期待, 指望他在未来4年带领加州共渡难关。布朗拿什么兑现“支票”呢?
面对无论谁上任都烫手的财政赤字, 不少华裔人士认为, 来自中国的投资将是加速加州走出经济困境的催化剂, 值得布朗和加州好好争取和把握。
事实上, 中国正在参与加州高铁项目的竞标。目前已经有8个公司与加州高速铁路管理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将分享高铁信息并决定参与竞标加州高铁工程。美联社报道说, 在所有有意参与加州高铁工程竞标的公司中, 来自中国的南车集团获胜希望最大。因为南车集团不仅希望参与轨道修建和提供动车, 还计划提供资金支持, 甚至希望将来能够参与运营管理。
加州只是一个缩影, 整个美国何尝不期待中国的投资, “拉兄弟一把”。背负高债务、高失业、房地产低迷这“两高一低”的沉重负担, 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难言乐观。执政的民主党中期选举失利, 奥巴马要想在两年后实现连任目标, 必须使经济尽快复苏, 走上正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有经济活力的新兴市场, 中国是美国经济复苏最好的帮手。较之几年前对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戒备, 当下美国政经界向中国企业频频摇动橄榄枝, 无不期待中国伸出投资之手。
美国驻北京大使洪博培指出:“中国企业大把钞票在手, 应该成为投资美国经济的来源, 这样的投资有助于将工作机会留在美国, 也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深教授鲍泰利曾作为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在北京工作多年, 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对美投资不足, 中国企业缺乏经验只是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国会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有安全上的忧虑, 这种忧虑抑制了中国企业的投资热情, 其实这种忧虑毫无根据。
在2005年, 当中海油尝试竞购加州联合石油时, 美国国会议员曾担心会危及国家安全而予以阻挠, 终致中海油退出竞购。但如今在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 中国的投资无异于雪中送炭。国企天津管道集团将在得州建造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钢管压制机, 创造500～600个职位。太平洋世纪汽车则在去年11月底购得通用汽车旗下的Nexteer, 养活3600多名当地工人。
释放流动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之下, 中美经济互为枕头, 中国投资美国, 自身也有利可图。最直接的收益是释放了流动性, 为热钱分流找到了好的渠道。去美国投资, 等于是筑渠放水, 减轻了国内流动性带来的压力。让美元国债回归美国, 减少资产缩水的风险。
在成为美国公司廉价工厂多年之后, 中国企业近年开始颠覆外包方向, 转而到美国投资设厂。纽约经济研究公司的一项研究成果指出, 在2010年1～9月, 中资在美国的投资计划或并购总金额达28.1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 (IMF) 预计, 2010年中国海外投资将首度超越外国在华新增投资。
在美国投资办厂的总成本不一定比在国内高。即使美国人工昂贵, 投资设厂也不是无利可图。在亚利桑那州投资建设太阳能发电站的中资尚德电力, 因采用更先进器材提高了效率, 30名当地工人等于无锡工厂的100名工人, 成本仅多10%。而中国运城制版在南卡罗来纳州买下6.5英亩土地只花35万美元, 若在上海或东莞购置同样面积土地, 费用将4倍于此。此外, 美国电费更为便宜, 而在当地生产的商品又可避免贸易壁垒。清洁能源等行业可享受优惠政策, 企业本土化还可零距离地学习美国市场管理经验。同时, 人民币持续升值也会降低投资成本。
正因为看准美国市场, 万向集团捷足先登。万向美国公司致力于构建涵盖欧美两大洲的万向零部件市场网络, 确立国际品牌地位, 先后在美国、英国、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加拿大等国设立了销售公司。在1997年8月, 万向美国公司实现了产品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配套, 三年就实现了从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第一家进入美国维修市场到第一家进入美国主机配套市场的飞跃。
熟悉国情规避风险
平心而论, 中企投资美国有一定的风险。投资美国的中企一定要熟悉美国国情, 努力规避风险。
要有游说功夫。美国人喜欢把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 美国国会有一帮人整天盯着中国, 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疑神疑鬼, 动辄抡起管制的大棒。中国企业在美国发现投资新大陆的同时也要关心政治, 防范政治风险。华为在美国的坎坷境遇就很揪心。因此, 中企需要有大智慧, 在进入美国之前一定要想方设法做足游说功课, 游说能使美国国会、政府更了解你项目的目的是有益于当地、无害于美国的, 可以有效地改变有话语权者的态度。
要吃透美国投资指南。美国政府对外资进入非金融领域有严格的制约, 比如阻止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企顺利进入像石油或矿山等资源行业、钢铁业、光纤业这样一些相对敏感的领域。但美国政府鼓励外资在清洁能源等环保方面投资。回避投资的“雷区”, 切入一些不起眼但不是无利可图的领域, 避免触痛美国人的敏感神经, 你就离成功更近一步, 来自中国的资本就会有大显身手的机会。
要有法律意识。在美国投资办厂, 要根据美国的司法程序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在美国一旦官司缠身是非常麻烦的, 一是诉讼成本高, 二是审理时间长, 一般企业拖不起、吃不消。因此, 要熟悉美国的司法环境, 熟悉美国的法律条款, 掌握浩繁的经济法规, 不要贸然触法。
要有灵活的退出机制。投资需要胆识, 退出亦需要智慧, 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退出机制, 发现危机端倪, 及时抽身, 保证资金不受损失。
推行免费教育正当其时 篇4
自2014年金秋始，邢台市清河县和广宗县开始实施免费高中教育。这一早在其他部分省市多有实践的举措，悄然试水多年后，在牛城吹起微澜。一个素有“中国羊绒之都”的美誉，一个却有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坚硬现实，经济发展水平殊异的两端，在民生政策指向上，都选择了将九年义务教育扩展至12年免费教育。国家级贫困县广宗县免除高中阶段学生学费及住宿费，平均到每名学生身上，大概是每人1000元，届时，由县财政直接将资金拨付到学校账户。这项政策会让广宗县1600名学生受益。（2014年9月11日《燕赵都市报》）
高中生人数不多，也许是广宗县敢于实行高中免费教育的重要原因。毕竟一年160万元的高中阶段免费教育资金，即使对一个贫困县来说也不是什么大数字。而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各地三公经费大幅下降，客观上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用于民生特别是教育支出的财力。虽然相比经济发达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的财政收入不高，但对收入偏低的老百姓来说，教育负担无疑沉重，也更需要免费教育。否则，贫困家庭可能因掏不起学费而让孩子辍学出去打工；而教育程度不高，客观上也会影响当地青年的就业与收入。因此，无论是从减轻当地群众的教育负担还是从帮助群众脱贫的角度看，将九年义务教育扩展至12年免费教育，都很有必要。财政收入不高的国家级贫困县都能咬紧牙关实施免费高中教育，那么其他财力更宽裕的地方同样也能够做到。可以说，多数地区大力推行免费教育正当其时。endprint
财政收入猛增减税正当其时 篇5
财政部的公告对此作出了解释:“本月财政收入增幅较高, 除受经济增长和价格上涨带动外, 主要是由于5月份为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集中入库期, 因上年企业效益较好, 相应带动今年5月份汇算清缴的上年企业所得税入库增加。”这种说法告诉我们, 5月财政收入猛增似乎有其偶然性, 平常的月份没有这么多的。但是如果看一看财政部同时公布的今年1～5月财政收入状况, 同样保持了高速增长, 同比增幅达到32%, 仅比5月单月低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在我国已经是一种常态, 但是它与我国工商业运行的实际状况是不太相称的。这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无疑是有影响的。
财政部公布的5月份主要收入项目情况也说明了这个问题。5月份增幅最为强劲的是企业所得税, 同比增幅达54.2%, 财政部为此说明“主要是汇算清缴收入较多”, 但从中我们也可发现企业税赋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项个人所得税的同比增幅也不低, 达到33.4%。去年, 我国仍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 除了一些得到国家为救市而投入的4万亿投资大单项目的企业外, 大多数企业, 尤其是对就业起着重要支撑作用的民营中小型企业生存艰难, 企业职工收入也少有提高, 但来自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却出现了可观的升幅, 这表明我国的税收结构还存在很大问题, 它不能呈现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的水平, 而是超前了。
这种情况的出现, 并不是好事。国家财政不是生产企业, 它自己不产生利润, 它的收入增加意味着企业的盈利空间和个人的收入增长空间被挤压了,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 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因此, 面对强劲增长的国家财政, 政府应该看到其背后存在的问题, 并努力化解。调整税收结构, 减轻企业和职工的税负, 固然是个途径, 但政府进行这样的改革, 一方面缺乏动力, 另一方面行政议事的繁复无疑使这种改革难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 行之有效的手段是国家应该推出大规模的减税退税政策, 还利于企业, 还利于民众。
目前, 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威胁已经减轻, 但随着货币政策的不断收紧, 我国大量中小企业正面临资金紧张的困境, 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存在, 不仅不利于企业的持续经营, 而且也使呼吁很久的增加职工收入难以成为现实。改变这种状况, 除了需要商业银行保持货币政策在执行上的科学性、灵活性以外, 国家在税收上也应有所作为。从目前来看, 雄厚的国家财政力量已经为减税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因此, 国家有必要提出“一揽子”减税计划, “少收三五斗”, 让企业和民众能够分享到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果。只有让企业和民众保持旺盛的活力, 它们才能成为国家财政稳定的“蓄水池”。当然, 在这同时, 国家还有必要减少过于庞大的行政开支, 否则, 再多的财政收入也会觉得不够用。
预算法修订正当其时 篇6
预算法修订启动于2004年, 跨越两届人大, 两度成立起草小组, 争议重重, 修法过程高度保密。去年12月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 有获悉草案内容的学者被告诫不许向公众透露, 否则以泄密论处。有学者曾建议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加强预算审查监督, 事后却遭批评。人大法工委遵《立法法》规定进入“二审”程序, 这才向社会公开了二审草案。官方起草前后历时八年多, 临近表决之际, 却只给了公众一个月提意见的时间。
虽然走的是“闭门修法”的路子, 但“门”内斗的却有声有色。2006年前后由人大预工委牵头起草的一份预算法修订草案, 因政府部门和人大的分歧过大而被否决。十一届人大任期开始, 成立了新的修订小组。2009年末, 预工委将后续工作转交给国务院。立法机构不管修法, 却把权力给了行政部门, 这也许就是所谓“中国特色”。
从笔者参加的几次研讨会来看, 大家对修正草案的看法主要集中在:行政部门主导修法, 修正草案进步有限而倒退之处颇多, 立法宗旨和原则含混不清, 人大、央行和公众的预算控制与监督权不进反退, 政府财政部门权力明显扩张, 部门利益充斥其间。例如, 草案审议稿不顾央行的反对, 删除了现行预算法第48条中“中央国库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经理”的规定, 却保留了“各级国库库款的支配权属于本级政府财政部门”这样违背法理的内容, 将其写在修改草案的第54条, 而且财政部还强硬坚持保留本应逐步退出的财政专户, 只加了“依法设立”几个字写进第51条中。此举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回归代理地位, 而财政部门支配国库的权力得到极大强化。
在这个问题上, 审计署甚至发改委都表示支持央行, 认为人民银行经理国库有利于监督财政部门国库拨付过程, 形成行政体系的内部制约关系。而各级国库在办理国库收支业务时, 也确实堵住了不少违规业务。仅2010年, 国库就拒绝办理违规业务30万笔, 金额992亿元。可是目前存在商业银行里的“财政专户”据说有18万个之多。这些公款按规定只能在专户上停留几个小时就转入国库, 却没有完全这样做。由于缺乏监控, 安全隐患便难以避免, 转移挪用贪污专项资金的现象便时有发生, 甚至进了个人腰包。江苏省财政厅分管财政专户的原副厅长张美芳案和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都属于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依照现代民主法治精神, 一部好的预算法应体现出以下要义:体现分权制衡的游戏规则与法定预算授权程序, 以宪法界定政府的公共责任和权力边界;厘定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 使其成为真正的“财政议会”;建立完善的事前、事中及事后监控 (人大、央行国库、审计及公民问责) ;预算是一个完整统一的计划, 政府所有分支部门的开支无所遗漏, 必须全部纳入这个计划中。此外, 还要有完整的财政信息披露制度及公民问责机制。
但目前的修正草案, 显然与上述精神有着不小的距离。例如, 修正草案第一条的内容与1994年制定的现行法完全一样, 未做任何修改, 而该条涉及的恰是最重要的立法宗旨问题。它与宪法不合:没有强调法定授权程序和制约、协调的精神, 没有突出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责任和权力, 也没有公民的影子。而预算行为和预算法律程序的很多方面与“宏观调控”无关, 却作为立法目的列在其中。这样的立法宗旨之下能制定出一个合格的预算法来, 才是怪事。
再如, 修正草案第十二条规定, “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可是我国《立法法》第八条有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只能制定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体制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体制, 理所当然属于财政税收的基本制度, 怎么能由国务院一家规定而人大只负“备案”之责呢?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 全然没把国家的宪法和立法法放在眼里。
中国艺术品投资配置正当其时 篇7
201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 这意味着中国艺术品投资时代的大幕正式拉开。
艺术品不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 其估值既有各自的投资逻辑, 也有共性。艺术品投资价值判断有其特有的“道”与“术”——艺术品投资至简大道是关注中华民族鼎盛朝代的代表性艺术品。这些艺术精品都秉承了中国“佛”“道”“儒”“真善美”的思想传承, 符合国人传统价值观和世界观。
我们依据国内外知名拍卖行历年数据研究、雅昌艺术网各类指标分析, 并深度调研国内一线拍卖行, 走访业内资深收藏大家、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和故宫博物院的业内资深收藏大家, 对值得投资的艺术品作了梳理和研究, 建议艺术品投资应根据投资者自身资金量来选择配置品类。操作原则上应根据资金情况:资金量大, 配顶级艺术品, 如古代和当代书画大师名作, 海南黄花梨明代家具, 清三代精品瓷器和田黄石;其次, 可配次顶级艺术品, 未来即可成为顶级艺术品, 如宣德炉、宋元古籍及宋拓片;再次, 可投资持续热门的品类:当代书画、紫砂、龙泉青瓷等, 也包括近现代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名家精品及获奖作品。另外, 一些跨界合作和有突出文化特点的艺术品也可重点关注。
可将艺术品投资纳入大类配置视野。另类投资领域有一个自下而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市场逐渐走入大类资产投资者的配置视野, 艺术品投资可能成为2016年市场的一匹黑马。
艺术品投资的机遇首先来自于当前实体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中国经济长期的L型底部已逐渐成为市场共识。实体经济面临旧经济去产能、降杠杆和新经济初成长、融资难的困境。实体经济的回报率下降不仅仅是周期性的, 更是人口拐点后的经济潜在增速的中枢下移。2016年是传统行业加速出清的攻坚之年, 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的加速下滑将倒逼企业加速转型, 除了旧经济向新经济转型, 实体向金融的转型也将延续2015年的趋势, 产融资本模式的扩张将进入高峰期, 进一步加剧资本供给充裕与优质资产稀缺之间的矛盾。
金融资产收益率全面下滑为艺术品投资提供契机。我们所定义和理解的“资产荒”并非配置资产数量的稀缺, 而是收益率的“稀缺”。这种收益率的“稀缺”深层次原因是受制于实体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同时也是无风险利率向下的长期趋势决定的。尽管美联储正处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过程中, 但是依然无法改变全球零利率的大趋势, 中国的宽松之路尚不到半程。
“鸡蛋不能放进同一个篮子”, 但如今的问题是鸡蛋太多, 优质的篮子太少, 大类资产池亟需活水注入。活水一方面需要传统大类资产新发行的扩容, 另一方面更需要大类资产外延式内涵的丰富。近期国内投资者对海外投资和另类投资的关注度持续升温, 正体现了上面提到的大类资产外延式内涵的丰富。由于股债新发规模和海外投资依然严格受限, 未来大类资产配置的重点依然在于调整配置结构和丰富资产类别。
艺术品投资正处于周期底部酝酿七年之阳。艺术品市场本身处于历史底部, 有望开启上行周期。根据国内外经验, 艺术品市场也有周期性, 一个周期为7—10年。2011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艺术品市场, 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超过30%。2011年后艺术品市场受风险暴露、经济增速放缓、高压反腐等冲击, 交易额回调明显。当前市场正处于历史底部, 流动性充裕而资产稀缺, 优质艺术品供给严重不足甚至下滑, 配置艺术品正当时。从雅昌艺术品信指数规律来看, 每次最低谷都是布局的好时机。目前已接近该指数历年来最底部时期, 有望迎来上行周期。
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正当其时 篇8
股价表现偏低, 必将直接影响到再融资, 因此, 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寻找资本补充的新机制。最近, 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第一届信用增进行业高端论坛上表示, 银行可通过资产证券化将风险加权资产转移到表外, 降低核心资本需求, 这样资本市场就有空间用于实体经济发展。遵循这一思路, 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
一、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情况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可预期现金收入的资产 (即所谓的基础资产, 通常包括但不限于住房抵押贷款、信用卡贷款等) , 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的方式予以出售, 以获取融资, 并最大化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实践先于理论的探索。早期的资产证券化实践可以追溯到1992年三亚市丹洲小区将800土地作为发行标的物, 以地产销售和存款利息收入作为投资者收益来源而发行的2亿元地产投资券。
之后, 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工作虽在中国偶有闪现, 但并不成系统, 尤其是资产证券化是否会放大金融风险一直也是监管层、学界以及业界不断争论的焦点。直至2004年《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积极探索并开发资产证券化品种”, 资产证券化的体系化和规范化工作才开始了具体进展。
2005年3月, 国务院成立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组, 并由多家部委参与相关工作。该工作组的任务是为阻碍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和管理问题找到综合的解决方案。
2005年4月20日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公布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试点管理办法》,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基本交易结构得以确定。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 并在相关法律法规公布后, 作为试点, 2005年12月, 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分别发行了建元2005-1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 和开元2005-1 (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 , 总计融资72亿元人民币。2005年因此也被称为“资产证券化元年”。
2007年~2008年, 浦发银行, 工商银行和兴业银行等也纷纷加入了试点, 发行了资产证券化产品。2008年11月, 浙江银行发行了浙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这是本轮试点中发行的最后一支资产证券化产品。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愈演愈烈, 国内对于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属性以及资产证券化对金融危机的“贡献”的争议不绝于耳。资产证券化的试点也因此戛然而止。整个试点期间, 各家商业银行总计发行了541.4亿元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二、资产证券化并不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
重新审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和演变, 我们可以发现, 资产证券化的确在次贷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并不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以及最主要的原因。
(一)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90年代, 以网络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在美国兴起, 并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作为新经济直接反映的纳斯达克指数也从1998年10月起的1500点飙升至2000年3月10日5048.62点, 1年半时间内, 股指涨幅超过了200%。受美联储调高利率及微软遭地方法院拆分这两大事件的影响, 几大高科技股被机构投资者大量抛售, 并引发连锁反应。仅仅6天时间, 纳斯达克就损失了将近20%。至2002年9月21日, 纳股指数跌至1088点, 创下了3年来的最低纪录。网络经济泡沫就此破灭, 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为刺激经济增长, 美国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间, 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利率, 联邦基金利率由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 并且在此后的1年时间内维持该低水平利率。低利率无可避免的刺激了美国民众的投资热情, 并推升了包括房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金融业在此期间也推波助澜, 向原本不具有贷款能力和信用评级较低的人提供贷款, 这些贷款就是所谓的次级贷。据统计, 在次贷危机爆发前, 次级贷款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中的比例达到了12%左右, 共计775万宗, 约为12000亿美元, 这些次级贷款犹如定时炸弹般的时时危及美国经济。
2004年6月起, 美国开始挤出泡沫的过程, 并在此后的2年内美联储连续17次提高利率, 房屋作为投资品的吸引力开始下降, 并导致价格调整。同时, 由于利率的高企, 使得贷款人的还款压力不断上升, 断供现象不断显现, 丧失抵押房产赎回权者数不断创出新高, 危机开始来临。
(二) 过度金融创新导致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积累
最初的资产证券化, 一般都是直接以信贷资产作为基础资产, 如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 即是以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拉开了资产证券化的大幕。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试点也将基础资产限定在了银行业的信贷资产。根据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共同发布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 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的结构性融资活动”。
然而, 对于金融业高度繁荣和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美国来说, 资产证券化的“潘多拉魔盒”一经打开, 基础资产就不会局限于信贷资产。20世纪90年代起, 担保债务凭证 (CollateralizedDebt Oblig at ion, 简称CDOs) 开始兴起。所谓CDOs, 即是购买某种证券池, 并以该证券池内的资产和未来现金流为抵押品而发行的一种权益产品, 而这个证券池可以是任何一种债权性的证券, 包括企业债, 贷款以及已经经过证券化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运用CDOs和产品结构化技术, 金融机构可以将投资级 (通常为BBB级) 的贷款再次切割成优先级和夹层级的产品, 优先级产品的评级可以达到A级以上, 夹层级则基本维持为投资级。这样的切分和组合可以反复进行, 并创造出CDOs的n次方。由于一般情况下, CDOs产品的收益率高于同级别的其他债券, 因此获得了投资者的青睐, 同时, 较高的评级也使得投资者完全忘却了去仔细分析所持债券的基础资产质量;投资者在持有A级以上CDOs产品时, 也许根本未意识到仅仅是从B级投资产品切出的一层。
复杂的数学模型和金融技术大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也使得评级机构的工作变得更为复杂, 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导致风险的积累。
(三) 资产证券化在次贷危机中起到的作用
在这样的“金融创新”推动下, 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转移功能和提升流动性的功能反而会助推危机的发生。根据中央财经大学李佳、王晓的研究, 资产证券化造成了贷款抵押机构的道德风险, 推升了资产泡沫, 并积聚了系统性风险。因此, 资产证券化在次贷危机中扮演了无可否认的重要角色。
但是,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这场危机, 可以发现资产证券化本身并不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大规模运用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 在次贷危机之前的几十年时间内, 也并没有引发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 是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资产证券化这一工具被无限的滥用, 而监管部门由于种种原因, 对这一金融创新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可以说, 资产证券化是一把双刃剑, 运用得当, 可以优化资产配置的效率, 提升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 并使得流动性增强, 而一旦监管不严, 信息不透明, 则可能积聚金融风险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三、开展资产证券化正当其时
在分析清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 认识到资产证券化并非次贷危机主因的同时, 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 笔者认为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正当其时:
首先, 银行开展了各种以突破贷款规模监管限制为目的的创新, 不断推出理财产品对接贷款 (通过信托渠道) 、票据交易、同业代付等手段消减贷款总量, 使得银行表外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在监管部门意识到上述创新的本质后, 就以行政命令限制银行开展类似业务, 然后商业银行又开始寻求新的途径。笔者认为, 与其让监管机构和银行间“猫抓老鼠的游戏”不断上演, 不如建立有序、规范、透明的资产证券化市场, 将信贷资产的转让纳入到统一监管下。
其次, 中国银监会按照《巴塞尔协议III》的有关思想, 制定了资本提高, 对银行的利润会产生负面影响, 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银行内生补充资本的能力;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又使得银行对于资本的需求不断增大, 但估值水平的持续降低使得外部融资困难重重。在此情形下, 推进资产证券化有利于银行业扩展融资渠道, 改善银行业资产负债久期错配的情况, 有利于银行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再次, 推进资产证券化, 有利于信贷资产和资本市场的对接, 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提高了社会直接融资的比例。同时, 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丰富了固定收益产品的种类, 给予投资者更多的投资选择。
四、对推进资产证券化的几点建议
当然, 我们也应该从美国次贷危机中接受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笔者对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是加强监管, 限制基础资产的种类。如前文所述, 资产证券化本身并不必然带来金融危机, 而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缺位以及过度的金融创新才是危机的主要成因。因此, 我国在继续开展资产证券化试点时, 应对资产证券化中各个环节加强监管, 并且严格限制基础资产的种类, 不允许将已经证券化的产品再次证券化。
二是加强评级机构的职业能力和职业道德, 为投资者把好关。由于通常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是一个信贷资产包, 资产构成较为复杂, 普通投资者缺乏有效工具对其风险进行评估, 因此需要引入第三方机构———评级机构对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风险评估。投资人也依赖于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对产品进行定价和交易。因此, 加强评级机构的职业能力, 防范道德风险就尤为重要。
三是银行自身需正确运用资产证券化的工具。由于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掌握在银行手中, 银行有很大的自主权决定将哪部分资产拿出进行证券化。这就需要银行进行自律, 将资产证券化作为信贷资产与资本市场对接的工具, 并用以拓宽自身融资途径, 而非是将其视为甩包袱的通途, 将现金产生不良的平台类贷款等资产进行证券化。
四是增加投资者范围。前两次的资产证券化试点中, 遇到的1个较大问题就是投资者的缺失, 导致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投非常清淡。缺乏流动性的产品很难收到资本市场的青睐, 也因此无法发挥其功能。近年来, 我国投资者的投资热情高涨, 从银行理财产品的热销即可见一斑。如果能资产证券化产品能够在银行间市场与证券交易所市场中打通, 可大大拓展投资者范围, 这将有利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动性提高。
参考文献
[1]毛志荣.《资产证券化产品及其交易》
[2]周茂清.《次贷危机背景下发展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思考》 (J) .《理论视野》.2008 (11)
“创业换学分”，正当其时 篇9
何谓“创业”？创者，立之始也。在21世纪，大学生创业创的是能力，创的是素养，创的是对理论的践行！业者，行之由也。“业”不仅仅是事业，更是社会对个人的检验、能力对学识的践诺！寒窗苦读十二载，如果最后却学成了个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想必并非社会所需、诸君所愿。毫无疑问，创业能够补足大学生对社会现实的直观认识，并充分促进其个人能力与素养的提高。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今时已非古时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生活方式绝不应再成为21世纪诸学子的选择。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八个大字，言犹在耳。当代大学生不能只当个满口理论而不会行动的“嘴炮”儿。处于“被灌流者”这一地位太久会让我们习惯于墨守成规，但创新与发展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和社会的主干线，而创业则无疑会促进个人思维意识的创新与个人能力素养的发展。
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少不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共同建构，知识储备不足不应当成为阻碍高校学分评价体系中列入创业这一因素的理由。毕竟，十二年所学的知识并非寥寥，大学所学的东西也需要一个切实而直观的平台加以展现。学习的目的何在？不就是为了掌握知识并且灵活运用于实践中吗？即便一个人的学习成绩再好，若不能学以致用，不为社会所需，那么其也不符合新时代所提出的创新型人才标准。
大学生创业的案例并非个例。作家郭敬明、聚美优品CEO陈欧、三国杀创始人黄恺，他们无不是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创业。他们也曾失败过，但同样也正是这些失败给予了他们面对社会的勇气，让他们为步入社会做好了准备，并最终赢得了成功，实现了人生价值。而“创业换学分”更是从制度方面对大学生创业进行积极有益的鼓励与支持，引导其奋发上进，更好地将创业行之有效地落到实处！
人之生而为人，环境这一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大学生创业则在提供其学习环境的同时，赋予了自身接触社会、亲身实践的机会。因此，“创业换学分”可谓正当其时，无疑将为大学生未来的成长夯实根基：它让实践牵起了理论的手。如此，春暖花开，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