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对待专利诉讼

2024-08-22

理性对待专利诉讼(精选11篇)

理性对待专利诉讼 篇1

诚实信用原则于2013年1月1日正式确立于民事诉讼法中,简称为诚信原则,其作为社会中必然的道德信条,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守信用、坚守诚实的本质[1]。但是,当前诚信原则在诉讼领域运用中的适用范围及内涵并没有准确的定论,所以,如何理性对待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

1 探析当前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必要性

1)民事诉讼法需要实体法的指导。一些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法与民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相关性,也就是说实体法的性质很大一方面由民事诉讼法决定及体现[2]。基于这一现象,很多学者坚定地认为实体法的内容属于民事诉讼法。另外,贯穿于各国民事诉讼法发展史中发现,民事诉讼法虽然从民法典中脱离出来,但仍有大部分国家规范及制定民事诉讼法的内容。就拿我国《民法通则》来说,其中第126条内容便存在与之相关的问题,即责任分配问题。2)促进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纵观当前,民事诉讼模式有了很大意义上的变革,不再是老旧的职权主义模式,而是变革成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同时,职权主义形式是我国司法实践重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所以能够很好地连接诚实信用原则及其他制度,进而为二者之间的协同作用奠定有力地基础。另外,根据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建立特点来看,更注重的是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平等抗衡。虽然很好地突出了当事人的主体权利,但这也造成了当事人不合理使用诉讼权利的不良情况。就目前而言,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控制上述情况发生最为有效的手段,一来可以确保诉讼程序顺利进行,二来则能规范当事人使用诉讼权利,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滥用权利等情况的发生,进一步保障公正效率。3)积极转变诉讼观念。诉讼观念的正确建立是确保民事诉讼公正有效的核心内容。当前,诉讼观念在诉讼模式不断变革下有了很大的转变。然而,民事诉讼仍然以维护当事人权利为中心,并且忽略当事人的诚实信用。而在社会经济水平不断发展的今天,诉讼公益性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甚至一些学者提出“双方当事人之间属于协作关系”的观点。

2 健全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性

1)严格规范适用机制。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一般由法律是否规范诉讼行为所决定。如:伪造证据或毁灭证据等行为因得到《民事诉讼法》明确规范,并且有制裁行径,则不能以该原则进行规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诉讼行为不受法律规范,该原则才有发挥余地[3]。所以,为了充分发挥诚实信用原则,便要求法官对不同诉讼行为进行具体分析,如此才能保证该原则得到良好适用。而一旦缺乏具体的适用机制,则会给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产生不良影响,在这一现象中我国民事诉讼法就没有很好地体现。调查发现,在诚实信用原理正式使用时,域外法官通常以司法案例指导人们理解其内涵,进而为预测法律后果创造良好地条件。2)针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适用形态形成规范性。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形态主要包括4个方面,即禁止反言、诉讼权利无效、诉讼状态的不规范形成、禁止不合理使用诉讼权利等。具体而言:a.对存在矛盾的诉讼行为做出明言禁止,以免出现双方当事人不平等对抗情况。b.当事人以不良的形式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对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形成伤害。c.有关当事人为谋一己私利,通过阻碍对方当事人的正常诉讼而获取利益的现象,对方当事人可以利用正规手段,并且有权利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同时法院亦可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否定这一行为。d.当事人以不正当理由使用诉讼权利。针对以上情况,只有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形态进行严格规范,才能全面提高该原则的使用意义,进而全面保障法律的公正效率。3)严格规范违法律后果。综上可知,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形态的确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有效落实同样也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4]。首先,相关部位需全面贯彻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制约,并做到真正落实。其次,规范法律后果,如果当事人为获取一己之利违背该原则,甚至损害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利益,那么这一利益便不能实现,同时必须制定有效的解决措施。从而保护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利益,保证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性。4)严格规范自由裁量权。诚实信用原则的不合理使用,很大一方面归咎于法官自由裁量权未得到明确规范。针对这一问题,目前总结出以下几点解决措施:第一,加强学者与法官的合作,主要利用对话形式完成合作,如聘请专家分析司法案件。第二,创建判例机制。据了解,判例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保证其得到良好使用,同时还能起到一个约束作用,确保诚实信用原则的有效运用。另外,一些不以判例为法的国家,法官在审判活动时运用诚实信用原则仍然可以产生一定的作用。除此之外,在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加强法官的职业能力和素质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通过不断学习和完善,有效避免权利滥用情况的发生。

3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基础原则,需要当事人理性对待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并且真正落实好诚实信用原则的实际意义和制约作用,进而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参考文献

[1]李雯娟.浅谈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J].法制与经济,2015(01):30-32.

[2]赵新.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探讨[J].法治与社会,2014(05):122-123.

[3]陶婷.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基础及其适用范围[J].河北法学,2014,32(10):157-164.

[4]盛莎.论民事诉讼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对象[J].鄂州大学学报,2014,21(02):30-31.

理性对待专利诉讼 篇2

————读《对日新思维》有感

中日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钓鱼岛的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么久来一直未很好、明确的解决。随着时间的积累,钓鱼岛的矛盾问题不断的上升。日本一直以来就想将钓鱼岛占为己有,2012随着中日之间的关于钓鱼岛的矛盾不断加深,日本提出的购买钓鱼岛的欲望。这无疑的在伤害我们中国人的情感和割裂我们中国的领土。

不管对于中国政府还是中国的公民都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钓鱼岛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作为中国人,每个人都有义务捍卫我国的领土不受侵犯,我国的利益不受破坏。在社会各阶层都非常关注钓鱼岛的问题,对日本的行为愤慨。由此引发了很多的爱国行动。由个人或组织的都打出了爱国的口号,对日本的行为一片谩骂。

在2012年9月15号,为了表示对日本的愤怒,在很多城市一些爱国人士举行了游行活动。其想通过抵制日货来表达对日的反抗。我记得当日尽管我自己没亲自看到游行的场景,但是通过一些以前的高中,朋友,我很深刻的了解到了一些街头的游行,他们有将自己拍摄下来的照片发给我看,那天晚上上网,几乎所有的好友都在讨论关于日本欲购岛引发的国人抵制日货的游行。期间,我对此没发表任何意见。最后,一朋友问我:“你作为一个学新闻的人,对此事没一点的敏感性吗?今天中国19所大城市都举行了游行,为什么没有网站对此事进行报道呢?”这一问,着实让我深省。

第一,我想说我对这件事不发表言论并不是我不关心此事,不说并不代表不爱国。我想起了,第一天,一朋友告诉我说她的另一个朋友说要是15日她不上街游行她的那个朋友就不会和她做朋友。我告诉她,不是只有上街游行的就是爱国的,而且上街游行的未必就是爱国的体现。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因为青春年少,血气方刚,对于日本的行为特为愤慨,容易冲动。爱国是正确,也是必须的,但我觉得应该讲求方式方法。就抵制日货来说,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对日本的一种制裁,但是,就游行中打砸日货,我觉得并不可取,因为这样打砸的是中国国人同胞自己的财产,而不是日本的钱财。并且,在这样行动中,有些人甚至是利用这样的以爱国为目的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变相抢劫”什么的。游行带来的结果有很多,确实从某些方面让日本感觉到了压力。但是更多的给中国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游行中打砸的东西大部分损失的是国人自己的财产,在大城市举行大型的游行活动,影响城市的交通和秩序,也间接影响了一系列的经济活动。更让人为之感到耻辱的是那些见不了不道德行为。所以,我觉得爱国是必须的,但是方式方法应该有讲究。游行未必是错,但是行动要理智。日本有错,但是我们在反日本的可耻行为时不能伤害到我们自己。爱国需要理智。

第二,关于为什么网站对抵制日货游行进行报道呢?网站对新闻的敏感度那么强,为什么,这样可以说惊动全国的游行没有进行报道呢,有的只是网友们自己的报道。要探究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从媒介报道新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这其中有媒介自身的问题,也牵涉了政治,政府。我们并不能单方面的责备媒介的不报道。尤其对于学新闻的来说,这是多么觉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在课堂上,老师推荐读了一篇马立成写的文章——《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马立诚的文章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陈述了2001年12月发生的“赵薇事件”,认为国人对待此事件有欠理智,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并指出这与部分媒体缺乏社会公义、不负责任的煽动密切相关。第二部分是说日本的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二,是“亚洲的骄傲”。但是随着10年来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和中国经济迅猛崛起,就综合国力和发展趋势而言,中国已有赶超日本之势,日本人对此怀有莫名的恐惧与压力。文章第三部分重点驳斥了一位叫高兴兴的网友的文章。高的文章认为“日本已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首先要打击中国”。马立诚认为日本国民不是好战分子,他们不愿意战争重演。他指出:我们应该坚持中日友好,维持良好的国际环境,以集中精力重点解决国内问题。同时认为,我们应该拥有泱泱大国的风度、襟怀和前瞻性眼光,摒弃“亚洲的小农观念”,向欧洲国家学习,早日实现亚洲的一体化。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作者进一步指出:高兴兴的文章不是个别现象。以“姜文事件”为例,可见国内现在民族主义泛滥,这带来了两个负面因素:一是自大,一是排外。在这里,他又再次强调了:“民族主义的狂热,与某些媒介不负责煽风点火有很大关系”。第五部分是说据调查,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在逐年下降,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某些民族主义者也利用经济衰退引起的不满,煽动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虽然他们不是日本的主流,但日本国民应对其危害性有清醒地认识。最后,马立诚认为“日本的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于刻板形式”。日本方面长期给中国提供低息贷款,也体现了他们的诚意。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场是经济体系和市场。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就中国而言,促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日实施,推动中日韩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应尽的责任。

根据他的这篇文章和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关于他的资料。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可以概括为如下要点:

(1)中日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日本侵华的历史已经过去60年,我们应该把这段历史放在一边,不应该再提。应该着眼于现在、着眼于将来。12世纪中国的元朝也曾经企图派舰队侵略日本,人家也没有提起这事,我们又何必还要不停地追究呢?

(2)日本人对中国的敌意和在日本流行的中国威胁轮,主要原因是中国发展过快,使得日本人骄傲不起来并感到了恐惧。为了解除日本人的敌意和恐惧,为了让日本人对我们友好,我们要采用新思维,不要老提不愉快的往事;

(3)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已经密不可分,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比重很大,此外日本对中国的政府贷款条件比世银贷款、国际商业贷款和国内银行贷款条件都优惠。日本人对我们不薄,我们应该暂时忘掉历史,注重眼下的国家利益和两国经贸发展;

(4)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早已解决了。日本的道歉已经结束,日本战犯已经受到惩罚。所谓日本政府授意将战争内容篡改的教科书,在日本的使用率不到1%,有关报道只不过是传媒新闻炒做的现象。赔偿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因此不应再提。

明确责任理性对待 篇3

在学校工作中,安全工作的确应当放在重中之重,摆在各项工作的头等位置。因为学校的教育对象是一群未成年人,他们的生命与安全关系到千百个家庭,关系到学校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的和谐。

然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学校详细制定的安全措施与预案,却并不能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来自学生自身以及意外的校园伤害事故依然出现,它给学生带来人身的伤害、生命的威胁,给学校管理带来了难题。面对这些突如其来、不可预知的校园意外伤害事故,学校管理者应当如何防范,又如何妥善处理呢?我们不妨先看看下面一则案例:

[案例]

一天中午,某中学操场上,预备班学生李某等五位同学正高兴地玩游戏,只听“哗”的一声巨响,在学校围墙外正施工的高空吊车上散落下十几根毛竹,其中一根正击中李某的头部,李当即不省人事。其他同学立即跑去向班主任报告,班主任及闻讯的校领导立刻赶到现场,叫了一部出租车,将满头是血的李某送往附近一家医院抢救。但由于伤势过重,李某不治身亡。

[评析]

校园发生事故是每一位学校管理者不愿看到的。但是问题已经出现,学校管理者要做的就是理性对待,妥善处理。在这则案例中,我们首先看到了管理者的冷静,面对突如其来的学生伤害事故,管理者迅速采取了救助措施,将学生送往医院,及时抢救。这点值得我们每一位学校管理者学习,面对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管理者首先要做出的行动就是救助,这是学校监护义务的职责所决定。不管事故的责任人是谁,不管学校有没有责任,救人是第一位的,学校管理者责无旁贷。学校只有先行对学生采取救助措施,才能保证在伤害事故的后期处理中获得主动的地位。

救助之后,学校管理者需要做的事就是调查事故原因,明确责任。学生的生命与安全固然重要,也是第一位的,但是出了问题,却并不能完全责怪学校。对此,学校管理者应当有个清醒的认识。学校承担着学生的监护义务,但并不代表在校园里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都要由学校承担。学校管理者面对突如其来的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地分析事故的根本原因,明确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对于事故的责任应当眼中有数,心中有底。管理者对于学校应当承担的责任一定要承担,对于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应当责成有关责任人主动承担。在这则案例中学校到底有无过错,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不妨进行分析:事故发生在校园内,危险源来自校园外部的建筑施工现场,学生在午间的自由时间玩耍,因此受伤纯属祸从天降,学校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管理不当的问题,对于问题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事故发生的直接责任应当由学校和学生之外的第三者即校外施工单位承担。事实上,学校与建筑施工单位曾经签订过有关协议,协议规定施工单位在中午不得施工,然而施工单位却违反规定,造成意外伤害事故,理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施工单位签订协议,这对于案件责任明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值得我们借鉴。然而,虽然学校未雨绸缪,但是意外伤害事故还是发生了,一位花样少年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这是每一位管理者都不愿看到的。学校管理者在这则事故中虽然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对于学生的意外伤害难免心生愧疚,毕竟伤害事故发生在校园里,如若学校能够充分认识到危险的存在,对学生加强安全教育,也许悲剧将不会发生。因此,笔者认为,学校管理者在事故之后应当深入反思,排查校园内部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积极整改。这虽然是亡羊补牢之举,却很有必要。学校管理者应高度重视学生的安全问题,尽力排除一切隐患,让学生真正生活在安全的校园环境之中。

理性对待竞争 篇4

因为一起演出,我们的关系比其他同学来得更亲密。可是,一切在上个月发生了变化。那天,班主任找到我和艳艳说:“下周市里要举办青少年歌唱大赛,获奖的选手不但能参加全省演出,还能免费去香港迪斯尼乐园游玩!可是这次歌唱比赛,每个班级只能选派一位代表,所以你们之中只能有一个人参加!”看着我们,班主任也甚是为难地说,“你们俩歌唱得都不错,谁去谁不去,我也很难做决定!这样吧,下周的班会课上,你们各唱一首自己最拿手的歌,我再做决定!”

说真的,我和艳艳从没有想过,我们会成为唱歌比赛中的对手。走出办公室,我和艳艳谁都没说话,但是我从她的眼神中读到一句话:我们将不再是朋友了。果不其然,接下来的日子艳艳对我的态度较以往有了180度的大转变,我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形影不离了。周末放学的时候,小乐偷偷告诉我:“彤彤,你知道吗?艳艳说她一定能代表我们班去比赛!”

“班主任还没宣布谁是代表呢,她凭什么如此笃定?”

周一班会课上,班主任让我和艳艳各唱一首歌,我不等艳艳站起来,抢着跑到讲台边,用最清脆、最甜美的嗓音唱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声刚结束时,教室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好听!”小乐一边鼓掌一边说,“彤彤,你的歌声太美了!在你的歌声中,我仿佛置身在船上,划动双桨,怡然自得地在北海游玩呢!”

“是呀!好美的歌声!彤彤去比赛,肯定能获奖!”

听到小乐和大家的赞美,我心花怒放。此时,我不由得看向艳艳,心想:你和我合唱时,一直是我唱主旋律,你唱和声。音乐老师也说你的嗓音没有我甜美,唱歌时气息也没有我控制得好。这次对决,我一定能胜出。想到这,我不禁暗自得意。

“我演唱的歌曲是《雪绒花》!”报出歌名后,艳艳开始唱起来。

“艳艳唱得平淡无奇,没有彤彤唱得好!”小乐开始评价道。

“是的,没什么特色!”

“彤彤——”有人轻轻喊我,“我看你赢定艳艳了!”

“嘿嘿!”大家说得话正合我心,我也认为艳艳靠这首歌是没法赢我的!可是,接下来的事情让我和其他同学都傻眼了。

艳艳唱完第一段后,居然用英文唱了起来。当艳艳唱完后,班里爆发出比刚才更热烈的掌声,甚至班主任也赞许地鼓起掌。

“艳艳,想不到你英文歌唱得这么好!好动听!”

“我选艳艳!我觉得她唱得更棒!”“我选彤彤,彤彤音色好,更有希望获胜!”

很快,班里的同学分成两派,大家吵得不亦乐乎。“我看——”班主任看了我一眼,我脸上一喜:一定是我!谁知,她很快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到艳艳身上,宣布:“艳艳代表我们班参加歌唱大赛!”

“耶——”艳艳和她的支持者欢呼起来。

“彤彤,下次还有机会!”班主任安慰我,我没吭声。我看着艳艳,她兴高采烈的神情让我心底的羡慕、嫉妒、恨一起涌了上来。

也许是不甘心,也许是不服气,也许是嫉妒,老师宣布艳艳当代表后的第二天,我开始四处说她坏话。课间操时间,我发现从不佩戴项链的班主任,脖子上居然挂了一条珍珠项链,不禁计上心头。

“你们知道班主任为什么选艳艳去比赛吗?”课间操一结束,我拽着小乐和另外几个同学说,“因为班主任收了艳艳的礼物!瞧,老师脖子上挂的珍珠项链正是艳艳送的!除了项链,艳艳还给老师送了两千块的超市购物券,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

“想不到艳艳这么有手段!真卑鄙!”小乐叹息道。

“我们以后不要和艳艳说话!”“对,不理她!”看着大家义愤填膺的样子,我那嫉妒的心,得到了极大安慰。可是,我捏造的这些谣言很快传到教导主任的耳朵里。他找到我,询问事情的真相。我看着教导主任支支吾吾半天,最后不得不低下头承认是自己胡编乱造的。

很快,班里的同学得知一切都是我出于嫉妒而编造的谎言,纷纷指责我“恶心”,小乐更是气得恨不得打我一顿:“彤彤,想不到你居然变成这样,你太阴暗了!”“对!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喜欢听你唱歌!”

面对大家的指责,我既害怕又懊悔。为了争夺一次演出机会,我失去了最珍贵的的东西——大家的尊重和信任!

刷刷姐姐的话:

人有嫉妒心是正常的,但是一定要冷静面对。如果因为嫉妒而编造谣言,破坏同学和老师的名誉,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给自己带来烦恼。

理性对待转基因 篇5

这是1976年发生在美国的真事,被吓跑的科学家叫Maniatis。他是1970年代基因工程所需要的系列技术中几个重要技术的发明者之一,42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85年任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主任,2009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系主任。他在1982年主编《分子克隆》一书,是全世界学习基因技术的教科书。

美国在1970到1980年代初,曾经出现一批人围剿正在起步的基因克隆和操纵技术。虽然从1950到1970年代美国的科学飞速发展,还是有人怀疑重组基因技术的安全。有些怀疑是因为不理解刚刚兴起的基因技术所导致,但有些是超越自己知识范围越界扮演权威的蛮横所造成。比如哈佛的George Wald教授,因为研究眼睛中光化学获得1967年诺贝尔医学奖。但是,Wald并不懂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曾犯过非常初级的错误。在1970年代,他公开出面反对基因工程,有些用词听上去很吓人。那时还有人说基因工程用的细菌会特别危害妇女,吓的一些女性不敢在实验室附近工作。

Maniatis于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助理教授职位,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他无法去哈佛上任,而是先逃到纽约的冷泉港,发明了一些迄今仍然常用的基因克隆技术。几年后,他发现哈佛还不能做基因克隆,就跑到加州理工学院。直到麻省松绑以后,才到哈佛任教。

三十多年来,转基因技术并没有带来最初危言耸听者所预言的可怕后果;对于此技术进一步的应用,导致转基因食物的产生。

近年中国反转基因的声音不少,甚至出现了科学家在作学术报告时有人闹事的非正常现象。

大众对转基因动植物持谨慎的态度,对新技术和新产品要求高、要求严,很自然、合理。但是,目前有些人过激批判转基因动植物,甚至以无依据的说法和谣言压制我国研究转基因动植物,甚至妖魔化相关科研人员,却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我认为,需要注意公司为了利益而垄断技术。一些农业公司为了盈利,设置关节使其他人非得每年向他们购买种子。我国需要用政策对付这种垄断,也更需要科学家以自主技术打破垄断。但是,如果对于不是主要问题的安全性过度批判而阻碍我国研究新技术,反而有利于技术领先的国外大公司继续垄断,阻碍我国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应用。国外大公司不可能因为我国的反对而不做转基因产品,在我国激烈反对转基因的结果,只能是减慢我国新兴的技术开发。在我们本来不领先的情况下,减慢技术发展无异于产业自杀。

还有一种貌似公允、实为谬误的说法:转基因食物现在没有危害,但是不能保证几百年后、几代人以后没有危害。按照这种逻辑,计算机、手机之类新产品应该禁用。事实上,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常用物品,并没有人去证明——也根本无法证明——它们“几百年以后无害”。

我自己和转基因商业化无关。但是,和近三十年很多做生物研究的一样,多年来我用过很多转基因动物做实验,制造过用于科学实验的转基因动物,而且经常接触转基因动植物。以前也有人说用转基因做研究很危险,但我们上万人证明没有问题。现在有人说转基因食物有问题,并无证据,而是像三十年前的危言耸听一样。实际上美国93%的大豆都是转基因、玉米86%是转基因。美国人直接食用转基因食物,也吃食用转基因食物饲料的动物,这两个群体加起来数量很大。一般懂得现代分子生物学的人,绝大多数不拒绝食用转基因食物。

对转基因不理解的人本无恶意,要求“谨慎”也无可厚非。但是,一些过分的反基因人士却以无知和偏见来煽动大众。有些虽在学术机构工作但并不懂现代分子生物学的人,正在重演三十多年前美国反转基因教授George Wald的角色。他们危言耸听,极力全面批判和反对转基因动植物。这些声音对公众有很大的欺骗性,对我国的农业和科技发展有相当的危害性。现代生物科学和转基因技术都有扎实基础,愿意关心的人们可以通过一些书和可靠的文章获知实情。在生物技术产业还从来没有在中国起飞的情况下,幼稚地打击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会损害中国生物产业、阻碍经济发展、也不利于人民健康。如果中国不自主研发转基因的经济作物,最后必将完全依赖西方。

理性对待家电产品召回制度 篇6

1 家电召回制度的实施细则

1.1 标准:产品存在普遍危害性

对于召回标准, 规定中明确意见稿, 家用电器中因设计、生产、指示等方面的原因使某一批次、型号或类别的家用电器产品中普遍存在具有同一性的、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 则施行召回制度。

1.2 范围:一般性质量问题不在召回范围

参考召回制度的标准发现, 未涉及危害安全的产品将不属于召回范围。另外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是, 意见稿理清了召回与退货的关系。意见稿规定, 召回是指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 对存在缺陷的家用电器产品, 由生产商或由其组织其他经营者通过补充或修正消费说明、退货、换货、修理等方式, 有效预防和消除缺陷可能导致损害的活动。也就是说, 退货并非召回的全部, 厂商可以通过换货和修理等其他方式为消费者消除产品缺陷。

1.3 时效:召回产品追溯期长于“三包”

目前消费者对于IT、数码、家电产品出现的质量缺陷, 只能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三包”条款来解决。但这些条款对产品的退换货时限规定较短, 而许多电器的缺陷往往要使用数月甚至数年才能显现, 到那时显然早已过了“三包”规定的追溯期, 但召回制却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只要是在产品使用寿命期限内出现缺陷, 生产者都必须将问题产品进行召回。以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三包”规定不能解决的大量问题, 以及一些制度缺陷和法规空白都将得以填补。

1.4 方式:应与境外召回相当

意见稿中规定, 家电类产品召回有主动召回和责令召回两种方式。确认家电存在缺陷后, 生产者应及时主动召回缺陷产品。如果生产者应当召回而没有主动召回的, 由质检总局发出责令召回通知。为避免中外召回有“歧视性对待”, 意见稿也指出将对境内外厂商一视同仁。

1.5 处罚:违规最高拟罚3万

意见稿中规定, 家电生产厂商如果存在未按规定实施产品召回、不停止生产和销售存在缺陷的家用电器产品、不进行缺陷调查或不及时向地方质检部门报告调查结果以及拒不配合缺陷产品调查等行为, 将被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 征求意见草案规定, 缺陷家用电器产品对消费者造成实际损害的, 生产者实施召回不免除其应当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

2 家电召回制度的争议

2.1 3万元罚款被指力度不够

大部分的消费者认为3万元的罚款对于家电企业来说处罚力度不够, 起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更有不少消费者担心, 企业很有可能宁愿罚3万元也不愿召回, 毕竟召回成本是3万元罚款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 使得召回制度沦为一纸空文, 无法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真正保障。

2.2 罚款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在资讯发达的当代, 一旦家电产品出现大批次的质量问题, 想遮盖事实、隐瞒不报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企业因为违法召回条例而被罚款, 将损失企业信誉度, 这对一个企业的影响远远高于3万元, 甚至会遭到消费者的集体抵制。因此, 对于家电召回制度来说, 罚款只是一个辅助手段, 而并非目的。所以, 作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违规罚款, 其数额并不值得计较, 特别是对于家电行业召回制度还是第一次制定, 完全可以等施行之后看成效。

3 结束语

理性对待成绩差异学生的思考 篇7

“学习是大事,千万不要因这事影响情绪!”自习课上,班主任把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小A好好的开导了一下,却对成绩平平的小B狠狠地批了一通。原来,自习课前,小A和小B因琐事在教室吵了起来,随着吵架的不断升级,冲动的小A顺手拿起一本书狠狠地砸向小B,小B感到很没面子便动了手。班主任走后,班上一片嘘唏……

诸如小A这样成绩比较出色、也比较稳定的学生,教师适当照顾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教师因其成绩好就“一好遮百丑”,对其错误“视而不见”那就大错特错了。教师应对他们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引导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能成为其他学生的“楷模”。而对待他们的错误,教师应在维护他们自尊心的前提下,启发他们坚决予以改正。

一次,我和同事的孩子xl闲聊。当我问他“你的老师对你怎么样时”,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大多数老师很少提问我,甚至有的老师连我的名字都叫不上。”xl是那种特别“平”的孩子,成绩平平的,学习也努力,但成绩不突出。

事实上,班上大部分孩子的成绩跟xl的差不多,但一些教师采取“抓两头、冷中间”的教育策略,因而忽略了他们。其实,这类学生更渴望得到老师的关爱和肯定。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教育技巧的全部在于如何爱学生。”因此,对待他们,教师更应变忽视为重视,变冷漠为关注,变薄待为厚待。

C同学是班上典型的“笨学生”,次次考试都稳居下游。慢慢地,他对学习失去了信心,不再把精力用在学习上了,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无“药”可救了,他也更加“破罐子破摔”。

全国著名教育家魏书生老师曾说:“一名好老师必须永远相信自己的学生,不管多么笨的学生,脑子里其实都埋藏着无穷无尽的潜力。”可见,给这类学生贴上“无‘药’可救”的标签的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应坚信他们有无穷无尽的潜力,多找他们谈心,帮助他们分析成绩差的原因,并帮助他们制订学习计划,督促他们学习,让他们在奋斗中找到成功,在成功中找到自信,在自信中找到快乐,在快乐中完善人格。

理性对待专利诉讼 篇8

一、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中非理性因素的科学基础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决定了非理性因素的内在属性。

非理性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 非理性因素主要指主体的情感、意志、欲望、动机、信念、信仰、习惯、本能等意识形式。人的认识过程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虽然情感、意志、欲望、动机、信念、信仰、习惯、本能等非理性因素并不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构成因素, 但它们对于人的认识活动的发动与进行、人的认识能力的发挥和认识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调节和控制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示下, 人们逐渐认识到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例如, 几千年前, 在人类科学及认识水平较低的条件下, 中国人以其特有的智慧, 形成了对至今仍未弄清的人体经络、穴位现象的认识和利用, 不能不说是借助了直觉、灵感等形式实现的。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中, 也存在着大量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发生作用的事例。如化学家凯库勒为求解苯的结构苦苦思索了12年而仍旧没有结果, 但有一天咬着自己尾巴的环形蛇的梦使他顿悟, 凭着梦的感觉, 凯库勒把脑子里的环形蛇与碳原子结构组成一种联想的直觉, 终于如愿以偿找到了苯环结构。门捷列夫凭着坚毅的意志经过20多年的思考终于找到元素之间的关系等等, 这些事例说明非理性因素的发挥直接关系到认识的成败,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实践的成败。

(二) 非理性因素是高等教育学的重要内容。

首先, 高等教育学的主题是高等教育, 而非理性因素是高等教育的实际导向。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罗纳德·巴尼特认为, “高等教育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自由观, 抑或按我们今天的说法, 就是体现为一种解放的教育观”。进而言之, 高等教育就是一种自由式的教育, 而自由教育就是解放教育, 即通过教育把人从形形色色的愚昧、无知、庸俗、偏见、谬误、固执和各种贪婪中解放出来, 从而能够自由地思想, 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意志与判断能力, 进而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最终, 高等教育把受教育对象从狭小的思维空间里解放出来, 从而形成了表征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和以非逻辑形式为内容的非理性因素。其次, 高等教育促逼了学生认识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众所周知, 高等教育是要培养出具有理性思维、创新能力和个性突出的高级综合性人才。在不断地认知和经验作用下, 每一个人都能领悟到, 实现真、善、美的统一是理性思维和非理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数事例告诉我们, 单向度的思维使人们失去自由和创造力, 最终会阻碍高等教育文明的进程。

(三) 心理学研究非理性因素的变化、发展。

首先, 心理学中的人本主义认为非理性因素决定了其存在。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那里, 人的自我实现活动降低为动物的本能的生存活动。人们对更高价值的追求无论是高是低, 还是超越性动机, 都是根源于人的生物本性, 作为潜在的力量, 又都是无意识的, 即他们把心理潜能和高级价值融入到无意识中, 把真善美和公正的价值追求也包括在人的潜能中。非理性因素的主导性充分表征了人的主导性和自身价值———一切以人为本。其次, 后现代心理学把人的非理性因素予以绝对化和本体化。在后现代的心理学家眼中, 世界的无规则、无规律性导致世界的不可认识, 人只能依靠自身的冥思和神秘体验去理解世界。这就着重强调了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必要, 换句话说, 没有非理性因素, 人就像是一辆失去操控的汽车, 虽然行驶在路途, 但却无方向性。

二、审视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意义及必要性

网络异化、制造传播病毒、信息污染、网络涉黄、网络犯罪等问题的出现, 使高校逐渐重视起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然而, 网络道德问题的广延性、纵深度、隐蔽性制约我们制定出解决针对大学生主体的网络规范。但是, 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出发, 结合高等教育学理念, 窥探大学生主体的认知心理, 一定可以把网络道德教育提升到新的层级。

(一) 非理性因素是触发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的内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内因是根据, 外因是条件,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实际上, 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主要是非理性因素中情感、欲望、动机、信仰、习惯问题。进行网络道德教育实质上是对大学生内在的情感、动机、信仰等问题进行的教育。从这个角度说, 大学生个体的情感、动机、信仰是内因, 外部环境则提供了发生道德问题的平台, 内因即产生问题的根源, 就这里而言, 根源在于大学生主体的内在出现了与外在非和谐的状况。根据这样的实际情况, 我们需要对大学生个体和总体进行相应的调查研究, 找出发生问题的关键, 挖掘出个性和共性, 并绘制出衍生问题的因素之间的数学模型图。非理性因素所具有的不自觉性、突发性、瞬时性和非逻辑性特征, 要求我们在实际教育中把其列为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着事态的发展方向, 并且能够决定事物的最终结果。非理性因素对于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来说就是主要矛盾, 也就是说, 只要把握好非理性中的情感、动机、习惯等问题, 我们就能做好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

(二) 非理性因素是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 对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起着推动作用。

一方面, 现代高等教育学把受教对象的综合素质作为主要内容。就大学生而言, 他们的综合素质主要由德育素养和智育能力构成。而支撑德育素养和智育水平的根本在于其意志、欲望、信仰、习惯等非理性因素。从科学史上无数著名科学家的成功事例来看, 信仰、意志、习惯是决定其做出重大成就的根本性因素, 而这些因素恰恰就是非理性因素。拥有坚定的信仰, 坚韧不拔的意志, 良好的个人习惯, 才能步步为营, 实现理想。高等教育之所以“高等”, 就体现在它的培养目标和使命上, 那就是要让每个受教主体都具备严谨的作风, 大胆的创新和多样的个性, 而这些, 都是非理性因素的外在表现形式。另一方面, 高等教育对非理性因素的纠正有助于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高等教育并不是一次性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继承性可以扩展教育行为的效果。也就是说, 通过不断的基础教育, 可以对网络道德教育起到推波助澜之功效。大学的教育有很多方式, 虽然时间、地点不同, 但最终的目标却殊途同归, 那就是, 不断增加受教者的教育频率, 以达到培养目标。大学生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工作中所养成的陋习在不断的教育中多次调整, 最终形成了一套有机规范, 能够应对突发状况和日常问题。在需要进行更高层次的教育时, 原有的教育基础就会发挥作用, 成为铺垫。也就是说, 过去做过的对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修正能够促进吸收新的教育内容, 也包括了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

(三) 非理性因素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的认知心理, 把握这种认知能够有效推动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

一是当代大学生的认知建立在弘扬自我价值的基础上, 做好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必须要把大学生主体的价值摆在首位。如果说, 为了实施好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而损害了受教主体的利益, 忽视了主体的价值, 这反而会使教育陷入停滞。我们要想做好网络道德教育, 必须充分考虑到受教主体的切身感受, 把其放在第一位, 以此作为突破点, 深入浅出, 把教育工作做到最实处。二是当代大学生的特殊性与认知心理的相互作用是做好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重心。非理性因素所体现的这种认知心理决定了当代大学生的特殊性, 如政治意识薄弱, 思想开放, 责任意识不强, 强烈个人英雄主义等都是由于其动机、习惯和本能多因素决定的。而他们的这些特点也反作用于不断变化的认知, 于是, 这种动态性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多维循环形态, 这种形态必须要成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重心, 甚至是高等教育的中心。

三、借助非理性因素, 建构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新路径

(一) 深入了解大学生的社会生活, 这是做好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开端。

非理性因素中情感、欲望、动机、信仰、习惯是大学生现实生活的外化, 充分体现了其认知和实践。大学生的社会生活是非理性因素形成的土壤。先天环境造就了一个人的品质、意志力和行为习惯。统计好、分析好、记录好大学生的社会生活有助于找出大学生教育的突破口。而进行具体的网络道德教育, 则是以此为依据, 一个人的行为对网络形成了怎样的影响, 我们就应该针对其社会生活的状况采取相应的教育措施。

(二) 收集大学生的在校情况, 运用抽样、分层等数学方法, 构建在校生的图表模型。

高等教育分为精英化教育和大众化教育。无论何种教育, 必须要掌握受教育者的知行意图及实际样态。这样有助于建立详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 从而做好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

(三) 转变教育方式, 重塑价值观。

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殊性, 充分考虑其人本主义世界观, 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 制定出网络道德教育中能体现个性和共性相结合的具体措施, 确保受教者能接受和认同。

(四) 外部环境是非理性因素变化发展的次要矛盾。

大学生的道德、意志、情感、觉悟等无意识的形式深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有其独特的心理, 在日益复杂的网络环境下, 引导和教育是解决网络道德问题的出路。因此, 针对现今出现的网络犯罪 (网络黑客、网络诈骗、散播网络谣言、传播网络色情、侵犯他人隐私) 行为, 我们在加强宣传、教育的基础上, 还要不断完善网络法制, 升级网络管理技术, 建立健全立法制度, 做到从严要求自己, 从严要求朋友, 从严要求家人, 积极打击举报网络违法行为, 为形成良好的网络道德整体氛围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 .陶德麟, 汪信砚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2] .龚玉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案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运营商理性对待“IMS虚热” 篇9

IMS一线厂商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季度频频发布IMS解决方案和最新商用案例, 并借机突出了各自的侧重点。与之相对照的是, 地方运营商以及研究机构, 对于IMS的部署和业务发展, 表现出的态度更多是低调和冷静, 更关注IMS试点中的实际效果。

定制化成新趋势

运营商引入IMS, 意味着业务部署周期大大缩短, 更容易实现业务种类的丰富, 但资费和支付模式等也将更加复杂, 无形中也对运营商运营支撑系统提出了新挑战。

为了使IMS更适合自身的网络, 中国移动对各厂家的IMS设备提出了不同于通用IMS的网络架构条件, 即在原IMS基础上进行了裁减、修订, 形成了带有“CM”标签的CM-IMS, 目的是打破现在垂直业务提供的体系, 用模块化标准结构和业务控制分离提供一个新的业务模式, 实现快速和灵活的业务提供方式;同时, 通过定制化的IMS提升网络在宽带多媒体业务、FMC融合业务以及Web与IMS业务融合方面的能力。

在与地方移动的交流中记者得知, 中国移动从去年年底着手进行的一系列IMS招标, 强调了IMS业务平台的互通性与业务创新性, 尽管目前还没有明示具体招标结果, 但地方的IMS网络部署和业务模式的设计, 已经从两三年前就开始。

例如, 浙江移动在2008下半年就启动了全省的IMS试验网项目, 主要验证IMS提供固网移动融合业务和多媒体业务的能力, 以及对多种接入和终端的控制能力等。到2009年9月时浙江移动的IMS系统共部署了多个厂家的7个业务平台, 统一Centrex、e讯和企业通信助理3个得到试商用。而面向用户的如多媒体彩铃、自由行和融合一号通等业务, 试用范围更是扩大到了全国很多地市。

2009年上半年, 中国移动同时在全国多个省启动了CM-IMS试验网建设, 并在一些试点省份实现了网络互通, 部分业务完成了跨网络的测试, 验证了IMS跨省规模组网的能力。

浙江移动的网管工程师称, 在业务平台建设和IMS功能测试中反映出一些问题, 例如由于受到SIP协议的灵活性的影响, 不同厂家设备的兼容性还有待进一步规范, 这对运营商营商树立统一标准, 提出了需求。

>>此前, 华为推出的网真系统就已实现与IP、SDH、IMS等网络, 以及与高清/标清视频会议、桌面视频会议、电话会议、3G视频等不同模式的融合。

企业应用先行探路

对于中国电信来说, 在其去年启动的多个省份的IMS试点项目中, 也包含了针对中国电信实际网络状况的详细规范。

在完成了IMS试点业务平台的部署之后, 不久前江苏电信实现了基于IMS的融合视频业务演示。据江苏电信内部人士介绍, 该省的IMS试点网络是中兴通讯承建的, 基于这个网络上的IMS融合视频业务实现了包括固定、移动、互联网在内的多网络视频业务的融合, 一个明显的作用, 就是提升了用户的视频通话等业务的体验。其中, 融合监控业务将中国电信全球眼与IMS系统进行了集成, 使监控业务的“随时随地”使用实现了可能;而融合高清视频会议业务支持包括EV-DO手机、SIP电话、软终端、固话、视频会议终端等多种终端同时参与视频会议, 对企业办公来说, 实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往视频会议的业务效果。

显然, 这类业务随着高清、PON、多终端与IMS的结合, 将更适合用于行业客户、企业用户的视频+数据+语音的业务需求。

在中国电信组织的省份IMS试点中, 去年在全国推广实施的协同通信平台 (ECP) 往IMS平台上移植及验证协同通信业务能力的开放性是主要内容之一, 其他相关试点内容还包括多媒体彩信、彩铃、多媒体会议、高清会议、统一Centex、PON用户的接入等。该试点的目的是, 通过PON与IMS的结合, 为用户提供语音、上网、IPTV、视频监控等全业务的综合服务。

在地方移动的IMS业务试点中, 统一Centrex业务、融合一号通、企业通信助理、e讯业务等成为先期试验的重点业务。其中, 企业通信助理是基于PC客户端, 以手机号码为惟一的用户身份识别, 将企业通讯录作为业务核心, 提供的语音通话、即时消息、短信/彩信、会议电话等多种办公应用;并集成内部OA、内部网站、BBS等各类系统, 实现整合的企业通信。

显然, 这些具有很强粘性的企业综合通信方案, 对于运营商借IMS开拓企业市场, 无疑提供了最有力支持。

IP化优势有待发挥

正因为对实际问题更为关注, 各地运营商在试点IMS网络能力、业务能力的不断总结中, 也提出, IMS厂商热炒的众多融合业务前景, 目前实施起来还不是那么容易。其中, 移动终端对IMS网络的支持比较滞后, 第三方的业务提供者也还没有太大精力关注IMS领域, 并且现有的IMS业务的流程还需要继续优化, 现有支撑体系还需要变革来支持新的核心网络。

理性对待智能手机潮 篇10

禁止使用智能手机绝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用户选择的潮流无法阻挡。企业的IT主管们既要积极接受这一不可避免的现实,又要针对公司情况制定好保护性政策和流程。

如果iPhone和Android手机发布时,你还没意识到它们有什么意义,那么最近Windows Phone 7应该让你有所惊醒了: 智能手机的时代不在未来,而是现在,它大有作为的时候已经到了。

智能手机技术加快IT技术进入消费领域的同时,也在彻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并且让两者逐渐相互交融。经济衰退非但没有减慢这股潮流,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前侥幸没有被裁掉的员工们都在担心自己的饭碗还能不能保得住,现在再大的工作量他们都不怕。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以证明敬业态度。他们急需一种工具来收阅紧急的电子邮件,发送急需回复的短信,以及在深夜接听重要电话。而带笔记本电脑上电影院或者参加孩子的家长会总归不太可能,这时智能手机就恰逢其时,因为能够让这些人随时保持“在线”状态。可以说,只要你想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智能手机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据IDC公司预测,2009年~2013年,智能手机销量的年增长率将达到20.9%。Symbian和RIM仍是市场的两大领导厂商,但随着三家最重要的技术公司: 微软、Google和苹果纷纷进入这一市场,竞争必然会越来越激烈。

这是件好事。毕竟,如今的智能手机还不完美: 虚拟键盘差强人意; 数据传输速度乏善可陈(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通话质量甚至糟糕得让人抓狂。换句话说,现在智能手机的平台,无论是苹果还是Android,都是样样懂一点,却样样都不精通。人们对更完善的用户体验还有着庞大的需求。

在我们公司,最近iPhone操作系统的升级破坏了企业电子邮件系统的帐户验证流程。由于无法正常收发电子邮件,许多iPhone用户就去购买了黑莓手机,因为他们没时间等人来解决这些问题。

IT主管们该如何适应智能手机大规模应用带来的巨大转变?如何保护企业服务器与各种智能手机平台顺利连接?又如何保护这些智能终端的数据安全?一旦公司员工的手机被坏人盯上(这是难免的)怎么办?公司设备和个人设备混在一起如何管理?

当个人电脑变成重要的商业工具时,话语权被所谓的行业专家、分析师和媒体所主导。而这一回,企业IT主管们必须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参与到这场对话中来。RIM和微软等公司知道如何玩这场游戏; 但是苹果和Google却不大会把IT经理们的问题列入优先事项。IT主管们的职责,就是确保这些公司也清楚智能手机对企业的重要性。

理性对待专利诉讼 篇11

关于“数学规定”的教学争议颇多。有人认为, 数学规定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和理由, 从学生认知水平的角度来看, 不适合让学生讨论或探究作出某种规定的原因, 许多也难以对小学生说清楚, 因此教学中应该采取快速通过, 直接告诉学生就可以了。也有人认为, 如果仅仅一味地、全盘地告诉学生这是一个“规定”, 从学生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教学是远远不够的, 学生会误认为数学就是权威的, 只要按照书本上讲的照做就行了, 这样做会压抑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意识。为此, 许多教师在进行数学规定的教学时感到进退两难。本文就此试着进行厘清和阐述。

一、数学规定的合理性需要解释

如何看待数学规定的教学呢?现代数学的鼻祖康托说, 数学的本质是自由。数学中的规定同样也潜蕴着丰富的自由思维, 我们不应只看到它的历史规定性, 更应看到其源头都闪烁着人类的自由思维。比如, 正数前面不写正号是因为生活中正数用得比负数多, 规定正号能省略, 就是追求更便捷;2月的天数少是因为在古罗马执行死刑都是在2月;厘米用字母“cm”表示是因为厘米的英文单词是centimeter, 取它的缩写就是“cm”……数学规定和其他规定一样, 都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和最优化。比如, 为了与国际接轨, 便于交流, 我国才规定零是自然数;为了便于长度单位间的换算, 就规定两个相邻的长度单位之间的进率都是十, 与记数的进制相统一, 所以1厘米=10毫米;根据合数的定义, 1显然不是合数, 而根据质数的定义, 则可以把1看作质数, 但是为了确保“一个大于1的整数, 如果不管质因数的次序, 那么分解质因数的结果是唯一的”, 我们规定1既不是质数也不是合数。可见, 数学规定本身不是冷峻的, 而是温情的;不是枯燥的, 而是有趣的。

数学教学的确离不开作为科学的数学, 但是如果作为科学的数学必须表述成严格的形式逻辑演绎体系的话, 那么是否意味着数学的教学内容也必须是一个严密的演绎体系呢?答案是否定的。有人把数学的“严谨性”描绘成一把双刃剑, 它既能砍去那些不合逻辑的错误东西, 保持数学的纯洁性;同时它也会砍去数学中生动活泼的思想, 窒息数学的生命。数学教学要有一个横向的透视, 也要有纵向的穿透。要“前瞻后顾”, 寻求数学的源与流。在教学中力求呈现数学动态统一的、有机关联的、鲜活生动的、具有探索性和全息性知识特征的科学与文化形象, 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僵化教条的、片段局部的、彼此分割的知识条块和记忆库。[1]而且, 小学数学并不是纯粹的科学数学, 是具有现实数学、经验数学和生活数学的性质, 板着面孔、与枯燥寂寞相伴的数学难以走进孩子的心灵。因此, 小学数学教学应根据学科特点和学生实际, 既要关注学生的思维, 也要兼顾学习的趣意。

对于学生来说, 他们是怎样看待学习数学规定的呢?法国作家司汤达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感触。当时学堂中流行的顺口溜:负负得正, 正负得负;无需证明, 只管记住。于是, 在他的笔下, 有过既清晰明白而又令人同情的描绘:当我发现没有人能解释负负得正的原因时, 你能想象我的感受吗?对我来说, 这个没有解释的难题真是够糟的了 (它既然能导致正确的结果, 无疑地也应该可以解释) 。而更糟的是, 有人用那些显然自己都不清楚的理由来对我讲解。司汤达在面对用债务来解释负数时, 以幽默的笔调写道:“一个人该怎么把10000法郎的债与500法郎的债乘在一起, 好得到五百万法郎的收入呢?”小司汤达及其伙伴的处境正如斯坦因所说:

小司汤达及其伙伴的处境正如斯坦因所说:数学怎么会教得最坏呢?因为它可以作为一套毫无兴趣或用处的数的计算程序来介绍。随着每一页新的练习, 孩子们越来越对它疏远起来。最后, 当孩子们听到一种神谕似的宣告, “为了除以一个分数, 你要上下颠倒而后相乘”, 或者“负数乘负数得正数”的时候, 这种疏远就达到了极端。[2]

从作家司汤达身上, 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一是数学规定需要解释, 学生有这份期待;二是数学规定的解释需要有理有据, 并且要让学生能够接受。

因此, 面对数学规定, 我们需要理性对待, 不能仅仅关注数学规定的表面, 更重要的是要显露出数学规定背后隐含的智慧。《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11年版) 》指出, 要让学生感受“规定”的合理性, 并在这个过程中学会数学思考, 感悟理性精神。张奠宙先生也认为, 对于数学规定虽然不需要证明, 只要遵守, 但我们可以谈“规定”的合理性。我们完全可以料想到, 当孩子问一个数学规定为什么是这样, 如果一个教师能作出生动的、可以让孩子接受的解释, 那么, 数学在孩子的心中就是可以亲近的。

二、智慧处理数学规定的教学方法

作为一个高素养的数学教师要从数学本体性知识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了解数学规定的来龙去脉, 明了数学规定的缘由, 在数学家与教育家之间寻找中间地带, 在教材不便说或没有说清楚的地方寻找路径, 根据不同的数学规定、不同的学生状况有所选择, 有所侧重, 智慧教学。

(一) 直接诉说, 体现数学的温情之意

数学中的许多符号、命名、读写法等这类规定不需要让学生进行探究和猜想, 可以先入为主, 教师用形象生动的语言直接进行解释, 化抽象为具体, 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数学中的规定, 明确数学不是枯燥无味的, 而是生动活泼的。

比如, 运算符号的规定:加号是在一横上加一竖, 显示“合并”“添上”“增加”的意思;减号是从加号里拿走一竖, 表示“去掉”“减少”的意思;乘号是和加号有关系的, 将加号转动45°成“×”, 表示特殊的加, 即同数连加;除号先写中间一横表示平均分, 上面、下面各一点, 表示每份同样多。[3]或许, 这些规定的解释用历史的真实来考察, 可能并非符号原创者最初的想法, 与符号演变史也有些许出入, 但却是基本符合本意的教学艺术加工, 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数学不仅理性, 而且充满着温情和趣意。

显然, 课中猜想分数各部分的名称是败笔。猜想是指人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一个前奏, 而分数各部分的名称只是人为的规定, 并非客观存在的规律。把这类规定性的内容强拉硬拽地进行猜想和探讨, 不但毫无思维价值, 浪费宝贵的教学时间, 有时还会适得其反, 给教学带来负面影响。

(二) 适切剖析, 体现数学的求简原则

数学课程的一个重要目的, 是使学生通过数学学习, 形成一定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意识。数学规定的学习往往可以起到促进作用。数学规定的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而有些规定是可以通过适切的剖析, 将蕴含的道理呈现出来, 让学生从中体会到一定的数学思想或者数学意识。比如, “求简”原则便是其中显著体现的数学意识之一。

1.书写格式中体现求简

竖式计算的书写格式是一种形式上的规定, 它的确定是根据计算的实际需要, 依靠相应的运算法则, 即完成运算、得出结果的方法、程序或途径, 实质上也就是运算方法与程序的规定。运算法则的理论依据是“计数的位值原则”, 只有相同计数单位上的数才能直接相加减。[4]因此, 许多竖式计算的书写格式都规定为相同数位对齐, 学生对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小数乘法中却规定为末位对齐, 学生在不明白道理的情况下, 难免会产生困惑:数学的规定可真多, 而且一时一个模样。

首都师范大学的王尚志教授说, 数学要讲逻辑推理, 更要讲道理。对数学规定的教学也就可以这样理解:即要呈现为什么要有这个规定, 如果没有这个规定会发生什么。不满足于仅仅让学生知道是什么, 还要深入地理解为什么会这样规定。

我们不妨以小数乘小数2.14×1.2为例, 通过两种书写格式的比较, 来理解这种末位对齐书写格式规定的合理性。

根据算理, 2个0.1与4个0.01相乘, 得到8个0.001, 8写在千分位上, 2个0.1与1个0.1相乘, 得到2个0.01, 2写在百分位上, 2个0.1与2个1相乘, 得到4个0.1, 4写在十分位上;再把1分别与4个0.01、1个0.1、2个1相乘, 得数分别写在对应的数位上, 最后相加得到2.568 (如下图) 。

如果书写格式是末位对齐, 利用小数的基本性质, 是可以很快算出2.14×1.2=2.568 (图略) 。

我们可以发现, 相同数位对齐和利用小数的基本性质末位对齐都是可以完成计算的, 但是两种书写格式相比, 末位对齐最整齐、最方便、最简洁, 因此小数乘法末位对齐就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 经历了上面的过程, 小数乘法末位对齐的书写格式, 就不仅仅是一种人为规定, 更是一种理性思考。小数乘整数和小数乘小数的书写格式规定的道理是一样的, 不管从高位乘起还是从低位开始乘, 不管是相同数位对齐还是末位对齐, 都是可以完成计算的。但是, 之所以有这样的格式规定都是为了——求简。

2.运算顺序中体现求简

我们教师几乎都把运算顺序看作一种纯粹的规定, 一种长期实践中的约定俗成, 都是简单地告知学生“乘法和加减混合运算中先算乘法”, 至于为什么要先算乘法而不先算加减并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运算顺序的确是一种人为的规定, 但是, 这种规定并非依据生活同类实际问题的多少, 更不是数学家们的主观意向, 而是根据数学运算本身的特点而确定的, 它产生于人们解决问题时的一种“求简”的本能, 是人们追求简便、快捷的本能在计算活动中的具体反映。如在教学混合运算时, 可以提供浅显而不复杂的材料, 将运算顺序的规定与混合运算一起进行教学, 充分体现数学的求简原则。

大家比较熟知的蔡宏圣老师执教的“混合运算”, 为我们一线教师教学混合运算之类的计算课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提供如下两个材料:

材料一:步行→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提问:从上海到北京旅游, 你打算采用哪种交通工具?

材料二:数数→加减→乘除。提问:用数数的方法也可以解决运算的问题, 比如5×3, 可以5个5个地数, 数3次也能得出结果是15, 我们为什么还要用加减和乘除呢?

上述这些情景都体现了高级的便捷替代低级的麻烦, 它们的道理十分明白, 学生完全能够自然地接受, 由此引入乘法和加减法的混合运算。

对于“1+5×3”要先算“5×3”, 是因为“1+5+5+5”中的“5+5+5”是几个相同加数相加, 可以用简便的乘法计算, “5+5+5”作为一个整体先算“5×3”;对于“20-3×4”也是同样如此, “20-3-3-3-3”也就是“20- (3+3+3+3) ”, 所以也得先算“3×4”。由此可见, 基于计算的简便, 人们才规定算式中有乘法和加减法时, 应先算乘法, 学生由此明白了运算顺序的规定是有其深层意图的, 它是不断地用高级、简洁的方法代替低级、烦琐的方法的过程。

不管是运算顺序的规定还是书写格式的规定, 都体现了数学的求简原则。虽然这点不能自如地直接呈现在课堂上, 但通过彼此的比较、提供适切的材料, 来剖析理解数学规定, 数学的求简原则是可以呈现给学生的。这样的课堂, 既能让学生明白规定的原因, 也能牢固掌握所学习的相关知识, 拓宽了教学空间而未超越学生的思维域限。

(三) 自主建构, 体现数学的发展过程

数学规定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很多数学规定从产生到被普遍认可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都有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由印度人创造发明, 阿拉伯人传承推广的“印度—阿拉伯数字”, 用一组包括零在内的十个符号, 就可以表示一切自然数, 这是数学史上无与伦比的光辉成就。然而, 这一成为我们司空见惯的符号, 但其推广普及仅在欧洲就耗费了数百年之久。[5]

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认为, 学生学习数学是一个有指导的“再创造”的过程。对于数学中的规定, 我们必须从数学知识发生发展的视角加以审视, 必须从直接经验对学生学习的积极作用加以考虑。因此, 如果属于儿童能够自主建构的数学规定, 我们就进行“再创造”方式的学习, 让学生体验数学规定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亲身经历“重蹈人类思维发展中的那些关键性步子”, 感受并体会数学规定的产生是自然的, 从而更好地了解数学规定在数学内部需要与和谐发展中形成的思想背景与承担的功能, 达到对规定更深刻、更精确、更厚实的理解和把握。

用“数对”确定位置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让学生从“说”到“写”来描述自己的位置, 引导学生逐步自主建构确定位置的统一规定。教学中先让学生说说自己的位置, 学生起初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进行叙说, 在叙说中感受到这样随意表达太乱了, 自发产生规定的需求——统一标准。学生自然有了第一次的自主建构:我们可以规定竖排叫作列, 横排叫作行;确定第几列一般从左往右数, 确定第几行一般从前往后数。学生据此会用第几列和第几行来表达自己的位置。接着, 教师再让学生把自己的位置记录下来。学生在书写中发现, 虽然这样的规定已经可以明确表示自己的位置, 但是很麻烦, 产生进一步简化规定的意愿。再次自主建构:引入用数对的形式就可以很简洁地表示出来。为了防止发生歧义, 同时再作一次书写列和行的顺序上的规定, 从而完整规定:在数学中, 人们把表示第几列的数写在前面, 把表示第几行的数写在后面, 中间用逗号隔开, 再用小括号将这两个数括起来, 我们把这种方法叫作“数对表示法”。

学生自主建构数学规定的过程, 是数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师生共同开发教材与经历成长的动态过程, 是师生共同理解、感受、体验、欣赏数学的重要途径。这种经历数学规定“再创造”过程而获得的知识是那么的鲜活和牢固, 因为这是学生自我建构所得,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感受到数学原来并不高深莫测, 并不来自权威和书本, 也是可以自己创造的, 体会到数学中的出神入化般的创造性思想活动。

(四) 合理借助, 体现数学的整体联系

数学知识的教学, 要注重知识的“生长点”与“延伸点”, 把每堂课教学的知识置于整体知识的体系中, 注重知识的结构和体系, 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引导学生感受数学的整体性。[6]在数学规定的教学中, 如果能找到一个与儿童贴近的载体, 利用合适的形式, 引发儿童的趣意, 不仅可以让学生明白这样规定是有道理的, 而且通过对数学规定的学习, 还能打通数学知识间的联系, 体现出数学的整体性。这是教学相对理想的希冀。

长度单位“米”严格定义后, 它的倍数单位十米、百米、千米和分数单位分米、厘米、毫米等都是按十进制原则规定的。长度单位和计数单位的相同之处就是十进制。因此, 在“毫米和分米”的教学中, 我们可以借助“台阶”来渗透“十进制”的规定, “台阶”图形可以帮助学生在心理上建立知识的意象表征, 从而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回忆、理解乃至贯通。

首先, 课前谈话, 铺垫规定。规定的内容与生活中相似事物一定存在着必然联系, 可以在学习“规定”之前创设一定的情境作铺垫, 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感受“规定”, 而不是强加。生活中有许多事物的发展都可以放在台阶上来表达的, 比如, 提供词串“小学、幼儿园、中学”和“长叶、生根、发芽”, 让学生合理地摆在台阶上 (如图1、图2) , 从中可以让学生感受到生活中的事物通过一段时间的积累, 就会到达更高的新的台阶。

其次, 打通规定, 引出分米。在学生认识1毫米, 知道1厘米等于10毫米之后, 将毫米和厘米之间的关系, 放到台阶上。1毫米1毫米地加长, 加到10毫米就到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产生新的单位, 那就是厘米。然后, 回想以前认数的时候, 一个一个数, 数满10个一就上一个台阶, 也产生新的单位, 那就是1个十, 十个十个数, 数满10个十就再上一个台阶就是1个百 (如图3) 。再由计数单位推及长度单位, 1厘米1厘米增长, 合理推出达到10厘米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新的长度单位, 那就是分米 (如图4) 。每个台阶以及往上的一段颜色各不相同, 以此来区分不同的单位, 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不同的单位。

再次, 完整规定, 融通知识。在学生认识分米、知道米和分米的关系之后, 将长度单位“米”也摆放在台阶上 (如图5) , 接着再由长度单位推及计数单位, 10个百就是1个千 (如图6) 。类比推理是根据不同对象的某些方面 (如特性、属性、关系等) 相同或相似, 推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同或相似的思维形式, 是思维过程中由特殊到特殊的推理。这样, 将长度单位和计数单位进行类比, 融通了计数单位和长度单位都有“十进制”的关系, 让学生深刻体验数学知识间的联系。

最后, 契合规定, 突显结构。结构化——它让混沌变得清澈。为了认识表示长度、面积、体积、温度、重量、明暗等长短、大小、冷暖、程度的量, 我们用结构化的思想, 引入了不同单位, 发明了不同的度量工具, 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明朗。[7]计数单位和长度单位的相同之处就是十进制。在完成长度单位和计数单位两个台阶之后, 将两个台阶合二为一 (如图7) , 充分体现数学知识的整体关联, 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或许将伴随其一生。

在“毫米和分米”的教学中, 利用台阶, 将数学规定的合理性通过儿童能够理解的方式和载体, 直观化、明晰化、趣味化。这样不仅让学生学得趣意盎然, 明了长度单位之间的关系, 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 而且还融通了数学内部联系, 体现了数学知识的整体性。

数学教学应当明理, 也就是不仅要“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数学规定的“所以然”往往具有历史性、贯通性、综合性和人文性, 是前人的智慧结晶, 是可以让学生亲近的。在数学规定的教学中, 我们应当理性对待, 处理好“科学数学”和“学科数学”的关系, 辩证看待“有价值”和“无价值”。我们应当重视对数学规定的“所以然”的研究, 智慧教学, 让数学规定植根于学生的心田, 应用于学生的数学学习。

参考文献

[1]黄秦安, 曹一鸣.数学教育原理——哲学、文化与社会的视角[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5]郭龙先.代数学思想史的文化解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

[3]曹培英.“数学课程标准”核心词的实践解读之二[J].小学数学教师, 2013, (1, 2) .

[4]孙国春.小学数学理论透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2.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11年版) [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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