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司法理念（共7篇）
现代司法理念 篇1
我国传统的和谐思想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 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是要依靠法治妥善解决社会纠纷, 化解社会矛盾, 稳定社会秩序。为此加强对冲突解决方式的探索和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平和司法”理念的提出正是顺应这一要求。
一、平和司法概念
所谓平和司法, 就是对符合适用条件的轻伤害案件、过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等轻微犯罪案件, 在相关司法机关启动、参与和监督下, 由社区综合治理机构主持, 被害人、加害人就案件处理自愿达成共识后, 由司法机关对加害人进行非刑罚化或者轻刑化处理, 使加害人能够通过主动的行为改过自新, 被害人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得到及时、充分补偿, 进而恢复社会关系,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平和司法”把对被害人的损害补偿放在重要位置, 以补救社会关系为着眼点, 以快速解决争端为切入点, 以有效手段教育挽救犯罪人为落脚点, 体现出切合社会主义社会实际的公平感和人文关怀的和谐目标。
二、平和司法的适用及其原则
对轻伤害案件、过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等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轻罪案件, 如果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初犯、偶犯, 已如实供认犯罪事实, 有悔罪表示, 并处于有效控制之中, 而且加害人在当地有固定的住所或固定职业, 有明确的受害人, 可以启动“平和司法”程序。对于其他主观恶性较大的累犯、惯犯, 社会影响恶劣、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案件, 以及团伙、流窜犯罪等案件, 则不宜适用平和司法程序。
三、平和司法的价值
(一) 平和司法的公正价值
公正意味着平衡、平等、不偏向。立法的公正性对执法的公正性提出了相当的要求。平和司法的公正价值以其对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的全面保护为基本蕴含。必须指出, 平和司法以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为核心理念构建而成, 同时兼顾了犯罪嫌疑人及公共利益的保护, 因此, 这种保护并不是完全等量的保护。但是, 由于平和司法旨在弥补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对被害人利益的关照不足, 所以, 它在刑事司法的宏观系统内促进了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平衡, 促进了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
(二) 平和司法的效率价值
平和司法的效率意味着以较小的司法资源耗费, 获得较理想的实体性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个案诉讼效率、刑事司法整体效率及司法资源的成本节约。
1. 平和司法能直接实现个案的诉讼效率
平和司法需要在基本查明案件事实的前提下进行。司法实践中, 罪行轻微的刑事案件大量存在, 其个案的侦查、起诉难度并不因为案件性质较轻而有所降低。如当事双方同意和解, 那么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要求不会十分严格, 侦查、起诉机关也不会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承担撤销案件、补充侦查或宣判无罪的风险。司法机关只需要审查和确认和解协议的合意性、真实性与合法性, 以和解协议为起诉裁量或审判裁量的直接依据, 从而提高对个案处分的效率。
2. 平和司法能间接实现刑事司法整体效率
刑事司法整体效率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审判准确地定罪量刑, 即打击犯罪的效率;二是通过诉讼程序的抑制作用降低犯罪的发生率, 即犯罪预防效率。由于司法构成的系统性, 个案的处分效率必然会关联到其他案件的处分效率。当前, 严重暴力性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等恶性犯罪十分突出, 诉讼打击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 大量发生的轻微刑事案件又进一步分散了司法机关的精力, 直接影响到对恶性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如果平和司法能快速、合法、有效地解决大量轻微案件的责任归属, 那么, 司法机关就能够更加有效地集中人、财、物方面的资源, 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因此, 平和司法制度起着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作用, 对全面提高诉讼效率有着积极的作用。
3. 平和司法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
与平和司法在个案诉讼效率和刑事司法整体效率上的突出作用相联系的是它在司法资源上的低成本耗费。平和司法所需时间较短, 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都不需要特别的物质或精力上的特殊准备, 参与的执法人员通常将和解过程操作得简单易行, 使之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合乎双方利益、且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和解结果。对于和解结果的确认, 又避免了案件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环节的进一步的司法资源支出。无论从设施、人员上, 还是时间、精力、金钱上, 平和司法都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
(三) 平和司法的和谐价值
平和司法还是改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正如前面分析过的,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观念中, 犯罪被视为犯罪者个人对国家利益的侵犯。刑罚是一种公权, 对犯罪人的追诉只能由国家进行, 而不允许和解。作为真正受犯罪影响者的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作用被弱化, 诉求被忽视。实践中在许多伤害案件中, 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熟人, 犯罪的发生大都因琐事纠葛、邻里关系等民事纠纷引起, 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 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犯罪发生后, 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并未完全打破, 双方都有谋求和平解决纠纷的意图。对于这类案件, 如果不加区别, 不论被害人的愿望如何, 一概通过刑事司法程序定罪、处刑, 会进一步恶化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 扩大双方的矛盾。这些都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 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而刑事和解程序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 注重发挥犯罪人与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矛盾中的能动作用, 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与空间, 促进双方的谅解, 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 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增强社会和谐的目的。
四、平和司法的可行性
(一) 平和司法的法律支持
我国一些相关法律规定为“平和司法”理念提供了充分依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依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予刑罚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免予刑事处分, 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 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也作出了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司法解释。这些都为践行“平和司法”提供了依据。再者, 从法律上看, 在平和司法理念主导下从轻处理的案件, 都有“从轻、减轻”的法定或酌定情节, 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轻伤害案件、过失犯罪案件 (如交通肇事案件) 等, 检察机关除了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不予起诉以外, 还可以建议审判机关从宽处理。
(二) 平和司法的政策依据
我国“宽严相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为平和司法的施行提供了政策依据。日本学者森下忠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世界各国的刑事政策朝着所谓‘宽松的刑事政策’和‘严厉的刑事政策’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这种现象称为刑事政策的两极化。”这就是“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趋向。具体地说, 就是指对于恶性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重大犯罪及危险犯罪, 从保护社会秩序出发, 采取报应刑思想, 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 刑事司法上的“从重量刑”, 刑事执行上“长期隔离式监禁”甚至死刑;对于轻微犯罪、偶犯、初犯、青少年犯罪等不需要矫治或者有矫治可能的犯罪, 从维护行为人利益出发, 采取教育刑思想, 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 刑事司法上的“非刑罚化”, 刑事执行上的“非监禁化”。从刑事政策的主流来看, 我国当前推行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走向是“轻轻重重, 以轻为主”, 这种刑事政策为平和司法的施行提供了政策依据。
(三) 平和司法的现实基础
我国对轻伤害案件非刑事化处理的成功做法和良好效果为平和司法的施行提供了实践基础。目前, 我国刑事诉讼的部分程序和环节中已有关于平和司法的间接的或近似性的表现, 如刑事自诉案件的允许和解、撤诉, 公诉案件轻微犯罪的不起诉、免于刑事处分、缓刑判决以及社区矫正等。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 理论界越来越注重对平和司法的研究。
此外, 从民众的社会心理看, “同态复仇”、冤冤相报的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理性目光所取代, 而且, 作为被害方常常还要为犯罪人刑满出狱后会不会出手报复而担惊受怕。从犯罪人的角度看, 一些人偶然失手或失足后, 常常是痛苦不堪, 追悔莫及, 特别急切地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弥补对方的损失, 求得对方的谅解, 以换来自己家庭的稳定和良心的安宁。这就为按照刑法改造罪犯的立法旨意妥善解决矛盾纠纷奠定了广泛的心理基础。
总之, 平和司法移植吸收了恢复性司法的先进理念, 其前提是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 目标是化解纷争、减少对抗、促进和谐, 核心是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的三统一。恢复性检察监督体系是恢复性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就要把对被害人的损害补偿放在重要位置, 以补救社会关系为着眼点, 以快速解决争端为切入点, 以有效手段教育挽救犯罪人为落脚点, 体现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和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目标。
参考文献
[1]古树.平和——现代司法之境界.人民检察.2005, (23) .
[2]马静华.刑事和解制度论纲.政治与法律, 2003, (4) .
[3]段晖, 周卫军.缓刑的刑罚谦抑性考察——缓刑的发展趋势探究.当代法学, 2001, (7) .
[4]陈兴良.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
[5]陈兴良.中国刑事政策检讨——以“严打”刑事政策为视角.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现代司法理念 篇2
司法理念是司法实践的指南，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基础，现代司法理念的建构。法治社会里，如何建构现代司法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范愉就此撰文，本报拟分两次刊发，以飨读者。
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司法理念是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在司法体制、司法组织、司法程序中，并直接作用于司法人员，形成“行动中的法”即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因素。
司法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其意义在于：首先，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带来制度的不稳定性。其次，司法改革首先是理念的变革，没有相对成熟的理念指导，容易导致改革的.盲目性、急功近利、反复无常和资源浪费。最后，理念的匮乏会导致信仰的危机，没有理念的基础，仅仅依靠口号和群众运动式的动员不可能真正树立起司法的权威。
今天，司法研究以及关于司法改革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究其方法和观点，大致有普遍主义、本土论和相对合理主义等各种路径的不同，结论也由此各异。笔者认为，无论采用哪一种研究途径，一般而言，当前研究现代司法问题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个视角：
首先，现代化或法制化的视角
针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和法制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事实，着眼于基本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寻求与现代法治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可借鉴的制度。当前，我们在实现司法独立、落实司法人员的身份保障制度以及完善诉讼程序上，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法学论文《现代司法理念的建构》。
其次，本土化或国情视点
法制现代化将成为一种宏伟的事业或追求的理想。国情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事实，正视国情不应仅仅是为现状和妥协进行辩解，而是为了解决社会客观需求与可行性及成本等实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普适性的原理都不能成为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当然依据。
最后，全球化的视界在今天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这不是为了简单地造成一种与国际接轨的声势，而是为了积极应对当代世界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挑战。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进行司法改革，其中既可以看到现代法治自身的反思，也可以看到未来司法发展的趋势，从中对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例如，当代世界诉讼外纠纷解决模式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司法和诉讼并不能解决社会的一切纠纷，协商比对抗具有更大的价值，了解自治性和行政性纠纷解决的价值，以及社会保障事业对于纠纷解决和权利保护的重要意义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的视点既可以促进我们健全和完善法制，又可以使我们避免某些现代化的弊端，面向未来，少走弯路。
基于上述三个角度，今天，当我们探讨现代司法理念问题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逻辑的一致性。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都不应出现理念和制度设计上的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当我们确定自己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法治秩序，就必然会选择一些具有最低限度普遍性的现代司法理念作为基本理念，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这一点甚至与政治体制并无冲突。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同样授予法官和检察官以独立的法律地位，尽管我国始终以司法人员素质低的理由拒绝承认司法官个人的独立，但其隐含的逻辑应该是：随着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应该逐步实现司法人员独立办案的目标。那么，我们的一切改革都应该向着这一既定目标前进。
其次，现实合理性。尽管受到体制和现实的制约，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些现代司法理念，如程序正义观念、既判力观念、法律真实观念等等，通过法学界的传播以及司法机关内部各种改革，正在为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所接受。
用理念引领司法实践的人 篇3
一位哲人曾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而思想形成人的伟大。”熟知王亚民的人都说他是个很有“思想”的检察长，他的“思想”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
“不该留的钱一分都不能留”
2003年1月，王亚民就任邗江区检察院检察长。他深知接手一个原本就已经是全国“人民满意的检察院”与接手一个基础差的院相比，工作难度会更大。
因此，如何尽快地引领邗江检察院的工作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成了他刚上任思考的方向。一次，在他下基层调研时，一位多年从事基层领导工作的乡镇党委书记坦率地说出心里话：“不瞒你说，我们基层发生问题时，有时不大想报案，因为报案后，人被抓走、钱被拿走，有时我们还要贴上办案经费。”这句话让王亚民吃惊不小，也成为他破案工作新思路的钥匙。
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后，王亚民检察长感到，这一问题虽不具有普遍性，但确是发案单位的一块心病。原因主要是，少数干警在执法办案中受利益驱动、个别案件办理质量不高、有的久拖不决引起当事人越级上访等。为此，在上任后的第一次全院干警大会上，他明确提出，转变执法理念不仅是说在嘴上，关键落实在行动上。王亚民决定从最难啃的骨头啃起，从反响最大的案件着手，打响转变执法理念的第一枪。
2004年在查处一起企业人员涉嫌挪用公款案中，依法追缴了犯罪嫌疑人挪用长达三年之久的53万元企业货款。当犯罪嫌疑人将15万元支票和38万元现金放在检察院财务室桌上时，该家企业的会计也同时接到了通知，随即从检察院领走了这笔货款。2006年11月27日，王亚民检察长亲自将一笔50万元的涉案款送至扬州某大型国有企业。总经理徐某握着王亚民检察长的手连声说：“非常感谢检察院，这笔钱对我们企业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呀！扬州的投资环境这么好，扬州检察机关的执法境界这么高，我们感觉放心，有保障。”
如此坚决的返还涉案财物，在办案经费紧张的基层院，难免令有些干警想不通。检察长王亚民认真地强调“发案单位的钱不该留的钱一分都不能留，这是雷打不动的纪律。我们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服务就是为经济建设作贡献。更重要的是我们代表国家执法，处理涉案财物，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检验执法机关是否公正的一个重要问题，直接影响到检察机关的执法形象与社会公信力”。2003年至今，邗江区检察院已累计发回涉案单位各类涉案财物达300多万元，对8起历史遗留的因对涉案财产处理不服的申诉案件作出返还决定，返还申诉人扣押处理不当财产13万余元。
尊重人权，人性化办案
“人权”一词是个时髦而敏感的字眼，而“尊重人权、保护人权”真正落实到执法办案的每个环节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王亚民检察长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转变执法理念……不能仅仅停留在理性思考和研究探索的层面，要真正将现代执法理念作用于检察执法活动。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我们要尊重人权，要人性化办案。”
徐某受贿一案侦查伊始，徐抵触情绪很大，牢骚满腹。王亚民指示反贪局干警不急不恼，认真做其思想工作，并一次次地来到讯问室，与徐某拉家常，讲检察机关办案重证据、重调查的道理，帮他分析形势，告诉他只有坦白从宽这一条路可以走。当得知徐某平时烟瘾很大并且嗜茶如命时，即派人为他买来了香烟和茶叶。在办案的关键时刻，徐的情绪一直处于低落不稳定状态，坐卧不安。王亚民及时为徐某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电话中徐某儿子告诉父亲：其媳母子平安，添了个7斤重的大胖孙子，并劝父亲赶快把事情说清楚，早点回家和儿孙们团聚。徐某听后痛哭流涕，卸下多日来的思想顾虑和包袱，不仅交代了检察机关初查时已初步掌握的问题，还主动交代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受贿问题。
徐某在法院对其判处缓刑后，感慨地对在场的所有人讲：“坦白从宽这条路我真的走对了。”他在后来给王亚民检察长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我忏悔之际，常常回想起检察官对我法律上的感召、生活上的关心。检察官人性化办案方式至今令我历历在目；在我忏悔之际，常常联想起您的风采。那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中，既不失令人敬畏的尊严，又有刚柔并济的温情，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对此，《检察日报》也予以报道，由此可见，人性化办案产生的效果，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对那些仍在犹豫、观望的犯罪嫌疑人无疑产生了正确的导向。
王亚民常说：检察机关不仅要维护正义，同时更要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检察官不但要有一颗正义之心，还要有一颗拳拳的爱心。
公正与效率是我们执法办案的最高境界
“公正与效率是我们执法办案的最高境界”，这句话王亚民强调得最多。而如何真正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公正与效率，王亚民检察长则思考得更多。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简易程序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但司法实践中，“可以不出庭”变成了“基本不出庭”。占基层检察院刑事案件总量约60%的刑事简易程序案件，如果公诉人员不出庭，庭审法官实际集控审两项职能于一身，容易导致控辩审相分离的原则，在庭审过程中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影响了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的正确行使，也不利于保障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王亚民检察长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及时组织人员进行调研，率先提出了“简易程序案件集中出庭审理”的改革思路，并在实践中大胆尝试。
邗江区院的尝试引起了扬州市检察院的高度重视，市检察院在总结提高的基础上，先后在两家基层院进行试点。2006年10月，扬州市检察机关简易程序改革现场会在邗江区院召开，扬州市检察院与法院联合出台《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实施办法》并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施行。简易程序案件集中审查，集中出庭公诉。这一举措兼顾了刑事司法审判活动的公平与效率，有效地弥补了因公诉人不出庭而导致的法律监督的缺位。《检察日报》在头版报眼位置以《江苏扬州简易审程序公诉人须出庭》为题进行了报道，随后，《检察日报》又配发评论员文章，予以积极评价，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让干警有成就感
由于基层检察院的局限性，基层检察干警在职务职级上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在职级决定待遇的体制下，基层检察干警长期甚至终身处于较低职级上，“动力缺乏”症在所难免。王亚民检察长意识到要调动广大干警的积极性，消除“动力缺乏”症，就必须要从人才选拔方式上改革目前的运行模式，要将公平竞争机制引入到干部的任用和人才培养上来，“让基层干警在本职岗位上有成就感。”
“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人才工作的一种高境界，而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则需要观念更新，需要制度创新。在王亚民检察长的主持下，邗江区检察院认真总结前几年干部人事改革的经验，加大了育人、选人、用人的力度和范围。大胆起用新人，破格提拔业务能力强的年轻人进检委会，参与决策议事，充分发挥智囊团作用。
邗江区院率先提出放开报考法学硕士的限制，鼓励全院干警通过在职学习提高能力。2003年至今邗江区检察院连同在读的就有10名同志具有法学硕士学历。
经过几年的培育，只有50多人的邗江区检察院先后有7名同志被上级院或地方党政部门选拔重用。邗江区检察院“出人才”、干部年轻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被传为美谈。而这一切源于王亚民检察长的眼光与胸怀，他是一位站在人才队伍背后的“伯乐”。
老百姓的奖赏是最高的奖赏
几年来，邗江区院在获得全国检察机关“人民满意的检察院”荣誉的基础上，先后被省检察院表彰为先进检察院和业务建设示范院，被地方党委表彰为市人民满意政法单位、文明单位。但王亚民检察长最在意的是“支持社区建设先进集体”这块奖牌，因为他是老百姓送的。
在王亚民检察长的倡导下，邗江区院牢固树立起“老百姓的奖赏是最高奖赏”的政绩观；同时，他又提出打击犯罪、推进“法治”建设是政绩；同样，服务百姓、构建和谐社会也是政绩的观念。
邗江区检察院先后与兰庄、翠岗等小区60户贫困家庭开展结对帮扶献爱心活动，仅去年春节前后，资助的钱物就达2万余元。此外，邗江区检察院还不定期与当地社区结成了“和谐共建”结对单位，积极的参与社区建设，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化解邻里矛盾。社区的居民们无不交口称赞“邗江检察院的检察官，把好事做到了家门口。”
烟花三月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在视察翠岗小区时，挥毫写下“和谐社区”四个大字，对包括邗江检察院进社区推进法制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表示赞赏。
四年来，邗江区院在全国检察机关“人民满意的检察院”荣誉的基础上，又被省检察院表彰为先进检察院和业务建设示范院，被地方党委表彰为市人民满意政法单位和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司法改革探讨 篇4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 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社会主义法治包括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平正义、法律权威、监督制约、自由平等等内涵。
(一)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
人权是人作为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 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确认。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确认为权利, 不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面临着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险, 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 而且是因为人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和动力。现代法律就是保护人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和强制力量。人权体现了现代法律的精神, 人权保障奠定了现代法律的合理性基础。
(二)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
现代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 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机制。公平正义, 就是指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 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社会主义立法要体现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 使正义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 使实现正义的途径程序化、公开化。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
(三) 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
任何社会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都要求有一定的权威, 而法治社会的政府权威是置于法律权威之下的权威。宪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权威则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治的关键。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实质内涵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
(四) 监督制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机制
实行法治就是要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在我国,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 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 接受其监督。
(五) 自由平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和尺度
自由是人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下获得解放, 人的内在尺度与客体的外在尺度相互转化、相互统一的进步状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创造实现和保障人类自由的社会前提。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创造和保障这种不断发展着的自由的社会控制系统。只有坚持以人为本,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才能保证人的尊严、价值和主体性得到尊重, 保证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 才能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推进司法改革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 是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的现代法治理念, 司法制度的发展以及司法改革的推进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和支持。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 坚持公平正义, 确保司法独立
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 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
(二) 维护法律权威, 改革司法体制
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 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
(三) 坚持监督制约,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 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机制是监督制约,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 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监督模式转变, 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 建立严格的选拔、淘汰和监督制度:严格法官、检察官的任免程序, 把好选拔关, 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选拔、任用、监督管理法官、检察官, 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 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 实现法官、检察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 实行法官轮训制, 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
(四) 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
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 维护法律的权威, 使审判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 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 设立独立执行局, 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 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 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 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
摘要：司法制度是整个国家上层建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统治阶级为保证法律实施而制定的制度, 包括司法机关的设置及其任务、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组织与活动原则及工作制度等。目前我国司法制度还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 而完善我国司法制度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和支持, 即在社会主义法治视角下思考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问题。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司法制度,司法改革
参考文献
[1]张卫平.司法改革论评[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2]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3]贺卫方.运送正义的具体方式[M].上海三联书店, 2002.
[4]赵凌.司法酝酿重大变革[J].南方周末, 2003.8.14.
[5]陈卫东.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
现代司法理念 篇5
【论文提要】本文认为：司法理念是司法制度的灵魂，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念准备不足会导致立法的矛盾、混乱和缺乏可操作性，也会带来法律和制度的不稳定性，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是司法制度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条件；司法理念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完善。作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重要角色的法官，树立什么样的司法理念关系到中国司法改革和建设的走向和前途。
【关键词】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理念 传统司法理念 司法程序 司法公正 法官素质 人格塑造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同时提出“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必须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要完成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实现社会普遍的公平与正义这一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根本目标，法官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牢固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司法理念是司法制度的灵魂，树立正确的现代司法理念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条件；司法体制改革是理念的变革，首先在理念上必须有相对成熟的思考和共识，因为没有理论指导的改革是反复无常的，而且司法理念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完善。
一、我国传统司法理念及其发展
-1-
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司法制度真的有理念吗？人们之所以会对中国的审判制度、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是因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新中国建立几十年来的发展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式，即法院是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是一个准军事化的暴力机器，哪里存在什么司法理念？形成这种局面必须从我国的历史和司法传统找原因。而传统司法理念及其发展也确实存在如下方面表现：
第一、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现代的发展中，居于指导思想地位的经常是一种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倾向，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的方法论，在制度建构和改革过程中，往往显得理念准备不足、甚至完全没有经过理念上的论证，在司法制度建立之后，亦缺乏对其内在理念的系统阐发。因此表现在制度设计上的不系统、不周密、不合理和较大的试探性、灵活性。
第二、以往我国关于司法理念的论述，很多往往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出现的，表现为类似于“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满意的好法官、树法院好形象”之类的口号，并辅之以运动式的动员和推进。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述，往往把理念推向极端，一方面容易导向谬误，另一方面则掩盖了其内在的合理性，以致于极易招致同样意识形态化的反驳，使建立在正当性与合理性之上的理念研究失去了科学的基础。
第三、我国历史上素有理念表述（宣言与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的现象，以至于人们如果把外在宣示出来的理念作
-2-
为真实理念基础时，实际上可能与事实相距甚远。表述的理念（宣言与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使司法理念的真实性成为无法检验和贯彻的空话，所以，有必要通过实证的方法探索真正的理念之所在。
第四、改革开发以来，我们致力于传播西方现代司法理念的同时，缺少对自己司法制度与实践的历史现状的了解，尤其是建立在现代司法通用的概念和范畴之上的，在现代的语境中所做的实证性研究十分匮乏，因此，每当面对西方司法理念博大精深的体系时，我们常常感到自惭形秽。因此我们常常不得不承认自己理念的贫困，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理念的体系。
今天，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演进和改革的深化，新的司法理念的需求终于日益凸现出来了――为改革提供正当性的论证，包括批判和建构。
二、现代司法理念的提出、概念及内涵
肖扬院长于12月提出要树立“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肖扬院长的这一提法就明确了中国司法理念的发展方向，也对中国现代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高素质的法官必须具备现代司法理念。
那么，什么是现代司法理念呢？我们先分析理念，所谓“理念”实际上就是原理和信念、价值观，是一种制度在建构和设计中内在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哲学基础；它是一系列价值选择的结果，指向某种特定的目标。而司法理念即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也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对司法的功
-3-
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理念通常应该体现为具体的制度，在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中贯彻始终，并能够得到验证。某个人在其行为中始终遵循的原则和信念、信仰，则可以理解为他们的个人理念。
理念首先具有客观基础，是由社会决定的、而不是纯主观的、先天和超然的东西。理念通常是建立在其主体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具体历史条件之下的，具体的理念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和时代背景相联系的。美国与英国的法律体系在形式和渊源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美国法的理念却与英国存在本质的不同，基于对英国统治者的反叛，美国人在建国之初的政治和司法理念中就深深的渗透了对权力的不信任，因此产生了与英国的贵族式司法制度完全不同的大众司法观念（民选法官）和陪审制度以及司法审查制度。而法国人则出于对司法权的戒心，在其制度设计中着重保护行政权的行使，因此其行政体系、行政法院得到了高度发展。其次，理念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应然的或普适的，理念应该能够通过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活动得到反映和验证，具体化为一系列实证性的可考察的制度和实践。理念的合理性必须与具体的制度运作环境相结合才有真实的意义。例如美国的司法理念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加以体现的：陪审团、证据规则、证据开示、一次性审理等等。
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为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道德水准，包括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开、廉洁等。现代司法理念是现代法治原则的结晶，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
-4-
反映。现代司法理念具体包含以下意思：
（一）现代司法理念是人类在现代社会对司法客观规律的认识和高度概括。与其他国家职能活动相比较，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其他国家权力相同或相近的规律，如公权力的强制性、确定性；另一部分是司法自身所持有的规律，如裁判权的中立性、专业性。人类在研究、认识、运用、遵循这些客观规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司法理论。而将司法理论中的精髓与司法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一些概括、简练、根本、基础的司法精神和司法观念，这就是司法界乃至全社会应当树立的“司法理念”。
（二）现代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活动以及司法相关的所有活动的意识形态。司法理念就是司法思想，而且是高度民主凝练的司法思想。它与普通的司法理论相区别，形成统领全局、发挥基础
和根本作用的精神指导。
（三）现代司法理念是一种高尚的司法信仰和精神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道德情操的升华。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关于生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一系列信仰”，是高层次人类精神活动的成就与结晶。所以司法理念便成为人类在一个健康、法治社会中的共同信仰。从司法理念的表述形式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公正、独立、公开、民主，都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世界各国都有一些法官为维护司法独立而作出牺牲，而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仰成为司法权威得以树立的基础。在英国，人们可能会对政府的各种活动评头论足，唯独对法官的裁决是绝对的信仰，从不给予任何的非议，因为人们相信法官是正义的代表和维护者。
-5-
三、司法公正在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地位及实现途径
司法是什么？司法只是一种裁判，日本著名学者兼子一教授在其著作《裁判法》中解释道：“裁”是一刀两断的解决，“判”是作出辨别是非黑白的评价、判断。司法只负责对纠纷作出裁判，裁判以外的事不属于司法的范畴。比如执行裁判，那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的事或是行政机关对不愿履行的当事人强制其履行的事；强制执行属于执行法律的范畴，是行政的权限范围，法官只是“宣告法律”。执行法律需要权力，裁判需要的是法律知识、鉴别真伪的智慧及公正心。
公正是法律的核心价值。公正的司法理念是司法制度运行中的“润滑剂”和“填缝剂”，能够指引法官在制度框架内自由裁量，而不失其公正性。
司法公正是现代司法理念永恒的灵魂。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司法公正，强调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形式正义只是手段，而实质正义才是目的，形式正义须服从于实质正义，并最终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司法公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会公正。司法公正是指作为中立者的人民法院在审理各类案件时，对任何当事人都公平的适用法律，使裁判结果最大限度的符合实体公正。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者是辩证统一的，这一理念目前已深深印入到每一个法官的脑海之中。但是实践中也经历了一个认识和探索的过程。首先是从“重实体、轻程序”到“实体与程序并重”，因为程序公正是“看得见的正义”，没有公正的程序，或者程序得不到严格遵循，即使做到了实体公正，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和猜测。
现代司法理念区别于传统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6-
便是对司法程序的认识。法官所持的程序观念不同，对案件
的处理可能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当然司法仅凭静态权威尚不足以引起人们对它的信仰，司法的生命在于公正。只有公正的司法才能使司法恒久保持权威，成为人们的某种信仰。那么，司法怎样才能实现公正呢？
首先，要求做出司法裁判的主体―法官的立场应该是公正的，法官必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换言之，法官要独立。法官不独立，就难免受到各种不相关因素的牵扯，从而偏离公正的立场，导致裁判不公。法官除了向法律负责外，不向任何人负责。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其次，要求法官有公正心、廉洁心，即要让法官专心致志于裁判，以一颗公正的心来面对案件事实，这就必须给法官高薪和退休保障，使其能抵御贿赂的诱惑，让法官不为金钱而“动心”，并通过法官终身任职，免除法官的后顾之忧，让法官不必为遭打击报复而“担心”，使法官在裁判时只需依自己的良心，按法律办事。
再次，法官不仅要有公正心，法官还应当有“公正力”，即法官具备精深的法律知识、经验和智慧，才能对事实作出合乎法律的正确判断和评价。否则，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话，也难以做出公正的裁判。
最后，裁判的公正还要求程序的公正。司法是一个过程，裁判是在经过一系列程序之后的判断，程序的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裁判是否公正。我们必须承认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因为程序公正是司法活动的外部特征，脱离程序公正去追求
-7-
实质公正是违反司法裁判的基本规律的；同时，程序公正也是实质公正的重要保障，失去程序公正的司法审判几乎不可能有实质上公正的结果。
四、法官应该具有怎样的司法理念
司法的本质是理性，法律推理是一种理性过程，裁判者不能有利益、感情牵扯，中立是最基本的要求。
法官也必须是理性的，这种理性是忠于法律，正确的适用法律的必要。这是由法官的性质决定的，法官是被授权运用规则对具体冲突事件作出权威性判断和强制性处理的专业人士，法官之所以能够被授予这种权力，是因为他们被认为具有相应的人格禀性和职业素养，能够公正和理性地运用规则，对个别案件作出能被公认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推鞠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新唐书●百官志一》）的说法，其意思是查明案情、公正裁判是法官的最大功劳。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司法的标志是天平和宝剑。天平象征这公平裁判，宝剑象征着惩恶扬善。可见法官首先担负着通过公正审判而伸展正义，惩罚罪恶的职责，其次法官具有公平裁判和惩恶扬善的能力。
1、现代司法理念在法官审判实践中的意义
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法官只依照法律和良心办案，法律体现一般的社会公共理念，是对法官权力的支持、限制与制约，良心是保证法官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的基本条件，良心是法官依据个人的理念对社会公共理念的理解和解释，法官的良心是社会公共理念、个人良知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法官的个人理念，包括道德、政治、常识、哲学的价值选择。
-8-
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法官独立办案受到重重限制和妨碍，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混乱和道德失范也对法官个人司法理念的形成和坚持造成了各种障碍，也确实尚未形成法官个人司法理念的发挥的空间和自由，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法官的个人理念也是必需的，而且一个真正的法官必须把理念的形成作为自身基本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既需要把握体现在法律规则和司法体制中的理念，又需要通过自己的理念进行事实判断和法律解释。
2、当前社会条件下对法官司法理念的要求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法律和制度的不健全，法律的空白大量存在，法律的发展空间很大，法官通过个人的审判活动，通过个案探索实现社会公正的空间和机会很多，法官个人的理念甚至比稳定发展时期具有更大的作为。从个案的突破到普遍的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步被司法实践和社会认可，形成新的规范（司法解释、立法），在我国当代司法实践和法律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裁判活动的“主体”是“法官”，而不是“程序”，无论如何科学、精密的程序也取代不了“法官”。程序规则只是形成法官“内心确信”的工具，正如“程序正义”只是实现“实质正义”的手段。司法改革也好，庭审改革也罢，法官人格的塑造才是关键。正如自由法学和法社会学的倡导者爱尔里希所言：“惟有法官的人格，才是法律正义的保障”。
对于法官而言，职业道德在司法理念中尤其重要。目前，法官的首要素质要求是道德素质的提高，其次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公正是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官司法理念的最本质要求。公正才能对良心精心守护，由此才可能成
-9 -
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官（一致性）。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指出：“判
决是经过法官道德过滤过的法律”。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法官的要求与其他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有不同要求：（一）法官应自觉区别于立法者，从司法的定位和社会分工而言，社会的利益冲突和资源分配主要是由立法者通过立法活动完成的，法律解释本身的创造性确实很重要，但根本上法官的使命是尽量准确阐释立法者的原意，在个案中实现正义，至于涉及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权利冲突的法律改革，应尽量在个案判决中提出问题和具体处理的同时，将其留待立法者统筹解决。由于法官角色的局限性，不具备整体把握资源分配和利益平衡的能力和正当性，因此，应将重大政策问题的决策权留给立法者。（二）法官应区别于法学家。作为实务法律家与从事法学研究的法学家在素质构成上存在某种重要区别，这种区别首先是来自现代法治本身的特征及其所应有的逻辑，同时也取决于法律职业集团内部分工的需要。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存在及其所具有的超法律的特性非常重要，它具有体系性、原理性和批判性的特征，以理性思辩和逻辑自足为基本要求；而且，法学并不必须以忠实于现行法为基本精神，它不仅能够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来阐明法的本质和价值，而且能够通过对现行法的评价、批判和重构，成为推动法律发展的动力。相比之下，法律实务则以现行法为基础展开，其基本要求是严格性、统一性、操作性和保守性，执法者应尽量避免对现行法进行道德评价。这样才有助于培养实务法律家对现行法的信仰与忠诚，保证法律适用中的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一般而言，法官应该是忠于和严格遵循现行法律制度和
-10-
规范的，而学者则可以是激进的或彻底、乃至极端的，高举起理想主义或鼓动人心的旗帜；法官的法律解释应该是严格的、谨慎的、以现行法为依据和基础的；而学理解释则可以是扩张的、发散的，以社会权利和应然原理乃至比较法为根据的。
法官应当比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具有更高的职业道德要求，这是由司法的性质所决定的。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当前社会道德自律和道德低下的情况下，单独要求法官做到大幅度超越也是不现实的。基于孟德斯鸠关于权力性质的认识，从公正社会的要求来看，权力越大者其道德要求应当越高，如果权力显赫的群体首先不能严格道德自律，也就难以要求法官高标准的道德自律。中国是一个极特殊的“关系社会”，如某学者所言，人际关系凌驾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因为这种超越一切的人际关系的存在更容易使法官感染社会不正之疾，法官也是“容易受伤的人”。笔者并非为法官自身道德提升寻找托辞。司法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建构和完善能够抵御外来病毒感染、侵蚀的制度机制，但在健全防御制度的同时，如果不从外部清理病源，则天天“升级”版本都将是消极所为。
法官的司法理念还应根据其所处的法院级别即功能定位有所不同，基层法院法官的主要功能是解决纠纷，他应该更多的了解当地的社会习惯、道德水准和舆论、价值观和习俗等社会规范，了解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和民众的法律意识程度以及他们的社会组织、行为方式等特殊的信息，以便在纠纷解决中更好的做到合情合理合法。而高级法院的法官则更多的担负着统一法律、形成判例乃至规则的重要使
-11-
命，他们需要更多的了解国家的政策、社会的发展和法理的变化和精神，加强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学识和思辩能力。
参考书目：
①蒋惠岭：《培养现代司法理念系列讲座》，《人民法院报》10月20日
②蒋惠岭：《现代司法理念基本问题》，《人民法院报》月18日
③陈瑞洪：《司法与民主：中国司法民主化及其批判》，《中外法学》第4期。
④贺日开：《司法改革：从权力到权威》，《法律科学》第4期。
⑤王卫国：《论社会冲突中的司法公正》，中法网―11月25日。
⑥刘俊武：《口号的法理解构》，《北京青年报》12月18日。
员额制改革与司法监督理念的转变 篇6
一、“以内为主”向“以外为主”转变
监督司法的方式可归纳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大类。传统司法监督方式基本上是以内为主，主要是通过领导日常审批案件以及内部纪检监察部门查处违纪违法的方式进行监督。虽然开始引入外部监督因素，如推行阳光司法等，但基本起辅助和次要作用。员额制条件下，大多数案件的审批被取消，法官、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得到增强，依托行政领导把关的监督方式失去了制度和机制支撑。员额制分类管理后，综合保障部门人员精减，继续沿用过去以内部查案为主的方式进行监督，很难获得力量保障。员额制改革的新格局下，司法监督必须加强，而加强不是简单的力量累积，而是要进行监督理念和方式的变革，即要从以内部行政化为主的监督方式，转变以外部社会化监督为主的方式。所谓外部社会化监督为主，就是要树立司法监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理念，把法官、检察官从“深宫”中推向社会，在让群众知道案件是谁办的、谁判的同时，还要将法官、检察官个人工作、生活的状况置于媒体的聚光灯下，接受社会监督。司法的社会监督不能只见“院”，不见面“人”。员额制改革在增强法官、检察官主体性的同时，理应承担全方位接受社会监督的义务。
二、“过程控制”向“结果问责”转变
为强化对司法办案的监督，过去在诉讼法之外附加大量的内部办案规范。这些规范的内容主要是便于行政监督而设置的内部汇报或批准等，这些规范究竟是怎样出台的，有没有科学论证过，有没有测算过包括人力物力在内司法资源能否承受，都需要打问号。内部规范的目标大多是为了实现案件质量的“过程控制”。“过程控制”式的监督对于生产活动是个“好东西”，但是，它不符合司法规律。司法要义在于公正与效率的统一，“过程控制”成本巨大，效率较低，虽然具有人数最多的法官、检察官队伍，但依然难以解决基层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疲于应付的困局。更重要的是“过程控制”式监督妨害司法责任制的落地，模糊和分散了错案的责任。因此，司法监督要把重点由过去的“过程控制”转变成为“结果问责”，把本来是个案的问题，回归到个案处理。要发挥诉讼法相关各方制衡监督效能，通过程序有效运行将问题充分暴露，同时切实发挥司法惩戒委员会的作用，在与社会互动中抓好个案处理。“结果问责”本质上就是充分运用司法自身的方式，而不是行政的方式处理个案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
三、“注重法纪”向“注重伦理”转变
法治首先是一种信仰，法官、检察官必须要作信仰法律的楷模。司法监督不仅要对触犯法纪底线的人和事进行查处，还要注重对法官、检察官与法治信仰相关的司法职业道德、品格等伦理规范的约束。员额制改革条件下，法官、检察官职权和责任高度统一，必须提高监督标尺。司法威信中，“信”远大过“威”，如果仅以不发生违法违纪为司法监督目标，不可能赢得社会公信。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感受更多地在于司法态度与司法节操，只有看到司法人员真诚信仰法律，才可能相信司法公正。司法监督要秉持“重惩小恶，以戒大恶”的理念。所谓“重惩小恶”，就是注重对过去不太重视的司法伦理等软规范的监督。只有抓住法纪之外的“小恶”不放手，才能真正坚守住法纪的底线。司法监督不能以法代纪，也不能以纪代德。员额制改革后，司法监督要更加主动，决不能等到违纪违法发生后再把处理“人”作为工作重点，而应当从伦理层面抓起，构建完善的司法伦理责任体系，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员额制改革后的要求。
现代中国之能动司法 篇7
【关键词】 能动司法 司法能动主义
1. 能动司法的概念
从司法的政治社会功能的角度出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是能动司法提倡者，王院长2009年在江苏调研时指出：“我们所讲的能动司法，简而言之，就是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1]
从对司法机关行为要求的角度出发，公丕祥较早系统论述了能动司法的含义，认为能动司法有三层含义：一是能否把纠纷有效化解在基层、能否彻底消除纠纷隐患是社会评价司法的最高标准，相比之下，裁判的合法律性与规范性则是第二位的；二是司法应当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更加主动地发现、预防、解决纠纷，而不能满足于被动受理案件；三是法院不能拘泥于“裁判”这个狭隘的职能分工，只要是有助于预防、化解纠纷的工作，法院都要积极去做，包括积极开展调研、建立纠纷预警机制、提供司法建议为党委政府决策献计献策也是司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官不能只做单纯适用规则的消极的裁判者，而要充当“社会工程师”角色。[2]
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中国语境下的能动司法有其特殊背景与需求，即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在遵循法治和司法规律的前提下，基于国情、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积极有效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即法院和法官在遵循法治规律与中国现实基础上，对司法中涉及的具有宪政意义的制度问题所作的改革与创新并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3]
2. 能动司法的特征
能动司法是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多发，法制不健全、法治意识还比较淡薄的国情下提出的，是司法在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下对于司法需求的一种回应。表现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我国能动司法具有政治性、人民性的特征。能动司法强调最大限度地适应司法基本国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司法国情要求司法必须充分发挥法的社会职能作用。充分整合社会资源，以实现法的社会功能服务于人民群众。
其次，我国能动司法具有主动性、服务性的特征。能动司法明确指出，司法要积极主动地满足社会需求，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人民司法，为社会服务。主动性、服务性是新时期能动司法的重要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司法理念最根本的特征。
再次，我国能动司法同时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特征。能动司法坚持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但并不排除法律适用的灵活性，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能动司法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彻底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为目的，其所追求的司法效果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个案平衡与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内在统一。
3. 司法能动主义概念的论争及其与能动司法的联系
司法能动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国家是美国。在美国，近十年来，司法部门在政治过程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布莱克法律词典》的定义是“司法能动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涵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当司法机构发挥其司法能动性时，它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更倾向于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演变的趋势，而不是拘泥于旧有成文法或先例以防止产生不合理的社会后果。因此，司法能动性即意味着法院通过法律解释对法律的创造和补充。”[4]《美国法律辞典》将司法能动主义定义为“对美国法律制度中审判行为的一种见解。司法能动主义者认为上诉法院发挥着实质性的和积极的政策导向作用。司法能动主义倡导法官接受新的政策，即使是那些与既定的法律规范和先例不一致的政策。最重要的是主张法院适用自己的政策优先于那些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政策。这最鲜明地表现在法院宣告一项政府行为因危险而无效。司法能动主义还可以把法律规范延伸到给政府行为确立特定的要件。”[5]综上所述司法能动主义在西方理论界具有多义性，而区别主要集中于法官造法，违宪审查方面。
4. 能动司法和司法能动主义的区别
根据我国“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宪法和法律制定权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狭义的司法权）。”[6]鉴于在我国司法权是立法权的下位权力，所以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而且司法机关解释法律的权力在当代中国有且仅有最高人民法院享有。我国的能动司法必然基于自己的国情和富有自身特色，主张在中国语境下充分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以更加有效地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和中国的能动司法都作为一种司法裁判的理念，从司法裁判的角度，强调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应当根据“各种具体的条件和情况结合法官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充分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利益衡量原则下作出合法合情合理的裁判”。[7]
与美国相比，我国并不具备司法能动主义产生的宪政基础、违宪审查制度、法官职业化、实用主义法律哲学等司法能动主义适用的基本条件。在西方的语境之下，司法的能动性与政治性是粘连在一起的，能动意味着司法更高的价值追求，立法活动通常是政治性的，司法能动性与政治性两者相关联。我国的能动司法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矛盾表现出一定的突发性特征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无论是在产生的憲政基础上还是在司法国情和司法性质上与司法能动主义都有着巨大的差别。
由此，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能动司法，不同于西方盛行的司法能动主义。能动司法是在当代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立法权至上的宪政制度中提出的，它不仅是当下的司法举措，更是我国司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所必须坚持的一种司法理念。所以，区分能动司法和司法能动主义的本质内涵，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贯彻能动司法理念，更好地发挥司法的社会作用有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于2009年8月在江苏法院视察调研时的讲话.
[2] 吴英姿：《风险时代的秩序重建与法治信念-以“能动司法”为对象的讨论》，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1期.
[3] 张军：《司法能动：中国语境下的选择与进路》，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6月3日.
[4] 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Henrv Campbell.Black Law Dictionar-v.West Publishine Co.6th ed.（1990），v.847.
[5] [美]彼得·G·伦斯特洛姆编：《美国法律辞典》，贺卫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页.
[6] 王建国：《司法能动的正当性分析》，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5期.
[7] 王建林：《司法能动的中国特色-兼与美国司法能动的比较》，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9期.
作者简介：宁洁，陕西西安人，法学硕士，西安财经学院法律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