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评介

研究评介（共12篇）

研究评介 篇1

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人类重要的认知手段隐喻从词类来看,可分为名词性隐喻和述谓隐喻。后者包括动词隐喻。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名词隐喻, 对动词隐喻研究很少。张建理和朱俊伟在2011年发表了《动词隐喻的本体研究》试图通过动态识解论对新奇动词隐喻进行研究, 旨在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实际心理操作提供新视角。

1.主 要内容

此文主要有五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

第二部分介绍了隐喻的动态识解。将解喻者从感知到成功识解隐喻的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隐喻衔接、局域激活隐喻连贯。

第三部分是动词隐喻识解。文章只讨论了新奇动词隐喻第一类为主语—动词概念冲突的隐喻。如:

Their money melted away on unexpected expenses.

句中“钱财”在现实世界中不会“融化”,因此与动词属非常规语义搭配。依据语境其主语指称为真,判定此句有动词隐喻。此为隐喻衔接阶段。源域中“melt”的常规语义搭配主语为“冰雪”,这类物质由于外来温度的升高会消融。钱财虽不会融化,但会因消费而减少和消失。在隐喻连贯阶段,解喻者认识到施喻者施喻者设定“钱财是冰雪”这一隐喻表达钱财会像冰雪那样消融。

第二类为动词—宾语概念冲突而产生的隐喻句。如:

Mary unleashed her worries.

句中的“worries”指称情绪,与动词没有常规语义匹配。按语境认定此句主语和宾语的指称均为真并作相关推理, 可判定存在动词隐喻, 此为隐喻衔接。在句子的局域激活阶段“unleash”的概念为“放开链子使…… 自由活动”,激活源域中常规受事“狗”,其典型意象为行动自由的狗。但靶域中的受事是‘忧虑’,在隐喻连贯阶段,源域与靶域,尤其是其中的“dog与“worries”映现为双重影像,并产生类比性关联:狗和忧虑在解除约束以后都会产生自由的感觉。于是“unleash”概念映射到靶域上,被解读为“free”。

最后是动词概念,即主语、宾语概念冲突的语例。

如:胶济铁路事故撞中铁路法软肋。

这儿的“撞”义为“有巨大物理冲击力的接触”。与句子主语和宾语没有常规语义匹配。按具体语境设定它们的指称为真,判定此句存在动词隐喻。在局域激活阶段,解喻者意识到整句的语义与铁路交通有关, 因此源域很可能为常识中的火车撞人或撞物事件。在靶域方面,主语和宾语并不指称同一概念域, 而是各指称一个靶域。同时宾语本身已含有转喻和隐喻:“铁路法中的盲点是人的软肋”。在隐喻连贯阶段,源域中的施事和受事与靶域的相应部分发生跨域互动和映射来理解此句的隐喻义。

第四部分是动词隐喻与名词隐喻的异同。二者都是对某事体的形容或修饰。它们源域都起到构成隐喻的作用。但名词隐喻是“以名词为整个源域所促激的隐喻”,动词隐喻是“以动词为局部源域所促激的隐喻”。从概念整合上看,动词隐喻中动词对名词有限定作用,而名词隐喻句可以较笼统,二者的认知机制也不同。

第五部分是结语。概述了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意义。

2.简 评

此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以下方面:

(1)对动词隐喻进行细分并指出动词隐喻的工作定义。一直以来学界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名词隐喻上, 而本文丰富了对动词隐喻的研究认识。

(2)通过动态识解论对动词隐喻进行本体研究 , 为揭示人类认知的后台操作开启了新窗口。本文以Croftand Cruse的动态识解论分析新奇动词隐喻。将动词隐喻的三个不同次类通过隐喻衔接、局域激活、隐喻连贯这三个识解阶段进行隐喻识解,详细讲述了其识解过程。同时本研究有可能对其他词类的隐喻的识解过程(如形容词、副词、介词隐喻)有所启发。

(3)区分了动词隐喻与名词隐喻的异同。本研究主要对二者在源域激活与表征方式上的异同进行了探讨, 有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更加深入地了解动词隐喻, 同时提醒不注意动词词义区别必然会导致研究结果的混乱。通过对两类隐喻的对比, 为正统神经心理学认为隐喻只涉及右半脑这一受到质疑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对动词隐喻的研究不够全面,本文只讨论了相对新奇的动词隐喻,没有讨论那些规约化动词隐喻和成语性动词隐喻。其次,对动词隐喻与名词隐喻的异同局限在认知识解中的源域激活与表征方式上, 但没有对名词隐喻与动词隐喻的识解方式的不同做深入细致解释。

总的来说,本文对动词隐喻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探究,丰富了国内对动词隐喻的研究, 同时对动词隐喻的本体研究为揭示认知的后台操作开启了新视窗。

摘要：本文介绍了张建理和朱俊伟《动词隐喻的本体研究》论文的主要内容,并对其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动词隐喻,动态,始解

研究评介 篇2

日本信托法理论研究评介

王巍

一、引言

众所周知，日本的信托制度发达，信托法规范和体系也相当完备。与此相对应，日本的信托法理论研究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日本信托制度和信托法律的发展进程中，信托法理论研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及时总结和提升国内信托发展的实践经验，并借鉴英美等国的信托先进制度；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信托观念的普及、信托立法水平的提高和信托制度的完善。我国汲取日本信托发展的有益经验，不应仅仅停留在立法技术、产品设计等层面上，还应注重对日本信托理论研究的借鉴，尤其应该认真总结和吸收日本信托法理论研究的宝贵经验。毕竟两国都有大陆法系的传统，在相似的文化背景下继受“信托”这一舶来品，必然会遇到很多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我国信托制度的发展相对滞后，信托法规范和体系尚处于构建的初始阶段，信托法理论研究水平亟待提高。本文通过整合日本信托法理论研究的相关资料，对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加以评介，以期对我国的信托法理论研究能有所启示。

二、日本信托法理论的代表性着作概览

一个世纪以来，日本的信托法理论与信托制度、信托法规范和体系一起成长、发展和完善。其间，信托法理论研究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既有对英美等国先进制度的借鉴，也有对本国信托实践的总结和提升，还有对信托观念普及、信托立法完善和信托制度本土化的推动。总之，在日本一步步成为信托先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由法律人主导的信托法理论研究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在一代又一代日本信托法学人的不懈努力下，一大批优秀的信托法理论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下文列出了较有代表性的35本着作，时间跨度从19到，基本上反映了日本信托法理论研究在各个时期的成就。

除了优秀的着作，日本信托法理论研究的成果还反映在数量可观的论文上。例如，较具代表性的有：中野正俊，“信托中受托人的忠实义务”，载《法学志林》第98卷第2号；冈田岩吉郎，“信托受益权的本质”，载《法律论丛》第17卷第6号；永井寿吉，“日本信托法要义（8）”，载《信托协会会报》第17卷第4号；中野正俊，“欺诈目的的信托与债权人的撤销权”，载《法学志林》第99卷第1号；玉井茂，“信托的特异性（二）――受益权的性质”，载《法学新报》第48卷第3号；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的信托法理论研究中，常常以信托行为为基础，把以受益权为中心的法律关系（核心是受托人的义务和受益人的权利）作为研究信托的关键，并围绕如何把握受益权的性质来探讨信托的基本构造。这成为了日本法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争论的焦点，也由于各自观点和立场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信托法学说。例如，“债权说”、“物权说”、“实质性法主体说”、“相对性权利转移说”、“限制性权利转移说”等。

详而言之，“债权说”在日本的影响最大，基本上处于“通说”的地位。主张“债权说”的信托法学者主要有：池田寅一郎、青木彻二、三渊忠彦、游佐庆夫、入江真太郎、吴文炳、栗栖赳夫、上田启次、新井诚、永井寿吉。但是，随着日本信托法理论的不断发展，“债权说”也经受着其他学说的挑战。例如，“物权说”、“实质性法主体说”和“限制性权利转移说”。主张“物权说”的信托法学者主要有：岩田新、玉井茂。主张“实质性法主体说”的信托法学者主要有：四宫和夫、松本崇、木下毅。主张“限制性权利转移说”的信托法学者主要以中野正俊为代表。目前，主张“相对性权利转移说”的学者已不存在。

三、日本信托法理论的代表性着作简介

如上文所述，日本信托法理论研究的成果丰硕，学说流派观点不一。在现有的条件下，笔者不可能一一道来。因此，下文选择了中野正俊、四宫和夫、新井诚三位信托法学者的代表性着作，着重从体系结构的层面上加以简介。他们分别代表了“限制性权利转移说”、“实质性法主体说”、“债权说”三种不同的信托法学说，希望本文的简介能对我国信托法理论研究提供一点启示。

（一）中野正俊先生的代表作――《信托法判例研究》

该书是围绕法律条文展开研究的，主要涉及到2部法律（《信托法》和《民法》）的19个条文。其中，《信托法》有18条，《民法》有1条。具体而言，《信托法》涉及到第一条“信托的定义”、第二条“遗嘱信托”、第三条“信托的公示”、第四条“受托人的义务”（即受托人遵守信托行为的规定来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第九条“禁止受托人享受利益”（即受托人享受利益的限制）、第十一条“诉讼信托的禁止”、第十二条“欺诈信托的撤销”、第十三条“受托人对信托财产占有瑕疵的继承”、第二十条“受托人的管理义务”、第二十四条“共同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共有及共同处理信托事务的义务”、第二十七条“受托人赔偿损失或恢复信托财产原状的义务”、第三十一条“撤销信托违反的处分行为”（即受益人对受托人违反信托本旨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行使撤销权）、第四十条“书类的查阅”（即信托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对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的书类资料进行查阅和知情的权利）、第四十二条“受托人职责终止的原因”、第四十七条“受托人的解任”、第四十八条“法院选任信托财产管理人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或处分”、第五十六条“信托终止的事由”、第六十条“解除信托的效力”（即委托人及其继承人在委托人享受全部信托利益的前提下可随时解除信托）。《民法》涉及到第四百七十八条。

中野正俊先生结合日本的司法实践，从信托法及相关民商法的条文和解释出发，对日本的信托法判例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主张“限制性权利转移说”，认为信托中财产权的转移不是完整权的转移，而是根据信托目的、限制性地转移财产权。如果信托目的是管理财产，则受托人只享有管理权；如果信托目的是处分财产，则受托人只享有处分权。中野正俊先生在总结大量民事判例的基础上指出，日本的民事信托实际上随处可见，只是它们在性质上仅仅作为判例而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罢了。他认为，信托制度已经发生了从保护个人财产向积累个人财产的变迁，民事信托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可能性。这不仅是对日本信托理论和观念的触动，也对我国民事信托的认识和发展极具启示。据悉，《信托法判例研究》一书即将被翻译成中文，并在国内正式出版发行，这对我国信托法理论界开展同类研究必将大有裨益。

（二）四宫和夫先生的代表作――《信托法》

本书分为五编，即第一编“序论”、第二编“信托的设立”、第三编“信托行为的效果”（即信托关系）、第四编“信托的终止”、第五编“对信托的监督”。其中，第四编和第五编的内容相对简要。在“信托的终止”中，主要讨论了信托终止的原因和效果。

在“序论”中主要论述了“信托法”（第一章）和“信托”（第二章）。其中，对“信托”的探讨是本编的重点。四宫和夫先生主要从“信托的观念”、“信托的种类”、“信托的基本构造”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的，尤其对“信托的基本构造”论述得很详细。他既介绍了过去通说的立场和观点，也对信托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和教训进行了总结，而且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信托具有个人性要素，也有超个人性要素。

在“信托的设立”中，四宫和夫先生从“信托行为的构造和性质”、“信托的成立要件、信托行为的生效要件和效果归属要件”、“广义的信托行为有效要件”、“信托行为的效力与效果”、“信托的公示”五个角度展开了详细论述。他探讨了信托行为的一般性构造、信托合同的性质、他益信托设立行为的特殊性、与信托当事人有关的信托行为有效要件、与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行为有效要件、与信托目的有关的信托行为有效要件、与信托的存续期间有关的信托行为有效要件。在与信托目的有关的信托行为有效要件中，他提出了目的的确定性、可能性、适法性和社会妥当性。

在“信托行为的效果”（即信托关系）中，四宫和夫先生主要探讨了“信托财产的地位及其机关的地位”、“受托人和信托财产管理人的个人性地位”、“受益人和信托管理人的地位”、“委托人及其继承人的地位”。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信托财产的范围、信托财产的统一性与独立性（物上代位性与独立性）、信托财产的权利义务、信托财产归属的行为和责任、受托人、信托财产管理人、信托财产的其他机关，等等。由于四宫和夫先生主张“实质性法主体说”，所以他非常重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把受托人、信托财产管理人等主体都作为信托财产的机关来看待，强调信托财产与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包括对存在瑕疵的信托财产的继承等。以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为前提，他对受托人的职务权限（性质和范围）及其执行（以谁的名义执行、执行的基本行为基准、效果、信托违反的对策）、受托人的更迭及其效果、受托人的任务终结、新受托人的.选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受托人具有个人性地位，受托人个人的义务与责任主要在于信托违反的责任和对第三人的义务与责任，而受托人个人的权利主要在于接受补偿和报酬的权利，但其权利在取得等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他还认为，与受益人的地位和意义相关的核心问题是受益权，这涉及到受益人的权利义务，而讨论受益权时重点需要关注受益权的基本性质、内容、发生、取得、行使、转移、消灭等。

四宫和夫先生主张“实质性法主体说”，赞成信托财产具有权利主体性质的法律地位（即实质的法律主体性），受托人通过信托行为仅仅取得了信托财产的名义和管理权（并不享有完整的财产权）。他极力强调信托财产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并把受托人等权利主体的地位定格在“信托财产的机关”上。其理论的系统性较强，但不易被初学者所理解。

（三）新井诚先生的代表作――《信托法》

该书分为3编，即第1编“信托的基础”、第2编“信托法的理论”、第3编“信托的展开”。具体而言，这3编又分为13章：第1编包括第1章至第3章，即“信托制度及信托法制的沿革”、“信托的基本构造”和“信托制度的机能”；第2编包括第4章至第10章，即“信托行为的特殊性”、“信托当事人”、“受托人的义务与权利”、“信托的目的及其限制”、“信托财产及其公示”、“信托违反”和“信托的终止”；第3编包括第10章至第13章，即“公益信托”、“流动化、证券化及商事目的信托”和“信托在高龄社会的活用”。

新井诚先生主张“债权说”，把信托中受益权的性质定位为债权，并且将信托关系理解为信托当事人（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他重视对信托当事人的研究，尤其是对受托人权利义务的探讨。其代表作《信托法》一书内容简洁明快，适于信托法初学者研习。值得注意的是，新井诚先生结合信托实务的需要，注重研究信托在资产流动化和证券化以及商事目的中的运用，并结合日本人口急剧高龄化的现实来探讨信托在高龄社会的活用。这种从社会需求出发来研究信托法理论的思路，对我国的信托法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日本信托法理论研究简评

在信托实务界与理论界、法律实务界与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日本信托法理论研究得以持续、稳定、迅速地发展。根据现有的资料，笔者将日本信托法理论研究的特点简要概括如下：

1、重视和践行信托法理论研究，对新奇的信托制度并没有一味排斥，而是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开展扎实细致的研究。例如，在日本引进信托之初，《信托法》和《信托业法》都尚未制订，持续升温的“信托热”和社会大众对信托的误解造成信托在经济领域被滥用，很多与信托毫无关系的经营活动也冠以信托之名。于是，理论界从研究“信托”的概念入手，厘定基本的信托关系，澄清社会上的误解，并且通过立法构筑符合本国国情的信托制度框架，推动信托业发展。

2、强调信托法理论研究的独创性，并没有一味照搬外国的模式，而是结合本国的法律传统和信托环境进行本土化的创新。例如，日本独特的信托银行制度，以及颇具特色的金钱信托、贷款信托、财产形成给付信托、年金信托、土地出租权信托、特定赠与信托等一系列信托产品，都离不开理论界从法理（如信托法、民法、商法、税法、会计法、诉讼法等）角度厘清法律关系、提供法律依据。

3、重视信托法理论研究人才的培养，在法学家和法律权威的积极推动下，开展系统的、务实的、前瞻的信托法理论研究。日本有不少着名的法学家都把信托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例如，前述的能见善久先生（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身为国际知名的法学大师，他担任日本信托法学会理事长，并出任法务省信托法研究会座长，积极推动《信托法》的修改和现代化。另外，还有四宫和夫、中野正俊，等等。他们对信托法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4、信托法理论研究及时反映信托实务操作中的需求和问题，通过理论界人士参与信托实务，或者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紧密合作，迅速提升信托法理论研究的水平和价值。例如，在日本《信托业法》将知识产权纳入信托财产范畴的大背景下，信托银行迅速尝试知识产权信托业务，信托法学界也迅速展开对知识产权信托的研究。前述中山信弘、新井诚、渡边宏之合着的《知识产权的信托》就是代表。()该书重点分析了知识产权流动化、信托业务新动向、信托转换机能向知识产权领域的延伸、国外知识产权信托的实例、信托与特许权的法律问题、日本特许权信托的实务和知识产权信托的问题等。

5、信托法理论研究与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相互契合，将信托法真正纳入到本国法律制度的系统中，使信托法由“纸法”转变为“活法”，彰显自身的生命力。前述的信托法研究着作大多以日本当时的信托立法、执法和司法为基础，其中，中野正俊先生的《信托法判例研究》一书将此种研究范式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信托的法律生命力更加旺盛。

总之，尽管日本至今仍未形成大众化的信托观念，固有的“一物一权”传统与“一物两权”的英美式信托思维还存在摩擦，但通过信托法理论研究创新，信托在日本被误解和被滥用的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营业信托在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下得以迅速发展。在日本原有的财产管理制度基础上，信托发挥自身特有的机能，不断突显其投资理财和金融创新的优势，已经逐渐融入日本文化，成为日本先进制度的典型代表之一。

结语

研究评介 篇3

原卷残损严重，正反面重复利用，透墨严重，难于辨识。《〈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可以取代原书成为方便实用的工具之书。

关键词西夏辞书《同音文海宝韵合编》《同音》《文海宝韵》

《同音文海宝韵合编》（以下简称《合编》）是一部出土的西夏文辞书。这部辞书在形式上似乎是将按韵排列的《文海宝韵》改用《同音》以声为纲的形式重新排列了一遍，并做了简化。如此处理很好地将《同音》《文海宝韵》两部辞书的优点糅合在了一起。这样一部有特点的西夏辞书于西夏文字、文献的解读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理应受到西夏学者的高度重视，然而自出土以来近百年的时间内，这部作品却几乎无人问津，诚为西夏语言文字学研究之憾事。韩小忙《〈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一书的出版，足以弥补此憾。

《〈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于2008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近800页，凡120余万字。主要内容包括：对出土的相关残件进行了全部移录、翻译；将《同音》《文海宝韵》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勾勒补充了西夏文字形、音、义诸多方面的新材料和变异材料；对这一辞书的成书、体例、内容、学术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文献录文是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也是影响整理与研究成败优劣的一项关键性工作。 《合编》的辨识录文工作似乎要比一般的文献整理更加艰难，因为出土的原件材料残损严重，正反面又被重复利用，有严重的透墨现象，而且很有可能是先抄写了《合编》之后，又把它作为废纸加以利用抄写了别的什么东西，致使整个文献给人一种混乱不堪的感觉。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对这部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好在作者此前所做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西夏文正字的研究，这一研究使他对《同音》《文海宝韵》两部辞书非常熟悉，能对西夏字的形体辨别做到心中有数。

该书最重要的研究价值不只是给学术界提供了一份方便检索查询的整理资料，而是通过将《同音》《文海宝韵》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后，归纳出了一批此前各种研究材料中缺失的西夏文字形、音、义诸多方面的新资料，以及与此前各种研究材料存在差别的变异资料。

先看字形。以西夏文字构形研究为例，尽管学术界对《文海宝韵》提供的构形资料有诸多诟病，但谁也不能否认，恰恰是这些构形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西夏文字构形提供了线索。遗憾的是，《文海宝韵》甲种本保留的平声部分的文字资料并不完整，上声部分的资料更是全然不见。《文海宝韵》乙种本虽然收字比较完整，但只是一个字头汇编，少有的一些解释也异常简略。韩先生从《合编》的残卷中归纳出了《文海宝韵》未曾出现的平声字构形资料51条，上声字构形资料583条，凡634条。这虽然与西夏文字总数相比仍然缺少很多，但毕竟弥补了不少缺憾。

次谈释义。《合编》的释义较《文海宝韵》精简，删减了大量的注释术语及《同音》注释相同的部分，又增添了《文海宝韵》不曾有的义项，体现了简约实用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合编》残卷新增了634条构形资料，这也意味着新增了634条释义资料。将这些新见义项、新增材料一一梳理，无疑为西夏文字与词汇的意义探讨补充了新材料。

再看注音。在汉语拼音出现以前，反切注音是汉语非常成熟和习用的一种注音方式。西夏语辞书的注音同样采用的是反切注音法。《合编》当然也采用了反切注音，但却出现了特殊形式，那就是在大部分条目的解释中并列出现了两个反切注音。在汉语中，一字多音现象是很普遍的，抛开方音差别，多音往往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表现在辞书中往往分开标注，所以《切韵》系韵书中出现了“又音”的概念。《合编》中并列出现的两个反切注音，韩先生的解释是第一个是该字真正的注音，第二个则是该字所属大类的声类和韵类。这样看来，那只不过是同一个读音采用了不同的反切上下字罢了，即一字二切且同音，绝然不同于汉语辞书中的“又音”。《合编》这样处理的目的何在？到底有无必要？韩先生的进一步整理让我们发现，不同音的现象的确很多。其中声类不同的有55例，韵类不同的有79例。因为有不同，所以一字二切的处理就很有必要，只是这种差距到底反映了什么问题，还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正是由于作者的辛勤工作，才使得原本模糊不清、几乎是废纸一堆的杂乱材料变成了一份于西夏文字形、音、义深入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 《〈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可以取代原书且方便实用的工具书。

毋庸讳言，书中也有值得商榷和继续探讨之处。首先作为一部辞书，特别是这样一部有特色的辞书，我觉得其成书的缘由很有必要多做些探讨。书中对此虽有论及，但认为“《合编》将《同音》与《文海》结合在一起，从而避免了《同音》有声类而无韵、调，《文海》有韵、调而无声的缺憾”的说法恐有不妥。实际上， 《文海宝韵》按韵编排，声在其中； 《同音》按声编排，韵亦在其中。如果联想到《同音》丁种本后有一背注的话，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西夏人在使用《同音》一书时是多么不方便，这本书实在是太过简略，以致有人要在书的背面再逐字加上注释。似乎可以这样设想，背注只不过是《同音》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现实现象，而且受篇幅限制，也只能尽可能简单些，不便推行。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辞书样式——以《同音》编排为序，纳入《文海宝韵》的形、音、义并做简化。再如，书中在对反切注音资料进行归纳，特别是不同语音的现象做解释时，有较详细的描述，而疏于语音学上的分析。“相似互注”是如何“相似”的，不应仅仅加以描述，更需要语音学上的解释或支撑。

参考文献

1.韩小忙.《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银川750021）

《幼儿园课题研究》评介 篇4

本书开宗明义, 首先从“什么是课题研究”“课题研究的几种主要类型”“幼儿园课题研究的基本特点”以及“幼儿园为什么要开展课题研究”等根本性的问题出发, 深入阐释了“课题研究如何选题”“文献资料如何收集与整理分析”“如何设计与课题相关的一系列表格和量表”以及“课题研究成果的多种表述方式”等课题研究中关键性问题, 为幼儿园教师和园长开展课题研究从整体上做了指导

接着, 本书对幼儿园课题研究中最常使用的几种研究方法: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经验总结法、个案研究法和行动研究法的特点和实施步骤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 本书对几种常见的课题研究类型: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学研究类的课题、学会课题和微型课题, 分别从类型属性、申报程序、管理规范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 并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例的评点与说明, 让读者对这些课题研究有更为直观的感受。

为了更好地通过教育科研促进幼儿教师的成长, 本书特别关注了微型课题研究。对于“什么是微型课题”“为什么要做微型课题研究”“微型课题的研究与其他课题的关系”以及“微型课题研究的设计”等核心问题, 进行了深刻阐述。例如, 在回答“为什么要做微型课题研究”这一问题时, 书中写道:“要以实践为中心, 解决教师和园长的临场问题;要以自主为导向, 引领教师和园长进入自我成长的研究状态;要以反思为核心, 成就教师和园长专业发展的新范式。”

本书最为出彩、最有价值, 从而区别于其他同类用书的过人之处在第六章, 即课题研究中常见问题的分析与对策。对许多课题研究中的常见问题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和总结。第一种常见问题为“无根的研究———认识上的误区”, 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幼儿园的门面工程;园长指令、教师的额外负担;课题研究难, 教师难以胜任。第二种常见问题是“缺乏方法的指导”, 具体表现有:方法运用单一、不重实证;研究不关注儿童的发展变化;不关注研究过程, 缺乏研究保障。第三种常见问题是“成果上的不了了之”, 具体表现为:把研究成果简单等同于几篇论文、调查报告或专著;研究成果的信度效度不高, 缺乏科学验证;研究成果缺乏推广与应用、虎头蛇尾;研究成果点到为止、就事论事, 缺乏创新与特色。

在具体剖析了上述“课题研究中常见问题”的基础上, 本书又给出了五条解决问题的对策与路径:一是以小见大, 要研究小问题;二是立足草根, 要研究真问题;三是小题巧做, 要超越个人经验;四是持之以恒, 要厚积薄发;五是合作交流, 要同伴互助。本书始终以问题为导向、以未来为引领, 每条均相当具有针对性、适匹性与切合度, 而且是简单易行并行之有效。

《惠州方言词典》评介 篇5

《惠州方言词典》评介

《惠州方言词典》是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积淀的成果,是惠州方言乃至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语料,文本主要阐述其编撰成果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并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以与方家商榷.

作 者：陈淑环 CHEN Shu-huan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中文系,广东,惠州,516007 刊 名：惠州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IZHOU UNIVERSITY 年，卷(期)： 28(1) 分类号：H07 关键词：《惠州方言词典》学术价值   文化价值  

研究评介 篇6

该书共十七个章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研究的本质”，共包括五章。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步骤、范式、方法和知识，第一次如何开展研究以及早期教育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作者指出应将研究视为一种工具，这就意味着研究者要控制整个研究过程，而不是让研究过程反客为主控制研究者。

第二部分，分析与设计，包括第六章至第九章。这一部分不仅介绍了研究方案设计、量性研究设计和统计分析、质性研究设计与分析和研究设计中的公平问题，还通过具体案例说明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对具体研究工作的指导意义。在第六章中，作者明确指出研究设计是将研究问题转化为可研究的项目的过程。在转化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考虑研究主题、研究假设、实验设计、研究时间、地点和对象等要素，以期将研究问题从抽象的研究理念转化到一整套现实可行的具体研究程序之中。第七章中，作者运用一个典型案例——“儿童看护研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阐述了如何进行量性研究设计和统计分析。第八章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阐述了如何进行质性研究设计与分析。本章从质性研究的历史渊源和说起，在解释主义范式下阐释了质性研究与实证主义范式下的量性研究的区别。第九章集中探讨了研究设计中的公平问题。作者认为研究是一种文化创造，公平应渗透在研究及研究设计之中。研究中的公平问题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权利关系、缺失模式下的研究和建构同质性。

第三部分，行动中的研究过程，包括第十章至第十七章，该部分是全书的重点及精华部分，探讨了指向具体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具备的研究知识、技能与素质。第十章调查和问卷，重点记录了一个在英国进行的为期三年的托儿中心评估的研究概况，阐明了访谈法与问卷法的设计、实施与对发现的解释。第十一章访谈儿童，利用两个教育研究的记录报告来说明在研究过程中涉及访谈儿童时应该考虑的某些问题。第十二章访谈成人，作者使用了其博士论文中研究一些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不要孩子的现象，向读者呈现了在一些敏感话题上访谈成人的方法和伦理问题。第十三章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幼儿的学习。肯定了民族志研究在早期教育研究中的理论地位和它的重要作用，阐明了民族志研究的核心任务在于：提供一个合理的、具有批判性的数据分析。第十四章行动研究，本章通过“性别平等研究小组”的行动研究故事，展示了研究动机、研究意图、研究方法、研究行动及研究反思等因素对研究成败的关键性影响。第十五章直接观察，呈现了两个不同方式的观察研究案例，来阐述如何进行观察研究。第十六章政策研究。通过展示一项国际性的政策研究的过程，来说明如何进行政策文本分析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第十七章在多方法小规模研究中发展互惠关系，简单地回顾了作者在收集小规模质性研究数据时，是如何通过多种研究方法来发展与被研究者之间互惠关系的。

过度投资研究模型:评介与运用 篇7

一、FHP (1988) 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

1. 模型评介。Fazzari等 (1988) 研究融资约束和公司投资时, 建立了以下模型:

其中, I代表固定资产投资, X为投资机会变量, CF为公司内部自由现金流变量, 均以公司期初资产存量K标准化, f表示依赖投资机会变量的函数, 而g为依赖公司内部现金流变量的函数。

内部融资成本比外部融资成本要低, 在拥有投资机会的情况下, 如果公司面临外部融资约束很大, 公司的投资支出会更依赖内部留存的自由现金流。此时, 模型中变量CF/K的系数会显著为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强, 投资对自由现金流的依赖程度会更高, CF/K的系数数值也就越大, 投资支出与现金流的关系显得更敏感。

FHP模型将自由现金流与公司投资行为联系起来, 扩展了自由现金流的研究领域。但是该模型用于检验我国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不完美,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无法区分投资支出与现金流的敏感性是由过度投资还是投资不足引起。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 如果企业投资属于过度投资, 投资所需资金越多, 投资支出与现金流的关系会表现的很强;而如果企业投资属于投资不足, 也会由于外部融资缺乏, 而加强投资支出与现金流的关系。因此这个模型并不能直接用于计算过度投资, 它对于研究过度投资的帮助并不大。 (2) 模型中只考虑了一个影响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因素 (融资约束) , 而忽略了其他很多相关因素的存在, 比如, 公司规模、所在行业的特点、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等。 (3) 经济环境中的现实状况会加重投资机会变量X的衡量偏误。边际Tobin's Q能较准确地衡量投资机会, 但它难以被度量, 故常用平均Tobin's Q、销售增长率来替代。我国国企承担着政策性负担等因素会使平均Tobin's Q中要用的股票价格因素不能准确衡量公司价值和投资机会。而且, 模型中用股利支付水平判断公司投资机会优劣的办法在我国并不合适。我国上市公司很少分红, 大股东可以运用除分红外的其他手段获取额外收入, 比如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利润。故不能认为股利支付少, 一定是因为投资机会多。

2. 我国学者对FHP模型的应用。

FHP模型研究思路值得借鉴, 我国有学者直接运用了FHP模型来开展自己的研究。张祥建和徐晋 (2005) 直接利用了FHP模型中的投资机会变量系数符号说明投资行为是否反映公司成长能力, 用现金流系数符号说明在通过配股筹集到巨额的资本之后, 上市公司是否仍然面临着严重的财务约束, 以此验证出上市公司配股后投资行为的低效率, 上市公司配股资金可能受到大股东的侵占。朱红军等 (2006) 结合我国国情将样本公司按照金融发展的水平分组, 再直接利用FHP模型中的现金流系数大小, 来说明处于不同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的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有差异, 同样, 将样本公司按照受预算软约束的程度进行分组, 验证面临不同程度预算软约束的国企和民企中投资对现金流的依赖性是否有区别。

资金使用成本、滞后一期的投资增加量、现金存量等因素对企业投资水平会有重要影响, 所以我国部分学者在FHP模型中加入了这些因素。冯巍 (1999) 根据资本市场不完善假说, 将决定企业投资水平的上期资金使用成本变量加入到FHP模型, 考察内部自由现金流对受到不同程度融资约束的企业投资的影响。李维安和姜涛 (2007) 为控制滞后一期的投资增加量对当期的影响, 引入了企业对应的上一期的投资增加值变量, 并将Tobin's Q和主营业务增长率同时引入FHP模型, 控制了年度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张功富和宋献中 (2007) 引入期初销售收入变量和现金存量变量。罗琦等 (2007) 引入了代表企业和年份的变量。杨兴全和张照南 (2009) 为了避免营运资本受到公司应计项目操纵和公司融资约束显著性的影响, 增加了现金持有量变动额变量作为营运资本替代变量, 以考察融资约束、持有现金对投资的影响。何金耿和丁加华 (2001) 、马如静 (2007) 、王治和周宏琦 (2007) 将影响投资的Tobin's Q和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值变量同时用FHP模型来检验, 控制它们对投资的影响, 从而更准确地检验企业内部现金流与投资的相关性。

在FHP模型基础上, 加入其他变量作为研究变量。例如, 支晓强和童盼 (2007) 不仅将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Tobin's Q同时加入FHP模型, 还控制公司现金存量、财务杠杆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为考察管理层业绩报酬敏感度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引入了业绩报酬敏感度与现金流的交乘项、业绩报酬敏感度的平方与业绩报酬敏感度的交乘项。陈运森和朱松 (2009) 认为高管政府背景会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与投资机会, 制度环境会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投资—现金流敏感度, 故增加了高管政府背景、制度环境变量及其与自由现金流的交叉项进入FHP模型, 同时作者控制了期初财务杠杆、公司规模、主营业务收入、公司上市年龄、年度和行业等的影响。汪平和孙士霞 (2009) 为检验公司股权结构、负债等治理机制是否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往FHP模型加入表示公司股权结构或负债情况的变量 (第一大股东性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负债比例) 与自由现金流变量的交乘项。

有学者只是将CF作为控制变量, 研究投资行为与其他变量的关系。例如, 王治和周宏琦 (2007) 在FHP模型基础上, 同时控制Tobin's Q和主营业务收入增加值, 通过加入的期初资产负债率变量的符号判断负债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程度或对投资不足的恶化作用, 然后, 作者将资产负债率变量替换为长期负债变量和短期负债变量, 另外还替换为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变量, 从而检验负债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姚明安和孔莹 (2008) 利用FHP模型中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因素, 控制现金流对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 重点在于考察股权集中背景下, 财务杠杆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二、Vogt (1994) 的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乘项判别模型

1. 模型评介。

Vogt (1994) 研究现金流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时, 建立的模型如下:

其中I代表固定资产投资, CF表示现金流, DCASH代表公司现金股利的变动额, SALES表示销售收入, Q表示以Tobin's Q衡量投资机会, μ和τ分别为公司和年度控制变量, K为期初固定资产。

作者构建了现金流与投资机会的交乘项以弥补FHP模型不能区别投资不足或者过度投资的缺陷。啄食假设 (The pecking order hypothesis) 认为, 由于外部融资成本比内部融资成本高, 当公司有很多比较好的投资机会时, 融资约束会使自由现金流的多少成为一个决定投资行为的因素, 自由现金流不足, 则会使得公司出现投资不足的现象。此时, 高成长机会的公司进行投资会更依赖自由现金流, 系数β5就表现出显著为正。而根据自由现金流假设 (The free cash flow hypothesis) , 公司的代理问题使经理人将公司自由现金流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 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即使公司投资机会很少, 经理人员仍然会利用自由现金流进行投资。此时, 低成长机会的公司有高自由现金流, 也会加强投资支出跟自由现金流的关系, 使系数β5显著为负, 公司投资行为表现为过度投资。

Vogt模型通过构建现金流与投资机会的交乘项, 通过观察交乘项的符号来判断引起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原因, 弥补了FHP (1988) 不能判断过度投资还是投资不足的缺陷, 为深入研究自由现金流与其他相关因素提供了基础, 也引起了其他学者对过度投资的深入探讨。但是该模型在我国运用时, 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 (1) 此模型通过交乘项系数符号只能判断出样本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现象, 不能衡量样本公司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程度。 (2) Vogt模型的交乘项检验可能并不适合研究中国上市公司。Myers和Majluf (1984) 指出, 投资不足会随着投资机会的增加而越发严重, 致使模型表现为非线性关系, 这意味着Vogt构建的现金流和Tobin's Q交乘项的系数与Tobin's Q相关。并且, Vogt认为低成长公司自由现金流丰富, 但缺乏投资机会, 高成长公司则相反, 然而多数中国上市公司却表现出低成长伴随低盈利的特征。 (3) 作者采用平均Tobin's Q衡量投资机会的偏误会导致统计推断失效。因为中国股票市场缺乏有效性, 股价只能反映历史信息而不具有预测性, 用Tobin's Q度量企业未来投资机会不可避免的会有衡量偏误, 就可能导致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参数估计有偏。

2. 我国学者对Vogt模型的运用。

我国部分学者在利用Vogt模型时对模型进行了简化。何金耿和丁加华 (2001) 只考虑了本期和期初现金流、主营业务收入、Tobin's Q、及其与本期现金流的交乘项。马如静等 (2007) 只保留主营业务增长率、Tobin's Q、自由现金流、二者交乘项来检验投资—现金流相关性是否由于经理的机会主义引起。汪平和孙士霞 (2009) 只选择了资产增长率、Tobin's Q、自由现金流、二者交乘项检验投资与现金流的敏感性。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比例非常小, 故部分学者对Vogt模型中的现金股利变动额变量进行了修改, 例如张纯和吕伟 (2009) 直接删除了该变量, 而梅丹 (2005) 用负债水平、现金存量替代了此变量, 罗富碧等 (2008) 研究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决策间的关系时, 用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水平变量替代了Vogt模型中现金股利变动额变量。也有学者为求充分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制度背景来确定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状况, 在Vogt模型中加入了内部现金流滞后一期变量, 财务杠杆、销售额等控制变量, 并用托宾Q值、市盈率两个市场指标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折旧费占销售收入的比率两个财务指标构建综合度量投资机会的指数替代Tobin's Q (张功富, 2007;王建新, 2009) 。

有的学者替换了Tobin's Q与现金流的交乘项中的某个变量, 例如饶育蕾和汪玉英 (2006) 直接用Vogt模型检验出投资对现金流敏感性原因后, 与张翼和李晨 (2005) 一样, 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替代Tobin's Q构建交乘项, 检验不同性质的企业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 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罗琦等 (2007) 用现金持有量变量替换了Vogt (1994) 交乘项中的Tobin's Q, 考察企业现金持有量对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梅丹 (2005) 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财务影响因素时, 考虑大规模公司和小规模公司对现金流、远期投资机会和近期投资机会的敏感程度, 加入公司规模和Tobin's Q、公司规模和现金流、公司规模和销售收入三个交乘项, 替代了现金流与Tobin's Q交乘项。

也有学者增加变量到交乘项中, 从而构造出由三个变量组成的乘积项。李维安和姜涛 (2007) 为检验公司治理机制度过度投资行为的制约作用, 在自由现金流与Tobin's Q交乘项中加入了公司治理变量:公司治理评价总指数、股东行为治理评价指数、董事会治理评价指数、监事会治理评价指数、经理层治理评价指数、信息披露指数、利益相关者治理评价指数。唐雪松等 (2007) 将现金股利、举借债务以及公司治理的代理变量引入到自由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乘积项中, 检验公司治理机制对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张纯和吕伟 (2009) 为检验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和外部信息环境的提高能否减少企业的无效投资行为, 选择将信息披露水平和分析师的跟踪人数分别引入自由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乘积项。马如静等 (2007) 引入现金股利变量, 及其与自由现金流、投资机会构成的三个变量交乘项, 以检验发放现金股利是否可以缓解过度投资问题。陈敏 (2009) 借鉴Vogt (1994) 的交乘项判断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行为, 同时将Vogt模型中其他变量替换为资产负债表日关联交易余额变量、期初现金存量、经营现金流量, 以三个变量的符号判断上市公司投资和关联交易、上市公司投资和现金流量、上市公司投资和现金存量之间的关系。

三、Richardson (2006) 的残差度量模型

1. 模型评介。

Richardson (2006) 研究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时, 将公司总投资支出分解为资本保持支出和新增项目投资两部分, 即:

其中Itotal, t为总投资支出, Imaintenance, t为资本保持支出, Inew, t为新增项目投资。资本保持支出可以根据资产折旧与摊销计算得出, 而新增项目投资要从两方面来考虑, 即:

其中I*new, t表示预期新增NPV为正的项目投资, Iεnew, t代表非预期投资。

通过建立新增项目投资回归模型, 得出预期新增NPV为正的项目投资的水平, 该新增NPV为正的项目投资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V/Pt-1为投资机会变量, 其余变量均为影响正常投资支出的变量, 如资产负债率、现金存量、企业成立年数、企业规模、上期新增NPV为正的项目投资等等。对该模型回归后, 模型得出的残差ε是不能被影响正常投资支出变量解释的部分, 此时, 残差的值就是公司总投资支出中出现的那部分非预期投资或非正常投资:

若残差的符号显著为正, 则代表样本公司存在过度投资, 反之, 则表现为投资不足。残差绝对值的大小, 代表公司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金额多少。

Richardson残差度量模型不仅可以辨别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 还能有效度量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水平, 为后续学者精确研究过度投资带来了便利, 但是该模型也存在一些问题: (1) 预期新增NPV为正的项目投资 (最优投资水平) Iεnew, t度量结果准确性不足。因为最优投资水平的确立必须以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及企业内部不存在代理问题为前提, 而完全由企业投资机会来决定投资规模。但是作者在估计I*new, t时, 建立的模型中纳入了除投资机会变量以外的其他变量, 这些变量都将使估计得到的预期投资I*new, t偏离理论最优投资水平。所以预期新增NPV为正的项目投资估计值的偏误显然会影响非效率投资Iεnew, t度量结果的准确性。 (2) Richardson模型中计算企业价值Pt-1时, 需要对股息、红利等的贴现率和异常盈余这两个持续性参数进行估计, 估计时涉及到研究者的主观判断, 对企业增长机会的客观性将造成一定的影响。 (3) 预期新增投资回归模型只包括了新增NPV为正的项目, 如果公司存在往年预期NPV为正的项目, 却在某些年度出现了亏损, 这类项目将被纳入到非效率投资中, 这也会使非效率投资的度量出现误差。

2. 我国学者对Richardson模型的应用。

除杨华军和胡奕明等 (2007) 直接利用Richardson模型度量非预期投资。部分学者对Richardson模型进行了修改:例如徐晓东和张天西 (2009) 用企业权益的账面值与市场值比, 梅丹 (2009) 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Tobin's Q, 王彦超 (2009) 用Tobin's Q, 替代了Richardson模型中衡量企业增长机会的变量V/P (即公司价值/权益市场价值) 。蔡吉甫 (2009) 只选择了Richardson模型中的投资机会和持有的现金流量来估计预期NPV为正的项目投资。张栋等 (2008) 将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主营业务收入增量加入Richardson模型, 并与梅丹 (2009) 一样忽略了股票收益变量Stock Returns, 不再控制上市年限、上期新增NPV为正的项目投资变量。

Richardson模型的建立是对Vogt模型的发展, 张功富 (2007) 、王建新 (2009) 借鉴Richardson (2006) 的残差度量非效率投资状况, 去除上期新增NPV为正的项目投资变量, 加入三个解释变量:自由现金流、投资机会、二者的交乘项, 从而把Vogt (1994) 模型与Richardson (2006) 模型结合考虑。另外, 刘昌国 (2006) 、李鑫 (2007, 2008) 、罗进辉 (2008) 、汪平和孙士霞 (2009) 依据Richardson模型的思想, 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衡量投资机会的综合变量, 再建立关于企业成长机会的适度投资需求函数, 从而依据企业实际投资水平对适度投资水平的偏离刻画企业投资行为扭曲的尺度, 其中, 汪平和孙士霞 (2009) 还构建了投资指数 (实际投资与适度投资的比值) 刻画企业过度投资状况。

学者们利用Richardson模型估衡量出的过度投资程度为因变量, 考察一些公司治理变量与过度投资关系, 这些治理变量包括:股权特征、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管理层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现金股利、现金持有、财务报告质量、会计信息质量和审计监督、负债、市场竞争、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金融业市场化水平、法律环境。

四、结语

综上所述, 三类典型的模型都有自身的优势和不足, 在我国学者研究投资效率的相关问题时, 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我国学者们基于我国的现实状况, 对这三类模型也有一定程度的改进, 或者是建立了带有特色的模型。就我国目前的研究整体而言, Richardson模型更科学, 运用范围相对更广, 因为他不仅可以衡量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区别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状况, 而且还能对过度投资的水平进行度量, 这有利于人们更直观观察过度投资状况, 推动对影响过度投资因素的研究, 同时有助于政府部门完善相应政策错失, 减少非效率投资状况。

参考文献

[1].冯巍.内部现金流量和企业投资——来自我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证据.经济科学, 1999;1

[2].朱红军, 何贤杰, 陈信元.金融发展、预算软约束与企业投资.会计研究, 2006;10

[3].何金耿, 丁加华.上市公司投资决策行为的实证分析.证券市场导报, 2001;9

[4].汪平, 孙士霞.自由现金流量、股权结构与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研究.当代财经, 2009;4

[5].张纯, 吕伟.信息披露、信息中介与企业过度投资.会计研究, 2009;1

[6].潘敏, 金岩.信息不对称、股权制度安排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金融研究, 2003;1

研究评介 篇8

书中将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分为五个时期:战国、秦汉为形成期;唐代为发展;宋代为完善期;明清成熟期;清明时解体。清晰的脉络不仅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行在一千多年历史进程中的变化,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历史的视觉,因为书中运用了许多案例分析,使用法律知识达到多方面认识历史的目的。读罢全书,读者会发现该书具有明显的几个特点。

一、全书以时间为线索,以主要朝代为重点,勾勒出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行的脉络,使读者清晰地理解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行变化、发展,具有强烈的逻辑感。中国的历史发展具有明显的民族延续性特色,它不像古埃及、古印度等古国一样出现文明的消亡,虽然朝代的更迭不断地在历史中上演,但是中华文明以其强大的优越性和融合性在不同的政权统治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使是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清等朝,它也未曾灭绝。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可以表现在司法行政体制运行之上,也可以说,中华法文化的连续性发展体现了中国文明的延续性。该书研究了从战国到清朝千余年历史中,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行的变化。随着廷尉等司法机构和职官的设置,中国封建司法行政逐步形成。从此,它作为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历经了唐代时期的发展、宋代时期的完善和明清时期的成熟。

在书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在大时代背景下,中国封建司法行政的变化,还可以了解其变化的具体表现,如职官、机构名称,审判制度,法律文本编修等。以廷尉为例,其形成于战国时期,在秦汉时是最高司法审判机构和职官;到北齐时期,廷尉改名为大理寺,其司法机关的规模扩大;在唐代,大理寺掌管审判大权,主要是负责审理中央百官及京师徒流刑以上的案件;两宋时,作为监察机构的御史台也有了审判权,大理寺的权力相对削弱;元朝时期未设立大理寺,当时的审判机构为大宗正府,不受御史台监察,蒙古王公垄断审判权力;明朝时设大理寺,但与之前的审判职能不一样,此时它成了复核机关,刑部掌管审判权;清代时,大理寺的地位下降,核拟重犯、秋审时都成了陪衬。

二、在以时间为线索的前提下,板块分明地分析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的多个方面。全书一共八个章节,每两章为一个部分,重点叙述为:秦汉、唐、宋、明清四个部分,且前一章为该时期的司法行政体制概述,后一章为该时期的司法行政体制运作。而每一章均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司法行政体制的形成、发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熟;第二部分,司法人员的选拔、考核;第三部分,法典文本的修撰。在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的四个章中,第一部分,司法程序运作;第二部分,典型案例举要;第三部分,司法行政体制运作评析。

全书将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的概要和运作囊括于统一的版块中,有利于读者对照各时期的相同与不同点,也更容易理解其在各时期的特点与变化发展脉络。比如在“司法人员”这一版块中,就能轻易地前后对比出各时期司法管理选任的变化。秦汉时期的选任途径主要是推举、考试、任子、纳赀,此外熟悉法律的官吏更容易被任命为司法官吏;唐代主要通过科举考试和吏部铨选考试;宋代时具有严格的法律考试,有明法科、新明法科、试判、铨试,此外选任专职法官设有专门考试——试刑。明法科和铨试主要侧重选拔基层法官,试刑由刑部、大理寺等中央司法机构主持,主要对现任及任满迁移的京朝官等考试;明清时期,除了科举途径外,还有国子监可以通过历事之途入选法官行列以及特殊的荫官政策。

版块分明的写作方式,使读者清晰地看出司法官员选任从秦汉到明清之间各朝的变化。此外,在“司法人员”这部分,也展示了各朝对官员的培养和考核。在其他的版块,如司法行政体制、法典文本的修撰、司法程序运作、典型案例析论中,都系统、全面地叙述了该方面的起源与发展变化,使中国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的研究不完全囿于时间的先后,从而避免了出现类似编年体割裂事物系统性的差错。此写作方法,将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的各方面清晰明了地呈现在书中,使该书成为一本从整体上研究的重要著作。

三、列举典型案例,从真实案例中分析出当时司法行政的特点、存在问题以及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的差异,使读者对各时代法律实践有深刻的认识。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总会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别,因为相对来说在某个时间段,法律是不变的,社会则会出现新的问题。此外,在封建专制时期,权力的高度集中和阶级成分的存在,使得将法律付诸实践时,总会存在与法律规定的不相符,其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就扮演着这样一个即是法律的制定者,又是一个法律的破坏者的角色。

正是由于各种因素造成了法律实践与法律成文的区别,所以需要从真实的案例分析中,才能全面认识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典型案例分析作为一个独立的版块是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其主要从《史记》、《汉书》、《唐律疏议》、《宋刑统》、《宋史》、《明太祖实录》等官方史料和一些个人文集中选取案列,使读者在丰富的史料与分析、议论中深刻、全面地认识运行过程、特点及其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房遗爱谋反案”,从案件证据来看,房遗爱仅仅和几位被贬官员说了一些不满言论,却被定为谋犯罪,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不按唐律办案的典型案例。也分析出此案背后隐藏着的复杂政治斗争,这一点不仅使读者理解中国的司法行政体制,还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历史中的政治斗争。该书对于案例的分析是深刻而独到的,比如在“李斯谋反案”中,秦二世把李斯一案交付给郎中令赵高,但是,在秦代的史籍中未有郎中令负责司法职责的记载,即分析出秦二世在审判机构上的选择是不符合秦代司法程序的,完全取决统治者的意志。同时,也分析出,该案在审判程序、囚犯上书等环节上表现出秦代法律实践的个人主观性,即书中所谓“皇帝的意志决定着案情审理的走向”,这一点不止是秦代的司法行政体制特点,甚至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都存在着这个问题。皇帝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体现其最高统治者的身份。

仅在典型案例分析中,本书列举了二十几个包括民事、刑事和政治案件,作者将这些涉及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案件以庖丁解牛的方法分析了当时司法行政体制,包括其运行中的良性、恶性与特点,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

四、书中研究的问题很多对于现实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司法官员的培养、选任、考核;法典的修编;司法行政化导致司法独立受到严重影响;对当时司法行政体制的评价等。历史研究不仅仅是简单的还原历史面貌,最主要的对于现实重要的借鉴意义,避免历史重蹈覆辙。而对于法律史研究来说,其借鉴意义更加明显。比如唐朝时期发生的徐元庆报杀父之仇案,该案没有被定性为简单的刑事案件,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其中包含了“礼”与“法”的冲突,中国人自古认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该案引起了引起了朝中包括陈子昂、柳宗元等各大臣的强烈争议。武则天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的变现,想赦其无罪,陈子昂却认为这是徇私枉法。最后该案以陈子昂的建议,将徐元庆明正典刑,然后再旌表其闾墓。当时,这前后矛盾的方法虽然暂时解决了该案件,但是它却扰乱了民众的思维,也没有解决当“礼”与“法”发生冲突,到底应该将谁放在首要的位置,朝廷未严格适用法律,维护法制的权威性,使法律的权威受到威胁。虽然该案按照陈子昂的建议处理,但是后来柳宗元又强烈批判陈子昂,且柳的言论受到后人的赞许,该案看似判决,却是悬而未了。其实“徐元庆案”出现争议,最主要的原因是《唐律》中对于该类案件没有明文规定,如果有明文规定,统治者严格依法办理,就不会出现这种闹剧,这一点也暴露了唐代国家法律成文的不完善。虽然“徐元庆案”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将理、法、情三者相结合的特点,但是法律的不完善使其权威大打折扣。

当然,法律不完善不能一味责怪,这一点不仅是封建社会的问题,即使在当今的现实社会也很难做到。因为社会在不断地发展,新的问题也在不断出现,所以无论何时的法律都无法达到完全的完善。法律会不断修撰,但却做不到永远的完善,所以,这要求当权者关注社会实际问题,从实践中修订法律,才能使法律的权威和适用范围的作用不断扩大,保障人民的合法利益,促进社会和谐。

以上就是笔者读罢《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后,认为该书所具有的一些鲜明特色,说得不对的,望批评指正。

总的来说《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行研究》全面、系统地分析、考察了封建社会司法行政体制及其运行过程,是一部统观全局的研究著作。虽然作品中有些不足,比如欠缺元代等时期的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的情况,但是其对于中国古代的司法行政体制的认识和理解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以后中国封建法律方面的研究创造重要的价值,此外,为现实国家法制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摘要：刘长江等教授编著的《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是一部研究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的作品,其明显的特点,如:以时间为主线贯穿全书;板块分明地分析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的多个方面;从真实案例中分析出古代司法行政体制的运作等。不仅向读者全面地展示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从战国、秦汉到明清的发展、演变过程,而且对中国封建司法研究做出贡献,对当代中国深化司法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封建司法,演变,特点

参考文献

[1]刘长江,等.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罗昶.中国古代司法的观念和制度略论[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02.

[3]陈光中.关于深化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法学,2013,04.

[4]张伟仁.中国法文化的起源、发展和特点[J].中外法学,2011,01.

研究评介 篇9

值此背景,《节能减排的环境审计规制研究》一书的出版不仅与时代发展的大背景紧密契合,同时它聚焦了我国环境审计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难点、疑点、重点和焦点问题,对于推进我国环境审计理论的深入研究,促进节能减排的环境审计的实践深入,具有非常明显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黄溶冰教授作为我的博士生自2006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以来,长期致力于资源环境管理领域的研究,由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的《节能减排的环境审计规制研究》一书, 系作者主 持的国家 社会科学 基金( 11BGL062) 的同名研究成果。细读此作品,我认为该书具有如下特点:

一、广泛信息采集和高起点继承相契合

近年来,在审计基本理论不断得到重视的今天,审计应用理论却相对滞后。虽然环境审计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成为政府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作为一种监督手段应用于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领域,但是与国外已向绩效领域发展的环境审计相比,我国开展的环境审计研究仍有一定的差距。环境审计作为一种环境规制工具,现有的研究成果过于偏重描述性和实务性,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系统深入研究尚显不足。

该书系统地回顾了我国环境审计30年发展历程,高度概括了环境审计规制学术研究成果与相关审计实践的经验,浓缩了环境审计发展的前沿信息,把握了现代环境审计发展未来走势。正是因为如此,才使该书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外与国内、审计与其他规制主体在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主题下得以有机结合。在全面总结国内外有关节能减排的环境审计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该书系统分析了节能减排的环境审计规制机理,合理设计了节能减排的环境审计工具,客观评析了节能减排的环境审计之实践效果,并运用审计规制理论对我国环境审计存在的若干问题作了深入剖析,提出了完善环境审计的制度设计和对策措施,弥补了当前环境审计理论研究中的一些不足,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扎实的学术功底。

该书的研究站在“巨人肩头”,始终立于较高理论始点,构建该书所独有的理论体系。作者以环保公共财政资金为主线,从公共受托责任出发,将环境审计作为一种新型的节能减排规制工具,广泛借鉴多学科理论知识,综合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环境审计在节能减排中的治理机制与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环境审计规制方面迈出了具有建设性的一步,具有探索性、开放性和前瞻性。

二、多种研究方法与手段交叉融合

该书以国际经验比较和国内现实分析为基础,立足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节能减排科学内涵以及我国节能减排中政府、企业遇到的矛盾与问题,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现代审计理论、环境经济学理论、公共管理理论等规范研究为先导,以博弈分析、实证研究、案例分析的结论来促进上述规范理论的完善。

例如,为考察环境审计在节能减排中的规制效果,作者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设计了两个参与人三种情境下的博弈模型。仿真模拟的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审计报告的介入权为公司开展环境审计提供了正向激励,指出在环境审计的制度设计中,应该实行公司环境审计结果向监管机构定期备案和报告制度。第二,公司因努力改善环境而减轻处罚的有条件处罚机制增加了公司环境审计的倾向性,指出在环境审计的制度设计中,如果监管者不是严厉地制裁公司的每一次违规,而是允许公司通过自我环境控制行为和迅速报告及纠正违规来服从管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将环境审计从被动的环境管理行为转变为主动的环境管理。上述研究结论为环境审计的制度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作者正是充分发挥他独特的想象力结合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对我国节能减排的环境审计工具进行设计并做出了诸多尝试与创新。例如,针对当前节能减排绩效审计中存在缺乏统一评价标准、难以对环境成本与效益进行准确衡量等问题,开发设计了应用于节能减排项目绩效审计的DEA - Tobit模型。该模型具有无需预先设定评价标准,适应于对多个同类项目进行效率性评价,在评价相对有效性的基础上,实现与行业良好实践标准比较等特点。针对传统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导致部分党政领导干部过分强调GDP等经济性指标,忽视单位GDP排放等环境性指标,甚至出现严重的地区环境公害事件,作者利用变权原理提出了一种新的权重分配方法———层次变权综合评价法,对违反或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节能减排因素予以“惩罚”或“激励”。上述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为环境保护公共财政资金和领导干部公共受托责任的科学评价提供了新观点、新思想。

三、理论分析与制度设计有机结合

该书理论联系实际,多处运用实证分析,构建模型,为节能减排的环境审计规制研究提供信服的论证。在第五章中,作者面对环境审计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环境规制工具被许多国家所采纳,但至今仍有一些国家尚未开展环境审计工作,为什么不同国家对环境审计采取的态度不同的问题时,并没有凭空猜测,而是利用150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采取Logit二元选择模型,对环境审计制度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 与传统命令———控制工具的普适性不同,作为一种信息化的污染治理手段,环境审计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最高审计机关的选择。基于主成分回归的符合性检验表明,我国现阶段实施环境审计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基本成熟,这为我国进行环境审计提供了新的支持。

在对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作为一种信息化工具的减排效果的研究中,作者定义了其他制度减排工具、非制度性减排工具和可能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固有因素这三个控制变量,运用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得出结论。揭示了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一种制度减压措施在没有管制压力下,并没有产生显著效果; 而在管制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下,能够促进命令控制性工具的污染减排效果。其政策含义体现在: 在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减排绩效依赖于管制性压力的强弱,命令控制工具与信息化工具的协作更显污染控制的效果。

该书尤其注重采取实地访谈、调研等方式,为完善我国环境审计制度提供智力支持。在第六章中,作者就我国节能减排环境审计的现状、存在问题、审计程序和技术方法进行了问卷调查;对如何培养环境审计人员的胜任能力、如何增强环境审计的影响以及如何促进环境审计科学发展等开展了实地访谈。作者对收集到的具有代表性和实用性的观点建议进行了细致、概括性的总结,为建立环境审计指南、促进环境审计的管理创新提供了大量经验素材和来自实务部门的第一手资料。

研究评介 篇10

除了“作者自序”和“后记:好梦难圆”之外, 全书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卡门》疑团;第二章:《寡妇》悬案;第三章:《浮剧》磨难;第四章:《海伦》之战;第五章:《地狱》隐情;第六章:译理纵横;第七章:边缘魅力;第八章:顺理成章。前5章主要介绍了各个相关剧本的翻译由来、过程以及演出情况, 第六章则主要阐述了歌剧翻译的理论, 尤其是重点论述了歌剧翻译的译配原则和翻译步骤, 强调整个翻译过程前后必须加强各方面的合作, 第七章对歌剧翻译与科技翻译、文学翻译、戏剧翻译、影视翻译和诗歌翻译进行了对比, 充分展示歌剧翻译的边缘魅力, 第八章介绍了作者作为一个歌剧翻译家所受到的高度评价和待遇, 在“后记”中, 作者则对当前的歌剧翻译事业表示了少许忧虑。

笔者认为, 此书至少给歌剧翻译工作者或有志于歌剧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读者带来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启示:

一、必须深入研究剧本以及相关因素

必须研究剧本。作者认为, 研究剧本这是歌剧翻译的基础, 至少包括剧本;但是, 歌剧翻译人员不仅要研究歌剧作品, 还要研究歌剧发展史和某部歌剧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缘由。本书的前五章分别介绍了《卡门》、《快乐寡妇》、《浮士德》、《美人海伦》和《奥尔菲下地狱》等五部剧作的翻译工作由来、剧本研究和歌剧接受等情况, 其中每部剧本的研究部分对该歌剧的发展史都有十分细致的研究。

必须研究译文的接受性。这不仅包括听众的接受效果研究, 还包括通过歌唱演员演唱的感受研究。听众的感受和歌剧的可听性直接相关, 而演员的感受直接与可唱性关联。“可听”和“可唱”是歌剧演唱的灵魂。

必须研究剧作者和曲作者。对二者的了解程度如何, 直接关系到译者能否对剧本做出正确的理解。因此, 译者必须了解他们的生平、作品风格、该歌剧创作背景, 从而帮助自己做出正确的理解和翻译。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作者十分强调译者必须参与歌剧市场的研究。由于歌剧方面的成果计算必须以是否演出为标准, 而演出经费往往都要超过一百万元甚至几百万元, 从而导致歌剧翻译市场小、投资风险大。因此, 译者必须研究今日市场和某部歌剧作品在今日市场中的存在价值和存在可能, 必须研究艺术与企业的关系和艺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等。

二、必须积极寻求多方合作

在歌剧汉译难的问题时, 作者指出, 歌剧翻译是自由职业, 无人管;原因在于体制问题、经费问题、业务问题和能力问题等。这些问题导致歌剧在准备演出之前和准备演出之后, 没有人进行歌剧系统地研究与介绍, 更没人负责歌剧的汉译研究。因此, 歌剧的译者往往是临时请的, 没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同时, 由于歌剧翻译必须具备外语、汉语、文化、翻译等方面的多种能力, 因此任何部门都难以进行有效地管理。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 歌剧翻译又称成了“人人喊打”的职业, 谁都可能从某个方面对歌剧翻译进行责难。为此, 为了搞好歌剧翻译事业, 大范围地多方合作、达成谅解是非常必要。

书中, 作者不仅介绍了他如何涉足歌剧翻译的历程, 而且对他翻译每部歌剧的前后过程、来龙去脉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从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作者寻求帮助、与他人合作的足迹, 展示了与多方合作的重要性。具体来讲, (1) 与国内的艺术家、语言专家合作。在作者看来, 例如《卡门》的翻译, 如果没有郑小瑛, 如果没有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多位法语老师, 是不可能成功的。 (2) 与国外的艺术家合作。作者在翻译《卡门》时, 就很好地遵循了法国导演、声乐专家对《卡门》译配本的基本要求。 (3) 与演员合作。作者对每部歌剧通常要翻译两次, 第一次翻译大意, 第二次根据专家的反馈修改译文并配歌。但是, 作者指出, 译者在翻译时最重要的是为演员表现作品服务。因此, 他十分强调与演员交流, 总是在二次翻译之后与演员共同修改译配歌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与演员的合作既能帮助演员, 又能通过演员的演唱更好地体现作者。 (4) 与其他歌剧工作者合作。作者认为, 译者选作品就好像选对象一样难寻。因此, 有时加强音乐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的合作不但可以在选材、译配上起重要的作用, 而且对演出的对外宣传和演出后的国外动态及情况搜集工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必须探索边缘学科的理论个性

在比较了歌剧翻译与科技翻译、文学翻译、戏剧翻译、电影翻译和诗作翻译之后, 作者指出, 歌剧译配的首要难点在于它的边缘性, 它综合了科技翻译的严谨、电影翻译的长短 (电影画面有时间限制) , 诗词翻译的韵脚, 戏剧翻译的声响 (戏剧主要是道白, 也有一些唱) 。但是, 作为翻译的一种, 作者认为, 歌剧翻译必须与一般翻译一样都要遵从“信”、“达”、“雅”之标准;歌剧汉译首先要忠于原著, 保留原作风貌和神韵, 其次才是配歌, 让观众一次听懂。因此, 歌剧翻译与一般翻译之不同, 主要还是体现在“唱”上。

为此, 歌剧翻译原则的个性特征主要体现在, 必须保证歌唱部分的译文富有歌唱性。具体要求综合如下 (见P236-243) :

(1) 译文字数受音符数量和外文音节的严格限制。因为歌唱的时值限制, 必须做到一个音节对一个音符。

(2) 译文句式受乐句 (1) 结构和外文句式的严格限制。外国的歌剧大体由宣叙调和咏叹调构成。前者是用唱来说话, 用来介绍和发展剧情, 语气和重音都有很严格的要求。后者是大段的、真正的歌唱, 因此译者必须特别注意分析其结构, 诸如是何种体裁, 几段式、每段有几个乐句等, 这对整个配歌全局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3) 译文中的每个词的重音受音乐重音和节奏的限制。音乐重音和节奏重音大体相近, 但又有区别。各种音乐都有其节奏, 但是同一种音乐, 例如华尔兹, 有欢快的、感伤的、华贵的等, 都可能有格调、语气和音乐重音的差异。因此, 译配时, 译者必须明白唱段的节奏、每小节的重音和小节中符点与长音节等音乐重音、全乐句和全乐段的音乐重音, 才能选择多少字数和什么格式的汉语语义群。如3拍节奏, 每小节有3个音符, 汉语就必须是3个字的语义群, 而且重音必须在第一个字上。译者必须注意各种语言的语言重音格式不同, 译文的重音格式必须符合原文的重音格式, 同时, 还必须注意配歌词时不能出现破句 (2) 现象, 以免产生歧义和误解。

(4) 译文的风格受音乐风格的限制。这要求译者必须从宏观上既要研究时代、民族、流派的特点, 还要研究作者、作者的气度、作风、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从微观上具体研究和品味所要译配的乐句和乐段, 还要具体研究和品味所要配的某个音符或符点在整个作品中的地位及与整个时代、民族的关系。最后, 译者还必须考虑汉语文化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 以增强译文的接受性。

(5) 译文中的每个字的声调受音乐走向的限制。也就是避免“倒字” (3) (音乐的强拍和歌词的重音错位) 现象, 否则, 可能造成语义含混和缪误。例如, “你好”中的“好”为第三声, 若音乐走向由低向高, “你好”就变成了“你嚎”。故而, 译者必须研究汉语的声调, 甚至要自己边配边唱边品味。

(6) 译文的韵脚受音乐情趣的限制。音乐有欢快的、感伤的、激昂的情绪, 不同的情绪必须配上相应的韵脚。译者必须先研究音乐的情绪, 然后再决定是用表现激昂慷慨的洪声韵、表现委婉深情的柔声韵, 还是表现胆战心惊的细声韵。确定韵脚后, 还必须确定用宽韵还是窄韵。一般情况下, 为了避免用字重复, 大段唱词用宽韵, 小段唱词则用窄韵。

(7) 译文的句读、呼吸和气口必须与原文的句读、呼吸和气口完全一致。即原文的句号或逗号在译文中必须在对应的位置上出现, 原文要呼吸或停顿, 译文也必须呼吸或停顿。这往往是保证演员一口气唱下来的重要因素。但是, 有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给演员一个“偷气”的机会。

(8) 译文在音乐高音区的用字必须是恰当的开口元音。无论是外文还是中文, 都主要是唱元音, 能否唱好关系到音乐的接受性。高音区用闭口元音, 不仅难唱, 阻碍高音的表现, 而且还可能造成演员把握不住音准的问题, 因此, 译者必须在高音区使用开口元音, 帮助演员度过高音难关。

歌剧译文不仅要在这8条限制中求信、达、雅, 而且还要在这8条限制中求语言的音响效果。

歌剧译者要具备各种语言能力:书面形式写作能力和口语形式写作能力、各种翻译能力:口译能力和笔译能力、各种知识:音乐知识、文化知识和史地常识、各种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 等等。

作者还重点提到了歌剧名词的翻译。他提出歌剧名词的翻译必须遵循“名从主人”、“约定俗成”等一般的名词翻译规则。

四、必须加强译德的自我修养

作者多次提到译者的译德问题。他指出, 译者在翻译时最重要的是表达作品和提供服务, 是为演员表现作品服务, 而不是要演员和作品服从自己或为自己服务, 这不仅是译员的素质, 而且是译员的品德问题, 是译德的基本体现。他告诫译者要先学做人, 再学翻译, 先学服务, 再学交流, 在名利前必须持谨慎态度, 文化功力和民族责任心都是译德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译者不仅要懂得音乐, 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要有谦逊的态度, 而且还要熟悉舞台, 提供舞台, 扶持舞台, 介绍舞台和对外联系舞台。

五、结语

只要看看歌剧翻译的限制, 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知道歌剧翻译的难度, 也很清楚孙慧双先生为翻译界、艺术界甚至是国际交流做出了多少贡献。这部著作研究了歌剧翻译各个时期工作的特点, 在宏观上提出了加强多方合作、深入研究歌剧涉及的各种因素、提高译者的译德修养等观点, 其中提倡为演员服务、译者必须参与歌剧市场研究的观点尤其令人耳目一新;微观上, 更是向我们展示了歌剧翻译的边缘魅力与高深之处, 他提出了歌剧翻译限制原则, 比较了多种翻译类型与歌剧翻译的异同, 指出能“唱”是歌剧翻译之根本。

然而, 歌剧翻译的理论与技巧的探讨毕竟只处在开创阶段。其中有一些问题, 笔者认为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本书用了221页 (1-221) 的篇幅介绍了五部剧作的翻译缘由、剧本研究和演出的接受情况, 其中较少涉及到翻译的具体操作, 第六章《译理纵横》 (222-260) 中的第三节《配歌》虽然集中谈及, 但整部著作中作者对理论阐述时都没有给出一些生动的例证, 尤其是这种声乐艺术翻译。没有例证, 诸如多声部的配歌, 就很难给读者一个清晰的概念。笔者认为, 有一定的例证, 会使理论生动起来, 读者也会更容易理解。另外, 在作者给出的第八条歌剧翻译限制原则中, 作者指出, 译文在音乐高音区的用字必须是恰当的开口元音。笔者认为, 只能是“尽量”而非“必须”。因为各种元音所表现出的音色不同, 例如汉语中紧元音[i], 确实其高音难唱, 但是, 其特有的明亮音色是不能取代的。用不用某个闭口音, 要看音乐的表现内容, 当然也必须视演员的能力而定。对此, 薛范 (2002:106) 也持笔者类似的观点。

孙先生认为, 无论是英美的语言学翻译理论, 还是法国的释义翻译理论, 都没有跳出“信”、“达”、“雅”的范畴, 但孙先生没有论证。同时, 也没有很好地把“信”、“达”、“雅”翻译原则与歌剧翻译实践结合起来阐述, 让读者明白为什么歌剧翻译必须遵循这个原则。

最后, 随着对外交流的加强, 我国也有不少民族歌剧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我们期待着汉语歌剧译成外语歌剧的翻译理论著作的出现。

参考文献

[1]孙慧双.歌剧翻译与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温差电技术》评介 篇11

温差发电器的研制工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得到了飞速发展。特别是空间技术对电源的需要大大刺激了温差发电器的研制工作。六十年代初就有一批温差发电器成功地应用于空间、地面和海洋。1963年， 美国将一个输出电功率2.7 W的同位素温差发电器Snap3用在军用导航卫星上。1969年到1972年， 美国人将5个Snap27同位素温差发电器成功地放在月面上作为月面科学仪器供电电源。

我国自1950年代末开始温差电技术研究。温差电制冷器的开发应用较早，应用范围也很广泛。1990年起，温差电学又遇到了一个好机会，得以蓬勃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温差电制冷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近年来，在一些国家能源和环境政策中，温差电技术被认定为减小温室气体浓度的一种战略技术。许多国家开展了温差电技术，利用工业过程废热、发电厂废热、运载工具废热发电的研究，无论在温差电学基础理论、温差电材料、器件和系统、应用研究各方面， 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进展。

本书主要分为12个章节，主要介绍温差电技术概述和基础理论、温差电材料及其制备工艺、温差电单体连接技术、温差电换能器、温差电材料和器件的表征、温差发电器及其应用、温差电制冷的应用等。全书全面、细致地介绍了国际与国内温差发电技术方面的原理、技术、发展历程及在军事、航天、医学、微电子领域具有的重要作用等，同时细致说明温差发电技术的特点、即利用热电转换材料将热能转化为电能的全静态直接发电方式。

研究评介 篇12

一、放松卖空管制引发市场效应的根源

2010年3月我国开始实行融资融券制度,其中的“融券卖空制度”揭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卖空交易的序幕,迈出了卖空管制适度放松的第一步,至今,卖空标的股数量历经四次扩容已达到了900只,占所有A股近三分之一的比例。虽然卖空交易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很晚,但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研究发现了放松卖空管制在公司价值(靳庆鲁等,2014)、盈余管理治理(陈晖丽、刘峰,2014)和证券定价效率(李科等,2014)等方面的间接或直接市场效应。这表明,卖空交易确实存在某种内在原因引发了市场效应,而卖空交易行为在一个证券市场中实施的时间长短并不是影响这种效应的直接原因。

实际上,卖空交易产生市场效应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其改变了证券投资者的决策信息结构。卖空交易的主要特征是基于坏消息(或负面信息)进行投资决策,掌握坏消息并据此卖空的投资者称为知情卖空交易者。卖空交易的理论分析表明,禁止卖空交易会阻碍股票定价对私有信息的吸收,尤其是坏消息的吸收。Miller(1977)发现,严格的卖空约束会逼迫悲观者离开市场,使市场中只反映了乐观投资者的观点,从而使得股价向上偏离。也就是说,严格的卖空限制使得负面消息难以及时反映到股价之中,导致股价高估。虽然Boehme et al.(2006)发现,只有同时存在投资者意见分歧和卖空限制的情况下,股价才会出现高估现象,仅满足其中之一,股价不会出现系统性高估。但客观情况是,证券市场中普遍存在着投资者意见分歧,否则交易将陷入停顿。这意味着,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是已经确定存在的,因此只要对卖空行为进行限制,股价就极有可能被高估。关于卖空者的动机问题,Diamond和Verrecchia(1987)指出,由于卖空者并不能直接从卖出中获得收益,因此,他们本质上是基于信息的动机来进行交易的,而不是出于流动性需求的动机。Deshmukhet al.(2014) 研究发现,在股权再融资公告发布之前,越高的卖空比例对应着越低的股票短期市场回报,在股权再融资发布期间,越高的卖空比例对应着越低的股票长期经营回报和市场回报,这便证实了在股权再融资过程中确实存在知情卖空者出于信息动机的卖空交易。这一结论与Henry和Koski(2010)的发现一致。

既然放松卖空管制能够得到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一种积极市场效应,但为何多数国家并未完全放任卖空交易行为?事实上,不论在学术研究领域还是监管实务中均存在对卖空交易行为的争议。

二、卖空交易的市场效应:两种对立观点

围绕卖空交易的争论集中在卖空交易行为究竟是基于信息的交易,还是出于操纵股价的目的。持负面影响观点的学者认为,引入卖空机制并不总能对定价效率带来益处,有可能无显著效果甚至带来股票波动性加大等消极影响。Allen和Gale(1991)构建了一种不完全市场均衡模型,其中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可供市场进行套利且具有交易成本的证券来参与金融创新。他们指出,当允许卖空时企业将不能参与完全竞争,最终所得到的均衡将是无效的,从而对经济产生不稳定的影响。Bernardo和Welch(2004)根据其所建立的模型,认为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对于金融危机的担忧,而不是流动性冲击,对部分参与者利用信息和技术优势抢先交易进行约束能够有效防止金融危机发生。Bai et al.(2006)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具有私人信息的投资者会利用卖空来进行交易,将导致市场大幅波动,从而扩大了其他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水平。实证研究中,Keim和Madhaven(1995)则从实际交易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卖空交易者利用私人信息、杠杆交易、市价委托指令等行为有可能加大市场波动,起到“助推器”作用。Charoenrook和Daouk(2005)对全球111个市场的研究也没有发现市场允许卖空能显著减轻收益率偏度和市场崩盘概率。关于卖空交易的危害,甚至也有一些市场监管者公开指责卖空行为加剧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股价下跌(Jain et al.,2014)。

对卖空交易持积极作用观点的学者,多从证券交易吸收坏消息能够促进定价效率的方面展开。Hong和Stein(2003) 建立了一个将市场崩盘与卖空约束联系起来的异质代理模型,在该模型中,如果投资者不能够卖空,负面信息因平时得不到反映从而逐渐累积,当市场开始大跌时,这些负面信息将集中释放,这会进一步恶化市场情况最终导致崩盘。Bris et al.(2007)基于46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在允许卖空且卖空交易较多的国家,股价对信息的反应更为快捷。虽然资本市场的监管者认为,对卖空进行限制能够减轻市场的恐慌情绪,但他们的研究发现,在不允许卖空或没有卖空实践的国家,股票的市场回报率和个股回报率均显著偏低。陈淼鑫和郑振龙(2008)也选取37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卖空机制对股指收益率偏度、波动性和市场崩溃概率等的影响,其结果显示,虽然放开卖空限制将导致股指收益率向负向偏离,但却不会加大市场的波动性,反而能降低市场崩溃的概率。类似地,Grullon et al.(2012)和Angelis et al.(2013)等的研究也发现,卖空行为能够提高坏消息的定价效率,严格的卖空管制会使坏消息难以反应到股价中。此外,卖空者的交易行为对其他投资者也具有潜在的正外部效应,如,卖空交易能促使财务报告差错(Karpoff and Lou,2010)、亏损公告(Christophe et al.,2004) 和分析师降级(Christophe et al.,2010)等坏消息的价格发现。而对其他投资者而言,特定公司卖空比例的增加暗示了企业未来经营业绩的下降,这实际上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额外风险揭示(Deshmukh et al.,2014)。

由于我国引入卖空交易机制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有关卖空交易对市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也不一致。廖士光等(2006,2011)认为应该在我国引入卖空交易机制,以发挥其价格发现功能,但他们基于我国首批融券标的股票确定与调整的事件研究,发现融券卖空交易尚未发挥价格发现功能。许红伟和陈欣(2012)研究了我国融资融券试点对股票定价效率和收益率分布的影响,也发现其仅在少数指标上有一定积极作用,总体上效果仍然相当有限。而另有一些研究则认为,在我国实施卖空交易制度能够改善市场的稳定性(杨阳、万迪昉,2010)和流动性(王性玉、王帆,2013;杨德勇、吴琼,2011)。关于股票定价效率,方立兵和刘烨(2014) 以2011年12月和2013年1月两次扩容新增股票为对象,研究了扩容前后标的股票对市场因素的定价效率,研究发现历史5-10天的指数收益率中,能够解释标的股票当前收益率的天数在扩容后显著减少,而当前的市场因素对标的股票收益率的解释力显著增加,从而通过调整速度和反映程度两个维度证明了定价效率有显著提高。李科等(2014)利用白酒“塑化剂事件”这一自然实验,研究了卖空限制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发现卖空限制导致了股价高估,融券做空制度有助于矫正高估的股价,提高市场定价效率。

鉴于上述两种对立的研究观点不能为证券监管实务提供明确的政策指引,因此,现行的证券交易监管多采取了一种有限度的卖空交易制度,在监管实践中则表现为一种谨慎、适度的放松卖空管制态势,即,在卖空交易负面影响不可精确测量的情况下,既要考虑卖空交易的积极意义,同时也须权衡完全放任卖空交易所带来的风险。

三、卖空交易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股票投资者交易决策时使用的信息包括公开信息和私有信息两类,但在严格卖空管制的市场环境下,两类信息无法充分地反应到股票价格之中,即,投资者无法利用“坏消息”获利(尤其是投资者通过私有信息获知的坏消息)。而放松卖空管制后,投资者既可以利用“好消息”买多获利,又可以利用“坏消息”卖空获利。投资者行为的改变最终体现到股票交易价格上,而股票价格的改变会反作用于上市公司的真实决策。这样便形成了卖空交易制度与企业微观行为的关联路径:放松卖空管制→增加了投资行为选择多样性→影响了股价变化(市场效应)→引起了管理层对坏消息的关注→导致了管理层调整相关决策以避免坏消息影响股价。

其一,卖空交易对上市公司管理决策的影响。基于信息的卖空交易已经对企业相关决策产生了明显影响,有助于缓解企业的有关代理问题。相关研究表明,管理层在进行决策时,通常会考虑股票的市场交易价格(Chen et al.,2007;Zuo,2013)。因此证券交易市场并非仅仅充当了企业这个经营实体的影子而被动存在,它实际上能够反作用于企业管理层的真实决策(Bond et al.,2012)。卖空交易实际上是通过两条途径发挥其对管理层的约束作用,一是卖空者具有发现和攻击管理层不当行为的动力(Hirshleife et al.,2011;Karpoff and Lou,2010),二是卖空交易使用了更多的信息,使股票定价更具效率(Massa et al.,2011),而股价正是公司管理层的一个重点关注内容。

在放松卖空管制之后,对于业绩不好的公司,卖空手段的运用会使得股价及时融入坏消息,股票对于利空消息的这种价格发现功能,会促使公司大股东实施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从而缓解公司的第一类代理问题(Massa et al.2011)。美国资本市场曾于2005-2007年放松了对特定股票的卖空交易限制,Grullon et al.(2012) 利用这一自然试验分析了放松卖空限制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其研究发现,放松卖空限制的公司减少了资本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第二类代理问题。靳庆鲁等(2015)的研究也表明,在放松卖空管制以后,当面临较差的投资机会时,可卖空公司的大股东有动机监督管理层及时调整投资决策。管理层调整投资决策(扩大投资规模、缩减投资规模)的过程,也就是执行实物期权(增长期权、清算期权)的过程,因此,在放松卖空管制以后,可卖空公司的清算期权价值随之提升。

其二,卖空交易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面临卖空压力时,企业管理层通常会主动采取措施来消除或降低坏消息的影响。上市公司对外披露信息的一个好处是减少市场参与者面临的不确定性,鼓励投资者基于他们自己的信息进行大胆的交易,这样能使企业更有效地理解市场(Bond and Goldstein,2012)。在所有的信息披露中,又以会计信息披露最受关注,据Beyer et al.(2010)估计,股票季度回报方差中的15.67%通常产生在管理预测发布日,而各类的会计信息披露则能够解释55.23%的股票回报方差。因此,管理层具有通过财务报告披露策略和选择性披露来影响股价的动机和能力(Healy and Palepu,2001)。

由于卖空交易是基于公司的坏消息而产生的,因此,管理层如何处理与本公司相关的坏消息呢?通常情况下,管理层的披露语言越复杂,市场参与者越是对信息的理解感到困惑(Bushee et al.,2014)。对坏消息而言,在理论上管理层可采取两种处理方式,一是不披露坏消息,二是对坏消息进行粉饰。但是管理层不披露坏消息,将承担巨大的法律和声誉成本(Skinner,1994;Hirst et al.,2008;Cheng et al.,2013),所以管理层一般会通过增加坏消息的解读成本(Bloomfield,2002)、坏消息模糊化(Graham et al.,2005)等方式进行处理。特别地,Li et al.(2015)发现当企业面临的卖空压力增加时,管理层会有意识地降低年报信息的可读性。

另一方面,管理层是否会调整自己的决策,以免不当的行为导致被市场推断或误解为坏消息呢?Fang et al.(2014) 利用2005-2007美国证券市场的临时规制这一自然事件,研究发现实验组公司在放松卖空管制期间,当期盈余反应系数下降了,而基于未来盈余的当期回报系数上升,这表明放松卖空管制约束了企业信息披露中的机会主义,提高了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Massa et al.(2011)利用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卖空数据,研究发现卖空交易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卖空交易行为合法(或宽松)的国家,上市公司的盈余操纵程度比禁止(或限制)卖空的国家低40.8%(32.7%)。这意味着卖空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对管理层的外部约束作用。

基于我国的融券卖空制度,陈晖丽、刘峰(2014)的研究也发现,融券标的股公司相比于其他公司,其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均显著降低,但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融资融券的上述作用并不明显,同时,对于大股东缺乏制衡的公司,只有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时,融资融券对盈余管理的约束作用才能体现。不过,国内也有研究发现,应计盈余管理与卖空交易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李晓东等,2013;汪剑锋,2014)。

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是,站在卖空者的视角,其如何通过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来选择可卖空的目标公司,此类研究目前较为鲜见。比如,以往会计信息与卖空交易关联性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会计信息的盈余公告,分析卖空者是否能够预测企业盈余公告中包含的信息(Christopheet al.,2004;Daskeet al.,2005)。但这类研究仅仅把盈余公共作为一个信息事件处理,类似于分析师调整评级(Christophe et al.,2010;Blau and Wade,2012)、股权再融资(Henry and Koski,2010)和股利宣告(Blau, et al.,2011)等事件研究,没有具体研究会计信息某一特定质量特征的影响。注意到这一点后,Jain et al.(2014)特别选择了会计信息质量中的稳健性特征,研究其对卖空者卖空动机的影响,他们使用卖空比例来度量卖空者的关注度,研究发现稳健性水平越高的企业,对卖空者越缺乏吸引力。这为后续研究指明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四、结论与启示

知情卖空交易者和传统买多交易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在掌握确凿证据后实施的交易行为,后者行为则容易受到噪音因素的干扰。知情卖空者犹如一个在企业上空盘旋的“秃鹫”,寻找合适的机会发起卖空袭击,所以,企业如何向外界展示自身的“健康”形象,以避免引起卖空投资者的关注,是放松卖空管制的环境中公司管理层关注的重要问题,而这正是卖空交易发挥公司外部治理作用的一个逆向视角。关于卖空交易及其相关市场效应问题,笔者认为,以下三个初步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首先,就证券交易实践而言,卖空交易确实具有双刃剑特性,一方面能够促进股票定价的信息效率,另一方面也可能加剧市场恐慌,加大崩盘的风险。这是为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对卖空交易进行适度管制的原因。基于这样的背景,证券卖空力量往往被限定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这便解释了为何在允许卖空的环境下也不能有效抑制资本市场的非理性繁荣,究其根本,就在于卖空交易在任何市场中均未被“完全放任”,而是“适度放松”。

其次,对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而言,虽然可以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信息规制和强化执行机制等方面来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优化问题,但在一定条件下,企业外部的市场环境往往能提供更为有效的治理功能,而通过适度放松卖空管制实现股票的卖空交易,就是一项重要的市场环境变革。

最后,受上市公司管理层对市场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卖空强度和卖空标的股数量等因素的制约,卖空交易机制所带来的市场治理功能可能需要逐步展现,在这一进程中,企业异质性问题将一直影响着每一个公司的管理层信息披露决策,与此同时,随着卖空交易者的成熟化与专业化,卖空交易势必持续影响管理层的相关决策,两者之间是一个长期的互动过程。

纵观现有理论研究文献,与卖空交易行为相关的研究总体上呈现出“由理论分析到经验研究”、“由市场效应到微观效应”、“由倍受争议到逐步肯定”的发展态势。但是现有国内外研究尚存某些不一致的结论,一个原因是多种因素之间存在极为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内生性问题。另一个原因是我国卖空交易机制起步晚,融资融券不平衡,可卖空标的股处于持续扩容中,并且在具体研究中也缺乏对不同企业间差异的具体分析(即企业异质性问题)。因此,有必要系统地研究放松卖空管制的市场效应与管理层行为的互动机理。就管理层的信息披露行为而言,以下问题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是除盈余管理行为外,放松卖空管制对其他信息披露行为有何治理作用;二是企业异质性究竟如何影响管理层信息披露决策与放松卖空管制之间的内在关联;三是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践,还应尽可能使用时间跨度更长的大样本数据,研究放松卖空管制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之间的互动机理。

参考文献

[1]陈晖丽、刘峰:《融资融券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公司盈余管理的视角》,《会计研究》2014年第9期。

[2]陈淼鑫、郑振龙:《卖空机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基于全球市场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8年第12期。

[3]方立兵、刘烨:《融资融券大扩容:标的股票定价效率提升了吗?》,《证券市场导报》2014年第10期。

[4]李科、徐龙炳、朱伟骅:《卖空限制与股票错误定价——融资融券制度的证据》,《经济研究》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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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i,Y.,&Zhang,L.Short Selling Pressure,Stock Price Behavior,and Management Forecast Precision: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forthcoming).2015.

[7]Massa,M.,Zhang,B.,&Zhang,H.The Invisible Hand of Short Selling:Does Short Selling Discipline Earnings Manipulation?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1.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