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自由

家庭的自由（精选6篇）

家庭的自由 篇1

摘要：时代赋予我国艺术家在民族复兴中的重任, 不单是反思以往闭关自守中的优与缺, 更需的是重新认识远离久已的世界艺术大家庭中, 鄰居的果园中究竟开了什么花, 结了什么果, 以及如何被免虫害, 从而使我国走上华夏文化康复更新之路。而对一个艺术家而言, 是否真正拥有与懂得表现的自由与自由的表现, 则是关切到其艺术生命的。

关键词：表现,自由,反思

对表现的自由与自由的表现之探索, 可说是对我国艺术界进一步认识世界艺术与对自身反思中, 极为重要的一课, 这与我们历史性形成艺术界统一审美框架有关。

首先在表现的自由上, 我国当今的艺术家是幸运的, 只要历史不再给我民族开恶意的玩笑, 反复后退到行政命令指挥艺术的荒唐年月, 那就应不会再现。真正的问题倒是, 我们艺术家自我内在意识对此的认识。可能有些会认为改革开放业已三十多年, 很多画家早与国外展开了密切交流, 艺术界与世界艺术界也已基本“接轨”, 这已不是问题的问题了。其实这仅仅是表象而已, 艺术是人类灵性中最深层次的感悟, 长期被形成的意识观念, 会不自主地被固化入潜意识中, 如果对此沒有认真的认识与追索反思, 忽略其顽強性, 那不要说三十多年, 就是再过几代人也难得到真正的解放。另外艺术是决不存在所谓“接轨”的, 一方水土成就一方人, 艺术必有其深沉的民族性烙印, 所以应是艺术无国界地借鉴、吸收、融会、升华, 真正达到“百花齐放”于人类艺术聖殿, 各自为此做出贡献之崇高境界。

表现的自由, 首先是艺术家是否能拥有各式各样的表现, 不论是方式、流派、风格与造型观上的应用与表达的自由, 这不单指艺术家生存的所在时代环境, 也指艺术家本人的造艺修养所达境界之许可与否。要达到这样的高度, 就得在艺术绘画外, 还得有对音乐与文学的修养, 这将拓展表现的自由度, 而在哲学与历史上, 往往使艺术家对人类心灵中的爱, 有更深的认知与感悟。马蒂斯为此就指出要使作品显得丰富, 具有令人震颤的力量和光辉灿烂的美, 就必需要有伟大的爱, 需要一种能激起并保持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爱, 一种能激起并保持对伴随一件美术品诞生的强烈热情和分析性的深刻的爱。他最后问道, 难道爱不是一切创造的本源吗?这段话相当广义, 归纳于艺术上, 则深刻揭示出感人艺术品的真实力量内涵所在。其次是艺术家本人在认识观上, 对创作自由的领悟深度与发挥广度, 能否真正摆脱观念上的缚束, 才会在艺术表现中得到真正的自由, 否则即便时代引导走出了缚束的牢笼, 但仍是不习惯直立, 更免谈昂首行进了。回看历史上各时代涌现出杰出的艺术大师, 无不得到这两者的结合, 在这基础上其作品才会具长存于世的魅力。

自由的表现, 呈现在艺术家创作中的精神状态, 艺术上的自我肯定与能抓住事物本质的信心, 将促进物我交融的体验呈现, 艺术家对所表现的对象, 达到经由表象进入本质的感悟, 就可能抓住对象真实的全方位构成元素, 再经由艺术家长期积累的各方修养因素, 会在创作中出现“顿悟”, 灵光一现地涌现出不论随意挥洒, 或刻意堆砌, 在充满自信甚至得意的主宰物我的精神状态中, 把感悟中提炼出的对象真实, 不论光与色定格在画布上, 克罗齐、苏珊·朗格、荣格等这些理论家认为:“艺术的本质与人类心灵的本能表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是内心获得最大自由的表现, 其中混杂着严格的理性分析, 又有非理性的疯狂, 这都绝对是个人的, 也是艺术家把自我生命力与感受, 灌注入了艺术品创作中。这正是现代表现主义的灵魂。

实际上, 天地万物无情, 一切沿着苍天无垠的宇宙规律冷酷地运行, 是人类这一特异物种, 才如此痴狂地赋与其声光形色, 直至感情寄托, 也就是我们能享有“自由的表现”之凭仗。这也就是万物虽有情, 但在人类这种强烈情感衬托对比之下, 就消失于无形之中了。在此, 实在应该引用萨特在《为何写作》中的一段话语:“当我被一片景色所迷住时, 我清楚地知道创造这片景色的并不是我;但是我也知道, 如果没有我, 在我眼前建立起来的树、叶、土、草之间的各种关系也就会荡然无存”。这是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作为画家更应仔细品尝其中直指的“各种关系”, 这正是绘画艺术中的核心构成之一。有此感知, 才不会被景物形态所迷惑, 使自我成为物我交融中的主宰, 一个真正艺术家的潜质才得以树立, 即在任何要表现的对象前不再畏惧, 就不会被所要表现的对象形形色色表征所征服, 被奴役成照搬照现的画匠, 从而创造出照亮人类心灵的伟大作品于世。但社会中画匠又绝对是广大民众所需, 在分工上绝不可有贬义, 事实上, 哪能有那么多艺术大师, 我在另一论述中就对服务于广大民众需求的农民工艺术大军充满敬意, 在此不多赘。

矛盾的是, 每个只要有志于艺术, 即使刚达到画家的基本素质者, 内心又必需有那么点自认是必成大师之材, 必需对自我作品有那么点自恋自赏, 实际上个人内心的这种骄傲, 是一个艺术家成长中, 太重要的元素。历史证实, 如果这么点自傲与自尊, 不论是被外界或内在所压制或摧毁, 那个时代是无大师可言的了。有修养的艺术家, 会自觉转变这种元素成为外在的推动力, 促使画家更谦虚与努力去观察、借鉴、融会, 更严厉的自我批判, 力图使自己的创作更完美。艺术上的这种追求, 会不自觉走向对真善美本源的追溯, 指向灵魂的深处与宇宙的起源。所以, 艺术家往往是孤独的, 痛苦的, 也往往是超前于社会而得不到认同的, 其本身往往不论自觉或不自觉, 均卷入到美与丑、善与恶的角力中去了, 也就是为何具人类良心的艺术家, 总是位于历代暴政下被牺牲的前列。如捷克艺术家阿尔丰斯·慕夏, 他大量的优美女性装饰性造型, 扬名于四十年代的欧美, 他认为一切创作出自内心, “艺术的存在只是为了传递精神上的讯息, 仅此而已”。但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 在1939年德国入侵捷克后就被首批逮捕, 仅数月, 就灭顶于盖世太保的审讯中。艺术见证于时代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艺术创作中, 每个人对美的感悟不同, 这就为何出现面对同样景物, 却能有千万不同的创作表现, 甚至个人不同情绪阶段, 对同一景物也出现不同的表现, 艺术的永恆生命力也在于此。也正因如此, 艺术家在认识与珍惜自我的表现自由的同时, 也必需尊重所被表现的对象中所蕴藏的天性表达自由, 单纯主观发泄自我感情于创作, 忽略耐心观察与品味对象表里散发出的微细特征, 就不可能成为物我交融间的真正主宰, 会在作品中隐藏着那么一种千篇一律的偏执。试看艺术大师们, 常常对着同一个景物对象, 怀着真诚的崇敬, 一次次充满激情地挥动画笔, 创出了一幅幅神采各异的伟大作品。不论是凡高的向日葵或塞尚的风景与静物, 正是他们既尊重自我, 又尊重对象所获得宇宙万物之“神”的嘉奖, 在此就不一一举例了。

总之, 试论的话题涵盖着艺术中既表亦深, 既是具体技艺表达的方法论, 又是艺术哲理的探索, 都非本文所能更多论述的, 愿共同分头作更多的探索吧。

家庭的自由 篇2

德国人的严谨有目共睹，如此强大的民族性，从何而来？答案是教育。对德国家庭来说：与其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规矩大于宠爱，身教重于言教！60多条德式教养规则，教出自律好孩子！

—01— 能力大于成绩

让孩子成为独立、完整的个体

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更不是父母未完成梦想的接力者。想要教育好孩子，首先应该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

规则1：孩子像花也像大树，需要呵护更要历练！死知识和活能力，都是学习！

规则2：既要学业好，更要能力强，宠物是最好的老师──教会孩子热爱生命、付出爱心和动物相处，就是一种学习。

规则3：从小能和动物相处，长大就能和他人相处，拥有柔软的心，关怀弱势，善良比金子更可贵！照顾比自己弱小的生命。

规则4：为故事设计不同的结局，训练逻辑思辨能力，动脑筋，就能克服困难，解决难题。规则5：从餐桌上学礼貌，随时随地机会教育，培养孩子的礼仪。

规则6：放手，是学习独立的第一堂课！自己能够完成，就不接受他人帮助。规则7：不要多帮孩子做，而是多「让」孩子做。

规则8：环保，不只是口号！就从生活做起，让孩子从小知道爱护环境、保护自然环保教育，从日常生活做起。

规则9：相信孩子的感受与判断力，不以自己的经验，取代孩子的感受。

—02— 身教重于言教

与其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父母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否则就无权要求孩子这样去做。

规则10：再怎么富裕，都要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教育孩子说不必要的花费，就是浪费！几块钱也是浪费！规则11：阅读是孩子形成独立人格的基础。

规则12：跌倒了，自己站起来！负责的第一步──告诉孩子：这是你的责任！孩子出了问题，自己要负责。规则13：以身作则：守规矩，从过马路做起闯红灯是小事吗？再小的事都要以身作则！父母坐得直，孩子就行得正。

规则14：一分或一秒都算迟到，德国家庭这样教守时！迟到一分钟，也要向孩子道歉！为了孩子，父母必须学会守时。

规则15：说到做到！对孩子守信，可不是随便说说，妈妈，你说话不算话.„„父母说话算数，孩子才会守信。

规则16：成为图书馆的常客──阅读是最浪漫的教养，为孩子打开知识的大门。

规则17：家裡弥漫美妙音乐，是让孩子喜欢音乐最好的方式，潜移默化的音乐教育，父母喜欢，孩子就会喜欢。

规则18：家庭气氛和谐，才能教出性格平和的孩子，不要在孩子心里埋下暴力的种子。

—03— 尊重优于权威

不贬抑、不纵容，让孩子自然成长

望子成龙是所有父母的共同心愿，然而许多父母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孩子身上、不分场合地教训孩子，全然不顾孩子的自尊心是否受到伤害。

规则19：爱无敌！爱孩子就让他知道，我不是捡来的„„妈妈爱我吗？爱要大声说出来，让孩子知道。规则20：居高临下、大声训斥、缺乏耐心，只会让孩子充满压力，将孩子视为个体，平等对待、相互尊重。规则21：不干涉，多鼓励，让孩子自主学习。

规则22：即使孩子犯错，也不能随便训斥，孩子也有尊严，不是孩子不成器，是教育出问题！规则23：鼓励孩子与大人争辩。

规则24：尊重孩子的发言权，理解孩子的想法，对孩子说话时，要半蹲，眼睛相互对视。规则25：应该给孩子的是爱，而不是伤害，爱与被爱是最可贵的能力。规则26：尊重孩子的爱情。

—04— 吃苦好过吃补

适度磨难，是对孩子最好的锻炼

和其他国家的孩子相比，德国孩子的抗挫折能力是出了名的强。德国的父母是如何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的呢？磨难营是他们的法宝之一──让孩子参加一些近乎残酷的训练活动。或许你会觉得这么做很残忍，德国父母却认为这是对孩子的爱。因为，爱孩子，就要让孩子懂得坚强。规则27：让孩子在碰撞中成长，而不是在呵护中长大，磨练孩子非凡的勇气和胆量，才能保护自己！规则28：不让孩子做家务，是害而不是爱！让孩子体会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规则29：让孩子了解社会的黑暗面，学会自我保护。规则30：德国人的饥饿教育：不好好吃饭，就得挨饿！规则31：给孩子的成人礼，尝试一个人旅行！

规则32：孩子有十个缺点，父母要为其中五个负责，肯定孩子的优点，也别忘了检讨缺点。规则33：让孩子多吃点苦，长大后就不会受苦。规则34：少量的衣物能保暖，大量的衣物是负担。—05— 规则大于宠爱

宽容而不纵容，建立规则比说教更有效

如何才能有效地教育孩子？许多父母的做法是不断地说教，但是聪明的德国父母会为孩子立下规矩，从小让孩子建立规则意识。他们会和孩子协商，制订一些规则，并且要求孩子遵守这些规则。规则35：订了规则，就要坚持下去，让孩子按照协议行事，才是关键！规则36：孩子自己能做的，家长不要帮忙。

规则37：父母言行一致，孩子才会遵守规则。对待孩子，有两个原则：事先约法三章，事后毫不妥协。规则38：建立“能与不能、可以与不可以”的概念。规则39：社会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规则与秩序。规则40：父母破坏规则，孩子就会轻视规则。

规则41：礼貌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天培养的。没有人会因为表现得有礼貌而出错。

—06— 放养优于圈养

这个不行、那个不准，怎么教出好孩子

在父母的眼中，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并且必然成为一棵大树。而在长成大树的过程中，园丁一定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例如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培养孩子的好性格与好习惯、给予孩子鼓励、培养孩子的自我及主动争取表现的精神等。规则42：教育孩子独立，大方。

规则43：培养好习惯，就能培养好性格，从小教起，从小事入手。

规则44：告诉孩子，不要斤斤计较、钻牛角尖。教孩子学会原谅，宽容待人，到底谁对谁错呢？「原谅」就是解答。

规则45：十分是进步,一分也是进步，孩子，你不笨，只是还没有学会而已。规则46：鼓励和肯定是成长必需的雨露和阳光，培养自我意识，教孩子：做自己的主人！

规则47：如果孩子大声说“不”，应该为他开心，鼓励孩子，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勇于拒绝大人的要求。规则48：不要将谦虚与表现自我混为一谈，让孩子学会表现自我、传达热情，教孩子敢于站出来、敢于唱出来、敢于说出来。

—07— 自由大于限制

给孩子独立空间，发展才会无限大

在德国父母的眼中，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既不附属于家长，也不依赖家长。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也具备独立的思维。所以，德国的孩子多以自我独立发展为成长目标。而身为父母，只要给予孩子自由的空间即可。

规则49：看到自己孩子的特点，也要看到别人孩子的特点，切记！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将两个孩子的优缺点做比较，会让孩子失去自我。

规则50：不要把孩子的缺点与其他孩子的优点相比，贬低孩子，会让孩子的自信归零！不要贬低孩子，而是要鼓励孩子向他人学习。

规则51：避开父母主导的教育方式，避免比较式的教育方法，顺著个性养，孩子也要因材施教，不同的孩子需要不同的教育方案

规则52：多给孩子自由空间，学会对自己负责，家长偷看孩子的日记，等于侵犯孩子的自由！亲近大自然，放养的孩子，眼界更开阔！规则53：孩子要放养，不要圈养。

规则54：做决定前要思考，做决定后要负责，让孩子自己做决定、自己负责，让孩子自己作主，培养主见。

—08— 自制甚于控制

从小建立理财观，教会孩子存到第一桶金

德国人富有，但是绝对不奢侈，所以德国每年的平均消费都不会很高，这主要得益于德国父母从小对孩子进行理财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下，德国孩子从小就养成了非常好的理财习惯：不乱花零用钱、随时去银行存钱，即便玩游戏的时候也很节省。规则55：与其多给钱，不如学会如何用钱。

规则56：二手市集体验，让孩子学习交易常识，举办儿童旧货市集，让孩子体验买卖过程。规则57：在游戏时浪费，现实生活中也会浪费，“你知道一枚导弹的价格是多少吗？”玩游戏也要抓机会教育！

规则58：拥有自己的帐户，存自己的零用钱，为孩子开立银行帐户，从小学会金钱规划，发红包V.S对帐本的理财观：教育孩子记帐力量大！

规则59：让孩子知道，多花的钱是属于父母的。

规则60：买东西前要想清楚，钱花完了不能再要，带孩子去银行存钱，感受储蓄的氛围，学习控制欲望，告诉孩子：花每一分钱都要考虑！告诉孩子：乱花钱是欲望的放纵！

家庭的自由 篇3

个人自由在婚姻家庭法中的扩张

个人自由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整个现代法律体系都是在个人自由这一核心原则之上建立起来的。与财产法相比，婚姻家庭法由于深受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并担负着维护家庭伦常秩序和社会、国家利益的重任，个人自由的空间历来并不宽松。但就婚姻家庭法自身而言，在从古代的家族本位向近现代的个人本位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仍然呈现出渐趋彰显的清晰态势。

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使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家族依附和身份关系对个人的束缚大大降低，“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近代婚姻家庭法以个人本位的婚姻契约观为基础进行构建，强调人格独立，宣扬人格平等，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当事人决定和管理自己家庭生活事务的自由。最主要的表现是双方当事人依合意缔结婚姻的自由，在一些国家也包括选择夫妻财产制、在法定情形下离婚等自由。同时，国家为维护家庭伦常秩序，在婚姻家庭领域始终持积极干预态度，以法律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全面规范，个人自由的空间非常有限。

在从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变的过程中，婚姻家庭法体现出与财产法背离的趋势。在财产法领域，为适应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国家不得不一改以往的放任态度，对个人自由施加诸多限制；而在婚姻家庭法领域，对人性和个人意思的尊重却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个人自由的范围和程度继续扩展，人们得以更广泛、更充分地决定自己的家庭生活事务。一方面，法律放松了对结婚与离婚的限制，婚姻的缔结与解除更加自由。在婚姻的缔结上，古代或近代的婚姻家庭法中婚姻障碍繁多，其出发点主要在于维护家族利益、人伦秩序和阶级统治。现代立法确立个人结婚之自由，且大多数国家仅基于社会福祉之考虑，规定了重婚、近亲和疾病等少数婚姻障碍情形。在婚姻的解除上，近代婚姻家庭法普遍以一方当事人具有法定过错作为婚姻关系解除的前提条件，且仅无过错一方有请求离婚的权利。现代婚姻家庭法扩大了离婚法定理由的范围，将一些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理由，如生理缺陷、重大不治之症等纳入其中，且双方当事人均享有离婚诉权。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当事人的离婚意愿更加受到尊重，许多国家先后采纳了破裂主义离婚标准，只要“婚姻关系无可挽回的破裂”，即可离婚。另一方面，现代婚姻家庭法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余地。双方当事人不仅可以基于自由意愿，对关系存续期间的婚姻住所、家庭姓氏、夫妻财产制等予以选择，而且在离婚时，也可以对离婚程序，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离婚后的救济等事项做出自主安排。

中国自古有“法不入家门”的观念，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家庭关系之中的事情比较少，而是委诸家长对家庭内部事务进行管理。但是这种传统的家庭自治或对家庭的尊重其实是扭曲的，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及女性与儿童权益福祉为代价的。中国的传统法律有关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规范集中体现为长尊幼卑和男尊女卑的家族主义精神。这种固有的法律体系在与近代西方法律遭遇后，转而解体并开始进行对西方法律的移植，即形式上从诸法合体向法律部门分类转型，内容上从尊卑、性别等差异向人格平等转型，从家族权利本位向个人权利本位转型。

婚姻家庭法中个人自由的扩张，除了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浸润的原因之外，也与家庭生活中的私密性特征和情感因素有关。家庭本质上是私生活领域，其中很多事务具有私密性，当事人不希望国家干预，国家也不宜干预。家庭生活的本质是基于爱情与亲情的“圆满共同生活”，维系家庭关系的最重要基石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而非法律规范的强制力，个人自由可以弥补法律在规范建构家庭生活方面的局限性。此外，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发展，家庭对个人掌控力的衰退，以及妇女经济能力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等，也推动了婚姻家庭法中个人自由的彰显。

个人自由的伦理基础在于“自己决定权”，即自己的私事由自己自由决定的权利。一个人之所以拥有“自己决定权”，乃是因为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是一个理性的人，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对自己的行为和利益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与决策能力，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佳判断者和决策者。（ 参见周安平：《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法律对家庭事务的干涉就有可能侵犯家庭的私权。

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还出于一个信念：每个人都有权决定并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生活模式。而在民主的基础上，并不存在固定的“最佳”家庭生活模式的标准。自治意味着一种自我思考与自定的能力，通过深思熟虑，判断、选择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生活模式。（参见王洪：《家庭自治与法律干预》）

我国1980年颁布《婚姻法》和2001年修订《婚姻法》都是以不断扩大公民个人自由权利、保障意思自治为立法理念的。例如，夫妻财产制度从单一的法定共同财产制到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并立，再到约定财产制的完善与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确立，这一变化的进程表现为不断地扩大夫妻个人决定其财产状况的自由权利。同时，婚姻自由原则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要求公民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必须提交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而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则取消了此规定，以个人自行出具的签字声明取而代之。同时，该条例还将婚前医学检查从“必须”变为“自愿”，即取消强制婚检，肯定了婚姻当事人均有对自身的健康独立判断、选择、取舍的权利。此外，《婚姻登记条例》将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名称中的“管理”二字删除，淡化了婚姻登记的行政管理色彩，扩大了公民个人婚姻自由的权限，更加体现婚姻法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保护当事人婚姻自由的立法理念。结婚意思瑕疵（例如受胁迫）可导致撤销婚姻，《婚姻法》将撤销申请权交给当事人自己行使，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撤销，人民法院、婚姻登记机关不应当依职权主动撤销。婚姻无效或撤销后产生的财产关系，当事人协商处理，只有在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时，法院才依法予以裁决。在登记离婚中，重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就离婚、子女的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可通过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就此解除婚姻关系。在诉讼离婚中，由夫妻双方自愿协议分割共同财产和清偿共同债务，只有在协议不成时才由法院判决。在离婚的救济上，经济帮助权、家务劳动补偿权、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等都以当事人一方请求或主张为前提，体现以意思自治为原则的自我处分。

婚姻家庭法领域的个人自由、意思自治仍在发展中。近年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忠诚协议”纠纷案，夫妻一方以婚前或婚后所签订的“相互忠诚，违反予以赔偿”的财产性协议主张权利，许多法院给予了支持。法院支持的理由是：忠诚协议是夫妻双方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所签定的，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夫妻签定忠诚协议追究过错方责任，是公民自我救济的有效方式。目前，法律界多数认为虽然对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认定应当特别谨慎，某些忠诚协议的效力应当被否定，但某些忠诚协议在严格审查下是可以认定有效的。再如非婚同居问题，当下年轻人和老年人盛行非婚同居，非婚同居者大多使用同居契约规范双方的关系，以契约确认彼此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契约更加体现当事人的个人自由。未来的我国法律预计迟早会接纳非婚同居关系，认可同居契约的效力。

国家干预的正当性基础

按照传统的法律理论，家庭被视为私领域，家庭中发生的事情是纯粹的私人事务，国家不得予以干预，但20世纪现实主义法学的发展使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国家可以为了特定目的介入私领域，盖因“任何自由都容易为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博登海默语）。现代工业化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互相依赖、分工复杂的社会，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无法完全独立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外，而必然受到社会既存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影响，从而具有不同的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与能力。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当事人通常存在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无法与握有经济强权和社会资源的成员立于同等地位进行协商。如果国家不加以必要的干预，优势成员就可能以自己的强制意志去控制、侵害劣势成员的自由，从而使后者成为前者滥用自由的受害者。真正的个人自由，正如康德所说，应该“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

婚姻家庭既是根据个人的意思，自己选择、成立并维持的成年人之间的自由关系，也是不能根据功利的理由而随意处置的、有着相同生活目标的亲属共同体。自婚姻家庭产生以来，它就担负着诸多的社会职能，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繁衍人口、养老育幼、组织生产和消费。费孝通认为：“在男女分工体系中，一完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的合作。两性分工和抚育作用加起来才发生长期性的男女结合，配成夫妇，组成家庭”，“夫妇不只是男女间的两性关系，而且还是共同向儿女负责的合作关系。在这个婚姻的契约中同时缔结了两种相联的社会关系——夫妇和亲子。” 婚姻还具有团体性，不仅包括夫或妻，而且还包括夫妻共同体、家庭共同体，因此，不可能完全以个人为本位，必须考虑夫妻共同体、家庭共同的利益，应强化在共同体内的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压缩个人的自由空间。

社会发展到今天，婚姻家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男女两情相悦的需求突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夫妇间的情感因素，成为婚姻家庭的重要成分。然而，家庭的养育功能和经济生活的功能并未因此而减弱或丧失。忽略婚姻家庭的传统价值的观点，是不符合客观现实和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践踏婚姻家庭固有品质的行为诸如轻率而随意的离婚、放弃对子女的责任等，将严重地冲击婚姻家庭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养育后代的功能。它的代价必然是弱者（多数情况下是妻子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受损害和福利被剥夺。因此，国家出于衡平当事人不平等地位、确保其平等实现个人自由之目的而实施的必要干预，不仅不构成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反而是在实质上增进了个人自由，具有正当性基础。

婚姻家庭法调整的是具有特定亲属身份的人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特别的人伦关系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而创设和存在的，而由亲属身份所派生的财产关系也不体现直接的经济目的，它所反映的主要是亲属共同生活和家庭职能的要求，带有某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色彩。与市民社会的其他财产法则不同，它不具有等价有偿的性质。与其他绝大多数“不近人情”的法律规范不同，婚姻家庭法突出反映了法律制度“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的一面。它以大量不可选择的强行性规范试图将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引入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轨道，这些规范因其具有扶弱济贫的公益属性而被法律加以定型。公民可以选择的只是是否进入这些法律关系，比如结婚与否、生育与否、收养与否。一旦决定进入则必然引起相应的法律后果，这些后果是法律预先指明、严格规定的，当事人不得自行改变或者通过协议加以改变。大多数的亲属权利义务被法律硬性规定，无法自由改变，也不允许频繁地变动。与其他民事法律调整财产关系的大量任意性规范突出意思自治、个人本位不同，民事法律中通行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家庭法中是受到多种限制的。

在民主社会制度中，婚姻家庭法一般都带有某种公法特点，重视国家和社会公权力的干预。法律干预婚姻家庭的基本方法是直接而明确的：诸如运用共同财产所有权，实现夫妻双方的财产共享，避免分产制对妇女的实际不公；规定亲属扶养义务，为妇女、儿童和老人提供基本生存条件；建立亲权和监护制度，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明确非婚生子女的认领，使最脆弱的群体得到最贴切的爱护和扶助等等。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已经对弱者地位给予了应有的倾斜性照顾。为了保护在离婚时处于弱势一方的利益，进一步体现家务劳动的价值，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2001年《婚姻法》首次增设了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完善了原有的离婚困难经济帮助制度。“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规定，采取分别财产制的夫妻，离婚时，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则明确规定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则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5条赋予一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使得一方在发现另一方有偷偷转移财产迹象时，既不离婚又能保住属于自己的财产，给相对弱势的一方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救济办法。第12条对夫妻一方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处理，在兼顾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同时，又保障夫妻另一方对共有房屋的所有权。即使第三人是善意购买，如果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另一方也有追回该房屋的可能。

就2010年底时的面貌而言，《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有些地方还需要改进，例如一方贷款所购房屋性质的认定，征求意见稿没有考虑夫妻结婚时间的长短和共同还贷时间的长短以及首付款在总房款中的比例，一概规定谁买就归谁，这对共同还贷的另一方不公平。她/他参与共同还贷后其实已放弃了自己买房的机会，或者丧失了自己买房的能力。此外，征求意见稿第14条对养老保险金的处理也有不妥，夫妻应当分享婚姻期间积累的养老金期待利益，这才符合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本意。第6条“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或增值收益，应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但另一方对孳息或增值收益有贡献的，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也没有充分体现夫妻财产关系的特殊性。我国《婚姻法》确立的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共同财产制，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或增值收益，应以认定为共有财产为一般原则，而不应以共有财产为例外。

国家干预的限度

现行婚姻家庭法由当事人的充分自治和国家的必要管制构成，对婚姻家庭，国家既要尊重个人生活的自由，又要对其予以干预，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衡量和取舍？国家基于何种情况、在多大限度内进行干预？

从实践来看，国家权力往往作为自治与权利的保障者与补充者的角色出现并发挥作用。当公民自治有悖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时，管制和权力就会出现，成为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器。而当公民自治无法取得一致即争议无法解决时，管制和权力又会作为最终的争议解决方式出现，这种方式往往以司法的名义或补充性条款的名义出现。管制以司法的名义经常出现在《婚姻法》中，例如，2001年《婚姻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又如，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而管制作为补充性条款出现的情形也较多，如2001年《婚姻法》第19条第1款在承认了夫妻约定财产协议的效力之后，进而规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而该法第17、18条规定的正是法定财产制的内容，说明此规定的立法意图是基于弥补个人意思自治之不备或不足。《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大量的条款都属于这种情况。比如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的处理、对一方贷款所购房屋性质的认定、对父母出资购房的认定，为解除婚外同居关系的补偿金的处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一方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处理、夫妻之间赠与房产的处理、对养老保险金的处理、对尚未分割遗产的处理等等，法律都是首先允许当事人自行协商，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才由法院依据一定规则判决。

通常，保护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国家介入私领域的正当理据。在婚姻关系中，配偶双方通过婚姻契约不断地拓展彼此互利的范围，同第三人利益进行竞争。因此，法律对缔约应进行必要的限制，防止侵害到第三人。如在协议离婚中涉及子女的抚养、债务的清偿等问题，第三人的利益应予以重视和保护，避免财产分割中损害债权人利益或子女抚养费给付不合理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为了维护交易的安全，防止婚姻当事人利用夫妻约定财产制规避法律和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婚姻法》第1 9条第3款特别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所谓“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或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

何为社会公共利益，很难具体明确地加以界定，如果界定不当，便可能导致国家的过度干预。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判例中指出，对私生活加以国家干预或限制只是例外，而且可接受的例外只能是：1. 法律明确规定的；2. 民主社会所必须的；3. 为了保护该条所提及的权利，包括“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4. 干预的方法与立法目的相称。 依这些观点，只有出于保障家庭成员个人自由和权益的需要，国家才可以干预家庭生活事务。

国家虽然有权基于保护理念介入婚姻家庭关系，依法保障弱者权益，但仍应尊重个人对家庭生活事务的自我决定权，实施的干预必须适度。国家干预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法律保留原则，即国家对家庭生活事务干预须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以法律手段进行，不能非法干预；二是比例原则，即国家干预在时机、方式与程度上须与保护弱者权益的需要相对称，不能过度干预。国家在许多时候应置身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外围，只是在当事人不能自行解决和权益受到侵害并请求干预时，才消极、被动地介入进行干预。倘若涉及家庭暴力或未成年子女，国家则应秉持相对积极之态度，在必要时主动干预。因为前者属于保护人身安全与人格尊严之要求，这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高于家庭生活自主权；后者则是基于对未成年人受支配之困境与无援用法律之能力的事实认知。

通过以上评析，可以发现我国婚姻家庭法的发展已呈现出个人自由与国家干预并进的趋势。国家权力已经退出了许多原来国家以维系社会公共利益、家庭价值或伦常秩序为理由而对于个人自由所做的限制，让其任由个人自主与家庭自治。而在原来法律不愿介入或是采取较消极态度的领域与问题上，例如对于家庭暴力或是家庭中其他弱势者的保护等，则是越来越积极地介入，这就是强化法律对婚姻家庭必要干预的趋势。这样的趋势与世界各国婚姻家庭法的现代发展模式是相一致的。

家庭的自由 篇4

我国学者一般将自由心证理解为:以定案的证据的证明力的有无及其大小不由法律预先做出规定而委由裁判者根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地判断, 在形成内心确信的前提下, 进而对案件的事实做出结论。

自由心证是以证据的存在为前提, 而不是以单纯的“自由”心证而认定事实。所谓允许心证者, 不是证据的能力即何种资料具有证据的资格, 而是证据的证明力即证据的价值。证据证明力的有无及大小, 允许法官自由判断、选择、取舍, 而不受法律形式上的约束, 以利于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

由此可见, 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的根本区别就在于, 自由心证制度将选择和适用经验法则的权力委之于法官, 使法官根据每个具体案件证据情况的不同而作出适当的判断。相反, 法定证据制度则以法律的形式预先将个案中应当适用的经验法则加以规定, 以排斥法官作出选择的自由。

二、自由心证制度的优点和缺陷

自由心证是从法定制度中演绎发展而来的, 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法定证据制度的僵硬和刻板, 但是其也存在自身固有的缺陷。下面就从二者的对比中分析自由心证的特点:

(一) 优点:

自由心证制度赋予法官依据良心和理性对证据和案件做出判断的权力, 而不是刻板地向自动售货机那样将案件安插到法律中进行裁判。由于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以及法律的滞后性, 法官根据当时的情况依据经验和逻辑进行判断, 形成内心确信, 能够较为灵活的处理案件,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 缺陷:

由于在自由心证制度中, 法律对证据证明力的有无及大小不进行预先的设定, 所以这些主要依赖于法官的良心和理性以及其专业素质的高低。在没有相应的措施规制的情形下, 自由心证制度则无疑给司法腐败留下了隐患。自由心证制度的灵活性, 从反面看, 倒成就了其随意性、主观臆断之缺陷。

一.自由心证中“自由”的范围

(一) 证据的证明力法官依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进行自由判断, 法律原则上不对不同证据形式的证明力进行排序。

对证据证明力的自由判断, 是自由心证制度的本质和核心。为了使法官对待证事实形成心证, 原则上证据制度对证据形式不进行限制。

在自由心证制度下, 各种证据的证明价值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在证据法理论上称之为“证据价值平等主义”。此即自由心证制度的“真谛”。根据这一原则, 只要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并经过法庭调查, 无论该证据的性质和种类如何, 法律不预先设定证据的差等, 证明价值的大小由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判断。

(二) 法官独立判案, 认定案件事实只忠于自己的内心确信。

在证据的认定过程中, 法官的作用与地位是裁判者, 法官应该处于一种中立、超然的地位, 独立进行证据判断与认定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保障。法官通过庭审, 以及调查取证, 对案件的证据经过自由判断, 在自己的内心对案件事实达到某种确信 (高度盖然性的确信) 时, 就可以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 做出裁判。

二、对自由心证进行必要的限制

相对于法定证据制度, 自由心证存在着“超自由”的危险, 因为由于缺少了法律的规制, 法官仅凭借自己的良知和理性来判断证据的证明力, 从而达到自己的内心确信。这些都是在法官的内心世界中进行的, 外界很难对其进行精准的衡量和规范, 所以对其的“自由”必须进行限制, 只有有界限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一) 法官要具备良好的素质

对法官应该具备的素质,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要有较高水平的专业素质;二是, 要有良好的道德素质。正如台湾地区学者所言, “法院于事实之真伪, 虽有判断之自由, 然亦非可率尔以从事, 法律之所期待者, 审判官恒为富于学识经验之人, 其判断事实必然能依经验定则而为之, 如依经验定则而行, 自无专横之弊, 故敢舍法定证据之一而采取自由心证主义者。”

(二) 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的限制

遵循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是自由心证制度下, 对法官证据证明力判断的最基本要求。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是在法官的认识活动中联系证据和案件事实的桥梁, 也是检验法官认识活动是否客观合理的重要依据。所谓经验法则, 是指人类以经验归纳抽象后所获得的关于事物属性以及事物之间常态联系的一般性知识或法则, 它是在人类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客观存在的不成文法则。逻辑规则是指人们能够得以进行正确思考所必须依据的法则, 主要作用是提供了以经验法则为根据从既知事实推导到未知事实的推理工具。

(三) 证明标准对自由心证的约束

证明标准是指法官在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证明标准确定以后, 一旦证据的证明力已达到这一标准, 待证事实的真实就算已得到证明, 法官就应当认定该事实, 以该事实的存在作为裁判的依据。证明标准是法律预先规定的, 目的在于同一案件的裁判尺度、增加诉讼结果的可预测性引导当事人举证。

(四) 证据排除规则对自由心证的限制

证据排除规则是针对证据能力的规则, 旨在将不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材料排除其用于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资格。民事诉讼法通过把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排除在判断对象之外, 也就排除了法官对这些证据进行判断的机会, 从而间接限制了法官的自由心证。有必要在法官在进行自由心证之前就将其排除在外, 对法官的自由心证进行限制, 否则会给法官判案带来误导或者延误时间, 不利于案件真实的发现。

(五) 心证公开原则

心证公开要求法官将其在诉讼审理过程中对于证据证明力以及案件事实所形成的心证, 在法庭或其他诉讼程序中, 向当事人或其他公众公开 (除需要保守秘密、隐私等不宜公开的外) , 使其知悉、认识或者进行监督。由于法官进行心证是依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在内心进行的, 外界对其是不知晓的。只有要求法官将其心证进行公开, 暴露在阳光下, 才能有效防止法官的自由臆断。

综上, 自由心证固然有着许多的优点, 然而, 自由心证却也是一柄双刃剑, 尤其缺陷的一面。只有“不自由”的心证, 才是真正的“自由心证”。

参考文献

[1]樊崇义:《证据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版。

[2]刘春梅著:《自由心证制度研究:以民事诉讼为中心》,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31页。1石志泉.民事诉讼法释义.三民书局.1987年版

[3]刘春梅著:《自由心证制度研究:以民事诉讼为中心》,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41页。

论个体自由与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篇5

关键词：婚姻家庭；个体自由；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辩证关系

一、个体自由与婚姻家庭的辩证关系

家的理念在中国文化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个人的自由受家的制约。中西观念殊途，侧重不一，自由与家孰是孰非并非可以简单地一言蔽之，家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一直以来所误解的那样相互排斥，而是一种辩证性的关联。

（一）婚姻家庭对个体自由之扬弃

哈贝马斯的主体间哲学认为，主体理性是存在一个成长过程的，成年时方时理性成熟的阶段。譬如在私法自治领域，每个公民生而拥有民事权利能力，而民事行为能力却要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才享有。而从家的角度出发，在幼年和老年这些人生阶段，个体需要抚养、赡养、监护、照顾，每个个体在行为能力上无不受到限制，若在此时宣扬自由无疑是对个体的伤害和遗弃。“家”在此意义上作为个体存在的完整形态而包含了自由的价值，从表面上看，这更像是自由和依存的一种对立，但实质上，家并非对自由价值的反动，而是自由的坚强后盾，是自由与依存的对立统一。此外，从人生的历程来看，个体总是从家而生，这是对家的第一次肯定；而后青年离家而走，这是第一次否定；最后，壮年步入新家，这是否定之否定，亦即对新的开始之肯定。从肯定到否定，到再一次肯定，亦可见，家之理念实际上是对自由理念之扬弃。

（二）婚姻家庭对个体自由之限制

婚姻就像是一道围城，城外的人憧憬城里的景色，城里的人却想着冲破这层禁制。婚姻家庭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无疑是多方面的。诸如一夫一妻制度、计划生育制度、保护老人妇女儿童制度等婚姻法中原则性的制度规定。而其中缘由，最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为共同利益与共同责任之目的

家是一个共同体，婚姻和血缘是这一共同体坚实的结构基础。婚姻家庭的共同利益，包括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等；而婚姻家庭中的共同责任，则包括赡养抚养义务、忠实义务等。对于夫妻共同努力换取的收入，一方不得未经另一方的同意，擅自处分。此时，个体的财产处分权便受到来了限制，这是出于对家庭生活中为共同利益付出成本难以计算的考虑，通过一定的自由权限制，以达到权利的平衡和结果的公平，维护家庭的共同利益。此外，就共同义务而言，赡养是一个家庭应共同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不因个体主观上没有担负的意愿而消灭，个体在赡养义务面前没有选择的自由。

2.为家庭成员之利益所作牺牲

在黑格尔的婚姻家庭观中，爱是维系婚姻家庭的纽带，它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关系，是不可或缺的。个体幸福感和成就感伴随着家庭成员追求的实现而达成，简单来说，这种爱的纽带使家庭成员的利益，被视为比个体自身利益更为重要，正所谓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会选择牺牲一方较小的利益，促成另一方较大的利益，从而提升家庭的整体利益，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作出牺牲的一方也会因为家庭整体利益的增加而获益。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在家庭生活中，很多妇女选择放弃工作，在家里照顾丈夫孩子的起居生活，使丈夫能够在事业上大展拳脚而无后顾之忧，使孩子能够在家长的陪伴和监督下专注学业。这种牺牲自身工作自由，投身家庭的选择，便是家庭牵绊个人自由的现实例证。

3.为社会秩序安定之考量

在婚姻中，责任不仅仅是夫妻相互间的责任，还是夫妻作为一个整体对国家、对社会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家庭作为社会生活最小的也是最普遍的一个组成单位，就如同社会的细胞，关系者社会秩序的有序和稳定。为保障各个家庭能够在社会中能够得以建立、生活、发展，法律就必须对家的秩序作出规范，对组成家的个体的行为进行限制。如法律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度，对婚姻对象的唯一性作出了要求，禁止重婚现象的存在，这是社会秩序稳定之必然要求；现行法亦规定了夫妻的忠实义务，要求夫妻双方必须忠实，限制了在婚姻中的个人一定程度的性自由，这是维持婚姻关系稳定之条件；对于夫妻的共同债权债务，夫妻之间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对交易中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亦是出于对婚姻共同意志性的考量。

（三）个体自由理念对婚姻家庭之冲击

家是诸多个体集合的统一体，为了家的共同利益，必然对个体的私欲进行限制。反之，自由理念在婚姻家庭中的滥觞，则将对婚姻家庭制度造成一定的冲击。这些冲击体现在婚姻家庭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等各个方面。

1.夫妻同一性之减损

自古以来，夫妻多是同富贵、共患难。婚姻将两个独立的个体联结成难以分割的整体。而个体自由理念对婚姻家庭的入侵，使为家庭共同利益取代的部分个体价值再次显现，个体独立性的要求冲破家的理念的束缚，得到更多的释放。譬如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流行，作为家庭生活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性的利益之一的财产利益，通过契约的形式在夫妻之间予以分配，从而取代了传统的婚姻家庭财产分配方式——夫妻共同财产制。在婚内划分财产的归属，使个人的财产利益更为明晰，无疑是在夫妻同一性之上割开了一道裂痕。

2.出婚概率的增加

相比现代婚姻而言，古代的婚姻似乎更为持久和稳固。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是在传统社会中，个体对婚姻家庭的依赖程度更高，尤其是古代的妇女，一旦脱离了家庭，在社会上便难以为生；二是古代社会出婚成本较高，夫妻离婚以“七去七出”为条件，被离弃的妇女所将承受的舆论压力和孤立境地，是一个普通个体所难以承受的。近现代社会，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女性经济独立的实现，使得女性对婚姻家庭得依赖程度大幅度地降低，加之社会对单身及离异现象地宽容和个体自由地尊重，越来越多的个体脱离婚姻而选择独立生活。各地离婚率的不断增加便是最好的例证。高离婚率的现象不仅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对下一代的培养亦存在巨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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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亲权行使之懈怠

个体自由理念的深入，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未成年人独立能力的尊重。古代社会，儿童是家庭的附属品，甚至是家庭的私有财产。而现代文明的发展，儿童的独立人格地位得到肯定，这无疑是人类自由与家庭制度共同的进步。然而，水满则溢，过渡地强调儿童的自由实质上亦是对儿童的一种迫害。儿童作为一个个体，其智力与判断力仍处于成长的阶段是不完全的。父母亲权的行使，是一种对儿童自由的制约，而这种制约实质上是对儿童自制能力不足这一缺陷的弥补，有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而过分强调儿童自由权利，而忽视父母亲权的行使，容易导致儿童误入歧途的危险。

二、如何看待《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个人利益之保护

由上文论述可知，婚姻家庭与个体自由之间是一种既存在联系又有矛盾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婚姻家庭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关系，推进整个婚姻制度不断走向科学合理的道路？细究1950年、1980年、2001年三部《婚姻法》，以及2001年《婚姻法》颁布以来最高院出台的三个司法解释，尤其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逐渐体现出对婚姻家庭中的个体利益之保护。其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家产制度到个人财产制度

从法律条文上来看，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中使用的是“家庭财产”的概念，其第10条规定：“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1980年《婚姻法》提出了“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其第13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两部法律规定的表述虽不同，但共同表达的理念都在于确定家庭共同财产制，维护婚姻家庭统一性和伦理性。而后的2001年婚姻法，在保留“夫妻共同财产”这一条文表述的同时，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采取了列举的方式予以规定。而婚姻法解释二和婚姻法解释三均针对2001年《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的兜底条款“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和“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进行填充。如果说婚姻法解释二是将个人主义贯彻到家庭之外的企业，那么婚姻法解释三便是将其贯彻到家庭内部最大宗的财产——房产之上。

譬如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6条的规定，当事人在婚前或者婚姻存续期间约定将一方所有的财产赠与另一方，则该赠与在房产变更登记之前可撤销。这一规定使得婚姻关系中个人财产的界限更为明晰，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赠与与商业社会中的赠与接轨，二者有趋同之倾向，可见，此时婚姻家庭“家”之理念的意义有所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财产之保护。

（二）从重视家庭到保护市场

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第7条可以看出，在条文中提及的情况下，登记情况是婚姻家庭财产归属确定的最终标准。之前的婚姻法解释二认为，婚前婚后的区别是重要的，父母为子女购置房产，在子女结婚前是对他或她个人的赠与，在婚后则是对“他们”的赠与。而到了婚姻法解释三，则确定产权登记的效力是最高的，它不随子女是否结婚而改变，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就是谁的。

确定房产登记最高效力的规定之作用，归根结底还在于保护市场交易秩序的需要。这一点，可以从婚姻法解释三第11条看出，“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这些条文所要照顾的最大利益，既不是男方及其父母，也不是女方及其父母，而是那个人格化为“善意第三人”的市场。采取严格的登记主义，“谁名下的就是谁的”，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交易安全，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的效率，从而实现物的价值。而此时，被牺牲的无疑便是存在于此类房产之上的“家”之伦理价值了。

（三）从家庭伦理性到个体理性

个人主义在婚姻家庭法中的崛起，归源于2001年的《婚姻法》。世界上每一部婚姻法中，均有关于赡养老人和抚养小孩的规定。我国历年来的几部婚姻法也不例外，以1980年《婚姻法》为例，其第14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抚养的义务”，第15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任何义务都有其基础和来源，那么这些赡养抚养义务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些义务之来源是家庭伦理性的必然要求，并且以共同家产制为基础。“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只用于夫妻两个人的消费，也要用于赡养老人、抚养子女这样的法律义务。家之论理性与统一性是需要以家庭的共同财产为支撑的。而如上文所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立法理念，逐渐表现出向保护个人财产制倾斜的趋势。个体的自由和理性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相应的“家”的论理性价值便不断退守。法在揣测父母为子女购房意图时，实际上是将无数中国父母含辛茹苦，为下一代筑巢安家的伦理实践，规范为一次次冷静理性的投资活动。

三、结语

个体自由是现代文明的必然的趋势。在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中，由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家”的理念与个体自由理念之间存在着某些冲突。如何平衡个体自由与婚姻家庭之间的关系？在不损害婚姻家庭主要机能的前提下，使个体自由最大化的实现，需要倚仗于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体现出了倾向个体利益保护的价值取向，而从我国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来看，个体自由在婚姻家庭制度中的滥觞并非一种可取的现象。在婚姻家庭制度中，为个体自由规范活动范围，重新关注“家”之理念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基础性作用，是可行之策。

参考文献：

[1]黎思复，黎廷弼译，霍布斯著.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杨晓.黑格尔超越幸福的个体自由论探微[J].社会科学家，2011，（4）：121.

[3]贺麟，王玖兴译.黑格尔著.精神现象学[M].商务印书馆，1979.

[4]陈刚.马克思的自由观[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赵晓力.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J].文化纵横，2011，（02）：31-34.

作者简介：

孙雅琳（1990.6～），女，福建省泉州市人，现就读于厦门大学法学院，专业为民商法学硕士。

家庭的自由 篇6

关键词：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自由,平等,优先性

作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 是西方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存在于自由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 本文将主要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角度对比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分野

自由主义可谓渊源深远。在启蒙运动时期, 自由主义就当作一种理念, 开始处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问题。被大众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自由主义开始逐步成为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至今, 自由主义已经在西方流行了很长时期, 并且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重要领域有着重大的影响。

自由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分歧。无论是从自由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 还是从对自由与平等的解读来看, 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是自由主义从兴起走向成熟甚至式微这一完整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两个阶段。

首先, 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在自由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 并没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分, 由于自由主义在后期发展过程中的分歧, 所以古典自由主义被用来指称早期的自由主义。由此, 便不得不追溯自由主义的起源。从历史的纵向去考察自由主义, 有学者认为, 要想寻找到自主主义的真正源头, 就应当到古希腊的传统政治中去挖掘。例如, 沃特金斯和斯坎皮罗力图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传统中谋求自由观点的历史根源来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定义一条清晰的线路。但大多数学者却只愿承认自由主义作为相对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的起源是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

1971 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 成为“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水岭”, 它标志着自由主义进入了新自由主义阶段。在这之前的自由主义便被标志为古典自由主义阶段, 以进行相互区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罗尔斯应该是新自由主义的开创者。

其次, 从自由与平等的地位来看。无论是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还是在现代社会中, 自由与平等都是最重要的两大政治价值。两者虽是并称, 但在自由主义内部对自由与平等的解读与阐释却并不一致。罗尔斯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由于时代所限, 主要解决自由的问题, 而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新”, 是因为它把平等当作政治哲学的主题, 同时试图解决自由与平等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比较: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

( 一) 比较的缘起

自由与平等, 世人孜孜以求。自由与平等作为近代社会政治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产物, 被人们高举着, 一方面用来对抗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 另一方面用来对抗神权统治下的不自由与不平等。尤其是在前资本主义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 自由与平等被当作锋利的思想武器, 有力地反对封建主义和神权统治。从这一角度来看, 自由与平等是相互支持的。

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扩张, 他们也开始要求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 并主张取得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这种政治平等的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它是相对于现实中不自由、不平等的状况而提出, 并且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政治上的平等是对封建主义和神权政治的否定,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否定、形式上的意义。从此角度出发, 平等的要求也就是自由的要求, 两者是一致的, 还是相互支持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 自由与平等开始逐渐转变为实质的、肯定的意义。同时, 自由与平等也开始陷入悖论的困境, 最主要的在经济领域中有所体现。如果要真正保障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 就必然会导致人们在社会地位和财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 然而, 如果要保证人们从自己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中获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平等, 就必然会使一部分经济活动的自由受到干预、限制或损害, 从而使得社会效率降低。

可见, 自由与平等不仅概念复杂, 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一般来说, 赛亚·柏林将自由概念划分成“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是一种经典而简洁的划分。由于大家对自由的理解和看法不同, 西方将自由分别划分成以洛克和卢梭两人为代表的自由传统。洛克比较重视公民权利的自由, 包括思想和良心的自由权利, 以及包含基本的个人、财产权利, 并且尝试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上的确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而卢梭为代表的自由包含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公共的政治生活两个方面。

后来, 贡斯当又从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相区别的角度将上述洛克式自由、卢梭式自由分别区分为“现代人的自由”和“古代人的自由”。按照贡斯当的理解, 比较有保障的是“现代人的自由”, 它是一种以私人快乐为基础的制度保障, 而“古代人的自由”是共享社会权力。

因此, 柏林在贡斯当对自由区分的基础上, 提出了“积极”与“消极”两种自由的概念。从实质方面来看, 贡斯当所指的“古代人的自由”也就是柏林提出的“积极自由”, “现代人的自由”则等同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是“去做什么”的自由, 具有某种主动的意义, 每个人是自己的主人, 能顺从自己的内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就是自由的, 因而是积极的; “消极自由”则是作为“免于什么”的自由, 即一个人如果在不受别人阻碍的情况下而做出的选择就是自由的。从整体来看, 自由主义者事实上都继承和遵循了洛克提出的自由传统观念———“消极自由”观。

然而, 平等也包含了政治和经济上两方面的平等。前者的政治对应于形式上的平等, 后者的经济则对应于实质上的平等。

如前文所提到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 平等先具有的是否定的、形式的意义, 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才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进而拥有肯定的、实质的意义, 就是说, 形式平等的要求先于实质平等的要求。一般来说, 社会生活领域大致可以区分为与形式平等相对应的政治领域和同实质相对应的经济领域。简单来讲, 政治平等的实现相对经济平等较为简单。政治平等所要求的主要是权利平等, 以及“同等情况同等对待”, 强调的是实现的过程是否平等; 而经济平等则涉及到社会基本结构在何种立场采取何种分配结构, 更多强调结果的平等, 而当前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体现的更为明显, 因此, 新自由主义致力于经济领域的平等, 并将它视为平等的核心。

( 二) 优先性: 自由与平等

由于时代背景所限, 古典自由主义着重解决的是自由问题。直至发展到新自由主义时期, 平等同样也被纳入政治哲学的主题, 同时, 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因为自由主义者一般秉持着消极自由的观念, 而新自由主义追求经济上的平等, 更是将经济平等作为平等的核心内容, 换句话说, 自由主义分野之后, 矛盾主要集中在消极的自由与经济的平等之间, 或者说, 正是自由与平等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区分, 使得自由主义的发展界线变得明确。而且, 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中, 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更得以凸显。

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不断地深入人心。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 更面临着如何实现这些观点的问题。当资产阶级对抗封建主义和神权政治的时候, 首先要求的是和封建贵族平起平坐的自由, 也就是平等。自由即平等, 实现了自由也就实现了平等, 因此可以说, 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主题。

在这一时期以密尔为代表, 他的思想主要凝结在《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这两部不朽的经典之中。密尔在《论自由》里解决了自由的理论问题, 在《代议制政府》中于实践上确立了自由制度, 标志着自由问题的基本解决。在密尔之后的一百多年里, 政治哲学似乎也没有重大的建树。①

随着二十世纪动荡的局势, 政治哲学理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由主义逐渐发展到了新自由主义阶段。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以社会稳定的问题在罗尔斯的政治哲学里表现出来。正义社会的实现不仅要求人们承认他的正义原则可以保证社会的稳定性, 而且要求正义社会所体现的自由与平等具有一致的内恰性与圆融性。所以, 一个正义社会的内在价值之间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冲突, 人们就会因为无法做出选择, 而使社会正义的稳定性失去保障。因此, 要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 首先要求其所遵循的价值原则能够一以贯之。

由此, 正义原则内在价值的冲突问题通过罗尔斯提出的“词典式序列”方式来解决, 就是较早的原则同较后的原则相比较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即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中, 按照“词典式序列”方法, 自由作为第一个正义原则要优于作为第二个正义原则的平等。

而罗尔斯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在对待自由和平等的问题上似乎走上了极端。

诺奇克主张自由至上, 把自由当作首要的, 第一位的, 且唯一的。在诺奇克那里, 人所享有的诸如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等各种权利中, 尤为重要的权利是自由权, 自由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中, 自由是十分地重要, 以至于即便是在社会中已经存在大量的不平等, 只要自由能够存在, 其它都无所谓。诺奇克哲学中, 他恪守着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 权利构成了平等的理论限制和实践约束②, 剥夺了平等内在价值和独立性。

与之相对, 德沃金主张平等的优先性以及平等至上的观念。而平等之所以在德沃金看来如此重要, “一是, 他认为平等主义原则的奉行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 因为如果不能平等对待公民和个人, 政府的合法性会受损, 社会自然不是正义的社会; 二是, 德沃金认为只有平等才具有内在价值, 自由没有。如果说自由的价值在于自由的生活是更有价值的生活, 那么平等本身就要求政府关注自由, 要求政府关心被统治者的生活”③, 从而平等才真正具备内在性的价值。然而事实上, 德沃金由于对自己的理论主张不断后退与让步, 导致在解决自由与平等冲突的理论中, 他最终只有接受自由的优先性, 从而放弃平等的优先性。

( 三) 比较的结果与对优先性的批判

自由, 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古典自由主义着重解决自由问题, 新自由主义的德沃金虽然提出了平等至上的观点, 却在解决自由与平等冲突的过程中接受了自由的优先性。自由在新自由主义中也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但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 新自由主义将平等提上政治哲学讨论的议程,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与其说古典自由主义是受时代所限而以自由为主题, 不如说, 当自由的问题解决得差不多的时候, 从时代的变化和政治哲学理论发展的需要将自由主义推向了新自由主义的新阶段。

整体上来看, 新自由主义者对自由和平等的认识具有共通之处: 首先, 政治自由与政治平等是形式统一的, 两者之间不存在冲突; 其次, 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的冲突用优先性原则来解决。优先性原则使自由主义所信奉的自由与平等两大政治价值相互融合、有序运作。于是, 新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自由与平等相统一的政治理想在此得到实现。事实却是, 自由优先性的原则不过是新自由主义对当前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理论确认。自由优先性主张对自由价值的推崇并不是一以贯之, 只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有具体的意义。例如在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古代雅典社会当中, 公民拥有高度的参政议政和政策决议的自由, 但这里的公民享有的权利是有限度的, 它仅指雅典的自由民, 外来民、奴隶及女性并不包括在内;又如在黑暗的中世纪, 自由的价值在神权统治下早已被忘却。

自由与平等的价值是在历史中生成的, 它会随着历史的发展, 内涵也会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优先性———作为一种对核心政治价值的确认, 也只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才具有意义。单纯的强调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或者平等对自由的优先性都是不可取的, 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 自由与平等可以说都拥有价值上的优先性, 因此, 这就造成了在特定的历史的境况下, 由于现实的处境决定了自由与平等的重要价值, 从而显示出优先性, 而不是其本身所显示出的优先性。

三、启示

对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中自由与平等关系的比较, 使得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的重要性越发凸显。目前, 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刻, 公平、正义的实现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要求和价值取向, 并且公平和正义的问题在全社会范围内越来越重要。一个正义的社会, 就应该体现出自由与平等的价值, 并以制度的形式加以保障。此外, 我国在宪政民主之路还任重而道远, 如何体现自由与平等的价值, 还需更深入的探讨。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自由与平等的优先性的认知虽然并不全面, 但他们的探索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自由与平等的实现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而切实一个实践问题, 只有处理得当, 我国的经济社会才能更加繁荣发展。在此, 我相信只要理论和现实相互结合、双重推动, 必能更加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2]罗尔斯, 张晓辉, 李仁良, 邵红丽等译.万民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3]王立.平等的限制.哲学动态, 2006 (12) .

[4]王立.优先性:自由与平等.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1) .

[5]姚大志.自由主义的两个教条——评罗尔斯与诺奇克的争论.哲学研究, 199 (9) .

[6]王彩波, 靳继东.西方近代自由主义传统:从霍布斯到约翰·密尔.社会科学战线, 2004 (1) .

[7]刘训练.两种自由概念探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9 (5) .

[8]李綦通, 张天上.论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演变——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学习与探索, 2010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