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共管

安全共管（精选12篇）

安全共管 篇1

湛江市廉江是广东省种粮大县之一。近年来, 廉江市的农业机械化发展迅猛, 农机安全监理工作也呈现出良好发展势态。目前, 全市已构成“政府领导、农机主抓、部门协作、社会参与、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农机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全市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注册登记率96%、年检率95%, 农机驾驶人员持证率95%, 法律、法规安全常识普及率96%, 农业机械作业违章率低于5%, 2006年至今无人员死亡事故。

构建农机安全监管网络

廉江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每年亲自召开专门会议, 组织学习有关文件精神, 统一思想, 充分认识到做好农机监管工作对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村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廉江市还专门成立了由市农机局、市安监局、公安交警等相关部门组成的“平安农机”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任组长, 农机、安监、公安交警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同时, 全市6个示范镇、15个示范村也分别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 形成了一个以市级农机管理部门为龙头, “平安农机”示范镇为基础, “平安农机”示范村和“平安农机”示范户积极参与上下联动的三级农机安全监管网络体系, 目标明确, 措施落实到位。

强化宣传营造氛围

做好农机安全工作, 加强宣传切实提高农民群众的安全意识尤为重要。廉江市农机局积极争取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每年组织人力、物力着重抓好“六个一”宣传活动:从农机局、安监局抽调业务骨干组成的安全教育组深入到6个“平安农机”示范镇、15个“平安农机”示范村为中小学学生上农机安全课。据统计, 2006年至今, 共印发《农机安全知识小册子》28400本, 《平安农机活动倡议书》31000份给在校学生, 让他们做农机安全义务宣传员, 由学生带动家长认真学习农机安全知识, 形成“人人关心安全、人人支持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同时在“平安农机”示范镇、“平安农机”示范村树立“农机安全生产, 人人有责”等警示牌137块, 悬挂横幅360条, 张贴宣传标语5200份, 树立农机安全专栏19个;工作人员还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田检路查, 2006年至今, 统计共发送到每个农机手中的农机安全生产宣传资料达95000份, 出动各类车辆980台/次, 组织人员4900人/次, 实现安全宣传“镇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机”的目标;廉江市农机局组织开展《广东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大型宣传活动43次, 并与新闻媒体携手合作, 在《廉江报》开设专版和在市电视台开设专题, 发表文章10多篇, 广泛宣传“平安农机”创建的目的、意义, 宣传创建平安农机的动态典型、安全法律、法规。

狠抓监管消除隐患

在组织实施方面, 廉江市采取市、镇、村三级联创、联动的办法, 实实在在做好每一项农机监管工作。

首先由市农机、安监、公安交警等部门组成联席会议制度, 每季度定期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分析拖拉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 研究拖拉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制定对策措施;并将农机安全生产纳入地方政府作为新农村建设目标考核内容之一, 建立了“政府负责、农机主抓、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把目标任务层层分解到基层, 抓出成效, 促进了农机安全监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其次抓好三级活动室建设, 组织农机手在活动室开展各项活动。为确保全市三级联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廉江市农业机械局在6个示范镇, 15个示范村建起了高标准活动室, 将安全教育、学习培训、年检年审等各项活动安排在活动室, 人员集中、地点固定,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同时建立健全拖拉机安全管理信息互通制度。2006年至今, 廉江市农机局坚持做到, 每季度后5天内及重要节假日向公安交警大队通报拖拉机登记、安全技术检验以及拖拉机驾驶证发放的资料、数据等信息, 向安监局通报农机事故隐患及排查治理情况;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也于每季度后5日内, 向市农机局通报上道路行驶拖拉机的道路交通违规及事故查处情况, 做到拖拉机安全管理信息互通, 提前做好安全事故预防工作。

为把农机安全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廉江市农机局还坚持狠抓拖拉机安全源头管理, 坚持把住“三关”:严把拖拉机上户关。认真核对证码, 对凡不属管辖范围和检验不合格的拖拉机一律不予办理上户手续, 坚决杜绝旧车拼装、组装, 不经合法手续改装及超过技术条件标准的拖拉机入户;严把驾驶员考试考核关。对考试不合格的科目, 坚决进行补考, 补考不合格的不予发证, 杜绝请人代考和发“人情证”;严把拖拉机检审关。在拖拉机及驾驶员年度检审时, 坚持做到车况不好不签证、手续不齐不签证、未经安全培训不签证, 切实提高拖拉机技术状况和驾驶员技术素质, 从源头上消除农机安全事故隐患。

安全共管 篇2

安全生产齐抓共管，加强团队合作

金色九月，收获的季节，对劳苦耕作的农民如是，对检修公司的全体员工亦如是。在这收获的九月，正是生产的关键时期，更是安全事故频发期，从夏季到秋季，设备本身就有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环境的变化对设备的影响很大，稍不注意或巡检不到位都有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为此，检修公司竭力配合各个事业部做好设备的检查维修工作，把设备生产事故扼杀在摇篮里。安全，自始至终都是白云永远的主题，没有安全就谈不上生产，更谈不上白云的发展壮大。为了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需要从小事做起，事无巨细，只有把小事做到位了，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检修公司员工时刻谨记公司的规章制度和各种安全操作规程，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杜绝违章指挥和违章操作。从小事做起，作业时佩戴好劳动防护用品，作业中相互配合，相互提醒和监护，真正把安全放在心上，落到实处。

检修公司安全生产齐抓共管，尽管人员数量减少，但人员质量不减，工作前先仔细检查所带的工具是否齐全，避免工作中来回找工具浪费时间；工作中每位员工相互配合，不推诿扯皮，不拖泥带水，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打造最强团队合作，提高工作的效率；工作后做到工完场清。在制浆事业部二期连蒸变压器事故中，变压器安装结束并调试正常后已是下午八点，但晚上11点制浆二喂料器断路器跳闸、变频器损坏，检修公司人员急忙赶来，在技术人员商议相关措施后，开始组织更换变频器，由于变频器功率较大，更换起来有诸多问题，检修公司人员就分头行动，和制浆电仪人员团结协作，一部分人员拆运变频器，另一部分人员去仓库拉运电缆和做电缆接头，早上8时安装完毕进行调试，由于变频器参数设置和系统调整量较大，至上午10时左右调试完毕开始进料，11时生产正常。检修公司就是这样一个团队，不怕吃苦不怕累，随叫随到，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为白云贡献着光和热。

齐抓共管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篇3

强化教育，提高校园安全防范能力。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坚持安全教育进课堂，开设生命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做到计划、教材、教师、课时、检查、考核“六落实”。定期开展安全教育活动，重点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等。配备中小学校法制副校长，定期上法制课。每月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活动，强化师生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提高家长监护意识。充分发挥“家长学校”的作用，举办安全知识讲座，学校与学生及家长签定安全责任书，明确家长的安全监护责任。抓好管理人员培训。分主题、重点、岗位、类别对学校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培训，强化安全工作责任，掌握校园安全工作方法，提高学校安全管理水平。

强化管理，夯实校园安全保障。开展平安校园创建。建立健全安全工作汇报制度和安全工作检查制度，定期检查、定期通报；开展以安全校园、法制校园、文明校园为核心的“平安校园”创建活动，做实安全管理的细节与细处，抓实安全隐患的排查与整治。保障校舍安全。以实施中小学“全面改薄”、农村初中改造工程、公办幼儿园建设工程为契机，全面加固改造校（园）舍。全市校（园）舍D级危房全部消除，C级危房全部加固，B级房屋全部维修，校舍达到国家安全标准。加强校园安全防范。以校园人防、物防、技防为重点，为所有学校、幼儿园安装了“一键式”报警系统，配齐了专用安保执勤器械，为学校安装了数字化监控系统，校园安全防范能力得到加强。全面落实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管理，严把校车准入、管理、考核关。按《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办理校车使用许可，淘汰非专用校车，专用校车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做到“一车一档”，强化校车线路审核，坚持交通违法“零容忍”，杜绝校车超载超速、社会“黑车”从事校车服务现象，扣发有违规记录和安全管理责任不落实校车单位安全奖。保障学校食品卫生安全。严格实行“面、肉、油”等大宗物资统一招标、定点采购办法，规范建立食堂食品索证、索票、留样、出入库登记台账和从业人员健康档案。联合有关部门，定期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以学校食堂为重点，对采购、加工、供应、贮存等关键环节实行安全监管。投资100多万元，重点改造15所学校食堂设备设施，建成26所学校“阳光厨房”。做好寄宿学生的安全管理。规范寄宿制学校安全管理办法，完善学生宿舍基础设施，健全学生宿舍各项规章制度，坚持寄宿学生晚点名、定时查铺、学生宿舍夜间巡查及女生相对独立住宿制度，确保寄宿生不出现任何意外。

强化落实，开展校园安全排查。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协调相关部门，通过乡镇交叉、包校包园等方式，进行春秋季校园安全、消防安全、校车安全、食品卫生、火灾防控、防溺水等 “菜单式、拉网式、全覆盖”安全大检查，下发整改通知书，整改安全隐患，确保校园安全稳定。开展校园暴力排查。统一组织学校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学生异常情况调查统计，实行登记跟踪管理。学校定期组织开展管制刀具收缴行动，与学生签订无管制刀具保证书，有效防范校园安全。与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全市校园突发事件演练活动”，提高校园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开展校园从业人员排查。严格校园从业人员准入资格审查，杜绝内部人员侵害学生的事件发生。

安全共管 篇4

6月10日,在湘潭市东方红广场,由湖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主办,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湘潭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14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湖南启动仪式”如期举行。活动主题是“尚德守法,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副主任李友志出席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友志副省长指出:第一,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因生产加工工艺不到位、流程不到位、技术不到位、管理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食品安全的首要责任者是企业。广大食品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为老百姓的生命安全负责。第二,食品安全是“管”出来的。全省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级职能部门特别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加强监管,保证生产、流通和消费各环节的食品药品安全。第三,食品安全是“共同管理”出来的。食品安全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每个部门、每个组织、每个社会成员都负有责任,都应该积极投身到食品安全工作中来,敢于举报、制止制售假劣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他强调,食品安全仍是我们的主题,食品安全工作还要经历很多的风雨,但要坚信,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有各级各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有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一定会拨开云雾见晴天,政府一定会竭尽全力,保证老百姓的食品药品安全。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肖策群代表监管职能部门发言时指出,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的目的在于营造齐抓共管的社会氛围,全省各地要通过多种形式、多个角度、多种途径深入开展宣传活动,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进程。食品安全既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媒体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也需要采取法治的、市场的、科技的、文化的系列方法来综合施策,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安全共管 篇5

萨地克于孜乡办公室2011年11月6日 多种举措，齐抓共管，确保“古尔邦节”期间社会安全稳定

2011年11月4日，萨地克于孜乡召开加强“古尔邦节”期间社会稳定工作专题会议。会议由萨地克于孜乡政法委书记董源同志主持，与会的人员主要有乡维稳中心、派出所、村干部、宗教人士、巷道长、平安建设协管员等各支维稳力量。董源书记在会议上要求：

一、严格落实县维稳办24号文件精神，加强社会全面防控，强化流动人员的排查与登记，加强重点人员的管理与服务。

二、严格落实各项值班备勤制度，结合我乡实际，节日期间所有汉族男干部必须24小时全员在岗，联防队员加强巷道巡防，防止发生突发事件。

三、加大热难点问题的化解力度。针对我乡的非正常上访户，我们要配合相关部门，切实有效的做好非正常上访人员的管理与服务工作。

四、强化维稳督查。节日期间，政法委要加大排查力度，责查并重，全力确保各单位维稳措施落实到位，对安全防范工作各项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要严格追究其责任。撰稿人：陈文龙

亚太有危机,中美可共管 篇6

2010年12月10日，在迭经延宕之后，为期两天的第11轮中美防务磋商终于在华盛顿登场。本轮会谈引起了国际间军事观察家相当的注意，因为会谈中双方提出了新的议题，即地区安全问题，这反映了两国军事关系新的现实与关切，但更主要的，此次会谈的事件背景—朝韩危机尚在发酵之中，而作为历史上朝鲜战争的主要对手，同时作为目前对地区军事影响最大的两个大国，中美的军事关系与半岛军事局势及地区军事格局有着无分表里的影响。

推动美方重视中美军事交流与对话机制的最大环境因素是中国力量的崛起。在中美开始大规模战略协作的尼克松-基辛格时代，他们私下里尚且把当时已具备全球政治大国身份的中国称为“泥足的巨人”，意即中国没有干预和影响地区军事大局或美国在亚太军事态势的国家力量。在中国而言，随着总体国力的成长，首先面临着如何与头号军事大国相处的问题，因而促进中美军事对话，加强防务磋商，说明意图和探索有利于两军及地区和平的军事协调机制，乃是必然的军事外交选项。

无可讳言，中美军事对话和磋商的道路并不平坦。美国的全球战略最主要支点乃是其优势的军事力量，自布什政府以来，美国体现了对军事力量单边运用越来越大的政策路径依赖，同时自然对新崛起的大国军事力量抱有难以释怀的猜忌和提防心理。特别是，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背景下，类似朝鲜、伊朗等地区军事战略博弈新玩家的出现，而美国由于“全球反恐战争”的决策失误，自身面临兵力不足的困境，这一困境反过来又加深了美国战略智库和决策层预防敌人的思维。同时，由于后冷战格局的特殊情形，美国在本地区尚有诸多难以确定其价值为正负的冷战遗产，这些复杂的历史资产都对美国判读及处理与中国这样的新军事大国的关系带来不少困扰。

尽管如此，中美在地区军事政策的基本目标上却是异常清楚的。作为过去3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地区，虽然东亚面临各种安全难题，但确保地区和平仍是毫无疑问的共同目标，也是各国军事政策成败的试金石。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本轮中美防务磋商的真正新意所在。

中美防务磋商的中止是因为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即宣布了一笔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一举措伤害了中国核心利益，因此中方冻结了中美高层军事交流。2010年6月份，韩国发生了“天安号”沉没事件，半岛局势骤然紧张，随着美韩军演，围绕美国航母在黄海的演习，中美只好隔空进行军事喊话。嗣后，中朝展开了系列高层互动，紧接着，朝韩爆发了炮击，更大规模的美韩和美日联合演习展开，半岛军事局势几乎一触即发，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发展，实际上已经把地区和平问题推上了中美军事决策的前台。换言之，不要战争，则必须进行对话和协作，这是解读本轮磋商不能忽视的现实背景。因此，也可以说，正是管控现实的地区军事危机的最优先需求，促使中美本轮防务磋商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出台。

已有学者指出，在中美关系中，可靠、坦诚和友好的军事对话机制本是短板，这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本轮中美防务磋商将成为未来可靠的军事关系与协作管控地区军事危机的平台，还是像历史上那样只是随两国关系大的潮流起伏，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恐怕既取决于未来中美关系的总体发展，也取决于两国基本军事力量的均衡，以及两国对彼此地区政策意图及军事能力的认知，尤其取决于美国对中国未来军事意图与能力的认知。如果美国认为羽翼日益丰满的中国军事力量是一支意图透明、建设性的力量，则自然未来中美联手管控地区军事危机、应对新型安全威胁，乃至以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式塑造亚太安全格局，这都是可以预期的；相反，如果美国用冷战式的目光看待中国的国防武力，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是扩张性的，是地区排他性的，则即使目前出于现实的需求，两国能对迫在眉睫的危机进行反应，从长远来看，更大的阴影仍将横亘于亚太上空。

安全共管 篇7

青藏铁路公司德令哈工务段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现有职工1080 人, 担负着青藏线西格段K270+000 至K720+000、敦格线k307+098-k507+299 间铁路线路、桥梁、隧道、涵洞设备的养护维修任务, 管辖正线1062.734 公里, 站专特线125.665 公里, 道岔437 组, 桥梁270 座/357906 延长米, 隧道9 座/71173 延长米, 涵洞1134 座/22539 延长米, 无人看守道口5 处。

1“检、养、修”维修模式的理念

原有设备维修模式以段、车间、班组三级机构负责维修, 车间主要职能以安全生产管理为主, 现场安全、设备检查、整治主要由工区负责组织实施, 部分作业项目需利用列车间隔时间手工作业完成, 这种维修模式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第一, 由于车间、工区管辖里程增多, 车间、工区由原来的小管辖、小工区转换为目前的大管辖、大工区, 养护维修工作量增大, 安全生产控制的难度越来越大, 随着列车运行速度的不断提高和运量的大幅度增长, 原有的设备维修模式不能使安全生产得到保证。

第二, 传统小而分散的维修组织形式作业效率低、效果差, 正常维修秩序难以建立, 造成设备欠佳、线路质量下降。

第三, 检、养、修合一的管理模式未将检查从养修作业中分离, 检查和养修不能形成互补, 难以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设备状态, 不利于成段、有计划地安排设备整治, 加之设备数量的增加, 在实际工作当中无法操作。

第四, 日益增长的运量与运输能力的矛盾更加突出, 能利用列车间隔进行作业的时间越来越短, 对工务维修管理体制如何实现减少作业点、实行集中天窗修、服务铁路运输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此, 按照总公司、青藏铁路公司关于实施设备维修改革的工作部署, 根据《铁路线路修理规则》第2.3.7 条“线路设备维修实行检修分开制度”, 以及第2.3.8 条“综合维修组织形式中”的“当大型养路机械维修不能覆盖时, 由工务段按检修分开的原则组织综合维修和质量验收”的规定, 我们确定的维修理念是:以大型养路机械为主, 重点对线路高低、水平、轨向、曲线正矢进行全面整治, 解决大部分主要的线路病害, 对于大型养路机械不能覆盖的如连接零配件、扣压力、钢轨整形、焊缝打磨、钢轨硬弯、线路外观等问题, 我们大力实行“检、养、修”分开维修模式, 对线路设备进行有计划、有重点地整修, 进而实现线路设备质量的稳步提高。

2“检、养、修”维修模式介绍

青藏线西格段开通运营以来, 我们的线路设备由原来的单线50kg/m标轨非电气化铁路更新为现在的双线60kg/m无缝电气化铁路, 设备增加了一倍, 设备整修任务、标准及技术要求大幅提高, 原来由工区自行检查并整治的模式在目前的设备状况下, 根本无法实现。这几年来, 我们在实践中逐渐提炼出了一套符合设备现状的维修模式, 就是积极推行“检、养、修”分开维修模式。

2.1 推进设备检查机制变革

我们的设备检查职能由动、静态两方面组成:

静态检查方面, 一是突出检查在线路维修中的重要地位, 对检查监控车间职能进行了拓宽, 将线路检查与养护维修分离, 增设了2 个检查监控工区、3 个轨检组, 抽调业务骨干利用轨道检查小车对全段正线进行检查, 线路车间、班组配合同步检查 (车间干部、工班长参加) 。二是站专线、道岔、曲线正矢由线路车间按照《修规》规定安排检查。三是单线区段由线路车间自行安排检查。每月将静态轨道检查小车检查结果汇总形成“缺陷报告”, 同时反馈至线路车间、班组、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及线路技术信息科, 超过临修标准的病害由车间、班组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超过保养的设备病害纳入设备病害数据库, 由调度指挥中心进行全面分析, 线路技术信息科根据静态分析报告作出准确判断并合理下达设备维修计划。

设备动态检查方面, 主要以轨检车、便携式添乘仪、路用列车、车载添乘仪、人工添乘检查结果为依据, 以轨检车检测数据为主, 由调度指挥中心进行全面分析, 确定出每月全段线路重点病害区段、病害类别以及TQI值的主要因素, 以分析报告的形式反馈至线路技术信息科, 线路技术信息科根据动态轨检车分析报告合理下达维修计划。通过动静态检查、分析的有力互补, 实现对管内设备的全方位检查和监控。

设备检查方式变革的优点是:

第一, 我们由段统一安排设备检查的做法, 解决了车间、班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

第二, 实施检养修模式以后, 段对设备检查数据的全面分析及维修任务的合理下达, 使设备整修工作更加科学有序。

第三, 实施检、养、修以后, 段上统一安排设备检查的做法, 为车间节省了大量的设备检查时间, 使车间能够腾出精力投入设备的养护维修工作当中。

2.2 强化设备检测数据分析

为了切实提高设备检查分析的质量, 我段于2013 年4 月1 日正式成立了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 负责对各级检查监控信息进行收集、建立台账和专业分析, 并及时传递和反馈设备数据分析结果, 追踪Ⅰ级及以上偏差和影响整体TQI值的各种因素, 确定维修工作的重点, 进而为设备的养护维修提供科学准确的理论依据, 提高科学养修能力。

第一, 在调度指挥中心设置轨控组, 对各种资料进行汇总, 加强轨检车、添乘仪、轨道检查仪等设备检查数据的综合分析, 改变了过去不同科室、车间单一分析、检查数据综合利用率低的现状。

第二, 针对每趟轨检车检测结果, 形成了专门的设备动态分析报告, 重点加大对TQI值、不良处所、重点区段的分析力度, 为全段月度维修任务的下达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第三, 建立了添乘仪数据库, 及时收集公司领导、公司业务部室、段领导及业务科室添乘数据, 建立专业数据库, 有针对性的筛选、分析、下达整治计划, 杜绝了过去“一有晃车就通知、车间、工区围绕晃车转”的粗放管理模式。

2.3 创新线路设备维修模式

着力转变传统维修模式, 对大型养路机械不能覆盖的整修项目, 我们大力实行以“项目修、集中修、专业修”为主要内容的“三修”维修模式。

项目修方面:因为全线大型养路机械作业完成以后, 已经对高低、水平、轨向、曲线正矢等项目进行了全面整治处理, 如果继续安排人工进行重复综合维修, 既无法有效提升大型养路机械作业质量, 又势必造成人力和时间的大量浪费。为此, 我们着重对大型养路机械不能覆盖的项目开展项目修。另外, 我们根据设备实际情况, 结合动静态检查和分析资料, 对几何尺寸单项超标区段、联结零件作用不良区段、线路外观不良区段等, 下达单项维修任务, 由所属车间组织各工区进行单项项目达标整治。考虑到我段线路设备实际情况, 在双线地段主要实施了以整治“轨距”、钢轨整形打磨、焊缝打磨为主的项目修, 并兼顾扣压力、外观标志等项目的整治, 什么项目质量差就着重整修什么项目, 提高了线路设备的整体维修水平。

集中修方面:因为我段线路设备处于高原冻土路基, 沼泽路基病害、冻害、沙害、水害共存, 线路随着季节的转换变化很大, 如果按照原有工区管辖进行整治, 工区整治的人力、物力、时间都显得“杯水车薪”。为此, 我们针对线路变化较大的设备区段, 不再以工区为单位下达整修计划, 而是以车间为单位下达维修计划, 车间集中人力、物力对季节性、区段性病害如冻害、路基下沉、沼泽路基病害、沙害等进行全面整治, 在最短的时间内确保重点病害、季节性病害得到及时有效的整治, 确保行车安全。今年以来, 对青藏线西格段K535 至K545 冻害区段全面实行了集中修, 效果明显。另外, 我们利用周六、周日的时机, 安排车间组织各工区留守值班人员对允许速度小于60km/h的站线、专用线、支线开展有计划的集中修理, 使站专线设备保持了安全可靠。

专业修方面:道岔由于连接零配件多, 几何尺寸变化频繁, 晃车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为此, 我们大力实行专业修模式, 在各车间分别抽调业务技术骨干组建专业设备整修小组, 对道岔、重复性晃车进行了不间断地整治和处理, 同时开展专业技术攻关, 大幅减少了重复性晃车, 道岔设备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

2.4 积极推进“检、养、修”模式的“3.2.2”工作法

在现有的人员、机具、设备严重不足的条件下, 为了使“检、养、修”维修模式顺利实施, 实现“检、养、修”的真正分开, 我们逐步摸索出了一条符合实际工作的“3.2.2”工作法, “3”即为周一至周三大力开展以提升不良区段设备质量为主的项目修、集中修、专业修维修任务, “2”即周四至周五处理添乘仪、轨检车、人工添乘、车载不良处所的晃车, 大力开展设备保养, 落实周整治计划;“2”即周六至周日开展以整治站专线设备质量为主的综合维修。通过实行“3.2.2”工作法, 一方面, 使大量的设备动静态检查数据和分析结果, 能够快速、有效地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 为设备整修工作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操作平台, 另一方面, 使生产力组织更加科学、合理、有序, 杜绝了“一有晃车就处理, 整天围着晃车转”、“无计划、打乱仗”等实际问题, 进而使设备维修工作逐步进入科学化轨道。

3 取得的成效

3.1 资源效能充分利用

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物力资源都各尽所需, 全段各部门、干部职工, 都本着专业负责、岗位负责、分工负责的原则, 各尽所能。同时, 配强了机械设备、优化了生产机构, 根据设备数量和分布情况对人员进行了有效的调剂, 使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3.2 设备质量明显提升

自2013 年实施检、养、修维修模式以来, 我们的设备质量有了明显提升。青藏西格段下行线均公里扣分由2013 年5 月份的4.28降至2015 年12 月份的1.27 分, TQI值由2013 年5 月份的6.55 降至2015 年12 月份的5.92, 上行线均公里扣分由2013 年5 月份的3.88 降至2015 年12 月份的1.12 分, TQI值由2013 年5 月份的6.85 降至2015 年12 月份的5.88。

3.3 工作职责清晰明确

无论是岗位职责还是“检、养、修”的范围职责都重新进行划分和明确, 使设备的检查、养护、维修工作分离但不脱节, 环环紧扣、相互补充, 避免了责任不明、作业漏项、设备漏检、推诿扯皮、落实不力等惯性问题。

3.4 监督职能充分发挥

检查监控工区通过对设备的全面检查, 加之段专业机构的科学分析, 使全段干部职工对管辖设备质量做到了心中有数;段安全质量检查部门根据职责分工, 积极履行安全监督职能, 对惯性违章违纪、严重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检查和整治;技术管理部门相互配合, 加强设备的检查分析和维修计划的合理下达, 并对设备维修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技术指导, 使设备维修更加科学高效。

摘要：青藏线西格段开通运营以来, 我们的线路设备由原来的单线50kg/m标轨非电气化铁路更新为现在的双线60kg/m无缝电气化铁路, 设备增加了一倍, 设备整修任务、标准及技术要求大幅提高, 原来由工区自行检查并整治的模式在目前的设备状况下, 根本无法实现。这几年来, 我们在实践中逐渐提炼出了一套符合设备现状的维修模式, 就是积极推行“检、养、修”分开维修模式。

安全共管 篇8

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强调多方共同参与资源管理, 参与者共同协商达成共识的过程, 共享权力和收益, 共同承担相关责任 (左停, 苟天来, 2005) 。简而言之, 社区共管就是让社区居民参与保护区自然资源保护的决策、实施、监测和评估的整个过程, 是社区与保护区共同管理自然资源的模式, 具有开放性、参与性、互利性等特征。

国内对共管的研究和实践是随着全球环境基金 (GEF)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世界银行 (WB) 等机构对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社会经济发展、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的项目资助活动而来的。从1995年8月起, 在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林业局的具体指导和管理下在中国5个省10个自然保护区实施了为期6年的“GEF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项目”, 社区共管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温亚利等, 2002) 。1998年由荷兰政府资助的“中荷合作森林保护和社区发展项目 (FCCDP) ”在云南省展开, 项目涉及云南省4个地州市的6个自然保护区, 其中社区共管是FCCDP 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10月到2008年10月间, GEF实施了“林业可持续性发展项目 (SFDP) ”, 社区共管是“保护区地区管理 (PAM) ”的1个子项目, 该项目涉及7个省的13个自然保护区。另外, WWF在云南白马雪山和中甸、陕西秦岭地区、长江中游湿地和四川、西藏等地实施的众多保护与发展项目都有社区资源共管的部分 (靳乐山等, 2006) 。

在上述各类项目的支持下, 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理念在中国的实践得以推广, 在社区共管缘起、实践、理解、探索、政策法律背景的看法等方面出现了一些研究性思考和探索。总体来说, 国内的社区共管研究大多数仍然处于探索和总结经验阶段, 方法上则以案例研究为主, 总结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 在实践层面上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然而, 这些研究和实践尚处在模拟和照搬国外经验的阶段, 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尚待深入。鉴于此, 我们采用行动研究方法, 从发展干预的视角针对东北某一社区共管项目做了一个通盘审视, 以期能够对影响社区共管的障碍和原因有所发现。

二、三江平原社区共管项目的措施

“三江平原发展可持续替代生计和社区参与可持续湿地管理”项目主要基于当地社区内湿地资源保护而立项, 该项目不仅要实现环境保护和社区资源管理这个核心目标, 还尤其关注贫困和环境的关系, 旨在发展一套技术和制度决策, 有效地解决生计脆弱问题。按照项目设计要求在黑龙江省××县选择了东鲜、永丰和四排三个村子, 在对三个村的环境资源特点和社会经济情况等基本材料进行了充分的参与式调查基础上, 开展了多项活动。

1.能力建设和生计替代

在亚行的资金支持下, 项目于2005年底启动至2007年底结束, 包括能力建设、生计替代、资源共管三个方面的内容。能力建设主要针对项目点三个村进行了一些涵盖所有生计替代和资源共管的方法与技术培训。替代生计活动共分为两期, 主要支持的生计内容为养殖、建育秧大棚、搞小生意。

2.资源共管

在资源共管方面, 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活动:

(1) 成立共管组织, 制定共管计划。分别在3 个项目村建立了共管领导小组和共管委员会, 保护区与共管委员会签订了社区投资基金项目实施和自然资源保护的合同, 并且建立了由领导小组负责的监督和信息交流程序, 根据合同编制监测计划和处理违反协定的措施, 制定监测评估计划以评价共管效果。

(2) 开展宣传教育, 增强环保意识。举办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为主题的知识讲座, 广泛宣传有关的法律法规。印发宣传手册、办公益广告牌、警示牌、进行入户访谈等活动, 宣传社区共管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启发村民主动参与共管工作。

(3) 选择社区发展项目, 推广养殖技术和先进农业技术。在大佳河保护区的三个共管社区内, 分别聘请农技人员传授农业先进技术, 举办各种培训班六次, 推广有地方特色的水稻旱育稀植技术和乌苏里貉及银狐养殖技术, 提高了科学种、养殖水平, 并向3个共管社区投资共106万元, 资助社区发展养殖、种植、商业等多种发展项目。

(4) 协调地方关系, 扩大社区参与。保护区聘请巡视员, 协调与社区的关系, 在制定社区资源管理计划、选择社区投资项目时, 让社区群众广泛参与, 充分发表意见, 并让村民参与社区资源清查和参与保护区的资源管理工作, 在社区参与过程中与村民诚挚交流感情, 密切社区关系、调动村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三、分析与发现

发展干预和发展实践的研究是随着国际国内的一些援助性项目而兴起的。发展干预是启动和实现发展的主要手段, 而发展项目是发展干预的最主要形式 (叶敬忠, 2007) 。基于干预主义的理念, 针对许多欠发达农村社区状况, 国内近年来先后实施了一系列的国际及国内发展项目, 以期实现农村社区的快速发展, 但大量的发展干预实践表明, 其现实结果常常与项目的规划设想相差甚远。针对这些发展干预的挫折, 社会学界对此解释为发展干预的“非线性”过程、干预者与被干预者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话语”的解读、社区对外部干预的整型与重塑等等。

针对该社区共管的个案分析发现, 注重对于社区农户的“赋权” (enpowerment) 和提高其可行能力的做法, 对当地地方政府今后从事类似项目形成一定意义上的积极影响;把社区共管与生计替代结合起来, 通过生计替代带动资源共管, 以注重发展多元生计途径为目标, 对项目社区单一的种植模式形成了逐步的影响和改变;社区对保护区的对立情绪趋于缓解, 村民的保护意识有所提高, 社区共管的试点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无论成功以否, 单纯从农户认知和意识的提高上而言, 也算是该项目的主要收获, 然而, 存在的问题如下:

首先, 户均滚动资金太少难有作为, 所提供的替代生计因不符合社区现实而归于失败。106万元的滚动资金分配到两轮共计215户农户手里, 每轮户均10000元以下, 在东北的项目社区, 显然资金太少, 导致项目资金干预能力有限, 达不到预期目标, 很多农户申报的项目和做的项目前后不一致, 甚至有的农户申报了项目结果什么也没有做。项目设计时候虽然做了充分的本底调查和需求评估, 然而所提供的以养殖业为主导的替代生计风险反而大于传统种植业为主导的生计模式, 导致替代生计没有成功。

其次, 共管制度条约缺乏社区认同, 权威无法奠定, “赋权”和“分权”的理想难以实现。社区共管制度作为外来嫁接的制度形式, 在嵌入当地文化与制度 (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 框架中时, 缺乏适应当地社区的合法性权威, 导致制度移植不成功, 共管条约缺乏约束力。传统的力量巨大, 集权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制度模式, 社区共管之中孕育的“分权”理想源自于西方, 与中国文化不符合, 甚至体现在微观的社区之中, 这种冲突也是无处不在。

针对上面存在的问题, 经过分析之后发现, 导致该社区共管发生扭曲的浅层原因为替代生计的失败, 而深层原因则在于共管制度与当地制度与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碰撞与调适失败所致。

1.生计替代尝试的失败是导致社区共管不成功的直接原因

通过资助替代生计或改善社区生计水平来建立与社区的互信关系, 是国内外资源共管的共同做法。为了不让人们破坏自然资源, 就得给他们提供可选择、可操作、可持续的生计方式, 从国际国内社区共管的执行经验上来看, 一个或数个成功的可持续的生计替代措施是资源共管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显然并非充分条件) , 生计替代的成败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资源共管的成败。然而从项目所提供的替代生计的效果来看, 替代生计并不是最稳妥的生计模式。

社区资源与环境特点决定了以传统种植业为主导的生计方式比较根深蒂固难以改变, 可供替代的生计机会不多, 导致原本提倡的以养殖业为主导的替代生计难以进行, 第二期生计活动资金绝大部分又被农户用到了水稻种植的传统生计上来, 即使运用项目资金发展其他生计活动的农户经营的成功率也不高, 导致最终生计替代的尝试归于失败。社区共管所涉及的三个村, 其典型的特点是土地资源丰富, 同时种植规模化、机械化、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商品化、劳动雇佣化、农业生产投入资金信贷化等特点比较突出。在生产成本投入和产品收益的资金流量上来看均属于“大进大出”型, 项目资金有限, 而原则是尽量让所有农户普遍受益, 导致分配到农户家庭的资金量太少 (相比当地社区居民的年收入而言) , 农户对运用这些项目资金缺乏积极性, 因而依靠项目资金的干预缺乏影响能力。

在三个村进行了两轮生计替代活动之后发现, 东鲜、永丰和四排村都是传统生计活动占据主导优势, 绝大多数农户第一轮滚动资金虽然申报的是养殖业, 然而具体应用的时候多半投入到种植业中去了, 大部分村民都把项目款用作买化肥种子等农资原料上。由于在项目社区以前很少有人养殖, 通过本项目的宣传部分农民也搞了养殖, 但是搞养殖受技术和当年市场行情的影响比较大, 所养殖的动物死的死、赔的赔, 很难持续;此后第二轮的滚动资金在申报的时候就是搞种植业的多, 并且在使用的时候也是如此, 项目鼓励农户从种植业转型到养殖业的尝试归于失败。此外, 不同社区的每一种生计模式都是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情况息息相关的, 一些传统生计如四排赫哲族的渔猎生计因渔猎资源的枯竭而不得不面临转型, 然而对世代以种植水稻为其传统生计的东鲜和永丰村朝鲜族来说, 水稻种植仍然属于最为安全和保险的生计模式, 其他的替代生计模式的安全性反而不如经过长期检验的水稻种植模式。【注文1】另外, 项目点位于三江平原地区, 资源环境单一性很明显, 缺乏气候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 导致无论从事种植业还是养殖业而言, 可供选择的替代生计机会都太少。

2.社区共管作为一种外来的制度模式能否与当地制度磨合嫁接, 除受当地正式制度影响制约外, 还受当地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制约

共管本身需要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大力协作和积极配合, 离开了当地政府的权力保障和资金配合, 仅靠执行人员的操作导致了所制定的共管条约规章等难以产生相应的权威, 因而约束力也很小。当地湿地保护区内的资源虽然丰富, 然而几乎全部是被政府各个机构所垄断, 资源归于政府部门的多, 而可供社区直接利用的少, 社区农户与当地保护区的资源利用冲突明显存在, 导致社区居民虽然参与社区共管项目, 但对与各个部门能够分享资源使用权没有信心。他们对共管什么、与谁共管、怎样共管等基本问题始终不太清楚, 虽经项目执行者耐心解释仍然成效不高, 导致共管的效果也不十分明显。

社区共管所采用的参与式发展干预本身注重“赋权”、“自下而上”等理念和相应的操作方法与流程, 与传统由政府主导的“集权”、“自上而下”的项目运作方式有别。干预主义的理念和方法与社区实际结合后, 通常都会被社区的既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权威、网络等所扭曲与重塑, 导致干预的理想与社区的现实最终脱节很大。项目点所在地三江平原在国内属于资源丰裕地区, 以往接受这种新的干预理念与方法的机会较少, 大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这种理念指导下的操作方法不太适应, 领导干部说了算的传统意识形态仍然占据主流, 从资金的操作和使用的发展变化来看, 仍然是村委会的主导权力最大, 项目按照要求选举出来的资金管理小组最终成为摆设。“分权”和“赋权”的理想在村委会这一级就碰到障碍, 最终打了很大的折扣。

社区共管作为一种外来的制度模式能否与当地制度磨合嫁接, 除受当地正式制度影响制约外, 还受当地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制约。社区共管的理念和机制是为了缓和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紧张或矛盾状态而缘起的有弹性的、不断适应新情况的、不排斥当地社区的新型管理模式, 它本身具有一定的经济、制度、文化和政治内涵, 而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因时因地而异, 不同社区具有不同的资源管理方式。在项目点三个村中所进行的社区共管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一种外部嵌入的共管制度模式在经济、制度、文化、政治各层面都遭遇了顽强的抵抗, 无论社区、当地政府、保护区抑或是管理机构等各方利益群体对这种管理模式都缺乏积极性或根本没有兴趣, 各种利益相关者都没有激励去弄清楚共管的真实含义, 共管成为了一种真正外来的事务, 缺乏迎合当地社区现实社会的张力。此外, 当地湿地及其里面的资源完全被各个政府机构所管辖, 其余少数社区层面上能够掌握的资源也被围绕着权力与利益网络的少数人所掌握, 因此既有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完全控制了自然资源, 社区共管制度作为一种外来介入的的制度形式背后缺乏相应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威做为支撑, 受现有制度框架的约束很大。

四、结论

对“三江平原发展可持续替代生计和社区参与可持续湿地管理”项目的实施和产出的分析发现, 外来的干预并非能够有效地达到其计划的预期目标, 诸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外来制度与文化等要素在社区中的有效嵌入。该案例经过近3年的实践表明外来干预嵌入社区的难度并获得如下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一是在项目区所做的各种社区共管活动, 其成效目前还仅限于意识提高方面。二是生计替代的成败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资源共管的成败。通过资助替代生计或改善社区生计水平来建立与当地社区的互信关系, 是国内外资源共管的共同做法, 然而一种生计模式是否能够有效地嵌入到社区并本土化, 还受很多风险因素的制约。三是社区共管作为一种外来的制度模式能否与当地制度磨合嫁接, 除受当地正式制度影响制约外, 还受当地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制约。

在这样的条件下, 社区共管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试图促进利益共享, 责任共担的针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模式, 还是一种作为话语权的形式而存在的与当地不同行动主体互动、粘合以及嵌入的对话过程。或许对共管的期望已不再是共管本身的效果, 而更多是要关注干预本身如何与地方各种制度和要素的粘合了。

注释

“齐抓共管”妨害学校事务 篇9

执行力缺失

粗知管理学的人都知道, 执行力是管理者为实现目标而具有的计划、指挥、跟进和协调落实的能力, 简言之就是抓落实的能力。学校事务多而且杂, 倘要做好工作就得分解任务, 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 而“齐抓共管”会造成工作的混乱, 造成管理的失误, 使执行力出现缺失。学校执行力问题最大的有二:一是制度不健全。现在的学校里最不缺乏的恐怕就是制度了, 为了达成某个目标, 做成某件事情, 人们往往要制定一些措施, 辅以一些制度。分工越精细, 制度就越复杂;时间越长久, 制度就越繁多。这样的后果:首先, 没有一个制度是完善的, 也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 制度的出台, 往往只是适应当时的要求, 随着时间的进展, 人员变化了, 环境改变了, 利害关系变迁了, 制度的适用性就成了疑问;其次, 由于不同人员及不同时期的关系, 各个制度之间难免产生抵牾, 抵牾的结果常常是各执一词, 使一些问题纠缠反复, 待人处事难以公平公正。二是监督不得力。作为奖惩的标杆, 制度必须是刚性的, 在没有被废止前它是公平的权威的, 不管地位高低, 每个个体都必须按制度行事。制度规定的总是有利于目标的实现, 制度不限制的则有利于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事务的落实是需要相应的监督的。首先是自我监督, 看看是否了解需要从事的工作以知道自己的责任, 看看是否胜任从事的工作以了解自己的能力, 看看工作是否有条不紊以认识自己的思路, 看看工作是否全心投入以判断自己的态度。做事之前、之中、之后都对着目标, 参照制度来衡量、检验和调整, 自我监督是提升执行力的基础。其次是外力监督。每个人的兴趣、阅历、胆识等都有不同, 工作的方式方法也有差异, 对事物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就有区别。没有人喜欢掣肘, 没有人喜欢监督, 没有人喜欢批评, 更没有人喜欢反对。但人的性格惰性、眼界局限和行动缺陷等, 需要他人或制度等外力来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外力监督是提升执行力的条件。

责任心缺失

《说苑·谈丛》写道:“一围之木, 持千钧之屋, 五寸之键, 制开阖之门。岂材足任哉, 盖所居要也。”做任何事, “居要”者在于责任心。位高权重者责任大, 黎民百姓责任轻。无论是决策者、管理者或者是执行者, 都离不开责任心, 缺少责任心事业将受到损害, 丧失责任心事业则是痴人说梦。我们分角度来剖析“齐抓共管”, 其一, 它是居于“法不责众”这种心态而产生的, 是为开脱责任预留后路的借口;其二, “齐”和“共”都表明了主体是不分主次的, 校长、中层干部和教师责任一样大;其三, “抓事”、“管事”和“做事”乱成一锅粥, 分工糊涂;其四, 从宣扬“齐抓共管”人员的身份来分析, 他们都是在单位里身居要职的, 那些“工作太忙、压力太大、收入太低”的没有头衔的普通人士是没有此等话语权的;其五, 从“齐抓共管”的内容来看, 必定是些头绪多、任务重、把握小、见效慢的事务;其六, 从“齐抓共管”的督查考核来看, 督查往往是走过场, 让大家知道这事务“很重要”, 不可或缺, 考核评价时大都说些诸如“不错”、“有进步”之类的模棱两可或不关痛痒的话, 考核者与被考核者事后都心照不宣地没把它放在心上。据此, 我们应着重抓好两件事:一是成就自我的勇气。正常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自己拼命工作就是为了成就自我, 我们都渴望达到人生的顶峰。要在自己所不知道的通向顶峰的路上艰难攀登, 要向自己的无能和不自在挑战, 就需要勇气。对自己负责, 乐意承担应有的责任, 欠缺勇气是做不到的。二是服务他人的热忱。每个人都在服务他人也在享受着他人的服务, 教师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暂时只能由我们服务而不能服务于我们的学生群体, 这个群体是由许多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发展的鲜活个体构成的, 不同层次不同思想的教师在不同的时空里的服务方式和服务能力都必须是崭新的, 这就要求教师时刻焕发热情, 注入活力, 热忱工作。

荣辱感缺失

在《公孙丑》里, 孟子说“仁则荣, 不仁则辱”, 甚至强调“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不难看出, 中国人注重荣辱感是有悠久历史的。董狐秉笔直书, 文天祥取义成仁, 伯夷耻食周粟, 项羽羞过江东, 我们不为他们做政治判断, 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荣辱感是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的流露, 后人对他们的评判也则是在用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来对他们进行赏罚, 这正应了范晔《后汉书》的话:“荣辱者, 赏罚之精华也。”为什么说对学校事务提“齐抓共管”是荣辱感缺失呢?如果说责任心是就事前而言, 荣辱感则往往是就事后而言的。成事则荣, 败事则辱, 这难道不是正常心态?多做好事多荣耀, 不做好事没光彩, 这有什么不应该提倡?做的最好最荣耀, 做的不好没脸面, 这有什么不恰当?把该做的事平均分摊给众人, 这是忘记责任的大小;把不易成功的责任推卸给众人, 这是道德水准的降低;寻求模棱两可的考核评价, 这是不求作为的表现。缺少或丧失对“荣”的追求, 也就缺少或失去了积极向上的动力, 缺少或丧失“辱”的压力, 也就容易滋生安逸和冷漠的念头, 最终导致的是少抓少管或不抓不管, 妨害了学校事务的落实。为此, 两项工作必须及早开展:一是“明耻”教育。教师是先人一步受过教育的, 作为学生的引导者有明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有正确的道德操守并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趋荣拒辱本不应该成为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社会风气对教师的影响, 正因为不低估其影响才需要明耻。荣辱感的基础是知道耻辱, 知道耻辱才会拒绝耻辱, 拒绝耻辱才有望亲近光荣。二是专项问责。目前对学校的检查考核过多过滥, 名目多, 次数多, 滥用权力, 滥下结论。主管部门和学校各级可以有针对性地检查某个专题 (当然, 要界定检查的权力边界) , 按职问责, 根据人员、任务、时间等来检查是否“尽其能”, 根据指标要求确定谁来“担其责”。能尽其能者荣, 不能担其责者耻, 这应在学校里形成氛围。

梁士诒与铁路共管案 篇10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得徐世昌支持, 梁士诒重返政治舞台。此时, 恰逢英美对中国提出铁路共管要求, 建议把中国铁路交由外国债权人组成的委员会及中国交通部进行统一管理。建议提出后得到当时中国外交委员会——研究系的支持。然而该案却遭到国内各界反对, 当中以梁士诒的反对态度最为突出。梁在当时各大场合发表反对演讲、报告、公函等达十多篇, 这些都集中反映了梁士诒对铁路共管案的关注及对中国铁路的深入了解。本文尝试将基本史实与梁氏言论进行梳理, 揭示当时梁氏的政治立场与思想, 以便在具体历史时空对梁作客观解读。

一、铁路共管案的起源与争论

1918年英国属下对华投资铁路机构——中英公司代表梅尔思发表统一管理中国铁路意见, 要求各国改变在中国的竞争状态, 实现彼此合作, 兴筑与管理中国铁路。与此同时, 英美金融财团谋划成立“共管”中国铁路的“国际管理委员会”, 借口中国大量铁路借款利息支付困难, 要求建立一个由中国交通部和外国债权人共同组成的委员会, 对铁路进行统一管理。而且强调在筑路期间必须任用外国总工程师与外籍总经理, 以“保证效率”[1]。此时任职于中国交通部会计顾问的美国人贝克也发表了“美日英法中五国共同管理中国铁路”计划书, 并对当时中国外交委员会一些委员进行游说。

当时外交委员会以汪大燮为委员长, 熊希龄、林长民、梁启超、王宠惠、沈瑞麟、周自齐、梁士诒等为委员, 林长民兼任秘书长。其中研究系代表汪、熊、林等对英美铁路共管意见极为推崇。他们以外交委员会委员资格, 乘部分持不同意见的委员缺席时, 未经国务会议便通过一个“铁路共管”议决案:“拟订统一铁路办法:凡外资外债建造已成或未成或已订合同尚未开工各铁路, 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 以各路为共同抵押品, 由中国政府延用外国专门家辅助中国人员经理之。俟中国还清总债之日为止, 各路行政及运输事宜, 仍须遵中国法律, 概由交通部指挥之。”[2]32并于1919年1月8日以国务院名义致电巴黎专使陆征祥。议案发出后, 汪、熊二人进一步在巴黎和会提出五大纲提案。其中的铁路共管案被认为是使中国破除各国在华势力范围, 及收回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的国际契机。

针对当时研究系提出的议案, 梁士诒立即通过发表演说、报告及接受采访等多种形式, 逐一给予批驳。这些言论中无不渗透着梁对铁路共管案的关注及对当时中国铁路的政治考虑。

二、梁士诒对铁路共管案的分析

1. 路权即政权, 万不容许侵害。

梁士诒首先提出, 铁路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外国对中国铁路的共管等同于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他指出, 这项计划违反了国家主权不可侵犯之原则与当时各国保证中国政治独立的宣言。在当今“公理战胜时代, 国际正义, 为世界人心所共同信赖”的时刻, 绝不容许有此侵害中国主权的行为[2]191。梁氏认为, 路权即政权, 外国对中国路权的干涉, 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侵犯。其次, 铁路对一个国家而言, 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梁氏认为, 铁路乃国家命脉, 除其丰厚的经济收入外, 铁路的政治军事意义更为深远。梁氏强调, 铁路若由外国共管, 则国防军队不能秘密征调, 边防巩固均受外人掣肘[2]36, “吾国一时自必无对外军事, 而内地办匪, 总不能免, 现在陇海、沪宁等路于运送军队须先给价, 日后情形不难推定”[2]37。国内若要利用铁路运送军队剿匪, 就不得不为路费与外国铁路公司讨价还价。可见, 铁路若被外人共管, 则国防大门洞开。正值梁士诒重返政坛, 欲有一番政治作为, 将国家主权与其经营多年的铁路事业拱手外人, 梁理所当然不会同意。

2. 路债若被垄断, 为害何可胜言。

梁士诒对铁路“总债”及新银团表示坚决反对。原因有三:其一, 他认为铁路总债与新银团的统一借债, 对中国铁路“百害而无一利”。对共管政策中提出的“凡以外债外资建筑, 已成未成或已订合同而尚未开工之各铁路统一之, 归公共投资团管理者”[2]36, 梁表示“绝对反对”。他指出, 当时中国各条铁路并非全由外资建造, 如果此案实行, 就等于将全国铁路断送外人之手。更何况, 共同借债弊端重重, 假若只能向一个银行团借款, 那么中国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 将来若要再对外借款, 就只能完全听命于新银团了。梁以多年从事金融的经验指出:“凡借债最喜有人竞争, 乃可自由选择。两害取轻, 两利取重, 比较去取, 则利益厚而负担轻, 此无庸为讳。”[2]192财政受制于外人, 而政治又受制于财政, 对于借款的利弊, 梁士诒乃是切身体会, 曾经为袁世凯筹措大小款项的经历, 使梁深明借款的种种玄机。其二, 路债若被垄断, 则运费必由外人控制。假若铁路运费不能由国人自由主裁定, 就意味着定价权的丧失, 这样势必造成中国财政收入的大幅减少。当时中国的关税、盐税已均由外人控制, 如果铁路收入也因此丧失, 就无异于国库全由外人控制。梁氏之担忧不无道理。其三, 梁士诒进一步推断, 铁路的定价权丧失后, 国内土货运输将得不到应有优惠, 这对处于萌芽阶段的中国农工商业都极为不利。

3. 揭露“统一铁路”说。

对于研究系鼓吹的通过“统一铁路”打破各国在华势力范围的设想, 梁士诒认为乃是不切实际之幻想。首先, 所谓的势力范围, 的确“有由于铁路助长之”, 但“究其势力之积成乃由种种方面集合”[2]36, 并非“统一铁路”就可扫荡各国势力。况且各国势力又何止铁路一项?有的铁路虽由一国或两国投资, 但却横跨数省, 所谓的“势力范围”又从何谈起?梁把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分为两种:一种是我国从未承认过的, 另一种是由口头舆论所造成的。要破除这些势力范围, 最关键的仍然是国家的军事力量, 而并非口头空言就能办到。其次, 中国铁路统一事业, 梁认为中央政府已办不少, 不需要外国插手。早在清末, 梁士诒任铁路局局长时就致力于铁路事业的整理与改革:对外更改合同、收回主权;对内拓展路线、清理积弊, 为中国铁路的统一打下良好基础。

4. 提出路政分权管理法。

在铁路负债的情况下, 如何管理铁路?梁士诒提出债权、路权、地权三分管理办法。梁氏并不反对铁路聘用外人管理, 但铁路管理权必须由中国人掌控, 地权更应掌握在本国人手里, 而债权也未必一定要用路权作为抵押。梁士诒就此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 凡由外国资本修筑的铁路 (即南满、东清、滇越、胶济等铁路) 应与国有铁路分别而论。例如胶济铁路由德国资本建筑, 德国可以将该铁路估值为一二千万, 作为德国赔付给其他国家的债款, 但铁路主权与管理权仍由中国完全所有。至于其他铁路则只能仿照普通借款筑路办法:以外国为债主, 中国为路主与地主。第二, 国有铁路为中国之事, 其统一进程, 应由中国自己完成。第三, 仍未建设的铁路, 在建设过程中如有与外国势力范围发生关系, 则应交由国际联盟处理。将来中国借款修筑的铁路, 应不分地点, 由中国直接与一二国商借[2]35。

铁路共管风波出现后, 梁士诒频频在各大场合亮相, 发表言论, 与梁刚被赦免重返政治舞台, 务求有一番漂亮的政治作为不无关系。但梁士诒以从事交通事业多年的经验对铁路共管案表示极大关注, 也反映了梁深明铁路管理于国于民的重要意义。梁作为一名政客虽然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政治思想, 但他对于铁路权益关乎国权的警示, 却超越前人甚至同时代的书生政客。

梁氏因袁世凯复辟帝制而牵连进来, 身份复杂, 长期为学界所忽视。民初铁路共管案中, 却以其维护国权的形象出现, 历史人物的歧异表现, 恰好提示着过去既有认知的单面向度并不可取。

参考文献

[1]马陵合.清末民初铁路外债观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齐抓共管，做好德育工作 篇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 2015 ）06-0120-02

德育不仅是一个人受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一个人成才的重要条件。但人们一提起德育，就只会单纯地认为，德育是学校的责任、老师的责任、班主任的责任。这样的想法有他的道理，但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德育，时时是德育之时，处处是德育之地，人人是德育之人，因此德育工作，人人有责。既然如此，我们又将如何担负起德育的重任呢？

一、学校是德育的主阵地

1.德育工作渗透于各科教学之中

有人认为德育是思想品德课的责任。其实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其他科日，无论哪一科，都可以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如语文课，学了《小抄写员》这一课，就可以教育学生要关心、体贴父母，勇于承担家庭责任；数学课，学了“元、角、分”的认识，就可以教育学生节约用钱、爱惜人民币；科学课，教学《能量与太阳》时，就可以教育学生从自己做起，保护森林，不乱砍滥伐，积极参加植树造林，让地球造福于人类；节约资源，做到资源的循环使用；音乐课，在教学《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时，可以将学生拉入“愧疚的回忆”——不听妈妈的话，与妈妈唱反调的往事，从而唤起学生对妈妈的爱，深深体会到母爱是伟大的：没有母亲，就没有我们！

2.做好德育工作是每个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教学生活中，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镜头：当见到学生犯了错，总是听到旁人在不停地追问：“这个学生是哪个班的？班主任是谁？”每当听到这句话时，我油然而生一种感慨：难道他们就没有责任！与其去追问学生的班级、班主任，不如当场就对学生进行一番教育，因为学校的德育工作是要齐抓共管的。

如有些老师只管自己班的学生，对其他班的学生不良言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久而久之，学生只怕教自己的老师。在做坏事时，有些学生居然还说：“没关系，他又不教我们，他绝对不会管。”这类没有齐抓共管意识的老师，学生也对他们置之不理。长此以往，老师们的任务将会越来越沉重，学生也越来越放肆，最终，学校德育工作将陷入瘫痪状态。这样的学校，教学质量从何谈起？

可见，我们作为教育者，应该树立学校主人翁意识——无论本班学生，还是别班学生，只要看见学生做得不对，就应该及时批评指正。渐渐地，这样的老师也就在学生面前树立了威信。以后，只要学生看到他，就会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

二、家庭是德育的启蒙

家长应该在把握“度”的基础上严格要求孩子。现在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钱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但绝大部分人还严重缺乏物质之外的东西。我们应该向澳洲人学习——再“富”也要“穷”孩子的教育思想。他们的理由是：娇惯的孩子缺乏自制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长大后难免要吃亏。曾有外来者在澳洲悉尼一家医院目睹这样一幕：一对夫妻来医院就诊，妻子进诊室去作检查了，丈夫便带着两岁的女儿在外面的大厅等候。女儿口渴要喝水，这位父亲便在身旁的自动售货机上顺手扯了一个免费纸杯，然后进厕所接了一杯自来水（澳洲的自来水经过净化，可以直接引用）递给孩子。其实，这位父亲并不是买不起饮料，他是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经理年薪达15万之多，而此刻自动售货机上正出售的可口可乐和橙汁，才不过一元一杯。这种“穷”孩子的现象在澳洲并非个别。不过，澳洲人“穷”孩子并不像日本人那样刻意为之，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为未来着想”：既然孩子长大后早晚要离开父母，去独闯一片天地，与其让他们那时面对挫折惶恐、无助，还不如让他们从小摔摔打打，“穷”出直面人生的能力和本事。然而这并不算太新鲜的观念，但对于那些过分溺爱孩子的父母来说，是不是该育点启发呢？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了健康的细胞，才能有健全的肌体，细胞有病，就会引起肌体发病。古人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观点就是这个道理。为此家长做好优化儿童心灵的工作对安定社会，安定国家功在千秋。

作为家长要充分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自觉地做好孩子的教育工作，尽好家长的责任与义务，为国家培养出合格的建设人才。

三、社会是德育的熔炉

学生离开家庭、学校，就与社会接触。在此过程中，学生就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人们看到学生犯错时，常会情不自禁地说：“现在的孩子德行太差了！到底是什么老师、什么家长教出这样的人！”这样的说法时时处处都存在，但是又有多少人直接出来当面教育呢？更有甚者，还把学生“拉下水”，引导他们干各种各样的坏事。如，有些毒贩利用小学生的书包运毒品；部分成年人唆使未成年学生抽烟、酗酒、赌博；有些见钱眼开、不道德的商贩给那些抵制不了诱惑的少年儿童出售黄色书籍、光碟、烟酒、毒品等严重腐蚀着这些孩子的身心健康，这就是“5+2=0”（五天的在校教育和双休日的家庭、社会教育）的真实写照！

江苏电信:五大工作齐抓共管 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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