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词的影响及其规范

外来词的影响及其规范（精选7篇）

外来词的影响及其规范 篇1

现代社会, 随着交流沟通的不断顺畅与便捷, 汉语外来词不断增加, 初中语文教学也必须与时俱进, 采取相应的策略。本文在此背景下, 分析了汉语外来词的类型及其主要特点, 并对汉语外来词对初中语文教学的影响进行了剖析, 最后文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以期能够提高初中语文教学中汉语外来词的教学水平。

一.汉语外来词的产生及其类型概述。

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 文化交流, 移民杂居, 战争征服等各种形态的接触, 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接触有不同类型, 其中最常见的是词的借用。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加强了与外界的接触, 海外的新文化、新思想、新科技、新产品如潮水般地涌如入中国大陆, 随之, 指称这些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词语作为外来词大量进入现代汉语。

汉语外来词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有不同的类型, 本文采用外来 (借用) 的方式, 将其分为以下几个基本类型。

一是音译外来词, 如打 (dazon英) 、逻辑 (logic英) 、巧克力 (chocolate英) 等。二是音意兼译外来词, 如romanticism—浪漫主义;chauvinism—沙文主义;Marxism—马克思主义。三是音译加意译外来词, 如芭蕾舞 (ballet法) 、沙丁鱼 (sardine英) 、卡车 (car英) 等。四是字母外来词, 如MTV、CD、KTV、BP机、卡拉ok等。五是借用日语中的汉字词, 但不读日语读音而读汉字音, 即借形词, 如思想、政府、哲学、主观、共产、归纳等。

二.汉语外来词对初中语文教学的主要影响分析。

一是增加了初中语文教学的难度。外来词对汉语词义的渗透, 具有速度快、范围广、连锁性强的特点, 这是汉语词义的自身发展和新的社会文化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有些词义尚未被现代汉语吸收为规范成分, 但它们经常在各种媒体和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出现, 规范的趋势越来越明朗化。但由于这类新的外来词语出现太快、太时髦, 又有些词语简缩的太厉害, 对中学语文教师的要求大大增加;学生理解起来也较为困难, 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挑战性大大增加。

二是对于中学语文教学中文化环境塑造的要求提高。一般认为, 文化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根据这一定义, 我们判断一种事物或现象是不是文化要素, 关键看其是否是由人类创造的。凡是由人类创造的事物或现象, 或带有人类活动印迹的自然物, 都属于文化的内容。汉语外来词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同文化的交融, 如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至20世纪上半叶, 大批日源外来词进入汉语, 如“干部、积极、特权、特务、议院、仲裁、左翼”等。改革开放以来, 外来词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涌入汉语, 对于中学语文教学而言, 本身就肩负着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 外来词的涌入对于汉语文化冲击较大, 对于学生的认知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这就要求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 促使外来词的规范化。

三是对于学生价值观的冲击。外来词的涌入, 往往会导致一种多元文化观的出现, 而中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的重要时期, 在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下, 势必产生一些影响。文化中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往往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稳固”、也最“保守”的核心内容, 它们维系、延续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命脉, 塑造着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 也保持着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中学语文教学应该面对这一问题, 注重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创造, 构成一种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多样性体系或结构, 即为文化多元化, 使得这种多元化对中学生价值观的塑造产生积极的正面的影响。

三.初中语文教学中外来词的教学策略。

一是要及时改进, 大胆加入新元素。正是由于初中语文教学中的一些外来词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差异甚至是冲突, 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应该正视和迎接这些挑战, 主动采取策略, 可以及时改进教学策略,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 加入的新的元素, 使得初中语文教学能够与时俱进。例如T恤 (T形衬衫, T形汗衫) 、α射线 (阿尔法射线、卡拉OK (无乐队伴奏视唱机) 、AA制 (各付各的账的餐饮方) 等等。这些变化, 如果初中语文教学对这些常用外来词语的变化熟视无睹, 那么初中语文教学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真正符合时代潮流的初中语文教学应该积极主动大胆的将这些外来词纳入到教学内容之中, 使得对初中语文教学具有实时性。

二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充分考虑文化因素。众所周知, 词语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审美情趣乃至价值观念都紧密相连。不同民族文化信息的差异常常会造成对词语意义的理解偏差。在外来词的教学中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词语产生的民族的文化心理信息, 在对比分析中进行外来词教学。如一些佛教词语成分与汉语成分结合成词, 如“念书”的“念”来自“念佛、念经”的“念”, “缘分、因缘、姻缘”的“缘”来自佛经的音译。

三是在教学中要注重外来词的规范性。外来词的规范应该根据不同人群语言使用的特点, 根据不同层次的要求进行规范。中学语文教学, 必须考虑到初中生的基本语言使用特点, 对外来词进行规范, 规避一些不良文化或者语言习惯对学生的影响, 尤其是规避其对学生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笔者认为从汉语外来词本身的语言特点分类, 可以根据不同的形式分出不同的层次, 如音译词, 意译词、半音译半意译词和字母词, 这些语言形式是与翻译的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各自有自己的表达方法和不同的语言特点, 规范的要求和侧重点就应该不一样。

参考文献

[1]王天润.汉语外来词范畴试探——从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看汉语外来词的范畴[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38 (4) :208-212.

[2]王天润.十年来汉语外来词研究管窥[J].河南社会科学, 2009, 17 (5) :148-150.

[3]李申, 荣景.论当前汉语外来词的使用及其规范化[J].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 14 (4) :79-82.

[4]蒋红梅.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外来词教学[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 (9) :140-141.

[5]邱六碧.初中语文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目标与路径[J].福建基础教育研究, 2011, (7) :43-43, 45.

外来词的影响及其规范 篇2

关于进一步加强外来器械规范管理的通知

各科室(单元)：

为进一步加强外来器械的规范化管理，确保外来器械清洗、消毒、灭菌质量合格，保证医疗安全，我院根据《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和《安徽省三级医院评审标准》的要求重新修订了外来医疗器械(包括植入物)的管理规定及制请相关科室、单元认真执行。本规定由2018年12月1日起开始执行。

2018年10年17月

附:

1、外来医疗器械(包括植入物)的管理规定

2、外来医疗器械(包括植入物)的管理制度

砀山县人民医院

外来器械(包括植入物)管理规定

1、消毒供应中心应依据手术通知单接收外来医疗器械及植入物；依据器械供应商提供的器械清单，双方共同清点核查、确认、签名，记录应保存备查。

2、应要求器械供应商送达的外来医疗器械、植入物及盛装容器清洁。

3、应遵循器械供应商提供的外来医疗器械及植入的清洗、消毒、包装、灭菌方法和参数。急诊手术器械应及时处理。

4、使用后的外来医疗器械应由消毒供应中心清洗消毒后交给器械供应商。

砀山县人民医院

外来医疗器械(包括植入物)管理制度

(2018修订)为了确保医疗安全，消除医疗隐患，对植入物和外来器械应严格规范管理。

根据《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的要求，制定制度，确保手术患者的安全。外来器械进入医院之前，必须经过消毒供应中心查看相关资料，证件齐全，不得使用未经注册、过期失效或淘汰的医疗器械，供应室对外来器械进行专人管理，专人清洗消毒，器械商给予提供关于拆分、清洗、包装、灭菌的书面操作要求

四、定期由专业人员对手术医生、手术室护士进行外来手术器械使用的专业培训，以掌握器械的基本性能和操作方法。

五、加强手术科室的管理，除急诊手术外，术者应根据手术安排，联系器械公司将手术器械于术前1天15:00分前送至消毒供应中心去污区。

六、严格交接手续，消毒供应中心和器械公司双方共同清点核对器械，相关信息无误后，共同在“外来医疗器械及植入物清点签收单”上签名。核对信息包括：手术名称；手术患者姓名、床号；器械的品牌、名称和数量；植入物种类规格、数量。对于生锈或缺损的器械不予接受。器械清单可参照手术清点记录单，须注明每件器械名称、件数，不得只写器械总件数。

七、器械公司应提供详细的清洗消毒流程和注意事项以及灭菌方式和灭菌循环参数。

八、消毒供应中心接到器械后，按照规范的清洗消毒流程对外来器械进行清洗和消毒。

九、按照“外来医疗器械及植入物清点签收单”整理器械，检查清洗效果和器械功能，根据器械的材质和灭菌方式选择合适的包装材料，在灭菌包内最难灭菌处放置包内化学指示卡，硬质容器应将包内化学指示卡放于两对角。包外贴化学指示胶带。包装标识应注明使用该器械的手术患者床号、手术名称、器械品牌及名称、包装者等内容。灭菌前注明灭菌器编号、灭菌批次、灭菌日期及失效日期。标识应有 可追溯性。

十、根据器械材质进行分类灭菌，耐高温的器械采用压力蒸汽灭菌；并应进行各项监测证实灭菌效果，监测结果合格方可发放使用；植入物应在生物监测合格后方可发放，并对相应的信息进行记录、存档。急诊手术可在生物PCD中加用5类化学指示物,5类化学指示物合格可作为提前发放的标志，并由主动医生在外来器械提前放行通知单上签名后方可放行，但在生物监测结果出来后由供应室及时通报使用部 门，同时将检测结果填写在外来器械提前放行记录单上，以便追溯。

十一、手术室使用前，再次检查器械包的完整性，包内包外指示卡的情况是否符合灭菌要求，然后使用。并保存灭菌指示卡于病历中，以备查验。

十二、器械供应者原则上不允许进入手术室，如为有资质的技术人员且必须现场指导器械使用时，应事先经过手术室安排的培训计划，初步了解手术环境和无菌要求后方可申请，并征得手术室护士长同意后进入，每次限一人。

十三、手术室或消毒供应中心不负责保管厂家手术器械。手术结束后，器械应及时返还至消毒供应中心去污区。清点核对后，按规范进行清洗、消毒、和整理，通知器械公司，双方共同清点、核对，确认无误后在“外来医疗器械及植入物清点签收单”上签名，器械公司即可取回器械。

十四、严禁手术人员私自使用未经院感办和消毒供应中心验收和消毒的植入物，如：钢板、螺钉、疝补片、生物夹、钛夹、一次性钉皮机等，否则，一经发现，严肃处理；一旦出现问题，后果自负，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十五、手术结束前由手术室巡回护士填写植入物登记本，登记植入物名称、规格型号、生产编号、使用数量、生产商、供应商、岩贴植入物合格证。一份存手术室，一份随病例保存，使用后的外来医疗器械应由消毒供应中心清洗消毒后交给器械供应商。

日语外来语的本源及其影响 篇3

一、外来语的本源

1. 来自葡萄牙语的外来语

作为西欧语系的外来语，葡萄牙语是最早引入日语中的外来语。室町时代末期、天文十二年，葡萄牙人漂至种子岛，带来了枪，标志着西欧人首次进入日本列岛。之后，葡萄牙的船只每年都来到日本进行贸易往来。自天文十八年起，众多的基督教传教士来到日本积极地进行传教活动。但是，基督教最终被镇压禁止，宽永十六年德川幕府下令锁国，至此割断了日本与葡萄牙人的一切往来。日本和葡萄牙的交往长达约百年之久，那时基督教兴盛一时，通商贸易活动频繁，因此产生很多来自葡萄牙语的外来语。

在来自葡萄牙语的外来语中，有很多是基督教及通商贸易关联用语，如：「クルス(cruz，十字架)」、「アンジョ(anjo，天使)」等。但是因为基督教被禁止，所以基督教关联用语几乎自然而然地脱离了日本人的日常语言生活。通商贸易关联用语虽然当时使用频率很高，但遗留后世的可谓是少之又少。

2. 来自西班牙语的外来语

据记载，西班牙人首次来日也是天文十二年，并且来日进行基督教传教的第一人也是西班牙人，但日本、西班牙贸易关系的确立却是在文禄元年以后，同日葡通商相比迟了约五十年。然而，日本同西班牙通商中断是在宽永元年，比葡萄牙早了约十五年。因此，来自西班牙语的外来语是极少的。另外，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很相似，所以日语中就存在许多不知是来自西班牙语还是葡萄牙语的外来语。如：「シャボン」一词有的字典解说其来自西班牙语「jabon」，而有的则解说其来自葡萄牙语「sabao」。

至今仍有很多来自西班牙语的外来语被使用，这些外来语同天主教时代传入的外来语完全不同，大都是拉丁美洲系的音乐及服饰的关联用语，昭和时期被采用。如：「タンゴ(tango，探戈)」、「ボレロ(bolero，包列罗舞)」、「ソンブレロ(sombrero，宽边帽)」等。

3. 来自荷兰语的外来语

荷兰人乘船来到丰后臼杵附近标志着其首次来日。1609年日本在平户开设商馆，与荷兰人开始贸易往来，之后随着日本进入锁国时代，商馆移至长崎出岛，日本政府仅允许与荷兰人的通商，此状态一直持续了两百多年。荷兰语对日语外来语的影响主要是在进入锁国时代后，大多是通商贸易关联外来语。很多这个时代出自荷兰语的外来语已经成为现在的日常用语，如：「ゴム(gom，橡胶)」、「ガス(gas，煤气)」、「ガラス(glas，玻璃)」、「コップ(kop，杯子)」、「コーヒー(koffie，咖啡)」、「ビール(bier，啤酒)」等。

随着洋书解禁、兰学兴起，运用荷兰语学习西洋科学兴盛一时，医学、药物学、化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也出现了荷兰语的外来语，如：「アルコール(alcohol，酒精)」、「レンズ(lens，透镜)」、「チンキ(tinctuur，酊)」、「コレラ(cholera，霍乱)」等。幕末在军队、造船、度量衡等方面也出现了源于荷兰语的外来语，如：「サーベル(sabel，军刀)」、「マスト(mast，桅杆)」、「オンス(ons，盎司)」、「ポンド(pond，磅)」等。

4. 来自英语的外来语

英国人登上第二次访日的荷兰船标志着其首次来日。1613年日本在平户开设英国商馆，但只维持十年左右，与英的贸易关系一时断绝。1808年英国船只突然入港长崎标志日英恢复贸易关系。随着开国政策的推行，英学取代兰学兴盛一时。尤其是明治以后，与英美交流日益频繁，以学校教育为中心普及英语学习。经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出现许多来自英语的外来语，如：「ミシン(machine，缝纫机)」、「ワイシャツ(white shirt，衬衫)」、「バケツ(bucket，水桶)」、「アイロン(iron，熨斗)」等。另外还有源于美国英语的外来语，如：「エレベーター(elevator，电梯)」、「パジャマ(pajamas，睡衣)」等，二战后源于美国英语的外来语与日俱增。从现在各种外来语词典中收录的外来语比率来看，来自英语的占了大半。

5. 来自法语的外来语

日本人学法语比学英语稍早，之后随着日本开国，学法语逐渐开展。幕末时期来自法语的外来语主要是军队关系用语，如：「ゲートル(guetres，绑腿)」、「シャッポ(chapeau，帽子)」、「マント(manteau，斗篷)」等。进入明治，学法语兴盛，源于法语的外来语也随之增多，主要是外交、文艺、美术、服饰等关联语，如：「コミュニケ(communique，公报)」、「コント(conte，短篇小说)」、「デッサン(dessin，素描)」、「レーヨン(rayon，人造纤维)」等。

6. 来自俄语的外来语

俄国人1792年首次来到日本根室。幕末到明治初年学俄语兴盛，明治以后，同其他语言相比，学俄语的人并不多，但二战后，学俄语的热潮再次袭来，并且很多来自俄语的外来语至今沿用，如：「ペーチカ(pechka，壁炉)」、「ノルマ(norma，劳动定额)」、「スプートニク(sputnik，人造卫星名)」等。

二、影响

明治后期军国主义兴旺，外来语被排斥取缔，二战后外来语复又兴盛。和以前不同的是外来语已渗透到日本社会和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战后，日本要发展经济、振兴国家，在与西方竞争的同时，又不得不学习吸收西方各个领域的新成果，随之引进许多新外来语，这也是外来语大量出现的首要原因。

有人认为对外来语的狂热表明日本人对外部事物存有好奇心或是一种“殖民现象”。不论怎样，日本是岛国，历史文化根基浅，特别是战败后自信受挫，崇拜强者成为日本民族的处事基准。在此文化背景下，外来语成为流行不足为奇。

普通的日本人对外来语很盲从，认为只要用外来语表示的事物就是优良的、深奥的，比如贴着外来语商标的商品。几年前日本流行贷款「ローン」一词，出现了「住宅ローン」、「教育ローン」等。战前日本人不认为「借金」是件光荣的事，可战后人们的思想改变了，认为贷款也是自己财产的一部分。金融资本家利用这种心理向人们放债，但他们不用「借金」，而用「ローン」这个新奇的外来语，给借款人一种不是自己借钱的错觉。不仅仅是商人，学者也不甘落后，他们认为掌握的外来语越多证明越有学识，上课或作报告，尽量多用外来语，而不使用日语固有词汇。

日本以外来语为武器，把西洋甚至世界文化信息适时地吸收到自己的语言体系。日本吸收外国科学文化成果，急速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外来语可谓功不可没。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外来语在给日本人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束缚着日本人。日本人受发音器官限制，很难做到地道的外语发音，又生活在充斥着外来语的环境中，一讲外语就自然想起和式的外来语发音，这也成为日本人地道外语发音的障碍。

因此，外来语的使用要适中，如果一味热衷于外来语，就会忽视传统的审美和汉字的作用，也许会导致思维能力和感觉能力的退化，失去日语固有的魅力。

参考文献

[1]赵春娥.关于日语外来语[M].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03, 3.

[2]徐永祥, 李宏香.日语外来语形成原因初探[M].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 1.

[3]蔡忠良, 周晓冰.浅谈日语外来语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M].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8, 7.

外来词的影响及其规范 篇4

1. 多语并存

缅甸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语言有很多种。除了缅甸语, 还有掸语、孟语、克耶语和崩龙语等。这些都是缅甸国内的本土语言。此外, 缅甸的外来语有很多。如“早期随着佛教文化传到缅甸的巴利语和梵语, 及汉语、英语、日语、泰语、韩语、俄语等。多语并存, 一方面是外来语和缅甸国内本土语言的并存;另一方面是缅甸语外来语的并存。

2. 优势差异

缅甸语外来语种类极多, 但在缅甸语中所占的优势有差异。占主要优势的外来语有巴利语、梵语、英语和汉语。巴利语和梵语主要是和佛教有关。英语涉及的领域很广, 主要涉及到近代科技、教育、经济和政治等领域。汉语涉及到的范围也很广, 如缅甸语吸收汉语词汇, 汉文化随着汉语传入到缅甸。

除以上几种语言外, 还有德语、日语、韩语等很多种语言。但比起以上四种语言, 这些语言在缅甸语外来语的优势不如以上几种占主要优势的语言。

3. 发音与原本的发音比起来稍有变化

缅甸语中的外来语, 在发音上与原本的发音稍微有一些变化, 但不是很明显。

现在的缅甸语中汉语外来词汇很多。通过直译以后的汉语外来词汇发音与汉语准确的发音稍微会有一些变化, 如瓜子 (瓜瑟) 、包子 (包瑟) 、豆腐 (朵胡) 和火锅 (火波) 等词汇。

现在的缅甸语中英语外来词汇也有很多。现在缅甸语吸收英语外来词汇也是直接音译过来。如“kilometer (给罗米达) 、hello (哈罗) 、counter (高达) 、number (南坝) 、meter (米达) 、TV (迪微) 等词汇。

二外来语在缅甸产生的原因

缅甸语中为什么会产生外来语, 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客观原因

早期佛教思想和文化在缅甸的传播, 需要外来语。

“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 缅甸各民族间的交往频繁, 形成了多民族、多语言基本国情。” (1)

随着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发展, 人们的交往和接触越来越频繁, 人们对交流有迫切的需要。

客观上, 缅甸人在交流活动过程中, 需要外来语。

2. 地理原因

第一, 地理位置。缅甸是东南亚国家, 与中国、印度、老挝、泰国、孟加拉国等国家接壤。

第二, 历史原因。 (1) 战争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 战争也带来文化, 语言也伴随文化到来。经过三次英缅战争后, 缅甸完全被英国统治。英国殖民者为了满足统治缅甸的需要, 为了能很好地与当地人沟通和交流, 在缅甸推广学习英语。英国殖民者在缅甸开办用英语和缅甸语同时教学的学校。例如, 1835年、1837年、1844年和1852年, 英殖民者在缅甸的一些地区开办了很多的学校。这些学校里面是用英语和缅甸语或者是只用英语进行教学的学校。 (2) 由于贸易往来, 缅甸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外来移民迁移到缅甸。中缅两国的贸易往来历史悠久。中缅从汉朝时期就有贸易往来。元朝时期, 一部分中国人开始暂时移居到缅甸做玉石生意。明朝时期, 中国人除了到缅甸做玉石生意, 还将中国的茶叶、丝织品和棉花等商品带到缅甸。清朝时期, 中缅贸易繁荣, 华人大量移居缅甸。因为贸易往来, 移居到缅甸的华人华侨, 有的是商人, 有的是矿工。

第三, 佛教原因。公元前3世纪, 印度佛教传入缅甸。佛教思想文化要在缅甸得到广泛传播, 就要把印度佛教经典翻译出来, 佛教经典最主要的文献《巴利文三藏》。梵语在印度传统核心文化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缅甸多数民众信奉小乘佛教, 在蒲甘王朝以后, 随着佛教地位的巩固, 寺院成了教育的主要场所。寺院向前来出家修行的男子提供缅语的教育, 僧侣们还要学习巴利文, 有的还学习梵文, 以研读用巴利文写的佛教经典和梵文著作。” (2)

三外来语对缅甸影响

外来语对缅甸影响有积极的一方面, 也有消极的一方面。总的来说, 积极影响较多。

1. 积极影响

第一, 丰富了缅甸语言的使用种类和词汇。 (1) 丰富了缅甸的语言种类。缅甸语中的外来语有英语、汉语、巴利语和日语等。“缅甸是多语言国家, 全国有最少100种语言及方言, 对不同语言包容度较高。” (2) 巴利语、汉语和英语词汇很多。如“社会、化学、日历”等很多词汇都属于巴利语词汇。“拖拉机、火锅和米线”等属于汉语词汇。缅甸语中的英语外来词汇很多。如“社会主义、民主、党、欧洲、朝鲜、赤道、摄氏、溜冰和千米”等词汇。

第二, 随着语言的传入, 各种文化也传入到缅甸。 (1) 最早是印度佛教思想和文化入到缅甸, 经过长期的发展弘扬, 小乘佛教成为缅甸的全民信仰, 佛教文化深入影响到缅甸文化的方方面面。 (2) 汉文化传入到缅甸。如中国文学作品被介绍到缅甸, 这些文学作品有《包公案》、《新白娘子传奇》和《西游记》等。此外, 还有中国的饮食、音乐、服饰等文化在缅甸随处可见。 (3) 西方文化传入到缅甸。如今天的缅甸人吃饭的时候喜欢用刀和叉, 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此外还有缅甸的建筑、音乐、医学和政治制度等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寺院里, 最受僧人们欢迎的课程之一就是英语课。其实, 缅甸在19世纪是英国的殖民地, 因此保存着一部分说英语的习惯。时至今日, 赴缅甸旅游和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 英语的运用场合也很多, 因此小僧侣们很喜欢和旅客搭讪, 不仅可以练习口语, 还能了解世界。”

第三, 缅甸语外来语的传入, 方便了人们的交流。语言的最终目的, 还是为了交流。在这个对外开放的时代, 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不管是个人, 还是国家, 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缅甸语外来语的传入, 对缅甸更好地发展对外关系、对外贸易往来与合作、共同分享世界优秀文化资源提供了便利, 促进了整个缅甸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2. 消极影响

第一, 发音与原本的发音比起来稍有变化, 或者是发音不准确, 还有是英文缩写, 导致难以理解和听懂。因为发音不到位, 所以造成翻译中的困难。例如, 缅甸人用英语说:“three daughters”, 他们发成:“德瑞多得斯”。缅甸语里面喜欢应用英文单词缩写, 造成难以理解。如“BCIM、MIGHT、ISI、HSBC、KLCC”等英文缩写, 如果缅甸人不用英语或者是缅甸语作解释标注, 一眼看去, 译者无法理解其中的意思。

第二, 客观上增加了教学难度, 增加了政府对外来语人才培养的经费。世界知识文化宝库博大精深, 再怎么学习也学不完。缅甸对本国已有的教育教学资源, 都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努力学习, 再加上这些外来语, 加大了政府对外来语的投入。培养一个合格的外语人才, 需要很好的外语老师和教学, 需要政府的支持。

摘要：缅甸是个多语言的国家, 除了缅甸国内本土语言, 外来语也促进了缅甸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

关键词：缅甸,外来语,特点,成因,影响

参考文献

[1]钟智翔.缅甸研究[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1

[2]李谋、姜永仁.缅甸文化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钟智翔.缅汉翻译教程[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外来词的影响及其规范 篇5

关键词：城市居民,外来人口,社会态度

一、问题的提出

来自乡村的外来人口在城市被定义为“陌生人”[1]。农民工在数量上无疑是这一群体的主体力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数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亿人。尽管农民工总量的增速持续回落,但农民工流动出现家庭化和长期化趋势。在此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成为一个当务之急的政策议题。“十二五”时期政府启动以消除户籍藩篱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政策改革,逐渐从制度上破除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但是,农民工融城化是一个制度融入和社会融合的双重过程。尤其是对于后者,涉及到作为新市民的农民工与作为老市民的本地居民之间的冲突与调适,是一个不能一蹴而就的长期过程。城市居民的接纳意愿和社会认知不可忽视。因此,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分析他们的融城意愿固然重要,了解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也是必不可少的。

以往研究从区域差异视角分析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发现城市居民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城市的制度环境对其是否愿意外来人口迁入有显著影响[2]。相关研究也关注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认为社会资本和同群效应影响着社会距离[3],而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缩减群体间的社会距离[4]。社会态度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城市居民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的态度也是多维度的。以往这些研究,在测量上往往从单维度分析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在研究对象上往往聚焦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缺少对内地城市的关注。

本文以中部地区省会城市郑州市为例,以多项指标测量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以及城市居民的个体特征、社会特征和心理特征对其社会态度的影响。郑州市的外来流动人口在总量上可能不如东南沿海城市,但外来人口增长速度较快。截至2013年9月,郑州市区流动人口达340万人,且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城区人口密度仅次于广州,居全国第二位[5]。2010年郑州市被确定为首批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试点城市,在推动外来人口融城化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以郑州市为对象分析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作者组织的“文化资本与社会阶层”调查,调查于2014年9月至10月在郑州进行,共完成有效样本1146个。本文分析使用的为城市居民部分,共包括727个样本。

二、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分析

(一)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的描述分析

社会态度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是指“公众个体对其所关心的外界事物所持的一贯的、稳定的心理状态或一定的行为倾向”[6]。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则是他们对“城市里的陌生人”这一特殊群体所持有的稳定的心理倾向。借鉴已有的相关调查问题,本次调查中包含融合意愿、距离感知、包容意愿和歧视认知4个方面的指标,共分为20个具体问题,具体见表1。

在社会融合意愿维度,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融合意愿总体较高。城市居民愿意外来人口居住在社区、居住在隔壁、邀请到家做客的比例依次降低,显示出在融合意愿方面态度的差异性。赞同“愿意与外来人口交朋友”的比例高于赞同“愿意子女/亲属与外来人口谈恋爱”的比例,这体现出城市居民更多地接纳外来人口为朋友,而不是成为更为亲密的家人或亲属。

在社会距离感知维度,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感不大。城市居民认为有外来人口居住在社区的比例超过80%,这说明在郑州市并没有形成较为明显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混合居住的情况较为普遍。回答曾邀请外来人口到家做客的比例近3/4,说明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交往较多,这为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形成积极态度奠定基础。回答有子女/亲属与外来人口谈恋爱的比例仅为1/3,说明即使社会交往较多,在恋爱这一问题上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鸿沟难以逾越。

在社会包容意愿维度,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性较强。赞同外来人口导致治安状况恶化和城市环境变差的比例相对较高,但也仅为20%左右。赞同外来人口抢占工作机会的比例仅为13.34%,说明外来人口没有增加城市居民的就业压力感。赞同外来人不应获得城市户口和享有市民待遇的比例都较低,说明城市居民较为认可外来人口对于郑州市所做的贡献,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认为应该让他们市民化。

在社会歧视认知维度,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度较低。赞同外来人口综合素质低的比例最高,但也仅为35%,这反映了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教育程度低、专业技能不高的一种客观认识。关于外来人口是恶的、贡献小和令人厌恶3个问题,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评价都较为积极,不存在对外来人口明显的社会歧视。

(二)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的因子分析

本次调查的社会态度测量指标共有20项,不同的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而可以通过因子分析探索指标之间的结构进行简化。在因子分析之前,先对20项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较好。KMO值为0.865,调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素萃取,并以最大方差法进行因素旋转,最终提取4个公因子。4个公因子累计解释总方差为96%,说明4个公因子能较好反映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根据因子负荷值,因子1代表了社会包容的6个指标,分别为指标11～16,命名为社会包容因子;因子2代表了社会融合的5个指标,分别为指标1～5,命名为社会融合因子;因子3代表了社会歧视的6个指标,分别为指标17～20,命名为社会歧视因子;因子4代表了社会距离的4个指标,分别为指标6～10,命名为社会距离因子。

注:限于篇幅,表中仅列出回答“愿意”或“同意”的频次和百分比。

为便于理解和后面的计量分析,本文把因子值转换为1～100之间的标准分值,转换公式为:

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

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7]。社会包容和社会融合为积极态度,得分越高,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越积极;社会歧视和社会距离为消极态度,得分越低,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越积极。

由表2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的各项社会态度指数都处于中等水平。社会包容指数的均值为57.68分,在95%的水平上进行区间估计,郑州市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指数处于56.55-58.81分之间。社会融合指数的均值为57.02分,郑州市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指数处于55.30～58.73分之间。社会态度的两项积极评价指数都刚超过50%的区间,属于中等积极评价。社会距离指数的均值为50.53分,郑州市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指数处于49.38～51.69分之间。社会歧视指数的均值为36.16分,郑州市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指数处于34.49～37.82分之间。社会距离的评价刚达到50%的区间,社会距离处于中等水平;社会歧视指数处于50%的区间以下,社会歧视度较低。因此,郑州市作为一个近百年来发展起来的中部城市,在河南省处于绝对的中心城市地位,外来人口涌入较多,但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社会融合和社会距离都处于中等水平,而且对外来人口无明显的歧视态度。

三、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态度总是嵌入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受个体特征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的影响,本文从个体特征、社会特征和心理特征分析社会态度的影响因素。

(一)个体特征与城市居民的社会态度

个体特征即人口变量特征,一般包括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在初步分析中,婚姻状况对于社会态度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个体特征模型只包括性别和年龄。其中,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组;年龄分为30岁以下、30～60岁和60岁以上3个类别,以30岁以下为参照组。

M1以社会包容为因变量,相对于30岁以下的受访者,年龄处于30～60岁之间的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度较低。M2以社会融合为因变量,相对于30岁以下的受访者,年龄处于30～60岁和60岁以上的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度较低。城市居民年龄越大,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意愿越低。

M3以社会歧视为因变量,相对于30岁以下的受访者,年龄处于60岁以上的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度较高。M4以社会距离为因变量,性别和年龄对社会距离的影响都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社会态度的人口特征模型拟合度不高,城市居民的人口特征对于其社会态度的差异解释力不好。人口特征不是影响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的有效因素。

注:***、**、*分别为在1%、5%、1 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社会特征与城市居民的社会态度

社会特征主要是城市居民的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在客观社会地位分析中,影响因素包括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单位性质和经济收入4项指标。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含中专技校)、大专及以上3个类别,以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职业地位分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自雇人员和体力劳动者5个类别,以体力劳动者为参照组。单位性质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类别,以体制外为参照组。经济收入以全年收入取对数,作为连续变量纳入模型。

M1以社会包容为因变量,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相对于体力劳动者,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度更高;经济收入越高,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度越高。M2以社会融合为因变量,相对于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居民,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城市居民,社会融合意愿更低;相对于体制外的居民,体制内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意愿低。

M3以社会歧视为因变量,经济收入越高,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越低。M4以社会距离为因变量,技术人员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低于体力劳动者;体制内的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高于体制外居民;城市居民经济收入越高,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低。

尽管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态度的4个维度之间有不同的影响逻辑,但总的特征是体制内外对于城市居民的社会态度有负向影响,经济收入对于城市居民的社会态度有正向影响。此外,体力劳动者作为较低的社会阶层,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差,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高,这也可能反映了这部分群体在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下生存境遇受到影响。

在主观社会地位分析中,包括主观教育地位、收入地位、职业地位、主观综合地位4项指标。其中,主观教育地位、收入地位和职业地位以打分的形式,让受访者在1～10分之间进行选择,1为最低分,10为最高分。主观综合地位以“当前您家在当地处于哪个层次”测量,答案包括“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5个类别,由于回答“上层”的受访者较少,在分析中把“上层”并入“中上层”,以下层为参照组。

M1以社会包容为因变量,城市居民主观收入地位越高,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度就越高。M2以社会融合为因变量,主观地位的变量对社会融合的影响都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M3以社会歧视为因变量,主观综合地位高的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低。M4以社会距离为因变量,主观收入水平越高,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小;主观职业地位越高,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大;在主观综合地位方面,认为处于中上层的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较大。

从模型的拟合度看,主观社会地位对社会态度的影响小于客观社会地位。主观收入地位对社会态度有正向影响,主观综合地位对社会歧视有正向影响,主观职业地位对社会距离有负向影响。

(三)心理特征与城市居民的社会态度

与社会态度的外向性评价不同,心理特征是个体对自我内在心理的一种评价。但由于社会态度的内隐性特征,个体的心理特征对其社会态度有一定影响。个体的心理特征有很多维度,基于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在生存境遇层面的冲击与调适关系,本文从焦虑感和挫折感两个维度分析。焦虑感涉及到对健康、子女教育、住房、财富、人际关系和工作稳定的评价,通过因子分析提取焦虑感公共因子。挫折感则涉及到对未来希望、生活意义、目标完成、社会遗弃、他者轻视的评价,通过因子分析提取挫折感因子。焦虑感和挫折感均以连续变量进入回归模型。

M1以社会包容为因变量,城市居民的挫折感越高,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越低。M2以社会融合为因变量,城市居民的焦虑感和挫折感越高,其与外来人口的融合意愿越低。

M3以社会歧视为因变量,城市居民的焦虑感和挫折感越高,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越高。M4以社会距离为因变量,城市居民的焦虑感越高,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大。

因此,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受到心理特征的影响,焦虑感和挫折感是影响社会态度的重要心理机制。城市居民的焦虑感和挫折感会降低他们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和融合意愿,进而提高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和社会距离。至于心理特征是社会地位的调节机制还是中介机制,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检验。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总体上呈现出能包容而不融合、有距离而不歧视的特征。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意愿稍高于融合意愿,认可与外来人口交往,但不愿意发展更亲密的关系。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低于社会距离,他们能够正视外来人口对于城市的贡献,但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依然存在。在具体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个体特征、社会特征和心理特征对社会态度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这些影响以较为复杂的关系呈现。

作为外来人口的农民工其市民化过程需要经过“业的城市化——居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三个阶段。就业在城市和居住在城市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初级阶段,而人的城市化则是高级阶段。因此,在新时期要以包容性社会政策构建更为广泛的社会安全网,以普惠性福利制度建构提升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的社会获得感,以双向性社会认同弥合新老市民之间的文化冲突。

首先,基于普惠性社会福利制度构建“安全网”。面对经济新常态下不断累积的社会风险,个体的生活状态都可能会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其社会态度。基于普惠性社会福利制度,要逐步消除社会保障的分割现象,建设全民保障型国家;同时推动社会救助从消极救助走向积极的发展型救助,对居民的发展型需求进行有效回应,提升个人的发展能力。

其次,基于包容性社会政策提升获得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适应包容性增长模式的转型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体系[8]。政府应努力关注城市不同群体的利益,既重视外来人口的权益保障问题,也关注城市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利问题。基于包容性社会政策,政府要投资于教育、医疗等基本社会服务以扩展人的可行能力,尤其是对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重点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消除社会排斥现象,防控系统性社会风险的发生。

最后,基于双向性社会认同弥合文化冲突。双向性社会认同的形成依赖于城市文化生活的共同参与。在共同的文化生活中,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通过互动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对于当前提高城市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彼此接纳意愿,促进流动人口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社会,一个关键因素是提高城市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9]。重塑社会认同,推动新老市民的的社会融合,要以社区空间为依托,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注重流动人口的活动参与,拓展新老市民接触的公共空间。

参考文献

[1]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空间的重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213.

[2]王嘉顺.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迁入的态度研究[J].社会,2010(6).

[3]王桂新,武俊奎.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1(2).

[4]史斌.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0(1).

[5]张渝.郑州市区流动人口340万密度仅次于广州全国排第二[N].大河报,2014-2-28.

[6]张玉.民意调查中真实性:“公共民意”获取的方法论路径[J].社会科学,201 1(11).

[7]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A].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1-18.

[8]孙远太.城市居民社会地位对其获得感的影响分析[J].调研世界,2015(9).

经济活动中常用外来词的规范问题 篇6

随着各国间经济文化交流增多, 一些经济较发达国家的词语传入国内, 成为较为流行的词汇。比如:“克力架、粉丝团、写字楼”等等。一部分词语也以音译或意译的形式借进来, 比如近年从英语音译的词语:“卡路里、三明治、卡丁车、巧克力、伊妹儿”等;从英语意译而来的三音节词有:“拍纸簿、坦克兵、因特网”等;从日语意译来词语:“写真集、人气王、便利店、俱乐部”等。还有西文字母或西文字母与汉字组成的词语, 即字母词, 已经在内地相当流行, 比如:“X射线、T恤衫、MTV、WTO、SOS、DVD”之类, 都已经成为大众传媒和语言交流的组成部分, 这些都是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外来词语。外来词的大量增加虽然为汉语词汇量的丰富、表达方式的完善等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但在引进和使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值得关注。

一、外来词在使用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下面是我们在现实中发现和搜集到的一些“外来词”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归纳起来有四类:

1. 伪外来词

走进商场会发现, 体现中国自己文化与传统的商品名称越来越少, 更多的是以外来词或者是自造的带有“洋味”商品名称。如化妆品品牌名倩妮、姗拉娜、芭莎、艾琳。这些洋味十足的商品名却不是正宗意义上的外来词, 它们在音义方面并不是源自外族语。

2. 旧外来词回潮

所谓旧外来词回潮指的是曾被意译形式替代的音译外来词, 现又重新出现在口语和书面语中。例如:巴士 (公共汽车) 、派对 (晚会) 、卡通 (动画) 、莱塞 (激光) 、恤衫 (衬衫) 、司多店 (商店) 、维他命 (维生素) 等, 这在某种程度上给外来词的理解和运用造成了障碍。

3. 一词多译

目前, 我国虽已制定出译写外来人名、地名、科技术语、一般词语的标准, 但并未达到完全统一, 有许多地方需要修改和完善。特别是现实应用中出现的混用状态很多, 例如:艾滋病——爱滋病、迪斯科——的士高、涤纶——物丽纶、桑拿浴——桑那浴——桑纳浴等, 我们可以在街头、广告牌上, 甚至某些报刊、媒体都有这种情况。

4. 生造和使用仿音译词

所谓仿音译词, 是指舍弃意义明确的汉语词不用却故意仿照与之对应的外语词的声音重新构成的音译词。例如:east对应汉语词“东方”, 舍弃“东方”不用, 而故意依照east的声音造出个音译词“伊思特”, 这就是仿音译词。其他如Sportsman (运动员) ——斯波兹曼 (自行车牌名) ;Power (电力) ——帕弗尔 (大厦名) ;Swan (天鹅) ——斯万妮 (公司名) ;Cheers (干杯) —切尔思 (啤酒牌名) 。

这些词语具有如下特征:

(1) 这类商品名称, 很大程度上是对国外商用品牌的机械复制或模仿, 这种更大程度上是商家出于利益的考虑, 这种商业交流造成的对语言的影响现在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2) 有些并不是真正的外来词, 使用者或者是为了吸引人的眼球 (如以上涉及到的品牌名、公司名等) , 或者是为了追求新鲜与刺激 (如“call我”、“shopping大道”等) , 或者不注意语言的表述方式“人云亦云”等造成的。

(3) 一定程度上使汉语的正常表述造成混乱。《北京青年报》上曾经刊登过一位中学生这样写的周记:“我没有GG (哥哥) 或是MM (妹妹) , 一个人简单的快乐。像个菜鸟 (笨蛋) 似的经常找不到要找的东东 (东西) 。这样看来我的确像个BT (变态) 。属于我的日子不像别人过的那么HIGH (兴奋) , 不过也蛮有意思。”这一段由英文字母和一些莫名其妙的词语写成的文字有几个人能读懂呢?

不仅仅是中学生, 在日常生活中滥用外来词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例如:不久前笔者到超市买月饼, 无意中看见一盒印有“克力架”三个烫金大字的小纸箱, 看了看包装说明方知“克力架”就是我们常吃的饼干。原来, 这“克力架”是英文cracker的音译, “克力架”者, 饼干也。但把饼士干叫成“克力架”有几个人能明白?

二、外来词应如何规范使用

现代汉语外来词的规范, 其实是一个问题两个层面, 一个是技术层面的, 即在具体的语言使用的操作问题;一个是政策层面的, 即我们以什么样的方针政策做指导。二者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

1. 技术层面的规范

(1) 译借方式的具体规范

(1) 音译和意译。音译和意译是各有利弊的两种方法。前者适于整体理解, 后者宜乎分化理解。不同的语言社会群体各有不同的语言心理和认知心理, 有的社会群体对于词语的理解倾向于分化理解, 有的则倾向于整体理解。不同的语言心理、认知心理可以转换改变, 但这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接触后才有根本的变化。因此, 不能简单地以音译或意译的多少来判断某个语言社会群体的成熟或开放的程度, 只要能够把外来的概念迅速借入该社会群体, 该社会群体就是成熟的开放的。因而在音译和意译的问题上宜保持一定的张力, 依照不同阶段选取不同的张力点。就目前阶段而言, 本文建议在有多个意译和音译词存在的情况下, 如果有合适的意译, 则选择意译形式。如果没有合适的意译, 则按照“约定、合宜、上口”的次序来选择其中一个音译形式。如果在意译和音译形式中有一个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优势, 则先以“约定”为确定标准, 承认该形式的地位, 其他可以暂时搁置不论, 以避免出现失序、出现无休止的争论。因为旧译名不管翻译得如何, 只要己经具有社会约定, 具有一致性, 对于该社会就是稳定的, 有序的, 合理的。规范的重点是在新名词方面, 在刚翻译或将翻译的名词方面。根据以往的历史, 一开始无妨使用音译, 在随后的使用过程中可以从容地让使用者考虑意译形式以及是否需要用意译代替。但是, 无论音译还是意译, “合宜、上口”都是适合的标准。

(2) 音译或谐音音译。多个音译形式时, 首要的仍然是约定。约定有程度之别, 如果某形式已经被广泛接受, 其他形式已经不用或基本不用就可认为约定完成, 不必再议。如果多个形式都在使用, 则以使用最多且具有优势倾向者为主要考虑对象。如果多个形式尚处于无序的较量状态, 难分伯仲, 则按照“合宜”和“上口”的先后次序考虑选择某个音译形式。谐音音译比较有利于稳定。有时某谐音音译不合宜, 则可重新翻译, 卫生部明令将“爱滋病”改为“艾滋病”即是一例。

(3) 字形转写。汉字词形式:日本汉字词许多可以直接移用, 但仍需要“转写”, 即尽量按照中国汉字字形加以调整或改造。

罗马字母形式:总体上仍需要“转写”, 这是因为许多民族的罗马字母文字都有自己的拼写特点和变体字母。该项目前可以有限移用 (限定范围, 限定场合) 。目前以“简称 (略语) ”为主要引进对象, 人名、地名、品牌名则其次。许多拼音文字国家都有自己的罗马字母 (包括转写) 形式体系, 未来中国也有必要逐步建立属于汉语的罗马字母形式的转写体系。

“转读”:无论是汉字还是罗马字母, 都存在“转读”问题。日本汉字词借入汉语形式要转写入汉语, “转读”为汉语系统的汉字读音。同样, 外族语的罗马字母也应有必要的转读, 没有适合本族语的“转读”, 则该词不可能在本族语中长期生根。而这一点常常为许多直接转写移用的主张者所忽略。

2. 所指类型的具体规范

(1) 一般概念词。建议以意译为主, 音译为辅。在目前条件下音译只能作为一种有限的引导形式, 不宜过多采用。

(2) 人名与地名。国际上有“名从主人”的说法, 其实名可以从主人之音, 也可以从其义和从其形 (字形) 。要求“客人”只能从音, 那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世界是多色彩的, 表现语言的文字不仅仅是拼音一种, 更不是罗马字母一种。现实中既有从音, 也有从义和从形。即使从音, 也有许多无法照办的实际问题:不同语言的音系常常是大不相同的, 输入的人名与地名又是为“客人”所用的, 因此方便“客人”使用、尊重“客人”的音系和接受能力, 应当是输入人名地名时的另一项准则。所以较为妥当的方针应当是;“名从主人, 兼顾客人”。

(3) 科学术语。外来的科学术语的规范化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科学术语是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的关键性词语, 它应该是极其标准和规范的, 如果在翻译引进科学术语时存在问题, 那就很难保证所进行的研究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建议音译和意译并重, 一般不再创造新字。

(4) 其他专名。按照不同情况, 建议可以分别采用意译或音译, 或音译加意译等方式。比如国家、社会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个体名称采用音译 (专名部分) 加意译 (通名部分) 的方式, 如: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国务院、西门子电气公司、波音飞机制造公司。日本的社会机构则可基本采用转写移用, 如:日本外务省、庆应义塾大学、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企业单位由于有品牌问题, 所以还可以根据需要采用借音兼借形的方式, 这主要是缩略形式, 如IBM、AT&T、SONY。

3. 政策层面的规范

面对峰涌而至的外来词, 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 也不能一概否定, 应一分为二地看待这种现象, 既吸收外国语言中有益、优美的词汇, 又要维护汉语的纯洁, 慎重吸收使用外来词。早在1997年2月, 国家语言委员会就曾经召开过专家座谈会, 讨论如何看待“洋文”冲击, 可见外来词现象早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但问题是尚未能采取有效措施, 规范外来词的翻译和使用, 当前人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1) 要加强外来词语规范工作的宣传力度, 要使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2) 发挥各种新闻媒体, 特别是中央一级新闻单位的作用。中央一级新闻单位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巨大的影响力, 如果中央新闻单位能够重视外来词语使用的规范化, 势必能保障外来词语的正确吸收和使用工作的健康发展。

(3) 发挥各地工商管理部门、市容管理部门、城市建设部门以及各地语委的作用。各地工商、城建等部门在审批各种企业、商服行业的营业执照时, 应首先审查名称, 凡有不健康、不规范的命名, 有关部门有权责令修改, 否则不予办理。各级语委作为监察机构应该定期检查社会上外来词语使用情况, 如发现问题, 就联合工商、市容、城建等部门予以处理。

(4) 充分发挥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的功能, 为外来词的正确、有效使用提供可考的依据。

总之, 对外来词, 我们既不能闭耳塞听、盲目排斥, 也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应足够重视, 深入调查, 全面收集, 细致分析, 科学研究, 制定必要的法令制度, 规范外来词的翻译和使用, 根据具体情况译好每一个外来词, 以与世界同步, 与时代共进, 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起到桥梁作用。

摘要：随着各国间经济文化交流增多, 一些经济较发达国家的词语传入国内, 成为较为流行的词汇。外来词的大量增加虽然为汉语词汇量的丰富、表达方式的完善等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但在引进和使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值得关注。

关键词：经济活动,外来词,主要问题,规范

参考文献

[1]王铁昆:汉语新外来词的文化心理透视[J].汉语学习, 1993年第1期

[2]梁　盟:近20年汉语外来词的发展及其发展特点[J].殷都学刊, 2004年第3期

[3]黄海英:汉民族文化心理对外来词构成方式的影响[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第2期

[4]郭剑英:一个世纪以来的汉语外来词研究[J].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23卷第1期

外来词的影响及其规范 篇7

一、文献研究述评

以往专家学者们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在区域比较方面, 王桂新、张得志对东部城市上海的外来农民工, 李高峰对南部城市广州的外来农民工, 涂玉华对中部城市郑州的外来农民工, 都分别进行了生存状况的比较分析, 认为当前农民工不仅收入偏低, 处境艰难, 而且社会地位普遍不高。

在政治生活方面, 高荣政结合当前实际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产生的根源是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迟淑清、张丽宏、李健对成年农民工群体的政治生活进行了考察, 得出当前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方面, 发言权相对较少。

在精神生活方面, 宗成峰、朱启臻发现广大农民工文化娱乐活动非常单调, 仅仅能满足自身生存生理需要。此外, 钟一彪对农民工子女生存状况, 郭鲜红对农民工就业状况, 杨秋芬对农民工法律保障问题都做了系统的论证分析。

以上分析对揭示农民工生存状况,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但当前对于农民工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方面研究相对较少。孙汝祥曾于2006年指出, 85%的农民工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 但其研究仅限于描述性分析, 缺少定量的数据支持。基于此, 本文利用对长春市382份样本的调查, 建立logistic模型从定量的角度考察当前影响农民工超时工作的几大因素。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信息

(一) 数据来源和调查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2年7月笔者对长春市近400名进城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实际有效问卷382份) 。调查地点选择长春市, 主要是考虑到长春市虽然非广州、上海等沿海一线城市, 但却为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 也是吉林省省会, 就全国大中型城市而言, 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依据前期的预调查结果, 正式调查把重心放在了外出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建筑、制造、餐饮、商业和环卫家政5个行业, 并结合当前建筑业依旧是最吸引外出农民工的行业这一基本事实, 调查着重增加了对建筑行业农民工的抽样比重。问卷围绕农民工工作时间等问题, 从个人基本信息、家庭负担及个人收支状况、工作状况3个方面, 按着2:1:1:1:1的配额比例, 分别对建筑业、制造业、餐饮业、商业服务业和环卫家政业5个行业进行随机调查。

(二) 样本基本信息

调查样本有如下基本特征:

从性别和年龄结构上看, 调查样本分布较为均匀, 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男性246人占调查总数的64.4%, 女性136人占调查总数的35.6%;受访者中18岁及以下的4人, 占样本总量的1%, 19~29岁的有124人, 占样本总量的32.5%, 30~44岁的有146人, 占样本总量的38.2%, 45~59岁的94人, 占样本总量的24.6%, 60岁及以上的14人, 占样本总量的3.7%, 可见, 19~44岁中青年是进城农民工的主力军, 占据了样本总量的70%以上。

从文化程度上看, 进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多数农民工文化程度集中于初中及以下水平, 占73.8%。调查样本中小学及文盲有112人, 占调查总人数的29.3%;初中学历的有170人, 占调查总数的44.5%;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有72人, 占调查总数的18.9%;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则不到10%。

从婚姻状况来看, 进城农民工中已婚人士居多。样本中已婚农民工为290人, 占调查总人数的75.9%;未婚人数为84人, 占调查总人数的22%;丧偶和离婚的一共有8人, 所占比例较小。

从当前职业看, 进城农民工中从事建筑业的最多。其中, 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132人, 占调查总人数的34.5%;从事创造业的农民工66人, 占调查总人数的17.3%;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农民工74人, 占调查人数的19.4%;从事餐饮业的农民工52人, 占调查总人数的13.6%;从事环卫家政业的农民工58人, 占调查总人数的15.2%。

三、进城农民工日均工作时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一) 模型和变量拟合

调查显示, 长春市广大进城农民工日均工作时长普遍超过8小时, 每天平均工作8小时以下的仅占7.3%, 有50.8%的农民工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 故本文以每天工作10小时为临界点, 10小时以内视为正常劳动时长, 超过10小时的视为每天有超量劳动。考虑到农民工劳动时间的二分位性, 本文选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工作时长的因素做回归分析。logistic模型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式 (1) 中β0为常量, β1、β2、β3、…、βn为解释变量系数, X1、X2、…、Xn为模型变量, ε为随机误差。式 (1) 可以进一步改写为:

将Y=0定义为不存在超时工作 (日均工作时间10小时以下) , Y=1定义为存在超时工作现象 (日均工作时间10小时及其以上) , 如果P值大于0.5则可以判定事件发生, 否则可以判定为不发生。下表2为相关模型变量的定义和预期影响。

运用spss13.0软件, 选择向后Wald筛选法, 先把表1中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 然后逐步剔除Wald较小的不显著的变量, 直到方程主要变量显著, 对调查收集的382个样本进行logistic模型处理。从回归结果看R2为0.754, F值为0.00, 从总体上看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二) 工作时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1. 进城农民工是超时工作的被动接受者。

模型中截距项系数为-3.58, 且在5%水平下显著, 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下, 农民工是不愿意超时工作的。这点与西方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假设也颇为相近, 在任何时候,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 经济社会中的人都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安排工作和生活。由此可见, 进城农民工是在被动的接受超时工作, 在没有物质或者精神上的额外奖励时, 其普遍不会选择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

注:“+”表示预期影响为正, 变量值的大小与日均工作时长呈现出正向相关关系;“-”表示预期影响为负, 变量值的大小与日均工作时长呈现出负向相关关系;“/”表示无法判断。

2. 性别和工作强度对农民工日均工作时间影响十分显著。

回归结果显示, 性别和工作强度的显著性水平均在1%以上, 其中性别变量的幂指数为7.0, 表明男性外出务工的概率是女性的7.0倍, 工作强度的幂指数为2.9, 说明在进城农民工中工作强度每上升一个等级, 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延长的概率也相应增加2.9倍。这从侧面反映出, 当前男性农民工依旧是外出务工群体的主力, 且农民工中工作越累的人, 往往工作时间也较长。

3. 农民工年龄、个人收入状况以及所从事职业均对其工作时长有着显著影响。

这3个变量在5%的水平上, 显著影响着的农民工日均工作时间。回归结果表明, 在一定范围内, 年龄每上升一个等级, 农民工工作时间增加的概率相应提高1.8倍。收入每上升一个等级, 工作时间减少的概率增加68.3%, 支出每上升一个等级, 工作时间延长的概率增加1.6倍。此外不同行业农民工, 日均劳动时间也存在较大差异。调查结果也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 年轻农民工较少存在超时工作现象;收入超过3000元或者支出在1500元以内的农民工较少存在超时工作现象;相对于工作时间较短的商业服务业、建筑行业依旧工作时间最长, 67.7%的建筑业农民工每天劳动时间在10小时以上。

4. 工伤保险对农民工工作时长影响相对较弱。

相当于性别、工作强度等变量, 工伤保险对农民工日均工作时长的影响相对较弱, 仅在10%的水平下才显著。参保农民工一方面工作中多了一重保障, 另一方面大都具有良好的自我权益保护意识, 故相对而言较少存在超时工作现象。这也与调查结果相一致, 变量系数为负, 表明是否参保和工作时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5. 进城农民工工作时间与文化背景和婚姻状况无关。

调查结果显示73.8%的农民工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 而初中及其以下教育属于基本语言和认知教育, 高中及以上教育才真正涉及到技能和方法, 因而相对多数农民工而言, 教育文化背景对其工作时长影响不大。此外, 由于84.3%的农民工每年在外务工时间在半年以上, 故不少已婚农民工选择和妻子结伴外出务工, 夫妻双方长期工作居住在一起, 因而节奏与长期单独在外的已婚或未婚农民工基本一致, 故婚姻状况对日工作时长敏感度并无显著差异。

6. 进城农民工工作时间与家庭负担、合同保障以及技能培训也无显著关系。

调查显示64.0%的农民工家庭拥有1~2名无收入人口, 彼此负担相近, 未对工时形成显著影响;在劳务合同方面, 75.3%的农民工未曾与雇主签订任何合同, 与签订合同的农民工相比, 未曾签订劳务合同现象则更为普遍, 故对工时影响也不显著;此外受教育、环境等因素影响, 农民工多从事技术含量低、体力劳动为主的低端产业, 因而技能培训也未能显著影响农民工工作时间状况。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研究表明:所有变量中, 农民工性别、年龄、日均工作强度、当前所从事职业、个人的月均收入水平以及是否拥有工伤保险, 对农民工日均工作时间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除个人月均收入水平和是否拥有工伤保险对农民工日均工作时间影响为负外, 其他变量均对农民工工作时间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 即从事低端产业, 工作强度大、收入水平低、无工伤保险且年龄在45岁以上的男性农民工工作时间明显高于总体平均水平。

此外,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不仅农民工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无收入人口数对其日均工作时长没有显著影响, 而且是否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及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 对农民工日均工作时间长短的影响也不显著。

(二) 建议

1. 增加对男性农民工和高龄农民工的关注度。

逐步扫除制度障碍, 给予农民工公平的市民待遇, 在观念上要摒弃对外来农民工的歧视, 在管理上要逐步废止现有的对其区别对待的管理办法, 积极探求一条适合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制度。重点完善对男性农民工的引导和对高龄外出农民工的扶持工作。

2. 加强重点行业监管, 完善农民工维权途径。

进一步加强对建筑、采掘等高强度职业的监管, 保障广大从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杜绝因主观因素而导致的农民工工作超时的行为。逐步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倡导、农民工积极参与的农民工维权机构, 切实为农民工开辟一条政策咨询, 法律求援的有效维权途径, 保护农民工的合法工作权益免受侵害。利用新闻媒体、讲座论坛等多种办法, 普及相关法律知识, 增强农民工的工时维权观念。

3. 提高农民工工资和福利水平, 改善农民工工作环境。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应本着科学公正的原则, 逐步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于经济环境较好的地区, 应结合本地特色, 促进农民工由低端、低附加值产业向高端、高附加值产业流动, 并加大环保投资, 提高农民工工作软环境设施, 进而逐步缩短农民工的工作时长。

摘要：本文采用分层统计方法, 按着2:1:1:1:1的比例, 分别从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建筑业、制造业、餐饮业、商业服务业和环卫家政业5个行业中, 随机选取382名在长春市务工的农民工, 进行工作时长方面的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工市场结构并未发生大的转变, 相比女性农民工, 男性工作时间较长, 建筑业农民工工作最累的状况依旧。此外, 与以往只有中青年农民工或者收入较低农民工工作时间较长不同, 调查显示45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工以及个人月均收入少于3000元 (或者支出超过1500元) 的农民工, 普遍存在超时工作的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工作时长,logistic模型,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郑功成, 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6 (6) :2-13.

[2]王桂新, 张得志.上海外来人口生存状态与社会融合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6 (5) :6-8.

[3]李高峰.广州农民工生存状态及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J].特区经济, 2011. (3) :35-37.

[4]涂玉华.不同群体社保权益公平性问题研究——以河南省郑州市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生存状况的比较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 2009 (2) :133-139.

[5]高荣政.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聚焦和探究[J].农村经济, 2010 (12) :9-12.

[6]迟淑清, 张丽宏, 李健.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其制度体制原因分析[J].职业技术, 2006 (12) :231.

[7]宗成峰, 朱启臻.农民工生存状况实证分析—对南昌市897位样本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2007 (1) :47-52.

[8]钟一彪.农民工子女生存状况及发展问题[J].中国青年研究, 2009 (9) :1-4.

[9]孙汝祥.85%的农民工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J].经济研究参考, 2006 (63)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