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制（精选12篇）
金融机制 篇1
一、我国金融监管的内容及现状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健全金融体系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举措。”健全金融体系显然包括金融监管体系在内。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与金融管理的复合称谓。它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复合词, 它是一个国家 (地区) 的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督和管理当局依据国家法规的授权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的称谓。金融监管是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 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目前, 我国实行的是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即所谓的“一行三会”) 为主的金融业分立监管体制, 并建立了银、证、保三方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国务院是金融监管的主体, 它和三大金融监管部门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金融监管部门在国务院的授权下发挥监管的职能, 发挥着核心作用。金融监管部门最早的分工合作机制始于2000年。央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以三方监管联席会议的方式, 每季度讨论。2003年原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的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划转给银监会监管之后, 2003年6月,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 讨论并通过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入世以来, 我国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在改善监管体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 金融监管独立性不够, 同时监管的方式和手段较为单一
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 参与银行监管的各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 并应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我国银监会作为国务院下属机构, 在业务操作、制定和执行政策、履行职责时, 更多地服从政府甚至财政部的指令。银监会分支机构在实际监管中很难不受地方政府的制约, 当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时, 地方政府往往对监管机构施加压力, 从而弱化了监管作用。同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理想的金融监管手段应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统一。而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 行政干预较多, 造成在具体操作中随意性大, 约束力不够。近些年来, 我国虽然陆续颁布了一些金融监管法律, 但是并没有涵盖金融业的全部, 从而导致金融监管实行的效果不佳。
(二) 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性差
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是“一行三会”, 其中三会之间在行政上是独立的监管机构, 地位平等。各机构以自己的业务范围为限进行监管, 机构间的协调只依靠不定期举行的联席会议, 这样很难达到信息的共享。我国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监管机构自成系统, 条块分割, 各司其职, 它们之间的协调合作至关重要。但是, 这些部门的职责缺乏严格的界定, 相互间缺乏协调, 因而在实际操作中, 常常导致监管过程脱节, 很容易使监管环节出现漏洞。
(三) 缺乏统一的监管制度安排和工作规范, 监管成本较高
中国是以机构监管为基点的, 实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 即在此模式下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自成系统, 监管目标不同。这直接导致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出现监管重复与监管真空。尤其国内的金融创新模糊了分业经营的边界, 使各监管机构原本明确的管辖权界定变得模糊。监管法律规章中有许多内容相互重复, 一些相同的或近似的经常性监管项目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安排, 开展一次监管活动都要进行监管制度的设计, 监管成本很高。现场检查的实施没有统一的工作规范, 也缺乏恰当的定期检查, 结果每一次检查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且效果很差, 还可能会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同时, 金融业实行有效的工作规范, 有利于把业务经营过程中的无意差错和有意舞弊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程度, 确保经营目标的充分实现。这实际上是与金融监管目标直接相关的, 任何一家银行由内部工作规范不健全而导致的问题, 在银行体系中都会有很强的传导性, 危及银行体系的安全, 破坏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
(四)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和行业自律制度不健全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是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基础性、根本性保障, 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前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我国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建设正在向不断完善的方向发展, 但仍存在许多缺陷, 如内部管理比较混乱, 对管理人员的权利和责任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 一些职责和岗位没有严格分离, 授权与审批制度没有真正落实到实处, 缺乏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 没有严格的金融信息披露制度, 内部审计组织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等。目前, 我国的金融机构虽然也制定了一套内部控制制度, 但在实际执行中的效果并不明显, 有的甚至形同虚设, 根本起不到控制作用。
(五) 金融监管机制缺乏匹配的专业人才
当前金融行业业务繁多, 金融交叉业务逐渐放开, 金融创新速度非常快。“金融期货之父”梅拉梅德曾表示, 只有监管部门的相互协作, 才能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市场。但是, 目前金融监管部门普遍缺乏专业人才, 有一些监管人员知识结构存在老化现象, 专业监管能力面临挑战;有很多监管人员 (尤其是基层监管人员) 缺乏交叉业监管必备的知识和能力, 很难胜任混业经营下的金融监管工作, 这样也使得监管部门之间的工作沟通交流存在一定障碍。缺乏匹配的专业人才支撑, 我国的金融监管机制运作十分困难。
三、改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思路
(一) 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加强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对建立金融监管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 从法律上明确了建立金融监管机制的重要性。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涉及的主要部门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个直接的金融监管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审计署等综合调控部门。这些部门之间应通过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包括信息共享、重大问题协商、联席会议等形式, 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 提高监管效率, 鼓励金融创新, 共同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稳定。目前建立两个层面的监管机制, 完善对三会的再监管应该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同时, 积极为逐步从机构性监管转向功能性监管创造条件。所谓结构性监管是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分别设立不同的监管机构, 不同监管机构拥有各自职责范围, 无权干预其他类别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功能性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监管, 它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 以金融业务而非金融机构来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 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真空。根据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 为达到有效监管, 防止监管机构滥用权力, 就必须完善对监管机构监管行为再约束的机制。美国前财长罗伯特·鲁宾 (Robert Rubin) 指出, 金融监管的目的之一是提高监管流程的秩序。金融监管协调监督机制也应以维护监管秩序为出发点, 对金融监管机构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对金融监管联席会议达成的协议执行监督, 成员可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合法但不合理的行为行使建议权。有效的监督机制, 可对金融监管机构产生约束力, 促使其依法行使监管权, 提高金融监管行为的透明度, 同时也为金融监管机制的有效运转提供保障。
(二) 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和行业自律制度
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有效金融监管的保障, 它为监管者提供法律依据并规范其行为。只有实施了金融监管法制化, 才能从根本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金融法律法规也只有不断适应变化的金融形势, 才能从根本上发挥它的作用。同时, 加强金融业行业自律性组织的建设, 建立、健全银行业协会等行业性组织工作, 制定更为严格的行为守则, 并对本行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 赋予其行业保护、协调、合作与交流等职能, 以维护行业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在政府监管范围之外, 通过行业的道德规范加以补充, 形成多元市场利益主体的相互制衡机制。
(三) 加强金融监管中的信息披露制度
社会与舆论监督是实现区域金融可持续安全的必要补充。只有社会公众的金融意识得到增强, 金融法律法规得到普及, 社会信用观念才能得以增强, 非法金融活动才能受到遏制, 金融秩序才能稳定。所以我们要加强信息披露制度的法规、制度建设, 增强信息披露制度的规范性和强制性。对金融信息披露的内容、程序、质量标准、责任等, 用法规的形式加以规范, 以增强金融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强制性;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金融信息披露制度, 深化金融改革, 加大对金融业间接管理的力度, 扩大对信息披露的内在要求。同时, 我们还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及其他方式加强金融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 提高公众的信用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
(四) 培养复合型监管人才, 为金融监管提供人才支持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 金融交叉业务和金融创新产品越来越多, 这对金融监管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有效开展监管工作的交流与合作, 金融监管人员不仅要掌握本领域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相关金融业务知识, 也需要熟悉其他监管领域的相关事项。金融监管机构要重视对复合型监管人才的培养, 除了从国外引进金融监管人才、加强监管业务培训和员工自学等途径, 还可借助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建立监管人员工作交流机制, 互派工作人员到各个监管机构学习与实践。在做好培养工作的同时, 稳定现代金融业的监管队伍, 完善监管人才队伍的收入分配制度, 实行高薪养廉, 为金融监管提供人才支持。
我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了我国的金融行业一定会更加迅速地发展。根据我国目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相关法规和措施。应该在加大金融风险的监管力度的同时加强协调监管能力, 建立统一监管的体制, 加强我国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建设, 提高金融市场管理者和参与者交易的透明度, 以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规避风险。总之, 我们要站在时代的前列和历史的高度, 以国家利益为使命, 以民族发展为目标, 建立与金融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
参考文献
[1][美国]弗雷德里克.米什金.货币金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金融机制 篇2
【摘要】目前我国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自身收入或集体经济收入、国家财政投入、社会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四部分。然而，由于农村地区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要素缺乏、基础设施不健全等因素限制农民和农村集体收入水平低，难以依靠自身收入满足城镇化所需资金。国家财政收入虽然已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做出支持，出于政府自身财政赤字、政府债务负担等考虑也难以完全覆盖所需资金。社会资金对利润的追逐性导致资本要素难以聚集到资金回报率低下的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也因担保不足、担保风险较大导致贷款数额较小。
苏州城乡一体化已升格为国家级试点，由于苏州城乡一体化建设速度加快，对金融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高度。只有通过金融制度创新、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发展理念创新，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化，完善相关制度体系的建设，才能实现金融深化，推动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本文从商业银行、小贷公司等间接金融机构角度推动创新，解决城乡一体化中资金不足的问题。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间接融资 金融创新
一、引言
国家发改委已正式批复，同意将苏州市列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这意味着。按照试点总体方案，苏州城乡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主要任务是着力打个示范区；到2015年，城镇化率要超过75%。
近期目标为：到2015年，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包括实现城镇化率超过75%，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总资产达到180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力争达到2.8万元，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达到90%等。
远期目标为：到2020年，苏州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各项改革全面深化，实现城镇化率超过85%，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万元，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达到95%，城乡发展一体化基本实现。
二、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对于农村发展的金融支持与金融创新的研究已有了一定的积累：
《我国农村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理论与实践――以阜宁农商行为例》一文就农村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进行了探讨，但并未就农村建设需求进行结合探讨。
《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中的金融支持研究――基于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分析》（2012年）中，作者对于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金融需求与目前的金融供给进行了完整地分析与定位，并从全国整体的视角对于目前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但考虑到我国目前各地区差异巨大（特别是在农村建设上，东西部差距更为明显），该文中仅就全国数据进行分析，在实用性难免有所折扣。
《城乡一体化金融支持缺失问题研究――以新乡市为例》一文则较为有针对性地分析了当地的金融现状，但其对于金融需求的分析不够详尽，且缺乏对于问题解决的创新性解决尝试。
《新农村建设中金融创新研究》一文则较为详尽地分析了现有的金融困境，以及国内外几种解决方案与创新尝试。
类似地此类文章，也大多有以下几类不足：
一是缺乏详尽的当地调查：由于农村发展中金融需求的主体不同（根据《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中的金融支持研究――基于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包括农户，乡镇企业或合作社，当地政府），而作者未将相应的金融需求的调查根据主体进行分别区分，而仅是笼统调查，导致研究实效性不高，如《城乡一体化金融支持缺失问题研究――以新乡市为例》。
二是研究特例不具有代表性，可推广性不高，且事实上，目前各地农村的建设方向存在差异，也不可能仅以一种方式解决金融缺失问题，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开发性金融支持研究》一文中曾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可事实上苏州园区属于完全城镇化，行政上取消乡镇设立街道，这一方向不具备广泛推广的可能性。
三、现状分析
（一）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配套资金短缺，金融支持主体单一
目前，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通常投资成本高、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收期长，且普遍存在正外部效应，公共产品特征强，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和国家及省市项目扶持，但建设资金全部依赖财政投资是不现实的，仍旧存在缺口，且资金效率低透明度低，这就需要大量的配套金融资金的支持。但金融机构贷款支持较少且发展缓慢，民营私人资本有限，直接投资、外商投资不足，不能满足“三农”发展的要求。中国农业银行的商业化运作战略，从农村大量撤走了分支部门，使得无法满足农村发展的融资需求，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不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无偿和有偿贷款，资金来源的渠道单一，业务范围比较狭窄，机构设置不到位，难以担起政策性金融支持“三农”的重任。
（二）涉农企业生产及中小企业融资难
在苏州农村地区，涉农企业和中小企业占主体地位。这些企业对于支持城乡一体化建设、带动农村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也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目标实现的根本环节。而这些企业由于行业特点，自身资金实例欠缺，迫切需要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但其抵押担保能力差、资信等级低等原因导致其融资难度加大。渠道不畅通，企业发展由于资金受限而受到制约。
（三）农村金融中介机构严重缺位，金融工具供给单一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动发展，农村对金融中介机构需求增大，但目前我国农村信用担保机构、农业金融信托机构、农村信贷保险公司、农业金融租赁公司以及农村土地产权交易机构等金融中介机构严重缺位，极大的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金融网点少，交通相较城市不便，农民的金融需求难以及时得到满足；农村金融工具供给单一，大部分农村金融产品仅限于存款、取款和贷款。信用卡交易在农村并不普遍，通常以现金方式进行交易，而票据业务在农村也难以开展，投资理财、网上银行等服务在农村并不具备，证券市场在农村也是发展缓慢。在城市中极为普遍的保险在农村的覆盖率也极低，农业保险和信贷的保险严重短缺使得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贷款风险缺乏有效化解的途径。
四、对策及建议
（一）创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加强产品创新
一方面增加现有的金融机构数量及功能，大力扶持地方农村商业银行，增加金融机构网点，延伸金融供给，联接城乡金融业务，降低城乡居民办理金融业务所消耗的时间、财力，发挥它们吸纳资金的功能，引导它们将吸引的城市资金、工商业沉淀资金向农村流动，改善农村资金外流的趋势，改善金融共生环境，实现金融机构与城乡一体化事业同步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在积极推广已有的农利丰、农贷通、农捷通等产品的同时，创造新的金融产品载体，在城乡一体化项目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农村集体产权融资、未来租金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等能加强农村资金流动性的融资产品。
（二）拓宽各类融资渠道，允许民间资本进入
扩大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的试点，重点引导民间资金、海外资金开设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使其存贷款业务以城镇为中心、向周边乡村辐射，确保村镇银行贷款业务重点倾斜于农业、农村和农民。也可借鉴其他地方的经验，如四川的“土地银行”，将农村零星的建设用地、宅基地向土地银行集中，实现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交换平衡，将土地资源蕴藏着的潜在价值转换成现实价值，未来价值变成当前价值，探索一条能进一步盘活农村土地资本、赋予土地强大融资功能的道路，使土地资源流动起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为农村经济主体的融资活动创造条件。除此之外，还可通过政策优惠等措施吸引私人创业风险投资资本对“三农”的支持。
（三）进一步扩大贷款抵押物的范围，建立和完善农村担保及保险体系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多次提出“推动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在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方面，《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担保法》等法律都将面临修改。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进入市场，和国有土地享受同等权利和同等价格。1995年实行的《担保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但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在此基础上可出台相关政策，允许林权、宅基地、农房、农作物等都可以充当贷款抵押物，扩大贷款抵押物的范围。
允许、鼓励各类中介担保公司以及各类农村行业协会等提供有效担保，逐步解决农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大力培植更多的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满足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不同层次资金的需求；扩大小额信用贷款的授信额度，通过出台奖励优惠政策等鼓励本市金融机构扩大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额度，切实扩大贷款抵押、担保的种类，开办小额农业保险，从而更好地满足农户生产生活的金融需求。
（四）将城乡一体化建设项目打包，申请银团贷款
城乡一体化建设项目工程规模浩大，项目种类多，资产流动性差可抵押财产种类不多，因此可由政府相关部门可帮助主办银行牵头组团，采取对一体化建设任务进行长期规划，分步实施，将一定时段内相对较为集中、有一定关联度的项目统筹组合，分组打包，以项目包为单位统一向银行申请贷款，发放银团贷款。银团贷款作为银行分散风险的传统手段，有助于减少银行对支持城乡一体化融资风险顾虑，利于贷款审批通过。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土地等大额资产的抵质押功能，避免由于抵押品重复抵押造成的抵押价值的大幅减损，又可以利用统一贷款协议，向多家银行融资，减少谈判环节，提高工作效率。银团贷款还可以充分发挥金融整体功能，争取较长贷款期限，更好地为城乡一体化项目提供大额融资服务。
五、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措施建议：
一是完善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体系。
二是加强金融机构对城镇化信贷资金支持作用，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专门项目和重点项目专项贷款，积极开发资产证券化、特色信用卡业务等融资模式。
三是提高金融机构对城镇化支持广度和深度。
四是实现银行网点城镇全覆盖、重点地区广泛设置办事机构和人员；开发服务“三农”新型金融产品；遵循政策精神指导开展有针对性的特色金融支持服务。
参考文献
区域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研究 篇3
一、国外金融风险管理的技术与方法
在过去30年中，随着国际金融管制的放松以及资产证券化的趋势，金融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金融市场的波动越来越频繁，幅度越来越大。金融风险管理理论已经成为金融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方向，吸引了大批的数学、物理学专业人才参与到金融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中去，金融风险管理已经从过去定性的分析发展到运用先进数学模型进行定量的分析和研究，并广泛用于金融风险管理。现代金融风险管理方法和种类繁多，大致可以分为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两大类。
二、我国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实践与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现有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实践
1.股份制商业银行“骆驼”（CAMELS）评级体系。中国银监会于2004年2月推出《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暂行）》，其风险评级体系主要参考了国际通行的“骆驼”（CAMELS）评级框架。该体系主要是对银行经营要素的综合评价，包括资本充足状况评价、资产安全状况评价、管理状况评价、盈利状况评价、流动性状况评价和市场风险敏感性状况评价以及在此基础上加权汇总后的总体评价。
2.国有商业银行采用“三类七项”指标评价体系。参照国际大银行的先进经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后，要在经营绩效（总资产净回报率、股本净回报率、成本收入比）、资产质量、审慎经营（资本充足率、大额风险集中度、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等主要方面，达到并保持国际排名前100家大银行中等以上的水平。
3.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999年5月联合推出的，以此加强对成员国金融部门脆弱性的评估和监测，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国务院已于2001年批准我国在3～5年内参加FSAP，即最晚2006年参加。自评是正式参加FSAP的第一步，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7月牵头组织跨部门小组，开始对中国进行首次金融稳定自我评估，进行了银行业的“压力测试”（stress testing）。目的是通过分析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可能对金融体系稳健性带来的影响，评估金融部门的风险和潜在脆弱性。
4.分级预警。2005年，银监会制定了《商业银行风险预警操作指引（试行）》，启动了商业银行分级预警机制。风险预警等级包括正常、蓝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信号。风险预警对象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及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资独资及中外合资银行。
5.上市公司治理评级体系。2005年，国内最大的本土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推出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级体系”。该体系是根据国际评级惯例结合中国本土资本市场现状，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进行评级的首个上市公司治理评级体系。
（二）存在的问题
经过几年的探索，我国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初具规模，我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在机构上市和市场开放的双重推动下，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制度框架、技术方法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都有了实质性的发展。然而，在实践中，风险管理却经常让我们感到困惑甚至矛盾。这些困惑一方面来自于现代风险管理技术和制度本身，另一方面来自作为这些技术和制度基础的现代风险理念。在种种困惑之下，我国金融业界出现这样的现象，“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和“建设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如同当年的革命口号一样叫得很响亮，但对其具体内容和有效性却缺乏统一的认识，甚至在实践中存在否定风险管理作用的说法，例如，发展和规范（风险管理）是矛盾的，风险管理只是应对监管机构和战略投资者要求的“花瓶”，而现有的风险预警系统还存在如下不足：
1.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一是它只限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而把国有独资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排除在外。这样就使得商业银行风险评级成为二元结构，一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即11家已经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成为风险评级对象，接受监管当局的风险评级监管，而国有商业银行则免于评级和监管。二是银行信用评级方法相对简单，技术含量较低。目前，我国银行信用评级主要偏重于简单的财务定量化，风险揭示严重不足，银行信用评级普遍采用“打分法”。这一评级方法存在着以下明显的缺陷：第一，评级的基础是过去的财务数据，而不是对未来偿债能力的预测；第二，缺乏对现金流量的分析和预测；第三，行业分析和研究明显不足。
2.商业银行压力测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测试主要采用单一因素敏感性分析法，即假设其他因素不变，只考虑单一因素影响。由于宏观经济要素的变化往往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单一因素分析的结果对监管和银行风险管理的实践意义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是测试所选择的冲击情景没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支持。三是监管信息系统建设落后，目前尚无涵盖监管各个层面、宏微观相结合的金融预警指标系统，不能支持对金融风险状况的深入分析和评估，缺乏市场风险监测指标等。
3.尚未建立网络化的监管信息系统。一是目前我国监管部门各自建立一套信息体系，不仅耗资巨大而且重复建设，信息的利用率低，没有可供监管人员随时调阅和分析监管数据的监管信息处理平台。二是提前发现并及时处置金融风险是其最薄弱环节。尤其是在及时处置方面，很多时候受资金、政策及其他方面的制约而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使本已相当严重的问题久拖难决，这严重制约了监管当局及时发现金融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endprint
4.现有的指标体系在早期预警方面不够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信息体系主要侧重于对市场总体概况的描述和对市场运行若干重要方面的分类统计，对风险监测和预警的支持作用比较有限，远未达到“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所提出的“准确、有意义、及时且具有透明度”的标准。一是我国的预警指标体系缺乏层次性。在总分行体制下监管当局没有针对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预警指标。二是预警指标适用性差。预警指标中的所有资本项目如资本充足率、单个贷款比例等都不适用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三是选取指标不够全面。指标侧重于流动风险、资本风险和信贷风险，忽视了利率风险和管理风险。而对于信贷风险只侧重贷款质量的衡量，忽视了贷款结构和盈利性的衡量。
三、构建区域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的探讨
（一）区域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从其评价对象看，它涉及到银行、证券、保险等所有金融机构，科学地对其评价需具备会计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风险管理学和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金融风险是通过评价指标来反映，而评价指标的设置又必须服从于金融风险运动变化的特殊规律性，指标选择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评价的结果。我们认为，构建区域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应具有清晰的层次结构，由局部到整体，由复杂到简明，在科学分析和定量计算的基础上，形成对区域金融风险状况的直观结论。指标体系设计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评价工作的质量和能否准确反映区域金融风险状况。
2.可行性原则。在设计区域金融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尽可能选择有代表性的主要指标，在考虑相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同时，可行性尤为重要，既要防止面面俱到，指标过于繁杂，又要防止过于简单，难以反映区域金融风险的全貌。要保证区域金融风险评价指标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以确保指标数据搜集的及时性。
3.可比性原则。区域金融风险评价指标的设置要便于评价指标进行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也就是说既可用以进行序时比较分析，也可用来进行不同区域金融机构之间的比较分析。所谓纵向可比，即与历史数字可比，区域金融风险评价指标应相对稳定；所谓横向可比，即不同的区域之间金融风险状况可比。
4.完备性原则。从整体出发，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区域金融风险水平，包括空间完备性和时间完备性。空间完备性是指评价指标体系要成系统，应包括区域金融风险的主要方面；时间完备性是指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仅要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出区域金融风险运行现状，更要反映出区域金融风险运行态势。
5.发展原则。一切金融风险都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因此，设计风险指标时，应该从风险源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动态趋势上加以研究和反映，并结合时间及空间的变化和环境条件的变化来进行研究和反映，探求区域金融风险源发展变化的规律。
6.借鉴和创新原则。在金融风险管理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坚持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背景和市场环境，实现创新和突破。要从客观实际出发，经过系统的分析和科学的抽象后设计区域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使预警指标客观反映区域金融风险状况。
7.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区域金融风险预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如果对指标都逐一量化，缺乏科学依据，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必须充分结合定性分析。但最终评价结果应形成一个明确的量化结果，以排除定性分析中主观因素或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二）区域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1.指标体系。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各种类型的金融风险广泛存在。即便是在同一类型风险下，不同行业（银、证、保）、同一行业不同金融机构有着不同的风险压力，由此决定了区域金融风险管理指标评价体系必须是由若干个核心指标集合构成，而每个核心指标又可层层分解为更多细化的子指标。
2.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中指标权重的确定。在以上建立的风险预警指标评价体系中，金融风险权重的科学确定是另一难点。在通常的评判模型中，对于权重的确定完全采用凭经验、靠感觉主观为各个指标赋予一定百分比权重的方式。但对于数十项评价指标，若要简单为每一个指标直观地确定一个较为准确的权重，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由于每个人对各个指标重要性判断的差异，也直接导致了这种主观赋予权重的方法科学性极差。为避免这种单纯主观赋予权重的方法的误用，我们运用AHP方法来判定风险管理指标的权重。
3.金融风险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基准。运用以上建立的金融风险管理指标评价体系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我们必须计算出各金融风险指标的具体分值。这一计算过程必须从最后一层（第五层或第四层的单项指标）开始，逆向往上推算。但难点在于，不同的风险类别（有的风险可以量化如市场风险，有的风险难以量化如操作风险）的特性决定了对其评分的基准是不同的。为此，我们参照国际经验，设定了以下评分基准：
一是对于难以量化的风险指标（除市场风险外的所有指标），为避免定性判断带来的误差风险，我们拟采用专家评分的方式，并对每一项细化的指标给出具体的评分依据和评分细则；然后对专家打分进行简单平均，计算出难以量化的各风险指标的分值。二是对于可以量化的风险指标（如市场风险指标），我们运用VaR方法进行测算，得出风险的绝对数值。三是对专家打分给出各项风险指标分值和用VaR计算出定量指标的分值，运用AHP方法，由第五层即指标层（三级）开始逆向进行层层加权平均，得出指标层（二级）、指标层（一级）、准则层、目标层的风险评价指标。其中：指标层（一级）即类别风险指标分值反映各类经营风险的风险状态，准则层的风险集成评价指标分值反映集团层面和子公司层面的风险状态，目标层的风险集成评价指标分值反映金融控股集团系统的整体风险状态。四是根据金融风险集成评价指标分值，确定考核对象所处的风险状态，看其处于哪一风险区域（风险正常区域、风险防范区域、风险警戒区域、风险危险区域、风险失控区域）。当然，确定指标体系及其预警界限（阙值），难免带有主观意向，需在实践中作进一步检验，并不断进行修正和完善，使指标本身及其预警界限更科学、更合理。五是发出区域金融风险预警信号。预警就是利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完成指标的筛选、修正和处理，以确定各指标运行状态，汇总求值得出综合评分，按照定的风险阙值，最后划分警度。我们把预警指标划分为：无警、轻警、中警、重警和巨警五个等级。如果在风险正常区域和风险防范区域内，那么将此结论以风险报告的形式及时传递到各金融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如果金融风险处于风险警戒或失控区域，那么应及时制定风险预警报告，向金融机构发出预警信号。六是优缺点分析及基本结论。此评价体系的优点是主观判断与客观定量方法相结合，评估过程简单易行，评估结果意义明确。其主要缺点是需要合理设定各个指标的预警界限，合理设置各个指标重要性的权值，在实际工作中比较困难。另外，外部风险的评价指标选择和处理难度较大，指标的选取没有现成的理论依据，而且在每一类的众多指标中既可能存在共线性和统计意义上与金融风险不敏感的问题，也可能存在指标筛选过程遗漏重要指标的问题。此外，由于现行的制度安排，央行不具备监管职能，也就没有充分的动机去获取详细的信息，从而容易导致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更依赖银监会对银行困境的判断而不是自身的判断，导致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角色时效能降低，错过最佳时机，从而形成救助风险。尽管模型分析存在一些缺陷，但利用统计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正如美联储副主席福格森所言：“精巧的计量模型，再加上良好的判断，最终出台的决策质量将大大提高。”
金融机制 篇4
2009年10月22日, 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接受政府救助最多的7家大公司高管进行限薪。包括花旗、美国银行等7家企业收入最高的25名高管面临严格的薪酬限制。美联储则在同一天宣布对银行业员工的薪酬提出监管要求, 将审查和否决银行业的薪酬政策, 范围覆盖辖内的近6000家银行。
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对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 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机制无疑是关注的焦点之一。为什么金融高管的薪酬机制会被认为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为什么政府和国际社会要去干预甚至是私人金融机构中的公司治理 (薪酬) 问题?政府和国际社会应该以什么方式去纠正金融高管扭曲的薪酬机制?本文将通过金融高管薪酬制度所体现的负外部性与委托代理成本来分析其和金融危机的关系及解决的思路。
一、外部性和委托—代理理论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首开对外部性问题的关注。什么是外部性, 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一书中给出了简明的答案:"当个人或厂商的一种行为直接影响到他人, 却没有给予支付或得到补偿时, 就出现了外部性".根据这一定义, 外部性分为两种情况:当个人或厂商的行为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收益, 却没有因此得到补偿时, 称之为正外部性或外部经济;当个人或厂商的行为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损害, 却没有支付其成本时, 称之为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正负外部性都不利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负外部性往往只能带来个人利益, 却增加社会成本, 没有社会效率并且容易引发恶性循环;而正外部性则一般不产生激励, 因而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因而也不具有社会效率。
而谈到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机制问题, 我们就不能不涉及到“委托代理理论”了。由于社会大生产和分工的细化使“专业化”成为社会需要, 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提出“委托代理理论”, 倡导两权分离, 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 而将经营权利让渡给专业经营人员。委托代理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的。信息不对称指的是参与人对信息的拥有是不相同的, 某些参与人拥有其他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通常委托人在博弈中处于信息劣势, 而代理人是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代理人由于具有信息优势代表委托人行动可以获得更高的社会效率, 因此通过契约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是指根据契约的规定, 委托人指定、雇佣代理人为其服务, 同时赋予代理人一定的决策权利, 并根据代理人的工作内容和绩效按照契约原则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
虽然代理人是代表委托人的利益行使权利, 但不可否认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代理人也具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权益 (财富) 增加, 而代理人则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收入、职务消费和较小的工作压力等) , 不同的目的会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是根据明示或隐含的契约给予代理人以委托工作的报酬, 但是契约的设计的报酬制度是否能够满足和优化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诉求则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关键点了。换句话说, 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 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将是委托代理关系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 对企业所有权的研究认为:在现代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和上市企业中, 由于作为委托人的股东通常人数众多且过于分散, 从而使他们很难有效参与公司管理决策, 而作为代理人的公司管理层实际上通过专业技能和专职工作从而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所以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亨利.汉斯曼认为在现代企业制度中, 委托人—股东享有的是名义控制权和名义索取权, 而代理人—公司管理层则享有实际的企业控制权和有效的企业剩余索取权。
二、美国金融高管薪酬机制和金融危机的关系
高管薪酬问题在美国最为突出, 所以我们以美国为例运用外部性和委托—代理理论来分析金融高管的薪酬问题。美国公司股权结构的理念基础是分散.因此, 美国公司呈现出以高度分散为特征的股权结构, 并在分散的股权结构基础上形成公司治理模式。尤其是最近十年来, 美国绝大部分金融公司通过上市而形成公众化, 股东非常分散, 对公司缺乏实际的控制;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管理层掌握了公司实际的企业控制权。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 委托人 (即股东) 与代理人 (管理层) 的最终目标函数是不一致的。对委托人来说, 其对公司的利润具有占有权, 其利益最大化可以简化为公司利润最大化。而公司管理层只是公司资产的控制运营者, 其收益不等于公司盈利。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实现途径不一致, 自然衍生出所有人和控制权人激励不相容的问题。而这种利益冲突在股东分散而管理层控制力强的金融机构就更加突出了。以传统的华尔街薪酬模式为例, 一般底薪低而奖金高, 鼓励高风险高回报的模式。比如前雷曼兄弟CEO富尔德的基本工资只有75万美元, 但他的奖金部分 (现金+期权) 通常高达数千万美元;前贝尔斯登CEO Jimmy Cayne在2006年的基本工资为25万美元, 但当年的奖金总额却高达3360万美元。管理层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自然会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事高风险业务以获取高收益。而在相当的金融机构中 (如基金、投行等) 的部分产品是属于代客理财的, 即风险由客户承担, 金融机构收取管理费和超额利润分成, 于是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冒险行为具有很大的负外部性, 其冒险成本由客户承担, 而自己则可分享冒险成功的收获。即或是在金融机构从事自营业务时, 其动用的大量金融资产也是属于股东权益或他方权益 (公司负债等) ,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负外部性的存在, 区分仅在于冒险成本不是由客户承担而是由股东或他方承担。这样, 经营层的冒险显性成本基本不用自己承担 (但有隐性的市场声誉成本) , 但却能分享冒险收益, 这种成本收益的核比将对理性的经济人产生激励, 所以金融机构的经营层会有驱动力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业务。而在美国, 由于资产证券化的流行, 不同行业的关联度很高。通过资产证券化, 房地产、银行、保险、基金、债券等不同行业和机构被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形成了关系复杂、涉及广泛的系统性链条。而组成这个链条的各个机构的经营层都具有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激励, 虽然机构个体也有风险控制机制, 但多个环节累加在一起则形成了聚集风险、一损俱损的多米诺式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长期以来, 曾经有理论认为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因为利益攸关, 会采取尽职的方式监督代理人的行为, 会对代理人过度的冒险行为形成有效的抑制。诚然, 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因为有资产的投入, 其决策行为的成本收益核比自然与经营层不同, 其对风险后果将承担所有者权益范围内的责任, 因此股东相对经营层而言应该具有较低的风险偏好。但金融机构通常其自有资本比例是比较低的, 以状况较好的商业银行为例, 通常其资产数额都在自有资本十倍以上。即在杠杆作用下, 股东对于金融风险而引发的损失仅以其在金融机构的所有者权益为限, 超过限额的风险则由社会、政府或纳税人承担, 由于金融机构的规模和在经济中的影响力逐渐达到“大而不死”的地步时, 政府一般会对于其困境采取救助措施, 因而在这种负外部性激励下的股东也开始逐渐放松了对业务和发展的监督, 使道德风险逐步成为发展中的主要风险。当层出不穷的衍生金融产品不断产生时, 股东对管理层有效监督的成本显著提高, 因此股东倾向于采取使管理层利益与自己趋同的股权、期权和奖金等公司利润增长分享方式, 以较高的收益提高其代理失败的机会成本, 从而以较低的监督成本来保障代理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诉求, 这就是股东愿意对高管发放高薪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 高薪有利于吸引高端优秀人才加入, 客观上有利于公司竞争力的增加。但这种股权、期权和奖金的高薪机制又加剧了管理层对公司的实际控制, 以及对短期利益的追逐。因此, 完全寄希望于股东的约束可以制止管理层的高风险行为是不现实的。
换句话说, 金融机构的股东和管理层对于高风险业务都有负外部性, 区别仅在于程度不同;负外部性程度较低的股东由于分散、专业能力不够和较高的监督成本而无法实际控制金融机构行为;而实际控制金融机构的管理层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由于其较高程度的负外部性在高杠杆和高证券化的金融环境下容易诱发系统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成本最终会由其本国全体纳税人甚至是其他国家承担, 而引发危机的管理层仍然可以按照薪酬合约拿走高额的奖金和补偿金, 这种明显的负外部性使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机制面对强大的改革压力。
三、改革金融高管薪酬机制的思路
上文已经阐述了当前的金融高管薪酬机制所存在的外部性成本和委托—代理成本。所以改善金融高管薪酬机制也应该从减少这两方面成本着手。
解决外部性成本的思路一般有两条:一是以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思路, 它强调政府调节, 主要是指税收和补贴;二是科斯提出的产权理论思路, 该方法强调市场机制, 主要运用产权界定和产权交易手段。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将市场手段和政府调节相结合更为有效, 因为它们既避免了一些靠实行纯市场化无法克服的难点, 同时又保留了市场手段经济激励作用。在实践操作中, 内部化高管薪酬负外部性的常见手段有改善薪酬结构、延期支付一定比例的薪酬 (锁定) 、奖金必须与长期业绩挂钩、当盈利状况发生负面变化 (尤其是当相关业务发生负面变化时) 高管要回吐相应比例的薪酬、金融衍生品的设计者持有一定数量的头寸, 政府对不合理的高薪采取限薪和征税等等措施。
降低委托—代理成本通常采取的措施是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 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事实上, 学者和股东们设计了诸如减少信息不对称、创设双方利益趋同机制、建立长期重复博弈关系、代理人市场声誉、相对业绩评估等措施优化双方的契约关系, 限制和改善利益冲突及信息不对称。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 由于处于一个竞争的动态市场环境内, 单个企业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真正遏制外部性成本和委托—代理成本, 各种良好措施和机制很难在非统一规则环境下发挥作用。
我们依然以美国为例, 自1929年大萧条后, 相继通过的《1933年银行法》、《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确立了分业经营和严格管制的原则。因为存在着诸多统一而具体的管制, 企业的商业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在的管制, 管理人能够独立自主投资的机会相对较少, 整体薪酬机制大致相似, 出于高管自身利益驱动追求高风险回报的可能因而也较小。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 由于来自对冲基金、PE、VC等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 华尔街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监管体制开始出现松动。自此以后, 金融机构竞争发展不断推动监管部门放松管制, 直到1999年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重新确立了混业经营的体制, 从而由严格管制转而由市场竞争机制自我调节。各金融机构在市场化条件下逐渐采用更为商业化的激励机制, 以追逐更高利润。与此同时, 在混业经营的环境中伴随着规模的扩大和金融产品的创新, 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和核心专业人员在日常业务中的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大, 在提高机构竞争力的同时, 也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委托-代理”成本, 从业人员热衷追逐高风险以换取高回报。这不但体现在对业务的争夺, 更体现为对高端金融人才的竞争, 从而使不断出现天价薪酬。另一方面, 由于华尔街投行分散的股东对短期回报的期望通过激进的高管薪酬体制使得追求风险以获取短期回报成为行业的风气。事实上, 在很多行业都有这种现象, 但由于金融业的主要资产是人, 有着更大的“委托-代理”成本, 因而这种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当然, 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 也设计出了诸如在薪酬条款中增加锁定和回吐条款等机制来减少“委托-代理”成本, 但在市场竞争环境下, 很难发挥真正的作用。原因很简单, 采用这些薪酬限制条款的金融机构将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端金融人才, 从而会削弱其市场表现。虽然各种薪酬限制机制会降低外部性成本和“委托-代理”成本, 但在类似“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下只能成为边缘制度。在市场条件下, 很少有企业愿意采取比其他企业更加严格的薪酬制度从而造成自己的优秀人才流失, 所以各种内部化负外部性的机制往往成为小众选择或是只具有理论价值。通过调查发现,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长期激励的普遍绩效周期是4~5年, 而2008年的调查显示54%的公司在竞争的环境下已经缩短为3年了。
因此, 要想对高管薪酬的负外部性和“委托-代理”成本形成有效的遏制, 关键不在于理论上的认识和设计, 而应该由政府和国际社会形成共识, 加强监管, 统一基本原则。这样才能纠正市场失灵的缺陷, 在统一合理的原则下优化管理层薪酬机制。监管的目标不是“限薪”, 而是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和限制不合理薪酬机制的负外部性。政府不仅要在政府注资金融企业里行使投资人权利去调整高管薪酬机制, 而且也有必要通过行业监管去规范所有相关企业的高管薪酬机制, 从而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只有在统一的市场规则下, 具有较低负外部性的薪酬机制才可能真正被金融企业广泛采用, 也才有可能在整体上降低系统风险。事实上, 如前所述:银行等金融机构所有者 (股东) 有决策权和经杠杆放大的风险收益权但仅承担与所有者权益等额部分的风险, 金融高管有实际的决策权和风险收益分享权但却只承担了极小的个人风险和成本, 而社会公众或纳税人往往成为最终的风险承担者, 这是一种极其不公平的社会权利义务结构。因此, 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目标, 不能仅仅为了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而是有必须要实现社会公众利益与股东利益之间的平衡。为了解决金融机构这种不相称的风险与收益, 政府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应该实施对金融机构的外部制约, 包括对金融高管的监管。而限制金融高管薪酬机制的负外部性就应该是金融监管的一部分, 而这也正是美联储为什么会将审查和否决其辖内近6000家银行的薪酬政策的原因。所以建立统一的金融企业薪酬监管原则是限制金融高管薪酬的负外部性的关键性因素。
摘要：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机制因为风险和收益不对等而具有外部性成本, 由于其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实际控制公司, 为追求自身高收益从而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 在高杠杆和高证券化的金融环境下容易诱发系统性金融危机。而在自由市场竞争环境下很难推广采用各种限制高管薪酬外部性成本和委托代理成本的机制, 惟有通过监管机构统一薪酬指导原则才能遏制金融高管出于自身利益动机而增加系统性风险的行为。
关键词：高管薪酬,外部性,委托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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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平台运行机制分析论文 篇5
摘要:21世纪是信息与科技相互促进发展的时代，科技金融平台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步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其运行机制的合理有效显得至关重要。本文以系统科学论和协调效应论为理论指导，从合作协调机制和动力保障机制两大方面入手探析科技金融平台的运行机制。
关键词：:科技金融平台;合作协调机制;动力保障机制
科技金融平台由参与科技金融活动的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组成，旨在将科技创新与金融体系相结合，实现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科技产业化发展等的协调良性运转。科技金融平台的运行机制是保证平台运行的前提与支柱，为平台所有参与主体的相互合作、有效融合提供动力保障。
一、科技金融平台运行的理论基础
(一)系统科学论
科技金融平台是一个结构复杂、关系繁综、功能多样的开放性系统，因而其运行机制的探析研究从属于具有复杂性的科学研究领域。系统科学的整体观与动态发展观为平台的运行机制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科技金融平台包含了巨大的信息库以及相互作用关系，使得参与主体的一些作用机理难以进行深入层层分解式的细化研究。系统科学论为平台运行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整体论观点的科学依据。
(二)协调效应论
协同效应论是研究诸多系统在质变过程中所应遵循共同规律的科学。其核心观点为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或组成部分的协同作用对系统能否发挥协同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协调的好则系统的整体性功能就好，反之整体性的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由此反观科技金融平台，如果平台内部协调配合的好，则会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反之会使造成平台的混乱无序。因此，协调效应论对建立各参与主体间的相互协调配合机制，对科技金融平台的运行发展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
二、科技金融平台运行的合作协调机制
(一)互相协调的产学研机制
(1)机制内涵释析。科技金融平台是一个由科技型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大学以及金融机构等主体组织组成的复杂网络系统。产学研机制的形成得以使平台有条不紊地发挥各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促进平台与外界的资源互换，能够使各种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产学研机制形成于产业、学校、科研机构间，总得来说机制的相互协调能够使科技平台的整体效更加明显突出。(2)机制具体运行。产学研机制的常规稳定运行离不开参与主体的互相合作与密切配合，一方面学校和科研机构产业提供前沿的创新成果，另一方面产业为科研机构和学校投入资金与设备，保证学研创新成果研发的顺利开展。同时政府的调控和协调者的角色必不可少，机制的正常运转需要政府既要给予积极的政策引导、鼓励学研的创新，又要激励企业投资，保证三者的团结协作，确保科技创新成果保证在较高水平。
(二)多主体的风险共担机制
(1)机制内涵释析。风险共担机制涉及到投资主体、投资对象、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等多方面主体。风险共担机制的运行能够保证科技金融平台多个主体的参与，能够充分发挥各主体的核心职能，为平台的风投提供针对有效的专业服务。(2)机制具体运行。风险共担机制在具体的运转中，多主体各司其职，政府会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以鼓励引导风投;风险投资机构会为科技成果的创新转化提供资金支持;科技评估机构、技术交易机构等中介机构在机制运转过程中提供及时专业的指导、监督、评估等作用，同时平台针对风险共担机制制定了相关对策，均以确保平台的科学投资与责任共担。
三、科技金融平台运行的动力保障机制
(一)协同激励的创新机制
(1)机制内涵释析。对于协同激励的创新机制可分为两部分进行理解，一是激励机制，二是协同创新机制，激励机制旨在激发参与主体的创造积极性，通过合理配置与相互协同哥主体的股权、目标等实现;协同创新机制为保证平台实现技术创新目标，通过促进各方面资源的相互作用为平台积累量变、实现质变提供不竭动力。(2)机制具体运行。激励机制通过股权激励、目标激励、情感激励将产学研与政府、企业以及相关金融机构有效紧密结合起来在创造价值、实现创新的过程中实现利益共享，既促进了科技金融平台的创新成果转化，又使各参与主体在创新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协同创新机制是通过建立研发子平台、产业化子平台、公共服务子平台以及人才培养子平台四平台，将产学研及相关机构紧密结合，围绕特定技术，共同解决技术难题，制定技术标准，实现成果共享，推动科技创新。
(二)完善系统的保障机制
(1)机制内涵释析。科技金融平台在具体的.运转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障碍，为保障平台的良性运转，建立系统完善的保障机制至关重要。具体而言，保障机制是指在科技金融平台发展的过程中为平台各参与主体的密切合作提供必须及时的保障，既有精神层面的政策，又有物质方面的资金与人才供给。(2)机制具体运行。保障机制的具体运行包括三部分的密切配合，分别是政府的指导、产业的科技与人才的建设。政府的指导体现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为平台运转奠定基础;产业的科技体现在保证科技成果的研发推进，这离不开大额的资金支持，需要在政府引导下企业的支持投入，相关主体间需要相互协作;人才队伍建设亦是至关重要的，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是科技创新的前提，一方面政府企业给予科技培训机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人才的培养能够填补企业与社会的缺口。在新时代背景下探析科技金融平台的运行机制可以实现科技金融资源的优化整合，为科技金融平台提供持久的动能，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平台的自动反馈调控，为平台的稳定运行提供保障，最终使各要素之间实现良性运转，推动科技金融平台的改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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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制 篇6
关键词：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交易机制
一、前言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龙的金融发展理论中，非正规金融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他们的定论是：“从短期来看，非正规金融对经济发展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其作用并不大。”因此他们主张将非正规金融融入到有组织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发展理论的指导下，80年代末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低息贷款政策，以期通过扩大正规金融部门对农村的资金供给来挤出非正规金融。但政策的推行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大量农村人口仍然无法获得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仍处于重要位置。
在我國，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从总体上说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里并行推进的。其一是自发形成的民间金融领域，由非正规金融组织媒介或资金供求双方直接交易。其二是在经济金融改革过程中政府由上而下安排、有组织培育的正规金融领域，由正规金融机构组织的金融活动。前者虽然备受理论界的质疑，一直是政府打压、限制的对象，但它始终应客观需求而存在着，尤其是1998年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压缩基层经营机构，大规模地从农村金融领域撤退，以及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的被清理和取缔，非正规金融大有迅速分集农村金融、发展壮大之势，从而对正规金融产生一定的“挤出”或“替代”效应。
二、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在交易机制上的主要差别分析
下面笔者先从对我国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交易机制的思索出发，尝试性地分析我国非正规金融存在和发展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合理性，从而对非正规金融政策的效应进行理论探讨。
1.行为目标的不同
对于以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而言，其行为目标与其他金融机构并无二样，在存款市场主要是动员储蓄，在贷款市场上主要是转移资金、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工业发展，在对农户的信贷支持上，则是政策性目标与盈利性目标并存。这就决定了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重视吸储而忽视资金配置。
一般来讲，农户资金需求具有如下特征：（1）家庭经营规模小决定了用于家庭生活和生产方面的贷款需求规模不是太大，贷款数额小；（2）农户贷款需求季节性特点明显，希望贷款手续简便、灵活、及时；（3）农业生产对象不仅生产期受气候影响大，保存起来也比较困难，存在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特定的生产周期和生物属性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等。于是，因生产性资金缺口而提出的信用需求就必然体现出季节性、长期性、风险性和零散小额等特点。即使只是维持简单再生产，农业信贷所固有的风险高、收益低、成本高、资金周转慢这些属性，也注定了农村金融安排的特殊性。就中国农户而言，非生产性信用需求往往占更大比重。这其中除了一部分用于维系日常生活的消费支出外，相当规模的资金被用于购置修缮房产、修建祠堂庙宇或是满足丧葬嫁娶的礼俗要求。这种非生产性支出在农村的普遍流行说明了中国的农村经济还处于幼稚和不成熟阶段，这种不成熟的经济相伴随的农村金融制度也必然是初级和不成熟的。相比之下，市场经济与现代金融制度则从来都是崇尚效率和节约的。这种情况在农村的普遍程度也恰恰给了非正规金融的生存空间。
考察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农户，其行为比较符合“道义小农”命题，但又不能完全被其解释。中国农户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比如因婚丧嫁娶等“面子消费”而进行的借贷)，因此，华裔学者黄宗智在对中国小农经济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小农命题”。核心内容是一等式和一逻辑。一等式是小农收入=家庭农业收入+非农收入，一逻辑是“拐杖逻辑”，它说的是在等式的两个部分收入中，家庭农业收入好比人的双腿，而非农收入就相当于拐杖。而拐杖只有在双腿不好的时候才可派上用场。这个等式和逻辑所刻画的情景，大概从西汉以来一直没有质的变化。即便是如今，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小农家庭而言，全部收入仍以农业收入为主，非农收入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即只充当“拐杖”。在这样收入结构和逻辑下的中国小农拥有明显的“内源融资”偏好，即“不轻言债”。这意味着，当农业收入不足以供家庭周转时，农民最初的反映将是谋求非农收入，而不是人们所想当然的那样立即寻求借贷(外源融资)，只有当小农家庭的维生费用超过家庭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时，信贷需求才会产生。然而，如果我们认定小农产生信贷需求这个条件成立，也就可以确认大部分农户的信贷需求是救助性的(维生性的)。
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学者认为黄宗智小农等式不再对中国农村经济具有太大的解释力，尤其是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一些已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村镇，他们被认为已经具备了理性小农的条件。但我们看到的是，大多数乡镇企业比较发达且迅速实现城镇化的乡村并未完全脱离土地而进入真正的工业社会。因而，即便是在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和农户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符合黄宗智的“拐杖逻辑”，只不过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经济落后省份)的乡村相比，小农经济色彩的强弱程度有所不同。
中国农村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有私人性的农村金融安排普遍出现，或者说中国的家庭农场经济支撑不起商业性的农贷安排。从理论上讲，与私人性农村信贷安排相适应的农业经营方式应当是经营性的，而不是生存性和安全性的家庭农场经营。因此，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仍将长期遵循前面已经指出的以下逻辑次序：首先用非农收入增添家庭流动资金，其次则是友情借贷和国家信贷支持，最后在迫不得已时诉求于高息借贷，因此我们说基于中国农村的特殊的经济环境，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是符合其经济需要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中国小农普遍保持着温饱无忧的生存目标，当农业收入不足时，首先想到的是赚取非农收入；进而，就要在亲朋好友间寻找无息或者低息的人情信贷、互助信贷，或是申请国家的官方低息信贷支持；以上均不可得时，就只能迫于生存压力而勉强接受民间的高息借贷。
2.信息可传递性不同
虽然说信息成本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我们在考察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困境从而从反面了解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合理性时，依然要把信息成本的影响放在首位上。信息成本主要来自搜集和使用信息与评估信息、价值的成本。在农村地广人稀，农村居民居住的分散性十分显著，一个地区内的正规金融机构要获得借款人详实可靠的相关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或是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也对之缺乏动力。搜集信息的成本高昂，使用这些信息的成本也很高昂。由于农村社会缺乏诸如城市企业和个人信贷记录这样的信息网络，使得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变得非常困难且不可行。这样借款人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上的优势损害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益。尽管金融机构本身就是信息处理和加工的单位，它代表存款者对贷款进行监督，以使借款人选择有利于银行的行动，但当信息确认或监督的代价太高，如同以上说的情况时，它就会对农户进行信贷配给，使得农村金融服务成为一小部分群体享用的“奢侈品”(这部分群体往往同政治势力结合起来)，从而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相比正规金融的无力，非正规金融却有着极大的优势。与正规金融将款项贷给十几里以外的陌生人不同，非正规金融往往发生在邻里之间。因此，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就在于：事实上，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农户之间的信息和信用状况，已经事先存在于借贷当事人双方，而无论贷款行为发生与否。这种状况的存在意味着正规金融所必须进行的贷前调查以建立信贷关系的费用在非正规金融里是不存在或者是相当低的。在非正规金融中，正规金融所需承担的这种费用是内化于当事人大量平常生活中的。中国的农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拓展开来的“圈层结构”，在圈子内信息的传递是非常便利且具有社会联系纽带的作用。聊天、信息交换不仅是经济活动，同时还是不可或缺的社交活动，是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信息的内化同样降低了事后贷款人的监督成本。
3.惩罚的可置信性不同
正规金融交易对违约的惩罚主要依赖法律系统，但事实上，我国无论国有金融机构还是地方性的金融机构，都是在没有很好的产权基础上成立的，发生政府效用替代金融机构效用是自然而然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大量事件便是政府的指定贷款、干预贷款，要不就是金融机构自身的内部人控制，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无法避免。对于大多数农民和小农家庭，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难度是很大的，借款人获得一次贷款的机会相当偶然，难以形成在未来持续获得贷款的稳定预期，因而借贷双方就很难形成长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有效制约借款人的违约行为。借贷双方的交易表现了明显的短期性。这种交易的短期性无疑反过来进一步激励了借款人的违约行为，从而陷入越是贷款难越是违约，越是违约越是贷款难的两难困境之中。
与正规金融不同，非正规金融交易对于违约一方的惩罚不仅包括可能依赖的法律系统，更主要是依赖社会关系的约束与监督，诸如舆论谴责、社会排挤等非法律惩罚有时更为有效。特别是同一区域的借贷或是具有特定关系群体内的借贷，而其关系比较稳定，有着长期互动与合作的预期而且违约信息会迅速传播，违约者会受到群体性、社会性的惩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借款人恶意违约的动机和行为。如张维迎(2001)曾经讲过一个乡村社会发生借贷时信守承诺的故事。乡村里人们借贷交易无需书面合同或借据，甚至没有说清还款日期，但贷款人并不担心借款人违约，而借款人也会信守承诺。这是因为借款人他要祖祖辈辈在这个村庄生活下去，不仅要关心自己的未来，也关心后代的福利，一次不守信用的消息很快就被全村人知道，在乡村社会，违约及失信的结果是违约者的声誉和信用损失、被逐出其所在的社会网络以及日后的追索。而恰恰是这种非法律途径的制裁措施有着莫大的威慑力。
三、结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融合
综上所述，非正规金融已成为农村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我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从体制外成长起来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对金融服务产生强烈的制度需求，但由于以政府为主导的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不足使得我国现行的正规金融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是我国农村企业和居民为争取现行制度框架内不可能获得的“外部利润”，在正规金融制度的边际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它是因现有正规金融制度服务供给不足而由非国有经济部门进行的次级制度安排。非正规金融弥补了正规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资金供给不足，在为解决农村中的融资问题、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我国农村的经济增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然，非正规金融活动只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才有效率。导致了非正规金融在规模和范围上的劣势。更进一步的来说，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与其活动的范围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款活动只能针对少数的对象展开，许多非正规金融组织通常有其自己相对固定的客户。这造成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高度割裂。如果金融活动范围的扩大，信息优势将会减弱，势必要求非正规金融组织具有更规范的管理手段和运行机制，同时还需要有更多的高素质管理者和员工，这就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因此，笔者认为非正规金融不仅不会影响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而且还是对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制的一种有益补充。非正规金融存在的根源及其表现特点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它在我国并不是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政府对非正规金融的压制可能带来更为不利的结果，只有消除非正规金融活动的消极影响，发挥非正规金融对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才是各级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在对待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上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 张维迎.金融秩序中的法律与商业规范［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03)
［2］Meyer Nagarajan ,G. Rural Financial Markets in Asia: Policies Paradigms,and Perform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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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浅论 篇7
1 金融风险的概念和主要种类
金融风险是指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各个经济主体在金融活动或投资经营活动中, 因各种金融因素的不确定变动而受到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种类有: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购买力风险 (通货膨胀风险) 、证券价格风险等。
2 金融风险的成因和特点
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是金融活动中的不确定性。金融风险日益突出的原因在于: (1) 经济主体多元化。每个企业都要自己作决策, 连消费者也要自己决策, 所以风险问题明显化了。 (2) 经济机制发生变化。许多行业出现生产能力剩余, 据统计有5%的商品供不应求, 30%的商品供求平衡, 剩下的是供过于求。企业在投资方面存在着困惑, 导致风险突出。
当前我国的金融风险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1) 集中性。我国企业融资的主渠道是银行, 使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银行。 (2) 隐蔽性。我国各种金融风险以隐蔽的形式潜藏着。 (3) 社会性。我国处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 人们的金融意识在增强, 但风险意识还很淡薄。一旦金融风险暴露, 就会引起群众不满甚至闹事, 从而影响社会安定。
3 金融风险的影响
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金融风险可能转化为经济危机, 导致证券市场崩盘、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巨额外汇资产逃逸、银行出现疯狂挤兑、企业债务危机、金融机构倒闭等等。国家金融风险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导致国家经济停滞、陷入社会动荡、政治风波乃至局部战争。
金融风险对微观经济的影响。金融风险可能给经济主体带来直接的或潜在的经济损失;还会影响投资者的预期收益, 加大经营管理成本;可能降低资金利用率、增大交易成本。严重的可导致个人倾家荡产, 导致企业和金融机构产生危机或者破产。
4 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4.1 宏观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宏观金融风险防范着眼于整个金融市场, 防范者本身并无风险, 而是对市场上所有参与者的行为进行管理, 目的在于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 以便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金融环境。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建立市场运行的法规体系。制定一整套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和各种交易规则, 从而有效地消除市场运行中的不确定性, 降低金融风险。这种法规体系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制定经济实体经营范围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建立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逐步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金融规范化、法制化环境。这是宏观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一个关键性环节。第二, 制定市场运行办法和有关法律。强化经济实体的经营管理, 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实体降低金融风险, 从而降低整个市场的金融风险。
2) 制定恰当的经济政策。经济政策是金融监管当局调控金融活动的指导方针、行动准则和具体措施。包括中央政府或金融监管当局直接实施或控制的全局性政策, 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外汇管理制度等。又包括对具体的金融活动所做出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如对商业银行规定利率浮动幅度、对企业要求开立“基本账户”制度、对证券交易制定涨跌停板制度等。经济政策是金融市场上影响重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它的任何变动都可能引起市场的剧烈波动, 因此, 经济政策必须是明确的、可操作的和可持续的, 否则会加大金融风险。经济政策还要适应市场, 适时调节。如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或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债券来调节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 调节基准利率来调节资金的供求, 在外汇市场上购进或抛出外汇以保持汇率的稳定等。
3) 对市场进行监控和约束。金融监管当局要对各经济实体的市场准入、市场运营和市场退出进行全程监管。首先, 对各类金融机构的设立进行严格审批, 设立金融机构必须有法定投资者数量和足额自有资本金, 要有足够的合格的业务管理人才, 以及其他必备的条件, 把好金融风险防范第一关。其次, 对各类机构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合规性监管和金融风险监管, 主要有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两种方式。现场检查是指监管当局派出由专家和稽查人员组成的检查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经济实体进行全面或某一方面的实地检查。非现场检查是指连续地收集和分析经济实体的各种报告和各种数据, 从而评价其经营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监管方式。最后, 对机构的市场退出, 也必须进行严格的监管。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 并参照国际惯例, 建立健全对金融机构接管、合并、兼并、收购、破产的法律和法规, 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对退出市场的金融机构, 须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金融监管当局要组织、参与或监督整个清算过程。
4) 提供适当的市场保护机制。金融当局对已出现问题的机构, 还可进行适当的保护和挽救。如对出现亏损或有流动性问题的银行注入资金, 使之有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对已无独自经营能力的, 可指定或参与决定由另一家更稳健的机构来接管或合并, 以保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设立市场保险制度或保护基金, 为商业银行提供日常清偿力的援助。尽快建立我国的存款保护制度。要根据我国金融机构类型较多以及分业管理的实际, 建立分业的存款保护体系。针对银行、信用社、证券、保险、信托的不同特点, 建立各自的保护体系。鉴于我国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较大而抗御危机的能力较弱的实际, 当务之急是要建立面向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保护体系, 如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的存款保护体系。在形式上, 这些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保护体系应以互助担保为主要考虑方向。
4.2 微观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微观金融风险防范是企业和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 目的在于减少或避免各种可能出现的损失, 以便在日益动荡的金融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微观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等相互制衡的管理体制。首先, 实行决策责任制。决策人员要对自己做出的决策负责, 执行人员认真实施, 监督人员对决策和实际操作都要进行严格监督, 做到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其次, 建立权责分明、相互制约的组织体系。按照工作特征和要求合理设置岗位, 明确责任和职权, 建立相互配合、相互督促、相互制约的内控制度。为了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 各经济实体要特别加强各项业务的监控, 使所有业务和流程都置于监督和约束之中。
2) 严格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 制定内部规章制度或工作细则, 规范操作行为。各经济实体严格依法办事, 不仅可以规范自己的行为, 而且当利益受损时, 可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利益。经济实体在经营过程中, 还要根据自身的业务特征制定一些规章制度, 或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防范措施, 以防范金融风险带来的危害。如商业银行制定的防范信用风险的一些工作职责、涉外企业制定的防范汇率风险的管理制度等。
3) 采取保证约束措施。经济实体在交易中, 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或协议, 保证交易双方认真履行各自的义务, 防止各种纠纷和信用风险的发生。如进口商与国外厂商预先约定汇率变动范围, 签订交易合同, 既可避免汇率变动引起的价格争端, 又可转嫁部分汇率风险。在签订合同时, 还有一些附加条件, 如保证金、由银行开立保函、实行担保或抵押等, 这些附加条件也是防范风险的手段。
4) 运用科学手段来减少金融风险。经济实体在经营管理中, 要根据业务性质和风险特征, 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如利率风险可以通过将资产与负债的敏感性缺口调节为零来规避;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可以通过将资产多元化的方法来分散;在国外最常见的是对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证券价格风险等采取的保值措施, 即通过远期交易、互换交易、期货交易、期权交易等工具及这些工具的组合, 在不改变原有暴露的情况下, 做一笔与原交易相反的交易 (或买进一种交易的权利) , 来冲销原来的暴露所可能遭受的损失。有的经济实体还建立了风险准备金, 如银行的呆帐准备金, 可保证信贷资金的正常运行。国外的这些防范风险的方法, 也可以采用拿来主义, 以为借鉴。
宏观金融风险防范机制重在指导, 微观金融风险防范机制重在实施。二者不是孤立的, 只有有机的结合起来, 才能形成一张坚不可摧的防护网, 建立起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参考文献
[1]林后春, 蒋三庚, 成小洲.金融风险及其防范[M].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0.
金融机制 篇8
一、金融衍生品异化的定义
异化一词最早来自于的法文是“aliéner”, 本义是“转让”或“出卖”, 法国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最早在政治意义上使用“aliéner”一词。马克思认为的异化属于哲学范畴, 主要指劳动异化,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 即劳动的产品, 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 同劳动相对立。”马克思这里所指的“异化”是一种特定的关系——建立在人及其活动产物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人的劳动的产物, 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变成了与自身相异的东西。本文对金融衍生品异化的定义更倾向于从马克思的“异化”的定义中予以引申, 是指以规避风险和追寻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金融衍生品在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过程中, 偏离了预定轨道, 背叛了其创造者, 成为其创造者和使用者无法真正认识, 也无法完全控制的金融工具。
二、金融衍生品异化的原因分析
1. 金融衍生品紧密联系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 扩大危机影响范围。
金融衍生品的出现, 将信贷产品转化为资本市场交易产品, 大大提升了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相关性, 使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一体化。房贷的证券化就是将相对集中的银行信用风险分解到资本市场, 也解决了银行负债短期性与资产长期性之间的矛盾。但金融衍生品也同时将资本市场交易的软肋深深植于银行系统, 银行在资本市场的涉入不断加深, 证券资产成为银行主要资产之一。如果证券资产贬值, 例如信用违约引起的房贷证券市场减值超过现金流损失, 银行就会出现支付性风险, 资本市场风险又会回到信用市场[1]。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就是房地产市场产生信贷违约使证券化及投资减少, 证券化减速又加剧信贷紧缩, 投资者为了避免损失同时向市场套现, 减少交易和资金供给, 但这时市场上机构越是集体套现, 资产定价就会越低, 金融机构资产价值大幅缩水, 金融机构则容易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
2. 金融衍生品异化反映了典型的路径依赖效应。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 (1990) 认为, 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 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说的是一种自我强化和锁定的效应。产生路径依赖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会形成相应的既得利益集团, 他们力求巩固现行的制度, 阻碍进一步的改革[2]。金融衍生品在设立的初始目标是规避风险和保值增值, 近十年衍生品规模急速膨胀, 脱离实体经济, 没有得到限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众多的机构在这个市场上立足并获得了巨大利润, 却没有重视潜在的风险。整个衍生品市场涉及房地产行业、贷款抵押公司、投资银行、信用评级机构等众多机构, 他们通过主动推动虚拟和制造泡沫来获取收益, 是金融异化的市场推动者。甚至有些金融机构为谋取暴利, 不顾其他团体和市场整体利益的产品创新, 以及在实践中人为过度滥用这些产品, 或故意放任其弊端发展, 使原本利大于弊的产品发展成为弊大于利的异化产品[3]。
3. 行为趋同性促使金融衍生品异化。
虽然衍生品市场规模庞大, 大大超过股票市场和证券市场, 但它的流动性却比较小。市场规模并不等同于市场流动性, 市场流动性是与市场的多样性相一致的[4]。举例来说, 若市场只有两个机构, 他们的产品具有多样性, 也就是说一家机构想买另一家机构就想卖, 该市场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反之, 即使市场上成千上万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 若大家使用相同资产估值、风险管理和会计方法, 以及参考同样的外部评级, 如若有一家机构根据上述这些分析工具得出卖出的结论, 则其他任何机构也都采取相同的做法。长期以来, 金融监管机构一直努力制定出的最佳的操作准则, 包括市场计价的会计准则、资产估值方法和风险控制规则等, 要求各个金融机构都参照执行, 会使市场行为趋同, 导致市场流动性下降。这也就解释了金融体系通过房贷—评级—卖出机制虽然将风险分散给了全球的各类投资者, 但是由于作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 大家都使用相同的风险模型、会计准则甚至止损机制, 市场规模越大自会导致更大的行为趋同, 单个风险转化为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 由于市场的过度竞争使得金融产品趋同。产品创新的主体是包括大投资银行、主要货币中心银行等在内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机构。这些机构在同一个方向上从事创新竞赛, 致使产品趋同, 也使得市场损益相关性提高。它们一旦在同一产品———例如房贷证券化上失误, 则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造成衍生品的异化。
三、金融危机中金融衍生品的异化表现
1. 衍生产品设计严重脱离实体经济。
最初的衍生产品创新和发展源于实体经济对风险的规避和管理需求, 衍生产品是以单一的基础变量为标的的期权、期货、远期和互换等。发展至今, 很多衍生产品创新已脱离正常轨道, 蜕变为获利工具, 在流动性充裕、市场繁荣的背景下, 交易规模异常膨胀, 已经十数倍于实体经济总量, 事实上形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市场一旦丧失信心, 泡沫破裂就必然带来危机[5]。
2. 衍生品规模急剧增长。
近十年来, 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 全球衍生品市场始终保持着迅猛的增长势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 1998年底全球场外衍生产品名义金额80万亿美元, 2001年增长到111万亿美元, 2008年6月底暴增至683万亿美元。场外衍生产品总市值也从2001年底的38万亿美元, 增长到2008年6月底的204万亿美元。相对于全球当前60万亿美元的GDP总量, 全球场外衍生产品的规模是其11倍多, 总价值是其3.5倍[6]。由于金融全球化, 各国持有的金融资产也日益地全球化了, 各国金融机构相互持有的国别资产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加强了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华尔街作为世界的金融中心, 有着庞大的金融衍生产品和来自全球各地的投资者。金融危机爆发后, 金融风暴便以华尔街作为风暴眼迅速席卷全球。
3. 衍生产品定价被垄断且缺乏透明度。
衍生产品的价值依赖于基础金融变量的变化, 目前市场上复杂的衍生产品往往是一系列衍生产品的组合, 衍生品再生衍生品, 这些创新产品又都出自世界顶级金融工程大师之手, 未经任何论证或验证, 就直接投入市场, 而且往往是高调、高价投入市场。他们运用的复杂计算模型是市场投资者不能理解的, 因此并不能深入分析和计量其风险。
四、中国防止金融衍生品异化的一般原则
金融衍生品从诞生起就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提高了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 推动了经济繁荣和扩张, 如果金融衍生品发生异化, 就会加剧金融动荡, 诱发金融危机。
1. 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
衍生产品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太远, 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发展。衍生产品作为最富有活力的市场, 在经济发展中必不可缺, 但要坚持适度创新的原则, 不能为创新而创新, 使衍生品只是服务与金融业。衍生工具的发展要与经济和金融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发展特点相适应, 以促进金融和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
2. 弱杠杆化。
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性和虚拟性, 为投资者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更数倍地放大了风险。因此, 实施弱杠杆化是防范金融衍生品异化的重要手段。国家金融部门应对金融衍生品杠杆率制定最高限度, 从而从法律上对过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杠杆进行投机的疯狂行为作出约束。其次, 各个金融机构在进行自身的金融工具创新和进行相关金融产品投资时, 一定要注意控制和关注其杠杆率问题, 特别是对证券的连续多次打包产品, 更应提高警惕, 不可盲目跟风。
3. 提高定价和评级模型的透明度。
金融衍生品定价的复杂性不能使所有投资者都明白产品的盈利和风险状况, 投资者一般都依靠做市商意见和评级机构。要加强对产品定价和评级机构的监管, 在产品和系统设计中限制单方面考虑, 兼顾各方利益协调各方关系。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应该要求做市商和评级公司提供关于定价、评级、模型等方面的详尽信息和披露规则, 帮助投资者充分理解产品风险。
4. 建立统一监管体系, 构建科学准确的金融衍生品风险预警机制。
强化对衍生产品的统一监管。经济全球化使全球金融体系成为一个纵横交错的整体, 金融产品市场之间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加强对衍生品的兼顾, 要完善全球金融业的监管结构, 一方面各国需要完善自身的监管体系, 另一方面共同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全球协调监管体系, 以对衍生产品创新进行动态评估和监控。必须要对监管格局有一个新的安排, 并制定科学准确的金融衍生品风险预警机制。这样才能防止金融衍生品异化, 把危机扼杀在摇篮状态。
参考文献
[1]陆晓明.从金融产品异化角度解析次贷危机的特征、发展和前景[J].国际金融研究, 2008, (11) :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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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制 篇9
一、我国金融机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量将迅速扩大, 需求层次不断提高, 金融创新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 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 外资金融机构广泛介入我国金融市场, 将直接带来创新业务, 竞争的加剧也将迫使国内金融机结构加快创新步伐, 同对, 受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影响, 我国金融管制必将趋于放松, 宽松的外部环境也将推进金融创新的发展。毋庸置疑, 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我同金融创新将进入一个发展高潮, 并将成为推动我国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
1. 在现行金融管制范围内的金融业务创新将出现突破性进展
当前, 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和地域限制已基本取消, 外资金融机构将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全面业务竞争。外资金融机构的母公司均为实力雄厚、经营历史久远、技术先进的跨国公司, 为了在竞争中获取优势, 其必然迅速推出各种金融创新业务, 如资产管理、现金管理、全方位的融资服务、商人银行等, 以优质服务争取优质客户;还将以先进技术挖掘国内金融机构尚未开发的潜在优质客户———以高新技术为主的中小企业, 扩大在传统金融业务和中介服务中的市场份额, 为了在竞争中求取生存, 获取发展空间, 国内金融机构也将在国外金融机构业务创新示范效应的带动下迅速跟进, 从而推动金融创新和金融服务的深化发展。
2. 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扩大金融创新的业务范围
目前,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正在逐步拓展, 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已实现自由化。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进程也必将加快, 而一旦实现利率自由化, 实体经济与金融机构将产生对规避利率风险的金融工具的需求, 与利率相关的金融业务创新必将应运而生。如何调整利率抵押贷款、浮动利率抵押贷款、背靠背贷款以及可实现储蓄收益最大化的现金管理业务、资产管理技术等都是金融界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颗。
3. 资产证券化和证券投资机构化将成为金融发展的新兴领域
我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很高, 蕴藏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在1999年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之后, 目前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仍在25%以上。为化解风险、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1999年, 我国金融机构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通过债转股等方式专门处理已剥离的1.4万亿银行不良资产, 但面对巨额的且不断增加的不良资产, 仅仅通过债转股和出售等方式显然不能满足金融业尽快降低不良资产比率、提高自身竞争力的现实需求。目前, 国内金融机构正在考虑用资产证券化这一当今国际金融业流行的方式优化资产结构, 降低金融风险。资产证券化必将成为未来我国金融市场重要的业务创新领域, 资产证券化离不开机构投资者的参与, 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崛起也将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重要的发展机遇, 同时, 国外保险、证券投资机构的涌入也将加快国内投资者的发展壮大。与世界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一样, 我国证券投资机构化的趋势也将不断增强。
4. 发展衍生金融工具市场成为必然的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对外贸易的规模会迅速扩大, 国际市场波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不断深化, 国内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同时将面临更多、更直接的国际市场风险, 对规避市场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 如商品期货、外汇期货、汇率期权、远期外汇交易等, 会产生日益强大的需求;外资流入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及其与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也会引起对汇率、货币衍生工具以及互换交易的需求;为完善国内股票市场, 引进期权交易也是现实需求。因此, 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迅速提高和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将成为我国未来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
5. 混业经营趋势不断增强
我国日前仍实行分业经营体制, 内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活动受制于这一原则只能在各自经营业务范同内进行, 但逃避监管以获取竞争优势始终是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创新活动的主要动力之一。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介入和同内金融市场垄断格局的打破, 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将加剧, 各金融机构为提高竞争力、拓展生存空间, 必然将通过业务创新规避或突破分业经营的限制, 走向混业经营。对国内金融机构而言, 通过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战略结盟是当前不同金融机构实现资金融通和业务相互渗透的合法途径。这一合作方式将会进一步深化发展;对外资金融机构而言, 母公司多为混业经营的金融财团, 即使母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按中国金融法规从事严格的分业经营, 但从事不同业务的分支机构仍可通过母公司实现混业经营。当前, 外资金融机构介入国内金融市场的重要方式是收购、兼并或成立合作公司, 大量合资金融机构借助上述两种方式将进一步增强混业经营的趋势。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双向的, 即外资金融机构将广泛介入国内金融市场, 国内金融机构也将走出国门进入世界金融市场, 而世界其他同家金融业多数已实行混业经营制度, 内资金融机构即使在国内坚持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 其国外分支机构也将进行混业经营, 国内部分金融机构将因此而成为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
二、金融业务创新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的挑战
金融适度发展是经济实现最优增长的必要条件, 而金融发展, 特别是适应实体经济结构升级而进行的金融结构提升, 又是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实现的。因此, 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看, 金融监管机构应鼓励而非限制金融机构为满足个体经济需求而进行的金融、业务创新活动, 但许多金融创新工具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 也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并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对外资金融机构而言, 许多在成熟市场条件下已操作多年的金融创新工具在新的环境内推出, 依然会产生新的风险;对不熟悉多数金融创新工具的国内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而言, 是更难以鉴别或准确度量新推的创新工具所产生的风险, 因此, 入世后大量深层次的金融业务创新, 既会促进我国金融业向现代成熟金融工具发展, 也会对我同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是:其一, 在国内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居高不下, 而依靠金融机构自身又难以在短期内迅速化解的情况, 金融监管机构如何把握创新与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避免国内金融机构盲目创新所带来的新的金融风险。其二, 如何处理同国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业务创新的关系。如果片面抑制国内金融机构的创新业务———譬如当前对内资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需要审批, 对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没有任何限制的不平等规定, 这会使内资金融机构在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而没有持续发展的支持, 内资金融机构更难以化解现存的不良资产, 有引发内资金融机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危险, 并会危及金融安全。其三, 由业务创新引致的混业经营趋势必然会对当前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形成冲击。如何改革金融监管体制以顺应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课题之一。
为了化解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带来的挑战, 笔者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改革与完善国有金融机构的治理机构, 通过资产证券化等创新手段尽快剥离和外置国有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其次, 应改变监管理念, 实现从管制为主向监督为主的转变, 不断增强市场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再次, 统一对内外资金融机构创新业务的管理, 对传统业务领域的创新活动予以鼓励以促进金融发展和金融服务的深化, 对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必要限制, 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求和监管机构对风险的控制能力逐步推进, 以控制金融风险。最后, 改革当前的分业监管体制, 加强协调监管能力, 建立统一监管的职能体制。
参考文献
[1]邵敏.资产证券化在我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处理中的运用[J]国际金融研究, 1999 (3) .
[2]张亦春, 许文彬.风险与金融风险的经济学再考察[J].金融研究, 2002 (3) .
[3]王松奇.金融学[M1.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0.
现代金融审计功能及实现机制研究 篇10
一、现代审计与现代金融审计
传统观点认为, 审计就是通过检查账务的方式进行差错防弊。这种简单的目标定位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复杂化, 已经无法满足要求。学者们对现代审计的定义是, 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机制存在, 其根本目标在于确保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履行。除了这种本质性的功能作用之外, 现代审计因为受托经济责任的内容和要求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功能特点。
现代金融审计是现代审计的重要内容, 作为一种重要的政府职责而存在和发展。其本质性的功能与现代审计保持着一致性, 即实现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履行。但是其具体的功能则取决于国家的受托责任方向。对于中国来说, 一方面, 通过全面发展经济, 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但是另一方面, 各种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因此, 国家的职责其受托经济责任内容已经由简单的经济效率监管转变为经济效率和经济安全的并重。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对社会经济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 导致政府审计已经往风险免疫审计方向不断发展。因此我国的现代金融审计的具体功能就在于, 通过增强金融领域的免疫力, 保障金融安全, 最终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 实现国家的受托经济责任。
二、免疫视角:现代金融审计与现代金融监管的关系
现代金融审计承担着促进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职责。而“免疫系统观”下的现代金融审计通过将国家审计提高到更为宏观的角度, 而使之区别于传统的查账、监督、控制职能。在免疫系统观下, 现代金融审计更强调整个政府审计对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责任, 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成为审计的重点内容。而且, 审计本身的职能也在不断拓宽, 更加强调发挥综合信息优势, 增强风险预警和政策评价功能。也就是说, 现代金融审计的重要作用在于有效推动宏观经济调控, 防范风险。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性影响, 国家对于金融监管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而另一方面, 金融审计对于协同促进金融监管的职能也有重要作用。在免疫系统观下, 现代金融审计和现代金融监管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差异分工, 协同监管。
在现代的金融系统当中, 金融组织内部治理、金融监管、金融审计是三大治理主体。金融组织内部治理重视内控, 而金融监管则重视外部直接控制, 而金融审计则从内部和外部同时影响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就外部监管来看, 金融监管和金融审计存在着重要的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主要表现在, 金融监管以被审计后的财务真实性为基础, 而金融审计则依靠金融监管的原则来作为评价的依据。另一方面, 金融审计对金融监管具有重要的修复作用。通过加强对金融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监控和风险预防, 能够大大降低金融监管的风险。而且通过开展绩效审计, 对金融监管主体进行监督, 可以有效评估金融监管运作有效性, 推动监管主体行为的规范性, 提高监督效率。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金融监管是对于金融外部环境的直接控制, 而金融审计则是通过独立的监督与预防, 同时降低金融组织内外部的风险水平, 另一方面, 金融监管推动金融审计有效评价金融政策的效果。二者相互补充和促进, 推动监管体系的完善,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国家经济宏观层面的风险水平。
三、现代金融审计功能的作用机理
现代金融审计对金融监管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与促进作用, 共同降低经济风险水平。而现代金融审计的具体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它的免疫能力, 以风险为导向作为审计开端, 最终落脚到对于风险的预防上。
风险导向审计是审计免疫系统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强调审计通过采用现代审计模型, 以被审计单位的风险识别为基础, 判断出影响审计风险的具体因素, 然后对各种因素进行全面的考量和评估。随着审计环境的不断复杂化, 新的审计将同时强调风险导向和绩效导向, 也就是同时注重经济性和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在我国的国家审计中, 以风险为导向意味着要扩大审计范围, 注重对于整个营运整体的风险水平的评估, 关注公共风险, 延长审计链条, 改善审计方法和程序。这种风险导向的审计对于发现、揭示和预防相关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因而它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金融免疫系统。它的免疫功能主要由预防表现出来, 因为能够提前感知风险, 进而可以迅速采取法定职权, 抵御侵害, 推动社会经济系统的安全;另一方面, 通过有效评估决策的风险程度, 可以发现制度缺陷, 不断完善制度本身, 强化管理。
总之, 现代金融审计的作用机理最核心点在于它的免疫能力。而这种免疫能力的具体发展则是通过及时识别与判断风险, 然后利用综合平台信息对风险进行有效评估, 最后按照监管法则对政策进行最终评价, 以不断地改进审计效果, 协同监管职能, 最终保证国家金融安全。
四、现代金融审计免疫机制的构建:金融审计监管机制
通过对现代金融审计的探讨, 笔者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位, 尤其是对其宏观层面的经济职责做出了更多的强调, 同时说明其对于金融监管的协同促进作用。在免疫系统观下, 明白了金融审计的重要机制在于以风险为导向, 最终实现对于风险的及时预防。那么, 在这种作用机理之下, 需要进一步探讨在我国的背景条件下, 为什么以及如何构建金融审计免疫机制。
(一) 构建金融审计免疫机制的迫切性
(1) 金融监管存在严重缺陷。我国金融监管的问题非常突出。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金融监管实务过程中, 监管法律不完善, 很多法律法规不够具体, 因此缺乏有效的约束力。而与此同时, 地方政府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 经常利用政治权力干预地方银行, 加大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 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从范围来看, 又忽视了非金融机构的管理, 缺乏相应的预防和控制措施。从道德风险来看, 当前金融机构的腐败犯罪行为日渐猖獗, 犯罪主体的职位越来越高。而针对金融创新行为的监管也非常匮乏, 很多金融创新因为其技术复杂性, 风险并发性, 导致不易监管却极其容易引发高风险, 因此成为当前监管的重要漏洞。 (2) 审计职责功能不完善。当前我国政府审计并没有被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当中。在整个金融监管改革过程中, 虽然国家审计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国家审计部门与人民银行及有关分支机构的沟通并不顺畅。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 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进行的金融稽核缺少对审计专业技术的运用。由于缺乏审计专业技术的运用, 导致抽查的样本零散不连贯, 不能对金融金融机构形成持续的监管效力。最后, 金融机构的经济责任审计缺失。审计机构并不关心经济责任的履行程度, 而只是关心其合规性和风险性, 导致对风险的控制水平大大降低。
(二) 构建金融审计免疫机制的可行性
(1) 金融审计应对金融风险的比较优势。本文在总结金融风险特点、金融监管缺失的基础上, 对比金融审计的特点, 找出金融审计应对金融风险的优势。
(2) 金融审计免疫机制能够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以预防为立足点, 面向提高金融系统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金融免疫系统能够与金融监管相互配合, 从而实现一种自我免疫与外部监管相互促进的监管效果。免疫系统在理论的指导下, 能够有效明确金融审计的定位, 避免审计与监管相互混淆导致的监管过度或者监管不足, 能够有效地完善金融安全网络。这种作用的实现主要表现在, 首先, 金融审计免疫机制能够实现对金融机构的再监督, 而且因为层次划分清晰, 能够形成更为系统有效的监管体系;其次, 以免疫系统观对金融机构管理绩效的审计, 有助于金融审计拓宽审计面, 达到对金融运行各个方面的监督效果, 防范金融风险, 保障安全, 优化监管体系, 完善安全网。
(三) 构建金融审计免疫机制的具体措施
在了解了构建金融审计免疫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后, 还需要详细探讨如何真正地打造我国金融审计系统免疫机制, 以真正有效地实现其预期的理论效用。 (1) 明确不同的审计主体, 打造金融审计“合力”。从监管的具体过程来看, 社会独立审计应该占据金融审计的主题地位, 国家审计在特殊事件中发挥其重要作用。立足于我国的背景, 可以建立以国家审计为主导, 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相互促进的整体金融体系。通过加大社会审计的参与范围, 提高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水平, 都可以有效地发挥风险防范的作用, 使其审计结果能够为社会审计和金融监管起到参考作用。最终降低监管成本, 提高效率。在构建合力的过程当中, 还应当能够有效整合各类审计资源, 实现金融审计监管的综合优势。也就是说要发挥金融审计的组织优势, 内部审计的信息优势, 社会审计的技术优势, 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发挥各个方面的协同作用, 从而降低总体风险。这一综合的最终效果体现在组织的统一性, 资源的集中性以及控制范围的全面性等各个方面。 (2) 构建金融审计监管机制的“硬件结构”。为了切实打造审计合力, 我们认为需要从组织结构上对不同审计进行恰当定位, 并通过充分的信息流动实现不同审计主体之间的相互促进, 形成协同效应。如图3所示, 组织结构设计特点是, 三个运作层级不同层级之间可以实现信息流动的双向性。第一个层级主要是金融风险监管委员会,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实现统一性。第二层级是政府审计主导的审计监督系统, 该层级是核心部分。第三层级是内部风险监管部门。这里, 主要说明一下第二层级的运作机理。审计合力的形成, 需要实现全方位的金融风险监控管理。国家审计因为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 因而其在金融风险防范方面具有重要地位。通过确保国家审计的独立性, 能够增进整个金融机构的客观性。其作用的具体层面是, 第一, 通过加强审计行业规范, 实现对内部审计的指导;第二是促进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的信息传递;第三是将政府审计发出的风险信号传递到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内部。通过三个层级的双向互动, 可以最终构建一个良性的运作系统, 从而搭建起有效的审计合力硬件平台。 (3) 构建金融审计监管机制的“软件平台”。监管机制的真正建立不仅需要组织结构的调整, 还需要制度创新的保证。通过有效地提供制度基础, 能够使得相应的硬件结构更好地发挥组织职能。如果组织结构是硬件平台, 那么制度基础就是软件平台。当前对审计监管机制的制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法律、技术、人才等三大方面。通过不断地挖掘各种相关的审计资源, 实现审计行业整体的效益最大化。也就是说, 为了构建良好的审计监管制度基础, 需要确保法律制度、人才选拔制度、技术开发制度等方面的发展, 而且法律制度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以外, 还应该加强一些其它方面的信息保障, 包括提高审计信息质量, 从而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另一方面, 推动非现场监管的制度的试行, 比如说加强报告制度。最后是可以通过加强金融组织内部的风险控制。如果内部建设良好, 那么会带来外部监管成本的降低。
本文通过重新定位金融审计, 探讨其对于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优势所在, 提出应该充分利用免疫系统理论, 构建我国独特的金融审计免疫机制。尤其是通过硬件组织和软件平台的构建, 共同打造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的合力, 最终充分突出现代金融审计对于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正面影响力。笔者相信, 现在对于建立更为完善的金融审计机制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
参考文献
[1]黎仁华:《政府审计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实现机制》, 《管理世界》2010年第2期。
[2]陈艳娇、易仁萍:《金融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实现的路径研究——基于审计结果公告的实证分析》, 《审计研究》2009年第3期。
应建立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篇11
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是指针对金融突发事件而建立的一套防范、预警和处置的金融 体系。它应由预警系统、防范系统和处置系统三部分构成。
王国刚、易宪容认为，所谓金融突发事件，是指具有影响某一局部地区，在中国可以“ 市”为界定单位，经济社会秩序稳定或影响全国经济社会秩序的突发性金融事件。因此，一 般的金融犯罪、金融市场波动和金融系统调整不属于金融突发事件范畴。
他们指出，金融突发事件的可能类型包括：
1、银行挤兑。即在1日或几日内突然有大量存款人到商业银行提款并引致影响到经济生 活秩序的不稳。
2、股市爆跌。由此引致一些投资者采取极端行为，甚至打砸等暴力行为,影响了当地的 经济社会秩序稳定。
3、技术故障。如金融机构中的计算机系统出故障引致相关人员的利益严重受损，一些 人对处理方案不满意而采取极端行为。
4、金融机构倒闭。一些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因经营不善或其它原因而倒闭， 可能引发地区性金融突发事件，如海南发展银行事件。
5、境外金融冲击。例如，在准许境外短期资金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条件下，一旦这些 资金在短期内巨额外流或巨额进入都将对中国境内的金融市场形成强力冲击，由此，将严重 影响境内投资者或存款人、借款人的利益，从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
6、金融危机。在中国金融市场日益国际化的条件下，国际金融市场的危机可能直接影 响到中国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引发中国金融的波动或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实体经济部门 或金融部门的风险在不断累积的条件下也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7、其它突发性事件引致的金融突发事件，如美国的“9·11”事件、上市公司财务造假 事件等。
建立金融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应从4方面着手：
一是在总结国内外有关经验的基础上，着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其中包括， 建立金融應急的法律或法规，建立金融应急的执法组织，明确金融应急的具体措施等。
二是建立金融突发事件的防范机制，以预先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其中包括，建立针对 金融突发事件的研究机制，建立各金融部门的信息沟通制度和技术系统，建立有关防范性金 融机构,如存款保险机构等,建立防范风险的市场机制,如上市公司的退市机制、金融机构的 救助机制等。
三是建立金融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其中包括，金融突发事件的预警指标、监控组织、 报告程序、处置制度、具体措施和信息管理等。
四是建立金融突发事件的处置机制，以免小事件酿成大事件。其中包括，针对金融突发 事件的指挥中心、决策程序、组织系统、信息报告程序、保密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资金调 动、技术控制、金融机构接管直至实行金融管制等。
处置金融突发事件，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和金融业的特点，应实行“统一指挥、组织落实 、明确责任、信息共享、措施得力、执法严格”的原则。
建立金融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目的主要有三：
一是防止金融突发事件的发生，或在金融突发事件发生后，防止该事件的蔓延扩大。
二是防止或最大限度地降低由金融突发事件给金融业及其它产业带来的经济损失。三是 防止或最大程度地降低由金融突发事件给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要达到这些目的，金融应急机制的建立就应科学、具体、严格，不应漏掉一个环节一个 要点。
“9·11”事件发生后，为了使突发事件对经济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并在短期内迅速恢复美国人民的信心，避免恐怖袭击事件酿成经济社会的灾难，美国政府采 取了一系列积极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其中包括，1、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01年9月14 日宣布将采取一系列紧急应对措施，以确保美国股市的稳定与发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FED）立即做出反应，当天向金融市场注入了800亿美元资金，并要求欧洲央行向金融市场注 入1300亿欧元，以保证金融市场的流动性。2、美国股市开市前两个小时，突然宣布降息0． 5个百分点，使联邦基金利率降到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
建立金融应急机制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仅应深化改革、大胆创新，而且应 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从我国具体情况来看，以下几项基础性工作的展开是十分紧迫的：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变中央集权式金融体制为符合金融市场发展要求的多元化多层 次金融体系。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主要由中央政府部门直接掌管，工、农、中、建四大国有 商业银行占有全国金融资产的70％以上。这种格局继续发展下去，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就容易 形成全国性大事件，因此，应予以高度重视。解决方案是，通过大力发展地方金融机构和金 融市场，降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使单家金融机构引致的风险不至于酿 成全国性事件。
2、完善金融技术系统，提高信息共享的程度。各个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信息 沟通不顺畅，是引致金融突发事件的重要成因。要改变这种状况，消除金融突发事件的隐患 ，就必须加速金融体系中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各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程 度。
3、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不仅要完善监管部门对相关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尤其 是要对资金调动、财务活动、经营状况、资产结构、投资项目等方面加强监管，而且应加强 各家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在金融机构国际化的条件下，尤其要加强对分支机构的内部监管 ，防止李森事件的发生。
4、建立全国统一的应对金融突发事件贷款机制和财政机制，一旦突发事件出现，立即 启动运作。这些机制中包括：运用市场方法并购有关金融机构的机制，强制性停止有关金融 机构营业的机制，接管有关金融机构的机制，中央银行的紧急贷款机制，对存款人的风险补 偿机制，财政性救助机制等。
5、完善金融体系的法治。一方面应加速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或修改工作，形成一套比 较完善具有国际水准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另一方面，应严格金融执法，坚决打击各种金融 犯罪和在信息、财务、资产、投资等方面的造假行为，维护金融活动的正常秩序。
金融危机扩散机制研究的理论综述 篇12
M.Allen, C.Rosenberg, C.Keller, B.Setser和N.Roubini建立了一个标准的因子模型来重新考虑关于金融传染的研究。文中将传染定义为金融冲击线性传播机制的结构性变化, 得到的结果是“只存在相依关系, 不存在传染”。Dobromi Serwa和Martin Bohl对欧洲股票市场1997年~2002年之间的七次大的金融冲击进行了危机扩散的研究, 文中用异方差调整的相关系数来区分危机扩散、相依关系以及金融市场的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 得出中东欧发展中股票市场相对西欧发达的股票市场更容易发生金融危机传播。Francesco Caramazza, Luca Ricci和Ranil Salgado研究了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扩散问题, 检验了金融关联关系在危机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文章中应用截面probit回归模型对41个新兴市场进行了分析, 发现在墨西哥危机、亚洲危机以及俄罗斯危机中, 关联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Buiteretal构造了一个“中心-周边”模型来解释1995年发生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当中心国发生危机后, 某些周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单独放弃了与中心国的汇率平价, 就产生了金融危机的局部扩散。同时, 产生的产业联动效应, 即“存货的加速原理”和产业的“结构性震荡”发生作用, 又对金融危机的扩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市场传导机制
Kodres和Pritsker则指出, 如果两国资产运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则金融危机会通过跨市场的套期保值迅速地传播。投资者在某个市场受到冲击时, 会重新调整他们的证券组合, 从而把冲击扩散到其它市场。Kaminsky和Reinhart提出了共同贷款人效应, 认为当某国发生金融危机后, 共同贷款人 (某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 往往会大幅收缩与此国经济结构相似的其他国的贷款, 拒绝展期或延长任何已到期限的贷款, 并撤回高风险项目的资金, 导致这些国家同时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Dasgup-ta应用均衡选择技术研究了银行同业存款交叉持有如何导致金融危机。在一些银行经营不善时, 这些银行将面临超额流动性需求的冲击, 如果整个市场的超额流动性供给小于超额流动性需求的差额较大, 通过“外溢效应”将可能引发整个市场的危机, 危机的传导是通过相互存款的提出引发整个市场的短期流动性不足而进行扩散的。Calvo, Guitlermo和Enrique G.Mendoza提出一个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内生流动性模型。在该模型中, 在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 消息灵通的投资者接到一国经济基本状况变动的信号, 受流动性冲击的影响, 被迫出售他们的资产。消息不灵通者的反应速度较慢, 但最终会依据信号显示机制作出反应。流动性冲击的结果是两国的资产价格变动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Dasgup ta运用carlsson和van-Damme的方法论证了金融危机传导与不同金融机构间的资本关联机制。Kiyotaki&Moore也提出了扩散通过贷款人与企业家之间的信贷链传递, 而资本关联是扩散的渠道的观点。张志波、齐中英运用VAR系统方法, 提出了通过分析危机前后各国市场波动性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变化、以及被传染国家对危机发源国的冲击响应的变化, 来检验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的新方法。并运用此方法, 实证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
三、金融中介传导机制
Goldfjan&Valdes从给国外提供流动资产的金融中介入手解释金融危机的扩散问题。当金融危机发生后, 投资者对存款的提取, 减少了金融中介的流动性, 迫使金融中介机构收回给其它国家的贷款或没有能力给其它国家提供新的贷款, 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危机。而Itay Goldstein&Ady Pauzner则在一个两国模型中论述了危机的扩散是由于投资组合在不同的国家间被分散化而引起的。当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 投资者会对其他与该国邻近或贸易联系密切国的资产进行调整, 从而影响这些国家资产的稳定性。Kyle&Xiong把扩散作为财富效应的结果来描述, Schinasi&Smith在此基础上对危机扩散和投资组合分散化、杠杆等特定渠道进行分析, 认为投资组合分散化和杠杆可以有效的解释危机扩散机制。Goldstein&Pauzner提出即使两国的基本面是相互独立的, 每一个国家也可能遭遇自促成危机, 这种危机是由代理人担心其他国家的代理人抽逃投资, 而抽逃其在该国的投资所引起的, 从而引起市场预期更为悲观。Calvo&Mendoza指出单个国家中收集信息的高成本可以导致理性传导。出自成本收益考虑, 理性投资者也会跟随市场, 使传染可能性增加。Kaminsky, Lyons&Schmukler提出了一些统计资料表明国际共同基金是金融危机扩散的主要渠道之一。Forsbes&Rigobvn提出了扩散机制区分为危机随动机制和非危机随动机制。范爱军强调了国际游资的冲击, 强调游资在金融危机扩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当一国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 国际游资就会大量涌入, 迫使该国被动增加货币量, 加重通货膨胀, 从而引发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 而且会通过金融市场中的投机运作把危机扩散到其他国家。
摘要：针对金融危机的扩散机制的研究, 是当前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通过系统总结和梳理当前国内外针对危机扩散机制研究的文献, 得出金融危机扩散机制的三个主流研究方向, 即汇率传导机制、市场传导机制和金融中介传导机制。
关键词：金融危机,扩散,理论综述
参考文献
[1]F.Caramazza, L.Ricci, R.Salgado.Crashes:Business Cycles with a Sudden Stop.2005, vol21:158～172[1]F.Caramazza, L.Ricci, R.Salgado.Crashes:Business Cycles with a Sudden Stop.2005, vol21:158～172
[2]张志波齐中英:基于VAR模型的金融危机传染效应检验方法与实证分析.管理工程学报.2005, 3:115～120[2]张志波齐中英:基于VAR模型的金融危机传染效应检验方法与实证分析.管理工程学报.2005, 3:115～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