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模式

合理模式（共12篇）

合理模式 篇1

目前,蓄滞洪区仍是我国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蓄滞洪区分蓄洪水是按照“牺牲局部,保护全局”的原则采取的重要防洪措施。但是近年来,蓄滞洪区人口剧增,社会财富大量积累,造成蓄滞洪区按规定及时启用越来越困难,严重影响着防洪功能的发挥;其次,蓄滞洪区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相对于蓄滞洪区的巨大作用,蓄滞洪区内群众的收入较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再次,由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等造成了蓄滞洪区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蓄滞洪区内湿地面积不断减少[1]。天津市蓄滞洪区面临同样的问题,天津市滞洪区总面积2 952 km2,占天津国土资源面积的24.54%,蓄滞洪区在历史上得到多次运用,在保护天津城市防洪安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比如建国以来,大黄堡蓄滞洪区启用过5次,贾口洼启用过4次。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土地资源越来越宝贵,蓄滞洪区经济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大,有些蓄滞洪区出现了无序开发的现象,如淀北建立了北辰开发区;大港行洪道成为石油基地,公路、铁路不断兴建;静海县大部分土地都位于蓄滞洪区内,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都给蓄滞洪区的治理、开发、管理、运用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发挥防洪减灾效益,另一方面要保障区内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因此,我国开始研究对蓄滞洪区的重新定位和调整以及蓄滞洪区土地的合理利用。

向立云[2]根据蓄滞洪区运用频率的不同,提出蓄滞洪区管理与发展的3种模式:第1种模式称为生态修复型蓄滞洪区;第2种模式为规模经营型蓄滞洪区;第3种模式是基本维持现状,或在条件成熟时,不再作为蓄滞洪区使用,而转化为一般防洪区。本文根据蓄滞洪区的重要程度、分洪后的水力特征、区内社会经济状况,在洪水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提出土地安全利用度的概念,建立蓄滞洪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蓄滞洪区土地合理利用模式。

1 蓄滞洪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

1.1 蓄滞洪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影响因素

土地利用学是20世纪80—90年代新兴的一门学科,通过认识土地、研究土地、改造土地、保护土地和管理土地来更好地利用土地,从而满足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保障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是蓄滞洪区建设发展需解决的重要任务。

蓄滞洪区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应考虑以下的影响因素[3]。

1.1.1 洪水风险

蓄滞洪区的首要功能是防洪功能,所以蓄滞洪区首先要达到一定的防洪目标,即按运用条件启用后,能够按既定目标蓄纳河道的超额水量,发挥削峰缓洪的作用。

1.1.2 经济发展

区内大量人口居住是蓄滞洪区的现实特点,蓄滞洪区内居民也有发展经济,全面奔小康的要求。建立与蓄滞洪特点相适应的土地及产业发展模式是蓄滞洪区可持续利用的重要目标。

1.1.3 水资源利用

在保障防洪需要的前提下,利用低洼地区或修建平原滞洪水库存蓄适量洪水,汇集当地涝水,通过区内湿地净化,除满足水面与植物蒸发耗散、维持滞洪水库与湿地的基本水平外,仍余有可资灌溉或其他产业利用的水资源。

1.1.4 生态修复

保证蓄滞洪区内的生态需水量,修复并维持蓄滞洪区内一定的湿地区域,维护蓄滞洪区本身的生态多样性,生态与景观的修复,可带来旅游收入及人文效益。

1.2 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

1.2.1 洪灾风险度

洪水风险是蓄滞洪区土地利用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4],建立了蓄滞洪区风险评价体系,包括了洪水因素、下垫面因素、经济因素、抗灾、救灾能力和灾后恢复能力。图1说明了洪灾风险评价过程。

将区域洪水灾害风险程度分为5级,各评价等级有一定的判别标准和区分界限,可看作是区域洪灾风险程度的重要表征,本文采用洪灾风险度来表示区域洪灾危险的整体态势,风险评价等级的划分见表1。

1.2.2 土地利用安全度

洪灾风险度越大,土地可持续利用程度越低。反之,洪灾风险度越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程度也越高,因此,把(洪灾风险度)定义为安全度。

1.2.3 评价指标

洪水频率的大小,很大程度影响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程度,不同的洪水频率,建立了不同的权重系数。本文以土地利用安全度和洪水频率为指标建立土地可持续利用程度的评估体系。

1.2.4 评价等级的划分

综合考虑洪水淹没的可能性,受灾体受灾的程度和灾后恢复与重建的难度,将大黄堡蓄滞洪区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等级分为5级,各评价等级有一定的判别标准和区分界限,可看作是可持续利用程度的表征,本文采用可持续等级度来表示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状态和趋势,土地可持续利用度划分范围为0.5～1.0,见表2。

1.2.5 评估方法的建立

采用线性加权函数法,即常用评分法,从而构造出目标函数:土地可持续利用度。

式中Y———土地可持续利用程度;

(1-)———土地利用安全度,代表风险度,i=1,2,3,分别代表不同的洪水频率5%,2%和1%;

λi———各目标权重系数,表征不同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不同频率洪水对应权重系数见表3。

1.2.6 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

本文对不同可持续等级的土地进行功能定位,见表4。

滞洪弱化型(Ⅴ级):针对分洪运用机率很低,土地可持续利用程度较高的小区。可作为乡镇和村庄区利用,开发适合小区发展的企业及工业,或在条件成熟时,不再作为蓄滞洪区使用,而转化为一般防洪区。

规模经营型2(Ⅳ级):针对分洪运用机率较低的小区,土地可持续利用度较高。此区内土地利用,在农业开发的基础上,适当区域可开发为企业和工业区。

规模经营型1(Ⅲ级);针对分洪运用频率一般的小区,土地可持续利用度适中,将这类小区定位于规模化经营区,适合的土地开发方式为林业区、旱田、果园及农业示范区为主。

生态修复型2(Ⅱ级);针对分洪运用频率较高的小区,土地可持续利用度较低,将这类小区以芦苇区、鱼池、水田,旅游区开发生产,注重生态修复,并辅以与其生态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

生态修复型1(Ⅰ级):针对分洪启用机率很高的小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等级很低,将发挥其蓄洪(蓄涝)、生态环境改善、湿地恢复、生物多样化等功能,强调发挥滞洪分区在生态保护、环境改善方面的价值,不再开发新项目。

2 大黄堡蓄滞洪区基本情况

2.1 蓄滞洪区地理位置及分区情况

大黄堡蓄滞洪区位于北运河的主要泄洪尾闾青龙湾减河中下游与北京排污河之间,地处天津市境内,总面积289.4 km2。设计蓄洪量3亿m3。大黄堡蓄滞洪区分为Ⅰ、Ⅱ、Ⅲ、Ⅳ、Ⅴ共5个滞洪小区,当青龙湾减河达到设计流量或水位时,提开狼尔窝分洪闸,通过狼尔窝引河向大黄堡蓄滞洪区分洪,分洪时按Ⅰ—Ⅴ区依次运用(见图2)。

2.2 大黄堡蓄滞洪区土地利用情况变迁

1950年大黄堡辟为分洪区,经历了1954,1956,1958,1962,1964,1984年等多次滞洪运用。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多次分洪运用,大黄堡湿地面积达277 km2,主要是鱼苇区,蓄滞洪区基本无耕地及企业。20世纪70年代,蓄滞洪区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逐渐改善了灌溉条件,天然湿地、鱼苇区面积减小,耕地和农业生产面积增大。20世纪80年代开始,蓄滞洪区进行渔业养殖,同时兴建了尔王庄水库,苇田面积进一步缩小,蓄滞洪区内的经济建设发展迅速,有一定程度的基础设施和企业生产。到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区域已被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和工业开发利用,蓄滞洪区的建设发展已经比较集中,区内人口和产业布局已成一定规模。21世纪以来,乡镇工业发展迅速,企业固定资产及产值从20世纪80年代分别为0.28亿元和0.95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2.79亿元和8.9亿元,蓄滞洪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见表5。

大黄堡蓄滞洪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包括农业及企业、村庄等设施用地。如表6。

其中农业GDP占整个蓄滞洪区40%,工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总GDP的34%和26%。同时,蓄滞洪区内有村庄67座,人口4.489万人。蓄滞洪区各分洪小区的人口密度、固定资产密度见表7。

Ⅰ区村庄和人口最多,房屋和家庭财产也最大,每平方千米的固定资产最大,但是分洪时先运用Ⅰ区,Ⅰ区蓄满后才用其他小区,因此有必要对蓄滞洪区现状土地利用模式进行评价,提出合理建议,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3 大黄堡蓄滞洪区土地合理利用模式研究

3.1 现状大黄堡蓄滞洪区土地利用模式评价

根据上述建立的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方法,在洪水演进计算和洪灾风险评价的基础上确定了大黄堡蓄滞洪区各分洪小区的评价指标值,见表8。

根据上述评价指标值,对各分洪小区进行了综合评价,提出了各小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等级,见表9。

3.2 大黄堡蓄滞洪区合理的土地利用模式探讨

根据以上表格的结论,分析大黄堡蓄滞洪区合理的土地利用模式及分洪管理措施。

(1)Ⅰ区土地可持续利用度最低,为0.54,应将Ⅰ区土地利用模式定位为生态修复型1。但现有Ⅰ区人口密度最高,固定资产也最大。因此现状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建议结合新农村建设,撤村并镇,把村庄撤到安全区。如果存在实际困难,可撤到地势较高区域,同时要做好撤退路、村台、围村埝等安全保护措施。Ⅱ区的土地可持续利用度同样比较低,为0.65,可定位为生态修复型2。Ⅱ区现状主要为鱼池、苇地和旅游区,因此Ⅱ区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合理的。

建议加宽、加高、加固狼尔窝引河,把洪水引入Ⅱ区,当Ⅱ区蓄满后再用Ⅰ区。

(2)Ⅲ区可持续利用度为0.83,可持续利用等级为4级,定位于规模经营型2,适当的区域进行企业和工业开发,主要以果园、农业示范区及加工区。Ⅳ、Ⅴ区土地可持续利用度分别为0.92和0.93,只是在遭遇2%和1%频率洪水时启用,可定位于滞洪弱化型,土地利用方式包括乡镇建设、村庄区,企业、工厂区及农业,现状Ⅳ区土地利用方式基本合理,Ⅴ区开发程度较低,可以把Ⅰ区的人口、财产和企业适当地转移到Ⅴ区。各小区的土地利用功能分区见图3。

4 结语

目前蓄滞洪区存在着分蓄洪水和发展经济的矛盾,许多地方发展经济的要求更加迫切,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在上项目之前要经过严格的论证,要详细分析蓄滞洪区土地的合理利用模式,在适当的区域进行适当的开发。同时在进行分洪管理时,要考虑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尽可能减少分洪损失。

参考文献

[1]王薇,李传奇.蓄滞洪区的功能、价值与多目标利用[J].水利发展研究.2004(9):26-28

[2]向立云.我国洪水风险区管理探讨[J].水利发展研究.2002(9):26-28

[3]周潮洪.大黄堡蓄滞洪区风险管理研究技术报告[R].天津:天津市水利科学研究院,2009

[4]冯平,崔广涛,钟昀.城市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评估与预测[J].水利学报,2001(8):64-68

合理模式 篇2

连锁超市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一种零售业态，近几年来在中国迅速发展。连锁超市以连锁体制为轴心，以广泛的店面网络为市场依托，以中央采购制形成批量采购利润，以现代化的物流方式——配送中心获取物流利润，将市场信息向加工制造业渗透，发展定牌商品，甚至形成供应链，开发生产利润。它是“资金流、物流、信息流”高度集中、相辅相成的最佳形式。

连锁超市之所以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商业业态，是因为它实现了统一进货，统一配送和分散销售，因而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具有价格、质量、管理、品牌效应等方面的优势。而统购分销这一系列活动正是通过配送中心这一环节来实现的，配送中心的工作效率和运行状况直接决定和影响连锁超市的生存和发展。所以说配送中心是连锁超市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基础。

一、连锁超市配送中心的作用

配送中心的根本作用在于通过高度集中的采购与配送，使连锁超市实现理想的经济效益。具体来说，连锁超市配送中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统购分销，形成经济规模，降低流通费用

连锁超市实行统一进货，由配送中心将厂家或自己加工的产品配送给各个分店，保证了各分店商品的规格、品种和质量，减少了交易次数，可以降低外部交易的信息管理费用；统一送货，协调分配运输设施，选择经济合理的运输方式和运输路线，降低商品的损耗；统一检验，对商品编号入库，减少了分店的采购、检验、库存等费用，从而减少物流成本。随着进货量的增加，物流的规模效益将更加突出。

2、减少分店的库存，提高商品流通效率

在传统的购货方式中，零售商不可能从一个供应商那里得到所有的商品，而供应商的商品也不可能都是零售商所需要的，这样由于信息交流的不畅，影响了商品流通速度，而连锁超市的配送中心，可以及时地为分店提供其所需要的一切商品，因此可以使分店库存量很小，提高了商品流通的效率。

3、密切了连锁超市与供应商的关系

连锁超市庞大的销售网络对供应商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其大批量进货可以得到优惠的价格折扣，两者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连锁超市通过其商品销售信息对供应商的反馈，取得对产品生产的影响力。

4、可以促进连锁超市业务的发展和扩散

配送中心承担了一切采购和输送任务，使得各分店不用分散精力与供应商打交道，从而可以专心于分店销售业务的发展和利润的成长，不断开发外部市场，拓展业务。

二、我国连锁超市配送中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配送中心强大的作用背后是一个复杂的需要多方支持的系统，所以在建设过程中不免会有很多的问题。我国连锁超市配送中心建设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配送效率低下

我国连锁超市的配送中心有很多都是由原来的仓库改建而成，或者只是换了个名字，缺乏与物流运作配套的技术与管理。从目前看，没有一家超市的配送中心能够对分店经营的商品达到100%的配送，平均配送效率只有60%-70%，这一配送效率仅局限于中心城市或某一个地区，如果市场范围扩大，其配送效率会明显降低，即我国的零售业配送能力有限。而国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其配送效率一般都在80%-90%，足见差距所在。连锁超市建立配送中心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提高配送水平来降低整个系统的物流总成本，实现销售利润的最大化，因而它不是传统的仓库和运输方式所能实现的。不能实现统一配送就意味着没有统一进货，不能统一进货就没有了超市连锁经营的根基。另外，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的技巧如即时制等，许多超市还没有系统的经营理念，这样就使得分店的进货要求不能得到及时、迅速的供应，给分店经营带来不利，连锁超市经营的优势也就难以发挥了。

2、没有价格优势

合理模式 篇3

有效运营模式，保障数字和平建设

一直以来，和平区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工作，于2007年成立了“数字和平”管理办公室，主导全区的信息化项目建设及审核工作，并搭建完成了“两大平台和四大应用体系建设”，完成了全省首家真三维多媒体地理信息平台及覆盖全区委办局、街道、社区的网络基础平台的建设，并开发建设完成了协同服务、医疗卫生、视频会议、协护税信息管理等30余个应用系统。

在数字城市建设中，和平区主要应用了三种运营模式。网络基础设施及应用系统的建设采用政府独立投资建设的运营模式，使政府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在此基础上，和平区在其他运营模式上也做了一些尝试，例如视频监控系统，采用由3家运营商负责建设经营、政府采用BO租赁制购买服务的方式；时代广场智能楼宇的建设采取BOT运营模式，通过市场化方式引入企业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由电信公司建设并运营5年，到期后再由政府收回管理经营。

三种运营模式的有效结合，一方面使政府在基础类项目中拥有绝对主导权和控制权；另一方面，在部分项目上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多元运营模式，助推智慧和平建设

在数字城市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和平区积极进行智慧城市的建设工作。2014年，和平区成功被列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单位，制定了“思新型服务理念，创智慧服务模式，提城市服务质量，展惠民兴业和平”的建设理念，完成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方案设计。

智慧城市建设本身是浩大且长期持续的工程，不仅仅需要政府的牵头和参与，更需要动员产业链上的成员共同参与。和平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推进“互联网+”行动，促进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于6月28日召开了“首届中国三好街互联网金融节”，积极推进互联网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旨在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东北地区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进而带动市场主体的发展。同时，和平区积极探讨新的运营模式，先后出台了《和平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试点的实施意见》、《和平区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方案》等文件。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和平区拟进行联合公司化运营的模式，即“1+N”的模式，“1”是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智慧城市建设的运营公司，负责智慧城市项目的建设和运营，“N”是成立多个智慧应用项目公司，负责不同类别智慧应用的建设。此外，和平区还设立了“智慧和平”建设发展基金，以较少的资金投入撬动较大的盘子。

和平区智慧城市建设分为智慧基础类和智慧应用类，根据类别的性质及业务特点的不同拟采取不同的运营模式。基础平台的建设被归纳为智慧基础类，这一类建设因涉密要求高或投资规模大、专业要求高等特点，拟采用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委托运营商或第三方建设的运营模式；智慧应用系统的建设拟从善政、惠民、兴业等三方面进行建设，归纳为智慧政务、智慧民生及智慧产业类，根据每类的性质不同亦采用不同的运营模式，如智慧民生因投资规模不一、应用类别多样、公益性质高、直接面向公众等特点，拟采用政府投资或融资租赁、政府购买服务相结合的运营模式，并且在智慧社区的建设当中，拟由联合运营公司申请智慧和平的建设基金。智慧产业由于其投资规模较大，拟采用PPP运营模式。与此同时，政府将搭建一个与企业应用系统进行对接的监管平台，保障智慧和平项目科学、合理、有序、有效地进行。

建设的思考

通过实践和探索，对智慧城市建设有以下几点思考。

开展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政府体制机制创新。智慧城市建设不是一个简单的新信息系统建设问题，而是城市服务系统的再造，其本质是政府服务体制机制和城市发展模式的变革创新。和平区自2007年开始进行“数字和平”建设，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数字和平”建设三年规划和“十二五”规划，始终坚持标准统一、资源共享、联合共建、整体发展的建设标准，开展各项工作。同时，和平区以平台建设为基础，推进多媒体协同办公、社区综合服务平台、视频监控、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管理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移动办公平台等33个系统在全区各领域中的应用，促进社会发展在稳定动态中有序前进，使灵活、高效的系统应用成为智慧城市管理创新的载体与平台。在“智慧和平”建设中，将通过夯实基础、规范流程、统一平台等举措，降低行政成本、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益，使其真正成为政府体制机制创新的催化剂。

明确建设阶段，准确项目定位。智慧城市建设不是城市信息化建设的新阶段，而是信息的智能化应用，它必须依托于数字城市的建设成果，其核心目标是最终实现整个社会运行模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服务体制机制的变革创新。全球数字化建设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蜂拥建设、90年代以“金字号”工程为代表的条块式发展、千禧年后的点线面结合工程后，目前已全面迈向了大融合的立体发展，迎来了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政府数字化建设浪潮。为此，在智慧城市项目建设论证上，要充分认识其时代特征，明确项目定位及所属建设阶段，避免建设落后于时代的、不合时宜的智慧城市项目。

理顺省、部、中央以及地市级组织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定位、作用。当前信息化系统建设已走向横向大融合阶段，出台全国统一的规范标准显得极为迫切。智慧城市的建设要理顺各个级别单位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定位、作用，尤其明确区级定位，避免多层级参与建设。要坚持省、部、中央以顶层设计、协议设计和模块化设计为主，以城市为最小载体实施单位建设的智慧城市建设方案，并将智慧城市的建设规划纳入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轨道中去，以适应新一代信息化建设浪潮的需要。

智慧城市建设要直面社会难点热点。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民生工程，其宗旨在于智慧地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并在节能、高效、可持续的前提下，实现提升国家综合实力、改善国民生活水平的最终目标。为此，在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要以“善政、惠民、兴业”为根本目标，以社会需求为突破点和出发点，直面当今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真正解决人民群众所需，真正实现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合理有效的商业模式助推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和平建设是和平区大力实施“品牌强区”发展战略，弘扬“和谐争第一，实干创唯一”精神的重要体现。和平区数字城市建设依托合理有效的商业模式，基础日益夯实，不仅为和平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更为物联网、信息服务业、软件产业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智慧和平建设除了要有高水平的全面规划和完善的顶层设计做指导，更需要有效的商业模式做支撑，在数字和平建设商业模式基础上，实现由政府主导向社会共同参与、联合建设运营的多元化运作模式转变，并呈现出以其中一种或两种模式为主，其他几种模式为辅的多元化运作形式，实现合作共赢，创建符合创新创业、时尚智慧、文明幸福功能定位的新和平。

谈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模式 篇4

1 地下水库式开发模式

为了缓解水资源紧缺, 改善单纯引用地表水引起的环境负效应荷兰、德国、英国伦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及我国北京等地都采用地下水库式开发模式, 通过人工和自然调蓄技术, 对水资源进行时间和地域的再分配。

地下水库式开发模式主要选择在含水层厚度大、颗粒粗, 与地表水直接发生联系且地表水源丰富, 具有良好的人工调蓄条件的地段如冲洪积扇顶部和中部。冲洪积扇的中上游为单一潜水区, 含水层颗粒粗、分布范围广、厚度大 (可达上百米) , 有巨大的储存和调蓄空间, 且地下水位埋藏浅、补给条件好;而扇体下游受岩相影响, 颗粒细构成潜伏式天然截流坝。这种结构特征, 决定了地下水库具有易蓄易采的特点, 具有良好的调蓄功能和多年调节能力, 有利于“以丰补欠”, 充分利用洪水。

根据水文地质条件, 调蓄的最佳部位是冲洪积扇的中上游单一潜水区。可采用群井强采、枯采丰补、以丰补欠的调蓄方式。为实现这种调蓄方式, 在工程措施上要采、补相结合。补源措施上可在河流的上、中、下游分级修建高出河床1~2m滞洪坝, 延长河水对地下水的补给时间, 增加河床中水层厚度与湿周长度, 从而可达到增加地下水的补给量的目的。也可利用扇体上游的一些废弃沙坑引洪水进行人工回灌。通过这些工程措施可达到充分利用洪水, 增加补给量的目的。在采水工程上可采用深度适宜的管井进行强采。井间距采用有关方法计算确定。

2 河流近岸开发模式

我国北方的北京、西安、兰州、西宁、太原、哈尔滨、郑州等大城市, 大型供水水源地都是傍河取水型的。经多年的开采实践证明, 傍河取水是保证长期稳定供水的有效途径, 特别是利用地层的天然过滤和净化作用, 使难于利用的多泥沙河水转化为水质良好的地下水为沿岸城镇和工业集中供水提供水源, 是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开发的一种主要模式之一。在选择傍河水源地时, 应遵循以下原则:

2.1 在分析地表水、地下水开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 优先选择开发程度低的地区。

2.2 充分考虑地表水、地下水富水程度及水质。

2.3 为减少新建厂矿所排出的废水对大中城市供水水源地的污染, 新建水源地尽可能选择在大中城镇上游河段。

2.4 尽可能不在河流两岸相对布设水源地, 避免长期开采条件下两岸水源地对水量、水位的相互削减。

3 井渠结合模式

农灌区一般采用井渠结合开发方式, 特别在我国北方地区, 由于降水与河流径流量年内分配不均匀, 与灌溉需水过程不协调, 每年3~5月或4~6月灌溉临界期一般严重缺水, 形成“春夏旱”。为解决这一问题, 发展井渠结合的灌溉, 可以起到井渠互补、余缺相济和采补结合的作用。实行井渠统一调度, 可提高灌溉保证程度和水的利用率, 不仅是一项见效快的水利措施, 而且也是调控潜水位, 防治灌区土壤盐渍化以及改善农业生态和环境的有效途径。经内陆灌区多年实践证明, 井渠结合灌溉的作用, 一是提高了灌溉保证程度, 缓解或解决了春夏旱的缺水问题;二是减少了河水的灌溉数量, 从而减少了灌溉水对地下水的补给;三是可通过井灌控制地下水位, 改良土壤盐渍化。例如, 新疆乌鲁木齐冲积平原五家渠灌区的101、102和103三个团场, 先后打井360眼, 1978年播种面积23×104亩, 共需水量1.3×108m3, 其中井灌提取地下水量0.5×108m3, 通过打井不但解决了灌溉水源不足的问题, 而且有效地降低了地下水位, 已从井灌前的0.5~1.0m, 下降到3.0m左右, 灌区盐碱地得到了改良。

4 井灌井排模式

井灌井排模式主要适用于干旱内陆河流下游, 地下水的矿化度低于1.5g/L, 含水层与表层土壤间无隔水层的地区, 这些地区一般容易发生土壤盐渍化, 而且地表水缺乏。在这些地区开展井灌井排模式, 一方面提高了灌溉保证程度, 另一方面可达到改良土壤盐渍化的目的。井灌井排模式具有效果快、稳定、排灌结合成本低和占地少等优点, 但在咸水区不宜采用。

在采矿过程中, 由于地下水大量涌入矿山坑道, 往往使施工复杂化和采矿成本增高, 严重时甚至威胁矿山工程和人身安全, 因此需要排水。例如我国湖南某煤矿, 平均每采1t煤, 需要抽出地下水130m3左右;匈牙利尼拉德铅土矿, 需要抽出210 m3的地下水才能开采1t铅土;又如目前沿我国太行山山麓有不少煤田, 由于大小矿床疏干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未能开发。如果矿山排水能与当地城市供水结合起来, 可一举两得。据估算, 这一地区的矿坑排水量每年可达5×108m3左右, 如果能得到充分利用, 可在城市供水紧缺的局面中发挥重要作用。

5 引泉模式

在一些岩溶大泉及西北内陆干旱地区, 地下水溢出带可直接采用引泉模式, 为工农业生产提供水源。大泉一般动态稳定, 水中泥沙含量低, 适宜直接在泉口取水使用, 或在水沟修建堤坝, 拦蓄泉水, 通过管道引水, 以解决城镇生活用水或发展泉灌。这种方式的取水经济, 一般不会引发生态和环境问题。

结束语

以上是几种主要的地下水开发模式, 实际应用中远不止上述几种, 可根据地区水文地质条件选择合适的开发模式, 使地下水资源开发与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水文地质工程勘察规范[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2.

合理模式 篇5

祁仪乡一初中：谢海珍 合理穿插运用多媒体手段，形成简约高效教学模式

祁仪乡一初中：谢海珍

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阵地，如何提高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效率，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促进学生获得高效发展，是一个一直存在和探讨的问题。由于多种原因，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效率方面，与城市相比，农村尤其是山区还有不小的差距，多媒体技术则为缩短这种差距提供了一个契机。

语文课程应植根于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应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跨学科的学习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应当密切关注当代社会信息化的进程，推动语文课程的变革和发展。多媒体的普及，推动了语文课程改革，为山区学校提供了内容丰富的语文教学资源和新鲜的教学手段及教学模式，对语文教学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在不断提高农村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效率。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也说：“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教师从多媒体课件中选取合适的、教学需要的动画、文字等资料，配合光、形、声、色，提高语言感知的效果。调动学生的内在情感，唤起学生进入学习的准备状态，产生一种强烈的听、说、读、写的愿望。如在学习李森祥的《台阶》时，首先分别展示天坛祈年殿，巍巍中山陵，香港宝莲寺大佛，布达拉宫等处的台阶，给学生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激发学习热情和探究的激情。

而学生对教师所教授的内容有了兴趣和激情，学生才能乐于接受。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应用视频、动画、课件等资源再现课文情境，使课文 内容形象化，就会把学生的兴趣激发起来，诱发学生强烈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山区的孩子生活在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信息不畅，更容易对新事物产生兴趣，多媒体教学将更容易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有效地运用远程教育技术手段，能够营造浓厚的课堂气氛，创设释疑问难的突破，激发学生丰富的情感，引导学生感知课文的整体美，发挥学生的课堂主体作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课堂教学，其效果将是无法估量的。

信息技术应用于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现代信息技术在语文教学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真正操作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些许问题。首先，教材教材常常被冷落。有时教师用鼠标代替了粉笔，用屏幕上演示的文字代替了教材。学生的眼睛多半时间盯着屏幕，手中的教材被冷落到一边。比如．新授语文课一般先要熟悉文中的词语，学生注视屏幕。词句及图像等不断呈现不断消失．词句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不深刻的．因为多媒体呈现的文字材料往往一闪而过．学生无法重复学习和回味。对词句的理解往往不够深刻和充分。同时，师生情感的交流有时候被多媒体所阻挡。课堂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教师的一笑一颦一举手一投足．有时可以使师生心心相通，激活学生的思维，唤起学生的创造欲望。这正是语文课堂教学艺术的关键所在。多媒体的运用，使得师生在交流中多了一个中介，并且这个中介是没有感情的机器，师生情感交流由于它的存在而变得冷冰冰。有时教师关注更多的是多媒体的操作和教学内容的演示．学生知识掌握和能力培养情况的反馈信息常被忽略；有时学生关注更多的是多媒体所演示的内容．教师的言语鼓励和情感宣泄常被学生忽视。第三，课堂教学过程和结构不 够灵活开放，教学过程和结构本身需要有序．但这是相对而言的。多媒体课件制作完成后．它的程序就固定不变了。课上，教师只能一步步按照课件的固定程序进行演示，不能随着课堂教学过程的变化而灵活调整．教师总是想方设法将学生的思路引到多媒体既定的程序中去。整堂课的教学过程可以说是由多媒体的程序控制的。不仅学生的思维训练过程，就是教师的思维与讲解过程都被多媒体课件控制了，课堂缺少开放性和灵活性。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语文教育中的作用，教师一定要在深入钻研教材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教学设计。以科学求实的态度使用多媒体技术，达到信息技术与语文课堂整合最优化的目的。最后，山区孩子好奇心太重，常常使课堂表面化，使课堂成为剧场。

对待以上的问题，我提出的建议就是合理穿插，形成简约高效模式。模式教学使教师能够根据教学目标和主题来整合课堂资源，有计划的实施各个环节，提供了一整套提高学生参与和师生互动的开放性情境教材，并为教师了解和使用这套教材提供了一系列的教师指南。有效解决了教材教材常常被冷落、师生情感交流受阻和课堂表面化的弊端。下面结合山区实际，简单介绍一下我采用的教学模式。

第一步：目标点击——学生自主看书，理解教材，共同制定学习目标（通过多媒体把目标展示给学生）

第二步：自主学习——根据目标，学生自主学习教材内容，找出问题划下来，发现问题作标记。

第三步：合作探究——由学生共同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理解教材，掌握知识。（通过多媒体来创设情景）

第四步：归纳提升——经历了前面几个阶段后，学生对所学的内容 有了较深的理解和认识，这时再回过头来细读教材，对有些问题学生会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从而促进知识的内化。让学生小结既可以使学生学到的知识系统化，又使学生体验了自行收获知识的快乐。（通过多媒体来展示信息）

第五步：达标反馈——这一环节，是对预设的学习目标进行回归性的检测，本环节尤其要突出“弱势群体”，让他们说、谈、演、写，进一步检查落实情况，能否达到三维目标。采用教师提前设计的课内题目进行，既是对本节课一次系统总结，也是对学生自主学习知识后的一个把握，以便及时补充反馈。（通过多媒体来展示信息）

第六步：拓展延伸——教师提出问题或要求，学生课外继续学习探究延伸课堂知识。（通过多媒体来展示信息）

（以上六个环节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按照教材内容的特点、班级情况灵活处理）。

在实施“六步自主”课堂教学中，老师们通过“表演导入”、“故事导入”、“谜语导入”、“乐曲导入”、等多种形式，抓住学生好奇、求知欲、喜闻趣事的心理特点，扣其心弦，让他们自然步入情趣横溢、色彩斑驳的教学殿堂。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创设形象生动的活动情境、调动学生多感官，全方位参与，提高他们的活动兴趣和学习兴趣。主要是穿插利用多媒体，让多媒体始终伴随课堂，用多媒体来创设情景和提供资源和载体，让学生在形象生动的情境中，高效地和有步骤的学习。

合理模式 篇6

【关键词】初中数学  翻转  信心技术  网络资源  双向

引言

随着新一轮初中数学教学课程改革标准的进一步推进与实施。国家大力提倡教师要大胆革新传统教学，积极创新教学模式。告别传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生硬的扮演“搬运工”的角色。要加大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同时构建学生互相交流的平台，加大学生对数学兴趣的培养。鉴于当前社会信息网络的快速进步，多媒体教学工具也逐渐走入课堂。那么，教师就要有效利用好信息教学资源，革新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课堂中和课堂下都能够及时的对知识进行回顾学习。弥补学生因为课堂听不懂，课下没有复习目标的不良现象。加拿大的《环球邮报》曾在2011对当前影响教育教学课堂的重大信息的评价指出，基于信息技术的翻转课堂通过反转课堂或者颠覆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课上及课下充分的回顾教学知识点，极大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至此，本文就基于当前信息技术的背景下，依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对初中数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合理的优化。

一、翻转课堂的起源及特征

翻转课堂的模糊概念首先被美国的林地公园高中的两位化学教师（乔纳森·伯尔曼、亚伦萨姆斯）所提出。当时主要是为解决一部分学生因为缺课造成的学业跟不上进度的问题。教师通过视频录制软件将教学视频录制后，上传到网上供学生分享。以此来弥补学生在课堂上听不懂、课下不知如何复习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这两位教师发现，造成学生学习困难的主要阶段是学生在课下遇到问题没有及时解决的时间段。因此，两位教师通过拍摄微课堂视频，将课堂教学知识的重难点及时的以视频为载体的上传到网上为学生分享。从而以微视频的形式将传统课堂进行翻转教学。

翻转课堂教学的特点是以“微视频”为教学载体，将传统的教学课堂进行有效压缩。以视频代替纸质书本的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它是从学生的自身实际出发，结合新课程教学目标要求的一种着重于解决学生学习实际问题、发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同时，通过创建情景模式为学生之间的有效交流创建平台。以多角度、多维度的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在教学资源开发时，它是结合众多名师的教学精华，鼓励师生互动、优化教学过程的新型教学模式。对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都有着很好的促进。

二、初中数学翻转课堂优化措施

1.课下将教学知识传授

为有效的将学生课下时间充分利用起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明确认识翻转教学的实质。确立好教学的主要目标及课下学生所要达到的自主学习目标。教师要提前备课，充分掌握课堂内容的重难点。由主讲教师进行视频讲学，后期由多名教师进行视频录制处理、上传。或上传到优质教学资源网，或上传到本学校的精品课程网。在视频的录制过程中，教师要精心准备。一般将传统课堂45分钟教学时间有选择性的压缩到5～10分钟。其主要是选取符合学生认识特点的教学片断或者教学案例。将教学重点针对性的压缩为一个教学片断，这样学生学习起来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例如学习七年级数学（华东师大版）第2章《有理数》课时，教师就要重点进行“正数与负数”和“在数轴上比较数的大小”进行微视频录制，后期由多名教师进行PPT和视频处理。由学生登录学校精品课程平台，或者在学习资料网下载相关教学视频。然后自主学习，并针对有疑惑的问题通过邮箱或者QQ与教师联系，也可以建立班级讨论QQ群。为学生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教师也能够及时的解决学生的疑惑。这种翻转的教学模式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及交流能力。

2.课中将知识深化

在课下的自主学习中，教师要及时的将学生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处理。然后将问题统一整合，将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设立小组讨论。同时，针对个别学生的特殊问题教师要实施个性化辅导，力求最大程度的符合学生的自身实际。教师在整个过程中仅起到引导的作用。而学习的主动权将最大程度的交给学生。在此环节中，小组展开竞争机制，学生自主讨论的学习方式可以最大程度的将课堂内容深化、并吸收。通过小组之间的互帮互助，学生的合作交流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可以得到较好的锻炼。待小组讨论结束后，教师要及时的展开后期的问题收集。通过访谈、调查表、学生互评等等方式对学生进行多元化的评价考核。力求最大程度的将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反馈处理，为后续的翻转课堂做出铺设。

三、总结

综上可知，翻转课堂是基于当前社会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发展的新型教学模式。它完美的结合传统教学的优势，发挥互联网教学的广阔平台，对学生的学习模式进行全面革新。有效的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及交流合作能力。所以，本文通过基于课下的微视频自主学习将传统课堂进行深化，然后在将学习面临的共同问题，教师选择有价值的进行课上讨论研究。这种教学模式可以有效的将初中数学课堂进行翻转，合理优化，最大程度的将初中数学教学的课程知识与现代信息技术有效整合。

【参考文献】

[1] 陈晓燕. 基于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J]. 现代中小学教育，2014（10）.

[2] 罗淑芳. 翻转课堂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比较、变化[J]. 东方企业文化，2014（15）.

[3] 刘雪松.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实践研究[J]. 技术与市场，2014（09）.

合理模式 篇7

关键词：小学数学,合作学习模式,规范化

1. 合理划分小组,使成员之间分工明确

目前的课堂讨论在小组划分上的随意性很强,一般教师都是按照学生的座位来划分小组的。这样会造成一些小组全是学优生而一些小组全是学困生的情况,在讨论时间、讨论深度、讨论结果上悬殊。而一些班级实行定期换座的制度,使得小组的成员不固定,默契很难形成。为了使小组成员之间形成强烈的团队意识和达到合作学习效益的最大化,教师应合理分配学优生和学困生在每组中的比例,并根据学生的性格特色选取组长和汇报员。此外,在合作进行当中,各成员之间应有明确的分工,这样才能使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例如,在小组合作计算实际物体的表面积和体积时,组长就应该分配好哪一个测量长度,哪一个负责记录数据,哪一个计算表面积,哪一个计算体积,等等,一次结束后还可以交换任务再做一次。这样将整体活动拆分成具体步骤,不仅缩短了活动时间,也培养了学生相互协作的能力,提高了合作学习的效率。

2. 选定有效主题,使合作讨论有价值

合作学习需要围绕一定的主题展开,所以主题的选定往往决定着一次合作讨论的价值。若是教师口头讲解或是通过课件展示就能讲清楚的问题,却选择用学生讨论的方式来解决,这无疑是对课堂时间的浪费。例如,在“运算定律和简便运算”的练习题中,一道题目往往可以用多个运算定律进行简便计算,但哪一种才是最简便的呢?如果每种方法都试一下显然浪费时间,效果也不强,因此教师不如让小组围绕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但哪里需要结合、哪里需要分配、怎样分配最好,等等,这些抽象的问题一言两语都很难解释清楚,加上每个学生对于“最简”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面对这个问题学生讨论的氛围比较热烈,而且讨论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个结果。但是,合作学习的模式主要是通过学生在交流过程中的独立思考与交流讨论,形成思维的碰撞与交换,从而达到培养数学思维习惯的目的,所以讨论结果反而变得次要。因此,教师在选择小组讨论的问题时一定要注意问题的开放性和挑战性,从而激发起学生的讨论兴趣,最大程度上发挥讨论的价值。

3. 和谐合作过程,使团队精神得到提高

确实合作过程中的具体做法,以及注意事项,从细节处入手提高合作学习的质量也是合作学习模式的主干部分和最重要的部分。

(1)处理好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小学生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因而集体意识淡薄。针对这个情况,数学教师不仅要经常给学生灌输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教他们适当地为了小组合作的有效进行克制一下个人的表现欲,同时也应该制订有序、规范的活动步骤,以此来处理好学生个体与小组整体之间的关系。例如,教师在进行“平行四边形”的讨论教学中,首先应给全体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让他们想想平行四边形都具有哪些不同于普通四边形的特点,并将自己所想到的写在纸条上,做好记录。然后把小组成员的纸条汇总在各组长那里,再由组长整理出每个小组写出的点。之后将每个小组的结果进行公布,全班共同选出写得又多又好的那一组,并给出奖励。只有将小组的荣誉分配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组员们才会更加重视“集体”这个概念,逐步养成主动参与、积极思考、踊跃发言、密切配合的习惯。而且,在小组合作的模式下仍然保持学生个体的独立思考学习,使合作能力有所上升也不偏废了自主学习的能力,这才是科学合理的合作学习模式。

(2)懂得倾听和表达。在合作中,不仅要注意表达的技巧,“学会倾听”同样也是一门学问。倾听表现了对人的尊重,组员间的合作也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组长作为这个小团体中的领导,虽然有分配任务和组织协调的权利,但是也要虚心听取其他组员的意见,不能只凭一己之见去处理组内的事。而汇报员在汇总小组成员意见、总结小组学习情况之后,也要注意表达的技巧,将这些情况真实、扼要地反馈给教师。倾听和表达的重要性更明显地表现在“开放型”问题的讨论中,若学生七嘴八舌地抒发各自的想法,讨论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所以,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有序、轮流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认真倾听别的同学的发言之后给予真诚的赞赏,或是大胆地质疑、开展争论。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4. 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使合作不断进步

一个好的教学模式,还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评价机制来对其进行监督,才能使筹划实施者看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不断改进、提升、完善。所以,教师在对学生的合作学习作评价时,应落实以下几点,帮助学生认识自我、找到自信,在原有基础之上谋求进步,充分发挥评价的指导作用。

(1)关注结果,更重视过程。教师应采用“延时”的评价方法,即先以观望的姿态看待学生的合作学习,在综合了汇报员多次的学习汇报之后,教师再结合自己平时的观察对学生的表现做一个评定。而过早地下判断不仅是对自身工作的不负责,同时也是对学生的不负责,而且只关注讨论的结果而忽视了学生在讨论过程中的表现的评定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理智的。因此,教师应设立包括小组工作配合程度、任务完成贡献度在内的评价标准,不能只以小组学习的结果好坏、进步多少来评价小组成员的合作情况。

(2)关注共性,更重视个性。由于在性格特征、思维方式,以及学习态度上的差异,不同的学生在学习基础、领悟能力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为了使每个学生的努力都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对自己的评价标准做一个灵活的改变,在实行统一评价的基础上也配合执行差异评价,必要时还应以差异评价为主导。总之,只有在“关注共性 ,更重视个性”原则的指导下,教师才能真正对学生在合作学习中的表现和学习成果给出一个科学的评定。

(3)关注错误,更重视进步。小学中年级的孩子对自己还不够自信,对于教师的评价看得很重,因此教师在给孩子评语时应尽量多地突出他们的进步与成长。对于错误和不足不是不关注,而是以一种较为温和、婉转的方式提出来,让学生接受并慢慢改正。同时,及时的表扬和鼓励,能让学生充分体验到小组合作学习所带来的成就感与愉悦心情,增强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信心,为小组合作注入活力。而教师也要教导学生学会摆正心态,不要因为某一次不理想的学习评价而对真实的行为表现进行过分的否定,这不但会影响到今后合作学习的质量,也会对教师的教学评价造成一定的干扰。

课堂教学模式:合理的阶段性产物 篇8

伴随着全国流动的教师学习大军的, 还有不绝于耳的对建模的质疑声。代表性的观点有:1.模具说:建立课堂模式是把课堂当车间、把学生当产品, 忽视学生个性差异和创造精神, 与素质教育格格不入;2.名利说:名来了、利来了, 升学率高了, 就是教育走了、与教育的本质渐行渐远;3.浮躁说:模式是对教学效果的急切诉求、急近功利和急于求成, 是教育的浮躁;4.无理说:重操作、轻理论支撑, 建模是教育者的集体迷失;5.回归本真说:课堂是复杂的, 请还课堂教学丰富、多样、复杂、灵动的本来面貌;6.残酷说:模式下学生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 训练近乎残酷;7.水土不服说:成功模式不宜在全国推广, 各地要因地制宜、因生因校而异等等不一而足。

大家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都忽视了几个问题:现有教育体制是什么、普通家庭孩子的就业出路在哪里、中国学生最缺什么、中国基础教育教师的总体现状怎么样。

一.建立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大背景是教育体制, 推动者是各级教育主管部门, 最初实施者是底层中学的管理者。

脱离国情谈教育“看起来很美”, 其实是骗人的。中国的高考制度暂时还算是对老百姓而言相对比较公平的选拔制度。高考题目的几张纸就是中国基础教育的“总司令”, 各级公办学校是战争的“正规军”, 社会培训机构、民办私立学校和教师培训中介机构是“雇佣军”, 赢得战争的学生有可能成为将来的社会精英和中坚力量, 输了战争的学生就有可能在底层从事技术含量低的工作, 勉强解决温饱。丛林法则在中国最适用。

另外一个角度, 教育各项指标的完成是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目标, 也是学校的绩效工作目标, 更涉及到教师个人的年度绩效工资和岗位设置, 更不用说名校与普通学校教师在人格尊严、个人收入上的巨大差异。这些都是学生家长和基础教育工作者“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急切诉求”的推手。中国学生从一出生就面临不公平竞争, 能享受所谓“优质教育资源”的学生中, 如果不是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被名校预录) , 大部分只能到普通初高中就读, 普通初高中还要在底层开展生源大战。择校风刹不住, 各校还高唱“这是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的高调, 而对择校背后巨大的利益链闭口不提。教育的大环境和社会现状是学生最生动的教科书, 在这种背景下把素质教育定义得再美, 学生不相信, 恐怕定义者自己也不相信。

有人说, 教育是慢的艺术, 要三分教育、七分等待。但对于普通百姓的孩子来说, 他们等不起。讨论课堂教学模式的得失利弊离开这些, 就是只往锅里泼冷水, 不知道釜底抽薪而已。

二.大部分教学模式都是在新课程理念下建立的, 其模式内容、操作流程都比较系统规范。

学习这些模式要在实施的制度保障上做文章。不论是江苏洋思、山东杜郎口, 还是河北衡水、江苏栟茶学校, 每一所取得成功的建模学校都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慢慢走出来的, 决不会有凭空想出来的模式。

这些学校的教学模式的共同点有:1.都是在新课改理念下, 注重了三维目标的设立和达成。2.都强调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3.这些模式并没有忽视教师的引导, 而是对引导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都强化了班级内、小组中团结合作意识和互助合作效果。5.都恰当地引入了班与班、人与人之间的有序竞争机制。6.都把课堂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 放到了重要地位。7.都把学生会学、学会、能应试作为检测目标。8.从学案设计、课堂流程到实施效果都有公民素养、人类情感、人文思想、优秀品质等德育目标贯穿全程。质疑者没有对实施过程看明白, 质疑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既然这些成功的模式优点如此之多, 那为什么会出现学习者回家实践后“水土不服”的现象呢?1.没有吃透就盲目照搬, 只看课堂、不看学案形成前的大量准备工作, 也忽略了课后教师的反思会, 没有深入了解学生课堂表现的原动力和学生开展的大量训练工作, 对模式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钻研。2.学案设计内容不合理, 缺少问题引领, 设问没有启发性, 容量过大, 课堂自主学习和教师讲解时间分配不合理, 任务完不成依然把家庭作业留尾巴, 回归老路。3.学案代替一切, 学案与课堂实际两张皮, 时间不够干脆包讲, 以教师思维代替学生思维。4.教师素质参差不齐、实施效果好坏不一, 有些教师缺乏课堂掌控能力, 一放就乱、一收就死。5.学校对模式实施没有成熟的考评方案, 没有建立堂堂反馈、天天小结、周周总结的考评机制, 也没有过硬的奖惩手段, 对效果缺少制约。

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是一个系统工程, 任何一个环节不到位就会满盘皆输。

三.构建课堂教学模式到底是否偏离了教育的本质?笔者的回答是没有。

我们现在提倡教育要回归本真, 学校德育也要回归本真, 但不要忘记, 学生素质的提升主要渠道依然在课堂。一个好的课堂教学模式必须在课堂上提升学生的几种能力:记忆力、领悟力、自主学习力、感受力、合作交往能力、表现力、解决问题能力等, 而且整个实施过程还必须是潜移默化的德育渗透过程。以文本和导学案为基础, 传递正能量, 传输渗透传统文化, 进行人文思想和崇高品质教育;在保障模式实施效果的其它环节中, 还渗透了纪律教育、吃苦耐劳精神的培养, 感恩教育等。其实体能训练和健康教育也是模式实施的一部分。这些因素都应系统地出现在模式之中, 使之与课堂配套, 才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模式。以杜郎口中学为例, 崔其升校长给每个年级布置了“亲情作业”, 要求学生跟父母洗一次脚, 未完成的班级在反思会上遭到严肃批评并受到处罚;学生自信心通过专家训练、教师鼓励、班级培训得到增强, 课堂上学生声音响亮、吐字清晰、态度大方;学生着装、头发有严格要求, 出操队伍笔直、步履整齐;学生站、坐、行、讲、吃姿势规范;每天课间操后, 学生蹲成两排, 教师和值日干部指出前一天班级表现优劣、点名指正、开诚布公;图书馆内秩序井然、鸦雀无声。这些不是素质教育又是什么?和杜郎口一样, 洋思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班级文化建设已深入到学生视线和心中, 环境育人效果彰显。学生食堂干净整洁, 学生围坐吃完, 不浪费一颗粮食, 否则整桌不能离开;清洁已做到了空调上是否有灰尘;在反思会上总结评议, 如此种种不是素质教育又是什么?有人说, 这些都不是课堂模式内容, 但请注意, 学校教育任何场所、任何行为的管理, 都是教育的一个整体, 决不能割裂, 没有这些, 课堂效果是无法保证的。

四.模式并不是“模式化”。

合理模式 篇9

一、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提出, 与“西方模式”具有紧密的联系。所谓“西方模式”, 就是在政治上推行所谓的“民主化”, 在经济上推行所谓的“自由化”。西方学者认为, 只有政治民主化的实现, 才能保证经济的不断发展, 他们把“西方模式”视为全球唯一正确的发展模式, 并企图将他们的模式强加给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基于此, 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

1. 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理解

西方社会中“中国模式”议题的出现, 缘起于雷默2004年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题为《背景共识》的论文。他认为, “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 不只是中国的模式, 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中国模式”的出现, 是因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但在某些西方学者眼中, “中国模式”是与意识形态直接挂钩的, 他们妄图抵制中国, 压制中国的发展, 将“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对立起来, 认为中国违背了人类社会客观经济规律的逻辑。在这些西方学者的眼中, 他们不关心所谓的“客观经济规律”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产生了哪些影响, 他们关注的是中国有没有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逻辑来发展经济, 有没有完全遵守教条。他们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与“西方模式”相对立的发展方式, 它的强大必然会削弱“西方模式”的影响力。因此, 他们夸大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根本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 将我国政治上的民主集中制说成是政治专制, 认为人民毫无自由、民主可言;将我国经济上的公有制为主体说成是经济自由, 讨论的重点大都放在改革的发展上面。一些学者不从学术范畴来探讨此问题, 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和偏见。如约翰·奈斯比特曾说, “中国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模式, 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来描述了……在欧洲, 很多人一说到“中国特色”就联想到共产主义, 会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联想……中国不要把自己裹在“共产主义”这个老茧子当中。

2. 西方学者否定“中国模式”的实质

西方发展模式是资本主义国家历经几百年的历史在政治经济发展上形成的比较成熟的经验, 不可否认里面含有值得借鉴的积极成分, 但由于各国环境和历史境遇的不同, 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发展模式。西方学者强调“中国模式”违背了客观规律, 其实质不言而喻:他们要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使各国纳入到他们所主导的范围内, 他们担心“中国模式”的成功会引发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 继而威胁发达国家的国际地位。因此, 便日益强调“中国模式”的存在并冠之以意识形态的帽子, 实质是想抵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速, 破坏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并要求中国承担与其发展中国家身份并不相符的国际责任, 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及片面性。

二、以马克思晚年书信内容来论证“中国模式”存在的合理性

无论中国是否已经发展出了一条成熟的、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效仿的道路, 但毫无疑问的是, 我们在走自己的路, 走适合自己的科学发展的道路, 并且从没有把这条道路强加于人。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政治上表现为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 在经济上表现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文化上表现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地位, 在理念上表现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

到底“中国模式”是否存在?或者说我们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否合理?笔者认为, 相关问题可从马克思晚年书信的相关内容中找到答案。

马克思晚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 针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的两种可能, 科学地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认为“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同时用古代罗马军队在卡夫丁峡谷所蒙受的羞辱, 来比喻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悲惨遭遇, 指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人类社会的发展, 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 生产力推动社会形态向更高级别迈进, 但由于各国历史环境和国情都不尽相同, 他们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所走的历史道路便各具特殊性。马克思强调各国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 要注重本国实际, 在遵循统一性的基础上来发挥自身的多样性。对于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中国改革, 就是在尊重这种特殊性。历史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我国根本行不通,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认真借鉴了各国的经验教训, 也借鉴吸纳了西方发展模式中的积极成分, 客观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这条发展道路是适合我国国情的, 是尊重我国发展的特殊性的, 是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密切相连的。

马克思晚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 虽然世界历史运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但是他明确地将这种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 并认为如果把它绝对化、普遍化, 将它使用于一切国家, 就是错误的, 他说“这样做, 会给我过多的荣誉, 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同时指出, “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 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因此我们对历史进行考察时, 应该注重具体国情的实践, 不能照本宣科。我国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地位的, 所以应该注重将本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做到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在当前的中国社会,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不断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 并且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全面深化改革, 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不仅马克思晚年书信中的内容可以论证我国坚持自身道路的合理性, 许多重要理论如“博弈论”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我国坚持走自己的路, 不是对历史、对理论的违背, 反而是以尊重历史理论为前提的灵活运用, 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使得世界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得到了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构建“中国模式”的路径启示

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可以有不同的理论背景支撑, 有不同的学科方法引导, 笔者侧重从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 来谈此问题的方法启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 “在第一条道路上, 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 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就是马克思所肯定的“抽象—具体的方法”, 它是系统的科学研究的道路, 从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开始, 然后循序渐进地向着较具体的范畴扩展, 直到最后把整个对象展现出来。我们要建构属于我们国家自己的发展模式, 要将这种发展道路日益完善, 就需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在面对众多社会问题的时候, 从基层入手、从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并且将整个国家的发展纳入制度化的轨道, 使得一切社会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马克思认为,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来说, 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 低等动物身上表露出来的高等动物的征兆, 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这就启示我们在研究过程中, 对简单事物的研究和对复杂事物的研究, 以及对已在发展过程中的事物和已经成熟的、完成发展过程的事物的研究, 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认识“中国模式”上, 要全面发展地看待这一问题, 不能仅仅将其定义为“政治专制+经济自由”, 而是要看到这种发展道路的全貌, 包括它的理论基础、制度体系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这种发展模式的制度、道路以及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普照的光”,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 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 它掩盖了其他一切色彩, 改变着它们的特点”。我们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条发展道路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 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要发展, 必须要在坚持公有制为根本的基础上继续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时我们在解决当前中国存在的问题时, 要做到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 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才能畅通无阻。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采用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 运用普遍性与特殊性、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原理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事实日益表明, 中国道路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乃至世界人民利益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新型发展模式。我们在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同时, 要不断地完善, 以开放的视野来看待各种争论。我们要注重构建“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争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要注重“中国模式”的基本要义就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要坚持继承和发展, 同时在继承和发展中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这些都是我们在建构“中国模式”过程中, 所要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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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合理模式 篇10

一、教育经费合理负担和补偿的理论依据

公共财政学认为, 社会产品按其受益范围来看, 分为公共产品、混合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 它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的产品。非竞争性即消费者消费某产品时并不影响其他消费者从该产品中获得利益。非排斥性即在产品消费中, 很难将其他消费者排斥在该产品的消费利益之外。混合产品是在性质上介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的产品。而我国高等教育属于混合产品的范畴, 一方面, 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消费不能独占。在设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 一人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 明显表现出公共产品的性质;另一方面,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短缺, 上大学竞争之强烈, 在所有消费产品和服务中是名列前茅的, 没有通过大学入学资格的人无法享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 从这个角度看, 高等教育产品又具有竞争性和排斥性。因而, 高等教育这种产品属于混合产品的性质, 决定其经费投入应该依照混合产品均衡规律来进行。在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构成中, 高等教育的提供者除了像公共产品那样接受来自国家财政拨款的支持之外, 一定程度的私人产品属性使其有理由要求受益者支付一定的费用。由此可见, 高等教育的混合产品的属性为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负担, 即从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多渠道筹资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实行教育经费合理负担与补偿的主要理论依据还有两个, 一是“利益获得”原则, 二是“能力支付”原则。

所谓“利益获得”原则, 是指为了合理地负担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的负担应与收益相结合, 谁从教育中获得好处和利益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 谁就应支付教育经费, 获得的好处和利益越多, 支付的费用便越多, 反之亦然。因此, 政府、企业与个人在负担教育经费时应根据各自的收益来决定, 同时不同的个人在负担教育经费时也应依据收益来决定, 它集中体现了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能力支付”原则, 是指所有从教育中获得好处和利益的人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 , 都应按其支付能力大小提供教育经费。能力越大, 支付越多;能力越小, 支付越少, 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的内在客观要求。教育不仅使社会受益, 而且使个人受益。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根据社会受益大小而决定对高等教育投资的规模, 社会成员个人也会根据自身的预期收益而决定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因此, 从高等教育中受益的个人及社会的有关方面根据获得的利益和支付能力分担一定的高等教育费用是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的。

二、高等教育经费分担的主体分析

在任何社会中, 教育经费均来自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形成了国家集中的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和劳动者个人收入三部分。国民收入的分配由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三部分构成, 那么教育经费也基本上由这三者分担。

(一) 国家和社会

高等教育具有混合产品的属性, 具有明显的外部性。高等教育通过向社会提供高层次人才, 提供新知识, 新科学技术, 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昌盛, 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 即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之比也是相当高的。据萨布沙卡洛夫80年代中期的测算, 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等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 其高教社会收益率分别为13%, 13%, 16%, 8%和9%, 高于物质资本的一般收益率。由于社会是高等教育投入利益的主要获取者, 因而, 各级政府理应代表社会或国家支付高等教育的部分费用或大部分费用, 这是与“利益获得”原则吻合的。

(二) 个人及家庭

受教育者个人——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最直接受益者。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后获得了知识, 增长了才干, 培养了能力, 从而增加了他们一生的经济收入, 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 增强了他们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扩大了就业机会, 增加了地区流动的可能性, 获得了更多的医疗保健知识和更好的保健条件, 改变了生存环境, 改善了生存条件, 提高了生命价值, 拓展了视野, 有了更高更广的事业平台。大学生的直接受益同样也给其所在家庭带来类似的好处, 因此, 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理应在高等教育经费分担中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 企业

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果的主要享有者。企业通过接纳吸收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高层次人才, 大量应用高校专利成果, 实施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 从而降低了企业成本, 提高了生产效率, 增加了企业利润, 壮大了经济实力。因此, 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果重要而且是具体的受益者, 企业应该在高等教育经费的分担上承担一定的责任。

三、高等教育经费合理分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由于教育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人们开始增加对教育的需求, 然而要谋求教育的发展, 则必须有一定的经费予以支持。但是, 相对于需求来讲, 教育投资总是短缺的, 也就出现了当前的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 也就需要有其他主体对教育经费进行合理分担。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的深入, 把非义务阶段的高等教育完全由政府当作一种社会福利事业来办, 既不合理, 而且在日益膨胀的教育需求面前也不太可能。同时, 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少年抚养指数下降 (指0-14岁人口数与15-65岁人口数的比率) , 居民对教育的投资意愿也日益加强, 这为教育经费的合理负担与补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吸纳高等教育产品——大学毕业生, 这要求其必须对成本进行一定的补偿, 并且由于带来的高收益, 也驱动企业愿意承担这一部分费用。

四、教育经费合理负担和补偿模式的构建

我国是一个发展的大国、穷国, 由于财力的局限, 制约了国家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对教育投入有较大的增加。要摆脱高教经费不足的困境, 必须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经费合理负担模式, 也正如《高等教育法》第六十条所列:“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 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 使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一) 政府仍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负担者

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 作为这种收益代表的政府, 自然应补偿其成本。但是,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的起飞与高速发展都得依靠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因此, 实行教育经费的分担与补偿, 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撒手不管, 相反, 我国刚刚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为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 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国家应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从世界范围来看, 在各国的教育经费来源构成中, 各级政府拨款都占相当比例。从国际比较, 目前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 (世界平均约5%) , 2001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最高, 仅为3.19%, 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这两年又有下滑的趋势, 我国政府承诺的要达到4%的目标, 不仅没能实现, 反而越差越远。这应该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 要切实地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关键是要落实在经费投入上, 不能仅仅停留在文件上、口头上, 一定要落实在行动上。一旦政府对教育的投资达到4%, 就能大大地丰富教育资源, 从而改变教育的面貌, 高等教育无疑也能因此而受益。

从世界范围来看, 教育经费主要靠政府拨款, 而不少国家政府拨款又主要靠税收。从税收中划出一部分作为教育经费, 这是最稳定的来源, 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都不同程度地通过税收来解决教育经费问题。国外通过开征教育税或者指定某税种的税收收入用于教育的做法值得借鉴。各国的实践证明, 从累进税中划拨高教经费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这种税项涉及整个社会几乎所有分享了高教成果的个人和企业, 同时, 由于它是按收入多少确定税率高低的, 因而也较好地体现了“利益获得’, 和“能力支付”这两条原则。

(二) 个人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负担者之一

由于高等教育总体上是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 并且受教育者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 且愈是高层次教育, 私人收益率则愈高, 因此, 受教育者应该支付一定的学习费用, 即学费。如果经费都由政府负担, 结果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 (纳税人) 负担, 而且当高等教育达到一定规模后, 政府也无力全部负担。所以高等学校收取学费是必要的。

但具体操作时还须慎重进行。原因主要出于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考虑。且不说文化阶层及性别对受教育机会的影响, 就经济阶层的差异而言, 已经有研究表明, 与学费水平逐年提高相伴随的是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比重的下降, 以美国为例, 收入在15 000美元以上的美国家庭, 子女未升入大学的比例仅为13 .3%, 而收入在3 000美元以下的, 则高达80 .2% 。这种巨大反差的存在至少提醒我们, 考虑经费时不能只从经济学理性的角度出发, 在要求受教育者也应承担部分教育经费的同时, 政府有必要制定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包括奖学金、助学金和贷学金的设立, 以大规模的助学贷款系统来解决低收入群体在子女受教育问题上的负担。使处于不利群体的有才华的青年能够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保障, 使高等教育不至于成为制造社会新的不平等的机制, 这才能保证效率与公平兼顾, 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至于不同背景的受教育者承担教育经费的份额及方式, 还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 企业也应负担和补偿部分高等教育经费

企业是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受益者。因此, 从利益原则出发, 企业也应该参与高等教育经费的负担与补偿。这种补偿可以通过直接创办和管理高等院校, 向学校提供捐赠, 设立专项奖学金和定向奖学金, 帮助偿还毕业生就学期间所贷贷学金等途径来进行。在我国不少有识之士已看到了这一点, 他们或以资金, 或以实物赞助学校。如青岛啤酒公司投入150万元在青岛大学设立教育基金。实际上, 向高校赞助还有利于企业的另一个效应, 那就是广告效应和让学校的学生了解企业, 有利于吸引优秀大学生到企业谋职。企业赞助应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风气。

(四) 接受社会捐赠是高等教育经费的补充

为拓宽筹资渠道, 吸引更多投资, 缓解高校经费危机, 近年来, 我国许多高校开始重视社会捐赠, 相继建立了接受、管理和监督社会捐赠的机构——高校基金会、董事会等, 吸引了大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赠。如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于1994年成立, 截至2001年底, 基金会累计收入人民币49 823万元, 其中2001年全年累计收入人民币25 970万元。但社会捐赠只能是教育经费的一种补充来源, 不一定很稳定。

我国高校的社会捐赠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是巨大的, 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捐赠数量和规模上, 而且表现在捐赠形式单一上;不仅表现在捐赠范围狭窄上, 更表现在捐赠工作非规范化上;不仅表现在社会各界对高校捐赠的认识上, 更表现在政府支持和引导政策的缺失上。所以, 发展我国的高校捐赠任重道远。

(五) 高等学校通过直接向社会服务赚取补充经费

学校除了收取全日制学生学费外, 还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 通过为社会提供服务和校办企业、医院等来获得收入, 用于补充办学经费。当然, 在这方面最有优势的要数高校, 它们既可以为社会培训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又可以凭借先进的实验设备和高科技人才优势等有利条件为工商企业界服务, 还可以直接办高科技企业、附属医院等, 而这些都会获得一些收入。尤其是近年高科技迅速发展, 为高校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在这方面一直比较重视, 尤其是以前在为各类学校办好校办产业、开展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方面, 政府和教育部门都做了许多工作, 成效也很显著, 但近年由于市场经济的挑战, 这方面逐步滑坡, 就高校来说, 1994年也只占7.8%, 远远低于美国。有些学校的校办企业甚至出现亏损, 有相当多的校办企业名存实亡,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不起折腾。我国急需出台新的优惠政策等来扶持校办企业, 帮助学校在为社会服务方面焕发新的生机。

总之, 以上论及的高等教育经费补偿机制, 虽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但是比较符合高等教育投资的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 同时它也使高等院校的生存与发展建立在提高教学质量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 从根本上缓解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短缺的状况, 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促进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http://www.guni-ap.org/cn/newsdetail.asp?MID=12&NewsID=58

[2]罗公利.高教成本分担制度中的社会捐赠[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2004年, (3)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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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继华.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经费筹措经验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1998, (3) 23.

合理模式 篇11

关键词：广东省；聚类分析；旅游文化；线路规划；自然保护区

中图分类号：S759.9

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是当前国际公认的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最根本有效的措施。自然保护区不仅对就地保护稀有濒危动植物种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更有科研、教育和文化方面的重大价值，因此，当今世界把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作为反映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探测一个地区兴旺发达、文明进步的标志。

广东省地处欧亚大陆的东南端，处于世界最大的陆地和海洋交界部位，海岸线长居中国第一位，并且岛屿众多；地质演变频繁；河流多，海域阔；地貌条件复杂，山地、丘陵、台地、平原交错；气候条件多样，地跨3个气候带，区域性气候差异大，受大陆和海洋性气流交互控制：土壤类型众多，有红壤、黄壤、潮土、沼泽土等约11种。这些地理、气候因素造成了广东省内植被类型繁多，生物种类丰富，为形成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创造了条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广东省又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文化类型，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壮瑶文化等交相生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绚丽多元的人文组成为广东省自然保护区创造出了宝贵的旅游文化资源。旅游文化资源作为具有吸引力并能够体现人类文化内涵的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的总和，在自然保护区的开发与利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对自然保护区旅游文化模式的合理规划便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

1.研究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1.1广东省自然保护区开发利用概况

广东省自1956年建立国家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1999年全省共有保护区60个，截至2005年，累计新建自然保护K215个，陆地管护面积达到107.5万hm²：2006年自然保护区共计299个：2007年共计347个，目前为止共计373个，数目居全国第一。其中有国家级自然保护K1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66个，面积达178.3万hm²，其中陆域面积达122.6万hm²，约占全省陆地国土总面积的6.8%。全省共有维管植物280科1645属7055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9种，二级重点保护类45种（类）：野生脊椎动物770多种，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有19种，二级重点保护类94种。因此，自然保护区多以保护珍稀动植物和北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3种植被类型为主。其他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类型众多，如以保护温泉、湿地、滩涂红树林、水源涵养林、古生物遗址、古地质风貌为目的的各种保护区。诸多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及其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为广东省积蓄了一笔珍贵的资产。

如何开发与利用这笔资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并不陌生，《中国自然保护纲要》中明确提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的设定，并做了具体说明，这一思想是中国自然保护界的共识。其中除核心区不可有任何人类干扰外，其他两区可有限度地进行观赏型旅游和资源采集活动，进行以资源利用为目的的科学活动，进行适度的资源开发经营活动。目前，广东省众多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利用多以旅游为主，这也是当前社会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经营开发的一种主流方式。尤其是生态旅游备受推崇，但是许多保护区很难做到真正的生态旅游。

单纯的自然景观观光很难顾及各方面的平衡发展，合适健康的生态旅游要整合自然保护区内各种自然和人文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奇美俊秀的各色自然风光、珍贵的动植物种类、与众不同的地区特产、多彩多样的民俗民风、底蕴浓厚的文物名胜、具有教育科研价值的地质地貌与古生物遗址等：更要整合较大地理尺度上具有多元资源特征的不同自然保护区，设计出合理的自然保护区布局与特色的旅游文化路线，不同自然保护区才能有机相连，使生态旅游形成规模效益，以旅游的点、线拉动区域内交通、娱乐、休闲观光等各行业的发展，真正带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可持续经营。基于聚类分析，笔者将各种自然和人文因素考虑在内，对广东省自然保护区的旅游文化路线进行初步规划。

1.2研究方法

1.2.1特征属性的确定及数据矩阵的构建

旅游文化资源包括自然旅游资源、民俗文化资源和史迹文化资源，因此选取珍稀动植物、受保护植被、地质或古生物遗址、地区特产、客家文化、潮汕文化、文物名胜等7个自然或人文特征属性，作为自然保护区调查的指标。以此7个指标的有无为变量，构建数据矩阵。该矩阵以7个指标为行，以自然保护区为列，这些指标在某保护区内存在记为1，不存在记为0（如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有受保护的植被——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记为1）。由于并不是每个自然保护区的数据资料都很详尽，为避免误差，本研究中只选取41个省级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样本进行统计。保护区的资料见表1。

1.2.2数据处理与分析

首先对自然保护区的名称用拉丁字母进行编码，同时用阿拉伯数字对其所属地域进行标记（表2）。运用群落数量分类的方法，采利用多元统计分析软件PC ORD对上述数据矩阵进行分析。用组平均法（unweighted Pair-Group Method using Arithmeticaverage.UPCMA）对二元数据矩阵中的各列（即各保护区）进行聚类，输出树状图（图1）。并用PC-ORD进行除趋势对应分析（Detrended correspondence Analysis，DCA），也称无偏对应分析，处理结果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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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与分析

2.1基于旅游地理特征自然保护区的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产生的树状图可直观地表现出自然保护区间的异质性程度，并且比其他方法失真最少。由图1可知，自然保护区基于旅游地理特征大体可分为6类，其中性质较为相似且数目较多的有NL DXSMT BJS HNK LXTLDS ZJM DCD DHS BC BWL EFZ、CBL HSD QMZ YNS NLD SCD NKS GT XK DGD CHDXTS GYS LFS LHS YJS、FX LH TSD GPD FSB FHSNA（具体自然保护区名称见表2）等4组自然保护区。每组之间的旅游地理特征较为相似，其旅游文化资源之间的异质性小，可在线路规划过程中考虑将同组的自然保护区安排到同一条旅游线路上，且将具有相同旅游文化资源的自然保护区整合到一起，形成特色鲜明而又各具风格的旅游路线。不同组的自然保护区各有特点，有以山水景观为胜，有的特色文化引人注目，也有的具备休养保健等各种自然或人为条件。依据不同组自然保护区各自的自然和人文特征属性，合理安排布局广东省不同功能类型的自然保护区的旅游文化建设，将会进一步推动自然保护区的发展。

2.2自然保护区旅游文化资源的异质性分析

由图2可知，珠三角地区、粤东、粤西、粤北等几个地区的自然保护区都有各自的特点。4个地区自然保护区旅游文化资源问异质性较大，但每个地区内的自然保护区间旅游文化资源异质性较小。因此，可整合同一地区内的自然保护区旅游文化资源，在更大空间尺度上进行旅游线路的规划，使相互之间联系更加紧密，打造统一特色和风格的自然保护区集团。已有研究从景观生态学角度出发，根据自然保护区所处区域及其保护对象等因素，提出将广东省自然保护区划分为6大组团分级保护的设想，认为这将有利于自然保护区的联合保护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广东省森林公园建设与发展规划》中也有将广东省不同地域的森林公园发展为不同功能的5大森林旅游区的设想，包括粤北森林度假休闲、自然风光旅游区；粤东北森林山水、客家风情旅游区：粤东南潮汕文化、海滨风光森林旅游区：粤中休闲保健、综合旅游观光区等。这些研究虽然与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有所不同，但都表达出了整合区域内自然保护区旅游文化资源的思想。根据自然保护区的自然和人文属性对其分类，找出自然保护区间资源特点的异同，并结合地理分布，对其进行合理布局和规划，因此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发展中的作用是显著的。

2.3自然保护区旅游文化的规划分析

根据各自然保护区的旅游文化资源特点，广东省自然保护区旅游文化规划路线可按4个功能不同、风格各异的旅游区来设计（图3）。由图3可知，粤西北包括NL DX HNK LK HSD DHS TLDS等自然保护区，区域内多山地，山水风光秀丽，物产丰富，壮瑶少数民族文化多有分布，适宜发展果林休闲，少数民族风情旅游。粤东包括FX YNS TSD FSB QMZ GPDLHS等自然保护区，适宜发展森林风光、客家风情旅游。粤中交通便利，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人口聚集度高，地势平坦，适宜发展以服务城市人群为主的休闲保健、短期观光度假等综合旅游。沿海及近海地区包括BC HG DGD NLD ZJK等自然保护区，适宜发展海滨风光、红树林景观等旅游，并可针对近海发展以教育、科研为目的的海洋资源体验探索游。以这4个自然保护区分类集团为基本，在区域内各自然保护区间进行道路和旅游线路的建设，使点、散分布的自然保护区连成一片，打造旅游资源群，形成规模效应，将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进行得更为彻底，更加凸显旅游业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另外，4个分类集团之间也应有适当的连接线路，使不同自然保护区集团问的联系更加紧密，能够在更大的地域尺度上促进自然保护区旅游文化的发展。

3.讨论与结论

生态系统并不是一个个种群和群落的简单叠加，其发挥功能是建立在各组分通过复杂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而相互联系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基础之上的。同样，自然保护区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如果仅靠每一个自然保护区的努力，而不能有一个整体、相互联系的建设，那么，这样的发展很难持续进行。因此，在自然保护区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应注意各自然保护区间的联系与沟通，将各自然保护区进行异质性分类，异质性程度相同或近似的自然保护区分为一类。整合这些人文与自然属性相同的单位成为更大的分类单位。但更大的分类单位要想发挥不单单是简单叠加后的功能，应在内部合理联系，形成-+复合有机的新系统。自然保护区基于旅游文化资源的聚类与排序，目的就是要找出哪些保护区可被整合成一个新的、更大的系统，以发挥新的、更强的功能。这个新的系统需要成为一个整体，其内部必然存在合理的联系，正如景观生态学中的廊道一样，这些联系反应在本文中便是各个自然保护区斑块之间的道路和线路。线路的合理布局和建设便会使这个新的系统发挥强大的功能，这个功能不再是一加一，其效果可能大于二。反应在更大的地域尺度上，整合后的异质的新系统之间也应有适当的线路连接，形成新的景观格局。

从生物保护的角度出发，如果区域内环境的异质性程度高，相同的面积内建立更多小的保护区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各个小保护区之间的“廊道”对于保护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理论在社会经济领域也同样适用，要想加强不同区域内经济、信息和物质的流通，必要的相互沟通的线路是必须的。自然保护区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也同样须遵循这一理论。基于自然和人文属性对自然保护区进行聚类和排序，从整体和景观尺度的视角出发，找出旅游文化开发这一经济活动中合适的“廊道”，是旅游文化线路规划过程中非常有意义的一环。线路的规划有助于使旅游文化资源特征相同的自然保护区形成复合的群组系统，发挥更大的功用：特色分明，功能各异的异质群组系统之间的线路连接，将会使自然保护区的旅游文化建设取得长足的发展。

合理模式 篇12

一、我国现行中小学校车运营管理模式的缺陷与问题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统一的校车运营管理体制,各地为了解决学生远距离上学的问题,积极探索了多样化的中小学校车运营管理模式,主要有几种类型:一是学校自营,即学校购买或租赁校车,自己经营的模式;二是学校委托企业或个体经营,这里又可以分为有政府补贴的委托经营与无政府补贴的委托经营两种;三是家长委托企业或个体经营等模式。总体看来,现行校车运营管理模式存在两个主要的缺陷与问题。

1. 在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下,校车运营管理不规范,校车安全无保障

市场通过价格、竞争与选择机制来调节相关主体的行为,是现代社会进行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在校车运营管理实践中,学校或家长自主选择校车服务提供者,双方就校车服务的价格、质量等进行协商,达成合意后签订校车服务合同。这本质上是学校或家长向校车服务提供者购买校车服务。随着校车需求的高涨,校车市场也呈现繁荣景象,但繁荣的背后暴露了“市场失灵”带来的运营不规范、安全无保障等问题。

市场主体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目标。校车服务提供者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在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为了提高自身的利润,做出机会主义行为和败德行为,如超载、“黑校车”等不顾学生安全的非法营运行为,使校车安全隐患增大,学生安全得不到保障。

此外,在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下,由于校车购买与运行的成本较高,安全责任大,收益又比较低,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正规的企业往往缺乏进入校车市场的积极性。如,2004年成立的北京市阳光彩虹教育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最初迅速发展之后,因无力自行购买符合标准的校车,已于2008年停止校车服务[1]。正规校车服务企业的退出,使得校车市场,特别是农村的校车市场,充斥着个体运营的“黑校车”,家长迫于无奈只能自行接送孩子,或冒险租赁违规校车,形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2. 校车运营管理过程中,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角色模糊、责任缺失

在学校委托经营等校车运营管理模式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不清,相关责任缺失。

第一,政府对校车投入不足,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财政责任。调查显示,北京市中小学校车的经费来源“大部分是学校和家长共同负担(占33.3%),其次是学校单独出钱(占28.1%),第三是家长单独承担(占14%),政府出资在其中只占12.3%”[2]。校车无疑加大了学校与家长,特别是农村地区学校与家长的经济负担。政府没有给学校、学生或校车服务提供者提供适当的补贴,间接导致校车质量不达标、运营不规范、超载等现象层出不穷。

第二,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鉴于校车安全事故频频发生,我国陆续出台了《条例》《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等法规、规章。但是与校车服务比较先进的国家相比,我国校车立法无论是在法律位阶、数量还是体系完备上,仍然严重落后。例如,美国已有500多部法律以及众多的规章被各州记录在册,用来管理校车产业的方方面面。

第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责任缺失。大量“黑校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质检与安检部门对校车的监督检查责任不到位,让大量不达标的车辆随意进入校车市场。此外,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于校车的日常运营、公共交通、校车司机等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管理,导致校车超载等非法营运现象屡次出现。

二、校车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应纳入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市场与政府是配置资源的两种主要方式,一项产品或服务是由市场还是政府机制来生产或运营,关键要看它是一种私人物品,还是公共物品。长期以来,政府和社会都将校车看作一种“私人物品”,因此也就通过完全的市场化机制来运营,政府只需承担监管责任,而不用承担给付责任。但是,随着校车需求的高涨,校车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其正外部性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而校车安全事故又让人们认识到,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保障校车安全运行,政府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校车的属性已从私人物品转向为公共物品,保障校车安全运行不仅是个人的事情,更是国家的事情。

1. 校车已成为一种公共需求,应纳入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中小学生对校车的需求都在不断攀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择校现象的增多,城市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半径不断扩大。在城市公共交通环境得不到彻底改善的情况下,校车就成为城市中小学生上下学的最佳方式。而农村学生对校车的需求与我国“撤点并校”政策息息相关。有调查显示,“布局调整前,学生家校距离平均为1.60公里,布局调整后,家校距离提高到4.05公里。布局调整前后家校距离增加了2.50公里,增幅达到150%”[3]。可见,实施“撤点并校”之后,我国部分农村学生实际上无法就近入学,对校车的需求也就逐渐凸现出来。特别是对于农村学生而言,其就近入学的法定权利受到“撤点并校”政策的损害,政府不应该让其再单独承担政策变化的成本和代价。因此,校车已然成为一种公共需求,必须通过公共机制来满足:政府应该将校车纳入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之中,通过直接的财政拨款、间接的政策倾斜等手段支持校车的发展;政府的角色不仅是校车运行的监管者,更是校车服务的供给者。

2. 校车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性,政府有责任推动校车的发展

经济学家N.格里高利·曼昆认为“当一个人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福利,而对这种影响既不付报酬又得不到报酬的活动时,就产生了外部性(Externality)”[4]。如果这种影响是有利的,就称为“正外部性”。校车的正外部性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校车有利于学校开展教育工作,提高学生成绩。美国校车委员会(American School Bus Council)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校车不仅是到达学校的一种安全便捷的方式,更是一种让孩子们待在教室、改善教育系统的重要手段。[5]”

第二,校车安全运行能更好地保障学生的交通安全,同时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状况。根据美国交通研究董事会提供的一份报告,学生乘坐由成年父母或同学驾驶的私家车到学校,发生伤亡交通事故的概率是乘坐校车到学校方式的3至5倍;未成年人驾驶私家车到学校,发生伤亡交通事故的概率可能超过乘坐校车到学校方式的20倍;学生步行到学校则更加危险[6]。北京市在2010年出台的治理交通拥堵的方案中,专门提出了将发展校车服务体系作为缓解高峰期交通拥堵的一项重要措施。

第三,完善的校车服务能带来良好的生态效益。据相关报告显示,“每辆校车能够抵消约36辆小车,也就是少了36辆车拥堵交通、污染空气;2010年,校车已经帮助美国节约了23亿加仑的汽油”[7]。正外部性的存在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政府有责任进行干预,对有正外部性的校车给予补贴。基于校车服务所带来的教育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政府有责任推动校车的发展。

三、校车服务合同外包:校车运营管理模式的合理选择

政府将校车纳入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但不意味着校车服务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新公共管理运动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公共服务民营化。即政府应该致力于商业化运作,让市场成为资源的有效分配者,构建有效的协调机制、理性的决策过程,并能够鼓励灵活性和进取心[8]。我们应借鉴公共服务民营化的理念和工具,在政府承担责任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政府效率,促进校车服务的有效供给,探索“政府责任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校车服务运营模式。

“合同外包”就是政府责任与市场运作紧密结合的一种有效工具,它是指“引入私人承包商来提供公共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能保留资金提供者的身份,但不再是服务的生产者和直接提供者”[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 E C D)的一项调查显示,“合同外包”广泛应用于在各个国家公共部门的各类项目中,如澳大利亚人事部、教育部的项目,冰岛政府对残疾儿童的保护项目等[10]。从英、美等国校车发展历程来看,校车服务合同外包是一种普遍而成熟的做法。美国纽约州教育委员会为获得校车服务,每年必须与校车服务私人承包商签订5 400多份合同。首先由教育委员会规定路线,招标拍卖经营权,然后与校车公司签订合同,学区和学校只负责监督安全和制定《校车运行规则》[11]。相对于其他校车运营管理模式,校车服务合同外包有利于加强政府在保障校车服务方面的责任,提高校车的安全性,同时也有利于发挥校车服务承包商的专业优势,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满足学生的多样需求。

近年来,我国各地涌现出各种校车运营管理模式,其中地方政府与校车服务企业的合作尤为引人注目。然而,“从权力转向合同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的终结。恰恰相反,它意味着需要建立一种制度和管理能力去迎接我们面临的许多新的挑战”[12]。为此,必须提高政府对校车服务合同的管理能力。

1. 明确校车经费投入与成本分担机制

在校车服务合同外包中,政府出资向校车服务提供者购买校车服务,学生是受益人。经费投入不足是校车运营面临的重要问题,没有充足的经费,很难实现校车的安全运行。

第一,各地区要根据实际情况明确政府与学生家长的成本分担比例。相关调查报告显示,1990年至2000年,美国中小学校校车每年的运行成本总量基本上都在100亿美元以上[13]。美国的校车经费全部由政府负担,学生免费乘坐校车。但这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如果在全国范围内为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儿童购买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 000亿元的预算,且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为1 500亿元,总共需要4 500亿元的投入”[14]。如果完全由政府财政负担,校车经费投入就会约占2010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30%(2010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为14 670.07亿元)。因此,一方面,“用者付费”有利于提高学生监督校车服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在明确政府是经费投入首要主体的前提下,作为受益者的学生也应分担部分成本。各地区应对校车成本进行测算,根据实际情况明确成本分担的具体比例。此外,基于弱势补偿原则,与城市地区或发达地区相比,农村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所承担的成本应该少一点。

第二,细化中央与地方在经费投入方面的责任。在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校车经费的主要承担者。《条例》规定,“支持校车服务所需的财政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在此基础上,还应区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对于前者,其承担的经费投入可以适当多一点;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适当低一点,主要由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承担责任。此外,《条例》没有明确省、市、县的责任分担。校车经费投入责任应以省级政府为主,建立校车经费投入的省级政府统筹机制。

2. 做好校车服务合同外包的前期准备工作

校车服务合同外包的实质是公私合作的商业运作,其推行依赖于一种良好的制度环境,防止政府的寻租行为与企业的败德行为。

第一,政府内部应设立校车服务的专门管理机构,负责校车需求的调查与预测、校车服务合同的起草与签订、对校车服务提供者的监管等。例如,美国纽约州设置了学生交通办公室(The Office of Pupil Transportation)来专门处理学生上下学交通的一切事宜,同时还建立了包含行政官员、司机、校车服务企业、生产企业等在内的各类委员会,如美国校车委员会。我国校车专门管理机构也应吸收各个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如学生家长、中小学校、校车服务企业与校车生产企业等。

第二,建立校车服务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防止合同承包过程中的腐败与寻租行为。“哪里有竞争,哪里就会有好的绩效。竞争能促进生产者增加成本意识,提供优质服务。改革成效的取得,关键不在于私营还是公营,而在于竞争还是垄断”[15]。在甄选校车服务企业的过程中,必须提升家长、学校以及校车服务企业的参与程度与监督力度,实现校车服务招、投标过程的公开、公平和透明,防止腐败和垄断现象的出现。

第三,在开展校车服务合同外包之前,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做好校车需求与成本的调查与预测,制定校车发展规划,增强与校车服务企业进行合同谈判的能力。

3. 校车服务提供者的激励与监管机制

“好的合同管理在于建立和维持一种积极有效的工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保证在合同运作中为公众做个好交易”[16]。政府与校车服务承包商是一种合作关系,要通过建立“赏罚分明”的激励与监管机制,激励校车服务合同承包商提供优质的校车服务。

首先,政府应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定明确的绩效标准,在校车服务合同中,对校车服务的内容、质量、标准和责任等进行明确、详细的说明。

其次,在监督管理过程中,政府具有双重角色,既是合同相对方,又是政府职能部门,其监管责任是双重的,既可以根据合同条款来控制校车服务承包商的工作,也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等对承包商进行监督管理。再次,制定政府与校车服务承包商“效益共享”的原则,如果承包商实现“低成本与高质量”的双重目标,政府就进行奖励,从而激励承包商降低校车服务成本,而不损害服务质量。同时,政府应完善惩罚措施,如果学校或学生对校车服务不满意,甚至发生校车交通安全事故,政府有权以合同相对方的角色,撤销校车服务合同,并追究承包商的合同责任。

最后,学生是校车服务合同外包的最终受益人,政府应建立“校车服务质量实时监测平台”,定时进行学生、学校的校车服务满意度调查,作为奖惩承包商的依据。

4. 明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分担

在校车服务合同外包模式下,除了校车经费投入责任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还需承担对校车车辆、校车服务企业、校车司机、公共交通路线等的监督管理责任。《条例》第四条规定,“教育、公安、交通运输以及工业和信息化、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负责校车安全管理的有关工作”。由此初步形成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彼此分工、协同配合的校车安全管理体制。但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各自的责任分担还不够具体和明晰。首先,质检安检部门必须保证校车生产企业所生产的车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如《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防止不合格车辆流入校车市场。其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加大对“黑校车”“超载”等非法营运现象的查处力度,保障校车交通路线的安全、畅通,负责培训专门的校车司机。此外,教育行政部门要做好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校车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提高相关人员的安全意识。最后,质检安检、公安交通管理、工商、教育行政部门等要对校车服务企业的资质进行审查、核查,制定相应的准入门槛。

5. 完善校车安全事故责任分担机制,建立校车保险制度

校车已成为一种刚性需求,但校车安全事故往往导致校车服务企业和学校因噎废食,暂时停止校车运营。这主要是因为校车安全事故责任重大,而分担机制又不明确。在校车服务合同外包模式下,校车安全事故责任分担更为复杂,涉及政府、学校、家长、校车服务承包商、肇事者等。

首先,根据《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规定,如果发生校车安全事故,校车服务承包商存在过错的,应首先由校车服务承包商承担赔偿责任,这与公交车安全事故的责任承担是一样的。

其次,正如《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政府、学校、家长与校车服务承包商之间,应该签订“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责任。如果是因为学校或家长的原因而导致校车安全事故的,学校或家长应承担责任。

最后,应完善校车保险制度。为了降低校车服务企业等的风险,可由政府通过财政统筹方式为校车与中小学生缴纳保险,增强社会各主体抵抗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