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外迁

市场外迁（精选10篇）

市场外迁 篇1

遍地的石材、堆砌的建材, 酒仙桥建材装饰市场一片忙碌的搬迁景象。位于北京四环外的酒仙桥建材装饰市场即将外迁, 有部分商户已寻好新的市场。继北京市规划委提出典型批发市场外迁举措, 动物园批发市场、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传出外迁消息后, 北京二环到四环的批发市场搬迁工作正在悄然进行, 范围不断扩大。在酒仙桥建材装饰市场外迁之前, 北京多家批发市场的外迁已经引发极大关注。据了解, 近期北京将重点启动中心城小商品交易市场整治和外迁工作, 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

骤变：京校外迁 篇2

一位八大学院的退休教授回忆道：“主要还是意识形态方面。苏联的学术科研中掺杂了许多政治上的东西，这使得苏联科学家的学术理念与欧美的科学界截然不同。我们研究的是科学，不是政治。”

然而，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下，实际情况并不像教授们想得那么乐观。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苏联撤走了在华的全部专家，撕毁了几百项科技合作项目。中国方面也进入了高度警戒的状态，曾经的苏联“老大哥”万一在此时翻脸进攻中国，中国何以战？另外，这一阶段也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领导人考虑到战略部署的需要，做出了首都重要机关和学院实施大转移的决定。这就是如今历史书上的大三线建设，这一决定支援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建设，可谓是大功一件，但是在八大学院师生们的心里，这段历史对八大学院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损失。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正是国家的调控使得八大学院遥遥领先。当八大学院离开首都北京，那只是颠簸旅途的开始。

颠簸的搬迁之路

搬迁的命令一下达，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林学院立刻积极响应。

北京矿业学院是八大学院中最辉煌的学院，它得到了清华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的矿冶科系，办学基础非常好。“京校外迁”时北京矿业学院迁移至重庆合川，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北京矿业学院彻底陷入了颠沛流离的境地。另外，北京矿业学院把近三分之二的原校区划给了北京语言学院（如今的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迁往湖北武汉，北京石油学院迁往胜利油田的所在地山东东营。现在，我们翻一下手中的高校名录，可以发现这几所大学是众多高校中为数不多的全名中带有括号的大学，这就是当时搬迁留下的结果。师生留在了当年搬去的城市，另起炉灶，这几所大学分别成为同源不同名的大学。

“搬家时，我们都是整箱整箱地抬走精密机械，别人都管我们叫‘箱子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艾荫谦说道。在仓促的搬迁过程中，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遗失了许多珍贵的仪器、图书资料、标本和教学文档，其他搬迁的学院亦是如此，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同样因为搬迁造成巨大损失的还有北京林学院。北京林学院远迁云南，遗失的标本与图书不在少数。标本和图书还能搬上火车，北京林学院的标志性科研基地植物园却无法带走。北京林学院离开北京后，原校址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另作他用，植物园几乎被毁。

留在北京的兄弟

还留在北京的八大学院，只剩下北京医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钢铁学院了。

北京钢铁学院比较幸运。北京钢铁学院的师生本已打包好了行囊，周总理的一句“华北地区不能没有北京钢铁学院”让北京钢铁学院的师生松了一口气，北京钢铁学院得以留在学院路上继续发展。

北京医学院则凭借一己之力扛起了北京医学界的旗帜，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京航空学院是八大学院里保存得比较完好的一所，它没有搬迁，积极改革，发展比较顺利。

市场外迁 篇3

近年来, 随着我国大中型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 “城市病”等问题日益凸显。2014年, 包括北京、郑州、成都、广州、长沙等多个城市, 制定出台了主城区专业批发市场外迁的规划。专业市场外迁已经成为国内大中型城市商贸物流业转型升级、建立城市物流体系、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和实现手段。

市场外迁与城市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和城市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 专业市场多布局在主城区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激增, 市场周边地区交通拥堵、噪音严重、卫生状况较差、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日益凸显, 同时专业市场的发展, 对周边仓储空间产生了较大的需求, 然而, 由于主城区内用地资源紧张, 通常缺乏充足的配套仓储空间。配套仓储供需之间的矛盾, 促使现有专业市场的货物, 多堆存在市场内部, 甚至市场周边的住宅区内。主城区内大量专业市场的存在, 已经不适应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需要, 从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在此背景下, 我国城市纷纷实施专业市场等商贸物流设施外迁的计划。无论从国外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 还是从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空间规划的角度来看, 此举都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的有效举措。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 围绕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1966年美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在其撰写的《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 提出了“核心——边缘理论”。他认为发展起源于区域内“少数变革中心”, 创新总是从这些中心向具有低频相互作用潜力的地区扩散的。他将变革中心称为核心区, 将核心区以外的地区称为边缘区, 同时, 他将经济发展的特征与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他认为, 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相应的空间组织也表现为四种形式:第一阶段, 工业化前期阶段, 表现为资源要素较少流动, 区域之间彼此鼓励, 缺乏联系与互动;第二阶段, 工业化起始阶段, 表现为边缘区的资源要素大量流入核心区, 核心区与边缘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第三阶段, 工业化成熟阶段, 表现为核心区要素开始向边缘区扩散, 边缘区出现次中心, 区域间差距开始缩小;第四阶段, 后工业化阶段, 表现为资源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 边缘区的次中心发展到与核心区相等规模, 区域空间实现一体化。

因此, 主城区内专业市场的外迁,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主城区内专业批发市场, 通常建筑物陈旧, 容积率较低。实施外迁, 为商贸物流业向现代物流业、供应链管理的转型升级, 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用地空间;从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角度来看, 主城区内专业市场的外迁, 有利于实现“实现城市功能的有机疏散, 多中心发展, 多功能布局”, 同时由于大型车辆不再进入市区, 从而缓解了交通拥堵, 减轻了空气和噪音污染, 推动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综上, 专业市场的有序外迁, 是建立城市物流体系、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手段。

物流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以兰州为例, 截止2012年底, 全市共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1 5 8家, 总占地面积6610.8亩, 类涵盖了粮油食品、蔬菜瓜果、糖酒副食、肉食水产、服装鞋帽、日杂百货、家具装饰、金属建材、汽车汽配、电子通讯、图书刊物、花卉苗木、中西药材、农资农药等14个大类, 商品种类涵盖了45个大类、30余万种, 主要集中在城关区和七里河区等七里河区等兰州市的中心城区, 分别布局了57个和32个。

在产业功能方面, 各类专业市场之间缺乏有效整合, 盲目建设、重复建设、自发建设问题比较突出。在空间布局方面, 专业市场资源相对分散, 占据主城区黄金地段且土地使用效益低下的传统专业市场较多, 商贸物流空间布局与城市发展尚未有效结合, 不仅自身发展受到用地限制, 还给城市交通、市容环境、城市形象带来了不利影响。

为此, 兰州市通过统筹规划, 打造层次分明、布局合理的“四通道、三枢纽、多组团”的总体空间格局。其中, “四通道”是沿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构建的兰州商贸物流集疏运廊道。“三枢纽”, 指的是与北通道、西通道和东通道所连接的北部枢纽、西部枢纽和东部枢纽, 分别位于兰州新区、西固区和榆中县。“多组团”, 指的是在兰州市域范围内形成的若干个跨行政区划的组团、片区, 每个组团中包括若干个商贸物流项目, 最终形成“东进东出、西进西出、北进北出、南进南出”的城市配送体系。未来, 枢纽和部分组团, 将成为主城区内专业市场的主要承接地。

对于外迁后的主城区内的专业批发市场, 将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通过引入新型商业业态, 引导引导商业企业实施规模化、连锁化经营。重点发展商业综合体, 鼓励发展大型连锁商业、奥特莱斯等商业业态。对于部分市场, 一方面, 将电子商务、网上交易与现货交易相结合;另一方面, 将现有市场的仓储、物流功能外迁, 保留展示、交易功能, 积极向供应链金融延伸。

城市物流规划的借鉴作用

首先, 专业市场外迁必须制定科学完善的方案。

根据兰州的案例, 以及国内其他城市实施市场外迁的经验和教训, 一个城市若要实施专业市场的外迁, 必须制定全面完善的、科学合理的、系统性的实施方案, 重点处理好外迁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如主城区内的哪些市场需要外迁?这些市场外迁到什么地方?每个市场需要在什么时候外迁?外迁后原址的产业将如何发展?外迁过程中的投融资如何解决?

还以兰州为例, 对于全市的158个专业市场, 实施方案首先从外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角度, 经系统评估和科学打分, 从中选取了37个市场进行外迁。其次, 通过明确全市商贸物流业的总体空间布局, 对每一个市场的外迁地进行了空间规划的指引。第三, 从实施的角度, 对每一个市场的外迁时间进行了科学合理的限制 (主城区外的承接市场外迁的商贸物流聚集区, 必须在此之前具备运营条件) 。第四, 对每一个市场外迁后, 原址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重点, 提出了建设性的指引。第五, 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支持专业市场外迁的投融资策略和建议。

为了保障规划的法定性和强制性, 保障用地空间, 相关市场外迁规划, 需要和城市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紧密衔接, 并纳入到城市总规。

其次, “疏堵结合”的配套政策体系是重要的实现手段。

为了保障市场外迁规划的有效实施, 地方政府必须制定、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 从“疏”、“堵”两个角度, 推动专业市场的有序外迁。

从“疏”的角度, 鼓励、扶持主城区现有专业市场的转型经营和改造升级。对于积极外迁和转型升级的专业市场, 将享受扶持商贸物流业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建立现代商贸物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现代商贸物流业发展产业基金, 针对商贸物流业的发展, 包括专业市场的外迁, 提供专业化的融资服务。完善公共设施配套, 建议在主城区以外新建的大型专业市场, 必须配建配套仓储物流设施;大型专业市场的建设, 应考虑城市公交、长途汽车配套, 考虑高铁、地铁接驳设施。

外迁一周年 动批安好？ 篇4

无论在什么大环境下，动批始终保持着两个一贯特色：吵和乱。

动批商圈很多市场已经被摘除了招牌，却没有一个市场真正停止了营业，很多没有了招牌的市场仍然在吵杂的环境中进行着正常的运营。很多来购物的散客、淘货的网商店主、拿货的外地下线经销商在比往常更混乱的环境中迷了路。在进行了一轮招牌摘除之后，穿梭于动批商圈中，随处可见街边驻足跟人力车主、小摊贩们打听市场位置的顾客。由于秩序混乱、通道狭窄、人流密度高，商圈中各种类型物流车辆还一度出现了交通拥堵的情况。外迁一周年的动批，并没有冷清下来。

这些正在进行日常经营的市场中，仍然保留着一多半的商户。他们就是搬迁过程中的一部分“钉子户”，聚龙批发市场二楼一位商户说：“市场大门一天没关，我就做一天生意。”像他这样干一天算一天的商户，在动批仍然是主流。

万容天地市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动批目前每天的客流量仍然很大，市场的订单成交额等方面并没有出现大幅度降低。然而虽然人气仍然在，但是“商气”却已经打破了。“一个商业圈子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磨合，会形成一种商气，这个气是一个很虚的东西，但是做生意的人都明白，也能感受得到。现在的动批的商气已经被打破了，然而留下的生活习惯、商业需求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全部推倒重来需要时间。”他说。

一手甩存货 一手忙合同

孙先生是天皓成市场的商户，去年11月正式与白沟新城的新市场签订了合同，当时他对《纺织服装周刊》记者说，外迁势在必行，为了抢占更优越的合作条件，他当机立断抢先签下了合同。如今又过了半年，孙先生的搬迁工作进展如何？

当被问起“是否一切如你所料”时，孙先生表示猜中了结局，却猜不对这过程。

孙先生所在的天皓成市场2015年1月底正式关门，为了在新市场有一个新的开始，也为了节省成本、留下缓冲期，孙先生在天皓成彻底关闭之前就开始甩存货。“我当时手里压着四百多件存货，都是比较低端的三无产品，跟我搬迁之后新的定位不符，没有品牌的产品在新环境里也不太被接受，所以我打算在搬走之前全都赔钱甩掉。”

市场正式结业后，孙先生又把存货寄存到其他市场的朋友的门店中继续甩货，那时的他已经为了各种合同焦头烂额无暇他顾。“和天皓成签约和续签的合同以及押金比较乱，市场要同时应对一千多个商户的合同退款问题，时间很紧，也容易出错。我又属于光头司令，连个法律方面的顾问都没有，那一段时间真的很痛苦。”

三年阵痛期最难熬

无论是选择留下还是外迁，批发市场注定要经历一段蛰伏期。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外迁批发市场的迁入地尚未形成集群效应，市场冷清还不能吸引足够多的商户入驻，这也让不少商户坚守动批，使部分未留守转型的市场份额较大的批发市场仍然火爆。坚守的批发市场也在蜕变，但升级又受多重因素影响，重新定位势必会造成经营上的窘境。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认为，原地升级的市场出现冷现象源于多重因素。在受政府政策影响，批发市场招牌被摘形成冷局面的背景下，无外迁压力的批发市场更愿意进行原地升级改造，但并没有充分考虑市场要素的市场方，通常只注重硬件方面的升级，而忽略市场本身的定位等重要商业因素，因此出现空铺和客流下降等现象。与此同时，上述冷现象的产生也不排除市场方主动变更经营策略，包括抬高租金、签订短期合同、大规模调整业态等都会导致空铺率上升，客流量减少。

在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看来，上述冷热局面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动批、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外迁还只停留在形式上的外迁、转型，包括批发市场迁入地必须经过长期培育期，动批、大红门等商圈原地升级也需要过渡时期，冷热局面的持续是十分合理的。赵萍则表示，这一局面将持续三年左右时间。

置之死地 能否重获新生

批发市场原地转型应以服务本地市场为基础。目前，北京批发市场的转型、升级都处于探索阶段。在赵萍看来，北京批发市场可以由针对华北、西北、东北等国内部分区域的一级代理批发转型至只针对北京本地市场的二级代理批发，这样既能满足当地生活需要，又能将华北代理等多地代理批发业务转移出去，减小首都管理成本和负担。

众合开设设计展示馆，万容引进韩国“潮店”，金开利德、天和白马也在打着各自的主意……在这个躁动的季节，知道大势已去的动批各个市场，都在尝试着各种动作，试图能够留下来。对他们来说，最难受的是不知道改造的具体规划，也不知道搬或不搬，他们所期待的是，目前进行的这种升级的尝试，能够获得肯定。

今年5月，全新的万容天地商场正式亮相，它成为“动批”启动搬迁后，首家经过改造实施转型升级的商场。目前，动批市场中包括万容天地在内的3家市属产权单位，已制定疏解方案和时间表，正有条不紊地实施。

与以前的批发市场主要吸引的扛着大包小包的批发客不同，装修时尚的万容天地一楼，除了前来进货的批发客，还出现了很多逛街购物的散客。据万容天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靳忠波介绍，以前一层共有380家小商铺，一般四五平方米就一个摊位，完全是“鸽子笼”模式，拥挤不堪。改造启动后，市场对一层一半的商铺进行了“由小变大”式的改造，清退了175家低端商户，改造成了18家50平方米左右的店。另一半商铺目前正在改造中，将建立时装展示、走秀平台，并引进科研及设计单位。万容天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再顺介绍，万容现有商户2000余家，计划疏解三分之二以上商户，将商户数量缩减到600家。

据介绍，万容中心已经与韩国专业机构签订协议，引进了韩国管理团队对万容中心内部格局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造，把传统的“鸽子笼”换成敞开式大面积的独立店铺，已经入驻的18家店都是韩国原创品牌店，只零售，不批发。转型升级的万容天地将传统“动批”业态一律清退，原本可容纳近400家商户的一层只留给30多个韩国品牌。万容天地还将根据洽谈情况，陆续引入意大利、法国等国的品牌，按照每层一到两个国家知名品牌的原则，将自身打造成品牌服装城。

众合是动批最热的服装城之一，选货、买货的人挤在一起，3米宽的通道人流进进出出，推销员的嗓子都喊哑了。三层的韩国城，主要经营的是韩国东大门批来的服装，档次高一点，价格也比一、二层也略贵一点儿。四楼的设计展示馆也展现了众合转型升级的决心。

通往四层的楼梯口，“DDMALL”的英文名字格外醒目，环境已然颠覆了动批的传统印象——整层楼装修得清丽典雅，每个品牌都以小展厅的形式展现，陈设精美、灯光柔和，有种艺术馆的感觉。在展示馆的最北侧，还有一处占地100多平方米的咖啡厅。

众合负责人介绍，四层原来是批发城的仓库，摊主们当天卖不出去的服装都暂存在这里，存在火灾等多重隐患。今年初仓库合同到期，批发城不再续签，而是投入数百万元，改造成了服装设计展示馆。展示馆有25个小厅，品牌全部是韩国设计师的产品，经营者、甚至店员全部来自韩国，新潮、时尚，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品位。“相关政策要求动批地区升级改造，我们正好顺应这个大形势。在具体政策没有下来之前，我们只能先尝试。在适当的时机，一层、二层和三层也会参照四层的标准，逐步改造。”

深圳企业外迁现象剖析及政策调整 篇5

近几年来, 深圳市各区均有企业外迁, 据不完全统计, 已迁往外地的企业约为661家, 2007年有加速外迁之势。深圳市宝安区外迁企业最多, 达224家, 占全区工业企业总数 (15166家) 的1.48%。从外迁的总体情况看, 企业外迁呈现以下特点:

1、企业规模小。

外迁企业的规模普遍很小, 工业总产值在5亿元及其以上的企业仅有3家, 其中2家还是部分外迁。宝安区外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37家, 占外迁企业总数的16.52%, 只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582家) 的1.43%, 其中外迁企业工业总产值超1000万元的有20家。

2、劳动密集性、低端产业企业占多数。

从企业外迁的性质看, “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所占比重比较大, 二者合计为69%。这些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部分企业还属于环保部门重点整治的污染企业。从外迁企业的行业来看, 主要集中在电子、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胶等低端行业。

3、迁入地主要集中在省内和珠三角区。

85%的企业迁往广东省内, 主要集中在深圳辐射区内的东莞、惠州、中山等地。宝安外迁的224家企业中, 迁往东莞的97家, 占迁出企业总量的43.3%;迁往惠州的41家, 占外迁企业总数的18.3%。

4、以扩张性外迁为主。

就企业迁移的方式来划分, 有订单式外迁、适应性外迁和扩张性外迁。目前深圳市适应性外迁企业数量较少, 涉及产值较高, 约占外迁企业总产值的25%;扩张性外迁企业居多, 涉及产值较高, 约占外迁企业总产值的75%。

二、主要原因

随着近年来城市经济发展, 深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 周边地区竞争优势明显。企业一方面要应付辖区内的高成本, 一方面要计算所在地的土地收益率, 改变土地使用用途, 其结果必然是企业不断外迁。

1、企业成本高。

近年来深圳生产要素成本不断升高, 加上深圳市调整了一系列劳动政策, 如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最长加班时间限制、加班工资标准提高、强制员工购买社保等等, 导致企业成本偏高。而周边城市如惠州、清远、河源、梅州等地的剩余劳动力充足, 土地成本及水电成本均较低。据深圳市贸发局的调查问卷显示, 企业外迁的原因排在首位的因素为“深圳的厂房租金太贵”, 选择该项的企业占57.8%;排在第二位的是“深圳的人工成本, 包括工资、福利和社保费用等高”, 选择该项的占53.3%。

2、土地严重不足。

在上述调查中, 排在第三位的是“深圳用地需求无法满足”, 选择该项的达到45.6%。从深圳各区的情况来看, 除龙岗还有一些土地可利用以外, 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土地供不应求的状况。如福田区作为深圳的中心城区, 辖区面积78.04平方公里, 可供开发土地只剩下8平方公里, 大部分还是红线土地。由于各区工业用地接近饱和, 部分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业用地扩大生产规模, 不得不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其他地区, 以满足扩大生产的需要。

3、营商环境变化。

产业结构调整、政府执行新政策力度以及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 都对企业外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心城区, 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比较大, 一旦某些工业区域整体功能发生变化, 部分工业企业就会改变用地方式, 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理所当然地将企业外迁, 如深圳罗湖就比较多地出现这类情况。而在其他一些城区, 由于大量依靠“三来一补”企业, 难以避免地存在环境污染、劳资纠纷、技术落后等问题, 随着执法力度的加大, 被逼进行企业外迁。还有部分企业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物价上涨、市场竞争加剧、劳动力成本上涨、贸易摩擦引起的配额设限、内部管理不善等原因导致企业无法经营而外迁。

三、利弊分析

按照经济规律, 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到一定的层次, 就必然伴随产业的迁移, 而这种迁移不一定非会影响到所在地的经济发展, 有时还会达到迁出地、迁入地、企业三方共赢的结果。因此, 要从正反两方面对企业迁移进行分析。

1、企业迁移的正面影响。

(1) 有利于迁出地的产业升级。目前深圳外迁企业主要以扩张性外迁为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有利于腾出空间来发展高端产业, 实现功能置换和结构的优化升级。从深圳罗湖和福田两区的情况看, 这种外迁确实带来了产业升级优化的效果。据有关部门统计, 通过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高耗能的产业逐步迁出后, 深圳市已形成了一些替代产业, 如信息技术外包为主体的服务外包企业群体等新兴产业。

(2) 企业外迁有利于缓解土地压力。深圳目前的土地压力相当大, 土地资源紧缺已经成为制约深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解决土地问题, 靠增量投入是不可能的, 只有依靠盘活现有土地存量。企业外迁腾出了一些厂房, 为盘活土地存量找到了出路。

(3) 减少辖区社会管理和环境压力。由于企业外迁, 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就业人员随企业迁出, 当地的社会治安得到明显好转。同时, 有些区域在企业外迁后, 进一步提高了区域内的空气质量, 工业企业排污总量得到了进一步削减, 保证了大气环境质量。

2、企业迁移的负面影响。

(1) 部分企业外迁特别是大型企业外迁给迁出地经济造成影响。大型企业外迁带来了当地经济的退步, 如深圳市罗湖区就出现了摩比天线、海博通、深圳卷烟厂、万基药业等一批大型工业企业外迁, 导致辖区工业呈现萎缩之势。不仅如此, 这种态势有扩大的可能, 有些大型企业的外迁还带来了相关产业的整体外移, 这是值得关注的。

(2) 企业外迁速度过快引起产业空心化。产业升级走向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模式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之路。但是如果企业外迁速度过快, 甚至出现整个产业外移就可能会出现产业链条中断甚至形成产业空心化。在某些地区, 新兴产业并没有形成气候, 制造业的存在是必然的。如果盲目外迁制造业, 忽视制造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最终会出现产业空心化而导致经济衰退。

(3) 容易引起生产链中的关键环节出现断裂。产业链条的连接对于地区工业发展至关重要, 某些产业可能会在一些缺陷, 不适应于留在该地, 但从产业链条来看, 却是万万不可缺少的。如电镀厂, 如果从环保的角度来看, 显然不适合在深圳, 但是从产业链角度来看, 却是十分重要的, 没有电镀企业的存在就会出现制造业的断裂。

四、战略和对策调整

通过深圳出现的企业外迁现象, 我们发现了企业迁移的一些基本规律。因此, 在新的形势下, 我国要切实改变原来的一些经济发展战略, 制定符合我国实际又能产生出更高效益的产业政策。因此, 国家和地方政策要分别做出相应的调整。

1、国家层面的战略和政策调整

(1) 制定全国统一的企业迁移指导政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企业迁移是市场行为, 政府不应有太多的干预。但是, 企业迁移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对我国经济均衡发展以及资源合理优化利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此, 国家在宏观上制定相应的产业迁移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一是建立城市之间的产业协调机制, 通过打破地区行政封锁, 形成有秩序的企业迁移。二是加强规划和信息服务, 从宏观上为企业提供预见性, 减少企业迁移所带来的成本损失和不合理的资源浪费。三是在发达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建立合理的企业迁移通道, 把企业迁移当作国家城市均衡发展的重大战略来抓。

(2) 采取措施, 防止恶性竞争。目前一些发达城市企业营商成本不断提高, 企业外迁将成为必然趋势。针对这一现象, 一些周边城市纷纷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入驻, 甚至有些地区还出了一些损招。基于本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吸引企业本来无可厚非, 但出一些损招坏损就严重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规律。如有些地方以各种税收优惠以及零地价, 或者是放宽对国家劳动法和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执行力度的办法吸引企业, 这都不利于企业形成合理迁移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 国家要制定相关政策, 杜绝此类事情发生。

2、地方政府应对策略。

(1) 构建企业进退机制, 加大产业优化步伐。在深圳土地资源紧缺的条件下, 如何盘活现有土地成为持续发展的关键。首先应通过旧工业区改造, 逐步迁出不适应城市功能定位的低附加值、占用土地多、能源消耗大的企业或项目, 将置换出来的旧厂房、土地优先发展高端产业。其次, 要妥善处理好厂房空置期问题, 采取预警、收购、统租、重建、包装等多种形式建立产业进退机制, 实现功能置换和产业再造。再次, 要制定企业进退评估指标体系和实施办法, 切实加强对企业技术含量、增值能力、资源消耗、污染排放、安全隐患的调查摸底、综合评估, 制定差异化企业迁移政策。

(2) 加快发展总部经济。从深圳企业迁移情况来看, 有迁出也有迁入, 要利用这种迁出和迁入加快产业调整, 加大力度引进和发展总部经济。纵观香港和国内其他城市的发展, 总部经济能起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并促进经济转轨的良好作用。在吸引总部经济方面, 发达城市具有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 如区位优势、人才优势、环境优势以及政策优势等等。因此, 一方面要制定适合本地区的相关政策, 吸引国际和国内的总部性质的企业入驻。另一方面加大对本地区中小企业的培育力度, 以及制定正确的企业迁移政策, 促进企业提升竞争力, 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或全国性总部。

(3) 创新异地合作模式, 延展产业腹地。可以采取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 异地合作建设工业园区的办法, 具体做法是在珠三角、泛珠三角地区选择若干基地, 特别是惠州、河源、汕尾等相邻地区, 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 在异地建立“深圳 (XX) 工业园”并享有管理权。这样, 对两地政府来说是一件双赢的大好事:迁出方获得了工业发展所需的土地, 还能收获部分税收和工业产值, 解决长远发展的后顾之忧;迁入方获得了渴望已久的拳头产业, 并相应获得就业、租金、及部分税收和工业产值等。

(4) 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在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的服务意识, 切实提高办事效率, 转变工作作风的基础上, 及时掌握企业外迁动态, 合理引导企业外迁, 并为外迁企业提供服务, 制定外迁追踪、援助政策,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企业外迁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郭国灿:回归十年的香港经济[M].香港:三联书店 (香港) 有限公司, 2007.

[2]蒋东仁:企业外迁的双赢之[J].企业改革与管理, 2005 (6) .

[3]余丽生、陈优芳、冯健:浙江省企业外迁现象剖析[J].经济研究参考, 2006 (6) .

北京首批建材企业外迁津冀 篇6

日前, 有媒体报道北京第一批外迁公司有207家, 主要涉及化工、建材、铸造等门类。目前名单已经通报给天津、河北等地。对接的流程是北京市提供外迁企业名单, 由天津、河北等地在名单中甄选。如果对接意向确定, 由当地政府部门和北京市发改委完成对接。由于上述企业大多为“三高一低”企业 (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 , 尚未出现对接成功案例。

正如河北一名官员所言, “第一批外迁的公司大都是高污染、高耗能企业, 这样的企业到哪里都是负担, 所以目前天津、河北承接的热情不高。”他们正在等待第二批外迁的公司名单, 但问题也在于, 第二批如果还是类似的企业, 河北与天津又该如何选择?

对于迁出的企业, 应该充分尊重其经营自主权, 在落实国家战略与维护企业利益之间达成平衡。该优惠的要优惠, 该给予退出补贴的要补贴, 产业的转移不能完全是行政决定, 也需要市场经济的思维。总之, 京津冀一体化需要一套搭配得当的企业组合, 不能光考虑一方的利益, 需要多方协商博弈, 最终才能将这个国家战略落实到位。

市场外迁 篇7

温州是我国农村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地区之一,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时间里,温州创造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速度、水平和活力三项指标曾高居全国前列,拥有“中国鞋都”、“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包装城”等19个“国”字规模的产业。温州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快速、制度创新活跃的一块热土,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在全国名列前茅,率先以市场化促进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著名的“温州模式”。

然而从2003年开始,温州经济的发展速度跌进了浙江省11个市的倒数行列。据温州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温州从1998年开始企业外迁,目前外迁已达1000多家,其中不乏较大规模的企业,整体外迁的企业有250家,预计资本外流在100亿元以上。有人据此认为“温州模式”正走向消亡。如何看待大规模企业外迁现象?如何从经济发展理论高度认识“温州模式”的演变?是衰亡还是进化?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二、企业外迁的原因分析

温州企业外迁在2001年至2002年形成第一次高潮,2005年形成又一次高峰。企业外迁方式从整体搬迁为主,逐步转变为整体搬迁与研发、生产基地对外扩张并存。从外迁目的地来看,迁出扩张办厂的企业近半数在上海,而整体搬迁的目的地主要是中西部省份。从行业来看,外迁企业大多为汽摩配、机械电子和塑料制品行业,在整体外迁企业中,塑料编织行业占一半左右。是什么导致近年来温州企业和资本外流?从环境、经济、行政等角度看,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外地“引力”加大

首先表现在宏观经济环境的强劲吸引。近年来,全国经济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已经显现,国家“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在为企业提供低成本扩张空间的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丰厚的收益预期,宏观经济环境形成的“磁场效应”,吸引了大批以善于捕捉商机著称的温州人纷纷外出投资创业。其次是外地招商引资政策的巨大引力。民营经济的高度发达,使温州成为全国各地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象。外地政府来温招商引资密度大、方法活,在招商政策上纷纷开出地价、税费、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如土地的超低价甚至白送,“零价格”出让、“零租金”承包企业,各类规费减免,财政转移支付,快速审批承诺等。再次是区位优势,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等大城市的区位吸引力。最后是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优势,如一些中西部城市,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吸引许多资源扩张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的温州企业。

(二)温州本地的“推力”增强

与外地经济环境“引力”的加大相反,温州经济发展综合环境的制约,导致促使企业外迁的“推力”增强,使一部分企业不得不外出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土地资源制约是最主要原因。温州地处丘陵,土地资源稀缺,工业用地的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紧缺的土地资源,过高的用地成本,使得企业只能在外地寻找出路。电力紧张成为企业外迁新的“推力”。电力问题是目前企业反映最集中、意见最大的问题之一,缺口率达40%,随着今后几年用电需求的继续上升,电力供需矛盾将进一步突出。由于用电问题得不到解决,一些企业失望之余纷纷产生外迁念头。另外,城市化滞后、基础设施薄弱、产业链缺陷等因素的约束。政府服务与行政管理方面的不足是产生软环境“推力”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源的缺乏,是软环境“推力”的又一原因。温州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紧缺且薪酬相对低于上海等大城市,引才难、留才更难是许多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而由于民营经济在全国各地的蓬勃兴起,温州对外来普通劳动力的吸引力正逐渐下降。企业对人力资源的依赖性和本土吸引力下降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成为促使一部分企业外迁的原因之一。

(三)经济规律的作用力

市场空间的扩张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随着生产的集中以及全国卖方市场的出现,流通方式以商品直销、“连锁”、“专卖”为主体,企业必须在全国各地建立大量的销售网点。企业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出现了战略性的外迁,如正泰、德力西、均瑶纷纷在外地建立研发机构、公司等。随着温州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外出创业的温州人在经营地收益的回流,本地民间资金快速增长,据保守估计高达千亿元以上。除一部分扩大再生产或进入本地房市等投资领域外,大量的闲置资金不能“就地消化”,最终只能向外投资寻求增值。同时,由于温州的资金利润率大体上呈逐年下降趋势,在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驱使下,温州资金外投与企业外迁便成为某种必然。

(四)劳动力成本、外汇以及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

随着温州劳动力报酬的逐年增加,以及修改后新劳动法的实施,企业成本必然大幅度的提高。例如:用工3000人的鞋厂,员工的医疗与养老保险费按每年每人缴纳5000元计算,年支出达1500万元。按平均工资1000元计算,将提高工资成本50%。本地区工人工资支出高于内地,2008年与企业用工成本密切相关的还有正在起草将要出台的《工资条例》,试图将员工收入上涨幅度与企业利润、物价指数上涨幅度挂钩。另一方面温州本地产品(包括四大支柱产业)全年出口额约为90亿美元。近年来美元的贬值与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加大,而出口退税率又逐年下调,从最高的17%下调至9.8%。特别是鞋革制品已下降至5%。国家已从政策上对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产业与产品实行制约,不予鼓励发展。因此对温州现有的科技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带来连锁性的反映、危机重重,盈利难以支撑。

三、“温州模式”的动态辨析

“温州模式”之所以能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在于它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强大的生命力,以及超前的意识,在经济发展初期超越了全国许多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的典型。“温州模式”的核心意义在于: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首创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有机融为一体,使改革和发展在区域经济与社会变革中成为一个相互促进的动态变化过程。当改革开放大潮涌起时,温州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出潜在的优势,出现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企业和购销大军,不断捕捉商机,迅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加快了以农村工业化进程为特征的区域经济发展,使得温州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温州模式”当初的成功有其独特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因。首先是地方政府给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护和扶持。当地政府顺应民营经济的发展,甘冒政治风险,敢于突破政策、率先改革,改善民营企业的外部软、硬环境等。这些为温州民营经济提供了培育发展的土壤、安全的政治环境以及有利的外部条件。其次是温州人抓住了发展改革的机遇,其先发优势立刻体现了出来。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深化,“温州模式”的局限性也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

第一,产业组织形式发展滞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温州的企业已经充分显示了活力,但是以小企业和家族企业为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民营经济总体上散、小、低的特征比较明显。随着区域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这些企业已经表现出创新能力不强的弱点。由于产品同质,相互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问题十分严重,从而导致了市场绩效的日趋下降。而家族企业落后的产业组织和封闭的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人才引进和相互联合重组,体制和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使得整个区域经济的层次提升明显乏力。

第二,低水平的产业集聚。通常产业集聚有如下特点:首先,经济活动在空间局部集中且达到一定规模;其次,产业聚集产生于不同企业在空间上一定规模的局部集中而不是单个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产业集聚的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获得原材料成批量供应的好处;容易形成一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集聚使得规模化的正规培训成为可能,如技术培训学校的出现);竞争促使产品市场不断细分,同类产品的花色、品种、档次增多,增加产品吸引力;专业性的市场服务公司(如营销公司、市场调研公司等)出现,将提高生产企业的销售能力;专业性的生产设备维修服务将随之形成。

而温州的产业集聚是以“一乡一业”的形式出现的,在多个行业、不同地域同时形成集聚。这种集聚有其内在缺陷:首先,集聚区内产品和市场的相似性引起无序竞争。温州民营经济所处的行业基本上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层次处在中低档,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不大,市场机会和发展空间日益缩小,众多企业为了争夺较少的市场机会,必定要进行激烈的竞争;其次,集聚区内缺乏必要的组织和协调,经常造成企业之间相互压价竞销、仿冒、降低产品质量标准等,无序竞争越来越严重。

第三,经济开放度不够。改革开放后,温州的民营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有企业的改制也比较彻底,但是,温州的外向型经济步伐极其缓慢,尤其是在吸引外资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引进的外资及外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温州本地人到国外闯荡一番后拿着外国护照再回温州来投资。此外,温州的外贸出口水平也较低,总额仅有宁波市的1/4。

第四,制度供给滞后。在改革之初,温州之所以能在短短的时间里摆脱资源、区位条件的严峻约束而后来居上,完全得益于率先创新,特别是市场主体民营化以及民营企业在制度上的率先创新。随着各地民营化改革的推进,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明显弱化。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是体制外的优势,这种体制外改革可以由群众自发地发动、组织和实施,但在改革深入到体制内阶段时,制度变迁则不可能自动完成。当前“温州模式”遇到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问题或者所谓技术创新问题,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这个“公共产品”,并非指现在温州市政府正在推行的意在优化服务的“效能革命”,而是政府体制的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

四、“温州模式”变迁的启示

温州本地企业大规模外迁,引起我们对“温州模式”的深思。如何看待企业外迁?它是“温州模式”的演进还是预示着“温州模式”的衰亡?

我们认为,温州企业外迁,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或者说是“温州模式”演进过程中一个自然发展阶段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温州模式”的核心是不断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企业外迁同样是这种精神的一种体现。企业外迁应当视为在温州本地环境不再适宜“温州模式”发展情况下的一种自发选择。但是,这种自发选择同时发生在两个方向上:一部分企业选择了迁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地,而另一部分选择了迁往具有区位优势的大都市。这两个方向上的选择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说前者代表着旧的“温州模式”在空间上的延伸,那么后者则预示着“新温州模式”的发展方向———它是对旧的“温州模式”的发展和超越!

如何对“温州模式”进行完善和发展,使其摆脱固有桎梏、重新焕发活力,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新温州模式”,不仅对温州地区本身,而且对全国而言都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及时提供适当的制度安排

在经济发展初期,一些制度可以自发生成,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制度要求也相应提高,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密切关注地方经济的发展,及时提供符合企业诉求的制度安排。改善发展软环境,对于企业而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时候比一些优惠政策更为重要。这也是温州外迁企业一致反映强烈的问题。为此,地方政府应认真研究政策弹性空间,在不突破法律、政策底线的前提下,进行政策创新,并在微观上要着眼于服务创新,努力提高服务企业的水平。

(二)突破环境约束“瓶颈”

温州企业外迁是区域间经济流动的结果,也是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拉动的结果。改善企业发展的硬环境,对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增强对内、外资的“引力”,减少企业迁出的“推力”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必须立足长远,着眼当前,不断突破制约因素,逐渐完善经济发展的硬环境。

(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要最大限度放宽民间投资准入领域,加快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化进程;引进国内外资本、先进技术、先进经营理念和更大的国际市场,拉升产业层次,促进产业和经济结构的加速调整。

(四)依靠产业政策促进企业组织创新、产品升级

市场外迁 篇8

一、对象和方法

(一) 对象

重庆开县外迁到山东并被分散安置的移民以及当地居民。

(二) 方法

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对移民的基本人口学信息、移民的生产生活、人际适应现状、移民心理状况及对移民政策、安置的满意情况等项目进行调查。定量调查采用分层抽样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把山东省有移民安置的9个地市划分为沿海、中部、西部3种地区类型, 每一层随机抽取两个地市的移民和当地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并在移民居住地周围调查一个与其年龄相差不超过5岁的当地居民作对照;除移民特有情况外, 对当地居民的相关项目也进行了同步调查。调查数据采用双人双机输入方式, 利用Epidata数据库进行一致性检验, 确认资料无误后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80份, 回收有效问卷640份, 有效率95.8%。在640份有效问卷中, 移民320份, 当地居民320份;男性160对, 女性160对;移民组平均年龄 (42±14) 岁, 当地居民组平均年龄 (42±13) 岁。移民在移居地居住时间满36个月的167例, 居住满60个月的153例, 分别占52.4%和47.6%。移民和当地居民在年龄、职业分布方面无明显差异, 而在文化程度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二) 外迁山东移民总体收支状况分析

从整体而言, 重庆开县外迁山东三峡移民与移民前及当地居民比较收支情况时, 其组间均数有显著差异 (见表1) 。运用DunnettT3法对移民与移民前及当地居民收支情况的多重比较中, 移民收入与移民前变化不大, 但明显低于当地居民, 移民生活消费支出与当地居民差异不大, 却比移民前有了显著增加 (见表2) , 并在食品支出、医药支出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P=0.000) ) 。而在文化教育支出方面, 移民与移民前及当地居民之间的差异都较为明显。与移民前相比, 文教支出明显增加, 但与当地居民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结合定性调研结果, 可以判断移民由于脱离了原先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生产能力方面弱于当地居民, 并且由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的逐渐削弱, 消费支出明显增加, 食品支出增加显著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同时, 过去封闭的生活环境对其求医问药造成了诸多不便, 而迁居地大多在城镇附近, 求医的便利性也造成其医药费用的增加。文教支出的变化反映了移民在山东享受到了以前所缺乏的文化教育, 教育投资明显增加, 但由于迁居时间过短、教育观念尚待转变等原因, 与当地居民的差异还是比较大, 这从重庆外迁山东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平差异可以明显看出 (P<0.001) 。

(三) 外迁山东移民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比较分析

把收入水平按照高、中、低3种水平进行划分, 年收入12000元 (月均1000元) 以下为低收入水平组, 年收入在12000-20000为中等收入水平, 20000以上为高收入水平。表3数据表明, 有59.4%的外迁山东三峡移民年收入水平在12000元以下, 20000元以上的仅占14.7%, 而当地居民这两个数据分别为33.1%和32.2% (见表3)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 移民与当地居民在收入水平上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0

*p<0.05, **p<0.001

χ2=48.786, P=0.000

(四) 外迁山东移民与当地居民主要经济来源的对比分析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移民与当地居民在主要经济来源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4) 。移民前后与当地居民在主要经济来源的前3项均保持一致, 即有80%以上的调查对象选择了蔬菜粮食种植、家人打工、自营业作为其主要经济来源, 其中前两项比重最大, 占到了调查人数的60-80%。与当地居民相比, 移民在自营业与企事业单位固定收入的选择上明显偏低, 而在农业与打工方面的选择高出了20个百分点。移民前后主要经济来源变化较大的是政府资助与子女赡养, 移民后这两项有了较明显增加, 反映出移民在生产生活方面存在一定困难, 同时政府的支持力度也较大。而当地居民没有一位调查对象选择“政府扶持”, 企事业单位固定收入也是其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与之相应, 当地居民家人打工提供经济支持的力度明显低于移民, 表明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是其安居乐业的保证, 如果移民在工作稳定性上加以提高, 则将有助于“迁得走、稳得住、能致富”移民安置目标的实现。另外, 调查中有191人回答移民前有两项主要经济来源, 而移民后, 只有170人选择了两项, 经济来源途径呈减少趋势, 表明移民在迁居山东后收入来源渠道变窄。定性研究发现, 部分移民反映移民前由于地处山区, 自然资源丰富, 农村居民普遍养殖家禽、牲畜、种植果园, 这些副业收入占到他们总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 移民来到山东后, 这部分收入来源部分或完全丧失, 从而造成移民生产生活的困难和食物支出的增加。所以说, 拓宽移民经济来源渠道, 帮助其增收减支是实现其稳得住、能致富的主要方式, 这一点可以从移民对于“目前最担心的问题”的选择上可以看出, 有高达60%的移民选择了“经济”一项, 远远超过排名第二位的“子女入学/婚姻问题” (17.2%) 。

(五) 外迁山东移民与当地居民关于经济状况的自我评价

χ2=183.335, P=0.000

对自身家庭经济状况的自我判断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主观期望, 也能反映出一个地区整体经济水平的高低。对移民与当地居民关于“家庭经济状况同村里其他家庭相比”的回答可以看出, 移民对移民前后的评价反差较大 (见表5) 。移民前, 够稳定, 这些问题可能会造成移民“稳得住、能致富”这一安置目标实现困难。支出增速过快是由于移民改变了原先的生产生活方式而然的。移民过去依赖于山区自然资源, 通过耕种、养殖等方式能够实现自给自足;来到山东后, 安置地区大多是有29.1%的移民认为自家经济状况在村里属于“较好”以上水平, 移民后只有7.8%。移民前, 只有7.7%的移民选择了“差”或“较差”, 移民后达到了50.3%。当地居民的评价与移民关于移民前的评价类似。定性调查中许多移民认为山东经济水平较为发达, 人们收入普遍比他们家乡高, 这是造成以上评价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 移民普遍认为当地居民较为勤劳, 闲暇时间少, 对当地人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并不奇怪。加上彼此之间的交流相对较少, 在主观评价方面可能存在一定误差。结合前述收入水平的对比结果, 移民在移民前后收入并没有产生较大差异, 但支出费用的提高也是造成其对自家经济状况评价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移民经济水平与移民前相比并没有绝对下降, 但不可否认, 与周围邻居及全村人相比, 自家经济地位却相对降低, 这一点可能会影响到移民对自家经济状况的客观评价, 进而怀疑移民政策和安置成效, 同时对移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可能会带来较大打击。

χ2=233.277, P=0.000

三、讨论

外迁山东的三峡移民在移民前后、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对比分析中, 经济状况表现出明显差异。与当地居民相比, 收入水平明显偏低、支出增速过快、收入来源不交通方便的城镇边缘地带, 不可避免地要其融入市场化的潮流, 商品货币化是造成其生活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生活环境的变化、生产生活方式的不适应、移居地相对较高的经济水平也是造成移民主观评价偏低的主要原因。在移民政策贯彻过程中, 及时找出产生移民问题的主要原因, 并对这些原因加以分析解决, 必将加速促进移民向当地居民的融合和“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同时, 也需要政府、社会、移民都抱着长远的眼光看待外迁山东三峡移民问题, 毕竟南北方自然环境的差异、生产生活习性的不同不是一项政策、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事。这也决定了移民安置是一项任重道远的系统工程。要实现移民向当地居民的转化以及促进移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 既需要政府长期的政策扶持和精神关怀, 也需要移民具有克服暂时适应性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摘要：为了了解三峡库区外迁山东移民的经济状况, 文章利用定量调查表对三峡库区外迁山东的320名移民和320名当地居民进行测评, 并结合定性调查结果加以分析, 得出结论:三峡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总体经济水平明显偏低, 收入增长缓慢, 支出增加明显。移民安置是一项任重道远的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和移民的长期共同努力。

李嘉诚公司注册地全部外迁 篇9

2015年初，李嘉诚宣布经将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进行重组，新成立的长和持有长江实业集团及和记黄埔集团的所有非房地产业务，包括港口及相关服务、电讯、零售、基建、能源和动产租赁业务（飞机租赁）。另外成立一家长江实业地产，已经于今年6月在香港上市。

2014年，李嘉诚宣布将电能实业的香港电灯（02638.HK）分拆，后者当年单独上市，成为香港最大IPO之一。

可以看到，李的一系列拆分举动之后，都涵盖了注册地的变更。在今年1月的长和系大重组中，两家新公司全部在开曼群岛注册。这引起了世界范围媒体的关注。但李嘉诚在发布会上否认变相从港迁册，李嘉诚解释称，在开曼注册是为企业获得更大财务弹性。

记者翻阅资料显示，去年拆分上市的香港电灯的注册地位于开曼群岛。长江基建的注册地则为百慕大群岛。

在今年完成世纪大重组后，电能实业实际上是李嘉诚名下唯一一个在香港本土注册的公司，此次退市后，李嘉诚通过一系列庞大腾挪，最终完成了注册地址的全部更新。

（文据《第一财经日报》、澎湃新闻网）

市场外迁 篇10

生产基地外迁模式,是指中心城市企业将生产基地迁移至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而将总部仍留在中心城市的企业运作模式,是以总部经济模式实现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途径。

生产基地外迁模式是中心城市企业按照总部经济模式实现“总部—生产制造基地”空间分离的一种重要模式。这种模式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种。

第一,随着中心城市的发展,城市的资源要素禀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心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劳动力价格越来越高,城市发展对环境保护也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这种发展环境下,如果中心城市的制造业企业所在行业的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的发展状态,企业可以通过产品的高价格获取高额利润来弥补企业成本快速上升,企业还可以继续在中心城市发展;如果企业所在行业进入以买方市场为主的成熟期,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下降,行业利润微薄,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承受高昂的生产成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步下降,发展步履艰难。企业为实现持续发展将不得不考虑搬迁的问题。这种现象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制造型城市发展过程中非常普遍[1]。

第二,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丰富而低廉的常规资源以及政府的优惠政策对企业生产基地外迁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与中心城市相比,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慢、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发展空间充足,可以为企业提供较为低廉的土地资源,加之其丰裕而低工资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原材料及其他物质资源以及政府出台的税收等优惠政策,对企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企业将生产基地搬迁至这些区域可以大幅度地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2]。

在上述两大背景下,企业迫于所在中心城市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为降低生产成本,就需要采取搬迁的模式来实现其持续发展。如果企业将总部和生产基地全部进行搬迁,则又面临着诸多风险:一是由于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高素质研发技术人员往往不愿意离开中心城市,而在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则很难招聘到高素质的人才,企业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风险;二是企业在中心城市能够及时地获取到各种市场信息,搬迁到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之后,有可能产生因市场信息获取不及时或者信息不对称造成决策滞后或决策失误,使得企业丧失良好的发展时机。因此,企业在进行搬迁过程中,需要进行组织创新,即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而将企业总部环节仍留在中心城市,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人才、信息等战略资源优势,又可以充分利用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的土地、劳动力等常规资源优势,实现不同区域优势资源在企业内部不同功能链环节的有效配置,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3]。

生产基地外迁推进区域合作的效应分析

企业将生产基地外迁,而将总部保留在中心城市,不仅能够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而且通过“总部—生产制造基地”链条为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之间开展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企业将生产制造基地从中心城市外迁至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会对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产生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包括直接带动当地经济增长、拉动就业以及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区域相关产业发展等。企业对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的带动作用之前已经有所论述,笔者在此重点对总部所在中心城市的经济效益、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深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对总部所在中心城市的经济效益

企业将生产制造基地从中心城市外迁至其他区域,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心城市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生产基地外迁能够为其他适宜中心城市发展的产业腾出充足的发展空间。虽然企业生产基地外迁会缩减中心城市的经济总量,但从长远发展来看,由于中心城市在发展生产制造方面具有明显的劣势,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逐渐减弱,将不能支撑中心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之相反,生产基地外迁后可以为城市腾出很大的发展空间,发展一些符合中心城市资源特点(人才、信息、技术等战略资源密集)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比如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从而实现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3]。

企业将生产基地外迁、留住总部的这种发展模式为中心城市发展制造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企业的这种发展模式突破了原有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再适合发展制造业的思路,可以发展制造业的管理、研发、设计等总部高端环节,吸引制造业企业总部入驻。以北京市为例,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具有总部职能的投资性公司中,制造业所占比重高达49.4%。制造业总部在中心城市的聚集发展,不仅成为生产基地外迁后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而且促进了城市制造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

总部聚集将带动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企业将生产基地外迁的同时,把总部留在中心城市,这些总部主要承担决策、研发、营销、投资、运营等职能,对生产性服务业将产生强劲的市场需求。例如,总部战略决策对信息、决策咨询等服务产生需求;总部研发创新、设计功能对专业技术服务、科技服务等产生需求;总部营销活动对市场调查、广告、物流等服务业产生需求。据资料显示,企业总部对各类服务业的年支出约占企业总部年销售额的1/10[2]。围绕总部需求,将形成金融保险、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信息技术、广告、中介咨询等较为完整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4]。

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

目前,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主要是基于产业链上下游间的分工合作,中心城市发展制造业的核心产品和加工组装环节,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则主要为中心城市提供原材料、零部件等。但是,随着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制造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制造业外迁成为一种趋势。如果将制造业企业总部和生产制造基地全部搬迁出去,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间原有的产业合作关系则逐渐趋于消失,对于区域间经济合作也产生不利影响。企业将生产基地外迁、总部留在中心城市这一发展模式则为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途径。

避免了区域间的合作走向竞争。随着中心城市制造业成本上升、竞争力减弱,原有的基于产品间配套的区域合作关系逐渐减弱,区域间的竞争关系逐渐增强,甚至出现了争夺项目、争夺投资的恶性竞争态势,制约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企业通过生产基地外迁这一总部经济模式,能够为区域间竞争重新走向合作提供一种新的途径。

为区域间基于制造业内部合作提供新的方式。企业将生产基地从中心城市外迁至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总部依然留在中心城市,使得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之间可以通过“总部—生产制造基地”链条开展制造业不同功能链环节的合作。而且这一链条相比原来的基于产品配套的合作更具有合作的基础,更能够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从而促进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化。

拓展了区域间开展“生产—服务”合作模式。在企业生产基地外迁的总部经济模式下,由于企业总部主要承担决策、研发、营销等职能,为其提供配套的主要是一些服务业企业,因此,企业通过“总部—生产制造基地”链条,还可以促进中心城市的“服务”与中小城市、欠发达地区的“生产”间的合作,建立基于“生产—服务”的新合作模式,拓展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范围。

生产基地外迁模式下的区域合作案例———联合利华集团

联合利华集团(以下简称“联合利华”)是世界上最大的日用消费品制造商之一,由荷兰Margrine Unie人造奶油公司和英国Lever Brothers香皂公司于1929年合并而成,总部设在荷兰鹿特丹和英国伦敦,分别负责食品及洗剂用品事业的经营。目前,联合利华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员工达16.3万。在2010年度《财富》全球500强中排名第121位,营业收入达553.5亿美元,利润达46.8亿美元[5]。

早在20世纪30年代,联合利华的前身利华兄弟公司就在上海建立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1986年,联合利华再度进入中国,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利华有限公司。目前,联合利华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在北京、广州、合肥、潍坊等城市设立了10多家分支机构和生产基地,企业员工达4 000名,主要经营家庭及个人护理用品、食品、冰淇淋三大业务。2006年,联合利华在中国内地销售额达到50亿元,业务增长速度位列全球第一,增长率达20%以上[5]。

联合利华生产基地外迁的背景分析

联合利华从1986年再度进入中国以来,到2001年,在中国投资共计10亿美元,引进了100多项先进的专利技术,直接雇佣了超过5 000名中国员工,间接提供了超过20 000个就业机会,生产旁氏、力士、夏士莲、奥妙、中华、立顿、和路雪等20多个品牌的产品,被评为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全国500家最大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等称号。

早期,联合利华生产基地主要位于上海,从2002年开始,陆续将上海的生产基地搬迁到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其搬迁原因主要出于以下3个方面。

上海的生产成本日益上涨,联合利华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竞争力逐渐削弱。联合利华进入中国,将上海作为企业发展的首选地,主要是由于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龙头城市,在生产制造、人才供给、金融服务、信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上海的劳动力、工业用地、用水、用电等各种生产成本相对较高,而且成本上升很快,在适宜中国消费者倾向的价格低廉的产品生产方面则不具备竞争优势。以洗衣粉市场为例,根据AC尼尔森公司的调查,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利华的“奥妙”和纳爱斯集团的“雕牌”是当时销售较好的两大品牌之一,但由于“雕牌”生产成本较低,实施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其销售增长远高于“奥妙”。1999年,“奥妙”的销售量为5.3万t,几乎是“雕牌”2.8万t的一倍,而到2001年,“奥妙”的销售量只增长到8.9万t,“雕牌”则增长到29万t。因此,面对国内其他品牌的市场竞争,联合利华不得不考虑通过压缩成本、降低产品价格来拓展市场占有率。

联合利华在华组织结构治理、经营成本降低的需要。1986年,联合利华与上海制皂厂、上海日化开发公司合资组建上海利华有限公司,开始了其在中国的发展。受当时中外合资企业法规所限,联合利华在中国的扩张一直延续着这种合资模式,到1999年合资企业已经有14家。合资公司的架构严重影响了公司管理效率,而且联合利华在大部分合资公司中没有控股,其在中国的发展战略难以得到真正实现。于是,联合利华从1999年开始进行调整,将各个合资公司合并转制,组建了联合利华股份有限公司(由联合利华与上海轻工控股公司共同控股,各占77%和23%),大大提高了其在中国业务的控制力。通过组织架构的调整,企业的经营成本下降了20%,但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决策成本,由于涉及到与地方利益间的权衡,生产运营分散造成的管理效率低下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联合利华在华子公司面临着亚太地区其他子公司的激烈竞争。联合利华在上海进行生产,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亚太地区的其他子公司相比,生产成本相对较高。据统计,1999—2001年,联合利华在中国生产洗涤产品、牙膏和护肤品等多类产品的成本均高于其在印尼工厂的成本,化妆品在上海的生产成本更是高达印尼工厂的7倍。联合利华中国子公司人工成本的上升、土地价格的上涨以及生产运营分散造成的管理效率低下,使得其与其他亚太地区子公司相比竞争力下降,导致大量的水货产品通过走私进入中国市场,联合利华中国子公司的经营利润受到严重影响,曾一度面临被集团总部关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利华中国子公司迫切需要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增强自身竞争力,以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为此,基于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发展空间、优化公司治理机构等目标,联合利华提出了将生产制造基地从上海向外搬迁的战略决策。

联合利华生产基地外迁战略的实施

联合利华在合肥的发展并不是从2002年才开始的,早在1996年,联合利华就与合肥日用化工总厂共同组建了合肥利华洗涤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 200万美元,由联合利华控股,主导产品为“芳草”牌洗衣粉。1999年,合肥利华洗涤剂有限公司顺利转为联合利华独资企业,成为“奥妙”在华的主要生产基地。2002年,联合利华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5 000万美元建起家庭及个人护理产品生产基地,陆续将上海的肥皂生产线、洗衣粉生产线、洗发水生产线等向合肥搬迁。

联合利华将生产制造基地从上海迁至合肥的原因,主要有4点:一是合肥的劳动力丰富且成本较低。上海市的外来劳动力主要来自安徽等周边地区,其中安徽约占1/3。尤其是联合利华上海工厂员工中有一半左右来自安徽。将生产基地迁到合肥,相当于迁到了劳动力的原产地,可以获得更多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合肥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2006年,合肥制造业平均工资17 684元,仅为上海市(2006年上海制造业平均工资35 453元)的1/2。[5]二是合肥所在的安徽省是重要的煤炭生产地和电力输出地,能源供应充足,2006年,安徽向外输电约70亿k W/h。联合利华生产基地搬迁至合肥,可以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三是合肥拥有中国科技大学等著名高校,人才储备丰富,可以为联合利华生产制造基地发展提供充足的技术人才。四是合肥位于中国中部地区,处于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位置,以500 km为半径差不多可以辐射半个中国;合肥又是区域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交通枢纽,与华东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较为便捷的交通联系通道,可以使企业产品迅速到达各消费城市。

联合利华合肥工业园,占地面积380 hm2,目前已经完成了一期的家庭及个人护理产品项目、二期的洗衣粉以及三期的立顿红茶项目,现正在建设四期向日本和东北亚出口的家庭护理产品项目,五期的洗衣粉出口项目也已开工建设。目前,合肥工业园已经成为联合利华在亚洲乃至全球的高质量、低成本、富有竞争力的生产基地,现有职工2 000多名,99%以上是本土员工。

在合肥市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引导下,联合利华顺利将生产基地搬迁到合肥,给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运输成本、员工工资成本下降和生产整合后效率提升使企业综合成本下降了32%。[5]二是拓展了企业发展空间,壮大了整体规模。2003年原合肥利华洗涤剂有限公司仅产洗衣粉7万余t,并受委托加工部分香皂,到2006年底,工业园形成了年产洗衣粉22万t,香皂2.3万t,各类家庭和个人健康护理用品10万t,牙膏6万t,茶叶1万t的综合生产能力。2005年,联合利华合肥工业园实现产值34.56亿元,成为联合利华亚洲最大、全球前10位的生产厂;实现销售收入31.19亿元,缴纳税收4.45亿元。[5]三是联合利华合肥工厂的生产成本降到全球最低,从而完全杜绝了此前因上海工厂生产成本过高而出现的“走私”现象,提高了联合利华中国子公司在集团中的竞争力和地位。四是通过工业园建设,将原来分布在上海、合肥等地的数家工厂进行了有效整合,从而解决了生产经营分散造成的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进一步优化了联合利华的组织架构。

联合利华生产基地外迁对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影响

联合利华生产基地从上海搬迁到合肥,不仅促进了企业自身的发展,而且通过“总部———生产基地”链条推动了上海与合肥两个城市的合作与发展,对两个城市经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一,对合肥经济发展的影响。联合利华生产基地搬迁至合肥后,对合肥以及周边区域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明显的带动作用。

增加了当地经济总量和税收。2003年,原合肥利华洗涤剂有限公司仅缴纳税收0.36亿元,联合利华合肥工业园2004年正式投产,当年缴纳税收就增加到3.26亿元,2005年增加到4.45亿元,与2003年相比增长了11倍多。2010年的工业产值达到120亿元。

带动相关企业入驻,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日用化工产业群。目前,在联合利华的带动下,已经有10余家相关配套企业入驻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2006年,以联合利华为核心的日用化工产业群实现产值53.5亿元,占全区总产值的16%,直接新增就业5 000多人,成为全区第三大产业群。[5]

带动合肥周边区域共同发展。以联合利华合肥工业园立顿项目为例。联合利华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生产、运营和销售公司,在全球有32个生产加工工厂,生产总量为32万t。联合利华合肥立顿项目按照GMP的要求进行设计和建造,年产2万t茶叶,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出口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项目的建设,可带动安徽500万茶农的发展,而且其在黄山打造的立顿茶叶研发基地,将有力地提升安徽省茶产业的科技含量和产业竞争力。

联合利华在合肥建设生产基地,不仅能够形成合肥经济的新增长点,带动合肥日化产业的发展;而且对于推进合肥与安徽其他地区开展经济合作,实现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企业搬迁生产基地一般都会对迁出地造成税收减少、就业减少等一系列的不利影响。联合利华将生产基地从上海搬迁至合肥,对上海的经济社会贡献也会有所减弱。联合利华为尽可能地减少这一影响,在上海投资建设中国区总部和面向全球的研发中心,不仅没有因生产基地搬迁减少对上海的经济贡献,反而对于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其参与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联合利华选择上海建立中国区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上海虽然商务成本相对较高,但其金融等制度完善、商务氛围浓厚、国际化水平较高,是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的首选地。二是与其他国际性城市相比,上海的高端人才资源丰富而且成本相对较低。据统计,英国1位博士的成本相当于上海3位博士的成本,而英国1位博士的工作效率却只有上海的1/2。综合来看,上海1位博士可以抵英国的6位博士。三是由于上海工厂搬迁至合肥,使得联合利华中国子公司在集团全球各子公司间的竞争力大大增强,其从总部获取更多的资源配置的能力也大大提高,因此,联合利华总部决定将位于泰国、新加坡、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的管理职能和全球部分项目的研发职能逐步搬迁到上海。

联合利华将上海生产基地外迁后,在虹桥临空工业园区投资建立2.2万多m2的总部大楼和2.4万m2的研发中心,总投资为1亿美元。联合利华生产基地外迁及总部建设这一战略的实施,对上海市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保障了联合利华对上海的经济贡献。联合利华通过“将生产基地外迁、建立中国区总部”这一退一进战略,其在上海缴纳的税收并没有下降。据统计,联合利华总部的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在2006年仅个人所得税就缴纳了7 000多万元,占其在上海所缴纳税收额的一半。[6]仅个人所得税就已经超过了1998年联合利华在上海7家工厂(联合利华在上海发展的最高峰)所缴纳的税收。

促进了上海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生产基地外迁、建设总部和研发中心,实现由附加价值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向高端环节延伸,符合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也符合上海市鼓励发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的政策,而且通过总部发展能够带动与之相关的金融、法律、咨询、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从而促进上海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创造了更多高素质人才就业岗位。2002年,在联合利华生产基地外迁之前,其在上海的员工人数最多时曾达到2 500人,其中95%都是蓝领工人,管理人员很少。到2004年上海工厂全部外迁之后,员工人数也变成最低,只有400多人,但全是白领。上海中国区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建设以来,员工人数又增加到1 400多人,[7]比因生产工厂搬迁而下岗的人员数量还多(本地员工仅有1 000人,其他均为外地打工人员),而且95%以上都是高层次的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因此,这一战略的实施并没有对上海的就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反而促进了上海就业结构的优化。

促进上海日化行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联合利华在上海的全球研发中心建成后,将成为联合利华在全球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研发中心。联合利华集团将年销售额的2%~2.5%用于新产品研发,按2006年销售收入计算,研发资金每年将有10亿美元左右,中国区研发中心作为其全球第二大研发中心,每年的研发投入也将是非常可观的。联合利华作为上海日化行业的龙头企业,在推动上海日化行业技术创新方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摘要：以总部经济模式推进区域合作有多种实现路径,主要包括生产基地从中心城市外迁模式、总部向中心城市迁移模式和企业在中小城市设立生产制造基地模式。以联合利华为例,研究生产基地从中心城市外迁模式的形成机理及对区域分工合作的效应。

关键词：总部经济,生产基地外迁,区域合作

参考文献

[1]赵弘.总部经济[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赵弘.总部经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性选择[J].开放潮,2006,13(4):39-41.

[3]刘志彪,张少军.总部经济、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2009(6):7.

[4]万容,陈树桢.总部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及对策研究[J].求索,2010(2):32-34.

[5]王云帆.联合利华搬家合肥[N/OL].21世纪经济报道,2002-07-24.http://www.21cbh.com/HTML/2002-7-22/5999.html.

[6]王彧.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给地方带来机会[N/OL].中国经济时报,2007-04-10.http://www.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