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的伦理反思

现代科技的伦理反思（共12篇）

现代科技的伦理反思 篇1

一、科技对伦理道德带来的新问题

(一) 生命技术发展中带来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 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生命技术较之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范围, 是大大地扩展了。传统医学伦理学所依据的是传统医学科学的基础, 是以消除疾病, 恢复健康, 纠正不健康产生的变化, 它的信条是同情病人, 为病人消除疾病服务, 并以此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尺, 相反, 生命技术则是以当代科学的巨大进步, 特别是以生物工程为基础的, 它追求的目标不仅是消除疾病, 更重要的是完善生命的质量, 增强和发展人的活力, 完善和发展生命。但应指出, 这些现象的出现, 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表现, 而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必然结果。

(二) 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问题

从现象层面来说, 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网瘾问题, 即沉溺在网络之中, 把网络作为自己主要的生存方式。二是网恋问题。这是目前非常突出而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网恋在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少年中成为时尚, 而且波及一些中年人, 对传统的婚恋观念和社会交往方式形成了冲击。三是黑客问题。黑客是一些对网络技术十分在行的人, 他们可以揭露现有网络的不完善之处并改正它, 但也可能对网络结构和交往具有破坏性。四是网络犯罪问题, 即通过网络取得非法的经济收入或从事反社会的破坏行为。五是个人隐私问题。网络是一个公共空间, 具有信息共享的特征, 这本来是它的优长, 但其负面影响是个人隐私权在网络中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可能被他人侵犯。

二、科技发展对伦理道德的促进

(一) 科技进步影响伦理道德的发展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 其进步发展必将极大地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以及人本身, 包括人的创造能力和需要等等, 从而使人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 形成人类新的生活条件, 进而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而伦理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导人们行动的规范, 不可避免要受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影响。科学技术通过改变人类生活条件而影响伦理道德的发展可称之为科技对伦理道德的间接影响。当然, 科学技术进步也可直接影响伦理道德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对伦理道德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可能促进伦理道德的进步, 对伦理道德的发展产生积极正面的效应或后果, 也可能产生消极负面的效应或后果, 导致伦理道德的败坏。

(二) 科技进步需要伦理道德的正确引导

人们现在已清楚地认识到, 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不都是福音, 也会带来许多消极的后果。同样, 如前所述, 科学技术的发展既可能促进伦理道德的进步, 也可能对伦理道德产生一些消极负面影响。科学就其本身目的而言, 是一种求真活动, 科学所要做的是揭示客观世界固有的本质和规律, 使人们获得真理性的知识, 提高人类认识世界的水平和能力, 技术则是把科学理论应用于实践, 提高人类改造世界的水平和能力。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涉及怎样从事科学研究、怎样发展科学技术才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 不负责如何运用科学技术才是正当合理的和有价值的, 即科学技术本身是无所谓伦理价值的。科学技术的伦理价值, 科学技术对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体现在它的应用上。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科技维度

(一) 现代科技:和谐社会文化的精神支撑

建构和谐社会离不开科学传播和科学普及, 尤其要大力宣传科学文化, 积极开展科学普及事业, 在民族精神中培育、光大科学精神与科学理性, 在和谐社会中, 每个公民都需要科学文化的熏陶和培养, 特别是用科学理性、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指导自己的行为, 才能最终使和谐社会建立在现代科学文明之上;同时, 现代科学文化也需要渗透到和谐社会的每个公民和组织中, 发挥科技文化的精神支撑作用。

(二) 现代科技: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第一生产力

20世纪以来, 以相对论和量子论两大发现为标志的科学革命, 以生物、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兴起为标志的技术革命, 对人类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观念、教育、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同时以科学技术为基础与动力的全球化浪潮正风起云涌地向纵深推进。一个积极参与全球化事务的大国, 离不开科学技术作为硬实力;一个充分和谐与发展的社会, 离不开科学技术作为推动力。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第一生产力的推动作用, 在经济建设中通过广泛采用先进科学技术, 大力革新工艺与生产手段, 提升科学技术水平, 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鼓励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活动中的自主创新, 优化科技创新的环境与机制, 不断实现国家层面的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

摘要：科学技术进步间接和直接影响伦理道德的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直接影响变得越来越突出。科技进步对伦理道德的发展既有正面效应, 也有负面效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在正确伦理道德的引导下进行。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跨世纪伟大战略, 建构一种新的科学技术观已刻不容缓。

关键词：科学技术,伦理道德,伦理反思

参考文献

[1]冯元均:《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双向运动》, 《科学学研究》, 1997年6月第2期, 第25页。

[2]戴素芳:《关于民主、法制、科技与伦理关系的辨证思考》, 《洛阳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0年9月第3期, 第16页。

[3]高建明、杨爱华、管锦绣:《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道德的影响及启示》, 《江汉论坛》, 2002年第1期, 第60页。

[4]王蒲生、雷毅:《技术的复仇——科技伦理与科技人员的伦理责任》《科学中国人》, 2002年第5期, 第43页。

现代科技的伦理反思 篇2

在关于科学技术是否可以进行伦理评价的讨论中,有一个问题是一直被忽视的.,即对科学技术的伦理评价,实质上同时是一个对科学技术的伦理预见的问题.对科学技术而言,伦理预见优先于伦理评价.现代科技的发展迫切地提出了对科学技术伦理预见的必要性;同时,对科学技术的伦理评价是不可能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

作 者：张扬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76 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 20(2) 分类号：N031 关键词：现代科技   伦理预见   伦理评价  

当代学校伦理生态的反思与构建 篇3

关键词：学校伦理生态；制度德育；文化德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3）11-0013-04

学校伦理生态又称学校教育生态的伦理价值性，或称学校教育的生态合理性，是微观的学校生态。学校伦理生态即学校范围内以伦理为原点，以教育为中心的生态系统，“对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的多维空间和多元的环境系统”。[1]学校伦理生态强调学生自身、教师自身、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同辈群体，学校制度规范、课堂教学，以及与校园人文设施的关系达到一种理性而和谐状态，即一种理性人的理性生存样态。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伦理环境的大变化，当前的学校伦理生态环境出现了很多冲突。

一、当代学校伦理生态的审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加速与深入，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冲突频繁发生，而道德教育对此却颇显无力，出现了价值选择困惑、道德价值裂变、道德行为失范等现象。用生态哲学的观点重新审视中国当代伦理环境，不难发现学校伦理生态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学校制度生态、学校文化生态、学校交往生态、学校意识生态等几个方面。

首先，学校制度生态迷失，导致日益严重的形式化、功利化与专制化现象出现。“学校所强调的道德习惯和行为模范以及所开展的训练活动，是特地‘创作’出来的，它们只是学校的工作，而不是学生的生活。”[2]学校制度强调学习规范、行为纪律、分数排名等功利性与实用性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道德意识与人格品性的比重少之又少。同时，教师与学生作为学校道德活动的主体，未能参与学校制度的制定过程之中。学校对道德教育活动的响应，仅是表面化、口号式的提倡，并未从实际工作中着手，德育制度的落实、德育活动的开展更没有得以有效实施。在执行过程中，学校奉行以物待人的非人格化管理方式，将道德结果量化、外显，以管理代替育德，德育活动形式主义化，引发了学生自身原有道德素养与现实情境中失范的伦理制度规范之间的冲突。

其次，学校文化生态的功利性日趋加强，“重分轻德”“以分代德”的德智矛盾日益突出。学校文化生态只注重学生科技文化知识的学习、成绩的提升以及智力的提高，却忽略了学生情感陶冶、品性人格等诸多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与发展，不少学校根本“没有把精神文化活动纳入学校长远规划，使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缺乏系统性和长远眼光”[3]，校园精神文化在学校完成其培养目标过程中失去效用，不能与自成一体的学校特色教学活动协调一致。同时，绝大多数学校着重强调对学生学习、生活的控制、导向，学生群体的凝聚，以及对客观生活、学习条件等物质方面的供给与补充，校园精神文化被简化为辅助教育教学活动顺利开展与实施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全不在意校园文化在对学生品性、道德发展方面的重要影响与潜移默化的作用。

再次，学校交往文化的异化。走向功利化的学校制度之中，完整的精神人格被物质、功利抽空，只剩下类似人、物对应的“我—它”关系，师生、教师群体以及学生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功利。师生关系变成控制与被控制、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师生关系中原有的情感逐渐淡化，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混乱，学生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使学生将教师当作与其对立的存在性对象，师生冲突频繁。在追求升学率、考试排名的恶性竞争机制下，教师之间的合作关系变成勾心斗角的竞争关系，对功利的追求取代了对学生精神成长的关注。学生为了争夺有限的奖励与荣誉，变得自私自利，学生之间的竞争关系逐渐取代温暖互助的友谊，这必然导致学生在个性与道德发展方面产生异化。

最后，学校伦理意识生态的滞后，学校很少觉察到道德意识层面发展的重要性，故而较少以发展的观念指导教学工作，为学生进行有效的价值观教育以及正确的道德判断的启发与指导，导致学生价值观混乱。当代中国经过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价值观正在经历从一元向一元与多元互动的转换过程，原有的“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精神至上主义”的价值观，逐渐被日益出现的多元化价值观念所取代。但学校并未依据社会实际进行有效调整，在观念上仍表现出冲突、传统的特点，忽略了价值观的时代特征，与学生所在的真实生活相去甚远。很多教师反映，学生在学校所受的道德教育的影响远不及在社会与家庭中所受到的道德熏陶。学校教育对价值多元化和伦理时代性的理解与实践不到位，制约学校意识生态建设的价值观取向，致使学校教育与学生生活脱节。

综上可见，学校伦理生态在学校制度建设、人际交往、规范意识以及教学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项生态建设的理性、和谐发展。学校制度生态的形式化、专制化，文化生态的功利主义倾向，交往生态的冷漠与异化以及意识生态的深度滞后，严重阻碍了学校伦理环境的体系建设与系统发展，导致多项因素混乱与冲突。学生在这种功利、形式、冷漠、混乱的伦理环境中，自然不能养成良好的道德素养和完善的个人品性，更无从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与道德行动。

二、和谐型学校伦理生态的育人效应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指出：“孩子在他周围，在学校走廊里的墙壁上、在教室里、在活动室经常看到的一切，对于他精神面貌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努力做到，使学校的墙壁也能说话。”[4]建设和谐型学校伦理生态，就是要让学校的每种元素都成为儿童道德生命自由生长的重要媒介。

所谓和谐型学校伦理生态，是指学校内部的系统性、一致性的人文伦理环境，强调学校制度生态、文化生态、交往生态、意识生态的相互协作与配合，旨在通过各要素间的良性循环，以平等交互的方式获得协调发展，从而生成和谐一致的人文环境，潜移默化中将学生培养成为有德性、有德行的人。和谐型学校伦理生态不仅强调学校伦理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和谐运作，还强调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配合，由此形成具有强大合力的伦理文化整体。“系统内部外部、主体客体间的有机统一，要素间彼此依赖、互促互利、主客互换、动态平衡”，[5]是和谐型学校伦理生态的平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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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型学校伦理生态作为目标一致、蕴涵伦理道义的人本生态系统，对学生品德形成与社会性发展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主要表现在：

1.积极的情绪感染与激励效应

和谐型学校伦理生态可以实现诸要素的伦理合力，对学生情感情绪的感染效果十分显著。无论是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校园、班级文化活动，还是积极向上、诚实正派的校风、班风建设，都能陶冶学生的情感；师生交往、同学交往、教师交往中的情感流露，以及人际交往中营造出的特有氛围，可以净化学生的心灵。教学过程中，教师运用自身优势，给学生以悉心的关怀与爱护，往往会成为学生情感共鸣的源泉，由此而产生和升华他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学生是同伴交往的情感主体，他们通过主动交往，领悟人与人之间理解互助、真诚友爱的可贵，不断强化对自我、对他人的认同。这种和谐、友爱的人际生态，不仅可以强化学生的道德归属感，增强学生对学校文化的认同，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良好心态与理性的道德观念。

2.正确导向效应

和谐型学校伦理生态的正确导向效应，突出表现在学校氛围对学生思想、行为的引导功能上，主要通过心理暗示、言语导向、规范指引产生作用。从学校制度文化到意识精神活动，从集体规范到人际交往，学校伦理生态都给予学生一个具体生动的参考，给每个成员心理暗示，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可并接受学校所倡导的价值观，学会理性思考。在校园里，如果从教师到寝室，从会场到餐厅，从室内到室外，到处都是文明健康、积极进取、道德理性的舆论宣传，传播的都是讲思想、纪律、规范、理性、向上的精神，那么，学生的思想行为就会被导向正确的方向上来，不仅学会学习，还将学会做“会学习的道德人”。和谐型学校伦理生态正是为学生成为有道德、有情感、能自主、会选择的“真正意义上的人”，而提供了无可比拟的教育氛围。

3.规范约束效应

良好的校园环境是无声的命令，这种命令隐藏在学生接触的人和事之中，渗透在学生参与的活动之中，它能规范学生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尽管这些作用都以潜在的形式发生，但各要素的相互协作与渗透，仍会对学生的思想与心理产生暗示，促使学生规范并约束自身言行，取得正面教育难以达到的效果。其中，伦理规范与道德制度就是约束学生言行的有效手段，它有利于学生对伦理道德规范的学习与掌握。校风、班风是另外一种无形而有效的精神力量，它是综合反映师生科学文化素养、目标追求、治学精神以及行为风尚的重要标志。良好的校风、班风，不仅能规范群体成员的言行举止，形成群体心理约束，还会促使成员形成共同“气氛”，生成集体的“心理环境”。这种环境由学生自主、自愿融入自身观念之后，成为自己的心理特征，从而增强了学生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判断与选择能力。

舆论评价也是有效约束个体行为、培养学生道德理念的价值规范。个体往往通过议论的方式对学生言行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这种评价方式不仅可以引起学生道德认识上的变化，还可激发学生的情绪体验，促使学生反思，并以此调整自身言行。受到舆论支持、赞扬并引起自豪和荣誉感的行为，学生会乐于坚持和发挥。相反地，得不到舆论支持或受到舆论谴责并引起愧疚感的行为，学生会努力去克服和改正。

4.道德示范效应

和谐型学校伦理生态对学生的品德形成具有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表现在：首先，教师是学生的人格榜样、道德模范。教师以身作则，不仅提高角色威信，还有效激发学生的积极情绪，增强道德教育的可能性与渗透性。其次，同龄人的示范作用。由于学生群体在年龄结构、社会阅历、兴趣爱好以及文化水平等方面具有相近或一致的特点，因此，交往圈内获得奖励与褒扬的先进学生、个人事迹，就成为其他学生学习与模仿的榜样。此外，广泛渗透于校园、教材中的榜样人物及其先进事迹，也对学生具有示范作用。

5.美感教育的渗透效应

物质环境、直观文化环境的建设是人类思想、智慧与情感的物化表现，是彰显一定时代人类创造力与审美力的重要标志。和谐型学校伦理生态系统所营造的学校文化氛围，不仅为师生提供生活、学习空间，还超越了物质本身的特质，逐步演化为审美教育的载体。无论是学校雕塑绘画艺术，还是文艺长廊的浓厚人文气息，都能够让学生懂得美的价值，培养美的情感，丰富美的知识，追求美的境界，从而在“美的学习”中实现美德生活。同时，学生还可以通过各种实践活动，不断践行美的艺术，施展美的才华，提高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领悟人生真谛，洞察内心思想，以此来追求更多美好的事物。

三、建构和谐型学校伦理生态

正视冲突型伦理生态的种种问题，调整和改造学校内部诸要素之间的泛功利化关系，建设和谐型伦理生态，是深化学校德育改革的当务之急。

1.转变学校管理理念，实施人本化管理

道德规范与道德规则只有通过人的选择，才能真正发挥积极效应。有鉴于此，“学校纪律就无需涵盖整个学校生活。儿童的态度，儿童的举止，他们走路或背诵课文的方式，他们写作业或记笔记的方式，等等，都无需预先精确地规定。因为如果纪律这样扩充开来，就违背了真正纪律的旨趣，就像迷信与真正宗教的旨趣完全相反一样”。[6]

学校制度生态的完善，首先必须做到规范与制度的合理，必须彻底剔除管理中带有歧视性、压制性、惩罚性的规定和措施。同时，任何管理制度都要和学校文化相适应，要依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与规律，也要摆脱形式化与简单化的痼疾。其次，学校制度建设需发扬学生的主人公意识，保障学生参与制订制度的权利，因为只有学生主动参与制订制度，他们才会有深刻的行为体验，才会自觉自愿、主动遵守制度规范。

2.加强校园舆论文化环境建设，形成优良校风

加强校园舆论文化建设，关键是强化学校“三风”，即领导作风、教风、学风的建设。领导作风是“三风”之首，是关键。学校领导应提高自身修养，理性处事，带头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为学生树立榜样。教师的教风，也是影响学生言行的重要因素。教师的精神风貌、道德修养、工作作风、学识水平，对学生具有表率作用，教师的仪表风度、言谈举止、生活作风，对学生也具示范效应。学风是学生同辈群体的学习风气和氛围，学生不仅有序组成“学习团体”，还相互合作，建构公正的“道德团体”。优良的学风促使学生在学会学习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成为道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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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构尊重、理解、对话的人际交往方式

尊重、理解、对话的交往方式，能够实现师生、生生、教师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在和谐型学校伦理生态建设中，师生关系的改变尤为关键。

师生之间相互尊重，彰显着彼此的信任和理解。理解则是构成双方共同行动的基础，同时，真正的理解又建立在彼此平等、双向交流的基础之上。通过理解，师生达成共同的愿景，认可并接纳共同的规范，实现人格与道德的真诚交往。教师对学生的理解，就是要把学生作为精神整体来进行交往，尊重他的人格与自由，同情他，支持他，鼓励他；就是要站在平等的地位，以朋友式的人格相遇去引导他、帮助他。[7]此外，师生交往要从传统的单向式主客体关系转化为双向的平等对话关系，教师要实现由管理者、训导者向指导者、咨询者的重心转变。

4.建立价值引导，促进学生的自主建构

将学生培养成为有主见、有思想、会创造的个体，就要在活动与交往中，对学生进行积极的价值引导，促进他们的自主建构。价值引导过程中，教师需要做到：一是做好道德导师，为学生提供价值引导，通过实例教会学生自主判断，而不是将自己的选择强加给他们。二是尊重和发挥学生的道德主体性。学生不仅是规范与理念的学习者、遵从者，也是规范的创造者、执行者。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解决问题，令他们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学会理性思考和选择。三是平等看待学生，尊重学生合理的道德选择，并鼓励他们坚定道德信念、准则且付诸行动。

参考文献

[1]吴鼎福，诸文蔚.教育生态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20.

[2]杜时忠.制度德性与制度德育[J].高教探索，2002（4）：23-27.

[3]杨宁.学校德育环境及其优化[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5.

[4]苏霍姆林斯基.帕弗雷什中学[M].//王天一，等.外国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253.

[5]李金宝.德育生态论——当代德育生态危机与重构[D].长春：吉林大学，2009.

[6][法]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49.

[7]金生鈜.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136.

责任编辑 徐向阳

增强技术的伦理反思 篇4

一 自主原则与自决能力的弱化

自主权又叫自决权,指个体享有独立、自愿选择及接受医疗活动的权利。自主原则是主张维护自决权的原则,体现出人类社会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和维护。按照技术决定论的观点,现代科技已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技术影响力的增强,构成自主原则前所未有的掣肘之势,也反衬出人类自决能力的弱化。相较于其他以辅助形式作用于人类生活的科学技术,增强技术超越了常规的“工具”角色,上升为人体的一部分,深化了技术化生存的内涵,导致人与技术间关系的复杂化。增强技术对人的自决能力的弱化,主要体现在“增强自由”与取舍困境、“增强信任”与交往焦虑、“增强健康”与社会认同三个方面。

(一)“增强自由”与取舍困境

增强自由是指人类的自由限定在增强技术所赋予的框架之下,增强成为人们自由选择的前提。虽然人类增强大多建立在增强者自主自愿的基础上,但增强的效果,无论是增强程度、增强时效、增强副作用,或是增强引发的社会影响,却难以由增强者本人或其医生把握,制约着个体作为自然人或社会人的决策。增强时代的“自由”建立在增强技术设定的“人类样式”的基础上,人类自由无法摆脱技术设计的先天贬损,从而引发取舍困境。

从自然人的角度看,增强自由剥夺或弱化了增强者后代甚至增强者本人的自决权。对后代自决权的剥夺集中在遗传学诊断增强与种系基因增强上。在胚胎植入前诊断中,医生与家长充当“造物主”角色,通过基因筛选预订胎儿身高、发色、体质等,先天地剥夺了子女享受自然遗传的权利。在种系基因增强中,父母基于“优生学的”而不是医疗的需要,代替整个家族后裔实施极具风险的增强,将可能的嵌入物突变负效应遗传到所有后代,剥夺了后代享受健康遗传的权利。对增强者本人自决权的削弱主要有三点表现。一是选择难度提升。增强为人们提供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同时也设置了选择困境:到底选择哪一种增强才是最好的?例如,在设计婴儿时,蓝眼睛黄头发好,还是绿眼睛棕色头发好?增强的多元选择导致的举棋不定,客观上提高了选择难度;二是增强效果不可控。以情感增强为例,其剂量与效果的难以量化,可能会使个体产生与预期不符的情感表现。这种违背增强者意愿的效果以及该效果将造成的未知的现实影响,从事实层面削弱了个体的自决权。三是违背了生命自身的权利。人体是一个完整且相对独立的系统,一旦表现出某一征兆的缺失,有可能是基于某种“以小失换大得”的自我免疫行为。如果通过增强掩盖欠缺、制造表面繁荣,就违背了生命本身的决断权,[6]可能给身体埋下难以承受的隐患。

从社会人的角度看,增强技术和增强理念反制于人类活动,人类成为工作的奴隶。[7]具体而言,自决原则维护个体在自由社会中的自决权利,而增强自由则将个人自决限定于同行竞技的普遍需求之下。增强可以满足不同行业的目标要求,例如,使长途客运司机远离疲劳驾驶,帮学生在考前录入完备的临时记忆,让球星在每一场赛事中有精准的发挥。这些优势使增强不仅成为团体提高效率的手段,更成为个体免遭竞争淘汰的必需。在此情况下,对竞争的需求异化为对增强的需求。此外,决策层为了实现特定目标,也会提出强制增强的要求。这种打着“公众利益”或“国家荣誉”旗号的强迫行为,[7]极端地表现出所谓增强自由的“不自由”。[8]二战期间,英国皇家空军曾给轰炸机机组乘员提供“提神药”,德国和日本也要求士兵服用苯哌啶醋酸甲酯,这些药物的副作用足以致人死亡。根据《纽伦堡法典》,“为了追求群体利益或全人类的利益,或为了发展科学技术,而故意损害任何个人的生命健康”的行为是不能得到伦理辩护的,[9]更有甚者,如果决策层被不道德的精英集团所控制,就可能引发恶意的“优胜者”竞赛,如臭名昭著的纳粹“优生学计划”等,就更是违反了对生命自由的尊重。

(二)“增强信任”与人际焦虑

增强信任是指建立在增强技术影响之上的人际信任。增强信任设置了人际交往的信任屏障,使双方以前的真实情况无从可考,又令彼此下一步举措有迹可循,使当代人际交往陷入深深的焦虑中。

增强可以改变和隐藏个体真实的品性、容貌、聪明度等信息,增加了交往的不透明度。增强助长了竞技舞弊行为,兴奋剂帮助运动员制造“超常发挥”的假象,违背了竞技比赛的公平竞争原则。对此,国际赛事不得不花费高额经费开发兴奋剂检测技术。增强可以掩盖个体真实情绪,那么,在刑侦审讯中,面对无法确定是否使用过情感增强药的目击证人,其情绪变化可否作为呈堂证供?增强还能彻底埋葬过去的容貌,但是,却尚不能改变现性状以遗传后代,那么是否有必要进行针对整容的婚前调查?

另外,增强又可以帮助主体干预对方隐私,使人际交往中的诚信原则丧失意义。一方面,增强技术可以提高个体的物理性能,如提高听觉能力、视觉能力,对他人隐私权构成威胁。科学家表明还将研制出具有视觉穿透效果的增强技术,类似技术的发展预示着未来人类隐私权的形同虚设。[8]另一方面,增强技术还将使遥控他人成为现实。继药物增强、手术增强等增强手段之后,以纳米装置或人际芯片为介质的器械增强,正日趋成为增强领域的翘楚。科学家正在尝试将神经工程与信息技术结合,这种“联合遥测技术”可以使目标个体的大脑意识发生双层分离,创建“虚拟代理人”以完成个体决策。[10]换言之,个体的决策完全没有依照其本人的想法,而是受到了外界操纵。有学者指出,当操纵他人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完成时,信任以及人际关系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11]

(三)“增强健康”与社会认同

增强健康指人类健康与技术的相关度越来越大。技术不仅改变着人类的健康界定标准,还逐渐成为导致人类罹患各种新的疑难杂症的根本诱因。

伴随增强的迅速普及,健康的传统界定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了社会对人类强大的认同,也显示出人类将自身命运拱手交于技术判决时的无奈。增强技术脱胎于医学界,在医学治疗过程中人们发现其种种非医学用途,如对智力、体力的提升作用等。由此,越来越多的处方药开始为没有疾病的人所使用。互联网带来的网上销售使得处方药的滥用更为普遍。本属治疗的药物用于增强,改变了“正常”与“健康”的界限,[8]人们开始用增强技术去竭力实践优于正常人的“健康”体验。有学者担忧“正常”与“疾病”标准也将发生变化,呼吁人们关注这种变化将带来的社会影响。[12]“疾病贩子”的蓄意更改使健康标准更为脱离常规设定。增强与治疗间不易划分的界限制造了“灰色地带”,“疾病贩子”成为这一地带的“开发商”。他们致力于给疾病设定越来越多的满足条件,以不断创造新的“疾病”,扩大疾病的领土和市场。因此必须立即完善现行的管理体制,以遏制这一不良现象的猖獗发展。[11]

增强技术融入人类适应自然的历程中,成为人体进化的一部分,也引发新的病变。一方面,增强的效果建立在以其他方面健康的损失为代价的基础上。增强技术是从预防与预测角度出发的对人的自然本质的完善。但是,人体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生病情况下的医疗介入,可以辅助病体修复病变分子,外来影响与病灶中和,呈现出利大于弊的后果。而在正常情况下,体内平衡通过自我调节即可实现。增强技术所面临的正是没有病灶的情况。这样,外来介入就有可能导致意外后果。更为重要的是,大部分用于增强的药物与其本身的医学用途是不相符合的(如表所示),这就可能给适应症器官和组织造成损伤。因此,人体局部增强存在整体透支的隐患。[13]同时,人体自我调节功能长期地废弃不用,也可能导致人类自然免疫能力的退化。另一方面,增强技术的并发症不可预测。例如,种系基因用于增强含有许多技术黑箱,极易诱发嵌入物突变,从而影响活细胞的发展,其结果是难以逆转、治疗与控制的。这样的操作既会给增强者带来安全隐患,也使实施增强的医生背上道义责任。[7]

增强对人类自决权的剥夺,体现出技术化生存对人性化生存强势取代。技术的反制,使人类的创造力在达到巅峰的同时,自决能力却降到低谷。从人类种族延续的角度讲,技术进步可否淘汰人类进化,成为新的进化阶段?从自然进化的角度讲,传统的以身体进化为主导的方式可否改为由思维进化为主导?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二 公义原则与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

公义原则肯定人人都有通过增强实现疾病预防与性能优化的权利,要求增强的社会应用能够以公平、正义的方式惠及每一个公民。然而,增强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会引发马太效应,使掌握初始资源优势的人能够形成资源占有的良性循环。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对公义原则的违背,主要体现在技术配置、人才配置、市场配置、财政配置四方面。

(一)技术配置

按照公义原则,增强技术的配置应该遵循公正、全面的原则,不应该由个别阶层或群体垄断,异化为特权阶层的新标志。但是,技术的稀缺性以及“扮演上帝”[15]、自我改造的欲望提高了增强的成本,使经济状况成为体验增强的前提。贫富差异推动着技术资源向先富阶层流动,形成技术配置的马太效应。

技术配置的马太效应引发的公义性之争包括:首先,增强的多米诺现象。以免疫增强为例,在大规模流行病中,接受增强的个体可以迅速提高免疫能力,抵御疫情侵害;而未接受增强的个体,则可能因自身免疫能力有限而受到感染,一旦感染,其抵抗力会再次被削弱,为其他病毒的乘虚而入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形成连锁反应。一次增强的缺失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那么,紧急情况下的技术配置应当怎样才是最为公正的?国家福利体系是否应将增强技术划入资助范畴?其次,增强时间差与代际循环。先富阶层的自我增强使其在事业、生活中占尽先机、更具挑战优势,不但可以巩固和进一步提升其自身社会地位,也为其子女增强预备了充足经费,为代际间的良性循环奠定基础;[16]相反,后富阶层与其后代则有可能因为技术配置的时间差而落入“步步紧跟、步步跟不上”的恶性循环。增强技术的配置应当遵循怎样的标准?最后,增强副作用的社会分担。增强的安全隐患使其可能在增强者身上产生各种不良症状,而增强失败更会带来不可预知的负面作用。以种系基因增强为例,其生物学遗传功能将把增强的负面效应添加到每一个后代的身上,使他们出生伊始就生活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痛苦之下,同时,他们的不幸会给周边人群的精神世界也带来消极影响,这对于增强者、其后代以及相邻人群都是不公平的,也给社会承载力造成额外的负担。在此情况下,社会应采取哪些措施以帮助和化解这些不幸?

(二) 人才配置

人才配置的公义性之争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人才的行业分布。社会对于增强的过分强调,以及在增强领域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势必将增强研发业打造成为新的“黄金行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被吸引到这片淘金热土上,引起人才资源的分布不均,与社会发展失调。二是赛场上的医生职责。在赛场上,医生应当以“治疗师”还是“增强师”的角色出现?大部分学者反对医生作为“增强师”出现,认为增强师的角色无异于兴奋剂滥用的帮凶,医生的任务应当是紧急救助因突发原因需要治疗的竞技者,如训练场上肌肉拉伤的运动员或是考场上的过度紧张而昏厥的学生,而不是为健康的参赛选手寻找成绩突破的“医学捷径”。后者会冒犯具体实践的内在精神,使其丧失竞技意义与国际价值。[11]支持者则指出,医生的职业理念在于提醒人们时刻保持对健康的热爱。在大型体育赛事中,超负荷的运动量将运动员置于严重受伤的高危境地,而增强则可以对运动员进行必要的保护。从这个角度出发,医生的“增强师”角色则可以得到道德辩护。[17]三是人才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伦理成立的前提是在群体中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点,个性与身份、周围群体、商业压力以及运动文化决定了运动员是会使用兴奋剂。[18]国际体育界对增强看法的见仁见智,是目前兴奋剂伦理之争的根源。如果存在共同的伦理标准,国家是否应该资助运动员接受“国际标准”的竞技增强?如果各国运动员都赞成并实施统一标准的增强,那么增强的优势就难于体现,竞技增强是否还具有存在的价值?

(三)市场配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市场”,是狭义的市场,特指增强的“销售市场”。从社会层面看,尽管经济情况约束着增强的普及,但是,通过滥用处方药等廉价方式,增强的市场不断扩大。群体认知与从众心理导致了市场资源对增强技术的开放,引发销售市场配置的公义性之争。

对销售增强市场的扩张,有学者从道义的合理性角度为其提出辩护理由,认为,遗传基因的差异以自然的方式决定了人种的差异以及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等。人类社会有理由用技术的手段消除这种不平等。增强技术就提供了这种可能,使矮人增高、丑女美容、愚者添智等。甚至指出,增强在竞技领域的应用可以视为实现真正公平竞争的手段。[19]客观地说,增强市场的扩大的确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从生理、心理需要来看,增强迎合了人们对自身完美度的不懈追求,使先天不足的心理得到解脱;从职场竞争来看,人们倾向于认为,接受过增强的个体,必然会享受更好的待遇,从而竞相效仿,形成新的马太效应;此外,网上销售审查制度的缺失,也给治疗性药物“化身”为增强药提供了非法空间。[11]

对此,也有学者表示反对,例如,追逐增强的靡然从风会助长关注私心和自我挥霍的不良习气,使公正精神在全社会范围内缺失。又如,尽管低智商者是最大的相对收益群体,但财富不均的存在使许多低智商者依然无法在增强市场中获益。[11]还如,群体性的生命延限增强,将加剧未来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形成严重的代际冲突,[20]等等。

如果细究增强市场之繁荣的根源,可以发现,社会的不宽容是人们热衷增强的根本原因之一。挑剔心态在社会范围内的流行,引起群体对某方面素质稍逊者的鄙夷态度。反过来,为避免成为他人眼中“有问题的人”,很多自信心不足的、易紧张的、麻痹大意的、或有特殊嗜好的人,纷纷私下使用增强技术以“自保”。如果社会能够提倡合作、接受和忍耐,摒弃贪婪与自私,就可以减免许多不必要的增强。

(四)财政配置

人类社会对增强的趋之若鹜,使大量财政拨款和社会闲散资金向增强的技术研发和应用汇聚,势必造成国家层面对增强投资过多的后果。增强技术已经不由政策控制,而是由人们的喜好控制,[11]财政配置的公义性之争在所难免。

导致财政配置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社会认同的累积效应。由于民众普遍性对增强技术怀有过高的预计,产生了极高的社会信任度,与此同时,增强技术属于“位置相关商品”,即其价值仅存在于尚未获得所需增强的群体上。因此,民众不顾国家政策性约束的狂热举动就会演化成浪费时间、精力、金钱的增强“装备竞赛”,[15]使国家财富散失在增强领域。其次,社会分工的“责任异化”。在行业内部或相似的共同体中,职场的较量往往转化为科技实力与经济实力的竞争,从而使社会分工脱离其本身的意义所在。典型的如体育赛事中,公平竞技、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本是赛场的核心理念,通过比赛培养人类对体育的兴趣,提倡人们以锻炼强体魄。但是,增强技术使刻苦锻炼和兴趣培养变得无甚重要,因为服用药物就可以异曲同工,甚至达到更好的水平。这就助长了增强的社会投资,使大量民间资金流向增强技术的研发。最后,对竞技精神的捍卫。尽管有学者指出检测技术与反检测技术没有最终的赢家,不断提高检查费用更非合宜之举,[16]但世界各大体育组织为了捍卫竞技的公正性,依然不得不将大量资金耗费在不断更新的兴奋剂种类以及反检测技术和兴奋剂负效应的处理上,[21]致使药物评估费用持续飙升。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了国家整体投资方向的偏转,对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国家,必然造成对其他行业投入的萎缩,形成国内行业发展的不均衡现象。

对公义原则的遵守,从本质上看,是对人类自身的尊重的体现。对人类尊严的冲击,不仅来源于增强技术,更来源于人与人相互之间。有学者主张,要避免让增强技术威胁人类尊严,人类就必须坚持技术作为公共商品的平等、自由与正义,就必须坚持增强对于人类状态而不是人类本质的改进,就必须构建公平且正大光明的增强过程;而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在增强问题上的尊重,就必须让增强技术或其治疗方式满足以下条件:不蓄意损害人体健康,不刻意限制人的欲望,不有意减少人类合理锻炼,不妨碍人的自由选择能力,不冒犯个体的平等权,不产生歧视或者不公正。[20]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增强技术对伦理原则的违背引发了诸多争议,但是,增强技术引发的问题并非都是已有的、或是即将出现的技术负效应所导致。陈旧观念与现实世界的不合拍,导致了传统天命观与人体革命间的矛盾。这种伦理问题寄求于观念的更新来改变。

三 传统天命观与人体革命间的矛盾

在纯自然的繁衍体系下,天命不可更改的意识深刻地烙在人类的传统观念中,形成世代绵亘的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传统的尊重。人类增强的成功猛烈地动摇着自然界生存衍化的根基,增强理念的普及使传统天命观风雨飘摇。生命的神秘感在增强技术面前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评估。固有天命观与现实世界的脱节,预示着人本观念的重大变革。

(一)人体革命对传统进化观的冲击

人体革命对传统进化观的冲击,首先在于生育观的改变。千百年来,人类依靠自然赐予的方式孕育胚胎、繁衍后代,而增强技术的应用打破了这一历史,辅助生育技术让胚胎的自然选择转变成为人类选择。生命的神圣性被科技破解,与此同时,以母带遗传为基础建立的社会关系也发生可疑的变化。基因增强将选择的他人基因注入胚胎中,使传统“母亲”、“父亲”的定义以及社会地位变得不确定。其次,人体革命可能导致人本观念的变革。人类肉体存在方式的先天不足逐渐显得微不足道,通过增强可以轻易改善天生的怯场、害羞、恐惧等心理,实现“人所以为人”的夙愿。那么,增强会不会代替自然进化成为“后人类社会”的进化方式?增强式生存作为新的生存途径是不是具备充分的合理性?有学者指出,人们不应当沉溺于用技术营造的美好的人工构想中,并以实现其为乐。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物理属性和表现是毋庸置疑的,应当质疑的是社会的标准和价值观。[22]再次,人体革命冲击着对人类权利的解读。人类权利与人类的存在方式互为依托,当前的存在方式决定了对当前权利的解读。那么,新的进化方式是否将颠覆原有的权利体系?例如,在以种系修改为方法的遗传工程中,一方面,基因诊断意味着基因隐私权的丧失。对于当前人类而言,基因隐私的窃取是基因武器的应用的关键,民族的基因隐私被视为国家机密,增强引发的隐私权的淡化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11]另一方面,种系修改创造的生命有可能发生变异或导致畸形,并且这些不良的基因变化将永远留在后人身上,应当如何看待和处理类似安全隐患的发生?又如,面对“设计婴儿”、“代理父亲”和“代理母亲”已经逐渐被接受的事实,商业化的“造人”行为是否合理?人类尊严与生命价值是否允许通过商业途径兑换?

(二)人体革命对自然神圣观的破坏

中国古往今来对生命的神秘性保持着传统的敬畏心理。古人的世界观中不乏宿命论色彩,由对“生命”以及“命运”的不可测,推演出“生死有命”、“人算不如天算”的感慨。增强技术掀开了生命诞生与发展的一角,提高了人类与自然界对话的筹码。人类主宰与控制能力的加强,降低了对自然主宰的敬畏度,也刺激着自我控制欲望的不断膨胀。人体革命对自然神圣观的破坏,在使人们“成为上帝”的同时,也将三大问题置入人类视野。第一,增强对常规医学宗旨的突破。为了个体实现“人所以为人”的梦想,增强技术将许多传统意义上不能算做疾病的“疾病”划入治疗范畴,使得作为目的的人也成为其改造的对象。人类人为地扩大所谓的疾病范畴,是否是适合人类发展的?通过限制对健康的界定,使更多的原本可以由自身免疫系统承担的“问题”代由增强技术处理,是否会造成相应系统的退化?人类抵御大自然中的风险、适应环境的能力,究竟是通过医学治疗实现了身体素质的强化,还是借助医学强化掩盖了本质上的退化? 第二,增强效果的真实性问题。通过增强真的能够点石成金,还是仅仅制造了虚假繁荣?服用“聪明药”的学生,智商并未在生理层面得到提升。被家庭暴力折磨的妻子可能借助神经麻痹欺骗自己,但是,虐妻事件非但不会因此缓解,反而可能成为丈夫变本加厉的口实。[23]很多增强有着时效性,需要持续增强才能达到效果,例如神经兴奋剂、“美容针”等。在增强造就的虚假繁荣面前,人们应该保持头脑的冷静。第三,职业价值异化问题。工作对于个人而言,一方面是生存需要,更重要的则是精神层面的社会认同的需要。通过良好的天分以及勤奋工作,得到同事、家人的尊重与认可,实现人生价值,是工作的意义所在。增强技术模糊了天分以及勤奋给人与人之间带来的差距,使团队精神、员工满意度以及任务安排不再对综合产出造成实际影响,[24]这必然打击优秀人才奋斗的积极性,滋长不劳而获以及“欺骗”的心理,使工作的社会价值遭到贬损。[7]伴随增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如诚实、认真、勤勉等,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的持续下降,会不会造成人类社会范围内的精神缺失?

(三)人体革命对人与技术相互关系的影响

与西方以技术为“座架”的天命观不同,在中国的传统天命观念中,技术并没有在天人关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自由、智慧都是上天赋予的,与隶属于工具的技术无甚关联,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孰轻孰重这一困扰西方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增强时代改变并升华了这一历史课题,增强技术与人融为一体,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合流。这种合流混淆了人与技术的主客关系:到底是人的聪明才智造就了增强技术的强大,还是增强技术的强大建构了新人类的聪明才智?人类的聪明才智可以不由上天赋予了吗?上天的权能被技术削弱了吗?传统的天命观受到质疑,并引发了两大问题,一是造就人种差距。种系基因治疗由于其程序的高度专业化,导致其成为“富贵治疗”,这样一来,传统的经济差距将转化为物种差距,未经改动的“自然人”与标新立异的“新人”如何在社会上定位,就成为新的社会问题。从人种划分的倾向考虑,增强目标停留在消除伤残、缺陷上,会引发超人主义者的极端观念,即视所有人体均为有损耗的和需要改进的,这样,未增强者就会被归为新的“下层阶级”。[6]二是导致“去人性化”。在这一方面,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增强技术掩盖了个体的真实属性与私人特性,导致人类世界的非真实化、标准化和社会化。[7]相反意见则认为,认知增强帮助增强者“成为真正的他们”,并因此增强了他们的特性和真实性。[11]

现代科技的伦理反思 篇5

制度伦理--现代伦理的二次正当性论证

传统伦理的`合理性论证需要检讨,制度伦理从制度层面为伦理学谋求新的合理性论证.制度伦理的普遍适用性是对传统伦理的阶级狭隘性的超越;制度伦理的实行有利于广泛性和先进性的有机结合;制度伦理的实行有利于实现道德生活化.

作 者：黄成华 陈琳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管理系,江苏,苏州,215021刊 名：广西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GUANGXI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3)分类号：B82关键词：制度 制度伦理 正当性 合理性

儒家伦理的历史源流与现代转化 篇6

关键词:儒家伦理;中华美德;历史源流;现代转化

中图分类号:G7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21(2010)11-0009-04

中华美德的主要德目源于儒家伦理,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厘清儒家伦理的源流并进行现代转化,是学校德育的一项重要职责。下面对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自1994年以来进行的中华传统美德研究实验的进展情况做一介绍,敬请批评指正。

一、儒家伦理的历史源流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如何生成、演变、组合及其当代价值与再兴,是本项研究的重要依据。确定中华美德教育的德目,既要参照儒家伦理发展的历史,以史为鉴;又要借鉴东亚地区道德教育实践的经验,礼失而求诸野。

(一)“以史为鉴”

从尧帝“禅让”、舜帝“孝感天下”、禹帝“三过家门而不入”,到齐国管仲提出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都属于儒学之前的道德文化。而周代以“礼”为主导的道德,则是儒家创始者直接的思想渊源;孔子虽然提出了“仁”的概念,但是,当时社会上通行的主导道德规范,仍然是自周以来形成的“礼”,尤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局,必须“克己复礼”,“礼失而求诸野”;孟子强调“义”,但是他对当时社会主要道德规范的定位,则是仁、义、礼、智“四德”,是他把“仁”放到了第一位,将“礼”降到了第三位;汉代董仲舒提出了“五常”:仁、义、礼、智、信,只是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了“信”,可见当时社会对于“信”的需求,从此,自周以来所逐步形成的这五种道德规范,才真正被官方认定并推向社会,成为影响深远的道德规范;由汉至唐,先后提出以“孝”治国,推行“举孝廉”的“吏制”,“孝”与“廉”这两种道德规范日益受到新的关注;宋代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再次恢复了管仲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与“悌”,这“八德”一直影响到明清,直至韩国等东亚各国;从清末到民初,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认为,道德是中国之长项,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民国政府在“八德”的基础上,加上了“礼义廉耻”,统称“四维八德”。

(二)“礼失而求诸野”

中国传统道德在东亚各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韩国,当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青少年中重点进行“忠、孝、礼”“三德”教育。新加坡40余年的成功之道,全在重视德治与法治并举。1982年,政府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定为“治国之纲”,上升为国家道德。1990年,政府发布《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五大共同价值的提出,是对东方或儒家伦理的一种创造性转化,也是东方或儒家的价值强大生命力的体现。

历史与现实证明,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它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它作为文化的基因,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规范着每个中国人的言行。

二、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化

儒家伦理发展的历史和东亚地区的实践经验成为本项研究的源与流。经过多方论证,确定以“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为此项教育试验的核心德目,并对每一个德目的生成与演变,历史价值与现代转化,以及现代人如何修炼等,分别做了具体研究。

1. “忠”——尽己报国的责任

忠,是一种责任意识。人要对自己、家庭负责任,忠于人生、忠于家庭。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要负责任,忠于职守,尽职尽责,“为人谋,而不忠乎”?对人民、对国家,要忠心耿耿,精忠报国,“天下兴亡,我的责任”。热爱祖国是一种情感,忠于祖国是一种责任。

新一代国民的责任意识,关系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关系着整个社会发展的稳定、和谐与效率。因此,将“忠”的教育放在首位,就是要突出责任意识教育。用责任理解“忠”,能够扬弃其过时的“愚忠”,弘扬“忠”的精华。

2. “孝”——生生不息的爱心

“仁者自爱”“仁者爱人”,爱己、爱人、爱家庭、爱社群、爱国家、爱和平、爱天地。爱,是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情感基础。孝乃社会和谐之源,无孝难有天下和谐。孝道,是血缘亲情之伦理,它具有永恒性,并能延伸到整个社会。孝乃德之本。孝,是形成其他品德的起点与情感基础。孝育,是爱的教育,是人性的教育。

3. “诚”——求真务实的品质

诚,一是真,二是实,它是人的一种内在品质,是人类精神境界的一种追求。

真与假对立,实与虚同在,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在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更加凸显, 因为以假乱真、以虚代实已成为见利忘义、图财害命等等非人道行为的主要手段。“3·15”打假行动、“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连年开展,即使治标不治本,也能有很大的成效。成效越大,越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学校多年不提“诚”的教育,造成国民“诚意”的淡化,值得反省。

4. “信”——立身兴业的基点

人无信不立,家无信不睦,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宁。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文明,而且具有普世性。人们若不能“言而有信”,市场经济难以良性运行,社会难有和谐。

5. “礼”——人际文明的规范

礼,是明人伦、守分寸、显平等,是人际文明的规范。博文约礼,礼是规规矩矩地做人。礼是自敬、敬人,敬是礼的灵魂,敬生礼、礼生和、和为贵。明礼而守法,礼,是法律的前身,法从礼生。

礼是个人、家庭、学校、社区、企业、国家文明与尊严的象征。“礼之用和为贵”。礼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富而好礼”,“仓廪实而知礼节”,建设小康社会,呼唤礼。

重视“礼”的教育和建设是中国人的传统,古今中国,从来没有离开过“礼”。而今,国人对于“礼”要继承与开新,研究“新习俗”,演化“新礼仪”,再现“礼仪之邦”。

6. “义”——人间正道的向导

义,是“应当”“合理”“善”“美”。“义者,宜也”。义,是人生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身正气,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义,是价值观。在义与利面前,重义轻利,以义取利,反对见利忘义。义,是利他奉献。义举行善,无私奉献。义,是一种道德境界,高尚人格。人生观、价值观和奉献精神的教育,就是“义”的教育。

7. “廉”——清白正气的根基

廉,是“吏德”“仕者之德”,不恶不贪、立身清白为廉洁。“廉”是为官之本。廉洁成风,国泰民安;贪污盛行,民不聊生。廉是“为官之宝”。廉洁之官被尊为“清官”,不廉之吏是“贪官污吏”。

养廉,是公民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廉,是公民的一种道德素质,这种道德素质要从小培养。中国有着优良的廉洁教育传统,在一些童蒙读物和家训中,都把勤劳俭朴的教育作为廉洁教育的基础。认为勤劳知节俭,俭朴生清廉。廉以勤为本,勤俭立清廉。这种早期教育对一代代国人形成勤俭、廉洁的美德,起了直接的作用。可见,倡廉反腐也要“从娃娃抓起”。香港廉政公署从1974年至今,连续20余年坚持给中小学生编写德育教科书,进行以廉洁为中心的道德教育,已经收到举世公认的教育效果。

8. “耻”——人之为人的底线

耻,是耻辱,“耻,辱也”。耻、知耻,是人性以及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是人与禽兽的重要区别,“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耻,是一种道德心理,知耻,是明善恶、知是非、辩美丑的一种道德判断,它既是个体一种品德素质,也是个体形成良好品德素质的一种内在机制和动力。

知耻之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和培养形成的。培养新一代国民的知耻之心,历来是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要学会做人,必须从知耻开始;社会“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忽视对新一代国民进行“知耻”的教育,是当代学校教育的一大失误。

以上对“八德”内涵的粗浅解读,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孝是道德情感基础,耻是道德心理机制,忠是道德责任,义是道德境界,礼是道德行为,诚、信、廉三德,是道德主体的道德品质。如此,“八德”在个体品德结构中的地位与价值,就构成了每个人的精神家园。

2004年以后,在教育实践中,我们又将“八德”扩展为“十德”,增加了“勤”与“宽”,这两种美德对于当下独生子女一代,尤其重要。按照学生在不同学段道德成长与发展的需求,对“十德”教育的布局进行了如下设计:

小学阶段,重点进行孝(爱心)、礼(明礼)、勤(勤奋)、诚(诚实)、耻(知耻)“五德”教育。体现了贴近生活,易懂易行,知行统一的原则,重在行为习惯的养成。

中学阶段,进行忠(责任)、信(信用)、义(奉献)、宽(宽容)、廉(廉洁)“五德”教育。体现了关注社会、理性思考,强调公民意识,重在道德价值认同和道德境界的培养。

经过12年左右的连续教育,每个学生若能在十种美德上面有所修炼与成长,就为他们成为合格的中国人、中国公民以至国之栋梁,奠定了基础;就为整个社会和国家,重建中华民族共同价值和共同信仰,扎下了根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铺上了基石。

三、中华美德教育的模式

15年来的教育实验,逐步形成了以经典文化、节日文化、地域文化为架构的中华美德教育模式。

(一)经典文化

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本着因人施教,因教取材的原则,在经典教育的内容安排上,做了整体设计:小学低年级主要是“童蒙”和《家训》,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小学高年级至初中,适当增选《论语》、《大学》中有关章句。高中阶段,以选讲“四书”为主。

在实验过程中,不同地区和学校都有因地制宜的设计。2003年,北京市朝阳区编辑了《论语类编100句》。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河西区,先后编辑《论语八德》《论语十德》,以德目为纲,编辑《论语》中的相关章句。山东省莱西市编辑了《四书选读》。2009年,由国际儒联组编,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拼音插图本《儿童论语一百句》。本书是在北京地区100余所学校试用两年的基础上形成的,插图都由小学生绘制,可以看出儿童对《论语》章句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

当然,经典文化教育,不只局限于“文本”,还有语言、文字、诗词、歌赋、音乐、舞蹈、绘画、工艺、茶道、武术等内容。这些文化产品有着丰富的文化营养,学生置身其中,必能加快道德成长。

参与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的学校,已经把诵读童蒙经典纳入了教育计划,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山东省莱西市10万名学生,人人能够背诵所学过的经典,整个班级、整个学校能够集体背诵,幼儿园的孩子,集体表演以背诵《三字经》为内容的韵律体操,600人的小学,每天放学集体整队齐声背诵着《弟子规》离开学校,成为大街、小巷的一道风景,成为向广大居民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的宣传队。看着孩子从小接触中华文化,祖辈欣慰,父母羡慕。“家长学校”也开设了背诵经典的专题讲座。一个个家庭、一个个居民委员会,也都开展起背诵经典的竞赛。在街头巷尾,买菜的妇女、剃头的师傅,都可以背诵《朱子治家格言》。如此文化景象,如此弘扬中华文化的行动,令人深思,给人激励,使人看到中华文化复兴的希望。

(二)节日文化

中华传统节日,是进行中华美德教育、化民成俗的重要载体。参与本项研究的地区与学校,将过中国年、清明、中华母亲节、端午、孔诞教师节、中秋、重阳等节日活动与中华美德教育有意识地结合起来,设计以节日为“体”,以中华美德为“魂”,全年、全过程的德育模式,对于普及儒家伦理、开展道德教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项研究,重点推动“过中国年”、中华母亲节、孔诞教师节三个节日。

2001年12月,课题组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参与中华美德教育行动的实验学校,在2002年春节开展“过中国年”的活动:

价值:以孩子为中心,向家庭、社区、社会辐射道德文明。主题:心中有人、目中有事──自我道德教育行动。内容:要求小学生说三句话——您辛苦了、您好、新年快乐,做三件事——鞠躬、让食、抄三幅对联;要求初中生说三句话——您辛苦了、您好、新年快乐,做三件事:拜师、礼让、助人。空间:家庭、学校、社区。目标:树立吃中国饭、说中国话、穿中国服饰、过中国年节的文化振兴观,养成尊长敬师、礼让助人的良好行为习惯,知中行、行中悟、悟中从,知行统一、净化心灵。模式: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校独自设计教育方案。

此项教育活动已经连续坚持了8 年,不仅积累了经验,而且日益规范,形成传统。2010年的新年前夕,首都精神文明办公室在北京市通州区召开了“过中国年”的现场会,将此项教育活动推广至全市中小学。

中华母亲节,正在创建阶段。它以孟母为形象代表,以孟子的诞辰,即孟母成为母亲的农历四月初二,立为中华母亲节。2006年,在孟子家乡山东邹城凫村,活动正式启动。参与本项研究的所有学校,都积极行动,成为创建中华母亲节的助推力量。过中华母亲节,弘扬儒家孝道,继承中华孝道传统,培育学生孝亲敬老,开“母爱爱母”之新风,具有深远意义。

将每年9月29日孔子诞辰这一天作为中国教师节,正在取得越来越多国人的共识。2005年以来,参与本项研究的部分学校,除了过法定的教师节之外,还在孔诞这一天,再过一个教师节。

如果,每年春季孟子诞辰的“母亲节”、秋天孔子诞辰的“教师节”能够畅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有了普及与推广的新平台,为往圣继绝学就有了可以操作的新时空。

节日文化具有独特魅力,它使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不断体悟节日浓郁的文化气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最终使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传统美德,在每个学生的身上得到内化与升华。

(三)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学校当地历史人文资源,是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起点。各地参与此项教育试验的学校,注意开发和利用当地的历史人文资源,编写校本教材,开展了中华美德教育活动,收效显著。仅以北京地区为例就有:东城区孔庙、国子监“儒家文化”,通州区“运河文化”,房山区周口店“猿人文化”,云居寺“石经文化”,宣武区“天桥文化”与“民国文化”,延庆县八达岭“长城文化”,门头沟区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的“佛教文化”等等。

如果说经典文化是中华美德教育的“魂”,节日文化则是“体”,地域文化就是“根”。这三种文化彼此支撑、相互融通,所建构起来的21世纪中国德育新模式,有利于形成学校、家庭、社区的“三维互动”;为实现个体品德内化与道德成长,提供了丰厚的文化产品和良好的文化环境;为学校实施德育,提供了创新的空间与施展才华的新平台;为建设以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的中国德育,提供了参考。

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化,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为此,需要有先行的探索“摸着石头过河”;需要有研究机构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社区的三维互动;需要有教育工作者、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三种力量与资源的新整合;需要有两岸四地资源互补的新合作;需要联合各国儒家学者的积极参与,为儒学的继续发展与大有作为,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态。

(作者单位: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

北京100102)

对“考编”的伦理反思 篇7

一、“考编”的形式合理吗

2006年颁布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要求“事业单位新进人员除国家政策性安置、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由上级任命及涉密岗位等确需使用其他方法选拔任用人员外, 都要实行公开招聘”, 从而把“考编”作为事业单位进人的主渠道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选聘新教师采用“考编”的形式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考编”必然能够选聘到合格的教师, 即“考编”制度的实施与所选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 这个形式是否合理?假设是否成立?如果我们从伦理的角度进行考量, 这一制度本身就有不完善的地方。

那种认为“考编”制度的实施与所选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观点, 来自于对科学主义范式下“技术理性”的推崇。陈向明学者认为“技术理性”有三个基本假设:一是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有通用的解决办法, 这些办法具有普适性, 不受具体实践情境的制约;二是这些办法可以在实际情境之外开发出来, 如针对一线教师面临的教育教学问题, 可以由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发出相关的理论和实践对策;三是这些办法可以由训练或行政命令等途径转换成实践者的行动。[2]问题是, 技术理性支配下的“考编”中, 人的主体性因被遮蔽而缺失。

从根本上说, “考编”就是用一套制度为尺度去“量人裁人”。在“考编”的过程中只见制度不见人——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校长无权选择自己满意的员工;家长和学生原本是“考编”的直接“受益者”, 但在“考编”过程中根本没有发言权。众所周知, 教育是一种用人来影响人的活动, 是一个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 从未成熟的人成为成熟的人的事业。诚如学者雅斯贝尔斯所言, 教育就像一棵树撼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起另一个灵魂。[3]教育是柔性的, 需要情感上的投入, 因此, 教师的工作不可能用清晰的、刚性的、客观中立的制度、标准和指标来规约。由于现行“考编”制度只见制度不见人, 那么, 这样一种刚性的“考编”制度能够选择到柔性的教师吗?

同时, 随着教师社会地位和职业待遇的不断提高以及师范类毕业生政府统一分配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受到了更多人的青睐, 在某些地区出现了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竞聘一个教学岗位的情况。教师的门槛也相应地水涨船高, 博士、硕士做中小学教师的比比皆是。但高学历未必就是高素质, 高学历教师未必适合中小学教育。而且冲着待遇而去的应聘者不一定能够安心从教。

所以, 当前“考编”制度的形式面临着伦理困境, 存在着假设合理性不足及不够尊重教师、家长和学生权利等问题。

二、“考编”的内容公正吗

任何制度都必须体现正义、公正等伦理道德, 这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一项制度的伦理考察不仅要看其形式上是否合理, 还要思考其内容上是否公正。虽然我国至今尚没有专门的中小学教师招聘法规, 但是依据相关规定, 各地的招聘程序是相似的, 即基本上是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政审、录用。在这一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资格审查, 这实际上就规定了“考编”的门槛, 决定哪些人有资格去做教师。如果这一关都过不了, 则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考编”的资格审查, 反思这些报名条件公正与否。

南京市2011年六城区新聘中小学教师报名条件是, 报名人必须是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合格毕业生, 符合学科需求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南京生源2011年师范类本科毕业生。南京生源2011年学前教育师范类大专生。南京生源2010年师范类本科毕业生, 已取得教师资格, 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人员。非南京生源2011年师范类本科毕业生 (应是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徐州师范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南京晓庄学院或国家“211工程”院校学生) 。拟取得教师资格的2011年非师范类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 (一律为国家“211工程”院校毕业生) 。拟取得教师资格的2011年硕士毕业生 (1981年1月1日以后出生) 。[4]

从上面的报名条件中, 我们可以看出该市在招聘中小学教师时的三大限制, 这些限制正是“考编”内容的不公正的具体表现。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首先是学历、学科限制。对中小学教师学历要求的提高是全球的趋势, 但是目前尚没有研究数据证明全日制毕业生比非全日制毕业生更加适应中小学教育工作。而且, 现在的教师队伍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通过在职学习的方式获得本科和研究生学历, 他们的教学效果是有目共睹的。还有一些地区在招聘研究生学历教师时要求其第一学历是全日制本科, 并且本科、硕士所学专业都要与任教学科一致。这样的要求不仅将许多乐于学习不断提高的青年拒之门外, 而且也不符合基础教育的教育规律。基础教育的核心是要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 这就要求教师具有广博的知识。而教育背景丰富的教师恰恰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被称为“没有压力的学校”的德国瓦乐多夫学校在教师配备上的独特之处在于, 1～8年级学生的各门功课都由同一位教师辅导。[5]这样的做法有助于师生之间的全面交往, 但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需要“多能”的教师, 而现行的“考编”条件恰恰相反。

其次是年龄限制。该市要求本科生是近两年毕业, 硕士研究生年龄是28周岁以下, 限制较严格。这样的限制其实毫无道理。假如某单位在招聘员工时, 一个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求职者与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同时去应聘, 绝大多数单位会选择前者。一位代课多年的教师在看到宁波市2010年幼儿园教师“考编”条件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虽然我们拥有丰富的实践教育经验, 有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方法, 琴、书、绘、唱、跳等样样都会, 而且我们已经在幼教岗位上默默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当我努力通过成人教育学习来取得本科文凭时, 发现自己已经超过了那黄金般的“考编”年龄———28周岁以下!中小学教师“考编”永远都是全日制高校毕业的, 每个单位的“考编”都要求全日制高校毕业的, 请问这样公平吗?[6]

再次是生源地限制。生源地限制也就是户籍限制, 说到底, 就是地方保护主义。改革开放以来, 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瓶颈的户籍政策一直为人们所诟病。从教育的角度来说, 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不仅在就学方面已经成为义务教育中的最大难题, 他们在就业的时候也遭受了明显的歧视。当然, 随着国家对流动儿童就学问题的关心, 相关的照顾性就学政策也相继出台, 但是在就业时这种歧视性的生源地限制却未见松动。如果就业时的限制不去除, 入学时的照顾也就失去了价值。

三、构建“善”的“考编”制度

一般来说, 制度的“善”有两个基本方面:形式的“善”或技术的“善”, 内容的“善”或实质的“善”。形式的“善”考量制度的技术方面, 是看其是否自洽、严密、有效;内容的“善”考量制度的实质方面, 考量制度所内在具有的社会成员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是看其是否有时代精神。[7]从内容与形式的角度去构建“善”的“考编”制度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 完善教师资格证制度, 保证“门槛”的公正

表面上看, 确定“考编”的门槛是规定哪些人有参加的资格, 实际上是求职人员之间权利与义务的考量。在面对一个职位时, 每一个求职者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 这也是社会公正的表现之一。但是给每个人相同的机会并不代表给他们相同的结果, 因为结果永远只属于有准备的人。现行的“考编”政策虽然有诸多门槛, 但是却缺少一条最重要的限制———教师资格证。笔者认为, “考编”的机会应该向所有拥有教师资格证的人开放, 因为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也就具备了做教师的资格, 即“备选教师”。而当前许多单位往往要求先考取编制, 然后在工作后的规定时间里获得教师资格证。这是明显的无证上岗。

但是, 现在每年取得教师资格证的人数往往是实际需要的数倍甚至十几倍, 这是因为大量并不从事教育工作的“考证族”的存在。很多大中专毕业生认为教师资格证书与英语四级、六级证书以及计算机等级证书一样, 只是为自己就业时多一个砝码。他们往往把教师资格证看作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备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教师资格认证形式过于简单, 申请者只要通过了教育学、心理学理论考试, 经过试讲或说课等教育教学能力测试, 提供普通话证书、思想品德鉴定表、毕业证书等材料, 在较短的时间里就能获得教师资格证书。有学者认为“实行全国统一教师资格考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实行国家统一教师资格考试制度要求所有申请进入教师职业的公民, 在学历达标的前提下, 必须参加全国教师资格统一考试, 资格标准由国家制定并颁布实施, 考试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国家要求统一组织, 并且参加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面试。当考试合格、面试过关之后, 再经过一年的试用期, 确系具备当教师的基本条件与素质, 方可申请教师资格证书。[8]这样, 剔除了一部分“考证族”后, 在“考编”的门槛前剩下的就是那些立志从教或已经从教者的公平竞争者, “考编”的选贤任能价值也就真正地凸显出来。

2. 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试用制度, 延长“考编”过程

教师的专业发展不仅体现教师在职前教育阶段对学科知识、教育理论知识以及教育教学技能的掌握上, 而且更体现在他们真正走进职业生活后对教育教学工作的适应、感悟、体验以及教育智慧的积累上。因此, 笔者建议将“考编”的过程延长, 建立专门的评价委员会对试用教师进行评判以决定最终录用与否。

首先对应聘者进行专门的笔试, 内容包括教育基本理论与专业知识, 特别要关注应聘者知识的广度。然后进入一至两年的试用期。这种试用期不应该是形式主义的, 对于那些通过试用后被确认为不合格的教师坚决实行淘汰制度。而我国目前的“考编”制度虽然也有一年试用期的规定, 但这种试用期基本是一种固定程序, 而没有实行严格的筛选制。为此应该实行“差额试用制”, 即在笔试后多选几名应聘者进入试用期, 最终录用人员按末位淘汰的原则择优选择。这就要求参加筛选的专门评价委员会具有公信力, 可以兼顾各方诉求。因此, 这一评价委员会的组成成员至少要包括校长、教师代表、政府代表、家长或社区代表和学生代表。

总之, “考编”制度的生成、实施乃至改革, 都必须获得伦理道德的价值支持, 必须合乎公正合理的伦理精神。构建更为符合公正、合理的中小学教师聘任制度, 才能保证对教师综合素养等各方面能力的要求, 同时能够将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选拔到教师队伍中来。

参考文献

[1]刘传广.论伦理反思的紧迫性[J].社会科学, 1999 (6) .

[2]陈向明.教师资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教育发展研究, 2008 (16) .

[3][德]雅斯贝尔斯著, 邹进译.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4]2011年南京市六城区中小学录用新教师应聘公告[EB/OL]http://www.nje.cn/article/view.aspx?id=2539

[5]许胜光.没有“压力”的学校[J].教师博览, 2003 (7) .

[6]考编是我一辈子的痛[EB/OL]http://bbs.cnool.net/topic_show.jsp?thesisid=249&id=9374132&fileid=41398772

[7]高兆明.制度伦理与制度“善”[J].中国社会科学, 2007 (6) .

媒介暴力的伦理反思 篇8

一、媒介对生活伦理的规避

多数受众通过媒介获取信息, 期望它为自己传播真理。然而, 市场经济环境下, 一些媒体往往把金钱当做自己的上帝, 站在金钱的立场看问题, 按照资本逻辑进行推理, 这种经济观点往往构成了对第三方即受众价值观的压迫。

媒体之所以能如此胆大妄为, 一方面由于它与权力和资本结盟, 另一方面又对受众巧施小计, 为自己戴上客观的面具, 装出一副为受众着想的姿态, 引导受众用它的眼光看世界, 用它的标准评判人生, 刹那之间把受众变成任它操纵的木偶。吉洛维奇指出:“活跃的图示使人们头脑中形成一套相互关联的观念, 这样, 人们就会改变思考新信息的时候所产生的联想。”[2]他虚构了一个美国与某国发生军事危机的剧本, 考察参与试验者对于是否参战的态度, 然后分别传输了“越南图示” (惨烈、悲观) 和“二战图示” (顺利、乐观) 来影响他们。结果, 接受“二战图示”影响的试验者, 更愿意去支持美国干涉这场虚构的军事危机;接受“越南图示”影响的则相反。这充分证明, 受众在媒介引导下所进行的趋利避害活动, 其实是判断失聪状态下, 受媒介操控的木偶行为, 他们所逐的利、所避的害, 正是媒体眼中的利和害。

当然, 媒体为了用自己的观点和逻辑影响受众, 也必须考虑受众的喜好, 争取更多的受众, 扩大自身的影响范围。只有这样, 才能得到更多的赞助, 获取更大的利益。影响和利益是一体双面的。影响是它的正面形象, 利益是它的最终目的。为了使这两者最大化, 媒体总是追踪最抢人眼球的人物、最耸人听闻的事件, 然后以“客观的图示”引导受众、操纵受众, 进而掏受众的腰包。

璩美凤由于其“性爱光碟”在媒体的大肆传播, 把媒体、受众和商家三方卷入进来, 成为三方共同关注的焦点。下面就以中国很有影响的媒体凤凰卫视对受众日常生活伦理的诱导为例进行分析。请看凤凰卫视《鲁豫有约》, 对台湾璩美凤事件主角的采访。

陈鲁豫:“美凤, 我有一些问题怕会刺激你, 但这不是我的看法, 我听到过很多这样的声音, 所以我想让他们借用我的嘴来告诉你, 比如有人说她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想明白地听到你的回答。”

璩美凤:“我觉得如果讲这句话的人, 他尊重自己的话, 他就不会对我这么残忍。”

……

璩美凤:“有的传媒看到我, 不觉得是看到一个人。”

陈鲁豫:“那他们把你当成什么?”

璩美凤:“就觉得看到一个话题, 而不觉得我是有生命的, 他们不害怕我会痛不欲生, 不去关心我会不会很难受, 他们觉得反正你就是一个话题, 没有感觉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 (以上内容摘自《鲁豫有约》专访璩美凤的片段)

陈鲁豫和璩美凤都是资深的媒体工作者。在整个访谈过程中, 陈鲁豫不断地用关心的语气询问璩美凤在出轨的事件中所处的角色, 让她向受众展示自己不贞洁的活剧, 展示“出轨图示”, 以此来满足受众的偷窥欲。“出轨”成了吸引受众、赢得收视率的由头。这样做不但回避了对“出轨”的伦理讨伐, 也没有将人性关怀注入节目中, 失去了匡正生活伦理的导向作用。璩美凤也是一个熟悉媒体游戏规则的人, 她扬长遮短, 直接抛出“人性”话题, 将“弱势图示”展示给受众, 让受众看到一个在人格及精神上受侮辱受损害的弱者, 同样遮蔽了人们应该遵守的生活伦理。经过这期节目中璩美凤更胜一筹的言辞包装, 光碟事件唯一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璩美凤是一个弱者, 人们应该同情她。收视率不错, 媒体满意, 赞助商获益, 唯一被愚弄的是受众, 因为出轨本身悖逆人伦的真正主题被完全消解了。受众的伦理价值诉求没有得到应有的伸张, 受众成为被动接受媒介有意“提醒”的看客。

媒介不仅规避了生活伦理的应有逻辑, 而且还企图寻找一种遮蔽事实真相的面纱, 将生活伦理排除在职责之外。一些媒体在每期节目播出的片头或片尾, 会向受众展示出一条类似说明书的标语:以下 (上) 言论属嘉宾个人观点, 与本台无关。媒介用这种图示给受众一个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的错觉, 即这些观点确实不是媒体组织机构的观点, 即使这些观点有愚弄受众的嫌疑, 也不该由传媒机构负责, 媒体只负责客观地呈现, 至于嘉宾的观点则文责自负。这十足是媒介赚足了人气和利益后的卖乖, 对应该承担的生活伦理导向责任的推卸。

媒介在生活伦理节目里对生活伦理的规避, 遮蔽了受众真正的伦理道德诉求, 由此, 媒介的这种商业化营销策略, 就成了媒体与赞助商的双赢, 而缺失了对受众终极的人生关怀。

二、媒介与权力机构共谋

现代社会中, 媒介是一种强势信息机构, 理应是社会信息和社会意见的集散地和聚焦点, 是社会公众表达意见和传递声音的平台。理应平等对待受众和政治权力, 有效地达成民众利益和权力机构利益、民众意志和权力机构意志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传递一种承载社会公平、正义、人道的政治伦理。但是, 在媒介的商业化路途中, 媒体往往屈从于权力机构的霸权意识, 向无权的受众实施媒介暴力, 造成政治伦理的扭曲。

媒介之所以敢于对受众施暴, 是因为有权力机构在后面撑腰, 达成与权力机构共谋, 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霸权图示”。NBC电视台就世人关注的美国债务危机, 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新闻采访直播节目, 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艾伦·格林斯潘在节目中说道:“美国不存在债务违约的问题, 因为美国可以无节制地印刷钞票。”这句振聋发聩的言辞, 等于明白地告诉所有债权国, 美国所欠下的债务不过是一些废纸, 如果想要随时可以偿还。这明显是美国在电视台推出一个代言人, 对其全世界债权国的人民进行粗暴恐吓, 让大家接受美国准备赖账这一事实。美国媒介通过对权力机构霸权意识的宣传, 在全世界的受众心里, 牢固打上“霸权图示”, 让受众接受强权即真理。政治伦理经过美国媒体的包装, 就替换为霸权伦理, 诱导受众失去政治伦理底线的守卫, 沦为“霸权”政治队伍之后的随从。

媒介为了掩饰与权力机构的共谋关系, 往往把政治栏目包装成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纯粹展示”, 这和某些电视台的节目中时常出现的“以下 (上) 言论属嘉宾个人观点, 与本台无关”的图示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之处在于, 前一句毫无保留地显示出作为美国人那难以掩饰的霸气, 后一句则委婉地道出作为在逆境中求发展的中国人那深藏其中的智慧。相同之处在于, 二者皆忽略了第三方即受众参与的意识, 无视受众的伦理价值诉求。

在善良的受众看来, 格林斯潘在NBC电视台上的讲话仅属个人行为, 根本与NBC电视台无关。就算是NBC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想要阻止他, 也因为直播的原因而无法实施 (不等工作人员行动, 格林斯潘的话已经说完了) 。而且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格林斯潘是一个已经卸任的政府官员, 似乎与权力机构无关。于是, 受众接受了他的观点, 政治伦理也彻底陷入了媒体包装的迷局里。

格林斯潘的言论从一个狭隘的角度来看, 的确属于个人行为, 因为那只是一家之言, 表达的是他自己对于国债危机的态度, 一个美国资本家对于问题的处理方式。可是, 要是从一个更为宽广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关联性就绝非这么简单了。艾伦·格林斯潘, 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美国经济政策的权威和决定性人物, 他对美国经济政策作出的调整, 不免会牵动整个世界的神经。尽管今天的格林斯潘已不再行使美联储主席这一职权, 但是他的影响力却远未因美联储主席一职的卸任而随之消逝。NBC作为美国三大商业广播电视公司之一, 由其传播而出的信息覆盖面之广泛可想而知。一个是影响巨大的信源, 一个是覆盖广泛的媒介, 此二者组合在一起后所能积聚的能量不可小觑。更进一步来讲, 美国要不是世界老大, 格林斯潘哪有底气说这种“我是霸王我怕谁”的话, 又怎敢肆意向受众彰显“霸权图示”呢?电视台打出的这种标语、装出的这种局外人模样还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用来欺骗那些善良的受众罢了。综上所述, 这种标语以及这类电视媒体中显示的所谓理性客观, 实质上是媒介与政治霸权合谋, 对公众的政治伦理进行侵犯。媒介一旦与强权合谋, 就会偏离人道, 丧失一切人文情怀;媒介一旦与权力合谋, 赤裸裸地向世人施暴, 它的杀伤力会超过世间所有毁灭性武器, 使得政治伦理完全扭曲, 将受众对公平正义的政治伦理诉求束之高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促使电视、广播、报纸等大众传媒的营销策略开始转变, 越来越多的媒介面临着生存危机。突破困局, 寻求共赢, 成为当今大多数媒介的选择。这一转型极大地调动了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使大众文化的生产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既为媒体人带来了商业利益, 也宣传了赞助商和政权机构的价值理念, 真正形成了媒介与商业、媒介与权力的双赢。但是, 有些大众媒介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 兼顾了媒体和赞助者双方利益的同时, 却忽视了第三方受众的伦理价值诉求, 甚至形成了媒介暴力, 介入受众的生活伦理和政治伦理之中, 迫使受众成为十足的受害者。“媒体伦理的核心内容集中表现为媒体所特有的伦理价值取向”[3], 当这种伦理蜕变为金钱伦理、强权伦理时, 大众媒介的传播就必定会成为充斥着忽视受众权益的行为。毕竟, 大众媒介需要广大受众来支持, 如果失去大众的支持, 最终也必定会遭到商家和权力机构的抛弃。因此, 只有兼顾第三方 (受众) 利益, 形成“三方共赢”的发展策略, 才是媒介繁荣发展的生存之道。每一个有着人道情怀的受众, 都有权利和责任呼吁和要求媒介担负起传播正确伦理的责任, 况且, 大众传媒是社会的公器, 是社会各界传播思想的平台。媒介掌握着话语权优势, 应当兼顾受众的生活伦理和政治伦理诉求, 关怀大众生存状况, 体贴大众生存冷暖, 用良知为社会弱势群体匡扶正义, 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导向, 以构建起三方共赢的良性互动。

摘要：大众媒介是社会的公器, 理应提升人文关怀, 匡扶社会正义。然而, 当今有一些媒体, 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或与霸权合谋, 视受众的伦理诉求为附属, 抛开受众生活伦理、政治伦理而不顾, 或直接或间接地向受众施暴, 造成商业双赢, 而忽视了第三方受众的价值伦理诉求。本文将着重对此进行分析, 以期实现媒体、赞助商和受众三方的价值共赢。

关键词：媒介伦理,生活伦理,政治伦理,共赢

参考文献

[1]James W·Dearing, Everett M·Rogers.传播概念.Public Opinion[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15.[1]James W·Dearing, Everett M·Rogers.传播概念.Public Opinion[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15.

[2]Vincent Price.传播概念.Public Opinion[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70.[2]Vincent Price.传播概念.Public Opinion[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70.

现代科技的伦理反思 篇9

一、生态伦理实现的优化机制设计原理和框架

在当前的人类生活和自然环境现实状态下, 分析生态伦理问题, 我们可以把握的四大要素就是:人, 自然, 科技, 伦理。在这里, 人是所有活动的主体, 如果要改变人与自然的不协调的局面, 主要的作用点应该落在人的因素上。而通过人与自然、科技和伦理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而实现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伦理的优化机制设计。如果说把现代科技实体比作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的话, 那么伦理问题恰好就是这部机器的制动系统。制动系统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机器的运作, 而是为了防止机器超高速运作以至于伤害了机器本身。而制动系统也应该是机器的一部分, 是为整个机器服务的。伦理的作用就是体现在控制和调节方面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样的机器和控制系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科技机器在为人类采掘丰富的物质资料上的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它可以不停的转动, 无休止的为人类任劳任怨。然而, 机器毕竟是机器, 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下, 机器没有自主思维, 它无法分辨出什么是可以进行到底的, 什么必须适可而止。于是在机器为人们所使用的过程中, 它严重的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机器似乎有逃离人类控制的欲望。人类为了让机器不再过度破坏自然以至于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必须加强控制和调节, 这种控制不仅仅是控制机器, 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调节人类开动机器获取资源的欲望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关系上做好整体把握。那么如何来设计这个控制机制呢?对于人来说, 需要有动力和引导体系。对于自然来说, 有保护和防御体系。也就是说在人与自然之间, 使用伦理控制来优化系统, 使之合理运行。

二、生态伦理实现的优化机制设计方案

任何具体方案的设计必须具有层次性, 而这里的优化机制设计试图在两种相关体系的共同作用下从两个方面来实现, 第一, 从我们使用个体、组织和国家三个层面来做出规制。也即从社会的因素来做出生态伦理问题的制度设计。第二, 从伦理因素、文化因素与科技因素的相互关系的作用中来实现。

从个体、组织和国家三个层面来对生态伦理问题的制度设计做出规划与方案:从个体层面来说, 作用于人的因素的引导体系。

首先, 是针对高新科学技术的主要实施者, 比如研究克隆技术的科学家, 研究核技术的科学家, 研究基因技术的科学家等。我们说科学的目的和价值在于造福人类, 如果失去了这个核心, 科学的存在就是负功能的, 就是反人类的, 那么它就会成为人类的敌人, 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么对于科学家的控制和引导机制也就是以科学的目的和价值为参照标准的机制。

其次, 对于社会大众的个体而言, 学习和提升科学素质, 提升对于科学的认识, 提升伦理和道德素质, 是科学活动得到合理规范的重要领域。一个合理健全的制度体系理论上应该是全民参与的体系。必须具有合理的自下而上的举报机制。也就是说一旦有科学活动损害了人的利益, 这里的人是集合的概念, 那么必须有个体提出然后形成一个反馈的渠道, 形成反对的力量。

从组织的层面来说, 在这个主题中我们不得不关注的典型的组织形式是政府、企业、科研团体和其他的民间组织, 其中民间组织主要是维权和自发性的非盈利组织。

第一, 对于政府来说, 他是这个主题里最大的庄家。政府的作用体现在科学与伦理制约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平衡科学与伦理的关系。如果想弄明白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的话, 只需要这样一个假设, 就是政府对于科学的事件不再过问, 也就是说政府的力量不再涉足这一领域, 那么后果可想而知。如果那样的话, 科学活动可以进行也可以不进行。悲观的看法是, 科学活动或者会中断, 或者研制的全是“杀人的武器”。政府在这里的作用就好像是大脑对于人身体的作用一样。政府需要很多有能力的人来做出全盘的计划, 为科学与伦理之间的平衡做出依据。那么这里必须提到国外的做法, 就是科技领域的伦理委员会制度。伦理委员会可以说是有关科技和伦理问题里的专家系统, 他在我国应该是政府组织的一部分, 而且应该成为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像检察院系统一样。具体的做法就是在中央机关设置伦理审察委员会, 这是一级组织。然后在科研组织系统分级设立各级伦理审查委员会, 作为独立的审查部分, 专门针对具体的伦理问题做出政策审查和指导。伦理委员会需要有科学家、技术工作者、法律专家、伦理学家、以及社会观察者参与, 也就是说伦理委员会必须是一个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智囊团, 这样可以使制定的政策更加全面。

第二, 企业、科研团体和其他的民间组织在应对生态伦理问题与科技的关系时是主要的社会力量, 也就是说他们既是科技发展的主要力量又是生态保护的主要力量, 生态伦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织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企业是社会产品主要的生产者, 在生产的时候, 如果不注意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的话, 那么生态环境就会遭到威胁。目前企业的生产应该在环境保护与经济效应之间达到平衡, 问题是如何达到合理的平衡呢?这就需要技术专家与伦理工作者在技术水平和伦理规范之间的边界问题上做出解说。对于科研团体来说, 科研工作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和技术活动。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 伦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科研工作不能仅仅只是从科学成果上来做评判。民间组织尤其是以生态问题为主旨的环境保护、动物保护、森林保护的组织, 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具体的工作中作用是非常大的。

从伦理因素、文化因素与科技因素的相互关系中来看生态伦理问题, 同样需要作出具体的方案设计。首先我们来看看伦理因素、文化因素与科技因素三者之间的内部逻辑关系。科技因素既是问题的起源又是整个问题的动因所在。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伦理问题, 科技的因素包括技术、科技产品、科技活动、科技成果等。具体到生态问题, 主要包括科技生产过程中的排放污染, 木材、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大气环境的改变, 海洋环境的改变等。文化因素主要包括文化底蕴, 教育背景、风俗习惯, 科技素质等。伦理因素主要包括伦理道德、伦理问题、伦理制度、伦理条约等。再来看看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科技与伦理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何没有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没有伦理研究的必要。而文化可以说是科技与伦理问题的研究大环境。文化的区域性为科技和伦理造成了整体上的差别。

参考文献

[1]段伟文, 科技伦理:从理论框架到实践建构[J].天津社会科学, 2008年第4期.

“棱镜门”事件的新闻伦理反思 篇10

一边是殊荣, 一边是争议。那么, 新闻媒体在面对“棱镜门”这样的新闻富矿该如何报道?保护国家安全与捍卫个人隐私孰轻孰重?公民隐私和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何在?怎样进行价值选择和判断?面对“深喉”颂扬论我们又应该如何理性对待?这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闻伦理反思?

一、“棱镜门”事件回顾

棱镜本是一种透明的光学元件, 它被抛光的表面能折射光线。自2007年小布什时期起, 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始实施一项名为“棱镜”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主要是通过美国互联网公司收集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等各类信息, 监听民众电话的通话记录和监视民众的网络活动。直到2013年6月,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承包人斯诺登, 在香港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棱镜计划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了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 “棱镜”计划的细节才被公之于众, 引发了美国外交地震。

互联网诞生于美国, 在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之前, 美国政府一直掌控网络控制权, 特别重视其在国家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利用价值。“棱镜”项目出现于“9·11事件”之后和社交网络大规模扩张之前, 它将冷战以来美国国安局全面监听国内外通讯的传统延伸到网络空间。斯诺登曝光了“棱镜”项目中情报搜集项目的具体名称和手法, 才使美国政府无法将其遮掩。

“棱镜”项目的重要特征是美国的“政商协作”, 总值七八百亿美元的情报预算, 不仅保证了美国在硬件技术层面的不断升级, 通过卫星、无人机和互联网监听编织了覆盖全球的情报网, 也在人力资源方面加大了投入, 导致多达两千家私营企业参与情报业务和八十多万人具备接触高级机密的资格。

二、大数据时代的信息隐忧

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争中对情报的巨大需求, 和美国企业界对“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 在时空上出现了重叠。“大数据”, 简单来说就是指那些大小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尺度, 一般的软件工具难以捕捉、储存、管理和分析的数据。“大数据”的“大”不仅是形容数据容量之大, 更是突显有关数据的收集、保存、维护和共享的行为过程中蕴涵的挑战、创新和价值。

美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数据帝国, “信奉上帝, 推崇数据”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美国人心中。相信数据、使用数据, 强调“基于实证的事实”, 将数据视为“科学的度量”和“知识的来源”等已经成为美国的传统。无论是连年攀升的IT财政预算, 还是昂贵又庞大的数据资产, 都已经预示着美国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信息技术消费国。

“棱镜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政府对隐私权的侵犯, 却容易使人忽略商业机构在更日常的层面上对个人隐私的获取, 以及这种获取已经和将要引发的政治经济权力的过度集中。

在政府和企业看来, 某种程度上牺牲一些个人隐私来换取人身安全和经济发展是值得的。一方面, 企业可以使用个人信息改善用户体验, 大幅提高商业销售和广告收益;另一方面, 数据搜集和分析的应用, 已经扩展到美国的政治层面, 开始改变民主选举的面貌。

2011年5月, 麦肯锡公司下属的全球研究所出版了一份名为《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率的前沿》的报告, 制造业、美国政府和新闻传媒业分别位居前三。联邦政府下属的几百个机构中, 美国普查局 (USCB) 、国家安全局 (NSA) 和中央情报局 (CIA) 都拥有以“太字节”为计数的巨大的数据库。国家安全局通过对美国进行电话监控, 收集到的数据数量是惊人的。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 新闻媒体应该走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 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为本行业服务的同时, 也要清晰认识到可能存在的风险, 并且有责任告知大众。早在1943年, 刘易斯·芒福德就曾预言, 新生代技术尽管有很多优点, 但带来的危害似乎要大于其优点。29年后的“水门”事件, 再到今天的“棱镜门”, 都验证了他的预测。

“水门”事件是一次技术对制度的僭越, 但最后制度纠正了技术失控的错误, 结局还是可控的。而“棱镜门”反映出的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更为隐秘的监控。这种非法监控渐渐成为生活的常态, 当我们享受着新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之处的时候, 我们同样生活在监控中而不自知。

三、“深喉”问题的伦理反思

斯诺登“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 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承包人”的身份, 以及向媒体爆料的行为, 不禁让人联想到“水门”事件中人称“深喉”的爆料人, 他们都是“向媒体披露事实的掌握关键信息的局内人”。[1]“喉”是用来说话发声的部位, 前面加上一个“深”, 我们可以理解为“隐匿”——只听其声, 却难探知到底具体是“喉咙”的哪一部位在发声。引申这一描述, 我们可以将“深喉”理解为:隐藏得最深的“说话人”。[2]

“深喉”一词在1972年的“水门”事件之后, 在新闻传播领域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2005年5月31日, 美国《名利场》杂志揭开了一个困扰了人们30多年的谜团:当初给《华盛顿邮报》提供“水门事件”重要线索的关键线人——“深喉”就是当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费尔特 (Mark Felt) 。“水门”事件发生后, 他一直保守着自己的身份秘密, 直到2002年他才向自己的亲友透露。不过可能因为距离“水门”事件过去已经许久, 激烈的辩论交锋似乎不那么尖锐。“深喉”带来的新闻线索成就了《华盛顿邮报》的辉煌、创造了一家报纸扳倒一个不受控制政府的神话, 为两个年轻记者铺平了事业腾飞之路。

在“水门”事件之后, 媒体成了武器, 新闻成了弹药, 记者成了战士。[3]这也意味着, 如果这件事情的结果与如今看到的正相反, 那么新闻媒体也必然难逃公众舆论的讨伐。《华盛顿邮报》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 而负责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也才初出茅庐。到底是什么理由让“深喉”选择相信他们可以担此重任, 而慷慨地将如此重要的关键线索提供给他们呢?“深喉”真的是想借助媒体的力量来主持正义吗?

事实上, “深喉”们在爆料的时候, 并不仅仅为了“国家和公众利益”。“水门”事件中, 爆料人因为未能实现自己的升职意愿的愤慨和不满, 但又深知通过内部正当渠道无法阻止, 所以选择了作为“深喉”指引《华盛顿邮报》记者逐步揭露事实。媒体的介入可以适当转移公众视线, 分担责任。不同于斯诺登的高调, “深喉”选择了一种安全的方式获取了自己的利益。媒体选择信任“深喉”也是一场赌注, 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皆源于他们看到了这其中的新闻价值以及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选择赌一把, 利益之下各取所需。

对于公众来说, 有时候新闻源胜过新闻信息本身。《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当年以“深喉”作为自己的主要信息源, 这些打着“绝密”、“内部”标志的消息让人们连质疑都不太可能, 更不用说去核实。所看到的真实与事件的真相之间可能还有出入, 不排除有人为了某些利益而刻意地隐去了一些关键的细节。

四、小结

“棱镜门”事件还在酝酿发酵, 我们通过把它和“水门”事件放在一起比对, 可以获得不少有益启示。新闻从业者必须恪守有关新闻的基本准则, 同时要对当前的政治局势、法律政策、技术发展背景等有深入的了解和宏观的把控, 根据具体的情况平衡保护国家安全与捍卫个人隐私的关系。

“水门事件”披露后, 尼克松辞职, 政府腐败问题得到重视, 并起到了警示作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被记入史册, 美国媒体也成为推动民主政治的标杆、扭转政治危机与公众抒发不满的渠道。《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斩获1975年的普利策新闻奖, 这也使得与知名老报《纽约时报》平起平坐成为可能。“深喉”这一名字也因此成为一个传奇。但是对“深喉”顶礼膜拜, 甚至于将其神化倒是没有必要。谜底揭开的时候, 我们发现“深喉”也是一个普通人, 他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颂扬论”和“驳斥论”都要不得, 把握好度。

摘要：本文结合大数据时代的背景, 通过对“棱镜门”事件的回顾, 围绕报道获奖、对事件本身和对斯诺登的评价所产生的争议, 提出有关保护国家安全、捍卫个人隐私以及新闻报道原则若干问题。由于“棱镜门”事件尚无定性, 本文通过把这一事件与“水门”事件进行比对, 寻找其中的相似点 (比如“深喉”问题) 由此拓展思路, 进行新闻伦理反思。

关键词：“棱镜门”,“水门”,“深喉”,新闻伦理

参考文献

[1]乔治·弗里德曼, 王鹏.深喉之死与新闻业危机[J].科学与财富, 2009 (3) :89.

[2]丁莉.从“深喉”事件看美国匿名消息来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06.

[3]魏道培.“深喉”水门事件背后的媒体神话[J].检察风云, 2005 (13) :32.

[4]东鸟.2020, 世界网络大战 (第一版)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

[5]涂子沛.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 以及它如何改变政府、商业与我们的生活 (第一版)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6]徐菁菁.窃听风云:谎言、秘密与游戏规则[DB/OL].南都网, 2013-11-26.

[7]薄建禄.兰德报告:美国如何打赢网络战争 (第一版) [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3:005-006.

[8]理查德·A·克拉克, 罗伯特·K·科奈克.网电空间战 (第一版) [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2.

[9]赵海.斯诺登事件与数据霸权[N].中国青年报, 2013-07-09.

现代科技的伦理反思 篇11

摘 要：随着我国神经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闻行业也不断进步，但近年来由于社會转型以及体制问题原因，新闻道德存在规范丧失的问题，这对新闻真实性造成了一种极强的冲击。新闻真实性是新闻的最重要的原则，真实性的缺失是社会某些因素造成的，只有对新闻人有建立保障机制以及监督机制，才能有效避免真实性进一步缺失，同时，要不断加强业内新闻业务培养，提高责任意识，真正起到宣传、见证的作用。

关键词：新闻；真实性；缺失；伦理；原则

1. 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新闻行业也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同时由于社会变革与体制碰撞等因素造成的现实，导致了新闻行业开始出现首先失范的现象，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闻真实性的冲击。在新闻中，真实性是最为重要的，要尊重基本事实，才能去探求真理。从伦理角度上来讲，新闻的真实性是由职业道德规范与责任共同的要求，只有保障新闻的真实性，才能避免社会首先的滑坡。

新闻真实性缺失的原因很多，在人、体制、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背后，需要社会更大的监督，加强内部与外部的社会监管与新闻业界道德的建设。把握好人文关怀与新闻真实性的关系，做到目的与手段共同进步，处理好新闻报道的适用性问题。本文从新闻真实性缺失的表现形式入手，对原因进行分析，并就如何提高新闻的真实性提出一定的建议与意见，为新闻的道德水平提高奠定基础。

2. 我国新闻伦理缺失表现形式

2.1假新闻充斥媒体

假新闻在现代媒体上出现的概率越来越多，一般分为全部失实与部分失实的现象，全部失实主要是新闻报道人员为了某种目的或意图通过主观判断所虚构的。假新闻极大地损害了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危害。新闻工作者对于事实的臆测并不能称之为新闻，只能称为文学作品，没有新闻传播的意义，新闻一旦缺失真实性，将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具体表现为不经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就枉下结论，从扭曲的视角对新闻进行评判，对大框架的新闻进行细节捏造，在新闻实际发生过后，再进行重新摆拍，当成新闻再进行报道。[1]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商业化的宣传手段不断增多，一些有偿新闻也开始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新闻工作者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向采访对象索取钱财，隐瞒新闻真相或进行其他的夸大描写，它的实质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质不高，把国家给的权利当成自己的谋利工具。

3. 我国新闻伦理缺失根本原因

3.1新闻人政治修养欠缺

我国的国情十分复杂，施工旧体制在新的社会变革中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些会对人们的言行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整体消极的社会伦理环境造成了新闻工作者的自身职业首先素质下降。[2]新闻工作人员同样也是社会人，面对着社会上复杂多变的形势以及金钱至上的社会，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如果不及时进行培训以及教育，将会无形中变得不再具有原则。而且随着新闻媒体不断呈现多样化发展，尤其是新媒体不断涌现，新闻工作人员数量众多，也存在参差不齐的问题。

3.2利益诱导

企业一般通过商业活动扩大自己的宣传力度，借助媒体实现广而告之的目的，新闻工作者在编制稿件时甚至会夸大产品的功能与效果等，这些背后无不有商业者的利益驱使。社会对金钱的崇拜已经到达一个非常严峻的层面，利益对各行各业的人员都有着强大的诱导力。新闻人受到利益驱使时，如果无法保持洁身自好，将会很难不造成新闻真实性缺失的现象。[3]

3.3社会责任感缺失

除了新闻工作者自身的约束外，社会各界对于新闻的监管力度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受众的主人翁意识需要进一步增强，需要有意识地推动新闻的批判性。新闻工作者与受众同样都需要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本着对社会现状负责的态度对待新闻事实。受众的社会监督体系不完善，将会导致受众对新闻媒体职权监督力度减弱，造成了媒体对受众权利的漠视，导致媒体权力滥用。

4. 如何提高新闻真实性

4.1加强道德伦理建设

首先要加强新闻业界内的道德自律问题。新闻媒体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具有借用性，一旦假新闻刊登，其他媒体将会不断借用，形成社会传播，而对新闻的真实性不再确认。加强新闻界的道德伦理建设，提高对真实性的追求。新闻从业人员需要遵守新闻业的规范，在法制社会，需要制定严格的自律条例来对新闻自律实现进行保障。随着社会因素的不断复杂性，需要专门成立相应的自律组织。

其次，要通过完善社会监督部门的道德监督机制的确定来进加强伦理建设。通过监督部门来实现新闻媒体的管理规范化与法制化。根据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建立新闻行业的法制建设，对日常传播活动的问题进行规范，各大宣传单位也要通过完善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模式来对新闻监管与新闻业界的自律进行结合，共同促进良好环境的形成。[4]

4.2加强道德修养，竖立典型

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与责任感的提高对于新闻真实性的保障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道德观的教育。只有保持基本的方向与大的目标不改变，才能在所有的行为过程中以此为指导。马克思认为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范畴，由经济基础决定，但对经济有着巨大的反作用。

其次，要进行正确的道德理想的教育，时刻保持先进性。正确的人生观决定着新闻从业人员积极向上的道德理想，所以在对新闻工作者的道德理想教育中，要把人生观的教育放在首位，新闻事业需要高尚的道德理想与良好职业追求的新闻从业人员，才能确保新闻的真实性。[5]

在新闻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的组织与机构，对一些先进的新闻工作者进行表彰，对于道德水平高、业务综合素质高、保持新闻原则性强的工作者进行典型竖立，通过宣传工具，向所有新闻工作者进行宣传教育，让所有人明确哪些行为才是正确的，而哪些行为将会为新闻行业抹黑的。通过不断的培训与典型竖立来提高新闻行业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平。

4.3增强法制观念，防止侵权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仅靠道德的自我约束已经很难对所有的行为进行规范，必要时必须需要通过法律工具对新闻工作者进行行为规范。一旦假新闻出现或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社会监管机构将有权对其进行控告，并增大处罚力度。现代社会的法制水平不断提高，媒体受众与从业人员需要对法律进行更深一层次的理解与学习。通过法制观念，从业人员与社会舆论、监督机构间相互监督，促进良好风气的形成。[6]新闻真实性的保障离不开新闻工作者的辛苦付出。味通过借用侵权盗版的方式，将会对真实性造成一定的影响。新闻真实性在一家媒体上出现影响小，但当全国所有的媒体都借用时，将会造成了非常大的社会负面影响度。

5. 结语

针对目前社会上不断出现的新闻真实性缺失的典型案例，本文对其所有的表现形式与形成原因进行剖析，并从道德、法律等多方面对新闻真实性的保障进行讨论，加强社会监督与管理，提高受众的主体地位，通过法律与道德的相互结合，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与规范，切实保障新闻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1] 岳修科.网络新闻失实问题探析[D].郑州大学，2013.

[2] 肖实.我国地震灾难新闻报道中真实性与意义性关系的研究[D].成都理工大学，2013.

[3] 李哲.新时期我国新闻真实性的研究及其实践[D].苏州大学，2010.

[4] 王刚.论新闻真实性的缺失对媒体公信力的危害[J].采写编，2013，02：9-10.

[5] 李义菲，罗慧莹.浅析网络新闻价值与传播准则在实践中的制衡[J].新闻世界，2013，08：160-161.

墨子的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篇12

一、墨子的核心道德观:“兼相爱、交相利”

“兼相爱, 交相利”是墨子用以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 是墨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墨子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 其所以生者, 以不相爱生也。” (《墨子·兼爱中》) 就是说, 人们之间的相互争斗、相互怨恨, 都是由于不相爱造成的。于是他提出用“兼相爱, 交相利”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状况, “兼”就是相互、彼此的意思, 与“别”相对。“兼爱”就是人与人之间, 不分亲疏贵贱, 无差等地互相爱, 视人若己。即“视人之国, 若视其国, 视人之家, 若视其家, 视人之身, 若视其身。” (《墨子·兼爱中》) 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 有财者勉以分人, 有道者劝以教人。” (《墨子·尚贤下》) 对朋友要做到“饥则食之, 寒则衣之, 疾病侍养之, 死丧葬埋之。” (《墨子·兼爱下》)

墨子讲“爱”, 常常与“利”联系在一起, 认为“爱利不相为内外” (《墨子·经说下》) , 在他看来, “兼爱”之所以正确可行, 正因为“兼爱”能兴天下之利, “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 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 爱人而利人者, 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 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 (《墨子·兼爱下》) 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 天下人就会互相爱, 彼此的利益就会合而为一, 天下人的利益就会合而为一, 那么家庭和睦, 国家安定, 天下大治就是很自然的。这样, 墨子就把“兼爱”的道德理想落实到了现实功利的基础之上, 以是否合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作为判断一切思想行动是否正确的标准, 进而提出了功利主义的义利观。需要强调的是, 墨子所说的“利”不是个人私利, 而是公利, 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天下之利”、“万民之大利”。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 墨子崇尚功用, 注重实效。他说:“仁人之事者, 必务求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 (《墨子·兼爱下》) “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 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利人多, 功故又大。” (《墨子·非攻下》) 仁人智者的行为必然会表现为现实的利益和实际的功用。

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观不仅对我们今天处理人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而且对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启示。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平共处, 作为国际关系准则, 它要求国与国之间, 不分大小, 不论强弱, 都应视彼此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 力主“和平共处”, 仍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和平共处”的思想, 是老一辈政治家们聪明才智的结晶, 更是受到了墨子“兼相爱, 交相利”思想的启迪。

二、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尚同, 尚贤”

“尚同”是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涵。所谓“尚同”, 简单地说就是国家的各级官员自上而下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 下级要严格服从上级, “上之所是, 必亦是之;以之所非, 必亦非之”。 (《墨子·尚同中》) 这种集权专制的主张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墨子一贯强调的百姓人民之利格格不入, 也是墨子学说中引起非议最多的地方。事实上, 在墨子看来, “尚同”与“百姓人民之利”不但没有矛盾, 相反, 它正是“兴天下之大利, 除天下之大弊”, 治世之乱的根本方法和必要手段。墨子认为, 天下之所以大乱, 是因为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不统一“一人有一人之义, 人人各是其义而非人之义” (《墨子·尚同中》) , 人与人之间互相指责、非难, 结果导致天下大乱, 人们无法安民乐业。而思想上的不统一可以用政治上的“尚同”解决, 由“政长”“一同天下之义” (《墨子·尚同中》) , 人们的思想行为逐层尚同, 和上级保持一致, 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天下就会大治。这里有一个问题:天子及各级行政官员的“义”的标准就一定是正确的吗?这在墨子那里, 这根本不是问题, 因为上自天子, 下至乡里之长, 都是“贤良圣知辩慧之人” (《墨子·尚同中》) , 他们自然会以为天下兴利除害为己任, 有能力避免天下之乱。墨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他提出的所有主张都是针砭时弊的。他说:“国家昏乱, 语之尚贤尚同。” (《墨子·鲁问》) 正是因为墨子看到当时诸侯割据, 战乱频繁, 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才提出了“尚同”的主张, 墨子要求君主集权、国家统一的主张在当时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

“尚贤”是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 是为政之本。“夫尚贤者, 政之本也” (《墨子·尚贤上》) , 即使是“农与工肆之人”, 只要是那些“厚乎德行, 辩乎言谈, 博乎道术” (《墨子·尚贤上》) 的贤能之人, 就可“举而上之, 富而贵之, 以为官长” (《墨子·尚贤中》) , 对于那些“不肖者, 抑而废之, 贫而贱之, 以为徒役” (《墨子·尚贤中》) 。墨子还对人才的标准作了进一步探讨, 他说:“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 有财者勉以分人, 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 寒者得衣, 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 寒则得衣, 乱则得治, 此安生生。” (《墨子·尚贤下》) 可见能否安世济民是墨子衡量贤者的重要标准。在人才的选拔上, 墨子注重的是“德”, 用“列德而尚贤”、“以德就列”的方法举贤, 认为“古者圣王之为政, 列德而尚贤,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 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 重予之禄, 任之以事, 断予之令”, “以德就列, 以官服事, 以劳殿赏, 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 民无终贱, 有能则举之, 无能则下之。举公义, 辟私怨, 此若言之谓也” (《墨子·尚贤上》) , 视德义来纳贤。

墨子的“尚贤”思想对我们今天选拔任用干部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墨子提出:“古者圣王之为政, 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 有能则举之……以德就列, 以官服事, 以劳殿赏, 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有能则举之, 无能则下之。” (《墨子·尚贤上》) 就是说应根据个人德行安排官职, 根据官职确定应该做的事情, 根据业绩进行赏赐, 根据功劳确定俸禄。他认为应废除行政官职的世袭制与终身制。缺乏行政管理才能的人就应当从行政职位上退下来, 让有才能的人充实领导岗位, 行使领导职权, 治理国家, 这与我们今天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任用准则有不谋而合之处。

三、墨子的道德实践精神:“赴火蹈刀, 死不旋踵”

在先秦诸子中, 墨子的道德实践精神是独具特色的, 他不主张通过“坐忘”、“内省”等道德反思方式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 而十分重视实践在个人品德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墨子说:“士虽有学, 而行为本矣。” (《墨子·修身》) 即主张身体力行。墨子认为“言”与“行”相比, “行”更重要, 并认为作为一个主政者尤其要重视“行”。他说:“政者口言之, 身必行之。” (《墨子·修身》) 如果光说不做, 言行不一, 则即使口头上讲得再动听, 也只是空谈。他说:“言足以复行者常 (尚) 之, 是荡口也。” (《墨子·耕柱》) 在道德实践上, 墨家成为一大典范, 为中华民族树立了一座丰碑, 为历代所敬仰、推崇。庄子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将求人不得也, 虽枯槁不舍也, 才士也夫。” (《庄子·天下》) 孟子评价道:“摩顶放踵, 利天下, 为之。” (《孟子·尽心》)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 皆可使赴火蹈刀, 死不旋踵, 化之所致也。” (《淮南子·泰族训》)

伦理道德规范只有最终体现于实际行动之中, 才能表现出利他、利社会的道德行为, 从而产生社会效应。否则, 任何伦理信条、道德规范必然是空洞的, 毫无价值可言。墨子的道德实践精神正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这对于今天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四、墨子的节俭思想:“节用, 节葬”

“节用, 节葬”的节俭思想, 是墨子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墨子一生节俭, 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在《墨子》一书中, 墨子多次强调这样一个衡量衣食住行是否恰当的标准:“凡足以奉给民用, 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 圣王弗为。”大意是说:天下百工只要足以供给民用, 就可以了, 对于那些只增加费用, 却不能增加百姓人民利益的事情, 圣王是不会去做的。进而提出了衣、食、住、行、葬等一系列消费原则, 如穿衣就是要“冬以圉 (御) 寒, 夏以圉 (御) 暑”。 (《墨子·节用上》) 不应有超过这些标准的衣服。饮食就应该“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 不致远国珍怪异物”。 (《墨子·节用中》) 建造房屋, 是“便于生, 不以为观乐也” (《墨子·辞过》) 即为了满足生存需要, 不是为了观赏和享乐。在丧葬方面, 墨子反对厚葬久丧, 认为“财已成者, 挟而埋之, 后得生者, 而久禁之。以此求富, 此譬犹禁而求获也, 以此求众, 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今唯无以厚葬之丧者为政, 国家必贫, 人民必寡, 刑政必乱。” (《墨子·节葬下》) 厚葬久丧, 必会使政事荒废, 国家贫穷, 人口减少, 社会动乱。由此可见, 墨子所坚持的节俭的原则, 就是利民, 即有利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