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学生

留日学生（精选12篇）

留日学生 篇1

摘要：思考留学生力量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会发现留日学生与同盟会革命党的紧密联系;取缔《规则》运动的兴起;诸多革命报刊的出版,这些运动与抗争都不同程度地为推动革命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关键词：辛亥革命,留日学生,孙中山

一

1911年的辛亥革命尽管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遇,但是因其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的专制统治而载入史册。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评价道: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依靠三支力量,一是新军,二是会党,三则是留学生,留学生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发挥最大的作用的又首推留日学生。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对这个东方近邻有了新的认识,加上地缘和语言上的原因,清政府决定把向各国派遣留学生的政策着重向赴日倾斜。朝廷中的一些要员也欲借鉴日本经验,纷纷上书,奏请向日本派遣学生,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上奏中提到:“讲劝游学……以日本最善,文字较近,课程较速;其盼学生成就之心,至为恳切。传习易、经费省,回国速,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及往返日期可速一倍。”[1]从1906年实施新政到1911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仅参加清廷为留学生举行的游学毕业生考验(考试)参加者中,考验及格者1388人,其中留日学生就多达1252人,留欧美学生仅为136人。科举制度的取消,驱使新旧知识分子纷纷肩负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双重使命,很多人甚至自费东渡到日本进行学习。1907年日本官方的数字是在日留学的中国学生就有17860人,居各国之最。

“中国学生留日始于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清政府首次派遣学生13人抵达日本,日本政府在东京神田区专门为他们办了一所学校。”[2]后来逐渐发展,到了20世纪初赴日速成教育就初具规模了。“速成教育乃是日本教育界专为中国留日学生设置的一种教育形式。是为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专门讲授实用知识和技能,使学生达到快速掌握,学以致用的目的。”[3]他们不但在日本学习了军事学、法学、经济学等诸多科目,而且相当一部分留日学生归国后迅速成为了新军的中坚力量,充实到了各级军官岗位中去。他们在日本受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的影响,很多人都接受了革命思想,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提供了武装保证。

二

由于当时日本经济并不十分发达,数量有限的大学很难容纳骤增的留学大军。更因为日本人普遍对于中国留学生抱有强烈的民族歧视,认为“东渡学生日多一日,品流既杂,监督愈难”[4]。因此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的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日本各校为执行规则贴出告示,要求在日留学生在三日内呈报原籍、住址、年龄、学历等内容。并威胁说:“若逾期不报,则对该生不利。”此等事在各国从未发生过,《规程》是对中国留学生的极大侮辱。“其中第九、十两条尤其引起学生不满,第九条规定:凡受选定共私立学校,应令清国学生在寄宿舍,或在该校监督之下宿等处居住,妥为约束。第十条规定:凡受选定共私立学校,如遇有品行不端之学生,经他校剔退者,不得令其入学。”[5]事件不仅成为了双方斗争的焦点,而且也直接导致了众多在日留学生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回国,他们中的很多人迅速投入到祖国的民主革命进程中去了。

190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内田良平宅成立。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力量有了统一的领导。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告诫其主要成员,积极在留日学生中组成革命团体,争取广大有为青年,为民主革命积聚力量。而留日学生确实勇于担当,成为了青年知识分子的骨干力量。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就是在同盟会领导下湖南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策动,并由当地会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壬寅癸卯(1902—1903)湖北学生在东瀛者,其多如鲫。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许多留日学生在这场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10月13日,留日学生谭人凤很快抵达武汉,他协助湖北军政府进行了大量工作,使之发挥了领导机关的作用。”[6]

还有一些归国学生对民主革命的进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国内新式人才的培养都起到了桥梁作用。据统计,1903年留日学生毕业175人,其中师范毕业生71人;1904年留日学生毕业共165人,师范毕业37人。由此可见赴日留学生从事师范类学习的人数占到了相当的比例,回国办校成为了很多学生的首选。《规则》运动爆发后,回国的13省留学生积极奔走,争取到了两江总督署补助经费成立了中国公学,郑孝胥任学校监督,该校成为了同盟会在上海的重要活动据点。江苏学生高旭等在上海组织建行公学,由王培孙任校长,高旭、陈剑虹、朱少屏和柳亚子等任教员,该校也成为同盟会江苏分会的重要活动据点。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温靖侯、谢逸桥、饶真等在广东嘉应松口设初级师范讲习所,不断吸收先进青年参加同盟会,初期就有张谷山、姚雨平、梁龙、丘哲等青年学生加盟。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谢洪涛、邹秉绶、李廷璧在山东烟台设立东牟公学,短短几周就有师生多人加入同盟会,并以东牟中学为基础又发展了即墨胶莱公学、高密英林公学、曹州普通中学、掖县掖西中学、临沂沂州公学、惠民公学、诸城东武公学等宣传革命思想的学校。当然,由于清廷对于新式学校的戒心和对归国学生的警惕,使得归国学生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更遇到了层层阻碍。同盟会会员、留日归国学生姚宏业就因为中国公学筹款受阻,愤慨国事,在上海投黄浦江自杀,令人扼腕。

三

在革命思想的宣传上,他们也同样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使得进步刊物在全国遍地开花。江苏留日学生刊物《醒狮》创刊,由同盟会会员高旭主办,柳亚子、高吹万等主笔。四川留日学生刊物《鹃声》创刊,由同盟会会员邓栔主办,张光厚为主要撰稿人。云南留日学生主办的进步月刊《云南》也在东京创刊,以吴琨为编辑。《云南》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革命思想在云南的传播。直隶籍留日学生刊物也由同盟会会员杜羲在东京创办,但是由于清廷对直隶革命宣传控制甚严,该刊仅出一期而止。秋瑾也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为在思想上争取女性对革命的同情开创了先例。柳亚子和高旭也在江苏创办了进步报刊《复报》。“除此之外还有《清议报》、《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译书会编》等。”[7]国内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也与归国学生联手创办了《湖北文献》、《湖南文献》、《江苏文献》、《四川文献》、《中原文献》、《浙江月刊》等革命报刊。

仍旧留日的学生也积极奔走,为取缔《规则》不遗余力。东京宏文学院等八校中国留学生代表在留学生会馆商讨对策,决定着手赴驻日公使馆请愿,还陆续开始罢课,选举秋瑾为留日女学生总代表以抗议《规则》。后来活动扩大到日本十余校,形成以胡英、韩汝庚、宋教仁、田桐、秋瑾、吴玉章等为领导者的请愿团队。次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及全体留日学生向出使日本的大臣杨枢呈递了《学生公禀》,以此希望清廷出面要求日本文部省取缔《规则》。学生为了表达愤慨还举行多次抗议示威活动,陈天华因为激愤不已,在日本投海自杀。数月之后,长沙数千名学生白衣素幡,葬陈天华于岳麓山爱晚亭畔,禹之谟等在葬礼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但是葬陈仪式受到了当地绅士和学堂监督的反对甚至限期要求把陈迁葬,此举引起了国内外学生的强烈反对,也使对清廷抱有幻想的留学生彻底醒悟。几周后,留日学生三百余人在东京富士见楼再次集会,商讨取缔《规则》的对策。秋瑾在会上痛哭演说,提出进一步联合罢课。

随着清廷种种倒行逆施的做法激起国人的愤怒,留日学生与同盟会的联系也日益紧密。章太炎自上海刑满出狱,蔡元培等人迎其至上海中国公学。半个月后章太炎来到日本,留日学生在东京锦辉馆开会欢迎章太炎,到会者超过两千人。章太炎在大会上发表题为“爱惜汉种的历史,增进爱国的热肠”的长篇演说。其后章太炎久居日本,并任《民报》总编辑。为了集聚革命力量和争取革命同情,西北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豫、晋、秦、陇四省协会,并发表《成立通告》。留日学生张继、赵宝泰、韩汝庚、夏道南、吴玉章、曾鲲化等与日本学生代表联合发起华日学生会,共同商讨中国革命前景,并在东京本乡座剧场举行成立典礼,日本学生寺尾亨、福本城等出席。

因为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庞大,而且留学生在当时可以不需要护照。因此清廷无法掌握众多自费前往日本的留学生动向。萍浏醴起义后,端方密奏:起义主要是由于留学生的煽动,并建议清廷对已回国的留日学生核实姓名,各省督抚严加看管。后来清廷命令驻日公使杨枢派官员分往日本各校严拿革命党学生。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应清政府要求开除了39名与革命党有关的中国留学生。清政府还下令部分取消了官费留学名额,此举遭到了各地学生的强烈反对,导致河南开封各校学生全体罢课。

辛亥革命的硝烟已散去百年,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也不能忘记那些投身于伟大社会变革的仁人志士。留日学生在这一历史时刻充当了革命先锋的作用,写下了光辉篇章!

参考文献

[1]鞠玉华.晚清政府对留日学生监督制度论析[J]中国市场,2010(31).

[2]马晶莹.浅析辛亥革命前中国留日学生活动[J]丝绸之路,2011(8).

[3]杜敦科.清末留日学生速成教育探析[J]福建论坛,2011(1).

[4]谢忠强.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风潮述略[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4).

[5]陈红梅.清末回族外交官杨枢与1905年留日学生运动[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6).

[6]胡绳武.清末民初历史与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7]李金龙.清末留日学生创办《醒狮》月刊释疑[J]汕头大学学报,2010(26).

留日学生 篇2

先说一下联系时间的问题，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首先因为研究生学制上弹性比较大，联系教授的时间也是弹性比较大的。但注意尽量在自己准备比较充分，特别是语言考试的成绩都已经出来的情况下联系教授。语言对于申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而这次联系了这个教授失败了，下次就不能联系了。虽然学校和教授很多，但自己中意的学校和教授还是有限的，所以要慎之又慎。

然后就是联系时间的上下限问题，因为每个学校的时间不同，所以这里说的只是大概。理论上联系教授时间可以无限早，我就是一个可以提前19个月联系教授的莽人。结果教授第二封信和第三封信之间足足相差了5个月，这5个月刷邮箱我都刷崩溃了。一般来说，8月底9月初很多大学院试的结果就出来了，这时候教授对来年10月的学生基本上有了大致的估计，可以决定是否要招收新学生。上一年9月上旬是联系教授时间的上限，早于这个时间即时教授对你有意，也不能立刻下决定，徒增你的困扰罢了。终点的话，一般学校的研究生出愿时间是开学前半年，也就是4月左右。而且从第一封信到教授决定收你，中间大约也要一到两个礼拜左右，所以3月中旬应该是下限。以上内容针对10月生，4月生的话，就是上一年3月上旬到9月中旬。另外筑波开学比别的学校要早一个月，所以想去筑波的同学要把时间表再往前拨一个月。

2.2学校的选择

选择学校和专业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多人迷惑的问题。首先还是要明白的由于研究生这种学制的特殊性，只要你能找到教授的邮箱，你就可以给任何一位教授发信。虽说教授不一定给你回信吧，但是联系过程也存在运气成分。君不见中介每年把大把大把的人送到京大东北等一流学校。所以我认为，联系学校的策略应该还是尽可能得先联系好学校，通过教授回信的反馈，再给自己更准确地地位，最后结合自身条件，特别是考虑好院试的难度，最终选定学校。学校方面，根据自己看过的不多的排名，感觉文科方面，东大、京大、阪大、东北、名大、九大、北大、一桥、神大、横国、筑波、早稻田、庆应都不错，理工科的话，东大、京大、阪大、东北、名大、九大、北大、东工、广岛算很好的。私立大学中招研究生的比较少，不过它们有差不多的科目屡修生，但是私立大学高昂的学费还是令人望而却步，一般中国学生的选择面还是局限于国公立大学。另外学校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在大城市的学校，打工方便时给高，虽然物价也相应提高，但总体来说还是大城市比较经济。当然了，有的学校在大城市，但是学校处的位置不一定好，所以最好再上google地图上看一看学校具体在城市的哪一块。

2.3专业的选择

推荐研究生还是申请本科专业，联系教授和院试的成功率都会高很多，到了日本也没有很长的过渡期。当然还是有想转专业的，那你要向教授说明你转专业的理由以及你有学习新专业的能力，才有可能让教授接受你，然而能否考上新的专业的院生又是一个变数。另外，文转理和理转文都比较难，一个受限于文科对日语的高要求，一个受限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当然，转专业也是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呢。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是日语专业的，他们相当于没有专业，据我所知，大部分都转到了经济经营专攻去了。

还有哪个专业比较利于就职，理工科的话，情报好像相当火，文系就是比较看重学校。另外就职中，日语占了很大的权重。

2.4联系教授

先说一下联系教授的人数，第一次最好不要联系太多教授，1个到3个足矣。然后参考回信的情况修改自荐信，不行再联系新的学校。不能同时联系头一个学校的教授已经是公认了，不过同一专业的教授其实基本都认识。我联系过一个教授，他回信给我列了几个教授的名字，让我综合参考再选择，我看了看上面的人大部分都是我正在联系的。所以还是不要联系太多的教授比较好，教授虽然不会说闲话，但是将来没准学会上还能碰到，省得尴尬。一般而言，教授和准教授都有带研究生的资格，我见到过论坛上有讲师甚至助教带研究生的例子，不过没有证实。如果是同一个研究室的，准教授收人似乎要经过教授同意。但如果研究室只有准教授，他就是老大了，而且应该马上也要升教授了。

寻找教授的email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访问学校网站，然后再访问专业首页，在这或者是链接进入的实验室首页中找到教授的email。第二种是通过这个网站进行搜索(http://read.jst.go.jp/)。上面的内容还比较全，不过好像更新比较慢。这个网站也适用于那些先选专业再选学校的同学。第三种方法就是在日文google或者yahoo进行地毯式搜索，没准会找到教授通过别的方式留下的邮箱。同时，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对教授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实在没有办法在网上找到，可以和教务联系，索取教授的联系方式。

2.5第一封信

第一封信也就是自荐信，语言使用日语或者英语都可以，不过写日语教授的回信概率相对会高点。基本上就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介绍自己的情况，年龄性别、出身学校、专业知识、日语水平、英语水平这是必须要涉及到的。其它的就拣好的说，当然活泼开朗乐于助人之类的就免了，最好是有凭据的话，比如拿了奖学金什么的，越详细越好，显得真实。另一方面就是说明为什么想跟教授，其实就是几句套话，想在某某领域进行研究，而在网上发现教授的研究室处于领先地位之类。然后看看教授是否得过什么奖或者出过什么书，以此为切入点进行适度的恭维。当然，还要告诉教授自己知道日本的研究生制度，准备先读研究生再考院生，最好能够附上时间表。基本上一封信到这就可以了，字数不用太多，老师会烦的。还有可以在信里把自己的亮点加粗，比如本科学校等，这样可以让教授对你的基本情况一目了然。例文的话，小春上已经有好几篇了，鄙人拙作就不拿出来献丑了，个人强力推荐这篇文章(http://)，大家可以参考。

2.8后期联络

教授同意接受，到出愿大致还有一段真空期。这段时间可以减少对教授的骚扰，一到两个月发一次邮件就可以了，内容可以包括报告近况(当然是好事)，询问院试相关问题，要求推荐参考书之类，总之不要让教授忘掉你就可以了。然后这段时间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和办手续的人接上头，他可能是实验室的助手或者教务，总之要尽快联系上。然后到了规定时间就可以出愿了。

在此感谢在论坛上给过我巨大帮助的风淡霜天版主、锦瑟版主、sxk版主、sheng版主、inlee版主、ouyucat版主、miko_xpl版主、arakaki大哥、realcrusade前辈、zshua前辈等同学，祝他们一切顺利。也祝福各位准备申请留日的同学，申请之路一路走好。

湘籍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 篇3

湘籍学生留日热潮

在留日热潮中，湖南独步一时，官费、自费并举，迅速成为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1899年9月，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正式开学，首批30余人的学生中，有11人来自湖南时务学堂。他们是：林锡圭、秦力山、范源濂、李群、蔡锷、周宏业、陈为璜、唐才常、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他们是湖南最早自费留学日本的学生，也是湖南最早的一批留日学生，其中很多人是稍后自立军起义的骨干，有的还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1901年8月，湖南抚院选派学生梁焕彝、张孝准两人赴日留学，当年冬湖南巡抚俞廉三在奏委在籍候选同知黄忠绩出洋游学时，同时选派3人同行。1903年，经各书院山长推荐与考核，湖南抚院官费派遣12人留学日本，当年还有27人自费前往日本留学。

1903年3月至9月，全国有1059名学生赴日留学，其中湖南留学生达到了131人，占总人数的12.4%，仅次于交通比较便利的江苏省。

1903年9月至1904年3月，赴日留学生增至1202人，其中湖南留学生增加79人，达到了210人，仅次于湖北省，占留学生总数的17.5%。

1904年3月至10月，赴日留学生数量增至2406人，湖南留日学生猛增至363人，位居全国各省赴日留学生人数之首。

1905年，湖南留日学生又有更大增长。在该年被选派赴日留学的黄尊三日记中，记述了此次留学的经过：“（时任湖南巡抚端方）选省高等及师范学堂甲班生约六十名，以官费遣送日本留学。……（四月十日）上午，收拾行李，每人仅带二件，不许多带。下午一点钟，同学二十余人，由校出发，分乘篷轿而行，出小西门，上湘江轮船。时大雨倾盆，若为余辈饯行者。至船上，衣服尽湿，行李亦多为雨水所浸，但同人兴致勃然毫无难色。”

黄尊三这批湘籍留日学生从长沙出发，乘船先北上，再由长江抵上海。这中间还经历了一个小插曲：4月12日上午8点钟，湘籍留日学生团抵达武昌，得到了盛情款待，时任两湖总督张之洞拟接见留学生一行，要求留学生行跪拜之礼。接受了新思想的这些湘籍留日学生自然都不愿意，虽经多次劝说仍坚持。张之洞勃然大怒，下令不予放行。这些留日学生不得已只得暂居武昌，静待解决。

围绕此事，湖南巡抚端方与张之洞二人，电报往来。端方同时亦致电留学生，警告他们如果对张无礼的话，会取消派遣他们留学的资格。留学生都表示非常愤慨，声明如果要牺牲人格的话，那就不留学好了。

经过一干人等多方斡旋，双方终于接受了行鞠躬之礼。到了4月23日接见之日，张之洞随从甚众，护卫森严，如临大敌。张之洞在炮台营中设西餐宴请全体留学生，并赠送了《劝学录》、《志学歌》、《约束及奖励留学生章程》、《钦定学堂章程》各一部。

官派留学生境遇尚且如此，其他自费留学生的境况可想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1905年湘籍留日学生中，有20名女生。黄尊三在日记中记载：“（四月十日）同行者，尚有女生杨庄、吴珊、胡济、王昌国、黄瑞等五人，年龄二十上下，活泼大雅，无畏缩娇羞态，可谓得女界风气之先者。”通过严格的教育和艰苦的学习，不少女留学生在学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衡山人唐群英便是杰出代表。她出生将门，嫁夫湘乡曾家，与秋瑾夫家是亲戚友邻。在秋瑾的鼓励下，唐群英考入东京实践女校，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一方面精研学业，一方面广泛结交革命志士，关注时事和祖国命运，积极参加留日学生各种活动，担任“留日女学生会”书记、会长。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1908年学成回国，受孙中山之托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再赴日本，入音乐专科学校，创办主编《留日女学会杂志》，后加入“南社”，是“南社”的第一位女诗人。辛亥革命期间，任“女子北伐队”队长，被孙中山誉为“巾帼英雄”。

在这大批留学生中间，除男子之外，也有步履维艰的缠足女子、老人和小孩。1902年已革直隶州知州刘璠带同胞侄刘青藜等3人赴日本；1903年，年近40岁的杨昌济一行35人从长沙启程，经上海乘海轮赴日留学。他们为接受由小学至大学程度的各种教育而来。他们当中，父子、夫妇或兄妹同时留学者甚多，甚至有全家、全族同来留学的情形。论学历，他们有的拥有进士、举人、秀才各种头衔。他们在日本的物质生活方面是苦的，但是，因为有奋发图强的激励，“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

湘籍留日学生大都分布在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高等商业学校、铁道学校、工手学校、警察学校、体育学校、弘文学院、成城学校、振武学校、经纬学校、清华学校、实践女子学校、共立女子学校等学校；也有的在日本警视厅、近卫步兵见习班实习；另外还有一部分则寄居旅邸，补习日文。

湘籍留日学生怀着救国自强的信念，历经千辛万苦，远离故土，东渡求学。他们在日本或学习或革命，或两者并举，立志“宁牺牲目前之逸乐，兢兢业业，以求将来永远无暨之幸福”。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无论男女老少，都在辛亥革命中留下了自己不朽的身影，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宣传革命理论

湘籍留日学生为唤醒民众，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活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使得留日学生不断思考出路与对策，其中湘籍留日学生尤为活跃。他们组织团体，办报刊，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社会主张。

1901年6月25日，长沙人秦力山、沈翔云等创办《国民报》，宣布其宗旨在“宣扬革命、仇满两大主义”。 刊物出版后，大部分向国内发行，“每期输入上海逾二千份”。孙中山十分关心《国民报》的出版，曾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1902年12月14日，湖南留学生杨毓麟、黄兴、梁焕彝、周家树、陈范等创刊《湖南游学译编》，后扩充为“湖南编译社”。《湖南游学译编》“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以译述为主，兼刊论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近代历史和社会现状，译载帝国主义列强侵华话动的具体报道，痛陈民族危机，探求救国之道，大力宣传革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在留日学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5年6月，宋教仁在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是同盟会的言论机关报《民报》的前身。孙中山在筹备建立同盟会的过程中，亲自到杂志社与宋教仁、陈天华等人长谈，争取他们的支持。《民报》发行后，销量蒸蒸日上，辗转输运南洋各地，并造成了日本留学界空前澎湃的革命思潮。

在湘籍留日学生掀起的革命思潮中，涌现了一批革命理论宣传家，杨毓麟和陈天华等人为革命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毓麟，字笃生，长沙人。1900年赴日留学，他以“湖南人之湖南”的名义撰写了《新湖南》。他指出清政府实际上已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奴才和工具，要反帝必先反满，要争取国家独立，必须先推翻清朝政府。

陈天华，字星台，新化人。1903年赴日留学，是年，他撰写了著名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鼓动反帝爱国，所以流传极为广泛。在湖南，“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

这些舆论宣传工作极大地推动了人们思想进步，前文提到的黄尊三在日记中反映了这一变化。初入日本时，赴日留学生的行李便受到日本警察的检查，留学生对此非常愤慨，黄尊三心绪也很激动，有人主张退学，但黄尊三主张为学业计，忍辱上课，为激烈派反对。6月8日，“病体未痊愈，请假，倚枕取《新民丛报》阅之。报系梁启超主办，文章流畅，议论开通，诚佳品也”。此后，黄尊三爱读《新民丛报》。11月3日，黄尊三初读《民报》，觉其“鼓吹革命，提倡民族主义，文字颇佳，说理亦透，价值在《新民丛报》之上”。1906年5月28日，黄尊三梦湖南杀巡抚而独立，喜极惊醒。他虽然赞成革命，“奈为学业所困，未得从事奔走，亦恨事也”。1906年8月15日，黄尊三访同乡宋教仁，“遯初言满清绝不知国家为何物，不革命无以救亡，而革命则端赖我辈，并劝余入同盟会。余谓革命余固赞成，但非空言所能成功，贵在实行。而奔走国事与求学，势难两立，余学业正在半途，今何可遽弃。至入会不过一种形式，目前既不能实行，何必岌岌取次形式。遯初颇肯余言”。1909年9月11日，看《民报》时见陈天华绝命书一篇，“反复读之，不胜感慨。……今而后，当猛醒。”1911年2月19日，黄尊三在得知英俄交涉濒于破裂，中国政府束手无策，在赴早稻田的谈话会上，他指出“除断行革命外，一切都是废话，革命重在实行，文字鼓吹，已非其时，吾人唯一方法，只有大家归国革命而已”。至此，黄尊三由一名满腔报国之心的留学生完全转变为一名革命拥护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黄尊三等留日学生踏上了归国之途，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浪潮之中。

同时，禹之谟等湘籍留日学生归国后，秘密散播的各种宣传小册，前后共有万余册，在湖南各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禹之谟等人发动学生中的优秀者向进步军人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争取他们更多地转入到革命阵营中来。

湘籍留日学生归国后，积极倡办新式学堂，培养和积聚革命力量。1904年底，湘籍归国留日学生在禹之谟的首倡下，创办了湘乡旅省中学，该校不以乡籍为限，借以影响全省乃至全国。1905年，他出资创办了惟一学校，招收青年学生，并亲自给学生讲授历史课，以历史上外族入侵和汉族人民抗击入侵的生动事例，结合当时的民族危机进行讲解，借此激发青年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他还在此校广泛传播革命读物，如《新湖南》、《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刊物。

组织革命团体

湘籍留日学生为救国救民，一边积极进行革命理论宣传，一边组织革命团体，以凝聚革命力量。

黄兴于1903年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2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创建了革命团体——华兴会，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革命志业口号。华兴会会员以及湘籍留日学生成为留日学生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支政治力量。

除黄兴、陈天华等人，长沙人杨毓麟、秦力山、毕永年、章士钊、左学谦、易白沙、徐佛苏、文经纬、彭渊恂，新化人谭人凤、邹代藩、邹永成、陈润霖、曾杰、曾继梧、方鼎英，桃源人宋教仁、胡瑛、覃振、吴景鸿，邵阳人蔡锷、石陶钧、马邻冀，醴陵人宁调元、杨卓霖、李发群、傅熊湘、程潜，湘乡人禹之谟、杨王鹏、张昭汉、陈荆、陈方度，湘潭人刘揆一、刘道一、胡元倓，浏阳人焦达峰、陈作新，宁乡人周震麟、陈家鼎，常德人刘复基、赵必振，衡山人陈范、陈撷芬、唐群英，湘阴人范源濂、陈嘉佑，澧县人蒋翊武，安化人李燮和，芷江人张学济，临澧人林伯渠，益阳人姚宏业，宁远人欧阳振声，平江人凌盛仪，凤凰人田应诏等等，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的成员，后来又都在日本东京或国内参加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同盟会。

1905年，黄兴在日本将华兴会与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等合并组成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其中周震鳞为辛亥革命元老，不仅是华兴会创始人之一，而且转入同盟会后，一直跟随孙中山、黄兴在广东、上海、湖南、安徽、湖北等地从事民主革命活动。黎尚文于1907年在长沙成立同盟会湖南支部，文斐继于1910年在长沙重组同盟会湖南支部，先后被推为会长。

据统计，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的79人中，湖南籍的占20人。1905年至1907年同盟会东京本部登记入册的960位会员中，湖南籍的有156人。由于众多的湘籍志士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阵营，因此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同盟会的重大活动与斗争，都凝聚着湖南人的业绩和勋劳。

1909年8月，湘籍留日学生焦达峰返归湖南，在长沙设立共进会湖南分部机关，秘赴浏阳、醴陵一带活动，联络会党，并往来于湘鄂之间，策应一切。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决定以两湖作为全国革命首发之地，湖南与湖北互为即时响应。

开展政治武装斗争

湘籍留日学生归国后，纷纷开展声势浩大的政治军事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以黄兴为领袖的一批湘籍留日学生始终是革命的骨干力量。

长沙的革命活动，在禹之谟等人的推动下异常活跃，显示出以禹之谟为首的留日学生的杰出组织才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运动当属1906年夏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二位烈士。陈天华、姚宏业忧国自杀，以冀引起国人的觉醒，在湖南各界产生巨大反响。禹之谟、宁调元等人组织了上万各界人士冲破清廷层层阻挠，举行公葬仪式。6月10日这天，省城各公私立学堂学生和教职员以及各界学生万余人，在禹之谟和宁调元的组织领导下，从城内分两大队分别抬着陈、姚两君的灵柩前往岳麓山。送葬队伍前面高举着带标语性质的挽联和祭帐，沿途散发许多传单和小册子。公葬队伍长达10余里，高唱哀歌，学生皆着白衣，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这是对清朝统治的一次政治大示威，毛泽东称这一事件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椿事”，湖南士气激昂到了极点。

除了政治斗争，以黄兴、禹之谟等为代表的湘籍留日革命党人直接领导了武装斗争。湖南留日学生中许多学习军事，他们利用各种条件，直接渗透到军队内部去掌握领导权。余钦翼、曾继梧等在湖南新军中掌握了部分军队，蔡锷归国后在广西和云南掌握了部分新军的领导权，程潜在四川掌握了新军的培训，仇亮在山西参与军事机要，石醉六渗入到了清政府陆军内部，等等。他们在新军中做了大量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使新军成为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1906年秋冬爆发的萍浏醴大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斗争。此次武装斗争，是湘籍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等人领导的。起义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声势浩大，震动了长江沿岸各省。特别是它的檄文，鲜明地反映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第一次举起了“中华民国”的旗帜。

在同盟会领导的历次起义中，以黄兴为代表的湖南志士，更是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1907年9月，黄兴在广西先后发动并指挥了钦州、防州起义，12月举行了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率领200余人在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与两万清军周旋月余，激战数十回，大破清军，后弹尽粮绝，以4人而御600敌军，机智从容地退到越南河内。孙中山称赞黄兴在钦廉起义中以200人抵挡清军两万人，是“不可以常理论的”、“非常的战斗”，而“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之后，黄兴又发动云南河口等起义，均遭失败。1910年春，在广州新军中策划起义，再次失败。1911年4月，又在广州发动起义，担任副总指挥，他率敢死队百余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这次起义牺牲惨重，事后收殓殉难者遗体有72具，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广州起义虽然遭到失败，并且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在全国范围内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湖南革命党人加紧了革命活动，于10月22日发动起义，建立了革命政权——湖南都督府。不久，宝庆、常德等各府州县均相继光复，郴、桂、永、衡等州各属亦先后起事，革命风潮席卷全省，宣告湖南脱离了清朝政府统治。

日本学者实藤秀惠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说：“我们相信，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是难有进展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湖南的留日学生，辛亥革命的历史或许重写。

1903年留日学生拒俄运动述略 篇4

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辱国的《马关条约》, 它不但打碎了洋务运动三十余年的幼稚梦幻, 更给坚守传统知识体系的守旧派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打击”, 进而“促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认识的亟变”[1]154。在痛定思痛的反思后, 国人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教育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时间朝野上下掀起了分析日本成功模式和向日本学习的议论风潮。鉴于日本留学强国的成功模式, 张之洞提出了向日本学习的主张,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 此赴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 “入外国学堂一年, 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而“至游学之国”, “西洋不如东洋, 一路近省费可多遣, 一去华近易考察, 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 一西书甚繁, 凡西学不切要者, 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 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 事半功倍”[2]203。与洋务派官员类似, 新兴的维新派人士也非常赞同派遣留学生向日本学习。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认为, “惟日本道近而费省, 广历东游, 速成尤易, 听人士负笈, 自往游学, 但优其奖导, 东游自众, 不必多烦官费”[3]324。同属维新派阵营、后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杨深秀也认为, “我今欲变法而章程未具, 诸学无人, 虽欲举事, 无由措理, 非派才俊出洋游学, 不足以供变政之用”;“特泰西语言文字不同, 成功之期既远, 重洋远舟, 饮食昂贵, 虚靡之费殊多, 故郑重兹事, 迟迟未举”;“日本变法立学, 确有成效, 中华欲游学易成, 必自日本始”, “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 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4]34。

除了中国为救亡图存派人赴日留学的内部动机外, 同时期日本政府“吸引中国留学生”以培植亲日势力的别有用心也在客观上为留日政策的确立提供了外部的推力。时任日本国驻华大使的矢野文雄认为, “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 是为今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 日后不久将效仿日本兵制, 军用器材必仰赖于日本, 清国之军事将成日本化”, “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 定将对日本发生密切关系, 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 “至于专研政法等学生, 定以日本为楷模, 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 “果真如此, 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增加二十倍, 且可无限量的扩张势力于大陆”[5]220。

清末中日两国政策的前后呼应, “驱使新旧知识分子纷纷肩负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双重使命踏波东渡”[6], 赴日留学遂成为一时间喧腾全国上下之风气。然而留日学生们一旦从腐朽、落后、闭塞的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来到蒸蒸日上的日本, 一切都感到新鲜, 周围的许多事情往往会激发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据《苏报》披露, 留学生“居东京, 多生无穷之感情, 多受外界之刺激”, 如果不是“凉血类之动物, 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几乎所有的留学生到日本后都会有突出的两点感受, 一是对比一下独立自主的日本和世界发展大势, 痛感中国的民族危亡;二是眼观日本的飞速发展, 愤恨清廷的一蹶不振[7]155。

显而易见, 在留日学生心中已经将留学和救国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截至国内拒俄运动浪潮波及日本东京之前, 他们不但养成了极其浓厚的民族意识, 而且也广泛兴起了一股强烈的爱国热潮。在这股热潮的冲击下, 即使是有损民族尊严的一件小事, 也会在留日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

二

1900年, 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沙俄借口保护铁路, 派兵占据中国东北。八国联军侵华之役后, 按照《辛丑条约》各国侵略军要陆续撤离中国, 可沙俄帝国主义非但不从中国东北撤兵, 反而于1901年2月向清政府提出约款12条, 企图完全霸占东北地区。消息传出, 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03年4月28日, 日本东京各大报纸都对事件始末作了报道, 消息所及, 全体中国留日学生一片哗然, 愤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

面对沙俄的蛮横无理和清政府的卑躬屈膝, 留日学生首先通过集会演讲抨击沙俄对中国领土主权的粗暴侵犯, 同时呼吁留日学生积极行动起来。著名女留学生胡彬夏慷慨激昂, 率先代表全体二十余名女留学生发表爱国演说:“我最爱之祖国, 将为他国所统辖, 我最亲之同胞, 将为异种所奴隶, 岂不伤哉, 岂不耻哉!”“我等既知亡国之惨伤, 奴隶之羞辱, 便任其灭亡, 任其残害, 岂我辈之所宜出此耶?亦岂共爱会之本旨也?我思现在同志诸姐妹, 无不热心爱国, 当必出其所学所能, 奋然以救祖国, 以援同胞也。日来留学诸君, 以东三省问题急, 聚商拯救之道, 已公议组织义勇队, 愿赴死前敌, 其情可哀, 其志可钦”, “彼等如此, 我辈自问, 又当如何?岂以女子非人, 不宜为此耶?我虽不才, 愿以指臂之微, 为国尽力, 愿从义勇队北行, 事虽无济, 即至捐躯殒命, 誓无所惜, 诸姐妹当必以为然。我想祖国瓜分, 同胞奴隶, 我辈有何面目更在日本留学”[8]912。胡彬夏慷慨激昂的演说, 深深激发了每一位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

除了用饱含爱国激情的演讲呼唤全体留日华人的斗争热情外, 留日学生还积极行动起来, 为回国亲自投入捍卫东三省主权的战斗而准备。1903年4月29日, 500余名留日学生齐集东京神田锦辉馆, 谴责俄国的蛮横行径, 最后会议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 号召“愿入义勇队赴前敌者, 尽两日内签名, 未即赴前敌者, 别设本部, 部署军队各事”;并决定分别致电北洋大臣、上海各团体, 再致函北洋大臣, 请其编义勇队于麾下;遣特派员至天津与袁世凯订立彼此关系;遣人到内地、南洋、欧美运动各界人士支持。4月30日, 即有黄兴等130余人签名入队, 陈天华等50余人签名加入本部。其间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留日女生也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加入其中。“留学女生闻俄事急”, “学生编成义勇队, 亦开会商议协助”, 当即女留学生代表“胡女士彬夏、林女士宗素、方女士君笄、陈女士懋勰、华女士桂、龚女士圆常、钱女士丰保、曹女士汝锦、王女士莲”等“皆含泪”, “呼誓死以报国”[9]。

1903年5月2日, 已签名参加拒俄义勇队者再次在锦辉馆开会, 决定改名为学生军, 并商议了规则, 规定目的为“拒俄”, 性质为“代表国民公愤”、“担荷主战责任”。5月3日, “学生军人员咸于午前十时至会馆”, “验体格高下, 编制军队”, “全队分甲乙丙三区队, 每区队分四分队, 公推蓝君天蔚为学生军队长”[10]93。至此, 1903年留日学生掀起的拒俄运动浪潮达到最顶点。

三

面对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掀起的拒俄爱国狂潮, 清政府反而产生了恐惧心理, 认为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名为拒俄”, “实则希图作乱”, 并多次“要求日本政府设法取缔”[11]。在学生军紧锣密鼓的活动期间, 日本政府开始公开干涉。1903年5月8日, 日本神田警察署以组织学生军“于日本外交颇有阻碍”为由, 要求解散学生军。在清廷和日本政府的双重压力之下, 学生军适时改变斗争策略, 以“解散形式, 不解散精神”的原则, 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在军事体育训练的名义下继续开展斗争[12]106。留日学生在东京的拒俄运动高潮遂渐趋平复。

从1903年4月28日日本媒体报道沙俄霸占中国东北地区始, 至5月份拒俄义勇队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 留日学生的拒俄高潮前后仅持续了十几天, 而且就留日学生的人数考量, 其影响范围、深度等均较为有限, 甚至很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 然而从我国近代学生运动的发展以及中国革命历史的整体进程来看, 清末中国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非常值得今天的人们作出认真的总结。

首先, 拒俄运动中留日学生的斗争热情与国内的斗争浪潮一起, 有力地回击了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无理侵犯, 显示了他们自身的斗争力量。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环节上, 拒俄运动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在民族危机日趋高涨, 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的历史语境中, 留日学生以其人数之少, 以其文人身体之柔弱与他们所践行的以主权观念和民族国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近代民族主义之巨大反差, 很好地诠释了清末新型爱国者那种“拼将十万头颅血, 须把乾坤力挽回”的革命豪情和“一腔热血勤珍重, 洒去犹能化碧涛”的无畏情怀。

其次, 从留日学生运动自身发展的角度考察, 拒俄运动有力地促进了全体留日学生社团斗争的团结与统一。拒俄运动是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它是留日学生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爱国行动。在此之前, 留日学生在“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拒法事件”中大都以省同乡会为单位, 发电抗议, 并未见诸具体的抵抗运动。而在拒俄运动中, 全体留日学生打破了地域界线, 团结一致, 并正式制定了军队规则及严密的组织, 形成了学界轰轰烈烈的抗俄浪潮。

再次, 从留日学生思想的后续发展而言, 拒俄运动客观上还促进了中国留日学生中革命和改良思想的分化。在拒俄运动初期, 为了共同反击沙俄侵略, 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踊跃参加, 且步调一致。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 特别是清政府对他们的正义行动采取压制态度后, 二者分歧日渐加剧。改良思想主张继续乞求清政府抗战, 革命思想则坚持要积极而独立地采取行动, 保卫东三省。最终经过双方辩论, 革命思想逐渐占据上风, 改良主义则逐渐被抛弃。

给留日校友的一封信 篇5

敬愛的留日校友，大家平安！

小弟首先代表校友總會全體理監事，向各位疼惜高醫的校友們致謝，感謝您們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參加今年10月25日在東京召開的校友年會。過去幾十年來，由於您們這麼疼惜高醫、關心母校、支持校友總會，使歷屆理事長所帶領的理監事皆能順利推動會務，不僅全力奉獻時間，也以全心投入之精神來服務校友，聯絡彼此感情，還適時轉達海內外校友的心聲建言，充分發揮高醫人團隊合作的精神，促使母校及醫院不斷地發展進步，也使校友總會能延續到今天。

校友總會除了加強校友間的聯繫、促進學術研究、發揮校內外互助合作的團隊精神、協助母校的發展、獎勵後輩校友從事研究工作之外，更是校外校友和母校之間溝通的平台，舉凡校友對母校有關之任何建議或要求，透過校友總會的運作，大都能獲得適當的回應。總會成立近一年來，小弟和董事會代表3度面對面溝通，已獲得善意的回應，董事長破天荒於今年2月28日召開董事會和校友會面對面對談，更於4月19日派已故周董事和張博雅董事參加理監事會後餐敘，校友會和董事會之間的溝通平台已初步建立。未來透過校友總會具代表性之各學院校友參與，使校友之間的聯絡網路更加健全，使校友的凝聚力更加強大，並期昐董事會能更加重視校友的心聲和建言。

除此之外，長久以來全體校友堅持由高醫人治理高醫的理念，其實早已獲得董事會的支持，因母校已經過蔡校長、王校長、余校長，附設醫院也經歷林院長、洪院長、許院長所帶領的優秀團隊治理母校及附設醫院，確實沒有辜負校友們對母校和附院的期待，母校的進步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之前鐘副校長已詳細報告母校近況和未來的願景，特別是這幾年來母校致力培育兼具優質人文、社會關懷、專業素養、自我學習及宏觀視野的大學生，提供優質的求知環境，榮獲教育部獎勵教學卓越及頂尖研究計劃補助今年更榮獲全國唯一全部學系通過教育部評鑑的醫學大學。這是我們全體高醫人的無限光榮。

然而，大學教育競爭日益激烈，各個學校無不整合董事會、學校行政資源以及全體校友之力量共同努力。目前母校正興建的第二教學研究大樓，未來完成後將提供更完善的教學品質與研究，提昇母校競爭力，由於預估建築經費11億元（學校5億、醫院6億）及其他軟體設備6億，總金額大約近17億，缺口亟需協助，在座各位校友是提昇我們高醫競爭力的重要推手，需要仰賴各位熱心全力的支持與奉獻，發揮咱們高醫人熱愛母校的精神。校友總會也會竭盡並發揮監督的力量及落實捐款之目的。這次參加留日校友年會，雖只短短兩天的時間(10月24日~10月25日)但和校友們彼此深入交換意見，充分暸解大多數留日校友對母校及董事會未來發展非常的關和期待，與北美校友及國內校友同樣期昐董事會能更加開明，能接納校友共同參與，促使母校更加發展，希望校友們共同以回饋之心，回報母校，支援第二教學研究大樓之軟體設備，培育更多學弟妹們成為優秀的醫學人才，使母校成為第一流的醫學大學。今天因為你們的關心及疼惜，使總會重新找回信心向前更邁進。今後每年的校友大會，也希望您們能組團回母校參觀，並與國內校友齊聚一堂。

再次感謝您們，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理事長黃壽雄

留日两年 千般滋味 篇6

姓名：杨婷

本科院校：南开大学

留学学校：日本大阪大学

来日本快两年了。 经历了急着赶实验的焦虑，看不到前途的迷茫，有生以来头一次居于人后的失落，做实验作报告找工作人际关系等导致的心力交瘁，没有原因的大悲大喜，对于自己不能被人理解体谅的愤愤然等等负面情绪以后，心情终于重新归于平静。花了快两年的时间，终于在一团迷雾里摸着了自己的脚，拽回地上，浇瓢凉水，这两年，都干了些啥?

生活是与众不同的

穿着有奥运标志的衣服在街上晃，用圣火做桌面，开杂志会时默写古诗，mp3里装着百家讲坛，在实验室看《明朝那些事儿》。我就是个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的气质。波兰大哥说，他在一堆人里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个外国人，我引以为豪。喜欢在日本人堆里说中国话，喜欢被人问是不是留学生，喜欢印着国徽的护照，喜欢填表时填上中国国籍，我有一片你们不知道的大后方，大天地，我有自己的神秘园。

生活是温情的

我不是报喜不报忧的孝子，每一次和家里通电话，或号啕大哭，或牢骚不已，爸妈都温言相劝。我就是这么长大的，离家再远，也坚决要把爸妈的声音带在身边，我不觉得丢人。受委屈了算什么，脚走破了算什么，再大风雨，我有家，什么都不缺。身边好多朋友，不说啥了，没你们帮我损我关心我，陪我逛街聊天吃饭，我可怎么活！海那边好多朋友，生活再难，你们在，我心里永远不孤单。妹发来的邮件，我打印出来贴在墙上，长大了，会体谅人了，还有谁呢，不说喽，现在最大的心愿：和爸妈一起旅游。

生活是琐碎的

存款的增长和赤字，疯狂依靠超市食堂或疯狂省钱自己做饭，体重的正负10公斤波动，完整的三条有固定相位差的正弦曲线。扔了一地东西的屋子，没刷的碗，窗户外边晃的湿衣服，敞着的壁橱，没交的电费单子，慢慢变蔫的菜，吃了一半的薯片，我凌乱无规律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我管这小屋叫我家，要来的电器，捡来的家具，用剪子拧起来的柜子，挂着镰仓的风铃，广岛的铃铛，中国结，不赖。我终于治好了MSN space乱码的问题，明天开始check你们的space啦！

思念是一种毒药

刚过完中秋节，最近开始疯狂地想家，可能是终于意识到春节回家的希望近乎于零了吧。买来电脑后几乎天天和爸妈视频。妈居然会想到春节要来看我，唉，儿行千里母担忧。妈惊讶我的头发居然长得这么长，呵呵，我想家。

在google地图上搜天津，一眼就看见天塔，脑子里回想经过天塔去家世界或香河肉饼的路线，一路找下去，马蹄湖赫然出现，一阵激动。放大再放大，找见西区，找见以前天天走的路，脑海中立体的图像和眼前的卫星照片重叠在一起，说不清的感觉，酸酸地想哭。想跳进地图里回去，再在学校里住几天，再吃一吃西南村的盒饭和豆腐串，再呼朋唤友地大吃烤串，再到晚上的新开湖边吹吹风，再拖着箱子走在大中路上。昨天还梦见寝室，大家继续在几乎被遗弃的楼里过以往的生活。那几张亲切的脸，现在也都在远方开心的笑着吧。这是怎么了，没事伤感个什么劲呀。

留日学生 篇7

关键词：留日学生,办报,中国近代新闻事业

一、留日热潮中的留日新闻人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国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自身实力的衰退。1896年6月, 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到达东京学习, 至1905年, 留日人数达到了约8600之多, 为近代中国留日人数的顶峰。法学、医学、军事、师范等各类专业都有中国留日学生的踪影。笔者认为, 留日新闻人主要由特点鲜明的两类人群组成, 即留日学生和流亡日本的革命志士。留日学生热衷于建立学生团体, 创办刊物, 宣传政治学说。或是直接参与报纸的编辑发行, 或是撰稿投稿, 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有办报经历, 是留日新闻人的重要力量。比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流亡日本的革命志士是留日新闻人的另一支重要力量。这些人流亡到日本后广结志同道合之人, 借助相对宽松的办报氛围, 通过办报活动将自己的政见思想传递到国内。比如康有为、梁启超、邵飘萍等。

二、留日学生的新闻活动

广义的留日学生报刊, 包括梁启超主持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 孙中山先生领导创办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天讨》, 清国东京留学生监督处主办的《官报》, 以及章太炎先生主编的《学林》等, 仅辛亥革命时期就有超过百种。 (2) 这些报刊中有留日学生参与编撰、甚至一度由留学生主编。由郑贯公主编的《开智录》被认为是完全意义上的第一份留日学生期刊。留日学生期刊有几点鲜明的特点。其一, 内容上重视新知识的灌输。其二, 重视论说。其三, 有鲜明的地域色彩, 很多都以同乡会名字命名, 如《湖北学生界》等。有学者将留日学生的办报活动划分为三个阶段, 1900年至1902年为起步阶段, 1903年至1908年为活跃阶段,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受留学生大量归国和国内报业发展等双重原因的影响为留日学生报刊相对减少阶段。 (2) 中国近代最早的报刊由外国传教士创办, 鸦片战争后, 更多传教士和商人进入中国, 由这些人创办的刊物数量也随之增加。戊戌变法前后, 虽然国内报刊数量较鸦片战争前增长了10倍之多, 但是敢于为中国发声的中国人自己的报纸少之又少。1901年清政府出台“新政”, 放松对报纸、言论的管制, 在日活动的有识之士和学生们抓住机会, 开始将海外报刊活动向国内拓展。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国内报业的繁荣。我国近代新闻史中的三次办报高潮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都与留日归来人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影响

近代留学生报刊大致可以分为欧、美、日三个派别, 其中以留日学生报刊在数量、质量和内容上都占优, 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乃至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留日学生的报刊活动, 深深影响了国内的办报活动, 从新闻思想、新闻业务以及新闻教育等方方面面推动着中国近代报刊向前发展。

(一) 新闻思想

(1) 近代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理论之集大成者——梁启超。方汉奇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中指出, 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 还是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这两者虽然政见相异, 其办报主张在实质上却是相同的, 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是这两个派别的共同思想源泉。梁启超一生的政治和学术活动都与报刊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不断的实践、摸索中, 梁启超总结出独特的报刊使命观、新闻自由观、舆论观、新闻功能观、党报理论、宣传策略以及新闻史观,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 (3) 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之大成, 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梁启超的远见卓识与他潜逃国外后深入接触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思想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他在中国新闻史上首次提出新闻舆论监督思想, 对当时的时代而言是超前的。即使时至今日, 舆论监督仍是一个常谈常新, 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梁启超一生27年的办报生涯 (1895-1922) 中, 乱世中求生存的中国近代新闻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来之不易的进步与梁启超的办报实践和新闻思想无法割裂。冲破封建严禁、开创政治家办报先河、创造报刊新文体——新民文体、创造短评时评等新的报刊体裁以及对新闻业务的改进革新等有利影响正是梁启超新闻思想带给当时社会和后人的宝贵财富。

(2) 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广泛传播。历数中国近代各位共产主义的先驱, 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都带着留学日本的烙印。他们之间有着相似的命运轨迹——赴日留学, 在国家危难之际罢学归国投身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 并且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学习列宁的办报实践和新闻思想来接受世界无产阶级的办报经验和办报传统。他们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立场形成受到了包括社会环境、机遇、个人性格等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早期的留日经历虽不是决定性因素, 但也必然为他们日后思想的启蒙和形成奠定了基础。李达于1913年以公费生的身份赴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习, 后于1915年因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卖国反苏条约而悲愤, 遂回国组织归国学生救援团奔走相告, 请愿示威。在接连的失败后, 他再赴日本全力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期借鉴苏联经验救国。李达第二次在日的一年多时间里, 充分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同时翻译了部分马克思主义著作, 开始向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留日期间从事过报刊活动的李大钊回国后继续活跃在报刊实践中。五四期间, 李大钊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发表了大量文章, 如《庶民的胜利》等。五四以后, 李大钊开始自觉地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 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

(二) 新闻业务

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影响还体现在新闻业务的改进之上。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成功实现近代化。日本的报刊业无疑是走在中国前面的, 编排装订印刷等方式都较中国更为先进。相比于英文报纸, 日文与中文更加相似, 排版的手法也更加值得借鉴。1900年创刊于香港的《中国日报》是兴中会的机关报, 陈少白担任社长兼总编。该报完全仿照日本报纸, 创多栏横排, 标题长短不一, 版面活泼大方, 是中国近代报刊中第一份横排分栏的报纸。

除了排版方式外, 文体上的借鉴也为中国近代报纸带来了新风貌。维新派在办报活动中创造了“新民文体”。该文体源于梁启超《时务报》、成于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创办的《新民丛报》。这种新颖的政论文体不仅笔调清新、思想独到, 并且学习了日本报纸的语言风格, 开创了白话文成文的先河。

(三) 新闻教育

新闻教育起源于美国, 我国早期从事新闻教育的人当中有一大部分是留美学生, 比如被誉为“新闻教育界最初的开山祖”的徐宝璜等。虽然如此, 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贡献同样不可小视。

邵飘萍十分重视新闻教育, 主张“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 中学以上的学校都应开设新闻课程, 大学应设立新闻系”。 (4) 他的新闻思想与其办报实践和几次流亡日本的经历密切关联。1914年, 邵飘萍随着《汉民日报》被查封而被捕, 出狱后他流亡日本, 入法政学校读书, 并在第一次留日期间组织创办了东京通讯社。1919年五四时期, 因其主办《京报》言辞激进, 触怒段祺瑞政府, 邵飘萍再次流亡日本, 直至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倒台后才回到北京。第二次在日期间,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国际形势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利用在日时间自由的学习空间, 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各国政治思潮。这段经历对他之后的新闻思想和办报实践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18年春, 蔡元培在北大创办了新闻研究会, 开启了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新篇章。有留日经历的邵飘萍同留美归来的徐宝璜二人同为导师, 担任新闻采访技能的讲授。后人评论邵飘萍时提到, “他身上既体现着一种来自西方文明的觉悟, 又充满深刻的中国本土化的细致体察。”笔者认为, 这种来自西方文明的觉悟与邵飘萍两次流亡日本的经历紧密相关。除北大新闻研究会外, 邵飘萍还在平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担任新闻学讲师、教授, 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他的两本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被后世誉为新闻学的开山著作。邵飘萍在新闻教育领域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大学课堂上对专业人才的培养, 他还经常在社会上普及新闻知识, 宣讲报纸常识, 为其“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的理念不懈奋斗。

四、小结

留日学生的办报活动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推动作用已经毋庸置疑。纵观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 从早期的改良维新、民主共和再到五四时期扛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都有着突出贡献。留学生办报活动中涌现出的大批优秀的仁人志士, 这些学西学、图自强的热血青年, 是动荡中国近代社会不屈人格的缩影。

注释

1由于流亡日本的革命志士们在日期间也不疏于对学问的钻研, 因此, 笔者将这部分人士也纳入到广义的留日学生中去。

2谷长岭, 叶凤美.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期刊[DB/OL].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xwcbx/xwcbx_xws/201402/t20140219_967236.shtml.

3王立春.梁启超的新闻思想[D].内蒙古大学.

留日学生 篇8

留日学生能够经常回国的客观条件是中日距离很近, 甲午战后中日的交通非常方便, 回国路费低廉。1896年中日订立《中日通商行船条约》, 第五款规定:“中国现已准作停泊之港, 如安庆、大通、湖口、武穴等处, 及将来准许停泊之港, 均准日本船卸载货物客商。”当时日本的航运业已延伸到中国内地, 乘船往返日本极方便。《宋教仁日记》载:他1904年12月5日从上海搭船, 8日就到达日本长崎港, 只需三天时间。[2]自然灾害、留学经费匮乏等是留学生归国的因素之一, 如1923因关东大地震, 部分留学生归国。1931年2月, 千余名官费与自费生因学费、生活费难筹, 纷纷归国。然而, 作为肩负拯救国家民族重任的留日学生理应以学业为重, 克服一切困难, 潜心苦读才能担当此重任, 因此以上解释不能成为留学生集体归国的理由。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阐释留学集体归国的原因。

一、抗议日本朝野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和限制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 日本击败了从前的老师———中国。中华民族要生存, 就必须向西方列强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 留学日本成为最佳出路。中国近代留日运动在战败中开端, 留学生感受最深的自然是战败的屈辱。当中国留学生乘船抵达日本时,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日本海湾陈列的一艘中国军舰, [3]那是日本为将甲午战争的战利品向全世界炫耀而陈列的。中华民族文化数千年的优势逆转为劣势, 留日学生的心理天平急剧失衡。而日本在战争中所显示的强大实力, 使日本人以日本为中心的自我意识日益膨胀, 轻视中国的风潮则逐渐升级。对于留日学生而言, 轻辱他们的日本人不限于某一阶层、某一职业, 上至教师、学生、记者、警察, 下及房东、下女、车夫、小偷, 几乎无所不有。当时中国男性脑后都拖着一根长辫子, 留学生在东京街头行走时, 后面常跟着一群日本小孩“豚尾奴、豚尾奴”地喊个不停。鲁迅留日时, 周围的日本学生认为“中国是弱国, 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 分数在60分以上, 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一次考试鲁迅考过了60分, 他们认为是藤野先生给鲁迅泄漏了试题, 不仅到鲁迅的寓所搜查证据, 更写匿名信威吓。留日学生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日本人的轻慢侮辱, 这种侮辱使他们在心中种下了不平愤懑的种子。

1905年11月2日, 为抑制在留日学生中日益滋长的革命情绪, 日本政府以文部省的名义颁布了《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校之规程》 (中国留学生称之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 第15条规定中国留学生不论入公立或私立学校, 均须由中国驻日公使出具证明等一系列手续, 才准予入学。这些规定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留日学生认为该规则有损中国的国权和留学生的人格。他们说:“日本留学于欧美各国者宁乏人, 何以不闻某国有取缔日本学生之规则?即我国人留学他国者, 宁止一日本, 何以不闻某国开日本之先例, 别为规则已取缔我也。若是夫日本明蔑视我国权也。”[4]12月3日, 东京弘文书院的中国留学生首先罢课, 接着早稻田大学、大成学堂等校中国留学生纷纷罢课, 人数达八千余人。12月8日,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的这一做法, 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陈天华以身殉国的举动引发了中国留学生于1905年12月下旬至1906年1月间集体回国, 回国人数逾两千, 这是留日学生第一次大规模回国抗议行动, 开启了留日学生集体归国运动的先例。在这场斗争中, 中国留日学生团结一致, 反对日本政府的歧视, 迫使日本政府宣布暂缓执行“规则”, 取得了初步胜利。著名留日史专家实藤惠秀评价这一事件是日后五四爱国运动的先驱, 也是日后留学生一连串反对日本侵略的集体归国运动的典范。

1926年12月, 日本士官学校第18期中国留学生因抗议该校对中国学生在教学上的歧视, 发表退学宣言, 集体归国。他们向国人宣布退学原委时说, 有一次步兵炮演习, 日本教官借故不肯教授。中国留学生代表与之协商, 反而遭到日本教官的谩骂:“支那是忘恩负义之人。”“尔辈现在所着之军服, 乃我陆军省可怜尔辈, 方行赐给者, 尔辈若着支那之军服, 而往来于吾日本地方者, 吾知必遭吾日人之殴辱也。”留日士官生受此无端凌辱, 十分气愤。他们认为:“个人人格可以牺牲, 而国家体面不可不保存。”他们在退学宣言称:“民犹是也, 决不容异族之无端凌辱。同人等分属军人, 为国难死, 乃其天职, 区区退学, 离死尚远, 固毫无容于心也……”[6]为维护留日学生界自身的权利和尊严, 他们集体退学归国。

二、革命反清, 追求民主共和

20世纪初,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高涨。留日学生成为当时中国革命活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群体, 宣传革命思想成为东渡日本的主要目的。1901年, 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新政”, 举措之一是废科举, 兴学校, 奖励留学。日本成为这一时期的留学重心。为适应清政府推行“新政”对大批法政人才的需求, 留日学生的专业大多集中于政治、法律等学科, 专业特点决定了留日生的政治参与意识极强。由于对国内政局的不满, 再加上受孙中山、黄兴、张炳麟流亡日本的革命派的影响, 大批留日学生开始倾向于革命。为宣传革命思想, 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刊物, 公开痛骂清廷, 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鼓吹民族民主革命, 指出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革命造反”。1905年8月13日, 东京1300多名中国留学生集会欢迎孙中山从欧美归来, [7]在革命派周围聚集了大批的留日学生。同年8月20日, 第一个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第一批加盟者共400多人, 绝大多数是留日学生。由于日本社会环境的熏染和革命派的宣传鼓动, 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化速度十分惊人。1905年至1906年间, 中国同盟会共吸收963名会员, 单在东京加入的就有863人, 近90%。1906年末, 在庆祝《民报》发刊周年纪念大会上, 与会留日学生达五六千人之多。而当时留日学生总数不过八千人。留日学生已成为民主革命的骨干力量。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 关心中国政治前途的留日学子遥望神州, 无心向学, 留日学生纷纷筹措旅费回国参加革命。留日学生从武昌起义时的2074人, 减少到12月上旬的500人左右。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 在这历史的重要时刻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留日学生, 则中国革命, 特别是辛亥革命, 是难有进展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政体, 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 使中国在早期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极其关键的一步, “东京学生实为中华民国最有功之人”。1916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 因“二次革命”失败而流亡日本的国民党人士大举归国, 留日学生人数减为1914年的半数左右。

三、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逐步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大量攫取中国资源和主权, 侵占东北、华北, 妄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成为日本侵略的首要目标, 中国人民的反帝重心也由反对西方列强转向反对东洋日本。身置其中的留日学生, 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洞若观火。正如清末留日学生王拱璧所言:“余游学日本恰似被盗苦主游观盗窝, 无论何处, 皆可发现其赃物盗谋。”[8]日本一而再、再而三地侵略中国的政策和行动深深刺激了这一群来到日本帝国主义大本营的热血青年, 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逐渐形成, 投身于一个又一个的爱国和救国的运动中。“中国人的爱国心, 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由日本所促成的。可是举世之中, 也只有日本, 成为这种爱国心所要抵抗到底的目标”。[9]

1909年日俄战争中日本非法修筑安奉军用铁路, 日本提出安奉铁路工程改良问题并阴谋扩大沿线利权, 迫使清政府屈服, 引起留日学生抗议, 部分学生归国策动京津间的抵制日货运动。1915年1月, 正当留日学生激增之际, 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 严重损害了我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 大有把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之势, 留日学生闻讯, 奋起反对, 以集体回国形式表示抗议。据孔凡岭研究, 1915年初, 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在日本报章透露后, 中国留日学生2000余人立即集会, 决意一致抵御外侮, 誓死不承认日本的无理要求。

1918年, 日本与段祺瑞政府订立《中日军事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谋求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亚, 企图扼杀新诞生的苏维埃政权, 并借机攫取好处。日本以协同作战为幌子, 编练中国军队, 掌握中国的军事大权, 进而干涉中国内政。留日学生闻之大哗, 当即召集大会, 决议全体归国, 唤起国内舆论, 成立了“大中华民国救国团”, 发布了《警告大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全体文》, 文中说:“倭奴之野心!!!亡国致惨祸!!!诸君, 速归祖国!!!速救祖国!!!”据当时中国方面的统计, 在3548名留日学生中, 归国者2506人, 占总数的70%以上。2000多名留日学生辍学归国后, 在京津沪等地往来奔走, 宣扬救国运动。归国留学生一面从事反日救国宣传, 创办《救国日报》, 一面与国内学界联络, 组织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 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前奏。

1928年趁国民党北伐之际, 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借口, 出兵山东济南, 制造了五三惨案。为抗议日军暴行, 留日学界又一次掀起了大规模的集体归国运动。1931年9月,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留日学生激愤臻至极点。9月23日, 东京工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首先决意一致归国, 归国浪潮随即波及东京其他各校。到10月底, 回国人数在2000名以上。滞留者仅600人, 大多是无家可归的东北学生和无船资的贫寒子弟。[9]在过去的行动中, 尚有部分学生因顾虑学业而观望, “九·一八”事变关系到祖国的生死存亡, 留日学生更为团结一致, 同仇敌忾。他们一方面集体退学归国, 一方面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绝交和对日宣战, 运动的政治水平有较大提高。1932年2月, 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 进攻上海, 660名留日学生集体归国。

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中国人民进入了全面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举国疯狂, 留日学生置身其中, 心急如焚, 义愤填膺, 感到留非其地, 也留非其时。留日学生归国潮如海啸退落一般。在“七七”事变前, 中国留日学生近6000名, 事变爆发后至1937年9月上旬, 归国留日学生达4000人。9月下旬, 国民政府下令留日学生“撤离敌国, 回国参战”。至10月下旬, 除数百名留日学生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外, 其余悉数返抵祖国, 虽然他们采取的仍是集体退学的“惯伎”, 但与以往历次不同的是, 这次集体辍学归国后, 他们将不再返回日本续学了。除伪满留学生外, 留日学生大部归国, 据说只留下403人。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 大部分的留日学生集体归国事件都是由于政治变故引起的。留日学生以“救亡图存, 振兴中华”为己任, 分民族之忧, 为祖国着想, 奋不顾身地冲到民族独立事业的前列。他们在全部斗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献身真理的崇高精神、英勇救国的坚强决心, 体现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爱国主义传统, 这也是推动历次留日学生归国运动的根本动力。“留日学生们以无比的爱国热情, 再次焕发出中华民族的青春, 其功绩无论如何是伟大的”。而我们今天探寻前仆后继的先驱者们所留下的足迹, 也正是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参考文献

[1]张海鹏.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科学, 1996, (6) .

[2]宋教仁日记.

[3]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93.

[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第69卷:22-23.

[5]教育杂志, 第19卷, 第1号.

[6][7][8]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343, 183, 427.

留日学生 篇9

近代留日学生所学专业涉及范围广泛, 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数学方面

清末民初, 留学运动带动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从此开始。20年代中期以后, 大部分数学专业的留学生回国后成为著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 他们硕果累累, 为中国近现代数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前, 中国近代数学界取得成绩者鲜少。如留美的秦汾、郑之蕃、王辅仁。辛亥革命后, 大批留日学生学成回国, 为数学学科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取得可喜的成就。1913年, 留日学生冯祖荀作为北京大学的数学教授, 和秦汾等探索出一套中国现代大学数学系的办学模式, 为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建设做出突出贡献。1917年, 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课程逐步完善, 主要课程有:解析几何, 微积分, 物理与物理实验, 化学与化学实验, 函数论等。至20年代末, 又陆续增设了天文学、高等平面曲线、微分几何、积分方程、集合论、变分法、无穷级数、椭圆函数及椭圆模。在教学方面, 冯祖荀擅长分析学方面的研究。他多次在期刊杂志上发表其学术成果。1919年1月在《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以图象研究三次方程之根之性质”的论文。1930年在《自然科学季刊》2卷l期发表了“论模替换式之母”①。曾在北京高师学生组织的《数理杂志》上连载长篇著述微分方程式论, 对普及我国早期微分方程起了积极的作用。除此以外, 对于学生的科研活动给予帮助和支持。发起统一数学术语命名的数学名词审定活动。我国近代科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 译者不同, 翻译也不同, 使得这些学术名词不够规范。学术术语的混乱, 阻碍了学术交流。经过几年的努力, 统一了七千多个数学名词的翻译和界定, 推进了学术交流。

在数学分析上, 陈建功于1921年在日本发表了《关于无穷乘积的一些定理》的论文, 引起国际数学界的极大关注。1928年, 他将日本洼田忠彦有关普拉斯级数的求和的结果作了改进。在其导师藤原松三郎的鼓励下, 他写的《三角级数论》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这方面的专著之一, 代表了当时世界最新的成就。之后, 陈建功又把拉特马赫有关勒贝格函数的估值问题重新作了修改。他的《直交函数级数的和》、《实函数论》等著作, 开创了我国研究拟似共形映照的新领域。陈建功不断进取与创新,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数学论文60多篇, 专著译著9部。他还是数学教育家, 他让学生掌握最新文献, 接近学科的最前沿。这样的培养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为我国培养了很多数学人才。直接受他指导的研究生就有40多位, 他们大多成为数学教授, 有的称著于世界。陈建功及他的学生, 为发展中国的数学研究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微分几何学上, 苏步青教授是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 他在这一领域成就斐然。他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国度灿烂的数学明星”与“东方第一几何学家”。1928年开始, 苏步青在关于仿射微分几何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发现了仿射铸面、仿射旋转面和某些特殊族的曲面;1932年后, 又对射影曲面论、射影曲线论、射影共轭网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取得了一大批优秀成果。此外, 他在空间微分几何学、几何外型设计等取得了突出成绩。“苏步青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 出版专著和教材20多部。”①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数学界的认可, 推动了现代数学的发展。

这些数学家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献身于数学教育事业中, 为我国数学界培养后继人才。此外, 他们不断钻研数学, 并将他们研究的最新成果发表于国内外期刊上, 供国内外学者学习交流。中国近代数学不仅是从西方引进, 而且以最快的速度为国际数学界奉献力量。留学人才所取得的成就大大缩短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

2 物理学方面

张贻惠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数理系。回国后, 张贻惠受聘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教授物理学、数学、化学等课程。因物理方面师资匮乏, 他还在北京大学、农科大学等校任职。张贻惠参与物理系的筹备、规划和创建工作。他为物理系选拔和培养人才、普及科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是当时中国高等学校中开设原子物理学第一人。他的课堪称北平各高校物理学教学中高水平、高质量课程。他经常介绍国外最新的物理理论, 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 对传播近代先进物理理论做出突出贡献。

张贻惠为宣传、推动全国度量衡的统一工作做出了不小贡献。20世纪30年代, 社会上对度量衡名称的使用非常混乱, 中国物理学会提议规范命名及定义。张贻惠撰文阐述了度量衡的由来、发展、历史、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意义, “订一较完全之系统。则于实用上, 科学研究上将更见整齐划一, 无扦格不通之弊矣。”②他的建议对统一度量衡命名起着指导作用;为此获得工程技术界和物理学界的赞同。

3 化学方面

西方化学知识在鸦片战争后开始传入中国, 到20世纪20年代, 国内化学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了。著名的有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吴蕴初创办的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 重点研究无机化学、理论化学和应用化学等。到1932年, 全国约有9个化学研究机构。近代化学研究也因此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在留日学生中, 理工科的人数不少。“在这数量众多的理工科生中, 一些自然科学专门人才脱颖而出, 其中化学化工及和化学化工相关专业并回国的留日学生约30多人”③, 中国近现代化学发展的奠基人代表有郭承基、郭和夫、江英彦、罗雄才、苏子蘅、杨秀夫、郑贞文等, 而范旭东、李烛尘、张少铭、张新吾等更是推动中国近现代化学工业发展的典范。

郑贞文抱着科学救国的志向, 考取了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攻读理论化学专业。毕业回国后, 他为传播近代化学做出重大贡献。担任商务印书馆理化部编辑, 负责化学及其他自然科学图书的编审工作, 编译出版了大量的理化书籍。据有关资料统计, “在1935年以前, 中国出版了136种化学书籍, 其中商务印书馆占61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化学书籍大部分是由郑贞文担负编辑出版的。”④为了在国内广泛传播近代化学知识, 他译介一系列著作介绍化学科学的新进展, 如翻译《化学本论》、《化学与量子》等著作。他还编辑化学教科书, 以传播化学基础知识。自编或合编了《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化学变化》、《元素之研究》、《有机化学概要》、《营养化学》等书籍, 还编订了元素周期表。他编译的这些教科书,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开拓了学生的知识面。为了近代化科学在我国发展, 便于国内学术交流, 郑贞文意识到统一化学名词的重要性。他主持编写《化学命名原则》, 此原则公布后, 我国化学界就有了共同遵循的标准, 这五种元素统一称为氢、氧、氮、氟、氯, 且一直沿用至今。为统一化学名词做出典范, 减少乱用现象, 便于加强学术交流。

郑贞文还编纂了一部综合性的工具书《自然科学词典》, 该书收录了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等自然科学名词8000余条, 书中名词注有外文、插图, 附有中外文的索引18种, 检索非常方便。该书对于传播普及科学知识,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 地质学方面

地质学是中国近代发展较早也是发展较为成熟的学科, 它在二、三十年代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中国近代地层学及大地构造理论方面。1922年, 葛利普在地质学会的常会上宣读了论文《论震旦纪》。葛利普先后出版了《中国地层》上、下册, 奠定了中国地层学的基础。在葛利普的指导下, 中国一批地质学家如李四光、丁文江、章鸿钊等, 从1924-1926年对南方震旦系、北方寒武系、南方寒武系、南方奥陶系、鄂西志留系、南方二迭系、贵州广西石炭系、湖南和广西泥盆系等的分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在我国地层学上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

大地构造理论方面, 中国地质学家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说, 创造了较为完整的理论, 如李四光、丁文江等陆续提出了许多造山运动的专有名词, 如怀远运动、淮南运动、昆明运动等。最突出的是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 用力学原理研究地壳运动。他还确立新华夏构造体系概念, 成功预测了中国存在油田。1929年, 李四光发表了《东亚一些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运动问题的意义》一文, 阐述了运用力学方法解释东亚大地构造的原理, 并提出了构造体系的概念。1939年, 编著的《中国地质学》详细论述了他对大地构造理论研究的成果, 促进了地质力学的发展。

5 生物学方面

中国近代生物学研究在二、三十年代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 取得了极为全面而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植物学方面, 20-30年代是中国近代植物学从单纯采集标本向近代植物学各个领域发展的重要阶段。“首先在中国扎根生长起来的是植物分类学。”①1918年后, 植物学界就出版了一系列如武昌、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等省区植物名录以及《中国木本植物名录净》。1928年国内陆续出现了许多植物图谱和植物志, 如《中国植物图谱》、《中国森林植物志》等。30年代后, 罗宗洛等对植物营养生理、细胞生理领域进行研究;丁颖等从事植物生长发育的研究, 赵燸黄对植物化学方面的研究等等, 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国内植物学家不再局限于标本采集, 而开始对植物生理本身研究, 打破了传统思维的限定, 新的观念引导他们探索植物界的奥秘, 推进我国植物学的发展。他们在生物学界做出多方面的成就, 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在动物学方面, 董聿茂是我国甲壳动物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也是我国动物学会创始人之一。他毕业于帝国大学大学院, 攻读甲壳动物学, 获得博士学位。他编著的《东海深海甲壳动物》记录了大量的新物种, 为我国深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做出贡献, 填补了我国深海甲壳动物研究的空白。他主编《浙江动物志》是中国第一套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为浙江省博物馆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35年他又与秉志、陈桢等一起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动物学研究刊物——《中国动物学杂志》, 为动物科学研究及学术交流做出了贡献②。他积极投身教育事业, 为我国培养了新一代动物学人才。他的学生们为国家动物学领域积极奉献, 成为新一代科研和教育的主力军。董聿茂将自己的一生奉献到动物学研究领域和教育生涯中, 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费鸿年, 我国海洋学、生态学、鱼类学的早期研究者之一。费鸿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动物系。回国后, 他曾在北京大学、广东大学、广西大学任教, 为广东大学和广西大学创办了生物系。他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早期代表著作有:《鲇鱼呼吸生理之研究》、《动物生态学》、《动物学纲要》、《晦洋学纲要》等。他参与组织对黄河流域水产资源考察, 为开发和研究黄河流域的水产资源奠定了基础。之后, 他主持了南海北部底层拖网鱼类资源调查, 主编调查报告5册, 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从1965年开始, 从事运用数学模型研究水产资源数量变动规律, 是中国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军人物。另外, 在微生物学和工业微生物学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魏喦寿是我国近代工业微生物学的开拓者之一。1922年他在京都大学学习化学和微生物学, 对真菌学进行研究。他在发酵和生产酒精领域的贡献显著。30年年代, 他任国立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并开始研究我国传统的发酵食品。他兼任中国酒精厂总工程师期间, 利用甘薯生产酒精, 开创我国可再生能源生产研究的先河。是迄今为止研究腐乳最系统和深入的科学家。从20年代后期开始对腐乳进行研究, 长达40年之久。他在《技术总结报告》中详细说明从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方面进行了有关腐乳的研究, 这对今天的研究仍具参考价值。

30年代, 魏喦寿多次在日本《发酵协会志》上发表他通过紫外线照射观察青霉素、根霉素、酵母菌的研究结果。1953年他发表的《紫色花蜜腺酵母菌之研究》一文, 成功地鉴定了从植物蜜腺中分离的红酵母。此外, 他还用较多的时间研究“藻类单细胞蛋白、绿藻的生长、代谢和培养方法,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③他进行了化学研究, 建立了放射性元素钍的微量分析方法。在长期的科研和教学过程中, 开拓了我国近代工业微生物学的研究, 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 并培养出一大批青年才俊。

我国近代科学蓬勃发展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日学生在学有所成, 纷纷回国, 致力于祖国科学文化建设的事业中。他们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奉献力量:一是, 他们艰苦的进行科研活动, 创新科研成果;二是通过教育, 为国家科学事业培养接班人。也正是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 我国近代科学技术才得以迅速发展, 这也是他们爱国民族精神的体现。在科学学科建设中, 起初留日学生在社会自然科学方面硕果累累。随着实业救国意识的增强, 以及政府奖励实业发展, 留日学生也开始向理工类学科迈进。20世纪20-30年代, 留日学生在近代自然科学上的成就斐然。从介绍自然科学知识, 向自主参与科研成果过渡。他们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顶端水平, 受到国际科学界的赞同。在创办近代企业方面, 留日学生科学救国思想浓厚。他们回国后创办了许多成功的近代民族工业, 尤其是在化工、纺织、医药、农业方面。留日学生组建的科学团体在传播近代科学技术, 引进先进的生产经验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将大量的技术运用到国内实业生产中, 将技术化为生产力。不少留日学生回国后纷纷投入到实业创建中。如由留学生发起的中国工业会, 传播科学理论, 推广先进经验, 普及领先的生产技术。这些实业家除了创办工厂, 还通过教育培养了新一代技术人才。

摘要：在中国近代主流科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 留日学生成绩斐然。他们回国后运用新的思想理念推进传统学科的近代化。在各个学科领域, 留日学生都以最大的热情奉献自己的才华, 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成为我国近代学科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他们所学专业学科分布广泛, 成为新学科的创始者与建设者, 如著名的留日数学家有冯祖荀、陈建功、苏步青等, 其他学科领域亦有许多成绩突出的留日学者。在实业部门, 留日学生也取得诸多成就, 如化工、纺织等领域, 推动了民族企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留日学生,近代,主流科学学科

参考文献

[1]丁文江.科学化的建议[J].独立评论, 1935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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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廖正衡, 岛原健三.中日科技发展比较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

[6]刘集林.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

[7]山田庆儿.科学と技术の近代[M].东京:朝日新闻社, 1982.

留日学生 篇10

一、徐一冰生平简介

徐一冰生于1881年, 原名益彬, 又名逸宾, 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人。生长于书香门第, 自幼聪颖好学, 喜诗文, 21岁中秀才, 入南浔高等小学, 正式接受学堂教育。平时威武而严肃, 又喜武事, 常习射、角力。1903年, 为响应钦定学堂章程的颁布, 兴办“养蒙学塾”, 发展地方新式教育。1905年远涉重洋, 赴日本大森体育学校专攻体育, 并加入同盟会, “极力鼓吹革命”。1907年学成归国, 先后担任上海爱国女校、湖州旅沪公学、民立中学、中国公学等学校体操科教师。1908年在上海与人合办中国体操学校, 任训育、校长, 曾组织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任北京农政学堂学监, 后辞职而致力于教育事业。1915年变卖家产, 在家乡南浔镇创办贫儿教养院, 收留孤儿并进行教育。1920年, 因学生开展抵制日货活动而结怨于上海当局, 徐一冰把中国体操学校从上海迁到南浔镇, 继续培养体育专门人才。终因劳累过度而患肺结核, 不幸于1922年逝世, 享年仅42岁。生前曾主办体育刊物《体育界》和《体育杂志》, 并撰有部分诗文及体育著作[1]。

二、徐一冰体育实践活动及其体育思想

1. 主要体育实践活动。

徐一冰一生主要投身于体育教育事业, 其主要活动包括办学、办刊、学术研究及革命、慈善活动等。

1908年, 徐一冰与徐筑岩、王季鲁等六人在上海创办中国体操学校, 其目的是“秘密宣扬革命, 志在颠覆清朝, 同时提倡国民体育, 以图强身御侮, 发扬民族精神”[2]299, 成为我国开办较早、具备一定规模的体育专门学校。学校章程表明其办学宗旨是“提倡正当体育, 发挥全国尚武精神, 养成完全体操教师, 以备教育界专门人才”。该校从1908年开学至1927年停办, 毕业生共36届, 培养学生1500余人, 其学生毕业后多在京师高等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他学校担任体操、游技科教师。毕业生中的杰出代表有庞醒跃和傅球 (上海东亚体专创办人) 、华豪吾 (中国女子体育师范创办人) 、吴志青 (中华武术会创办人) 、陆礼华 (上海两江女校创办人) 、蔡倔哉 (浙江体育师范创办人) 、杨振峰 (广东体专创办人) 、朱重明 (苏州中山体专创办人) 、柳成烈 (苏州成烈体专创办人) 、尚士元 (奉天体育学校创办人) 、顾拯来 (上海童子军创始人) 、王怀琪 (学校体育三段教学法创始人) 等[3]77。在当时体育师资十分匮乏的情况下, 中国体操学校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早期体育专门人才, 为中国近代体育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 该校师生富有革命热情, 在“二次革命淞沪之役, 该校师生全体参加协助攻击制造局, 是役第六期学生沈可刚等均为主义而成仁”。

1909年, 徐一冰创办了我国近代最早的体育刊物《体育界》。该刊初为不定期出版, 后改为月刊, 前后陆续出版了20期, 内容以倡导体育、介绍近代体育知识为主。1914年3月, 徐一冰与王均卿又在上海创办了《体育杂志》, 其目的是“忧国之羸弱, 造学子于健全”。《体育杂志》的内容比《体育界》更为丰富, 兼有学术、科普、新闻等内容, 是以学术为主的综合性体育期刊[4]。《体育界》和《体育杂志》一方面在提倡尚武精神, 抨击文弱之风, 传播体育知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在体育教学和研究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 刊登的文章涉及体育社会学科、运动技术学科等不同领域, 推动了早期体育学术的开展。

徐一冰在办学、办刊之余, 还积极从事体育教学和学术研究。他先后在《体育杂志》、《体育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体育与武力辨》、《体育史》 (连续发表) 、《音乐竞技法》、《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二十年来体操谈》、《论学校体育》、《体操游技科单级教授法之研究》等文章, 并撰有《徐氏体育学》、《体育原理》、《希腊体育史》等著作[5]102。1914年他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 论述了学校体育的重要性, 抨击当时教育的弊端, 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对学校体育具有创见的改革意见。这是较早关于学校体育发展的论著。1914年6月和7月他在《体育杂志》第一、二期发表了体育史系列论文, 这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中国体育史的论著。

另外, 徐一冰还是一位儿童教育家、慈善家。1915年, 他变卖家产, 多方筹资在家乡创办南浔贫儿教养院, 自任校长。该院招收孤苦无依的少年儿童入学, 提供膳宿, 半工半读。教学内容分为知识和技能两类, 并重视体育活动。知识课主要有修身、国文、算术、习字、体操等科;技能课主要包括园艺、牲畜、手艺、音乐四科。该院还经常举办运动会、游艺会、修身演讲、艺科会演、英文会演、化学游戏等活动, 向社会展示教育成果, 深得社会各界赞赏。

2. 主要体育思想。

徐一冰一生积极投身于体育教育实践, 同时还从事学术研究, 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体育思想。徐一冰的体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体育为救国之首冲”。徐一冰青年时期, 正值外敌不断入侵, 清朝腐败软弱, 民族处于危难之中, 他决心从事体育事业, 以达强种强国的目的。他的诗作“乙巳走东瀛, 立志挽文弱。归挟武士魂, 海上腼秉铎”[6], 就表达了他赴日留学、体育救国的想法。他认为, “值此有强权无公理之世界, 非持武力, 实难生存, 欲有强大的武力, 则非有强壮之体魄不可”, “一个人体质强了, 在农民则生产丰, 工人则制作精, 商贾则通有无也便, 士人则脑筋灵活, 易于创作。故一世一事, 莫不有赖于健康之身体, 强国必须强种, 此之谓也”, “体育不讲, 人种不强, 国将安赖”, “救国之策, 虽有多端, 我意体育救国, 当为首冲”[7]128。可以看出, 这是一种“体育救国论”。虽然体育不是救国的主要手段, 但可以感受到其爱国报国的热情。

第二, “教育之本, 体育为先”。他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开宗明义道, “强国之道, 重在教育;教育之本, 体育为先”, “古往今来贤人志士, 其能负荷艰巨、忍耐艰苦、建伟大事业于世界者, 虽其德行才学之所致, 然究其所以能勇往直前、殚劳竭智、贯彻初终, 要皆恃有健康强固之身体, 坚韧不屈之精神”。他反复强调健康的重要性, 以揭示其在教育中的地位。他撰文指出:“体育之原理, 为保存人类之健康。人生之天职, 仍须经营一切事业, 俾有益于国家社会, 此一天职非有健康的身体不可。体育正是维护吾人身体健康之法, 实为教育上及事业上之根本, 吾人处世立身之道。”[8]从而他认为体育是“强国之道, 教育之本也”。他意识到体育事关国家、教育之大局, 为此终生致力于所选择的体育教育事业, 并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第三, 兵式体操不同于体育。清末民初实行军国民体育政策, 推行兵式体操, 使学校体育几乎沦为军事训练。徐一冰身为体操科教师, 赴日留学时也接受过兵式体操的训练, 但对把兵式体操作为教材编在体育课程中, 则表示怀疑。他认为, “兵式教练, 属于军事方面, 国家备有专门, 所以防御外侮。故其训练目的, 无非攻占杀伐, 本非学校体操保存健康之普及法也”, “凡恃武力以为解决天下事端者, 乃强凌弱, 众暴寡, 以致灭国之术, 杀人之法层出不穷, 使崇尚公理者, 反崇尚武力;崇尚道者, 反崇尚武力, 这正是人人威避的、变质的军事体育”。徐一冰反对兵式体操, 除了兵式体操教员多为兵士充任, 其旧式军人作风给学校体育带来不良影响外, 还因为兵学比较深奥, 不适合小学儿童及正在成长的青年。即使有志青年愿投军从戎, 为国效命, 可在学校求学时, 先循序渐进, 锻炼好健全的体格, 再转入军校专门学习, 才是正途。也就是说, 兵式体操与体育不同, 前者属于国防训练的组成部分, 后者为学校教育之一环,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第四, 主张对学校体育进行改革。他在观察、总结当时学校体育开展情况的基础上, 1914年发表了《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 提出了统一体操和游技教学、取消兵式体操、增加国术内容、建立体育学校、设置学校体育管理人员、女校体操课由女教师担任等六个方面的建议, 对学校体育进行改革。这些措施, 在当时的社会和教育环境下, 实属远见卓识, 且难能可贵。

三、徐一冰的影响及评价

徐一冰自幼喜诗文, 尤好武事, 青年时赴日学习体育, 回国后主要从事于体育教育事业。他创办体操学校, 培养早期体育师资;创办体育刊物, 宣传近代体育文化;加入同盟会, 支持学生参加反清革命;毁家创办孤儿院, 从事儿童教育和慈善事业,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才停止了终生奋斗的事业。

徐一冰由于其贡献和影响, 被人们尊称为“徐师一冰”。1914年6月, 国民政府教育部授予他一等金质嘉禾章和“思教无穷”匾额。同年11月, 江苏巡抚奉大总统令授予七等嘉禾章。1988年, 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人民为纪念他, 将新建造的游泳馆命名为“徐一冰游泳馆”, 其子作家徐迟撰写碑文, 女婿伍修权为游泳馆题词。

徐一冰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体育教育家, 也是一位革命者和爱国者, 是清末体育专业留学生群体中的优秀代表。作为清末民初时期的体育教育家, 尽管一些观点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局限, 但其品德、事业心和奉献精神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其42年短暂的奋斗历程, 在中国体育教育史上留下了一段珍贵的记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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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竞存.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郁达夫留日家书和诗稿 篇11

多年来，母亲交我的这叠照片因几经迁徙，已经无从寻找。去年因举办名家手稿展览，我去信请问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达夫叔的九封家书原件是否还在？得到图书馆肯定的答复，并应我的要求寄给我全套复印件。

郁达夫青少年时期留日8年，为何只有9封家书呢？从信中内容看，几乎每封信都有达夫新作的诗，估计当时母亲是为了学诗，为了要保存诗稿才把信保存下来，其余的信当时就毁去了。

1913年父亲（郁华烈士）二次东渡日本，带了刚刚结婚的20岁的母亲陈碧岑和幼弟郁达夫（当时叫郁文）同去，在东京租屋住下。父亲是当时大理院派去考察司法的，达夫叔入校学习日文，母亲后来也入女子家政学校。晚上各人功课完毕，在灯下兄弟二人谈古论今，吟诗联句，母亲也跟着学习作诗。后来母亲跟父亲回国以后寄达夫诗中有思念此时生活之句：“何日小屏红烛底，相将斗句理盘餐。”达夫叔9岁能诗，15岁入杭府中后不断写诗，还匿名向各报投稿。到日本一年以后剩下他一人，他很不容易地考入第八高等学校，虽然是学医，后来学经济，但给兄嫂的家书中几乎每封信都有诗。如：

昔年作客原非客，骨肉天涯尚剩三。

今日孤灯茶榻畔，共谁相对话江南？

对于母亲来说，在东京的一年是她的启蒙黄金时代，直到老年她还常常对我们说起。父亲自回到北京后因公事繁忙，与留在日本的幼弟通信则大半是母亲的事了。她不顾自己没有正经读过书，仍学着写诗寄达夫，如：

犹忆他乡同作客，那知今日独思君。

一家羁旅留京国，千里音书望暮云。

达夫立即和原韵酬答：

定知灯下君思我，只为风前我忆君。

积泪应添西逝水，关心长望北来云。

三叔把嫂嫂当作亲姐姐看待，而把长兄当作严父。他有时偷偷问嫂嫂多要点钱花，有时把为女性所烦扰而作的诗写给嫂嫂看，又注明“慎勿为曼兄见”。这一年正是到名古屋入“八高”后的1916年，也就是《沉沦》中主人公20岁时所经历的生活。长兄对他爱之深，责之严，他的得意经常要被扼制；如信中说：“曼兄再三戒弟以勿骄，前年弟曾有百钱财主笑人之习，近且欲对黄狗亦低头矣。前次狂言，唯向我亲爱之兄嫂言之，以示得意，决不至逢人乱道也。”他还写很长的信教长嫂学诗，发一通对唐诗和唐以后诸家的议论，从议论中可以看出，他早年喜欢清初吴梅村和王渔洋的诗，至于说“闺阁中人”不宜如何如何，倒并非特别轻视妇女，而是反映那个时代和他本人对女性美的看法。以上也只是他早年的见解，其后他转而寝馈宋诗，晚年也爱黄仲则，并且逐渐形成他自己的独特风格了。他在一张明信片中写了《奉寄》这样一首诗：

谁从乱世识机云。兄弟飘零几处分。

天下英雄君与操。富春人物我思君。

如今公论尊经济。敢把文章托盛勋。

记取当时灯下约。阿连有力净河汾。

千九百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作

达夫虽然从青少年时期就经受悲苦寂寞，具有特别忧郁的气质，但时时总也离不开忧国忧民。这首诗就颇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即使在招来“颓废作家”头衔的早期代表作《沉沦》中，也执著地贯穿着对祖国贫弱的呼号。他在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每有弃此红尘，逃归山谷，作野人想。是以日日课余后，跑三里余路至八事山（在名古屋西乡）散步，藉一得生人趣。近则以普度众生为心，即贫者病者，欲使之不贫不病。是以有暇辄埋头于书卷中，欲求得一真学问，使能用之于实事也。然脑病作矣，吁！弟不得不为天下苍生哭！……”

达夫叔终于在远离故国的苏门答腊死得那样惨烈，绝非偶然。在他殉难前不久的诗中已表明了与他早年的抱负相同但更为成熟开阔的心胸：

天意似将颂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这9封信是三叔从18岁到24岁时写的。说也奇怪，这里面几乎已经现出贯穿他一生的气质、爱好、才华以及对家乡祖国的思恋、烦闷、苦恼、思想矛盾……他十二三岁就喜欢写诗，十五六岁在杭州读书时曾投稿《神州日报》发表过诗，在日本时期从刚刚进入“八高”的1915年，就在校友会杂志以“春江钓徒”笔名发表诗作，尽管他开始是学医的，但后来在《新爱知新闻》和《太阳》杂志等当时诗坛权威严格选稿的刊物上发表过数以百计的诗作。从信中可看出他是按捺不住胸中沸腾着的情感，才形之于诗的。最后直到他晚年（说晚年，其实只40多岁）在印尼隐身流亡期间，再也不可能发表作品时，他仍然以写诗为难忍的痛苦之唯一寄托。

郁达夫的文学生命以诗开始，以诗告终。我曾读过日本稻叶昭二先生著《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的中译本（浙江文艺出版社），其中对于郁达夫自1913—1922年在日本期间的一切学习（包括课程表和考试成绩）、生活、发表作品、交友、从师、住宿等等都提供了翔实周密的资料，乃至日本文艺界人士在30年代到上海、杭州以及郁达夫于1936年再到日本的相互交往和友谊，都有当事人的第一手记述。此外，稻叶昭二先生和其他几位日本学者还有不少关于郁达夫的研究专著，如铃木正夫曾专程去印尼为郁达夫之死作过调查，证明郁达夫确为日本宪兵残酷杀害，铃木正夫还将调查结论于1985年在富阳举行的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正式公布。他们都把郁达夫作为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作家而又与日本有着那么密切的关联当作一个有国际影响的事例，但郁达夫却又是在侵华战争结束时死于日本宪兵之手，这是个悲剧。

稻叶昭二的书引用了大量资料，也包括关于我父亲的，父亲用的笔名我也是第一次知道。1909年父亲在日本留学时，写过东京竹枝词40首，以六郎、井久计云、郁庆云等笔名发表于《太阳》杂志，当时日本著名汉诗人森槐南给以很高评价，于是小弟弟达夫也跃跃欲试地模仿而又更出新地写出《日本竹枝词》12首，在《新爱知新闻》汉诗栏以《日本谣》为题发表。当时的日本汉诗盟主服部担风附了这样的评语：“郁君达夫留学吾邦犹未出一二年，而此方文物事情，几乎无不精通焉。自非才识轶群，断断不能。《日本谣》诸作，奇想妙喻，信手拈出。绝无矮人观场之憾，转有长爪爬痒之快。一唱三叹，舌挢不下。”据稻叶先生说：“服部担风对郁达夫就如同藤野先生之于鲁迅。”在“八高”时，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据稻叶先生查考，在预科毕业成绩官报中，郁文的名字列入丙类34人中的第28位，可是所有接触他的同学都一致说他“语学能力超群，爽快而机敏善辩”。当时除日语汉语外还要学英语、法语、德语。据说教他德语的对日本文学有很深造诣的老师阿诺德·哈恩先生，经常在课上课后和达夫用德语“畅谈些什么，快得大家都听不明白”。达夫在他自己后来写的回顾中说：“在高等学校里住了4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加起来总有一千部内外。”而当时也在日本留学却比他小的冯乃超，曾听学校附近的旧书店老板说，达夫的买书读书量极丰富，常把读完的新出版的原著拿来卖掉，再买走一些新书。

达夫从青春时期就有出世、入世，悲观、革命的矛盾思想。他对于国家贫弱、军阀内战、留学生在外受辱痛彻于心，但又自卑：“天下大事非白面书生之所当言。”可是他几乎每封信都关心着国家大事：“只恐故园戈未息，烽烟缭乱怯登楼。”他对于日本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学、人物友好，从17岁开始到成熟期就有深深的爱恋种在心里，但对于日本帝国居高临下，把中国当作劣等民族的那种统治观念又憎恨得咬牙切齿，最突出的事例如他最爱读佐藤春夫的早期作品，后来直到上海互相往来且成为好友，但是当战争开始佐藤春夫以郭沫若为原型写了《亚洲之子》发表，为军国主义的东亚共荣骗局张目，达夫恨得立即回敬他一篇《日本的文士与娼妓》，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My Uncle’s Poems Written In Japan

By Yu Feng

The year 2006 marked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my uncle Yu Dafu (1896-1945). His literary career started and ended with poems. I write this article in his commemoration.

My mother had kept 9 letters sent home from Japan by my uncle for more than 40 years until she donated the letters to the Beijing Library in the 1960s. The library photographed the letters and gave her a batch of photocopies in memory of the letters. She hid the photos well that they survived the calamitou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when our house was illegally searched and property confiscated. A few months before she passed away in January, 1982, she gave me twenty 8-inch photocopies of the letters in a thick envelope which she made decades before.

Unfortunately I lost them as I have moved several times since the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exhibition of literary masters?manuscripts last year, I wrote to the Beijing Library asking whether it still had the original letters. The answer was affirmative and the library sent me a complete set of copies at my request.

My uncle spent eight years in Japan. Why are there only nine letters left? Given that each of these letters contains poems, my conjecture is that my mother waned to learn how to write poems so she kept the nine letters with valued poems. Other letters were not kept.

In 1913, my father Yu Hua went to Japan again on a government mission to study the Japanese legal system.He traveled to Tokyo with my mother, who was 20 years old and had just married my father, and his younger brother Yu Dafu. They settled down in a rented house. Yu Dafu went to a school to learn Japanese and later my mother studied domestic economics at a women’s school. In the evenings, the two brothers would chat at home about nearly everything and then compose poems. Later my mother learned to compose poems too. One year later, my father and mother came back to China, but Yu Dafu stayed in Japan to further his study. He first studied medicine and later switched to economics. He wrote back to my father and mother regularly.

For my mother, the year in Tokyo was a year of enlightenment. In her twilight years, she often talked about the year in Tokyo. She also explained why she wrote to my uncle. She said my father was so busy with the government work that he asked her to write to their younger brother in Tokyo. Yu Dafu treated my mother as a sister and the elder brother as a strict father. Sometimes he asked my mother for some pocket money and now and then he confided in my mother about his unhappy romances in Japan.

The nine letters wrote over a period of 6 years from the year my uncle was 18 to the year when he was 24. Oddly enough, his early poems highlight nearly all major facets of his life: a burning passion, literary gift, personality, nostalgia for the homeland, frustrations, and contradictory thoughts, etc. My uncle started writing poems at 12. When he studied in a middle school in Hangzhou, ca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his poems were published in local newspapers. In Japan he continued writing poems. In 1915 his poems were published in a school magazine. Later, he had hundreds of poems published in authoritative newspapers and poetry journals in Japan. Before he was executed in his late forties in Indonesia, he wrote poems even though it was impossible to publish them.

Some Japanese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thorough studies 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my uncle. From their researches, I am able to know more about his life and poems. A Japanese scholar traced all the details of Yu Dafu’s life from 1913 to 1922 in Japan and his life as a writer back in China. The book records such details as his curriculum schedules, school report cards, everyday life, a list of his published works, friends and teachers and residences. The book also contains first-hand narrations of Japanese writers and artists who visited Yu in Shanghai and Hangzhou in the 1930s and Yu’s 1936 visit to Japan. A Japanese scholar went all the way to Indonesia to investigate Yu’s death there. He concluded that it was Japanese gendarmes that killed Yu Dafu in 1945.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 was disclosed at an academic seminar held in Fuyang in 1985 in memory of the fortieth anniversary of my uncle’s death. Japanese friends regard Yu Dafu as an important writer in China’s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and also an international writer with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It was a tragedy that Japanese gendarmes killed Yu in the last months when Japan’s invasion into China was about to end.

According to Japanese scholars, Yu Dafu’s poems were highly evaluated by Japanese poets of that time. Some of his classmates recalled that Yu Dafu had a gift for language though he got poor scores for other subjects. During the four years in the high school in Japan, he studied Japan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In his own reminiscences, he wrote that he had read 1,000 novels in Russian, German, English, French, and Japanese during the four years.

As he spent his formative years in Japan, my third loved the country as testified by his friendship with many Japanese people and his passion for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lifestyle, but as a Chinese he hated the way Japan treated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清廷政策与留日大潮的形成 篇12

也许没有什么比痛苦的刺激更能让中国人觉醒, 失败的耻辱成为了中国人最好的良药。严酷的外部压力, 直接威胁着中华民族的存亡绝续, 人们终于意识到时局的严重性、自身的落后性和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础上, 康有为也有针对性提出了“以强敌为师”的口号。

在甲午战争之前, 中国人压根儿就不重视日本。这个漂浮在外洋上的孤零零的岛国, 一直被中国人看着是自己的政治藩属和文化附庸。而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政治改革。“明治维新”被称为“人类史上的一桩‘灵迹’”, 经历“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变得异常强大, 并打败了作为“文化导师”的中国, 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日本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原因使日本产生了质的飞跃?日本的崛起有哪些地方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带着这一系列问题, 中国人把惊异和羡慕目光转向东方, 开始了学习日本、了解日本的历程。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按古今中外各国, 立教养之规, 奏富强之效, 原本首在学校。今日本师泰西教养, 培育人才, 居然国势振兴, 我国胡不可亟力行之?一语为之曰:不修学校, 则人才不出;不废贴括, 则学校虽立, 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2]261当时封疆大吏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认为日本兴盛的奇迹, 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日本, 小国耳, 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夏本、陆奥诸人, 皆20年前出洋之学生也, 愤其国为西洋所胁, 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 或学政治工商, 或学水陆兵法, 学成而归, 用为将相, 政事一变, 雄视东方。”日本的崛起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榜样, 当时朝野上下几乎一致认为应该效法日本, 维新变革, 奋发图强。

“出洋一年, 胜于读西书五年, 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 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3]38中国战败后, 出洋求学的必要性成为了全国上下的共识, 而至于出洋去哪个国家求学, 则又几乎一致以日本为宜。因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业已成效卓著;而日本在吸收了西欧近代学术之后又进行了过滤和创造性转化, 西方各种学科在日本已灿然完备;当然更重要的是, 到日本留学有着地理上的便利条件。张之洞在《劝学篇·游学》中说得甚为详明:“致游学之国, 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 可多遣;一去华近, 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 易通晓;一西书甚繁, 凡西学不切要者, 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事风俗相近, 易仿行, 事半功倍, 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 再赴西洋, 有何不可?”因此最后得出结论说“取径于东洋, 力省效速。”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法考序》中也赞成此说, “其守旧之政俗与我同, 故更新之法, 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 “彼与我同文, 则转译辑其成书, 比译欧美之文, 事一而功万矣。彼与我同俗, 则考其变政之次第, 鉴其行事之得失, 去其弊误, 取其精华, 在一转移间, 而欧美之新法, 日本之良规, 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

而学习日本, 最切实的办法莫如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在失败中终于觉醒过来的清政府, 这时候对于留学再也不是泛泛地提倡, 而是借鉴各国经验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实实在在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实行“诱”与“堵”的结合, 把莘莘学子引向了留学的轨道。

首先, 清廷许诺, 不论官费生和自费生, 只要学成回国, 经考试合格, 一律赏赐进士出身或举人出身头衔, 提高学成归国者的身份和荣誉。《清稗类钞》中说“科举时代之进士、举人, 略如欧美日本之学位。宣统乙酉, 学部奏酌拟考试毕业游学生章程, 中有分等给奖一条, 列最优等者奖给进士, 列优等、中等者奖给举人。各冠以某学科字样, 习文科者称文科进士、文科举人, 他科仿此。”[4]1678在现实中不乏典型事例的证明, 1911年9月, 章鸿钊和丁文江参加京师学部举行的留学生考试, 两人皆以最优等成绩获得“格致科进士”学衔。

其次, 清政府大力鼓励自费留学。当时中国留学教育, 就经费来源划分, 有国家官费生, 各省官费生和自费生三种。官费生虽由政府筹措经费, 但是在当时连年割地赔款的历史语境下, 因为国库空虚, 经济拮据, 所以名额不多;而国家百废待兴, 对人才的需求量却很大, 所以政府大力鼓励自费留学。清廷规定, 自费生和公费生并非一成不变的, 自费生假如发奋努力, 能够考入国家急需的学科和专业, 还可以变为公费生, 实现乌鸦变凤凰的华丽转身。

假如说, 这些政策是“诱”的话, 清政府还出台了一招“堵”的政策, 那就是废除科举, 从而逼迫学生留学。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 只要科举存在, 人们就会奉“四书五经”为圣人之教, 斥“西学”为野狐禅, 把精力和兴奋点都集中在对进士、举人等学衔的拼搏上, 对新式学校和出国留学等新生事物则不感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说, 科举制度客观上成了新式教育发展的障碍。因此, 清政府在1905年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 断绝了他们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道路, 使他们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现实, 抛弃原来的价值目标和思想观念, 为人生重新定位。

因为社会舆论的支持、政府相关政策的鼓励以及现实生活的逼迫, 出洋留学在20世纪初终于形成了一股热潮, 和此前1872年首批幼童留美时的寂寥落寞形成鲜明对比。留学人员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也随着留学热潮的兴起而水涨船高, “中国某些人对西学的诋毁……在日本战胜中国以后的十年中, 这种态度让位于重现出洋留学, 其重视程度使留学不但对一个人在官场的晋升有好处, 而且成了晋升的关键性条件”[5]404。秋瑾在给她大哥的信中也指出:“今日世界谋事, 非知洋务不可;若能出洋留学数年, 谋事较易。”可见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 出洋留学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身份资本”, 能够给知识分子带来切身的利益和光明的前景。在清末, 把优秀的洋学生与进士、举人同等看待;而在民国之后, 有过出洋留学经历的教师在待遇上往往要高于国内培养的同等学力者。在助教和讲师职称阶段, 国内学历尚能担任;但副教授、教授等高级职称, 国外的留学背景则成为了分量极重的筹码。

在当时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中, 中国人留学目标地主要是日本。留日学生不仅人数众多, 所学的专业也很广泛, 并且还频繁开展了各种社会活动。因此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 留日学生都超过了赴欧美的留学生。1896年, 中国学子开始留学日本, 尽管最初的留日学生只有13人, 但以后人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据考证, “1899年增至二百名, 1902年达四五百名, 1903年有一千名”[6]1。1905年, 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 这种“以小胜大”、“以东胜西”、以黄种人胜白种人的结果, 再次给了中国人以极大的震撼;而就在这一年, 中国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也被废除, 中国士子断绝了科举晋升之路, 所以接下来的“1906年是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 共达一万三四千或二万名之谱”, 形成了一个高峰。1907年留日学生达也达到了万人以上。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 仍然有5934人负笈东洋。而朱光潜在1930年写的《谈出洋留学》一文披露, 当时在美国和法国的留学生大约有2000人, 在其他欧洲各国的留学生有1000人左右。这组数据对比, 有力地说明了当时日本成为了中国留学生输出的重镇。据日本研究中国留学史的学者实藤惠秀统计, 自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开始, 到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为止, 在42年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总计达5万余人。

应当说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中国留日学生群体在世界留学史上规模都是空前的。尽管其中鱼龙混杂, 许多人上的是速成班而接受非正式教育, 在整体上影响了留日学生的水准和声誉, 但是前后相续几十年的留日浪潮, 毕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极为宝贵的人才, 造就了一支庞大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摘要：自1896年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开始, 清廷出台了一系列积极鼓励莘莘学子出洋求学的政策。因为“取径东洋, 力省效速”, 所以日本成为了中国学子留学的重镇。尽管留日学生鱼龙混杂, 但这一群体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清廷政策,留学日本,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 (上册) [M].中华书局.1981.

[2]郑观应.郑观应集 (上册) [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张之洞.劝学篇[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4]徐珂.清稗类钞 (第四册) [M].中华书局.1984.

[5]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 (下卷)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