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理论

经验理论（精选12篇）

经验理论 篇1

瑞士资源贫瘠而社会经济发达，主要原因在于瑞士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瑞士联邦自1221年8月1日成立以来，其“发展经验”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孕育时期（十六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在这一阶段近四百年时间，瑞士经历了原始的资本积累时期；第二阶段：形成时期（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在这一阶段，瑞士政府认识到自身地形地貌以及资源禀赋的现实约束，注重精细、高端化的工业发展，并着重培养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和科技创新能力；第三阶段：发展时期（二十世纪中叶叶至今）。二十世纪后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的来临，以及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瑞士经济逐渐转入新的发展轨迹，其注重高新技术、旅游服务等产业的发展，为瑞士经济发展注入的新的活力。

一、“瑞士经验”的孕育期

（一）永久中立的政策选择和外交理念

追溯瑞士的历史，由于地形地貌的特殊性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早期的瑞士人民生活艰苦，致使瑞士各阶层人民在对抗各种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互相协作；同时为了反抗外来侵略，瑞士人民齐心协力、携手对外，正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使得独立、民主以及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形成了瑞士确立永久中立政策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源泉。

1815年，拿破仑帝国的解体以及维也纳会议的召开，确立了瑞士永久中立的地位，这种政策的选择既是瑞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需要，也是国际社会中，相关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一方面，对于一个夹在强国之间的小国而言，确立中立地位，是瑞士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必要前提；另一方面，瑞士获得永久中立地位是欧洲各国博弈的结果，符合各利益主体需要。

（二）瑞士经济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

1. 闻名于世的钟表业。

钟表业是瑞士的支柱产业之一，以其复杂的部件、精湛的技术而闻名于世。瑞士钟表业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时期。当时，大量钟表工匠来到瑞士，从而为瑞士钟表业发展奠定了工艺基础。到十七世纪七十年代，钟表工匠将“平衡弹簧”技术应用于瑞士手表之后，有效地克服了计时精度不高的问题。至此后的100年时间里，瑞士先后于1690年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只双针手表，1770年第一代自动上弦表问世，1776年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只三针手表，至此确立了现代手表的基本结构。

到十九世纪末，在瑞士钟表业问世的300多年里，浓厚的钟表文化氛围和超高的工艺技术使其始终引领着世界钟表行业的发展潮流，长期占据着世界钟表业的主导地位。瑞士钟表业的闻名于世，不仅为该行业未来发展夯实了基础，也为瑞士工业技术的改良和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更为政府制定后期工业精细化、高端化发展战略提供了崭新思路。

2. 基础深厚的纺织业。

一定程度上看，瑞士工业起步于十四世纪纺织业的出现，但十七世纪以前，瑞士纺织业一直处于缓慢发展之中，并未有所建树。直到十六世纪中叶，瑞士人从意大利和法国引进丝织与花边制造技术，并与自身纺织工艺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瑞士自身特色的纺织技术，该产业才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加之十七世纪初，宗教改革难民涌入所带来的细纺和平纹纺，将瑞士纺织业发展推向了新的时期。

从发展历程来看，瑞士纺织业的出现，不仅仅只是为瑞士经济的腾飞积累了必要原始资金和技术，更重要的是纺织业的发展，为瑞士其他产业的萌芽和成长提供了“温床”，如染料的研制带动了化学工业和医药产业的出现，而纺纱机的出现则促进了机械制造业和装备业的萌芽，从而推动了瑞士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3. 世界先进的银行业。

瑞士银行业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十三世纪佛罗伦萨商人在日内瓦从事金钱的交换生意。然而，瑞士银行业获得跳跃式发展，则是源于十六到十七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大量新教徒的涌入，这些宗教难民，大多是富有的银行家或精通银行业务的管理人员，其所携带的资金和管理技术为瑞士银行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使得瑞士银行业在短期内有了质的变化和发展。

到十八世纪以后，由于长期的商业贸易和金融交易，使得瑞士银行业空前繁荣，这一时期日内瓦成立了瑞士第一个交易所，成为与巴黎、伦教的交易所齐名的欧洲古老的交易所之一。进入十九世纪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冶炼、制造、铁路等产业迅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空前扩大，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瑞士银行业的发展，并促使新形式的产生，即大型商业银行。瑞士银行业的出现，来源于其长期繁荣的商业贸易，而银行业的蓬勃发展，又为瑞士的商业贸易带来了新的契机。二十世纪之前瑞士银行业不能简单地看作是金融业的一个分支，它的发展更是为瑞士后来的工业精细化发展、人力资本开发、科技创新等一系列措施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撑和最原始的资金积累。

二、“瑞士经验”的形成期

（一）切合基本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

瑞士整个产业结构都与该国的区位特征、地形地貌以及资源构成相匹配。由于地处欧洲内陆，瑞士内无一公里海岸线，也不处于交通枢纽，全境多山，这使得瑞士在经济发展路线的选择上，必须克服产品运输的成本劣势，注重工业制造精细化和专业化，大力发展金融、旅游等产业。瑞士拥有两大主导产业群，其一是以传统的食品加工、钟表、化工医药、纺织业、机械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该产业产品注重品牌，附加值高；其二是以旅游业、金融保险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其中约70%的在职人员效力于该行业。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瑞士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这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和结合本国自然地理、区位环境以及资源禀赋，所形成的合理有效的产业发展战略。

（二）注重与本国经济匹配的人力资源开发

瑞士是人口稀少，但其教育网络体系却高度密集，包括2所联邦工业大学、10所综合性高校、20多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以及众多专业职业学校，这些高校在国际上均具有良好声誉。瑞士教育体系的最大特色在于：高中比例小，职业教育比例大，推行企业培训和成人继续教育，同时在其大学教育中，十分重视与该国经济发展的匹配，注重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瑞士在经济上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该国独特的教育体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与该国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科技创新能力、素质良好的人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今地区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的开发，而教育则是人才的“孵化器”，因此，良好的教育科研体制以及教育网络体系，对于地区发展而言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实行产业结构多元化发展

经过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200年的原始资本积累，加之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深远影响，到十九世纪前半叶，瑞士已然成为一个工农业均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进入二十世纪电气时代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瑞士很多传统产业不再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如二十世纪中叶大量涌现的电子表，致使瑞士钟表业受到严峻挑战。面对这一情况，瑞士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以期实行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1980年，瑞士农业占全国G D P比为4.24%，工业为50%、服务业为45.76%，到1990年，各比例变为：2.3%、31.3%以及66.4%。由此可知，以金融、旅游等为主的第三产业逐渐成为瑞士经济的核心。

（四）强调经济发展的社会效益

瑞士在经过十六到十八世纪末近300年的原始资本积累，以及十九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但经济的发展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效益的提高，只有通过宏观政策的干预和调控，将经济收益为多数人共享，才能真正提升社会效益，也即“国强民富”。

为此，瑞士一方面建立完善的高福利社会保障体系，注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具体而言，一是建立广覆盖的保险制度，如失业、医疗、意外事故保险以及社会救济等。据统计，1995年，瑞士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 D P比例为9.3%，人均医疗卫生支出费用为4308美元（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官方网站），居全球最高；二是缓解贫富差距问题。瑞士实行累进个人所得税制，力图达到高收入者多交税，低收入者少交税的目的，同时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也加大了对低收入者的补贴和援助；三是控制失业率。瑞士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旅游、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等第三产业，加快了对因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较好控制了失业问题。据统计数据显示，1983年瑞士失业率仅为0.9%。另一方面瑞士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注重环境的保护。瑞士全境主要以山地为主，森林覆盖率为30%，山清水秀。在此背景下，瑞士人逐渐形成了强烈的环保意识，加之政府的大力宣传，进一步规范了瑞士人对环保的行为准则。

三、“瑞士经验”的发展期

（一）从工业社会到服务业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新科技、新技术（如电子、原子能、航空等）得到广泛应用，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致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迅速增长。在此背景下，瑞士经济出现了长期繁荣景象，其第三产业占G D 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至此，瑞士从工业社会一跃成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社会态势。其特征主要有：首先，农业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一方面，二战后，瑞士农业就业人员急剧减少，从1950年的48.6万人（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1%），变为1985年的21万人（占就业人口总数的6.6%），再到2012年，该项数据变为16万（占就业人口总数的4%）。另一方面，瑞士主要农产品产量显著提高，1955年，瑞士牛奶与小麦的产量为282.5万吨和32万吨，到1980年这两种农产品产量变为368万吨与37万吨，再到2007年，变为400万吨和53.6万吨；其次，工业部门结构变化明显。二战后，由于世界经济重建，急需大量机器设备，使得瑞士传统工业部门比重下降，而机器制造和化学医疗等工业比重上升；最后，服务业发展迅猛。二战后，瑞士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来源于战后经济的重建和复苏对商业、金融资本、运输业的迫切需求，更重要的是人们不断创造的新需求，如就业信息、法律咨询、医疗卫生、旅游等，从而推动了瑞士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改变了瑞士的社会经济结构。

（二）产业集群促进集约化发展

瑞士经济的快速发展来源于其产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而产业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瑞士优势产业的集群化发展。瑞士基于产业集群所形成的集群化、集约化发展已然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器。其一，就金融业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瑞士已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其国内该产业集群化程度高，设施完备，加之其多语言、多文化交融等优势，使其金融产业集群实力十分强大；其二，就钟表业而言，瑞士钟表业除了在早期的日内瓦地区形成集群式发展，在西北的汝拉山区的城市，如拉绍德封、比尔、纳沙泰尔等，对钟表的生产进行了精细化分工和专业化组装，也形成了瑞士钟表业新的产业集群区；其三，就化工医疗业来看，瑞士该产业集群现象明显，并且这种产业的集群发展不仅表现在产业向同一地区的集中，更表现出该产业的垄断现象凸显，如罗氏、诺华等。另外，瑞士还存在许多高新技术产业群（如苏黎世）、机械制造产业群（如温特图尔）等，这些产业的集群经济模式，逐渐成为瑞士经济发展的新的亮点和源泉。

（三）外向型经济

瑞士由于独特的自然条件决定其经济发展的外向性。二战结束后，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建和经济的恢复，使得瑞士这种外向性更为明显。自二十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末，瑞士外向型经济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外贸易。一方面，由于瑞士自然资源困乏，其生产生活所需的大量原料和能源依赖进口，如皮革、橡胶等；另一方面，瑞士长期对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高度重视，使其在工业技术应用和工业产品生产方面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二战后，其跨国企业和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更大大提升了瑞士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扩大了瑞士产品的国际需求。据统计，1980年，瑞士货物和服务进口总价值占G D P百分比为44.6%，出口占比为40.8%，到2013年，这两项比例变为60%和72.1%（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官方网站）。二是资本输出与输入。一方面，瑞士地理区位的局限性造成了其工业发展空间的有限性，致使瑞士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为其多余资本寻找对外投资机会，而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建，为瑞士多余资本提供了资本输出的良好契机。据统计，1951年瑞士资本输出为23亿美元，而到1972年，则增至560亿美元1；另一方面，在瑞士加大资本输出的同时，国外资金也大量投入瑞士各产业之中，其中化工、金属加工、金融等产业成为了各国投资重点，这对于瑞士工业技术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

（四）生态文明

二十世纪后，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精神世界和居住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战争使得家园的重建、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重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恢复，都付出了极大代价；另一方面，对于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瑞士，更深刻地感知到建立和保护美好家园的重要性。另外，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空气、水土等污染，核威胁、生态失衡等现象频发，使得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成为人类社会最为关注的命题。而对于瑞士特殊的地形地貌条件以及旅游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就变得尤为重要，因此，瑞士早在十九世末到二十世纪初，就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政府开始明确土地的使用功能，界定农业用地和非建筑用地，以保护农村土地和各天然景观不受破坏。至此开始，瑞士的环境保护从人民意识，到法律约束，再到具体实践建立起了一道坚固的防护墙，为瑞士这座“世界花园”提供了良好保障。

参考文献

[1]赵剑英.瑞士百年表业如何占据市场制高点(上)[N].经济日报,2007-4-11(15).

[2]丁智勇.促进瑞士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J].国际观察,1997(6):40-41.

[3]马丁.浅析瑞士银行业发展的原因[J].史学月刊,2007(3):69-70.

[4]张迎霞,林常春.瑞士经济发展对承德发展的启示[J].知识经济,2010(5):73-74.

[5]高树军.瑞士科研体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08(6):49-50.

[6]方晓丘.瑞士经济发展启示[J].国外经济考察,1985(6):56-57.

[7]他石.瑞士联邦700年(1921~1991)[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160-162.

[8]任丁秋,杨解朴.列国志-瑞士[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61-162.

[9]宋芳.借鉴国外经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瑞士发展经济的主要做法和启示[J].财会研究,2007(10):73-74.

经验理论 篇2

直接的有目的的经验(指直接地与真实事物本身接触取得的经验，是通过对真实事物的看、听、尝、摸和嗅，即通过直接感知获得的具体经验)

设计的经验(指通过模型、标本等学习间接材料获得的经验。模型、标本等是通过人工设计、仿造的事物，都与真实事物的大小和复杂程度有所不同，但在教学上应用比真实事物易于领会)演戏的经验(指把一些事情编成戏剧，让学生在戏中扮演一个角色，使他们在尽可能接近真实的情景中去获得经验。参加演戏与看戏不同，演戏可以使人们参与重复的经验，而看戏是获得观察的经验)

(2)观察的经验，包括：

观摩示范(看别人怎么做，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知道一件事是怎么做的。以后，他可以自己动手去做)

野外旅行(可以看到真实事物的各种景象)参观展览(展览是供人们看的，使人们通过观察获得经验)电视和电影(银屏上的事物是真实事物的替代，通过看电视或看电影，可以获得一种替代的经验)静态画面、广播和录音(它们可以分别提供听觉的与视觉的经验，与电影、电视提供的视听经验相比，抽象层次更高一些)

(3)抽象的经验

视觉符号(主要指图表、地图等。它们已看不到事物的实在形态，是一种抽象的代表，如地图上的曲线代表河流，线条代表铁路等)

言语符号(包括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符号。言语符号是一种抽象化了的代表事物或观念的符号)

践行“行知理论”，关注儿童经验 篇3

[关键词]生活 儿童经验 行知理论

[中图分类号] G6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6）17-076

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不仅为当代教育指明了方向，还为广大教师开展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基于“生活即教育”——关注儿童生活经验

生活即教育，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变生活。生活教育倡导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生活是数学课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数学学习应当以儿童生活经验为基础。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亲自体验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用的过程。”在数学教学中，我们要多关注儿童生活经验，让数学更贴近学生。数学教学的内容、方法等都要联系生活，以儿童生活经验为生长点，围绕学生感兴趣的生活话题展开探讨，能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有所收获。

例如，在教学“两位数除以一位数”时，我首先设定了“两人一共买了46支铅笔”的生活情境，将“平均每人买了几支铅笔”这一数学问题融于生活情境。为了帮助学生弄清算理，先让学生联系实际，利用实物动手分一分，然后再结合分铅笔的过程列竖式计算，在计算中着重引导学生弄懂竖式中每一步的意义，从而结合操作过程明晰算理。结合学生生活经验的教学能带给学生浓浓的生活现实感，让教学更为高效。

以儿童生活经验为出发点的教学，使数学和生活联系更加紧密，让知识更贴近生活。

二、基于“社会即学校”——关注儿童社会经验

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是对“学校即社会”的批判与发展，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儿童终究要步入社会，因而，我们要及早关注儿童的社会经验，结合儿童已有的社会经验开展教学，让其获得更多的社会经验。

例如，在教学“小数的初步认识”时，我将教室布置成一个超市，超市里有书包、文具盒、铅笔、橡皮等学习用品，还有香皂、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每件商品上都贴有价格标签，我还邀请一些学生扮演导购员，其余学生在超市中参观、询问，并用模拟券购买心仪的物品。学生在现实的环境中自由观察，亲切交谈，不仅认识了小数，学会了小数的读写，还在模拟购物过程中锻炼了人际交往能力，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

我们不仅要在教学中根据实际内容创设一定的社会情境，还要组织学生到现实社会中去考察和体验。例如在教学“认识公顷”时，我带领学生到校外去考察，通过考察鱼塘、菜地、果园等，感受公顷的大小，还通过估算面积，感知土地的实际大小。学生在考察中愉快交流，不但获得目测、估算等社会活动的方法和经验，还提升了社会实践能力。

三、基于“教学做合一”——关注儿童学习经验

“教学做合一”倡导以做为本，做是学习的基本途径，也是儿童认知的基本方法，儿童的学习经验一般是在做中形成的。做是教与学的中心，我们要围绕“做”组织教学活动，基于儿童原有知识基础和学习经验，在教、学、做三者有机统一下提升儿童的数学经验。

数学学习经验的获得不仅仅通过空洞的说教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实现，要以探究性活动为核心，引导学生边做边思考，迁移已有经验，提升学习效率。例如，在教学“梯形的面积”时，我考虑到学生已经掌握了平行四边形和三角形面积的推导方法，形成了一定的学习经验，因此，我先引导他们回顾前面所学的内容，再给他们提供一组探究活动材料，让他们以小组为单位，展开合作学习。小组成员在讨论交流中将已有经验迁移到梯形面积的探究中，有的用两个完全一样的梯形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有的把一个梯形分成一个三角形和一个平行四边形，都求出了梯形的面积，经过分析、比较，最后还推导出梯形面积的计算公式。显然，通过组织学生对原有经验再概括，能使得学生的学习经验逐步深厚。

教、学、做的有机融合拓宽了学习渠道，丰富了探究过程，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积累学习经验，在循序渐进中将经验结构化。

富兰克林认为：“经验是个宝贵的学校，而傻瓜却从中一无所得。”让我们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以生活为源泉，以社会为背景，以活动为动力，基于儿童生活、社会、学习经验，践行生活教育理论，播种经验，收获经验，引领学生迈向成功。

杜威教育理论中的“经验” 篇4

“经验”是西方哲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经验是位于理性之下的概念，与理性相对立，且受到轻视。在人们眼中，经验意味着纷乱、庞杂、孤立、不定，而理性则高高在上。从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到近代的培根、洛克、康德，都对理性与经验有着精辟的论述，然而在这场论战中，“经验”似乎总是处于下风，被戴上了“零碎、片面、不可信”的帽子。理性主义者认为，经验是幻想与谬误的源泉，从而也是获得知识的障碍。传统哲学认为，理性是超出经验之外的一种达到普遍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的力量。柏拉图曾认为，经验是虚幻的，存在于现象世界之中，理性则是真实的，存在于理念世界之中。杜威对经验的理解与前人不一，他对经验作了一番改造，使经验概念受到了重视，重新解释了经验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杜威将“经验”发展成一个含义十分丰富和广泛的概念。它既指人，又指物;既指事，又指关系;既指所作所为，又指如何作为;既指活动，又指活动之方式。在杜威那里，不再那样神圣，也不再那样抽象，理性不是凌驾于经验之上的东西，而是一个寓于经验之中的东西;理性是经验的一部分，且在经验之中不断地修正、改变、完善着自己。“一盎司经验所以胜过一吨理论，只是因为只有在经验中，任何理论才具有充满活力和可以证实的意义”。“一种经验，一种非常微薄的经验，能够产生和包含任何分量的理论(或理智的内容)，但是，离开经验的理论，甚至不能肯定被理解为理论”。他认为经验的过程就是一个理性的过程，理性的过程就是一个经验的过程。这足以说明经验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二、杜威“经验”的丰富内涵

（一）“经验”是什么？

在杜威那儿，经验不再是通过感官被动获得的一些散乱的感觉印象，而是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机体不仅受环境的塑造，而且对环境加以若干改变，经验自身里面就含有结合组织的原理。我们对事物有所作为，然后它回过头来对我们有所影响，这就是一种特殊的结合。我们对校园进行打扮、美化后，它的每一角落所透露出来的文化、文明气息无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这是一种特殊的结合。师生之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老师对他的学生有所要求，有所期待，有所影响，也就是对他“有所作为”，学生(除了感觉器官缺失的学生)都会敏锐地觉察到的，然后他的心就会像明镜儿一样清楚，清楚他下一步该做什么，怎样去做，无需老师再指点。这也是一种特殊的结合，更是成功之教育所不可或缺的。作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经验是一个统一整体，它既包括能经验的人、人的精神状态，又包括人所经验的客体和对象。这样的经验如同生活一样，包罗万象。杜威不仅把经验等同于生活，而且把经验看作是生命活动的历程：“任何对于经验的考察必须符合这样一种考虑：经验意味着生命活动，生命活动的开展置身于并且本身也就是一种环境性的中介，而不是处于一个空的容器之中。何处有经验，何处便有一生命的存在，何处有生命，何处就保持有同环境之间的双重联系。”

（二）经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不只是有机体被动地受环境的塑造，还存在着有机体对环境的主动的改造。

经验是人的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的统一，是人的主动尝试与环境的反作用的结合。机体与环境是交互作用的。正如杜威所说：“经验包含一个主动的因素和一个被动的因素，这两个因素以特有形式结合着。”在主动方面，经验就是尝试，在被动方面，经验就是承受。单一的尝试的活动不构成经验，单一的承受的活动也不构成经验。就像一个孩子仅仅把手指伸进火焰，这还构不成经验，当他把手指伸进火焰这个行动和他遭受了疼痛联系起来的时候，才是经验。由此可以看出，经验是尝试和由尝试所带来的感受的统一。如果只有一个人的单纯的活动，而这一活动并未对主体产生什么影响，那么这种活动就不能称为经验。在尝试与承受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就是“经验”。与尝试毫无联系的承受或与承受毫无联系的尝试都不是经验。“从经验中学习”，就是在我们对事物有所作为和我们所享的快乐或所受的痛苦之间，建立前前后后的联结。

（三）“经验”更像一个动词，经验不再被视为感觉作用和感性认识，而是一种行为、行动、过程。

在经验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人们通常看重的结果，而是尝试、承受等做的行动：“经验变成了主要是行为(doing)的事情。”经验是实验的，是实践的，是尝试的。经验是经历在我们头脑中的组织、加工、感悟和提炼。我们经历着，所以我们经验着。经验就是人生活的经历，是人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是人与周围环境的一种相互依赖。它不仅包括人们做些什么和遭遇些什么，他们追求些什么，爱些什么、相信和坚持些什么，而且包括人们是怎样活动和怎样受到感染的，他们怎样操作和遭遇，他们怎样渴望和享受，以及他们观看、信仰和想象的方式。除此之外，我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等也是经验，经验就是人们的生活内容、过程和方法。经验既是经验的事物，又是经验的过程。经验不仅仅包含一些理性的因素，一些非理性的因素也涵盖在内;不仅仅包含一些感知的东西，也包含一些行动的东西;不仅仅包含一些有组织的因素，无组织的因素也包含在内。

（四）“经验”是动态的、发展的，它生长着。

有了生长的积累，经验才能成为真正有意义的经验。经验是发展着的，我们起初得到的原始经验经过后来的实践检验和反省思维的加工就会发展成为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经验。原始经验会在以后新的经验中得到改造和发展。经验的生长就如同一个人的成长、发展。

三、杜威“经验”的两个原则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

“经验”一词是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所在，它涉及两个原则，即连续性原则和交互作用原则。连续性原则是指，现在的经验产生于过去的经验，并导致未来的经验;交互作用原则是指，经验乃是个人的、主观的、内在的因素与诸如物质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经验”无疑在课程与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经验”的两个原则对于指导人们确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有很大的帮助。

经验的连续性原则说明了儿童的经验是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和生长着的，儿童现在的经验源于他们过去的经验，又会对他们将来的经验产生影响，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经验都在未来的经验中获得生命力。“经验的连续性原则意味着，每种经验既从过去经验中采纳了某些东西，同时又以某种方式改变未来经验的性质”。因此，所选教材必须适合儿童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兴趣和需要，教学方法必须与儿童每个阶段的身心发展水平相协调。也就是说，儿童的需要、兴趣和遗传素质的成熟程度等制约着教育教学方法的采用。教师说什么、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师能否给儿童提供一套适合他们的教材和教育教学方法。经验的交互作用原则赋予经验的客观条件和内部条件这两种因素以同样的权利。因此，交互作用原则要求教育者在教材的选择、学校活动的组织、班级活动的开展和纪律的约束方面既要考虑到儿童目前的能力、兴趣、喜恶，又要考虑到儿童外部世界的目前的和将来的要求。目前的活动是否称得上是真正具有教育意义的经验，这取决于它对儿童未来成长的作用。杜威认为，与未来的联系是经验的最突出的特征。经验关注的不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而是未来的事情，经验是指向未来的，关心过去是因为关心它对未来的影响。那些对未来的成长具有阻止、破坏或错误导向的活动不是真正的教育。“人的生死是不由自主的，同样，经验的生死也是不由自主的。每种经验完全不受愿望或意图的影响，每种经验都在未来的种种经验中获得生命力，因而，以经验为基础的教育，其中心问题是从各种现时经验中选择那种在后来的经验中能够丰满而具有创造性的生活经验”。经验决定了一切教育活动都应围绕着学习者“经验”的发展而展开，经验不仅是理论上的东西，而且是实践中的东西。

参考文献

[1]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2]吴式颖主编.外国教育史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3]杜威.经验与自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4]杜威.哲学的改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经验论和唯理论 篇5

第六章 经验论和唯理论

第一节 早期资产阶级哲学的基本内容和一般特点

一、历史背景：近代哲学是继古代哲学和中古哲学之后，西方哲学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按照西方学术界一般的划分方法，近代哲学从17世纪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此后是“当代哲学”（现代哲学）。习惯上划分19末20初称为“近代哲学”。近代哲学是在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伟大变革中形成的，它不仅是朝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时代精神的塑造者。

时代的基本特征：

1、“世界的发现”（地理大发现）：15末16初新的航路的发现和新大陆的发现，一面促进了欧洲工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生产力水平速度提高，并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人们终于摆脱了中世纪那种狭义的地域观念，人们的眼界扩展到世界性的范围，在欧洲人面前出现一个充满了新奇事物及充满魅力的广阔天地。

2、“人的发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宗教改革的内在性原则将人们的思想目光从天国拉回了人间，从神转向了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近代哲学的思想准备，也是西方哲学从中古哲学走向近代哲学的过渡阶段。

3、“科学的发现”：这个时期正是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它的发展和进步不仅树立了理性的权威，而且为哲学提供了思想的材料和内容，为哲学解释和说明自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人们不再用神学的态度及语言来看待、解释自然了。

二、近代哲学与希腊基督教哲学的比较：

（一）相互交融的产物：希腊哲学关注与现实生活，其基本精神是人文主义、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基督教哲学所关心的则是理性与信仰的调和，它开辟了一个超经验的精神世界，并把哲学的思辨统统贡献给这个超凡的精神领域。近代哲学一方面继承了希腊哲学的精神，注重知识，发展科学，以自然为认识的对象，确立了理性的权威；另一方面亦继承了基督教哲学的内在精神，同样关注那个超验的精神世界（伟大的两栖动物）。

（二）不同性质的哲学状态：希近比较

1、希腊哲学以朴素直观为其基本特征，而近代哲学是“反思的”，它以主体性原则为其基本特征；

2、希腊哲学虽崇尚知识，确立了西方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但缺少自然科学的支持及认识论的深入研究。近代哲学是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所以它的科学精神有其坚实的基础。

3、自然观的不同——希腊哲学视野中的自然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的整体存在，自然是神圣的，只认识它而不改造它。而近代哲学中的自然是一个机械的、非生命的自然，对它进行分解成部分加以研究。认识又改造它，人从自然的一部分变成了自然的主人。基近比较 近代哲学以理性主义为其基本特征，与经院哲学的理性主义是不同的。经院哲学尤其是唯实论的思想可称为理性主义，但是一种以神学为最高权威、教义为研究对象、抽象空洞烦琐思辨的理性主义。近代哲学以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为研究对象，因而有丰富思想内容和基础知识的理性主义。在前者的基础上重建理性的权威及哲学的基础。

三、近代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最初表现为理性与经验的矛盾，出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继而展开为主体与客体、知识与对象、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必然等和思维与存在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近代自然科学的速度发展不仅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资本主义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为近代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知识前提，同时亦向哲学提出了概括总结科学的成果，为之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持的任务。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确定了理性的权威，而且向哲学提出了认识论问题。而哲学在吸取科学知识的内容，对其成果进行概况和总结的同时，对认识论和方法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唯物论和唯心论；

2、经验论和唯理论；

3、新的社会政治和伦理理论。

第二节 经验论和唯理论

围绕着认识的来源和基础、真理的标准、认识的方法论等问题，哲学家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即经验论和唯理论。

一、经验论和唯理论基本特征的比较

一般说来，首先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问题。经验论者认为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一切知识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唯理论者则主张认识来源于天赋观念，知识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其次是真理的标准问题。经验论者认为，知识的真理性就在于它能够与认识对象相符合，至少可以被还原为经验；而唯理论者则认为，知识的真理性乃在于清楚明白、无可怀疑，亦即具有自明性和不矛盾性。最后是认识的方法问题。经验论者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经验的归纳方法，而唯理论者主张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经过理性的演绎方法，推导出结论。“一般来说”——是因为实际上既不存在“纯粹的”经验者，也不存在“纯粹的”唯理论者而言。

二、两论的代表人物

经验论者——培根、霍布斯、洛克、巴克莱和休谟；唯理论者——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培根是经验论的创始人，笛卡尔是唯理论者的创始人。他们通常被看做是近代哲学的开端，不过实际上培根的思想更多地具有过渡性的特征，笛卡尔的思想才真正代表着近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从地域上看，经验论主要集中在英国，唯理论主要集中在欧洲大陆，所以习惯上亦被称为“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

（一）培根的经验论

1、基本原则（认识论）科学知识来源于对自然事物的感觉经验。一切认识都起源于经验，表象感觉是认识的起点，但另一方面感觉有其局限性并带有主观性，因而认识不能达到事物的本质。只有感觉得到适当的论证和实验，才能接触到自然和事物的本身。他把科学实验引入认识论，不仅给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增加了新的内容，而且有实践是真理标准的思想萌芽。

2、经验归纳法（方法论）经院哲学旧逻辑脱离经验和自然，专门玩弄抽象概念，不能帮助人们去发现真理。经验归纳法的组成：1）收集材料——准备一部充足、完善的自然的和实验的历史，这是全部工作的基础；2）整理材料——“具有表”，“接近中的缺乏表”，“比较表”；3）进行真正的归纳——排除法，得出正面结论，纠正偏差。

评价：他创立了近代唯物主义哲学，但他的唯物主义仍带有朴素性和自发性；他提出了科学知识起源于感性经验的基本原理，强调经验的归纳法，开创了近代英国经验论的先河。他的唯物论和经验论带有神学色彩，既承认科学真理又赞同神学真理，提出了“双重真理论”的主旨在于把科学和神学分开，以便限制神学为科学争取地盘，使科学在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二）笛卡尔的唯理论

1、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1）决不把任何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做真的加以接受；2）考查每一个难题，尽可能的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得以圆满的解决的程度为止；3）按照秩序引导思想，以便从最简单、最容易的认识对象开始逐步上升到对复杂的对象认识；4）把一切情况尽量全部的列举出来及普遍地加以神视，使我们确信毫无遗漏。

评价：他首先确立的是普遍怀疑的出发点、理性的权威和衡量真理的标准。他要求对一切知识采取怀疑的态度，只接受那些被心智（理性）明确地认识为真的东西，而且确定了真理的标准，那就是清楚明白、无可置疑。所谓“清楚”就是对象界限分明，与其他对象判然有别，不混杂。

2、理性演绎法

按照他的观点，哲学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必须是从一个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基本原理推演出来的严密的科学体系。他以几何学为模型，将演绎法看做哲学的根本方法。一般来说，他的理性演绎法包括两个部分，即直观（既不是感性直观也不是神秘的直觉，而是“理智直观”，它是一个清晰而周详的心灵的无可置疑的概念；它比演绎更确实可靠，因为它更为简单，虽然演绎也不可能被我们错误地使用）和演绎（就是从业已确知的基本原理出发而进行的带有必然性的推理）。

评价：理智直观的作用是为演绎提供进行推理的基本原理，演绎就从这些基本原理出发，形成一个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推理过程，最终形成科学知识的体系。

3、笛卡尔哲学基本原理的特征

他要求哲学的基本原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是明白而清晰的，人心在注意思考它们时，一定不能怀疑它们的真理；第二，我们关于别的事物方面所有的知识一定是完全依靠那些原理的，以至于我们虽然可以离开依靠于它们的事物，单独了解那些原理，可是离开那些原理，我们就一定不能知道依靠于它们的那些事物。它称这基本原理为“天赋观念”，这是他的哲学乃至唯理论哲学的基础。

经验理论 篇6

（1.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2.中国人民银行 办公厅，北京 100875；3.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

引言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呈现两大重要特征：一是保障与改善民生，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是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培育和扶持碳金融市场，促进节能、减排、降耗，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和途径。究竟什么叫碳金融市场，其得以发展的理论基础何在？目前，国内外相关发展情况怎样，如何更好地建设与发展中国的碳金融市场？本文将重点回答这些问题。

一、碳金融市场的含义与理论基础

碳市场、碳金融与碳金融市场是一组密切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概念。碳市场，又称碳交易市场，包括配额市场（Allowance-based Markets） 和项目市场（Project-based Markets）两大类，前者以限额-交易为理论基础，后者以基准线—交易为原理。碳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进一步丰富了排污权交易的基本框架，多种碳金融衍生品随之产生，比如碳排放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债券、基金等，理论和实践通常把低碳经济相关的投融资活动称之为碳金融。

碳金融市场是碳市场与碳金融的结合。在概念上，碳市场包括碳金融市场，碳金融市场属于碳市场的一种，是进一步细化的碳市场，必须要有金融机构的参与，比如银行、基金或信托机构等，之所以称为碳金融市场，主要在于两点：一是产品本身具有金融属性，无论是碳排放指标，还是相关的衍生期货、期权产品；二是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成为市场交易主体，此外，还有很多金融机构参与建立交易平台，比如碳排放交易所。根据经济学理论可知，任何完整的市场至少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买方、卖方和产品。碳金融市场亦不例外，碳金融市场上的产品主要是指碳排放指标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期货、期权合约。碳金融市场的卖方主要是那些拥有多余碳排放指标的企业或个人，这些企业或个人既包括实体生产性企业，也包括很多诸如碳基金或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一方面，石油公司、风电厂等单位由于积极研发应用节能减排技术，使得他们实际碳排放量远小于政府规定的最高限额，进而，他们就会将通过自身努力节省下来的碳排放指标拿到市场上销售，成为碳金融市场上的卖方。另一方面，很多国际性碳基金或者银行会直接从上述实体类生产企业那里低价购买碳指标，然后适度囤积，以待碳价格高企时再卖出，从中实现套利，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机构实际上充当了投机者或中间做市商的角色。碳金融市场的买方包括三类：一类是自身减排困难的实体类生产企业，比如火电厂或大型化工厂，可能由于其自身技术水平有限、资本高度密集，减排成本很高，使得这些企业的实际碳排放指标超过政府分配的限额，超出部分就必须从市场上购买；第二类是希望囤积碳指标、以贱卖贵卖方式实现套利的金融机构；最后一类主要是指那些致力于环保事业的单位和个人，他们对于碳排放指标只买不卖，当然，这一类人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的是纯粹做环保类慈善事业，主观上没有任何谋利的动机。还有的是则希望以此为噱头，为企业和品牌营销，赚取无形资产。

追溯碳金融市场的理论基础，首先要回答为何碳排放指标能够成为一种产品，其次还要论证为何这种产品能够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碳排放指标能够成为产品，是因为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国家层面，为了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都必须要削减碳排放量，进而就必然涉及在既定区域空间范围内分配碳排放指标问题，碳排放指标因此便具有了稀缺性和成为产品的可能。至于是否可交易，则取决于相关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实际上，碳排放指标成为产品与气候问题息息相关：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成立了气候变化政府间会议（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问题开始成为世界关注焦点，IPCC每隔5年左右发布一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自1990年至今，已经发布了4次，第5次评估报告预计与2012年发布，其目的是动态跟踪评估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活动可能发生的影响，引起世界各国对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变暖问题的广泛关注。联合国大会于1992年6月4日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为缔约国，缔约国要严格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资金以支付发展中国家履行《公约》所需增加的费用，并促进相关技术转让。1997年12月11日，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全球第一次以公约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各国在承担气候减排方面的义务。此后，荷兰、英国、丹麦等国家率先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削减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欧洲排放交易计划（EU-ETS）也成为全球交易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指标交易平台，激活了《京都议定书》下、关于削减碳排放的灵活机制——排放权交易（ET）、联合执行（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碳的金融化趋势日渐明显。

从理论上讲，有三种削减碳排放的途径：政府直接管制、污染者付费（又叫碳税）、碳排放权交易，但无论是通过政府直接管制，还是征收碳税让污染者自行付费，都要求政府进行干预，处理大量微观市场信息，增加了政府的管理和交易成本，而且还可能会扭曲市场信号，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因此，碳排放权交易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为世界多国采用。在经济学理论中，纯粹的市场力量进行资源配置通常是有效的，但在更多情况下，经济主体的活动往往会产生外部性，后者导致市场失灵，传统经济学家对这类外部性问题的深入研究便奠定了碳排放交易的理论支撑，英国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首次提出污染的外部性问题①，他提出并区分了人类经济活动中的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私人成本，并将二者的差额称之为外部成本或说外部性。为了最优配置经济资源，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他建议国家征收环境税或实施财政补贴；20世纪中后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提出与庇古迥异的政策理念：只要产权界定明晰化，政府不需要再对市场进行干预，单纯依靠市场交易就可有效解决污染的外部性问题。他认为，只要明确界定涉及外部效应的商品的产权（在污染的问题中，这种商品就是环境）——无论谁拥有了产权——行为人都能从其初始禀赋出发，通过交易达到帕累托有效配置；戴尔斯（Dales）于1968年首次提出排污权交易的概念，进一步拓展了科斯的产权理论，他认为，环境资源是一种商品，政府是其所有者，可咨询或委托专家将环境污染物分割成一些标准单位即排污权，污染者必须出钱购买这种权力，纯粹市场机制下的供求均衡点便实现了环境资源的最优配置状态。

二、碳金融市场的国际经验

目前，国际碳交易市场几乎都有大量金融机构的参与，从这个意义而言，国际碳市场与国际碳金融市场并无本质区别。碳金融市场的国际经验，主要包括国际碳市场的交易内容或产品、参与主体、场所、机制、成交量及价格等。

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产品包括碳排放指标以及相关的金融衍生品，主要是一些期货、期权合约，比如碳金融工具（CFI）。参与主体分为供给方、需求方和中间商三类，图1给出了三类参与主体的具体构成情况。

如图1所示，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供给方包括转型和发展中国家，因节能技术先进而拥有多余碳排放配额的发达国家，以及旨在从中套利的金融机构。需求方也可分三类：第一类是自愿性减排市场的买方，如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里那些签署了自愿减排协议的会员企业、参与澳洲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量计划的电力零售商及大型电力用户、参加美国区域温室气体联合减排倡议的东北部十州；第二类是在《京都议定书》下承担减排责任的政府；第三类是中介机构，他们一般从发展中国家买入经国际第三方核准的温室气体减排单位（CERS），然后在交易所售出，从而实现套利。

迄今，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成立了有关碳排放指标的交易所，如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澳洲新南威尔士交易体系、中国的京津沪及国内很多城市都成立的排放权交易所，等等。此外，澳洲与加拿大联邦体系，加拿大亚伯达省气候变化与排放管理法案，韩国、纽西兰及瑞士排放交易制度，均开始规划或实施。其中较为知名的两家交易所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2003年，欧盟立法委员会通过法规，决定自2005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 ETS），对其15个成员国国内各个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设定限额，并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为全球性的排放交易体。欧盟成员国政府允许欧盟排放交易系统内的成员从2005年起可使用CDM项目和JI项目的减排量指标核证减排量（CERs）来抵消其排放量。在该体系下，各成员国政府将温室气体排放的初始指标通过实施国家分配计划（National Allocation Plan，NAP），分配给体系管制下的企业②，近乎95%的GHG减排量配额是由各国政府免费发放。为了促进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与《京都议定书》的对接，欧盟于2004年通过了“连接指令（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EUAs）”，具体包括2005年1月1日起与CDM对接，2008年1月1日起与JI对接。迄今，欧盟的排放贸易体系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排放贸易机制。成立于2003年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自愿性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的先驱组织和市场交易平台。CCX开展的业务范围覆盖所有六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的排放注册、减排和贸易，自2003年12月12日开始进行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和抵消项目的电子交易。2006年，CCX制定了《芝加哥协定》③，详细规定了CCX的目标、包含气体、时间安排、覆盖范围、投资回收期限和相关银行等内容，此外还包括温室气体减排注册、监测程序、交易方案等内容。

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机制涉及市场结构问题，依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一是依据碳减排的强制性程度，分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种减排交易机制：前者是以行政命令设置碳排放指标上限，各排放主体通过市场交易的手段调剂指标为主的交易行为，实行这种交易机制的国际碳金融市场通常被称作京都市场，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后者则是以法律法规约束下各主体自愿承诺削减碳排放并进行相关指标交易的行为，实行这种交易机制的国际碳金融市场通常被称作非京都市场，即非《京都议定书》缔约方建立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如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二是按照交易产品的不同又可分为配额交易机制和项目交易机制。国际碳金融市场上通常有两种碳排放权指标，一种是排放配额，一种是经核准的削减排放量，专门交易由政府或其他管理者确立、分配或拍卖的排放配额的市场称之为配额市场，如京都市场中《京都议定书》下的“分配的数量单位”和欧盟排放贸易体系下的“欧盟排放配额”、非京都市场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市场的“环境信用”等。交易基于项目的减量单位的国际碳金融市场被称作项目市场，是指交易从经核实减排的项目中产生的排放信用的市场，如京都市场中《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行机制通过减排项目分别产生的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和减排单位（EURs）等；此外，按照交易区域空间范围还可以把国际碳金融市场分为多国区域合作市场、国家级市场和国内区域市场。

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呈前高后低态势，图2给出了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碳金融工具（Carbon Financial Instruments，CFI）的单位价格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于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官方网站发布的“CFI closing prices historical”，原始数据是自2003年12月12日至2011年1月31日，本文对其进行月度平均处理，以每个月所有工作日的算术平均价格作为该月碳金融产品价格。

如图2所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上的碳金融工具合约基准单位价格走势是前高后低，2003年12月，碳金融工具单位价格为0.98美元/每吨二氧化碳。2004年10月份首次突破1美元，每吨二氧化碳指标的价格达到1.3美元。2005年7月，碳价格继续走高，超过2美元，为2.24美元/每吨二氧化碳，2008年5月，碳金融工具的价格达到历史最高位，即6.81美元/每吨二氧化碳，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并引起了世界实体经济的严重衰退，经济不景气引致能源消费量骤降，碳排放量随之下降，碳价格进而一路走低，自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间，碳金融工具的价格稳定保持在0.05美元/每吨二氧化碳的历史最低水平上。

即便如此，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量和交易额仍然持续增加，表1、表2分别给出了2004—2009年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量和交易额情况。

从表1和表2可以发现，2004—2009年的6年时间里，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量和交易额都持续增加。2004—2009年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量分别为1.23亿吨、7.1亿吨、17.45亿吨、29.83亿吨、48.36亿吨、86.99亿吨的CO2当量；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额分别为7.48亿美元、108.64亿美元、312.35亿美元、640.34亿美元、1 350.66亿美元、1 437.36亿美元。从以上两组数字中可以发现：近年来，正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引致的碳价格迅速下降，使得国际碳金融市场上交易额的增幅远远小于交易量的增幅。比如2009年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量为86.99亿吨CO2当量，较之2008年的48.36亿吨，同比增长79.88%，2009年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额为1 437.36亿美元，仅同比增长6.42%。

三、碳金融市场的中国实践及对策思考

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如火如荼，中国不能也不会置身事外，碳金融市场的中国实践，就是主要介绍中国在培育和建设碳金融市场过程中的成效和不足。中国碳金融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削减碳排放、低碳环保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为了积极应对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政府于2007年6月正式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提出，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相应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使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包括大水电）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0%左右。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政府再次承诺，2020年中国要实现单位GDP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水平降低40%～45%的目标，并把它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予以充分考虑。“十二五”规划纲要多次强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各级政府已经并将继续贯彻落实节能、减排、降耗的各项政策，社会各界也在尽其所能宣传和践行低碳环保的理念。

表1 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量（2004—2009年） 单位：百万吨CO2

表2 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额（2004—2009年） 单位：百万美元

2.很多城市已经成立了环境交易所，搭建了市场主体开展碳交易的平台，积极开发包括碳金融产品在内的多种产品和服务。2008年京、津、沪三地先后成立了环境交易所，这是国内地方自发探索通过开展排放权交易支持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北京环境交易所已经成为开展包括CO2在内的、不同环境产品交易的平台，其当前业务包括：发展熊猫标准、在农业和林业领域开发国内温室气体补偿产品，协助开展CDM项目交易、依托中国碳中和联盟以及由其会员单位投资规模为5亿元～10亿元人民币的VER碳基金培育和发展自愿性减排（VER）市场；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是中国首家开展环境金融产品的综合性环境交易所，其核心业务与北京环境交易所相似。此外，还通过积极开展主要是供热企业间的能耗强度指标交易，致力于提高能效，2010年2月完成了首个此项交易。试点过后，该项业务有望延伸到所有的公共、商业和生活建筑及其热力供应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致力于开展环境和能源领域的资产、信用、知识产权等交易，它正探索一个与CDM需求相关的、新的市场机制，希望以此降低相关交易成本以及增强在CER上的定价权。

3.国内很多金融机构积极开展碳金融业务，并且制定、实施了多项与削减碳排放密切相关的绿色金融政策。国内金融机构开展碳金融业务包括投资或贷款给低碳环保项目、作为合伙人投资设立碳交易所、作为碳交易所的流动性会员从事做市和套利交易，等等。国内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主要集中在与低碳相关的资本市场上，有绿色信贷、绿色风险投资、生态投资基金、环境金融工具、环境保险、上市公司环保核查与信息披露等，其中主要是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2008年4月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和环保总局将企业环保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将企业的环保行为分为绿色、蓝色、黄色、红色、黑色五级。环保好的企业在融资上将更加方便，而环保差的企业将受到限制。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工商银行对环境保护重点工程项目贷款为1 149亿元，对新能源开发项目贷款余额为1 029亿元。农业银行绿色信贷贷款余额为2 090亿元，比年初增加534亿元，其中，水电、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项目贷款为1 345亿元，水利、环境管理贷款为406亿元。中国银行的绿色信贷及低碳金融业务贷款金额为1 661亿元，较年初增加483亿元，其中清洁能源项目贷款为1 156亿元。建设银行绿色信贷贷款余额为2 270亿元，比年初增加360亿元，其中支持清洁能源的贷款为1 130亿元。此外，兴业银行北京分行成立国内首家可持续金融专营机构，专注于能效金融、环境金融和低碳金融产品的开发与推广；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制定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于2008年2月18日正式颁布实施。这是继绿色信贷之后的第二项绿色金融政策——绿色保险，该意见规定企业就可能发生的环境事故风险可在保险机构投保，两年多的试点取得良好效果；绿色证券是指上市公司在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过程中，要经由环保部门进行环保审核，从而引导资金流入绿色产业，达到对公司进行绿色低碳改造的目的。2008年2月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标志着证券的绿色化④。

4.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碳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碳交易市场中CDM项目交易的最大供应方。中国一直是全球CDM机制下碳信用的主要供给者，截至2010年3月31日，已有2 121个CDM项目获准登记，已签发CERS总量3.97亿吨，中国的项目获准签发的CERS占了整个CDM市场的近50%。

即便如此，中国并未形成完善的碳金融市场，仍处于萌芽阶段。现阶段中国的碳金融市场至少还有两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缺少买方客户以及成熟、合适的产品种类，“有场无市”。通常来讲，对于某种产品和服务，买方与卖方都存在交易的需求，这种市场自然而言就会发展与繁荣起来，但中国的碳金融市场并非如此，由于2007年前后全球气候变暖和低碳概念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很多国内机构或是出于炒作概念、或是出于担忧别人占先，大多采取了先成立交易所然后再去探索开发产品的战略，但是交易所成立以后，才发现很难推出合适的碳产品，只能先期开展类似环保设备、技术、知识产权、二氧化硫、水污染物（COD等）产品以及关于节能环保和提高能效产品的咨询服务。迄今，北京、上海、天津交易所推出的碳交易产品主要局限于CDM项目以及自愿减排（VER），成交量很小而且市场极不活跃，凸显为供给方很多，但是需求方很少。二是中介场所太多，地区分割严重，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交易市场。2008年京、沪、津三地先后成立了排放权交易所，此后多个地方政府着手组建相关交易所，比如浙江、江苏以及广东等地均已成立了排放权交易所，还有很多省份正在筹建碳交易平台。表面上看，交易所数量增多利于彼此间展开竞争，提高效率，但在国家相关政策法律仍不完善的条件下，各地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筹建交易所会造成资源浪费，而且从国际经验来看，成熟的国际碳金融市场往往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碳金融市场。

针对目前中国碳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三条政策建议：一是国务院尽快组织相关部门，比如由发改委牵头将政府承诺的2020年单位GDP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40%～45%目标分解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指标分解到各个省级政府，严格监督，增加奖惩的力度和强度，并允许省际之间进行碳排放指标交易。省级政府再研究辖区范围内的初始指标分配问题，比如究竟是按重点行业分配还是按市县分配。对初始基准碳排放指标是免费分配还是收费。这样做，就会使得配额性碳排放指标具有了稀缺性和流动性，这种碳金融产品渐趋成熟，更重要的是，那些减排成本高、完成目标有实际困难的政府、企业自然就成为碳金融市场上的买方，很多金融机构也会更乐于从中做市，进一步活跃碳金融市场。二是各级环保部门积极组织社会各方力量，完善对碳排放指标的检测、审核、认证体系，确保碳金融市场上交易产品和服务的科学性。实际上，国内碳金融市场缺少买方，其原因除了我国当前没有强制性碳减排的顶层政策设计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碳减排指标的测量、审核、认证体系不成熟，信用评估体系也没有完全建立以来，就给国内碳交易尤其是自愿性减排（VER）交易留下了很多造假的空间。三是政府适当介入、组建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目前各地已建立或正在筹建的环境交易所过多，带来诸多不利因素，既不利于全国形成统一的交易标准，与国际碳交易市场对接，也容易造成资源浪费，而且省市级交易所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交易量，难以提高交易效率。中国只有上海与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同样中国碳金融市场也可以按照此种思路，尽量减少国内碳交易场所的数量，避免过度竞争并整合现有资源，建立国内统一的碳市场，组建成两家、最好是一家全国性碳交易平台，至于具体的组建方式，比如是否可考虑由现有交易所合资或合作、政府监管。

注释：

①庇古著，金摘译：《福利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7年出版。

②这些企业的排放量占欧盟总排放量的46%。

③引自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官方网站，[DB/OL].Http：//www.chicagoclimateexchange.com/about/pdf/Chicago Accord_050623.pdf，最后访问时间：2011 年 3 月 24 日。

④林永生，罗拓：《经济发展新探索——以绿色经济促生态文明》，刊载于李晓西、胡必亮等著《中国经济新转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2011年1月。

[1]丁玉梅，刘应元.发展碳金融、促进低碳经济[J].武汉金融，2010，（12）.

[2]罗卫东.经济学基础文献选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3]Till Requate.Dynamic incentives by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a survey.Ecological Economics，2005，（8）：175-195.

经验理论 篇7

一、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的理论基础: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理论

在我国, 高等职业教育是随着工业技术生产发展而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 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短期职业大学演化而来。尽管已经实践了30多年, 但对于什么是高等职业教育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 依然存在模糊且有争议的认识。根据《教育大辞典》的条目解释:高等职业教育“属于第三级教育层次”, 而第三级教育“一般认为与‘高等教育’同义”[2]。换言之, 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一样, 应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两大部分。

而对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与属性做出明确清晰分类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在1997年3月推出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ISCED, 1997) , 它将整个教育体系划分为7个层次。普通高等教育对应于5A, 学习“面向理论基础、研究准备、进入需要高精技术专业的课程”;高等职业教育则对应于5B, 学习实际的、技术的、职业的特殊专业课程[3]。在该标准分类中, 高等职业教育是与普通高等教育并列的一种单独教育类型, 而不是从属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更低层次的组成部分。

从生产或工作活动的目的视角看, 现代社会的人才基本可分为学术型 (理论型) 、工程型、技术型和技能型四类。学术型人才主要从事研究和发现客观规律等工作, 要求具有深厚的基础理论、较好的学术修养和较强的研究能力;工程型人才主要从事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有关的规划、决策、设计等工作, 要求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较强的应用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技术型人才是指在生产第一线或工作现场从事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的工作人员, 通过他们把工程型人才的设计、规划、决策转换成物质形态或者对社会产生具体作用, 具体包括生产、管理以及职业三类;技能型人才也是指在生产第一线或工作现场从事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的工作人员, 但要求掌握熟练的操作技能以及必要的专业知识, 他们与技术型人才的区别在于主要依靠操作技能进行工作[4]。根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有着不同的培养目标, 普通高等教育主要承担培养学术型、工程型人才的任务;高等职业教育则主要培养具备某一特定职业或职业群所需的综合职业能力, 为生产和管理第一线服务的高级技术型、技能型人才, 其工作的主要特点是将设计、规划、决策转化为现实产品等物质形态, 或对社会产生具体作用。不同的培养目标从根本上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在人才选拔方式、培养方式以及学习内容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自1949年至20世纪末, 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实行精英教育政策, 无论是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 还是课程结构、课程内容以及评价方式, 都简单地将高等职业教育视为普通本科教育的更低层次的教育, 且仅定位于专科层次。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培养机制等方面模仿普通高等教育, 不同的是在入学门槛、课程难度、学业年限等方面明显比普通高等教育降低一个档次, 成为最低层次的高等教育, 高职院校被安排在最后批次招生。这种政策安排忽视了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属性, 降低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与社会地位, 高等职业教育受到社会的冷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 强调要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2013年4月, 教育部发布《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 要求高等职业教育考试重点探索“知识+技能”的考试评价办法, 充分体现出高职院校对技能型人才的选拔要求。9月3日, 国务院颁布的《实施意见》, 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明确了未来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的基本方向。

二、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探索:福建的经验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福建省委九届十次全会关于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有关精神, 2013年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研究决定在2013年底开展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 (以下简称高职招考) 改革试点, 对高职院校分类考试进行探索与尝试。高职招考报考对象是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 (含技工学校) 应届、往届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以及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侨民、外省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面向高中生的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和信息技术, 不分文理科类, 每门满分150分, 总分600分;面向中职生的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和专业基础课4门, 其中专业基础课分为教育类、财经类、制造类等12个类别, 考生只能选报其中一个类别。语文、数学满分各为150分;英语满分为100分;专业基础课满分为200分。2013年10月和11月,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分别组织了高职招考报名和补报名工作, 全省共有4.29万人报考, 其中普通高中生2.44万人、中职生1.85万人, 外省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约2700人。

高职招考招生录取分为面向普通高中生和面向中职生两大类, 均设本科批和高职 (专科) 批两个批次。本科批志愿设常规志愿和征求志愿, 常规志愿和征求志愿各设10个院校专业志愿。面向普通高中生的本科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73分, 本科批录取实行院校平行志愿投档;面向中职生的本科招生, 分别根据各类别招生计划划定了各类别的录取控制分数线, 实行按专业平行志愿投档。专科批分3个阶段填报志愿, 每个阶段只能填报1所高职院校的最多6个专业志愿;录取实行按院校投档模式, 根据考生所填报的志愿向院校提供考生电子档案, 由院校根据已公布的招生章程择优录取。此次福建省高职招考安排招生计划3.67万人, 其中本科招生计划0.42万人, 专科招生计划3.25万人[5]。招生录取工作从3月初开始, 4月初结束, 合计录取3.3万人, 其中, 本科录取4200人, 专科录取2.88万人。共有2300多名未被录取且符合福建省普通高考报名条件的考生在4月进行了普通高考补报名。

总体而言, 福建省首次举办的高职招考改革初步达到了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的预期目标。这项改革具有以下3个主要特点:一是促进了教育机会公平。福建省高职入学考试在全国率先实施“异地高考”政策, 首次允许外省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就地报名参加考试, 2700多名外省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与福建考生享受同等待遇参加了高职招生考试与录取, 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外省务工人员的欢迎。二是规范了高职招生考试行为。近几年, 高职院校生源不足问题日益突出, 为此各省推出了“中职推免”“中期选拔”“降分录取”等一系列措施, 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源不足问题, 但也出现了违规降低条件录取等问题。这不仅违背了教育机会的公平, 更极大地降低了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可度, 不利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因此, 实行全省统一的高职入学考试, 有效地规范了原有的高职院校招生行为, 有利于提升高职院校的社会声誉。三是构建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沟通的桥梁。福建省高职招考允许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报考, 两类考生录取后在同一所高职院校、甚至是同一个专业一起学习交流, 真正实现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通。

三、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福建省高职招考的经验以及浙江、山东等省份的相关实践来看, 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也存在着一系列尚待解决的难题。

1. 考试科目与内容如何体现技能型人才选拔的需要。

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生产、管理、服务一线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考试与招生都是为人才培养目标服务, 那么, 高职招考如何满足技能型人才选拔的需要?用什么内容来考测技能型人才所需的文化知识与专业技能?知识与技能科目之间所占权重如何分配?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成为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目前, 有关省份高职招考的考试科目与考试内容过于偏重学生的文化课成绩, 而对职业技能测试重视不够。如浙江省的本专科分类考试改革方案, 本科院校考试科目组合为“3 (语、数、外) +X (理综、文综) +自选模块”, 高职院校为“3 (语、数、外) +技术”;江西省从2013年起实行分类考试, 本科考试科目是“3 (语、数、外) +文综/理综”, 高职 (专科) 考试科目是“3 (语、数、外) +技术”;重庆本专科分类考试方案, 要求报考高职专科层次的考生只需考语、数、外3科即可, 总分450分。可见, 浙江、江西、重庆等省市均把语文、数学、外语3科作为普通本科和高职 (高专) 院校共同的文化考试科目, 而且将报考本、专科院校的考生安排在同一时间内参加同一份试卷的考试, 这种考试科目和内容根本无法体现高职院校对技能技术型人才的需要。数学和英语是最能拉大考生之间分数差距的考试科目, 也是多数报考高职院校考生的“短板”科目, 将这3门科目作为报考本专科院校考生的共同科目, 明显违背了分类考试改革选拔不同类型人才的初衷。

2. 高职院校的自主技能测试如何保证公平性。

为了体现艺术、体育、护理、学前教育等专业对人才素质的特殊要求, 一些省级政府授予有关高职院校自行组织职业技能测试的权力, 考试科目、内容、方式和录取办法由招生学校自主确定。这项改革的初衷是让高职院校拥有更大的招生自主权, 招收具有专业特长和职业技能潜质的考生。但在实践过程中, 部分高职院校自主组织的技能测试出现了违背教育公平的问题。如有些院校的技能测试管理松散、内容空疏、随意打分、流于形式;有些院校则通过大幅提高部分考生的技能测试成绩, 录取有利益关系的考生, 严重损害了其他考生的入学机会。另外, 从成本视角看, 全省各地的考生必须长途跋涉参加一所或多所高职院校的技能测试, 这也增加了考生的经济负担和身心负担。

3. 考生报考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之间的矛盾心理如何解决。

教育部的《指导意见》提出, 高等职业院校录取一般安排在普通高考之前, 考生确认录取后不再参加当年普通高考和招生录取。实行高职院校分类考试, 考生就只能参加一次考试与录取, 其结果是成绩好的考生必然会选择参加普通本科院校的招生考试, 而成绩不好的考生参加高职院校的招生考试, 这不利于高职院校选拔高素质人才。同时, 对于大量处于中等学习水平的考生而言, 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我国春季高考失败的原因很多,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考生的矛盾心理。目前, 除了福建和浙江, 其他开展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的省份均实行本专科同时考试、先本科录取后专科录取的模式, 这种做法既不利于技能型人才的选拔, 也丝毫没有改变高职院校处于录取最后批次而成为本科落榜考生选择的不利现状。因此, 能否采取有效方式消除考生报考两类院校的矛盾心理成为本专科分类考试改革成败的关键。

4. 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之间的招生计划如何安排。

招生计划管理包括总招生计划、分校招生计划以及分专业招生计划等。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以来, 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快速增长, 2014年招生计划是1998年的6.4倍。但高考报考人数从2008年以后逐年下降, 2014年报考人数是1998年的2.9倍。招生计划快速增长与高考人数下降的趋势使得处于招生最后批次的高职院校首当其冲地遭受了“生源危机”, 且部分高职院校已由“生源危机”逐步演化为“生存危机”。高职院校生源不足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特征, 表现为国家级、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生源充足, 而部分民办高职院校以及地处偏远地区的高职院校生源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 高职院校的总招生计划、分校招生计划以及分专业招生计划该如何安排?招生计划在本科院校招生与高职院校招生之间如何安排?如果不减少招生计划, 一些生源不足的高职院校就会采用将冷门专业新生转调至热门专业、降低录取标准等违规手段吸引生源, 若减少某些生源不足院校的招生计划, 就很可能造成这些院校的“破产”。从福建高职招考经验来看, 如果只将部分招生计划安排在年初的高职招考中, 那么多数考生宁愿选择参加6月份的普通高考, 因为他们即便在普通本科招生录取中落榜, 后面也还有大量的高职院校招生计划可以选择;如果将高职专科批招生计划全部安排在高职招考中, 则那些参加6月普通高考的考生只有本科院校可以选择, 落榜生就失去了填报高职院校的机会。可见, 招生计划安排也是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的难题。

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的建议

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分类考试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必须从加强招生计划管理、完善考试科目与内容、强化省级政府统筹力度以及优化招生录取办法等方面, 提高高等职业教育人才选拔的科学性, 为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服务。

1. 将独立学院、民办本科院校纳入高职院校分类考试体系中, 增加高职招考的社会吸引力。

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都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职业教育以高职 (专科) 院校为主体, 但不应限于此。按照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高等职业教育包括本科层次和研究生层次的教育。高职院校以技能型与技术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独立学院、民办本科院校以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 应用型人才包括工程型、技能型与技术型三大类。从这一视角看, 独立学院、民办本科院校完全可以纳入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中, 这从理论与实践上讲都是可行的。这样做既可以增加高职招考的社会吸引力, 又可以促使独立学院与民办院校找准定位, 安心于培养应用型人才。

2. 优化考试科目与考试内容, 增加职业技能测试比重。

教育部在《指导意见》中要求对报考高职院校的考生增加技能考查内容, 技能科目主要考查考生的通用技术基础、职业倾向和职业潜能等。福建省及时总结了首次高职招考的经验与不足, 对2015年高职招考面向中职学生的考试科目与分值做出了调整, 进一步减少文化课考试比重, 增加专业课考试比重, 加大技能测试的笔试内容。调整后, 语文、数学、英语3门考试科目均为100分, 专业技能科目的考试内容包括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两部分, 所占分值从200分提高至300分。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考试科目设置暂不调整[6]。

从有关省份的改革实践看, 部分省份只将语、数、外3门科目作为高职招考考试科目的做法不能充分体现教育部“知识+技能”的考试评价要求, 也无法满足高职院校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实施意见》要求高考科目设置不分文理科, 笔者建议高职招考面向高中生的考试科目为“3 (语、数、外) +2 (信息技术、通用技术) +1 (文理基础) ”, 语、数、外各为100分, 信息技术、通用技术、文理基础各为100分, 总分为600分;面向中职生的考试科目为“3 (语、数、外) +2 (专业基础理论、专业技能) ”, 语、数、外各为100分, 专业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各为150分, 总分为600分。专业基础理论与技能科目按照2012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试行) 》中把高职院校专业划分为农林牧渔、交通运输、生化与药品等18个类别组织命题。上述科目全部由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单独组织命题, 适度降低语、数、外、文理基础科目的命题难度, 重点考查考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能力素养。

3. 加强招生计划管理, 加大高职院校资源整合力度。

《高等教育法》赋予了高职院校自主确定招生规模、自主确定专业设置和进行专业调整的自主权, 这种放权虽然有利于高校自主办学, 但也导致了高职院校盲目扩张规模、盲目扩大热门专业招生计划等问题的出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大高职院校招生计划的管理力度, 按照办学评估条件来确定每一所高职院校招生计划人数的上限。对于上一年度招生计划完成率低于50%的高职院校, 按照10%-20%的幅度减少其招生计划。监督高职院校按照招生前公布的分专业招生计划组织招生录取工作, 严禁在招生录取过程中调整专业计划和录取结束后随意为考生转专业的行为。鼓励那些有办学特色、社会就业情况良好的高职院校兼并那些办学质量较差、招不到生源的院校。

4. 优化高职院校招生录取模式, 全部实行按专业平行志愿投档。

高校招生录取投档模式可以分为院校梯度志愿投档模式、院校平行志愿投档模式、按专业平行志愿投档模式以及“一档多投”模式等。每一种投档模式都各有利弊, 普通本科教育主要培养学术型与工程型人才, 实行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 采用院校平行志愿投档模式更适合普通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需要。而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培养技能型与技术型人才, 对专业的要求明显高于对基础的要求, 实行按专业平行志愿投档模式则更能满足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需求。按专业平行志愿投档模式是指考生可以选择一所院校的不同专业, 也可选择不同院校的某一个专业, 或可以选择不同院校的多个专业填报志愿, 录取系统按照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顺序从高分到低分逐一检索进行投档。笔者建议在高职招考录取时, 无论是高职专科院校, 还是独立学院与民办本科院校, 全部实行按专业平行志愿投档模式。从国内有关省份的实践看, 实行按专业平行志愿投档模式不仅提高了考生的专业满意率和新生报到率, 也有利于促进高职院校加大专业建设力度, 促进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EB/OL]. (2014-09-04)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78/201409/174543.html.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 (第三卷)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375.

[3]严雪怡.国际教育分类标准 (ISCED) [J].职教通讯, 1997 (08) .

[4]肖化移, 聂劲松.从人才结构理论看高职人才培养规格[J].职业技术教育, 2005 (19) .

[5]罗立祝.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改革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 2013 (20) .

经验理论 篇8

(一)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与代理成本

Akerlof(1970)通过观察旧车市场的交易,认为因为信息不对称,销售方比购买方拥有更多的关于产品的信息,并且交易双方具有不同的效用函数,购买方只有在购买产品并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知道产品质量真正好坏。“柠檬市场”的存在降低了市场上产品的总体质量,最终会不断地缩小市场。Arrow(1971)对保险市场的研究与Akerlof(1970)类似,都是对对称信息的研究假设提出挑战,他们强调信息揭示机制的重要性,用以限制“信息优势者”利用“信息劣势者”获益的能力。信息经济学的核心是委托代理理论。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委托人和代理人由于具有不同的目标和风险立场,委托人不直接参与生产经营,因此受托者处于信息优势,而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代理人的行为不可直接观察或者观察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在这样的风险分担过程中,代理人可能采取一些私人行为从而影响到收益的分配,道德风险就会产生(Holmstrom,1979)。代理人可以通过在职消费等方式来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从而产生代理成本。因为代理人没有采取正确行动的动机,道德风险问题使得帕累托最优不能够实现,只能寻求次优方案(Holmstrom,1979)。由于委托代理关系普遍存在,代理成本总是非零的。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降低代理成本的方法:监控和管束活动,具体来讲这些方法包括审计、正式控制系统、预算约束和激励补偿系统。公司的代理成本一般包括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以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1)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由于现代公司的发展,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离,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带来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是代理成本的决定因素。由于代理人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代理人对工作付出努力之后,可能要承担全部成本而获取一小部分利润;但另一方面他在消费额外收益时,他能得到全部好处却只承担部分成本。因此,代理人会热衷于在职消费。这样企业的价值就会小于管理层是企业全部所有者时的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被称之为“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具体又分为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代理人的保证支出和剩余损失。Morck等(1986)认为,股权越分散代理成本越高,越是采用会计基础奖励方案,代理成本越高。Ang、Cole和Lin(2000)分析了不同股权结构下的小企业的代理成本问题,研究结果发现,当外部人控制企业时代理成本很高,代理成本与股权结构反向变动,股权越分散代理成本越高。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越具有转移外部股东财富的动机(Chow,1982),因此企业所有权越分散监督管理层的成本就越大(Chow,1982;Demsetz,1983),企业的代理成本也就越高。(2)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由于目标和利益的不完全一致,公司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La Porta等(1999,2000)研究结果和传统的观点不一致,他们认为在许多国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并不是高度分散的,代理问题主要是大股东和小股东以及债权人之间的代理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控股股东持股水平很高可以降低总的代理成本,因为大股东有资源和激励来监督管理层,从而能够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Jensen和Meckling,1976;Shleifer和Vishny,1997;Boehmer和Kelley,2009),带来利益协同效应(Alignment effects),提升企业价值。但如果控股股东持股水平很高又会导致管理层“壕沟效应”(Entrenchment effects)(La porta等,1999;Dyck和Zigales,2004等),其他的中小股东将很难挑战这些控股股东(Demsetz,1983;Fama&Jensen,1983)。“壕沟效应”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产的侵占。Johnson等(2000)把控股股东将公司资产转移出公司的行为称之为“掏空”行为(Tunnelling),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掏空”行为是合法的。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根源于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在西方、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等的绝大部分的上市公司中广泛存在(La porta等,1999)。由于“壕沟效应”会降低公司价值和损害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会带来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公司代理成本的上升。(3)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在举债筹资的情况下,管理者作为剩余权益获取者,他有更大的积极性去从事较大风险的项目,因为他能够获得成功后的利润,而把失败导致的损失留给债权人去承担。但因为债权人对此早有预见,因此代理成本也得由管理者(及其股东)来承担(Jensen和Meckling,1976)。Jensen(1986)认为,如果企业自由现金流比较充裕,管理者可能将现金用于非增值的投资项目,如果采用债务融资就会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管理者的这种过度投资行为。Parrino和Weisbach(1999)采用模拟方法验证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而引起的投资扭曲行为。他们的研究发现,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确实存在,并且这种冲突随企业负债水平的上升而加强。童盼和陆正飞(2005)发现不同来源的负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不同,不同来源的负债所引发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程度也不同。Wellage(2011)对新西兰1998-2008年非上市的小企业的代理成本进行研究时发现,财务杠杆较高的企业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以及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都会较低。Titman(1984)、John和Senbet(1988)、Heinkel和Zechner(1990)以及Stulz(1990)等都发现负债能够降低股东和经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

(二)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

如果要对代理人的行为实施监督,那么监督的成本由实施监督的人承担,但实施监督的人能够享受到的好处却是有限的,这就是监督活动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性。监督者提供监督是准公共产品,没有进行监督的股东没有付出监督成本却享受了进行监督活动的股东所带来的所有好处,这就带来了搭便车的问题(Ang、Cole和Lin,2000)。另外,银行作为企业外部资金的提供者,为了防止股东为了自身利益损害债权人利益,银行对企业也存在监督,并且这种监督可以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但银行的监督也存在搭便车的问题(Ang、Cole和Lin,2000)。随着与企业交易的银行数量的增加,每个银行监督企业的动机会下降(Diamond,1984)。代理成本和企业的股权结构等公司治理问题密切相关,在股权分散的现代公司制度下,有效的监督可以起到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这已经被广泛的研究所证实。但监督可能随之而来会产生搭便车问题,因此如何设计有效的监督机制对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在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中,企业被看做是生产要素的一个契约集,每个要素都有自利动机(Jensen和Meckling,1976;Fama,1980)。从“契约集”的角度看,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可以解释为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Fama,1980)。契约经济学的激励理论认为,在道德风险情形下,委托人不能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和决定,解决的办法就是规定足够的契约条款以产生内部化的激励。会计和审计通常被认为是为解决代理冲突问题而产生的监督工具。企业签订的契约常常包括对各方行为采取基于会计数据的各种限制,因此人们便提出计算和报告这些数据的要求(亦即对会计的要求),……审计也在监督契约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Watts和Zimmerman,1983)。公司治理分为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内部治理就是设计一种权利制衡机制来降低代理成本,相关的研究一般是从股权结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等机制设置和代理成本的关系展开。公司外部治理主要是外部经理人市场和外部对企业的接管威胁,以及外部审计等方面来促进代理成本的降低。外部审计是公司外部治理的重要内容,其本身也是监督成本的组成部分,代理成本越高,监督成本越高,从而对外部审计的需求也越强(Jensen和Meckling,1976;Jensen,1986;Jensen,1989)。作为企业外部的监督机制,外部审计对代理成本的约束已经不可或缺。

(三)外部审计与代理成本

审计自产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解除受托责任的一种有效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代理人的行为不可观察,或者观察的成本超过收益,契约的不完备性使得代理人可能存在违背委托人意志的机会主义动机。这就需要一种监督和约束机制来检验代理人的行为后果,同时也给代理人解除自己受托责任的机会。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外部股东会折价初始投资,管理层有动机选择高质量审计作为一种增进他们补偿的方式(Francis和Wilson,1988)。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被广泛地看作是缓解代理成本的一种方式,并且外部审计的监督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审计作为一种监督约束机制,其本身也是公司代理成本(监督成本)的一部分,但这种代理成本的产生能有效降低其他代理成本(吴昊旻,2010)。审计作为企业外部治理的一种机制设计,目的就是通过外部监督的途径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达到公司外部治理的目的。信息不对称带来了委托代理情境下的道德风险问题和代理成本,而解决道德风险问题和降低代理成本又要求存在监督和约束机制来进行信号传递,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承担着解除受托责任和降低代理成本的职责。外部审计通过合理保证财务信息的公允表达来传递代理人受托职责的履行情况,但外部审计所提供的审计服务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信任品,其审计质量是可靠、值得信赖,就要依赖其他的一些比较直观的外部审计的载体来表征。Francis(2011)认为,审计质量是一个由低到高的统一体。以De Angelo(1981)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认为,事务所规模是审计质量的担保;而“深口袋”理论则认为诉讼威胁迫使大型事务所有动力提供高质量的审计。不管是审计师声誉机制还是“深口袋”理论都表明,审计服务的质量存在差异,并且事务所规模和审计质量正相关。另外一些研究则以审计收费、诉讼风险等不同的指标来衡量审计质量的高低。

二、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经验证据

(一)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的经验证据

审计通过为的公司财务信息的公允表达提供合理保证来降低公司内部和外部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实现自身价值。根据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代理成本越高,越需要高水平的保证措施来保证会计数据的真实性,也就相应产生了对外部审计的需求。(1)国外文献。Chow(1982)认为,审计是降低股东、债权人和管理者之间矛盾的一种机制。利用自愿审计公司数据资料(1926年公司数据),以代理理论框架来分析企业聘用外部审计的动机。他认为聘用外部审计的目的就是要降低管理层、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研究发现,企业杠杆率、规模和基于财务信息的债务契约预期会增加企业自愿聘用外部审计的可能性,而管理层持股水平则会起到相反的效果。Francis和Wilson(1988)检验了代理成本和审计质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他们研究的是股东和管理者、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他们认为,内部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越严重,但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会使得其他的控制机制失效,从而也会增加代理成本。另外,管理者倾向于将财富转移到股东,企业负债比例越高,对高质量的审计需求程度越低。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审计师规模与代理成本之间不存在系统关系,他们的结论是代理成本对审计师变更更有解释力。De Fond(1992)、Firth和Smith(1992)研究了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需求,发现管理层持股与高质量审计需求负相关。一些学者研究了代理成本与审计收费的关系。以往的研究都是从审计需求的角度来研究代理冲突和审计需求的关系,和以往的研究不同,Copley等(1995)认为单独从审计需求的角度来衡量代理成本与审计质量的关系是不全面的,审计供给与审计需求密切相关。他们以审计师声誉代表审计需求,以审计费用表示审计供给,以1985年美国162个由外部会计公司审计的城市为样本,研究了政府部门审计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研究结论是,客户特点(规模、风险和财务杠杆)是决定审计需求和审计费用的主要因素,审计需求是决定审计费用的重要因素。Gul和Tsui(1998)研究了自由现金流和负债与审计收费的关系。他们采用46家在香港上市、被“六大”审计的公司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检验结果支持了他们的假设,即自由现金流水平较高并且负债水平较低的企业的审计收费要高于自由现金流水平较高但负债水平也较高的企业。自由现金流可能诱导管理者的非增值性投资,Nikkinen和Sahlstrom(2004)假设审计收费与管理者持股比例负相关,审计费用与自由现金流正相关。他们选择了政治经济环境不同的7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检验了单个国家和所有国家放在一起的数据,目的是验证代理成本对审计费用的解释力是否会因为不同的政治环境而不同。他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代理成本对审计费用有解释力,并且这种解释力不会因为不同的政治环境而不同。Poit(2001)采用法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审计师选择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同样采用法国上市公司的数据,Francis等(2009)研究发现,随股权集中度和内部家族所有权提高,高质量审计需求下降。Fan和Wong(2005)研究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弱投资者保护的环境下,外部独立审计能否起到公司治理的效果。在新兴市场上,代理冲突主要体现在控股股东和小股东之间,而传统的公司治理机制(如董事会、外部接管市场等)不能减弱这种代理冲突。他们选取1994年至1996年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香港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和泰国)的公司为样本,研究结果发现,代理冲突严重的公司更倾向于聘请“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高质量的审计能够增强外部投资者的信心,审计师选择和股权结构的关系对于那些希望在二级市场上融资的公司更为明显;审计师对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掠夺行为严重的公司收取高的审计溢价,并更可能发表非标审计意见。他们的研究结论证明,在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外部审计在缓解代理冲突方面的确起到了公司治理的效应。与Fan和Wong(2005)的研究类似,Zerni等(2010)以瑞典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董事会的股权激励和高质量的审计是否能够作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来减轻壕沟效应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具有股权激励的董事会和强势的少数股东希望寻求更为严格的外部监督来保护他们的投资价值,高质量审计可以减轻由于壕沟效应所带来的股权折价问题。Nisknen等(2010)研究了芬兰的私有小型企业管理层持股和外部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这些私有小型企业管理层持股对审计质量需求具有重要影响。随管理层持股水平下降,高质量审计需求增加,尤其是CEO持股水平与聘用非“四大”KHT和“四大”审计师的可能性呈反向关系。研究还进一步发现,随着杠杆水平上升,随CEO双重身份下降,聘用高质量外部审计来解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的可能性增加。他们的研究与Lennox(2005)采用非上市公司的样本研究的结论类似。(2)国内文献。曾颖和叶康涛(2005)构建了一个两时点大股东掠夺模型,发现代理成本与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倒U型关系。他们以Tobins’Q的高低反映企业代理成本的高低,以“四大”作为高质量审计的代表,以2001年和200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聘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概率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倒U型关系,企业聘用高质量审计的概率与企业规模高度正相关。代理成本高的上市公司倾向于聘请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从而提高其市场价值,同时负债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降低对外部审计的需求。周中胜和陈汉文(2006)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主要代理问题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并将大股东的资金占用作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替代变量。他们将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划分为“经营性占用”与“非经营性占用”,经营性资金往来包括关联方交易中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非经营性活动则包括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以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资金净占用额占上市公司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大股东资金占用指标,以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采用2000年至2002年深沪两市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从需求方来看,大股东资金占用越严重的公司越没有动机聘请高质量的审计需求。从供给方来说,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会考虑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即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资金占用越大,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报告。王烨(2009)利用2002年至2003年我国A股市场数据,从股权控制链的角度考察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王烨(2009)运用(年末其他应收款-年末其他应付款)/年末总资产来衡量控股股东对公司的资金净占用,以“四大”来衡量审计质量高低,以最终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比值来衡量两权分离程度,以上市公司至其最终控制人之间具有控制关系的公司层级数来衡量控制链的长度。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随控制链的增加而趋向严重;这种冲突越严重上市公司越倾向于聘请“四大”审计;聘请“四大”能够缓解代理冲突,降低控股股东的资金侵占程度,从而说明外部审计能够起到公司外部治理的作用。杨德明等(2009)从内部控制质量的角度研究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成本问题,以其他应收款/总资产来衡量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以管理费用率来衡量股东与经理人员之间的代理冲突,以“四大”作为高审计质量的衡量,以上市公司是否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指标来代表内部控制的质量。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该现象仅在低审计质量样本(事务所为非四大样本)中成立。李明辉(2007)以我国2002年至2004年179家IPO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代理成本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李明辉(2007)以公司规模、管理层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来衡量代理成本。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是否选择大事务所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而财务杠杆、所有权集中度因素均未发现其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因此,代理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我国IPO公司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的动机。王艳艳等(2006)以2001年至2003年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用管理费用与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以企业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代表企业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代理冲突,以“四大”作为高质量审计的衡量。研究结果表明,审计需求与代理冲突之间正相关,高质量审计需求随代理成本的增加而增加,高质量审计需求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呈正向关系,随股权集中度增加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增加会加剧。高雷和张杰(2011)以2005年至2009年中国A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之和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衡量代理成本,以“四大”和审计收费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研究了管理层持股与外部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会越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公司是否选择“四大”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研究表明,代理成本高的公司会寻求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更倾向于聘请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层持股能起到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减少代理冲突,从而降低公司对外部审计的需求。

(二)外部审计与代理成本的经验证据

道德风险产生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目标的不一致,代理成本衡量的就是道德风险程度。在众多的研究文献中,很多学者都提出了降低代理成本的思路,其中主要就是监督和激励措施。审计作为外部治理机制能否起到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呢?国内外一些学者对审计师选择对债务代理成本的影响进行了研究。Pittman和Fortin(2004)研究了审计师选择对新上市公司债务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选择国际“六大”通过提高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可以降低债务监督成本,从而使得新设立公司债务成本降低。但随着公司的成长,公司逐渐借助自身的声誉来矫正信息不对称,审计师声誉的经济价值对公司债务成本的影响逐渐降低。李海燕和厉夫宁(2008)以沪深两市2001年至2003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审计对债务代理成本是否具有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国际“四大”和国内“五大”与公司利息支出率和利息支出显著正相关,因此国际“四大”和国内“五大”均没有起到降低债务代理成本的作用,而商业银行对非清洁的审计意见能够做出反应,审计意见能够起到保护债权人的作用。还有一些学者对审计的外部公司治理效果进行了检验。Zerni等(2010)发现,高质量审计可以减轻由于壕沟效应所带来的股权折价问题,与王烨(2009)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结论类似。Fan和Wong(2005)研究发现,在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外部审计在缓解代理冲突方面的确起到了公司治理的效应。廖义刚等(2009)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也发现,独立审计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尤其是在非国有企业。陈信元等(2009)以“盛润股份”连续十五年被事务所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为研究对象,发现独立审计并没有发挥公司治理的功能。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很多又具有政府控股的背景,监管约束低、诉讼机制缺失,这些因素造成非标审计意见没有给上市公司带来显著的市场成本、监管成本和法律成本以促使其改进公司治理。

三、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从代理成本与审计需求方面的文献可以看出,一般认为高代理冲突会引发对高质量审计需求。股权结构的变化造成管理层、大股东、小股东、债权人等各利益方在实现各自利益目标的过程中博弈力量的不均衡,从而会产生不同形式和程度的代理冲突。公司的代理冲突越严重,代理成本越高,公司越需要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来解决代理冲突和降低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和企业的规模、股权集中度、杠杆率等因素密切相关。企业规模越大,代理冲突越严重,越需要高质量的外部审计(Chow,1982;曾颖和叶康涛,2005)。股权集中度与外部审计需求存在非线性关系。股权比较分散时,代理成本主要产生于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并且随管理层持股比例增加高质量外部审计需求降低(Chow,1982;Francis和Wilson,1988;Nisknen等,2010;高雷和张杰,2011);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代理成本主要产生于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大股东一方面具有监督管理层的动力和资源,另一方面大股东会通过各种方式侵占或转移公司资产,大股东也不需要高质量的外部审计监督(Francis等,2009;周中胜和陈汉文,2006;王烨,2009);而在股权相对集中时,股权集中度则与审计需求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曾颖和叶康涛,2005)。负债水平与高质量审计需求负相关,负债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而减少对外部审计的需求(Chow,1982;Francis和Wilson,1988;Defond,1992;Firth和Smith,1992;曾颖和叶康涛,2005)。对于外部审计是否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和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国内外研究者并没有取得一致结论。一些研究者发现外部审计能够对大股东的资金侵占行为作出反应(收取更高的审计溢价和提供非标审计意见等),能够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Fan和Wong,2005;Lennox,2005;Nishnen等,2005;曾颖和叶康涛,2005;周中胜和陈汉文,2006;王烨,2009;Zernic等,2010;高雷和张杰,2011);外部审计能够通过降低债务监督成本而降低公司债务成本,并且能够通过提供非清洁审计意见来保护债权人。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发现,审计师选择与代理成本之间存在非常弱的相关性(Francis和Wilson,1988;Poit,2001;刘明辉,2007);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外部审计并没有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陈信元等,2009)。

(二)展望

经验理论 篇9

一、戴尔的“经验之塔”理论简介

1946年戴尔提出“经验之塔”理论[2], 将人们获取经验的途径按照其抽象程度划分了十个层次, 从塔基到塔尖抽象程度不断增强。1969年戴尔又将这十个层次的经验划分成三大类, 即做的经验、观察的经验和抽象的经验。从塔基到塔顶, 做的经验包括有目的的直接经验、设计经验、参与活动;观察的经验包括观摩示范、见习旅行、参观展览、电视电影、录音广播;抽象的经验包括视觉符号、语言符号。下文就从这三大类经验对中学地理中的一些具体案例进行指导分析。

二、“经验之塔”理论指导中学地理教学

1. 做的经验

中学地理中有很多抽象的地理现象, 需要借助地理实验来进行学习。地理实验是动手操作能力、观察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综合训练, 通过地理实验可以获取直接经验, 加深学习印象, 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地理实验就是典型的“做的经验”。

如:“季风的形成”这一过程就相对比较抽象, 可以借助地理实验来学习。实验过程:关闭门窗, 点燃两根卫生香, 使卫生香的烟垂直向上, 在其等距离左右两侧分别放一个电炉和一盆冰块, 电炉通电后, 观察烟的飘动方向。在实验中, 电炉上方空气加热, 气压降低;冰块上方空气冷却, 气压升高, 卫生香的烟总是飘向电炉上方, 说明高低气压的“季节”转换形成了季风。将学生进行分组, 尽可能的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 理解季风的形成过程和本质。学生通过地理实验, 将自然现象形成过程可视化, 获得做的经验。

2. 观察的经验

多媒体技术可以将地理课堂中不便模拟的自然现象以可视化的形态呈现给学生, 降低其抽象程度。戴尔在“经验之塔”理论中主张, 塔中层的视听媒体, 较语言、视觉符号更能为学生提供易于理解的经验, 突破时空限制, 弥补直接经验方式的不足[3]。在众多的视听媒体中, 影视资源的趣味性最强, 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将其合理运用于课堂教学, 有助于学生获取观察的经验。

《美丽中国》、《地理中国》、《大国崛起》等节目都涵盖了很多地理影视资源, 教师可以进行收集整理, 服务于课堂教学。如:纪录片《野性加勒比》形象的记录了火山喷发和岩浆活动等地质现象, 以及该现象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英国BBC纪录片《行星地球》:两极之间, 生动完整的记录了陆地自然带随季节变化而产生的景观变化[4]。教师可以结合视频进行知识点讲解, 通过让学生获取观察的经验来降低教学难度, 丰富课堂形式。

3. 抽象的经验

学习并不总是遵循从直接经验到间接经验[5]。中学地理知识海纳百川, 而我们的学习时间有限, 无法将所有的知识都通过直接经验来获取, 更多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 形成抽象的经验, 以更快的速度获取更多的知识。

如:中学地理的复习课, 教师可以在黑板上列出知识框架图, 再用准确凝练的语言讲解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高度概括知识体系, 将零散的知识点串联, 培养学生的整体思维。针对这类课型, 做的经验和观察的经验都无法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利用语言和框架图展示语言符号和视觉符号, 让学生获取抽象的经验, 运用整体思维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4. 三类经验的融合

通过运用戴尔“经验之塔”的三类经验指导中学地理教学, 其目的就是要降低知识抽象程度, 提高教学效果。同时, 这三类经验又是相互联系的, 可以将这三类经验综合运用来指导中学地理教学, 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

如:水循环的讲解, 教师可以在网上搜索相关视频与图片, 制作简短的学习视频作为导课, 让学生对水循环过程形成初步印象;再运用相关地理实验, 学生动手模拟水循环, 加深理解;再由老师列出水循环示意图, 并进行简单讲解;如果时间允许, 还可以让学生互讲, 检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这就融合了戴尔“经验之塔”的观察的经验、做的经验和抽象的经验, 将三种经验在一个知识点上叠加来刺激学生的认知体验。所以, 教学过程尽可能融合三类经验, 使教学内容更加具体化, 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三、结语

新课改主张以学生为教学主体, 要站在学生的立场来选择教学形式, 不可一味追求具体经验的获取。本文以案例的形式论述了三大经验对课堂教学的指导, 发现将三大经验融合会产生更好的效果。“经验之塔”理论是教育界的一大财富, 将其合理运用来指导中学地理教学, 可以丰富教学形式, 提高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叶力汉.“经验之塔”理论及其现实指导意义[J].电化教育研究, 1997 (2) :20-24.

[2]Lalley, James P.and Robert H.Miller.“The Learning Pyramid:Does It Point Teachers in the Right Direction?”Education 128, no.1 (2007) :64-79.

[3]焦丽珍.神奇的“经验之塔”——《视听教学法之理论》[J].现代教育技术, 2012, 22 (6) :126-126.

[4]张冬梅.关于高中地理教学影视资源的利用[J].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教学, 2014 (1) .

经验理论 篇10

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琪的新著《城市化质量:理论框架与中国经验》已经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15 万字,分9 章对城市化质量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 著作在清晰界定城市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出城市化质量问题的分析框架,并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整体)为对象对1999-2010 年中国的城市化质量问题进行了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城市化质量即生活质量,城市化质量提高的过程就是居民消费商品和服务种类越来越丰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生活成本相对下降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健康、教育、住房、就业、安全、 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2)1999-2010 年中国的城市化质量基本上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 城市化质量指数在不同时段具体的变化趋势与生活方式方面指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说明的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城市化质量也随之改变;对城市化质量的提高贡献最大的是生态环境的改善, 这和近年来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导向密切相关;目前,中国城市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工作总体已初见成效,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城市的生态环境己经处于非常好的状态,只是环境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相比之前有了一些改善。 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资源消耗的强度非常大且污染排放比较严重, 如何通过生态环境的改善来提高城市化质量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3)城市化质量呈现明显的由东向西的递减趋势。 通过对2010 年中国286 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市化质量的度量, 以及对其进行阶段性划分发现,从各阶段城市的数量来看,当前中国城市化质量总体不高,城市化质量优秀和良好的城市较少,城市化质量较差的城市偏多。 不过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深入推进以及对城市化质量的更加关注,城市的分布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另外,东部处于城市化质量中等阶段的城市最多, 然后是城市化质量良好和一般,城市化质量优秀和较差的城市最少,符合城市化质量理想的分布状态;中部也是处于城市质量中等阶段的城市最多,然后是质量一般和较差阶段;东北的城市分布几乎和中部一样,只是较差阶段的略多; 而西部是处于城市化质量较差阶段的城市最多,然后分别是城市化质量中等、一般和良好阶段。 总的来说, 城市化质量呈现出明显的从东向西的递减趋势。 而影响各地区城市化质量的因素也各不相同。

2该著作的主要特点

仔细阅读该著作,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2.1 理论研究前沿与中国城市化实践相结合

该著作首先对城市化质量现有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价,使读者对城市化质量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其次对世界主要国家(已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城市化历史进程进行了简单回顾,使该书的研究立足在城市化质量的实践和现有研究基础之上;再次作者构建了城市化质量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建立了城市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对中国城市化质量进行总体评价,并且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质量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最后从全国和区域两个方面给出提升城市化质量的路径选择。

2.2 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该著作在综述各方观点及描述世界主要国家城市化的轨迹中,综合大量的事实说明“城市化是自发演进的过程,而城市化质量是需要政府来构建的”,从而为之后的分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从“质量的一层含义是指事物的本质与特性”出发,结合之前研究,对城市化质量的内涵进行了清晰界定,认为:城市化质量即生活质量,这就是城市化质量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市化质量的决定因素。 由于事物的发展都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结合中国城市化质量的现状,即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化质量有所提升,但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由此判断城市化质量也存在阶段性,这也是该书观点的创新之一。根据经典的工业化理论,和马斯格雷夫及罗斯托关于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观点,作者对城市化质量尝试性地进行了阶段性划分,并对中国地级市城市化质量进行了阶段性划分来验证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结果表明,对城市化质量进行阶段性划分基本可以清楚地了解不同城市处于城市化质量的哪个阶段,不同阶段有什么特征,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过对于个别城市难免有些缺陷,但不影响整体的判断和研究。

2.3 整体研究与局部研究相结合

该著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多维视角的理性回顾,进而指出:“其一,1978 年前由于多种因素导致城市化波动较大;其二,城市化进程中严重忽视城市化质量,使得城市化在快速推进并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 农民利益没有得到根本保障、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问题突显,亟待解决”;对1999—2010 年中国城市化质量进行测定,结果表明自1999 年以来中国城市化质量基本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 其中1999— 2003 年间城市化质量均速上升,2003—2010 年间一直处于较快提高的过程之中;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所以该书选取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来评价这些城市的城市化质量,这样的研究本身就克服了仅从整体层面分析评价城市化质量,难以揭示中国城市化质量的区域结构特征、反映各区域城市化质量的差异的问题,从而可以更加深层次地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当然,该著作也存在着些许不足,比如是否可以从区域的角度设计适合区域自然禀赋的指标体系并加以检验;是否应该从城镇承载力的角度提出更加符合实践的提升城市化质量的政策建议。总之,希冀作者能够长周期地致力于该项研究,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摘要：城市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现象,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如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已进入成熟时期,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依然在加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到底情况如何,进展到什么程度,取得了什么效果,遇到哪些困难,《城市化质量:理论框架与中国经验》一书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

经验理论 篇11

[关键词]民行检察；检察建议；再审检察建议；民行检察建议

2009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下称《检察建议规定》），这是最高司法机关首次就检察建议问题出台专门文件。此前，有关检察建议的规定散见于多部部门法、司法解释和地方性法规中，条文分散且规定不具体。以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下称民行检察建议）制度为例，其法律授权只有来自于《宪法》、《人民检察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关于法律监督权的规定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下称《民行办案规则》）等法律文件的少量规定。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检察建议相关法律规范进行解析，深化对检察建议理论问题的认识，总结过去开展该项工作的经验，保障民行检察建议的规范适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民行检察监督工作。①

一、有关民行检察建议的现行规范解析

规范既是检察建议的依据，又制约了检察建议的范围。②关于检察建议的规范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规定，主要是《宪法》、《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民事审判享有监督权，但具体的监督方式只有“抗诉”而没有“检察建议”的提法；第二个层面是对检察建议作出直接规定，本文列举如下：一是《检察官法》③第33 条第2项“提出检察建议或者对检察工作提出改革建议被采纳，效果显著的，应予表彰”。这一规定表明法律对于检察建议工作方式的承认；④二是《民行办案规则》第四十七条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的四种情形⑤和第四十八条向相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的三种情形，⑥作为对这一规定的回应，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 年《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出检察建议书的，人民法院应认真研究以改进工作；经与同级人民法院协商同意，对个案提出检察建议书的，如符合再审立案条件，可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三是《两高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⑦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符合抗诉条件以外的其它违法情形应当发出检察建议；四是《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这一地方性法规对检察建议的规定；⑧五是《两高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决定》、《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开展违法行为调查工作的指导意见》、《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行政执行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指导意见》等各级司法机关文件对检察建议作出不同程度的规定；五是前文提到的《检察建议规定》，对检察建议的提出原则、发送对象、内容要求、适用范围、提出程序、制发主体、审批程序等内容均作出了明确规定。上述规范构成了以下检察建议相关问题的主要内容：

（一）民行检察建议的分类

1.诉讼监督类的检察建议

诉讼监督类的检察建议是指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就法院在审判、执行中存在的违法或不当情形向人民法院发出的检察建议，再审检察建议属于诉讼监督类检察建议的一种。是指对于不符合抗诉条件但确需纠正的生效裁判，或者符合抗诉条件经与法院协商法院同意再审的生效裁判，人民检察院建议法院启动再审程序。

2.综合管理类的检察建议

综合管理类检察建议是指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或其它企事业单位存在制度隐患或人员严重违背职责纪律的情形发出的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重要切入点。

（二）民行检察建议的适用规则

必须明确的是，检察建议不同于抗诉等法定的监督手段，它可以适用于诉讼活动的任何阶段，⑨事前、事中及事后监督均可成立。

1.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规则

根据《民行办案规则》第四十七条和《两高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第七条的规定，原判决裁定符合抗诉条件或民事调解、行政赔偿调解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法检两院协商一致，人民法院同意再审的，人民检察院可向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依法再审，认为不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两高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第七条更明确人民法院必须在三个月内审查并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如果人民法院决定不予再审而人民检察院认为该决定不当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2.一般诉讼监督类检察建议的适用规则

一般性检察建议适用情形有：（1）原裁定确有错误但依法不能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救济的；（2）再审庭审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的；（3）不符合抗诉条件但确属违反法律规定，又不适用再审程序的；（4）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不规范、存在制度隐患或审判执行人员严重违纪；（5）执行活动违法、超期执行、消极执行或执行裁决法律文书违反法律规定的，⑩对于上述检察建议，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后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并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对回复意见有异议的，可以通过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

3.综合管理类检察建议的适用规则

人民检察院发现有关国家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存在制度隐患，或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严重违背职责，可以向相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

二、与检察建议相关的两个理论问题

（一）權力的渊源——检察建议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探讨

1.检察建议权力的正当性

本文认为，检察机关监督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的职责源于宪法授权，检察机关对所有涉及法律实施的违法行为均可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监督。目前，已经有大量规范性文件确认了检察建议的正当性及相关操作规程，这表明在我国现行的法制框架内，民行检察建议与民行抗诉等法定监督方式一样，已成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法律监督不可或缺的一项权能。{11}

2.检察建议适用的必要性

第一，检察建议的适用有效弥补了一般违法情形无法以抗诉方式进行监督的中空地带，也助推了执行监督工作的开展；第二，检察建议作为一种柔性监督方式，更容易达致良好的监督效果，尤其是再审检察建议更容易被法院接受，有效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12}第三，检察建议的适用节约了诉讼资源，提高了工作效率；第四，检察建议的适用促成了基层检察院的职权发挥。

（二）权力的边界——检察建议的强制性问题

检察建议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方式，属于公权力的范畴，具备公权力的基本属性；此外，对权力的监督不能依靠权力的自觉接受，而应当有监督手段强制属性的制度保障，否则监督权力就会被虚置。{13}当然，检察建议落脚点在“建议”，是一种“柔性监督方式”，检察建议与其它检察职能相比，以及诉讼监督类和综合管理类两种检察建议相比，强制性程度又存在区别。

1.制度的功能决定制度的规则，监督手段的法律效力和强制属性是监督效果的保障，没有强制力的诉讼监督不是真正的法律监督。{14}但检察建议既不具备确认实体性权利的权能，也不必然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其强制性弱于“抗诉”手段。

2.综合管理类检察建议针对的问题多数涉及行政管理，检察监督应尽量后置，因此其强制属性限于建立强制回复制度。至于是否采纳由行政机关自主决定，但如果不予采纳的原因明显不合理，应建立相应的后续监督途径。

三、笔者所在院近年来民行检察建议适用实务的经验总结

（一）笔者所在院近年来适用检察建议的总体情况

2010年笔者所在院共发送检察建议70份，是近年来发送检察建议数量最多的一年，包括一般诉讼监督类检察建议67份，再审检察建议2份，综合管理类检察建议1份。内容主要集中在审判程序、送达程序、法官释明义务、裁判文书严谨性和执行活动违法等问题，大多数针对不符合抗诉条件但确实存在违法现象的情形发出，基本达到了以检察建议的适用弥补立法不足的初衷，且监督实效明显。有66份得到法院书面回复，其中又有60份的纠正意见被法院采纳，检察建议总体采纳率超过80%。如谢某申请执行监督案，人民法院采纳检察建议的大部分纠正意见，撤销了对涉案房产的拍卖，并函复委托执行法院对执行依据进行审查，有效地维护了申诉人的合法权益；针对51件公告送达不当的申诉案件发出的检察建议被人民法院全部采纳，表示将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后进一步规范送达活动；针对在陈某某行政诉讼申诉案办理过程中发现的房产登记管理部门存在的管理漏洞发出检察建议，受建议单位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高度重视，采取一系列整改措施。

此外，2008年至今笔者所在院共发送再审检察建议11份，其中针对王某某劳动争议申诉案等三件案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促使人民法院再审三件涉及国有资产处分的民事生效调解案，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生效的三份民事调解书，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成功避免了七十余万元国有资产的流失；针对在某执行监督案件中发现的房产纠纷生效裁判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也顺利启动了再审程序并获改判，法院撤销了两案原生效裁判，保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实务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及相应的完善对策

1.缺乏法律的明确授权是检察建议工作开展受阻的根本原因，实践证明检察建议确有法定化之必要。因此，学界呼吁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两部法律中明确检察建议等监督手段的声音由来已久。{15}

2.目前的检察建议大多为事后监督，而最新的地方人大决定已确认将检察建议监督方式延伸到诉讼的各个环节，对此，未来应适度扩大民行检察建议的监督视野和适用规模。

3.检察建议文书形式、内容不理想，影响检察建议效果的实现。笔者所在院民行部门针对形式不规范问题做了大量改进工作，如对再审检察建议和其它检察建议分别编号，统一首部、尾部等行文格式，完善制发流程等。内容上切实加强文书说理性、针对性和建议性。

4.检察建议回复、采纳率不稳定，监督实效难以保障。在法律或司法解释中明文确立检察建议回复、采纳和跟踪回访制度将使这一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注释]

①检察建议适用于检察机关的多个业务部门，本文主要论及的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领域的检察建议问题，下文提及检察建议，除作特殊说明外，均特指民行检察建议。

②万毅，李小东：《权力的边界：检察建议的实证分析》，《东方法学》2008年第1期。

③此处强调位阶，《检察官法》是唯一一部出现“检察建议”提法的法律。

④参见万毅、李小东：《权力的边界：检察建议的实证分析》，《东方法学》2008年第1期。

⑤第四十七条规定，下列情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一）原判决、裁定符合抗诉条件，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协商一致，人民法院同意再审的；（二）原裁定确有错误，但依法不能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救济的；（三）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再审的庭审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的；（四）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的其他情形。

⑥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一）有关国家机关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存在制度隐患的；（二）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严重违背职责，应当追究其纪律责任的；（三）应当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的其他情形。

⑦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有本意见第五条、第六条以外违反法律规定情形，不适用再审程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⑧参见该《决定》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

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第七条。

⑩《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行政执行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指导意见》第九条、第十条。

{11}张智辉：《论检察机关的建议权》，《.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2}高立新、龚瑞：《民行检察中的再审检察建议》，《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5期。

{13}参见张智辉：《论检察机关的建议权》，《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4}参见付子堂主编：《法理学初阶》，法律出版社，第349页。

{15}万毅，李小东：《权力的边界——检察建议的实证分析》，《东方法学》，200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张卫平.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付子堂主编.法理学初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李征.中国检察权研究——以宪政为视角的分析[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

[4]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6]张卫平.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7]许海峰.法律监督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8]万毅，李小东.权力的边界：检察建议的实证分析[J].东方法学，2008（1）.

[9]吴锋，孔丽丽.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问题与出路[J].人民检察，2008（14）

[10]高立新，龚瑞.民行检察中的再审检察建议[J].中国检察官，2006（5）.

[11]杨文书.检察建议基本问题研究[J].人民检察，2005（9）.

[12]张智辉.论检察权的构造[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4）.

[13]张智辉.论检察机关的建议权[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2）.

[14]常丽.民事检察建议——从試点到制度构建[D].中国政法大学，2010.

经验理论 篇12

对幼儿的教育应做到作无定时。“3岁方案”强调幼儿要在玩中学, 学中玩, 使其在不知不觉中学知识学本领。因此, 对幼儿来说没有绝对的作业时间, 教师应视具体情况, 灵活控制。记得有一次组织幼儿进行:“兔宝贝真能干”的游戏, 时间是十五分钟。当时幼儿的积极性充分调动并强烈地表现出来, 对继续进行游戏的欲望非常强。但由于我考虑到不能过分超时, 还要布置作业, 便温柔地将幼儿的欲望给扼杀了, 使一些幼儿表现出失落和不满的情绪, 作业都做得不好。后来受到专家提醒, 我才恍然大悟。

幼儿的活动是多姿多彩的, 多元的, 幼儿的兴趣是丰富广泛的, 幼儿的好奇心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对幼儿的教育应随时随地进行, 而不受时间限制。只要幼儿感兴趣, 就应及时利用他们的求知欲、注意力, 让其感知、理解和记忆, 从而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在组织幼儿户外散步时, 我经常引导幼儿注意周围所见事物, 进行认知教育, 如树木、竹子、花草、路牌、商店等, 能说出它们的名称;遇到年长者, 让幼儿说:“爷爷好!”、“奶奶好!”, 进行礼貌教育;有时组织幼儿进行实践感知活动, 有些东西可以让幼儿摸一摸, 闻一闻, 加深感性认识。随机应变地进行补充、扩大教学内容, 多渠道, 多方位地进行教育。

其次, 为什么有些孩子胆子很小, 对于不同性格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呢, 我们应该多关注孩子的心灵健康、生活是否快乐。孩子缺乏自信心, 应该怎么样帮助他建立自信, 老师如何倾听孩子的表达, 家长对孩子的过度溺爱导致孩子情绪化行为应如何解决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找到了一些理论知识的支持和相对有效的解决方法。儿童的表现欲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 当孩子的这种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 便产生一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推动孩子信心百倍地去学习新东西, 探索新问题, 获得新的提高。儿童有否表现欲从另一角度来讲是与他们的积极的自我评价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不妨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幼儿的自我评价特点, 年龄小的孩子在自我评价方面基本处于“镜像自我”阶段, 就是说他们总是依赖于他人的评价, 还是处于“客观化”时期, 随着年龄的增长, 到5-6岁, 评价能力将有较大的提高。中班幼儿的自我意识已有了一定的发展, 如果忽视对部分偏内向型性格的幼儿表现欲的培养, 随着年龄增长势必造成该部分孩子对自我的一个消极评价。

家长们在孩子小班期间常认为由于孩子年龄小, 所以总认为:“孩子太小了, 胆子太小了。”进入中班后, 家长们开始通过横向比较发现了自己孩子在表现力方面的差距时, 又显得相当焦急:“老师你对他严格一点, 上课多请他回答问题。”“老师, 孩子不举手, 你可以叫他名字。”…….从教来, 我曾经多次碰到这类情况, 我也是常凭经验来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效果不显著, 反而增加了该部分幼儿的心理压力。从心理学上讲, 儿童的表现欲确与性格特点有关, 性格外向的儿童胆子大, 表现外显;性格内向的儿童胆子小, 表现内隐。因此, 幼儿的表现力在其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孩子见到了美好的事物, 他会兴奋的告诉老师, 这时, 你要认真地欣赏, 并用眼神告诉孩子你在认真倾听;当孩子讲了一个幼稚的故事, 你也要耐心地听完, 哪怕他已经向你讲过好几遍, 同时鼓励孩子更出色地讲述, 让他感到自己语言的魅力;当孩子受了委屈向你倾诉, 你不要不耐烦, 要让他说完, 让他宣泄, 让他感到老师重视他。

倾听, 能使孩子觉得得更精彩。老师要强化倾听意识, 养成倾听的习惯, 提高倾听的技能, 在倾听中促进幼儿的口语发展, 为他们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自己很重要;倾听, 能让孩子更愿意说;倾听, 能帮助孩子说。

摘要：为什么有些孩子胆子很小, 对于不同性格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呢, 对孩子的心灵健康、生活是否快乐的问题进行关注, 孩子缺乏自信心, 应该怎么样帮助他建立自信, 老师如何倾听孩子的表达, 家长对孩子的过度溺爱导致孩子情绪化行为应如何解决等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做, 怎样对待, 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去解决, 与此同时, 经验和理论基础构成了我们重要的武器。凡为教育者皆知“教无定法”, 要因材施教, 因人而异, 同时还应符合幼儿教育特点, 做到“教无定时”。

关键词：幼儿教师,教无定时,因材施教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