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主客体研究（共7篇）
教学主客体研究 篇1
初中《数学课程标准》中指出:初中数学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数学学习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数学学习的目的, 发展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能力;进一步发展数学综合运用能力;着重提高学生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特别提高学生数学知识进行思维和表达的能力.
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是新课程改革的显著特征改变原有的单一、被动的学习方式, 建立和形成旨在充分调动、发挥学生主体的多样化的学习方式, 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富有个性的学习, 自然成了新课程改革的核心任务.我们必须改进数学课堂教学方式, 促进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学习方式的形成.
下面笔者就以初中数学教学中的互动合作学习为例, 来分析研究新课程下应当开展的初中数学教学模式.
一、数学教学中互动合作学习的含义和要求
合作学习是一种以合作学习小组为基本形式, 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 共同达成教学目标的教学组织形式.合作学习强调学生之间的互动, 培养学生良好的非认知品质.重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动的潜在意义, 注重以集体授课为基础, 以小组合作为形式, 力求集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在评价方式上, 不求人人成功, 但求人人进步.
依据合作学习的理论观点和初中数学课程标准的目标设置, 结合教学实践, 笔者认为数学课堂教学中应体现以下五点: (1) 既重视师生互动, 又强调生生互动; (2) 实现数学“认知、情感与技能”的教学目标; (3) 以集体授课为基础, 以小组合作学习为形式; (4) 使合作性、竞争性和个体性三种学习情景兼容互补、相得益彰; (5) 体现尊重每名学生, 让每名学生都进步的理念.
二、在数学教学中实施合作学习的意义
成功的合作学习, 必然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这种互动包括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而互动互助中, 一方的动一定带动另一方的动, 互动中互动双方都会有知识、思想、情感上的交流互动合作学习的意义在于以下几点:
1. 合作学习是学生比较喜欢的一种学习方式
据调查显示, 学生最喜欢的是在数学学习中“开展多种多样的数学活动及小竞赛”, 如演一演、画一画、做一做, 等等“小组合作学习, 共同讨论, 解决问题”“制定学习目标, 完成目标, 交流汇报”;最不喜欢的是“教师讲, 学生听”的这种注入式的学习方式.
2. 给学生创造更多参与交流展示的机会
我们知道, 现在初中的班级班额都比较大, 在全班开展学习活动, 每名学生露脸的机会很少, 锻炼交流的机会有限而开展合作学习, 可以化整为零, 使学生可以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得到锻炼的机会, 小组合作学习可以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参与和交流经验的机会, 能搭起展示才华的舞台, 使他们感到自信.
3. 扩大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
一个哲学家说过:“你有一个苹果, 我有一个苹果, 彼此交换以后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个思想, 我有一个思想, 彼此交换以后, 每个人就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思想.”那么课堂上开展合作学习, 就为学生创造了更多相互学习交流的机会, 扩大了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通过合作学习, 每名学生都能够获得远远大于教科书和从教师那里所获得的知识, 成为课程资源的开发者.
三、数学教学中实施合作学习的模式和实施过程
合作学习教学仍以班级授课为基础, 以合作学习小组为基本活动形式.其基本形式为:
设计合作内容、合作目标→小组活动→反馈评价→归纳点评
1. 精心设计适当的问题情境、教学方案和教学目标, 强化小组合作学习的效果
(1) 问题情境的设计.问题情境的设计是否合理, 将直接关系到小组合作学习的效果.问题情境的设计最重要的是要有挑战性、探索性、开放性和可操作性.设计问题情境, 应具有层次感、探索性、开放性、可操作性, 让它具有小组合作学习的可行性.
(2) 教学方案的设计.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设计教学方案时要选择学生乐于接受的、有价值的数学内容为题材, 引导学生实践并尝试发现, 亲历知识的形成.数学实验、尝试发现、社会实践等探究性较强的教学活动更适合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比如, 在教学“扇形统计图描述数据”一课时, 可以引导学生设计“生活垃圾、消费结构、校园绿化”等专题.将学生按异质分组, 进行实地调查、访问, 把获取的信息进行归纳整理, 合作完成课题的研究.在这个小组活动过程中, 数学的知识得到了运用, 个人的能力和合作精神都得到了发展.
(3) 教学目标的设计.为了使合作学习真正富有实效, 应深入研究教材, 明确所要体验的新理念, 精心设计适宜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的设计既给学生指明了合作学习的方向, 又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使学生在学习中做到心中有数, 并想方设法实现目标.
2. 深入了解学生, 选择灵活多样的相对有效的分组, 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效率
合作学习是学生在小组中完成的互助性学习, 小组成员的优化组合是合作学习是否有效的关键.在实施合作学习教学时, 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组方式:
(1) 二人小组的合作学习.同桌二人小组合作学习.一些简单的学习任务, 不需要过多的讨论, 通过二人合作就可以完成.教师尽可能地参与到合作有难度、知识水平较弱的小组, 并适当给予指导和鼓励.二人小组合作学习时间利用率高, 二人可以互补, 比单独的自学效果好, 可以通过互问来巩固知识, 提高表达能力, 二人可轮流检测、轮流汇报学习成果这种合作方式简便易行.
(2) 四人小组的合作学习.四人小组合作学习也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 既不要重新摆放桌凳, 又不至于因为秩序混乱耽误时间, 而且保证更好地完成合作学习任务.教学时, 把问题设计得有梯度有层次, 数量适宜, 难易适度, 让学生根据问题提纲充分交流, 在学生合作“学”的活动中, 学会质疑, 学会倾听;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掌握重点, 解决难点, 让学生真正成为自己学习和活动的主人.组内成员轮流任组长, 负责管理和汇报等工作.
(3) 八人小组的合作学习.对于课外社会实践或课外研究性的学习活动, 可以把学生分成八人的学习小组, 并指定正副组长, 职责是组织本组活动秩序, 对组员进行分工, 明确每人的任务, 收集活动的结果.在组长的认真组织下, 进行分工合作, 从而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
实践表明, 这三种方式有利于发展同学之间的合作关系及友谊, 还能使学生获得自尊与成就感, 教学时应灵活多样的根据班级学生的情况、学习内容、学生的兴趣与能力特点, 予以选择分组方式.
3. 制订合理的评价标准, 实行合理的评价方式, 培养合作意识并提高合作技能
小组合作学习要取得理想效果, 就必须确立一种促进学生在小组集体中不仅要个人努力上进还要乐于与同学互助合作的良性制约机制.这就必须改变过去单纯鼓励个人竞争的做法和相应的评价方式, 实行激励小组集体合作达标和激励个人竞争达标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确立全新的合作学习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对小组合作学习的合理评价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合作意识, 而且能尽快提高他们的合作技能.
四、在数学教学中实施合作学习的引导与调控
由于合作学习完全是处在开放式的教学活动中, 课堂出现混乱的现象会时有发生, 这就需要教师深入小组中去, 要观察、分析, 发现情况, 审时度势, 随机相宜地介入和调控如下出现的一些情况, 可及时予以处理.
(1) 小组活动开展得顺利时, 教师应给予及时的表扬.
(2) 对小组的任务还不清楚时, 教师要有耐心, 向学生反复说明任务的内容及操作程序.
(3) 小组活动出现问题时, 教师应及时进行干预和指导, 虽然小组出现的问题和方式都不相同, 但教师要事先作出阶段性问题的预测, 并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 也能避免临时的手忙脚乱.
(4) 小组提前完成任务时, 教师应检验他们是否正确完成了任务, 如果是真正完成了任务, 教师可以开展一些备用活动, 或者深入到其他小组中帮助完成任务.
(5) 小组讨论受阻时, 教师应及时发现, 及时点拨, 使小组讨论顺利开展.
(6) 学生探究的结果可能各式各样, 教师对学生应作出正确的评价, 让学生明白探究的真谛.教师要敢于在课堂上同学生进行思维上的碰撞和交锋, 从而避免课堂上的“放羊式”教学, 教师在课堂上应是一个出色的主持人.
结语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在将来, 通过主客互动式的教学, 在每节课中, 教师都不再是简单的灌注, 解答疑惑, 而是引导学生去发现、探索知识, 和学生们在一起能做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营造一个生机勃勃的学习场面, 让他们把学习不再看成是负担, 而是一种乐趣, 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更是当今时代学生的迫切需求.
教学主客体研究 篇2
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是“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 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社会结构较单一, 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 基本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 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 一些村庄逐步丧失或部分丧失传统村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 职业分化、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变化, 均质性被打破, 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依据都市化即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某个区域 (城市、城镇) 集中的过程这一界定, 我把这种村 (居) 民拥有宅基地和私人房屋产权, 没有或少量拥有村集体农地和集体财产, 第二、三产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主要产业, 村 (居) 民已经全部或部分变成非农业户口, 兼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的村庄称之为都市型村庄。从总体特征上看, 由于中国地域广大, 都市型村庄在区位环境、拥有的社会资源、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 使得这些村庄特质迥异, 难以归类。然而, 这些村庄也有许多共性特征, 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公共事务的管理上, 都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城 (镇) 的总体规划中, 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独特的“村籍”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等。实现情况表明, 当下都市型村庄既没有完全拥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特质, 也没有完全失去传统村庄的要素特征, 呈现出传统村庄向都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客体要素现状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 “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 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 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系统聚合了不同于城、乡社区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制和外部环境等多要素, 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对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响, 尤其是主客体要素。
(一)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二元化要素特征和多元化结构性特征
正在成长的都市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 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 也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逐步形成从政府一元走向村 (居) 民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架构。
从法律层面看, 党的基层组织有权力对村 (居) 委会进行政治上的领导, 对社区内的各类组织进行宏观协调, 政府派出机构有义务对村 (居) 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 推动社区各项建设活动的开展。村 (居) 委会接受政府业务上指导, 动员、组织社区内的各类服务性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 丰富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 增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 共同治理社区事务, 并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从现实层面看, 由于都市型村庄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并存、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并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并存, 社区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征;社区内包括 (村) 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育迟缓, 成熟度不高, 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都非常弱, 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尚未完全建构起来, 社会资源相对不足, 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 客观上存在着借助党和政府权威, 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 由此形成了“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 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区共治中的核心地位, 社会组织边缘化, 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并存、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
(二)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宪法》确认村 (居) 委会的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提出建议等。《城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 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 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 爱护公共财产, 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 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村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 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 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 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 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 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 发展文化教育, 普及科技知识, 促进男女平等, 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 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等。
处于过渡期的都市型村庄, 由于土地、户籍、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化特征, 致使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环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比成熟的城市社区和传统村庄量要大、复杂程度更高, 解决难度更大。有些村庄既要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 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 维护农村农业经营机制, 又要负责征地拆迁、村庄规划、居民安置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 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其他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既要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 又要解决化解二元并存带来的诸如促进城乡融合等特殊性问题等。社区治理客体不仅点多、面广、矛盾错综复杂, 而且变动性大, 无法简单依据《城居法》或是《村居法》来加以界定, 只能依据各个社区具体情况相机界定。
三、优化社区治理主客体要素, 建设都市型村庄社区
当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缺乏直接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 建构切合都市型村庄特点、规范有效的治理规制, 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 实现都市型村庄社区善治, 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 参照都市社区要素特征, 整体布局、统筹规划、拓展思路、创新体制。
(一) 提升社区治理主体能力, 建构科学的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 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架构, 形成内含科学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以社区 (村) 居委会为轴心、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交互式的新型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第一, 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 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 理顺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 明晰其结构与功能, 避免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职能的交叉、功能紊乱现象。
第二, 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 逐步弱化社区组织行政功能, 增强社区内行政部门的行政能力;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性, 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 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 建立社会资源、权利共享, 社会义务、责任分担机制, 维护社区内部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平等地位, 促进其协同发展。
第三, 打破以集体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村籍”制度, 赋予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区治理中的平等主体地位, 建立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制度、决策程序和协调机制, 完善相关政策, 发挥村 (居) 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作用, 确保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使社区治理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
(二) 厘清社区治理客体属性, 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客体不仅包括了原来村集体管理的事务, 还政府改革职能转换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事务和村庄都市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事务, 尽管内容复杂, 治理过程权责关系模糊。但从性质上还是可以分为几大类:经济工作、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其他工作。社区治理必须在厘清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类别的基础上, 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行政组织、村 (居) 委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 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 以提升“城市性”为目标, 建构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
第一, (村) 居委会依法加强对社区类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资质的审核, 运行过程的监管, 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 协调经济组织间以及经济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纠纷。以依法拥有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资源管理权为依托, 结合都市型村庄的特点, 总体规划村庄经济发展, 采用多种方式经营集体土地和资产;立足都市农业, 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第一产业优势, 构建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 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架构, 发展社区经济。
第二, 基层党组织依法履行领导和支持本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职能, 保障社区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以关涉社区共同利益的事务为抓手, 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 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法治意识, 吸引社区居民依照程序参与社区治理, 激发其参与热情, 培养政治理性, 锻炼和提高自治能力, 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区政治生活。
第三,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拓展文化活动的空间, 建设文化惠民和文化共享机制;寻找有特色的文化发展定位, 在继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 实现文化创新;社区的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 通过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活动, 增进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了解与理解, 增进社区认同, 形成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结合、体现城市文明和时代精神内核的社区精神。
第四,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立足现状, 以村庄规划和环境整治为着力点, 以社区公共服务为核心, 整合社会资本, 统筹规划社区公共服务, 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和其他社会组织, 鼓励其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建设, 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和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教育培训机制以及各项工作的综合协调机制, 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 由民间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的、涵盖所有人口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1]、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0 (2) .
[2]、李金红.和谐社区治理主体的政治社会学分析[EB/OL].http://community.jhun.edu.cn/list.asp?id=33, 2007-07-03.
对政治理论教学主客体的心理分析 篇3
一、如何看待情绪对教学的影响
情绪是一种心理内在的波动, 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 是人对客观事物和对他人态度的内心体验, 它是内在的、波动的, 有时迟缓, 有时紧张, 有兴奋、抑制、痛苦、焦虑的表面特征。它有两个特点。
一是个体性, 由于人的性格、气质不同, 进而情绪的表现快慢也就不同, 胆汁质型的人情绪就变化得快, 抑郁质的人情绪就显得慢;女同志的情绪就来得快, 男同志就慢一些。情绪对教师在教学中所起的诱导作用, 既有正面的、积极的一面, 也有负面的、消极的一面。正面诱导影响使人们转化为认真备课, 废寝忘食, 精神振奋, 语调铿锵有力, 或持之以恒, 意志坚强, 排除困难。但负面影响也很明显, 表现为工作中不接受批评, 生活中常常感到不如意、不愉快、不满足、不愿学习, 不愿做细致耐心的工作, 形成焦躁的情绪、厌恶的情感, 宣泄给学生, 表现为体罚、谩骂、殴打, 重者想出一些怪异的方法去惩治学生, 导致学生遭受心灵、肉体的伤害。
市场经济的浪潮汹涌起伏、跌宕跳跃, 使人们的市场观念、经济意识异常强烈, 致富、快富、豪富才能生存发展, 它已经成为许多人内在的精神动力, 但人们常常感到焦虑、无奈。“今天的世界真精彩, 外面的世界真无奈。”人比人气死人, 名利、职称、地位、自尊、权利、理想有很多是可欲而不可求的, 教学是单调的、平凡的。一些青年教师 (包括中老年教师) 对原先崇尚的价值观产生疑虑, 感到气不顺、心不平, 看看外面群雄竞争、烽火四起的经济世界, 再摸摸口袋里已经攥湿了的几张纸币, 无奈、气愤、自卑、焦虑、无名的恼怒一起涌在心间, 它常常会在某一刻突然、偶然对一个客体或者一群客体发泄出去, 不管其对象接受的程度如何。心理学家的实验表明, 不同质的情绪对教育主体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有着不同的影响。愉快的情绪对思维、表达的作用是提高、唤醒, 是充分表现的动力和支持。但过高也会造成头脑发热、冒进、激动、亢盛、极端化、喋喋不休, 使学生客体莫名其妙, 并导致厌烦;反之, 教育主体没有热情, 情绪低落、消沉、无语、照本宣科, 教师没有教育欲望, 上课无生动性、欢乐性, 没有启发性、兴奋点, 学生更多地会感到厌恶、焦躁、烦闷。
二是焦急、气愤、痛苦这些典型的情绪对教育主体产生的影响越大、越痛苦, 教育者思维认识越模糊、急躁、叱呵、叱咤都会表现出来, 这些情绪对教育者冷静的思维起着干扰破坏作用。所以, 提高教师的抗干扰、抗急躁能力, 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内心环境, 应当是培养教师意志力、心理要素的重要环节。
二、情感对教育主体的深刻感化作用不容忽视
热爱是一种很好的社会情感, 热爱一门职业、热爱一门学说、热爱社会、热爱人生、热爱生活常常是健康机体完成事业的前提和保证。毋庸讳言, 现在一些青年教师, 对教育是不热爱的, 它只是作为自己生存的工具, 而不知天下, 天下第一道理就是你不爱的客体, 客体也同样不爱你, 教学不仅是传道、解惑、答疑, 更多的是一种能力的培养, 一种人内在创造力培养的工作, 当教育主体的情感在其教育活动中占主导地位, 他会倾心竭力、苦思冥想、夜以继日设法备课、讲课, 调动学生思维力、认识力, 当那些枯燥的、机械的专业术语一遍又一遍从你的嘴里、手上讲出、写出时, 常常会有一些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观点迸发出来, 它以激情、活跃、跳动、热烈的符号表现出来, 用自己的情感激活自己的学生情感, 它奔放、汹涌, 又是清澈、纯净, 它热烈、活力四现, 使原先单调、平板、呆滞的教学实践呈现出美好的艺术境界, 很多优秀教师常常是在某一课堂、某一教学课程实现这种教学感受的, 这体现了情绪和情感、知识的统一。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焦点都停留在教材和课堂上, 教师只关心学生知识的获得和能力的培养, 而忽视了大学生的人格养成和道德养成, 这种教学违背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宗旨。因此,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转变观念, 提倡以人为本, 共建和谐的教育理念, 使书本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相联系。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教师要树立宣传教育的责任意识, 从科学的角度, 全面深入地讲解人生抱负与理想对人的一生的影响, 为青年大学生的成长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环境。授课教师通过认真备课、搜集资料、精心制作成通俗易懂的课件展现给学生学习, 让政治理论教学知识更加系统地进入课堂, 更加有效地进入大学生心中, 使大学生真正认识到应该有健康的身心, 提高大学生对新时期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困惑, 牢牢守住校园这块净土。
塑造自己真挚、自强不息、诚信、公正、忍辱精进的社会情感, 这是教师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动力。“天行健, 君子当自强不息。”今天, 青年无疑是社会的主流, 青年人体力充沛、活力四现、浑身洋溢者青春的朝气, 但也存在一部分青年 (这里既有教师, 也有学生) 不关心政治, 不关心祖国, 只是沉溺在自我情绪中, 敏感、单纯、脆弱, 遇到一点挫折、批评, 就怨天尤人、恼怒、嫉恨、耿耿于怀, 这实际上是情感幼稚的表现。社会情感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 在一些条件下, 它可以变成人生存、发展的动机, 奋发拼搏的动力。没有社会热情, 没有对今后国家、社会、民族、群体的憧憬、愿望, 没有对社会真理的执着、热爱、追求、探索, 就不会有人类的进步, 也就无从看到真、善、美和人类解放的, 自身也就无法摆脱个人情绪、情感的困扰, 无法从自我中解脱出来, 也就无法产生良好的教育动机。教育动机的强弱依赖者教师对生活的理解、感受程度和目标的渴求程度。当教师对生活、对社会漠不关心、得过且过、无动于衷时, 那他是无法主动激励人、促进人、武装人的。所以, 我们的教师应该在今天火热的社会中培养, 调动起动态的、积极的社会情感,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有助于培育动态的、开放的思维观念, 激发其丰富的想象, 大胆的思维创新, 以至孕育出改变现实巨大的精神力量。
三、情绪、情感和理智的统一
行为的选择常常是理智、情感、情绪的统一再现。首先是理智起关键作用, 理智里价值观支配其中, 它贯穿在人们处理、解决问题的始终, 主要体现在教学实践中。情感是主体连接客体的接触点, 情绪则对情感时常起着正推导和负推导的作用。情感是体现在主客体之间的, 情绪则是体现在教学主体内部心理机制的, 它们都对教育者的理智、认识、处理问题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人们对某一事物、社会、集团、政党的兴趣爱憎、好恶的情感, 会影响自身出现或长期或短暂的各种情绪。一般说来人们总选择那些自己所热爱的、感兴趣的、有倾向性的、价值大、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目标, 而躲避有害于自身的、于社会价值不利的事物和观点。情绪、情感、理智是交织在一起共同表现的。
总之, 情绪、情感在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 对教学主体、客体产生的各种影响, 应当引起深刻、长久的注意, 尽管它是心理问题, 但直接影响教学的效果。要发挥情绪、情感在教学中积极作用的一面, 抑制消极的方面, 学会正确控制情绪、情感, 以获得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
摘要：教师是知、情、意三者的有机统一体。情绪、情感在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 对教学主体、客体会产生各种影响。教师在教学中发挥情绪、情感在教学中积极作用的一面, 抑制消极的方面, 学会正确控制情绪、情感, 以获得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
教学主客体研究 篇4
1实验
1.1原料及试剂
1-[2-(4-苯基偶氮苯氧基)乙基]吡啶溴化铵(AZO)和含碲金刚烷客体分子(ADA-Te)均根据本课题组前期报道的方法合成[16]。枯烯过 氧化氢 (CUOOH)、4-硝基苯硫 酚(NBT)、3-羧基-4-硝基苯硫 酚 (TNB)、氮异丙基 丙烯酰胺(NIPAM)和双氧水从南宁蓝天实验设备有限公司购买。图1为各试剂的结构示意图。
1.2实验仪器
紫外可见光光谱仪 (普析T6新世纪);pH计 (MettlerToledo320);动态光散射仪(Malvern-ZetaSizerNanoZS);核磁共振仪(BRUKERAM-500);凝胶色谱仪(日本岛津SHIMASDZUCBM-20Alite);冻干机(北京四环LGJ-10C);扫描电子显微镜 (JEOLFESEM6700F);透射电子 显微镜 (JEOLJEM3010)。
1.3聚合物的合成及表征
聚合物利用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 (ATRP)技术进行合成。其中,大分子引发剂(CD-Br)和环糊精主体聚合物(PNIPAM-CD)根据本课 题组前期 报道的方 法合成[16]。PNIPAM-CD的合成路 线见图2。GPC表征结果 如下:Mn为14730,Mw为15030,PDI为1.021,聚合度为117。
1.4仿生硒酶的结构性质表征
为了验证PNIPAM-CD中的环糊精与ADA-Te中金刚烷形成复合物,利用同样能够和环糊精复合的1-[2-(4-苯基偶氮苯氧基)乙基]吡啶溴化铵(AZO)为竞争客体分子进行表征,测试的相关复合物溶液按如下方法制备。
复合物1:将主体聚合物PNIPAM-CD(0.001mmol)和AZO(0.0005 mmol)溶解在0.5 mLD2O中,20℃超声20min形成待测试的复合液。
复合物2:将主体聚合物PNIPAM-CD(0.001mmol)和ADA-Te(0.0005mmol)溶解在0.5mLD2O中,20℃超声20min形成复合液(PNIPAM-CD-Te)。然后,再向复合体系中加入AZO(0.0005mmol),20℃超声20min形成待测试的复合液。
利用核磁分析AZO的芳环部分化学位移的变化来证明复合物的形成。
此外,仿生硒酶的LCST测试、SEM测试、动态光散射测试和酶活力分析均按照前期报道的方法进行[15,16]。
2结果与讨论
2.1仿生硒酶的制备及结构表征
对天然GPx的结构表征表明,对GPx催化活力起决定作用的是其硒代半胱氨酸部位[17]。前期研究表明,与含硒类仿生硒酶相比,含碲仿生硒酶具有更高催化活力[3,12,14]。因此,在本工作中,设计合成了修饰有金刚烷的客体分子ADATe来模拟天然GPx的催化中心(如图1所示),并合成了修饰有环糊精的聚氮异丙基丙烯酰胺主体聚合物(PNIPAMCD),用以研究其聚合物骨架对GPx催化活力的调控机制。以ADA-Te和PNIPAM-CD为组装基元,利用环糊精与金刚烷的主客体作用制备了温度响应的超分子仿生硒酶 (PNIPAM-CD-Te),其制备过程如图3所示。
为了证明PNIPAM-CD-Te中环糊精/金刚烷复合物的形成,利用AZO作为竞争客体分子,通过核磁检测AZO中芳香环化学位移的变化,间接证实复合物的形成。如图4所示,复合物1和复合物2中,AZO中芳香环化学位移明显不同。与复合物2相比,复合物1中AZO的Ha、Hb、Hc、Hd的化学位移明显向低场移动,Hg的化学位移明显向高场移动,Hh 的信号峰为包峰。复合物1中系列核磁信号的变化是由于在复合物1中,AZO与环糊精形成复合物导致的。而在复合物2中,PNIPAM-CD的环糊精空腔被ADA-Te所占据,不能再与AZO复合,这与已报道的实验结论一致[15,16]。因此,以上实验结论可以证明PNIPAM-CD-Te中的环糊精与ADA-Te的金刚烷形成了 主客体复 合物,即成功地 制备了PNIPAM-CD-Te。
此外,通过测定PNIPAM-CD和PNIPAM-CD-Te的LCST的变化,复合物的形成得到了进一步证实。首先,测试了600nm下PNIPAM-CD和PNIPAM-CD-Te的透光率随温度变化的趋势(图5),其中,PNIPAM-CD和PNIPAM-CDTe的LCST分别为32.4℃和31.7℃。PNIPAM-CD-Te的LCST比PNIPAM-CD的LCST更低,这可能是由于疏水客体分子ADA-Te的引入使PNIPAM-CD-Te的疏水性更强所致,类似的实验现象同样已有报道[15]。这一结论进一步证实了PNIPAM-CD-Te被成功地制备出来。
2.2仿生硒酶的酶学性质分析
本研究中,PNIPAM-CD-Te的催化活力是在Hilvert教授报道方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测定的[18],酶催化反应式见图6,催化活力是假设一个碲原子为仿生硒酶的一个催化中心来进行计算的,各种条件下测定的催化活力如表1所示。
首先,从表1可见,以TNB、CUOOH为底物在25~45℃间选择不同温 度对PNIPAM-CD-Te的催化活 力进行测试,其催化活力随温度的升高逐渐改变。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PNIPAM-CD-Te催化活力随温度变化的趋势,绘制了如图7所示的催化活力随温度变化 曲线。当温度 低于32℃时,随着温度的 升高,PNIPAM-CD-Te的催化活 力缓慢增加;而当温度升高到32~37℃之间时,催化活力 大幅度增加;当温度达到37℃以上并继续升 高时,催化活力 略微降低。由此可见,PNIPAM-CD-Te的催化活力 表现出了 典型的温度响应特性。
其次,由表1可见,PNIPAM-CD-Te在37℃时具有最高催化活力。因 此,本研究在37℃条件下,以TNB和CUOOH为底物对PNIPAM-CD-Te的饱和动力学等酶学性质进行测试。如 图8所示,固定底物TNB的浓度 (0.15mmol·L-1),改变CUOOH的浓度(0.05mmol·L-1,0.10mmol·L-1,0.25mmol·L-1,0.5mmol·L-1,1.0mmol·L-1,2.5mmol·L-1,5.0mmol·L-1)测得PNIPAM-CD-Te催化反应的饱和动力学,其表观动力学常数为:Vmax=15.52μmol·L-1·min-1,kcatapp=15.52 min-1,KmCUOOH=501.9-μmol·L-1,kcatapp/KmCUOOOH=3.09×104(mol·L-1)-1·min-1,PNIPAM-CD-Te展现出典型的酶催化饱和动力学行为。
2.3仿生硒酶的催化机制研究
由图7可见,PNIPAM-CD-Te表现出典 型的温度 响应催化活力。对于天然酶而言,细微的结构变化可能导致天然酶催化活力的较大变化。因此,预测温度响应过程中,PNIPAM-CD-Te自组装结构的变化可能是导致其催化活力具有温度响应特性的根本原因。
为了证明这一预测,对不同温度下PNIPAM-CD-Te的自组装结构进行了表征。如图9所示,利用动态光散射仪对不同温度下溶液 中PNIPAM-CD-Te的水合半 径进行了 测试。其中,25℃、28℃、35℃、37℃和45℃下的水合半径分别为7.5nm、8.75nm、91.35nm、105.7nm和295.4nm。综合分析图7和图9可见,当温度低于PNIPAM-CD-Te的LCST时,PNIPAM-CD-Te的水合半径较小(小于10nm),即聚合物骨架和GPx催化中心(ADA-Te)均匀分散在溶液中,没有形成聚集态,此时催化活力较低。随着温度的升高,当温度高于PNIPAM-CD-Te的LCST时,PNIPAM-CD-Te的水合半径迅速变大,形成水合半径约100nm的聚集体。图10为37℃测得的扫描电镜照片,可以直观地观察到此时PNIPAM-CD-Te形成了100nm左右的球状组装体。此时,聚集体的形成是由于温度响应后PNIPAM-CD-Te骨架由亲水性转变为疏水性导致的。在此条件下,聚合物骨架和GPx催化中心形成紧密的聚集结构,疏水的聚合物骨架在催化中心周围形成疏水微环境,能够更加有效地识别酶催化底物,因此催化活力得到迅速提高。而当温度达到37℃以上并继续升高时,催化活力 略微降低,这可能是 由于温度 较高时,PNIPAM-CD-Te会形成更大尺寸的聚集体(水合半径约300nm),会将部分催化中心包埋在聚集体中,阻碍催化中心与底物结合,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催化活力。由此可见,在温度响应过程中,聚合物自组装结构发生变化,会形成有利于酶催化反应进行的疏水微环境,进而有利于增加酶催化活力。根据上述实验结果,绘制了温度响应过程中聚合物自组装结构的变化调控仿生硒酶催化活力的示意图(见图3)。
为了进一步证实聚合物自组装结构变化过程中,形成的疏水微环境对调控催化活力的重要作用,设计了4个不同的活力测试体系进行研究。如图11所示(催化速率见表1),CUOOH,TNB体系,v0=4.92μmol·L-1·min-1;H2O2,TNB体系,v0=1.83μmol·L-1·min-1;CUOOH,NBT体系;v0=5.24μmol·L-1·min-1;H2O2,NBT体系,v0=2.79μmol·L-1·min-1。与TNB不同是,NBT少一个羧基,因此NBT的水溶性相对较差。而NBT作为底物的催化活力比TNB作催化底物的活力更高(图11,A<C,B<D),这说明PNIPAM-CD-Te中形成的疏水环境对疏水性强的底物具有更强的结 合能力,进而催化 活力更高。与 此类似,CUOOH和H2O2 的不同是,枯烯基的存在使CUOOH的疏水性更强,CUOOH作为底物的催化活力比H2O2 作催化底物的活力更高(图11,A>B,C>D)。这也是由于CUOOH是疏水的分子,其与PNIPAM-CD-Te内部形成的疏水微环境正好匹配,PNIPAM-CD-Te对CUOOH底物的结合能力更强导致的。所以,CUOOH作为底物的催化活力更高,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在温度响应过程中,疏水微环境的形成对提高疏水底物的反应速率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温度响应过程中聚合物自组装结构的变化是导致PNIPAM-CD-Te催化活力具有温度响应特性的根本原因。
3结论
(1)利用核磁表征证明PNIPAM-CD-Te中的环糊精与ADA-Te的金刚烷形 成了主客 体复合物,通过测定PNIPAM-CD和PNIPAM-CD-Te的LCST分别为32.4℃和31.7℃,其LCST的不同进一步证实复合物的形成,即PNIPAM-CD-Te被成功制备。
(2)利用动态光散射表征表明,25℃、28℃、35℃、37℃和45℃下,PNIPAM-CD-Te的水合半 径分别为7.5nm、8.75nm、91.35nm、105.7nm和295.4nm;水合半径的变化证明PNIPAM-CD-Te聚合物骨架在温度响应过程中会发生自组装结构的变化。
(3)以TNB、CUOOH为底物在25~45℃间选择不同温度对PNIPAM-CD-Te的催化活 力进行测 试。研究表 明,PNIPAM-CD-Te的催化活力在25~45℃内具有典型的温度响应特性,37℃时具有最高催化活力(υ0=4.97 mmol·L-1·min-1);同时,PNIPAM-CD-Te还展现出典型的酶催化饱和动力学行为。
房产保有税法客体研究 篇5
从理论上说, 作为房产税之法律关系客体是指税收法律关系所指向的对象, 即纳税人的房屋。该类客体应当满足一般的法律关系客体之属性, 必须为法律所确认, 必须考虑法律追求价值之属性, 能够独立的为人所支配利用带来价值。
从实践上说, 房产税作为已经试点并将全国征收的税种, 是一种典型的地方税。从目前上海和重庆的开征情况来看, 就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问题。房产税必将成为全国意义上的税种, 这也就意味着房产税的征税客体应该是统一的。所以说, 对于即将在全国推行的房产税而言, 研究其客体十分必要。
2判定标准
2.1 目的性标准
目的性标准就是房产税法应充分考虑房产税的开征目的。开征房产税的目的主要有: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调控房地产市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社会分配机制。以房产税立法的目的性标准作为研究房产税法客体的基础, 可以树立正确的研究方向, 得出合法合理科学的结论, 这样的房产税法客体才更为必要。
2.2 实质性标准
(1) 商品性。
基于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失灵的发生, 需要国家通过有形的手进行宏观调控, 而税收就是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因此, 对建立在稀缺土地上的商品性房屋征收房产税是必要的。
(2) 存量房。
房产税法的客体应为存量房。房产税的性质决定了其是在保有环节征税而不能仅仅在流转环节征税。从国际经验来看, 很多国家都对存量房征税。重庆于11年十月开始对存量房征税反映了这一趋势。
(3) 时间非限定性。
税收公平原则指纳税人法律地位必须平等, 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仅对法律实施后的房屋征税就违背了这一原则。所以在时间上无论何时购买的房屋均应纳税, 换言之应税房屋在时间上不具有限定性。
3房产税法客体分析
3.1 国有土地建房
(1) 商品房。
商品房符合前文的目的性标准和实质性标准, 所以都应该纳入征税的范围。不过在税率设计上可按照人均居住面积作不同的规定, 不同价值房子的主人对于社会公共品的利用决定了其必须要履行相应的义务。
(2) 经济适用房。
经济实用房不应当纳入房产税法征税客体。这是因为经济适用房本身不属于一般意义的商品房,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情况。按照量能课税原则, 低收入者应享受税收减免。但当经济适用房在可以流通到市场变成商品房时, 就需征收房产税。
(3) 集资建房。
集资建房不应纳入房产税法客体。这是因为一方面集资建房具有保障性的特点, 另一方面作为集资建房的买主不指享有使用权。所以让买主缴纳房产税有违公平。同样作为拥有产权的单位也无需纳税。只有当集资建房作为商品房开始流通时, 其就成为房产税法的客体。
(4) 非住宅用房。
非住宅用房主要是用于商业、工业、旅游等的房屋。我国1986年的《暂行条例》已将营业性用房作为征税对象, 新房产税法将其纳入客体也是自然的事情。新房产税法出台后将取代原《暂行条例》, 原来规定的营业性用房和目前试点的住宅相结合将成为房产税法的重要客体。
3.2 集体土地建房
(1) 城中村及城中村改造房。
对于城中村的住房, 因其性质和农村住宅一致, 按照前文的商品性用房标准, 其不应纳入房产税法客体。
城中村改造房是指安置动迁居民的住宅。若是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经济实体开发且五证齐全可对外发售的, 应纳入房产税法客体。对于那些村民个人或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的房屋, 不得对外出售, 也就不应纳入房产税法客体。
(2) 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实质上为乡产权房, 是由乡镇政府而不是国家颁发产权证的房产。《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小产权房不得登记发证。这也就意味着小产权房不可以成为商品房, 自然不能纳入房产税法客体。
(3) 普通农村住宅。
农村住宅不应纳入房产税法客体。理由有:一, 之前1986年的《暂行条例》仅仅将房产税的征收对象界定为城镇的经营性房屋, 没有对农村住宅纳税的先例。二, 对农村住宅纳税会加重农民负担, 征收的难度很大。三, 不对农村住宅征收房产税是国际共识。
房产税立法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当前的试点主要为将来的全国性立法做准备。本文通过对房产税法客体的研究, 可以为我国的房产税法立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笔者期待我国的房产税立法能够取得重大突破, 本文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财税法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76.
[2]徐孟洲.税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310.
教学主客体研究 篇6
早在19世纪, 就有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文化接触而引起的文化变迁给当地人民造成的影响,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 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成为西方旅游人类学者的研究主流。对于主客关系的研究也一直是国外旅游社会学和旅游人类学的专家和学者所关注和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 这方面的研究以瓦伦·史密斯 (1977) 主编的《主人与客人》为代表。我国的乡村旅游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到现在, 已逐渐成为农村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渠道, 也为旅游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但是乡村旅游对当地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宰客现象严重、游客与当地居民的冲突增加、犯罪率上升, 甚至出现当地居民拒绝游客进入等现象逐渐凸显出来, 如何减少或消除这些负面影响, 扩大或增强其积极影响, 重视和加强对乡村旅游中主人和客人及其关系的研究, 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把乡村旅游的发展与主客关系的研究相结合进行专题研究, 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中是比较薄弱的, 这无疑是乡村旅游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同时也希望为乡村旅游的规划与开发、营销策划、服务接待等工作提供积极的参考。
二、主客关系研究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 对乡村旅游理论研究的丰富和深化。
对于乡村旅游的研究, 国外早于国内。国外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后旅游业的迅速扩展开始的, 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概念研究、乡村旅游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研究、基于供给和需求的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研究、乡村旅游发展的管理研究、策略研究、女性问题研究等7个方面。有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游客的角度探求旅游的影响。文化人类学认为, 游客有组织性的与非组织性的差别, 有在旅游目的地逗留时间上的长与短的差异, 因此对不同文化的“陌生感”不一样 (Cohen, E.1972, 1979a) , Cohen从交往层面 (the interactional dimension) 和认知规范层面 (cognitive-normative dimension) 探讨游客角色的个性差异和行为的特殊性。在交往层面, 他按陌生人与当地人交往的程度和方式、游客个体角色的差异与特殊性把游客分为4 种类型。史密斯 (Valene Smith) 则认为, 不同类型的游客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由于他们的旅游动机、旅游行为与融入当地文化的程度不同等原因, 对旅游地的影响也有差异。因此, 对游客的旅游动机、旅游行为以及旅游体验等进行分析很有必要。另外纳尔逊·格拉伯恩 (Nelson Graburn, 1983) 对旅游的本质进行了探索, 并着重对游客的旅游体验进行研究, 是研究旅游符号内涵和文化意义的核心人物。他从旅游的活动主体——游客出发, 研究旅游会给游客造成什么影响等问题, 并倾向于从文化和心理等因素中寻找答案。1977年, 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先驱努涅斯 (Nunez) 首次提出了进行旅游影响研究时要研究接触的双方, 不仅要研究受影响的目的地人群, 也要研究带来影响的那一方, 如游客, 这样才能更为深入地剖析旅游带来的影响。如果要准确地分析研究对象, 研究者必须把两方面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 融入自己的研究。而戴尼逊·纳什 (Dennison Nash, 1989) 进一步发展了努涅斯的理论和观点, 更注重旅游对目的地社会带来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的研究, 是旅游的影响研究的重要支持者之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纳什把旅游活动看作一种文化接触和交往的方式, 注重分析它对接触双方带来的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深入当地, 从主客的互动和双方的原型认识角度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从而在主客关系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皮尔斯 (Pearce, 1982) 分析了在新西兰乡村情境中东道主与宾客群体之间的互动。Browne和Nolan (1989) 通过对“西部印第安保留地旅游发展”的研究后认为, 该地区的民俗旅游开发一方面从经济和收入上改善了土著人的生活处境, 但也造成了土著文化和纯朴人际交往的异化和扭曲。Evans Pritchard (1989) 、Laxson (1991) 分别从主客交往中土著人对白人旅游者的原型认识和从白人旅游者对土著人的原型认识两个角度的研究后指出, 诸如在民俗旅游这样短暂的交往中, 因为文化原型的作用, 旅游交往不能增进文化了解;恰恰相反, 短暂的交往加剧了民族中心主义 (ethnocentrism) 倾向, 使主客双方更加认定自己所持的世界观的正确性。他们的研究反映了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地区主客交往的情形, 这为我国研究乡村旅游中的类似问题提供了实践的范例和样本。
在研究主客关系时, 必然需要对主客之间的相互态度进行测度, 在进行测度时应用最广的方法是问卷调查法。国外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戴维斯和科森扎 (Davis & Cosenza, 1988) 在佛罗里达调研时所采用的指标, 其中涉及社会文化影响方面的指标包括居民对旅游开发后拥挤程度、使用当地设施的方便程度、文化生活、生活质量、犯罪率等方面的评价。虽然其中只涉及主客关系的一方, 但这种调查方法和测量指标的提出为本文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路。
我国现代乡村旅游的发展较晚, 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近年来, 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 与之相关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990年以来, 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多学科研究逐渐增多, 但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尤其在旅游交往等微观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 大多侧重旅游者 (游客) 或当地居民的某一方, 国内有李海瑞 (1996) 、李有根 (1997) 、何桢强 (1997) 、文军 (1998) 、黄建军 (2000) 、杨海中 (2000) 等专家和学者都进行了相关研究。谢彦君 (2004) 对旅游交往进行了深入分析, 认为“旅游交往是一种暂时性的个人间的非正式平行交往”, 并将交往分为六个水平等级, 即隔离、潜交、示意、互助和竞争。他还建立了交往情境模型, 分析了旅游交往过程中的心理矛盾和对待交往的原则, 对交往中的角色和模仿行为都作了透彻的论述。在国内对旅游影响的研究中, 少量学者开展了对旅游影响基本理论的研究, 如:王妙和孙亚平 (2001) 应用比较文化理论对旅游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变化机理进行了分析, 认为主客之间的文化差距产生了示范效应, 而示范效应的结果可能是有益的, 也可能是有害的。王雪华 (1999) 认为旅游造成了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的文化互动和交流;并且这种文化交流具有不平衡性, 在文化价值上有所倾斜, 从而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刘赵平 (1999) 构建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三个基本层次, 探讨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理论机制, 并总结了解释这种机制的三种影响较大的典型理论:发展阶段理论、涵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这三种理论从不同侧面, 在不同程度上对主客之间的交往和关系作出了相应的解释。刘振礼 (1992) 进行了游客对于当地居民态度测量的实证研究, 在研究方法和有关研究因素的选取上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他在对野三坡地区实施调研时, 专门设计了针对旅游者的问卷进行辅助的研究, 以旅游者所感受到的当地民风民俗、环境卫生和居民态度的情况, 作为反映旅游影响的一个侧面。在调查结果中分析出当地淳朴民风减少、旅游者满意程度降低等倾向。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 国内最早对于乡村旅游开展研究的主要是人类学科、社会学科和地理学科的学者, 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的经济收益及其影响、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以及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发展策略、国外和台湾乡村旅游发展的经验借鉴等方面, 这些成果大都侧重涉及乡村旅游的开发意义、发展条件、发展影响与发展模式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把旅游地和旅游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这些研究大都是从宏观的整体的旅游业背景下进行的, 针对乡村旅游这一特定旅游形式的主客关系研究仍然比较鲜见, 学术研究领域不平衡的状况, 势必导致对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的指导性的减弱甚至可能出现偏颇。
(二) 对乡村旅游实践的促进和完善。
1980年以来,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农业观光旅游项目的设计与开发, 乡村旅游逐渐成为农村地区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渠道。1998 年以来, 随着生态旅游的展开, 农家旅馆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悄然兴起, 并成为乡村度假旅游的重要承载。乡村旅游实现了从观光旅游到度假旅游方式的升级, 并成为我国广大农村发展第三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乡村旅游是城市居民的一种新型休闲方式, 同时对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维护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贵州省的乡村旅游在我国的乡村旅游发展中显示出其独特的资源优势, 而且在世界旅游组织的资助、指导下, 取得了较大成果, 在国内外都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经过20多年的发展, 我国的乡村旅游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如以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为代表的都市郊区型, 以云南、广西等为代表的景区边缘地区型, 以山东、湖南等地为代表的老少边贫地区型的乡村旅游, 都为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可喜的变化。发展乡村旅游的最终目的是谋求旅游业与乡村地区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和最优化, 达到这一目标最核心的前提是必须达到利益相关群体的协调统一。在所有的利益相关群体当中, 乡村旅游的主客之间即东道地区的居民与游客之间的关系尤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游客的纷至沓来为乡村居民带来的不仅有经济上的冲击, 更有社会文化领域的渗透, 当然还包括对东道居民生产生活空间的影响等方面。因此, 在对乡村旅游进行规划设计时, 有必要综合考虑游客与居民的需求和利益, 对这一重要关系的忽视, 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导致东道地区开发的盲目性, 缺乏长远的总体规划和布局。如在规划设计、建筑形式和材料、设施设备、管理服务各方面简单地学习城市, 将乡村旅游点建设成为一个个小城镇, 使得最受城市居民青睐、喜爱的乡村风貌、乡情野趣大受影响, 甚至荡然无存, 以致东道地区的旅游形象无法拥有名符其实的吸引力, 导致游客乘兴而来, 失望而归, 甚至在某些地区出现打架、斗殴、黄、赌、毒等恶性事件, 给乡村旅游蒙上不光彩的阴影。协调主与客之间, 即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 消除彼此交往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战略思想, 从而使乡村旅游得以更协调地发展。当地政府对旅游东道地区的管理, 旅游组织者的营销策略同样有必要进行相应地调整, 这是目前乡村旅游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
三、研究体系的构建
(一) 研究的理论依据。
1.社会交换理论。
旅游是游客与东道地区居民的互动, 而他们之间的交往行为都是有目的的活动, 这个目的可称之为获取某种回报。乡村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不可避免地具有同样的性质。本文认为社会交换论在对主客关系的研究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解释作用。社会交换理论的创立者乔治·C·霍曼斯认为, 人与人直接地、面对面地互动与交换由功利需要推动, 通常交换双方都理性地计算代价与报酬。广义的社会交换包括情感的交流, 特别是在金钱之外, 人们还交换赞同、尊重、依从、爱、情感及其它紧缺物质产品。如交往者自身的年龄、资历、社会地位、知识或专长等可以作为人际互动中的投资因素产生作用;做出有价值的贡献的人将获得社会的赞许和尊敬, 如果一个人希望获得群体成员的赞许, 他将倾向于遵从群体的规范;相互拥有肯定的情感或通过交往活动能够得到相互报偿, 将进一步促进双方的交往等等。而且人际间交换的“自我利益”、“资源”或“价值”并不等于谋求某种相互利用或实际的功用, 而是指人们偏向于那些能提供自己心目中所需结果的环境和关系。同时, 社会交换论者也不否认社会中存在有利他行为, 即在某些情形下, 人际交换可能是不公平的。
2.涵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简称SSRC) 认为涵化是“由两个或更多的文化系统之间的联系接触所发生的文化变化。” (SSRC, 1954) 不管人们愿不愿意, 只要文化发生接触, 其社会文化就会发生变化 (Nash, 2001) 。尽管我们主张任何文化必须一律平等, 但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上的相互借鉴, 在实际的文化接触与交往中存在不平等的情形。“强势文化”必然对“弱势文化”享有霸权, 会起到更大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东道地区一方面要试图维持来自本社会传统的内部力量, 以维持传统社会的稳定性, 保持社会功能最低限度的变化。另一方面, 要面对促使其社会文化发生变化的因素, 并对社会结构、功能进行调整, 以使该群体适应和符合来自不断变化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Foster, 1969) 。
目前, 我国乡村旅游的主体产品是吸引附近的大中城市居民前往乡村进行短期度假、休闲、娱乐, 因其与民族旅游、农业旅游、生态旅游关系密切, 所以一部分与民族民俗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相结合的民族村寨、古村古镇旅游, 如江苏、浙江、安徽、山西等地开发的水乡古镇、古村落旅游对周边城市居民存在足够的吸引力。乡村旅游较好地适应了人们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心理需要, 特别是对城市居民, 工作和生活节奏快、压力大, 乡村山清水秀的自然风貌、悠然自得的生活劳动场景、清新的空气、新鲜无污染的绿色饮食等, 都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因此, 乡村旅游从工业革命之后就逐步兴起。而当地居民因为游客的到来也得到了相应的利益, 如增加了收入来源, 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升, 人际交往能力得到了增强, 等等。在这里, 主客之间通过交换各自所需的“自我利益”、“资源”或“价值”, 从而从中感受身心的愉悦, 获取经济或社会文化的利益, 但同时这种交换也存在不公平的情形, 比如城市居民代表的“强势文化”与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当地居民代表的“弱势文化”在交往中呈现的“帝国主义”或“霸权”。在游客与当地居民的互动过程中, 对游客而言, 短暂的旅游产生的旅游影响相对较小, 而对于当地居民来说, 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将可能发生较大变迁。社会交换理论和涵化理论为这些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二) 研究方法。
从国内外的文献综合来看, 成果总数虽然不少, 但更多的是在整体概念的旅游中研究主客之间的交往及其相互交往所产生的影响, 而少有在上述方面针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专门研究。同时我国的乡村旅游研究更注重对“物”的研究或宏观的研究, 而对乡村旅游中的“人” (包括主人与客人) 的研究涉及不多, 尤其进行主客二元关系研究的更少。而且在研究中定性的分析多, 定量的分析少, 本文认为应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角度, 以问卷调查辅以访谈法等多种方式进行实证研究, 从而揭示主客关系中交往特点、交往方式、主客之间的相互感知及主客的交往对双方的影响。
(三) 研究的主要内容。
1.“乡村旅游”概念的界定。
欧洲联盟 ( EU) 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 1994) 将乡村旅游 (Rural tourism) 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 并进一步认为“乡村性 (Rurality) 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因而, 认为乡村旅游应该是发生于乡村地区, 建立在乡村世界的特殊面貌, 经营规模小, 空间开阔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旅游类型。这也是国内外专家和学者认同的最为科学的界定。国内对于乡村旅游概念的的阐述也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界定。其中熊凯将“意象”的概念引入乡村旅游, 丰富了乡村旅游的内涵。本文认为乡村旅游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区的, 具有典型乡村性的, 以乡村景观为旅游吸引物的, 融观赏、体验、健身、科考、绘画、摄影、购物和度假等于一体的综合型旅游活动或旅游类型。在笔者给出的乡村旅游概念中, 体现了乡村旅游的发生是在乡村地区的, 旅游吸引物是乡村景观, 其特性是其具有的乡村性, 其旅游目的、旅游形式、旅游内容是具有多样性和综合性的。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昔日的乡村正在成为现在的城市, 而往日的旷野也会成为如今的乡村, 今日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可能成为将来的古村落。乡村社区是相对于城市社区的, 乡村性是相对于城市化的, 它们是一个相对的地域、具有相对的地域特征, 都是会随着历史的发展、经济的进步、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是与时俱进的。因此, 乡村旅游所涵盖的内容也是不断发展变化、与时俱进的。
2.“主人”与“客人”角色的界定。
乡村旅游中对于“主人”的界定较之对“客人” 的区分相对而言要明确一些, 一般是指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当地居民, 广义的“主人”应包括乡村旅游目的国人民、当地居民、受聘于旅游行业的而为游客提供服务的人等。一是游客到当地免不了要与当地人接触和交往, 免不了要浸染当地人文, 受到当地文化历史的熏陶。当地人的好客可能是吸引游客重游的原因, 不好的印象则会失去包括游客在内的一大批潜在旅游。所以当地的民风是游客对旅游地形成何种评价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当地居民事实上也是当地旅游资源的组成部分, 直接影响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地居民是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 不是被动地适应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 而是要在其间发挥主动性作用的一个群体。他们在旅游业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二是对于主人与客人——当地居民与游客的定义是存在着模糊性的, 许多研究者没有在不同类型的旅游者之间作出区分。尤其对于乡村旅游的主人与客人、游客的不同类型没有系统化的区分。综观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 主客关系中的客人 (Guest) 与其他许多类型的旅游形式一样应包括国际旅游者、国内旅游者两大部分, 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 各地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市场普遍集中在国内。而在国内游客中, 乡村旅游的目标市场主要是城市居民, 这样研究结果更符合国内的现实情况。
3.影响主客关系的因素。
一方面, 从当地居民的角度进行分析, 乡村地区居民在对外交往过程中, 待人接物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因素包括:对旅游行为的认识、旅游地区居民的性格特征、旅游地区的宗教信仰、旅游地区的历史、旅游地区的人口构成、旅游地区的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等。另一方面, 从游客角度来研究。游客在旅行、游览过程中依据自己的需求和爱好表现出一定的旅游空间行为特性。因城市旅游消费群体的偏好、动机、知识层次不同, 在游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特点和对当地居民的态度也不一样, 游客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的指向性越强、经济状况越好, 停留的时间越长, 重游率越高, 与旅游东道地区的文化相容度越高, 对当地的经济贡献也越大, 与居民的交往会更融洽, 态度更友好。当然, 游客对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体验、参与程度同样也会影响他们对当地的认同程度, 进而影响对当地居民的态度。
4.主客之间的关系特征。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报告 (1977) , 主人和客人的之间关系存在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 主客之间的关系是短暂的;第二, 主客交往存在着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第三, 随着大众旅游的发展, 旅游者个人缺乏与当地主人会面的自发性;第四, 主客之间的接触通常是一种不对称和不平衡的过程。这几个特征在乡村旅游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类似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而且对于以上观点, 笔者认为存在继续探讨的可能, 因为即使在乡村旅游的同一地区, 不同的出游方式 (如散客或团队) 和不同心理特征的游客 (如他人中心人格和自我中心人格) 与当地居民的交往是存在不同情形的。尤其要强调的是, 城乡差别是乡村旅游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吸引源, 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会通过主客间的相互影响促使城乡差别不断缩小甚至消失, 乡村城镇化现象已不仅仅是臆断和想象, 所以妥善处理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主客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又一亟待解决的难题。
5.主客之间的交往方式及特点。
本文从游客人格结构的分析出发, 把游客分为“他人中心型”和“心理中心型”两大类型, 进一步探讨主客间的交往方式及其特点。游客的不同人格结构和行为特征决定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不同的交往方式。本文认为应建立主客之间的交往模型, 并进行理论上的预测分析。
6.主客之间交往的相互影响。
这些影响包括对当地居民生活状况的影响;对双方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对当地自然、生态和人造物质环境的影响;在各自文化收益上的影响。然而, 过分强调游客的到来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 也许并不完全正确。游客的行为在对居民文化身份进行剥夺的同时, 又常常以某种方式对其文化身份进行修复。当居民的文化作为商品出售时, 现实的经济利益会强化他们的文化认同, 使其具有更强的文化归属感。借此认同和归属, 会产生一种出人意料的文化修复功能。
7.主客关系的管理。
一方面, 加强对当地居民的管理, 比如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鼓励居民参与乡村社区的规划。另一方面, 加强对游客的管理, 比如加强游客对旅游目的地风土民情的了解;提高乡村旅游中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
四、结语
乡村社区是相对于城市社区的, 具有相对的地域特征, 乡村旅游的乡村性是相对于城市化的, 它们都是会随着历史的发展、经济的进步、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是与时俱进的。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 当地居民和游客是所有旅游活动开展的核心, 主客之间的交往能否顺利进行、互动过程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某种程度上是乡村旅游是否成功的关键, 因为失去任何一方的支持, 乡村旅游无法得以继续发展。因此, 乡村旅游发展中不仅要关注旅游发展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更应关注在乡村旅游过程中施加影响和受到影响的“主体”——主客双方在旅游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 更多地关注提供旅游服务和获得服务的主体, 尤其是对其二者之间的相互交往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的关注。重视和加强对主客关系的研究, 有利于更深入地分析乡村旅游发展对当地所带来的影响, 为乡村旅游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一个较新的思路, 同时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支持。
摘要：主客关系问题一直是旅游人类学关注的主题之一, 本文分析了把乡村旅游与主客关系相结合对我国乡村旅游研究和发展产生的推动作用, 并构建了乡村旅游中主客关系的研究体系。
关键词：主客关系,乡村旅游,推动作用,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1].Smith V.ed.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1nd ed.) [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7
[2].Valene Smith, Preface, In 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2nd ed.) [M], Philadelphia, 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9
[3].宗晓莲.西方人类学发展述评[J].民族研究, 2001, 3:86
[4].黄建军.昆明旅游犯罪研究[J].旅游学刊, 2000, 3:60～64
[5].谢彦君.基础旅游学. (第二版) [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4:237～251
[6].王妙, 孙亚平.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文化影响[J].天津商学院学报, 2001, 21, (4) :35～37
[7].刘振礼.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影响及对策[J].旅游学刊, 1992, 3
[8].周玲强, 黄祖辉.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J].经济地理, 2004, 24 (3) :573
[9].Yvette Reisinger, Lindsay W.Turner著;朱路平译.旅游跨文化行为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42
食品监管渎职罪客体研究 篇7
关键词：食品监管渎职罪,客体,主要客体,次要客体
犯罪客体, 是指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且受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犯罪客体构成犯罪不可缺少的要件。 (1)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构成也离不开对其犯罪客体的研究, 刑法理论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犯罪客体问题至罪名增设以来尚未形成统一观点, 一部分学者认为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只侵害了一个客体, 而主流观点认为食品监管渎职行为侵害了多个客体。同时, 对于食品监管渎职行为所侵害具体社会关系的界定之争也亟需解决。
一、食品监管渎职罪客体之争
(一) 食品监管渎职罪单一客体说
单一客体说认为,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犯罪行为仅仅侵害了一个社会关系, 所以本罪的客体应为单一客体。对于这个具体的单一客体又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 依照法律国家机关对食品经营行为进行的正常监督管理活动是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唯一客体。 (2) 第二种观点, 国家关于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是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唯一客体。 (3) 第三种观点, 国家有关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活动是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唯一客体。 (4) 以上三个不同的观点中“国家机关依法对食品安全进行的正常监督管理活动”的表述和“国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监督管理活动”表述在具体的用词上有所不同, 但两个所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 因此, 两个观点可以理解为对同一个客体的表述, 但国家机关依照法律对食品经营进行的正常监督管理活动的表述更加全面。而第二个表述中认为本罪的对象是“制度”, 而没有将其表述为“活动”。值得注意的是, “管理活动”和“管理制度”所表述的对象是完全不一样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是要求食品监管者遵循的关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程序或行为规则, 它是一种静态的有关活动规则的规定。而“食品安全管理活动”是为了食品的安全对食品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动态的行动。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监管人员构成本罪, 是因其行为侵害了国家机关依法对食品安全进行的正常监督管理活动, 而非国家机关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程序或准则。因此, 国家机关依据法律规定对食品经营进行的监督管理活动是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客体, 但未必是唯一客体。
(二) 食品监管渎职罪复杂客体说
复杂客体说认为, 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监管人员在渎职过程中侵害了不止一个社会关系,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客体应当是复杂客体。部分学者认为, 食品监管渎职犯罪所侵害的其中一个客体是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权行使有效性的信赖感, 另一个客体是公民个人的身体健康权利和财产权利, 食品监管渎职罪更加重视食品监管的职务行为的正当性和社会对于国家行政权力行使正当性的信赖感的保护。 (5) 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在本罪之中, 犯罪之后首先受到侵害的应该是一种社会关系, 当这种社会关系受到侵害以后才会出现“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权行使有效性”中的“信任感”的缺失, 也就是说, “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权行使有效性的信赖感缺失”只是犯本罪客体被侵犯以后所表现出来的危害结果, 它并不是本罪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 不能将其认定为本罪的客体之一。另一方面, 此种观点还认为“公民个人的身体健康权利和财产权利”也是本罪的客体之一。同样, 在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受到侵害之前必然是因为本罪的真正客体受到了侵害, 而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受到的侵害也只是本罪客体被侵犯以后所表现出来的危害结果, 不应当将其认定为本罪的客体。因此, 这一观点列出的两个客体均存在不妥之处。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食品监管渎职犯罪所侵害的一个客体是国家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食品安全监管活动, 侵害的另一个客体是国家关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各种制度。 (6) 这一观点所列出的两个客体之中, 将“国家机关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活动”作为本罪的客体前文已有论述, 在此不再赘述。对于“国家关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各种制度”是否能作为本罪的客体, 前文也有论证, “制度”不能作为社会关系被认定为犯罪的客体。因此, “国家对于食品安全领域的监督管理活动”是罪的客体之一, 但是“国家关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各种制度”不应被认定为本罪的客体。此种表述也没有完全正确的列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客体。
二、食品监管渎职罪客体分析
(一) 食品监管渎职罪客体之界定
食品监管者的渎职行为, 一方面扰乱了国家关于食品安全正常的监督管理活动, 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正常的食品市场秩序的混乱。因此,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客体之一是国家在食品安全领域正常的监督管理活动, 客体之二是食品市场正常的管理秩序。
第一, 国家在食品安全领域正常的监督管理活动是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客体之一。“国家在食品安全领域正常的管理活动”是指国家为了实现食品安全而完成一定监管职能动作的总和, 他是动态的行动。食品监管渎职罪是一种特殊的渎职犯罪, 所以, 食品监管渎职罪所侵犯的客体应当对照渎职犯罪的客体, 所有渎职罪的客体都是国家机关在某个领域正常的管理活动, 这是刑法学界的通说。具体到食品监管渎职罪, 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监管者的管理范围是有关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活动, 通过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以保证食品经营过程的合法。如果监管人员在行使监管职责时具有渎职行为, 就会使国家机关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活动受到破坏, 导致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发生。在此过程中, 无论是社会公共权益和个人的权益都会受到严重侵犯, 更有甚者会使食品监管的职务行为的正当性的信赖感缺失。增设本罪就是为了使相关国家机关依法实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活动更加顺利的进行, 使国家机关更好更全面的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义务。而“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是要求特定主体遵循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程序规定或准则, 他是一种静态的规定, 是“食品监督管理活动”所依据的标准和规则, 根本不是一种社会关系也就谈不上作为客体, 所以不应将其列入客体范围。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监管者构成本罪, 是因其行为侵害了国家机关依法对食品安全进行的正常监管活动, 而非国家机关关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程序或准则。因此, “国家在食品安全领域正常的监督管理活动”是本罪的客体之一。
第二, 食品市场正常的管理秩序是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另一个客体。在同一个犯罪行为之中, 可能会造成两个以上社会关系受到侵害。在食品监管渎职罪中, 食品监管者的渎职行为还侵害了食品市场正常的管理秩序。在监管过程中, 监管者的渎职行为纵容了食品经营主体的违法经营行为, 市场之中就会有大量有毒或者有害食品流入, 这部分有毒有害食品同其他同类食品参与市场竞争, 一般情况下, 这些有毒有害食品都会比一般的同类食品价格低, 这对于合法经营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直接造成了同类食品市场的混乱。另一方面, 有毒有害食品进入市场之后势必会造成消费者的伤害, 这就会影响消费者对于同类食品的态度并加大市场的管理难度。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对于食品监管者的监督管理活动起到了规范作用, 间接打击了不法经营者的违法经营行为, 给消费者的饮食安全提供了保障的同时也净化了食品市场, 最终起到规范食品市场的管理秩序的作用。因此, 食品市场正常的管理秩序也是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客体之一。
(二) 食品监管渎职罪客体之间的关系
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罪名中, 很多罪名都和食品监管渎职罪一样是复杂客体。但是, 刑法对于各种社会关系的保护并不是没有重点的, 在复杂客体中, 各个客体之间的地位有主次之分。区分客体之间地位的因素包括客体受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危害几率和受刑法保护的程度, 根据这些因素可以将犯罪客体分为次要客体和主要客体。所谓主要客体, 是指在一个具体的犯罪之中, 受犯罪行为侵害程度较为严重的客体, 立法时倾向于重点保护的社会关系。主要客体是该犯罪本质的表现, 因此从主要客体可以直接看出犯罪的性质和归属;至于次要客体, 则是与主要客体相对的客体, 是指被危害行为侵害较为轻微, 刑法对其的保护相对较弱的社会关系, 也有部分学者称其辅助客体。次要客体只是立法者在立法时保护主要客体时附带保护的一种社会关系。 (7) 具体到食品监管渎职罪, 在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在行使监管职责的过程中出现渎职行为时, 首先受到侵害且被其侵害最为严重的必然是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的正常监督管理活动。另一方面, 刑法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设置明显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机关对于食品安全的正常监督管理活动。因此国家对于食品安全正常的监督管理活动是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主要客体, 他直接决定了本罪在我国刑法分则中的章节;而在负有食品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监管人员出现渎职行为时, 食品市场正常的管理秩序受到侵害程度小于国家机关对于食品安全的正常监督管理活动的侵害。同时, 刑法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设置只是对食品市场正常的管理秩序予以了一般保护, 因此食品市场正常的管理秩序是本罪的次要客体。
三、结语
客体要件是构成犯罪的必要要件, 正确理解和适用其客体要件是实现食品监管渎职罪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食品安全规制作用的必要前提。司法工作人员必须加强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罪客体的认识: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客体包括国家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活动和正常的食品市场秩序,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活动是主要客体, 而正常的食品市场秩序是次要客体。另外, 食品安全是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复杂工程, 建立一个安全的食品市场还需要一个系统的包括民事、行政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同时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法律意识, 一方面在食品生产经营时能够遵纪守法, 另一方面发现有违法经营行为时能够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 发挥其监督作用, 保证国家食品监管活动和食品市场的正常秩序。
参考文献
[1]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 (第三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周光权.刑法历次修正案权威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高铭暄, 陈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解读与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