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与客体

主体与客体（通用12篇）

主体与客体 篇1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分析, “经济人”假设是其分析的基石。但现实经济活动中, 市场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 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信用问题, 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这里运用市场主体、自律主体、行为主体三个层面提出了信用问题治理思路。

一、市场主体的合理构建

在市场经济格局中, 大众、企业和政府是参与经济运行的三大经济主体。经济主体行为变迁与宏观经济调控, 就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笔者引用余斌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四点研究结论, 可以旁证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经济主体的和谐上对我们的指导意义:首先, 消费预期稳定, 消费行为渐趋合理化。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稳定, 政府同时加快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各地区先后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 中央和地方增加了“低保”预算支出, 大大减轻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居民预期产生的负面影响, 消费行为渐趋合理。

其次, 居民收入水平已接近消费需求快速扩张的“门槛”, 以住房和汽车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 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带动消费需求的持续快速扩张。

再次, 消费领域的进一步拓展, 为消费需求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近年来, 以文化、教育、旅游、娱乐、体育和医疗保健支出为主的非商品性消费, 在城乡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随着温饱问题的完全解决和小康建设的推进, 这种发展趋势会日益明显。

上述消费主体研究, 它包含了这样两个层面。一是在经济运行机制重塑方面, 实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原则下, 用市场机制对原有计划机制的主要置换, 真正确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和主导地位;二是在经济主体角色转换方面, 国家将由经济活动的运动员转任裁判员, 企业则逐步从政府的附属地位走出来, 成为市场主体。如果说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中, 经济体制转变的标志, 是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话, 那么, 经济行为方式根本转变的目标就是经济自律。

二、市场主体的自律精神

在市场诸多主体中, 行为主体, 比如“职业管理”, 可以健全企业主体与员工劳动主体的社会职业劳动体系, 可以提高企业的整体水准, 使其自觉形成一个介于政府管制框架和社会监督氛围之间的职业体系以尽可能减少来自市场的不合理压力。主体自律行为是建立在企业个体、员工、产业的合理体系, 而不是简单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和理解上, 在实践中具有职业主体性、行业普适性和现实强制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当然也就要求企业同时必须成为职业自律主体。在市场主体发育方面,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竞争能力问题了, 而是市场主体的组织行为严重缺失。缺少市场主体的组织性自律, 无行规行矩, 企业难免竞相压价, 无序竞争, 一旦经济出现景气指标, 哪个行业有利可图, 大家蜂拥而上, 地方政府再推波助澜, 难免过热。而缺乏行业自律, 政府面对众多分散的企业进行调控, 按下葫芦浮起瓢, 顾此失彼。

三、行为主体的风险体系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运行实现了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的转型, 市场发挥了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并初步实现了国内经济运行市场化、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一体化, 但是, 目前的市场机制还不成熟、不完善, 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还有改善的空间。其核心问题就是市场的集聚化与行业的板块化, 在选择资源配置的机制和取径都是不同的。

以宁波纺织服装行业再造为例, 大量的中小企业迅速崛起, 催生了以雅戈尔、维科、杉杉、罗蒙为龙头的规模扩张模式成为地方产业集聚的市场主体。但是, 随着规模扩张, 产业集聚开始带动地方经济板块形成, 这些龙头企业迅速介入地方板块, 在地方发展的社会资源上占有优先地位, 于是, 企业开始在地方机制下占领各种地方资源。这种占有开始使得企业具有了社会权利的形态, 股份制, 开始成为这种形态的一种机制, 将所有制社会化, 宁波的纺织服装行业再造开始启动社会机制, 政府, 已经介入到这种机制中去, 甚至决定了企业的资源分配份额。

这种机制创新体现在股份制后的行业化发展机制。负责的企业已经转变了自己的角色, 他们认识到自己从最大的盈利者转为最大的占有者, 那么, 这种占有就使得行业分化与国际接轨, 开发新产品。行业的驱动使得企业冲破资本垄断的私有制, 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实际上是经济运行的组织化、自治化程度如何提高的问题。从美英日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行业经验, 以及中国迄今为止的政府与各行业企业之间关系的变化来看, 行业实施的手段、方式和机制的变化反映了同类交易者所在行业的组织程度和结构的变化, 反映了由交易者、行业协会和政府之间作用关系构成的行业治理结构的变化。

参考文献

[1]刘光明:经济活动伦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23～24页

[2]余斌:我国经济结构出现四大变化.决策与信息, 2002年12月

主体与客体 篇2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当前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背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关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也存在着一些误区,如“单向灌输”的“一言谈”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绝对权威、过分强调教育者的主体性和忽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性等.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从受教育者的`接受过程、受教育者的自我意识分化过程、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形成或转变过程来重新探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关系,有利于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认同.

作 者：丁斌 DING Bin  作者单位：福建教育学院文科研修部,福建,福州,350025 刊 名：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FUJ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年，卷(期)： 10(4) 分类号：G641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主体   客体   关系   新探  

确立主体地位,发挥主体作用 篇3

一、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是大势所趋

压制学生的主动性对于教学工作来说,只会适得其反。一般课堂教学中,大量的知识是由教师灌输的,表面上看起来学生听的东西多了,但是由于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没有真正的参与,因此真正听进去的东西可能很少。并且由于没有亲自参与,即使听进去了,也印象不深,结果也是事倍功半。此外教师死教书,教死书,学生死读书,读死书,还会产生一种现象,空洞的教师教出空洞的学生。学生只知道死记硬背,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好功课,却从来不知道开动脑筋,举一反三,更不要说创造性思维了。这样的学生可能知识的积累比较多,但是却没有突破,没有创新。但是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在对前人的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原地踏步,而是必要要有所突破。因此如何使学生学会自主地运用知识,加工知识,传播知识,再有可能进行知识的生产,知识的创新呢,真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学习:内在的财富》报告中指出:教师在师生关系中的角色正在从独唱转变为伴唱,从传播知识、信息变为帮助学生选择信息,追求信息,组织知识,管理知识,更多的是引导学生,而不是改造学生。从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看,强调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课堂教学的参与性已是教育的大势所趋。

二、加强学生主体性的几点措施

(一)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为他们创设问题情境。新课程标准指引下的历史与社会课教材,内容比较精炼,其中许多还是作为阅读材料出现的,这就为学生的独立思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俗话说:学问学问,既要学,又要问。学和问是相辅相成的,是学习不断深化,不断优化的两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环节: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然后质疑问难,有的放矢的再进行学习。学习越深入,问题越多,而对于问题的不断解答,学习收获越大,学习质量越趋于提高,学习会越深入。历史与社会课上,不能只让学生被动的接受教师的提问,只有为他们创设问题情境,引导他们主动的去探究问题,培养他们自主的问题意识,才能纠正课堂教学中师生的错位,从而教给学生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西方有许多有识之士创造出许多的教学方法如杜威的“儿童中心说”,皮亚杰的“活动教学法”等等,都是要真正使学生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共同参与问题的讨论。来发挥学生的主体性,通过良好的问题情境的创设就能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思维,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历史课上,教师要善于利用语言,环境,电教设施,活动等各种手段创造出和谐生动、张弛有度的教学氛围,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指向当前的问题,启迪和激发学生新的问题的产生,使学生真正做到主动积极的去探求知识,而不是知识的容器。

(二)要激发并满足学生的表现欲,多给予学生成功的体验。当代中学生都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和表现欲望,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该尽可能的多为他们创造参与探索的机会,这种参与不仅仅是表现,也是学习,而且是更主动更积极的学习。让学生表现的机会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让他们讲课,可以让他们演讲,还可以让他们表演。例如又一次在讲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该内容学生比较熟悉,于是我就改变以往的教学方式,在上课之前就布置他们做好准备,然后让学生自己来讲课。上课时把他们分为两方。一方是协约国集团,一方是同盟国集团,同学们都很兴奋。踊跃举手要求上台讲课。这节课有计划的刺激了学生的表现欲望,把他们的表现欲及时引导到正确的学习轨道上来,让他们品尝到了成功的滋味,大大激发了他们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自我表现是学生内部的,主动积极的表现欲望,而不是所谓的出风头,假如这种欲望受到阻碍,就会失去学习上的前进动力。对于心理尚未成熟的初中生而言,则更是如此,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如果能正确使用成绩评价功能,多给予学生一些成功的体验,多采用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表扬,鼓励,就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该采用多种方法对学生的自我表现进行评价。可以学生互评,学生自评,也可以师生互评。但是不管是哪一方都要求不仅要注重评价结果,更要注重评价表现过程和表现方法。学生只要是行为或者方法中有可取之处,即使结果不太准确,都应该给予适当的鼓励。例如在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一课时,我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根据教材内容准备好一分钟的演讲,王敏同学的演讲姿势和普通话不是太好,但是内容表述却特别好,我对这一优点进行了大大的表扬,并鼓励他再接再厉,争取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扬长避短,这位同学兴趣大增,以后的表现也越来越好。

会计文化主体确认与客体需求 篇4

一、会计文化及其主体、客体的涵义与研究现状

会计文化的提法由来已久,但对其概念较为普遍接受一般是在现时期文化繁荣背景下,与会计活动及理论相关的各组织和人员,结合其实际工作开展及境况,而对会计行为与影响、反射等方面所做出的或抽象、或具体、程度不一的感性阐述与认知。在这些情况下,对会计文化的各种研究与阐述,虽不乏精到之论,但也不免会有概念模糊或歧义的现象。

(一)会计文化的涵义

会计文化作为特定行业的一个文化概念,其表述应当和其他各种亚文化概念的表述类似,即是由基础的文化涵义衍伸至会计领域的特定表述,其内涵可从“文化”的本质涵义到“会计文化”的特定涵义逐步挖掘。首先,“文化”就其字义看,分别是,“文”指事物错综所形成的纹理或形象;“化”指:性质或形态改变;词尾,放在名称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其次,“文化”就其词义看,分别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这些“文化”的本质涵义延伸到会计领域的“会计文化”概念上面,可以利用的释义基础是“文化”两字的字义综合,即“文”(事物纹理或形象)之“化”(成某种性质或状态)的过程,以及“文化”的第1种词义的核心内容,即“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对“文化”这些本质概念认知的基础上,以会计领域为拓展对象,许多学者都对会计文化的涵义进行了大致相仿的设定。笔者认可郑艳(2012)的表述:会计文化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分支,其在本质上属于文化的范畴,它是人们在会计行业活动实践中积累而来的一种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体系或财富的总和,其表现的载体就是会计活动,同时它也是会计工作的一种管理手段。会计文化的组成要素分为三部分: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和会计精神文化,它们共同组成一个“金字塔”:会计物质文化是基础,会计制度文化是中介,会计精神文化是核心。会计文化这三个基础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了一个多元化、多角度的会计文化体系,为会计组织的和谐、健康的发展发挥各种功能和作用。但这个表述的不足是将会计文化的载体局限于仅会计活动,功能和作用对象局限于仅会计组织,而不是其承载和发挥的范围可以扩充至非会计领域。不过这不影响该概念对会计文化所作的一般性认定,笔者主要就会计文化载体及作用范围的扩展性予以阐述。此外,还有研究者对会计文化的概念作了另一种更为形象、具体的表述(陆盘忠,2011),即会计文化指人类从会计动机出发,以会计人员、会计活动为主要对象,以会计行为为主要作用方式,经济信息作传递媒介,会计报表作载体,以算盘、电脑等为工具,在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联系着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社会、人类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经营管理活动的各种经济关系,同时带动着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并促进自身发展的特殊文化现象,并也认为会计文化由会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部分组成。

(二)会计文化主体、客体的涵义与研究现状

作为一项运动的、发展性事物,论及会计文化,就必然涉及到会计文化在引领过程中作用与反作用、实施与接受、影响与被影响等关系的角色之分,及至会计文化的主体的辨认及客体对象的反射。关于会计文化的主体、客体的涵义或概念,现有各相关研究中涉及的较少。既使有谈到主体、客体概念的,看上去也是多以“会计”或“会计行为”作为其指向,与“会计文化”主体、客体的内涵要求有着本质不同。如:对于“会计”,其主体是会计核算和监督的范围,客体是会计核算和监督内容。对于“会计行为”,其主体是会计人员,客体是会计管理的受控体,是能用价值量表示的经济活动;或者,会计行为的主体是会计行为的实施者,客体是主体活动的对象化之物(李容华、刘国华,2006)。对于“会计文化”的主体、客体的概念,早期有个比较笼统的说法(丁志田,1995),即会计文化的主体是会计,会计文化的客体是包括学科、历史、技术、行为、环境、法制、职业、物质、精神等在内的各种具体文化,并由此认为,涉及会计环境及其时空观念的一切事物都可纳入会计文化范畴。这种笼统以至大而全的说法(如“会计文化的主体是会计”)使人的感觉反而不太清晰、明朗。最近,随着会计文化研究在国内作为一个专门研究方向的兴起,劳秦汉在其《会计文化学概论》中专门做了论述,即“会计文化主体涵义是主体的会计人和会计人的主体性”;“会计文化的客体性结构是会计物质文化形态、会计制度文化形态、会计精神文化形态”。基于此,笔者抱着追本溯源的理念,从主体、客体的原本词义切入,同时适当结合劳秦汉的论点做概念推进。原本词义上,主体是:哲学上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法律上指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客体是:哲学上指主体以外的客观事物,是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法律上指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包括物品、行为等。延伸到会计文化上,其主体、客体的概念可以在上述哲学、法律两个层面涵义的基础上,结合前述“会计文化”内涵进行界定。即:会计文化主体是会计文化活动的实施者、接受者(包括物质性反作用者和精神性反射者),其对象为人,包括个体和群体组织。会计文化客体是会计文化活动所指向的物化及内容存在,具体表现在物质、制度、精神三方面。

综观目前国内关于会计文化方面的研究,一般都是从会计文化的内容与特征、构建目标与原则、意义或必要性等方面进行把握,并且基本都是站在主体立场所进行的主导式阐述,无论从会计文化及会计文化主、客体的定义,还是从一系列研究会计文化宗旨与建设等的文章,都反映出其主体基本定位在会计群体。再观察最近的一些研究,《论会计文化》(陆盘忠,2011)、《论会计文化建设》(郑艳,2012)分别概览地或全貌地阐述了会计文化的基本理念或整体框架内容;《中国会计文化呈现六大基本特征》(曹磊明,2012)通过阐述中国会计文化的先进性、人本性、诚信性、规范性、群体性、服务性等特征说明会计文化的内涵表现;《时代呼唤会计文化建设》(佚名,2012)、《试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会计文化建设》(康龙,2011)以建设性思想阐述了会计文化的本质属性、构建目标与原则等。所有这些关于会计文化的阐述从其定位看,基本上都是以一种顺视的目光,并以会计群体这个单一性主体立场来观察与辨析,忽视了以逆视的目光,从会计文化引领对象(即会计文化的接受性主体)的多元化存在及所带来的客体对会计文化建设在行为、方式、内容等方面多层次需求来考察与论证。

二、会计文化主体多元化及其基础

(一)会计文化主体的多元化

从会计文化概念及其主体、客体的内涵,以及从会计文化的具体内容,即广义的会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狭义的制度、措施、规则、科研、教育、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与分析观察,会计文化的主体应是多元的,大致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从会计文化行为或影响的角度观察,分为会计文化的实施者(如权力发出者)与接受者(如义务承担者)。这两者一般处在彼此对立的位置,但有时也是行为对立但实体同一的,即会计文化的实施者在某些特定的会计文化活动中有时还是该活动的受影响者、被制约者,比较典型的情况如企事业单位的财务部门,它们一方面要制定并发布本单位或部门财务制度,同时还要遵守与执行这些财务制度。其次,从会计文化主体对象的人的群属性看,其包括个体和群体组织,体现在任何类型或内容、形式的会计文化,其实施者、接受者都是以个体化的人或群体化的组织出现。比如,参加全国会计资格考试(这也是一种会计文化活动),每一个应试者就其自身目标与投入内容看,一般是以个体身份出现,而该考试的组织者无疑是群体组织。再次,从会计文化主体的实务性看,一类是会计群体和会计人,另一类是与会计文化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其中,第一类“会计群体和会计人”无疑是会计文化主体的核心部分,包括会计实务、政策制定、会计科研、会计教育、会计鉴证等纯会计群体与人员;另一类“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主要包括与会计行业建设、会计信息使用、会计教育开展等相关的、能对会计行业发展与会计文化建设有所促进的其他多阶层人员,就其规模体量与实务操作参与程度看,它们属于会计文化主体的非核心部分,或说边缘层、介入层,但它们存在着与会计文化的相互影响。

(二)会计文化主体多元化的存在基础

会计群体作为会计文化的核心主体地位以及所带来的在其客体诉求上的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关于会计文化及建设对于会计群体这个核心主体的能动,以及两者间相互作用与影响的表现等方面,目前的会计文化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理论相对成熟。笔者主要关注“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它们在会计文化背景下,被会计文化影响乃至对会计文化产生反作用或反射的客观存在,而这个存在源于当前理论与现实基础。

(1)社会主流意识与会计核心价值的集中反映。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作了“二十四”字精辟凝练,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使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主体的充分性得到了确认,同时就前期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方法论的研究上,光明日报在《2011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综述中指出,核心价值观应符合群众语言和思维习惯,要在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的基础上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针对当前社会实际推陈出新,注重代表性和人民群众认同度;同时中央党校韩庆祥对之评点认为,今后任务要由理论诉求转化成实践诉求,由主导要求转化为主体需求,由只注重主流先进性向也注重支流广泛性转化。所以,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的本质是面向最广泛人群,各群体在多元化多层次社会背景下,处于不同的经济体及其活动中,由此带来有关经济信任性的不同反映与诉求,而经济信任性可通过“会计的核心价值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相互信任”(刘峰、葛家澍,2012)这个本质功能来映证。故因会计的价值与效用涉及人类社会方方面面,并因社会信任基点在于财产与利益,从而使会计效用对象根本上即是因财产与利益而起的形形色色的不同经济体,这种由经济群体多元性所带来的也将是与之关联的会计文化主体的多元化。

(2)会计职能及会计行为的综合体现。会计职能既包括传统的反映和监督,也包括现代的管理和控制。作为路径,会计文化一般首先从会计职能发挥即实务会计的施展中考虑构建,同时还应从会计行为的受影响面即会计行为效用对象来认识并反促会计文化的建设与完善。当前环境下会计行为狭义是指传统型会计实务,广义还含有与内容建设、规划指引等相关的方面,包括会计规范建设、会计教育开展等,并且这些方面还存在具体设定,如:会计实践方面有针对各行业的细分,以及财务管理、内部控制、注册会计师业务等;会计规范建设方面有政策、准则、制度等的建立及实施;会计教育方面有各专业学历教育及职业教育。所有这些会计行为的施行决定了会计文化建设中各层次引领对象及各方位主体的存在,他们中既有从业者,也有准从业者和非从业者,甚至有的非从会计业者,如组织会计政策制定、发布的公职人员,他们也许并不从事专业度较高的具体会计工作,但其履职成果及质量与会计工作的顺利开展息息相关。

(3)会计普适型教育与职业延展的现状。除从业的会计群体及会计人外,广义的会计行为对象还包括受会计专业教育的学生,这个群体中有相当部分将会走上会计及相关岗位,但还有相当部分学生将会错位就业,跨入与原本所学会计专业无关的其它职业。因此虽然当前有会计专业热门、趋众报考的形势,但鉴于当前就业难现状以及经济多元化、知识复合化需求的背景,这些一毕业就“转型”的群体,其会计学历教育实质就是其人生规划中的过渡石。而另一方面,从教育性质看,这种非从业型会计教育正是一种大众化的、针对社会职业多元化需求的普适型教育,笔者将此群体理解为“会计意识者”,其总体上属于“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范畴。他们无论是在学前、学中还是学后,都已经或将要经受会计文化熏陶,即在学前报考阶段,他们非自觉地耳濡目染受到由会计文化指引所带来的对会计的感知,尽管可能不太成熟;在学中阶段,他们无疑正在经受会计专业及文化浸染;在学后阶段,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可能不再与会计相关,但前期会计文化积淀将可能使其后续不期接触到的新的会计文化的效用更显成效,因为从社会发展看,很多工作的内涵已经发生质变,同样的工作会因知识和技术的复合变成全新模样,加入会计应用元素及会计文化素养的职业拓展,将可能发挥更大创造力,创造更大社会价值。因此,从会计普适型教育与职业延展性看,这方面也从特定主体的内在动因对会计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三、客体对会计文化建设的多维需求

会计文化客体实质上是一种意识牵引物质、物质蕴涵意识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是通过特定会计与文化环境中“人”的行为实现的,因此,在研究会计文化客体需求时,不应只将目光放在客体“物”的范畴,而是兼顾考虑“人”的因素,即所针对的主体。会计文化主体(对象为“人”)的多元化,及由此带来的不同表现面(如“实施与接受”、“影响与反射”、“会计教育、会计科研、会计文艺、会计实践与技术”)、侧重面(如“核心群体与非核心群体”、“重要事务与一般事务”)等,使得与之相关联的会计文化客体(即作为载体、运行与展现等内容的“物”之展现)对会计文化建设存在着不同层面的、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需求。而从其客体性结构看,可以从物质形态、制度形态、精神形态三方面按各种具体的需求进行有差别地、对象“充分”地阐述,并构成会计文化建设的实质性内容。笔者仅从主体层次差别化角度,考察有代表性的三种类群主体所反映出的客体对会计文化建设所呈现出的多样性要求,以对会计文化建设在创新视角方面有所发现。

(一)会计从业群体及人员

会计从业群体及人员既是会计行为的主体实施者,又是对称地受会计文化引领的对象,这个群体对会计文化建设的需求与促动,应当从会计业务开展、会计规范建立、会计教育策划等内涵考虑,同时因该群体实务性强、专业度高而要求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有一定深广度。如面向这个层次群体的会计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会计文化的实施,其传播的载体、传承的资源不能仅限于传统的会计技术、手段、教育方式,也不能满足于当前一般的会计信息化环境及无纸化办公要求,而是应向更高层次的实务手段及宣传方向发展,甚至于普及会计网络信息传递与网络会计文化传播或浸染。而对会计实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不要做假账”的警示即是在市场关系及寻租空间中产生的一种自觉的职业文化要求,但该要求不应仅停留在自觉的精神层面或口号化,而应继续针对特定业务领域,在物质措施与制度规范上渗透文化理念的制衡与把握;对注册会计师,应在注重鉴证专业性基础上,以群体素养为需求,在会计文化方面注入和谐发展、理性提高、公正大局的社会元素;对会计规范建设者,除须在举措上体现科学发展观及大众化仁政理念外,还应加强会计文化与其他相关领域文化的交融,重视各种制度与文化的积攒影响与复合发挥。

(二)会计信息使用人员

会计信息使用人员是对会计行为成果有目的的使用者,包括投资人、管理层、税政部门、审计机构等。关于投资人与管理层,企业与税政部门,基于他们所处位置的相关与对立,其对特定会计信息的使用会因对会计文化的理解与需求不同而存在差异,如在确定财务报告目标是以历史成本考核还是以公允价值衡量或两者兼顾上,即受不同立场价值观、历史观乃至关怀度等的影响,而各因素影响力度又受来自不同领域会计文化的支配,且这些因素还将反促各相关领域会计文化的发展;同时,基于当前“财务报告在从服务于信任到服务于决策有用目标的转换背后,反映了社会创富模式的转变”(刘峰、葛家澍,2012)的事实,这些不同界面、层次的会计文化还有着随社会发展变迁而形态纷呈的内在需求。关于审计机构对会计文化的认知与需求,既有反映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内外审区别,又有会计专业性和鉴证性区分,还有将会计文化与自身审计文化根据主体任务嫁接的目标。

(三)会计意识者

会计意识者可大致划分为,一是普适型会计教育背景下的相关非从业人员,按阶段性又分为潜在的会计教育前群体(A类)和受教育后错位就业的群体(B类);二是虽未受专门的会计教育,但因自身事业发展有着对会计了解及对会计文化体察需求的群体(C类)。所有这些群体虽然归为会计意识者层次,但其面貌与内涵对会计环境的影响及塑造有着特殊意义,针对他们的会计文化建设其实是一项介入性工作。关于A类,他们一般是进入专业学习前的报考学生,在他们报考与学习会计知识前,会计文化的引领就起到航向灯的作用,因此针对他们的会计文化无论内容与形式上都要能够深入浅出,增强观感体会,以最大成效地达成学员与专业的双向认可。关于B类,尽管他们已经错位就业,但前期的会计教育素养及文化积淀,会使他们在所从事职业上产生社会价值的叠加,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新时势、新环境,有策划地继续对他们施以相关会计新文化的引导与沟通,其结果不仅是个人视野得到开阔,甚至其所从职行业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后果可能会以外部力量反向推动会计革新与完善及会计文化发展与传播。关于C类,他们一般是现代经济浪潮下具有开放理念与提升意识的企业主和中基层经理人,他们在盈利动机支配下的经营管理,使其对经济现象内在规律的认知与把握根本上离不开会计知识的辅助和具备会计文化内涵的管理促动,因此针对他们的会计文化建设,其内容不仅应当深入具体,还应当具象感知,并增强应时应景性的边际交流指引。

四、结论

会计文化不仅反映了全体会计人群体的意识形态与努力方向,是其会计职业道德诉求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价值取向,同时还能带动全社会相关群体、组织和人员的和谐共进。重视会计文化建设中多元化主体的确认及其客体多层次需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把会计文化建设由通常单一式主体拉动,转向兼顾主体多元化下的客体多方位、多层次推动,由通常习惯的主导式“我要做什么”变成主客观交流式“我想要你做什么”,使得会计文化按需定制、有的放矢,并避免会计文化建设中由单纯主体的主导而可能导致的盲目与空泛;其二,根据实际将会计文化范围尽可能覆盖至有需求的各群体,而不仅局限于会计从业群体,并尽可能地丰富会计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刘峰、葛家澍:《会计职能·财务报告性质·财务报告体系重构》,《会计研究》2012年第3期。

[2]郑艳:《论会计文化建设》,贵州财经学院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运输合同的主体和客体 篇5

一、运输合同主体及其特征

运输合同主体是运输合同权利义务的承担者，即运输合同的当事人。根据运输合同是双务合同的特性，基本当事人一方是享受收取运费权利并承担运送义务的承运人，另一方是享受运送权利并支付运费的旅客和托运人，双方当事人的数目则视具体合同关系而定。由于运输合同经济关系的特殊性，承运人和旅客及托运人作为合同主体也相应地具有特殊性。

(一)承运人的性质和种类

当代运输生产的高风险、高技术性质要求承运人具备多种条件才能进行运输生产活动。一般来说，承运人首先应拥有适当的运输工具，配备掌握运输技术的运输专业人员并具有较雄厚的经营资本。因此，承运人一般不能是个人，而是较大规模的企业。其次，从现代企业制度角度来说，运输企业必须是企业法人，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其资格首先应符合法人的一般法律规定，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应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其运输经营活动必须符合专门运输法的规定。

运输企业既然是企业，必然同其他企业一样，具有营利目的。所不同的，是运输企业的营利目的，是依靠运用特定运输工具运送旅客和货物，即支出运输劳务和物化劳动并收取运费才得以实现的。但是，运输生产的性质决定，运输经济关系的相对方不是特定的、少数的个人或组织，而是不特定的、全社会的人或组织。运输企业具有公用性质，运输企业的二重性决定，企业效益和为社会服务作用的对立统一。这就导致必须以法律予以控制和调节。此外，特定地区和线路上所容纳的运力与运输需求应当适应，并且应当具有运行的固定性和规律性，进而要求限制承运人数量，并且限制承运人之间进行无节制的自由竞争，结果，是由法律确立承运人的垄断和独占地位。法律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平等保护运输合同关系双方主体的权益，需要对承运人加以严格的资格(或身份)规定，并明文规定其权利范围并课以法律义务。但社会生活中并非一切运输生产活动都具有同等的公用性，因此，西方国家有所谓公用承运人和独立承运人之分，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承运人的相对方仍是社会大众，其公用性仍是不可否认的。因此，独立承运人不过是契约自由在运输合同领域内的标榜而已。我国有营业性运输和非营业性运输之分，只有营业性运输才属运输企业生产活动。

1、承运人资格与经营特许权

西方某些国家在19世纪初，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曾一度允许一切人或者公司从事某些运输活动，但后来就逐渐被严格的限制和管理所取代。基本原因在于公路、铁路、内河、航空、海上等运输活动固有的公用性和对国家、全社会的.经济、军事作用。各国对具体运输方式的严格管理程度和发生时间并不是相同的，一般取决于各运输方式发展的水平。最早出现国家干预的是铁路运输，其后是公路运输，再后是海上运输和航空运输。

国家对运输业的管理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某些情况下，政府可以直接投资、经营运输业务，即政府直接作为承运人与相对方发生运输合同关系。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采取投资控股的方式控制运输企业的活动。政府的直接经营活动，导致取消一切竞争，导致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历史上证明效果并不理想，本世纪七十年代美国运输业内发生的所谓“放松管理”的运动是一例证。因此，最普遍的国家管理方式是制定专门运输法，一方面限制进入运输领域，规定承运人从业资格和经营特许权，不具备法定从业条件、未取得运输特许权的个人和组织，一律不得从事运输活动。另一方面，专门运输法和行政法规对运输经营业务主要是合同的基本内容、运价、合同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并严格行政管理，承运人不得违反

客体主体化视域的雷锋精神 篇6

摘 要：社会涌现“活雷锋”，不是人们“学”出来的，而是环境塑造出来的，是客体主体化的结果，而绝对不是相反。如果认为能够以灌输的方式弘扬雷锋精神，可以用“精神”改造“意识”，培养出众多“活雷锋”，进而促进社会和谐，就是唯心主义的思想观念。时势造英雄，环境改变人。弘扬雷锋精神的着力点在构建充满大爱的社会环境，根本在共产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关键词：客体主体化；大爱；雷锋精神

中图分类号：G4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187-03

客体主体化也叫客体非对象化，是表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的范畴，它与主体客体化（主体对象化）的运动方向相反，两者共同表述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双向过程。人通过实践使自己的本质力量转化为对象物，这就是主体对象化。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1]689在生产实践中，主体一方面通过能量的输出改变着客体，同时主体也需要把一部分客体作为直接的生活资料加以消费，或者把物质工具作为自己身体器官的延长包括在主体的生命活动中。这些都是客体向主体的渗透和转化，即客体主体化。人通过客体主体化的形式占有、吸收对象（包括前人活动的成果）不断丰富人的本质力量，提高主体能力。这一过程在意识、思维活动中同样存在，即通过人的能动活动，客观实在被反映为自身的主观意识。按照客体主体化的方向、路径和结果，笔者认为雷锋精神就是客体主体化的结果，因此，雷锋精神的培植、弘扬必须遵循客体主体化的方向、路径才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

在客体主体化视域下，可以相应地收获有关雷锋精神生成、传承、弘扬的观点、认识和方法途径。

一、拒斥丛林法则的雷锋精神，成就于人间大爱

雷锋精神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懈追求。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此后，雷锋不仅成了妇孺皆知的时代楷模，而且还是人们世代追随的光辉榜样，更是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坚持倡导的先进典型。雷锋精神不仅成了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成了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近些年来，雷锋精神还漂洋过海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人民共同传承的文明成果。雷锋精神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经久不息，全在其具有的巨大社会价值，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能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识。雷锋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2]4。雷锋精神是人类理想社会的永恒本原精神，它拒斥“丛林法则”，体恤弱者，倡导人们在相扶相携中团结奋进，在索取和奉献、知遇和感恩的互动中，彼此温暖着携手前行。只要人们还在致力于消除人类社会中弱肉强食的丛林现象，还在努力推进社会发展的文明进程，就一刻也离不开雷锋精神。雷锋精神是人类社会区别于丛林的根本人文精神，所以人们世世代代学习雷锋，工人学、农民学、学生学、解放军也学。

雷锋精神成就于人间大爱。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旧中国遭受世界列强的百年侵略和蹂躏，丧权辱国，山河破碎。人民在水深火热中，家破人亡，受尽屈辱。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2]2中华民族在强盗的铁骑和屠刀下，岌岌可危。当时，全体华夏儿女既面临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人间大义，又面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人间大爱，又背负家破人亡的仇恨。雷锋在1960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那时，我虽然年纪小，对那些要命的野兽般的帝国主义和黑暗的社会是多么入骨的痛恨！那时我真想，要是有亲人来搭救我，我一定要拿起枪，粉碎那些狗豺狼，为爹妈报仇。”[3]18中国共产党高举大义、大爱的旗帜，凝聚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共识和力量，汇聚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巨大能量，引领广大人民群众推翻身上的三座大山，导演出一幕弘扬人间大爱的历史剧。雷锋是这一历史剧的重要角色，他以大爱沐浴者的身份，改变了黑暗悲惨的命运，走向光明幸福的新生，真切体会到党对自己恩情的厚重。雷锋在日记中写道：“伟大的党呀！英明的毛主席！有了您，才有了我的新生命。我在九死一生的火坑中挣扎和盼望光明的时刻，您把我拯救出来，给我吃的，穿的，还送我上学念书。”[3]17当时，“共产党像太阳”、“党呀，亲爱的妈妈”等大批赞颂党的话语，既表明人民群众对党的敬爱之情，又充分彰显了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大爱的厚重。雷锋也在1960年的日记里记下：“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的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3]9众多雷锋式的人，抱着对党的无限感激、无上尊崇、无比向往，成长为党的忠诚战士，自觉把践行党的宗旨作为人生追求，甘愿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共产党主导下的人间大爱，恩泽天下苍生，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忠诚、奉献、感恩、回报党和社会的时代精神——雷锋精神。雷锋态度鲜明地表示：“可以说在我的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渗透了党的血液。为了忠于党的事业永远作党的驯服工具，今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听从党的教导，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计价钱。”[3]12这两句话更直观地反映出雷锋精神产生的真正根源在党对人民群众的人间大爱。

二、源于客观实在的雷锋精神，生发于社会环境

雷锋精神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明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152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意识生成及其本质的经典论述说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雷锋精神是雷锋生前所在时代的社会存在的主观反映。按照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可以转化为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过程来理解的话，作为主体重要构成部分的精神文明成果的创造过程，都是客体主体化的过程；人类的所有精神文明成果，都是客体主体化的结果。毫无疑问，雷锋精神是当时作为客体的社会现实通过实践的中介作用，融入作为主体的现时代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反映为人的精神观念，融合为人的时代特征。正所谓，时势造英雄，环境影响人。在好的社会环境里，坏人会变好；在坏的社会环境里，好人会变坏。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机智地反讥楚王指盗者为齐人的羞辱时说：“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为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5]227晏子对楚王的有力回击正是巧妙地运用了人们对“环境影响人”这一道理的普遍认同，也是古人具有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环境决定思想的观点，邓小平也曾有精辟论述：“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6]333邓小平所讲的制度指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是带有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社会存在，是人们思想意识产生发展的物质基础。雷锋精神成就于共产党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人民群众的“大爱”里，“历史”不可复制，“大爱”不可复制，雷锋式的时代楷模不可复制，雷锋精神更不可复制。在企图通过弘扬雷锋精神，增进社会和谐的一切努力中，如果漠视社会现实的状况，脱离实际，仅仅一味地宣扬、灌输雷锋精神，期望以此改变人们道德沦丧、诚信缺失的行为观念，显然是本末倒置，徒劳无功。诸如此类的“学雷锋”，只能是对历史人物的解读，对历史精神的回顾和认知，而绝对不可能有效地转化为现实中的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因为“学雷锋”走上了企图以历史上的精神观念，改变现实中的社会存在的唯心主义道路。

弘扬雷锋精神的着力点在构建社会环境。马克思强调：“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2社会环境是人们的社会存在，雷锋精神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因此可以认为，社会环境决定雷锋精神，雷锋精神生发于社会环境。如果弘扬雷锋精神，仅仅借助文化熏陶、精神灌输、行为强化的手段，企图使广大受众认同雷锋精神，进而改造广大受众的思想意识，这种行为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做派，其效能只能体现在涉世不深的少年儿童、青年学生群体。对社会阅历丰富、社会认识透彻的成年人群来说，这种以“精神”改造“意识”的说教方式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徒劳无功，只会使唯心主义丧尽颜面。马克思也指出：“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1]9 “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喊家极大的愤怒。”[1]9我们要弘扬雷锋精神，也必须摒弃唯心主义的方向和路径，要遵循社会人的成长规律，沿袭客体主体化的路径，构建能够有效培植雷锋精神的社会环境，才是弘扬雷锋精神的正确方向。“学”雷锋仅仅是对历史人物的解读和认知，充其量被看作以史为鉴、告知现在、预知未来的思想意识活动，仅能在弘扬雷锋精神的实践中起到理论引导功能。“构建”充满人间大爱的社会环境，让人民被恩泽后，自觉自愿地感恩国家、回报社会、奉献他人，才是弘扬雷锋精神的有效着力点。

三、仰仗主体力量的雷锋精神，并行于党的实践

构建充满大爱的社会环境只能由共产党主导。党一诞生，就确立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把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准则。毛泽东曾义不容辞地向世人宣告：“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7]1005党肩负起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使命，历经22年残酷斗争打倒一个个庞大、凶残、反动的敌人，建立人民政权，成长为独一无二的、伟大政治力量，升华为人民的“大救星”。目前，随着党的发展环境、历史方位的转变，类似于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那样厚重的人间大爱，不太可能重现了，曾经的雷锋精神也不可能现世了，因为生发雷锋精神的社会存在已成为历史，不可复制。然而，人们面对道德沦丧，诚信缺失的社会现实，对雷锋精神的追求和向往之情却有增无减。毋庸置疑，全国人民肯定有大力弘扬雷锋精神的认同和诉求，也不乏把弘扬雷锋精神的诉求付诸行动的“活雷锋”，只是这些停留在思想层面的诉求以及零星的个人行为，难以形成大力弘扬雷锋精神的社会风尚。只有借助具有强大教育、动员、组织功能的社会力量，有效构建充满人间大爱的社会环境，才能调动人民群众弘扬雷锋精神的自觉性。纵观我国社会，不难发现民主党派力量有限，社会组织力量缺失，唯有共产党具备领导国家、主导社会、恩泽天下的条件和能力。共产党是国家政治力量、社会力量的集大成者，具有无与伦比的组织动员力量，主导构建充满大爱的社会环境，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有效践行党的宗旨是弘扬雷锋精神的根本。大力弘扬雷锋精神的着力点是构建充满人间大爱的社会环境，呈现人间大爱的全部根据是共产党有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兵民是制胜之本，要拥有人民的伟力，关键在于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关键在于党和军队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如毛泽东所说：“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7]1004-1005。历史上，共产党始终坚持根本宗旨，教育人民群众认清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动员、组织人民群众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努力奋斗，使人民群众取得解放，翻身做了国家主人，这是党对人民群众比海深的爱、比天大的恩。现实中，共产党还要秉承根本宗旨，甘当人民群众的“仆人”，服务于人民有效认识权益、实现权益的伟大事业，续写恩泽天下苍生的人间大爱，让人民群众情不自禁地称颂共产党是“太阳”，是“母亲”。只有如此，弘扬雷锋精神才有物质前提，社会才会到处洋溢着体恤弱者的气息，广大群众才会情不自禁地奉献爱心、伸出援手。这就要求共产党必须以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安康的大义为重，坚决革除官僚习气，避免滥用职权，杜绝与民争利，真正确立起现代的、科学的党群关系，在为“国家主人”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中将大爱撒满人间，唯有如此，构建培植雷锋精神的社会环境才能成功，弘扬雷锋精神才能有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陈广生，朱亚南.我们的雷锋[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8.

[3]雷锋日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晏子春秋[M].李成涛，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主体与客体 篇7

主体参与数学活动, 就是通过诱发学生的主体意识,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充分展示学生的主体人格, 体现学生的主体价值, 让学生在参与中学会学习, 学会合作, 学会创新.

那么, 在教学中又如何做到引导学生主体参与呢, 我个人的体会如下.

一、过程, 让学生主动参与

完成一个新的教学目标, 使学生掌握一个新的知识点, 教师要充分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使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整个过程中.所以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 树立学生主体参与的意识, 相信每个学生都能主动学习, 相信每个学生都有自我发展的需要, 要给每个学生提供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充分树立“学生是学习的主人”的意识.在方法上通过小组讨论, 独立思考, 以及动口, 动手等多种感官的参与, 使学生在知识, 技能诸方面素质获得提高.如, 在教学“长方体和正方体认识”这节课时, 我让每个学生带一个萝卜和一把水果刀, 依照长方体的教具, 让学生切出一块长方体状的萝卜切好后让学生通过摸一摸、数一数、量一量、说一说, 弄清楚长方体的特征.整节课都是以学生为主, 教师适时进行点拨、讲评.学生在实验操作中, 讨论交流中达到了深化理解新知识, 掌握新知识的目的, 学生的主体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二、知识点, 让学生探究感悟

学习任何知识, 最好的方法是由自己去发现, 因为自己发现的东西, 理解最深, 也最容易掌握其中的内在规律、性质和联系.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学就是教给学生能借助已有知识去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并使学习成为一种思索活动.”其实质就是要让学生主体参与探索知识点的过程, 不断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因此教学中, 教师要坚持通过学生动手、动脑独立去完成, 去发现新知识.例如, 在教学“分数的基本性质”时, 首先让学生在三个大小相等的圆上用阴影部分表示出34, 86, 912;其次再剪下每个圆的阴影部分比较出43=86=192;再次引导学生根据等式43=86=912, 提出探索思考的问题:从左往右看, 分子、分母各发生了什么变化?从右往左看分子、分母发生了什么变化?然后让学生分组讨论;最后学生用自己的话去说一说分子、分母这一变化规律.当学生把这一变化规律讲清楚时, 再去看书, 学生明白大家讲的分数这一规律, 就是分数基本性质, 从而使学生牢固地掌握这一新知.

三、练习, 让学生自主选择

练习是学生获取知识, 形成技能, 发展智力的重要手段就拿计算题来说, 学生对书上大量的计算题感到枯燥乏味, 产生厌倦心理, 处于被动状态, 针对此种情况, 我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个性, 在讲一道例题后, 让学生把书上的练习题自己去选着做, 你喜欢做哪道题你就做哪道题, 学生很高兴.教师在恰当时去问学生:你为什么不喜欢算某道题?根据学生的回答, 教师抓住学生对某些知识的缺陷, 再进行讲解.另一方面可创设有趣的游戏及竞赛活动.如, 计算接力赛、找朋友、夺红旗、奖励五角星等等, 把枯燥乏味的计算练习变成丰富多彩的游戏与竞赛活动.使学生的兴趣浓, 情绪高, 充分地掌握了计算这一技能.

四、疑难, 让学生自己提出

促使学生主体参与教学活动, 还必须营造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课堂气氛, 以利于学生主动思考, 敢于提问.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所以在教学中, 教师要积极地鼓励学生提出问题, 不管是有用的, 或没用的, 都要加以肯定.这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才高, 对于学生的提问教师一定要给予回答, 在形式上可以有多种形式.如在教学生学完“积或商的近似值”时, 我沿用了答记者问这一形式, 学生纷纷举手提问“为什么积或商要取近似值?”“取近似值的作用在哪里?”“为什么求积的近似值要把题目算完?而求商的近似值却把题目算到一半?”“既然是近似值, 能不能用估算的方法来取?”等等.基础差的学生能提出基本的问题, 基础好的学生能提出较深层次的问题, 从而使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探索的学习中去, 极大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五、知识网络, 让学生自主建构

课堂小结是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能帮助学生理清知识的形成过程, 掌握本节课主要的知识点, 让学生自己小结, 不仅能及时地反馈所学知识的信息, 还可以进一步促进主体参与的意识.如在教完“年、月、日”进行小结时, 我提出了一个学生能充分展示自己的问题:“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你觉得有什么收获?”学生踊跃的举手发言, 有的说:“我知道了一年有12个月”.有的说:“我知道了一年有平年和闰年之分.”有的说:“我知道了平年有365天, 闰年有366天.”有的说:“我知道了一年中哪几个月为大月, 哪几个月为小月.”等等.课堂气氛热烈又轻松, 学生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也完整地建立起知识网络.所以很乐意参与其中.

技术认识的主体、客体与中介剖析 篇8

技术认识的主体是指从事一定技术活动的个人或集体。在古代的工匠技术中, 活动主体主要是个人, 在现代技术中, 无论是技术系统的形成, 还是技术系统的使用, 活动主体都是集体。

技术认识主体有着广泛的外延。技术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技术主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专门的技术系统和分工原则与劳动专业化相结合, 使得每种技术事物都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 一切个别技术对象和技术过程都结成一个总的技术体系。具体的个人活动创造了技术过程, 技术体系把个人活动交织在一起, 纳入自己的相互联结的网络之中。在这个过程中, 形成了类似科学共同体的技术共同体, 即由以共同的技术规范为基础而形成的技术专家群体。并且, 工人, 工程师, 技术专家, 企业管理者等技术主体在继续社会化的过程中, 根据社会对新角色的期待和要求, 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在技术共同体中的社会角色, 使自己重新得到社会的认同。除此以外, 在技术社会学的建构主义者看来, 还应该包括工人、使用者、政府官员、技术进步某种单面效应的受益者或受害者等参与网络的所有人。

由于技术主体的多元性, 现代工程活动与传统的技术活动有着明显的差别。当今技术系统的日益复杂, 现代技术的重要特点是系统工程化, 系统工程可以看成是一个庞大的技术系统。在这个庞大的技术系统中, 技术认识主体需要的知识与能力也是完全不同的。与现代工程活动三个基本方向相对应, 分别要求培养三类专门人才:第一类是工程师-操作员, 他们用以完成工艺师、维修师和生产组织者的任务, 这类工程师应优先发展实际应用方面的技能;第二类是工程师-研究员-设计员, 他们主要履行发明家和设计师的职能, 在技术科学领域他们与科学研究联系最为紧密, 是联系科学与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 因此要求他们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第三类是工程师-系统工程学家也就是所谓的“复合型人才”, 他们的任务是组织和控制复杂的工程技术活动, 培养这样的工程师需要一般系统论和广泛的跨学科性的知识, 其中作为人文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主体的多元性同样也引起了技术评估中的重大变化。随着技术认识主体的不断扩展, 技术评估的主体也不仅仅是技术专家与工程活动人员, 还要将消费者和社会公民结合于这个过程之中。

二、技术客体的二重性

技术客体的二重性也就是“技术人造物的二元本性”, 这是克罗斯等人对技术人造物的本性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克罗斯于1998年提出了一个名为“技术人造物的二元本性”的研究纲领 (本纲领是“现代技术的哲学基础”研究纲领的一部分) , 以分析对理解现代技术有重要意义的基本概念和范畴, 并将它们整合到一个相联的概念框架中。

根据克罗斯的论述, 技术人工制品一方面是物理客体或过程, 具有特定的结构 (各种属性的集合) , 它们的行为受到物理定律 (因果定律) 支配;另一方面, 任何一个技术客体不可缺少的方面就是它的功能。正是由于一个客体具有它的特定的功能, 这一客体才是一个技术客体。一个客体的功能, 在始终如一的意义上说, 其根基是建立在它所处的情境当中的。当我们将意向性的活动同社会世界联系起来 (而不是将因果性活动同物理世界相联系) 的时候, 可以将功能说成是一种社会建构物。因此, 一个技术人工制品在同一时刻, 既是一种物理建构物, 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物:它具有双重本体论性质。技术体系是作为结构与过程的统一, 其性质是由特殊的规律决定的。技术具有的二重性质, 是主观目的与客观上可以达到的可能性之间的辩证统一。

德绍尔在从历史的角度对技术客体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阐明了技术客体的特点:第一, 以自然规律为基础, 技术物品是通过贯彻自然规律服务于它的目的的, 它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第二, 目的性特征。在技术客体中, 自然规律的因果进程是被控制的, 是按照目标完成的, 具有目的特征或受目的论控制。技术客体的目的来自创造者。人的要求、愿望为技术的制造和使用提供了目标。第三, 人手的加工。它直接或间接地经过人手加工而成。他认为, 在此三者之中, 目的性是首要的, 也是技术活动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特征。没有目的性这一基本特征就没有技术。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 技术人造物具有二元本性, 即一方面它是人所设计的物理结构, 另一方面这个物理结构是为了实现承载着某种意向的功能。前者说明技术人造物作为自然对象, 适合关于世界中物理的或物质的观念, 后者则说明, 它们作为具有一定功能的对象, 更属于意向性的观念。这样, 技术人造物就具有二元性:它们既不能仅仅在物理概念的范围内被说明 (这样未能给它们的功能的特征留下空间) , 也不能仅仅在意向性的观念化的范围内被说明, 因为它们的功能必须在与之相一致的物理结构中才能实现。这两种观念对刻画技术人造物的特性都是必要的。

三、技术中介的多样化

在技术认识中, 技术主体与技术客体之间主要是通过技术方法的“中介”而相互发挥作用的。技术方法作为技术认识的工具, 其意义之一在于操作, 技术方法具有操作上的可行性。在自然科学中, 人们的任务是确定已知原因能产生哪些未知的结果, 即证明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而在技术中, 人们是根据主观的发明, 创造条件实现预期的目标。在前一种情况下, 是通过设计合理的实验发现新的因果关系, 在后一种情况下, 恰好相反, 是利用已知的因果关系创造有用的技术成果。科学与技术的这种差异, 造成科学方法与技术方法的一系列相互区别的特点。

现代技术的功效是以自然科学原理和工程科学见解的应用为基础的, 在自然科学中, 提出疑问和形成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创造尽可能普遍而精确的理论, 而工程科学的实际目标则是具体实现技术系统和技术过程。虽然前者属于理论性研究, 后者是实践性研究, 但是它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所得到的研究结果的基本功能有共同性。两种研究都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和用数学表达理论的方法, 都力图通过实验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和特点, 并建立起经验可观察的特定现象之间的函数、空间和时间关系。从逻辑学观点来看, 这两种研究所用的表述都具有条件命题的特点:如果有一定的原因 (前提) , 那么物理世界就会出现相应的, 一定的结果 (结论) ;一旦认识了这种规律性因果关系, 就可以应用科学规律的知识预见特定的自然现象, 或者通过控制性干涉, 造成一定的初始条件从而得到预期的结果。前者是活动的目标, 后者是技术活动的目标。

伊德从现象学视角探究了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认为, 工具既是知识产生的基础, 又是对所获得事物的非中立性改变。工具在使用中具有意向性能力, 它既可以揭示未知的事物, 又可以改变现象出现的方式。技术不仅是一种工具, 而是人造物与使用者的一个共生体。正如海森堡 (W.K.Heisenberg) 所预言的:“也许我们的许多技术设备对于人类在将来会不可避免地像壳对于蜗牛, 网对于蜘蛛一样……到那时, 技术设备确切讲也许会成为我们人类有机体的一部分。”伊德在技术现象学中, 着眼于人类经验和知觉的变化过程, 确立了技术人造物在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中所发挥的居间调节功能。

伊德认为, 工具具有一种“意向性”能力, 它既可以揭示未知事物, 又可以改变现象出现的方式, 而这种能力体现在工具连续统一体之中。工具连续统一体是一个具有视觉效果的技术变化过程。他以放大镜、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空间探测器、红外线照相术和紫外线照相术五种光学技术为例, 论证了工具连续统一体从低级的体现关系端向高级的释义学关系端的发展脉络。例如放大镜表明了最简单的体现关系, 被放大了的物体与肉眼所见的完全相同, 透过镜片, 人们可以直接地、毫不费力地观察到物体的特征, 工具具有半透明性。与放大镜相比, 光学显微镜是相对复杂的光学仪器, 它提高了工具放大的可能性。虽然光学显微镜仍属于体现关系, 但与日常视觉的非连续性已初露端倪, 它使肉眼无法观察到的微观特征展现出来, 这是对工具可能性的进一步深化。工具的意向性使世界上曾经被人类忽视、根本不知晓的许多方面暴露出来, 新的知识产生了。因此, 工具是知识产生的必要条件, 而知识的获得发生在工具的“意向性”之中。不过, 伊德的这一思想在理论自恰性上是存在矛盾的。伊德主张, 所有工具都具有“意向性”能力, 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得出的结论应该是, 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各种关系都体现出这种能力。实质上, 伊德的工具“意向性”只涉猎了工具的释义学关系, 也就是说, 只有使认识客体的出现方式发生改变的, 具有释义学关系的工具才具有“意向性”能力。

工具开始更加明晰地展示出对可视物的独特变化, 这组变化表明了工具的“意向性”。它是对人类意向性的根本改变, 通常会带来无法预期的后果, 并将人类引入不可预知的领域。

陈其荣教授认为, 技术认识基本含义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 技术认识以形而上学信念为前提, 技术认识涉及关于实在、技术的形而上学信念。其次, 技术认识以技术客体为对象, 技术客体也就是人工客体, 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特定的不断变化着和发展着的目的和需要, 运用各种智能手段进行自觉行动, 改变自然界和社会生活, 而创造出来的事物、状态与过程。技术既是技术认识的结果又是人类和社会的“生活世界”的载体, 它以一种独特的力量介入人类文明并发生作用, 改变着现实世界的面貌。再次, 技术认识以技术主体的技术行为为引导。技术绝不是“没有主体的认识论”。最后, 技术主体和技术客体以技术方法为中介。技术方法是指技术主体在从事技术认识或技术研究的活动中所采取的手段、途径和方式的总和。与科学方法相比, 技术方法具有显著的经验性、可操作性、功效性和时效性等。

可见, 技术认识涉及技术主体、技术客体、技术行为、技术规则、技术中介、技术方法等多种要素, 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逻辑化, 构成了技术认识的动态过程和发展。

摘要：从物质客观性的角度把握技术, 又可以看到技术活动是人类的一种高度复杂的认识活动, 技术在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意会性、程序性、整合性等认知特点。因此, 在整个技术认识的过程中, 既不能忽视技术的功能特征, 如技术是物质、能量、信息的人工转换, 也不能忽视技术的结构特征, 如技术是实体性因素 (工具、机器、设备等) 、智能性因素 (知识以及知识体系) , 同时还要注意技术的社会目的特征 (如技术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加工制作活动) 。只有厘清技术主体的多元性、技术客体的二重性以及技术中介的多样化, 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把握现代技术的本性。

关键词：技术主体,技术客体,技术中介

参考文献

[1]邹珊刚等编译.技术和技术哲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38.

主体与客体 篇9

课堂教学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如何真正地把素质教育落实到课堂教学, 通过课堂教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充分认识自我, 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主动发展, 即怎样通过课堂教学促进学生主体性发展, 正成为我们广大教师努力探索的问题。

外语是人类知识的载体, 它对智能的开发作用不可忽视, 它更可以促进人们交际能力的发展。当前, 小学英语课在很多方面是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 如在目标上, 教师注重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注重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在教法上力求多样, 并能从视听入手, 进行听说训练, 教学过程强调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 有一定的层次性等等。但仍旧存在着不利于落实素质教育要求的问题, 如:教师不能很好地把握教学目标的全面性、层次性, 教学要求“齐步走”, 致使部分学生在小学英语学习上掉队, 过早出现两极分化, 为学生今后进一步学习造成障碍;在组织教学活动方面注重形式, 学生参与的深度不够, 效益不高等等。为此, 广大教师要进一步更新观念, 从基础教育的大教育观出发, 把英语教学的基点转移到人的素质培养上来, 在英语教学中要教会学生知识, 培养学生交际能力。要着眼于人的发展, 在课堂上更好地创造条件, 让学生的主体性焕发出来, 以提高教学实效。

二、对主体性理论的认识

主体性是主体在主客体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说:“主体性是人的最本质属性”。教育中的主体性是指学生在主体意识指导下, 主动参与教育活动的能动性。很多专家以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等来概括主体性, 其中自主性侧重于主体权利, 表现为主体对活动诸因素的占有和支配, 能动性侧重于主体能力, 表现为主体活动的自觉选择和参与, 创造性是人的能动性、独立自主性的集中反映, 是主体性发展的最高表现。现代社会的开放、发展要求重视和发展学生的主体性, 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使其具有主体性是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的需要。

我们面对的小学生是处于生长发展过程中的儿童, 他们的主体意识、主动作用于客体的能力都相对于成人较弱, 应该说是一个发展中的主体, 待进一步开发的主体。学生的主体性是需要培养、提高和引导的, 促进学生主体性发展是我们教师的责任。因此, 我们把启动人最本质的属性——主体性作为我们落实素质教育于课堂教学, 努力提高学生素质的主要着力点, 在英语课教学这一主渠道, 促进学生主体性发展。

三、教学实践的途径与策略

1. 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强调在课堂教学中要尊重和发展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 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不能把学生看做是简单的认知体, 要把他们看成是有完整生命的人。在教学中更重要的是唤醒学生的自主意识, 让他们懂得教师只是他们的疏导者和助学者。教师要通过多种途径引导学生从被动地接受中走出来, 把自身当做认识的对象。

经调查研究发现, 影响外语学习的几个主要因素是:动机占33%, 才能占33%, 智力占20%, 其他占14%。因此, 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要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动机, 使其在主观上产生动力。要让每位学生认识到自己既是“I”也是“me”, 教师要帮助学生强化“I”的主体意识, 帮助“I”对自己的英语学习提出适当的要求, 督促自己主动学习, 以发展学生的自主性。

2. 激发学生的主体情感

激发学生的主体情感, 教师首先要尊重学生的情感, 营造一种愉悦、宽松、平等、合作的课堂氛围, 让学生有积极的情感体验。教师是学生学习情绪的主导者, 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首先要求教师在课堂上要情绪饱满, 对上课充满信心, 带着轻松自信的情绪走进课堂, 以良好的情绪影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 对学生充满信心, 缩短师生间的距离, 多看学生优点。当学生出现发音、拼读等错误, 学生由于胆小、害羞而不敢开口。当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错用语句时, 教师要给予充分的谅解和适度的宽容, 不要嫌他们“不聪明”“耽误时间”, 不要怪他们不能如教师所愿。而要引导他们、鼓励他们, 使他们在自己的学习中, 在成功的体验中增加信心, 为学生主体性的发展创设良好的氛围和条件。

兴趣是推动学习的内在力量, 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学习的强大动力。布鲁纳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实际上兴趣是一种积极的认识倾向, 是一种复杂的个性品质。要推动人去探求新的知识, 发展新的能力, 使学生获得持久的兴趣, 是促其主体性发展的基础条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很多, 教师可从采用多种教法入手,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 在教学中充分运用创设情景教学法, 利用电教手段和直观教具形象地、有层次地将所学内容展现在学生面前, 将传统教学媒体 (如语言、教材、板书、实物、挂图、模型等) 与现代教学媒体 (如电视、录像、录音、计算机等) 相结合, 强化学生的视听感觉, 尽量做到能听的让他们听, 能看的让他们看, 能摸的让他们摸, 充分发挥多种器官的作用, 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中, 引发兴趣激发求知欲, 使学生在愉快和谐的教学气氛中满怀激情地学习, 较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另外, 要想使学生获得持久的兴趣, 还要让学生感受到学会的乐趣, 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在教学中, 教师要做到“小环节, 多台阶, 多变化, 勤鼓励”。即, 将每个教学环节化解为几个小环节, 且做到易精易小, 每个小环节都紧扣教学内容, 且做到环环相扣, 层层接近, 为学生搭好学会的台阶, 感受会学的乐趣。同时教学环节的处理易多变化, 做到教法的多样化, 使学生求新、求异的心理得到满足。另一方面, 教师鼓励性的语言会让学生充满自信, 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使学习活动真正成为主体活动。

3. 精心设计主体活动

英语教学的实质是交际, 是通过活动表现的。活动是更新教学观念, 开创英语教学新局面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活动是转变教学方式的关键。课堂教学中主体作用的发挥, 更是通过学生参与的主体活动实现的, 因此, 要精心设计主体活动。组织活动要了解主体、客体、环境等方面的情况。主体情况指学生的认知水平、英语基础, 客体情况指英语特征、教学的目的和内容, 环境指英语输入和输出的外部条件。精心设计主体活动就是要根据阶段性教学要求, 把主体、客体、环境等方面情况联系起来, 并寻找出三者间相互作用的最佳联结点, 使学生能够参与、乐于参与, 并在参与中得到听说读写方面的有效训练。

按照英语课堂教学的一般程序, 活动可分为:呈现活动、练习活动、交际活动。每一类英语活动都有很多方式, 很多活动是可以交叉进行的。教师在设计这些活动时, 要考虑以下几点: (1) 呈现活动的设计要以旧带新, 在复习旧课的基础上创造情景, 呈现新的教学内容, 要力求生动形象, 使学生处于积极状态。 (2) 练习活动的设计要多层面, 要考虑不同程度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可能性, 要创造适合每个学生的练习活动。无论在学习内容还是在参与形式上, 让不同层面的学生都有一个机会可锻炼, 可自我展示。 (3) 交际活动要从头抓起, 从培养交际意识到交际能力要循序渐进, 教师要善于在课堂教学中开展师生活动、生生活动, 使交际活动在模拟的或课堂教学本身真实的环境中展开。

论传播主体对客体情绪心理的营造 篇10

一、传播客体情绪与传播效果的关系

人们在社会交往 (亦即信息传播) 过程中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一方的意见很顺畅地被另一方接受或者无论怎么费尽口舌对方也不接受。在大多数时候, 固然是因为接受方的得益心理在起作用, 但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就会发现, 一种意见在对方可接受可不接受的情况下, 对方的情绪状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推销商向某必需单位推销商品, 推销商请买方在一处环境幽雅的地方共进午餐, 同时洽谈交易, 这笔生意很有可能做成。通常的理解往往认为是买方吃了人家的嘴短, 实际上, 吃饭这一得益行为在交际过程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重要的是卖方为买方营造了一种良性的心理环境, 是买方的心境和情绪在起根本性的作用。因此, 接受方和传播效果的关系非常简单地可以概括为:受众的良性情绪心理易于接受传播方的信息和意见, 反之则会影响效果, 严重时可能会产生负面效应。如果我们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这种现象, 也许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传播效果问题。

一般来说, 新的情绪心理的生成及其变化需要经历外界刺激、情绪体验、情绪认知及评价、情绪表现几个过程。人类生活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里, 多种信息讯号无时不在刺激人的大脑皮层。由于信息讯号的强弱程度和频率的不同, 因而形成一种主刺激和诸多次刺激, 主刺激往往是激活人的原始情绪 (1) 的主驱力, 从而形成人的情绪体验。据心理学家研究证明, 皮层的边缘系统是产生情绪体验的中心, 情绪是皮层的整体活动而不是皮层下特定部位的局部功能, 皮层对情绪有抑制的功能, 对情绪起整合作用。这种情绪体验经过认知和评价, 最终形成情绪, 西方著名情绪心理学家阿诺德和拉扎勒斯曾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评价是情绪产生的根本条件”[1]157。而情绪与其他心理过程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它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表情, 这种情绪表现形式常常被心理学家解释为面部展现出的快乐、恐惧、愤怒和宽慰等表情, 其实它还应该表现为手舞足蹈、跺脚、鼓掌等无声的体态行为。最终的结果是情绪行动, 即或接近传播主体 (接受信号意见) 或离你而去 (不接受信号意见) 。

从上述情绪生成和变化过程, 我们不难了解到, 信息传播活动中传播客体处于何种心理和情绪状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将这里所说的情绪仅只理解为受传者进入接收讯号前带入的心境, 而更应注意的是受传者进入接收讯号后传方对良性心绪的引导和激活。一个和妻子刚刚吵架的人打开了电视, 此前他的情绪是非良性的, 如果以这种心境接收电视讯号, 可能更多的是对传播内容的否定———一种超出常规的主观评价。但如果传者处理得好, 原有情绪会从得到缓解进而转化为良性情绪。我们所需关注的正是后一种情况 (将在下文论述) 。关于不同情绪对传播效果的影响, 从理论上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首先, 不同情绪的受众对同一事物可能做出截然相反的评价。美国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试验:被试者被分成三个小组, 用同等的时间分别培养出愉快、不满、焦躁三种情绪, 然后共同去看一张几个士兵抬着伤兵上飞机的照片。结果心情愉快者认为这个伤兵“交上了好运, 他被送进医院, 会受到很好的照料”。心怀不满者认为这个伤兵是人类自相残杀的受害者, 是战争在开杀人的玩笑。而焦虑者认为, 这个伤兵被送进医院, 也只是苟延残喘, 他活不长了。这三组被试者中, 只有愉快心境的人进行了正常的评价, 而另两组人的评价实际上是他们情绪的发泄。所以, 行为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格雷把情绪归结为三个明确的系统:强化刺激作为无惩罚的条件性刺激时, 接近状态居优势;强化刺激作为无报偿和惩罚的条件性刺激时, 行为抑制状态居优势;强化刺激作为惩罚和无报偿的无条件刺激时, 战斗和逃跑状态居优势。传播活动就是要追求受众的接近情绪, 而避免受众背离自己呈战斗 (对抗) 和逃跑状态。

其次, 积极的刺激会使受众愉快、欢乐, 消极的刺激可能会使受众忧虑、焦躁, 甚至恐怖, 而愉悦情绪是人的体内平衡和协调的表现, 焦虑是心理失衡和不协调的表现。在心理平衡的条件下, 受众对传方意见给予了最大的宽容和理解, 从而正常甚至是超常规地对传方意见进行吸纳, 传播效果自然是正常或超常好的, 否则则相反。

再次, 积极的刺激可以使受方产生安全感和信任感以及得益心理。关于安全感, 哈蒙德在对条件性情绪状态进行论证时认为, 如果开启危险信号, 则产生恐惧, 关闭则宽慰;若开启安全信号, 则产生希望, 关闭就会失望。受众只有在确保心理安全、得到利益和不受损害的条件下, 才能敞开心扉接受传方的意见。而受众在对自身安全存在怀疑或确认不安全的状态下, 会产生对信息的部分排斥乃至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受众心理上的对抗和防御情况自然会对传播效果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传播主体对客体情绪心理的营造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K·T·斯托曼在评价早期心理学家的古典理论时指出:“一些情绪是基本的和原始的, 另一些情绪是派生的和继发的。这暗示着情绪有自然的和培养的之分。”他还认为:“情绪在强度上有一定的范围, 当超过一定程度时, 它将发生质的变化。”[1]29斯托曼的认识给予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情绪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可以通过“培养”而发生质的变化的。这样, 就为我们的传播工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怎样为信息受众营造一个在信息接收过程中的情绪心理 (包括接受传者意见的良性情绪和排斥对立方的不良情绪心理) 。如果我们抛开受众原始情绪心理不论, 单就传受过程来看, 此刻的传播客体情绪主要受信息接收时的客观外部环境、信息传播内容和传播者三个因素的影响。因而, 受众情绪心理的营造也必须从这三个方面着手。

(一) 关于传播环境与受众情绪的关系。

传播过程中客体所处的外部环境又可称为“物理环境”或“硬件环境”, 是指在传播工作中对物质条件 (如自然环境、设施设备、工具等) 的运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在家里的厨房和卧室里学习不如在书房里学习的效果好, 而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学习比在家里学习的效果更好。传统的解释是不同的环境可能引发人不同的心理定式, 如厨房和卧室引发人“吃”和“睡”等懒性定式。这固然不无道理, 但我们还应考虑这些外部环境对人的原始情绪的刺激作用。比如某种环境对兴奋———兴趣和愉悦———快乐情绪的激发, 而另一种环境却刺激了人的原始情绪中的痛苦、厌恶、惧怕等感情。所以, 一些心理学家 (如汤姆金斯) 习惯于从情绪 (感情) 方面考虑此类问题, 认为凡能使人们产生高昂情绪、提高自我价值的情境, 是开展传播工作的良好环境。

信息传播者在营造客体收受环境时可能会遇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般性空间物理环境和特殊性物理环境的问题。从传播形式划分, 大众传播在一般情况下较难为受众设置物理环境, 而人际传播则易于设置良好的物理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没有环境设置的可能, 最为典型的是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和与志趣相投的一群人到广场去看大屏幕的感觉, 由于人们情绪的互相感染 (刺激) , 集体收看的情绪指数都会远远超过个人收看。而人际传播则更为易于传方有意设置使传播效果更好的传播环境, 上文提到做交易时的邀请顾客用餐、招待会、午餐会等均属此类事例。延安时期, 年轻有为的红军旅长黄克功开枪打死了不愿继续与其恋爱的陕北公学学员刘茜, 当时审判黄克功的会场特意设在了延河边黄克功杀死刘茜的地方, 旁边的房子里就停着刘茜的尸体, 会场庄严肃穆, 加上审判过程对听众的情绪调动, 数万与会受众的情绪随着审判进程而起伏, 终于达成了不对黄克功处以极刑“便无以教育党, 无以教育红军, 无以教育革命者, 并无以教育一个普通人”[2]的共识。这次“民主、法制与共产主义恋爱观”的教育宣传活动之所以使当时的与会者终生难忘, 环境设置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1863年11月6日, 美国国务卿埃弗雷特在葛底斯堡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讲成为环境利用的典范:“站在明净的长天之下, 从这片经过人们终年耕耘而现在还安静栖息的广阔田野望去, 那雄伟的阿拉格尼山脉隐约地耸立在我们的前方, 弟兄们的坟墓就在我们的脚下……”[3]125这几句开头语无一不与演讲的环境紧密相连, 一下子就把在场的传播对象引进了追忆先烈的具体情绪之中。近现代人常常将伟人故居、烈士陵园、历史纪念地作为传播思想观点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基地, 也正是基于其特殊的环境能刺激受众情绪、达到良好传播效果的想法而设置的。

人的社会生活不可能是孤立的, 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人的主动性的产生和形成, 一般取决于自身行为同特殊环境的联系, 以及随之而来的情绪体验。因此, 传播者要提高传播效果, 就应该充分运用一切可利用的物质条件和组织手段, 尽可能地为受传者营造一种幽雅环境, 从而提高被传者的接受程度和改变社会心理承受能力, 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二) 关于传播内容与受众情绪的关系。

心理学研究表明, “一种目的在于满足需要的行为得到实现后产生的愉快情绪体验, 会使这种行为强化, 而不愉快的情绪会使这种行为削弱或消退”[4], 纳奇拉什维里的这一“满足需要”理论一般地已为人们所能接受。“满足需要”不但是愉快情绪的起点, 而且主要体现在传播内容方面, 只有传播内容满足了 (或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受众的要求, 受众才能随之产生得益心理、安全心理、舒适心理和愉悦心理, 因而最大可能地接受某一信号。当一个十分饥饿的人得到“正在为您烹调可口的饭菜”的内容信号时, 他的心理情绪是舒适和愉悦的, 很容易接受这一信号;但随后他又得知“饭菜烧煳了”, 特别是“饭菜里发现两只苍蝇”, 他原有的情绪会产生变化或迅速消失, 并很快将原有的愉悦接受情绪转化为厌恶和低落的不接受情绪。根据这一原理, 传播主体在设置传播内容时就应该充分考虑传播内容可能对受众良性情绪或焦躁厌恶情绪的激发, 从而使客体接受自己传播的信息而排斥与自己对立的信息。日本的池田德真在其撰写的《宣传战史》一书中谈到了一个可作为情绪心理分析的典型传播事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作为协约国成员之一的英国军方成立了叫作“克尔之家”的对敌宣传机构, 在其大量的战时信息传播中, 1918年春传播了一个使世人害怕得发抖的消息:贫困到了极点的德国, 竟然把人的尸体拿来榨油, 然后用这种人油制造肥皂[5]。这一传播内容不但树立了协约国在人民中的“正义”地位, 煽动了人民对德国的仇恨情绪, 更主要的是极大地打击了敌对国国民的情绪, 加剧了德国国民本已极端疲惫的绝望心理。这一后来被确认为虚构的宣传, 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每个人在接触肥皂的时候, 都会自然想到“尸体榨油厂”的事情, 这种对敌对双方国民情绪的不同影响, 不仅存在于传播的过程中, 而且可以作用于消息传播之后。情绪心理学家曾做过许多对动物给予不同内容信号产生不同情绪和效果的试验。如对小白鼠进行不同的刺激, 来观察其恐惧、宽慰、失望等情绪。阿姆塞尔的“挫折”理论, 也说明了有机体在先体验到奖赏又体验到无奖赏刺激内容时所表现的不同情绪状态。日常传播活动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传播内容给受众的安全感、愉悦感, 从而接受传播内容的事例, 但同时也有事实说明, 信息传播内容不当或因当事人对内容理解不当, 从而形成不良心理定式甚至产生变态心理的情况:一个在部队连续3年受到嘉奖的副连职技术人员, 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杀害了9名年轻女子。公安机关调查表明, 他对女性仇恨的变态心理, 来源于小时候偏狭地接受了一些信号内容的刺激———从小时候对母亲杀鸡时为动物难过, 到参军后多次到肉联厂看女子杀猪, 使他从对女人的厌恶情绪发展到变态的仇恨心理。这种对信息内容片面接收及心理情绪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忍心吃肉, 甚至在电视上看到某歌星的红嘴唇, 都觉得“仿佛要吃人”。心理学研究表明, 任何变态都是一种情绪障碍, 它起源于信息内容所引起的焦虑情绪, 当这种情绪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时, 就会转变为病理状态, 一旦如此, 他们往往会产生某种范围的攻击性和反社会性, 正确的信息会被一概否认和排斥。所以, 信息传播的内容是情绪营造的根本, 要尽量使被传者处于心理平衡协调的情绪状态中, 而一定要注意避免对受众不良情绪乃至变态情绪的激发。

(三) 关于传播主体形象与传播客体情绪的关系。

传播主体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即组织传播中的传播机构和人际传播中的传播个体。由于传播机构在传播过程中总是以个体人的形式面向受众的 (如电视台的播音员和主持人) , 所以传播个体的形象应是研究的重点。肖·阿·纳奇拉什维里在谈到传播过程中的“名片”效应时指出:“人们无不希望从有威信的人那里获得可靠的和令人信服的信息。因此, 人们一般都是毫无批判地、信以为真地接受来自权威来源的信息。”[4]84这里把传播者的威信形象放在了重要的位置, 而威信形象的树立, 不但要依靠传播者的传播内容, 而且与其多方面因素有关。受众通过对传播者的感知, 既可以随时转变某种心理情绪, 也可以不断加固这种心理情绪。

传播个体的形象由外在的外观因素和内在的修养因素构成。前者是指传播者的举止言行、穿着打扮、自然形象留给受众的印象。外观形象得体适度, 起码不会激增受众的焦躁情绪, 甚至会使受众产生欢快情绪反应。1983年, 我国著名演讲家曲啸给某监狱犯人演讲, 曲啸是优秀共产党员, 而台下是接受劳动改造的罪犯, 二者的情感和心理距离差别很大, 况且听惯了呵斥和训话的罪犯普遍存在着对条框宣传的对抗情绪。为了调动听者的积极情绪, 曲啸演讲的开头便使用了“触犯了国家法律的年轻的朋友们”[3]126, 一下子就抓住了全体罪犯的心, 迅速拉近了二者之间的情感距离, 3个小时的演讲效果非常好。如果像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那样在会议上脱下皮靴敲桌子, 不但会影响受传者的情绪, 而且还会导致效果不佳。内在修养因素是指传播者不但能够准确传递信息, 而且能够运用广博的知识形象通俗地传播信息。人们在日常信息接收中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是价值很高的信息, 由于传者的不准确传达或表现为知识修养缺乏而受众拒绝接收的现象。比如一场精彩的足球赛转播, 由于体育评论员将两队球员紧紧纠缠在一起的“如影随形”说成是“如形随影”———多次如此说, 最后又将一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反击说成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因此电视观众的情绪便可能产生如下变化:第一次刺激引起的初期焦躁情绪 (以为是口误, 可以谅解) ———焦躁情绪 (不是口误, 难以谅解) ———厌烦排斥情绪 (知识贫乏, 不可谅解) ———拒绝接收, 关掉声音 (没有传播效果) 。而央视及地方电视台的一些栏目之所以受受众欢迎, 除了节目内容因素外, 主持人形象是另一重要因素。观众将他们视为心目中的“明星”, 亲昵地称他们为“金牌主持人”。传播主体形象与其传播内容是一个统一体, 二者相辅相成才能营造良好的受众心理情绪。

无论是原始情绪还是继发和培养的情绪, 无论是受众的心理平衡感、安全感还是派生的满足感和愉悦感, 无论是传播的外部环境、传播内容还是传播者形象, 归根到底是传播主体对传播客体的亲和情绪打造问题, 只要传播过程中方方面面的亲和力加强, 就可以激发和培养受众的积极良性情绪, 从而增强传播效果。相反, 受众的焦虑情绪会影响传播效果的实现程度。由于传播手段的发达, 在受众情绪营造方面, 我们应该注意除了运用传统的手段外, 传受双方的信息互动是一种极其有利的手段, 人际传播易于互动的优势已为网络传媒等大众媒体所吸纳。信息从单向流通向双向乃至多向流通发展, 受众已从传统的弱势被动地位向平等的主动地位转化。由于互动的意见交流, 受众心理将呈适度敞开态势, 这使受众良性心理情绪的营造和提高传播效果又多了一个重要途径。

摘要：无论是国际信息传播还是国内信息传播, 传播主体无一不希望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面对传播客体, 增强传播效果的途径很多, 其中, 传播客体在信息接收过程中处于何种情绪状态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但却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文从传播客体与传播效果的关系、传播环境与受众情绪的关系、传播内容与受众情绪的关系以及传播主体形象与接受客体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从而在理论上为信息传播工作者提供了一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传播主体,传播客体,情绪,心理,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1]K·T·斯托曼.情绪心理学[M].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1]K·T·斯托曼.情绪心理学[M].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2]毛泽东1937年10月10日给雷经天同志的信[J].中国青年, 1985 (7) .[2]毛泽东1937年10月10日给雷经天同志的信[J].中国青年, 1985 (7) .

[3]周振林.实用宣传学[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3]周振林.实用宣传学[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4]肖·阿·纳奇拉什维里.宣传心理学[M].新华出版社, 1984.[4]肖·阿·纳奇拉什维里.宣传心理学[M].新华出版社, 1984.

主体与客体 篇11

一、在教学目标的预设与生成中自主建构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中所要达到的教育目的,它“对教学活动和教学过程起着指向、激励、标准作用”。传统的课堂教学就是将教案完美无缺地演示出来,教师是编剧、导演和演员,学生是观众。而新课标下的教学是预设与生成的有机统一,教学目标是学生、教师既要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并开发丰富的教学资源;更要深入了解学生,充分预设学情,在课堂上能够准确把握各种教学因素之间的存在和交互关系;实现主体之间的有机转换和交互合作。在活动生成的课堂中科学服务,而不是服从于学生。有这样一节课引起了我的深思:黄行福老师的《偏离了目标的成功》一文中提到的《苏州园林》一课。这节课除了预设“说明语言的准确”这一教学目标之外,还有其他目标任务。但为了更好地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黄老师在课堂上特地以课文后面的三道练习题为例子、让学生用自己的话简洁明了地来概括,在使学生明白了说明语言的准确性这一特性后,又让学生去课文中再找相应的例句,并谈自己的体会。就这么一节偏离了预定目标的课,却给学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黄老师反思认为:主要是没有拘泥于既定的方案,没有一成不变按照预先确定的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而是目标形成于过程中。这节课充分体现了师生的主体意识。“偏离于目标的课,反而更成功”,這不能不说是一句很值得玩味和探讨的一句话。目标是一种导向,但也是一种束缚。即使作为预期性、基础性的教学目标也绝不能仅凭教纲、教材课本,教师就主观臆断。教师必须在深入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的前提下,根据学生不同学习需求预设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或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灵活建构而自然生成。他们作为主观能动性的人,有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带着自己的知识、经验、思考和灵感,能自主平等地参与课堂活动,从而使课堂教学呈现多样性、丰富性、随机性。预设的教学目标必须潜在和开放地接纳始料未及甚至是神来之笔的体验,鼓励师生互动生成中即兴创造,发挥主体性,超越目标预定的要求。

二、在教学内容的预设和生成中自主建构

传统教学对教学内容的认识与理解,就是基本简单与“教材”等同。现代教育论认为教材(课本)只是为教师和学生教学服务的例子。新课标下的教学内容,所指的课程不只是文本课程而更是“体验课程”。这表明,教学内容本质上不是对所有的人一个样。在特定教育情境中,每位教师和学生对给定的内容都有其自身的理解和选择,对给定的内容不断进行再造与创新,从而在预设中生成建构,以使给定的内容不断转化为“自己的课程”,因此,师生不是外在或受制于教学内容,而是共同参与开发和建构,是预设的创造者和主体,从而使教学内容持续生成与转化,课程意义不断建构与提升。教师要冲破“以纲为纲,以本为本”的限制,不局限于教师自身的知识视野,寻求教学内容最大限度的自由开放和生成创造,善于补充调整相关的教学内容,使其更丰富充实,更切合学生需求。所以说,课堂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三、在教学空间的预设与生成中自主建构

活动建构教学论认为,教学活动应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这个小课堂,向大自然、社会生活等“大课堂”发展;那么学生的知识视野和思维的发展程度才可能获得“质”的升华,并跃入辽阔无垠的“大有”之境,有更多地给予师生充分开放广阔的心理空间、思维空间,才能使师生心灵自由、思维活跃、情感丰富、个性张扬。只要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没有定论的或不能证明其是错误的,我们都允许并鼓励学生提出论证和挖掘。不要用课本、权威或资料中的所谓标准答案来束缚学生的思维。我们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个性差异以及独立体验和思维,鼓励培养学生敢于质疑批判、否定,突破常规,有所超越;积极展现并发展自己的个性,具有独立性和竞争性,而不是单纯地依赖或盲从别人。只有这样,师生才能真正创设民主开放和谐的教学空间。

声乐表演中的客体情感主体化研究 篇12

一、客体情感是声乐表演的情感源

声乐表演主体情感的产生，总是基于一定的客体情感意象的需要。这个客体主要是针对词曲作者创作出来的作品而言的。人们因为接触了震撼心灵的人、事、物，而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继而自然而然的生成一种急于与人沟通，并再现情景的欲望。这就是情感交流与传递的情感源，当情感与情绪产生惊变，你期望大家了解你的这种心境，并期望大家同你一起感受这种心情，为了让对方真正的感受到你的情感的完整传递，于是“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就是艺术创作行为的重要动力源。这种需要越迫切、越强烈，对与需要相关的客体情感或情绪反映就越强烈。

一首声乐作品之所以能唤起一定的情感，首先在于它具备了词曲作者赋予的这方面的情感属性，而表演者之所以能表现这一定的情感，也正在于他获得了这方面情感属性的刺激。从而产生了情景再现与情感宣泄的欲望，这种情感的宣泄与传递，并不完全基于演唱者自身的主体情感。声乐表演中，艺术情感的展开总是朝向作品预定的目的。词曲作者预定的目的从总体上规定着情感表现的基调与方向，表演者就是以这个预定的情感抒发为目的，去展开艺术想象与情感传递的。也就是说，声乐表演者在舞台上所传递的情感，通常是源于另一个创作主体——词曲作者的客体情感的艺术想象状态下的“移情效应”。这就好比戏剧表演中的演员在表现一个角色，他必须考虑到角色的性格而展现出角色要求的情感体验。当然，这个过程事实上不可避免的会加入表演者的自身的主体情感，但这并不意味着演员的个人感受在作品中得到全面展现。相反，它意味着表演者必须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记忆，以便把作品中要表达的情感移化为自身的体验，从而更好的展现作者在作品中所蕴涵的情感内容。这同时也是音乐创作与欣赏中情感交流与传递的实质所要求的。声乐表演是演唱者通过转述作品(词曲作者)的客体年情感来完成情感传递的，缺少任何一方都无法构成完整的声乐表演艺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情感传递本身，都是不断的再现或再创造的过程。作品本身所蕴涵的情感意向具有与表演者演唱活动相关的动态的导向性，凭借这种导向性，它就具有了使人产生伴随情感意向的联想活动的能力。人们进行情感传递的时候，听众显然在脑中进行了声音向形象的联想，并调动起自己的情感记忆而达到对歌曲事件与情感再现的过程。

艺术创作永远伴随着激情四射情感活动。可以说古今中外一切有成就的音乐表演艺术家，无一不是鼓荡着丰富且敏感的个人情感。其表象往往是一种激情狂热、近乎神魂颠倒的状态，这是艺术创作必不可少的基础。然而它却并不是演唱获得成功的唯一情感来源，更不是演唱的目的。作品中所蕴涵的情感内容在演唱实践中是艺术思想与情感传递的客体，是声乐表演艺术动机的动力源。只有获得了作品赋予的体验，激活表现的欲望，方能找到相应的最佳表现手法。这种体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情感体验，而是在精神上、情绪上深入的体验。为了歌唱而歌唱的人，没有这个体验后产生表现的欲望;也没有产生要和观众交流引起共鸣的那种渴盼;甚至不想从观众那里得到什么回应，只是使用技术与方法，运用歌唱肌肉群的诸般功能来达到完成作品的目的，喜怒哀乐的表情都会做了，微笑和哭泣都有一套相应的模式化的动作，内心无丝毫的感动，只是运用技巧应酬作品和观众。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场演出下来，除了发现自己对歌唱肌肉群的控制能力更加娴熟，没有任何情感上的悸动。它只能说是一种装扮，而绝不是声乐表演。“装扮”的目的是要人以为他们是他们实际上所不是的人物，而“表演”的目的是要观众把他作为一个人人都知道他所不是的人物来看待。表演者在演唱时必须竭力使得观众认为自己就是所看到的事件的见证人，而演员也应该真正相信自己就是哈姆雷特或奥赛罗。

二、主体情感是舞台行动的动机

声乐表演的情感传递当然也离不开表演者自身这个创作主体。运用自身生活与情感经验系统参与表演创作是二度创作的基础，我国著名声乐表演艺术家、声乐教育家姜家祥教授在其所著的《民族唱法探索》中就明确指出“不应否认，演唱者的心理情绪对歌唱时的直接影响。因为歌唱是一种生理与精神密切结合的活动”。[2]声乐表演艺术的情感传递之所以能够展开，在于表演主体在生活中积蓄了某些生活感受或情感体验，这些情感有一定的理性内容，它常压抑于现实生活中，正是借助艺术的形式得以宣泄。声乐表演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情感借助舞台宣泄的行动的艺术。行动是指在舞台上或镜头前组织的有既定目的的形体活动、表情活动和心理活动的总和。是从情感发源地——自我情感，辐射或投射到客体的角色身上，而形成的主体化了的情感宣泄行为。

声乐表演艺术中的客体情感主体化还表现在这里所说的情感，并不是某种客体情感引发的记忆表象刻板的再现，还应包括表演者自身的情感经验及情绪状态。严格说来，情感经验本身是没有对象的，它只是一种情绪表现或者只是一种关于审美的自我体验，只不过是一些有规则的感觉群而已。[3]一般的说，有目的有计划的体验过程，是最难的，因为客体情感无法提供完整而真实的场景再现，你只能通过想象和经验去捕捉那一瞬间并再现出来，体验和表现，实际上是个一先一后的连贯动作。情感经验积累着各种情感记忆，发现并判断着表现对象的情感属性。作为主体对外物某种属性所持态度的自我体验，情感的信号机能和调节机制，使它密切联系着主体的感官活动、认知活动与意识行为。成为表演者舞台行动的持久或暂时的艺术动机。艺术动机是基于需要而生的，它是具有与进行一定艺术活动相应能力的主体，在一定环境下所激发起来的指向特定艺术对象的心理动力。[4]它通过主体意识的活动将对象主体化为自我，进而通过可为意志操纵的行动，去把握不为意志操纵的情感。以舞台行动联系客体与主体之间的情感，实现以体验为基础的有意识的行动，从而进行着积极的抒情形象的创造与展现。

康德说：“艺术想象能使难以言状的心里感受获得圆满的形象，它有力的从真的自然所提供的素材里创造出一个“相似”自然来”[5]这种以直观的形象创造或再现意象中的情感属性的形象，是词曲创作者情感参与的结果，也是演唱者情感经验参与的结果。对客体情感的艺术想象与自身情感经验的双重表象叠加在一起，赋诸于艺术表现，就创造出了情感传递的载体——艺术形象。

在声乐表演中，客体情感的主体化，就是通过动态形式的音乐听觉形象，使客观的作品情感移化为主观情感的明确表达，从而使静默的作品情感变成一种适合于审美领悟的艺术情感的表现形式。客体情感动力，是艺术知觉捕捉与感受唤情结构的一个基本依据。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重要依据，即主体情感经验的积极参与。前者传递出具有预定性的情感趋向，当它与演唱主体所依据的情感记忆相一致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被突现出来，即心理学上所称的唤情结构。演唱者因这种客体情感的刺激产生相应的情感体验, 从而唤起自身主体情感的主动参与, 这样即完成了客体情感向主体情感的转移。这其中, 客体情感通常是作为实践信念执导下的行为动机发挥作用的。它使某种原来是客观的东西主观化, 这种主观化了的东西在声乐表演实践中, 通常是以一种知觉的客体出现在演唱者面前, 它与演唱主体的情感记忆相结合作用于声乐表演的行为中。这里的情感状态具有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差异性, 只要把这种差异性培养成经验性的知觉, 歌者就会知觉到作为情感客体的作品的情感意向, 从而准确的把握词曲作者的创作意图。这种情感的主体化, 使舞台行为显得象是演唱主体本身所经验的某个事物引发的情感与情绪惊变, 使得观众认为你就是那个事件的见证人, 这一切的行动集中诉诸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 它具有艺术化的直观性。这种直观性的直接和具体, 在感官上迫使观众去判断作品的情感是美好的、或是嘲讽的, 促使观众体验他所看到和听到的多方面的情感。从而圆满的完成声乐表演艺术情感传递的根本任务。

参考文献

[1]列·托尔斯泰《艺术论》第45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版

[2]转引自管林编《声乐艺术的民族风格》第214页,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年版

[3]乔治·桑塔耶纳《美感》[美]纽约·查尔斯父子出版公司, 1936年版

[4]高楠著《艺术心理学》第61页,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