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体信息（精选7篇）
客体信息 篇1
“审美客体, 指人类审美行为所及的客体。具体的说, 是指具有审美价值属性、与主体结成一定审美关系的对象性存在。”[1]音乐审美趣味的形成离不开主体功能和客体信息双向运动, 相互作用的过程。“一般来说, 音乐审美力强, 音乐审美信息量大, 相互作用产生的机制功能也就相应地大, 音乐审美的效果就好。”[2]在音乐审美活动中, 音乐审美主体与音乐审美客体对象之间的机制效应在音乐审美信息交流活动的过程中表现为相对相应的双向运动, 能够发挥音乐审美主体的功能性作用至关重要, 而作为其把握的对象———音乐客体信息的丰富内涵则是产生音乐审美趣味的信息源——音乐美。
音乐审美趣味客体是人的一种对象性存在, 它不能离开主体——人而独立存在。与审美客体相比, 音乐审美趣味的客体信息更具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并非否定音乐的“非倾向性”特征, 而是这样的对象, 对于人来说必然具有某种肯定的价值, 从而产生审美期待, 形成审美趣味。作为对象性存在的音乐审美客体, 它的审美趣味属性主要体现在音乐音响的基本组织元素和音乐音响的基本组织结构中。
一.音乐音响趣味的元素信息
“音乐是人类为满足听觉感性需要与表现内心感受需要而创造的丰富而有序的声音组合体。”[3]音乐的美是“丰富有序的声音组合”, 美的体现在于“人的听觉审美理想的感性显现”。[4]在音乐中, 构成音乐美及其表现特征的音乐音响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感觉形成的原动力。或者说, 所有音乐音响都体现着人类强烈的思维本源的辐射力。”[5]而它的基本构成元素包括音高、音强、音色、音长、节奏等, 具有各自不同的趣味。
1. 音高趣味
音高是由振动频率决定的声音听觉属性, 是音乐最重要的基本要素之一。音高具有低音深厚、沉重, 中音宽广、温和, 高音明亮、轻快的表现力, 无论人的歌喉, 还是器乐的发声体, 都有一定的音域限制。人类为了追求音乐审美表现丰富性与广泛性, 不断在实践中扩大音域。但是, 作为音乐艺术的音高范围必然要限制在人们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 这主要受到人类生理和审美需要的制约。一般在16-20000赫兹内的范围内, 人的音高感受最为敏感。[6]由此, 在敏感区域内的音乐作品, 其审美趣味表现就比较明显, 也容易使主体产生音乐审美趣味倾向, 这是因为, 在这一音域内的作品, 它的音高范围最能被主体接受, 这是人类基本听知觉属性的制约。
2. 音强趣味
“音强是由振动幅度决定的声音听觉属性, 它在音乐表现中具有重要意义。”[7]音强的变化是音乐表现丰富性的重要因素, 任何具有表现力的音乐都包含丰富而细腻的音强变化, 没有强弱变化的音乐听上去枯燥、平淡, 很难谈得上艺术表现力。更大的音强范围与更细腻的音强层次控制, 是人们丰富与加强音乐表现力的重要手段, 也是艺术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从西方早期的古钢琴到现代钢琴, 从海顿、莫扎特时代单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到马勒、理查·施特劳斯、肖斯塔科维奇所惯用的大型交响乐队, 可以说音乐史上每一次乐器改良和乐器组合的扩展, 都包含着音强范围的扩大与控制精度的改进, 这种发展倾向实际上是人们追求更加具有震撼力和细腻度的音乐审美趣味的驱动。
审美主体自身情况对音强感受的影响很大。不同人对相同声音的音强体验存在着差异, 特别是对音强的可接受差异很大, 这就决定了有的人喜欢音强较弱的夜曲, 有的人却在D J舞曲中得到愉悦。音强的强弱能够使不同审美趣味的人产生符合自己需要和趣味标准的审美快感。
3. 音色趣味
“音色是由物体振动状态决定的声音听觉属性”。[8]人们由于生理构造等因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人声音色, 不同的乐器也因材料、构造的不同产生自身独有的音色, 还有当在同一乐器的不同音区使用不同力度和方法演奏也会发出音色差异的声音。音色是音乐中最具辨识度的基本元素, 往往可以根据一个人的音色特点而确定他音乐表现力的独有价值, 这就是当前流行歌坛重歌手音色特性的原因。因为, 具有个性音色特征的歌手能够明显的区别于其他歌手, 形成自己个性化的声音诠释方法, 在歌坛上树立鲜明的个人声音特点, 从而得到大众的喜爱。不同声音特色的歌手拥有不同的审美群体, 是因为他们的音色能够满足听众的音乐审美需要, 也就表现为个人的音乐审美趣味形式。
4. 音长趣味
音长又称音值, 它是由振动持续时间的长短决定的。“音长是声音的时间属性, 一首作品就是由不同时间长度的声音组织起来的。”[9]它主要体现了音乐的时间特性。在音乐的时间中, 音的长短能够引起人不同的审美情绪和联想。一般来讲, 长音能够使人产生舒缓、悠扬、空荡的感觉, 这是因为长音对应的速度是缓慢的, 在听觉上就会造成对慢速运动的联想和感受;时值短的音对应着快的速度, 会把人的情绪引入兴奋与欢快的情境。由此, 对柔美音乐偏爱的人就会具有音长较长的音乐审美趣味, 对激情音乐偏爱的人则会形成音长短促的音乐审美趣味。
5. 节奏节拍趣味
节奏是音响结构中的时间范畴, 虽然它是音乐的基本组织元素之一, 但是它并不是音乐所独有的, “人体及外部世界在时间上有秩序的活动与变化”都具有节奏, 它的本质是“人对事物在时间中有序变化的特征的心理体验”, [10]节奏实际上是音在时间上有序的组织形式, 它创造了一种可听的时间对象, 体现了人对时间的控制和把时间具体化的愿望。音乐的节奏的审美和实用功能是非常广泛的, 不仅可以和声音组合形成有序、丰富的长短组合的变化, 而且, 节奏可以单凭自身构成完整的听觉审美对象———音乐作品。不同民族的节奏形态具有不同的特色, 这是人类对节奏美追求的多样化的表现。不论节奏性较强的音乐还是较弱的音乐, 它们都能刺激人的听觉感受, 引起审美快感, 只是前者能够产生的趣味形式是激动的、热情的;后者产生的趣味形式是舒缓的、惬意的。
“节拍在音乐中的作用和在生活中一样, 它是一种度量:各种事物在其中相继发生。因此, 在音乐中, 它表现了情感的或生理上的兴奋状态。”[11]音乐中的节拍具有律动强弱交替的特征, 它体现了节奏的有序性。“节奏与节拍在整体上不仅呈现出一种相互对立与分离、相互作用与互补的关系,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这二者在一个特定层面上还相互包含, 互为印证。”[12]然而, 不论是古典音乐还是现代音乐, 其中都有为了追求丰富的听觉感性需求而产生的不规则律动的节拍, 这种审美效应也是人的音乐审美趣味的表现。
以上就是音乐音响的构成元素产生的音乐审美趣味特征, 无论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地区的音乐, 也无论任何时期、形式、风格、体裁的音乐都是由这些基本要素组成的。但是, 他们的单独存在是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对音乐美的需求和趣味标准。
二.音乐音响趣味的结构信息
音乐音响基本组织结构是在上述不同基本元素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 与音乐音响的基本组织元素相比, 它的基本组织结构在趣味上具有更为丰富、多变的审美属性。
1.旋律和声的趣味
“旋律是由不同音高的乐音在时间中有序出现而构成的音乐形态。”[13]它的组织结构有音高关系, 体现为横向音程关系;节奏因素, 体现为强弱的基本规律, 也即节拍关系。旋律的组织规律丰富与多样性是音高关系结合节奏因素造成的。
音乐作为最善于表情的艺术, 它获得表情性最关键的载体就是旋律。作曲家将旋律作为最重要的表现手段, 是看中了富有表现力的旋律给人以丰富的审美感受与丰富的感情体验。人类表现的各种情绪体验与优美、高亢、粗野、怪异的旋律的组织形式对应, 应该认识到, 旋律是人类自然的音乐审美趣味倾向对音乐要求的表现。虽然, 自欧洲浪漫主义之后的音乐发展史中, 对旋律的重视和使用都处于一种下降的趋势, 特别是现代音乐中各种音乐元素的突出实用, 但旋律毕竟在音乐表现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
和声是一种“两个或多个不同高度的音同时发响的音响现象”, [14]作为音乐音响结构是指和弦、和弦关系、声部进行等原则在展开、运动过程中的实际音响结构所产生的效果。从和声的整体结构看, 它包括结构的来源、结构形式和结构进行三个方面。在申克分析理论中, “结构的基本形式称作基本结构 (fundam ental structure) , 是由结构低音与结构线条或称作基本线条 (fundam ental Line) 两种成分组成。”“结构低音是将垂直泛音列展成平面连接而构成”, “基本结构线条是将主和弦音作为开始音, 在和弦音之间加入经过音下行级进而构成。”[15]结构形式则是在此基础的扩展, 而在结构形式的基础上加入和弦音后就成为和声进行。
不同的音高组合产生出不同的和声效果。不同音高结合能给人以不同的协和感, 有的纯净、有的丰满、有的空洞、有的混乱, 有的嘈杂, 这种丰富的变化效果常被称为“和声色彩”。协和的音响使人产生悦耳的感受, 是由听觉的自然属性决定的。因此民间音乐中的和声特点就是协和。在欧洲格里高利圣咏中最早发展起来的和声几乎只使用协和度最高的八度、四度、五度和声, 以使人产生协和、纯净的感觉, 进而象征宗教的纯净、崇高、神圣与心灵的和谐。和声的演变历史告诉我们, 人类并非只能从“协和”中找到美, “不协和”同样具有自身的审美表现力。和声属于音响结构中空间的范畴。现代作曲家门具有新的空间观, 他们认为, 每一首非传统作品, 都以乐音和非乐音开拓着自己的空间。如此带来人的音乐审美趣味相应的变化和多样。协和、丰满使人产生安静、平和的心理体验, 但它较少紧张感。紧张感不仅是人类精神活动与情体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也是使音乐作品获得发展动力的源泉。为了更充分地满足音乐审美多样化的需要与深刻的感情表现, 音乐中需要使用不协和的和声。
“复调是两条以上的旋律同时独立进行的音乐形式。复调首先具有旋律的各种特征, 由于两条旋律不是随意组合的, 而是按照一定的和声法则结合的, 因此它同时又具有和声的某些形式特性。”[16]由于复调是多个旋律组合而成, 因此在结构上具有旋律横向进行的推动力, 产生了更为丰富与复杂的旋律表现性;而它又是按照一定和声法则的结合, 便得到了和声纵向张力的推动力, 构成一种具有很强张力的音乐手段。这就使得音乐在纵、横方向的的发展获得十分丰富与复杂的音响效果。西方专业音乐发展至今, 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复杂的音乐音响结构形式, 是与多声复调的音乐思维难以分开的。
2.调式调性趣味
“调式是由构成音乐基本音列各音之间的音程关系所体现出来的结构特征”, [17]它是一定的有组织的乐音体系。这些乐音组织成为相互制约具有主从关系的有机整体, 具有不同的倾向性和调式色彩。而其主音的绝对高度的变化就是调性运动。和弦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做各音级单音之间关系的延长和扩大, 调性之间的关系又是和弦关系的延长和扩大, 属于高一个层次的乐音体系。历史上, 中西方音乐发展中出现过多种多样的调式, 如中国的五声性调式、欧洲的大小调式、还有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俄罗斯民间音乐的自然小调、我国的宫商角徵羽调式等。不同的调式具有不同的表情性趣味倾向, 大调容易给人积极、明亮的审美趣味特征, 小调则会使人产生消极、沉闷的趣味感受。作曲家在作品中使用大小调的比例可以使我们对大小调的趣味偏爱有一些直观了解。在他们的钢琴作品中, 小调的百分比“海顿-24、莫扎特-16、贝多芬-44、韦伯-25、舒伯特-26、门德尔松-75、肖邦-92、舒曼-58、勃拉姆斯-77、格里格-99、雷格-76”。[18]不同调式的使用反映了音乐文化的差异, 是人追求多样的风格和审美韵味的重要表现。
调式的音高就是调性。因此, 改变整体音高, 在调式不变的前提下, 音乐的调性就会发生变化。其意义主要在于适应音域和增强音乐表现力。调性的组合与对比在古典音乐的矛盾、统一与发展逻辑上, 表现的尤为突出。转调、离调是调性在音高方面的变化推动音乐发展的重要手段, 它能造成音乐中紧张度的上升和情绪的激烈变化, “如果说调式在音乐结构中的审美功能是使音乐音响获得统一的话, 那么调性的变化在音乐结构中的审美功能就是使音乐音响在统一的前提下获得变化性与丰富性。”[19]一般而言 (不包括无调性音乐, 如现代音乐) , 调性音乐最能符合人类自然的听觉审美需要, 代表了绝大部分审美主体的趣味标准。
3.配器的趣味
配器就是把各种具有独特音色的乐器 (包括人声) 进行组合、配置、产生新的、具有整体性特征的艺术构思。不同乐器的音色特征和音域范围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配器的责任就是根据音色特点合理、有效地配置, 组合出具有审美价值的音乐作品。其间包括注意音响的平衡感, 音色的融合性、和声效果, 合适的选择具有不同表现性的乐器, 对比和统一的有机运用。在配器的发展过程中, 加入民族特色的乐器和乐队规模多变, 成为音乐审美趣味多元化与个性化的趋势。
4.曲体样式的趣味
在不同的音乐文化中, 由于人们对音乐形态不同的审美趣味倾向, 而产生的曲式类型是多样的。“在欧洲音乐文化中, 最为普遍的结构形态是两端呼应的三段体结构, 而中国传统音乐中最为普遍的结构形态则是多段连缀体。”[20]这是不同民族对作品曲式结构的审美趣味差别。
实际上,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对音乐音响的基本组织元素与组织结构作为部分各自的审美趣味属性的简单描述, 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这些基本元素的趣味特征在音乐审美趣味的形成方面所起到的独特作用。首先, 它们必须与主体共同作用, 即刺激审美主体的音乐听觉感知;其次音乐审美趣味的标准和体现是需要由它们构成的音乐作品所反映出来的, 即它们只是基本组织元素和结构, 虽然是构成事物的基础, 但是它们以及他们简单相加的组合远不能与一个有机整体相提并论。因此, 音乐审美趣味的形成的基本元素是重要的, 但我们对它的研究是建立在这些元素动态融合的整体之上。音乐审美趣味的形成机制是音乐审美主体功能与音乐审美客体信息的相互作用, 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
股权质押客体探讨 篇2
1.1 股权质押的客体并非股份
股份是股份有限公司特有的概念。但是, 我国《担保法》第78条第3款规定: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 适用股份转让的规定。可见, 《担保法》认为股份是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的。这无疑与《公司法》精神相违背, 披露出我国立法体系的不谐调, 笔者认为, 股份这一概念存在于公司中, 属于商法领域, 应该交由商事法规来对其规范。况且, 当出现法律冲突时, 应该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原则允以解决。所以, 我们应该依据新《公司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 将“股份”作为与股份有限公司相对应的概念, 把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份额”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概念区别开来。股份的价值内涵是股权, 股份的表现形式是股票, 股份的多少体现了股权的大小, 所以, 股份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而作为权利质押的客体的首先应该是财产权利, 含有交换价值的可转让的财产性权益才能实现质押的担保功能, 同样的, 作为股权质押客体的也应当是含有价值属性的权利, 所以股份并非股权质押的客体。
1.2 股权质押的客体并非股票
股票是由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按其所持股份而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书面凭证。有的学者认为股权质押的客体是股票, 并认为对于已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出质亦即股票出质, 两者不可分离, 因此股份质押与股票质押不应规定不同的设质方式和生效条件。但是, 笔者不赞同此观点。笔者认为, “股权”和“股票”两者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概念, 股票是股份的外在表现形式, 表现着股份的多少, 股份本身并无价值, 所以, 股票更不可能具有价值内涵, 股票只是股份和股权的载体, 无论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用股份或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用出资额质押, 其本质上质押权指向的财产性权利都是股权。因为只有股权具有交换价值, 是可以转让的财产权利。
1.3 股权质押的客体是股权
股权是股东基于自身的股东资格和股东地位可以向公司主张的权利。它既不同于物权中的所有权又有别于债权, 且具有人身性质, 是一种新型的具有财产价值属性的可以转让的民事权利, 具有独立的民事法律地位。股权的权利主体是股东, 义务主体是公司, 其内容根据性质的不同包括财产性权利和非财产性权利。其中, 财产性权利多称为自益权, 如股息或红利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权、股份转让权等。非财产性权利也为共益权, 即指公司事务参与权。包括, 表决权、公司文件查阅权、召开临时股东会请求权、对董事及高级职员监督权等。因为其具有财产价值而且可以转让, 便可以成为权利质押的客体。所以, 股权质押的客体是股权。
2 股权质押客体的范围
结合《物权法》、《公司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笔者认为, 下列股权的出质应当受到限制或禁止:
2.1 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禁止转让的股权
发起人持有的股权。我国《公司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自公司成立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发起人作为公司的原始股东, 他们持有的股份是公司的原始资产, 为了保障公司利益和交易安全, 所以, 法律规定, 在一定期间内, 原始资产不得转让, 同样的, 在这期间内, 也不能设定质押。
我国《公司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限制公司高管人员的股权转让, 一方面, 是基于这类人员对公司负有的忠实义务;另一方面, 是为了防止内幕交易, 维护交易的公平秩序;在证券法中也含有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股权转让限制, 第 47 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通过引入归入权制度, 有效规避了公司管理层的短线交易, 反映了市场公平竞争的要求。
2.2 法律规定在一定情形下不得出质的股权
《公司法》第143条第4款规定, 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禁止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出质标的的立法目的是防止违反公司资本充实、资本维持原则。资本维持原则是公司法上的一条基本原则。而且公司不接受本公司股票作质押权标的, 也是为了避免出现两难境地。若债务未能按约履行, 满足质押实现的条件时, 公司作为质权人就要对本公司的股权优先受偿, 就会出现用自己的财产偿还自己的债的情形。实际上, 便是发生了公司回购股权。而按照公司法规定, 公司回购股权的情形只有三种:减少注册资本;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还有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情形。所以, 这种情形下的股权回购, 不为法律所允许。
3 股权质押客体的内容
股权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两部分内容, 其中, 自益权多为财产权, 得为质押客体, 但是, 共益权能否一并作为股权质押的客体?学者们存在不同的认识, 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 共益权可以一并作为质押的客体, “股份为质押之标的盛行于世, 但股份为股东权利义务的全部表示, 不必为纯粹财产权的化身, 而纯粹财产权的部分得为质押的标的, 且此财产权设质的方式以股票的设质为便。”我国大陆学者有的认为, 股权质押仅以股权中的财产权内容为质押的客体。而反对者则认为, 自益权和共益权仅是股权的权能而已, 二者统一于股权之中, 作为股权质押的客体, 应是股权的全部权能。绝不能将股权强行分割, 只承认其中的一部分为股权质押的客体, 而另一部分不是股权质押的客体。对此, 笔者认为, 股权质押设立时的客体仅及于财产权部分, 并不包括股权中的共益权部分。因为:第一, 从《物权法》和《担保法》相关规定来看, 可以作为权利质押客体的权利都应是财产性权利, 例如《物权法》223条第 (七) 项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所以, 从立法宗旨上看, 可以作为质押客体的只能是股权中的财产权部分。第二, 从股权质押的目的看, 质权人意欲通过担保债权的设立来保障自己债权的实现, 最关注的应是质押客体的交换价值和市场潜力, 以实现自己债权的优先受偿, 其需要的仅是财产权利, 而并不重视股东资格的取得。第三, 公司是具有人合性和资合性的社团法人, 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 其股东资格取得的主要依据之一是股东名册, 而不仅仅是出资或股份的持有, 即使质权人对出资或股份享有质押, 但也不能因此成为公司的股东, 不享有股东表决权, 公司事务参与权等具有股东身份性质的权利。所以, 股权质押的客体内容应仅限于财产权部分, 对于共益权, 不能设定质押。
摘要：股权质押作为一种新的权利质押形式, 反应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成熟和完善, 体现了交易的需求。但是, 有关股权质押的立法发展却相对滞后, 尤其关于股权质押的客体, 法律文件表述颇为不一, 《物权法》第223条将股权质押的客体表述为股权, 但在《担保法》、《公司法》等其他法律中, 却将股权质押的客体表述为股份或股票, 对于此问题,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对这一问题也认识不一, 由此对股权质押客体的范围和内容学者们也各执一词。
关键词：股权质押的客体,股权,股票,共益权,自益权
参考文献
[1]卞耀武.当代外国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5.
[2]江平.新编公司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4.
凡客体语言现象初探 篇3
一.模因论
尚属新鲜事物的模因论 (memetics) 是一种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来阐释说明文化进化规律的理论。何自然认为:“它试图从历时和共时的视角对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文化具有传承性这种本质特征的进化规律进行诠释。”1976年, 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首次使用“模因” (meme) 一词, 作为模因论理论的核心概念, “meme”又被《牛津英语词典》定义为文化的基本单位, 通过非遗传方式, 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
作为一种前沿理论, 模因论对解释文化进化和传播具有较强的理据。它与语言学的结合可以为人们研究包罗万象的社会语言现象, 包括深入地探究“凡客体”多次演化, 变异, 及流行打开新的视角。同时, 也可以把握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语言进化传播的规律性, 从而推广应用语言规范化设计, 创造强势语言模因。
二.模因论视角下的凡客体
(一) 模因
模因 (meme) , 它是基于基因 (gene) 一词仿造而来。meme源自希腊语, 意为被模仿的东西。我们将meme译成模因, 是有意让人们联想到它是指一些模仿现象, 一种与基因相似的现象。然而与基因不同的是, 模因通过模仿而传播而非繁衍, 它是文化的基本单位。
在模因论中, 模因往往被描述为病毒 (viruses) , 具有传染性。受感染者, 不仅本身会成为病毒的宿主, 而且还会将这种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这种病毒会改变被感染者的行为, 并促使被感染者去宣扬同种行为模式。如标语口号, 时髦用语的大众传播行为。
(二) 凡客体是语言模因
凡客体 (“爱……, 爱……, 也爱……, 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是……”) 是一个文化基本单位, 它可以通过模仿而得到传递, 从一个人的头脑被拷贝到另一个人的头脑或从人的头脑被拷贝到网络上, 说话的声音上或是印刷制品上, 从这种意义上讲, 凡客体具备成为模因的条件。
我们可以看到从公众人物韩寒发布的第一条标语式广告开始, 作为原始模因的凡客体开始传播。而后, 作为一个模因单位, 这个句式感染了最早一批对VANCL比较熟悉和关注的人, 他们不仅传播这个模因, 并开始‘学习’制作‘凡客体’:
爱表演, 不爱扮演;爱奋斗, 也爱享受;爱漂亮衣服, 更爱打折标签;不是米莱, 不是钱小样;不是大明星, 我是王珞丹。我没什么特别, 我很特别;我和别人不一样, 我和你一样。我是凡客。
伴随新的语言变体的产生, 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 感染群体扩大到对‘VANCL’并不太熟悉的其他目标受众群。如魅族版:
爱魅族, 爱生活, 爱灌水, 爱综合讨论区, 爱魅八, 也爱尚未出世的MINI-@, 我不是什么枪手, 不是谁的五毛, 我是魅友, 我只代表我自己。我和你一样, 我是过客。
这些受众群恰恰是‘VANCL’的重要目标消费群, 喜欢网络新鲜事物的上班族、上学族。如J·Wong版:爱电子, 爱数码, 爱论坛, 爱大半夜发帖, 爱炒作, 也爱默默地做自己的M-PHONE, 我不是什么老大, 不是谁的克隆, 我是J·Wong, 我只做自己喜欢的。我和你不同, 我是偏执狂。
至此, 且不谈它的商业效果, 仅作为一个模因单位, 凡客体完成了它传播的任务。
(三) 模因借助三种方式传播
模因的生命力得以实现就必然需要在残酷竞争中通过模因的适时变异, 保留原始模因的本质特征才能生存下来。诚如Blackmore所提到的模因得以生存的个三特征:变异、选择和保持。“凡客体”也正是通过这三种方式得以广泛传播开来的。
1. 变异
“凡客体”在不断地模仿、复制过程中, 已经被重新赋值, 发生了变异, 产生了新的语言变体。由语言传播之始作俑者, 韩寒仅就“凡客”这个身份含义本身所作的白描:“爱……, 爱……, 也爱……, 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是凡客”到后来以“郭小懒”网友为代表在对韩式凡客体模仿的基础上, 注入具有个人身份特色的因素:为自己所在团体“饭醉团”成员所作的纯属娱乐式的PS (润色, 修饰, 改写) 三张, 或是网民们进行“再创作”的雏形———根据趣味取向来看, 几乎涵盖了所有层面, 也表达了各种情绪:从被大众讨厌的浑身是毛病的明星们, 到以卖丑成名的网络话题人物;从被崇拜和被痴迷的足球明星, 流行文化中的象征物 (从植物大战僵尸游戏到搞笑日和动画中的主角) 、政治人物、充满自恋之情的自己……你愿意恶搞谁都可以——“全民调戏凡客”。在每一次的生成过程中, “凡客体”都或多或少地被转述者加以润色, 所以, “凡客体”在每一次被模仿、复制的过程中, 都被重新翻译, 重新阐释, 变异由此产生。也正是借助变异, 传播得以实现。
2. 选择
Blackmore认为:某些模因更易于引起人们的注意、更真实地被人们记住、更易于被传递给别人, 而另一些模因则从来得不到传播。“凡客体”得以传播同样也是优胜劣汰的结果。与同年的其他流行词汇相比, “凡客体”当仁不让的表现出更为强势的传播势头, 经过一轮大范围传播和激烈影响, 百度百科中“凡客体”已作为专有词汇被收录在册, 定义为“凡客广告文案宣传的文体”, 这场“全民化的广告创意狂欢”已然记录在内。
究其原因, “凡客体”不仅语言形式的优势明显, 也在内容上迎合了当下社会的众生百态。
一方面, 在语言形式上“爱……, 爱……, 也爱……, 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是……”的句式, 大都运用了排比, 反复的修辞手法, 二者交互使用使得表达:内容集中, 气势宏伟;叙事透辟, 条分缕析;节奏鲜明, 朗朗上口;长于抒情, 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这一点大大推动了信息在更为广大的受众范围更好的传播;在其传播过程中, 仿词这种修辞手法也常常被使用到, 这无疑会使得句式内容长久的保持一种新鲜感, 使得客体在年轻人——这个网络主打群体中能够历久弥新。
另一方面, 在内容旨趣上, 迎合了不同层次受众的口味。在《消失的搭车客》一文中, 布鲁范德, 曾有过这样类似的描述, 人们花时间讲述和传播, 不仅仅是因为内容中有吊诡有趣的情节, 更深层的原因是它能传达出创造者和传播者所处的语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心理, 并进而影响到我们的心理, 知识和行为规范系统。从这个角度看, “凡客体”所引发的文化狂欢,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全民行为, 不在于它提供了什么样的模板和内容, 而在于它所创造的特定语境。这个语境海纳百川, 能够包容人们在这个浮躁年代, 多元化的甚至是杂合的感性表达方式。
基于以上句式形式和受众心理的两点分析, “凡客体”能在与其他词的竞争中完胜, 并成功地生存下来, 像“病毒”一样占据人们的大脑, 又像“病毒”一样从一个“宿主”跳跃到另一个“宿主”便显得不足为奇了。
3. 保持
“凡客体”同样也借助保持来传播, 正因为它一直保持其独特的形式或核心价值, 由此形成一种旗帜鲜明的符号系统, 指示性能强大, 才会吸引更多受众自觉纳入到它的麾下, 被这种独特结构所感召, 所操纵, 帮助它在更为广阔空间大有所为。当我们看到五花八门的凡客体语言变体 (“爱……, 爱……, 也爱……, 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是……”) :
爱网络, 爱摄影;爱泡妞, 爱开潮店;爱女人, 也爱29元一件的T-SHIRT;我不是什么男主角, 不是谁的爸爸;我是陈冠希;我只拍我爱的。我和你们一样, 我是爱自拍。
爱表演, 爱喜剧;爱自嗨, 爱买房子;爱低调, 爱讲笑话;烦采访, 讨厌颁奖礼;只当主角, 害怕老婆;我不是农民, 更不是结巴;我是范伟, 请叫我知识分子;
喜欢东京, 铁塔里有我的秘密;喜欢富士山, 那里有我的故事;越美丽的东西, 我越不可碰;我是林夕, 原名梁伟文;心参佛法, 笔绽莲花;写过很多歌词, 但却赢不到一个人;如果你知我苦衷, 何以没一点感动。
虽然在措辞和达意上有所不同, 但不难看出“凡客体”使用的句式始终如一保持一致, 都以情态动词“喜欢/爱”加上物质名词的形式开篇;形式上短句为主, 或三五成群, 错落有致, 形成句群;修辞上, 大都使用了反复和排比的修辞手法;文旨保持高度统一性:即宣泄某种情感, 表明某种身份…都是借此形式来表明特定主体的个性特征, 打上个人风格鲜明的Logo, 不会在传播过程中完全走样。当主体以别人为榜样学会了“凡客体”, 或模仿他人使用“凡客体”, 那么“凡客体”就是模因, 而且在我们头脑中被保留了下来。受传双方易位频繁, 主动性全面增强, 推出的作品又为凡客扩大了传播。传播主体已然消解, 几乎人人都是传播主体, 在接受信息, 也在主动传播信息。
三.凡客体模因的认知基础
Dawkins曾指出模因从发展趋势上可分为强势模因和弱势模因。模因在进化传播中由于人类认知的某些特点会显现生命力的不同, 分化出弱势和强势模因。弱势模因则随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消失, 失去传播复制功能, 甚至被人们遗忘。反之, 强势模因具有保真度、多产性和生命力, 它必须精确, 散布广泛, 复制长久, 从而在文化进化中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一个模因, “凡客体”具有保真度、多产性和生命力, 是一个强势模因, 这与人类的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密不可分。正是由于“凡客体”模因体现或满足了宿主的某些心理需求和认知特点, 才使其成为强势模因, 得以不断发展传播。
(一) 追求语言高效经济的心理
语言在其演化过程中自发适用“经济原则”, 即要求在人们交流过程中, 尽可能使用较少的词表达更多的意。用“凡客体”寥寥数行, 若干短句就能够准确精练的勾勒出个人的身份脸谱或宣泄出人们的某种情绪, 回避了冗长的累言赘句, 迎合了当下信息大爆炸的现代社会, 人们追求语言简洁高效的心理, 与当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相一致, 便于人们记忆而成为强势模因。
(二) 追求语言标新立异的心理
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 总是挟持一种求新猎奇、挣脱传统的前景化心理。尤其在当今网络主打, 青年群体为主体的大众传媒世界, 厌倦既有的传统表达方式, 彰显个体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凡客体”成功满足了年轻人趋时求新的潜在需求, 便于理解接受而成为强势模因。
(三) 追求语言形式美感的心理
作为人类特有的能力和符号, 早在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那里, 语言就已经被定义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 因此它有着自身特有的形式美。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 总是潜意识趋向追求这种形式美感的最大化。“凡客体”作为语言模因, 引起受众的注意和青睐, 自然而然的体现出了使用者的心理特征。以著名填词人林夕的个人凡客体为例:
喜欢东京, 铁塔里有我的秘密;喜欢富士山, 那里有我的故事;越美丽的东西, 我越不可碰;我是林夕, 原名梁伟文;心参佛法, 笔绽莲花;写过很多歌词, 但却赢不到一个人;如果你知我苦衷, 何以没一点感动。
用词典雅, 结构上的修辞效果, 多用对称的排比, 反复, 或者是仿词, 甚至体现出中国古代特有的骈散句相结合的特点, 使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追求的一种和谐, 对称的美感, 表现力强且富有感染力, 满足了人们追求语言形式美感的审美心理诉求, 而当仁不让的成为了强势模因。
(四) 追求语言权威的心理
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 会因其使用者地位的不同而出现地位和影响力的差异。我们知道“凡客体”的最早发起人是人气作家韩寒同学, 这样一位社会上的公众人物, 相对广大的默默无闻, 显然享有话语权威的地位。在凡客体后来的传播过程中, 又有多位公众人物参与其中, 如赵本山等, 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Bloomfield在论及语言发展中的常见现象借用 (borrowing) 时, 曾作过这样类似的论述:讲话者总是要模仿自己佩服或尊敬的人们的语言, 以避免受到歧视。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存在着趋向权威的心理。信息模式若具有权威效应, 则可以顺利快速传播。“凡客体”源于韩寒的振臂一呼, 满足了人们的趋炎心理, 由此响应者众, 语言单位加快了其传播速度, 最终成为强势模因也就不难洞见了。
总结
一方面, 作为国内一个较新的理论, 模因论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使用, 来解释不同的语言现象。在语言模因的作用下, 一个语言单位得到复制, 在一定时期成长为强势模因, 形成了人和语言的互动模式, 加速了语言的发展和进化。
另一方面是群体思潮的不可预知性。妙手偶得, 却借助传媒推手引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宣泄狂潮。看看图, 读读字, 俨然成为一种现当下特有文化娱乐方式, 由此而产生的蝴蝶效应, 恐怕连始作俑者也未曾料及。网络的突飞猛进告诉世人, 如今的成功早已没有了所谓的即定规则, 剑走偏锋, 琵琶反弹也大可以收获一鸣惊人的效果。“凡客体”便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诞生出的一朵奇葩, 起初它作为且仅作为商业推手的杰作, 传播过程中却因为吻合了当下社会人群隐秘的多种心理, 而一时蔚然成景。
作为一个强势模因, “凡客体”的复制、传播是成功的。所以用模因理论去阐释一个流行词句的复制、传播方式, 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规律, 创造强势模因, 更好推广应用语言的规范化。
参考文献
[1]何自然.冉永平编著, 新编语用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Dawkins.卢允中, 张岱云, 王兵译.自私的基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3]刘润清编著, 西方语言学流派[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4]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J].语言科学, 2005 (6) :56-66.
[5]何自然, 何雪林.模因论与社会语用[J].现代外语.2003, (2) .
[6]吴燕琼.国内近五年来模因论研究述评[J].福州大学学报 (哲社版) , 2009 (3) .
[7]刘桂兰.李红梅.从模因论角度看XX门”现象[J].外语学刊, 2009 (2)
[8]刘冬玲.模因论视角下的“吧”族外来新词浅析[J].文学教育, 2010 (12)
房产保有税法客体研究 篇4
从理论上说, 作为房产税之法律关系客体是指税收法律关系所指向的对象, 即纳税人的房屋。该类客体应当满足一般的法律关系客体之属性, 必须为法律所确认, 必须考虑法律追求价值之属性, 能够独立的为人所支配利用带来价值。
从实践上说, 房产税作为已经试点并将全国征收的税种, 是一种典型的地方税。从目前上海和重庆的开征情况来看, 就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问题。房产税必将成为全国意义上的税种, 这也就意味着房产税的征税客体应该是统一的。所以说, 对于即将在全国推行的房产税而言, 研究其客体十分必要。
2判定标准
2.1 目的性标准
目的性标准就是房产税法应充分考虑房产税的开征目的。开征房产税的目的主要有: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调控房地产市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社会分配机制。以房产税立法的目的性标准作为研究房产税法客体的基础, 可以树立正确的研究方向, 得出合法合理科学的结论, 这样的房产税法客体才更为必要。
2.2 实质性标准
(1) 商品性。
基于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失灵的发生, 需要国家通过有形的手进行宏观调控, 而税收就是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因此, 对建立在稀缺土地上的商品性房屋征收房产税是必要的。
(2) 存量房。
房产税法的客体应为存量房。房产税的性质决定了其是在保有环节征税而不能仅仅在流转环节征税。从国际经验来看, 很多国家都对存量房征税。重庆于11年十月开始对存量房征税反映了这一趋势。
(3) 时间非限定性。
税收公平原则指纳税人法律地位必须平等, 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仅对法律实施后的房屋征税就违背了这一原则。所以在时间上无论何时购买的房屋均应纳税, 换言之应税房屋在时间上不具有限定性。
3房产税法客体分析
3.1 国有土地建房
(1) 商品房。
商品房符合前文的目的性标准和实质性标准, 所以都应该纳入征税的范围。不过在税率设计上可按照人均居住面积作不同的规定, 不同价值房子的主人对于社会公共品的利用决定了其必须要履行相应的义务。
(2) 经济适用房。
经济实用房不应当纳入房产税法征税客体。这是因为经济适用房本身不属于一般意义的商品房,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情况。按照量能课税原则, 低收入者应享受税收减免。但当经济适用房在可以流通到市场变成商品房时, 就需征收房产税。
(3) 集资建房。
集资建房不应纳入房产税法客体。这是因为一方面集资建房具有保障性的特点, 另一方面作为集资建房的买主不指享有使用权。所以让买主缴纳房产税有违公平。同样作为拥有产权的单位也无需纳税。只有当集资建房作为商品房开始流通时, 其就成为房产税法的客体。
(4) 非住宅用房。
非住宅用房主要是用于商业、工业、旅游等的房屋。我国1986年的《暂行条例》已将营业性用房作为征税对象, 新房产税法将其纳入客体也是自然的事情。新房产税法出台后将取代原《暂行条例》, 原来规定的营业性用房和目前试点的住宅相结合将成为房产税法的重要客体。
3.2 集体土地建房
(1) 城中村及城中村改造房。
对于城中村的住房, 因其性质和农村住宅一致, 按照前文的商品性用房标准, 其不应纳入房产税法客体。
城中村改造房是指安置动迁居民的住宅。若是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经济实体开发且五证齐全可对外发售的, 应纳入房产税法客体。对于那些村民个人或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的房屋, 不得对外出售, 也就不应纳入房产税法客体。
(2) 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实质上为乡产权房, 是由乡镇政府而不是国家颁发产权证的房产。《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小产权房不得登记发证。这也就意味着小产权房不可以成为商品房, 自然不能纳入房产税法客体。
(3) 普通农村住宅。
农村住宅不应纳入房产税法客体。理由有:一, 之前1986年的《暂行条例》仅仅将房产税的征收对象界定为城镇的经营性房屋, 没有对农村住宅纳税的先例。二, 对农村住宅纳税会加重农民负担, 征收的难度很大。三, 不对农村住宅征收房产税是国际共识。
房产税立法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当前的试点主要为将来的全国性立法做准备。本文通过对房产税法客体的研究, 可以为我国的房产税法立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笔者期待我国的房产税立法能够取得重大突破, 本文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财税法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76.
[2]徐孟洲.税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310.
民间审计客体:一个理论框架 篇5
关键词：审计客体,民间审计机构,企业组织审计,公共组织审计,NGO组织审计
一、引言
民间审计机构对谁进行审计呢?这就是民间审计客体问题,它是民间审计制度建构的重要内容。从世界各国法律及惯例来说,各种组织的外部审计机构有相对稳定的分工,公共组织由政府审计机关审计,企业组织及NGO组织由民间审计机构审计,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相关条款,基本上也体现了这种分工。然而,现实生活已经表明,民间审计机构可以通过审计业务外包的方式对公共组织进行审计,也可以通过审计业务外包的方式对内部审计范围的内部单位进行审计,似乎民间审计客体并没有确定的边界。
现有文献缺乏对民间审计客体的直接研究,一些相关研究表明,民间审计客体的范围是广泛的,但是,总体来说,关于民间审计客体还是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本文拟建立这个理论框架。随后的内容安排如下:首先是一个简要的文献综述,梳理相关文献;然后,分析审计客体的类型及各种审计客体的审计师;在此基础上,提出民间审计的审计客体;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
未发现专门研究民间审计客体的文献,相关研究文献有两类,一是研究政府审计和民间审计关系的研究涉及到二者的分工;二是研究政府审计业务外包、内部审计业务外包、审计资源整合的文献表明民间审计机构可以通过业务外包的方式对政府审计客体和内部审计客体进行审计。
关于第一类文献,一些文献在研究政府审计和民间审计的关系时,强调了二者的分工,基本的共识是,政府审计机关主要审计公共部门,以企业为主体的其他各种组织主要由民间审计机构来审计(刘静,1995;刘珣,1998;冯均科,1998;张胜莲,2002;谢志华,2008;刘静,2014)。关于第二类文献,一些文献研究政府审计业务外包的必要性,研究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民间审计机构可以进入政府审计机关的审计范围(贾云洁,2014;徐向真,2014;郑石桥,2015);有些文献研究内部审计业务外包,研究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民间审计机构可以进入内部审计的业务范围,这些组织可以是企业组织,也可以是公共组织(郑石桥,2015;Pelfrey&Peacock,1995;王光远、瞿曲,2005);还有一些文献研究审计资源整合,研究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审计、内部审计、民间审计应该协调配合,这意味着民间审计机构可以进行政府审计机关、内部审计部门的审计范围(张小秋,2005;车嘉丽,2008;刘玉波、桑海林,2010;张倩,2013)。
上述文献综述表明,民间审计机构的惯例性审计客体是企业组织和NGO组织,然而,也可以通过审计业务外包的方式进入公共组织。然而,总体来说,关于民间审计客体还是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本文拟建立这个理论框架。
三、理论框架
本文拟提出一个民间审计客体的理论框架,其基本逻辑是,首先,审计客体有哪些类型;其次,各类审计客体的审计师是谁?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民间审计机构作为审计师的审计客体有哪些,这就是民间审计客体,也是本文的研究框架。
(一)审计客体的类型
审计客体与审计需求相关,凡是存在审计需求的,一定会将一定的对象作为审计客体,所以,审计需求与审计客体同时存在。审计需求与委托代理关系相关,凡是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之处,由于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和环境不确定,代理人可能存在代理问题,如果代理问题超过了委托人的可容忍程度,则委托人存在审计需求;凡是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之处,代理人也可能基于信号传递的目的而产生审计需求。所以,总体来说,虽然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不一定会有审计需求,但是,审计需求离不开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是审计需求产生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从现实世界来看,委托代理关系有两种类型,一是外部委托代理关系,二是内部委托代理关系,前者是委托人在该组织之外(也许有些委托人参与该组织的营运,但是,至少有一定数量的委托者在该组织之外),企业组织的股东及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种情形,公共组织的创设者或上级部门与该组织的管理层之间的关系也属于这种情形,NGO组织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捐赠人、受益人和监管者)与NGO组织的管理层之间的关系也是这种情形;后者是组织内部不同管理层级之间的关系,上一层级是委托人,下一层级是代理人。
上述两种委托代理关系中都可能产生审计需求,源于外部委托代理关系的审计需求称为外部审计需求,其审计客体是整个组织;源于内部委托代理关系的审计需求称为内部审计需求,其审计客体是下级管理层所领导的内部单位。综合以上分析,审计客体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根据表1的归纳,审计客体包括企业组织、公共组织、NGO组织及各类组织的内部单位。然而,现实生活中,经济责任审计是以领导干部个人作为客体,资源审计是以资源作为审计客体,环境审计是以环境作为审计客体,工程审计是以工程作为审计客体,政策审计是以政策作为审计客体。上述这些审计客体与各类组织作为审计客体是什么关系?上述这些审计客体有三种类型,一是自然人作为审计客体,经济责任审计是这种情形;二是实物作为审计客体,资源审计、环境审计、工程审计都是这种情形;三是政策作为审计客体,政策审计属于这种情形。我们认为,自然人、实物、政策确实是审计客体,可以作为独立的审计客体,但是,这些审计客体通常离不开一定的组织,领导干部作为自然人一定是领导一定的组织,所以,在将领导干部作为审计客体时,一定是与其领导的组织密切相关;实物一定是由作为实物的资源、环境、工程来掌控或负责,所以,实物客体也离不开一定的组织;至于政策审计客体,政策也是由一定的组织来制定,并由一定的组织来执行,所以,政策也离不开组织。
综上所述,审计客体包括组织、自然人、实物、政策四种类型,而自然人、实物、政策都与一定的组织相关,以组织作为审计客体,涵养了这些审计客体。
(二)不同审计客体的审计师
以上分析了审计客体的类型,那么,不同的审计客体由谁来审计呢?这需要分别企业组织、公共组织和NGO组织、内部组织来分别分析。
企业组织由于其股权结构不同(是否有大股东),会影响股东是否有行动能力,大股东的性质不同(国有还是非国有),会影响股东是否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审计机构,所以,企业组织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审计需求,由何种审计师来实施,呈现较为复杂的情况,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表2中,凡是属于政府审计机关审计的国有企业,民间审计机构通常以政府审计业务外包的方式进入,从而使得国有企业也成为民间审计机构的审计客体。
公共组织由于使用公共资源,无论这种审计需求是基于外部利益相关者抑制公共组织管理层代理问题的次优问题的审计需求,还是基于公共组织管理层传递信号的审计需求,通常由政府审计机关来审计,也可以说,政府审计机关是政府作为委托人,为了审计公共组织而自己建立的审计机构。但是,由于政府审计机关和民间审计机关具有不同的专业优势,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公共组织的审计业务可以以业务外包的方式由民间审计机构来实施,这就使得公共组织也可能成为民间审计的审计客体。
NGO组织的外部利益相关者通常无法建立专门的审计机构,同时,其资源也不属于国有资源,也就不属于政府审计机关的法定审计范围,所以,其审计需求主要是聘任民间审计机构来实施。NGO组织的管理层基于信号传递的需求,也可能产生审计需求,这种审计需求同样需要聘任民间审计机构来实施。所以,民间审计机构是NGO组织的主要审计师。
至于各类组织的内部审计需求,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自己建立内部审计机构,二是聘任民间审计机构来实施。所以,各类组织的内部单位也可能成为民间审计机构的审计客体。
(三)民间审计的审计客体
以上分析了不同审计客体的审计师,民间审计机构可能的审计客体范围较为广泛,归纳起来,基本情况如表3所示。
总体来说,民间审计机构的主要审计客体是上市公司、非国有非上市公司、NGO组织,还可以通过审计业务外包的方式,审计国有非上市公司、公共组织及各类组织的内部单位。
四、结论和启示
民间审计客体是指民间审计机构对谁进行审计,从世界各国法律及惯例来说,各种组织的外部审计机构有相对稳定的分工,公共组织由政府审计机关审计,企业组织及NGO组织由民间审计机构审计,本文提出一个关于民间审计客体的理论框架。企业组织、公共组织、NGO组织及各类组织的内部单位都是可能的审计客体,由于股权结构、股权性质及资源来源不同,企业组织的审计师呈现多样化;公共组织通常由政府审计机关审计,但是民间审计机构可以通过审计业务外包的方式对公共组织实施审计;NGO组织通常由民间审计机构审计;各类组织的内部审计需求通常由自己建立的内部审计机构来实施,但是,民间审计机构可以通过审计业务外包的方式对各类组织的内部单位实施审计。总体来说,民间审计机构的主要审计客体是上市公司、非国有非上市公司、NGO组织,还可以通过审计业务外包的方式,对国有非上市公司、公共组织及各类组织的内部单位实施审计。
本文的研究启示我们,政府审计、内部审计、民间审计之间虽然有相对稳定的分工,但是,民间审计的审计范围并无特别的限制,只要具有成本效益优势,民间审计可以通过审计业务外包的方式进入政府审计和内部审计负责的范围——公共部门、内部单位。当然,这需要民间审计机构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来完成审计任务,并且还不降低审计质量。
浅谈知识产权客体 篇6
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经济发展迅猛, 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但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将知识产权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可以说未来国家间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知识产权客体作为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个基础问题, 必是研究的重心。
二、对象与客体之争
研究知识产权客体, 必须区分一个概念“对象”。刑法学严格区分犯罪客体和对象, 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 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的人或物。然而, 民法界关于客体和对象的的表述却和刑法界截然不同, 民法学者似乎并不关心客体和对象的区别, 而是将两者作为同义词。“依关于权利本质的通说, 权利系由特定利益与法律上之力两个要素构成, 本质上是受法律保护的特定利益。此特定利益之本体, 即权利的客体, 亦可称为权利的标的, 或权利的对象。”可见民法界主流观点认为客体即对象, 并无严格区分。
知识产权学者中, 以刘春田教授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对象有本质区别。他认为“对象是具体的、感性的、客观的范畴, 是第一性的;客体是抽象的理性的范畴, 是利益关系即社会关系, 是第二性的;对象和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刘教授的观点和我国刑法界目前主流学说是相通的。而以郑成思为代表的一方认为, 知识产权的客体和对象无本质不同, 若一味地强调两者的区别, 只是在玩文字游戏。
刘春田教授另辟蹊径, 客观地论述了客体和对象的本质差异, 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但与我国民法传统观点相悖, 有待商榷, 故本文采用民法学界主流观点。
三、主流学说
知识产权客体的表述普遍采用列举方式, 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 均未找到合适的法律术语来概括复杂的知识产权客体。学界对于知识产权客体的争论也从来未停止, 各种学说层出不穷, 各有所长, 但至今尚未达成共识, 目前主流学说如下:
刘春茂教授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智力成果, 是一种没有形体的精神财富, 智力成果不具有物质形态, 不占据一定的空间。”
吴汉东认为“知识产品的用语, 描述了知识形态产品的本质涵义, 强调这类客体产生于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领域, 是人类知识的创造物, 明显表现了客体的非物质性;同时, 知识产品的本质内涵, 突出了它是创造性劳动的产物, 且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具有的商品意义, 从而反映了知识产权所包含的财产权性质”
郑成思教授则主张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信息。
以上观点, 均有其合理性, 但也有不足的地方, 分析如下:
“智力成果说”主要强调知识产权客体的创造性, 但并非所有的知识产权的客体都要求有创造性, 比如商标, 知识产权法之所以将其作为保护对象, 并非因其创造性, 而是因其所拥有的识别性。通过授予商标权, 以此区分竞争者的产品和服务, 避免不法竞争者的搭便车行为, 进而保护权利人的商业信誉, 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保护消费者权益, 同时激励商标所有人投入更多的精力维护商标的品质。可见用智力成果概括专利和文艺作品是行得通的, 但是用其来涵盖商业标识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知识产品说”侧重强调知识产权的财产属性, 更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表述。知识产权固然是一种财产权, 但我们不能在突出其财产属性的同时而忽略了其人身属性, 这一点对于权利人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可见“知识产品说”也是有其片面性的。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 “信息说”似乎很能符合时代潮流, 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不足的地方。信息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 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可转化为信息, 而知识产权的客体仅是众多信息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还有很多信息并不属于知识产权客体的范围。《专利法》第25条规定的几种情况, 完全属于信息的范围, 但却为专利法所排斥, 可见, “信息说”并不可靠。
四、原因分析
知识产权至今没有统一的客体, 笔者认为, 主要有以下两种原因:
(1) 人的认识能力是有局限性的, 认识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1474年世界第一部专利法诞生至今, 寥寥数百年而已, 而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债法、物权法等领域还存有众多争议, 故相对“年轻”的知识产权领域存在此争议, 不足为奇。
(2) 纵观知识产权法的历史, 其产生和演变无不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影响到知识产权立法的变革。自知识产权产生以来的数百年间, 知识产权的客体已从最初专利的“一枝独秀”的场景, 发展到如今以专利、文学艺术作品、商业标识为主体架构, 包含商业秘密等其它客体的“百花齐放”的繁荣状态。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必将越来越广, 会有更多的需要保护的客体不断的涌现出来。知识产权客体的复杂性和开放性, 决定了目前不可能抽象出像物权之客体“物”一样的能够涵盖知识产权所有客体的词语。
五、总结
通过以上论述, 我们发现, 知识产权客体范围是开放的, 不断发展的, 对于知识产权客体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是一项富有挑战的任务。笔者认为, 需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此问题, 目前适宜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 对于知识产权的不同版块的客体分别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 最终必定能够将各个版块相互融合, 从中抽象出一个更为准确, 简练的概念。
摘要：知识产权法产生至今, 学者对知识产权客体的争论从未停息, 但仍未达成共识。本文针对当今知识产权客体研究的主流观点, 进行尝试性的分析。
关键词：对象,客体,开放性
参考文献
[1]、陶鑫良, 袁真富著.知识产权法总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2]、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 (第三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会计文化主体确认与客体需求 篇7
一、会计文化及其主体、客体的涵义与研究现状
会计文化的提法由来已久,但对其概念较为普遍接受一般是在现时期文化繁荣背景下,与会计活动及理论相关的各组织和人员,结合其实际工作开展及境况,而对会计行为与影响、反射等方面所做出的或抽象、或具体、程度不一的感性阐述与认知。在这些情况下,对会计文化的各种研究与阐述,虽不乏精到之论,但也不免会有概念模糊或歧义的现象。
(一)会计文化的涵义
会计文化作为特定行业的一个文化概念,其表述应当和其他各种亚文化概念的表述类似,即是由基础的文化涵义衍伸至会计领域的特定表述,其内涵可从“文化”的本质涵义到“会计文化”的特定涵义逐步挖掘。首先,“文化”就其字义看,分别是,“文”指事物错综所形成的纹理或形象;“化”指:性质或形态改变;词尾,放在名称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其次,“文化”就其词义看,分别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这些“文化”的本质涵义延伸到会计领域的“会计文化”概念上面,可以利用的释义基础是“文化”两字的字义综合,即“文”(事物纹理或形象)之“化”(成某种性质或状态)的过程,以及“文化”的第1种词义的核心内容,即“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对“文化”这些本质概念认知的基础上,以会计领域为拓展对象,许多学者都对会计文化的涵义进行了大致相仿的设定。笔者认可郑艳(2012)的表述:会计文化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分支,其在本质上属于文化的范畴,它是人们在会计行业活动实践中积累而来的一种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体系或财富的总和,其表现的载体就是会计活动,同时它也是会计工作的一种管理手段。会计文化的组成要素分为三部分: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和会计精神文化,它们共同组成一个“金字塔”:会计物质文化是基础,会计制度文化是中介,会计精神文化是核心。会计文化这三个基础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了一个多元化、多角度的会计文化体系,为会计组织的和谐、健康的发展发挥各种功能和作用。但这个表述的不足是将会计文化的载体局限于仅会计活动,功能和作用对象局限于仅会计组织,而不是其承载和发挥的范围可以扩充至非会计领域。不过这不影响该概念对会计文化所作的一般性认定,笔者主要就会计文化载体及作用范围的扩展性予以阐述。此外,还有研究者对会计文化的概念作了另一种更为形象、具体的表述(陆盘忠,2011),即会计文化指人类从会计动机出发,以会计人员、会计活动为主要对象,以会计行为为主要作用方式,经济信息作传递媒介,会计报表作载体,以算盘、电脑等为工具,在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联系着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社会、人类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经营管理活动的各种经济关系,同时带动着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并促进自身发展的特殊文化现象,并也认为会计文化由会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部分组成。
(二)会计文化主体、客体的涵义与研究现状
作为一项运动的、发展性事物,论及会计文化,就必然涉及到会计文化在引领过程中作用与反作用、实施与接受、影响与被影响等关系的角色之分,及至会计文化的主体的辨认及客体对象的反射。关于会计文化的主体、客体的涵义或概念,现有各相关研究中涉及的较少。既使有谈到主体、客体概念的,看上去也是多以“会计”或“会计行为”作为其指向,与“会计文化”主体、客体的内涵要求有着本质不同。如:对于“会计”,其主体是会计核算和监督的范围,客体是会计核算和监督内容。对于“会计行为”,其主体是会计人员,客体是会计管理的受控体,是能用价值量表示的经济活动;或者,会计行为的主体是会计行为的实施者,客体是主体活动的对象化之物(李容华、刘国华,2006)。对于“会计文化”的主体、客体的概念,早期有个比较笼统的说法(丁志田,1995),即会计文化的主体是会计,会计文化的客体是包括学科、历史、技术、行为、环境、法制、职业、物质、精神等在内的各种具体文化,并由此认为,涉及会计环境及其时空观念的一切事物都可纳入会计文化范畴。这种笼统以至大而全的说法(如“会计文化的主体是会计”)使人的感觉反而不太清晰、明朗。最近,随着会计文化研究在国内作为一个专门研究方向的兴起,劳秦汉在其《会计文化学概论》中专门做了论述,即“会计文化主体涵义是主体的会计人和会计人的主体性”;“会计文化的客体性结构是会计物质文化形态、会计制度文化形态、会计精神文化形态”。基于此,笔者抱着追本溯源的理念,从主体、客体的原本词义切入,同时适当结合劳秦汉的论点做概念推进。原本词义上,主体是:哲学上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法律上指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客体是:哲学上指主体以外的客观事物,是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法律上指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包括物品、行为等。延伸到会计文化上,其主体、客体的概念可以在上述哲学、法律两个层面涵义的基础上,结合前述“会计文化”内涵进行界定。即:会计文化主体是会计文化活动的实施者、接受者(包括物质性反作用者和精神性反射者),其对象为人,包括个体和群体组织。会计文化客体是会计文化活动所指向的物化及内容存在,具体表现在物质、制度、精神三方面。
综观目前国内关于会计文化方面的研究,一般都是从会计文化的内容与特征、构建目标与原则、意义或必要性等方面进行把握,并且基本都是站在主体立场所进行的主导式阐述,无论从会计文化及会计文化主、客体的定义,还是从一系列研究会计文化宗旨与建设等的文章,都反映出其主体基本定位在会计群体。再观察最近的一些研究,《论会计文化》(陆盘忠,2011)、《论会计文化建设》(郑艳,2012)分别概览地或全貌地阐述了会计文化的基本理念或整体框架内容;《中国会计文化呈现六大基本特征》(曹磊明,2012)通过阐述中国会计文化的先进性、人本性、诚信性、规范性、群体性、服务性等特征说明会计文化的内涵表现;《时代呼唤会计文化建设》(佚名,2012)、《试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会计文化建设》(康龙,2011)以建设性思想阐述了会计文化的本质属性、构建目标与原则等。所有这些关于会计文化的阐述从其定位看,基本上都是以一种顺视的目光,并以会计群体这个单一性主体立场来观察与辨析,忽视了以逆视的目光,从会计文化引领对象(即会计文化的接受性主体)的多元化存在及所带来的客体对会计文化建设在行为、方式、内容等方面多层次需求来考察与论证。
二、会计文化主体多元化及其基础
(一)会计文化主体的多元化
从会计文化概念及其主体、客体的内涵,以及从会计文化的具体内容,即广义的会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狭义的制度、措施、规则、科研、教育、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与分析观察,会计文化的主体应是多元的,大致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从会计文化行为或影响的角度观察,分为会计文化的实施者(如权力发出者)与接受者(如义务承担者)。这两者一般处在彼此对立的位置,但有时也是行为对立但实体同一的,即会计文化的实施者在某些特定的会计文化活动中有时还是该活动的受影响者、被制约者,比较典型的情况如企事业单位的财务部门,它们一方面要制定并发布本单位或部门财务制度,同时还要遵守与执行这些财务制度。其次,从会计文化主体对象的人的群属性看,其包括个体和群体组织,体现在任何类型或内容、形式的会计文化,其实施者、接受者都是以个体化的人或群体化的组织出现。比如,参加全国会计资格考试(这也是一种会计文化活动),每一个应试者就其自身目标与投入内容看,一般是以个体身份出现,而该考试的组织者无疑是群体组织。再次,从会计文化主体的实务性看,一类是会计群体和会计人,另一类是与会计文化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其中,第一类“会计群体和会计人”无疑是会计文化主体的核心部分,包括会计实务、政策制定、会计科研、会计教育、会计鉴证等纯会计群体与人员;另一类“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主要包括与会计行业建设、会计信息使用、会计教育开展等相关的、能对会计行业发展与会计文化建设有所促进的其他多阶层人员,就其规模体量与实务操作参与程度看,它们属于会计文化主体的非核心部分,或说边缘层、介入层,但它们存在着与会计文化的相互影响。
(二)会计文化主体多元化的存在基础
会计群体作为会计文化的核心主体地位以及所带来的在其客体诉求上的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关于会计文化及建设对于会计群体这个核心主体的能动,以及两者间相互作用与影响的表现等方面,目前的会计文化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理论相对成熟。笔者主要关注“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它们在会计文化背景下,被会计文化影响乃至对会计文化产生反作用或反射的客观存在,而这个存在源于当前理论与现实基础。
(1)社会主流意识与会计核心价值的集中反映。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作了“二十四”字精辟凝练,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使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主体的充分性得到了确认,同时就前期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方法论的研究上,光明日报在《2011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综述中指出,核心价值观应符合群众语言和思维习惯,要在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的基础上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针对当前社会实际推陈出新,注重代表性和人民群众认同度;同时中央党校韩庆祥对之评点认为,今后任务要由理论诉求转化成实践诉求,由主导要求转化为主体需求,由只注重主流先进性向也注重支流广泛性转化。所以,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的本质是面向最广泛人群,各群体在多元化多层次社会背景下,处于不同的经济体及其活动中,由此带来有关经济信任性的不同反映与诉求,而经济信任性可通过“会计的核心价值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相互信任”(刘峰、葛家澍,2012)这个本质功能来映证。故因会计的价值与效用涉及人类社会方方面面,并因社会信任基点在于财产与利益,从而使会计效用对象根本上即是因财产与利益而起的形形色色的不同经济体,这种由经济群体多元性所带来的也将是与之关联的会计文化主体的多元化。
(2)会计职能及会计行为的综合体现。会计职能既包括传统的反映和监督,也包括现代的管理和控制。作为路径,会计文化一般首先从会计职能发挥即实务会计的施展中考虑构建,同时还应从会计行为的受影响面即会计行为效用对象来认识并反促会计文化的建设与完善。当前环境下会计行为狭义是指传统型会计实务,广义还含有与内容建设、规划指引等相关的方面,包括会计规范建设、会计教育开展等,并且这些方面还存在具体设定,如:会计实践方面有针对各行业的细分,以及财务管理、内部控制、注册会计师业务等;会计规范建设方面有政策、准则、制度等的建立及实施;会计教育方面有各专业学历教育及职业教育。所有这些会计行为的施行决定了会计文化建设中各层次引领对象及各方位主体的存在,他们中既有从业者,也有准从业者和非从业者,甚至有的非从会计业者,如组织会计政策制定、发布的公职人员,他们也许并不从事专业度较高的具体会计工作,但其履职成果及质量与会计工作的顺利开展息息相关。
(3)会计普适型教育与职业延展的现状。除从业的会计群体及会计人外,广义的会计行为对象还包括受会计专业教育的学生,这个群体中有相当部分将会走上会计及相关岗位,但还有相当部分学生将会错位就业,跨入与原本所学会计专业无关的其它职业。因此虽然当前有会计专业热门、趋众报考的形势,但鉴于当前就业难现状以及经济多元化、知识复合化需求的背景,这些一毕业就“转型”的群体,其会计学历教育实质就是其人生规划中的过渡石。而另一方面,从教育性质看,这种非从业型会计教育正是一种大众化的、针对社会职业多元化需求的普适型教育,笔者将此群体理解为“会计意识者”,其总体上属于“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范畴。他们无论是在学前、学中还是学后,都已经或将要经受会计文化熏陶,即在学前报考阶段,他们非自觉地耳濡目染受到由会计文化指引所带来的对会计的感知,尽管可能不太成熟;在学中阶段,他们无疑正在经受会计专业及文化浸染;在学后阶段,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可能不再与会计相关,但前期会计文化积淀将可能使其后续不期接触到的新的会计文化的效用更显成效,因为从社会发展看,很多工作的内涵已经发生质变,同样的工作会因知识和技术的复合变成全新模样,加入会计应用元素及会计文化素养的职业拓展,将可能发挥更大创造力,创造更大社会价值。因此,从会计普适型教育与职业延展性看,这方面也从特定主体的内在动因对会计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三、客体对会计文化建设的多维需求
会计文化客体实质上是一种意识牵引物质、物质蕴涵意识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是通过特定会计与文化环境中“人”的行为实现的,因此,在研究会计文化客体需求时,不应只将目光放在客体“物”的范畴,而是兼顾考虑“人”的因素,即所针对的主体。会计文化主体(对象为“人”)的多元化,及由此带来的不同表现面(如“实施与接受”、“影响与反射”、“会计教育、会计科研、会计文艺、会计实践与技术”)、侧重面(如“核心群体与非核心群体”、“重要事务与一般事务”)等,使得与之相关联的会计文化客体(即作为载体、运行与展现等内容的“物”之展现)对会计文化建设存在着不同层面的、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需求。而从其客体性结构看,可以从物质形态、制度形态、精神形态三方面按各种具体的需求进行有差别地、对象“充分”地阐述,并构成会计文化建设的实质性内容。笔者仅从主体层次差别化角度,考察有代表性的三种类群主体所反映出的客体对会计文化建设所呈现出的多样性要求,以对会计文化建设在创新视角方面有所发现。
(一)会计从业群体及人员
会计从业群体及人员既是会计行为的主体实施者,又是对称地受会计文化引领的对象,这个群体对会计文化建设的需求与促动,应当从会计业务开展、会计规范建立、会计教育策划等内涵考虑,同时因该群体实务性强、专业度高而要求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有一定深广度。如面向这个层次群体的会计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会计文化的实施,其传播的载体、传承的资源不能仅限于传统的会计技术、手段、教育方式,也不能满足于当前一般的会计信息化环境及无纸化办公要求,而是应向更高层次的实务手段及宣传方向发展,甚至于普及会计网络信息传递与网络会计文化传播或浸染。而对会计实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不要做假账”的警示即是在市场关系及寻租空间中产生的一种自觉的职业文化要求,但该要求不应仅停留在自觉的精神层面或口号化,而应继续针对特定业务领域,在物质措施与制度规范上渗透文化理念的制衡与把握;对注册会计师,应在注重鉴证专业性基础上,以群体素养为需求,在会计文化方面注入和谐发展、理性提高、公正大局的社会元素;对会计规范建设者,除须在举措上体现科学发展观及大众化仁政理念外,还应加强会计文化与其他相关领域文化的交融,重视各种制度与文化的积攒影响与复合发挥。
(二)会计信息使用人员
会计信息使用人员是对会计行为成果有目的的使用者,包括投资人、管理层、税政部门、审计机构等。关于投资人与管理层,企业与税政部门,基于他们所处位置的相关与对立,其对特定会计信息的使用会因对会计文化的理解与需求不同而存在差异,如在确定财务报告目标是以历史成本考核还是以公允价值衡量或两者兼顾上,即受不同立场价值观、历史观乃至关怀度等的影响,而各因素影响力度又受来自不同领域会计文化的支配,且这些因素还将反促各相关领域会计文化的发展;同时,基于当前“财务报告在从服务于信任到服务于决策有用目标的转换背后,反映了社会创富模式的转变”(刘峰、葛家澍,2012)的事实,这些不同界面、层次的会计文化还有着随社会发展变迁而形态纷呈的内在需求。关于审计机构对会计文化的认知与需求,既有反映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内外审区别,又有会计专业性和鉴证性区分,还有将会计文化与自身审计文化根据主体任务嫁接的目标。
(三)会计意识者
会计意识者可大致划分为,一是普适型会计教育背景下的相关非从业人员,按阶段性又分为潜在的会计教育前群体(A类)和受教育后错位就业的群体(B类);二是虽未受专门的会计教育,但因自身事业发展有着对会计了解及对会计文化体察需求的群体(C类)。所有这些群体虽然归为会计意识者层次,但其面貌与内涵对会计环境的影响及塑造有着特殊意义,针对他们的会计文化建设其实是一项介入性工作。关于A类,他们一般是进入专业学习前的报考学生,在他们报考与学习会计知识前,会计文化的引领就起到航向灯的作用,因此针对他们的会计文化无论内容与形式上都要能够深入浅出,增强观感体会,以最大成效地达成学员与专业的双向认可。关于B类,尽管他们已经错位就业,但前期的会计教育素养及文化积淀,会使他们在所从事职业上产生社会价值的叠加,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新时势、新环境,有策划地继续对他们施以相关会计新文化的引导与沟通,其结果不仅是个人视野得到开阔,甚至其所从职行业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后果可能会以外部力量反向推动会计革新与完善及会计文化发展与传播。关于C类,他们一般是现代经济浪潮下具有开放理念与提升意识的企业主和中基层经理人,他们在盈利动机支配下的经营管理,使其对经济现象内在规律的认知与把握根本上离不开会计知识的辅助和具备会计文化内涵的管理促动,因此针对他们的会计文化建设,其内容不仅应当深入具体,还应当具象感知,并增强应时应景性的边际交流指引。
四、结论
会计文化不仅反映了全体会计人群体的意识形态与努力方向,是其会计职业道德诉求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价值取向,同时还能带动全社会相关群体、组织和人员的和谐共进。重视会计文化建设中多元化主体的确认及其客体多层次需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把会计文化建设由通常单一式主体拉动,转向兼顾主体多元化下的客体多方位、多层次推动,由通常习惯的主导式“我要做什么”变成主客观交流式“我想要你做什么”,使得会计文化按需定制、有的放矢,并避免会计文化建设中由单纯主体的主导而可能导致的盲目与空泛;其二,根据实际将会计文化范围尽可能覆盖至有需求的各群体,而不仅局限于会计从业群体,并尽可能地丰富会计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刘峰、葛家澍:《会计职能·财务报告性质·财务报告体系重构》,《会计研究》2012年第3期。
[2]郑艳:《论会计文化建设》,贵州财经学院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