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经营体制（精选12篇）
生产经营体制 篇1
一、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发展存在的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和创新, 先后产生并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的单户经营方式和多类型的新型经营组织。农村改革开放后直至上世纪末, 我国大多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以单户自家经营方式为主, 已取得了丰厚回报, 为农民解决了温饱、实现了小康。但伴随着发展, 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 准入门槛偏低
调研中发现, 为了刺激、鼓励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发展, 有关职能部门在制定其发展标准时, 往往放宽了准入条件, 降低了门槛。同时, 经营者又渴望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鼓励和扶持, 大批经营者纷纷提出申请, 申报成立各类经营组织, 所以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应运而生。
(二) 土地流转期短, 部分土地流转手续不尽规范
按照相关规定, 土地流转期一般在3—5年, 鼓励可以更长时间流转, 部分土地流转手续不尽规范。而现实情况是, 由于土地流转费逐年攀升, 流转户为不影响土地流转收入, 土地流转合同 (协议) 往往是一年一签一变更。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一是耕地承租经营不够稳定。流转合同一年一签, 会给继续承租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 伴随着流转者流转条件变数的增多, 承租者能否继续承租也就不能确定。二是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承租者中长期经营计划, 不利于农田基本建设、改造的培养。
(三)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初步调查显示, 各地兴起的各类农业经营组织规模不一、发展数量相差较大, 未能得到均衡发展。
(四) 部分从业人员科技水平不高
一些从业人员还没有经过专门的劳动技能培训, 某种程度上还不能完全与现代生产相融合。很多家庭农场主都希望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政策, 鼓励大学生投入到家庭农场建设中来, 并盼望国家大力推动绿色农业发展。
(五) 基础设施不够完备
由于家庭农场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 农场在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及购买农机具后, 普遍缺少生产资金。而目前农房、农机具又不能作为贷款抵押物, 导致贷款较难。由于缺少应有的资金支撑, 一些必须的基础设施往往不能及时投入。
(六) 有关职能部门提供服务仍需加强
中央强调,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要以为农民服务为基本原则。这是促进和发展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根本保障。各类生产经营组织在生产过程中, 他们对政府职能部门依然有更多的期待, 一些合理诉求值得关注并期待妥善加以解决。正是因为他们有了尚未实现的期待, 有了尚未解决的诉求, 这不能不说是创新发展农村经济中的遗憾和短板。
二、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方向选择及相关建议
通过调查分析, 无论我国在农业生产中如何变革与创新, 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应该首先严格遵照以下三点。
(一) 必须以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前提
实践证明,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下的各类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尤其是集集约、规模经营于一体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都是科学化、机械化、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经营主体, 自身劳动力素质较高, 容易接受新生事物, 对先进实用技术充满期待, 所以他们应该处于试验、推广、应用先进科技成果的最前沿。正因如此, 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必须围绕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前提, 在催生经营组织的过程中体现革命性、灵活性、先进性, 适应经济发展规律, 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 必须以多种形式的经营组织为支撑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单一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不可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要。要结合各地实际, 视地理、气候、自然条件、习惯和经济发展环境的不同, 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基础上, 结合农田基本建设, 发展多类型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合作组织, 这对于促进城镇化、工业化, 缩小城乡差距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说, 不同经营主体 (组织) 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适应环境和政策依据, 发展、创新各类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和农民意愿而定, 不能搞“一刀切”。
(三) 必须以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潜能, 促进增收为目的结合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创新实践, 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一是要注意土地流转的和谐性。确保土地流转和谐是发展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内在客观要求。要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基础上, 尊重农民意愿, 引导农民合理有序流转自己的土地。为维护双方各自利益, 在流转过程中, 相关部门特别是村集体组织要为农民牢把土地流转手续关。流转双方应认真填写相关部门制定的规范、统一的流转专用合同或表式, 明确流转期限和经营要求, 尤其是强调在经营过程中要增强对土地的保护意识, 提高防御自然灾害的潜力和能力等等。做到了这一点, 就能有效消除流转双方可能发生的矛盾和纠纷, 利于经营主体树立生产经营的长期意识和科学意识, 提高比较效益。
二是要注意职能发挥上的全面性。一方面,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运行过程中, 由于其思想前卫, 视角较宽, 比较容易接受新生事物, 特别是对先进科技的应用有着浓厚兴趣, 应该是新技术掌握、应用、推广的主体, 要发挥好辐射、带动和示范作用。另一方面, 经营组织内部还应具有比较全面的服务和调节功能, 要在产前、产中、产后做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
三是要注意生产过程及产品上的安全性。生产过程的标准化、科学化应该成为新型经营主体永恒的追求, 生产绿色、有机的环保产品, 打造安全的一流品牌应该成为其追求的目标。集约、规模经营为标准化生产提供了可能, 并能成为科技推广的有效载体。在作物品种选择、肥料施用、农药喷洒、田间管理、加工生产等过程中要突出强调优质化、标准化、科学化, 做到保证质量安全和产品品质。
综上所述, 通过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调查与思考, 我们看到, 蓬勃发展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多元化正在引领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我国的全面小康将从农业开启, 中国梦将由中国农民开启, 中国农村正在迈向富裕幸福的康庄大道!
生产经营体制 篇2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方式、期限、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义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和流转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依法管理集体资产，为其成员提供生产、技术、信息等服务，组织合理开发、利用集体资源，壮大经济实力。
第十一条 国家鼓励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自愿组成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坚持为成员服务的宗旨，按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依法在其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有多种形式，依法成立、依法登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和经营自主权。
第十二条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自愿按照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原则，以资金、技术、实物等入股，依法兴办各类企业。
第十三条 国家采取措施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和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
国家引导和支持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的企业、科研单位和其他组织，通过与农民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订立合同或者建立各类企业等形式，形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业发展。
农业经营体制如何影响农民 篇3
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的影响
农业劳动者必然参与不同的农业经营方式。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主要政策选择是农业产业化经营。
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产加销一体化、贸工农相结合的经营形式或经营系统，被称为现代大农业或垂直一体化经营的农业，在中国被称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的垂直一体化经营，依照农业关联企业与农民结合的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可分为三种形式：（1）农业关联企业与农场结合在一起，形成经济实体，构成农工商综合体；（2）合同制，农业关联企业与农场主签订合同，在明确双方各自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条件下，把产供销统一起来，原有工商企业和农场仍保持各自独立的实体不变；（3）另一种替代的方式是农民组成合作社，直接参与农业垂直一体化的进程，成为一体化的主体成分。前两种形式是公司（企业）导向的垂直一体化经营，第三种是合作社导向的垂直一体化经营。
1.中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公司（企业）为主导，以“公司+农户”为主要形式起步。在全球化背景下，农民被动地进入农业产业化经营。从理念和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看，我们更应注重发展以农产品生产和营销专业户为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使其成为发展现代农业、扩展农业产业链、实现垂直一体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载体。但农业劳动者和经营者自己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发展现代农业，他们往往是从无到有、白手起家，除了资金融通遇到困难外，在技术引进、设备改造、农产品质量检测与标准化、企业管理、市场开拓、信息搜集、销售渠道以及经营网点分布等方面，都与专业化的大公司有较大的差距，这样的现代化进程肯定较为缓慢。而公司（企业）导向的垂直一体化经营，能迅速将资本、技术、信息、管理、销售渠道与劳动力、土地相结合，在走农业现代化道路时，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选择就是以公司（企业）为主导，以“公司+农户”为主要形式起步，但在这个进程中，公司为主导的经营组织形式挤压了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的发展空间，延缓了农民组织化的进程。
笔者认可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农业龙头企业（包括农业跨国公司）在联结农民与市场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正视“公司+农户”这种契约联结方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户希望自己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能卖个好价钱。在初级农产品通过储藏运销、深度开发和加工增值形成的新增价值的分割上，两者显然是有矛盾的。由于初级农产品的供给正处于总量过剩的阶段，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又很低，而公司掌握着技术、信息、资金、市场销售渠道、网络、产品品牌，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和支配性的地位。在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交易中公司处于强势地位，分散的个体小农户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谈判地位严重不对等，双方的利益格局在很多情况下是失衡的，双方是一种不平等的互利关系，在劳动与资本两者的关系上，仍是资本支配劳动。
2.不同的农业经营形式折射了不同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并决定了农业劳动者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不同的地位与作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思路是：发展现代农业，要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发展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使他们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主力军。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鼓励他们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从实践看，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既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问题。”
但在发展现代农业时，长期以来也存在另一种思路和做法，认为现代农业的主体应当是企业，要形成一批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企业。在一些地方，大公司进入农业，取得大片农地的使用权，直接雇工从事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与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大规模租赁农户承包地相联系的是从事农业的主体由家庭经营转为雇用工人。有些地方也提出大力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鼓励和支持农民向农业产业工人转变。
在现实的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在各地看到的往往是一种混合型、多样化的新模式，走的是一条政策弹性较大、兼容性较强的道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形态：一是对家庭经营的扩展和延伸，通过各种形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专业种植、养殖和营销大户开展规模经营以及专业性质的联合与合作；二是工商外来资本或大企业进入农业，连片开发，反租倒包；三是当地的公司或合伙企业，或本地外出创业的企业家回到地方承包经营和进行产业化经营。这样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又和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交织在一起。在农业发展问题上，一些地方政府也提出，采取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资本化运作的办法，吸引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商资本投资农业。华裔经济学家黄宗智曾提出：“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扶持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认为它们是纵向一体化的第一选择。今天，中国农业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其将来的纵向一体化将以什么样的组织模式为主尚是个未知数。”他进一步提出：“中国农业的现实和将来主要在小规模的资本一劳动双密集型农场，而不在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化大规模农场。中国的纵向一体化不会像西方经验那样附带横向一体化，它将会主要依靠小规模的菜一果种植和兽一禽一鱼饲养。”
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与模式的选择上，焦点问题之一是如何看待工商资本、外国资本进入农业。在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时，农民转包、出租、转让、合作的对象是谁？“农地农用”是否只意味着“农地农民用”？工商资本甚至外国资本在内的各类非农业主能否有资格转包和租赁农户承包地？学界观点纷呈，实践中做法各异，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可能将长期进行下去。
从全国来讲，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发展现代农业，要在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在鼓励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发展规模经营的同时，要防止一些工商企业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名，圈占农民的土地，损害和侵犯农民的经济利益。
农业经营模式讨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世界性课题
在全球化进程中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农业经营模式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家庭农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可以说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在《外交》杂志上撰文主张，如果要使全球的粮食生产满足全球人口增长需要的话，“农业资本主义产业化”是唯一的出路。“农业资本主义产业化”产生于美国，现在正在由巴西的企业把它应用于发展中国家。而农民是这一必要转型的障碍。科利尔说，农民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创新者，他们过于看重自身的粮食安全。
伦敦大学教授亨利·伯恩斯坦认为，小农经济方式的拥护者“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养活世界人口的问题，现在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而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生产力方面取得的革命性成就”。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时代》一书中就宣称：“农民的消亡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戏剧性的、最深远的社会变革。”
1993年，“农民之路”（国际农民运动联盟）成立，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这个由农民和小农场主组成的联盟一直在全球农业和贸易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农民之路”及其联盟就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化统治必然性的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宣称占世界人口1/3、占世界粮食生产者2/3的农民和小农场主将继续成为全球粮食生产的主体。根据农民和小农经济支持者的观点，粮食价格危机不是小农农业的衰落导致的，而是由农业公司化造成的。他们认为，尽管农业公司化是供养全世界人口的最佳选择，但是在追求垄断利润动机的驱使下，全球生产链和全球超级市场的出现却带来更大规模的饥荒、更糟糕的食物以及更不稳定的环境，这些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严重。此外，他们依据经验断言，农业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优势不会持久。
如何看待公司进入农业的问题，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2009年11月日本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佐藤纯二社长在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时曾提到，由于没有农民了，大量土地抛荒。2009年5月，日本《农地法》修改，允许公司进入农业，但公司进入有一定的条件，许多制度限制企业拿得太多，大部分利润还要给农民。据有的学者研究，日本在对工商资本下乡放宽政策的同时，也出台了一些措施加以规范。一是农地流转从事前设置准入门槛，向事后严格监督土地使用的方向转变。一般法人在经营过程中，要定期向政府主管部门汇报土地使用情况，如擅自变更土地用途，政府有权收回土地使用权。2009年修订的《农地法》加大了对农业企业不当行为的处罚力度，违规使用耕地最高处罚金额由此前的300万日元，提高到1亿日元。二是在发挥工商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维护农民的利益。（1）工商资本不得控股农业生产法人。2003年修订的《农地法》规定，工商资本持股比例和表决权不得超过1/4。2009年虽然有所放宽，但仍然不得超过半数，由此来保证农民在农业生产法人中起主导作用。（2）一般法人不得与农民争地。向工商资本开放农地流转市场受到来自农民和农业团体的强大阻力。（3）农民有制约工商资本的权力。根据规定，工商资本经营农地必须协调好与农业经营体的关系，接受基层农业组织的监督。日本农民组织发达，农业委员会、农协、土地改良区等承担着乡村管理的职能，这些组织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农民在其中有话语权，从而也就具备了抗衡资本的能力。三是把工商资本下乡置于法制的轨道上，使土地流转和使用有章可循。
生产经营体制 篇4
会议强调, 要举全党全国之力持之以恒地强化农业、惠及农村、富裕农民。
加快创新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此前, 被各界广泛关注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改革, 在这次会议上作为指导2013年“三农”工作文件的主题被提及。会议强调, 要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要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守住一条底线”, 即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不能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要“抓住两个关键”, 即着力培养新型经营主体, 既注重引导一般农户提高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又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着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和多元服务主体, 通过提高组织化程度, 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要让务农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
这次会议再次强调, 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这是因为, 我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已经由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总量平衡、丰年有余, 转变为目前的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紧缺。今后确保农产品总量平衡、结构平衡、质量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
最新数据显示, 2012年全国粮食产量达5 895.5亿千克, 已连续9年实现增产、连续5年稳定在5 250亿千克以上。但与此同时, 我国的粮食供求缺口却在逐年扩大, 进口数量在逐年增加, 进口品种也在逐年增多。
同时, 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攀升, 农业土地租金和融资成本不断上涨, 而农业比较效益却持续下降。
因此, 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对重要农产品品种进行战略平衡, 着力强化农产品市场调控, 切实保障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 迫切要求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保护制度,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产品精深加工, 加快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使务农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
让更多要素流向农业
会议提出, 要切实采取措施增强农业对于要素的吸引力, 让更多要素流向农业, 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单位产出, 补齐农业现代化发展短板, 真正实现四化同步发展。
首先, 应理顺农产品价格和加大农业补贴力度, 提高农业投资回报率和农民种粮积极性, 增强农业尤其是关乎粮食安全的上游种植业对资本的吸引力, 用资本带来的生产技术、管理理念改造传统农业。
其次, 培育新型农民, 增加农业人力资本投入。要把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关系长远、关系根本的大事来抓, 通过政策吸引、技术培训等措施, 培养造就1亿左右的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
第三, 进一步推动农村改革, 在增加务农收入的同时, 开辟新的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前提下, 鼓励土地经营权转让、入股、转租等多种形式流转, 让土地集中到农业能人和龙头企业手中, 农民则转变为农业产业工人或者农业企业股东, 要在“收入倍增”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
第四, 逐步缩小甚至消除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让农民消除后顾之忧。在推进城镇化、让农民市民化的同时, 也让优秀的人才愿意留在农村、甚至从城市进入农村。会议强调, 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维护好农民合法权益。
我国农村经营体制创新的思考 篇5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与任何经济体制一样，农村经营体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也应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创新是在稳定基础上的完善、继承基础上的扬弃，必须妥善处理和解决好“路径依赖”问题。最近，我到辽宁、广东、湖南、河南等地农村，就此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中，许多同志认为，土地实行股份合作既是土地制度的创新，又是经营体制的创新，符合新时期发展农村先进生产力的方向和要求。应当认真研究并逐步加以完善。
一、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的重大意义
农村土地实行股份合作是近年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一个新事物，其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已经显现出来。
（二）有利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股量化，参与分红，无论对承包户、集约经营者，还是外出打工者，其收入都有较大幅度增加。承包农户的获益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可得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收益；二是可得到股份分红；三是可优先在本公司就业。从理论上分析，以上获益形式既体现土地资源的真正价值，又体现劳动的价值；农民既可获得劳动报酬，又可获得生产要素报酬；农民既是生产者、劳动者，又是经营者、投资者。对集约经营者来说，由于土地产权更明晰，可以放心地对土地增加物质和技术投入，实行规模经营，获得规模效益。对外出打工者来说，不仅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而且还有股权收益。大连市金州区向应现代农业园区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189户农民将3057亩土地入股，每亩为一股。《章程》规定无论公司盈亏，都要每股保底收入200元。2002年每股分红100元，再加上保底收入，每亩收入共300元，是过去种粮收入的3倍，同时，股民还可优先承包本公司大棚，其收入与公司五五分成；在本公司工作的股民，一般男工年工资8000元左右，女工年工资6000元左右。
（三）有利于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近几年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土地被征且补偿标准极低，不平等的土地产权交易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权益。农民反映，对农民征地采用的是“计划经济”，对开发商用地则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有的专家讲，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6000至8000亿元代价的话，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湖南省长沙县咸嘉新村2002年列入长沙市城市整体规划，农民改居民，村委会改居委会。全村有670亩地，经测算20%用于解决农民居住，80%用于建设开发。该村将每人55平方米生产开发面积作为村集体的一股，集体统一开发经营，经营利润按股分红。通过房产开发、物业经营等，增加了集体收入，保障了劳动力就业。2003年每个村民分配收入3000元。通过土地入股、集体统一经营的形式，确保了集体土地和经营性财产保值增值，使失地农民在生活和增加收入方面，有了稳定的制度保障。
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土地变资产，农民变股东，建立股东代表大会，有效维护了农民的土地合法权益。如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夏村股份合作社和北京市丰台区的农村股份合作社的董事长，以法人身份代表股东与征地部门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有效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四）有利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实行股份合作制，为壮大集体经济开拓了新路，通过集体股分红或在收益分配前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为公共福利设施建设等提供了资金支持，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去集体经济名义上“人人有份”，实际上与个人利益不挂钩，经营决策往往由个别或少数几个干部说了算，常常出现决策失误，甚至导致腐败。实行股份合作，农民直接参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从制度上改变了少数人说了算、村干部独断专行的做法。东莞市竹尾田村在实行股份合作制的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了农民自愿、民主讨论、民主决策的原则。如对股份合作章程讨论，先后8次征求农民意见，向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并将结果公示。由此，形成了人人关心集体、人人维护集体的良好氛围。
（五）有利于促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经营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集体经营的财产和土地的产权关系十分模糊，农民虽然是集体财产和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却不清楚自己在集体财产中的具体份额和应当享有什么权利，更不能直接分享集体经营的收益。实行土地股份合作，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将土地作为资产折股量化到个人，实际上是在保持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的基础上，以股份的形式进一步确认和完善了它的财产权，特别是收益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管是自己使用还是采用其他方式流转，其收益权都是单一的，如租赁只收取租赁费，转包只收取转包费（种地不赚钱时可能还收不了转包费）；而实行股份合作，其收益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保底收入”，一个是“股份分红”。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化，不是将土地分给个人实行“私有”，它是在保持土地实物形态不改变其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在价值上以股份的形式将集体财产和土地量化到社区每个成员，这既保证了公有制财产不可分割，也保持了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稳定。通过折股量化，每个成员都能了解自己在集体资产中的份额，使过去笼统的、无差别的、抽象的集体所有，转变为具体的、有差别的、活生生的个人按“股”所有、共同占有。总之，股份合作制既融合了股份制的组织治理结构，按股分红特点，又体现了租赁特点，不管股份合作企业盈亏，股民都享有“保底收入”，也吸收了合作制“一人一票”参与民主管理的原则，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产权结构和运行机制。这种组织形式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重大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二、实行土地股份合作的主要形式
实践中，土地股份合作主要有三种形式：
二是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它的主要特点是将原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给农户的承包地经营权作股，组建新的股份合作组织，对入股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股份合作组织直接经营或者代表股东与企业签合同或进行租赁等形式。广东省的南海、顺德、三水共有土地股份合作社2717个，入股土地面积146.5万亩。南海区顺镇“万顷洋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实行土地经营权入股，独立核算，按股分红。目前该示范区首期工程建设包括3个股份合作联社、10个股份合作社，吸引19家农业企业参与，引入资金6000多万元，经营面积4000多亩。每亩保底收入600元，2003年每亩分红500元，两项每亩共收入1100元，大大高于自己种植粮食的收入。同时，劳力还可以在本区从事农业经营或外出打工，有300人直接在园区工作。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在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各地尽管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一）产权组织定位不清晰。实行土地股份合作，有的是建立股份制企业，有的是建立股份合作公司，有的是建立股份合作社。由于改革的目标定位不清，引发不少矛盾，农民的权益缺乏有力保障。
（二）法人资格确立无依据。农村股份合作是合作经济的一种形式，不同于工商法人，也不同于行政事业单位法人，更不同于社团法人，它既承担着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职能，又承担着社区公共管理的职能。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农村合作组织法，地方在进行农村股份合作改革时，往往无法可依。
（三）经营机制转换不到位。多数股份合作组织目前还处于明晰产权解决收益权的阶段，对转换经营机制、实现制度创新还重视不够。虽然大多建立了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并在章程中规定了“三会”的职责和权限，但在实践中“三会”的职责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重大事项还是支委会或村委会说了算，出现新的“政企不分”。
（四）实施运作机制不规范。主要表现，一是土地股份合作章程不够完善。股东的身份不明确，一些村社《章程》对承包土地的农户变成股份合作社成员后，享有30年的股份分配权的规定还不明确。二是对土地入股后由于公司经营亏损出现的风险，缺乏妥善的处理办法和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农户虽可以退股，享有“保底收入”，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保障，仍存有“后患”。
四、几点启示和建议
启示一，发展土地股份合作必须统一思想认识。目前，对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将土地收归国有，一种是实行私有，再一种是认为应在30年承包期的基础上明确承包农户可长期使用。第三种意见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精神。可以说，土地股份合作就是第三种意见的具体体现。它有助于在进一步强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物权或准物权性质，即土地变资产，经营权股权化，使土地这一稀缺资源，作为资产或资本，按照市场规律参与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成为保护农民土地收益权的制度保障。
启示二，发展土地股份合作必须有明确的定性和定位。应通过立法，明确土地股份合作是合作经济性质，发展方向是建立股份合作组织，一般不宜实行公司制。股份合作制是在坚持合作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吸收股份制的股权设置、组织治理结构等因素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应明文规定其特殊的法人地位。
启示三，发展土地股份合作必须坚持依法自愿、具备条件，不搞“一刀切”。实行土地股份合作试点，一般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是试点单位人多地少,农业劳动力可以有效地转移到二、三产业；二是参与土地股份制的公司，其产业发展前景好，效益明显，企业资信度高；三是立足本地优势产品，农业产业化经营搞得较好，农产品加工增值效益较高；四是当地领导班子组织能力较强，多数群众对土地股份合作有内在要求。
启示四，发展土地股份合作必须建立风险保障机制，确保土地收益。这是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也是衡量土地股份合作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在项目选择和制度设计上要经过认真研究和科学论证，必须建立风险保障机制，确保农户入股土地的安全和收益。要十分明确，当投资企业出现经营亏损时，要保障农民入股的土地能及时收回；当股份合作公司（组织）破产时，要保障农民作为第一清偿人（即优先保证把剩余资产清偿给农民）。
启示五，发展土地股份合作要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有机结合。土地股份合作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利益联结机制是农业产业化能否顺利发展的“生命线”。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合同（契约）联结；二是合作联结；三是产权联结。前两种联结形式，难以达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目的，惟有产权联结，才能做到既连利又连心，是最紧密的利益联结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资产所有者，是企业的主人，农民可直接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
为促进土地股份合作进一步健康发展，要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制定相应政策，加强工作指导。
（一）明确土地股份合作的法律地位。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合作组织的一个重要类型，有关部门在起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时应给予充分体现，明确股份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依法登记。
（二）完善土地股份合作的风险保障机制。建议有关部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示范章程，确保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收益权。引导和帮助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风险保障制度，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
（三）制定扶持土地股份合作制发展的优惠政策。鼓励农产品加工和营销企业积极参与土地股份合作。对大宗农产品生产特别是优质粮食生产的加工和营销企业，在开展农田规划、科技投入、质量标准建设、市场开拓等方面，国家应给予重点扶持。
新体制是企业经营的生命 篇6
新企业的制度内涵
制度整合，是双方企业在信息流程、规章制度、运行标准、劳动报酬与绩效奖励等管理制度上，实现统一规范、优势互补，减少因制度差异造成的信息沟通障碍与信息成本浪费，提高并购后企业内部管理与经营效率，带来管理协同效应。企业制度是维系企业，作为独立组织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总和。
制度整合的重要性，可以从企业制度作用来体现。企业制度具有6大作用：1．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2．企业行为的准则；3．员工行为的准则；4．企业功能的规定；5．企业运行的框架；6．企业经营的保证。企业管理制度，主要应当解决管理模式选择、管理目标选择、管理体制选择、管理手段选择等问题。
组织与制度整合，在民企并购国企中的作用，可以从四个方面体现：
一、节约并购的成本。通过并购双方组织与制度的整合，大大降低在并购过程中的各种成本。如果双方在组织和制度方面整合失败，在整合的时候就会发生：有的工作没人去干，有的工作人浮于事，造成资源配置的失败和浪费。组织结构的混乱，导致民企在并购国企的时候，在进行企业人力资源安排时，出现企业冗员的现象，为企业额外多支出一笔并购成本。
二、提高并购的效率。组织和制度的整合，应当形成合理、明确的岗位说明书、组织结构图和各种规章制度，使每一个员工明确自己在企业中的位置、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并购顺利进行。而且，制定的并购制度，可以对整个并购过程，进行很好的有效控制。
三、稳定并购的人心。组织和制度的整合，需要出台考评、薪酬等各种与员工息息相关的制度，对感觉前途十分茫然的员工指明道路，很好地稳定员工的心态，从而在他们做出离职决定之前，了解并购后企业的状况和未来发展目标，有利于大大降低离职率。
四、保障并购的效益。组织与制度的整合，可使企业快速步入生产经营正轨，保证民企并购国企后形成的新企业，在最快的时间内，按照最新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开始高效率地展开工作，降低并购可能带来的各种成本费用。
新企业制度特点和差异
国营企业的组织特点：1．国有企业未能摆脱传统“社会分工理论”的影响，组织结构具有层次多、宝塔形特征，对变革反应迟缓，效率低下，管理官僚化；2．国家对企业内部管理干预太多，在组织管理的改革完善方面，企业没有很大权力；3．国企过分强调指挥、控制、监督职能，存在机构臃肿、呆滞、缺乏灵活性的特点，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受到很大抑制；4. 国有企业采用高技术的信息管理系统，由于管理思想、组织结构大大滞后于技术更新，导致高新技术并未发挥作用；5．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职工需求的多样化，国内外同行对市场的占有率等，构成对国企的严峻挑战。
国企管理的制度特点：1．重具体制度编制，轻制度体系建设；2．重制度内容的继承，轻管理思想的创新；3.重制度数量，轻制度质量；4．重制度理论性、一般性，轻制度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民营企业的组织特点：1．安全性与管理执行力。绝大部分民营企业产权以私有为主；重要岗位由家族成员任职；涉及财务、经济合同等管理业务，都由家族内部成员掌控。2．传递性与企业发展力。民企选择亲属接班模式：父辈为董事长，子女为董事会成员，兼总经理；子女之一为董事长，辅佐企业创始人任总经理；选定的子女一步到位，董事长兼总经理；企业主要子公司，交给选定的子女独立经营，父辈转向其它经营业务。3．内核性与外延性。民企组织不可避免地带有家族色彩，企业产权清晰，内部关系单一；决策效率高，决策风险大；企业产权单一，机构比较精简，管理锁链较短，决策指令较快，失真度比较低；家族关系复杂，内部管理混乱；成员素质管理，潜在管理风险。
民营企业的制度特点：1．民企产权结构单一，内部产权关系模糊。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争权夺利、兄弟反目、朋友成仇、四分五裂，企业衰落。2．民企单凭经验决策，实行家长集权管理。民企不计成本、盲目扩张、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缺乏战略思考。3．民企实行“任人唯亲，内外有别”，形成家族天然信任、忠诚关系，家长式命令，减少管理成本。把选人、用人，限制在家族小圈子里，难以留住真正的人才。
民企并购国企的组织整合路径
一、设定企业组织整合目标。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时，对于企业的组织整合，应牢牢把握以下几项目标：
（一）努力提高效率。企业并购时，要明确工作目标和工作内容，使部门间的信息沟通更为畅通，部门间的协作能力更为强大，使沟通成本更低，使员工积极性更高，极大地提高组织的柔性和运行效率。
（二）理顺职能内容。相同职能机构的重叠，不顺畅职能的阻碍，缺少企业管理的职能，必然导致职能的重新整合和划分。因此，组织整合首先着眼于理顺并购后企业的职能。
（三）充分利用契机。企业并购，可以集中优势力量，加强技术开发能力，建立完善的营销体系和信息传递体制，从而改善原有企业存在的各种问题。
（四）达到便捷协调。协调是发生最频繁、也是最需要艺术化处理的事情。协调工作是由一定部门的管理者来进行的，协调的对象是不同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和不同管理层次的关系。组织结构设计得越合理，协调的工作量就越小。
（五）建立学习型组织。通过“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学习系统思考”五项修炼实现。人员、文化、资产和战略的整合创新，必然带来组织的变革和整体创新，这就需要新型的学习型组织。
二、明确组织整合要素。主要是五大要素：工作专门化、部门化、命令链、控制跨度、集权与分权。
（一）工作专门化。工作专门化的实质是：一位员工不是完成一项工作的全部，而是通过科学的分解方法，将每一步骤由一位员工独立去做，减少工作之间的重复内容，从而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耗费成本。
（二）部门化。工作专门化任务细分之后，需要按照类别进行分组，使共同的工作可以进行协调。制造业的经理，通过把工程、会计、制造、人事、采购等方面的专家，划分成不同的部门，来组织生产管理。
（三）命令链。命令链是一种不间断的权力路线，从组织最高层扩展到最基层，表明谁向谁汇报工作的逻辑。为了促进合作，每个管理者在命令链中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位管理者都要被授予一定的权威，从而维持并购后企业的安定团结。
（四）控制跨度。控制跨度越宽，组织效率越高。民企在并购国企的时候，应该研究多宽的控制跨度，最适合并购后的企业，只有合适的控制跨度，才能使企业既保证工作效率，又能够控制成本。
（五）集权与分权。一般来讲，组织的高层管理者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基层人员的意见，这个组织的集权化程度较高。对国企权力的确定，是采取集权方式，还是分权方式，在并购完成后应加以确定。
整合企业制度，统一行动规范
民企与国企并购过程中，各项制度的整合，包括：基本制度、管理制度、规范制度三方面的内容：
（一）企业基本制度。企业基本制度是企业“宪法”，包括：企业所有形式、企业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层组织等。它规定了企业所有者、经营管理人员、组织成员各自的权利、义务和相互关系，确定了财产的所有权和分配方式，制约着企业活动的范围和性质，涉及企业所有层次、企业组织的根本制度。民企对国企的并购，整合方法是根据双方并购的目的、性质、制度等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合理有效整合，保证平稳过渡。
（二）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管理制度包括：经营目的和理念，企业目标与战略，管理组织及职能。企业管理制度是员工共同遵守的规定和准则，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企业机构设计、岗位工作说明，管理表单处理。没有统一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就不可能实现未来发展战略。
（三）规范制度整合。1．员工行为规范整合。通过对并购双方规章制度的分析比较，实现优势整合，规章制度应当政出一门、奖惩分明、准则一致。2．技术规范整合。我国现行技术标准，通常包括国家标准、部颁标准、企业标准和合同标准。整合的功能，在于选择一种既能为并购后企业条件所能支撑，又为市场及国家法律法规所认同。3．信息规范整合。民企与国企的信息流程不可能完全一致，必然进行整合。整合后的信息流程，应当有统一性、规范性和网络性。对企业内部信息的高度整合，有助于实现企业的统一调度，防止出现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生产经营体制 篇7
1 新型农村经营体系含义
在我国,新型农村经营体系这一概念第1次出现是在党中央文件中,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及发展战略。所谓的新型是与过去的农业传统小规模分散经营特点相对而言的,其实农业经营有着相当丰富的内涵,具体涉及了农产品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的所有环节的内容,同时还包括各种生产性服务。总的来说可以看成是农产品产前、产中以及产后各活动的总称。所说的体系,按照词义的内涵解释就是将相关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所指的体系主要指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各类主体之间的联结机制,也可以理解为各类主体及其关系的综合[1]。
2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特点
从中共十八大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四化”要求,这也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特点的体现。这“四化”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中,集约化、专业化处在一个分的层级,而组织化、社会化处于一个统的层级,2个层级的着重点各不相同,前者着重农业的生产效率等方面的内容,后者注重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等方面的问题。但“四化”有着相同的目标,即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以及实现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继承与发展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另一大特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提出,是创新我国农业经营机制的最新理论成果[2]。
3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侧重点
3.1 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从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国家是十分注重农业经营主体这一方面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并将其作为我国农村经营的基本制度。党中央将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工商企业等作为“统”的层次,并强调组织对农户的服务功能。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表明: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的经营主体。这是我国党中央第1次在文件中将上述几类组织加入到农业经营主体当中。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一起构成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其作用功能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即由参与社会化服务扩展到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各个环节。因此,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应将加快培育其经营主体、努力建设一支优秀的骨干经营主队伍作为工作的重点内容,使得各类经营主体的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并起到对小规模农户的带动作用。农产品的生产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基础环节,要不断强调专业大户、家庭农产这类经营主体商品生产的功能作用,同时注重发挥小规模农户的示范性作用。此外,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过程中,应向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与生产手段方向的转变,不断提高农业技术含量,加大资本等相关生产要素的投入,着重提高集约化水平。
3.2 稳步发展规模经营
在发展新型农业规模经营的过程中,主要侧重2个方面的内容。努力实现规模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并始终坚持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走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规模经营道路。从我国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规模发展现状分析来看,主要的方式有农户承包地的“互换并地”、社会化服务下的农户横向联合、农户间承包地的流转、土地股份合作、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等。像一些高度集约化的、生产要素投入成倍增加的小规模经营,也可将其归属于规模经营这一范畴。所以,发展规模经营一定不能简单的定义为土地大规模的流转,不能走欧美国家规模经营的道路;规模经营的发展必须有原则的进行,其发展过程应是循序渐进的、稳步的,要以当地的城镇化、工业化水平为基础。如果产业的规模不能够支撑就业以及城市对人口的容纳,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3.3 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
根据相关的中央文件的指示,不断加强农业的社会化服务,能够有效解决分散经营下,统一功能不足的问题。在加强社会化服务的过程中不仅要着重培育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同时还应充分发挥各类培育组织的比较优势。怎样有效的对社会服务化组织进行有效的培养,党中央的相关文件做出了相应的部署,主要做好“一个衔接,两个覆盖”的落实工作。积极引导公共服务机构职能的转变,使其逐步退出经营性领域。经营化社会服务组织的培育将会成为我国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重点培育对象,这也是未来社会化服务的主力军。此外,我国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相关政策应注重社会化服务主体、拓宽产后服务以及创新服务模式等方面。对于经营主体的培育,应该将农资经销企业、农机服务队、农技服务公司、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社等纳入政策的支持范围,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在这方面多做努力。为了切实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水平,还要强化产后服务这一块领域,因为一直以来,产后服务这一块的发展并不理想。但农产品的加工、储藏、包装、品牌创立以及宣传等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在服务模式上,应该开发出深受农民喜欢的、方便的、证明强的以及效益高的服务模式,不断开发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化服务。
3.4 不断创新组织模式
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化体系的过程中,实现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间的协同发展的组织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目前,虽然我国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都有了各自的利益经营模式,但其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在龙头企业与农户的相互结盟过程中,农民在利益获取方面处于一定的劣势地位,参与谈话的权利与话语权都不具分量。对于“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相对比较松散,很多行业出现订单履行率不高的情况,这不仅会给农户的经济方面造成一定的损失,而且还会打击农户经营的积极性。此外,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的制度还有待完善、缺乏民主的管机制,运作管理有很大的随意性,经营收益的分配权往往掌握在少数负责人的手里。因此,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应加强组织模式的创新。进行组织模式的创新,主要把握2个方面: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其话语权;不断完善利益联结的关系,加深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社的融合[3]。
4 结束语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推动我国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大措举,党与政府相关部门都给予最大的政策上的支持;还应该加强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对其不断创新,开发出最切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经营体制模式,进而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煜,赫伟.稳步推进农村经营体制创新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J].安徽农学通报,2014(20):16-18,21.
[2]符毅.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4(2):77-78,81.
安全生产工作体制思考 篇8
1 安全生产工作体制的基本内涵
按照《辞海》的解释,体制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等的总称。安全生产生产工作体制就是安全生产领域各相关方面的职责、权限、相互关系、制度、方法、形式的总称。一个职权界定清晰、衔接有序、运作有效的安全生产工作体制必然能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共同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对企业而言,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一定程度上反映的就是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体制,即明确了企业从领导到各层级到各职能部门再到各生产单位直至具体岗位工作人员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职责、权限和相应的管理要求。企业内各层级、各部门各负其职、各尽其责,企业的安全生产才能得以保障。如果把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放大到全国范围来考察,对从中央到地方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各有关方面的职责和权限加以明确和科学界定,使得各相关部门或方面按照法律赋予的安全生产职责认真加以落实,从而实现各施其职、各尽其责的良好局面,这就形成了全国的安全生产工作体制。
2 我国安全生产工作体制历史沿革
2.1 “三结合”工作体制,即“国家监察、行政管理和群众监督 ”相结合工作体制的形成
我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完善的过程。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就设立了劳动部,劳动部下设劳动保护司,地方各级劳动部门内部也相应设立的劳动保护机构;政府许多产业部门内部也设立了专管劳动保护工作的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各级工会中设立劳动保护部,工会基层组织设立劳动保护委员会,以加强对企业劳动保护的监督。多年来,劳动部门、产业部门及工会在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范围内发挥着不同的作用。1983年,国务院在批转劳动人事部、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安全监督工作的报告》的通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安全生产工作实行国家劳动安全监察、行政管理和群众(工会组织) 监督相结合的工作体制。通常将这个工作体制称为安全生产工作的“三结合”体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监察、行政管理和群众监督三者的权限、职责、任务及其相互关系,使三者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方向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共同实现安全生产的目的。
在“三结合”体制中,行业主管部门代表着企业的利益,工会代表着职工的利益,而劳动部门则代表政府。理论上,三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协作、相互制约的关系,与国际上通行的三方机制的形式是一致的。
可以说,“三结合”的体制是适合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国情的。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单一,按行业都归其主管部门管理,包括企业领导层人事的安排、经营计划的制定、原材料的供应、产品的销售、利润的分配等等都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实际上,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一切都按上级的计划执行,基本上就是一个生产车间。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对其所属企业是直接管理的,或者说是政企是不分的。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是在其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控制下进行的。因此,“三结合”体制中只强调行业部门而不强调企业的作用是符合实际的,在推动当时我国安全生产工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2 “四结合”体制,即“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的形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企业所有制形式开始呈现多样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同时存在,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主体。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逐渐凸显出来。由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这个时期行业主管部门依然存在,原来的“三结合”体制与社会现实出现了矛盾。为了使安全生产工作体制符合新的实际,国务院1993 年50 号文《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中正式提出:实行“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的安全生产工作体制,即所谓的“四结合”体制。
企业负责凸显了其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作为主体必须在确保守法的前提下,建立并保持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落实安全技术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生产。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基础和主体身份相适应的。
这一安全生产工作体制在1998年机构改革之前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后续的安全生产实践过程中人们认识到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劳动者个人的安全生产意识和行为对安全生产工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突出劳动者在安全生产工作的作用,在上述“四结合”体制中又增加了“劳动者遵章守纪”,形成了 “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劳动者尊章守纪” 即所谓的“五结合”体制。
应当说当时的“四结合”或“五结合”体制也是符合当时变化了国情的,各相关方面的职责、权限、关系都是顺畅的,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是协调的。
3 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体制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1998年机构改革以来我国的安全生产工作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原劳动部门承担的国家监察职能中的锅炉、压力容器和特种设备划归质检局,职业卫生部分划归卫生部,其余部分划归国家经贸委后又转至现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煤矿安全监察局)。2010年职业卫生部分又从卫生部全部转到安监总局。二是建设、交通、铁道、民航和公安等部门也分别承担了建筑施工、水运、铁路、航空及道路和消防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职能。三是工业部门除烟草外全部撤销,不过自2000年以来部分煤炭产量较大的地方又相继恢复了煤炭管理部门。四是工信部也承担了工业、通信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能。
由上述可知,原有工作体制中国家监察出现了以安监总局(煤矿安全监察局)为主,建设、质检、交通、公安等为辅助的多头负责的局面;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除烟草、煤炭、民航、铁路、工业和通信业由相应部门负责外,其他都由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综合管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身兼两职,即进行管理,又进行监督(察)。煤矿安全监察虽然实行的是垂直管理模式,但在一些地方煤矿管理部门和煤矿监察部门也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实质上还是管理、监察一肩挑。
鉴于这种实际情况,以前的“四结合”体制不再适用了。煤矿安全监察实行垂直管理模式,煤矿以外的安全生产监管实行属地管理模式。因此也相应地产生了两种安全生产工作体制的类型。煤矿安全生产的工作体制为“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煤矿以外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体制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统一、规范的说法,曾经有过的多种提法中“国家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社会广泛支持”算是较为主流的一个。
但是,上述两种工作体制都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监督(察)与管理是一对矛盾,监督是针对管理而言的,通过监督(察)对不合法的管理进行制约以确保管理始终满足法律法规的要求。监督和管理两种职权放在一个部门就出现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状况。事实上,在安全生产领域查找隐患、重大隐患治理等都是具体的管理工作范畴,却成了政府监督(察)部门到现场执法活动的主要内容,而且“应查出隐患而未查出的”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于是监督(察)人员不叫苦不迭。二是社会广泛支持只是个口号,没法落到实处。三是安全生产工作体制没有体现企业的基础地位。四是现有工作体制类型多且不全面,一些对安全生产有影响的力量还没有考虑进来。主要体现在:一是素有第四权力之称的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二是安全生产领域的中介技术服务机构发展迅速,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还没有被利用。
4 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体制思考
国际上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的是政府、企业主、顾员三方参与的机制。经过多年的实践,已形成惯例,且效果很好。
与国际上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改革还在继续进行,发展还将经历很长的阶段。我们在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法规制度还不健全,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还不强,因此,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资料显示,生产安全事故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量呈正相关关系。因此,我国的安全生产工作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国际上的三方机制。
根据前文分析,结合当前的实际国情,按照传统的安全生产工作体制的描述模式,拟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国统一的不再区分煤与非煤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体制设想。即“企业负责,行业自律,部门管理,中介服务,国家监察,社会监督”。这六个方面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地位,职责、权限不矛盾且界定清晰,在安全生产中各起着不同的作用。
4.1 企业负责
这里企业是个广义的概念,它所指的应当是安全生产法中的生产经营单位。毫无疑问,企业是安全生产工作的基础,更是责任主体,必须置于首要位置。它应该独立承担搞好安全生产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并实施企业自身的安全生产管理的自我约束机制。它所要解决的是自觉遵守并符合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
4.2 行业自律
现实中千万个企业可以按其特征划分出不同的行业,同行业内的企业安全生产技术特点是一样的,安全管理的特点相同。如国际上石油石化行业推行的HSE管理体系就适合于的该行业的安全管理模式。每个行业内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自发地联合起来形成自己的行业组织,国际上称非政府组织(NGO),通过这种组织的自律管理是国际上的通常做法,而且作用还非常大。我国的这种非政府组织实际是很多的,原工业部门撤销后都成立了自己行业的协会就是这种组织。应通过立法明确这些非政府组织安全生产职责,通过这些组织来规范、指导本行业的企业在满足相关法规、标准要求的前提下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其重点是通过建立和实施行业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来实现行业自律性管理。
4.3 部门管理
鉴于政府机构改革还在进行之中,现在还存在一些管理部门,它们有的对行业内企业具有直接管理权,如烟草、铁路等。有的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实施审批权、许可权、审查权、认证权、验收权、处罚权等进行间接管理,如建设、民航、公安消防及地方煤炭管理部门等。这些管理职责主要是从专业的角度进行行政把关,以确保企业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属于管理的范畴。应通过立法,加重这些部门的管理职能,明确相应的责任和权利,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管理失职的责任。
4.4 中介服务
所谓安全中介服务,是指具有执业资格的个人或者独立法人,以自己的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在安全生产工作中为政府、企业甚至职工个人提供有偿性的咨询、科研、调查、培训、检测检验、评价、认证、技术措施改造等服务。通过多年的发展,安全生产培训机构、评价机构、检测检验机构、认证机构等都已成规模,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已成为安全生产领域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法律对这些中介服务机构的职责、权限也给予了明确的界定。
4.5 国家监察
国家监察是代表国家,以国家赋予的强制力量推动行业、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搞好安全生产工作,它所要解决的是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的问题,重点在行政执法上,而非专业技术上。因此,应改变国家监督(察)政出多门的现象,将分散的监督(察)职权变为由一个部门负责,不仅能减少行政执法的协调成本,工作变得更顺畅,还能减轻企业负责,更能提高国家监察的权威性。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煤矿安全监察局一家承担国家监察的职权。2010年,以中央编办发[2010]104号文为标志,原由卫生部承担的职业卫生监察职能全部调整到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实际上就体现了这种思想。同时,将由安监总局承担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能划归政府有关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来承担,彻底解决又管理又监督的不合理现象。
4.6 社会监督
至少包括工会组织、职工和媒体。工会组织和职工群众一方面要代表职工利益按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监督企业搞好安全生产,另一方面也要支持配合企业做好安全管理工作,也是做好安全工作的有力保证。对此,《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劳动法》及《工会法》等法律就工会、职工个人安全生产工作的权利和义务做出了明确要求,不履行义务也是违法。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第一层次的生理需求满足后,自然进入到第二层次安全的需求即人身安全、健康保障方面的需求,因此,人们对安全生产的关注度就越来越高。正确引导舆论媒体并发挥其“第四权力”的监督作用,无疑增加了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环境压力和动力。因此,社会监督是当前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制约力量。
摘要：一个切合实际特点、设置科学合理、责权界定清晰、运行顺畅有效的安全生产工作体制是发挥各方作用、共同做好安全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从安全生产工作体制的基本内涵出发,回顾了我国不同时期国情特点下的安全生产工作体制。针对当前国情特点和安全生产工作体制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监督(察)与管理是一对矛盾,两种职能由同一部门行使不合理,应当分开,国家监察职责不宜分散而应集中,以减少执法成本和企业负担,并且要加强中介机构、非政府组织(NGO)和第四权力―媒体的作用的观点,提出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体制的新思考。
关键词：安全生产工作体制,安全生产管理,国家监察,非政府组织,中介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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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体制 篇9
一、农机服务产业的形成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家庭经营的制度优势得到了空前释放, 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国营、集体的拖拉机站、农机队等服务机构逐渐消失, 为适应家庭经营体制, 国家曾采取农业机械“小型化”的方略, 提倡“耕者有其机”, 但很快出现了土地板结、配置低效率、投资低水平重复, 机械化水平难以提升等问题。而一些农机户, 却在市场经济机制的诱导下, 在与小农家庭经营体制的分工专业化中得到了快速发展。从服务邻里乡亲, 到利用南北方小麦成熟期的时间差, 进行跨省区机械化作业, 增加了小麦联合收割机的年作业时间, 大大提高了大型机械的投入产出率和农业生产率, 小麦收获期由7~10天减少到2~3天, 所需人工也由12人工/亩减少到1.2~1.5人工/亩。
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市场风险的增加, 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为本质功能的合作社、协会、服务公司等各种农机服务合作组织也得到迅猛发展, 有效推动了大型农业机械与小农户经营体制的专业化分工、社会化生产、市场化运作、产业化服务、合作化组织、规模化经营的进程。到2012年, 山东省大型小麦联合收割机已由1994年的4千多台增加到14万台, 年跨区收入约41亿元, 平均每台机械季节收入2.92万元。全省农机专业户达72万个, 农机合作社由2008年的150个发展到6000多个, 在工商部门注册的4313个。
二、创新现代农业经营体制与机制
农机服务产业尤其是农机合作社和农机专业户, 在创新现代农业经营体制的过程中, 既是至关重要的中坚力量, 又是不可或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其功能与作用是基础性、关键性和建设性的。
(一) 创新了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1. 通过与小农户经营主体分工, 形成了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机械化服务产业经营主体。
即72万个农机专业户, 6000多个农机服务合作社, 集中了全省90%以上的大型农业技术装备, 百万多位懂技术、会经营的中青年新型农民, 以“服务+农户”的形式, 以跨区作业服务、订单服务、委托服务等市场化运营模式, 程度不同地整合了70%以上农户的粮食生产机械化和部分土地的规模经营, 成为实际上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
2. 以农机专业户为基础, 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中小型农业种植大户或现代家庭农场。
据调查, 2008年全省经营100亩耕地以上的农机专业户就已有1164个, 近年来, 政策引导扶持力度加大, 发展速度会更加迅猛。
3. 以农机服务合作社为基础, 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现代化合作农场或农业生产合作社。
2012年底, 全省已有近600个农机服务合作社流转经营土地, 面积达136万亩。如果政策扶持得力, 市场环境优化, 人才、资金满足需求, 会出现突破性进展。
4. 农机服务+农业合作社。
在农机服务产业支撑下, 近年来, 出现了不少以经营管理服务为主的粮食生产或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等。如宁阳、章丘等地, 由粮食供销商和村两委牵头成立的粮食生产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等。因为不需要大型技术资本的投入, 使得这类合作社起步和发展变得比较容易一些。
(二) 创新了现代农业经营机制
1. 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和土地产权归属的前提下, 通过技术服务整合小农户, 形成了现代农业规模经济的利益诱导机制。由于分工、专业化、产业化, 使农机技术服务能力和服务规模成为农机经营者追求经营效益最大化的主要途径, 由此而形成的市场利益诱导机制, 会快速形成以农机服务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规模经济;由于农机与农业的分工, 使得农机专业化服务适用于所有不同形式和规模的农业经营体, 并且, 在整个经济环境和农机服务产业发育比较成熟时, 可通过“明确产权、模糊地界”和土地使用权委托经营, 或有偿转让等方法, 形成“多数人作地主, 少数人种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规模经营模式。使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国策与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能够并行不悖, 彻底改变多数人种地的被动局面。
2. 在不受资源约束的情况下, 形成农业技术进步的利益诱导机制。由于分工、专业化, 使农机服务产业得以脱离土地经营规模的约束, 形成按照市场规律实现大型农业机械、现代农业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形成农机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经营水平和服务能力与农机服务经营者的收益直接相关的利益驱动机制, 因此, 在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中, 追求农机服务的高技术含量、优质高效的服务能力、高水平的经营管理和由此而带来的超额利润, 便会成为农机经营者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不懈努力奋斗的目标, 从而形成农业技术进步的自我激励机制和现代化农业生产管理机制。
3. 形成了延长技术服务产业链和农业产业链的利益驱动机制。经营主体不断挖掘资本技术潜力, 向服务的产前、产后领域延伸, 向其它经济作物的生产领域和机械化服务延伸, 甚至向农业的产品加工领域延伸。如邹平县九户农机服务合作社, 率先引进马铃薯播种、打药、杀秧、收获机械, 提供马铃薯生产机械化服务;购进4台灭茬播种机, 提供能减少虫害的先进技术服务。日照茂宽合作社不仅把生资供应等产前服务纳入到合作社来, 还准备开展粮食烘干和初加工。如果政策引导得好, 这些合作社应当在不久的将来, 成为农业产业一体化的重要组织载体。
4. 优化了各种管理交易机制, 减少了政府、部门及龙头企业与小农户的交易成本。由于农机服务组织对技术进步存在内在的利益驱动机制, 因此, 政府及技术推广部门在政策引导和推广新技术方面, 比直接面对小农户要容易得多, 近年来, 许多现代农业节本增效技术示范工程项目、良种繁育项目等, 都直接放在了农机服务合作社,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另外, 由于农机服务经营者是以机械化技术装备为手段进行现代化农业生产, 因此, 在什么地区、用什么种子, 施什么肥料、施多少肥料, 在什么时间施什么农药、施多少农药, 什么时间收获和怎样收获 (如有些产品要严格防止品种混杂) 等等, 都可以按标准要求得以实施和掌握, 可为粮企和龙头企业提供标准化生产的大批量的优质农产品, 减少其与农户的交易成本。前述的九户农机服务合作社, 前不久刚与国营粮库签订合同, 把合作社全托管的土地收获的成批优质小麦, 直接送入其新上马的粮食烘干塔, 而后, 以高出普通小麦的价格收购, 农民可直接去粮库取钱。形成了经济社会效益良性增长的循环机制。
(三) 完善了农村双层经营体制
1. 按市场机制做实了农业生产技术服务, 为各种层次、各种水平的村集体提供其需要的生产服务。解除了村集体自备农业机械装备的后顾之忧, 村委会只要一纸合同, 就可以把村民种地的事, 托付给农机服务合作社。
2. 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提高效益, 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农村社会福利的提高, 提供经济支撑。章丘市辛寨镇为民农机服务合作社, 通过为本镇7个村的粮食合作社的4000多亩流转的耕地, 提供“全托管”式服务, 取得了规模效益, 达到了农民、合作社、农村集体三方共赢的结果:农民由每年责任田交集体200~300元/亩, 变为净收入1000元/亩年;合作社以600元/亩年的价格, 得到了4000亩流转土地的经营权, 村集体得到了比原来多两倍多的承包金, 年收入60万元, 可为农民提供其它社会福利性服务。
3. 直接为农村社区建设发挥促进作用。农机专业合作社不仅可以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还能够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保障。潍坊市近几年稳步开展农机服务进农村小区的工作, 目前已经在投入运转的773个小区中进入1/4。其中, 诸城市在40个中心农村小区中设立了农机服务窗口, 基本覆盖了204个农村小区的农机服务范围。这将有效解决农民进新居后出现的种地难, 粮食、农机具存放难、沼气使用难等一系列难题, 全方位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
三、创新的重大贡献
这种农民主创, 市场与政策引导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 以农机服务主体+ (大中小) 农户、家庭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经营模式, 以“明确产权, 模糊地界, 多数人做地主, 少数人种田”的社会化、规模化、现代化农业大生产为主要标志的新体制、新机制。既保持了家庭经营的制度优势, 又合理配置了生产要素;既坚守了公平, 又获得了效率;既不改变基本的土地产权结构, 又能够通过专业化的技术服务和产业化、合作化的制度载体, 整合小农经济, 以近乎于零的制度变迁成本, 形成了实际上的、并且可以打破社区界限的现代农业生产规模经济体制, 为进一步深入的土地制度和经济体制改革, 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与制度基础。
(一) 创新实现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1. 改变了传统分散的小农生产经营方式。
家庭经营可以是小农生产经营方式的, 也可以是现代化经营方式的。农机服务组织既能以技术资源整合小农经济, 形成实际上的区域农业规模经济, 又能够促进我国土地使用权的正常流转, 形成专业化、现代化家庭农场或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工、专业化使得农业机械化生产经营独立于农业经营体, 摆脱了小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羁绊, 要素配置优化, 生产效益明显高于小农户经营, 因此, 目前至少在商品粮基地和大面积抛荒土地的地区, 可逐渐通过合同、契约、价格浮动等手段, 在不改变土地产权的情况下, 实现连片种植, 甚至可以将土地使用权委托给中介 (如土地“银行”等) 、大户、或以股份合作等方式, 形成以农机服务产业主体为技术支撑的土地委托经营制、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农业规模经营体。届时, 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将逐渐被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所取代。
2. 改变了传统农业的耕作方式。
农机专业化服务, 不仅实现了现代化机械工程技术对人畜力和水土肥药的有效替代, 还实现了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对农户自耕自种小生产方式的替代, 许多地方, 农户只需要签订一个契约或协议, 甚至只需一个电话, 就能够得到优质、快捷、经济、高效的机械化生产服务。
3. 改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
农机服务产业主体使“耕者有其机”转变为“能者有其机”, 使村村、户户“大而全”、“小而全”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低水平重复的配置方式, 转变为按市场利益机制配置要素, 按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配置要素。而且, 由于这种分工、专业化和产业化所引发的组织与制度的创新, 会使这种优化配置由机械 (资本技术) 、劳动者、土地资源等要素, 快速波及到生物、化学技术、水资源、工商资本、金融等要素的优化配置。以上提到的日照的茂宽, 郯城的育新、恒丰, 邹平的九户等农机服务合作社, 已经初步做到了这一点, 土地“全托管”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市场也早已出现了带肥、带种、带水、代烘干、代卖粮、代加工等服务项目。
(二) 创新改变了传统农业的增长方式
农机专业化服务的实施, 不仅将改变农户只能在小规模土地上, 靠生物、化学技术和劳动密集 (还有机械的低效投入) , 在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下, 单纯追求土地产出率的增长方式, 还能够跨越西方发达国家单纯依靠土地、装备等生产要素量的扩张获取规模效益的粗放经营阶段, 直接进入靠市场优化配置要素, 靠分工、专业化、产业化、社会化等体制机制创新, 获得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技术进步、合理机制带来的集约化规模经济效益增长的内涵增长方式。
农机服务产业主体与小农户相比, 不仅有能力迅速吸纳现代农业生产的新技术, 而且, 利益驱动机制将不断推动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使被动缓慢靠经验传递的技术应用方式, 转变为主动快捷按市场规律运作的应用方式。这不仅可以大大加快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 还能够明显降低国家技术推广部门的推广成本、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成本, 等等。
农机专业化服务所产生的机群优化配置的可能性, 以及优化配置与利益最大化一致的利益驱动机制, 构成了对服务经营者不断增加资本技术投入的利益诱导, 在资本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他们已经学会通过合作或股份合作、集资、联保贷款等方式, 联合投资, 有偿使用资金, 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农户不会再把勒紧腰带省下的钱买小拖拉机、小农具了, 大多数村集体也在逐渐甩掉沉重的包袱, 不搞福利性投资, 他们已经和正在成为农机服务产业的投资者、利润和服务的分享者。同时, 因为这种服务产业主体的发育成长, 会使国家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扶持资金投入目标明确, 规模相对集中, 效率大幅度提高。
(三) 为农民无风险的转移提供了可能的技术制度保障
1. 土地产权归属不变, 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就不会改变。
而且由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实现, 农民用于土地的低水平重复投资会大大减少, 生产成本甚至因出租土地而变为零, 来自土地的收入会不断增加, 这些都为农民无风险的有序转移, 提供了持久的技术制度保证。近几年, 山东农民土地承包费金额从400、600、800元/亩一路飚升至1000元/亩, 郯城惠丰农机合作社今年与农民签订10年承租的合同, 约定付现金按1000元/亩, 付实物按300斤小麦和450斤稻谷, 5年不变, 第六年按实物当时的市场价格调整现金额。
2. 农民的有限资金会更多地转向投资回报率更高的经营领域和城镇建设。
从而加快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 增加就业, 增加收入, 逐步形成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
3. 农机服务产业发展本身, 也可为农民提供可观的就业机会。
除了农机服务产业自身的发展能够使山东72万个农机作业专业户, 60%以上的收入来自为农户提供农机技术服务以外, 还可以拉动制造业, 带动起维修、安全保险、中介服务等相关服务产业。
生产经营体制 篇10
关键词：生产经营体制,市场模式,农田水利设施
一、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了细碎化的农业经营方式, 不仅增加了农业基础设施服务的供给成本, 也与统一的农产品市场需求相悖, 使农业生产经营不能适应社会化大市场的需要。分散的农业经营方式增加了生产成本, 直接导致了我国农地抛荒现象日益严重, 解决“谁来种田”成为当前农业生产的基础问题。在这种形势下, 创新生产经营体制便成为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 因此农业生产经营创新需要建立在土地产权制度基础之上。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 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是带动农民进入市场、应用农业科技、优化农业结构和扩大经营规模的重要举措。
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的要旨是将其融入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 而其前提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整合分散经营的土地, 实现与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农产品市场的对接。2013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 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未来的发展趋势上看, 通过土地流转的方法实现耕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形式, 它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同时还可以实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促进城镇化进程。但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机制有较大的影响, 需要创新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运营机制。
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影响
(一) 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与能力提高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本质上是发展适度规模的农业生产, 它是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将细碎的土地耕作模式转变为具有适度规模的生产模式, 形成农业生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经营组织。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可以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 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农田水利设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资源, 为确保农业生产经济效益, 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就会加强。此外, 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能够促进农业产业的强大, 使经营者积累更多的资本;组织的创新还可以将社会资本引入农业生产, 与分散经营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比, 经营主体拥有更多的资金保障和人力支持, 可以建立与农田水利的战略合作关系, 衍生出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单位与产业, 增强其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能力。
(二) 减少了农业经营者与水利单位的交易费用
以农业生产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生产经营主体成立以后, 可以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 将细碎的土地整合起来, 通过组织的扩张, 借助于组织对市场的替代, 变市场交易为组织内的交易, 减少了交易费用, 避免了农田灌溉利益的纠纷。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还能够培育一批具有市场运作能力的经营者, 在农田灌溉中, 经营者可以利用规模效应, 建立与供水单位的直接交易渠道, 减少政府和其他中介组织的参与, 实现交易成本的下降。
(三) 降低了农田灌溉成本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形成土地的适度集中。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可以实现与农田水利灌溉的对接, 有利于选择适合自然特点和农业种植的农田灌溉方式。农业生产经营者如果自建农田水利设施, 如建设水井、池塘, 则可以通过集中灌溉, 提高水源的使用效率, 降低单位灌溉成本;如果选择使用社会供水系统, 如向水库等供水单位购买水, 由于土地的适度集中, 经营者为了节约用水, 会修建和维护灌溉系统的终端沟渠, 可以避免水资源的流失, 而且减少了灌溉渠道,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田灌溉的经济外部性, 这些都将降低农田灌溉成本。
三、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机制的创新
(一) 加快农田水利交易的市场化改造
伴随着市场机制下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 传统的政府主导下农田水利建设模式也必将发生转变, 取而代之的将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下的农田水利建设模式。在该模式下, 需要培育具有市场经营能力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 形成合理的市场定价机制, 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为此, 需要将一些具有商业价值的水库、塘堰和湖泊等设施通过经营改制, 利用承包等经营方式, 将其培育成为农田水利市场供给方, 组建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田灌溉公司, 开发适合农田灌溉的交易渠道和平台, 并引导农业生产经营者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进行农田灌溉。鉴于农田水利设施具有形成垄断的条件, 而且因为自然环境、农业种植因素, 其价格机制极为脆弱, 为确保农业生产, 需要建立确保粮食安全和体现水资源价值的政府主导型定价机制。而作为水利主管部门, 不再从事具体的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责任, 只须负责大型水利设施、水网、渠道等设施的建设管理, 而且在相对农田灌溉中还可以发挥市场监管作用, 制订农田灌溉指导价格, 维护市场公平交易。
(二)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在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下, 以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经营者通过土地的适度集中, 利用土地、人力和机械等资源的规模利用优势, 可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率, 由于经营者参与农田水利设施的能力增强, 也有意愿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确保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还需要引导社会资源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以弥补政府投资的不足和效率的低下。针对农业生产和自然环境特点, 对于水库和大中型湖、塘、堰等设施, 可以吸引具有建设能力和经营能力的单位参与承包建设;对于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地区, 可以建立专业的打井引水公司、农田灌溉公司等, 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农田灌溉服务;为形成有效的农田水利市场, 还可以组建专业的农田灌溉中介组织, 建立供水单位与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联系, 活跃农田灌溉市场, 提高灌溉效率。
(三) 建设适合规模农业生产的农田水利设施系统
农田水利与其他基础设施不同, 由于水权无法在经营者之间实现清晰的分割, 导致经济外部性产生。创新了农业生产经营机制以后, 可以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 实现土地的适度集中, 与细碎的家庭承包土地制相比,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田灌溉成本。土地适度集中方式下的农业规模生产对农田水利设施要求不同, 它要求对农田灌溉水利系统进行重新规划, 使其适合农业生产的需求;而从另一方面讲, 完善的农田水利也有利于促进土地的流转, 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生产, 从某种程度上讲, 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系统是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机制的前提。为适合规模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政府可以通过农田水利设施系统的改造, 如建设直接通往经营者承包土地的渠道, 或布置适合土地规模经营的灌溉水网, 降低农业经营者的灌溉成本;而在土地承包范围内, 经营者可以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 设计与建设灌溉沟渠, 提高农田灌溉效率, 确保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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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体制就是解放教育生产力 篇11
2012年2月，由咸宁市委副秘书长调任咸宁市教育局局长的李旭东，保持着他一贯低调的风格，他自称“到教育局时间不长，对教育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对政策的把握也不够准确”，而多次推迟采访时间。“管理就是服务，治理需要创新。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活区域教育资源，解放教育生产力。”5月上旬，李旭东在会议间隙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从“治理”的高度和“创新”的角度，解析了咸宁教育发展的策略和动力。
创新教育优先发展机制，不断加大教育整体发展动力
“办人民满意教育，是责任政府、良心政府、为民政府的应有之义。”2013年4月，在全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推进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丁小强的话掷地有声。
李旭东说，近五年来，教育工作都被列入咸宁市政府年度“十件实事”之一，不仅如此，市政府定期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教育改革发展工作。每年，市委书记任振鹤、市长丁小强等市委、市政府领导多次主持召开专题议教会议，深入基层学校调研，对教育发展提出明确意见和要求。
“教育发展，规划先行。”李旭东说，去年咸宁市编制出台了《咸宁市城区教育设施专项规划（2013-2030年）》、《咸宁市农村义务教育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2013-2015年）》和《咸宁市温泉中学和实验小学校园布局规划》。
“规划充分体现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城市建设等其他规划必须服从服务于教育发展规划。”李旭东自豪地说，这三个规划的规格非常高，市委、市政府多次讨论，几易其稿，最后提交到市人大进行表决。
几年来，在管理机制的“调控”下，咸宁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落实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政策。2013年，市直投入2833万元，完成咸宁市温泉中学和实验小学建设项目18个，新建校舍5300平方米，改扩建校舍3050平方米，改扩建运动场21500平方米，添置课桌凳1000套，添置教学仪器设备1309台套，配备教室空调230台；全市累计投入7.22亿元，各县市区大力实施学校标准化建设，政策、资金、项目等一律向农村和薄弱学校倾斜，不断缩小区域、城乡和校际办学条件上的差距。
“教育管理体制的创新，让全市教育优先协调发展有了制度和机制保障。”李旭东说，义务教育重点是改造升级，今年实现县域基本均衡目标；学前教育，启动并按计划推进“第二轮行动计划”；普通高中，市政府决定一次性化解6000万元的债务，下一步继续深化课程改革；投入5.6亿元的职教园区已建成，未来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谋求内涵式特色发展。
创新教育均衡发展机制，不断提高教育整体发展实力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促进教育
公平既是党委政府的承诺和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李旭东不仅擅长通过制度机制创新，牢牢抓住教育发展的“牛鼻子”，而且善于争取政策，借势发展。
2013年初，按照布局规划，在咸宁城区兴建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被列入市政府“十件实事”之一。为此，市教育局组建工作专班，由一名副县级领导挂帅，第一时间完成了校内主干道硬化、三通一平、地下管网铺设等工程，去年年底学校各主体工程同时开工，计划今秋开始招生。
三年前，每逢秋季招生时节，像应对突发事件一样，市教育局都要制订工作预案，以应对城区入学难入园难问题。原因何在？李旭东说，一是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咸宁城区教育资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二是随着社会发展，家长和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愈来愈大。
李旭东认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城区的主要任务是推进义务教育扩容工程，县市区则主要是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此，市教育局从机制创新入手，不断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
一是三年在城区兴建二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可提供6000个义务教育学位，其中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已投入使用；二是加大对全市中小学的督导评估力度，督政策落实，督规范办学和内涵式发展；三是全面建立义务教育学校教师补充机制，各县市区积极落实“国标、省考、县聘、校用”的教师准入和管理制度，两年共招录1248名新机制教师，已初步化解薄弱学校或薄弱学科教师紧缺问题；四是在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的同时，职称评定、评先表模、教师培训等一律向农村教师倾斜；五是加大城乡教师交流力度，大力实施“启明星计划”，推动城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六是在推进“周转房”建设的同时，市区、通山县等积极探索“教师安居工程”模式，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
近几年来，咸宁市创新工作思路，一切从实际出发力推教育公平。一是严格执行国家资助政策，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资助体系。截至今年全市享受各类资助学生达53万多人，资助金额64883万元。二是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留守儿童、随迁人员子女工作网络。嘉鱼县组织开展“为留守儿童过生日”、“爱心一对一帮扶”等活动。崇阳县建立三级留守、流动儿童托管机构，托管留守、流动儿童1.5万余人。赤壁市落实留守学生档案登记管理制度、留守学生监护人制度、留守学生结对帮扶制度、留守学生寄宿制度，举办“五点半学校”。三是全面提升学校后勤保障水平。通山、崇阳、通城三县争取实施省营养改善计划学校397所，受惠学生近15万人。2013年，咸宁市启动“希望厨房项目”，筹集善款700万元，建设希望厨房300个，实现幕阜山区（通城县、崇阳县、通山县）所有符合援建条件的农村寄宿学校和咸安区部分学校“希望厨房”全覆盖。
李旭东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努力，咸宁市城区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的矛盾得到大大缓解，各县市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也跨上新台阶。2013年9月，赤壁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顺利通过教育部验收，并获得评估组的高度评价；去年12月，嘉鱼、崇阳高分通过省政府义务教育督导评估验收；通山、咸安、通城正按规划要求，抓紧推进各项工作，计划今年通过省督导评估验收。
创新教育优质发展机制，不断提高教育整体发展活力
去年湖北省被确定为全国教育信息化试点省后，李旭东积极争取省教育厅和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开始了推进教育信息化的积极探索。坚定的信心来源于他深信：在信息时代已经来临的今天，教育发展的活力离不开信息化，要以信息化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化和教育治理的现代化。
一是完成了《咸宁市教育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案》，并通过省专家组的审定。二是积极寻求与高校的合作。崇阳县与华中师范大学开展合作，建起全国第一个现代化的教师教育区域性数字化学习港；开通可视教室，与华师和华师一附中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咸安区与高校合作，在教学点开展信息化教学试点，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三是以咸宁市政府名义向省教育厅申报参加教育信息化试点。通山县已在黄沙镇开展“专递课堂”试点，把过去的“联校走教”发展成“联校网教”，目前已初见成效。
如何推进全市的教育信息化工程？“重在一个‘用字，简便才能普及，普及才有实效。”李旭东用四个字概括出咸宁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工作思路：“通”（信息资源通到学校，学校有设施设备，信息化网络畅通），“联”（城区学校和教学点通过网络联起来，形成一条教育信息环路），“用”（通过多轮多层次培训，让教师会用、爱用），“优”（技术操作简便，方便实用，让城乡师生都可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长期在党政部门任职、善于学习反思的李旭东，擅长于从制度机制等源头上寻求教育的治理之策。近一个小时的畅谈，他对咸宁教育的感情与信心溢于言表。“机会、起点等层面的教育公平已基本解决，我们正在组织力量建立完善素质教育评价标准体系，要通过创新评价机制，引领教育优质发展。”
生产经营体制 篇12
关键词：农经工作,总结,部署
一、2009年我省农经工作的总结
2009年, 全省农经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农经部门的具体指导下, 经过全省农经系统广大干部的奋发努力, 全面完成了农经各项工作责任制目标, 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和谐稳定做出了显著成绩。
(一) 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快速发展。据省工商局统计, 截至2009年12月底, 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数已达23777个, 比去年底增加11005家, 增长86%, 超额完成去年初农业厅订的目标任务8005个, 超额完成267%, 合作社成员数达48.7万户, 带动农户159万户, 占全省农户总数的31%, 发展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合作社成员人均纯收入5738元, 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244元高1494元, 高出35%。这项工作受到了农业部的充分肯定。农业部去年9月在我省召开了带有现场会性质的示范项目工作会议, 我省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去年11月在农业部召开的全国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座谈会上我省又做了典型发言, 介绍了发展合作社的先进经验, 《农民日报》2009年11月24日予以全文登载。
1.加大了资金扶持力度。去年我省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专项资金由上年1000万元增加到1400万元。为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 在这项资金的安排使用上除安排少数的培训经费外, 省厅集中资金在全省培育扶持了292个示范社。另外, 省财政还专项安排农机专业合作社扶持资金1000万元, 扶持了一批农机专业合作社。晋城市以晋市开发办[2009]10号文件, 向全市16个贫困村的1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下拨扶贫项目资金165万元, 首开全省扶贫项目由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实施之先河。
2.开展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行动。6月19日, 农业厅专门下发了《关于开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行动的意见》, 制定了具体的评选标准和办法, 经市、县逐级推荐, 农业厅认真筛选, 确定了300个经营规模大、服务能力强、产品质量优、民主管理好、发展潜力大的合作社, 作为省级示范社, 12月16日由厅统一命名并进行统一授牌, 真正起到了典型引路的作用。晋中市以市政发[2009]96号文件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意见》, 对2009—2011年全市三年建设2000个高标准规范化合作社做出规划并提出具体的扶持政策。朔州市命名表彰了60个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运城市永济市、长治市武乡县等县 (市) 都开展了示范社建设行动, 树立了十佳示范社。
3.加强培训, 努力提高合作社人员素质。去年以来, 省、市、县各级都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培训班, 对合作社带头人、财会人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 培训合作社带头人和财会人员近万人。
4.具体承办了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项目工作会。这次会议去年9月4—5日在我省召开, 农业部有关司局和各省市的代表共18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为筹办这次会议, 省厅前后用40天时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会议受到了农业部领导和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普遍认为开的圆满成功。
(二) 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引导农户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发展规模经营, 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省厅代省政府起草了《关于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引导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为推进《意见》的出台, 省厅一是组织了省内外调研。在深入我省各地进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又先后对重庆、安徽、贵州的土地流转市场进行了考察, 对新疆、河北、浙江、湖南等省推进土地流转的具体做法、出台的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学习研究。二是6月11日组织召开了全省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研讨会。各市农业 (农经) 局长、部分县、乡、村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对省厅起草的《关于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引导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进行了研讨, 新绛县、永济北梯葡萄合作社理事长、繁峙县郝家湾村村委主任介绍了土地流转的具体做法和经验。通过研讨, 进一步完善了《意见》内容。三是征求了省直11个厅局的意见。
从目前我省的土地流转情况看, 各地已把促进土地流转列入了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强化了对这项工作的引导和服务。运城市、长治市以市委办、政府办的名义下发了文件。运城市委还在新绛召开了由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全市推进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现场会。目前, 我省土地流转规模呈扩大趋势, 全省土地流转面积30×104 hm2, 占到全省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10%, 比去年增长7%;其中形成集中连片规模经营的达10×104hm2, 占全省流转面积的33%。全省已建立了土地流转规模经营试点14个。运城新绛、万荣、晋中寿阳、太谷、临汾襄汾、太原清徐六县36个乡 (镇) 已挂牌成立了县、乡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庭。朔州市以朔政办发[2009]120号文件下发了《关于印发朔州市学习宣传和贯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实施方案的通知》, 并成立了朔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指导组, 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局经管办。
(三) 农村财务管理制度全面建立。去年以来, 经过各级的努力工作, 全省已普遍建立起以农村会计委托代理为核心的农村财务管理制度。农村财务“村级联签公开、乡级审核服务、县级指导监督”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基本形成。据统计, 截至12月底, 全省1291个乡 (镇) 已全部推行了农村会计委托代理制, 全省28238个行政村中有27969个村推行了委托代理制, 占行政村总数的99%。有22944个村已按有关规定实施了财务支出审批单, 占行政村总数的81.1%。
1.加大了督查检查的力度。为促进农村会计委托代理制的全面推行, 5月份省厅联合省农廉办, 组成3个联合督查组对11个市推行情况进行了督查, 并将督查情况在全省进行了通报, 进一步引起了市、县领导的高度重视, 有力地促进了这项工作的进展。大同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以同办发[2009]20号文件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行农村会计委托代理制的实施意见》, 忻州市制定了《关于对违反农村财务管理行为实施责任追究的办法》。此外省市两级农经部门还经常不定期地深入乡村进行检查指导, 抓重点克难点, 加快了工作进度, 提高了运行质量。
2.建立了双月报送制度。为了及时掌握各地的推行情况, 省厅对各市建立了定期双月报送制度, 双月底分别对各地的推广情况进行汇总分析, 并有重点地对推进工作不力的县、市进行了重点督查, 既掌握了全面进展情况, 又克服了工作难点, 推进了工作。
3.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指导。在认真总结各地先进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农业厅及时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农村会计委托代理工作的通知》 (晋农经发[2009]9号) , 进一步明确了推行农村会计委托代理制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代理内容、运行机制, 完善了县、乡、村各级的职责和相关制度, 有效促进了我省农村会计委托代理制度的全面推行和规范运行。
4.强化了业务培训。为了规范推行农村会计委托代理工作, 7月份, 省厅组织了由各市及推广进度慢的吕梁、大同、忻州、长治四市各县及重点乡 (镇) 的人员参加的培训班, 对业务工作进行了系统的培训辅导。培训期间, 永济、新绛、陵川、长治县西火镇分别作了典型发言, 大家进一步统一了思想, 提高了认识, 增进了全面推行这项工作的责任感。
5.加大了财政扶持力度。去年农业厅专门安排300万元作为推行农村会计委托代理工作的专项经费, 集中扶持了24个农村会计电算化重点县和14个规范化示范县。省厅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推行农村会计委托代理制度及电算化补助经费使用管理的通知》, 明确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并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通过项目扶持, 调动了基层工作的积极性, 解决了部分贫困乡 (镇) 的电算化设备, 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此外, 市、县也加大了投入。新绛县投资50万元建起了以农村会计委托代理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信息网, 覆盖了农村16项业务;万荣县投资105万元, 实现了农经管理信息化;临县投资68万元建起了全县的农村会计局域网;武乡县财政拔出60万元专项资金, 用于全县会计委托代理和电算化推进工作的实施。
(四)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长效机制得到巩固
1.与省纠风办、省财政厅、省物价局、省法制办、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转发<农业部、国务院纠风办、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法制办、教育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做好2009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晋农经发[2009]5号) , 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具体的贯彻意见, 对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进行了认真的部署。
2.按照农业部的要求, 组织各市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开展了治理向农民专业合作社乱收费工作。省负担监管办到长治市、晋城市4个县的11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专项检查, 发现和纠正了一批乱收费项目, 目前正在与物价局协调准备取消一些不合理收费项目。
3.规范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行为。今年以来, 省负担监督办积极配合省财政厅扩大推行“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范围, 由原来的祁县、应县两个试点县, 扩大到广灵县、武乡县、方山县、阳曲县等11个试点县, 为保证“一事一议”的有序进行, 财政厅与农业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山西省扩大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晋财农改[2009]20号) , 进一步规范了开展程序标准等。截至12月底, 全省共7529个行政村开展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工作, 占全省农村总数的27%, 筹资3686.48万元, 人均1.56元, 筹劳728.8个, 劳均0.3个, 以资代劳工数52万个, 以资代劳金额240万元。另外, 省负担监管办按照《山西省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实施办法》 (晋办发[2007]129号) 文件精神, 积极争取财政资金统一印制了村民一事一议专用票据8.5万本, 现正在陆续免费发放给村级使用。
4.会同省财政、新闻出版局等单位对村级订阅报刊限额制标准进行了修订, 规范村级组织的报刊订阅工作, 遏制报刊发行征订中的乱摊派, 努力减轻村级组织负担。
(五) 农民收入预测和农村经济运行分析有序进行。今年虽然自然灾害和全球金融危机对我省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冲击, 但由于国家“保增长、促内需”政策的拉动, 继续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 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千方百计扩大农民工再就业, 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继续保持了稳定发展态势, 预计全年农民人均收入可达4244元, 比上年增加147元, 虽然难以达到年初预定增长9%的目标, 但仍然增长3.6%,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六) 农经基层队伍建设取得了新的成绩。2009年各市、县积极贯彻落实永济会议精神, 加强农经队伍建设。大同市会计辅导站以市委市政府文件下文要求各县建立以会计委托代理中心、招投标中心和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三位一体的农村“三资”管理中心, 明确了农村会计委托代理中心为全额事业单位, 人员编制5—7人, 并要求各级政府解决好必要的办公经费、办公场所。柳林县招聘农经人员35名, 长治县招聘28名专业人员充实到了11个乡镇农村会计服务中心, 录用人员工资经费由县财政预算负担, 人员由县农经局统一调配管理。长治、吕梁、运城三市及所属13个县的农经人员实现了参公, 晋中、大同正在积极申报中。
二、2010年我省农经工作的部署
根据今年中央1号文件、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和全省农业工作会议安排, 2010年我省农经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2010年中央1号文件、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和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精神, 以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主线, 以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 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求真务实, 开拓创新, 砥砺奋进, 努力拼搏, 认真做好各项农经工作, 为我省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体制支撑和机制活力。
(一)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1.确保农村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没有落实二轮承包政策的村2010年底前要做到承包地块、面积、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四到户”, 夯实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基础。多留机动地和机动地发包不规范的, 按照晋政办发[2004]62号文件要求, 清理和整顿机动地, 规范机动地的发包程序和承包费的使用范围。切实加强农村土地承包档案管理, 推进土地承包档案管理信息化。
2.积极争取加入农业部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范围, 一些条件成熟的市可以参照外省经验先行试点, 逐步建立健全我省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
3.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健全流转市场, 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 在农户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认真贯彻落实土地流转的法律政策规定, 今年力争全省50%的县、乡建立土地流转服务组织, 为农民搭建公开、公平、规范、有序的土地流转交易平台, 力争全省土地流转面积达到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15%以上, 集中连片的规模经营面积达到133.33×104 hm2 (200万亩) 以上。尽快争取以省政府名义出台《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引导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并适时召开全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场会。
4.抓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贯彻实施工作。加快构建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体系。2010年争取所有县 (市、区) 设立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庭, 50%以上的乡 (镇) 设立土地承包纠纷调解庭。
5.加强仲裁员业务培训。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示范章程》等为培训内容, 努力提高仲裁人员的业务素质, 变信访为仲裁, 依法开展调解仲裁工作, 把纠纷解决在当地,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二) 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培育现代农业经营组织。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要按照“大力发展、规范运行、强化服务、提高质量”的工作思路, 抓好以下七项工作:
1.按照中央1号文件关于“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要求, 在2—3年内组织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行政村全覆盖工程。今年上半年各市、县要认真核实没有合作社的村, 制定全覆盖计划上报省农业厅经管局。省厅总的要求是, 今年全省合作社在行政村的覆盖面要达到70%, 2011年达到80%, 2012年达到100%。今年太原、晋中两市要力争实现全覆盖, 2011年长治、运城两市实现全覆盖, 2012年其余市实现全覆盖, 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数量继续保持全国的领先水平。
2.按照中央1号文件关于“深入推进示范社建设行动”的要求, 认真组织开展全省“358”示范社建设行动。即:省、市、县三级每年分别建设300个、500个 (除阳泉20个、朔州、晋城各40个外, 其余每个市50个) 、800个 (除不够30个行政村的县外, 其余每个县10个) 省、市、县级示范社。各市、县 (市、区) 务必在今年10月底前以市委农工办或市农委名义对市、县示范社统一发文、统一命名、统一授牌。通过培育扶持, 在全省建成一批经营规模大、服务能力强、产品质量优、民主管理好、经济效益高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使之成为我省各个主导产业中率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
3.加强培训指导。要按照“分类指导、注重实效”的原则, 省、市、县三级都要通过举办培训班等多种形式, 广泛开展面向以理事长为主的经营管理人才、以会计为主的理财能手、以专业技术为主的种养能人、以经管干部为主的县乡业务辅导员的培训, 要在全省上下组织万人培训活动。通过培训, 提高合作社人员素质, 指导合作社进行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规范化管理。
4.开展农村资金互助社试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培育农村资金互助社, 支持有条件的合作社兴办农村资金互助社”。各市今年一是要选择一批规模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开展信用合作;二是晋中、运城、长治三市要争取银监会的支持, 每个市争取建立一个农村资金互助社;三是省厅要争取与工商局联合出台《农村资金互助社登记办法》。
5.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范围和类型。各市要按照今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要求, 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办农产品加工企业, 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逐步从服务型向实体型转变。支持林农专业合作社和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开展建立同类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试点工作。
6.省厅要积极与省工商局联系与沟通, 争取今年出台我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办法》, 推动土地流转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与省信用社加强协调, 争取出台我省农村土地产权担保办法。
7.按照中央1号文件要求, 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创新, 大力推广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党组织的做法。
(三) 加强农村财务管理, 开展农村集体产权改革试点
1.全面规范农村会计委托代理工作。去年, 全省已普遍推行了农村会计委托代理制度。今年所有乡 (镇) 农村会计委托代理中心都要挂乡 (镇) 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牌子, 两位一体, 合署办公。在乡 (镇) 机构改革中争取理顺委托代理中心的机构设置, 稳定人员, 保障运行经费。要全面培训乡 (镇) 农村会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财务人员, 努力提高财会人员素质, 促进农村会计委托代理的规范运行。
2.大力推进农村会计电算化。今年各地要在巩固全面推行委托代理的基础上, 大力推进农村会计电算化, 按照省里的布置安排, 使用统一的“三资”管理软件, 运用信息化手段指导、监督农村财务管理、资产资源的处置发包, 要完善相关制度, 拓宽服务内容, 提高代理服务质量。
3.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要充分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资金、资产、资源占有、使用、收益和分配的知情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 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强化农村财务公开工作, 充实公开内容, 完善公开程序, 做到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尽快与省农廉办联合出台《山西省关于加强农村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的意见》, 并争取年内出台《关于违反农村资金、资产、资源管理规定处罚办法》。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借鉴外省先进经验, 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4.强化农村审计监督。县级农经部门要围绕农村会计委托代理的规范运行, 强化对农村财务的审计监督, 重点做好村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村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支农惠农政策资金、土地补偿费、新农村建设专项投资审计以及农民负担专项审计。
5.按照今年中央1号文件精神, 积极配合教育部门开展农村义务教育历史债务的清理化解, 推进其他公益性村级债务清理化解试点, 防止发生新的村级债务。
(四) 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 努力构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长效机制
1.继续加强组织领导, 保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的整体合力不减弱, 领导责任不放松, 高压态势不改变, 坚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常抓不懈。
2.深入开展对中小学生收费、农民建房乱收费、向村级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乱摊派乱收费、修建通村公路乱集资、抵扣挪用惠农补贴资金等问题的专项治理。尽快与省财政厅、物价局、工商局、纠风办联合出台《关于取消部分向农民专业合作社收费项目的通知》, 切实减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
3.坚持政府引导、分级负责、农民自愿、上限控制、财政补助的原则, 探索建立新形势下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有效机制。要加强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管理, 充分发挥农经部门的作用, 加强对村级“一事一议”组织实施的指导, 进一步规范议事程序, 力求达到有事能议、议事能决、决事能行。积极配合省财政抓好“一事一议”奖补试点, 认真总结经验, 力争扩大我省“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范围, 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开展“一事一议”的积极性, 不断改善自身生产生活条件, 促进农村公益事业发展。
4.继续坚持和完善涉农收费文件“审核制”、涉农收费价格“公示制”、农村订阅报刊“限额制”和涉及农民负担案 (事) 件责任追究制。
5.继续开展农民负担重点治理。今年要对农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反映的重点问题重点查处。通报几起加重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和截留、克扣支农惠农政策资金的案件, 切实树立起我们农民负担监管办的权威, 确保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制度落到实处。
(五) 加强农经统计预测工作, 提高农经统计质量。认真组织好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和农民收入情况的调查分析, 为领导决策提供准确依据, 确保今年农民收入增长9%目标的实现。
1.加强农民收入的调查分析工作。一是要组织农经统计人员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及时掌握和了解农村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二是要加强对农户收入的定点调查与典型调查。三是要加强同涉农有关部门特别是各级统计部门的联系与沟通, 多渠道了解信息, 认真分析交流影响我省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 及时为领导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确保今年增收目标的实现。
2.认真组织完成好农经统计报表。从今年开始增加农经业务季度报表。各级农经部门要严把数据审核关, 对季报、半年报、年报的各项数据要做到客观准确。今后农经业务的各项调查报告、总结数据的上报必须与季报、半年报、年报口径一致, 真实可靠。
3.要加强农经统计机构队伍建设。各市要充实统计人员, 加强业务培训, 努力提高统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对工作的责任感。
(六) 加强农经机构队伍的自身建设, 提高农经人员的素质。
1.各市、县在今年机构改革中, 要按照省政府《关于推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的实施意见》 (晋政发[2007]34号) 文件精神, 争取建立健全与新形势下农经工作相适应的农经机构队伍。各级农经机构要积极争取各级编办和人社部门批准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确保农经各项工作职能的履行。特别是在目前市、县机构改革之际, 一定要千方百计保留农经机构, 千方百计稳定农经队伍。
2.各级农经部门要加强系统之间的情况交流, 及时报送信息、反馈情况, 指导工作。各市每月必须至少上报省厅一次工作信息。今年上半年召开全省农经工作会议, 进一步统一全省农经干部的思想, 加强农经机构和队伍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