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集合理财

券商集合理财（通用5篇）

券商集合理财 篇1

摘要：券商集合理财是证券公司针对高端客户开发的理财服务创新产品, 经过了近三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证券市场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对其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进行研究有助于投资者判断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经理的资金运作能力和管理能力。论文采用实证的方法对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进行研究分析, 研究发现, 与以往对于基金的研究不同的是,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虽然没有较显著的选股能力, 但有着较突出的择时能力, 而且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与其业绩成正相关。

关键词：券商集合理财,选股,择时,TM-FF3,HM-FF3

自2005年3月首只集合理财产品广发理财2号面市以来, 券商集合理财经过了近三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证券市场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目前截止目前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累计已有46只, 目前正在运作的产品有30只, 投资类型包括股票型, 混合型, 债券型, 货币市场型和FOF, 总资产规模达到500亿。

国内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到底如何?本文将运用计量方法, 利用TM-FF3模型和HM-FF3模型对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进行实证分析, 从而对于券商集合理财产品整体的投资管理能力做评价分析。

国内外对于机构投资者的选股择时能力主要集中在对于公募基金的研究, 对于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研究很少, 但二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一致, 因此可以借用。

Jenson (1968, 1969) 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了反映基金选股能力的绝对指标[1]:Jenson指标。Jenson对1945-1964期间115只美国共同基金的资料所做的研究显示, 共同基金组合未能表现出优异的选股能力, 因此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在Jenson之后的绝大部分研究均表明, 平均而言, 积极管理型基金的表现不如被动指数组合的表现。

Viet和Cheney (1982) 通过估算牛市和熊市中系统性风险的变化来检验市场时机把握能力[2]。成功的市场时机把握策略会在牛市中提高贝塔值而在熊市中降低贝塔值, 因为牛市和熊市的定义不太好准确区分, 他们用了四种方法来进行分类, 同预期的一样, 检验结果对分类方法很敏感。很少有基金表现出这种能力, 倒是有73%的表现出了反向的市场时机把握能力。

Henriksson (1984) 采用HM模型[3], 选择了1968年至1980年间116个开放式基金的数据进行评价, 发现从整体上来看, 62%的基金表现出了负的市场时机选择能力。

Ferson和Schadt (1996) [4]在Treynor和Mazuy (1966) 及Merton和Henriksson (1981) 的经典市场时机把握能力评价模型基础上, 进行条件择时能力评估。然而, 他们发现检验的股票基金样本不大可能积极地预测市场时机。

Goetzmann, Ingersoll, Ivkovic (GII, 2000) 选择了558只基金在1988年1月至1998年3月间共123个月度收益作为样本[5], 利用HM, GII模型及基于FF3基础的改进模型, 对这些基金的市场时机把握能力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很少有基金在统计意义上表现出显著的市场时机把握能力。在他们的研究中, 还发现样本基金中23个资产配置型基金至多有2个表现出显著的时机把握能力。

王庆石等 (2001) 运用T-M模型与H-M模型[6], 对1999年7月14日到2000年7月14日优化指数基金普丰、基金兴和进行了时机选择能力的研究。结论表明:基金兴和成功地实现了市场时机的选择, 而基金普丰在市场时机选择方面较为欠缺。

刘霞 (2003) 用较早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10只封闭性基金作为分析样本[7], 样本区间为2002年5月27日至2002年12月6日, 共27周, 运用T-M模型对其择时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对这段时期的研究可以看出基金经理们在本轮下跌行情中是否具有明显的时机选择能力。研究结果表明, 样本基金都未能表现出显著的正的选股能力, 反而大部分都表现为负的选股能力, 这说明基金并没有优异的选股能力;而择时能力则全部为负, 并且一部分t检验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无论是选股还是择时能力, 基金均有待加强。

陈东平、卜宁 (2006) 选择了比较成熟的单因素T-M模型[8]、H-M模型和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 对2003年12月26日至2006年6月23日间121个交易周的20只开放式基金进行业绩评价, 考察证券投资基金能否在我国这种弱式有效的市场上表现出良好的选股与择时能力。结果表明, 除个别基金外, 我国开放式基金整体不具备择时能力;虽表现出一定的选股能力, 但并不显著。

总体而言, 国外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研究中, 无论是选股能力还是择时能力都没有表现出显著正向的能力。国内外对于基金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研究表明, 我国对选股择时能力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 无论是封闭式基金还是开放式基金, 整体上没有呈现出显著的选股能力, 也未表现出显著的择时能力。

1 研究方法及实证结果

1.1 样本选择

本文主要研究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 因此选择股票型或者混合型券商集合理财产品作为研究对象。截止目前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累计已有46只, 但其中属于股票型或者混合型的有24个, 考虑样本数据的规模, 本文选取了2007年前上市的八只非限定性券商理财产品作为研究对象, 见表1。

因为对于大多数券商理财产品来说, 投资经理进行有关市场风险方面决策的频率要低于1个月, 使用月度数据进行回归检验, 会产生向下误差, 即低估市场时机把握能力, 所以本文采用日收益率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时间范围为2007-03-09～2008-09-09。

为了分析实证结果, 我们采用了净值收益增长率、几何平均收益率、夏普比率分别从绝对收益和考虑风险后的收益对这8只产品业绩做评价, 从表2可以看出, 东方红2号, 海通稳健增值, 中信理财2号无论是绝对收益还是考虑风险后的收益都排在几个样本的前列。

1.2 模型确定

CAPM模型在解释横截面股票收益时并没有涵盖各类风险因素, 其有效性受到人们的质疑, 因此, 对于券商理财产品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的研究, 本文拟采用基于Fama和French三因素资产定价模型 (以下简称FF3模型) 的TM-FF3、HM-FF3模型进行分析, 选择诸多模型的主要目的在于相互印证结果的可靠性。

TM-FF3模型:

HM-FF3模型:

Rp, t:组合的收益率;

Rf, t:无风险收益率;

Rm, t:市场收益率;

SMBt:市场小盘股超过大盘股的收益;

HMLt:市场价值股超过成长股的收益;

α, β1, β2, β3, β4:回归系数。

我们都知道, 选股能力强意味着获得超额收益, 即实际的收益与期望收益率的差额, 对应于两个模型中α显著大于0;择时能力强意味着仓位的控制, 踏准市场的节奏, 市场多头时, 高β配置, 市场空头时, 低β配置, 在TM-FF3模型中对应着β2显著大于0, HM-FF3模型对应着β2-β1显著大于0。其中SMBt和HMLt分别表示Fama和French零成本投资组合中小盘股组合超过大盘股组合的收益和高账面值市值比 (B/P) 的股票组合 (即价值股) 超过低账面值市值比股票组合 (成长股) 的收益, 其实际意义在于, 假如券商理财产品在股票选择时表现出明显的偏好大盘股或小盘股倾向、或高B/P或低B/P倾向, 那么, 在进行模型检验时, 这种倾向可能反映出来, 如果其系数为正, 则意味了券商理财产品可能在利用这种股票特征获利, 表明券商理财产品具有一定的证券选择能力。

1.3 回归分析

实际研究过程中, 模型中的无风险收益率我们选取了本文选择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无风险收益率, 并按365d折算为日利率。在国外, 无风险收益率通常是用短期国债利率来代替, 期限最短的为30d期, 最长的为1a期, 并没有固定的期限。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相对较为完整的债券市场, 既有场内市场 (交易所市场) , 又有场外市场 (银行间市场和柜台市场) 但是, 由于几个国债市场处于分割状态, 缺乏统一, 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没有进行有效的连通, 导致不同市场上形成的利率存在背离。而且, 国债期限结构比较单一, 没有3个月、6个月、9个月的短期国债, 因此, 无法将国债利率作为无风险收益率。

券商理财产品的投资比例各不相同, 以光大阳光为例, 它的投资比例是0-90%的股票和基金;10-100%的债券 (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 , 其中至少10%为现金类资产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因此市场收益率不能选择100%的股市收益率, 本文构建了股票加债券的复合指数作为市场基准。股票市场基准选择中信标普A股综合指数, 一方面该指数覆盖面广, 涵盖了全部上市交易的A股股票;另一方面采用自由流通股本加权避免流通比例小的权重股带来的失真, 能够反映二级市场的股价真实走势。债券市场基准选择中信标普国债指数为基准。以光大阳光为例, 构建的复合指数为90%*中信标普A股综合指数+10%*中信标普国债指数。

对于TM-FF3模型和HM-FF3模型中的SMB和HML, SMB选择了申万大盘指数、申万小盘指数分别代表大盘股和小盘股, HML选择了申万高市净率指数、申万低市净率指数分别代表成长股和价值股。

选取的8只产品的收益率运用Eviews回归的结果如下:

结果显示, 选股能力方面, 均值分析表明券商理财产品整体的选股能力不是很突出, 广发理财3号和中信理财2号α显著大于0, 表明这两只产品的选股能力较强, 择时能力方面, 券商理财产品整体的择时能力较强, TM-FF3模型中的β2显著大于0, HM-FF3模型中β2-β1显著大于0, 其中东方红2号择时能力最强。实证结果也与券商理财产品的排名相一致, 选股能力较强或者择时能力较强的东方红2号, 广发理财3号和中信理财2号排名靠前, 海通稳健增值的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虽然不突出, 业绩排名靠前的原因是由于它的投资比例中权益类资产投资限额较低只有65%, 股票的低仓位使得其在08年的股市暴跌中表现突出。

选股能力之所以不突出, 原因在于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机构投资者成为市场的主力, 而国内机构者相互沟通密切, 投资标的大致雷同, 这就决定了选股方面不可能与市场整体有很大的差别, 与此同时, 券商的研究人力要普遍弱于基金, 资源也比基金匮乏, 选股能力不突出也就不奇怪了。但是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对股票的仓位没有严格的限制, 不象基金要求股票仓位不得低于60%, 仓位的灵活配置使得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具有较强的择时能力。

同时对于SMB和HML的回归分析表明, 在两个模型中, 券商理财产品的β3和β4都显著小于0, SMB是指市场小盘股超过大盘股的收益, β3<0, 意味着券商理财产品倾向于投资大盘股, 这与券商集合理财产品注重投资标的的流动性有关, 而且07年确实大盘股表现突出;HML是指市场价值股超过成长股的收益, β4<0, 意味着券商理财产品倾向于投资成长股, 这与券商集合理财产品投资经理普遍接受价值投资的理念有关。

2 结论

通过对国内发行时间较长的8只股票型或者混合型的券商集合理财产品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选股能力和择时能力对券商集合理财的业绩有很好的解释, 选股能力或者择时能力强的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其业绩往往比较好, 整体来槛,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选股能力一般, 这与他们的研究人力缺乏有关, 但我们欣喜地看到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择时能力较为突出, 这可能与他们规模较小, 仓位限制少, 资产配置灵活有关。从产品角度来槛, 实证的结果表明广发理财3号和中信理财2号的选股能力较强, 东方红2号的择时能力较突出, 这三个产品的业绩也位于前列。

参考文献

[1]Jensen M C.The performance of mutual funds in the period1945—1964.Journal of Finance, 1968;23:97—110

[2]Viet E T, Cheney J M.Are mutual funds market timers-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 1982; (8) :35—42

[3]Henriksson R D.Market timing and mutual fund performance: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ournal of Business, 1984;57:73—96

[4]Ferson W, Warther V.Evaluating fund performance in a dynamic market.Financial Analysis Jounral, 1996; (52) :20—28

[5]Goetzmann W N, Jonathan I Jr, Ivkovic Z.Monthly measurement of daily timers.Jounr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0; (35) :257—290

[6]王庆石, 肖俊喜.风险调整的投资组合绩效测度指标综合评价.世界经济, 2001; (10) :63—70

[7]刘霞.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价方法及实证分析.商业研究, 2004; (5) :48—51

[8]陈东平, 卜宁.我国开放式基金选股与择时能力的实证分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06;24 (5) :40—44

[9]柳钧腾, 樊锐.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研究.资本市场, 2008; (03) :88—91

[10]杨朝军.金融投资策略与风格.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券商集合理财路径初窥 篇2

伴随众多券商完成重组并东山再起，有理由预判券商集合理财将成为与基金理财、银行理财、信托产品鼎足而立的个人集合理财方式之一，寻求增值良机的投资者有必要首先了解当前我国券商集合理财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是由2006年7月25日颁布的《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细则》)加以界定的。

券商集合理财4大特征

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俗称券商集合理财，是指证券公司接受客户的委托，管理和处分委托人的财产，进行证券投资的行为。

理财资产第三方托管

受委托券商必须将委托资产交给商业银行等机构进行第三方托管，使委托资产在法律上、管理上与券商的自有资产相互分离，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资产安全。同时，券商发起设立集合理财计划，须分户管理，独立核算，使用专门的席位，透明地接受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各方的监管。

受委托券商或托管人因解散、被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时，理财资产不属于清算财产。不是券商集合理财自身承担的债务，不能对集合理财强制执行。

风险防范确保安全

《细则》要求券商指定专门部门(通常是投资管理部门)负责集合理财业务，并建立严格的业务防火墙制度，前台业务运作与后台管理支持应当分离；应当为每个集合理财计划建立独立完整的账户、核算、报告、审计和档案管理制度，同时明确券商必须建立严格的权限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明确投资主办人、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以及公司负责人的责任。

《细则》还要求，券商集合理财计划说明书和合同应当向客户明确揭示风险。受委托券商不能以任何方式，对投资者集合计划的收益或者损失赔偿作出承诺。

投资推广严格限制

《细则》明确规定，券商集合理财募集的人民币资金只能投资于境内发行的股票、债券、公募基金等，其又分为限定性集合理财计划和非限定性集合理财计划两种方式。限定性集合理财，要求主要用于投资各种债券、债券型基金，以及其他信用度高且流动性强的固定收益产品；投资于股票等权益类证券以及股票型基金的资产，不得超过该计划资产净值的20％，并须尽可能分散投资风险。非限定性集合理财的投资范围由合同约定，不受前款规定限制。两者的风险偏好和收益水平差异明显。经监管层批准后，券商还可设立集合理财计划在境内募集可自由兑换的外汇资金，在境外投资规定的金融产品。这为券商开展境外投资预留了空间。

《细则》规定，严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及其他公共媒体推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同时也明确券商可自行推广集合理财计划，也可委托其他券商、银行代理推广。

起点金额要求较低

券商集合理财属私募基金的范畴，但它的起点比一般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要低很多。限定性集合理财计划，最低资金起点不得少于5万元；非限定性集合理财计划，最低资金起点不得少于10万元。而国外的私募基金起点一般都在百万元以上。

券商集合理财Vs．基金理财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与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最为接近，二者在投资范围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目前已有5只券商集合理财产品主要配置于绩优基金。但两类产品也有着明显差异。

募集性质差异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定位为私募性质，不得公开营销和推介，而基金可以通过媒体公开发行和募集，是标准的公募化发行，因此基金的发行规模通常都要比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大。

流动性差异

现有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流动性比基金稍差，但正在不断向基金靠拢。开放式基金可以赎回，封闭式基金、ETF等可在证交所上市流通，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则必须在券商规定的有限时间内进行产品的申购和退出，如招商证券规定每3个月开放5个工作日，开放日投资者可以自由进出；长江证券和东方证券规定只能在认购期购买，并分别给出了每3个月开放5个工作日和1年后开放5个工作日的流动性安排。

预期收益率差异

理论上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均高于基金，但这在我国券商集合理财刚刚起步的背景下尚未得到体现。限定性集合理财产品的风险也低于多数基金产品。由于法律对券商集合理财业务的风险控制要求和规范更为严格，其管理风险和道德风险与基金产品的差距也进一步缩小。

券商集合理财Vs．银行理财

券商集合理财与银行理财的受委托机构分属不同行业，分业经营的现行市场结构决定了两种产品具有较大差异。

投资领域有别

按照规定，券商集合理财主要集中在资本市场投资，而银行人民币理财则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通过结构性存款以及购买相关低风险的金融产品，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原则上，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是严禁银行理财产品进入的。

收益承诺不同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投资者承诺或变相承诺保底收益，而银行理财产品可以在某些收益条款上有所承诺。如银行人民币理财计划可分为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和非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前者向客户承诺全部固定收益，或承诺最低收益、其他投资收益风险共担；后者也包括保本浮动收益和非保本浮动收益两种。对于风险厌恶型投资者而言，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可能更加适合，但收益水平也相应较低，一般年收益均在税后2％多一点。

流动性差距明显

券商集合理财的流动性相对银行理财要好很多。银行理财的重要不足在于几乎没有任何流动性安排，对于资金用途不确定的投资者不太适合。

券商集合理财vs．信托产品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产品，也是目前我国理财市场的一类重要产品，其发行主体为信托投资公司。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在法律框架、制度原理、操作流程及监管模式上都与之颇多相似，但依然有以下重要不同。

投资能力有别

专门从事证券投资的券商，在证券投资的人才质量、信息来源、研发力量、市场嗅觉、风险控制、市场判断、交易操作等诸多方面，均优于号称“金融超市”的信托公司。

进入门槛不同

近期信托产品市场供不应求，购买信托产品的最低起点也大多在20万元人民币以上，要比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5万元和10万元高出不少。

收益水平相仿

券商对集合理财产品的年收益率预测基本在5％～6％，而信托产品1～3年期的预期收益则基本为3．5％～5％，并多数伴之以超额分成的规定。从实际情况来看，信托产品的预期收益似乎保证性更强一些，而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收益则更加市场化。

券商集合理财 篇3

一、嘉信理财概况

嘉信理财集团 (Charles Schwab Corporation) , 也译为查尔斯·施瓦布集团, 是当今全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由查尔斯·施瓦布及其合伙人于1971年在美国旧金山成立, 目前主要为美国国内以及世界各地的独立投资者、独立经纪顾问以及公司退休与投资计划的企业提供证券经纪、银行、资产管理和相关的金融服务。截至2013年9月, 嘉信理财拥有活跃交易账户901万个, 且拥有130万个企业养老金账户和93万个银行账户, 掌管的资产总额高达2.14万亿美元, 其中股票资产总额达8307亿美元, 公司共有包括全职和兼职员工14000人。

二、嘉信理财成功之因

(一) 外部因素

1. 美国经济发展使得居民收入增加, 为嘉信理财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20世纪60年代以来, 美国经济进入了高度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加上互联网技术的新发展及现代企业组织的迅速崛起, 美国经济开始向信息化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变, 居民收入也由低于经济增速, 向高于经济增速转变。1935~1999年间, 美国的GDP由733亿美元上升为93535亿美元, 增长126.6倍, 个人收入由603亿美元上升为79108亿美元, 增长130.2倍。2000~2011年, 虽然美国个人收入和经济增速均有所放缓, 但仍保持同步增长, 个人收入年均名义增速为4.1%, 比GDP增速略高0.1个百分点。美国居民收入的增长, 使得越来越多的资金寻求投资渠道, 为嘉信理财等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2. 美国金融制度的变革, 为嘉信理财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大危机”后的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促进金融业的良性发展。Q条例的颁布;证券交易浮动佣金制的实施;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重新融合;以及各种金融宽松政策等等都为嘉信理财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Q条例规定美联储的会员银行不得为活期存款付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利率设定上限。Q条例的实施, 使资金从银行大量流向其他金融机构, 出现“脱媒”现象, 为证券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1975年美国国会通过《有价证券修正法案》废除固定的交易佣金制度, 实行浮动佣金制度。经纪人可以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设定手续费比率。当时默默无闻的嘉信理财正是借助这一良机实行折扣佣金而迅速崛起, 发展为美国最早的折扣佣金经纪商。

1994年《跨州银行法》规定银行持股公司从1995年10月起可以跨州收购银行。1997年6月起可以跨州兼并的形式开设分行。1999年11月12日, 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持续了66年的分业经营模式宣告结束。此举使美国的银行、保险和证券可以跨行业兼并, 为嘉信理财日后兼并收购并发展壮大奠定了制度基础。

3.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为嘉信理财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20世纪90年代, 美国科技政策的战略重点之一是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产业。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研发, 美国一方面大大强化了其在全球的科技竞争力, 使其成为其他国家科技发展的标杆。另一方面, 互联网信息技术深入地影响了各行各业, 部分勇于创新的传统金融企业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翅膀实现了腾飞, 嘉信理财就是其中之一。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降低了金融数据处理与金融通讯的成本, 使金融管理技术开发与金融信息传播的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 从而使嘉信理财的业务扩张能力大为增强, 可以进入原先不敢进入或无法进入的其他业务领域。

(二) 内部因素

1. 低廉的价格

1975年佣金自由化以来, 嘉信一直采用低佣金率的竞争策略, 1995年更是将传统交易和网上交易整合, 统一降低佣金率, 以此防止客户资产流失。单笔交易的佣金由1995年的73.11美元降至2010年的12.28美元, 佣金率1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11.21%, 降速快于整个行业 (同期行业佣金率年均降幅8.05%) 。

2. 优质的服务

无论是在初创期, 或是成功的跨入电子券商领域, 成立40多年的嘉信理财的核心经营理念都是“为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为实现这一理念, 创始人查尔斯·施瓦布从一开始就聘用深谙大型电脑运算的人员进行顾客资料分析, 以了解客户的需求, 并将分析资料提供给相关的客户服务人员与分行经理, 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嘉信理财还为客户提供便捷的交易方式, 除了网络或电话下单外, 公司还提供各种不同的交易管道。例如顾客可以在任何时间内致电到电话服务中心, 或直接走进任何一家查尔斯·施瓦布券商寻求服务。

3. 卓越的人才

嘉信理财创始人查尔斯·施瓦布, 精力充沛, 善于与人交往, 常常用与众不同思维方式进行思考, 能提出与众不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施瓦布的想象力强于普通人, 可以很轻易地把事物形象化, 并且一眼看到根本解决问题。施瓦布还勇于创新, 嘉信理财的几乎每一次创新, 都曾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或是没有必要的, 但结果证明施瓦布的选择是正确的, 有些甚至改变了整个华尔街的游戏规则。施瓦布认为成功的创新是最终能够得到客户认可的创新, 为取得客户信息反馈, 要时常与客户保持联系。至今施瓦布依然定期保持与客户交谈。

4. 先进的技术

嘉信理财一直比较关注新技术环境, 最早意识到先进的技术手段对自身业务开展的促进作用, 致力于成为拥有领先技术的行业领导者, 并适时地将新技术转化为新产品推向市场。1979年, 嘉信理财在业内首先投资建立了自动化交易和客户记录保持系统, 这使嘉信在折扣经纪领域成为领先者。90年代中期, 嘉信在业界率先对互联网在线交易系统进行投资以实现对中小零散客户进行大规模收编集成, 并成为最大的网上经纪商。除互联网外, 嘉信还建立了语音下单系统和呼叫中心, 这些高技术手段与传统营业点的人工服务相结合, 便于客户用任何方式进行交易, 同时降低了交易成本。

三、启示

(一) 以客户需求为核心

首先, 为各类客户提供差异化服务。嘉信理财把客户分为起步投资者、活跃投资者、富裕投资者和策划退休人士, 针对不同的投资人设计了不同的理财规划方案。对于起步投资者服务的重点为让每个投资新人更轻松地开始投资;活跃投资者则设立了“嘉信专业版”、“交易和电话通”及全新的掌上理财服务等。为富裕投资者提供的服务主要是财务顾问资料库、投资组合咨询和贵宾会服务;策划退休人士设计了“精明退休指南”、“退休策划工具”、“退休人士账户”等一系列服务项目, 帮助客户实际有效、按部就班地计算退休生活开支, 让客户可安心地享受退休生活。

其次, 监测客户满意程度并与奖励制度挂钩。嘉信理财利用其监控和反馈系统来掌握客户的需求, 并按照客户的满意度和客户增长量来奖惩雇员。这种程序被认真监控, 客户不会被重复调查, 并且每个客户每年只被调查一次。嘉信还雇用了另一家公司进行客户满意程度调查, 调查结果会被反馈到负责相应客户的雇员那里。每个经理奖金的50%与公司的整体表现挂钩, 公司的整体表现集中在是否超额完成了收入指标、利润指标以及增加每个客户的资产和满意程度。如果公司的全部指标都被超额完成, 每一个人都会受益。

最后, 对新创意或软件的有效性进行实测。当有新的网站功能、新的声讯应答系统或新的无线数据界面时, 嘉信会每周几次从街上请客户和其他人到公司在旧金山市中心的实验室实测它们的实用性。当客户在试用时, 工程师、营销人员和客户代表会在现场观察, 然后利用现场录像了解和改进这些新的功能。

(二) 持续而强大的创新能力

嘉信理财在成立之初就颠覆了传统经纪业的规则, 其创新性的定位使其能从众多强劲对手中脱颖而出。在商业模式及产品开发上, 嘉信理财总能走在其对手前面, 从成为美国第一家实现室内交易自动化的折扣经纪商, 到推出领先对手的“嘉信单一账户”;从第一家工作日24小时提供报价服务, 再到推出不收交易费的“共同基金全一账户”服务, 每一次创新和变革, 对嘉信而言都是一次跨越。1996年推出了“e Schwab”标志着嘉信理财正式进入互联网交易。嘉信理财强大的创新能力使公司获得了更多的客户和资产。正是嘉信领先市场的创新能力使之快速成长,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客户。

(三) 高效的员工管理机制

嘉信理财在企业员工管理方面有其特色:总部与所有分支机构在计划制定、事项通知、先进表彰、福利安排和教育培训等等都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对于有突出业绩的员工, 总部或分支机构就进行深入地宣传, 其影响力巨大, 对员工起到了促进和激励作用;嘉信理财还设有公司员工的专属平台, 每位员工的电话、职位、兴趣爱好等等都可以在网上查到, 相互之间可通过网上交流。另外, 嘉信理财对员工开展网上培训, 总部每月训练一次, 分行每周训练一次, 培训课程、考试内容等都是通过网上操作来实现。早在1978年嘉信理财就开始实施员工股票期权计划。在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中, 管理层和员工持股比例达到公司总股份的31%。嘉信理财公司每年为管理层和员工支付的股票期权和其它福利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42%。这种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有效地激发了员工的创造性。

参考文献

[1]民生证券金融产品研究中心.解析嘉信理财成功的秘密, 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不断创新[N].中国证券报, 2014-02-10.

[2]万建华.金融e时代数字化时代的金融变局[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收费模式研究 篇4

关键词: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管理费用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4-0054-05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管理费用作为券商资产管理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 已经成为集合理财产品设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管理费用的实质是投资者支付给资产投资管理人的劳动报酬, 一方面,体现出市场对管理人投资能力的定价;另一方面, 管理费用的收费模式可以有效地引导管理人的证券投资、产品管理等相关行为,从而对产品的规模、业绩等产生一定影响。综观目前已发行的63只券商集合理财产品, 各产品在管理费用的收费模式上都存在较大差别。 下面将从类型、 影响因素以及产生效果等方面全面介绍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收费模式。

一、收费模式介绍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收费模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费率水平和计提方式。费率水平是指产品的管理费用占其资产规模的百分比。 计提方式是指产品管理费用的计算方法和提取方式。

(一)费率水平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管理费用的费率水平参差不齐。其中,固定管理费率设定最高的是中金大中华股票配置,高达1.8%,最低的是东方红1号等5只产品,均为0%。 全部产品的固定管理费率平均水平在0.93%左右。如果剔除所有收取业绩报酬的产品,则固定管理费率平均值约为1.04%。 这表明对于仅收取固定管理费的产品而言, 由于固定管理费成为其收入的惟一来源,因此,费率水平势必会高于那些带有业绩报酬的集合理财产品。

(二)计提方式

从整体来看,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管理费用的计提方式可分为三种类型:单一固定费率方式、单一业绩报酬方式以及固定费率和业绩报酬相结合的计提方式。其中,采用单一固定费率方式的产品最多,占到产品总数的将近一半。 而采用业绩报酬方式的产品数量总和为32只, 超过了产品总数的一半。 由此可见, 券商对于收取业绩报酬还是抱有比较积极的态度, 尽管很多券商还是选择了按照固定费率的方式来收取产品的管理费用。

1. 单一固定费率方式

单一固定费率方式是指券商按照产品规模的某一固定百分比收取管理费用。 这种计提方式的优点主要在于:(1)旱涝保收,对于目前在理财市场上实力相对较弱的券商来讲, 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2)收费简单透明,便于投资者理解和托管人清算交收;(3) 管理人不会为了获取高业绩报酬而产生过激的投资行为。目前,所有的公募基金都按照此种计提方式收取管理费用。

但是,在这种计提方式下,券商管理费收入的提高主要依靠产品规模的扩大, 而与产品业绩无直接关系。 这样就导致对管理人投资行为的激励作用缺乏,无法使投资者(委托人)和管理人(代理人)的利益一致化,容易引发各种委托代理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很多券商对这种计提方式进行了改进,将产品业绩融入进来, 使管理人的收入与投资者的收益挂钩。

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改进方式:(1)以长江超越理财2号和海通稳健增值为代表的设条件收取法;(2)以中信理财2号、海通季季红、国信金理财稳得受益和国信金理财经典组合为代表的管理费返还法。设条件收取法是指管理人约定只有当产品业绩达到某一基准时才收取管理费,反之则不收取的方式。这种机制将产品业绩较直接地融入固定费率计提方式之中,能够较为有效地激励管理人努力提高产品业绩。管理费返还法是一种反向约束机制,是指如果产品业绩达不到某一基准, 则管理人以所收取的固定管理费对相关投资者进行管理费返还的方式。 这种机制是以惩罚管理人和补偿投资者的方式引入产品业绩,以此敦促管理人勤勉尽职。

2. 单一业绩报酬方式

单一业绩报酬方式是指管理人仅根据产品业绩表现收取管理费用的方式。 这种计提方式将管理人的收入和产品的业绩表现密切联系在一起,能够对管理人的投资行为产生直接而有效的激励作用。

但是, 这种方式对管理人的投资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一旦无法达到约定的业绩标准,无论是否是管理人的主观责任,管理人都将颗粒无收。因此,这种计提方式较易引发管理人的短期行为,迫使管理人进行高风险投资, 对于产品风险水平的控制方面可能将产生不良影响。

目前市场上仅有5只集合理财产品(东方红1号、东方红3号、东方红4号、上海证券理财1号和中金短期债券)采用了这种计提方式。其中,前4只产品在业绩报酬的计算方法上比较相近, 都采用了超率累计制,即由低至高划分几档收益率水平,并相应规定提成比例,实际收益率每超过一档,超过部分就按更高档次的提成比例计算业绩报酬。 而中金短期债券的业绩报酬计算方法比较特殊, 该产品按照实际收益的14%计提管理费。 例如, 该产品为投资者带来了100万元的投资收益,则中金证券按照14%的计提比例,收取14万元的管理费用。之所以采用此种计算方法,是由其产品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该产品是券商集合理财产品中惟一一款模仿私募基金的产品, 其运作模式非常特殊,因此,业绩报酬的计算方法也参照了私募基金的方式。

3. 固定费率和业绩报酬相结合的方式

固定费率和业绩报酬相结合的方式是指管理人同时采用固定费率和业绩报酬两种方式计算管理费用。 这种计提方式是在前两种方式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既能够保证管理人的经营成本得到补偿,防止管理人人为追求高业绩而扩大投资风险, 又能够将管理人的收入和产品的收益相联系, 有效地激励管理人提高产品收益水平。但是,这种方式也存在一定问题,即计算方法过于复杂,普通投资者可能在理解上存在一定困难, 并且使得对比各产品的真实收费水平变得较为困难。

券商集合理财 篇5

但另外一面，以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来考量，大面积的券商集合理财产品录得负收益率。如果以券商旗下集合理财产品（存续期跨越今年上半年）的收益率进行算术平均，我们发现，可统计的47家券商，44家都处于负收益状态。

即以中信证券为例，中信证券旗下共有12只集合理财产品，这12只中有6只存续期跨越今年1月1日至6月30日，其余为今年上半年新成立或不以股票为主要投资标的的集合理财产品。可考察的这6只存续期跨越今年上半年的产品，今年以来均为负收益，其收益率的算术平均值为-9.25%。

其中，中信积极配置今年以来的收益率为-14.45%。这与中信证券今年上半年自营业务净收益23.18亿元，自营业务排名券商第一形成了强烈反差。

出现在中信证券身上的这种反差并不是个案，实际上14家今年上半年自营业务盈利的上市券商，其可统计的集合理财产品的收益率，算术平均值均为负值。自营业务与集合理财产品业务的这种强烈反差，几乎让人疑心券商的投资操作处于“人格分裂”状态。

自营业务与集合理财产品，两者谁反映了券商真正的投资能力？券商内部自营业务部门和资产管理部门的分别会有投资风格上的差异，但这是造成反差的根本因素吗？仔细探究，我们发现这种反差的产生，有着相当复杂的因素。

集合理财产品由于资金规模在一个时期内相对固定，且净值披露具有连续性，更能反映券商真实的投资操作业绩。而券商在季报、中报乃至年报中披露的自营业务数据，对于细致考量券商投资能力来说，显得相当不足。券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的自营证券损益情况，通常包括了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期间内的收益数据，而同时又存在必须考虑的“公允价值变动”，这使得最终形成的“证券自营业务净收益”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在一定期间内，券商二级市场投资操作所取得收益。

比如中信证券今年二季度减持直投投资项目昊华能源取得了约10亿元投资净收益，其今年上半年的证券自营收益即包含了这一部分。更有甚者，并不是每个券商都在定期报告中详尽披露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及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而只是给出一个最终的自营业务收益统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