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恢复时期（精选5篇）
经济恢复时期 篇1
引言
建国最初时期,党和政府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恶性的通货膨胀以及凋敝的经济。在这一时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同样也面临经济恢复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基础、财力、物力和技术水平等各个方面条件都比较差,国际经济环境以及对外贸易条件也很严酷;相对来说,有利的方面包括国内的政治环境、广阔的国内市场、民心以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旧中国生产力绝对水平十分低下,与世界其他国家同期生产力差距很大。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的破坏,技术人员存在严重的短缺现象,以山西为例,在1952 年,机械工业全体职工共3 384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322,仅占总人数的9.5%,远远不能满足工业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研究经济恢复时期前后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有助于找到其问题症结,对现代工业经济发展进步有更好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恢复时期前后工业经济发展历史
中国现代工业经济的兴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经济恢复时期之前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1840—1913 年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软弱无能的清王朝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奴颜婢膝,繁重的苛捐杂税加上对外大量的赔偿,使得农民的生活水深火热,手工业、农业遭受巨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了现代工业的兴办,以山西为例:1892 年,山西巡抚胡聘之首建太原火柴局;1906年他又在阳泉设立了山西省保晋矿务公司,以半机械化的方法进行开采。1909 年,汾阳大地主刘笃敬在太原建立第一个发电厂。但是这一阶段陆续建立起来的现代化企业规模很小,全省现代化工业的产业工人不过500 余人,经济水平落后,是现代工业经济的萌芽阶段。
(二)1914—1936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了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一个喘息的机会,铁路、学校的扩建为发展工业经济准备了条件,同时帝国主义商品的大批输入导致国内资金外流严重,更激起了中国发展自办工业经济的决心。1918 年开始,华新纺织系统先后建立了天津华新第一厂、山东青岛华新第二厂、河北唐山华新第三厂、河南卫辉华新第四厂;刘鸿生分别于1920年和1925 年在上海与人合伙开设了富泰煤号和元泰煤号,1920 年刘鸿生还在苏州成立鸿生火柴公司。但这个时期工业产品国内市场较小,对帝国主义有强烈的依附性,厂方与工人之间存在着剥削关系,并且廉价的劳动力使资产阶级不再设法大规模的采用机械化生产,导致大量产品要用手工去完成,经济水平有了一定的发展。
(三)1937—1949 年
在日寇占领区,工矿企业被日本帝国主义独占,资源被疯狂掠夺。日寇投降后,其经营的企业也被各地资本家接管,进行着军事性生产,工人的工资极低。如阎锡山经营的西北实业公司,在1946 年给最高技工1 天发放的粮食也不过5升,一般的只有1 升左右,徒工则仅有7 合。
解放区的工业经济是从手工生产到部分使用机器逐步发展起来的。当时设备简陋,大部分的机械设备都是从战争中缴获,有一少部分是采用“以土代洋”的办法自己制造,所以手工操作依旧占主导地位。然而解放区的工业经济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历经磨练,为解放后的工业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写下了光辉的一笔,经济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1949—1952 年
建国初期,工农比重差距很大,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各个方面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都很低,工业经济组成内部,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如1949 年手工业总产值约为34 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7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1.7%。技术水平低下,门类短缺,内部无法协调配合,结构设计方面也极不合理。在地域方面差别也很悬殊,不同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工业经济发展集中于一线城市,偏远地方几乎没有。技术工人存在严重短缺状况,这对技术创新有着巨大的阻碍作用,经济水平有了很大进步。
二、同期国内外工业经济发展的对比
1939 年9 月战争爆发,英国在极短的时间里各种资源都由民用转化为军用。1936—1945 年间政府级别服务于军需生产工业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大概接近10.3 亿英镑,这是极高的投资率。许多设备和许多工厂以及由此得到的大量知识和技术可以在和平时期利用。但是另一方面,工业经济的某些情况并不佳,许多行业训练人员和正常的招收计划被打乱了,把物力人力都转向军事目的大大降低了英国赚取外汇的力量。1945 年,美国以很优惠的条件向英国贷款大约10 亿英镑。1948 年3 月,美国又提出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依照这个计划美国向西欧提供了大量援助,并愿意负担重建西欧的相关费用。假如没有这项政策,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可能会遇到更加严峻和更难对付的工业发展经济问题。
1945 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退回到了1911 年的水平,按照实际价值计算,相比1938 年减少约40%。人们的生活水平低得惊人。如果不是国际的特别是美国的援助,很多意大利人可能会成为饿殍;通货膨胀在紧接着的几年里更为明显,物价指数在20 世纪40 年代末达到了战前水平的50~60倍。所幸的是,生产的潜力并不太差,人力也不缺乏,资本总额相比1938 年并未减少太多。战时破坏影响最严重的是房屋,在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方面的受的损失要小得多,所以具备生产迅速恢复的条件。事实上,其1949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1949—1963 年,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约为8.1%。发展的高速度源于起步水平低,所以有可能利用多种的机会重新分配资源并且在技术知识的应用上减少拖延,发挥规模经济的最大效益,从而增加劳力和资本的利用率。
战争期间苏联大概有1/3 的国民财富被毁灭,遭受损失的总价值25 690 亿卢布(1941 年价格),2 000 万人死亡。1946年苏联的生产水平相比战前降低了1/4。工业经济发展耽搁了大约8—9 年时间。战争结束以后,苏联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业总产值在1948 年已经达到并超过了战前1940 年的水平,钢和水泥的生产在1948 年,煤的采掘量在1947 年,鞋类在1950 年,铣铁生产和石油开采在1949 年,棉织品生产在1951 年均达到并超过战前的最高水平。农业经济在1952 年也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其中,种植业是到1955 年才恢复到战前1940 年的水平)。
结论
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落后是由多种原因造成,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旧中国的基础上。那是一个封建生产关系占据支配地位的广大农村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操纵经济命脉的城市相结合,所构成的贫穷落后的经济体系。相比同期其他国家的工业经济发展来说,中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要在短期内快速缩短距离,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的关键则在于技术创新。中国通过引进苏联等先进国家的技术,大力发展工业经济,然而技术工人严重匮乏,与当时工业经济恢复不相适应,这些都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在当今社会,技工短缺现象依旧存在,我国应高度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更大程度地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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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世界经济继续恢复 篇2
《中国新时代》：自从有了电影《2012》后，这个年份就被认为是特殊的一年，从经济角度看，您认为2012年荷兰经济和世界经济将如何走向？
Jeroen Lamers：荷兰2012年的经济不会太好，会继续处于恢复状态。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预期来看，2012年都不是很理想。政府预算赤字还是存在。相比2011年，2012年可能要更坏一些。实际上，2011年并不是非常差的一年。
不能理解为债务危机深化了，所以经济更差了。应该把金融产业与实际经济区分来看。当然欧债危机主导了金融行业的主要指数，所以金融行业情况会不好。2012经济总体而言不会是大好的一年，只是很一般的一年。总体经济的情况不是由金融产业决定的，必须要把金融与经济分开来看，两者不是完全的一回事。
荷兰是一个服务业非常发达的国家，但是2012年服务业预期也很一般。服务是提供给别人的，如果政府花钱的能力下降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预期不看涨，公司的经营情况也不乐观，那么结果就是服务业的情况也不看好。
理论上看，服务业是不可流通的，但实际却并非如此。荷兰出口中80%是产品，20%是服务。荷兰出口的服务终端客户是邻国，例如，德国、比利时、英国。这些国家是荷兰服务业出口的首要选择，同时服务也出口去中国，虽然总量很少，但确实逐渐增长的，现在荷兰出口到中国的服务比进口的要多。荷兰出口中国的服务有工程服务和咨询服务等。另外，作为一个农业发达的国家，荷兰可以为中国提供农业相关的服务。现在，中国正积极进行农业升级，这个过程中，对于设备的操作、机械化设计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荷兰都可以提供服务。荷兰在机械、运营、管理等方面有很多出色经验，这些知识都是可以出口的。所以，在欧洲国家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与其他国家，比如中国的合作，为荷兰提供了平衡贸易的筹码。
《中国新时代》：欧洲其他国家面临非常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对于危机如何产生，目前深化的程度您有何看法？
Jeroen Lamers：欧元区是有规则的，建立一个组织必然先设定规则，但是由于我们没有遵守游戏规则，所以出现了现在的状况。现在，欧洲国家有很严重的金融问题和债务问题，但是我相信最后会恢复的。
为了改善现状，欧元区的某些规则已经改变了，比如增加欧盟委员会权威性，严格欧元区国家的财政的监管制度等。
我不认为欧元区会瓦解，也不认为欧洲的情况会带坏整个世界。欧洲的经济增长指数可能是负数，这样会影响到欧洲的合作伙伴和出口到欧洲的国家，但是这个状况不是永久的，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结束，但总会结束的。欧洲需要时间来恢复，政府采取措施控制开支和改善经济结构也需要时间。
爱尔兰的情况就开始变好了。他们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政府开支大量消减，工资和社会福利大幅下降。爱尔兰的转变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他们已经在正确的道路上了。
《中国新时代》：欧债危机会蔓延到其他国家吗，例如中国？
Jeroen Lamers：这一点应该从金融危机的本质出发。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是银行系统的崩溃，起因是过多的信贷创新导致的坏账。2008年的金融危机从美国传到欧洲，但是不会传播到中国或日本或更多国家。
中国、日本或其他国家的银行系统不同于欧美的银行系统，所以金融危机不会蔓延到中国。中国的银行系统更像是政府的延伸。金融系统的规则至关重要，它能够维持金融系统的健康。这一点我相信美国和欧洲都会记住：强大坚固的银行体系必须建立在严格的规则之下。欧洲和美国都正在努力建立更规范的银行系统。
《中国新时代》：与欧元区内其他国家相比，荷兰还没有太严重的问题，您认为荷兰在哪些方面做的比较好？
Jeroen Lamers：荷兰的农业、制造业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荷兰的高科技发达：纳米技术，照明技术、化工技术、能源开采技术等都是世界领先的。这些技术我们也希望能出口到中国，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当然，荷兰的工程与制造业的工业化率非常高，因为人工非常昂贵，所以企业希望机器能完成更多的工作，因此设定了更多的标准，研发出更多的先进设备。现在，荷兰的问题是应对金融危机，所以，为了保持竞争力，维持现有的地位，我们必须不断的创新。
在上世纪70年代，荷兰的其他产业是没有竞争力的。为了建设造船业，我们与日本、韩国进行竞争。当时的政府开支几乎失控。1970年，是荷兰变革的时刻，我们与旧产业说再见，建设新产业。回过头看，我们成功了。我们现在的情况比那时好很多。现在我们的部分产业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政府也能较好地控制开支。我们有世界前列的农业，有高科技的企业，有跨国大公司。荷兰是个小国家，但是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新时代》：荷兰具有国际竞争力，但是为什么您对明年荷兰的经济不看好呢？
Jeroen Lamers：荷兰的竞争力较强，但是我不看好2012荷兰经济的原因是，荷兰是开放的、国际化的经济体。我们与其他国家紧密相连，其他国家的经济不好，将影响到荷兰。虽然中国、巴西等国的经济看涨，但是实质上，世界经济的“传统的”引擎还是美国和欧洲。尽管中国、印度和巴西等经济体的经济会增长，但是也不足以拉动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
我认为美国的情况非常重要，现在已经看到有好的一面。美国的竞争力又回来了，房地产也在恢复，失业率降低了。德国的情况也很不错，德国和美国的经济现状都给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当然，2012年也许是不太好的一年，但是如果看看几年之前，对以后我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新时代》：上世纪70年代后，荷兰也有过经济困难时期，“荷兰病”也成为一个经济名词。荷兰是怎样治愈自己的呢？
Jeroen Lamers：“荷兰病”可以这样解释，一个国家发现了非常丰厚的某种自然资源，然后大量开采出口这类资源，从而导致了本国经济的不平衡。由于国内居民拥有国内自然资源的价值的改变而引起其他生产品制造部门竞争力和产量下降的情况被称为“荷兰病”。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时候，荷兰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随着天然气开采量和出口量的上升，天然气出口收入快速增长。天然气的出口导致荷兰盾升值，而严重打击了我们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其他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加剧、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这种资源产业在经济“繁荣”时期快速膨胀、收益增加是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的。如1976年达20亿美元；经常项目从1967年至1971年的年均1.3亿美元赤字变为1972年至1976年的年均20亿美元顺差。但是，天然气带来的不仅仅是源源不断的财富，而且还有一系列不利于国民经济结构正常运转的副作用；天然气出口收入的急剧增长提高了货币的汇率，比如，1970年代中期比1970年代初期高出16.4%；从而使制造业部门在面对外部竞争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工业生产的下降又导致失业率上升，从1970年代初的1.1%提高到1970年代后期的5%以上。
“荷兰病”的另一个方面是，开采出口天然气取得的利润归于政府预算，那些年荷兰出口大量天然气取得了巨额利润，而政府要如何使用这些利润就成了难题。我们应该给每个公民买辆车，或者送每人一件礼物，或者我们用在其他方面，比如研发、投资？如果大家用自然资源带来的利润开个派对，虽然高兴了一番，却是不可持续的，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收益的。在荷兰，如何使用这些利润，花了我们很多时间思考和实践。开始我们把这些利润花在社会全员身上，广泛地建立社保体系，提供免费医疗等。当时政府的做法非常慷慨，但是到了80、90年代，这个做法就因为政府没钱支持而进行不下去了。
这些利润应该被用在“将来”，利用这些利润投资创新和研发。自然资源不可再生，开采出口使用后就再也没有了。荷兰病导致产业竞争力减弱，我们经历了艰难的竞争力重塑过程。
《中国新时代》：中国现在正在广泛的开采自然资源，您认为中国会得“荷兰病”吗？
Jeroen Lamers：中国不会得“荷兰病”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荷兰最初发现天然气资源的时候，产量巨大，获得的利润也很多。因为量大，全国的重心都放在天然气上，使用天然气资源的方式确实影响到了其他产业。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发现和利用的资源量还没多到能影响、改变其他产业。
《中国新时代》：对于中国2012年的经济您有何看法？
Jeroen Lamers：2012年中国的GDP增长大约会维持在8%-9%，与过去10%的经济增长相比可能有所减慢。我不认为这是不好的事情，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很多空间。我认为，现在慢下来，仔细审视下当前情况，想一想未来应该如何做是很重要的。中国现在的经济模式决定中国仍然会维持很快的经济增长。当下，中国人都希望取得成功，希望提升自己，我认为这一趋势对一个国家而言是很有利的。现在，房地产行业冷却了，刺激消费政策作用如何还有待观察。2008年到2009年中国进行的大量投资马上就可以看到结果了，需要看看这些投资的收益情况再下结论。在短期内，我对中国的经济形势都看好，未来大概15年，中国都会维持高速经济增长。
现在进行工业化的中国与二战后的日本和上世纪70-80年代的韩国非常相似。二战后的日本情况是，全国经济一片空白，公司或多或少明白应该往哪个领域投资，主要建设那个领域。从工业升级模式看，中国与日本和韩国是相似的。中国现在的产业升级模式在其他国家成功了，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也是成功的。
经济低迷中,并购可能更具恢复力 篇3
当前的经济环境十分严酷, 没有人知道并购市场短期内将会如何发展。去年第四季度并购活动急剧减少, 而且资本市场 (尤其是借贷市场) 为支持并购交易而提供充足资金的能力仍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 我们认为, 在一段比较长的时期内, 在上一个并购周期中出现的某些趋势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其结果是, 在当前的经济低迷时期, 并购活动的模式将与以前并购周期中的模式截然不同。
股市在2007年第四季度达到最高点, 而在整个2008年, 世界经济一直在逐渐减速。但是, 对2008年并购市场的考察不应脱离以下背景:2008年公布的全年全球并购活动价值达到了3.4万亿美元, 为历史第三高的水平。现在看来, 如果说2007年的交易额似乎偏离了长期趋势, 那么, 2008年的数据似乎就标志着对长期趋势的回归, 而并非彻底崩溃:它比2007年的交易额下降了25%, 回到了与2006年大致相当的水平 (2006年居历史第二高的水平) 。此外, 尽管2008年股市大跌了40%～50%, 企业的收入预期一路下滑, 可支配的资金非常有限, 但并购交易额却逐季大幅走高, 直至第四季度才刹车减速。在第四季度, 有许多笔大规模并购交易 (如必和必拓对力拓的收购出价) 被撤销。尽管第四季度被撤销的交易额相对较大, 但与全年相比, 却并不算高——仅相当于当年交易额的大约15%和交易数量的4%, 而自1995年以来, 交易额和交易数量的平均数据分别为13%和5%。事实上, 尽管并购周期在2006年和2007年达到了最高点, 但在这两年中, 所公布的并购交易案中只有60%稍多一点的并购交易最终得以完成, 而在此前的10年里, 完成交易的比例为87%。
在2008年的并购活动中, 因金融危机而导致的重组交易大幅增加:由政府提供担保的交易额占到金融机构行业全部交易额的25%, 而金融行业的交易额又占到2008年全部交易额的23%。不过, 这些交易的影响或许要比大多数评论家所想象的更为有限。金融机构最大的10项交易占到2008年全部交易额的4.5%, 与2007年5%的水平基本相符。即使不考虑这些交易, 2008年的基本交易额也令人意外地保持了健康水平, 而且从2008年全年来看, 其并购活动也被证明具有恢复力。当然, 问题在于, 2008年的并购活动对于2009年预示着什么。
一种不同类型的并购周期
1999年达到峰值, 然后在下一年下跌了几乎一半, 并在2002年触底, 这一次周期突然而明确地宣告结束。虽然不可能说清楚在短期内并购市场将何去何从, 也没有人预测市场会迅速恢复。但是, 如果仔细思考一下以前并购周期的趋势以及2008年的市场表现, 就会发现, 显现出来的情形与以前周期中那种从繁荣到萧条的传统模式迥然不同。以前并购周期中交易活动的某些特点表明, 这次经济低迷时期中的并购可能比以前周期中的并购更具有恢复力, 而且与整体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
并购正变得越来越全球化, 而不是由少数几个相互之间很少联系的国家所支配。在2000年和2001年, 按目标企业所在地域划分, 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并购交易额大约分别占到60%、30%和10%。从2005年到2008年, 这一数据的分布变得更为均衡, 大约分别为40%、40%和20%。跨国并购活动在全部并购活动中所占比例从2000年的23%增加到2006年的29%和2007年的41%, 2008年又回落到35%。新兴市场 (尤其是亚洲的新兴市场) 对这种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加上印度, 就占到2008年全部跨国并购交易的12%左右。
在过去几年中, 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交易价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大型并购交易有所增多, 推动这种交易的动力是市场信心和行业集中度增大的趋势。2008年, 此类交易的重点发生了显著变化:大部分交易都集中在金融行业内的企业重组 (例如美国银行收购美林证券) 。全球37笔这种大型交易的价值差不多达到了8330亿美元, 在并购总价值中占有很大份额。当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平息以后, 大型交易活动可能又会转向其他行业 (如能源、材料和电信) 的大规模转型交易。2001-2002年的经济低迷并未导致许多重要企业出现财务危机。但是, 当前的这次经济低迷将为更多重塑行业格局的大型并购交易铺平道路。
在2007年达到最高点的敌对性收购活动正变得日益突出, 这是拥有强大市场信心和优异财务状况的结果。令人吃惊的是, 在2008年, 此类交易的步伐并未减慢:2008年的前三个季度, 此类交易仍在以每季度大约500亿美元交易额的高位运行, 这与2000-2007年的平均水平相符, 到第四季度, 交易额才下降到210亿美元。敌对收购的规模通常较大—例如, 德国球形轴承制造商Schaeffler公司为收购汽车零部件制造商Continental公司的开价就高达356亿美元。
在这次并购周期中, 私募股权公司的收购活动及其重要性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 从2000年仅占全球并购市场份额的4%, 迅速扩张到2007年上半年令人吃惊的20%。这种爆炸式增长部分反映了对在管理约束下配置资金的需求, 从2000-2004年, 其增长率为每年3%, 从2004-2007年, 年增长率已高达33%, 以至全球私募股权行业收购企业的开支已上升到9000亿美元。在过去10年中, 北美最大的10家私募股权公司的资产已增长了10倍以上。这种飞速发展, 再加上容易获得且成本低廉的信贷, 激发了私募股权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烧钱狂欢”。
2008年, 随着信贷市场的崩溃, 这种趋势也戛然而止。私募股权交易总额比2007年的水平下跌了大约72%, 只占全部并购交易额的大约6%。此外, 已完成的私募股权交易的性质也有了极大变化。由于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 很难组建国际财团来完成联合交易, 因此, 私募股权在大型交易中的资金困难导致交易几乎完全停止。在2008年, 只公布了一笔价值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并购交易, 但后来又被撤销;2008年没有完成一笔此类大型交易, 与此相比, 2007年完成了9笔这种大型交易, 而2006年则完成了14笔。在缺少低成本信贷的情况下, 私募股权公司发现, 它们在完成拥有更高股权比例的交易时受到很大限制。通常, 它们在某些情况下会持有少数股权, 如它们在过去会掌握控制权, 或者考虑替代性资产等级 (如高违约风险债务) 的情况下。考虑到私募股权并购活动已经出现了大幅下滑, 因此它也不可能再发生暴跌。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 一旦金融危机开始平息, 私募股权并购活动将会有所回升。
训练有素的战略买家不会忽略价值。在并购热潮中, 收购方通常会受到诱惑而超付, 但在此次并购高峰期中却并非如此:通过并购创造的价值一直在稳步增长。不过, 在2008年, 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征兆。尽管溢价支付仍然保持在较低水平, 但创造价值的总体水平已开始下降, 并且目标企业正在占有大部分价值。2008年, 交易增值 (DVA) ——我们衡量买家和卖家创造的总体价值的代用指标——已经从2007年的水平 (6.4%) 下降到2.8%, 已低于4.0%的长期平均值。这种下降完全是由于收购方的价值创造急剧下滑所致;对于目标企业而言, 2008年创造的价值甚至比前几年还略有增加。为了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就必须考虑市场对并购交易的反应——尤其是市场认为收购方超付的交易所占的比例。从2004年到2007年, 买方超付的比例一直在55%～57%之间盘旋, 低于61%的长期平均值。但在2008年, 这一比例上升到了63%。
上述这些主题中的大部分情况在2009年可能仍将持续下去。去年发生的各种事件无疑会对许多企业的信心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如此, 并购交易额仍然保持了正常水平。企业在进入这一轮经济低迷期时, 其资产负债表上的实力相对比较雄厚, 企业估值也已变得更加名符其实。随着经济低迷的进一步加剧, 许多行业的优秀企业肯定也会逐渐面临资金困难的问题。2006年和2007年的大型交易是那些财务健康的企业在低成本信贷资金推动下的雄心勃勃之举;而2008年的大型交易则是为了拯救濒临破产的银行。虽然目前筹措资金的条件非常困难,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型交易的终结:在2009年和2010年, 可能将会出现一些精心策划的、接管一些深陷困境的行业巨头的并购交易。有几件并购案目前已初露端倪。
对于那些雄心勃勃、训练有素的收购者来说, 今后几年将会出现相当多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并非昙花一现, 就像我们前几年看到的那样。与欧洲和美国的收购者相比, 亚洲的收购者受信贷危机的影响较小, 它们将有更强烈的动机去寻求海外收购。
哪些方面会有所不同
尽管我们在推动并购市场发展的主题上并未看到太多不同, 但企业考虑如何完成交易的方式却已经有了显著变化。当机会出现, 并且必须迅速做出决策时, 在容易获得资金的新兴市场, 其并购行为与在经济低迷市场中的收购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之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1.速度
对于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 从发布公告到完成交易之间的时间间隔已经大大缩短, 从大约130天 (1995-2007年的水平) 缩短到2008年的60天左右。企业已经开始认识到, 如果它们希望在动荡的市场中成功地完成交易, 就必须对一些主要问题进行快速而目标明确的尽职调查, 然后更广泛地利用销售代表和授权方式解决其他一些次要问题。
2.管理利益相关方
在如今的市场上, 一家企业在无法确切知道它最终能否获得所需要的支持时, 是不可能开始交易谈判的—不再有很多时间在董事会里达成内部共识, 高管们也不可能假定股东们会欢迎任何不确定的收益。特别是, 一家企业必须主动制定对于增长和盈利性的现实预期。由于前些年的影响, 许多董事会成员和股东会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经济低迷还不会反映到对未来收入的评估。为了正确制定外部发展行动计划, 就必须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很可能会看到, 通过发行股票来筹资的并购交易将占有更大的比例, 这是由经济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这将使资金雄厚的投资者和董事会的支持变得更加重要。
3.搜寻机会
李扬 经济恢复会很漫长 篇4
“危机恢复之路恐怕还很漫长。”这是中国社会学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的观点。
对于这次堪比1929年大萧条的经济危机，李扬看到的不仅是它的破坏力，更看到了中国的机会——如果能做好产业调整振兴和顺利推进总投资1万亿元的十六个科技重大专项，中国将会迎来下一个30年的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金融专家，李扬随同温家宝总理共赴欧洲，与欧美政要和经济学家讨论汇率问题；此前他还作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为政府决策提供可考意见。
出生在书香门第，父母一辈子认真教书育人的态度给李扬上了人生的第一课。16岁下放淮南农村，李扬经历了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体验，也依靠灯下苦读积累了扎实的知识。
1977年恢复高考后，李扬考入安徽大学，此后又进入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求学中，李扬从苦读《资本论》到《货币银行学》，到自己写下《中国金融改革研究》完成了学术历程的第一步。
值得一提到是，这本书是李扬带着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疑问，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与一流的国际金融专家研讨金融问题深受启发而做。
学成之后，李扬本有机会从政，但“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信条，让他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做一个学者。
对学术的严谨态度，来自李扬对“学者”二字的尊重。李扬认为学者要做调查，做研究，提出自己的独立观点，而不是为某些利益集团代言或者用来求名得利。正是这样，李扬大胆地说话。
“危机才刚刚开始”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一些措施只是延缓、缓和危机的影响。”
《英才》：有人说这次危机百年不遇？对此你怎么看？
李扬：大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这次危机百年不遇，可以和1929到1933年大危机相比。
那次危机几乎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崩溃，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西方理论界认为市场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政府的干预，这是革命性的，所以叫做凯恩斯革命。二是各国政府开始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甚至实现国有化。
但政府的调控却并没有最终化解那次危机，最后还是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用了20年的时间，经济才得到恢复。这次危机才刚刚开始，如果可以和那次危机相比，恢复之路恐怕还很漫长。
《英才》：你认为还会有大事发生？
李扬：这一次还会导致什么大事件，谁都无法预料。会不会导致战争还很难说。其实这几年局部战争不断。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危机在本世纪初就有显现，战争不断实际上也是在解决这个问题。这说明这次危机还在发展过程中，其影响很可能还没有充分展示。
《英才》：各国政府积极救市能化解这次危机吗？
李扬：很多根本矛盾通过一次调整解决不了，现在看来，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一些措施只是延缓、缓和危机的影响。
当然，我们的救市措施和西方还是有区别的，和西方类似我们有4万亿救市措施，把钱投下去让下滑趋势先止住。但还有两个媒体不太注意、却是非常重要的措施。第一个是十大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要注意是调整振兴，调整在前，通过并购的方式来调整产业，淘汰落后的生产力，淘汰高污染、浪费资源的落后产能，在一定意义上它是瘦身计划。西方的措施都是在刺激经济的发展，我们比西方国家高明了一步。
第二个是全面启动十六项科技重大专项。十六项科技重大专项是几年前的科学振兴规划里提出来的，当时是想根据财力一个一个慢慢做，但是现在为什么一下子把它全都启动了？因为我们认识到这次危机的根源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
《英才》：需要找经济的新亮点？
李扬：是的，基础是科技。像上一轮经济增长，IT发展才会有微软、IBM，中国才会有联想。一个大的科技革命，之后围绕它出现新的产业，形成大企业，同时还改造老产业，这就需要巨大的投资，进而形成一股创业浪潮。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经济真正恢复。
金融问题的根子在经济上，经济问题的根子在科技上，但是后两个最重要，如果后两个层面不做好，止住了又怎样？房地产再炒一番？股市再炒一番？上上下下，没有用的，那样只会重复过去的老路。如果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振兴都能实现，中国的经济再增长30年都没有问题。
《英才》：过去都是美国引领科技，我们有这个实力吗？
李扬：我参加了科技规划的研究，把美国、俄罗斯都拿来借鉴，看到美国的科技规划是全面领先，他们“牛”的很。中国的科技规划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做了筛选，十六项科技专项就是有所为的。我们着眼于经济来研究科技，着眼于科技是否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潜力。
《英才》：经济理论上也会有新的突破？
李扬：理论上正在酝酿一些新的突破，过去一些基于美国经验的理论、教科书、政策都需要重新讨论。这次中国学术界有机会在全球视角上、在前沿问题上，和美国、欧洲的大经济学家一起讨论当前的问题。而且我们所依据的理论、所依据的实践，未必比他们差。
房地产调控很复杂
“单纯拿着一个数字来说救市、说房价高，都是有问题的。”
《英才》：房地产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话题，大家都很关心，现在对于房价有各种观点，你怎么看？
李扬：房地产的问题是一个多面体，单纯拿着一个数字来说救市、说房价高，都是有问题的。
如果说房价高有问题，那么降更有问题，按揭贷款怎么办？变成负资产了；有房子的人怎么办?他的财产缩水了。十七大说是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什么？一是房，一是股票。这么复杂的事情，怎么可能只是房价涨跌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地价和房价，都说房价中最大的一部分是地价，地价哪儿去了？地方财政凭什么拿呢？是不是土地制度有问题？我们的《宪法》规定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实际上政府出面征地给一个价格，然后高价招拍挂卖出去，他们赚中间的差价，这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
大家又说是地方政府的问题。地方政府有很多责任，也需要钱。像这种问题，它又涉及到财政体制。财政体系后面涉及到财富的分配，这个不解决，就得高价卖地，房价就下不来。整个结构决定最终的结果。不改变结构，就无法调控结果，只会越调越乱。
《英才》：其实是调控有问题？
李扬：关起土地闸门、信贷闸门，当时就是调控错了。你要判断房价会涨，就多增加供应，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土地一卡住，房价立刻就涨。我们看市场的价格真正涨的时候是在管住土地之后，之前只是缓缓的涨。
《英才》：你认为应该怎样调控？
李扬：解决房地产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基本信息不明确，第二基本制度不稳定。
到底多少人有房，知道不知道？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在我们这个发展水平上，买房的人应该占多少？我们国家统计制度不能真实的反映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政策，就会有问题。
在制度层面，应当建立一套住房结构系统，商品房、廉租房等等，通过不同产品建立一个能适应各个层次需求的体系。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房，经济结构是这样的。因为住房本身要占用很多土地、投入很多资源。
“股票长期投资价值已经显现”
“目前中国股市已经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但是由于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好转，还会有一定的波动。”
《英才》：对于股市你有怎样的判断？
李扬：股市现在有一点回头了，它比房地产市场容易调整。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做了一次调整，从6000点一下跌到1000多点。这个市场一下子缩水这么多，就接近基本价值了。
《英才》：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你觉得市场的估值合适吗？
李扬：这个不好说，都是相对的。相对当时的利润它的价格可以了，但这都是一个动态，企业的利润在减少，企业开始在亏损，然后股价在上升。
股票市场调整的比较迅速，而且比较透。目前中国股市已经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但是由于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好转，还会有一定的波动。不过要做长期投资，长到5年10年是肯定没有问题。可惜很多人没有耐心，想今天买明天价格就涨，这样在这个市场不容易成功。
《英才》：很多外国投资者在抛售中国银行股，你怎么看？
李扬：很多人都想找恶意的解释，实际上很多投资者现在已经朝不保夕了。像花旗，它已经要求联邦政府注资，而联邦政府要求它先自己整理一下，结果发现只有中国这一块业务还挣钱，所以把它卖掉，这很正常。我觉得大部分是正常的交易活动。
《英才》：可是像李嘉诚这种，都说他的现金流很充足？
李扬：这个难说，像AIG这么大的说不行就不行，香港的问题有可能比美国更突出。这种机构，一旦暴露出问题那就很危险了。所以我觉得恶意的还是比较少的，他们怕以后中国也不赚钱了，卖掉也很自然，可以说是危机中的自救措施。而且这些也是在合法的框架里做的。说是阴谋没有根据。
《英才》：中国的银行资产质量会有问题吗？
李扬：眼下我们是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因为前几年我们提前做了欧美银行现在做的事情：解决不良资产、整顿公司制度结构。我们当时是在成本最小的时候做的，因为那时中国经济增长情况很好，也有人愿意投资、愿意加入，我们拿点钱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他们现在解决问题需要的成本就高了。
经济恢复时期 篇5
不能为保增长而放弃改革
李扬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的两大问题，一是保增长，二是深化改革，不能为保增长而放松经济标准，尤其不能放弃改革方向。“最近，我国政府多次强调，不要为了保增长忽略改革。我想这是长远的。目前，仍在蔓延的金融危机，就是由次贷这一不慎的财务举措所引发。次贷推出不是因为美国人傻，而是当时经济下滑，常规办法不能有效阻挠下滑趋势，所以采取了极端办法。现在我们看到了恶果。”
他指出，4万亿政府投资对刺激经济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整体经济复苏仍有待于企业和私人投资跟上。“从机制上分析，经济下滑需要刺激，最先，最容易启动的是政府融资。4万亿投资非常强，对阻遏下滑趋势有很大作用。但企业投资和私人资本也要跟得上。这个情况不那么简单。”
“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非常典型。先是政府十分强势，但私人资本，民间资本跟进较缓慢。经济恢复需要一个过程，那是黎明前的黑暗，可能越刺激越不好。”
李扬认为，当前私人资本仍在观望经济形势和国内宏观调控的连续性。“都在看美国和国内的情况。3月份贷款出来4月份就马上讨论举措，说明人们对政策的连续性、坚决度还有所怀疑。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宏调获得广泛认同后才会有改变。”
李扬建议，下一步应以要素价格和资本市场改革带动增长。“要素价格如果不改，目前可供投资的领域就缺乏商业可持续性。基建、社保和环保投下去不赚钱，所以人们不愿意投。要吸引投资进入这些领域，必须以改革收费标准和定价机制为前提。而内地资本市场已经9个月分文不见，这方面也需要改革。”
经济情况比预想的好
李扬指出，温家宝总理表态称经济情况比预想的好，说明他原来预想坏。“刚刚推出稳定外需的措施，日前又以极大规模推出中小企业融资政策，把事情搞这么大，主要是跟就业，经济形势有很大关系。”
他认为，内地投资从数字上看很高，但在实体领域却似乎不高。“目前，我们对投资的统计还存在问题，比如银行贷款放下去，贷到企业就被计入投资数据，但企业是不是用于购买或实际投资，在统计上还照顾不到。”
针对内地近两月存贷款和投资的高速增长，李扬表示，存款(尤其是企业存款)以高于贷款和投资的速度增长，在历史上非常少见。“我们有理由认为，一定是银行和企业在做一些安排，这是个现实的考虑。钱虽然下去了，但在产能过剩和经济下滑的情况下，贸然投资对企业和银行来说都是坏情况。”
经济预测非常困难
针对近期各界对经济走势乐观预期的抬头，李扬泼了一瓢“凉水”。他指出，中国经济恢复会比较缓慢，政府和企业需对可能较长的全球衰退期做好准备。“这次危机实际上是科技创新耗尽所导致。从长远看，中国还需寻找新增长点。没有增长点企业就没有新投资，而没有新企业就没有就业和收入。所以在没找到新增长点前，经济要想掉头向上比较困难。”
他表示，目前学界虽看好新能源，但有研究表明，与当年的IT行业相比，IT是给经济做加法，而新能源革命可能是做减法，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或许并不那么乐观。
“最悲观估计，经济将面临5年衰退期。”他表示，“再坏下去的概率小了，但掉头向上的概率也不大，目前还需要调整。我们已经经历了30年的高增长，要回到好的时候，需要一定时间。这一过程将是个中周期。”
“我不做预测，预测非常困难，而且极为危险。聪明人搞长期预测，死无对证，笨人搞短期预测，所以要做中期预测。我虽不预测，但是非常关注别人的预测。我比较倾向中国经济W型复苏的观点。”
李扬认为，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社保等方面的投资仍很欠缺。“如果能在这些方面有进展，我们的经济恢复会快些，也许只需一两年。全球经济还是美国主导，中国情况与他们相比很特殊，我们不需要那么长的复苏周期。”中国经济“迷雾”环绕
事实上，关于中国经济走势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学界相继给出了V型、U型、W型、L型、√型、反√型和大锅底型等7种预测。随着近期部分经济数据出现回暖迹象，人们的预期也纷纷开始往乐观方向转变。但眼下的回升究竟是全面复苏启动的信号还是暂时性的“回光返照”，学者之间争议巨大。此外，经济数据频频“打架”，也颇令人费解。
在讨论会上，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就对内地5月份8.9％的工业增速表示了怀疑。他指出，实际工业增速或许只有5％。“用电量指标和上月相比只恢复0.5％，工业增速怎么会恢复那么多?我们的统计数据有很大问题，当箫条来临时，地方就用统计做贡献，不是真正增长。”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则表示，实际工业增速还需再往下压，可能还不到5％。“电力增速是-3.55％，虽然统计局说经济增长和电力会有偏离，但电力是负零点几，经济增长1点左右。中国的差距却达10多个百分点，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情况。”
王建认为，投资数据可能真实，但大量的信贷资金却用于加快原有项目建设，这将导致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如果当前的投资额，表现的是以前快完成的项目就很麻烦。5月份投资额结构中，水泥、有色金属等投资增速20％多，制造业投资增速29％。刺激措施看来是加快了‘已经形成的产能的投产结果。”
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也指出，4万亿政府投资的结构仍存在优化空间。“60％-70％投向中西部，这本来是好事。但如果违背比较优势产业结构的趋势，再加上又是政府主导投资，可能会强化扭曲的结构。此外，如果重新设计最大化的就业投资结构，我们估算可以创造出8000多万个岗位。而现有的结构只能创造5000多万个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