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层面（精选4篇）
意识层面 篇1
长期以来, 《茶馆》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著称文学界, 其浓郁的地方色彩, 鲜活的国民形象, 以及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舞台演出令人陶醉不已, 被誉为“东方舞台艺术的奇迹”。然而, 《茶馆》这部经典剧作除了具有公认的民族性以外, 它还有为读者所不注意抑或忽视的现代性。关于现代性, 这是一个人人都在谈但是越谈越乱的问题, 大体上包括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种。《茶馆》的现代性自然指后者, 它又具体表现为观念思想层面上的现代意识和形式技巧层面上的现代手法两个方面。笔者将从作家主题精神凸现和国民劣根性批判两个方面对该剧作的现代性意识进行剖析。
一、作家主体精神的凸现
《茶馆》在1958年第一次公演之后, 就有人提出了所谓“缺少红线”的问题。众多评论者认为这部剧作故事性不强, 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 去发展剧情。这在当时文艺思想领域“左”思潮已开始盛行的情况下是很难进行反驳的, 但是老舍却公开作答复, 明确表态:“我感谢这种建议, 可是不能采用。因为这么一来, 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 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经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 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1]对一个作家来说, 这种坚持真理的勇气是非常可贵的。后来周恩来同志看了话剧演出, 也曾从社会政治的眼光评价过《茶馆》的三个时代选得还不够典型。可是老舍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没有动笔作修改。这两个例子充分证明了作家主体精神的凸现。
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1.《茶馆》国民劣根性批判的体现
《茶馆》的现代意识, 更主要表现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五四作家所强烈批判的主题。鲁迅先生早在弘文院读书时就提出了“国民性”问题, 并将之作为思索中国社会问题的中心, 他的作品《药》和《阿Q正传》就是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代表。在《茶馆》中, 老舍擅长把犀利深刻的批判寓于嬉笑怒骂之间, 不经意的诙谐俏皮调侃中, 深含着民族劣根性的众生相已跃然纸上。在作品中, 老舍自觉或不自觉地划分人物的善与恶。《茶馆》中的恶者, 以人贩子刘麻子最为典型。他面貌丑陋, 灵魂肮脏, 心黑手毒的行为更令人深恶痛绝:他把农村少女转卖给老太监, 进手200两白银, 竟然私吞190两;两个逃兵要合买一个老婆, 连他自己都羞于启口, 却兴致勃勃地去操办。他最后的结局却是大受恶报:终被军阀砍头示众。老舍对这样的恶人做漫画式的处理, 采取使恶人恶报的模式来狠狠地批判国民性, 从而使作品“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2]老舍认为:“武力缺乏, 永远不是使国际地位失落的原因, 国民失了人格, 国便慢慢失了国格。”[3]所以他也把改造国民性作为疗治国家和民族的自立之本、自强之道。老舍在忧国之难时, 把这“难”深深挖掘至国人灵魂的最深处, 为国人高悬一面明镜, 开辟了一条反省之路, 在忧国中来忧人;在患民之苦时更是把这“苦”上升到了民族不幸的高度, 进而对国民性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茶馆》中, 老舍在深掘人物复杂深邃的心灵时, 总是让自己的思维视野扩展到全民族的范畴中, 不仅描绘出色彩斑斓的社会时代背景, 而且从文化、心理等多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地对人物的性格进行密切的透视。这样就使对王利发等人物形象的塑造, 突破了一般的思想局面, 上升为对国民劣根性的剖析和批判上。因为这些人物的苦难正是民族苦难的缩影, 他们的行为也正是国民劣根性的外在表现。
2. 国民劣根性具体人物形象剖析
在《茶馆》中, 国民劣根性体现得最好的是王利发和松二爷。王利发是个个性懦弱、胆小怕事的人, 他的名言就是———“多请安, 少说话”。例如第一幕刚开始, 常四爷和二德子争吵, 王利发连忙劝架:“哥儿们, 都是街面上的朋友, 有话好说。”/ (低声地说) “刚才您说洋人怎么样, 他就是吃洋饭的, 信洋教, 说洋话, 有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 要不怎么连官面上的都不惹他呢?”可见他是多么地怕在他的茶馆里出乱子。当几个茶客在谈论国事之时, 他怕会祸及他的茶馆及他自己, 劝茶客说:“诸位主顾, 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在茶馆的墙壁上贴的也是“莫谈国事”的箴言, 足见他的明哲保身, 性格懦弱到何种程度。他也憎恨警察大兵们的敲诈勒索, 然而为了茶馆能平平安安地开下去, 又不得不陪着笑脸摸出仍浸着汗水的钞票来打点和应付。只有在他们走远后才敢愤愤地骂几声。世道越来越黑暗, 茶馆的经营也越发困难。但是王利发始终没有丧失希望, 却寄希望于崔先生的复出来拯救他们, 正是由于他身上的国民劣根性和阶级地位的局限, 他不可能认识到军阀混战的背后隐藏着洋人, 中国的世道也正是洋人在把持, 所以崔先生的复出是不可能的。社会动荡, 政局昏暗, 他的所有美好希望最终成为泡影。茶馆成了他最后的精神支柱。在第二幕中, 王利发不但没有使茶馆倒闭, 而且使它有了新的发展, 连他自己的语言都改了良, “All Right?”都会用了, 同时做事也似乎变得更加机灵起来, 他八面玲珑、随机应变地和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 艰难的维持仍然是日趋惨淡的生计。茶馆的几次改良只能说明他的思想是苟且改良, 因为他骨子里的国民劣根性是存在的, 他无法做彻底的反抗。所以当第三幕中他的茶馆被刘麻子等人强占为贩卖人口的据点之后, 王利发最后的一线光明也被抹杀了, 他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 唯一的精神支柱也随之倒塌了。他和其他三位老人相视无言, 撒下满天的纸钱预演自己的葬礼。他的悬梁自尽成为剧情的终结。这使得读者对黑暗社会无言控诉的同时也对他身上的国民劣根性而“怒其不争”。
而对于松二爷身上劣根性的批判, 老舍也丝毫没有留情。松二爷是八旗子弟, 有一点文化, 但是什么也干不了, 只靠清政府给旗人的饷银 (即剧中说的铁杆庄稼) 过日子, 几乎养养鸟儿, 泡茶馆, 就成了他的全部生活了。他一出场, 就文诌诌的, 提着鸟笼, 胆子很小。因为对常四爷说了句“大清国要完”, 结果被特务宋恩子、吴祥子要带去法办。临走的时候, 他连自己的命都没法保, 不知将来怎么样, 但是他还对着掌柜王利发说:“王掌柜, 你给照应点儿我那黄鸟儿!”到了第二幕他出场的时候就更加寒伧了。一见到常四爷他就说:“哎哟!四爷, 可想死我喽!”然后对王掌柜打千问候:“你好!”并一连说出几个问候:“太太好!少爷好!生意好!”当常四爷问他过得怎么样的时候, 他心酸地说:“怎么样?我想大哭一场!看见我这身衣裳没有?我还像个人吗?”他为自己没有找到事做发牢骚:“谁愿意瞪着眼儿挨饿呢!可是, 谁要咱们这号人呢!”“想起来呀, 大清国不一定啊, 可是到了民国, 我挨了饿!”并心酸地哭了起来。可是, 当王掌柜指着他的鸟笼问道:“还是黄鸟?哨的怎样?”的时候, 他马上精神头就来了:“还是黄鸟, 我饿着, 也不能叫鸟儿饿着!”说着, 打开罩子, 忽然有了精神地说:“你看看, 看看, 多么体面!一看见它呀, 我就舍不得死啦!”这位破落不堪的八旗子弟, 既让人同情, 又让人发笑, 他是《茶馆》里面国民劣根性很鲜明的人物。他把你吸入那个时代, 那群人的生活里去, 令人动心, 也发人深省。老舍本身是满族人。他对北京满族八旗子弟的生活很熟悉, 也抱着很复杂的爱憎感情。老舍是带着很深的感情来写这个人物的。在松二爷的身上, 寄托着老舍对自己民族精神沉重而又痛苦的反思。
作家老舍主体精神的体现和国家劣根性的批判集中反映了该部剧作现代意识的体现。《茶馆》是老舍对早期文学现代性的探求, 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 显示了独特的思想品质。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2, 4 (1) :43.
[2]鲁迅.鲁迅文集[M]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 9.
[3]舒济.老舍小说经典[M]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5, 6 (1) :246.
意识层面 篇2
关键词：《喜福会》；不确定性规避；时间取向；价值观
【分类号】I712.074
一.引入
美国华裔女作家中除汤婷婷以外，谭恩美是另一位开拓性作家。其作品多以母女之间的 冲突为主，从而突出中美文化的不同。正是最常见的母女关系使成千上万读者爱不释手。 《喜福会》作为谭恩美的处女作，收获了多数处女作不可能收获的关注和成功。正如一直从事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瑞典作家莫娜·帕斯教授所说：“该小说受到的好评之多之长超过了一般对一个作家处女作的评论”（173）。不论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叙事角度，或是从后殖民、东方主义等角度，都对《喜福会》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析。本文着眼于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以霍夫斯塔德价值维度理论中的不确定性规避理论及克拉克洪恩和斯托德贝克的时间取向理论为基础，从心理层面对母女之间不同的价值观作解析。
二.母女不同的价值观
霍夫斯塔德的不确定规避认为每个人对于不确定的事物的接受程度各有差异。尤其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当我们与陌生人交流接触时，我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对于新出现的事和人，我们将以何种态度应对也各有不同。而在规避不确定性意识较强的文化国度，需要更多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其行为和信仰。在规避性意识较弱的国度则恰恰相反。
美国对于小说中的母亲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环境、语言、饮食等均与她们显得格格不入。为了逃离这种隔离、孤独感，母亲夙愿与其他三位母亲重建了喜福会俱乐部。不单只为了娱乐，更是为了在这个小的社会圈子内能够互诉衷肠。每周一次的麻将聚会为她们提供了更多烹饪中国食物的机会，不仅如此，她们还可以穿旗袍，唠家常，聊陈年旧事，以排遣身处异国他乡的苦闷。因为除了家庭和俱乐部外，周遭一切都是陌生的。这就是霍夫斯塔德所说的“在一个社会中与其他成员分享不确定的感觉”（181）。新鲜的事物对于她们来说排斥多于吸引。她们即使已在美国生活多年，仍深深被传统中国文化影响而不敢轻易尝试新鲜事物。一如安梅家里家具的摆放。除了每年更新日历，旁边的沙发、座椅、衣柜十几年如一日，从未挪动过。对安梅来说，家具摆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给她一定的安全感。相比之下，女儿们则恰恰相反。她们乐于接受新事物、新挑战。不会因为差异而退缩或畏惧。相较于母亲蹩脚的英语，女儿们全都操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也正是美国主流文化造就的。此外，女儿们毫不犹豫地择白人为偶。在她们眼里，这些白人男孩“不同于她们的兄弟和其他中国的男孩”（Tan 123）。這种种族的不同没有使她们退却反而更加勇敢。除了单身的精妹外，其他三个女儿的男朋友或老公都是白人。对于她们来说，新鲜的事物极具吸引力。她们天生热爱标新立异，追求刺激和新鲜。这与母亲们是迥然不同的。母女在规避不确定事物的选择正显示出了中美不同的文化方式。
克拉克洪恩和斯托德贝克在其著作《价值取向变奏》中把时间取向划分为过去时间取向（凡事趋向于从过去、历史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时间取向（强调活在当下），将来时间取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为了有更好的未来）。不同国家的人由于文化方式不同，所倾向的时间取向自然是不同的。《喜福会》中，传统中国文化影响下长大的母亲们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对于成长于美国主流文化的女儿们来说，却恰恰相反。她们喜欢挑战不同和新鲜的事物，不同的东西不会使她们不安反而更能激起她们的兴趣。
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母亲们来说，以史为鉴更是不可避免。更是由于中华5000年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来被人们作为寻求引导的参考。母亲们坚持肯定“过去的事件的重要性”（Samovor 77）。若想很好的解决一件事，必得找前车之鉴以作参考。小说中的女儿们在婚姻中碰到问题，要么选择心理医生、要么选择沉默作为解决方式。母亲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要求女儿必须“要有所改变了”（Tan 180）。母亲把自己沉积多年的旧事重提，以此提醒女儿要为自己的权利斗争。安梅的母亲被迫成为别人的妾室，却最终忍无可忍以生吞鸦片的方式自杀，以此保全女儿安梅的衣食无忧。安梅以母亲的婚姻作例，提醒女儿罗斯不要一味忍让丈夫，要努力追求本属于自己的。同样的事件映映也拿来给女儿上了生动的一课。母亲们都是以自己的经验教训作为出发点来帮助女儿们解决目前的难题。可见，过去时间价值取向在母亲的身上提现的淋漓尽致。而女儿们却完全不同。她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只有当下的努力和勤奋，才能换来更加美好的将来。所以，丽娜和丈夫另起炉灶，一起经营起了自己的公司。他们这么做也正是发挥自己的才能，迎接更好的收入和生活。所以，即使当下有艰辛和苦难，他们依然对这一改变和挑战持有乐观积极的态度。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喜福会》中母女不同的价值观在心理层面表现的十分突出。首先，母亲们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即使后来长期居住美国，仍然表现出中国文化倾向。她们传统、保守，对周围的环境不愿意主动参与。因此，喜福会俱乐部成为她们排苦解难之所。相比较而言，女儿们虽然在家里受到或多或少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美国的主流文化影响更为深刻。所以，她们崇尚自由、平等，迎接不同的挑战。新的事物不但不会使她们感到不安，反而更能激起她们的好奇心。因此，母女在心理层面的价值观的选择就不言自明了。
参考文献：
[1] Kluckhohn F.R. and F. L. Strodtbeck. 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 New York： Row & Peterson， 1960. Print.
[2] Hofstede，G.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London： Magraw-Hill.1991.
[3] 萨莫瓦等著.跨文化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4] 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意识层面 篇3
1 作家主体精神的凸现
《茶馆》1958年第一次公演之后, 就有人提出所谓“缺少红线”的问题。众多评论者认为这部剧作故事性不强, 并且建议以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参加革命为主线发展剧情。在当时文艺思想领域“左”思潮已开始盛行的情况下, 老舍却公开答复, 明确表态:“我感谢这种建议, 可是不能采用。因为这么一来, 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 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经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 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1]对一个作家, 这种坚持真理的勇气非常可贵。后来周恩来同志观看话剧演出, 也曾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评价《茶馆》的3个时代选得还不够典型, 可是老舍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并未做任何修改。这2个例子充分证明了作家主体精神的凸现。
2 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2.1 国民劣根性批判体现
《茶馆》的现代意识, 更主要表现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五四作家的创作主题。鲁迅先生早在弘文学院读书时就提出了“国民性”问题, 并将之作为思索社会问题的中心, 他的作品《药》和《阿Q正传》就是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代表性作品。在《茶馆》中, 老舍擅长把犀利、深刻的批判语言寓于嬉笑怒骂及不经意的诙谐调侃中, 使深含民族劣根性的众生跃然纸上。在作品中, 老舍自觉或不自觉地划分人物的善与恶。《茶馆》中的恶者, 以人贩子刘麻子最为典型。他面貌丑陋, 灵魂肮脏, 心狠手辣的行为更令人深恶痛绝:他把农村少女转卖给老太监, 进手200两白银, 竟然私吞190两;2个逃兵打算合买一个老婆, 他兴致勃勃地去操办。他最后的结局也是大受恶报:被军阀砍头示众。老舍对这样的恶人做漫画式的处理, 采取恶人恶报的模式批判国民劣根性, 从而使作品“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2]。老舍认为:“武力缺乏, 永远不是使国际地位失落的原因, 国民失了人格, 国便慢慢失了国格。”[3]所以他把改造国民劣根性作为国家和民族的自立之本、自强之道。老舍在忧国之难时, 把这“难”深深挖掘至国人灵魂的最深处, 为国人高悬一面明镜, 开辟一条反省之路, 在忧国中忧人;在患民之苦时更把这“苦”上升到民族不幸的高度, 进而对国民劣根性进行强有力地批判。老舍在深掘人物复杂内心时, 总是让自己的思维视野扩展到全民族的范畴, 不仅描绘出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 而且从文化、心理等多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对人物性格进行剖析。这样就使对王利发等人物形象的塑造, 突破了一般思想层面, 上升为对国民劣根性的剖析和批判层面。因为这些人物的苦难正是民族苦难的缩影, 他们的行为也正是国民劣根性的外在表现。
2.2 国民劣根性具体人物形象剖析
在《茶馆》中, 最能体现国民劣根性的是王利发和松二爷。王利发是个个性懦弱、胆小怕事的人, 他的做人原则就是———“多请安, 少说话”。例如:第一幕常四爷和二德子争吵时, 王利发连忙劝架:“哥儿们, 都是街面上的朋友, 有话好说。” (低声地说) “刚才您说洋人怎么样, 他就是吃洋饭的, 信洋教, 说洋话, 有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 要不怎么连官面上的都不惹他呢?”当几个茶客在谈论国事时, 他怕祸及他的茶馆及自身, 劝茶客说:“诸位主顾, 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在茶馆的墙壁上贴的也是“莫谈国事”的箴言, 足见他明哲保身, 性格懦弱到何种程度。他也憎恨警察大兵的敲诈勒索, 然而为了茶馆能平平安安地经营, 又不得不陪着笑脸摸出仍浸着汗水的钞票来打点和应付, 只有在他们走远后才敢愤愤地骂几声。世道越来越黑暗, 茶馆的经营也越发困难。但王利发始终没有丧失希望, 只是寄希望于崔先生。由于国民劣根性和阶级地位的局限, 他不可能认识到军阀混战背后隐藏着的洋人, 中国的世道也正由洋人操纵, 所以崔先生的复出是不可能拯救他们的。社会动荡, 政局昏暗, 他的所有美好希望最终成为泡影, 茶馆成了他最后的精神支柱。第二幕中, 王利发不但没有使茶馆倒闭, 而且使它有了新发展, 连语言都改良了, 同时做事也似乎变得更加圆滑, 他八面玲珑地和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 艰难地维持日趋惨淡的生计。虽然茶馆经过几次改良, 但由于他骨子里的国民劣根性仍然存在, 无法做彻底的改良。所以当第三幕他的茶馆被刘麻子等人强占为贩卖人口的据点之后, 他最后的一线希望也被抹杀了, 唯一的精神支柱也随之倒塌。他和其他3位老人相视无言, 撒下满天的纸钱预演自己的葬礼。他的悬梁自尽成为剧情的终结。这使读者对黑暗社会无言控诉的同时也“怒其不争”。
对于松二爷身上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老舍也丝毫没有留情。松二爷是八旗子弟, 有一点文化, 但是什么也干不了, 只靠清政府给旗人的饷银 (即剧中说的铁杆庄稼) 过日子, 养鸟儿、泡茶馆, 几乎成了他的全部生活。老舍通过对其个性语言的描写, 对这个封建遗老没落人物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犀利地讥讽和尖锐地批判。他一出场, 文绉绉的样子, 提着鸟笼, 胆子很小。因为对常四爷说了句“大清国要完”, 结果被特务宋恩子、吴祥子要带去法办。临走时, 他不知将来怎么样, 但是却对掌柜王利发说:“王掌柜, 你给照应点儿我那黄鸟儿!”他第二幕出场就更加寒伧, 一见到常四爷就说:“哎哟!四爷, 可想死我喽!”然后对王掌柜打千问候:“你好!”并一连说出几个问候:“太太好!少爷好!生意好!”当常四爷问他过得怎么样时, 他心酸地说:“怎么样?我想大哭一场!看见我这身衣裳没有?我还像个人吗?”他为自己没有找到事做发牢骚:“谁愿意瞪着眼儿挨饿呢!可是, 谁要咱们这号人呢!”“想起来呀, 大清国不一定啊, 可是到了民国, 我挨了饿!”并心酸地哭了起来。可是, 当王掌柜指着他的鸟笼问道:“还是黄鸟?哨的怎样?”时, 他马上有了精神:“还是黄鸟, 我饿着, 也不能叫鸟儿饿着!”说着, 打开罩子, 神气地说:“你看看, 看看, 多么体面!一看见它呀, 我就舍不得死啦!”松二爷这位破落不堪的八旗子弟, 清朝灭亡之前, 游手好闲, 整日喝茶玩鸟。清朝灭亡之后, 他仍留恋过去的生活, 不愿自食其力, 终至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典型, 让人同情, 又让人发笑, 他把你带入那个时代, 那群人的生活中去, 令人痛心, 也发人深省!老舍是满族人, 对八旗子弟的生活很熟悉, 也抱着很复杂的爱憎感情。在松二爷身上, 寄托着老舍对民族精神沉重而又痛苦的反思。
作家老舍主体精神的体现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集中反映了该部剧作的现代意识。《茶馆》是老舍早期对文学现代性的探求, 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 显示了独特的思想品质。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2.
[2]鲁迅.鲁迅文集[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
意识层面 篇4
2011年深圳市一新生儿家长带其到深圳儿童医院就医, 医生诊断称需花数万元做手术, 家长拒绝后将孩子转到另一家医院治疗, 并声称花八毛钱就治好了孩子的病这使得深圳市儿童医院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不久孩子病情再度恶化, 家长将孩子带到武汉的医院, 诊断结果与深圳儿童医院完全一致, 处置方法也基本相同, 家长因此向此前受到舆论冲击的医院公开道歉。这一事件中, 关于“八毛门”事件的很多评论未经深入调查便直接将矛头指向深圳儿童医院, 导致判断上失真。
针对该事件, 《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八毛门”医患言和, 还缺媒体道歉》 (1) , 批评新闻记者乃至某些媒体只看到一时一地的情况, 缺乏统观全局的意识和社会担当。对“八毛门”事件中媒体的表现, 各界的口诛笔伐层出不穷, 但大多数都涉及到一个关键词:专业。大多数批评认为, 缺乏专业的报道和独立的判断, 本能地相信当事人是一个受害者, 而医院是乱诊断乱收费, 轻易被“八毛钱治好10万元病”这个爆炸性的、对新闻人极具诱惑力的不实信息所俘虏, 完全实施了一次对医院的“暴行”。
随着网络时代和媒体时代的到来, 自由化、商业化、娱乐化氛围渐浓, 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价值受到严峻挑战, 各界在对媒体缺乏专业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 也深入研究进而探寻新闻行业的出路。
二、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的现状
谈及专业主义, 我们有必要对其相关的职业进行简单地解释。在国外文献中, 只存在profession一词, 专业还是职业只是我国语境下的翻译形式不同。美国学者克里斯·安德森对新闻专业主义、知识和话语进行了研究, 但并未提及我国研究中所谓的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 专业和职业是本土化的结果, 是profession在中国不同语境下的差异反应, 因此本文中专业和职业是等同的, 至于两者究竟关系何如, 不涉及论题本身, 姑且不详细论述。
综观近几年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 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 本土化研究的加强
李岩在《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实践与变异》中指出, 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使得市场经营和市场的利益原则, 不仅弱化了党报、国家机关报的性质, 更弱化了新闻的专业主义性质。商业化在使新闻专业发生肿瘤式的变异, 而这似乎也是新闻专业摆脱政治-行政干预最有效的办法, 同时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受到重大撞击的地方。 (2)
(二) 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问题
吴皓月和汪晓婕在《试论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的构建》中指出, 新闻专业主义本身没有好坏, 而是在于不同的国情和价值观。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媒体制度, 由不同的人构成不同的社会形态才是差异的根源。我们国家的新闻专业主义根源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 所以我们需要深入挖掘, 建立一套有特色的落地机制。 (3)
(三) 新媒介环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
张音指出, 公信力, 这是传统媒体的核心价值与现实坚守。在今天, 更需强调从传统媒体的责任与担当出发, 来完成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践行, 以引领主流舆论, 构建价值体系。 (4)
范以锦等指出, 如果我们不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 不恪守良好的职业道德, 不仅原有的传统媒体会加速衰退, 而且新媒体的公信力建立不起来, 也会适得其反, 既得不到良好的社会效益也得不到经济效益的回报。 (5)
三、意识形态下的“阿喀琉斯之踵”
新时期我国学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还有很多, 不一一赘述。综上研究成果, 笔者发现我国研究中存在诸多问题和症结, 甚至可以说是硬伤, 直接影响我国整个新闻行业研究的走向。在此, 笔者权且称其为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的“阿喀琉斯之踵”。 (6)
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的“阿喀琉斯之踵”有二:一是研究者先入为主, 所谓客观中存在严重的不客观倾向;二是没有构建正确的框架, 缺少对专业主义自身规律和运行机制的研究, 以至回推立论。
(一) 意识形态中的自相矛盾
意识形态理论是媒介分析的重要理论工具, 对媒介所秉承的新闻专业主义同样适用。
1. 理论支撑
路易斯·阿尔都塞认为, 相对于强制性国家机器 (军队、警察、监狱等) ,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学校、政治系统、文化、媒体等) 对个人的影响更为隐匿和具有穿透力。在其理论体系中, 有一个重要概念———“唤询”或者说“召唤”, 即媒介在传播讯息 (如广告) 时潜在地给受众个体或群体进行媒介自身价值观的定位, 结果使个体认为自身拥有意识的主导, 自己是身心的最高主权者, 实际上却成为了旨在利用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执行者和捍卫者。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观点———“霸权”, 虽没有阿尔都塞那般消极, 但本质上是一样的。他认为, 占主导地位社会阶级的价值观是通过“软实力”的“王道”和“硬实力”的“霸道”共同作用实现的:前者是通过满足受众利益来表现自身是某个群体, 甚至整个社会的代表;后者则是阿尔都塞认为的意识形态强加。 (7)
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卡尔·马克斯也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中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力量”, 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就是媒介自身的主观性和施加于媒介的主观性, 这本身就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价值———客观性相左 (国外的提法和研究, 在此不作分析) 。
2. 意识形态下的分析
当前的新闻专业主义乃至整个新闻界的研究, 都认为客观是新闻学的核心理念, 这本身似乎意味着新闻是脱离任何个人主观色彩、情感和观点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 “新闻媒介是观点的报道者, 而不是意见的鼓吹者, 新闻事业的客观性是通向‘合法’和‘可信’的途径。” (8) 从意识形态理论来看, 纯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 影响新闻报道的因素永远存在。在市场化的今天, 经济因素已炙手可热, 直接而明显、强烈而霸道, 同时政治因素的操控力并没有衰减。因此, 与其说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宏观的理论、规范化的理念, 是一种微观实践, 不如说它是一种职业精神, 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绝对价值。
(二) 再现中的刻板印象
再现是传播学中的重要概念, 即选择不同的符号, 通过一种构建方式, 使复杂、抽象的概念变得易懂和有意义。简言之, 再现就是一种选择和建构的过程, 而选择什么和怎么建构已完全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刻板印象是一种重要的再现形式, 它选择并且建构简化的、泛化的符号、文本, 用来对社会群体或是群体中某些个体进行区分, 其最大特点就是对涉及的群体或事物进行主观性的普遍预设。
究竟新闻专业主义是正确还是错误, 笔者不想讨论, 我们来看一个悖论。“八毛门”事件中, 批评的声音从所谓的客观性出发, 认为媒体应秉承客观报道的精神, 真实地反映事实本身, 而不应缺乏判断力, 丢掉公平、公正、客观的准则, 这种批判首先是肯定了客观性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正确性。另一事例是曾获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大奖的照片———《饥饿的苏丹》 (9) 一度引起世界性的争论, 原因就在于, 该照片的摄影师凯文·卡特秉承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客观地、接近地将一个即将被捕食的饿毙跪倒在地的小女孩和猎杀者兀鹰的瞬间捕捉了下来。从新闻专业主义方面看, 摄影师是其最虔诚的信徒, 但从人道主义和伦理角度看, 他是不折不扣的纵容者和杀人犯。争论的声音似乎是压倒性地抨击摄影师的残忍, 亦即普遍认为此时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匕首, 是万分错误的。这里存在两种假设:一是新闻专业主义无所谓对错;二是新闻专业主义自相矛盾。作为比较成熟的机制和准则, 自相矛盾是不现实的, 所以只有第一种情况属实。新闻专业主义没有是非对错之分, 只不过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传统思维, 扩展视野, 更多地关注新闻职业道德和媒体人所属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即文化传统) , 而不应再停留在客观性上。
四、困境突围
在我国近些年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 已经开始有学者注意从本土化、整体性去分析, 这也是笔者在前文中强调的。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应扩展视野, 突破客观性的束缚, 这是我们克服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突破研究困境的题中之义。
(一) 本土化策略
本土化并不是简单地研究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相关的案例, 分析不同媒体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实践, 而应是深入意识形态层面, 以我国的文化环境和本土价值观为依托, 深入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解构和再造。就我国而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 也是新闻从业人员职业伦理道德的基础;而本土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平衡性, 新闻报道都是基于一定的立场进行的, 虽然不具备纯客观性, 但是媒体从业人员应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冷静地思考, 杜绝偏激和过度, 这就是平衡, 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理念。
(二) 生态学研究方法
生态学研究方法源于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生态性研究, 它分析的单位一般是在一个社会领域中具有一定空间位置的主体, 如城市中的社区、世界系统中的国家、组织领域中的企业等等。所有生态性的理论模型都强调对个体行为的空间约束、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生态系统中的互动行为, 一切社会行为都被系统中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所产生和约束———这些主体并非完全独立地或者有机地演变, 而是通过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冲突与互动而不断发展。 (10)
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强调整体, 很大程度上是不同领域在意识形态上的串联。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其著作《受到质疑的文化研究》中主张多角度研究, 对于文化和媒介机制应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分析和受众研究的观点, 同时绝不能忽视政治文化和资本在后现代社会的核心地位。因此, 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决不能仅仅局限于客观性, 应进一步关注新闻专业主义本身的规律和运行机制, 多角度扩展我们的研究视野, 杜绝对国外学术研究成果简单的拿来主义或纯批判主义。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