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发展

兴盛发展（精选12篇）

兴盛发展 篇1

契丹族在建立辽朝之前, 还处于原始的部落游牧联盟时期。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916 年建国后, 与宋朝发生了频繁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往来, 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 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辽代统治者一方面大力发展民族文化, 一方面积极吸收和引进汉族文化教育观念和制度, 使辽朝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根据儒学在辽代不同发展时期的传播特点, 辽代的教育可分为初始、发展、兴盛三个阶段。

一、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发展初始阶段

辽国建立之后, 为了巩固统治, 统治阶级在与汉族文明接触的进程中, 积极吸收儒家文化成果, 从而提高了儒学在辽国政治、教育、文化领域的影响。自辽建国到辽景宗乾亨五年 (983 年) 为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发展的初始阶段[1]14。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与宋朝的战争中俘获了许多汉人, 使得契丹国内汉人人数逐渐增多, 这是契丹人了解和接触汉文化的起点。与此同时, 中原地区战乱频繁, 许多汉人士大夫投奔契丹, 在汉族官员和士儒的帮助下, 契丹境内诸多政治制度和生活习惯逐渐汉化[1]15。如辽太祖接受汉族谋士韩廷徽的建议, 建立城郭, 划分市里, 让从战争中掠夺过来的汉人居住, 让其婚配生子, 结果从关内逃回中原的汉人人数大大减少。不久, 辽太祖又根据群臣建议, 开始推行与中原地区制度和形式相近的文教政策, 他依照汉人做法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子“, 建孔子庙, 诏告皇太子春秋释奠”, 正式确立了“尊孔崇儒”的文教国策。

辽初统治者对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很感兴趣。辽太祖令人仿造汉字偏旁创造了数千契丹大字, 用文字记事取代了传统的木刻记事方法。在政治统治上, 辽太宗实行以汉制管汉人、以国制治契丹的民族政策。辽太祖的为君之道, 带有鲜明的儒家思想。然而, 即便如此, 他对儒学的了解也知之甚浅, 因为当时辽国境内儒学传授必须性欠缺, 这是辽初儒学影响较小、学校儒学教育尚未走上正轨的主要原因[1]16。

《辽史》记载:辽太祖在深策三年兴建孔庙时在上京建立了国子监, 开始传授儒学。后人证明辽代国子监建于辽太宗时期, 并且由于当时汉人在辽国境内多为奴仆, 地位低下, 没有求学资格, 所以国子监内的儒学教育形同虚设。直至后晋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给辽国, 汉文化, 尤其是儒学才被契丹人广泛了解[1]17。辽太宗选用汉制对汉人、契丹人区别管理后, 增设学校, 开始创设契丹科举制选拔人才, 以笼络汉族士大夫, 虽然由于辽国政局不稳, 辽国科举制“试无定期”但是依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辽太宗在南京设立的太学, “人多技艺, 秀者学读书, 次者习骑射”, 辽代文化教育事业呈蒸蒸日上之势。可惜辽太宗死后, 嗣位的辽世宗、辽穆宗忙于应付国内叛乱, 无暇顾及科举。直到辽景宗时期, 儒家文化才得到进一步传播。

二、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盛兴阶段

辽景宗体弱多病, 萧绰萧太后协助其处理政事。景宗驾崩后, 辽圣宗即位, 尊萧绰为太后, 萧绰依旧掌握辽国军政大权。萧太后执政期间, 在蕃汉大臣耶律斜轸、韩德让的协助下, 发展农桑, 兴修水利, 整顿吏治, 训练军队, 辽国进入鼎盛时期。后来, 辽在宋辽战争中取得胜利, 与宋朝订立澶渊之盟, 使两朝和好时期长达百年。在和平的交往、发展环境中, 宋、辽民间和官方交往频繁, 辽代朝野对唐宋制度及其文化进行了多方模仿和创新。如辽国曾出现“学唐比宋”的高潮, 辽圣宗十分仰慕中华文化风情并有着较高的汉文化修养, 好读《贞观事要》等极具儒家政治思想的政治书籍, 并让大臣摘录书中唐高祖、唐太宗的行事名言和为君之法。《契丹国志》记载:辽圣宗曾对大臣们说, 在处理国家大事时候不要造次, 要依据南朝 (北宋) 法度行事。可见辽国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 开始积极、主动、全面接受汉文化的精髓, 且社会上也形成了尚文崇儒的风尚[3]8。

辽圣宗、兴宗在位时, 辽代儒学及学校教育进入全面发展繁荣时期。辽兴宗与辽圣宗一样“好儒术”, 圣宗曾亲自翻译了白居易的《讽谏集》, 并带领大臣一起诵读。兴宗让文臣将汉家《五代史》、《通史》等典籍翻译成契丹文, 与贵族习读不怠, 将儒道视为强天下的武器。儒家忠孝仁义等道德观念被更多的契丹人所接受, 并逐渐成为辽国道德规范的核心[3]61。

儒家思想中的君权神授、天命论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阶级统治。辽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以儒学为核心的学校教育, 教育面进一步扩大, 更多的汉人投身到求学队伍中来。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辽代统治者沿用汉制, 在统和年间, 颁发《五经》, 开始在全国开科取士, 并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儒家思想为主[2]11。自此, 全国境内开科取士的制度在辽国正式确立。辽代早期举行的科举考试, 仅限于燕云地区, 且内容止于诗赋、法律, 还不允许契丹人参加, 每次的进士名额不过两三人。全国开科取士后, 科举制不断完善, 增设了明经、茂才等科, 契丹人也有了应试贡举的资格, 进士及第人数激增, 最多可达百人。

科举考试促进了辽代汉文化的发展和普及, 为儒学在辽国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为辽代统治者选拔了大批人才, 巩固了辽代统治。如在辽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辽代名臣耶律蒲鲁与萧韩家奴都是通过科举制踏入仕途。科举制还影响了辽代社会风俗和文化礼仪制度建设, 缩短了契丹族由原始部落向封建集群转化的时间[3]62。《辽史》记载:萧太后死后, 辽圣宗“哀毁骨立、哭必呕血”, 并且不顾大臣反对, 坚持依照儒家传统为太后守孝三年。辽国对儒学及汉文化的运用, 对北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各民族纷纷效仿汉制或契丹模式, 缩小了北方各民族与汉文化的差距。

三、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衰败阶段

辽圣宗、兴宗在位时, 契丹社会对儒学和汉文化的认识进一步加强, 政府大兴儒学, 广设学校, 使社会教育面貌焕然一新。此外, 政府还依据儒家思想, 劝农兴学, 救灾恤贫, 选拔人才, 整顿腐败, 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然而, 好景不长, 辽道宗统治后期, 儒学发展势头慢了下来, 辽天祚帝统治时期, 政局动荡, 政府腐败, 辽代教育也随之不前, 并随着辽代结束而灭亡[3]63。

清宁 (辽道宗年号) 元年 (1055) , 政府下诏设置学养士, 颁发五经, 在各地府州县大兴学校, 学校设孔庙, 命令学校定时祭祀孔孟等儒家圣贤。清宁六年, 政府在中京设国子监, 国子监沿袭汉制, 内设祭酒、主簿、博士、助教等职位, 不久, 上京、东京、西京都设置了国子学, 辽代最高学府四足鼎立的格局形成。史料记载:西京除国学外, 还有奉圣、归化、云、德、宏、慰等州学, 颁赐《五经》, 博士、助教教之[2]14。中央教育和地方教育的设立, 从侧面反映了统治阶级对汉文化的态度, 满足了朝廷对人才的需求。学校的普及, 扩大科举制的影响, 提高了整个契丹民族的文化素质。辽道宗统治前期, 一科取士人数多达百人, 且都授予要职, 使得读书人趋之若鹜。许多汉人学子纷纷投奔契丹, 以求登第入仕。契丹境内的许多世家子弟, 也都以博取考场功名为荣。据《金史》记载, 辽道宗、天祚帝时期的绝大多数汉人官员都是进士出身, 南枢密院、中书省制度严重汉化。

辽代早期对考生应举资格严加限制, 只准汉人参加贡举, 后来范围有所扩大, 契丹人也有了应举资格。开科取士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平, 然而, 辽道宗后期统治腐败, 社会动荡, 政府财政困难, 科举制度也遭到破坏, 一些有钱人开始用钱财换取功名, 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导致学校教育丧失了其应有的意义, 学校教育逐渐衰落。

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发展, 扩大了儒学在辽国的影响。儒家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观念, 越来越被更多的契丹人接受, 并逐渐成为辽国道德规范的主体, 使整个契丹民族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有所改变。辽建国伊始, 君臣、贵贱等级观念淡薄, 如辽国大将麻答作为安国节度使随辽太宗出使汴京时, 出则身披黄衣, 动则乘用御撵, 面对宋人的质疑, 他说“:我们国家没有那么多规矩, 你们汉人认为不可以的事, 我们可以做。”但是, 在契丹人被儒学所倡导的忠孝等伦理观念熏陶后, 辽代专制统治和君主权威不断强化, 统治阶层对民众、官吏服饰色彩、样式等都做了规定, 王室制度更是沿袭汉制, 极其严格, 如除护卫外, 任何人不得带刀入宫的规定与宋室如出一辙[3]64。

在推广儒学的过程中, 辽代官学教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儒学为核心的学校教育和科举制推动了儒学在辽国的传播, 这个在北方游牧民族中第一个大规模接受中原儒家文化的民族为儒家文化的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使西夏等国纷纷效仿, 都加快了汉文化学习的步伐。辽国在马上取得天下, 其后确立的“以文治国”的文治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但是崇儒尚文的社会风尚使契丹武治逐渐弱化, 军队战斗力也受到明显的影响, 以至于后来军队难以抵御女真骑兵的冲击, 最终落个国破家亡的下场[2]18。辽代灭国之后, 儒学在契丹民族中的重要地位开始瓦解, 但是, 契丹历届统治者积极学习、实践汉文化的精神和勇气, 值得后人学习。

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发展, 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总结辽代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 可以为时代教育和文化交流提供积极全新的视角, 有利于文教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

摘要：辽代是由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中的契丹族在东北建立的王朝。辽建国后, 加快了南下扩张的进程,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契丹人受到先进的汉族文化的影响, 逐渐在学校教育中确立了儒学的核心地位。

关键词：辽代,儒学,教育,社会作用

参考文献

[1]武玉环.辽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6 (5) .

[2]吴奕璇.辽代的文学传播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 2012.

[3]李文泽.辽代的官方教育与科举制度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 1999 (4) .

兴盛发展 篇2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诞生于古印度。在我国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之间，佛教辗转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隋唐时期是佛教繁荣时期，此后，佛教便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进步。佛学的思想、文化、艺术在中华文化的长流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舶来文化，它逐步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和推崇，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世界观的整体塑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宗教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它是如何深入到中国百姓生活的？又是什么原因让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高度发展繁荣？这是我们主要谈的问题。

佛教的传入，至今流传着许多传说。

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这件事记载于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

还有一种说法，汉明帝夜梦神人飞行于殿前，不解，问于群臣。通人傅毅回答道：“此即天竺得道者，号之曰‘佛’。”汉明帝遂派蔡愔等十二人去往西域，求取佛法。永平十年，蔡愔等人用白马将取回真经佛像驮到洛阳。明帝下令敕造精舍，是为白马寺。传说《四十二章经》即在此译出。

传入之事，众说纷纭，或玄幻，或写实，或光怪陆离。但不管怎样述说，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的是，佛教传入的年代大致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其作为宗教，在传入时，利用了当时人们神异玄幻的思想观念。佛教传入最初期，信奉者大多是王室贵族，如桓帝宫中立祠，楚王斋戒祭祀。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理解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本土黄老之学的无为之道、省欲去奢思想与佛教教义有相似之处，所以出现了以黄老之学解释佛教教义，佛与老子同祭的现象。

与此期间，不少印度西域僧人相继抵达中原，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开始大量译著佛教经典，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小乘佛教经法，有的外来僧侣还进行佛法的宣讲。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迷迦谶。西域人士的译著工作，对于中国深入了解和理解佛经义理有一定推动作用。而成书于三国孙吴时期的《牟子理惑论》更加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佛教的认识。牟子认为，佛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神仙、真人等有相似之处。《牟子理惑论》的诞生，说明了佛教在中国有其独特的信仰特征，而不像儒学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规范。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使汉王朝土崩瓦解，历史推进到我国自秦统一以来第一次分裂时期——三国时期。黄巾起义是以道教的另一派别“五斗米道”作为思想依托的农民起义。因此，进入三国后，曹魏政权对于道教采取打压的政策。而因早期佛教以道家黄老学说解释教义，所以佛教在此期也受到了禁止。而佛教由于其自身外来特性，加之当时其势力影响还是有限，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后期打击力度有所减弱。所以当道教失去了公开活动的机会时，却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并出现了汉人受戒后的“中国第一僧人”朱士行，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中国再次统一后，佛教发展有了新的趋势，这一时期虽然仍以翻译佛经为主，但佛教思想日趋与西晋时风行之学说——玄学相结合，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即《般若经》越发受到重视。《般若经》是由西晋名僧竺法护历时十多年翻译而成。“般若”意为“智慧”，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合称为“六波罗蜜”，是脱离生死苦恼之方法。《般若经》基本思想是“一切皆空，空即一切。”这与玄学思想有相似之处，迎合了西晋士人尚玄学，尚清谈的意趣。这引起了士人对于佛教的极大兴趣。此后，对于《般若经》研究的士族知识分子层出不穷，一大批著作相继问世，西晋迎来了般若学研究的全盛时期。此时，由于大量外国僧人来华，宣佛讲法，形成了洛阳和长安两大佛教中心。

西晋国祚稍短，五胡祸乱中华，便使中国又一次分裂，而此时的佛教，也随着政治的南北对峙，而逐步形成了佛教南统和佛教北统的变化趋势。南北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佛教的发展也表现出了一些不同之处。但总体上，这一时期可谓中国佛教发展集中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爆炸式的影响，崇佛礼佛风气呈上升趋势，佛教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更是成为中国灿烂的文化瑰宝，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夺目的光彩，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这段时间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但对于后来隋唐时期佛教发展乃至于而后儒释道三教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晋偏安江南，中原世家大族大举南迁，也将魏晋以来玄学思潮带入了江南这片热土上。由于东晋政权是倚靠这些士族门阀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北方士族在南方势力极大，影响力极大，其士人风气更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风尚。在玄学盛行的背景之下，士大夫崇尚“清谈”。并常与名僧交往，承袭了魏晋时期佛玄交融的思想。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道“然吾人观西晋竺叔兰、支孝龙之风度，东晋康僧渊、帛高座等之事迹，则《老》《庄》清谈、佛教玄学之结合，想必甚早，王、何、嵇、阮之时，佛法或以间为学士所眷顾。”这正是描绘这一现象的写照。玄学清谈和佛教般若学思潮甚至受到东晋帝王的推崇，风靡朝野。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致道安书》中记载“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佛教正是在这样一种玄学思潮“笼罩全社会”的环境下向前发展。正是凭借佛玄之间的特殊关系，佛教成为东晋社会文化领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出现的“贵族佛教”是使东晋佛教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士族名流纷纷与名僧交往，研究佛理，其中不乏地位显赫之人，如丞相王导。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十分具有影响力的以慧远为代表的“庐山僧团”。他提倡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对当时佛教理论界和世俗士族界都产生巨大影响。

相对于南方，北方的十六国时期的佛教发展则成为了佛窟艺术的展览厅。佛教石窟源于印度，随佛教入华而一并进入中国。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龟兹石窟等都是典型代表。

5、6世纪，北方石窟艺术到达极盛时期，体现佛教犍陀艺术向中国传播渗透。

南北朝时期，我们迎来了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我们采取相比较的方式来认识，这样有助于我们厘清南北佛教发展的轨迹，形成一个“整体中华”的佛教发展背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南北双方都对佛教加以利用。利用佛教的教义和理念，对人民大众进行管理和控制，以强化集权统治。南方统治者重在对佛教教理进行利用。刘宋一代，帝王十分崇佛。侍中何尚之曾说道：“百乡之家，人持五戒···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可见，帝王与臣子对佛教教理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到梁武帝萧衍时期可谓达到极盛。佛教在当时几乎成为了国教，梁武帝本人更是四次“舍身”，捐款亿万两，还试图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打压反佛思想。筹资建寺成了当时社会风气。唐代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描绘这时的南朝景象。

北方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则表现在国家对佛教的控制上，利用与限制并存。导致佛教依附于政权得以发展。北魏时期，佛教兴盛发展，却出现了道武帝灭佛事件，大量僧尼还俗，寺院损毁。北周武帝时期也出现灭佛事件。这属于佛教总体发展中的插曲，并未阻碍佛教进步。但从推崇与限制并存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朝统治者在面对佛门人数众多，影响到国家财政税收时，对佛教的打击是赤裸裸的，毅然采取强硬手段。当佛教风气稍弱后，又加以鼓励，以控制百姓思想。北朝对于佛教的管理，还体现在僧官制度上。北魏时期，设立玄昭寺作为管理全国僧众的机构，设大统一人，统十人，都维纳三人，以法上为大统。北朝僧官又立沙门统强化管理效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朝佛教的独立性减弱，依赖政府政策。北朝名僧道安在《二教论》中，主动将佛教纳入国家意志，借国家力量提高佛教地位。从社会教众发展来看，北朝佛教在民间以广泛传开。南方则主要在士族之间流行。北朝时期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疑伪经，则是佛教大众化的强力证明。我们通常把从天竺取得的经书称为真经，由中国人撰写的佛经称为疑经，或断定为伪经。由于信仰者数量扩大并逐渐下移，使得深奥的佛学经典已经不能满足广大百姓需求。疑伪经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佛教教众基础扩大，信徒民间化、大众化的势头。佛教在这一时期被更多人接受。

从信仰方式来看，南北朝的差别则更加明显。此时南朝对于佛教崇拜的主体仍为帝王和世族大家等上层人群。这些人获得过完备而系统的文化教育，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属于知识精英阶层。他们长期把持着南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脉搏。这些上层人士由于地位较高，身份显赫，所以他们更容易接触到佛学研究精英和名僧，而且这种风气在当时极盛。加之玄学之风挥之不去，清谈仍是士大夫阶层的爱好兴趣。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致使南朝人们对于佛经、佛理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士大夫与名僧对于佛教义理常大加谈论，互相交流观点。政府也重视翻译经书和讲经说法，积极推动佛学著述，出现大量研究作品。所以形成了南朝佛教尚辨析，重义理，佛学研究诸派别形成发展的特点。

相较之下，北方佛教信奉形式则形成了重实修，轻义理的特点，特别重视禅法。由于北朝大量民间信徒，他们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理论基础，难以分析解释深刻的佛学奥义，而“修行”等方面的实践对于他们则更加适合。菩提达摩禅师是北朝时期禅学的重要代表，他以《楞伽经》为指导，展开高度自觉的实践，代表了禅学的发展方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表现在诸多方面，而繁荣之下也蕴藏着诸多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不少专家学者对于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使得我们对于这段佛教文化的看法呈现出多侧面，多角度的特点。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连年战争，社会动荡不安，为佛教发展提供了条件。任何宗教发展都必然依托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一种宗教的产生能够满足当时人们的心理诉求，提供憧憬希望，那么这种宗教便可得以广泛认可和发展。三国以来，中原地区战火连天，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人们面对悲惨现状渴望摆脱但无力改变。人们渴望从痛苦中解脱，需要宗教作为精神寄托。而佛教的“四谛”说和“十二因缘”说更是迎合了人们的心理。这两种理论，都宣称世界是苦的，而真诚信佛，可以让人摆脱尘世苦痛。佛家“因果报应说”“生死轮回”说，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前世积德，则可以升入极乐世界。可见，佛教教义具有一定的麻醉性，并且易懂。这就使得佛教吸引了更多信徒。

二是玄学风气对于佛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魏晋玄学思想以笼罩之势控制着整个社会。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入华后，面对这样强大的文化气氛，是无法与之抗衡的。而佛教文化则另辟蹊径，转而依附玄学，找到自身教义和玄学思想相契合之处，将其放大。巧妙地利用了主流思想，使得佛学思想很快受到了广大社会的认可。并为其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三是统治阶级的支持和鼓励。自晋朝以来，各时期政府都有鼓励佛教发展的政策。无论出于教化百姓的目的也好，或借助佛教加强统治也罢。他们都从客观上推动了佛教的兴盛。以至于佛教成为一种潮流和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崇佛礼佛现象更是在梁武帝时期可以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北方多为少数民族政权，他们认为，自己为少数民族，与汉族相异。佛教也为外来宗教，与中原文化相异，所以，他们自应崇拜。十六国时期后赵武帝石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可见，少数民族君主对佛教的认可。这大大促进了佛教在华兴盛繁荣。

四是佛经的译著和佛学人才的推动。在这一时期，大量佛经传入中国。或由外国人翻译，或由中国人翻译，这是大量佛经流传于社会，佛教思想教义得以广泛传播。其中不乏《般若经》、《维摩诘经》等佛学重要著作。在这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有非凡才华的佛学天才，像支谦、道安、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他们对于佛学义理、教义、思想的研究，对于后世佛教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对时人哲学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工作是开创新的。

我们不得不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一种文化，它的发展是惊人的。佛教，在古老的东方，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此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佛教文化都以一种特殊的姿态，伴随着中华文明一同前进。关注佛教的发展史，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了解，让我们对一定的历史问题和现象，有更宽泛的认识。研究古代佛教兴盛的社会原因, 对于认识现代宗教的流传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方立天，华方田《中国佛教简史》

“文化兴盛,出版有责” 篇3

刘杲编辑思想研讨会于2011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召开正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闭幕之际，以这次全会召开为起点，我国文化建设发展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领域。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毛泽东18岁把这句话抄下来自励。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在研讨会上说，今天出版人应该说“文化兴盛，出版有责”。

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要提高出版物质量，要为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提供自觉主动的出版服务，都需要从编辑工作和编辑队伍建设抓起。刘杲对编辑工作情有独钟，担任新闻出版署领导和退休后从事编辑学会领导及编辑研究工作时，在编辑理论和实践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内容涉及编辑活动的根本目的，编辑活动的内容、性质、基本规律，编辑学科建设和编辑队伍建设等，受到出版业界广泛认同，是宝贵的思想财富。系统研究这些论述，将为当前和今后的编辑工作和编辑学科建设产生积极影响。这便是刘杲同志编辑思想研讨会的由来。

出席研讨会的有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郭义强，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管理司司长吴尚之、人事司副司长李宏葵、离退休干部工作办公室处长仇英益，新闻出版署原署长宋木文、于友先，还有中国编辑协会部分在京顾问、副会长和本次研讨会论文作者，以及新闻报刊记者，将近60人。

研讨会开了整整一天，直到晚上八点半，近30人踊跃发言。与会人员始终满座，没有一位离开会场。桂晓风会长在研讨会结束时总结发言道：“我本人深受教育，也深感欣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会议有三个含量，有感情含量、文化含量、思想含量，而且三个含量都很高”。

2 研讨会讲话与发言概述：把出版界的良好风气一代一代传下去

与会领导对研讨会的举办给予大力肯定，并发表了饱含感情、高屋建瓴的讲话。来自各地的资深编辑家、出版人和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师生代表，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刘杲编辑思想的研究、见解和对刘杲治学、为人的敬佩之情。

2.1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等讲话

“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出版业能迅速恢复、快速发展、取得那么多成就？”“中国出版业这样的发展依托的是什么？”这是邬书林副署长近两年在美国考察，大出版公司老板反复询问的问题。邬书林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作出诸多回答，比如党的方针政策好，经济社会发展快，科教兴国，一系列基本国策的实施为出版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等等。除了这些之外，他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出版界拥有一批像刘杲同志这样优秀的编辑出版工作者。他们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品质，继承古代先贤风范，对出版业投入了巨大热情；他们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受到党的多年教育，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问题、指导工作，把出版工作提高到一个较高层次；他们倍加珍惜出版业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把国家利益、行业利益放在首位，千方百计地推动行业发展；他们与时俱进，按照出版规律办事，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融入国家发展之中，作出了特殊贡献。刘杲就是这批同志当中的杰出代表。

邬书林指出，新的环境下，出版业也需要这样一批有水平的同志加倍努力工作，进一步发扬刘杲同志等老一代出版工作者的优良传统，扎实工作，努力推动出版业的繁荣发展。他衷心祝愿刘杲继续贡献智慧，关注出版业，也希望年轻同志向老同志学习，学习他们的优良品德，把出版界的良好风气一代一代传下去。

郭义强副局长就工作中的情况，谈了对刘杲出版思想和编辑思想的几个印象。第一，讲政治、讲方向，始终强调出版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二，讲文化，始终强调出版的本质是文化，特别是转企之后，刘杲反复强调，无论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公司，都是文化企业。第三，讲质量，始终强调质量是出版的生命。第四，讲责任，要精益求精，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第五，讲尊重规律，实事求是。

郭义强还指出，随着出版规模扩大，领域拓宽，很多不熟悉的东西出现在面前，要更好地提高编辑水准，各出版单位都应该把提高编辑素质、加强编辑培训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来抓，并学习刘杲同志难能可贵的编辑思想。

宋木文与刘杲共事30多年，他用“同事加朋友，原则加友情”来形容与刘杲的关系。讲刘杲的贡献，他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出版管理上，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始终突出贯穿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文化担当和政治责任，任何时候都不放松、不妥协、不模糊，《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这篇文章就是这方面言论的集中体现。第二，在版权立法与版权管理的实践当中，把国际版权公约一般原则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为探索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版权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对编辑出版学的建设有突出贡献。《我们是中国编辑》这本书是一本凝聚刘杲编辑思想的学术著作。

于友先概括刘杲编辑思想时讲到三点：第一，举办这样的研讨会很好；第二，刘杲文如其人，勇于承担；第三，能够创新，刘杲同志人老思想不老，总是能够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

2.2 参会代表发言

刘杲的编辑思想包括他对编辑学理论的见解，以及对编辑职业、编辑使命、编辑功能、编辑地位、编辑责任和编辑职业道德建设多方面的见解和观点，既全面又系统。与会代表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

2.2.1 刘杲对编辑学理论的研究

中国编辑学会顾问邵益文在《刘杲同志对编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一文中，概括刘杲对编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有八个方面。一是为编辑学研究确立了正确的方针；二是正确地解决了编辑学学科的定位问题；三是明确解决了编辑学的学科定性问题；四是对编辑学研究对象的揭示；五是积极建立编辑学的理论体系，倡导制订编辑学的理论框架；六是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不断探索；七是不遗余力地完善编辑学理论体系中基本概念系统；八是与时俱进，着眼未来，抓住新事物，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见解，预测新发展，推动编辑学不断前进。

2.2.2 刘杲的编辑观

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中国编辑学会顾问蔡学俭在《刘杲编辑观之我见》一文中，从“编辑——崇高的职业”“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等七个方面论述了刘杲关于编辑职业、使命、地位、责任、作用、素质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见解、观点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于刘杲编辑思想的形成过程，蔡学俭认为，刘杲编辑思想的形成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依托自身和同行的实践经验；二是依托自身的理论自觉和对出版新形势下、新情况、新变化的宏观洞察及微观分析；三是依托编辑理论和实务研究客观环境；四是依托自身长期锻炼形成的职业修养和政治思想素质。这四方面对刘杲编辑思想的形成很重要。

2.2.3 刘杲编辑思想的“老三篇”

中国纺织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卞葆概括刘杲编辑著作，提到其中有一个“老三篇”：《我们是中国编辑》；《牢记出版工作的神圣使命》；《浅议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建设》。他认为这三篇应是高校编辑出版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应读之作。

机械工业出版社原总编辑陈瑞藻对“老三篇”中的《我们是中国编辑》情有独钟。她说，“我包括我所认识的编辑都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在总署培训新编辑的培训班上我总要选择这篇文章若干段落作为结束语，与听课者共勉。”对这篇文章还深有感触的是三联书店原总经理、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董秀玉。她认为其中有一段话非常精彩，讲到编辑代表人类的良知、社会的追求，编辑代表着对历史的梳理、对未来的期盼，编辑是对文化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是对精神矿藏的挖掘和冶炼，这是编辑的基本职责、基本价值。金盾出版社原总编辑、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郭德征和河北大学杜恩龙教授着重对“传世之作”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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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刘杲编辑思想的基本逻辑架构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周国清教授概括刘杲编辑思想的基本逻辑架构是：一条主线，六个基本点，两个发展动力，一种研究方法。即以夯实基础理论密切关注现实变化为主线，六个基本点是出版物的双重属性、编辑工作的基本属性、编辑规律、编辑学科发展、编辑人才、文化性与商业性的关系，两个发展动力分别是经济和艺术，一种研究方法则是从具体到一般。

2.2.5 刘杲编辑思想研究方法

中国三峡出版社总编辑冯志杰谈了对刘杲编辑思想研究方法的一些认识：第一，把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编辑学科建设与编辑理论创新统筹发展；第二，强调理论创新与编辑实践紧密结合，大力弘扬实事求是学风；第三，把研究编辑文化属性与探索编辑经济属性紧密结合起来，引领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冯志杰认为，刘杲关于编辑学研究的思想高屋建瓴，站得高、视野广，具有战略思维，开辟了编辑学研究的新境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编辑工作中实际问题的典范。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李频教授针对刘杲编辑出版思想的研究方法问题，谈了五点看法：第一，逻辑起点；第二，刘杲编辑出版思想研究的核心问题；第三，研究对象；第四，刘杲研究的纬度；第五，刘杲研究的层面。

2.2.6 刘杲对高校编辑专业建设的关心和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于翠玲教授回顾该校编辑学专业的产生与发展，受益于中国编辑学会，受益于刘杲、邵益文等很多老先生作为拓荒者为这个专业的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南开大学文学院赵航教授对此也深有同感。赵航教授认为，在促进出版出版高等教育方面，刘杲是领跑者、旗手，对编辑学专业关照扶持，为出版教育立下了大功。

由河南大学研究出版专业的老师和学生共同发起，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王振铎教授为代表，送给刘杲开封历史上早期出版的朱仙镇年画，作为刘杲80华诞的心意，以表达他们对刘杲为河南大学编辑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给予帮助的感谢之情。

2.2.7 刘杲对年轻编辑的帮助

虽然是两代人，地位、声望和才华的悬殊并没有影响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总编辑、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胡守文走进刘杲这位老人。胡守文感触最深的是刘杲关注青年编辑人才培养。1995年，胡守文应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邵益文之邀，在中国编辑学会旗下成立青年编辑专业委员会，出任主任一职，并由此开始了与刘杲的交往。委员会成立不多久，就连续召开多次出版前瞻理论研讨会，行业内媒体反映热烈，各地年轻编辑纷纷报名参加。刘杲每次欣然到会并和大家交流，并不吝赞许、鼓励和鞭策。青年编辑工作委员会正是在刘杲和邵益文的支持下做得风生水起，凝聚了出版业不少青年才俊。

2.2.8 其 他

中国编辑学会顾问吴道弘谈到，刘杲的出版观同样需要重视。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贺圣遂，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党委书记汪家明，江苏科技出版社编审蔡克难，都对《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做了很高的评价。

《中国编辑》的创办使张辉有了近距离接触刘杲的机会，张辉因此而觉得自己比较幸运。时至今日，他仍然记得刘杲指导他们的办刊理念：要抓住重点文章，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刊物要与时俱进，要处在时代前沿；作者就是编辑的衣食父母；办刊物要多一点人文气息，多一点文化气息，少一点官场气息，少一点世俗气息。

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年轻教师蔡姗结合学习刘杲编辑工作规范化的观点，谈了自己的想法与认识：编辑工作规范不会限制编辑工作，规范是一种制度，出版产业发展离不开规范；编辑不仅要遵守编辑工作规范，而且要遵守政治规范、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

对刘杲的科技出版观深有感触的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年轻编辑李明。李明谈到他重读2002年刘杲给中国编辑学会科技读物委员会的一封信后，深感刘杲观点的前瞻性及远见卓识。刘杲信中强调科技出版要高度重视市场和社会需求，要牢固树立发展生产力的观念，要领先加快信息化步伐，要谨慎对待资本运营，科技出版职责就是推动出版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科技进步的指导作用。刘杲还提到信息传播数字化、网络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它的巨大优势对传统出版特别对科技出版形成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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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发言结束后，刘杲对会议的安排及大家的发言表示感谢和感动。他说，改革开放以来编辑学研究的发展，是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一些老同志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已经不在世了，比如边春光、宋原放、戴文葆、林穗芳、阙道隆、陈仲雍、任定华等同志，包括出版界和教育界共同努力的结果，编辑学研究才有今天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局面。他谦虚地把自己比作一块石头，石头需要灯光照，在大家光辉照耀之下也许闪闪发光，如果没有光的照耀，“我还是一块石头”。

在致谢后，他关切地提出了数字出版的一些问题，指出数字出版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也有很高的经济效益，现在谈数字出版讲技术问题、经济问题包括设备、商业模式、盈利模式等较多，讲内容质量、内容文化含量、文化品位的文章少了。他说，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还得继续讲，要讲清楚，解决好；同时，要讲内容，要讲文化，因为这是编辑的职责所在。

（收稿日期：2011-11-10）

兴盛发展 篇4

樊星:《天行者》是在《凤凰琴》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而《凤凰琴》曾经是九十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重要作品。当年发表以后, 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 影响很大。你认为《天行者》“恰好契合了近年来一直流行的‘底层文学’写作的热潮”, 很有道理。新世纪以来, 关注“底层”的文学成为大家聚焦的“热点”。其实, 这个“热点”起码在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就已经形成了。当时, 河北作家谈歌、何申、关仁山关注“大厂”工人的生存困境 (谈歌的《大厂》) 、“穷县”的一筹莫展 (何申的《穷县》) 、农民工的被侮辱与被损害 (关仁山的《九月还乡》) 的作品给了文学界以猛烈的冲击, 使大家去正视被现实的浮华遮蔽不了的“底层”。除了他们以外, 阎连科、鬼子也都在九十年代就写出了直面“底层”苦难的作品, 像阎连科的《耙耧山脉》《耙耧天歌》、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 等等。我个人觉得, 阎连科和鬼子的这些作品比谈歌、何申、关仁山的作品更具有现代感和震撼力。虽然“现实主义冲击波”是文坛为谈歌、何申、关仁山、刘醒龙的作品打造出来的一个流行词, 但其实文坛上一直就不乏关注“底层”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 “新写实小说”就是主要写“底层”的悲剧人生的。刘震云的《塔铺》、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都是写“底层”的。虽然说深入辨析起来, “新写实小说”写“底层”与“现实主义冲击波”写“底层”风格不一 (“新写实小说”写“底层”, 常常聚焦于“底层”人生的“原生态”, 笔触相对冷峻、悲凉;而“现实主义冲击波”则比较接近“问题文学”的传统, 笔触常带有“干预现实”的热度) , 但在关注“底层”这一点上其实没多大区别。说到《天行者》与陈应松关注“底层”的作品 (如《马嘶岭血案》) 的不同, 我觉得也许在于:《天行者》中对于“底层”的关注是满含热泪的, 散发出“为民请命”的热能, 而《马嘶岭血案》则非常冷峻, 冷峻中又透出悲悯。

黄思思:湖北省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这也是激发作家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但是不同于湖北省先前两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姚雪垠和熊召政创作的《李自成》《张居正》这样以重大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为主题的作品, 当今湖北作家几乎是纷纷转向以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为主, 以小视角深入剖析和挖掘社会生活。您觉得促成作家的创作态度发生如此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因素是什么?

樊星:这个问题不好一概而论。其实, 除了《李自成》《张居正》, 湖北作家写历史小说的还大有人在。比如杨书案的《九月菊》《秦娥忆》《孔子》《老子》《庄子》《炎黄》等, 在台湾就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庄子》曾获台湾首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奖首奖。还有广水的胡晓明、胡晓晖兄弟, 也出版过长篇小说《唐太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天鉴》 (写岳飞的故事) , 他们的《洛神》曾经得过台湾第二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奖首奖。也就是说, 台湾罗贯中历史小说奖连续两届首奖都是湖北作家夺得的。还有襄阳作家李叔德, 已经出版了以三位襄阳籍唐代诗人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孟浩然新传》《乱世诗人张继》《惊世骇俗皮日休》, 也是很有功力的。此外, 荆州作家孙昌宇的长篇小说《绝代奇才——施耐庵》也曾经畅销过, 恩施作家龚光美讲述唐代诗人元稹与薛涛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沧海之恋》也很有看头。由此可见, 湖北作家的历史小说阵容相当可观!只是由于宣传不够 (尤其是主流媒体宣传不够) , 影响不如那些写现实题材的作家大。所以, 我觉得湖北作家的历史小说是很值得研究的。尤其是湖北作家为本土历史名人写史的意识 (上面谈到的《孟浩然新传》《乱世诗人张继》《惊世骇俗皮日休》都是) 值得提倡。湖北产生过许多历史名人, 值得大写特写。写多了, 就是湖北人文精神最生动的体现, 也是“惟楚有才”的有力证明。

黄思思:此次入围茅盾文学奖评选前20强的作品还有湖北作家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以及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虽然这两部作品最终没有获奖, 让人遗憾, 但是入围本身, 其实也是对作家及其作品的肯定。对于这两部作品, 您认为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吗?

樊星:《水在时间之下》是“汉味小说”的新收获。小说写了一个汉剧演员的奋斗史, 把一个底层女子泼辣、顽强、心比天高、命运多舛的生命历程写得令人难忘。尤其是主人公水上灯好不容易成名以后面临的情感困惑, 写出了成功女性也难以摆脱的人生纠结。从这个角度看, 《水在时间之下》也是“女性文学”的重要收获。读这部作品, 我常常想到了王安忆的《长恨歌》。《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是“小资”女性的典型, 很有上海人的“洋气”。而《水在时间之下》中的水上灯则泼辣、强悍得多, 堪称“武汉姑娘伢”的典型。《我是我的神》延续了邓一光一贯的英雄主义风格, 写的是“红二代”的成长史。小说写出了乌力兄弟们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里上下求索的浪漫与艰辛。小说中关于乌力天赫在异国打仗、乌力天扬到处流浪的故事非常感人。作家心目中的英雄显然不是雷锋式的“好士兵”, 而是有些调皮、有些蛮气和匪气的当代“侠客”。这两部作品其实比有的获奖作品写得还有文学的感染力。由此可见, 文学评奖常常留下遗憾。包括诺贝尔奖也不例外。有些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作家其实成就一般。有些举世公认的大师却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可见评奖是一回事, 文学成就常常是另一回事。

黄思思:近年来, 许多湖北作家在文学创作题材的选择上, 大部分都以关注民生、关注底层, 关注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平凡人物为主, 但是在文学创作的手法上, 对于一些实验性或者是先锋性的手段和技巧似乎少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也缺少对多元化的人文关怀意识的追求。您觉得这种现象会导致文学内容以及形式的单一化, 最终限制文学本身的发展吗?

樊星:这是个问题。事实上, 文学观念创新、手法创新的高潮在1985—1986年间产生了“轰动效应”以后, 很快就被“新写实小说”的浪潮取代了。为什么?一方面, 创新越来越不那么容易;另一方面, 现实社会的重重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在西方, 早就有“小说死亡”、“文学消亡”的说法流行。一个理由就是文学创新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国内也早有评论家注意到, 文学正在走向哲学化。其实, “现代派”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哲理文学”, 像卡夫卡、萨特、加缪、海明威的作品大都是“哲理寓言”。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实生活的惊心动魄、匪夷所思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力。所以在当代美国, “fiction” (小说) 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non-fiction” (非虚构文学) 的影响力。尽管如此, 当代仍然有作家在“写实主义”与“现代派手法”的结合中走出了广阔的道路。大家熟悉的米兰·昆德拉, 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略萨, 他们的作品都兼有鲜明的现实感和创新感。这些年, 关注“底层”的文学非常热闹。可文学成就仍有高下之别。阎连科、陈应松的作品就常常显示了与众不同之处:不是一般地渲染“底层”的可怜, 而是在写出“底层”可怜的同时还写出他们的“愤怒”与“反抗”, 并且将“反抗”写出惊心动魄的感染力来。在我看来, 阎连科的《丁庄梦》、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就是这样的作品。而且, 这些作品也常常自然地揉进了“现代派”的手法, 比如变形、夸张、象征等等。所以, 写实主义如何不断超越自我, 如何不断写出新境界, 就成了一个新的挑战。像林白的《妇女闲聊录》那样的作品, 基本上以一个湖北农村妇女的“口述实录体”写成, 其中有很多鄂东方言, 读来也给人很强的现实感和新鲜感, 也可以给人很多的启迪。我总觉得, 总有一些优秀的作家在改变着文坛的面貌, 给我们意外的惊喜。所以, 我不悲观。

黄思思:在当今社会, 大众的阅读趣味都偏向于单纯的娱乐性, 阅读行为本身成为了一种快速消费, 因而长篇小说似乎已经少人问津, 像今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你在高原》这种大部头的作品更是让人望而却步。不过湖北省作协近年来却推出了“长篇小说重点扶持计划”, 旨在促进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您觉得长篇小说的创作, 应该如何在保证创作篇幅的基础上, 追求经典化, 以一种正确的价值导向性来吸引更多的读者呢?

樊星:这是个问题。一般说来, 需要扶持的, 常常是潜伏着危机的。但长篇小说是否已经乏人问津?事实上, 二月河的“清帝系列长篇小说”、唐浩明的《曾国藩》那样的历史小说一直是畅销书。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姜戎的《狼图腾》那样独具特色的长篇小说也是畅销书。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网络文学”, 而网络上那些当红写手的作品不是也常常是长篇吗?像《盗墓笔记》《杜拉拉升职记》《蜗居》……不都是长篇小说吗?可为什么大家追捧不已?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在我看来, 这些作品中的某些鲜为人知的阴暗场景 (例如《盗墓笔记》) , 某些非主流的价值观 (例如《杜拉拉升职记》中对于职场“潜规则”的描写, 《蜗居》中对于婚外同居的理解) , 可能是能得到网民青睐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 关键还是在于:长篇小说能否创新?如何创新?能不能发现新的人生?敢不敢写出当代人的新困惑?在任何时代, 经典都是少数。能否成为经典, 除了刚才说到的能否创新以外, 还有很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大众心理因素。

黄思思:据我所知, 值此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 湖北省有许多作家创作了一些以此为主题的作品,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方方的小说《武昌城》以及她最近发表在《上海文学》的中篇小说《民的1911》。除了小说之外, 也有许多湖北作家创作了史话散文一类的作品来纪念百年辛亥, 比如罗时汉的《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 董宏量《钢铁的沧桑与梦想》等。可以说, 许多湖北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 都多多少少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作品中传达的不仅是文字本身所显示的意义, 更多的是通过文本向读者展示一种地方史、文化史以及心灵史。您能否就此谈谈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这二者之间的对话关系?

樊星:我曾经在《湖北日报》发表过一篇短文:《湖北作家的辛亥革命记忆》。其中介绍了牛维佳、余启新、望见蓉写辛亥革命题材的小说创作。也谈到了罗时汉的《城市英雄》。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实在的。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水土不同, 民风就不一样。文学作品写人, 当然风格也就不一样了。我一直觉得, “越是民族的, 才越是世界的”这句话, 还应该补充一句:“越是地域的, 才越是民族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京派”、“海派”, 都是地域文化影响文学创作的证明。另一方面, 同一块地域的文化本身也是丰富多彩的:有不同时代的文化差别, 像都是写上海, 王安忆笔下的《长恨歌》与卫慧的《上海宝贝》的历史背景就不一样, 当然, 还有作家的人生观、文学风格的不一样。同样是写武汉市井生活, 方方的《风景》中的“河南棚子”也与池莉的《生活秀》中的吉庆街风格不同。由此可见, 同一地域又可进一步分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街区、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这些, 都为地域文化题材的写作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源。这样的作品写多了, 就是一个地方的风俗史。以前谈到“汉味小说”, 就是池莉、方方那些描写市井生活的小说。其实, 武汉这块地方还曾经是历史文化名城。而那些写辛亥革命的作品就展现了武汉的这一面。武汉民风泼辣、强悍, 这样的民风是产生革命的社会基础。另外, 武汉是著名的商埠, 描写“汉商”的作品也有何祚欢的《养命的儿子》那样的佳作。彭建新的长篇小说《孕城》中也有关于武汉买办商人的故事。地域文化是一片得天独厚的沃土, 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是开放在这片沃土上的奇花。

黄思思: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在中国当代文坛比较有名望的作家之外, 湖北文坛还有一大批默默耕耘的作家们, 他们身体力行, 笔耕不辍。或许在多年以后, 这些人会成为文学鄂军的生力军, 为湖北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作为一位资深的文学评论家, 您对他们有什么寄语和建议吗?您对湖北文学未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墨家学派兴盛刍议 篇5

墨家学派兴盛刍议

墨子及其创立的`墨家学派,其思想观点多以儒家的反对命题而提出,儒、墨辩难,分庭抗礼,显赫于时.墨学兴盛原因乃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阶级根源使然;历史所成就.

作 者：江秀玲  作者单位：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陕西,西安,710061 刊 名：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年，卷(期)： 19(3) 分类号：B224 关键词：墨家学派   兴盛   成因   刍议  

漳州外贸兴盛的佐证 篇6

神圣罗马帝国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它是公元962年至1806年存在于西欧和中欧的封建帝国，早期为统一的国家，中世纪后演变为一些承认皇权的公国、侯国、伯国、宗教贵族领地和自由城市的政治联合体。全盛时期领地包括德意志（日耳曼）、尼德兰（包括今荷兰及比利时）、波希米亚、奥地利、瑞士、勃艮第以及意大利北部、中部等地。

公元962年，奥托一世由罗马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为皇帝，他被称为“奥古斯都”，即“罗马人的皇帝”。奥托一世的加冕不仅使他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成了罗马的监护人和罗马天主教的最高统治者，并由此开始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17世纪初期，神圣罗马帝国日趋没落，内部诸侯纷争不断，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公元1618年至1648年，由罗马教皇和波兰支持的以奥地利、西班牙、德意志天主教联盟组成的哈布斯堡集团和由英国、俄国支持的以法国、丹麦、瑞典、荷兰、德意志新教联盟组成的反哈布斯堡集团爆发了欧洲两大阵营之间的“宗教战争”，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30年。战争使罗马帝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内部联邦四分五裂，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1806年8月6日，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放弃神圣罗马皇帝尊号，只保留奥地利皇帝和称呼，神圣罗马帝国从此消亡。

在我国漳州发现有一款神圣罗马帝国利奥波德一世银币。该币正面是利奥波德一世戴冠披甲侧面像，周围环铸拉丁文，背面为皇冠下持双剑的火凤凰（俗称双头鹰），上方为铸造年份1695年。

利奥波德一世于公元1640年6月出生于维也纳，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的次子。利奥波德一世执政期间一直在与邻国征战。1658年，年仅18岁的他在继承皇位不久，各种挑战便接踵而至，最早是与瑞典发生战事，时瑞典国王与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今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亲王格奥尔基二世结盟反对奥皇，利奥波德一世得到波兰帮助，于1660年结束这场战争。1663年他又与土耳其开战，双方各有胜负后于1664年缔结和约。随后罗马帝国又卷入与法国的冲突之中，当时法国国王是路易十四，为了对抗法国的扩张，罗马帝国与英国、西班牙、丹麦及勃兰登堡选侯结盟。1702年罗马帝国因为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权又与法国爆发战争。1705年利奥波德一世在维也纳去世。

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货币在漳州还发现有一款——1754年德意志下萨克森铸造的银质辅币。该币正面是双头鹰，背面是币值及铸造时间。但有泉友认为该币属于地方政府发行的代用币。

16世纪至17世纪初，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等欧洲诸国相继开通对华海上贸易时，神圣罗马帝国正处在战事频发、内部四分五裂的状态，经济正在走向衰退，各邦国之间贸易壁垒重重。那么这两款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银币早年是如何来到漳州的呢？为了寻找答案，笔者在彭信威教授的著作《中国货币史》图录《清初流入的外国银币部分》找到一枚1692年利奥波德一世银币，币图说明文字为“日耳曼帝国的塔勒”，此外有关神圣罗马帝国货币的资料及流入我国的情况的资料记载极少。

兴盛发展 篇7

中国地域广阔, 东西南北各个区域的自然条件明显不同, 社会文化及历史发展背景也各不相同。明清时期各区域的经济随着国家实力的雄厚而形成各地域经济的独立性, 徽州地区主要形成了以“徽商”为代表的商业文化并极具代表性。

“徽商”的形成可溯源到南宋后期, 发展阶段是元末明初, 到了明代中期“徽商”这一名词已经形成, “徽商”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而鼎盛具体说来则是在嘉靖时期。故到了明代中期, 休县及歙县二县经商已经成风, 沿江流域“无徽不成镇”之说法, 由是而兴。徽州商人在全国地方商人中名居榜首, 与晋商比肩称雄。

徽州地区多奇山异水, 置能耕种的土地有限, 村落密集度较大, 农民生活困难。因此, 生活所迫的徽州人不得不背井离乡, 外出务农、务商。虽然这些商人中有没返乡的, 或终无所成者, 但大多都凭借着自己的勤劳与智慧, 很多学有所成, 劳有所获, 经有所利。一些商人开始由经营木材、茶叶、蚕丝、米业发展到经营盐业, 很快便富甲一方。

徽州人迈向大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江、浙地区广阔的中国长三角洲的大市场。在南宋以来, 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向南拓展, 临安 (今杭州市) 都城的繁荣景象, 使长三角洲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人口密度最稠集的经济区。借助着这地区的商机及便利的新安江水运交通的便利, 开始往来于徽航杭等城市, 以徽州土产竹、木、石料及徽茶、徽纸商品等需求为最大。明清朝廷对商业政策的鼓励, 使得“徽商”很快得抢占了经营盐业的商机, 获得了经济的空前发展。典当等行业也在江、浙两淮等省份站稳脚步。鼎盛时期的商业性店铺多达百家以上。例如富甲一方的胡氏, 除了经营典当业务外, 还经营茶米生意, 号称“三十六典”“七条半街”。清代后期, 就南屏村一带的徽商就不下20户。这些徽商致富后, 为了光宗耀祖, 显赫一方, 便大兴土木, 扩建园地。据传, 修建“承志堂”共耗资白银六十万两, 而全部建筑中木雕就由二十个工匠雕刻了整整四年才得以完成, 仅在木雕上所镀的黄金就达一百余两。徽商的资金实力雄厚, 为建造独具特色的徽派建筑提供丰硕的经济基础 (如图一) 。

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原因

徽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依托着明清时期文化大繁荣的特定历史时段产生、崛起和兴盛,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徽州商人以程朱理学的儒家思想指导着自己的经商理念及从商的原则, 所以“徽商”也称为“儒商”。

明清时期, 伴随着国力的昌盛, 国家的政策也推陈出新, 大力发展文化教育, 重科举, 提倡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在这一时期, 举国上下形成了各种文化流派, 不仅仅是在文学方面, 同时还绘画、文艺、建筑及各种文化类别争相斗艳。具有地方特色的各地区民俗文化也达到鼎盛, 徽州建筑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即“徽商”富裕后, 用大部分的财力、精力向徽州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原因是徽商人认为, 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 即便再有钱也没有权, 所以徽商人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的身上。例如, 兴建书院、投资办学。据史书记载, 明清时期, 徽州书院多达54所。徽商重视教育的普及不仅造就了一大批的缙绅官僚, 同时徽商人的文化素养及品味有了明显的提高。文化素养的提高, 渗透到了建筑领域中, 徽商人将建筑的形体与传统的风水学相互结合, 形成独特的“天井”结构;将儒家的“仁”“义”“理”“智”“信”的精髓与徽派建筑中各个建筑构件上的装饰融为一体, 例如, 承志堂中梁上雕刻的“百忍图”;将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特色与徽州文化特色相互借鉴, 如, 徽派的建筑形式是干栏式建筑与北方“四合院”建筑形式结合等等。徽派的建筑文化与当时所处的明清时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文化背景是脱离不开的, 徽州建筑正是以这样的背景为依托, 结合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 形成了独特的徽派古建筑群。

三、物产丰富的物质原因

皖南地区的徽派建筑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 建造楼体的各种材料均是“就地取材”。

皖南地区四面环山, 崎岖的山谷将当地形成地形较为闭塞的地理环境, 人们自给自足, 建造房屋及生产制品均为当地的用材。例如, 建造房屋所用的木材、石材;生活用品中的“徽墨”“徽纸”等均产自当地, 并且这些用品通过以新安江为代表的皖南水系销往周边。

徽州地区多山多林木, 所以建筑材料极为丰富。主要有:松木、柏木、梓木及樟木;又产桐油、生漆等天然涂料;依山傍水的自然条件为烧制砖瓦提供了粘土及石灰石在内的各种石材;徽派建筑充分地利用这种天然材料, 由于气候湿润及雨量充沛等原因, 为了房屋自身的防潮及排水, 徽州人巧妙地将建筑外墙的砖石材料表面用我们熟知的防潮石灰挂浆粉刷其墙体;内部则结合干栏式建筑特点, 以石柱为基, 上面加上木材为主材的梁架结构, 撑起整间建筑 (如图二) 。整体建筑通风效果极好, 木材多选用带有芳香并且质地优美、肌理清晰的木材, 既起到防腐的效果, 又极为美观。所以, 至今皖南地区保留了大量且完整的明清古建筑。

结语

明清时期, 社会稳定、经济富裕、文化繁荣、国力昌盛。这样的社会背景为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人们能够安居乐业, 学有所用, 学有所得, 是文化的百家争鸣时期。徽州依靠这独特的地理位置、徽商遍天下的经济实力及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 铸就了今日的世界文化遗产——徽派古建筑群。

摘要：皖南古村落群是世界文化保护遗产, 极具代表性的西递及宏村是我国及世界文化遗产中最为摧残的一颗明珠。皖南古村落群多集中在安徽省内淮河以南的地区, 故称皖南地区古建筑群。皖南地区历史、文化积累深厚, 自明清时期以来, 遗留下大量古建筑群。例如, 古祠堂、古民居及古牌坊等, 保存完好, 至今仍有很多学者考察及研究。本文通过四个方面, 探索皖南古建筑在明清时期兴盛的原因。

兴盛发展 篇8

关键词：唐代,旅游,兴盛繁荣,经济发展,贡献

唐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较为开放开化的时代,统治者和社会民众在该时期以其包容宽广的心胸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封建文明,在唐代思想观念的开放和文化繁荣的影响下,旅游业在唐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时代。唐朝时期的旅游主体逐步向普通民众普及,唐朝时期旅游主体的构成更加多元丰富,打破了帝王贵族等上层人物对旅游资源的垄断独占。随着唐朝旅游主体结构的改变,促使该时期的旅游审美情趣也逐步改变,许多物象均成为唐朝时期旅游者的审美客体,雄山峻岭、花草虫鱼、江河湖海等自然景物,以及文物古迹、寺庙道观、楼阁亭台等人文景观,均让人们在享受的过程中带来遐想、欢乐,促使旅游活动更加频繁,促进了餐饮业、旅馆业、交通运输业等众多行业的发展,对唐朝时期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唐朝旅游业兴盛繁荣的表现

1.旅游主体的多元化丰富化。唐朝时期社会政局相对较为稳定, 随着唐初与民生息政策的实施,社会生产力迅速得到了恢复,从而为唐朝旅游的发展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加之唐朝统治者的思想观念较为开放兼容,政府亦通过各类举措支持旅游的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唐朝旅游推到了中国古代旅游的巅峰状态。随着唐朝旅游的发展繁荣,更多的社会群体加入到了旅游者的行列,旅游的主体更加丰富多样,不再局限于上层社会,而是社会相关阶层广泛地参与到了旅游活动之中,唐朝时期的旅游已经不再是上层社会人士的特权,更多的普通百姓甚至不少女性也参与到了旅游活动之中。与此同时,旅游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的附属产物,旅游具备了更多的文化因素,具有了较为相对的独立性,唐朝的旅游者们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自己的旅游活动,促使旅游成为一种良好的愉悦身心的游乐方式,不少文人士大夫甚至妇女也积极加入到了旅游队伍之中。唐朝时期旅游主体的丰富多元,决定了不同的旅游主体对旅游的心理期待需求不尽相同,不同旅游主体的旅游行为及其形式内容均存在显著差别,从而形成了唐朝时期旅游的兴盛繁荣和气象万千的景象。帝王作为旅游主体,在我国古代旅游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帝王的郊游、巡游、狩猎等作为其旅游的重要方式, 同时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而到了唐朝时期,帝王旅游的政治色彩逐步减弱,休闲娱乐色彩逐步增强,更加接近旅游的本质。除帝王旅游外,唐朝贵族官僚集团的旅游也更加频繁,贵族的旅游以消遣为主, 而官僚的旅游消遣和工作相结合。随着宗教文化的兴盛,唐朝佛教、 道教均获得了长足发展,该时期的道士达到3万人左右,信奉佛教的民众人数则要多得多,唐朝时期宗教信徒的旅游活动也越发频繁[1]8。 唐朝统治者推行了一系列提高文人士大夫地位的政策措施,不少文人士大夫十分热爱祖国江山、心系社稷安危,具有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志向,热衷并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生活学习方式,文人旅游越发兴盛起来[2]48。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思想观念的更新,唐朝妇女逐步解脱了封建思想对其身体的禁锢,妇女旅游逐步成为普遍现象。

2.旅游资源的多元化丰富化。唐朝国土幅员广阔,在广阔的国土之中蕴藏了十分丰富且对游客们有着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唐朝文化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不少在平常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自然景物, 经过文人士大夫的传唱之后别具旅游价值,六朝时期文人传唱的会稽,对李白、杜甫等唐代诗人有着魔力一般吸引其前往游览,在经过李白、杜甫等人的生花妙笔、经典佳句的赞叹描绘并传播之后更是在文人群体中别具诱惑力。唐朝时期的诗人词人们在旅游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景色优美之处,由此创作了大量的描绘各处景观的山水诗词佳作,这些山水诗词佳作的传唱又极大地促进了唐朝时期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逐步形成了更多的山水旅游胜地。文人士大夫们始终是唐朝时期最为重要的旅游生力军之一,这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艺术修养的旅游家们通过自己的旅游行为和文化创作行为,有力地推动了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各种各样的人文和自然景观不断涌现,旅游客体更加丰富化多元化。文人游览游学的地方,通常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比如白鹿洞游学的庐山、雁塔题名的慈恩寺等,使旅游景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柳宗元提出“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美学命题,旅游资源的审美开发利用便成为唐朝时期一种十分自觉的行为,比如王勃和滕王阁、王之涣和鹳雀楼、柳宗元和永州山水、元晦和桂林山水,名山水名建筑始终和名人交织融合在一起。

二、唐代旅游业兴盛繁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1.促进了交通业和旅馆业的发展。为了实现全国各地游客交互旅游的方便,唐朝政府采取措施大力发展交通事业,而旅游业发展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唐朝政府有了更多的财力投入到交通事业的发展过程之中。隋朝时期的水路交通、陆路交通均获得较大发展,正是统治者不惜民力发展交通和统治者的奢靡贪腐本性,导致了隋朝迅速土崩瓦解。唐朝对隋代建立起来的交通要道及其设施场所善加利用,同时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在发展交通事业的同时也防止民力的过度损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唐朝统治者较好地承沿了隋朝发达的陆路和水运的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事业,促进了国内贸易的繁荣昌盛,促使唐朝逐步发展成为当时东方最为强大的封建帝国。为了便于国内人员的往来,唐朝大力加强物流运输网络的建设,无论是陆路还是水陆交通,均较发达,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交通的发展,而交通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繁荣发展,自然促使全国各地的人流不断加剧,这就需要各地大力发展旅馆业也满足旅客居住的需求。随着唐朝旅游业的发展,旅馆业也相应地兴盛繁荣起来,唐朝时期乡村各地、城市之间、驿道周边等,到处都是大小不等的旅馆。为了更好地吸引游客前往居住,唐朝时期的旅店举办者想方设法为旅客提供个性化、特色化的旅店服务,房间内的设施齐备,为旅客提供租赁业务、物品寄存服务、温泉项目等,可谓服务“周到”。唐朝时期的民间旅店,对入住旅客并没有任何特别的要求,任何人在不提供任何身份证明文件的情况下均可入住。唐朝时期旅游活动较为普遍,人流较大,所以旅馆的收入也十分可观,产生了良好的旅游经济效应。

2.促进了饮食业和娱乐业的发展。旅行者不可能完全随身携带粮食,即便有旅客随身携带了一定数量的粮食以作为路途中的饮食, 但是总之无法满足旅游者的需求。基于此,随着唐朝旅游业的兴盛繁荣,在旅游胜地产生了大量的餐馆饭店以满足旅客的饮食需求。在旅游等异地活动的过程中最为必备的条件之中,饮食无疑是旅居者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唐代旅游业的发展对饮食业提出了要求。同时, 该时期较为发达的农业商业文明又催生了饮食文化的繁荣发展,该时期民族的融合、社会文化的繁荣、宗教文化的盛行促使产生了独具特色、民俗性十足的饮食文化。唐朝时期统治者提倡人们跨出家门到外旅游,贵族提倡精美的饮食,不少人还积极倡导饮食养生,极大地丰富了饮食文化的内涵。唐朝之前,统治者严禁民间买卖土地,唐初对土地的政策也并不放松,而是对买卖土地的行为科处较为严厉的刑罚。然而,到了唐朝中期、晚期之时,朝廷推行两税法,均田制也逐步名存实亡,朝廷逐步放松了对买卖土地行为的管制,大量的土地转化为私有,这就为朝廷官员广置良田土地、建造豪宅创造了条件。唐宪宗时期的长安都城便有大量的私人别墅、庄园,成为人们消遣娱乐的重要场所。唐朝时期的假日节庆较多、较丰富,皇帝生辰、重要传统节日均放假,一年共有53天的节庆假日[3]46。每逢假日节庆日,人们喜欢结伴出游、郊外游宴、探亲会友,旅游过程中自然少不了休闲娱乐, 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娱乐业的发展[4]58。随着旅游业的推进,唐朝时期出现了扬州、广州、洛阳、江陵、长安、成都等大量的旅游城市,比如长安地区的休闲旅游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大量国内外游客前往长安游览。旅游业获得较快发展的情形下,城市人流自然增多,这又促使大量的商业城市产生,有效地促进了唐朝时期城市经济的发展。

诸子散文兴盛的原因 篇9

先秦诸子散文的兴盛是有其原因的, 本文将从以下几点来分析总结。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变革和诸子散文的兴盛奠定物质基础。先秦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最为显著的变化是铁器和牛耕的出现, 这在生产力上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

首先是铁器的使用。中国最早使用铁器据说是在春秋时期, 最早的是在湖南长沙一代出现的。在这之前, 人们一直是以石器、骨器、木器和蚌器等作为生产工具, 这些工具比较钝, 相较于铁器来说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和时间, 因此在那个时期人们征服自然、开发自然的能力有限, 生产力水平低下。在春秋战国中期, 铁器已经发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并且在生产领域广泛的使用开来, 甚至超过了原始生产工具, 占据了生产主导位置。当时的铁制农具很多, 特别是铁犁的出现, 给生产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进步。这种铁犁铧是一种安装在犁前端用来破土耕地的尖利农具, 这比原始的骨器、木器有很强的破土功能, 能够使土地得到深耕, 土地深耕促进了粮食收成的大大增产, 为社会积累了物质财富。铁犁铧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农耕技术的一个大大的发展, 使人们有更大的激情去开垦土地, 也有更大的能力去开发山林, 征服自然。虽然此时还是铁器使用刚刚开始的阶段, 但是已经稍稍改变了以前那种完全顺从自然, 听从自然的局面。铁器的出现是人类农耕史上的一大进步, 也使人类改造自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其次是牛耕的出现。在牛耕出现之前, 我国农业在耕作的时候, 一直是人用手使用一种叫耒耜的脚踏耕具, 就像现在使用铁锹一样, 用脚踏刺土, 再把土翻起来, 翻一块退一步。这种耕种方法耗费很大的体力和人力。到了春秋时期, 牛耕开始出现, 人们只需要借助畜力就可以耕种了, 这就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铁制农具出现之后, 特别是铁犁铧的出现, 人们结合畜力, 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使社会物质财富得到积累。同时, 铁器和牛耕的使用, 也大大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 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再者是从千耦其耘到个体农耕。生产力发展了, 就有了闲置的劳动力,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期, 一直是奴隶主和贵族奴役劳动者在自己的封地耕种, 生产力的低下和生产工具的简陋, 使得劳动者要付出大量的体力和精力, 奴隶主只能采取集体耕种的方式来管理奴隶和自己的封地。而长期的奴役和生活上的不能满足使得劳动者对劳动失去了快乐和积极性。在铁器和牛耕出现之后, 生产力大大发展, 节省了很多人力和时间, 那这些空闲处的劳动力就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鉴于集体耕作的弊端, 奴隶主采用把土地分给个体农民, 收取地租, 这种个体耕种的方式, 这就是“初税亩”的出现。个体耕种使得劳动者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至此小农经济逐渐形成。

第二, 社会阶层的变革为诸子散文的兴盛提供了主体。生产力发展了必然带动经济的发展, 而经济发展带动社会阶层的变革。

首先, 是出现了自耕农。随着铁器和牛耕的出现, 生产发展了, 手工业和商业也发展起来。这些行业的发展带动了社会阶层的变化。由以前的奴隶主和奴隶阶级, 演化出很多阶层, 比如个体农耕的出现, 这就是由一部分奴隶和平民自己开垦荒地, 从而获得土地, 或者是奴隶主贵族把一部分土地赏赐给奴隶, 以及一些贵族因种种原因变成农民而形成的。这就是自耕农这一社会阶层。而这个阶层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阶层以及奴隶制度的瓦解越来越多。

其次, 是新兴地主阶级才出现。生产发展和奴隶制度的瓦解使得自耕农出现了, 而这一时期还有一种新兴的社会阶层, 即新兴地主阶级。他们的出现有很多种因素, 有的是因为平民靠生产工具先进积累财富上升而来;有的是从奴隶主贵族阶层分化而来, 奴隶主看到集体耕作使得很多土地和人力被浪费, 感觉到奴隶制剥削制度已经快要崩溃, 就把土地分割, 分给奴隶或者平民, 自己从中收地租;还有一部分是有军功的地主获得赏赐而形成;所以, 这个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形成, 他们不同于奴隶主贵族等统治阶级也不同于被剥削的奴隶, 是一种新兴的阶级。而随着奴隶制的瓦解这个阶级也在慢慢壮大, 甚至占据社会主导地位。

所以, 在这一时期, 社会阶层有了显著变化。自耕农出现, 新兴地主阶级产生并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 奴隶主阶级衰亡, 这是我国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历史时期。“在这种社会变革日益深刻的历史条件下, 各阶级各社会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迫切需要自己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并纷纷物色本阶级本集团的代理人和代言人。这样, 用人问题就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问题。”1所以, 地主阶级迫切需要文化知识的普及, 这就为诸子散文的兴盛提供了创作主体。

第三是“私学”的出现为诸子散文的兴盛提供文化氛围。在春秋时期, 随着官学的没落, 私学逐渐兴起,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崭新的教育形式。“与秦汉以后的私学相比较, 先秦私学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无疑更为巨大, 私学大师或其弟子的理论不仅对结束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战乱纷争, 实现中国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且深刻影响了历代封建王朝, 以至于今天仍有一定的影响。”2

在奴隶制社会中, 土地掌握在以周天子为首的统治阶级手中。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有的土地所有制, 以及政治上实行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 决定了奴隶主阶级不仅掌握着国家机器, 而且也把持着学术和教育, 史称‘学在官府’。”3这所谓的“学在官府”使得平民和奴隶根本无法接触到教育, 而不仅仅是教育连老师、典章制度、图书等等都受贵族的控制, 平民根本无权接触到, 这就是“礼不下庶人”。但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带动了社会变革, 使新兴地主阶级出现, 经济下移, 从而导致政治权利下移, 这种只有贵族享有受教育机会的制度被突破, 出现了民间办学即私学。其中以孔子私学规模最大, 影响最深。他们主张有教无类, 这就使更多的人接触到教育。而这一时期周天子的统治已经松动, 诸侯国各自为据, 很多官吏到各诸侯国去谋出路, 而这些统治者为了变革和竞争则需要这些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的人为他们服务, 于是争相养士, 士的出路渐广, 这就出现了“士”阶层。到了战国时期, 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争雄, “邦无定交, 士无定主”, 士的身价越来越高, 养士的风气也越来越浓, 私学更加盛行,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各诸侯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尊士、养士, 给士很高的待遇, 这些游说之士可以自由往来, 相对独立, 但他们又出身不同, 立场不同, 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 四出游说, 互相辩论, 著书立说, 于是产生大量论事说理的文字。这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庄子》《孟子》等散文的出现。而与此同时, 这些士们也代表着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 都想用自己的观点去统治别人, 这样就出现了士之间的相互辩论和诘难, 如《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成熟的说理散文的出现, 它们代表着诸子散文兴盛的时代的到来。

综上所述, 先秦诸子散文的兴盛是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的因素的。在经济上, 传统的生产工具被铁器和牛耕代替, 空闲处大量劳动力, 从而导致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 使得经济和政治下移, 引起文化下移和社会阶层的变革。政治的不稳定, 加大诸侯割据, 让游说之士这一阶层有了生长的土壤, 因此出现代表了这一阶层不同立场不同声音的诸子散文的兴盛。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 “百家竞作, 九流并起。”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 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诸子散文即是这一时期反映不同学派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的说理性散文。百家争鸣的出现标志着诸子散文达到兴盛时期。而这一文学现象的产生是有其原因的。本文仅就当时的生产力、社会阶层和文化氛围的发展变化为视角来分析诸子散文兴盛的原因。

关键词：诸子散文,兴盛,社会阶层,私学,士

参考文献

[1]、杨桂生.论春秋战国时期的贤能政治[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1986 (52)

[2]、马华阳.论先秦私学的特点[J].黑龙江史志.2010 (17)

[3]、赵发中魏光峰.春秋战国河南士阶层的掘起与私学的出现[J].殷都学刊.2000 (1)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M].1999

[5]、牛珵英.先秦诸子散文发展之回顾[J].高等函授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6)

[6]、陈文畑.论私学兴起对诸子散文创作的影响[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 (1)

诸子散文兴盛的原因 篇10

一、政治角度

政治为先秦文学的兴盛提供了空间。首先政治为文学提供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表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统治已经松动, 各诸侯国林立纷争, 各国统治者为了变革和竞争的需要, 也是迫于战争与对手的压力不得不向文人贤士低头, 用自由换取文人贤士的效力, 以便大力搜罗人才, 故养士之风盛行。

其次, 政治为文学提供空间体现在政治为文学提供了素材。政治作为宣传工具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体现鲜明。诸子百家兴起纷纷著书立说如孔孟之仁, 道家之道、法家之法, 希望通过打动各国的统治者来扩大自己学派的影响, 这就使诸子百家以政治为题材宣扬自己学派对统治者统治的重要性。

二、经济角度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繁荣为诸子散文的兴盛奠定基础。首先经济的发展为诸子散文的兴盛奠定物质基础。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有其是铁犁牛耕的出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经济上的进步使上层建筑发生变革: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奴隶制瓦解, 原本严格的身份制度遭到破坏, 私学兴起代替“学在官府”, 这为文学的兴盛提供人才保证。新兴的封建制度确立并发展, 各国实力壮大, 已有经济实力和意识为自己争得一方霸土, 开始大力招揽人才这是根本的经济因素。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跃使社会阶层的分化加剧, 先秦诸子的生活环境、所代表的阶层利益决定了他们著作思想情感的差异, 这就推动了先秦诸子散文的思想论点丰富与风格的差异。墨子散文具有质实简朴的风格, 这离不开墨子的农民与小工商的阶级属性。孟子散文中浩然豪迈的风格与其贵族后裔平民出身的社会阶层密切相关。《墦间乞食》, 作者议论道 : “由君子观之, 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 其妻妾不羞也, 而不相泣者, 几希矣。”齐人不再是孤立的形象, 他和那班求富贵利达者联系起来而产生泛化, 原来对齐人的不屑, 转而成为热衷富贵者的嘲笑。原有的意蕴被导入一种深刻的社会认识中, 再次经济的繁荣同样为诸子散文提供素材与材料。体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对自然认识的加深, 开始进行理性的思考。同时代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出现的对生活事件的描述, 对神话传说的改造, 理性思考后的结论。这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 尽管这些思考是零碎而片段的, 但体现出人们思考的对象转向现实生活。如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 (《韩非子·五蠹》) 与孔子对鬼神的认识:“敬鬼神而远之。”

三、历史与历史意识角度

强烈的历史意识是诸子散文在春秋战国兴盛的重要原因。在先秦时代, 理性觉醒所带来的最大收获便是强烈的历史意识的成熟。李泽厚指出 : “历史意识是中国智慧的重要特征, 成为历史教谕加人际情感的实用理性。理性觉醒之后, 人们要从历史经验中提高认识, 要借助历史来认识现实社会。特别是在社会动荡的战国时代, 在历史意识支配下的以古鉴今乃是诸子散文产生的重要条件。在诸子散文中援引历史事件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作者的看法主张, 接受者的领略, 大多需要借助历史意识来达成。诸子散文的兴盛离不开历史意识主导之下的以古鉴今文化传统。

四、百家争鸣角度

诸子百家之间的相互辩驳同样推动诸子散文的兴盛。春秋战国时期宽松的政治环境为诸子百家提供了一个相互争鸣的空间。诸子百家之间相互争鸣中他们通过著书立说来阐释自己的观点驳斥别家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诸子散文的兴盛, 另一方面在相互争鸣争鸣中他们博采众长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使得大量优秀的作品面世, 又进一步推动了诸子散文的兴盛。

五、总结

我们既要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 把握社会结构, 即从静态的横向的角度把握文学兴盛德原因;又要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 把握社会形态, 即从动态的纵向的角度把握文学兴盛的原因, 笔者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个人等角度分析诸子散文兴盛的原因。诸子散文作为“轴心时代”的精神产品, 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诸子散文所表现的思想永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 诸子散文的艺术成就同样是后代作品的源头, 人们将不断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 对诸子散文兴盛的研究对于指导我国古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与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凤全.先秦诸子散文综论[M].2007.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浅析3D打印市场何以兴盛 篇11

关键词：3D打印；增材制造；中国智造；文化创意；创新创业

3D打印又称增材制造，是一种基于三维数字模型、将材料逐层累加来构建物体的制造技术。现今3D打印已经被广为普及，并且随着技术的成熟与进步不断广泛的被应用到各个领域，其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已经掀起一股新的创业风潮。究其原因主要分析如下：

一、3D打印自身优势

在以速度和效率至上的今天，3D打印技术将数据模型自动、快速、直接、精确地将人们的想法变成现实，大大地缩短了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因而能制作出更低成本、更少能耗污染、更高质量、更具创意的设计产品。

3D打印产品的优点：在结构上，可以打印制造单元结构复杂、整体轮廓夸张、中空结构；在色彩上，能够直接打印彩色实体；在材质上，能够进行多种特殊材质的单种类打印，融合复合打印；在精度上，能够完全依照数据模型进行还原度极高精度极高的实体模型制造；在成本上，极大的缩短了制造所需时间，从高端的贵金属到低端大众产品都能够进行打印。目前市场上一只3D打印笔仅需要二百元左右，价格低廉环保无毒的PLA材料也已经广泛地投入市场，在它的帮助下，家长和儿童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低精度的三维实体打印绘制，现在人们需要做的只是将脑海中的想法创意激活，就能够没有束缚地进行天马行空的创作。因而，3D打印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激发大众的无限想象力，并能够将其在短时间内转化为实体模型。

二、工业发展和文化回归的需要

制造业、文化创意产业不被大众看好，制造业、文化创意产业亟待复兴。根据2015年3月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统计显示，最被百姓看好的行业，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电子商务、健康医疗、金融业，依次紧随其后的是物流、房地产业、能源、农业。然而就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而言，与百姓生活吃穿用住行息息相关的制造产业，看好它的发展前景的百姓比例只有2.5%，排名倒数第一。就在我们身边关系要好密切的同学朋友、未来的同事同行中，从业人数最多的文化创意行业——此次排名倒数第二。这是一个非常发人深思的现象：作为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泱泱大国，在历史舞台上向来扮演的是举足轻重的角色，璀璨夺目的华夏古国文明留下的印记与功勋不胜枚举——曾经的丝绸瓷器名扬海外千金难求、亭台楼宇独具匠心巧夺天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更是信手拈来举重若轻，那些中国古代制造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所创造的辉煌，和现如今的饱受冷遇遭人鄙弃情形比起来相去甚远。是什么造成了这些直接关系着百姓的物质精神水平、生活福祉的产业落得如此境地？长期单纯依赖他国进口并非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反倒会受制于人，如何反转并改变当前的局面？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合理地解决，则意味着我们将会长期没有质量优异经久耐用的民族制造产品，没有创新理念推陈出新的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生活更没有品质和鲜活可言，物质基础和精神内涵双重缺失。长此以往，动摇的是国人的幸福感和民族自信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心涣漓撼动的是一个国家的根基，“老外的东西就是好用，创意就是高明”？的声音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形下，大力发展制造业并促使产业从粗放式向精工细作转型升级，将“中国制造”打造成一块“中国智造”的金字招牌；搞活文化创意产业并使其重返世界民族之巅，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齐头并进。大力发展民族制造业民族文化产业，提升国民幸福感，树立民族自信心，打造优质民族品牌民族文化形象，才是培本固原的一剂良方。

三、创业人群热情高涨

创新创业，创客文化异军突起。当前创业热情最高的群体，排在第一位的是毕业大学生，其次是在校大学生，紧随其后的是海归人员。由此可见高知人群对于创业的热情高涨，想要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创业致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近几年开始逐渐为人们熟识的创客，也在这些高知人群中异军突起。“创客”是继骇客、极客之后，在互联网上备受推崇的新身份。创客源于英文单词“Maker”，与那些以钻研技术来打破陈规的自由斗士黑客、以酷炫、秀技为目标的科技时尚先锋极客相比，创客则是指那些不以赢利、炫技为目的，努力把自己的创意转化为现实存在的人。创客们的显著特征是一群热爱生活、享受创新，不断学习勇于实现自我创意突破的人，至于制作出的作品，是否有商业价值、对他人是否有帮助等，并不是创客们创作的主要目的。创客们最大的爱好就是DIY，用手边的材料制作出别具创意的产品，而3D打印技术的兴起和普及很大程度上为创客们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现在硅谷的创客风，已经刮到中国来了，目前还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地。中国的创客之路，目前有着非常大的发展潜能和市场需求。这些强烈的社会市场需求，总理李克强在两会期间也表示“中国推动‘双创（创新、创业），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实现人生价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创新不仅是要务而且是急务”。用新创意、新技术来进行科技创新，并将其运用到实际生产环节中去，能够极大的提高生产力，从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促进企业软实力提升，“科技创新”作为照亮实现中华民族“大国强国梦想”的一束亮光，在长期战略角度将一直处于制高点。如果科技创新能够站在优势学科的肩膀上，将会带动学科本身及其相关领域的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更多优良的就业岗位，改善民生。

四、结语

3D打印市场的兴盛有其主观优势和客观需求，随着技术的研发与创新，能够制造出更多满足国民需求的优质产品。然而尽管3D打印市场兴盛，仍不能好大喜功蜂拥而上，应理智客观看待。应以企业为主导，以市场为前提，进行3D打印市场的开拓和技术创新研发。3D打印技术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对社会、经济、生产、教育有所促进和影响。

【参考文献】

[1]胡迪·利普森.3D打印：从想象到现实[M].中信出版社，2013.

[2]克里斯·安德森.创客新工业革命[M].中信出版社，2012.

[3]张曙.三维打印的现状与未来[J].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学报，2013，（12）：557-562.

浅析电视媒介兴盛的原因 篇12

一、兼收并蓄的全面整合性

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电视媒介无疑是众多受益者之一。一个显著的事实是, 几乎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 都可以通过电视媒介的整合置换, 以一种视听兼备的影像文化形态呈现出来。

从媒介语言的演进来看, 人类语言是在最初的劳动实践中, 因相互交流的需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原始期的人类口语较为简单, 往往同人的手势、表情、肢体动作等联系在一起。文字的产生使语言的交流性进一步增强, 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扩大了文字传播的范围。但是, 线性的文字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人的思维, 尤其是对于活生生的现实事件, 往往“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电影的诞生宣告了一个影像媒介时代的到来, 它不仅能记录历史画面, 而且能化虚为实, 把完全虚构的人物和情境“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较之文字语言的抽象性, 以视为主的电影语言更贴近生活和形象思维中的审美意象。无外乎伊芙特·皮洛曾说:“电影不是艺术——电影多于艺术, 又少于艺术……这种人类传播形式可以得心应手地兼收并蓄各种‘生食和熟食’, 原始素材与象征符号, 经验知识与抽象结构模式。它能把天南海北拉到一起。”【2】紧随电影之后问世的电视, 不仅同样具有视听兼备的优点, 而且比电影有着更灵活的时空形态, 今天的电视无疑已成为最生活化的家庭景观之一。再加上电视的空前的整合能力, 卫星传播、数字技术等日新月异的科技优势, 使电视得以全面而广泛的纪录、传播现实生活, 人类不仅可以从中获取丰富的文化知识及信息资源, 并且可以进行情感和精神层面的交流沟通。从传播内容看, 电视媒介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教育、文艺、体育等各方面的知识和信息, 可谓应有尽有, 无所不包。人类社会生活的多样风貌和各种文化成果都被电视整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万象纷呈而又庞杂有序的影像世界。可以说, 拥有电视就拥有了一个世界, 打开电视就打开了一扇通向大千世界的窗口。

二、视听兼备的真实有效性

胡塞尔说:“图像表象的构造表明自己要比单纯的感知表象的构造更为复杂。许多本质上不同的立意看起来是相互叠加、相互蕴含地被建造起来。”【3】图像表意给了“看”最大的可能性, 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凡是进入电视文化的知识信息, 大都被化作诉诸观众视听感官的一道音像之流。那富于动感、美妙绝伦的画面, 不住在耳边萦回的话语声、音乐声, 都给人一种生动感、亲切感和真实感。从人类的接受心理来看, 动态直观的知识信息更具吸引力, 更易于理解, 更能与人的精神情感相互沟通, 因而观众接受程度更高。相比单一性的媒介, 电视媒介的视听效果绝非简单的视听相加, 而是在两者有机融合的基础上产生信息量的增值。因而电视媒介在发挥其感性魅力的同时, 传播内容也更为丰厚多彩。

三、高时效性、强渗透力和辐射力

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说过, “在所有的媒介形式中, 最突出地表现全球化意识的是电视。”【4】当下的全球化概念主要指两种过程: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的全球扩散。现代人对新思想、新观念, 都存在某种不可遏制的期望值。他们期待获取更多信息, 使自己的思想增值, 观念更新, 以跟上时代的迅猛发展。电视恰能满足这种欲望。在知识信息的传播上, 电视有着高时效性、强渗透力、强辐射力、大覆盖面及大信息量等明显优势。当今时代, 随着数字技术与视频技术的融合与发展, 这就为电视媒介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电视的图像和声音靠电波、电缆和通讯卫星传递, 电波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 如此神速, 使电视信息的时效极高, 可以实现由传送到接收的同步。这种即时性传递信息的优势, 通过各种现场直播节目充分体现出来。在信息传播的覆盖面上, 通过卫星传送信息的电视媒介覆盖面极为广阔, 甚至可以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共享。大覆盖面的全球信息共享, 使地球变小了, 形成了如同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

“惟有语言处, 才有世界……惟在世界运作的地方, 才有历史”。【5】电视媒介不仅构筑自给自足的世界, 同时记录并干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电视作为一个符号化的实体, 既可以揭示, 也可以遮蔽现实;既可以片面, 也可以全面地反映现实。然而当今国内电视媒介, 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文化语境的本质, 呈现为刻意通俗和消费性质的文化模式。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说:“这就是当今的播放模式, 它似乎是消费主义、被动、愚蠢以及平庸的温床。”【6】针对感觉敏捷、渴求新意与创造性的现代人而言, 现实中电视节目内容的平庸和扁平化一目了然。“它侵占我们的空间和时间, 它悄然抹去了质疑和思考……它暗示我们的生活与消费方式, 它改写我们的价值尺度与观念。”【7】对此, 与其说是电视节目制作质量的问题, 不如说是观念与意识转型的困惑更为恰当。随着社会发展, 人群进一步分化多元, 观众素质逐渐提高, 电视可能会处于一个疏离真实语境的尴尬境地。如何突破困境, 这应是当代电视制作者的一个迫在眼前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戴锦华, 《拼图游戏》泰山出版社1999年版。

[2] (匈) 伊芙特.皮洛著, 崔君衍译, 《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

[3]南野, 《电视:影像的重述世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英) 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著、张永喜等译, 《电视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德) 海德格尔著, 孙周兴译,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6] (美) 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 《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