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问题

归化问题（通用7篇）

归化问题 篇1

近年来, 随着国际交流的加深, 其文化、地域差异所造成的语用失误和语用差异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很多条件下, 即使我们使用的英语没有语法错误, 但仍使人觉得欠英语味、不地道, 这主要因为受母语的语用习惯的影响, 套用汉语句式, 是英语汉化的结果[1]。

1 英语语用移情理论的相关概述

所谓的语用语言移情的含义就是说话人在说话时可以的运用一些方式来对听话人去具体的表达和显露出其具体的想法意图, 同时听话人又可十分准确的理解其中的意思[2]。例如, 有两位同时去参加宴会的客人, 而他们恰巧坐在了相邻的位置上, 将这两位客人暂且的用A和B来表示, 而在交流过程中, 为了更好的将尊重和礼貌显现出来, 就有这样一句话:

What a bit of luck that I'm placed next to you.假设这是A对B说的话。这样我们很容易看出来是一种移情说法, A从这句话中要表达的就是其认为坐在B的旁边十分荣幸, 话语中有对于B的抬举的意思, 假如说这时候A不用这种说法, 而是说“What a bit of luck that you’re placed next to me”, 这句话的语气我们同样可以理解, A的意思就是说你坐在我身边是你的荣幸, 这时候就会让B感觉A这个人趾高气扬, 用中国人的话说就不像是善类。而同样的一句话, 给人的感觉和效果却是恰恰不同的。再例如, 当朋友邀请自己去参加聚会的时候, 假如自己想要去参加或者说十分乐意去参加, 而再回应的同时从对方角度来回答, 例如在选择come和go之时, 就应该使用come, 如例 (69) , 如果不用移情说法, 而以自己为基点来说话, 选用go进行回答“I’ll he delighted to go.”即使不在主人家里举行便宴, 这也不恰当[3]。

2 英汉翻译中译者的语用移情

孙致礼先生对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性问题解决策略包括“融化”与“活现”两种, 在对待文化翻译中的归化问题主要采用的是这两种策略。在翻译的过程中, 将原文中的文化形象采用以目的语文化所固有的形象对其进行替代, 结果便会相应地将原文的文化意象有所改变;将源语文化形象用以目的语的形象进行替代主要原因在于使译文能够适应目的语读者, 从而使其接受顺应的译语文化, 这一翻译过程便可称之为归化。这种翻译策略各有利弊, 不利在于如英国学者Hawks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 将“阿弥陀佛”翻译成“God bless my sol”。弊端在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用基督教文化代替中国佛教文化, 这种翻译方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西方普通读者错认为中国也同样信奉上帝, 这种翻译方法属于以假象以及假信息蒙骗译文读者。而利处在于, 在英文译汉语的过程中, 译者会移情于汉语文化的读者, 因此,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尽可能地将原文语言中所包含与想传递给读者的信息以及文化用地道汉语后者英语表达出来。

3 英语翻译中的归化问题

归化翻译的含义就是根据具体的地区来进行语言翻译, 从而让翻译出来的文章能够更好的适应当地的读者, 奈达是其中的倡导者, 他重视翻译的交际功能。他提倡“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 (他后来又用“功能对等”) , 如语义对等 (Semantic Equivalence) , 语言对等 (Linguistic Equivalence) 和文体对等 (Stylistic Equivalence) 等, 他认为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 而要在两种语言间 (译文读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 达成功能上的对等。比如Your guess is as good as mine, 若要求文字对应, 应该译成“你的猜测和我的一样好”, 但这根本不是原本意思;若求功能对等, 可以译成“我和你一样不知道”。译文要达到“动态对等”, 也就是说一文的表达形式以及具体的文化也都要纳入当地的语言文化规范[4]。例如奈达对于中国成语“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可以译为“Homer sometimes nods”, 而英语成语“cast pearls before swine”可以译为“对牛弹琴”。具体地说, 归化的翻译根本上就是在语法、词汇等方面上, 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 要求最大程度的保留本身作品的内容, 在译文中用最贴切同时自然的对等语来表达, 达到一个等效作用[5]。

4 英语主用移情理论下英汉翻译中归化问题的策略

英汉翻译中所提到的归化就是让作者能够尽可能地靠近读者, 在翻译的过程中, 译者主要采用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 从而使得外语文本能够尽可能地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 主要强调的是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作者中心思想, 在翻译的过程中, 当出现文化差异而导致当原文与译文不能通达的情况时, 译者就应该采用译语文化来替代原语文化的翻译方式, 并且将其变成大部分读者所熟悉的译语文化。比如:“Love me, love my dog”在翻译上经常被翻译成“爱屋及乌”。这种翻译处理的方式不仅能够有效地传达出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译文的畅达[6]。

对于赞成归化翻译的翻译者来说, 对于其所翻译的作品主要目的自傲与尽可能地减少或消除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 从而能够让读者更加简单地接受及理解其作品。所以, 单单是基本词汇内容上的对等是不够的, 其最终目的是更深层次的将原文本身所表达的内涵以及思想达到对等。因此, 如果用异化翻译法译出的短语或句子不能被译语读者理解或接受的话, 就只能采用归化翻译法来译。英语中的许多短语、习语可用归化法译成我们所熟悉的表达。例如:Talk the devil, and he will appear. (说曹操, 曹操到) , to teach a fish how to swim (班门弄斧) 等。汉语以及英语中均包括很多的谚语及俗语, 它们具有相同的核心意义, 但喻体形象却完全不同。面对此种情况时, 译者可以用归化翻译法来改变喻体形象, 从而能够确保在目的语中达到良好的交流效果。如:笑掉大牙 (to laugh off one, s head) 等[8]。

归化翻译有效减少了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但凡事都会过犹不及, 翻译时应违背文化背景的民族性或地域性。过度的归化会导致译文中出现大量具有典型民族文化特色的译语表达方式来替代原语文化, 这种方式难免会对原文异国情调造成一定破坏,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原语的民族文化信息。比如“as wise as Solomon”翻译成“智如诸葛亮”, 尽管两种表达方式均是用来形容智慧过人, 但Solomon和诸葛亮两者具有各自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如果在翻译的过程中把Solomon翻译成诸葛亮, 虽然表达出了原文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思, 但却将原文背后的文化内涵造成破坏, 甚至读者可能根本不认识Solomon。

5 结束语

归化与异化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而具体在译文过程中到底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方式, 要根据具体的源语文本、作者意图、翻译目的及读者要求, 来具体决定语用哪种方式, 来更好地表达出其要求同时更好地达到一个交流。

参考文献

[1]刘瑾, 华先发.论沙博理的文学翻译观及其形成的主体因素[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2) :154-158.

[2]车雪.归化与异化:二语习得中的政治张力[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6) :54-56.

[3]赵德全.多元系统论视角下翻译“归化”与“异化”的不对称[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6) :99-100.

[4]李成华, 孙慧明, 张庆祥.从源语、译者、读者的关系看中医翻译[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5 (2) :223-225.

[5]梁海波.偏见理论下对鲁迅文学翻译策略转变的解读[J].语文建设, 2014 (8) :70-71.

[6]张云勤.从跨文化视角看电影片名的异化翻译趋向[J].外国语文, 2014 (1) :123-126.

[7]陈文杰.《国王的演讲》字幕翻译的归化与异化[J].电影文学, 2014 (6) :150-151.

[8]谭卫国.翻译目的·文本类型·翻译策略——以《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为例[J].求实, 2013 (12) :257-259.

归化还是异化 篇2

—、异化、归化与直译和意译的区别与联系

归化和异化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1995年提出的术语, 源于德国早期思想家斯莱尔马赫于1813年发表的《论翻译的方法》。韦努蒂认为归化主导了英美的翻译文化。韦努蒂对归化现象非常痛心, 认为这种策略“根据种族中心主义思想, 迫使外语文本符合英美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对译本的选择遵从的是欧美本土的美学标准, 译本的选择必须符合他们对这些外国文化的预设, 不符合的则被删除。他们随便对原文进行删减, 使译语在内容上符合译语读者的嗜好。韦努蒂将之与斯莱尔马赫所描述的“尽量让读者安居不动, 使作者靠近读者”的方法相提并论。 (Schleiermacher, 1814/1992) 归化的翻译构塑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利关系。成了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和强化殖民意识形态的共谋。异化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策略, 斯莱尔马赫将它描述成这样一种策略:“尽量让作者安居不动, 使读者靠近作者。”韦努蒂认为“为了限制翻译的种族中心主义暴力”, 这种方法极为可取。它的作用是尽力再现原文的色彩, 让译语读者感受到异域风情, 感受到其它文化的存在与独特魅力。

有些学者把异化、归化等同于直译、意译。如《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六期“异化还是归化——关于Emma两个译本的比较研究”一文中, 作者认为异化和归化大致相当于我们传统上所说的直译和意译。这种提法值得商榷。“异化、归化”, “直译、意译”并不是两对等同的概念。“异化和归化可看成是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 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 那么, 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继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 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力的得失问题。”笔者基本上赞同以上观点, 并就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翻译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

1. 直译、意译是翻译方法, 人们常常用英语词语literal translation和 free trslation来表达直译和意译

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 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 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 当形式为翻译的障碍时, 就采用意译。唐玄奘的“求真”, 严复的“信达雅”以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 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的。而归化、异化是翻译策略。两者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前者涉及面更广, 可以用来指导后者。无论异化、归化, 在实践中, 都可能用到直译、改译、增译等方法。

2.

归化、异化主要表现在文化因素层面上, 而直译、意译仅表现在语言形式层面上归化要做的不仅是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还要使原文的文化特色符合译入语文化规约, 异化要保留的也不仅是纯语言的形式特色, 还有异域的文化因素。

3.

归化、异化是特定时期产生的, 具有可变性, 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是动态的“看一个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 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 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什么是异化或归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得到界定。”因此我们不仅要注意到两者之间的联系, 也要把握其区别, 这对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都是有利的。

二、文化翻译中, 归化和异化的杂合

译文杂合是指译文中既有大量译入语语言、文化、文学的成分, 也有一些来自原语语言、文化、文学的异质成分, 二者有机地混杂在译文中, 使得译文既明显有别于原文, 也与译入语作品有所不同, 因而表现出了杂合的特点。无论是异化或归化都不可太绝对, 任何译文都应该是两者的结合使用。过于异化或归化都不利于翻译这一学科的发展。英汉翻译实践历来都是普遍杂合的, 就翻译实践来说, 译文的普遍杂合性说明, 异化和归化在翻译实践中缺一不可, 密不可分, 关键在于适度。就归化和异化的关系问题, 当代学者大都认为它们二者在翻译实践中是互补的。比如孙致礼就认为, 译者“必须兼而采用异化和归化两种方法。而不是择一而从”;郭建中也认为, 归化和异化都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当代学者们的认识的确更符合翻译实践的规律, 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使用的。

翻译本身就是不同语言间的转换, 而语言则是文化的载体, 因此翻译涉及到文化交流的问题。不同语言的文化差异要求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保持高度的文化意识, 因为各国无论是在生态文化、物质文化还是语言、宗教和社会文化方面都存在着翻译中的文化障碍是不容忽视的, 大凡在译语中难以全面、准确再现原语意义的情形一般都发生在原语与译语中承载丰厚文化内涵的一类词语, 单纯地采用异化或归化都是不可行的。完全采用异化策略, 把原文成分全部照搬到译文中来, 甚至连所有的语言异质成分也全都音译过来的做法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这样的译文根本不可能被读者阅读, 所以也完全偏离了翻译的目的。如果把“blue joke”翻译成“蓝色笑话”, 把“green hand”译成“绿手”恐怕我们就根本不知所云了。同样如果把具有汉语传统特色的四字成语翻译成英语时完全采用异化的策略也是不可取的, 例如, “狐假虎威”, 它反映了汉民族对狐狸与老虎这两种动物特有的民族心理感受及认知, 根植于民族文化。若将之译为“The fox is false, while the tiger is mighty.” 英文读者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为英语民族缺乏对这两种动物的上述心理体验和文化内涵。如果将其转为英语言民族所熟悉的形象“an ass in a lion’s skin”, 英语读者就很容易理解了。更严重者, 极端异化会闹出很多笑话。中国人素以谦虚为传统美德, 如果别人夸赞我们漂亮, 我们会很谦虚地说 “哪里, 哪里”, 可如果将此对话译为A: you are beautiful! B: where, where . 岂不贻笑大方。总之, 异化过头可能使译文晦涩难懂, 损害译文的可读性, 甚至造成误解、伤害。

过于归化, 固然易于目的语读者接受, 满足了读者阅读顺畅的需要, 但是归化过度容易伤及文化交流, 无法让译语读者感受到异域风情, 感受到其他文化的存在与魅力, 实际是对译文读者的蒙骗。既不利于文化的交融, 也使自身的文化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如“It is as significant as a game of cricket.”赞成归化的人认为该句不能译为“这件事如同板球赛事一样重要”而只能借用中文读者熟悉的形象, 译为“这件事如同吃饭一样重要”。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 吃饭被认为是人们的头等大事, 人们见面的头一句问候语就是“吃饭了吗?”。而在英国, 板球是男女老少都关注的事情, 是人们最热衷的运动。后一种译法, 虽然易于让译入语读者接受, 但也让读者失去了欣赏了解外国文化的机会。前一种译法既忠实了该句的原意, 又能把英国文化介绍到中国来, 让中国读者了解到异域风情, 显然弥补了归化翻译的不足。有如“……and at the end of all my harvesting, I found that our of my half peck of seed I had near two bushes of rice, and above two bushels and a half of barley, that is to say , by my guess, for I had no measure at that time.”有人将此译为“收获完毕之后, 我发现那半斗种子差不多打了两斗大麦; 这当然是根据我个人的猜测, 因为我当时手边没有量器。” 译文中英国的容量单位改成了中国式, 但容量的大小却发生了变化。“half peck” 和”半斗“基本上差不多, 但”two bushes” 却至少有七斗, 和“两斗”相差甚远。鲁宾逊列举这些数字, 本来是在夸耀自己在荒岛上垦殖所取得的成绩, 如果像译文中所说, 成绩显然小了很多。因此, 归化过度容易导致“误译”, 以至于改变原文的含义。自然达不到传播文化的目的。当然两种策略的 “杂合” 也绝不意味着“归化”、“异化”两种策略在翻译实际中一定要平分秋色。根据翻译目的不同, 读者对象不同, 以及语言的环境不同, 译者可遵循不同的杂合度。

三、翻译目的不同, “归化”“异化”侧重应有所不同

文学作品兼有文化欣赏价值和娱乐消遣的效用。就文学翻译而言, 译者可根据翻译目的不同, 译本读者对象不同, 适当采用“归化为主”或“异化为主”的策略。如果目的语读者是一般大众, 翻译目的也只是供读者娱乐消遣, 则可采用“归化为主”的策略。如果翻译目的是为了促进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 则宜于使用“异化为主”的策略。例如, 就《红楼梦》的杨译本和霍译本来说, 霍译本主要采用的是归化为主的策略, 而杨译本则主要采用的是异化为主的策略。因为霍的读者只是为了猎奇、消遣, 而杨氏夫妇则主要是为了扩大中国文化的传播, 促使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翻译负有文化交流的使命, 即尽可能把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习惯介绍给另一个民族。鲁迅先生就特别强调翻译要“保留原文的风姿”。多数读者认为, 读异国文学是为了欣赏异国作品特有的韵味和语言风格, 他们在读译文之前就已经对不同的文化差异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因此, 从促进世界文化交流这个角度上讲, 我们在保证译文通顺的情况下, 应尽可能全面完整地向译文读者介绍原语文化的全部意蕴、内涵。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 语言、文化的融合度也逐渐加大。任何一种语言单凭自己内部的发展是不够的, 若想有更强的生命力, 必须吸收外国语的表达方式和外国文化以丰富自己。适当的异化不仅利于源语言文化的传播, 对目的语语言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 我国翻译界介绍西方文化的英译汉作品较多, 极大地促进了西方文化价值观在我国的传播,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汉语言文化, 促进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首先是语言方面, 西方文化翻译成汉语文化中异化策略的运用, 使得汉语词汇中新词汇大增。据估算, 仅自改革开放至1993年汉语的外来词汇 (主要是英语借词) 已从1%上升到了5%。有直接音译过来的词汇, 如:可卡因 (Cocain) , 麦当劳 (McDonald’s) , 酷 (cool) , 秀 (show) , 托福 (TOELF) 等等。也有把原词音译后, 加上一个辅助性汉字来表示其类别, 以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的。如:爵士乐 (jazz) , 吉普车 (jeep) , 来福枪 (rifle) , 保龄球 (bowling) 等。还有一类是直接把英语词原封不动借入的。如:KTV, WC, VCD, EMS, NBA, DNA, MTV 等等。总之, 英译汉中异化策略的运用, 使汉语言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促进了汉语语素化, 丰富了汉语的词缀, 填补了汉语中的语义空白。

其次, 西方文化译成汉语时, 异化策略的运用也体现在西方的饮食文化、节日文化、社会风俗文化等的中国化方面。麦当劳、肯德基、德克士, 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等这些西方特有的饮食、节日文化早已进入中国, 为中国大众所接受。而中国的新娘现在也都穿上了白色的婚纱。这些都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 丰富了中国文化, 促进了世界文化交流。

在全球一体化形式发展下, 为了提高中国文化的接受度, 扩大中国文学作品在外国的影响力, 我国翻译工作者应加大汉译英作品的输出。在进行汉译英时, 尤其要树立民族文化意识, 积极创造条件, 弘扬中华文化。本着“文化传真的翻译原则, 加大异化译法在汉译英作品中的比重, 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原文的文化内涵, 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优秀文化。促使中国弱势文化与英美强势文化平等对话与交流成为可能, 避免“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出现众声喧哗独无我的尴尬且悲哀的局面”。一味地归化只能让迫切想了解中国的外国读者失望, 甚至蒙蔽了外国读者, 让他们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产生偏见和误解。这样不仅削弱了中国文化的地位, 而且导致了我们民族文化身份的模糊甚至消失。中国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璀璨的文化, 我们应该让全世界人民去了解它的精髓, 欣赏它的独特魅力。让我们的饺子 (jiaozi) , 春节 (spring festival) , 旗袍 (qipao) , 《红楼梦》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等等也都走出国门, 成为外国人熟悉的字眼。在异化策略实在行不通的情况下, 为了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又不至于让译本读者看不懂, 可以采用直译加注脚的方法。如“旗袍”若既能让英语读者看懂, 又能保留中国传统服饰特色, 可译为“qipao, a chinese traditional close-fitting woman’s dress with the skirt slit way up the sides” 又如“穷棒子翻身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周立波《暴风骤雨》) 若能译成“The way we poor folks try to emancipate ourselves, is just like the way the Eight fairies crossed the sea each displaying his own talent”, 把“八仙过海”直译成英语, 还要介绍一下“八仙”是中国神话故事的人物, 所以加注:“The eight immortals of Taoism in Chinese folklore.” 这样既能让英语读者看懂, 又能传播中国文化, 岂不更好。

总之, 异化和归化只是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 而并非完全对立的。不同的译文, 由于翻译目的、读者对象及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 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也应当不同。从翻译的标准来衡量, 无论是“忠实, 通顺”还是“信、达、雅”, 都是把“忠实”和“信”放在第一位的。“忠实”首先体现在要忠于原作的思想内容, 其次还指要尽量保持原作的风格。文学翻译所传递的不仅是语言信息, 更多地是包括异国风情在内的文化信息。这就要求译者尽可能向作品的源语言文化靠拢, 保持原文的韵味儿。

摘要：在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素有争论。异化、归化与直译、意译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极端异化与极端归化都是不妥当的, 译者在翻译实践中, 应根据翻译目的、译文读者对象以及语境的不同, 可遵循不同的原则, 采用“归化为主”, 或“异化为主”的策略。而在文学翻译中, 应增加异化比重, 让民族的成为世界的, 世界的成为民族的, 加快世界文化融合和一体化进程。

关键词：归化,异化,杂合,文化,翻译

参考文献

[1]郭健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2]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李德凤,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3]刘仁秀.“异化”还是“归化”——关于Emma两个汉译本的比较研究[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5 (6) .

[4]潘伟华, 牛新生.论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5) .

[5]孙致礼.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6]唐春香, 张哲.英语介词汉语化现象的探析[J].高师英语教学与研究, 2006 (2) .

[7]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 2002 (5) .

浅析归化异化翻译策略 篇3

异化和归化这一概念, 于1995年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一书中提出来的。从历史上看, 异化和归化可以理解为直译和意译的概念上的进化, 但并不等同于直译和意译。直译和意译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语言层面上来处理形式和意义, 而异化和归化则挣脱了语言因素的束缚, 把视野扩展到文化和美学等因素。按韦努蒂 (Venuti) 的说法, 归化法是“将原作者引入译语文化”, 而异化法则是“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 将读者引入外国情景”。 (Venuti, 1995:20)

二、归化、异化的发展过程及其意义

众所周知, 异化和归化起源于德国神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弗雷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在1813年6月24日在做的一次名为《轮番有的不同方法》的演讲。在此次演讲中, 施莱尔马赫正式提出了这两种迥然不同却又相辅相成的翻译策略。随后彼得·纽马克教授在其著作《翻译问题探讨》 (1981) 中提出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概念, 这两个概念分别是“异化”与“归化”在语篇内语言层次上的体现。纽马克对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详尽论述, 令人耳目一新, 开拓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途径, 在西方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然而直到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 (1995) 一书正式将这两种策略命名为归化和异化, 并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释, 他认为异化翻译能够“抑制翻译中种族中心的暴力”, 抑制英语国家“暴力”的归化翻译文化价值观。因此, 异化翻译也被称为“抵抗翻译”, 即译者尽量采用相对应的词语来翻译外来文化, 进而保留其独特魅力。

由此可见, 归化是用译语来再现原文特点和内容。因此归化法要求译者以译语读者为主体, 让其更容易接受原文内容。从而实现作者与读者间的交流和沟通。

而异化则是用原文的形式来表达原文的内容, 尽量避免改变原文。因此异化法要求译者以原文为主体, 尽一切可能用译语复制原文的全部内容, 从而完整的包留原文独特的风格与内容。

三、归化、异化与翻译

21世纪以来, 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越发密切, 不同国家人民间的交流沟通增多, 文化多元化趋势愈发明显, 为了展示不同国家文化的魅力与特色。翻译作为语码间内容和形式的转换过程, 要涉及到两种语言, 也就必然要涉及到两种文化间的交流, 如何合理运用归化异化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已成为翻译界讨论的一个热点。

有些学者认为归化和异化, 只能两者取其一来使用, 不能将二者相结合。在翻译实践中, 这是不可能的。忠实是翻译最为重要的要求, 我们需要使用译语完美再现原文的特色, 但往往原文中充满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 因此只能使用异化法翻译;此外翻译还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 所以只能使用归化法。翻译中不可能采用归化法或是异化法, 它们有各自的优点也有缺点, 因此将两者结合才能提供更好的翻译。

实践出真知, 通过具体的实例来研究分析异化与归化各自的优缺点, 从而更好地掌握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应用方法。忠实是翻译的首要要求, 即准确地再现原文作者的思想和写作风格, 然而往往原文都具有浓厚的异国风情, 因此为了保留原文风格, 译者必须使用异化法翻译;同时译文还需考虑目标读者的理解能力, 因此为了用译语传递原文思想, 作者必须采用归化法。全然使用一种策略而完全放弃另一种策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也是不现实的。它们各有所长, 也各有所短,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 应该通过翻译使译文在接近读者和接近作者之间存在中立地带。中立地带并不意味着“居中”, 它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应该更接近作者、译者和读者中的哪一个, 但无论更接近谁, 都需要遵循一条原则:接近三者之一, 并不意味着完全远离另外两者。即异化是也需要让译文的流畅自然, 归化时不失原文特色, 同时, 我们应用归化法展现译语形式, 而用异化法保留原文特色。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产生对话和沟通已经是大势所趋。文化间的交流沟通高潮迭起, 为了彼此间更好的沟通和传递信息, 我们要提高对翻译实践中的文化因素的重视, 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还应该在翻译理论研究的指导下, 从文化层面上深刻、系统的对文化的异同进行分析, 了解文化的共性, 区分不同文化间的个性。根据实际内容合理运用归化异化翻译策略, 从而完整地将原文的文化精髓传递出去, 展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独特深刻的文化内涵, 进一步促进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参考文献

[1]Eugene A.Nid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2]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 Publishing, 1995.

[3]Nord, 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 1997.

归化与异化的和谐统一 篇4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各民族的语言是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语言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翻译,作为一种双语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转换与交流。在处理文本中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因素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策略———归化和异化。本文试图通过对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探索翻译过程中处理文本文化因素的最佳途径。

二、“归化”“异化”与“意译”“直译”

归化和异化的概念是由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在他的名著《译者的隐身———部翻译史》(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AHistoryof Translation)中提出的:异化以源语或者原文作者为归宿,归化以目的语或者译文读者为归宿。(Venuti,1995:20)其实,异化法和归化法更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13年的德语,那一年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到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前者后来被Lawrence Venuti称作“异化法”,而后者被称为“归化法”。异化法主张保留源语中与目的语相异的要素,并保持原有的“异国情调”;而归化法则倾向于用目的语本身的要素替代源语中那些相异的要素从而使得译文通俗易懂。从这个意义上说,归化异化之分与传统的“意译”“直译”之分一脉相承,联系密切。正如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中所说“归化与异化可以看成直译和意译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与意译的靶心是意译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王东风,2002:24-25)

三、归化的翻译方法及其积极意义

奈达(Eugene.A.Nida)无疑是归化翻译的代表人物。他坚信不同语言具有同等的表达力,“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必然能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除非形式是所表达意义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Nida and Taber,1969:4)“翻译,就是在目的语中以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Nida and Taber,1969:12)他先后提出“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的概念。译文接受者阅读译文时的反应应与源语文本读者阅读文本时的反应相同。他多次指出译文的表达方式应是完全自然的,并尽可能把源语的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而不强调译文读者一定接受源语的文化模式。他提出“功能同构”(functional isomorphs)的策略,以期在不同语言中取得同构效果,他从读者反应出发,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使译文接受者阅读译文时的反应与源语文本读者阅读源语文本时的反应相同。由此可见,奈达的翻译是以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为归依,以译文和译文读者为中心的归化的翻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文化内涵涉及到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是一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宗教、时空等观念的总和。而汉语和英语在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就十分显著。归化法的翻译将源语与目的语之间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彼此差异降到最低,用目的语读者熟悉的语言和文化表达源语的语言和文化,使译文更透明、通顺、易懂,为两种语言更有效的交流扫除了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那是因为:在两种文化进行交流碰撞的时候,双方都很自然地试图将对方纳入自己的叙述模式,根据自己对外部世界已有的认识,把对方所传达的信息过滤重组以便理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也向我们验证了归化的翻译方法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十七、十八世纪,大批天主教传教士带着天主教文化来到中国,由于在目的语中难以找到对应语汇传达原文的意义,因而采取了音译这一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他们将Pater(圣文)、Filius(圣子)、Spiritus Sanctus(圣灵)分别译作了“罢德肋”、“费略”、“斯波利多三多”,但收效甚微。与此同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神甫(Matthieu Rici 1552-1610)取中国传统概念,赋之以基督教的含义,在《天主实义》里,他引用儒家经典古籍证明上帝就是天,(引自《翻译的理论构建与文化透视》P190-191)从而获得了传教的成功。中国晚清时代的严复和林纾更是采用归化的方法翻译了大量西方著作,丰富了中华文化。

此外,汉语和英语都有很多谚语、俗语,它们的核心意义是相同的,但喻体形象却迥然相异,此时也不妨保留核心意义,改变喻体形象,在目的语中显得既准确又生动,达到良好的交流效果,如:爱屋及乌Love me,love my dog.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Where there is hope,there is life.猫哭耗子to shed crocodile tears笑掉大牙to laugh off one’s head The game is not worth the candle.得不偿失(如果翻译成“这个游戏不值得用那些蜡烛”就不知所云了)One boy is a boy,two boys half a boy,three boys no boy.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显然不能说“一个男孩是一个男孩,两个男孩是半个男孩,三个男孩没有男孩”)。

四、异化法对归化法的质疑

归化翻译理论对促进文化交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归化翻译理论通常认为:因为人类的思维和对外部世界的实践是全世界共有的,而语言是思维和客观世界的表现形式,所以不同语言之间的相通性远大于差异性,而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译者作为两种语言之间的中介,应该处在完全中立的立场上,把意义从一种语言中完全剥离出来,再用另一种语言准确的表达出来;翻译的本质就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而事实上,一方面,不同国家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历史变迁、习俗传统、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出于不同的翻译动机和目的,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也是不同的。

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是异化翻译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彻底研究考察西方翻译史,批评当代英美翻译流派中,以奈达为代表的通顺的归化翻译是将英语中透明话语的限制强加在每一种外国文化上,以强化英美文化的规范,对英美文化而言,这是一种殖民的表现。他反对归化翻译,主张用异化翻译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这样,译者就从原来支配他们写作的规范中解放出来,在译文中保持外国文本的独特性,不仅有效地传达了源语文本的意义,也忠实地再现了源语的语言特色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从读者的角度,异化的翻译满足了读者阅读外国作品时那种猎奇求异的心理需要。而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异化的翻译有利于不同的民族之间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与认识,同时,异化的翻译通过彰显各民族在语言和文化上的独特性,试图消除不同语言在文化地位上的不平等,使翻译真正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在此基础之上,弱势文化将被更广泛地传播、接受、吸纳,从而由弱变强,有效抵抗强势文化的霸权地位,真正成为世界文化大花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最后,虽然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因为文化本身具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特性,异化的翻译丰富了各自语言的语汇,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下这些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用法,就是最好的证明:丁克族dink/dinc double income no kid/child象牙塔ivory tower武装到牙齿armedto teeth纸老虎paper tiger

五、归化与异化和谐统一

实践证明,归化与异化是相辅相成、和谐统一的。过度归化的翻译忽略语言之间的差异性,使译文失去其源语本身的特色,读起来像译者所写而非原作者所写的;过度异化的翻译则使得译文晦涩难懂,同样不利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我们可以想见,归化的翻译,因为其通俗易懂、易于传播的优势,还将长期受到普通读者、批评家和出版商的欢迎;与此同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随着各国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和互相之间了解认识的不断加深,异化的翻译不仅将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接受而且将在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六、结论

服装商标汉译的归化与异化 篇5

此外, 服装商标翻译研究者的专业背景多为翻译、语言学、英美文学等, 大多数研究者并不具备详尽的服装品牌知识, 难免在相关阐述, 特别是服装商标案例的选择上出现一定的人云亦云现象。

在品牌效应制胜的当下社会, 一个符合消费心理的品牌商标无疑会在相应消费接受群体中起到类似于无形广告的效果。很多品牌甚至注重其品牌商标不亚于注重商品质量, 可见一个品牌的商标在刺激消费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 对于规范外国商标的汉译和本国商标的外译都开始逐步重视起来。该文大致以上文所述第三类文章的阐述形式, 在讨论服装商标词的特点基础上, 以归化和异化理论分析对于不同特点商标词的翻译策略, 在实例选择上更加具有说服力。

1 服装商标词的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 英语商标注册词的主要来源有三:一是来源于专有名词;二是来源于普通词汇;三是来源于臆造词汇。 (贺川生, 1997:34) 服装商标词的命名特征也大致符合这三种方式, 专有名词通常为服装品牌的创始设计师, 普通词汇是以一些已有的词汇表达服装品牌的内在精神文化, 而臆造词汇则是一些构成词, 通过组合缩写等表达品牌特性。

1.1 以人名命名

当被称为“时装之父”的沃斯第一次将个人品牌名称缝入高级定制礼服中, 设计师服装品牌便诞生了。设计师成为引领潮流的人物的同时, 以设计师或创始人名号命名服装品牌也成为了欧美服装品牌命名的首选。如Alexander Mc Queen (亚历山大·麦昆) 、Burberry (博柏利) 、Fendi (芬迪) 、Gianfranco Ferré (詹弗兰科·费雷) 、GUESS (盖尔斯) 、Jil Sander (吉尔桑德) 、Matthew Williamson (马修·威廉姆森) 等。以人名命名品牌, 给人以信用保证的安全感, 特别是像Christian Dior (克里斯汀·迪奥) 这样具有一定历史的品牌, 看到其名称的同时就是一种对其品质的肯定。

1.2 以品牌精神命名

从60年代以后, 西方社会开始强调个性解放, 人们对待生活和事物的态度出现了极大的转变, 自由的表达自我是人生的目的, 越来越多的服装品牌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试图通过商标词来告知消费者它们的态度是什么, 而消费者也在购买与自己有同样价值观的品牌服装时得到某种归属感。如American Apparel (美国服饰) 倡导轻松简单的休闲装束、Rock&Republic (摇滚和平) 作为牛仔裤奢侈品牌追求的是狂野与舒适并存、forever21 (永远21) 以永远年轻的心态将目标客户群锁定为20至30岁的都市活力女性。

1.3 以构成词命名

为了突出品牌的特性、创始人的喜好, 抑或实现求新求异的目的, 服装品牌的商标也经常采用合成构词法命名。早期的案例如成立于1851年的英国品牌Aquascutum (雅格狮丹) , 其创办人John Emary发明了举世闻名的防水羊毛, 并将该技术应用于防水衣的制作中。商标中“aqua”即拉丁文的“水”, “scutum”则是“防御”的意思。又如意大利针织时装品牌Blumarine (蓝色情人) 是由“blu-” (蓝色) 和“marine” (海洋) 组合而成。其品牌风格是意大利式的优雅、充满女性气息, 与品牌商标词所营造出来的氛围非常契合。

2 归化与异化

不同于千差万别的翻译技巧, 翻译的途径, 也就是翻译方法无非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 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 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这是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于1813年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的。1995年,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 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 (foreignizing method) , 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 (domesticating method) 。 (孙致礼, 2010:43)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 是对一个民族历史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反映。运用语言的商标词也自然而然的传达着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道德审美等等。服装商标命名的特点不仅显示着服饰文化, 也可以表达整个民族的文化现象。在进行服装商标翻译的过程中恰当选择归化法和异化法, 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对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行合理处理, 运用异化法, 可以保留原有的“思想”和“风味”;运用归化法, 作为解决语言障碍的“折中”手段。两种方法不存在高低之别, 只是在在为了实现翻译的目的, 在服装商标翻译中更多的选择异化法。

3 服装商标词的翻译策略

一个好的商标应该通俗易懂, 容易为广大消费者所理解;一个好的商标应该符合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和审美取向, 能激起他们的购买欲望;一个好的商标应该简短醒目, 使人一目了然, 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好的商标名称的发音应该节奏明快, 易读易记, 而且选用的词内涵丰富并能产生美好的联想, 满足人们渴望万事如意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背景。 (陈振东, 2005) 这不仅是商标命名的原则, 也是商标翻译同样应达到的目的。对属于两个完全不同语系的英语和汉语来说, 实现服装商标翻译看似不是难事, 但也并不是全部可以实现翻译理论中所谓的“功能等效”, 此时翻译策略的选择便至关重要。

英语商标词的汉译大体分为音译法、意译法、意音合译法和“臆想”法四种方法。 (朱凡, 2002) 服装商标的翻译则大致可分为音译法、意译法、改译法、形译法和不译法。笔者将音译法、减译法和不译法归为异化翻译, 由于这类翻译法在翻译时基本保持源语特性不做过多改动;而将意译法、改译法和形译法分类为归化翻译, 是因为这类翻译使用的往往是地道的目的语词汇, 较多的掩盖了文化差异。

3.1 异化翻译法

3.1.1 音译法

由于服装品牌以人名命名的情况最为常见, 音译法也自然是最适合使用的翻译策略之一。如Yves Saint Laurent (伊夫·圣罗兰) 、Nina Ricci (莲娜·丽姿) 、PORTS (宝姿) 等品牌的翻译。这些品牌在汉译时不仅采取规范的音译方法, 且在用字上也十分精妙。“圣罗兰”带有品牌高贵优雅的气质、“莲娜”让人联想法国女子的味道、“宝姿”二字则有着简约且精良的品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Balenciaga (巴黎世家) 的中文翻译, 在采用音译法的同时, 用“巴黎世家”几个字带给中文受众一种对这一历久弥新品牌的尊敬与向往, 无疑是服装品牌汉译的佳作。

然而, 对一些非人名类专有名词的音译, 还是值得商榷的。如英国品牌Rag&Bone (瑞格布恩) , 创始人是两位来自英国的年轻人, 带着英国人的幽默感, 他们为自创品牌命名“Rag&Bone”, 取自英国俗语“Rag and Bone Man” (拾荒人) 。然而音译的中文名称则无法另人们体会设计师所谓“收集没有人想要的东西”的那一丝调侃与其所传递的品牌风格。另外一个例子是之前提到, 同样来自于英国的Aquascutum (雅格狮丹) 品牌。其创办人发明了举世闻名的防水羊毛, 并将技术应用于防水衣的制作中。采用音译法的中文名称“雅格狮丹”则不能体现商标中拉丁文“aqua” (水) 和“scutum” (防御) 的意思。

3.1.2 减译法

英文人名采取名在前姓在后的方式, 一般为2-4个词构成。若采用音译法, 那么译为中文后的名称不会少于4个汉字, 这在识读和记忆上都不利于中文受众。于是在翻译一些较长或发音复杂的品牌商标时会采取减译的方法, 一般只译姓氏部分, 这些大多数是一些符合国际音标发音的非英美国家品牌。如以印花出名的意大利品牌Emilio Pucci (璞琪) 、以裁剪闻名的意大利品牌Ermenegildo Zegna (杰尼亚) 和同样来自意大利, Roberto Cavalli的副线品牌Just Cavalli (卡沃利) 。

减译法有时不仅简化名号, 经常出现在英文商标中的“&” (和) 符号也一般不被翻译出来。如Dolce&Gabbana (杜嘉班纳) 和Viktor&Rolf (维果罗夫) 。这两个品牌均以两名创始人的名字命名, 单从中文译名看, 很难获得和源文同样的信息, 难免会在获得创始人创立品牌时的初衷方面难以得到应有的效果。

3.1.3 不译法

简洁明了是英文商标词的一个显著特点。即使商标中的用词较多较长, 也会经常将其简化或运用缩写的方式令品牌易于人们记忆。对于一些由字母组成或简化为字母的商标词来说, 其汉译名称的日常运用通常采取不译法处理。常见的如全球快销品牌H&M、ZARA、GAP、C&A, 美国品牌Donna Karan的副线品牌DKNY, 美国休闲品牌A&F (Abercrombie&Fitch) , 美国女装品牌DVF (Diane von Furstenberg) 等等。

但是一些欧美品牌的简化缩写名称有时与品牌本身并不是一回事, 往往是该品牌的副线品牌, 如CK是Calvin Klein的副线品牌、D&G是Dolce&Gabbana的副线品牌 (2011年关闭合并入主牌Dolce&Gabbana) 、Mc Q是Alexander Mc Queen的副线品牌等等。这类商标在翻译时就要注意, 在需要明确区分的时候则不能采用不译法, 以避免造成混淆。

3.2 归化翻译法

3.2.1 意译法

对于不是以人名命名的部分服装商标词, 采用意译法也是较为常见的翻译方法, 这适用于那些以普通词汇命名的服装品脾。然而并不是所有以普通名词命名的服装品牌都会使用意译法, 下文会对这些品牌进行介绍。如之前提到的意大利针织时装品牌Blumarine (蓝色情人) , 其品牌风格是意式的优雅、充满女性气息。汉译名称选择将该合成词翻译出来, 并且为了迎合品牌浪漫温柔的风格, 没有将其意为“蓝色海洋”而是更女性化的“蓝色情人”。另外一个汉译成功典范是年轻的美国品牌Threeasfour (不三不四) 。由于一名设计师的离开, 原本设计团队中的4个人变为3个人, 曾名为As Four的品牌也因此更名为Three As Four, 这一品牌的中文译名“不三不四”与其剑走偏锋的设计概念不谋而合。

那些使用专有名词作为商标词的服饰品牌, 虽然其商标词可以准确的传递品牌精神, 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采用意译法翻译品牌商标也是不无道理的。如年轻女孩品牌Juicy Couture (橘滋) , 内衣品牌Triumph (黛安芬) 、包袋品牌Mulberry (迈宝瑞) 和女装品牌OASIS (奥诗裳) 以及快销零售商错误!超链接引用无效。 (斯特拉迪瓦里斯) 。若将这些商标词采用意译法翻译出来, 那么“多汁服装”、“胜利”内衣、“桑树”包袋和“弦乐器”服装店的确让人觉得有点文不对题难以理解, 音译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3.2.2 改译法

黄忠廉教授于2002年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翻译理论——变译理论, 他认为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 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进行翻译。 (吴夏娜, 2011) 这里介绍的改译法在服装商标翻译中并不常见, 但是集中在一类服装品牌上, 即以亚裔服装设计师个人名字命名的服装品牌。常见的如Jason Wu (吴季刚) 、Peter Som (邓志明) 、Vera Wang (王薇薇) 、Vivienne Tam (谭燕玉) 等等。首先, 这种品牌并不适用之前提到的减译法, 即只译姓氏部分。其次, 将英文名号与汉字姓氏混在一起的译法也有不妥。既然这些设计师都有中文名字, 那将其品牌商标索性译为他们的中文名字则更为恰当。

使用此种译法的服装品牌也有与上述情况不尽相似的。例如Comme des Garçons (川久保玲) , 这个日本服装品牌的商标词本是一个法语短语, 意为“像男孩一样”。通过品牌名称, 设计师本人直截了当地说出她理解的流行与设计概念。也许是由于这一短语不适合中文商标习惯、易混淆的原因, 遂将其品牌商标改译为设计师本人的名字。

3.2.3 形译法

一个品牌的注册商标不仅有其品牌名称, 还有品牌标识。品牌标识对于识别区分品牌起着重要作用, 且在当下消费习惯中的刺激作用越来越明显。在服装商标翻译中, 将某一品牌的中文名称以形译法确定为其品牌标识的情况也时有出现。如法国休闲服饰品牌LACOSTE (鳄鱼) 、美国品牌Paul Frank (大嘴猴) 和错误!超链接引用无效。 (花雨伞) 等等。虽然这些品牌的名称皆以其品牌创始人的名字命名, 但在汉译时并没有采用音译法,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服装品牌本身强调其标识的代表性, 故形译法也更容易深入人心。

3.4 结束语

服装商标的汉译一定要在了解品牌特性的基础上进行, 并选取合适的翻译策略。在进行服装商标词翻译的过程中, 恰当选择归化法和异化法, 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对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行合理处理, 需要在确定译名时考虑运用归化法保留原有的“风味”, 亦或选择“折中”手段的异化法。不过, 在普及外语教育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于国外品牌的识记都是通过其源语言本身而非中文翻译名称而实现的, 这种“不译”现象在社会各个阶层都出现的越来越多, 也许这对于将来的服装商标翻译研究来说, 也是值得探讨的新方向。

参考文献

[1]许金杞.意美、音美、形美——英文商标的汉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 (11) :47.

[2]陈振东.浅论英语商标翻译[J].上海翻译, 2005 (2) :52.

[3]朱凡.英汉商标词翻译研究述评 (1994-2001) [J].上海科技翻译, 2002 (4) :23.

[4]吴夏娜.国际服饰商标的命名原则及翻译策略[J].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4) :103.

[5]张凌.论服装商标词的文化内涵和翻译策略[J].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2 (6) :109.

[6]姚毅.商标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J].商业文化, 2011 (6) :349.

论教学评价的异化与归化 篇6

1. 学业主义与标准化

在实际生活中, 无论教育工作者还是家长和社会, 往往都习惯于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为标准来评判学生的好坏, 他们容易急功近利, 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最大的功效, 把学业成绩作为硬性指标, 而相对忽略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学业成绩则主要通过标准化考试体现, 但标准化考试也早已被异化, 程式固定, 答案专制, 并不能够充分反映出学生的真实水平。以语文学科为例, 上海高考语文卷某年出了这样一道题:“请阅读朱弁的《送春》‘风烟节物眼中稀, 三月人犹恋褚衣。结就客愁云片段, 唤回乡梦雨霏微。小桃山下花初见, 弱柳沙头絮未飞。把酒送春无别语, 羡君才到便成归。’回答问题:这首诗通过_____和____ (用诗中的句子) 写出了春天的____。”[1]标准答案竟是“通过‘花初见’和‘絮未飞’写出了春天的短暂”。实际上, 作者写这首诗并不是要表现春之短暂, 而是以羡春的笔调来思乡。因为最后一句写道:“把酒送春无别语, 羡君才到便成归。”所以无论从题目的设计上还是从答案的给定上看, 都是不严谨的。可标准答案就是如此, 无理可说, 许多思维敏锐、批判意识强的学生很容易栽倒在标准答案的霸王条款之中。标准化考试还延伸到了写作中。作文本应是最自由、最能体现学生思维和情感的方式, 但同时它也会受到主流价值观的限制, 一篇作文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偏好。于是为了大众化, 为了使学生

2. 精英主义与标签化

我国教学评价的精英主义与标签化首先是指教学评价的筛选, 精英群体在评价过程中必然更容易脱颖而出。社会为学校排名次, 学校为班级排名次, 班级为学生排名次。第一, 社会上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学校, 如重点学校、普通学校、职业学校等, 社会对学校的排名和评价影响着人们的择校标准与价值观。俗话说:“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尽管许多教育工作者都承认学生是平等的、都具有可塑性, 但在实际教学中他们却很难摆脱这一俗语所反映的偏见心理。重点学校和出自重点学校的学生理所当然地比普通学校以及来自于普通学校的学生享有更多美誉, 这就是学校标签所产生的效应。第二, 在一个学校内部又分为重点班和平行班, 这是学校内部班级间的等级评定。学校会根据班级的类别和学生质量的好坏进行师资调配, 重点班的学生自然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们拥有更优质的教师资源与课程资源, 学生学习资源的不平衡由此产生。第三, 班级为学生排名次。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 排名次的做法已经得到了有效扼制, 但“排队作为考试的附加功能, 既有教育思想的影响, 有管理上的方便, 有人们对选拔性考试的热切期望, 也有一种习惯性的集体无意识存在”。[3]家长会很好奇地问老师自己的孩子处于怎样的位置, 老师会不由自主地用成绩给学生排名次, 同学之间也会用成绩相互衡量。精英主义与标签化其次是还体现在城乡学生之间。城市学生无疑是精英群体, 他们所享有的受教育机会、学习资源和竞争中的优势令乡村学生望尘莫及。乡村学生想要考到与城市学生相同的分数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于是, 在这种教学评价体系之下, 城里学生能够利用教学评价的筛选功能进入更好的学校, 接受更优质的资源, 获得更高的文凭和社会地位, 最终完成精英在资本和身份上的再生产。而乡村学生则输在了起跑线上, 一开跑就被别人抛下一大截, 这样只能是恶性循环。

3. 科学主义与测量化

桑代克等人认为, 凡存在的东西都有数量, 凡有数量的东西都可测量。于是在19世纪末, 欧美兴起了教育测量运动。随后, 教育评价又依次进入了“描述时代”“判断时代”, 并产生了“第四代教育评价”。测量时代虽已离我们远去, 但教学评价依旧无法摆脱它的影响和束缚。我国教学评价方法过于关注“量”的呈现, 而忽视“质”的评价;过于注重可以量化的内容, 如学业成绩, 而对难以量化的内容, 如学生和教师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和培养出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心理素质、行为习惯等综合素质的评价则相对忽视。一是过于注重书面纸笔测试。综观我国的中考和高考, 大体都是将书面考试视为首要和关键环节。即使涉及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 如面试也是在笔试基础之上的, 只有书面成绩达到了一定标准才有进入面试的可能。我们承认书面考试在评价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上所具有的精确性和不可替代性, 但其在情感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则难以发挥效用。这种精确化测量难以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 难以评估学生对程序性知识的掌握, 难以了解学生的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如何检测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将书面考试与综合测试完美结合, 这正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二是在人文学科的教学中, 教师常常以自然科学的眼光来衡量学生对文本的理解, 强调学生对文本理解的“唯一性”。于是, 雪化了之后只能是水, 而不可以是春天;小露珠睡在荷叶上是不对的, 睡只能形容人和动物;青蛙和蛇之所以没有像别的小动物一样出来留下脚印, 没有毛衣服、怕冷都不是理由, 而是因为它们需要冬眠!可以看到, 学生的答案充分体现了儿童的天真童趣和想象力, 他们的回答所展现出来的单纯着实让人感动, 而以纯粹科学的标准判他们错实在是对人文学科性质和童心世界的误读。

二、教学评价的归化

1. 教学评价应从标准化走向多元化

“多一把尺子就多一批好学生”, 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的教学评价难以实现对学生全面、公正、客观的评价, 教学评价应从标准化走向多元化。一是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新课程改革提出了“三维目标”, 要求教师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方面全方位地对学生进行考察, 不仅注重对学生知识水平的评定, 同时强调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生命的关怀。这在理念上已经使大部分教师有所改观, 但“无心的过错”依然无法避免。这就要求教师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评价能力, 科学地掌握不同维度的评价策略。二是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在传统的评价模式中, 受教师与学生接触的时空限制, 任何教师的评价都不可能非常全面, 也难免会带有主观色彩, 但这种片面性的评价却成为了衡量学生的权威, 从而使评价结果“失真”, 使教学评价呈现“测不准”的现象。事实上, 学生不仅生活在班级, 而且也生活在校园;不仅与教师沟通, 而且也与同学交往, 与自己对话;不仅存在于学校的内部, 而且也从属于家庭和社会。故此, 教学评价的主体除教师之外, 还应该包括校长、家长、社区、同伴以及学生自身。只有做到教师评价与家长评价相结合、学生自评与同伴互评相结合, 才有助于实现对学生全面的和真实的评价, 使评价活动变成学生主动参与、自我反思、自我提升的过程。三是评价方式的多元化。传统的评价模式十分重视标准化考试和书面考试, 重结果而轻过程, 评价方式单一。为实现对学生全面的评价, 应坚持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的结合。例如, 除书面考试之外, 增加面试和实践考察的比重, 采用日常观察评价、情景测验、成长记录袋评价等充满新意的评价方式。这一方面有助于和谐民主师生关系的建立, 另一方面便于全面评判学生, 进一步促进其发展。

2. 教学评价应由“精英主义”走向“大众主义”

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从“精英主义”转向“大众主义”, 从而实现教育公平。这不仅是一种理想诉求, 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的发展目标。教学评价作为教学的重要环节, 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终, 在目的上、过程上和结果的处理上, 都应该以公平、公正为首要原则, 淡化甄别与选拔, 从筛选走向发展。首先, 进一步优化评价内容。例如, 在考试评价方面减少偏难繁旧的内容, 剔除专制权威的答案。在综合实践评价层面扩大范围、调整优化测试内容。评价内容是为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掌握程度, 关照和促进大多数学生的发展, 而不是为学生排队。要通过对评价内容的优化来改变主要面向重点学校、着重培养少数尖子生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观。其次, 进一步完善评价政策, 如完善升学考试制度和考试录取制度。要考虑到城乡学生在学习资源享用上的差异, 减少文化精英阶层的特权, 在政策上对弱势群体适当倾斜, 逐渐缩小城乡学生的差距。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和不利人群的受教育状况, 放弃评价的“精英主义”路线, 走向“大众主义”路线, 这是推动教育公平发展、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保障机制。[4]再次, 教师在进行教学评价时必须公正、客观。对待学生一视同仁,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生命价值, 不因学生的成绩优劣或家庭好坏而有所偏袒。

3. 教学评价应坚持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

教学评价像一个钟摆, 教学的“质”和“量”是其两端, 在实际教学中, 我们很难维持平衡, 容易走向钟摆的一端而无法回归。为促进学生的成长, 教学评价应坚持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 二者不可偏废。一方面, 坚持科学性原则。在进行教学评价时, 以教学目标体系为依据, 确定合理的、统一的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 使用先进的测量手段和统计方法, 依据科学的评价程序对获得的各种数据进行严格的处理, 而不是依靠经验和直觉进行主观判断。另一方面, 教学评价不能也不应该回避它的道德责任和人文关怀, 应以尊重热爱学生为前提。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所谓教育, 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 (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 , 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 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 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 使他们自由地成长, 并启迪其自由的天性。”[5]如卢梭所说:“从我的门下出去, 我承认, 它既不是文官, 也不是武人, 也不是僧侣, 他首先是人。一个人应该怎样做人, 他就知道怎样做人, 他在紧急关头, 而且无论对谁, 他都能尽到做人的本分。”[6]缘此, 教育的根基是“为人生”, 教学评价的前提是尊重儿童, 尊重生命。这要求教师具有人文情怀, 发自内心地热爱学生, 在进行教学评价时既注重其科学性, 又考虑到人文性。尽量不伤害任何一个学生, 不为学生贴标签, 不对学生分层;对学生的表现和学习结果既重视量的研究又侧重质的描述性分析。

教学评价的异化现象是教学评价问题的折射, 大量与教学评价观念相左的教学评价行为依然存在, 这种理念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评价改革的难点。但同时, 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差距赋予了教学评价改革更为广阔的空间。教学评价唯有从标准化走向多元化、由“精英主义”走向“大众主义”、坚持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 才能避免被异化, 才有望真正促进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2]黄玉峰.“人”是怎么不见的?[EB/OL].http://his.snnu.edu.cn:8000/forums/.p/16896/60769.aspx, 2012-01-03/2012-03-15.

[3]贾群生.回归生活的中小学教育评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4]孙玲.教学评价背后的价值冲突及反思[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1 (11) .

[5][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异化与归化的历史沿革 篇7

关键词：异化,归化,文化霸权主义

引言

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最初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于1955年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提出来的, 用以指称两种截然相反的翻译策略。所谓“归化”通常是指译者在翻译时采用一种透明而流畅的译文, 使得原语文本对于读者的陌生感降至最低;所谓“异化”, 则是指译者在翻译时故意保留原语文本中的某些异质性, 以此打破译入语的种种规范[1];前者倾向于原语文化和原文作者, 后者则倾向于译入语文化和译文读者。

1. 异化与归化之溯源

韦努蒂将这两种翻译策略的源头追溯至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于1813年发表《论翻译的方法》一文。在该文中, 施莱尔马赫提出, “翻译的途径有两种, 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 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 要么尽可能不打扰读者, 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前者“顺从作者”, 可称之为“异化”, 后者“顺从读者”, 可称之为“顺化”[2]。施莱尔马赫认为, 这两种方法完全相反, 无论采取哪一种, 都必须坚持到底, 如混合使用, 必产生不良后果, 使译文读者无法理解原作的意图。施莱尔马赫本人是赞成让读者向原文作者靠拢的, 这样译文读者就可以“获得德语读者在阅读原文作品时同样的印象”[3]。施莱尔马赫倡导“异化法”的目的显然是为德国民族中心主义服务, 借用其它语言的表达形式来丰富和滋养民族语言, 最终使德语走向强大, 翻译从而成了服务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工具。

施莱尔马赫的这篇文章对包括韦努蒂在内的后世翻译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他在文中提出的“顺化”法和“异化”法, 也成为“归化”和“异化”概念的先声。

2. 韦努蒂之异化与归化观

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 韦努蒂明确表示自己倾向于“异化”策略。他发现17世纪以来英语的翻译中, “通顺”的翻译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从德南姆、德莱顿, 到泰特勒, 都主张翻译要力求通顺易懂, 并把这种观念贯彻在翻译实践当中。“通顺”翻译的优点就是译文不带翻译的痕迹;这也是人们通常拿来评判翻译好坏的标准。正如诺曼·夏皮罗 (Norman Shapiro) 所言:

我认为, 译文应该力求透明, 以致看起来不像译文。好的翻译像一块玻璃。只有玻璃上的一些小小的瑕疵—擦痕和气泡。当然, 理想的是最好什么也没有。译文应该永远不会引起读者感到他们是在读译作。[4]

韦努蒂却认为, 这种透明的假象让译者变成了隐形人, 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 导致了其在学术领域的尴尬地位。

西方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价值观来选择和翻译外语文本的, 推崇的翻译原则和方法正是所谓的“归化法”, 使之符合译入语语言和文化的规范。韦努蒂认为这是文化上的殖民主义, 应该有意识地以“异化法”来进行抵制, 即采取彰显原语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策略。

由此可见, 韦努蒂倡导的“异化”, 其实是一种“抵制式”翻译策略:即故意采取一种不流畅的或陌生化的翻译风格, 意在突显原语文本的异质性, 摆脱译入语文化从意识形态上对它的控制, 从而显示译者的存在[5]。在他看来, “异化”翻译可以成为遏制民族中心主义, 批判文化上的孤芳自赏, 及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手段。在现代英语霸权之下, 韦努蒂就是想通过“异化”, 为自己的民族语言争取地位。

3. 异化与归化之历史沿革

“归化”、“异化”概念虽然是近年来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的热门名词, 但是其蕴含的思想在西方译论传统中却是一脉相承下来的。早在韦努蒂之前, 法国学者安托万·贝尔曼在其著作《经历异质:浪漫主义德国的文化与翻译》和论文《翻译与异质的考验》中提出了“翻译行动的伦理目标是原原本本接受异质性”的观点, 对韦努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6]。在德国, 施莱尔马赫, 赫尔德、施莱格尔、歌德和洪堡特等人都曾提出过和施莱尔马赫类似的见解[7]。

在中国传统译论中, 虽然没有明确的“归化”或“异化”概念, 但我国从佛经翻译开始便有“文”、“质”之争, 而现代也有“信”和“顺”为代表的“直译”和“意译”之间的论战。在20世纪三十年代, 鲁迅也曾探讨“竭力使它归化, 还是尽量保存洋气”的问题。1935年, 鲁迅在《“题未定”草》中提出“忠实、通顺”作为翻译的标准, 认为翻译必须“兼顾着两方面”, “一当然力求其易解, 二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 在两者不能统一的情况下, 他主张“宁信而不顺”。[8]显然鲁迅是想利用“异化”翻译法丰富本民族语言。

4. 结语

“异化”和“归化”并非两种截然相反的翻译策略。韦努蒂倡导的“异化”翻译策略, 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 不能盲目用来指导所有的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Shuttleworth, Mark&Moira Cowie.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43-44, 59.

[2]Schleiermacher, Friedrich.“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In:Lefevere, 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 Book.[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49.

[3]同上, 151.

[4]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189.

[5]Munday, Jerem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New York:Rooutledge, 2001:147.

[6]Baker, Mon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26.

[7]Munday, Jerem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New York:Rooutledge, 2001: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