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共12篇）
抗美援朝战争 篇1
摘要：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统一及经济繁荣是新中国最迫切的国家安全利益诉求。朝鲜战争中, 面对强敌, 志愿军将士不畏艰险, 英勇作战, 成功维护了国家安全, 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新时期, 重温抗美援朝, 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国家安全利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全面冷战构成了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之初的国际环境, 抗美援朝战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的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军事行动。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家安全利益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 只有制定周密的安全战略才能确保国家安全, 而维护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发点则是国家利益。邓小平曾说过, “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330, 可见, 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意义。从内涵上看, 国家安全利益首先着眼于本土安全, 即国家不受外国的侵略与干涉, 实现或维持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人民生存和国家统一;其次是战略安全, 包括周边环境和同盟国安全, 避免卷入无法预测的冲突或战争中。无论是本土安全还是安全战略都是着眼于国家基本生存, 事实上, 国家不仅要生存, 还要发展, 因此, 经济安全也是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国内, 军事上有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在西南负隅顽抗;国民经济则千疮百孔, 百废待兴。从国际上看, 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展开了外交联系, 但美国拒绝承认并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 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政策, 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非常受限。在美苏冷战、世界分裂局势下, 全面考察中国的安全环境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结盟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明确规定, “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 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中苏关系。可见, 维护国家独立自主地位, 保障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是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核心。
二、抗美援朝的核心意图是保家卫国
1950年,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对苏联的意图、目标与能力进行了重点分析, 强调“苏联谋求统治全世界”, 并可能会对美国发动攻击。为了实现对东北亚的控制, 有效遏制苏联, 美国力图通过支持韩国李承晚政权拆除“人为的障碍”, 从而加强其在东北亚的存在。然而, 朝鲜战争爆发伊始, 美式装备的韩国军队节节溃败, 毫无抵御能力。鉴于掌控东北亚局势的需要, 杜鲁门总统发表了著名的“六.二七”声明, 命令美国空海部队直接参战;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事业;命令加强美国驻菲律宾的军队和扩大对印度支那法军的援助。从地图上看, 美国所作的军事部署事实上构成了对中国东南前沿的半圆形战略包围。新中国边疆安全威胁骤然加剧, 国防压力空前紧张。随着美韩军队在朝鲜北部的军事轰炸, 中国东北边境也遭到了空袭, 造成当地部分人畜伤亡, 房舍损毁[2], 严重威胁了地区安全。
新中国之初, 毛泽东曾明确表示“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 决不先发制人”。但是, 美军登陆朝鲜后, 无视新中国的立场, 不断在中国边境进行非法武装侵袭、挑衅。面对美国的侵略行径, 中国政府严重警告美国侵略者, “如果只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 中国可不置理, 若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 中国就要派出军队援助朝鲜。”[3]57同时, 周恩来两次致电第5届联大, 控诉美国侵犯中国领空、炮轰中国船只的侵略行径[4]14, 从而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的立场。然而, 美国一意孤行, 对中国利益诉求和严正警告置若罔闻, 不仅在朝鲜大举挥师北犯, 而且继续对中国进行封锁, 公开阻止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
中朝山水相依, 半岛局势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中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利益受到严重威胁, 和平努力无效的情况下, 不得已做出了出兵朝鲜的重大决定。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人民日报》提出“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全面揭露美国的侵略罪行。“美国的空军, 愈来愈频繁地向我国边境袭击。现在一切事实, 都彻底地打碎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外国助理人的花言巧语, 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将侵略战争引向中国的罪恶阴谋。”[5]因此, 我国人民决不能坐视朝鲜战争的这种严重形势而置之不理。”抗美援朝不仅是国际援助的正义之举, 更是保家卫国的正当之举。
三、抗美援朝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朝鲜战争中, 美国第七舰队的介入, 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阻碍了中国的统一。美国控制朝鲜半岛将意味着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活动将会处处陷于被动。事实上, 鸦片战争以来,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打破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使得中国被迫沦为半殖民地, 饱受列强欺凌。近代中国的苦难告诫国人弱国无外交, 落后就要挨打。有鉴于此, 新生的人民政权明确强调:“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的完整, 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因此,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它的提出再次表明了新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立场。
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对台湾政策备忘录, 指出“不论朝鲜的形势如何, 美国准备把目前阻止共产党军队占领福摩萨 (台湾) 的政策继续下去。杜鲁门批准了这个备忘录。”[6]215尽管从事后看, 美国当时没有发动侵华战争的计划, 但若中国任美军占领北朝鲜, 历史的惯性就可能导致这样一场战争, 中国人民就将承担比入朝参战更大的牺牲。[7]事实上, 中国东北地区的稳定不单是边疆安全问题, 更是中国的发展问题。当时, 沈阳是全国机械工业的中心, 有2000多家工厂、200多种工业, 不仅我国经济建设所需的煤炭、钢铁等重要战略物资大部分来自东北, 而且这些工业建设所需电力主要来自鸭绿江水电站[8]36。一句话, 东北的经济稳定关系到国民经济的顺利运行和健康发展, 保住东北才能巩固新生政权。
四、抗美援朝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朝鲜战争爆发时, 中国的西藏、台湾以及部分岛屿还没有解放, 局部战争还在继续推进, 新中国的各级政府不仅要努力恢复国民经济, 还要着力维护社会秩序。鉴于新中国面临的诸多困难, 美国断言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很小, 因而无视中国的历次警告, 轻易越过三八线, 要武力统一朝鲜。尽管中国是在物资匮乏、心理准备不充分的条件下被迫应战, 面对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及其仆从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克服困难, 以18万将士牺牲[9]的代价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朝鲜战争期间, 美国付出了高达200亿美元的直接军费、7300万吨的物资消耗, 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新式武器[10]255, 以及伤亡14万的惨重代价, 最终只能将战事维持在“三八线”附近。美国出兵朝鲜本意是要遏制共产主义, 实现对东北亚地区的有效控制, 但是战场上的僵持不前和核威慑的无果而终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恢复了以三八线为界的朝鲜半岛战前的形势, 美国的侵朝政策宣告破产, 中国的抗美援朝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
美国在朝鲜战场铩羽而归, 不仅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 更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不畏强权、不蹈覆辙的全新的中国形象。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 新中国不仅没有吓破胆, 而且还在苏联没有直接介入朝鲜战争意愿的情况下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兵戎相见, 在国内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加强国内建设, 创造了了不起的抗美援朝精神。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中国的国威,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通过战争, 教育了广大民众, 锻炼了部队, 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防建设能力。抗美援朝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 列强在中国周边架起几尊大炮就让中国屈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自此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尽管抗美援朝延缓了中国解放台湾的步伐, 但是在抗美援朝精神的鼓舞下, 中国人民迸发出更高的热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大潮。
毛泽东曾经指出,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 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回顾六十多年前,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壮举, 可见, 它不单单是巩固了新生政权、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 同时向世人证明中国已经不再是任人宰割的旧中国。1954年, 为解决朝鲜问题, 周恩来率领中国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们亮相日内瓦, 参加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 尽管没有就朝鲜问题产生直接成果, 但这次与会成功地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当然, 需要指出的是, 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中的参战, 直接影响了新中国解放台湾的进程, 台湾问题从此成为中美关系中无法逾越的障碍。不仅如此, 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特征和主题的今天, 朝鲜半岛依然是为数不多的笼罩着冷战阴影的地区, 剑拔弩张之势在此不断上演。朝鲜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朝核危机迟迟不能解决, 南北双方和解遥遥无期。而美国对朝鲜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局势的紧张。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人民出版社, 1993.
[2]突机轰炸安东事件中千余户居民遭受损害[N].人民日报, 1950-9-28.
[3]杨公素.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M].励志出版社, 2002.
[4]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
[5]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N].人民日报, 195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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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时殷弘.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 博士学位论文[D].南京大学历史系, 1987.
[8]谢益显.当代中国外交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
[9]徐焰.朝鲜战争中交战各方损失多少军人[J].文史参考, 2010 (12) .
[10]袁明.国际关系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抗美援朝战争 篇2
今年是抗美援朝7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更应该牢记先辈们在战场浴血杀敌的英勇身姿，当时朝鲜人民处于危机关头，在我国感到强烈危机的情况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_”映射出了我们抗美援朝的行动和坚定的决心。
中华优秀儿女先后入朝作战，创造了震惊世界的英雄业绩。抗美援朝的胜利，粉碎了侵略者侵吞朝鲜的图谋，保卫了新中国，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不仅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而且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世界反侵略战争历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美援朝决策秘闻 篇3
“我们组织边防军，是备而不用”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是两个概念。朝鲜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参战双方是朝鲜南北双方。而1950年10月25日正式打响的抗美援朝战争，则是中朝与联合国军之间的较量。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朝鲜战争是朝鲜北方首先侵犯了南方。其实，当时朝鲜南北双方都想统一朝鲜并实实在在采取了行动，在开战前两年里双方陆续发生边境小规模战斗1000多次，开战前一年双方在三八线上的武装冲突已经发展到1000人规模以上的战斗，开战前一个月韩军高级将领还与美军顾问一道考察前线，扬言要越过三八线北上。朝鲜战争的爆发本不是谁放第一枪的问题，而是南北双方长久军事冲突的一个结果，唯一能确凿说的是，北方在冲突中占了上风。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解密过一批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从中可以看到，1949年末之后斯大林一直反对朝鲜北方向南进攻，直到他看到中国解放战争胜利以及美国没有干涉，1950年初斯大林改弦易撤开始支持朝鲜北方南下，认为美国同样不会干涉。
但是，当时中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主要目标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解放台湾，然而出于当时中苏结盟等因素，中国也没有对他国的统一事业表示过反对。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基本态度是：赞成金日成的统一战争，但认为它是朝鲜内政。但是这种态度很快就随着实际态势的发展而发生了转变。
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三天，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除了支援朝鲜南方之外，还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保卫台湾。
6月28日，周恩来发表中国方面对此的声明：“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美国已经强行把朝鲜问题和中国台湾问题硬拉在了一起。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当时的想法仍然是不参战。1950年7月7日美国正式组建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战争。作为应对措施，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组成东北边防军，这支军队大约有25.5万人，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这支边防军的主要用途，是为了应对朝鲜未来可能的各种变局，而不是参战，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在第一种设想情况下组织边防军，是备而不用。”
“毛主席终于刮胡子了”
从1950年8月上旬到9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已经前进到朝鲜半岛东南隅的洛东江一带，双方形成僵持。中国由此判断，朝鲜战争有可能会长期化，未来可能需要中国出手“帮”一下，因此要做一些必要准备。1950年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想法：如美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尽管已经提及志愿军，但是中国方面仍然认为此时的朝鲜人民军还能继续打下去，志愿军只是一个长久规划。1950年9月5日，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朝鲜人民是可能坚持这个持久的战局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开始一方面增加东北边防军的兵力，一方面改善二线兵力配属，从态势上看，依旧是退可确保边境，进可支援朝鲜的两手准备。
但是这种准备随着1950年9月15日美军登陆仁川而发生了变化。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随即朝鲜人民军节节败退，形势急转直下。9月29日中国得到消息，美军准备越过三八线。周恩来立即代表中国政府宣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后半句话，是毛泽东审阅时加上去的。随后中国开始了一连串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努力， 三八线正是中国政府决定出不出兵的底线。中国约请印度把警告转达给美国。但是美国在10月3日接到中国警告后，置若罔闻，于4天后下令美军大规模越过了三八线。与此同时，中国也接到了朝鲜人民军首脑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的请求。
出兵，就要同拥有海空军绝对优势的美国交手，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那段时间，围绕是否抗美援朝，中共中央10月一连开了几天会议，到会者多数主张暂不出兵，当时列举了一些实际的困难，比如战争创伤还未医治，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国内土匪敌特还没肃清，军队装备和训练还不充分等等。但是与会者也提到，出兵朝鲜，我们准备不够，美国等帝国主义集团的准备也是不够的。在双方都不充分的情况下，把美帝国主义的气焰打下去，很有必要。毛泽东一连多日不眠不休，思考出兵与否的利弊得失。胡乔木后来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经过反复讨论，最终中共中央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策。胡耀邦回忆说：“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的问题，他（毛主席）一个礼拜不刮胡子，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了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
一波三折，出兵前再度暂停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正式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志愿军正式组建，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兼政委。
虽然下定了出兵的决心，但是事情又有变化。
10月12日晚，正在鸭绿江边勘察入朝军队行动路线的彭德怀收到聂荣臻紧急打来的电话：原定方案有变，主席命你和高岗明日回京面商。同一天，毛泽东发出电报给彭德怀，要求东北各部队仍就地整训，暂不出动。
因为这一天，中国得知苏联方面改变了以往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军队的态度，提出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需要两个月或者两个半月才能出动空军支援。
在缺乏空中掩护的情况下，面对美军强大的空中力量，志愿军的困难是巨大的。中共中央再度开会反复讨论权衡利弊。最终敲定：还是要出兵。
1950年10月19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攻陷平壤。同一天晚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跨过鸭绿江，为时两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开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鸭绿江开始作战，一直打到500公里外的三八线，结束了这场战争。
（责编：石磐）
抗美援朝战争 篇4
1952年10月，根据东北局民政部和辽西省政府的指示，机关干部肖广普受县长的指派到安东迎接朝鲜战灾儿童。肖广普火速赶到安东，找到了坐落在鸭绿江北岸的一个只有六间房院落的“朝鲜旅社”，里边住着东北局民政部的五名负责接收朝鲜战灾儿童的干部，还有两位朝鲜人，因战时情况异常，肖广普等到第八天，被通知到安东市内镇江山下某地接收朝鲜战灾儿童。他连夜赶到接收站，看到一处空房子地板上坐着一批不满5岁的儿童。这是刚用大卡车从朝鲜拉过来的。由于战时情况紧急，敌机不时在安东上空盘旋投弹，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接收站通知立即上车运出安东。这时孩子们的负责人和保姆逐个为孩子起名，划定年龄，填表造册，更换衣服。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大家把这些儿童抱上大货车送往火车站，乘客货混合列车从安东市出发，走了一天一夜到沈阳，在调换车头稍作休息之时，保姆、院长又重新点名查数，当时发现有重名的，再由院长重新起名，给予更正。他们又把每个儿童的名字写在布条上，缝在孩子的衣襟前，以免弄错。第二天（10月18日）下午, 火车到沟帮子车站，县长刘治臣亲自带领干部和车辆迎接，安置在北镇县城当天已准备好的暖房住下。经最后核准人数，这批共接收安置朝鲜战灾儿童93名。
1952年10月20日，县里又接到通知，要求到沟帮子车站迎接朝鲜战灾儿童。这次接收的是平壤、定州、新义州三个市爱育园的儿童。由省民政部的四名同志护送，儿童的年龄都在6至8岁之间，儿童与保育人员共457名。
1953年接收从绥中转来的朝鲜战灾儿童和教职人员636名，儿童年龄大于前两批的年龄，大约在8至10岁之间。
朝鲜战灾儿童来到北镇后，根据先后接收时间和年龄的不同，成立了两个初等学院，共15个班级。第一初等学院安置在城西南角的槐树胡同（今北宁二高中一带）；第二初等学院安置在城西北角的辘轳把胡同（今市供销社总社后院）。两院独立设置，各有一套机构和教职人员，并统一归朝鲜驻沈阳领事馆的中国朝鲜儿童教育处领导，经费由辽宁省民政厅负责。两院的教师、保姆、伙夫及主要管理人员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派，蔬菜生产与勤杂工作由中国人承担。两院共有中方干部、工人63名。在接收安置战灾儿童的日子里，北镇古城的各级干部和市民，极大地发扬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热情而真诚地接待了他们，为朝鲜儿童在异国他乡愉快、健康地成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无私的奉献。
当城内市民听到接收安置朝鲜战灾儿童的消息后，纷纷响应城区政府的号召，把自家住的舒适房间让出来，并按照朝鲜人民的生活习俗进行改造和翻修。他们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用北镇人民的深情厚谊来迎接饱受战争之苦的孩子们，而他们自己却搬到旧屋、茅屋居住。据不完全统计，在当时规定的时间内，北镇城内共让出房屋334间，圆满地完成了接收安置任务。
朝鲜儿童在两个学院里学习、生活，北镇城内市民从不打扰他们，也从不干预院内的事务，严格尊重朝鲜人民的语言习惯和生活习惯，不教孩子们学中国话。朝鲜战灾儿童和教职人员在北镇生活的六年中，北镇居民与朝鲜战灾儿童及教职员之间，镇政府与院部之间，一直是友好相处。1953年，县里又分别为两个学院新建礼堂两座，增加教室12间，仓库11间，浴室13间，宿舍10间，前后共提供房舍415间。这些房舍全部集中在城内西街的槐树和辘轳把胡同，方便了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生活与劳动能力，以利将来回国后更好地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县政府从北镇庙下边和城西莲花泡一带拨出土地，开水田几十亩，为孩子们的劳动实践提供条件。另一方面，为保证孩子们健康成长，县政府每年为每个儿童供应棉布111尺、大米303斤、白面20斤、杂粮80斤、猪牛肉80斤、白条鸡5斤、蛋11斤、棉花4斤、豆油6.5斤、白糖5斤、煤1700斤。每逢节假日，县食品部门还专门为他们供应朝鲜民族喜吃的狗肉等食品。
朝鲜战灾儿童在与北镇人民共同生活的六个年头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平时，孩子们与教职人员在学习之余，经常到附近居民家或城内机关、学校与北镇人民联欢，演出朝鲜人民的歌舞节目，颂扬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真挚友谊和丰功伟绩。
1954年春，为加强两院大龄儿童的劳动观念，学院组织500多名师生在中安镇王家窝铺村同当地农民一起劳动。他们早起晚归，用两个多月时间，同农民一起参加了整地、育苗、插秧等水稻种植全过程，了解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增强了劳动观念，并连续坚持了两年。
1956年秋，城内居民听说有十几名朝鲜战灾儿童即将回国参军，人们奔走相告，互相祝愿。临走那天，朝鲜学院的领导邀请县党政军部门的领导，参加欢送仪式。县城布置了欢送会场，朝鲜两院的师生像过节一样，身着盛装，载歌载舞欢送即将回国参军的伙伴。院长在讲话中说，感谢中国人民对朝鲜战灾儿童的关怀与抚养，使他们得到了健康的成长。他们今天是第一批回国，今后根据祖国需要还将分批回国参军或参加祖国建设。回国的青年代表在讲话中一再表示，他们生在朝鲜长在中国，回国后决不忘记中国人民的养育之恩，把中国人民为他们成长而无私奉献的精神带回去，为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作出毕生贡献。
1958年春，朝鲜两院师生同北镇县团委一起，在古城通往闾山风景区的公路两旁栽上了1.5万株杨树，并把此路命名为“中朝友谊林荫路”。当树木成林时，游闾山的人们走在这条路上，都情不自禁地说：“这是朝鲜孩子们留下的，象征着中朝友谊的林荫路啊！”前几年虽然拓宽闾山公路，土路变成柏油路面，老树成材已被更新，但这路两旁朝鲜儿童栽过的中朝友谊林，仍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
1958年，根据中朝两国政府的协议，决定将安置在北镇的朝鲜战灾儿童于1958年9月30日前全部送回祖国。为了欢送即将回国的朝鲜战灾儿童，北镇县成立了欢送办公室，县长任办公室主任，制订了欢送的具体计划。
在县城的街道两旁悬挂着“热烈欢送朝鲜儿童”、“中朝友谊万古长青”的横幅大字标语，机关、学校准备了纸旗花束。广宁镇政府和县文教局还组织了秧歌队、腰鼓队。朝鲜两院的师生积极赶排与县城居民联欢的节目。在学院工作的中方工作人员更是彻夜不眠，话别友谊。9月11日下午，县政府组织了16人的慰问团，分两组分别对第一、第二两个初等学院进行了慰问，发给每人一套服装，代转了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代表团和辽宁省分团赠送的纪念品。9月12日晚7时，在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大型的中朝友谊联欢晚会，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友谊气氛充满了整个北镇县城。
抗美援朝战争71周年作文 篇5
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后，朝鲜人民军经过收拢、补充和调整，已有3个军团可以投入作战，中朝两国军队的联合作战问题，开始提上议程。
在作战指挥方面，不公开的组建了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中方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副司令员;朝方由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任副政治委员，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光侠大将任副司令员，统一协调和指挥中朝军队的联合作战。
指挥体制问题解决了，但中国和朝鲜还存在“时间差”，即朝鲜的时间比中国的北京时间要快一个小时，这对联合作战显然会带来很大影响。
为此，中朝双方进行了协商。金日成的态度很明确：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是彭德怀同志，就以毛泽东同志的手表为准，作为两国军队联合作战的对表时间。
在此之后，中朝军队在历次重大军事行动中，都开始实施联合作战和协同作战，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中朝联军”。
中国与朝鲜在作战指挥上是如此，在重大战略决策和政治外交斗争中同样是如此，而朝鲜与中国“对表”，也成为很正常的事情。
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在打下汉城后，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结束此次战役。他的考虑是：我军连续作战，部队很疲劳，人员伤亡、弹药消耗和军需给养得不到补充，加之战线已经拉长到将近710公里，后方供应不上，因而无力再向前进攻。
更为重要的是，彭德怀看穿了新到任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的诡计，认为对方败退并撤出汉城，是有计划地撤退，其有生力量并未遭到歼灭性打击，很可能找机会反扑，我们不能上当。
然而，对于彭德怀的决定，苏联驻朝鲜大使、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大将却坚决反对，朝鲜领导人也感到很不理解。
在与彭德怀会晤谈话时，拉佐瓦耶夫厉声指责彭德怀：“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员?”他坚持要中朝军队不停顿地继续进攻，一直打到釜山，将美军赶出朝鲜。
由于双方争执不下，拉佐瓦耶夫发电报向斯大林告状，彭德怀也将这种意见分歧向国内作了汇报，毛泽东则把彭德怀的报告转给了斯大林。很快，斯大林有了答复，他在回电中说：彭德怀同志是当代的军事家，朝鲜战场的一切军事作战行动，都应听从彭德怀同志的指挥。
随即，斯大林把拉佐瓦耶夫调回国，并撤了他的职。在此情况下，朝鲜领导人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意了彭德怀的决定。
时隔不久，李奇微果然如彭德怀所料，推出了他的“磁性战术”，在对中朝军队进行试探性进攻之后，由东到西发动了大规模反扑。战场实践证明，彭德怀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朝鲜在这个重要关头与中方“对表”，也是非常必要的。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进程的发展，尤其是经历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之后，中朝双方都意识到要把美军“赶下海”，已经不现实。况且，恢复朝鲜国土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有停火的意愿，因此中方开始考虑在朝鲜战场采取边打边谈、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
1951年6月3日，金日成抵达北京同毛泽东会面，双方商定应开始谈判并寻求停战，这是朝鲜与中国“对表”的又一个重要时刻。会谈结束后，中方决定派高岗去苏联向斯大林说明情况，并听取他的意见。此时，金日成也提出，希望与高岗一同前往莫斯科，斯大林同意了这种安排。
在会见高岗和金日成时，斯大林对中朝共同做出的停战决定并不赞成，他甚至显得很激动地说：“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应该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
不难看出，斯大林的考虑，还是出于苏联的战略利益。因为在朝鲜半岛持续进行的战争，可以把美国的注意力拖在远东，这对以欧洲为重点的苏联自然有利。
然而，由于中朝双方通过“对表”，已经有了共识，寻求停战和以谈判解决问题的理由也很充分，斯大林很难强求中朝去改变业已做出的决定。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做出了让步，表示如果你们一定要停战也可以，那就试一试吧。
随后，斯大林先后致电毛泽东，不仅表示赞成停战，而且强调说：“是您，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我们最多可以对某些问题提出建议。我们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您应该同他联系。”斯大林的这一态度，等于是把朝鲜战场战与和问题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了毛泽东。
从这段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关头和重要时刻，朝鲜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与中国“对表”，都体现出中国所发挥的主导和引导作用，而朝鲜也尽可能与中国相协调。由此在朝鲜战场上也形成了中朝双方并肩作战，同时在政治外交斗争中步调一致、统一行动的局面，这也就是后来被人们形容为“血盟”的关系。
中朝关系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这是因为中朝两国有着共同利益，并且政治上相互尊重，尤其是中国对朝鲜不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促成了中朝关系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在朝鲜战场担负着主要作战任务，对朝鲜战局发展以及其后的谈判起着主导作用，因而朝鲜与中国“对表”也是必然的事情。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朝鲜半岛迎来停战与相对和平局面，中朝关系虽然一如既往的保持着亲密状态，但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朝鲜在和平建设时期，更多的依靠苏联，并且加入了“经互会”，因而相对重视发展与苏联和东欧关系，与中国“对表”的情况渐渐少了，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朝鲜的态度也较为暧昧。
中朝关系的这种变化，并非是朝鲜的“忘恩负义”，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国的对朝政策影响到朝鲜的选择。作为一个小国，且依然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朝鲜不能不另找依靠，另有所图。
其一，中国在朝鲜半岛实现停战后，没有像美国那样，仍然在韩国长期驻军，形成坚强的美韩同盟，并且对韩国提供安全保护。相比之下，中国则在1958年实现从朝鲜全部撤军，中朝之间虽然仍有互助友好条约，但这样的“同盟关系”难免显得松散。
其二，中国也没有像苏联那样，通过“华约”把东欧国家搞成自己的“卫星国”，甚至不惜出兵波兰和匈牙利，收拾那些所谓“不听话”的伙伴。中国始终尊重朝鲜的主权和尊严，也力所能及的向朝鲜提供各种援助，但中国对朝鲜并不具有“约束力”，朝鲜为了自身利益，也宁肯更多的靠拢苏联。
其三，中国在拥有核武器后，不仅公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时也并未表明向朝鲜提供“核保护”。相反，美国却宣称向韩国提供“核保护伞”，并且一度在韩国部署大量战术核武器，这就使得朝鲜不仅面临强大的常规武力威胁，而且也面临现实核威胁，这也是促使朝鲜寻求苏联的“核保护”并日后自主发展核力量的重要原因。
中国在对朝政策上采取这样的做法，自然有中国的立场和道理。中国逐步淡出中苏同盟，也不在中朝(包括中越)之间搞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反映了中国既不想被别人控制，也不愿控制别人的原则立场，这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核心。中国也反对任何外国在别国驻军，中国从朝鲜撤军也是贯彻这个原则，
在所谓“核保护伞”问题上，中国对此更是反感。中国发展核武器，主要是为打破西方大国的核威胁和核垄断，维护自身安全。中国既不想让别人提供这样的“保护伞”，也不会给别人打这样的“保护伞”，所以中国不可能向朝鲜提供“核保护”，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这里顺便提及一件事情。基辛格是毛泽东的常客，他每次来中国几乎都要会见毛泽东，但有一次却遭到毛泽东的拒绝。基辛格对此感到很纳闷，后来才知道，他在此前与中方的会谈中，曾经提到过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毛泽东知道后很生气，因而拒绝了基辛格的会见要求。
中国对朝鲜的上述做法，究竟对还是不对，也许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笔者认为，中国的做法没有错。拿中国与美国和苏联相比，虽然同属于大国，但彼此的历史传统、战略理念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立场，都有很大不同，因而没有可比性。中国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历来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会因为某个国家(包括朝鲜)而改变，也不会因为外部形势变化而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
尽管如此，朝鲜虽然与中国“对表”的时候少了，但中朝关系大局却并未受到大的影响。事情的逆转主要发生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此时，俄罗斯已经疏远甚至“抛弃”朝鲜，而中国也与韩国正式建交，中美关系更是得到飞速发展，朝鲜对于自身安全的忧虑则日益加深，同时对中国也产生严重的不信任，由此走上“先军”和“拥核”的道路。
中朝在发展理念上的分歧，尤其是朝鲜先后进行的核试验，使中朝关系开始出现重大裂痕，甚至多次走到低谷。中朝两国尽管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但形势比人强，朝鲜半岛每一次核危机的发生，都迫使中国不能不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且是很痛心的选择。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金正日晚年。这个时期，他重新审视中国的改革开放，理智的看待中国取得的巨大成果，并且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对朝鲜的耐心劝告。那段时间，他多次来到中国，考察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此番朝鲜主动与中国“对表”，并非是中国如同当年抗美援朝战争那样，对朝鲜的局势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是中国所做的大量说服工作以及自身取得的成就，对朝鲜产生的感召力，从而让朝鲜重新认识了还是中国靠得住。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过程因为金正日的去世和朝鲜国内的___，被人为的打断了，直到今天虽有复苏和重启的动向，但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朝鲜还会与中国重新“对表”吗?这个问题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也影响到中朝关系的未来。中国并不想朝鲜成为自己的“附庸”，也无意再搞当年的“血盟”，抗美援朝战争前后朝鲜与中国频频“对表”，那是形势造成的结果，并非中国的意愿。当下，中国更乐见中朝建立和发展正常国家关系，同时对朝鲜的安全关注也不会熟视无睹。
实践证明，无论大国还是小国，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对表”，既取决于对局势的干预能力，也取决于影响和感召能力。如果说，当年朝鲜主动寻求与中国“对表”，是由于中国在朝鲜处于危难时挺身相救，并且在战场上发挥着主导作用，体现出对局势强大的干预力;那么，在今天的形势下，中国更愿意看到朝鲜能够分享中国成功的经验，中国虽然不会“约束”朝鲜，但却希望其能够在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包括“朝核”问题上，能与中国彼此理解，相向而行。
汪晖：抗美援朝不是脑子发热 篇6
毛泽东为何要在百废待兴之际，花那么大的气力去投入一场物力和装备都毫无优势的境外战争？汪晖提出，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件中说：“参战对朝鲜、对中国、对东方、对世界都有利。”但在后来的语境中，“对中国有利”这点被放大了。
“战争，从来不是一两个国家领导人的偶然决定。”汪晖说。
朝鲜战争的深层原因其实是民族统一的问题。但令汪晖遗憾的是，十多年前他在韩国参观朝鲜战争纪念馆，完全没有看到“朝鲜独立之父”金九的名字，陪同参观的首尔大学研究生也不知道。在他眼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抹杀了。
“有些论述说中国抗美援朝是脑子发热，是单纯的人海战术，这是非常片面的。我们不能将这场战争抽离当时的政治背景来看。”他又举了越战的例子。越战本身就是美国朝鲜战争失败的后果，而世界各地的反越战运动就是这个战争的政治性体现，反越战运动是越战终止的一大重要原因。
“正是因为遮蔽战争的政治性才导致了今天这个格局。美国宣称要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发动战争，最后发现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非正义的战争，美国国内并没有强有力的反对力量。甚至很多媒体都已经接受了‘反恐战争’这个说法。今天关于战争的政治性的讨论空间已经消失殆尽了。”汪晖的口气里有一丝无奈。
抗美援朝战争 篇7
1. 城市意义的空间场所
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写道,“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种公众印象,清晰的城市印象不仅可以给人们安全感,还可以增强人们在城市体验中的深度和强度。”而战争纪念建筑作为历史纪念性建筑的一种,其在城市空间中的形象所体现的场所精神, 正是给人们最重要的感情庇护和体验深度。人们对城市的记忆部分源于特殊纪念性建筑。因此纪念建筑意象所营造出的空间场所是某种意义上的城市表情和城市印象。正如齐康先生所说,“现在的纪念性建筑已不再被认为是死者的房子,而是一种更加广泛的含义,体现一种活着的纪念物,来纪念人和事;不止是纪念用地,而且是公共活动的用地。”
1.1项目背景
辽宁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改扩建工程,旨在纪念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当时在全国展开的抗美援朝运动。该馆始建于1958年,现用地位于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山上街7号,总占地面积18.4725万平方米。其面向丹东市区,与朝鲜隔鸭绿江相望,是城市的制高点之一(图3)。用地东侧为贯通城市东西的主干道之一山上街,并与联通高速公路的城市快速干道临近。北侧与表厂路连通。 南侧为花园东路。交通相对便捷。与中朝边界鸭绿江靠近,便于纪念环境氛围的营造。(图4)
1.2用地条件分析
地形地貌:纪念馆位于老鸹岭上,视野开阔, 站在纪念碑东侧即可眺望鸭绿江。用地内绿色葱郁, 地形变化丰富,景观条件优越。同时,山地高差变化大,适宜建设纪念馆的用地相对局促,给整体规划设计带来挑战。(图5)
空间格局:目前用地东部有纪念塔、全景画馆、 指挥所旧址、老纪念馆等建筑,其中前面三栋建筑需要保留。加上此区域地形高差变化较大,使空间相对紧凑。西侧用地地势相对开阔、平坦。目前为国防教育园区用地和一片湖水、绿化用地。
道路交通:由于地形高差变化大,项目内道路曲折且体系不够完整和流畅,尤其停车空间极度缺乏。
1.3城市空间营造
新建纪念馆选址在原馆用地范围并向西拓展。新馆以其控制性尺度、标志性形象成为项目中心,同时与纪念塔、全景画馆围合形成尺度适宜的纪念广场,组成轴线空间序列完整的纪念馆建筑群(图6)。在形象处理上,建筑形体简洁,厚重且具雕塑感,沉稳大气而具有标志性。建筑与用地环境有机契合,体块的艺术化处理使建筑主体似悬浮于大地之上,厚重而不笨拙。建筑东立面向鸭绿江方向开敞、倾斜,在这儿的通高空间中可眺望两岸。简洁有力的建筑形态让人产生联想,似起航的舰船,似昂扬行进的装甲车。外墙面石材构成抽象变换的肌理,在阳光照射下似平静的鸭绿江水波光粼粼。建筑以外在的性格形象置于城市制高点上,形成城市新的坐标。
2.纪念意义的空间操作
“埏埴以为器, 当其无, 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 当其无,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老子的《道德经》中的这一段话, 最早提到了建筑空间的概念。空间是一个容器, 它是一个实体。人们对空间的感受是借助实体而得到的, 人们常用围合和分隔的方法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空间,空间的封闭和开敞是相对的, 不同几何形式的空间可以使人产生不同的感受。纪念建筑应利用其本身的空间逻辑和空间形式与历史事件呼应,与参观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图7、图8)
2.1空间意象
“纪念”是人们建造纪念性建筑最原始的目的, 因此纪念建筑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历史的再现是战争纪念建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现的场景能让参观者产生身在其中的幻觉,更能真切地体会到历史时刻所带来的变化。
抗美援朝纪念馆汲取抗美援朝战役中的“典型意象”,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抽取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元素,如鸭绿江水、无敌坑道、山地战场等(图9), 通过艺术化处理手法,超越单纯视觉形式的操作, 营造出事件纪念特征鲜明、触及观众精神情感、传达深层信息与价值的新时代纪念馆建筑及其内部空间形象。在展陈上充分利用声光电、多媒体及虚拟现实等新科技手段;同时,建筑室内公共大厅空间、 交通空间、休息空间,乃至室外及屋顶空间等,都成为开放式展陈场所,强化观众与展品及其空间环境的互动性。
2.2中庭
与传统纪念性建筑不同,当代纪念性建筑不再仅仅满足于视觉的震撼与展陈设计,而同时追求建筑及其空间环境意象本身所蕴含的意义,进而引发观众情感的共鸣、价值的思考以及精神的升华!作为纪念馆建筑的室内公共空间的中庭设计,力图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极具代表性的“无敌坑道”及其山地环境中寻找灵感,通过抽象化建筑语言和艺术化处理手法的运用,使室内空间具有情境再现与感染力、启发性(图10)。既凸显战争的艰险、曲折, 同时又昭示了光明与希望;既表达出当年战争带来的痛苦与灾难,更启发人们热爱眼前来之不易的和平美好生活。这一主题无论从内部空间形态及其序列的塑造,还是内外空间的渗透(面向鸭绿江方向开敞的东侧通高空间,室内纪念空间与屋顶观景平台的连通等)等处理上,均得到表现与强化。与此同时,室内展陈及其他功能性空间,则尽力做到方正和规则,便于展陈及其他功能的高效运转。
2.3序列
纪念建筑的序列化空间组织是建筑流线上多个空间的组合,多个空间以明确的“界面”( 门或堂等)来分隔和联系, 从而形成一系列空间的层次和秩序。 浏览者在浏览线路上可以感受到建筑的起承转合和空间形态,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并加强印象。
本案参观流线的设置立足于既合理便捷、避免交叉混乱,又与建筑内部的空间氛围意境相呼应为基础。游客经面向纪念广场的主入口进入纪念馆, 到达大厅后左转进入庄严肃穆的序厅。参观完后从右侧宽敞的自动扶梯/ 直跑楼梯上到四层,开始依次参观各个主题展馆。其顺序为:四层的抗美援朝战争馆→五层的抗美援朝运动馆→五层的中国(应该是中朝人民吧?)人民友谊馆→五层的志愿军英雄馆→四层的志愿军空军馆→三层的馆史陈列馆和尾厅(图11)。从尾厅出来既可以经时空隧道返回入口大厅,也可以从南侧次出入口走到室外纪念广场。
临时展厅的流线相对独立,既可以通过纪念馆主入口前厅两侧的自动扶梯或者大楼梯向下直接到达,也可以从纪念广场东北角的室外大台阶下行, 从位于建筑东侧50米标高地面的次要出入口进入。 参观完临时展厅后,可以经临时展厅西侧前厅、连廊(消防通道)进入全景画馆继续参观。
除了展陈内容明确、连续的参观流线组织外, 馆内还设置了多处或动或静的多功能休息、互动空间。开敞的交流场所、沉静幽暗的冥想独处空间, 大台阶上可与展品互动的趣味空间,以及东侧可眺望鸭绿江两岸风光的挑高休息区等,使观众融入到各种空间情境中。游客在参观期间,穿梭于矩形展厅与异形通高中庭,心理感受随着建筑空间产生开合、扬抑的变化,空间的封闭和开敞以及不同几何形式空间使人产生不同的感受(图12)。
2 | 新纪念馆入口立面图 (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
8 | 剖面图 (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
13 | 光线分析 (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
2.4空间与光
光线能够赋予一个建筑灵魂,而在纪念建筑中光的运用更是能够使得纪念气氛得到很好的渲染。 光的控制与运用在纪念性建筑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纪念建筑应在交通空间充分利用自然光这一实体要素,结合建筑空间形式与建筑叙事节奏安排采光空间,引导参观者的情绪。当人们身处某个纪念性空间环境时,就不自觉地要接受来自空间环境各要素的信息,此时身体的空间性会引导人自觉地去感知下一个空间,在纪念性空间的感知活动过程中, 人们会不自觉地把身体的感知和精神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因此合理的布局光线的明暗、位置、形状会加强参观者对建筑意图以及历史事件的理解。
抗美援朝纪念馆充分尊重了自然光线,利用中庭和交通空间合理插入自然光,在浏览线路上,形成了“明- 暗- 明- 暗”的光感节奏(图13), 呼应了中庭空间的“宽- 窄- 宽- 窄”的空间尺度与形式。空间格局与自然光浑然一体的纪念环境空间,展现出当时抗美援朝战况曲折复杂、战役环境恶劣,以及战士不屈不挠的精神,塑造鲜明的地域感和历史感。中庭各处的雕塑墙配合人工光线, 作为纪念馆建筑的补充和点缀,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在空间环境中塑造出具有穿越时空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抗美援朝战争 篇8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 轰炸安东 (今丹东) 地区, 迅速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造成安东居民伤亡、房屋倒塌, 电力、交通等重要基础设施严重损毁。1950年11月8日8时, 美军一架银白色大型侦察机, 在鸭绿江大桥上空盘旋侦查。9时10分美军派来大批“野马式”战斗机, 对安东市区及江桥猛烈扫射, 派来数十架B-29轰炸机, 对新义州和鸭绿江大桥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轰炸。造成安东、新义州电力设施、交通设施严重损毁, 致使鸭绿江大桥 (老桥12孔) 被炸毁8孔, 桥体被炸毁没入江中。鸭绿江大桥 (新桥) 靠朝方一段严重损毁, 钢轨被炸弯, 枕木、桥板脱落, 无法通车, 横跨鸭绿江大桥 (新桥) 的两条送电线路 (备用一条) 全部被炸毁。从新义州至鸭绿江大桥 (新桥) 桥头的送电线路, 全被肢解、炸烂。顿时, 安东市停电、停水、停工、停业, 陷入瘫痪。中共安东市委书记张烈同志亲自到安东电业局, 听取汇报, 了解情况, 部署力量抢修送电线路。
美军飞机轰炸一结束, 安东电业局立即决定由局长李广林坐阵局机关负责与上下各有关部门联络、协调, 解决抢修所需器材物资及运输等问题。由局党总支书记李德云与因事来安东的东北电业管理局调度处长王奇于11月8日中午, 带领肖玉恒 (内线股长) 、贺更新 (配电科长) 、吕其章 (局工会主席) 、金景佑 (工人) 、苏发成 (工人) 等人紧急过江, 联络新义州电业部门并检查线路损毁情况。经检查发现从新义州到桥头的线路损毁十分严重, 线路数十处被炸断损毁, 11月8日下午4时安东电业局组织了58名 (其中10名党员) 技术骨干, 分段展开了紧急抢修, 新义州电业部门组成22人的抢修队与安东电业工人并肩抢修。在抢修新义州附近的线路时, 新义州电业部门的配电科长, 因疲劳过度, 从铁塔上摔下来光荣牺牲, 安东电业工人因鸭绿江大桥 (老桥) 8孔被炸毁, 鸭绿江大桥 (新桥) 朝鲜段被轰炸损毁, 造成铁轨变形, 枕木、桥板脱落无法通车, 就冒着掉入江中的危险不分昼夜背着上百斤重的工具与器材, 硬是沿着钢轨爬过桥, 运送抢修物资。两国电业工人冒着生命危险, 互相帮助, 开展抢修工作, 留下了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一段佳话。
11月8日中午, 安东电业工人开始了鸭绿江大桥 (新桥) 桥上线路的抢修工作。抢修桥上线路难度更大, 桥上的杆子高8米, 直径16—20厘米, 杆顶距江面30—40米, 再加上江上风大、气温低, 人在杆上作业摇晃幅度很大, 掉入江中的危险性极大。对此, 工人们全然不顾, 高风险作业。在抢修中, 工人们不但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 而且为了抢时间干脆不隐蔽, 直接冒着敌机扫射、轰炸进行抢修。桥上桥下全体抢修人员冒死奋战, 于11月8日夜12时完成全线修复。但是, 很快又被美军飞机炸坏, 英勇的电业工人就再一次冒着生命危险与敌机周旋, 继续抢修, 就这样修了炸、炸了再修, 不间断的工作着。为保证及时抢修送电, 又不致把工人拖垮, 安东电业局决定, 从11月11日开始, 组织三个抢修队轮换抢修。每队由20人组成, 设正队长、副队长、助管员各一人, 分两个班, 一个班负责抢修, 一个班负责巡线。即使这样, 由于美军每天多批次轰炸, 安东市也仅能断断续续送电, 严重威胁到安东用电安全, 严重制约安东支前工作顺利开展, 而且因敌机连续轰炸, 致使部分送电线路基础设施已无法短时间内修复。
为了彻底改变安东市送电线路反复被破坏的被动局面, 避开敌人轰炸的重点目标鸭绿江大桥, 安东电业局研究决定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 开辟一条新的送电线路, 提出新建66千伏“义东线”。“义东线”由朝鲜义州到安东市东坎子变电所, 义州在新义州东15公里, 与虎山 (今虎山长城遗址位置) 隔江相望。11月13日上午, 安东电业局领导确定新建“义东线”的方案, 抢建新的送电线路的战斗打响。安东电业局派调度科长秦裕莘带领孙仁举 (平面设计) 、王克新 (管材料) 、龚名九 (测量人员) 等人, 立即去朝鲜义州进行线路测量, 并对整个线路进行了勘测设计。与此同时, 由王奇同志向东北电业管理局报告, 请求其他市兄弟局派技术人员来安东支援。李广林局长与贺更新科长立即向中共安东市委汇报, 并向市委书记张烈同志立了军令状:“保证七天架设完成送电!”
为了保证抢建“义东线”任务按时完成, 安东市委从市内、郊区和县抽调200余辆马车、40辆汽车, 千余名民工共同参加抢修工作。抢修人员采取前边设计插旗、后边挖坑树杆的流水作业方法, 使抢修工程迅速全面铺开。这条66千伏送电线路由朝鲜义州过鸭绿江, 经安东虎山、九连城, 进入安东市东坎子变电所, 全长15.2公里 (含朝鲜境内2.5公里) 。“义东线”抢建分三段同时架设:朝鲜一侧为第一段, 共24根杆子, 由安东市供应材料, 朝方帮助架设;虎山到九连城为第二段, 共56根杆子, 由安东电业工人和市民组成的架设队架设, 安东电业局配电科长贺更新为队长;九连城至东坎子为第三段, 共70根杆子, 由其他市电业局工人和安东市民组成的架设队架设, 安东电业局保线所所长吴春生任队长。各队又划分若干个班, 每班四名电工、八名民工、一辆马车。
11月14日, 沈阳、抚顺、鞍山、营口等地电业局来支援的电业工人到达安东, 共80人。15日正式开始架设, 这天拉杆子的数百台马车, 从杆子场 (今丹东市体校附近) 一直排到东坎子 (今辽东学院附近) , 长达10公里。安东电业局在线路沿途老百姓家设了若干个宿营点与伙房, 工人们吃住在现场。为了加快进度, 许多工人天不亮就开工, 天不黑不收工。虽然敌机不断来侦察、扫射, 但抢修人员仍照常坚持工作。抢修过程中, 杆子用马车拉不上去的就用肩扛, 风雨无阻。各队各班之间, 开展了竞赛, 大家互相帮助, 你追我赶, 摽着劲干, 出现了很多动人场面。班长苏发成带领全班同志起早贪黑的干, 本班架完14根杆子, 又帮助二班架了12根支线。班长康庆宝凌晨3点就起来带领全班同志干, 直到晚上看不见才收工, 他们完成本班任务后, 又帮邻班干。二队三班的尹勤华和孟传仁开动脑筋, 巧用地形, 用13米长的单杆子代替14米长的接腿杆子, 为国家节省了杆子、铁线, 而且缩短了工期等等。这些值得尊敬的同志在抢修中还有很多, 在他们身上这种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
抗美援朝战争 篇9
根据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的指示, 我军在组成边防军进驻东北辽东地区的同时, 迅速成立了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 先后由华东和华北等军区调来了部分高炮部队, 并组建了新的防空部队, 以布防安东拉古哨、小丰满和鞍钢、沈阳等地为重点, 组织了要地防空。继之于志愿军入朝参战后, 又指示:“重点是加强鸭绿江一线的防空, 以保障铁道畅通。”使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江桥的防空兵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安东鸭绿江桥先后由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所属高炮17团和高炮503团、高炮13团第3营守卫。当时, 保卫安东江桥的防空部队除有上述高炮部队所属3个37高炮营、1个85高炮营和3个高射机枪连外, 尚有雷达、探照灯和地监部队等密布沿江, 并逐步形成了较完整的防空体系。
初期, 安东地区一线空军基地尚无部队驻扎。后来, 特别是在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 空军部分部队“以安东为基地进行实战练习”之后, 空军第4驱逐师和第3驱逐师等部队, 先后进驻安东市浪头机场等空军基地, 协同地面防空部队相机击敌。
安东防空部队在保卫安东鸭绿江桥的对空战斗中, 按轰炸和反轰炸的作战规模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第一, 前期战斗 (1950年10月至12月) 。这一时期, 美国侵朝空军依靠其先进的军事装备, 掌握了鸭绿江一线的制空权, 处于暂时优势, 因而有恃无恐, 轰炸江桥, 连日不断。尤其在11月8日至21日期间, 其大机群来袭, 少则每天1次, 多则每天3次以上, 其气焰十分猖獗。据统计, 仅11月敌机侵袭安东江桥共达460余架次。其中, 每批出动20架至90架以上的大机群就有10多次。11月12日8时48分, 敌F-47N、F-40N、F-84E、F-80A等各型战斗轰炸机100多架, 大肆轰炸与安东隔江相望的新义州和安东鸭绿江桥, 使贯通中朝公路交通的鸭绿江老桥严重受损 (后来中断通车) 。
鸭绿江沿线防空部队投入了痛击美国空中飞贼的战斗。这支防空部队在对空作战中, 执行了中央军委以“保卫目标为主”的作战方针, 集中火力消灭执行轰炸任务的主要敌机。全月, 各部队对空作战共达168次, 给美国侵朝空军以迎头痛击。安东防空部队同敌大机群轰炸安东江桥的战斗共41次。其中, 规模较大的战斗有以下3次。一是11月16日战斗。当日12时39分, 敌F-47型战斗轰炸机30架和F-84E型4架, 从三个方向来袭安东江桥。守卫该桥的高炮17团按照预定作战方案, 实施集中火力射击。敌机遭受炮火打击后, 仓皇投弹72枚, 炸桥企图未成, 反被击落1架、击伤3架, 使侵略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二是11月18日战斗。敌F-47型战斗轰炸机46架、F—84E型4架, 于这天下午14时09分再次轰炸安东江桥。高炮17团与高炮13团第3营迅速组织全部火力, 在30秒钟内抓住了目标, 以10分钟的短促射击, 击落敌机1架、击伤6架。敌轰炸机受到较上次更大的打击后, 急急忙忙丢下100余枚炸弹, 旋即逃窜。三是11月21日战斗。这次, 敌各型战斗轰炸机增加到50多架, 并从多方向交叉俯冲投弹, 强袭安东江桥。上午11时高炮部队集中4个营的全部火力, 打击敌机俯冲阶段, 给予鱼贯前进的敌机以突然猛烈的射击, 致敌投弹不准, 急速奔逃。
这一期间, 从8月27日敌机第一次扫射鸭绿江桥开始, 至12月31日为止, 美国空军侵袭安东江桥共591架次, 10月开始, 防空部队对空战斗57次, 击落击伤敌机共47架。仅11月, 鸭绿江沿线各部队共击落敌机11架, 击伤69架。其中, 高炮17团在保卫安东江桥37次战斗中, 击落敌机7架, 击伤35架, 荣获中央军委两次通报表扬。
第二, 后期战斗 (1951年1月至8月) 。1951年初,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展开第3次反击战役, 将美国侵略军赶回到汉江南岸。一二月间, 侵朝空军的活动大部转向志愿军的前沿阵地。在此期间, 敌机入侵安东, 多次盘旋侦察, 袭击江桥减少。3月初, 敌机窥视安东江桥的频率逐渐增多。其出没安东的航线也比较固定。有时, 沿朝鲜定州、宣川进入安东市区上空, 再由浪头、大东沟和朝鲜龙川一带返航;有时, 经朝鲜熙川进入辑安或临江, 再向南直抵安东一带上空盘旋。3月中旬以后, 敌机对安东江桥频繁侦察, 其批数架次不等。
4月初旬,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次战役第二阶段即将结束, 第5次战役即将展开, 急需补充粮弹。这时, 侵朝空军狂轰滥炸志愿军的“钢铁运输线”, 并选择在4月上旬前后不到两周的时间内, 连续出动大机群的混合编队, 轮番轰炸安东江桥。守卫这座江桥的防空部队原由高炮l7团担任, 自2月1日起该团奉命赴朝参战, 其防务由高炮503团接替, 高炮13团第3营配团属指挥, 各营作战部署不变。这支防空部队奋勇保卫安东江桥, 同敌机展开了“鸭绿江沿线空前的激战”。
3月30日当日天气半晴, 美国空军各型轰炸机36架、各型战斗轰炸机44架, 分别从日本和南朝鲜各机场起飞, 在朝鲜元山以北空域会合, 向鸭绿江飞进, 至熙川后即分编三群, 成三路同时飞奔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江桥, 企图出奇制胜, 一举摧毁这三座鸭绿江桥。
在这批轰炸机群到达之前, 敌先遣之大批F-86型战斗机早于11时30分在鸭绿江一线与中朝联合空军进行空战, 以掩护其轰炸机群的来犯。守卫江桥的高炮部队, 于11时45分发现敌F-86型战斗机, 并逐渐增多至9架, 团指挥部果断判定为敌轰炸机之先驱掩护部队, 即令各炮连进入阵地做好战斗准备。
12时20分, 敌B—29和B—50型轰炸机群在敌F—80、F—84型机群的掩护下, 由东南方向顺阳光进袭安东江桥。与此同时, 敌战斗轰炸机突然接近防区, 并降低高度, 攻击各连阵地, 进行扫射投弹, 压倒地面火力。这时, 各连没有顾及阵地安全而分散火力, 所有对空武器集中火力射击逼近目标的敌B-50型轰炸机。敌轰炸机被迫将大批炸弹投落目标外围。此时, 这批轰炸机尚未全部消失, 而敌B-29型轰炸机群又紧接着分三路同时临空。在高炮部队猛烈炮火的打击下, 敌机群以高度5千米外水平投弹, 但始终未命中目标。12时27分, 敌B-29型轰炸机被击落1架后, 余机仓皇窜逃。
4月7日9时11分, 敌B-29型轰炸机24架, 以小的楔形编队, 组成梯级队形, 在F-86、F-84等几十架战斗机群的掩护下, 借阳光向安东桥逼近。当轰炸机第一个小队接近防区高炮火力范围时, 敌战斗机突然向各炮阵地俯冲扫射, 敌机此起彼落, 使地面部队措手不及遭受严重威胁和伤亡。在这批战斗机群的掩护下, 敌轰炸机群即分批分队陆续进行水平投弹, 其第1、2、3批的部分炸弹, 相继命中阵地。高炮团4连和2连的人员伤亡较大, 有的指挥员中弹牺牲, 有的炮班全部伤亡。当时, 营连之间的指挥线路, 大部被炸断, 中断指挥联络;阵地上硝烟弥漫, 对空能见度受限。高炮团在少数炮连战斗减员的情况下, 组织各连顽强应战, 集中火力向敌轰炸机猛烈开火。敌机遭到地面炮火不间断地射击后, 其B-29型轰炸机被击落1架, 敌战斗机即四散返航, 敌轰炸机仓皇丢下第4、5、6批炸弹时, 也失去了弹着点的准确性, 随即向东及东南方向飞远。战斗于9时15分结束。
4月12日, 安东市区阳光灿烂,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正在这里召开慰问大会。当敌机距离安东80公里时, 防空部队已全部进入阵地, 准备严惩来袭之敌。9时14分20秒, 敌B-29型轰炸机40架, 在80多架各型战斗机的掩护下, 以楔形和菱形编队, 顺阳光向目标进袭。高炮部队待敌机接近江桥的防区火力范围, 各炮连于9时17分出敌不意突然猛烈开火。第一个和第二个齐射奏效, 当即击落击伤敌机多架, 敌轰炸机被连续击落击伤后, 其护航的战斗机, 即以极不规律的战斗队形, 逆江低空飞行, 以吸引地面炮火, 并连续俯冲扫射地面部队, 企图掩护轰炸机顺利轰炸江桥。防空部队发挥了火炮威力, 给敌机以连续打击。敌轰炸机群在密集炮火的射击下, 航速航线未变, 批与批间隔很近, 仍以水平飞行, 高度5千米, 仓皇投弹。敌B-29型轰炸机被击落3架、击伤5架, 敌机驾驶员被俘2名, 遗尸20具。
浅析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 篇10
一、战争起因的比较
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都涉及到国内南北双方的战争, 但都不是单纯的内战。这两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不同的, 朝鲜战争起源于内战, 而越南战争则根源于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朝鲜南北分裂成了两个制度不同的国家。1948年8月15日, 南朝鲜成立了大韩民国, 以汉城为首都, 李承晚为总统。同年9月9日, 北朝鲜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以平壤为首都, 金日成为首相。南北朝鲜分裂,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美军和苏军在朝鲜以北纬38°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的结果, 是雅尔塔体系的结果。
近年来苏联档案中新发现的证据证实,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是朝鲜对韩国首先发动的攻击, 是金日成企图依靠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反映。证明了朝鲜战争是由内战引起的。
1945年9月2日, 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50万人庆祝大会上宣读了《独立宣言》, 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但是法国拒绝承认越南独立, 并根据雅尔塔体系中的波茨坦会议的决定, 于9月23日随英军开进占领了西贡。越南人民奋起反抗, 南方抗法斗争开始。1946年12月19日, 法国在军队部署就绪后, 对河内发起了全面攻击, 越南人民抗法战争随之全面展开。
1954年7月21日, 在日内瓦会议中, 包括法国在内的各与会国达成协议, 签订在印支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保证尊重印支三国的独立、主权和内政不受干涉。但是美国并没有在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 并在1955年10月组织了南越的“公民投票”, 成立起所谓“南越共和国”, 由自美国返越的吴庭艳任“总统”兼“总理”。此后一个时期, 正式形成了南、北越对峙的局面。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 处心积虑地要取代法国在印支的地位, 从而使印支三国人民在战胜法国殖民者之后又面临美国新殖民主义的侵略威胁。因此, 越南战争的起因是源自于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是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延续。但是, 尽管两次战争爆发的根源不同, 却都引起了国外势力的积极干涉, 最终都演变为国际战争。
二、战争进程的比较
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都并非是在短时期内结束的战争。朝鲜战争历时3年多, 越南战争历时12年之久。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 两场战争各自的特点也就逐渐地显现出来。因此对战争进程的三个主要方面———战争规模、战略战术、战争的结果做出具体的比较, 可以使我们从宏观上更为完整地把握两场战争的涉及范围, 从微观上更为清楚地了解每一场战争的独特之处。
1. 战争规模的比较。
朝鲜战争的战争规模比越南战争更宏大。在1950年7月7日, 安理会做出决议, 由各会员国派遣军队组建“联合国军”, 由16个国家组成。另一方面, 苏联和中国对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朝鲜战争直接牵涉了联合国与多个国家, 由内战演变为一场国际战争。相比之下, 美国在越战中的孤立与朝鲜战争中盟国积极支持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伯特·F·肯尼迪在1968年抨击美国的越南政策时说:“我国最老、最强的那些盟国撤回到自己的海岸, 只剩下我们独自在全亚洲充当警察。”[1]同时, 中国和苏联也只是给予越南经济上、军备上和舆论上的支持, 没有发生两国军队大规模直接参战的情况。
2. 战略战术的比较。
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在战略战术上的区别十分明显。朝鲜半岛平坦狭长的地形与越南丛林茂密的地貌决定了朝鲜战争以阵地战为主, 越南战争以游击战为主。朝鲜战争从内战爆发到战争结束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 交战双方都有着坚固的战线和工事, 频繁发生大规模的战役, 几乎每一次战役的伤亡总人数都在万人以上。越南战争中, 不论是“特种战争”时期还是“局部战争”时期, 几乎未曾有过一次重大的战役, 也不存在连绵对峙的战线, 更没有两场战役之间的间隙时间;而是没头没尾、无休无止、日日夜夜地进行着围剿和反围剿的激烈战斗, “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是有史以来最复杂、回到了原始状态的斗争, 是一场人与人之间互相对抗, 用诡计和持久力制胜的战争。”
3、战争结果的比较。
朝鲜战争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与越南战争相差无几。1953年7月, 恢复到战前以三八线为界状态下的停战协定的签署为朝鲜战争划上了一个句号。从长远的观点看, 其结果是在朝鲜半岛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局面:南北分治。美国事实上主导了冷战时期围绕朝鲜半岛的南方三角的建立, 并在客观上维持了以半岛南北分裂为基础的东北亚战略均势。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 国际局势已经逐步步入冷战时期的第一次缓和。到了60年代末, 美国寻求在越南实现“光荣的和平”。对尼克松来说, 美国海外政治的当务之急, 就是结束侵越战争, 把美军撤出越南南方。尼克松曾表示:“我可不愿落得个约翰逊那样的下场, 躲在白宫里, 怕到街上去见人。我要结束这场战争。”[2]但是, 北越坚持要实现在共产党统治下重新统一越南的目标。在美军撤出后, 南越政权迅速崩溃, 1976年7月越南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越南战争至此彻底画上了句号。
三、战争影响的比较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 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具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但两场战争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朝韩对峙与越南统一的格局。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战后三国所走的不同道路。
今天的韩国在朝韩对峙中不但拥有强大的军力, 而且保持了绝对的经济优势, 这与美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到2000年为止, 韩国拥有现役正规军67.2万, 准军事部队0.45万, 预备役450万, 这支部队无论在防御能力还是合成作战能力上都有极大的增强。另一方面, 从1950年“马歇尔计划”登陆朝鲜半岛至今, 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 通过种种方式对韩国的经济予以扶持。韩国也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发展自身利益, 在军事实力不断加强的同时经济力量也在持续增长, 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朝韩对峙的格局使朝鲜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安全警惕, 但朝鲜只注重发展军事而忽略了经济。自朝鲜战争结束后至今, 朝鲜一直处于半闭关锁国的状态, 国内经济发展缓慢。50年中, 朝鲜的军费开支在其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高达20%—30%。目前, 朝鲜拥有现役正规军105.5万, 准军事部队18.9万, 预备役470万。在面积仅有22万平方公里的朝鲜半岛上, 朝韩双方部署了175万正规部队, 其中70%部署在军事分界线两侧的前沿阵地上, 再加上3.7万驻韩美军的存在, 朝鲜半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兵力部署最为集中也最为密集的地区。正是这种严重的军事对峙, 使得朝韩双方都视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 彼此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也就油然而生。
越南在赶走美军之后, 走上了一条与朝鲜截然不同的道路, 由受人侵略变成了对外侵略扩张。越南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实力, 推行地区霸权主义, 梦想统治老挝、柬埔寨, 并于1978年12月25日出动大军进攻柬埔寨。但在柬埔寨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 越南被迫于1989年9月从柬埔寨撤军。越南企图建立地区霸权, 这是典型的强权政治。撤军后的越南将注意力投入到国内经济建设上,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其经济增长率多年保持在8%以上, 农业发展更为显著, 到1998年已成为世界第三粮食出口国。但直到现在, 越中、越柬边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越南仍然没有放弃建立地区霸权的梦想。而越南战争这段历史, 也使美国势力再度打入印度支那困难重重。
四、结论
全面比较两次战争, 可以发现对国际局势的考虑和战争爆发后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因此选择恰当的时机发动战争, 并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力量对比变化, 才能尽可能争取到战争的胜利, 最大化实现战争可能带来的利益。从比较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美国在两场战争中积极参战、不断将战争升级的做法收到了完全不同的效果。无论在海外战略态势、国际地位、参战目标还是与盟国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还可以说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 而在越南战争中则彻底的失败了。美国过分相信自身的军事实力, 无视国际格局中自身越来越孤立的地位, 也忽视了国际力量对比中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力量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 单纯依靠军事力量在国际问题中走“单边路线”来维护国家利益, 在选择使用何种手段最大化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问题上犯下了根本性错误, 把发动、扩大战争当成了唯一的手段, 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摘要：通过比较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各个具体方面, 展现两次战争各自的特点;通过比较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结果, 结合三国的现状, 展现两次战争的结果对三国战后道路的深远影响,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及美国的海外政策和军事干预对自身带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国际背景,战略战术,霸权主义,区域安全
参考文献
[1]戴安娜·拉维奇.美国读本[M].林本椿, 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5, 下册:806.
抗美援朝到底花了多少钱 篇11
陶慕剑的《抗美援朝军费只占当时中国GDP的3.5%》认为：“抗美援朝三年的直接战费为62亿元，另有30亿元的进口苏联武器的外债。1952年、1953年新中国的GDP分别为679亿和824亿，军费分别为58亿和75亿，军费占GDP的比例分别为8.52%和9.15%。用线性方法估算，抗美援朝的总军费只是占当时GDP的3.5%左右。”
上述说法，虽援引各种“统计数据”，但与权威史料之间，仍存在不小的冲突。如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发表讲话，曾明确提到：“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
毛泽东并认为继续打下去，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其理由之一是：“要用钱。他们（美国）一年要用一百多亿美元。我们用的钱比他们少得多，今年比去年又减少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
抗美援朝战争 篇12
这首诗大概创作于1882 年, 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创作这首诗时52 岁, 4 年之后, 诗人病逝。 纵观诗人一生, 这首诗可以算是她生活的真实写照。 艾米莉·狄金森 (1830—1886) 被誉为“游荡在美国乃至世界现当代诗歌原野上声势赫赫的幽灵…… ‘代表了19 世纪美国心灵拓荒最高的才智’”[2]。
何谓战争? 战争是一种以震慑和打击对手力量为目的的暴力活动。 在狄金森的诗中, 战争是以意象的形式出现, 指各种现实的和心理的剧烈矛盾冲突, 以一方的消失或屈服为终结。 狄金森的诗歌哺育着此后美国一代又一代的诗人, 尤其是后来的意象派诗人。 鲜明的战争意象究竟指的是什么? 它反映了诗人人生中哪些无法避免的“战争”?
1 现实中真正的大战:南北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发生于1861 年4 月12 日-1865 年4 月9 日, 是美国历史上一场重要的内战。 虽然诗人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战争, 毫无疑问, 这场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战争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诗人的生活。 战争造成最直接的结果是死亡, 诗人能做的只是感受着战争带给自己的影响, 以自己的方式坚持着。 有些诗她直接涉及战争, “如《当我还小, 一个女人死了》 (Fr518/J596) 和 《感到活着是一种耻辱》 (Fr524/J444) 两首”[3]。 狄金森重要的朋友, “ 托马斯·温特华斯·斯托洛·希金生 (Thomas Wentworth Storrow Higginson, 1823—1911) 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废奴作家”[4], 他结识并与狄金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认为狄金森是“‘全新且有独创精神的诗歌天才 ’”[5]。 南北战争时, 他直接参战, “组建、训练并指挥了南卡罗莱纳第一黑人团”[6]。 战争就在狄金森的身边, 且在她心上烙印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2 精神世界的战争:独立的个性与宗教浪潮
狄金森的祖辈以狂热著称, 并由此演化为一种奇特的固执, 被当地人称为“狄金森式的“坚硬”。 艾米莉·狄金森的性格特征明显得自家族遗传:“精明、坚韧、果敢、独立、心系天堂、与众不同”。[7]对她来说, 生活是一场苦战, 这显示了狄金森性格中好战的成分, 但她不会参加实际的争斗, 所受的教育让她明白, “不要以时代集体性的挣扎来确认自我”[8]。 对狄金森来说, 军事并非只为了表现男人们的好战, 而是用来表达坚决刚毅的人生态度。 诗人沉默而艰难地寻找着自己的路, 那条路不是始于“罪”, 而是始于“痛”, 那里有“爱、痛苦和孤独, 还有欢笑与冒险、新鲜和力量”[9]。
1847-1848 年, 狄金森就读于霍山女子学院。 “1846 到1847 年的宗教热情横扫整个学院。 ”[10]“学院近乎无情地强调宗教皈依”。[11]霍山女子学院的学习对于独立自由的狄金森来说成了苦役, 以至于一年后终止了在那里的学习。 1856 年—1858 年间, 狄金森在信中写到:“‘我们, 也在飞散———消失’, ……‘活着, 然后死亡, 然后在一个得胜的身体中再次登场……不是小学生的作文题! ’”[12]。 她这种在别人眼中“有点病态和反常”[13]的语言, 是与一场被称为“大觉醒”的宗教复兴运动同时出现的。 当时, 她是家里唯一没有皈依的成员。 对于宗教, 狄金森坚持自己的理解, 她更注重心灵的内省, 坚持自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为此, 她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进行这一场势单力孤的“战争”。 这场精神上的战争几乎贯穿了狄金森的一生。
3 有限与无限的战争:形式与灵魂
在狄金森的创作中, 始终有一对有限与无限的矛盾。 有限的是诗歌的形式, 是表达方式的局限性, 无限的是诗歌中想表达的情感和灵魂。 狄金森认为:“‘存在已经制服了书本……最宽广的字眼也非常狭窄, 我们可轻易跨过。 ’, 即是说永恒的存在本身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 ”。[14]即使如此, 狄金森仍然努力在诗的世界探索着, 进行一场有限与无限艰苦的拉锯战。
狄金森偏爱赞美诗的格律。 “艾米莉·狄金森研究专家安德森 (Charles Anderson) 认为, ……艾米莉·狄金森偏爱普通格, …… 但在她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认真的把它当成诗的一种格律形式进行探索并运用得如此具有新意”[15]。 《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运用了赞美诗中的普通格和长格的结合, 基本格律为8, 6, 8, 8, 8, 6, 形式新颖、富于变化且有对称美。
从内容上来看, “一个敌人”显然指的是“死亡”, 因为“他”“尚未谋面”, “拿走”的是“人”, 与死亡的战争是她最后一场战争。 在诗人生活的年代, 死亡率很高, 亲朋好友常常先她而去。 死亡这一自然现象给诗人的冲击很大, 与“死亡”的战争, 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生理上便成了狄金森的最重要的主题———以生存之有限对“死亡”之无限, 以生命之有限对精神之无限。
19 世纪90 年代时, 对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主要三种评论:“一是偏赞其思想内容, 而容忍其形式上的特异性。 二是既承认其思想内容的精妙, 也批评其诗歌形式不合传统规范的缺陷。 第三种, 则着重批判她的诗歌形式, 甚至完全否定她的诗歌。 ”[16]这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几类主要思想意识的矛盾。 而“布卢姆 (Harold Bloom, 1930-) 在《西方经典》 (The Western Canon) (1994) 中给予更高的评价:‘自但丁以来的西方诗人中, 艾米莉·狄金森是除莎士比亚以外展现出最多认知原创性的人’”[17], 这时诗人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已被确定下来, 无可撼动。 对狄金森的批评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平生在“战争”中的艾米莉·狄金森虽已离去, 但她将永存于美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
摘要：本文概括分析了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我的战争都埋在书里》中的战争意象。根据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生活和作品着重分析“战争”意象的涵义, 探究了该意象形成的原因与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