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欺诈（共12篇）
会计欺诈 篇1
摘要：会计欺诈行为在近年来经常出现在上市公司中, 因此, 防范与治理上市公司会计欺诈行为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文章首先从国内外对上市公司出现的会计欺诈行为的研究出发, 揭露上市公司欺诈的现状, 以及上市公司出现会计欺诈的原因和影响, 从而得出治理上市公司会计欺诈的各种方法。
关键词：会计欺诈,上市公司,造假
一、上市公司会计欺诈的影响
(一) 会计欺诈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会计是反映过去的经济活动, 过去的成就和不足作为会计信息的主要来源, 如果出现会计欺诈行为, 不仅不能满足相关要求, 将削弱了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 企业的成活率和成长也将遭到损失, 而且会计自身的功能得不到体现, 还会造成严重的失误, 致使公司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 会计欺诈对投资者的影响
在经济社会中, 股东和债权人是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 是否投资作为一个商业决定, 必须有一个大的、准确的会计信息。如果投资者所看到的是虚假的会计资料, 那么投资者的利益将会受到威胁, 甚至有可能会损失巨大。
二、上市公司产生会计欺诈行为的原因
(一) 会计欺诈问题产生的内部原因
1. 获得融资支持
上市公司上市的最大的好处是上市公司的股票在资本市场上, 股票有公司自己的一部分, 然后设置一个价格, 让这些股票在市场上交易。但是按照我国《证券法》规定, 企业公然发行新股, 应该具有健全且运转优秀的组织机构, 具备连续盈余实力, 财政状态杰出, 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献无不实记录。因此为了满足《证券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的原则, 一些操作条件不好, 融资能力不佳的公司, 将不可避免地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作出不实报告, 以满足自己想要上市的愿望。
2. 规避潜在退市风险
自1998年4月22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布, 该国将有一个特殊的处理证券交易所的财务或其他异常情况 (特别处理) , 即我们常说的ST股。如果一个公司被戴上了ST的帽子, 那么它代表着向投资者提示市场风险, 指导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 如此上市公司大概会面临着退市的风险。
3. 追逐利润
上市公司是以盈利为最大目的的经营主体, 为了得到盈利, 通常一些相关的人, 如公司的大股东、独立董事、审计师、会计师、律师等勾结在一起, 他们利用各自的权限共同欺骗其他利益主体, 以达到瓜分利润的目的。
(二) 会计欺诈问题产生的外部原因
1. 从业人员的素质偏低
中国的会计人员必须遵守会计职业道德和不得会计欺诈的具体规定, 所以不做假账是一个合格的会计人员应遵守的基本准则。但是, 有些会计人员自身觉悟较低或者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 听信管理人员指使进行会计造假, 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欺诈问题的屡屡发生。
2. 监管不到位
我国的会计监管分为单位内部监督、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三种类型。其中, 政府监管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但在政府部门的会计监督权的实际行使, 现有的法律法规不合理分工和布局的监督权的水平, 造成了政府部门的多头监管现象的发生。
三、上市公司会计欺诈分析———以万福生科为例
在2012年半年报中万福生科被发现的造假。在2012年半年度陈述中, 该公司虚假增加营业收入18800万元, 虚假增加营业成本14600万元、虚加增加净利润0.4023亿元, 造成假的数据量比较大, 从而导致该公司在2012年财政报告和方向改变上半年并没有透露该公司在上半年生产等, 情节严重。故立即被湖南省证监局备案调查。万福生科发出通知, 说明在2008年至2011年间, 近九成的收益为“造假”所得。
从表1中可以看到, 万福生科2012半年度财务报表和实际销售收入82310000元, 增加188000000元与270000000元;现实的情况是损失13680000元, 盈利26550000元是虚增的, 虚增了利润40230000元。另外, 杜撰了一整套的出售条约、凭证及出库凭据等。2012年中报更正中, 排名前五位客户, 湖南启东佳美食品公司虚假销售收入14150000元, 而是2230000元;中意糖果公司虚报销售收入为0.1342亿, 实为1190000元;而之前的傻牛食品厂和怀化小丫丫食品公司竟然从该公司的五大客户以前的列表中除去了。
数据来源:万福生科 (湖南) 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半年度报告。
四、造假原因分析
首先, 获得上市资格。如果万福生科不进行会计信息欺诈, 其在2011不能上市。根据万福生科各方面资料显示, 2008~2011年, 该公司净利润分别是0.256582亿元、0.395639亿元、0.55554亿元和0.602686亿元, 四年内净利润总额为18100万元。其中在净利润1.6亿元是杜撰的, 实际上四年净利润总额只有0.2亿元左右。
其次, 获取估值泡沫。股市泡沫有两种:管理和估值泡沫。估值泡沫比较容易分辨出来, 最直观的就是看市盈率水平, 假如一个有着非常多的样本的行业, 那么能够基本判断产生了估值泡沫。此种估值泡沫同时也是经济史上有名泡沫的显著特点, 虽然较好的辨别, 但投资者却不容易抽身。
五、治理上市公司会计欺诈的建议
(一) 治理上市公司会计欺诈的内部建议
1.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建立完备、合理的内部控制机构, 明确各管理层的责任, 形成良好的控制系统, 设立严谨、正规的现代管理体系;适当的管理参与制度, 给员工机会参与日常监督工作, 在管理上更加明显, 防止发生欺诈行为;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2. 改善公司的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发生欺诈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公司的权利过于集中于极个别人手中。要想提高公司的治理效果, 必须让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 其中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改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二) 治理上市公司会计欺诈的外部建议
1. 完善惩罚机制
中国对会计信息造假的惩处方式主要是内部的批评和谴责, 通常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进行会计信息造假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 就会使得会计欺诈的预期的成本大大减少, 甚至通过拉关系就能让自己免受处罚。因此, 有关部门必须增加对上市公司违法行为的惩罚, 惩罚的成本比会计欺诈的效益更高。
2. 加强各部门合作
加强单位内部与政府部门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作, 发挥好各个主体在监督方面的优势。单位内部应该制定相应的对策, 政府部门也应该精简机构, 这样才能避免令出多门。因此, 我们一方面是对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 另一方面增强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 将会计师事务所的咨询与审计业务相分离, 一个公司不允许同时在一个公共会计公司进行咨询与审计业务。
六、结论
会计欺诈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管理会计欺诈必须从各方面入手, 标本兼治是根本。文章以万福生科会计信息造假为例, 通过一系列对万福生科报表数据的研究与探讨, 总结出会计欺诈可能导致上市公司股票跌停、面临终止上市等后果, 而且会计欺诈正常的资本市场秩序带来影响, 减少会计函数的使用。根据法律规定, 有效监督, 预防, 检测等是必不可少的。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发现的问题, 不断完善法律法规, 加强监管, 完善奖惩机制, 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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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欺诈 篇2
法01s-1 曲田
摘要： 信用证已成为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广泛采用的重要支付手段。我国有关信用证的司法案例不断增加。本文介绍了信用证欺诈的种类，信用证的欺诈例外制度的理论和判例，以及信用证欺诈的司法救济问题。借以探讨中国在信用证欺诈方面的立法和司法问题。
1 信用证的欺诈
1.1信用证欺诈的定义。
1.11对于信用证欺诈的含义在UCP中没有信用证欺诈的规定。
国际商会UCP500没有对欺诈下一个定义，也没有对信用证欺诈作出规定。首先UCP500没有像UCC5那样有专门的定义章节。因为国际商会负责制定UCP500的银行技术委员会在经过尝试和努力之后认为，“很清楚，在统一惯例500中提出一个明确的术语章节是一个可怕的尝试。”其次是因为“这将引起许多国家委员会之间的争议，而且不能保证对这些定义的下法能取得国际间的一致意见，所以这个尝试被放弃了。”因而UCP的从过去到现在的各个版本中也没有关于欺诈的定义或规定。
1.12 信用证欺诈在英美法和大陆法中的定义
在英美成文法和判例法对对信用证的欺诈部专门下定义。因为英美两国的法官认为在判例中下定义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英美，一般的把民商事判例通用的欺诈定义适用于信用证欺诈的定义。即欺诈是“任何故意的错误表述(misrepresentation)事实或真相以便从另一人处获得好处。”在black’s law dictionary (布莱克法学字典)中关于欺诈的定义是：有意的曲解真相以便其他人依赖该曲解的真相从而从他人处获得本不属于他自己的有价值的事物或某种法律上的权利。通过语言或行为，通过说谎或错误的引导造成法律上的损失。有时欺诈和恶意(bad faith)是同义词。大陆法国家法院也一般的适用民法上的欺诈概念来界定信用证的欺诈。
1.2 信用证欺诈的种类
信用证欺诈的种类多种多样，结合本文按照学理上的主体来分可分为以下几种。即受益人做出的欺诈和第三方做出的欺诈，以及买方所进行的欺诈
1.21由受益人做出的欺诈
受益人做出的欺诈是信用证欺诈中最为常见的欺诈，其表现形式为伪造单据和伪造、变造信用证。伪造单据是指受益人在货物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以伪造的和信用证要求相符的单据使银行因表面上单证相符而无条件付款，从而达到诈取信用证项下的款项的目的的信用证欺诈。根据UCP500的规定，受益人要提交商业发票、保险单据和运输单据，其中提单是受益人主要的伪造目标。一种方式是通过伪造提单的内容，受益人在单据中做欺诈性陈述：此种欺诈方式，单据是真实的，货物也实际存在，但装运的货物不是信用证所要求的货物，而是残次品或废物。由于受益人所提交的伪造的单据表面上都符合信用证要求的条款，开证行必须付款，其结果是导致买方遭受损失。而伪造信用证主要是行为人通过编造虚假的根本不存在的银行开出信用证或者假冒有影响的银行的名义开出假信用证。变造信用证是行为人在真实、合法的银行信用证结算凭证的基础上或以真实的银行信用证结算凭证为基本材料，通过剪接、挖补、涂改等手段改变银行信用证结算凭证的内容和主要条款使其成为虚假的信用证。
在保守的英国的判例中严格的从信用证欺诈的主体上说只有信用证中的受益人做出的欺诈才是信用证的欺诈。
1.22由第三方所做出的欺诈。
对于第三人做出的欺诈，在法学界有着很大的争议。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三篇、第四篇的规定可知，因伪造和变造产生的风险应由从伪造者手中拿到该流通票据的一方承担。据此可以类比认为，在信用证第三方伪造和变造进行欺诈时，正是因为卖方(即受益人)从这些第三方手中拿到了单据并递交给了银行，因此卖方理应承担欺诈风险。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卖方比买方先接触到单据，可以更早的发现单据异常。而且买方有对所提交的单据的真实性和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的相符性有一项默示的保证责任。所以卖方应承担欺诈的风险。
在英国的判例中，则有着不同的观点。英国的法官和学者认为如果欺诈由第三人做出且受益人或交单人不知道单据中含有欺诈，则不适用于欺诈的例外。但是如果受益人知晓或参与其中，则可能适用于欺诈例外。有学者认为英国这样做导致了欺诈危险的增加，因而对于打击欺诈是十分不利的。
从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法律基础和欺诈例外的目的分析，笔者认为英国的做法是可取的。从欺诈例外原则创设的目的来看，它旨在保护银行和开证申请人(即买方)不受表面相符而实际存有欺诈的单据侵害。然而，无论是受益人欺诈还是第三人欺诈都会对银行和开证申请人的利益造成同等的损害。所以如果仅对受益人的欺诈适用该原则，而对第三人的欺诈置之不理，则显然不符合上述目的，也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但是从适用欺诈例外原则的调查和举证角度来看，对于受益人是否参与其中或暗示第三人做出欺诈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在司法的操作上很有难度。
1.23买方的欺诈
从买方的角度而言，利用跟单信用证进行欺诈的主要手段是开立“软条款”信用证，如在信用证中要求卖方根本无法得到的单据，从而以单证不符拒付货款骗取货物。软条款欺诈在法学理论上和法律规定上，均没有统一的或觉权威的定义表述。一般认为，“软条款”是指由开证申请人要求在信用证中加列的，由其控制信用证的生效条件和限制单据结汇效力的条款。众所周知，不可撤销信用证一经开出，在有效期内，未经受益人及有关当事人的同意，开证行不得片面修改或撤销，只要受益人提供的单据表面符合信用证条款，开证行就必须履行付款义务。但是，买方利用卖方急于出口的愿望和一些外贸业务人员经验不足等缺点，在信用证中规定一些可令申请人或开证行完全控制交易进程，有权随时解除付款责任的条款，这就是所谓的信用证“软条款”(Soft Clause)或称陷阱条款(Pitfall Clause)，软条款”信用证究其实质就是一种变相的可撤销信用证，让受益人对货款的权利毫无保障可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国内银行界和贸易实务人士都将软条款信用证也列为信用证欺诈的一种。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软条款并不是信用证欺诈的一种。因为信用证欺诈是以单据和信用证的条款严格相符为前提的。而软条款欺诈则是在信用证中规定一些特殊条款限制单据的结汇效力。其理由恰好就是信用证受益人提交的单据和信用证的条件条款不符。在《信用证法律 THE LAW OF LETTERS OF CREDIT》一书中，作者金赛波指出：严格意义上说，软条款欺诈并不是信用证欺诈的一种，至少不是本文所特指的信用证欺诈。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判例更明白判决对信用证中的软条款做了有效的确认，受益人只要接受了这样的条款就必须遵守
而对于非单据条款的软条款，在UCC中明确的说明信用证的承诺中包含有有一些非单据条件，开证人对于这些非单据条件不予理会，且认为未明列这些条件。
2利用信用证独立性进行的欺诈
2.1 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
信用证的独立原则是其作为国际贸易组要支付机制的根本原则。能够满足国际贸易支付所要求的迅捷性(promptness)和确定性(certainty)”。 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无论商业跟单信用证或备用信用证)应与该信用证据以产生
或作为该信用证基础的其它合同、协议和安排相互分离和独立。这种分离和独立的实质是将信用证的开立、兑付及纠纷解决与其它买卖合同、开证合同等基础性或附属性合同的效力、履行及纠纷隔离开来，使信用证能够在相对自我封闭的安全环境中运行。独立性原则还有一项重要功能是将信用证交易有关当事人的职责限定在各自最专长的领域内。例如，从专业分工角度来看，作为贸易双方的商人对买卖的商品十分内行，他们擅长于货物的品质、规格、价格、交货时间地点、包装、装运方式等事项。然而，商人们对信用证付款条件和各种付款单据的审查以及如何实现用本国货币向外国卖方付款等事项则不够熟悉，这些单据和金融事务的处理则是银行的专长。正是由于独立性原则的存在，使得信用证与买卖合同等基础交易隔离开来，并保证银行只负责处理信用证下代表着货物或服务的单据和付款事项，而将基础交易中的货物或服务本身的问题留给商人们负责和处理，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信用证交易中的专业分工原则和效率原则。在Herbert Mennen , et al v J.P. Morgan & C o . Inc , Morgan Guaranty Trust of New York 一案中法官说:“如果不坚持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那么适用其他原则就会破坏信用证作为商业中不可缺少的支付手段迅疾性的特征。
2.2信用证欺诈对信用证独立性的挑战
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规定了信用证和基础合同的相互独立。祥而言之，信用证的开证行一旦开立信用证给受益人，只要受益人交付了和信用证条款或表面严格相符的单据，开证行就负有一项无追索权的对收益人的付款义务。而信用证的欺诈对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提出了挑战。由于信用证交易是单据交易，而所有单证文件都可以伪造。UCP400与UCP500第四条中规定：“在信用证的业务中，各有关方面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及/或其他行为,因此信用证是针对单证文件而非货物的.但是单据文件及其容易伪造,银行职员中具备航运专业知识的人又极少,只凭借检查单证一致后即付款,很容易被诈骗成功。UCP中没有规定银行除审查单证一致以外的其他义务。在UCP之下,银行没有任何审查假单证的义务.除非是单证表面已可看出是假单证,但是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UCP400第17条或UCP500的第15条规定“银行对于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伪造或法律效力，或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的一般及/或特别条件,概不负责;对于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描述,数量,重量,品质,状况,包装,交货,价格或存在,或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或保险人或其他任何人任何诚信或行为及/或不行为,清偿能力及资信情况等,也不负责.”正是由于信用证独立抽象性原则的上述内容，为欺诈者留下了可钻的空子。特别是对买方而言风险更大。当买方发现卖方利用单据进行诈骗的情事后，只能依照货物买卖合同规定向卖方追索贷款，与银行无关。而事实上行骗者早已销声匿迹，索赔很难成功。
3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和其理论基础。
3.1 信用证的欺诈例外原则
由于信用证欺诈现象在近年日益猖獗，信用证独立抽象原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如果固守该原则，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在遇到卖方有欺诈行为时，银行仍按单据在表面上与信用证相符即予以付款，买方就会遭受严重的损失，而银行也会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如果坚持信用证独立原则，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就会造成损失，如果不坚持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则严重的损害了银行本身的声誉，破坏信用证作为国际商业支付手段可靠保证的机制。对于信用证欺诈对信用证独立性的挑战，法律很难做出一个适当的平衡，但又不得不做出平衡。在著名的Sztejn一案中，法官说到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不能扩展到保护通过明显的欺诈求得支付的肆无忌惮的卖方。按照美国《统一商法典》有关信用证的第五篇第5―109条 和其它国家的判例、司法解释，如果受益人的行为构成了对信用证开证人或开证申请人的严重欺诈(material fraud)，则开证人可自行决定拒付信用证;或者当开证人不同意拒付时，也可由开证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采取禁令或类似措施阻止信用证的兑付。这一规定和作法实际上允许以基础交易中产生的受益人的严重欺诈去阻止信用证本身的履行，从而突破了将基础交易与信用本身分开和隔离的独立性原则，排除了独立性原则在此种条件下的适用，成为独立性原则适用中的一项例外规定。这种特殊规定和作法被称为信用证独立性的欺诈例外(fraud exception)。
3.2信用证欺诈例外理论基础
各国一致认为，基于维护社会公正及良好的商业道德的需要，在发生L/C欺诈的情况下，应对信用证独立抽象原则软化处理或排除适用，因为对信用证欺诈问题的解决，不能通过信用证制度内部找到答案，产生信用证欺诈的根源是独立抽象原则，而这一原则信用证制度的核心所在，若因欺诈而否定独立抽象原则，则等于否定整个信用证制度。 关于欺诈例外原则的理论基础有三点，在英美判例法国家里，欺诈例外的理论基础是“欺诈使得一切无效”这句古老的罗马法格言。英国1977年对信用证欺诈以应该给于马立华禁令的救济。就是依据其做出的。“欺诈使得一切无效”是民商法最基本的法律原则，L/C欺诈也不例外。
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关于信用证欺诈例外的理论基础是根据其德国民法典的第242条诚实信用原则一以及受益人对合同权利的滥用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上的“帝王原则”，是现代民法理论及立法和实践中普遍遵守的原则。受益人提交伪造的或带欺诈性陈述的单据，正是违背了诚信原则，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认为银行应对受益人付款，买方只能依据买卖合同向卖方索赔，显然是不公平的。
信用证欺诈例外的第三个理论依据是各国冲突法普遍规定的“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即如果当事人选择适用的外国法或国际惯例违反本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法律的基本原则或公序良俗时，法律可以排除其适用。现代各国基本上都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应当诚实守信，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信用证交易中，在开证申请人或受益人存在欺诈的情况下如仍适用《UCP500》就会显失公平。这样就可以排除UCP500没有信用证欺诈和欺诈例外的规定，从而在一定范围内突破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
4 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标准
4.1 欺诈程度的界定
关于欺诈的程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标准定的太低就会严重损害信用证的独立抽象原则，受益人在信用证项下的保障就会失去价值。有关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标准。其中Intraworld Industries Inc. v. Girard Trust Bank,461 Pa343,336 A .2d (1975)的案例最为广为引用。该判例主张把信用证例外限定在几种范围之内。即受益人是一个不道德的人，并且该受益人的行为“如此严重污染了整个的交易，从而开证行的义务独立于基础合同的整个机制所确定的立法目的将不再起作用”在此案例中法官还明确的说到如果欺诈是十分过分的欺诈(egregious fraud)，以至于受益人所提示的票据没有事实依据(no basis in fact)且受益人不能无在基础合同项下的善意
支付要求，那么开证行就有权冻结兑付。同时法院给于禁令也是正确的。
4.11 UCC的实质性欺诈标准
在修改后的UCC(《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五篇规定欺诈必须是是“实质性(material)”的。而且欺诈的行为对整个基础交易来说是决定性(significant)的。UCC1995年正式文本第5-109条对信用证欺诈以及救济作的规定是：“如果一次交单在其表面上严格和信用证的条件和条款相符，但是其中所要求的一张单据是伪造的或实质上是欺诈的(forged or materially fraudulent)，或者兑付该交付的单据将促成受益人对开证人和开证申请人的实质上的欺诈(facilitate a material fraud)，那么…… ”。本文认为，界定“欺诈”的含义，对于公平合理地适用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是致关重要的，而界定的关键在于以下两点。首先，英美法特别是美国法提出的原则性标准“实质性欺诈”是把握“欺诈”概念的关键。UCC5-109的“正式评注”(Official Comment)并未对什么是实质性欺诈作充分说明，只是对基础交易中的欺诈作出要求即“对于基础交易的当事方而言，欺诈行为是严重的(significant)” ;对于单据中的欺诈，“正式评注”要求法院必须同时“审查基础交易” 。可见“实质性欺诈”这个标准比较抽象，需要法官结合具体案情进行斟酌与自由裁量。 但是如果结合英美判例进行考察，也不难得出一些结论。对于单据中的`欺诈而言，“实质性欺诈”须达到令单据无效的严重程度，破坏了其作为信用证交易所特定要求的本质;如果仅仅带有一定的欺诈性，开证申请人应寻求违约救济而不是启动欺诈例外原则。对于基础交易中的欺诈而言，受益人非根本性的违约一般不能被认为构成欺诈，只有受益人的行为严重违背包括基础合同在内的整个交易安排，导致对方的根本合同目的或主要目的已经落空时，才构成“实质性欺诈”。 其次，实施欺诈行为的受益人在主观过错上是“故意”的。《布莱克法学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中关于欺诈的定义是：有意地曲解真相以便诱使其他人依赖该曲解从而从他人处获得本不属于他自己的有价值的事物或某种法律上的权利。通过语言或行为，通过说谎或错误引导，或隐瞒应该披露的事实，虚假地陈述事实，使别人据此行动从而造成法律上的损失 。这种通用的欺诈定义同样适用于信用证欺诈，要求行为人在实施欺诈时是“有意”的。虽然举证责任归于开证申请人，似对其不利，但严格适用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对于整个信用证制度来说是有好处的，毕竟它是对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一种冲击与突破。
5 国际商会对信用证欺诈例外的态度
《美国统一商法典》接受了上述判例所确立的原则，将其法典化，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英国法院在一些涉及到欺诈的案例中也明确承认了美国有关判例的说服力.可见，英美判例与法律基本上已形成共识，承认了受益人欢诈构成对独立抽象性原则的适用例外。但国际商会制定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强调，只要受益人所提交的单据符合信用证的要求，开证行就必须付款(must pay)，可见它坚持了信用证独立于基础交易这一原则。《统一惯例》的这些规定，主要是维护银行的利益，使银行不致卷人买卖双方由合同而引，起的纠纷。但其客观上造成了在银行已经明知的情况下，让买方独自来承担可能遭受卖方欺诈的风险，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同时也是与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不相吻合的。国际商会仅仅是一个民间组织，并不代表法律。但它是《统一惯例》的拟定人，而《统一惯例》又是目前世界上为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所接受的商业习惯和做法，因此国际商会对此问题的看法肯定具有分量。而国际商会显然也意识到了过分严格适用独立抽象性原则的不合理性，尽管由于存在着两大法系调和之困难，使之未能在《统一惯例》中明确规定“欺诈例外”，但它的一些非正式意见已是以说明其倾向性。在被一孟加拉国银行问及在一份假提单下，付款行与开证行的偿还责任时，它说“本商舍认为，议付行(向开证行)提交一份已被证实为伪造的提单时，受第9条的保护，除非其自身参与了欺诈，或其在单据提交前已知晓欺诈情形，或在单据表面即表明具有欺诈时未尽合理注意之义务。本商会注意到，这一点于多数法院的意见是一致的。”
6信用证欺诈的司法救济，
6.1禁令
关于信用证欺诈的司法救济，各国一般是通过禁令的方式解决的。关于给于禁令救济的具体理由，英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各不相同。英美法是根据欺诈使得一切无效的古罗马法格言同时根据衡平法的公平原则给予衡平法上的禁令救济。而大陆法国家根据欺诈和权利滥用原则，而后根据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在根据民事程序法典中有关在紧急条件下法院应采取的措施等条款，来给于相应得司法救济。比如德国是根据民法典第242条关于诚实信用原则来认定的，关于司法救济的程序是根据民事程序法典第916条和第935条有关扣押令和禁令来处理。
6.11 法院颁布禁令的法律依据：
从《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性质来说，UCP500号不具有法的性质，仅是国际惯例，具有任意法的效力。在当事人同意适用时才对当事人有拘束力。制度UCP的机构是国际商会，而非政府组织，也从未得到各国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的普遍认可，制定的目的仅是统一信用证交易中的习惯做法。UCP中也明确规定，只有信用证中明确表示依该惯例开立，当事人才受其约束。另外依各国冲突法普遍规定的“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如果当事人选择的外国法或国际惯例，违反了本国的公序良俗或法律的基本原则，法院可以排除其适用。因此，如果存在欺诈，法院就可以排除UCP的适用。
6.12 禁令的法律性质：
在美国，禁令是由法院发布的禁止或强迫某人做某事的命令。他仅是一种救济手段而非据以提起诉讼的诉因。可以分为命令性禁令和禁止性禁令;初步禁令和临时扣押令。一旦法院签发了禁令，则银行在有效时间内就不能付款。
6.13、禁令的给予条件：
禁令起源于英国，法院一般不轻易给予信用证以禁令，只有特别的情况下作为非常重要的例外才给予主张信用证欺诈的一方以禁令救济。所以给于禁令要满足实质和程序上的要件
(1) 实质要件：
有信用证欺诈行为存在。而且欺诈是实质性的，在一宗广为引用的判例中，法官给于禁令所要求的欺诈程度是“该欺诈的程度如此严重的违反了整个交易，以至于对开证人的付款义务的独立性所设定的立法目的将不再起作用。”而仅仅是欺诈的指控或者基础合同下的违约是不够的。法院不应随意发布禁令，如果从单据中看不出欺诈，也没有其他明确的证据，可以认为法律并未赋予开证申请人限制银行付款的权利。禁令的发布不应以商人们对信用证丧失信赖为代价。此外禁令的颁布必须有保持现状的必要性，否则将失去其本来的目的。因此如果申诉人不能举出将对其构成无法挽回的损害的事实，法院就可凭此拒法禁令。
(2) 程序要件：
.银行和法院不得主动启用“欺诈例外”：法院遵照民事案件不告不理原则，自然不可能主动颁布禁令，主动干预到信用证欺诈中去，须有原告，主要是买方向法院起诉时法院才能作出颁发禁令。
颁布禁令的时间限制：禁令应在开证行实际支付或承兑之前发出。在远期信用证下，银行已对外承兑，
银行所负担的是票据上无法抗辩的责任，若此时发布禁令将会损害正常的票据关系。
其他救济方式的不充分(inadequacy of other remedies)：当法院发现，申请人能获得充分的法律上的救济时，法院也会拒绝给予禁令。
法律之所以对法院在认定欺诈和给予禁令方面做如此多的限制，是因为“信用证所作出的保证在商业上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法律上的确定性。”同时由于给予禁令将会使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和信用证所保证的法律确定性丧失殆尽，法院在考虑给予禁令救济时必须符合这些严格的条件。
6.2 禁令之外的其他相似的救济
尽管成文法仅仅的对禁令的问题做出规定，但是法院一也提供相似的救济。其中法院更愿意给于扣押令(TRO)的救济方式，其他的相似救济方式还有扣押(attachment)、扣押第三人手上的财产、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诉讼等。这些救济的给于将会面临相同的阻碍即其结果是禁止开证人支付信用证下的款项。
6.21 扣押令
根据中国关于信用证冻结的司法实践上看，中国所谓的信用证的司法保全往往就是财产的保全，采用的方法往往是冻结或扣押款项。冻结相当于美国同类信用证诉讼中的扣押救济(attachment)，而不是禁令。该救济实在提起诉讼前采取扣押被诉人的相应的财产，为了保证提起诉讼一方在判决诉讼胜诉后能马上收回款项。
6.3 银行的拒付
通知付款银行，希望银行拒付。当买方开立信用证后发现受益人(即买方)具有信用证单证的欺诈行为时，往往请求银行停止向受益人付款。在实践中,由于银行操作的规范是《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而在《统一惯例》中并没有关于信用证欺诈和例外，也中没有规定银行除审查单证一致以外的其他义务。在UCP之下,银行没有任何审查假单证的义务.除非是单证表面已可看出是假单证,但是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如前文所述UCP400第17条或UCP500的第15条规定“银行对于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伪造或法律效力，或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的一般及/或特别条件,概不负责;对于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描述,数量,重量,品质,状况,包装,交货,价格或存在,或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或保险人或其他任何人任何诚信或行为及/或不行为,清偿能力及资信情况等,也不负责.”。所以银行在采取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时是非常慎重的,常常附之以严格的条件限制.因为银行在拒付之前必须查清是否有信用证欺诈的事实,如轻率为之,不仅对其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也将影响银行的声誉。而就一般情况而言，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怀疑或缺乏足够的证据时，银行不会听信买方一方之言予以拒付。
6.3 1 银行拒付权的探讨
有关银行的拒付权，有的学者认为在信用证欺诈中，赋予开证行拒付权，既符合诚信原则，又有利于遏制信用证欺诈愈演愈烈的现象。根据信用证欺诈大多表现为单据欺诈这一特点，以及信用证交易的单据特性(documentary character)提出了默示条款理论作为替代办法，以解决欺诈例外理论面临的种种难题。他们认为付款银行与受益人之间的合同中包含一项默示条款，即受益人提交的单据应当是真实有效的、不含有虚假内容的;如果违反这一条款，银行有权拒收单支付货款。
本文认为银行并没有拒付权，原因在于在国际上银行的通行准则UCP中并没有规定信用证欺诈和欺诈例外，也没有给银行查证单据虚假性的义务。且UCP极力的保障信用证的独立原则，以维护银行的商业信誉。其次如果买方请求银行拒付，那么银行则必须去跨过单据去审查其背后的基础性交易。但是作为商业流转机构的银行，是没有权利去审查基础性交易的，而且欺诈的程度标准银行是难以界定的。如果银行能去越权审查，那么将彻底的打破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这一信用证的最基础的原则，这对整个国际贸易和商业的影响也是毁灭性的。
7 中国关于信用证欺诈例外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7.1 中国关于信用证欺诈例外的立法
纵观我国关于信用证交易及欺诈问题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引人关注、影响较大并有待解决的。我国关于信用证交易欺诈及欺诈例外的立法过于苍白，有待补充此方面的立法或制订相关的专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5条对信用证诈骗有所规定，因是针对刑事犯罪而作用有限，其他如《民法通则》、《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的规定不是过于抽象，就是不具有直接针对性。权威性的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6月发布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充分肯定了信用证独立原则，要求法院在一般情况下不要轻易冻结中国银行所开信用证下贷款，又规定了人民银行可以冻结证下款项的几项要件，包括：(1)有充分证据证明卖方利用签订合同进行欺诈;(2)中国银行在合理的时间内尚未对外付款;(3)买方提出请求;(4)在远期信用证情况下，中国银行尚未承兑汇票 。如此便充分体现了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 然而，该《纪要》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由于它只是一个立法层次相对较低的司法解释，法律效力也不高，相对我国日益增多的信用证欺诈纠纷案件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另外，它对于许多在法官实际的具体操作中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未作详细规定，如“欺诈”如何认定，如何对善意第三人进行保护，等等。
7.2我国现阶段信用证欺诈例外的司法实践
而目前我国信用证交易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信用证欺诈的主要受害国，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易的扩大，信用证欺诈问题尤其是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直接关系到我国国内当事人的利益，健全并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尤其是救济制度是极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我国法院在对外贸易实践中随意冻结我国银行所开立的信用证的现象一直以来呈有增无减之趋势，这固然与法官素质不够高有关，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立法未与国际接轨。若长此以往，这对于我国的对外交往是易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
本文认为，应健全完善我国有关信用证欺诈方面的立法，制订立法层次较高的法律，出台有关信用证的专门法。在此过程中，笔者认为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是有一定意义的。虽然法律传统与各国国情不同，不宜照搬照抄，但是在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上，如禁令颁布的条件(我国称为“冻结”)。欺诈的认定标准上等等，适当参照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是有利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律结果的统一以及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韩国新湖商社与四川省欧亚经贸总公司信用证欺诈纠纷管辖权异议案的裁决中已经提出了“实质性欺诈 ”，这对司法上限定信用证欺诈的概念有重要意义。我国有关信用证项下欺诈问题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对国际惯例的理解水平参差不齐、对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适用不适当、不正确的现象，需提高法官素质，对此种现象加以纠正。 我国现行立法关于信用证项下欺诈问题的指导思想是较明确的，一是维护信用证独立性原则，将信用证交易与买卖合同加以区别，二是允许欺诈例外，不允许不法分子利用信用证独立性原则进行欺诈活动 。 然而毕竟有一些问题无法可依，法律规范有待完善，同时又由于各级法院法官对国际惯例的理解水平参差不齐以及地方保护思想作怪，正如前所述，我国法院动辄冻结我国银行所开立
签订合同不容欺诈 篇3
事发后，农贸公司立即通知收购站，要求派人前去协商处理。谁知收购站以有合同为由，拒绝协商。于是，农贸公司只好状告到法院，要求收购站退还全部货款并偿还利息，并承担往返运货费、仓库保管费等。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因收购站在茶叶中掺杂使假，却说茶叶质量达到特、甲2个等级，此属欺诈行为，故订立的合同无效。又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及该法的第五十八条规定，“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据此，法院作出判决：合同无效，10吨茶叶退还收购站；同时，收购站还应退还某农贸公司的全部货款及利息，并承担返货运费及仓库保管费等。
浅析会计欺诈行为及其对策 篇4
一、出现会计欺诈行为的原因
1、利益驱动是会计欺诈的直接原因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 利益驱动是会计欺诈的直接原因。一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为了筹措资金、偷逃税款、维持股价、谋取私利、达成指标等原因, 不少企业不惜利用虚构经济业务、账外设账、虚列费用支出等手段, 无视法律法规, 抱着侥幸心理, 铤而走险进行会计欺诈。或者有些中介机构为了私自利益, 按照被审计单位的授意, 无视财经纪律, 违背职业道德, 出具虚假的审计、验资报告, 给会计欺诈行为披上合法、真实的外衣。二是政治利益的驱动。通常政府对某些企业会有优惠政策, 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有政绩考核, 或为了维持、提升企业的形象, 企业会采取各种手段达到想要的结果, 进行会计欺诈。
2、欺诈成本与欺诈收益不对称
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是出现会计欺诈行为的重要原因。近年来, 我国虽然陆续制订、修订并颁发了一系列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准则, 改善了无法可依的状况, 但还存在缺少相关实施细则、可操作性差、新旧法规之间不协调、存在较强的主观随意性等问题, 严重的影响了法规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很多法规的效力大打折扣, 需要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予以进一步修改和补充。此外, 执法力度不够也是会计欺诈行为频繁出现的原因之一, 由于长期以来, 执法不严、处理不硬的现象普遍存在, 欺诈成本与欺诈收益严重不成比例, 处罚不能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 造成部分企业为了一时利益, 进行会计欺诈, 欺骗会计信息使用者。
3、会计监督体系尚不够完善
目前在我国执行的是会计监督、内部审计监督和外部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 理论上很完善, 但执行中却不尽如人意。首先, 内控监督机制不健全。内部监督相对于社会监督、政府监督等外部监督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更加清楚企业的内部情况。但是目前我国很多企业没有建立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无法有效地监督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无法形成良好的约束机制, 内部审计机构定位不清, 形同虚设, 不能从根源杜绝会计欺诈行为的出现。其次, 外部监督乏力。一方面, 中介机构等社会机构受短期利益的影响, 无视职业道德, 协助企业进行会计欺诈;另一方面, 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监管职责分配不合理或界定不清晰, 容易造成监管真空或混乱, 或者监管政策不稳定, 部门之间执法尺度不一, 导致对会计欺诈的监督不力。最后, 不能充分发挥一般职工及社会其他人员的监督作用, 监管覆盖面不足, 无法形成全社会的监督体系。
4、会计人员业务素质低, 法律保护力度不够
会计欺诈行为其中必定有会计人员的参与, 然而目前我国企业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 培训机制落后, 目前对于会计人员的岗前培训和后续培训虽然已建立起来, 但流于形式, 培训内容无法紧密结合新政策新办法, 无法贴合实际经济业务需要, 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其次, 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受到社会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和干扰, 需要尽快予以全面提升, 但目前在如何有效提升会计人员的执业道德方面, 还存在手段陈旧、缺失合理的考核手段等问题;最后, 有时候会计人员客观、认真、负责, 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未按照别人的授意、指示参与会计欺诈, 却反而受到了恶意打压报复, 但法律在保护会计人员的方面显得有些乏力。
二、防范和治理会计欺诈行为的对策
1、完善会计法律法规体系, 强化法制约束监督作用
建立健全会计法律、法规、制度准则, 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是防范和治理会计欺诈行为的首要对策。第一, 相关部门要加强经济立法工作, 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逐步完善会计法律法规体系, 注重可操作性, 避免出现管制真空和多头管制, 及时解决和处理新旧规定之间的不协调之处。同时要根据实务需要不断修改和补充会计制度准则, 从制度层面防范和治理会计欺诈行为。第二, 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宣导和教育, 深化对会计人员和相关责任人的法制教育, 使广大会计从业人员真正将法律规范融为道德理念及从业道德, 并在平时的业务工作中一以贯之, 切实做到有法必依。第三, 改变以往“重查轻罚”的做法, 进一步加大对会计欺诈行为的监管和处罚力度, 严格财经纪律, 增加欺诈成本, 降低欺诈收益, 不仅要对有关责任人给以严厉处罚, 而且要追究相关单位的法律责任, 以警示潜在的违规者, 充分发挥相关法律法规对会计欺诈行为的震慑作用, 从而有效地遏制欺诈行为,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2、完善公司内控制度, 强化内部监督机制
内部控制的不完善是产生会计欺诈行为的重要根源。一要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通过内部控制预防发现并纠正会计欺诈行为。通过规范和完善单位内部会计管理活动的各项制度、措施和办法, 对会计欺诈行为形成全面的内控制度约束;适度引入管理参与制, 使一般员工有机会参与到公司的日常甚至重大的经营管理中去, 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设置科学、合理的内部组织机构, 明确各部门的责任, 形成良好的制约机制, 建立严格、科学的现代管理制度。二要加强会计基础工作。合理配备会计岗位人员, 明确岗位职责和工作标准, 实现会计岗位之间的内部牵制, 加强内部控制的实施, 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完善公司会计控制制度, 如信息质量控制、凭证控制等, 规范日常的会计工作, 减少会计欺诈;设置内部审计机构, 配备专业内审人员, 并赋予内审机构和人员一定的地位, 对会计人员进行定期审计和离任审计, 加强对会计行为的监督和检查, 从源头上杜绝会计欺诈行为的发生。
3、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素质, 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是防范和治理会计欺诈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一, 提高会计执业门槛, 提高执业质量和风险意识, 采取激励措施, 不断吸收高道德修养、高业务能力的优秀人才加入到会计队伍中来, 增强会计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第二, 要重视对会计人员的岗前及后续培训, 结合新近出台的新政策、新制度等, 加速会计人员的知识更新速度, 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 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诚信意识。同时, 会计人员自身要有较强的学习意识, 能根据业务需要和自身需要及时、主动学习, 最大限度减少对制度理解的偏差和业务技能的不精所带来的失误。第三, 加快会计道德体系建设, 建立道德档案管理制度, 定期对会计人员进行道德考评, 并将考评结果记入道德档案, 树立典型, 对存在会计欺诈行为的人员予以曝光, 使会计人员意识到进行会计欺诈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第四, 推动和完善会计职业道德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惩治力度, 使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成为一项常抓不懈的内容。最后, 继续推行并不断完善会计委派制。企业内部的会计人员与本企业有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 导致会计人员常常迫于压力参与会计欺诈。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需要推行会计委派制, 选拔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会计人员委派到企业任财务部门负责人和主管会计, 避免被委派的会计人员和被派往的单位产生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同时, 相关部门应建立与委派方式相适应的配套制度, 确保会计委派制有效实行。
4、健全外部监督机制, 加强监管深度广度
在会计欺诈行为产生的原因中, 外部监督机制的弱化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会计法构建了单位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 其中政府与社会对企业会计行为的监管力度直接决定了会计欺诈行为成本的大小。首先, 加强政府监督作用。建立健全监督主体的沟通机制, 明确各监管部门的职责权限, 加强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力度, 建立运行高效、协调有序的外部监管体系, 充分发挥监督合力, 依法加强对会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广度和深度, 增强会计行为的真实性, 减少会计欺诈行为的发生。其次, 强化社会监督的职能。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 增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专业技术和职业道德水平, 对会计行为和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监督, 最大限度地约束会计欺诈行为, 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公允性。然次, 企业的内部监督部门要与外部监督部门、机构加强交流与沟通, 密切协作, 创新监管新模式, 形成有效监管合力, 全面治理会计欺诈行为。最后, 自觉接受广大职工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检查, 有效地扩大监督面, 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三、结语
会计欺诈行为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害, 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有效地治理和防范会计欺诈行为, 才能使国家和投资者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然而治理和防范会计欺诈行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根据其形成原因, 采取综合措施, 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努力逐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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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欺诈提示 篇5
尊敬的客户：
近期，针对市场上存在不法人员申请分期付款业务进行非法套现现象，深圳前海达飞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达飞)在此提醒您，为了维护您的自身信息安全，请拒绝参与套现与诈骗行为，套现是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必将追究法律责任。
如你办理达飞分期付款业务时遇到他人承诺或自称：
一、成功办理后无需还款，他们帮忙还款或少还款
二、身份证丢失或未成年让你帮忙办理，给你现金作为报酬
三、帮忙冲公司销售业绩，给你现金作为报酬
四、声称办理分期后可以回收手机，给你现金
如遇到以上情况时，你可能已被别人欺骗，请立即停止办理分期，并向我司工作人员反映，并及时报警。
在此郑重提醒，请务必使用您本人的真实身份及真实客户资料申请分期付款，如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我司将立即报警。如您的申请获得批准，请按合同约定严格履行还款义务。如有问题请联系达飞员工及合作商户洽谈，或拨打达飞金融客户服务热线：4008-0755-46。
本人已熟读以上贵公司的“反欺诈风险提示”并知晓其全部附属内容，本人如有以上情节造成贵公司经济损失的，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客户签字（手印）：
职场欺诈酿血案 篇6
2007年12月14日下午5点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某写字楼的停车场发生一起血案，一个男子被另一个男子捅了6刀，生命危在旦夕!
据了解，受伤的男子是附近写字楼一家公司的老板，而伤害他的犯罪嫌疑人则是他以前手下的一个员工。以前的员工和老板到底有什么矛盾，到了闹出血案的地步呢?
小职员投机取巧成瘾
1982年，黄晓海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高岭乡一个贫寒农家。2004年7月，他从石家庄一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来到北京打工，先后做过很多工作。
2005年底，黄晓海应聘进了海淀区中关村一家电子公司当业务员。进公司不久，他就成了一名称职的业务员，每月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但因为北京的消费水平很高，他不得不精打细算。
2006年下半年，黄晓海经常到外地出差，为了不让业务员在外面过于寒碜，公司对出差费采用了较高的报销标准，而诸如请客户吃饭等费用还采用了实报实销制。出了几次差后，黄晓海发现在出差费用的报销上很容易“捞油水”，因为多开点住宿和餐饮发票实在太容易了。渐渐地，原本嫌出差辛苦的他开始喜欢出差了。
2007年1月，黄晓海到浙江宁波去解决售后服务的问题。公司给了他一个星期的出差时间，但到了宁波后，他用了不到2天时间就顺利地解决了客户的问题。他女朋友在北京的一家商场当售货员，他想，既然完成了出差任务，何不提早回去陪女友呢?于是，他开足7天的宾馆住宿和餐饮发票后，购买了当天的返程票。因为报销时公司财务要核实车票，他又买了一张几天后的返程票。他悄悄地回到了北京，直到公司规定出差的时间用完，他才去公司报到。这一次出差，他不但陪了女友，还多了1000多元的收入，他不由得沾沾自喜。
此后，每次出差时，黄晓海都尽量多争取出差时问，比如2天能完成的工作，他常常要争取到一个星期甚至10天，完成任务后，就悄悄回来陪女友。
然而，好景不长，公司老板李鹏程发现，公司在出差方面的开销越来越大，而报销和管理制度也存在很多漏洞。经过研究，他制定了一系列对业务员们进行约束的规定。比如：规定业务员的住宿和请客户吃饭的标准；业务员在外出的时候必须在到达目的地后，每天用当地的座机给老板打电话……
这样，黄晓海出差的“福利”就少了许多，而且他也不能从外地回北京陪女友了，他感到相当郁闷!
2007年5月的一天，黄晓海在网上聊天，他惊奇地发现自己一个高中同学在QO头像上的地理位置顯示的是日本东京。他觉得很奇怪：这个同学前一阵子还在石家庄，难道他出国了?于是，黄晓海就在QQ上跟那同学聊了起来。那同学告诉黄晓海：他还在石家庄打工，头像上显示他在日本，是他从网上下载了一个软件，只要把这个软件装在电脑里，QQ上的地理位置就可以随意更改……
按同学提供的软件名称，黄晓海开始在网上搜索这个软件。在搜索的过程中，他还发现一种手机软件——这种软件装在手机里，可以设置别的手机号码或固定电话号码打出去。因为网络IP电话在网关上并没有对IP电话终端上送过来的主叫号码信息进行认证，这个软件就利用了这个漏洞，达到更改电话号码的目的。
竟然有这样神奇的手机软件!如果自己的手机安装了这样的软件，自己不出北京，也可以用任何地区的固定电话打回公司!想到这里，黄晓海顿时感到异常兴奋。
黄晓海花580元从网上订购了一个修改号码的手机软件。按说明书安装完毕后，他迫不及待地设定了石家庄的电话给一个同学打去，果然，那同学看了他的号码，以为他在石家庄……接着，他又试了其他几个地方的区号打给朋友，结果屡试不爽。
丢了饭碗又折兵
2007年5月24日，黄晓海去上海拜访客户，出差期限为9天。黄晓海为了尽快完成工作，当天晚上就开始拜访客户。第二天晚上，他就打道回北京。回到北京，他除了天天陪女友外，偶尔还给老板打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到时间，他就回公司报到，根本没有人发现异常。
尝到了甜头后，黄晓海更加肆无忌惮起来。碰到出差地有朋友和同学的，他就让这些朋友或同学帮他搞来票据——这些票据是必需的，因为一来要报销才有“利润”，二来作为自己到目的地的另一种凭证。
因为出差溜回北京的次数多了，他的胆子越来越大，常常在女友轮休时，和女友到处去玩，他想：北京那么大，只要不到公司附近，碰到同事几乎和中彩票大奖的几率差不多。然而，“中大奖”的几率还是被他碰到了。2007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他和女友去北海公园玩，从后门出来时，竟然意外碰到了同事聂飞!聂飞惊讶地说：“你前天不是到郑州出差吗?应该没有那么快回来啊?”若被老板知道自己出差溜回来，那还了得?他赶紧把聂飞拉到一个酒馆喝酒。当他把手机可以修改电话号码的秘密告诉聂飞时，聂飞惊讶地说：“我说你小子这段时间怎么那么得意呢!现在出差油水太少了，你也给我弄一个……”聂飞这样的要求他不敢不满足，于是，黄晓海又从网上订购了一个。
半个月后，聂飞又找到黄晓海，说同事周小平知道了他的秘密，要黄晓海再搞一个。黄晓海没有办法，就又替周小平订购了一个手机软件。把这个软件卖给对方时，他多收了50元。没有多久，公司又有几个同事找他要买这样的软件。此时，黄晓海干脆就从网上的卖家那里，订购来一批软件，高于批发价卖给需要的同事。不多久，公司业务员中一半人有了这种修改电话号码的软件。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一时也相安无事。
卖软件尝到甜头后，黄晓海还把这样的软件卖给别的公司的业务员，这样，他每个月也能赚不少外快。
一半业务员以此蒙骗老板，公司的业绩自然下滑。老板李鹏程见很多业务员都主动要求出差，但公司的销售业绩却又上不去，感到十分困惑。虽然开了不少会研究对策，但收效甚微。
2007年11月13日下午，李鹏程去西单商业街给妻子买生日礼物。刚买好东西，在青岛出差的员工聂飞给他打来电话汇报工作。挂了电话，他一抬头竟然看见聂飞在不远处的麦当劳外卖点排队。当聂飞转过身时，突然看见李鹏程瞪着他，他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李鹏程阴着脸转身就走，聂飞赶紧去追李鹏程，边追边哀求道：“李总，你听我解释……”李鹏程停下来，厉声说：“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明天到公司来办辞职手续!”聂飞脱口而出：“公司很多人都像我一样没有出差，是黄晓海教我们怎么做的……”李鹏程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回事。聂飞把手机修改号码软件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李鹏程大怒：好你个黄晓海，你竟然带领公司这么多业务员来欺骗我，怪不得这段时间业绩上不去……
李鹏程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马上把黄晓海和那些欺骗他的人全部炒掉!但冷静一想，觉得一下子炒了那么多公司的业务骨干，对公司的损失太大了。但不教训
他们，自己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2007年11月23日下午，李鹏程宣布全体业务员开一个会。几天后，李鹏程又安排黄晓海去郑州出差。
听说老总安排他去郑州出差，黄晓海自然十分高兴——郑州有自己的同学在那里打工，因此不愁票据，所以他连这趟差也懒得出。第二天，他睡到9点多才醒来，然后拿出手机设置了一个郑州的号码，给老板李鹏程打了个已到达目的地的电话。挂了电话，黄晓海又睡了过去。
不知什么时候，黄晓海听见敲门声，他迷迷糊糊地打开门，见李鹏程和公司的几个主管站在他面前!李鹏程怒不可遏地说：“你跟我在手机上玩花样，我也不是吃素的，我给你的电话里装了卫星跟踪定位系统，你在哪里，我了如指掌。从这一刻你被解雇了。你这个月的工资、奖金，以及年终奖，统统都别想要了!”说罢，他们便扬长而去!
前员工让老板倒在血泊中
李鹏程一行走后，黄晓海非常郁闷。虽然他也知道自己有错在先，可一想到李鹏程用卫星定位跟踪他，他就非常憋气。他觉得，虽然自己没有出差，但他以前有很多老客户，因此业务并没有落下多少，还有一个月就到年底了，这个月工资可以不要，但凭什么不给我年终奖呢?再说，自己进这个公司已经两年了，也为这个公司做了不少贡献，按理公司也要给自己一些补偿……
几天后，黄晓海回到公司，找李鹏程要年终奖和补偿。李鹏程气冲冲地说：“你有本事去找劳动部门投诉我，公司损失那么多，我没有找你索赔就算对你仁至义尽了!你还敢向我要钱，你给我滚远点!”说完，便叫来两个保安将黄晓海拖出公司……
钱没有要成，还在同事面前丢尽了颜面，黄晓海羞愤不已!而让他更加愤愤不平的是，李鹏程只开除了他一个人，聂飞等人还留在公司，这不明摆着给自己难看吗?他咬牙切齿地说：“好你个李鹏程，你不让我好过，你也休想安稳!”
翻来覆去地想了一晚上，黄晓海决定报复李鹏程。11月30日下午，他翻出手头上几个合作公司负责人的电话号码，设置了李鹏程的手机号码打过去。他模仿李鹏程的口气说：“您好，我是北京中关村中信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李鹏程，我对我们的合作很不满意，所以选择了其他的合作伙伴……”打了几个类似的电话后，黄晓海非常解气!
李鹏程的妻子叶美倩在丈夫的公司管后勤，黄晓海知道李鹏程很怕老婆，12月2日上午，他用自己的手机设置成李鹏程的手机号码，给叶美倩发了一条短信：“小丽，我想死你了……”那天，叶美倩正好外出办事，收到这条短信后，她当即气得脸色发青，怒气冲冲地返回公司。
李鹏程正在办公室给几个下属布置工作，葉美倩闯进来后，不由分说给他一巴掌!叶美倩骂道：“好你个王八蛋，泡妞泡到我的手机上来了!”几个员工见老板娘大发雷霆，赶紧告辞了。叶美倩一边哭闹一边拿出手机给他看短信，还不依不饶地要他坦白什么时候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李鹏程一看短信，就知道怎么回事。他拿出自己的手机，叫妻子回拨刚才发短信的电话。电话通了，李鹏程的手机没有响，而拨过去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妻子这才相信短信不是他发的。安抚好妻子后，李鹏程觉得黄晓海太过分了。最近老有客户打电话问他为什么要停止合作，他才知道是黄晓海捣了鬼，让他不得不对客户解释了半天。现在，黄晓海居然捣鬼捣到自己妻子那里去了，看来不教训他一下是不行了……
几天后的傍晚，黄晓海走在路上，被几个青年暴打一顿。黄晓海怀疑这些打他的人是李鹏程指使的，他决定报复。
2007年12月14日下午，下班后，李鹏程和妻子从办公楼出来，到停车场拿车。此时，早已守候在边上的黄晓海突然蹿到他们面前，黄晓海责问道：“你为什么找人来打我?”李鹏程开口道：“你是什么身份?我能和你一般见识吗?”然后打开后门让妻子坐进车里，自己拉开车门也要上车。李鹏程的态度激怒了黄晓海，他扯住李鹏程的衣服不让其E车，叫道：“不准走!你今天不给我说清楚，我和你没完!”李鹏程用力把黄晓海推得老远，然后转过身来又要上车。黄晓海又扑了上来，和李鹏程扭打在一起。但黄晓海没有李鹏程高大，扭打中占不到便宜，情急之下，他掏出事先藏在身上的水果刀，朝李鹏程身上捅去……叶美倩急忙从车内出来大声呼救!
等附近的保安赶过来把黄晓海制服后，李鹏程厚厚的冬衣已经被血浸透了。他身上被捅了6刀，其中一刀离心脏只有半寸。经过7个多小时的抢救，李鹏程总算脱离生命危险……
2007年12月16日，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批准，海淀区公安分局以故意伤害罪对黄晓海执行了逮捕。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随着高利技的日新月异，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但如果利用高科技损人利己，最后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文中除黄晓海外其余为化名)
会计欺诈 篇7
关键词：审计失败,注册会计师,财务舞弊,处罚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资金的融通中介,在资金融通过程中,注册会计师的鉴证服务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助于消除证券投资者的疑虑、搭建证券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任的基石。然而,审计失败却屡屡发生,不仅致使注册会计师面临巨额诉讼风险,还危及审计行业的公正形象。长此以往,以财务舞弊为主要形式的证券欺诈违法犯罪必将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我国证监会高度关注审计失败及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事件,并严厉处罚相关欺诈主体和连带责任人。2001-2014年,证监会共发布261份针对财务舞弊违法欺诈的处罚公告,涉及191家上市公司,50起违规案件,同时处罚了未勤勉尽责的中介机构及注册会计师。本文以时间脉络为线索,通过梳理2001-2014年查处的证券欺诈案件,试图挖掘财务舞弊的演变特征和规律性,为今后的监管治理和注册会计师执业提供一些路径启示。
二、财务欺诈国家治理的理论依据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会在“看不见的手”作用下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隐含着信息充分、对称的假定前提。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哈耶克等(2003)明确指出市场中的信息是分散的,并不满足充分和对称性。Stigler(1961)指出信息具有搜寻成本。Akerlof(1970)指出市场交易中卖方比买方拥有更多的信息,这会影响市场效率,导致市场失灵。
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证券市场上显得尤其突出。因掌握的信息存在质与量上的巨大差异,证券市场各方参与者承担的风险与获得的收益明显不匹配。信息不对称为各类证券欺诈案件滋生了肥沃的土壤,证券发行环节容易引发虚假陈述。发行方对于所发行的证券拥有完全信息,而购买方难以甄别信息,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发行方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或有意或疏忽地披露不完全信息,误导投资者。此时,如果注册会计师不勤勉尽职,积极发现财务舞弊行为,而是与发行方同谋,共同欺诈投资者,则投资者极有可能被误导而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为了规避信息不对称风险和注册会计师道德风险,投资者可以收集、评价信息,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但需要支付额外的信息搜寻成本,无形中增加交易费用。如果信息不对称非常严重,信息搜索收益无法弥补成本,理性的投资者干脆选择退出市场,包括证券发行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结果必然导致证券市场萎缩。
监管惩治的威慑力迫使大部分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规范自身行为,不敢有丝毫逾矩,相当于为证券申购、证券交易修筑一道无形的防护墙。即国家治理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在强有力的惩罚制度下,投资者可以信任上市公司披露的、注册会计师担保的信息,据此做出投资决策,而无须额外搜索信息。
(二)外部性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现实经济体因存在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不完全信息等市场失灵现象会导致其对一般均衡的偏离,市场效率受到损害。为了规避市场失灵,改进市场效率,需要国家介入进行干预。
具体谈到财务欺诈时,欺诈诉讼可能会成为一种“公共产品”而遭受投资者集体的“理性冷漠”。焦津洪和高旭(2015)指出财务欺诈的经济损失通常由全体投资者共同承担,单个投资者寻求司法救济举证困难,即使胜诉,赔偿金额恐怕也难以弥补经济损失、时间损耗。更进一步地,寻求司法救济的单个投资者很可能成为其他投资者“免费搭便车”的牺牲品,黄俊峰(2001)指出这种情况在普通法系国家更可能发生,单个投资者的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产生正的外部性。因此,理性投资者合乎效益的选择就应该是保持沉默。私人诉讼存在市场失灵,违法行为就无法被惩治。此时,国家介入治理的必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三)不完备法律理论
根据不完备法律理论,由于法律的不完备,“私人诉讼”难以发挥应有的阻吓作用,当满足“标准化”和“外部性”两个条件时,引入政府“主动式执法”模式是合理的。财务欺诈规制的相关法律就存在较强的不完备性:首先,对财务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普通行政处罚根本起不到应有的阻吓作用;其次,财务欺诈民事赔偿制度存在漏洞,《证券法》关于财务欺诈赔偿责任的规定过于简单且缺乏操作性。此外,财务欺诈符合“标准化”和“外部性”两个条件:标准化角度,财务欺诈总体上可归为虚假陈述、虚构资产、虚增利润、重大遗漏等行为;外部性角度,财务欺诈行为利用资金、信息、地位等优势攫取巨额利润,既破坏社会公平,又挫伤投资者信心,势必阻碍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可见,设立专门机构治理财务欺诈的收益大于成本。
三、财务欺诈国家治理的现状
(一)处罚案件的趋势分析
2001年至2014年,证监会共发布687份行政处罚决定书,484份处罚决定涉嫌证券欺诈,占总数的70.45%。2008年之后国家惩治证券欺诈的力度开始大幅加大,反映了国家惩治证券市场乱象的决心(如表1所示)。此外,监管部门还主要针对违规买卖股票、延迟披露定期报告、负披露义务的个人和机构减持或增持股票未及时披露进行了处罚。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数据经整理
从欺诈类型上看,财务舞弊一直是国家重点治理的对象,每年查处的案件数占据最大的比重。主要是因为财务舞弊危害大,且通过查阅相应的年度报告、会计记录、担保文件、诉讼文件、合同协议等即可认定违规事实,证据获取相对容易。证监会共发布了261份针对财务舞弊违法欺诈的处罚公告,涉及191家上市公司,50起违规案件同时处罚了未勤勉尽责的中介机构和注册会计师。
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治理力度从2008年才开始逐渐加大,2008年以前很少发布处罚公告(内幕交易3件,操纵市场5件)。有价证券一般通过网上竞价平台成交,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具有网络犯罪的特征,犯罪证据难以收集、犯罪事实不易确定。如针对内幕交易的治理中,有几起案件源于群众举报,而证券交易对账单、开户申请表仅起到佐证的作用(如证监罚字[2004]17号)。
(二)财务欺诈查处的时效性分析
以欺诈查处与欺诈实施的时间差,即调查周期衡量证券欺诈查处的时效性,结果如表2所示。财务舞弊平均查处周期是59.7个月,查处周期最长164个月,是2013年2月19日查处的甬成功财务报告虚假记载案(证监罚字[2013]8号)。查处周期最短12个月,是2007年4月30日查处的杭萧钢构误导性陈述案(证监罚字[2007]16号)。欺诈客户平均查处周期48.0个月,最大查处周期120个月,最小仅为3个月。平均查处周期最短的是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分别为29.3个月和28.8个月。总体而言,财务舞弊查处周期较长,一些恶性舞弊案件没有及时查处,证券监管的威慑力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财务舞弊形式依然严峻。
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调查周期以月为单位。针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三种行为,处罚公告详细披露了欺诈实施日期(年月日)。计算调查周期时,若欺诈日为当月15号之前,则本月计一月;若欺诈日为当月15号之后,则本月不计。若查处日为当月15号之前,则本月不计;若查处日为当月15号之后,则本月计一月。针对财务舞弊行为,处罚公告往往只披露某公司某年度报告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虽然年度报告第二年才披露,但管理层的欺诈意图早在年度报告披露前就已形成,考虑到会计系统的持续性,默认欺诈实施日期为当年的7月。
四、基于证券欺诈聚集理论的国家治理效果评价
(一)证券欺诈聚集理论
证券欺诈聚集是指证券市场上欺诈行为在短期内大量出现的现象。许柳英(2004)通过预期模型分析认为,证券欺诈频率分布具有周期性,当监管严厉、预期的欺诈成本上升时,欺诈行为量减少;当大部分欺诈案件被处罚后,单位时间被查的案件数就会下降,欺诈的预期成本开始回落,又将出现大量的证券欺诈行为。也就是说,证券欺诈聚集是由证券市场的内生规律所导致的。此外,证券欺诈聚集理论还指出欺诈查处时间过长会降低监管部门的威慑力,从而引发欺诈聚集现象。
(二)证券欺诈聚集理论的实证检验———以财务舞弊为例
(1)财务舞弊欺诈短期聚集性。本文运用2001~2014年财务舞弊欺诈案件对证券欺诈聚集理论进行检验,欺诈实施时间频数分布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财务舞弊欺诈实施频数在2003年达到最大值,许柳英(2004)提到上一轮财务舞弊欺诈频数的最大值出现在1996年,本文提供的新数据支持许柳英“欺诈行为周期至少大于7年”的论点。再次结合许柳英的“欺诈实施时间频率图”可知,在欺诈实施频数的峰值(即1996年和2003年)左右,财务舞弊欺诈数量都很小,即说明财务舞弊欺诈行为确实表现出短期聚集性,样本数据为证券欺诈聚集现象提供了新的证据。
(2)预期模型的检验。预期模型认为,不诚实公司根据以往查处的欺诈案件预期违规成本。假设不诚实公司根据前一年监管是否严厉来测算欺诈成本,根据预期模型可以预测,当前一年监管严厉时,后一年违规行为减少。反之,当前一年监管松懈时,后一年违规行为增加。
以财务舞弊欺诈查处数量的多寡作为监管是否严厉的代理变量,由于财务舞弊欺诈查处存在59.7个月的平均查处周期,因此2010年之后的欺诈实施案件数量并不准确,只能采用2001~2009年的数据对预期模型进行检验。首先,采用OLS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财务舞弊欺诈查处频数(监管)前面的系数为负,且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说明前一年监管严厉时,后一年欺诈行为将会减少,验证了预期模型。
再次,以欺诈查处数量前后两年之差作为监管的代理变量,当两者之差为正数时,视为监管严厉,反之则监管松懈。以新增欺诈行为数衡量证券欺诈是否严重,当欺诈行为数增加时,视为欺诈加剧,反之欺诈缓解。采用非参数符号检验法,结果表明,监管严厉引起欺诈缓解,监管松懈则欺诈加剧,再次验证了证券欺诈预期模型(如表3)。
五、结论
本文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部性理论、不完备法律理论分析了证监会介入治理财务舞弊欺诈乱象的理论依据。通过梳理我国证监会官方发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分析了财务舞弊欺诈治理现状,并对证券欺诈聚集理论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市场确实存在较强的财务舞弊欺诈聚集现象,并证实了“欺诈行为周期至少大于7年”的论点;其次,证券监管严厉程度与欺诈实施频数呈现负相关,验证了由预期模型推演的证券欺诈聚集理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证券监管部门提供如下启示:首先,要提高国家治理效果,应加强监管力度,缩短财务欺诈实施与欺诈查处的时间差,向市场传递积极的惩治立场,并保持严厉的监管风格,提高监管威慑力;其次,一方面重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另一方面对违规注册会计师应给予严厉的处分,做到赏罚分明。
参考文献
[1]许柳英:《证券欺诈的聚集现象:成因与规律》,《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11期。
会计欺诈 篇8
关键词：惠普,Autonomy会计欺诈,审计责任
一、引言
我国独立审计的市场萌芽始于20世纪80年代, 经过近30年的发展, 审计专业服务的性质、范围以及审计领域都在不断的拓展, 也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我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和有效运行以及保护公众群体利益和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我国独立审计市场的发展, 审计管制、审计责任与审计质量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 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产生是源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由于长期以来, 我国没有形成真正的委托人、代理人利益主体, 注册会计师赖以生存的土壤并不具备, 而由注册会计师执业造成委托人利益损害的赔偿责任尚只是一纸法律条文。研究审计管制、审计责任与审计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国际性、前沿性的问题。本文在参考国内外学者研究思路的基础上, 以惠普Autonomy公司案例为例, 指出现存法律制度的缺陷, 进而分析在会计欺诈中审计责任的影响与启示。
二、理论与制度背景分析
在审计理论中, 审计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审计主体、审计客体和审计授权人或者委托人。审计主体, 是指审计行为中的执行者, 即生活中的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 是审计的第一关系人, 也就是本案例中的德勤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客体, 是指审计行为的接受者, 即指被审计的资产代管或经营者, 是审计的第二关系人, 即案例中的Autonomy公司;审计授权或委托人, 是指依法授权或委托审计主体行使审计职责的单位或人员, 为审计的第三关系人, 也就是本案例中的惠普公司。第一关系人审计组织机构或人员, 在审计客体和审计授权委托人之间, 处于中间人的地位, 同时要对两方面关系人负责, 既要接受授权或委托对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会计资料认真进行审查, 又要向授权或委托审计人提供审计报告, 客观公正地评价受托代管或经营者的责任和业绩。
同时,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 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 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而信息贫乏的人员, 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审计三方之间形成的经济责任关系, 当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去分析审计关系的构成时, 就会发现审计关系的每个具体环节涉及到的双方掌握的信息是不完全平等的, 而正是由于三者之间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往往会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审计委托人和审计客体之间的道德风险是指, 审计双方在签订契约后, 委托人并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以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 从而使后者能够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使委托人的经济利益蒙受损失。例如, 注册会计师在接受委托后并没有为委托人提供足够的信息, 从而使委托人在没有足够信息的情况下缺乏对代理人的监督。而逆向选择的问题则是指发生在委托人和审计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计审计中的审计主体能够对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了解, 而委托人则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其给予报酬。当委托人的报酬未能够达到审计主体的心理预期时, 审计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便会退出审计市场, 从而造成审计市场上审计人员的质量低下, 间接地使委托人蒙受损失。
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中, 对审计方的责任界定也并不是很明确, 在诉讼主张和判决中, 对审计方是承担过失责任还是欺诈责任, 行政责任还是刑事、民事责任, 是会计责任还是审计责任, 也并没有合理界定。在我国现有的《证券法》、《公司法》、《刑法》以及《注册会计师法》等法规中, 都因为缺乏具体操作的法律条文细则和依据而无法界定。相关法律规定如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九条以及第二百零二条都有相关规定, 强调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 对审计报告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负责, 不能有虚假陈述或信息误导。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以及第七条都有相关规定, 强调遵循执业准则以及诚信公允的原则, 审计报告不能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已经遵守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并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 但仍未能发现被审计的会计资料错误, 不承担审计责任。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都有相关规定, 强调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 主观上不能隐瞒委托人财务会计处理的重要不实内容、违规行为以及损害利益关系人利益与导致利益关系人误解的行为。 (4)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以及第七十三条都有相关规定, 强调应当按照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 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不能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以及重大遗漏。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四条以及第二十七条都有相关规定, 强调审计报告不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 (6) 《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准则》审计准则第1101号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以及第十五条都有相关规定, 强调遵循相关的职业道德规范, 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发表审计意见。
三、惠普Autonomy会计欺诈事件回顾
2012年11月20日, 惠普公司表示, 由于2011年以110亿美元收购的英国软件公司Autonomy存在会计欺诈, 将进行88亿美元的资产减记, 其中50亿美元与Autonomy有关, 其余则和惠普近期股价以及市场预期表现遭遇阻力有关。同时在当天的美国股市常规交易中, 惠普公司股价下跌至11.71美元, 下跌程度达到12%, 创下10年来股价最低。
惠普公司表示, Autonomy前管理层夸大了营业收入和毛利率, 对潜在收购者造成了误导, 而且Autonomy高管错误地将来自低端硬件的营业收入统计为软件营业收入, 在并没有任何客户购买相关产品的情况下将与合作伙伴之间的授权交易记录为营业收入。同时惠普公司发现, Autonomy宣称该公司的毛利率为40%至45%, 但实际上毛利率只有28%至30%, 尽管Autonomy总是自称为软件公司, 但该公司营业收入的10%至15%来自亏损的低端硬件销售。
在高额收购Autonomy期间, 惠普公司表示曾依赖德勤和毕马威对该公司的审计, 同时惠普CEO梅格·惠特曼在一个电话会议上声称:“董事会对Autonomy价值的评估是基于经审计的财务信息, 这些财务信息正是出自德勤, 而不是由其他名不见经传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但事后德勤与毕马威对Autonomy存在会计欺诈事件表示不知情。毕马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它并未被聘用去做任何相关的审计工作, 或者监督德勤正受到质疑的审计工作。该公司称, 毕马威提供了相当有限的、且与对Autonomy审计无关的服务。而德勤则表示, 对于它发布的声明它没有什么需要补充。声明中它称, 并没有负责提供与Autonomy交易相关的任何尽职审查。德勤当时还否认它对Autonomy财务报表中的不当会计方法和虚假陈述知情, 同时指出它最近一次审计Autonomy的财报是该公司截至2010年12月31日的年报, 签署日期是2011年2月, 撇清了惠普的收购失败与自己的关系。
四、会计欺诈的成因分析
(一) 会计欺诈的内部动因
信息不对称和各方的利益目标不同是上市公司会计欺诈的源头。由于投资者所获取的信息大部分都是由管理者提供, 而市场上披露的公司信息的发布者也是公司自身, 同时作为大众眼中最可靠的、外界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很重要的审计报告, 也是由审计方根据自身对公司的判断提供, 因此由于交易双方对相关信息的占有不对称, 在效用最大化的驱使下, 各方都会尽量搜集信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造成机会主义的恶性循环。在信息经济学中, 会计欺诈具有隐蔽的特征, 从而在信息方面占有优势的一方就会利用隐蔽性这个特征, 形成逆向选择的必然结果。
(二) 会计欺诈的外部环境
由于当今法律法规对于审计方责任还没有确切的规定, 审计方自身的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涉及上市公司会计欺诈后, 审计方的法律责任微乎其微, 而经济赔偿风险就几乎为零。
(三) 会计欺诈的方式
其一, 虚构企业资本和企业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从而误导公众投资。其二, 隐藏关联交易和真实信息, 欺骗关联外被蒙在鼓里的公众。其三, 利用会计法规准则和选择的空间, 虚构企业的经营成果, 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隐藏真实交易和信息来虚构公司的资本和经济效益欺瞒投资者, 惠普也正是看中了Autonomy公司在收购前声称的公司效益才大手笔花110亿美元来收购。
五、审计方责任研究
审计方、投资者和管理者各自有不同的利益追求, 信息揭示者即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 期望通过会计欺诈获得超额收益, 投资者希望管理者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以及审计方能通过管理者提供的信息提出正确的意见, 而审计方往往只限于自身的职权完成审计工作, 对管理者是否能正确投资并不十分关心, 而这种态度造成被审计单位投资失败形成的损失在实际中一方面由股民承担, 另一方面更多的是通过公司产品提价由普通老百姓买单。
公司治理结构决定公司的会计行为和管理者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 当市场惩罚力度不够, 审计方能否发现管理者的会计欺诈, 对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重要影响, 同时, 当惩罚变得不可信时, 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从而陷入所谓的“囚徒困境”。但是对于投资者的决策正确与否并不承担责任, 因此审计方与投资者之间的博弈有赖于双方的信任, 但是由于信任机制比较脆弱, 也不能解决没有发现管理者会计欺诈造成投资损失这一问题, 而且投资者受到的法律保护有限, 最后利益受损的还是投资者自身。
现有的法律中, 对审计方的责任界定也并不是很明确, 在我国的诉讼主张和判决中, 对审计方到底是承担过失责任还是欺诈责任, 亦或者是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民事责任, 是会计责任还是审计责任, 都很难合理界定。虽然, 我国现有的《证券法》、《公司法》、《刑法》以及《注册会计师法》等法规均对审计方责任作了规定, 但都因缺乏实际的可具体操作的法律条文细则和依据而无法界定。对于赔偿金额也更是难以确定, 我国《民事通则》规定, 除了特别的规定外, 侵权人应当赔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失, 按此规定, 在中天勤对银广夏审计案件中, 如果某一个或某几个个人投资者起诉获胜, 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赔偿金额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是目前我国法律对审计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缺乏进一步的说明, 也没有对赔偿数额做明确规定。
六、案例启示与建议
审计的本质是特殊的经济控制, 审计的功能在于确保受托经济责任的有效履行, 伴随我国经济、政治的全面发展, 越来越多的利益主体开始使用审计报告, 并作为其经济决策的依据, 而审计报告被媒体戏称“年年体检, 从不治病”, 可见我国的会计审计政策亟需完善, 增加关于审计方责任的相关政策, 现有的软约束无法达到效果, 增加问责制度才是关键。同时根据公共利益理论, 当市场中的某种产品存在外部性、公共产品属性或信息不对称时, 产品数量和质量就会偏离社会最优均衡状态, 从而导致市场失灵。由于审计的公共产品属性、外部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 很有必要提高政府的控制力, 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另一方面, 提高人员素质很多时候也只是纸上谈兵, 缺乏实际的政策, 根据以往的审计结果可以适当增加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注册会计师的信用评级与审查, 进行事前管制与事后管制相结合, 在审计前通过审计资格准入制度进行约束实行事前管制, 而事后管制则在审计后通过法律法规进行约束, 两者的结合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审计市场的缺陷, 促进审计市场的有效运行。
同时, 审计方的审计收入与效果达不到配比, 无论被审计单位的收购成果如何, 都不会对审计方的收入造成影响, 在我国, 审计署主要制定审计规章并监督执行情况, 组织领导、协调监督各级审计机关的业务, 各会计师事务所既缺乏确切的法律法规约束也没有相关的管理机构领导, 可以参照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 由我国的审计署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管, 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入与被审计单位的决策结果进行比对, 对审计方的责任进行规制, 使审计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随着网络通讯等技术的进步和创新, 人们应用网络通讯能力的快速提高, 媒体监督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 影响力越来越大, 媒体的重要性也自然显现出来, 媒体审计在当今也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媒体的监督主要体现在舆论监督上, 通过媒体对审计方的监督,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审计方违规的可能性, 通过媒体报道, 公众可以紧随社会热点舆论, 了解最新信息,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审计效果, 但是由于现今审计欺诈造成的收购失败最后承担的还是消费者, 监督与否结果可能都一样, 就造成消费者信心不足, 可能就不愿意去主动监督, 所以政府不应该再只是进行软约束, 真正的问责制度才能增强民众的信心。
参考文献
[1] .刘更新, 蔡利.审计管制、审计责任与审计质量研究[J].审计研究, 2010, (3) .
[2] .温章林.上市公司会计欺诈问题的博弈论分析[J].当代经济, 2010, (3) .
[3] .陈玉.惠普掉进会计欺诈漩涡[J].人民邮电, 2012, (7) .
会计欺诈 篇9
现有的财务欺诈检测方法无法提供足够的欺诈检测功能, 大多数对美国公司的研究发现检出率小于70%。此外, 许多之前的研究利用内部 (即非公用的) 数据, 获取时成本高且耗时, 而且通常对很多利益相关者来说不可用。
最近商业智能 (BI) 技术的发展已经提升了与复杂问题域相关的发现模式的潜力, 例如欺诈。因为BI工具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组织的内外部环境, 强有力的财务欺诈检测方法可使利益相关者群体获益:投资者、审计公司和监管机构。
为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采用设计科学范式来指导IT项目, 元欺诈框架的开发。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我们选择了元学习作为内核理论来指导IT项目的设计。元学习是一种特殊的机器学习形式, 能够了解学习过程本身, 以增强获取结果的质量。元欺诈框架包括四部分, 提倡使用源于公开可获取的财务报表和强有力的分类机制的一套丰富的措施。
先前的研究使用来自美国公司的数据普遍获得不充分的结果, 典型地, 欺诈检出率低于70%。这些结果导致有人提出, 基于财务报告的数据不能准确识别财务欺诈 (至少在美国公司这一环境中) 。普华永道的研究人员最近做了一项研究获得64%或更低的欺诈检出率。这些研究和之前的其他研究局限性的结果表明使用财务方法和分类方法不够。
设计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范式, 对IT项目的开发提供了具体的指示, 包括构造、模型、方法和实例。在设计科学范式中, 方法定义过程。它们为如何解决问题提供了指南, 那就是, 如何搜索答案空间。先前的几个研究已经利用设计科学方法开发BI技术包括方法和实例。因此, 我们受启发开发了一种强有力的财务欺诈检测框架 (即, 方法) 。
在缺乏足够的设计指导方针下创建IT项目, 许多研究强调需要设计理论来帮助统领开发进程。我们用元学习作为一种核心理论来指导所提议的财务欺诈检测框架的开发 (Brazdil et al.2008) 。
元学习是一种特殊的机器学习形式, 使用通过机器学习或数据挖掘过程获得的专门知识来改善在未来应用中获取的结果的质量 (Brazdil et al.2008) 。尽管机器学习提供了大量的算法来完成一项任务却没有提供有关特定算法的具体应用环境的指南指导, 相反, 元学习提供了解学习过程本身的方式来获得关于哪些基本功能和算法可以得到最有效应用的知识 (Brazdil et al.2008) 。我们假定一种元学习方法特别适合于财务欺诈检测, 由于该问题域的复杂性, 动态性和对抗性 (Virdhagriswaran and Dakin 2006) 。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量研究者开发了元学习, 他们试图整合几种机器学习策略来提高整体精度 (e.g., Wolpert1992) 。元学习术语是由Chan and Stolfo (1993) 创造的, 他们提出以自适应方式结合多种机器学习技术的结果来提高精度的方法。这种方法已演变成在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域中研究的活动流 (Brazdil et al.2008;Vilalta and Drissi 2002) 。共同地, 元学习提供了大量的指南来提高关于特定问题任务的机器学习能力。
在机器学习中, 学习偏差指任何偏好选择一种假设, 而该假设解释了同样被其他假设所接受的数据 (Mitchell 1997) 。从另一个层面看, 元学习的两个关键方面是声明性和程序性偏差 (Brazdil et al.2008) 。声明性偏差指定表示假设空间, 它受所含属性数量和类型的约束 (即, 特征空间) 。程序性偏差属于分类器以某种方式来对归纳假设排序强加限制。
一种有效的元学习策略会为给定的分类任务动态识别声明性和程序性偏差的适当级别 (Vilalta and Drissi 2002) 。声明性偏差可以通过改变特征空间受到操纵 (即, 通过扩展或收缩) , 而程序性偏差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预测模型或组合模型来改 (Giraud-Carrier et al.2004;Vilalta and Drissi 2002) 。
会计欺诈 篇10
(一) 诉讼欺诈行为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 诉讼欺诈行为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 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 在民事诉讼中使用虚假证据欺骗法院, 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从而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学术界关于诉讼欺诈的概念有很多, 在此不一一列举了。而对诉讼欺诈概念的各种界定, 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诉讼欺诈行为的基本特征, 但同时也不适当地扩大或缩小了诉讼欺诈的内涵或外延。笔者认为诉讼欺诈的概念宜界定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 伪造证据, 向法院提起虚假的民事诉讼, 使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 从而获取他人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
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各种诉讼欺诈行为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首先, 提起民事诉讼是诉讼欺诈行为必须具备的形式要件, 这也是诉讼欺诈行为区别于其他诈骗行为的关键所在。其次, 诉讼欺诈行为必须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或伪造证据为其前提条件。其三, 诉讼欺诈行为的实质是行为人通过欺骗法院, 使之产生错误认识, 从而依职权对被害人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作出错误的处分。其四, 诉讼欺诈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 同时也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其五, 诉讼欺诈行为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法院对被害人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作出错误处分, 而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
(二) 诉讼欺诈行为的危害性
诉讼欺诈行为侵害了相对人的民事权益。由于行为人和相对人之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事法律关系, 这就使得相对人无端地被卷入到诉讼中来。而无论是否胜诉, 相对人在诉讼过程中必然会耗费一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其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况且一旦相对人败诉, 其将可能遭受进一步的财产或其他方面的利益损失, 例如社会评价的降低、精神上的痛苦等等。诉讼欺诈行为是对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律秩序, 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然而在诉讼欺诈中, 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事法律关系, 因此诉讼活动就不可能实现民事诉讼原有的价值。而且由于诉讼欺诈通常是以符合法律程序的形式进行, 带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容易造成法院的误判。虽然当事人可以再次通过司法途径请求对错误裁判加以纠正, 但过多的司法程序的启动不仅可能换不回当事人所期待的公正, 而且还会造成司法资源的进一步浪费。诉讼欺诈行为损害了法院的权威性。诉讼正义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 然而由于诉讼欺诈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容易造成法院的误判。这不仅使得公平与正义无法得到彰显, 体现不出法律的价值, 而且损害了法院的权威性。
二、国内外刑法理论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
国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典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处罚并没有专门的规定。如德国日本的刑法典, 没有将诉讼欺诈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 通说认为诉讼欺诈行为是诈骗罪的一种。日本刑法学者木村龟二认为, “判例和通说认为诉讼欺诈是指欺骗裁判所 (法院) , 使其做出错误的判决, 根据这一判决而取得财产上的利益, 这时就构成了诈欺罪 (诈骗罪) 。”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指出:“在这种场合下, 法院是被骗者, 同时也是交付者, 而且法院具有将财物交付给原告的权限, 因此构成诈骗罪。”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一般都认为诉讼欺诈构成诈骗罪, 例如, 林山田教授认为“所谓诉讼诈欺, 即指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 以虚伪之陈述, 提出伪造之证据或串通证人提出伪造之证据, 使法院做出错误之判决, 而达其不法所有之目的。”在判例中, 承认诉讼诈欺的行为是诈骗罪的手段。关于诉讼欺诈行为, 我国刑法理论界有如下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诉讼欺诈在刑法上找不到处罚的依据,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 应当以无罪处理。第二种观点认为, 诉讼欺诈行为其实就是一种诈骗行为, 法院是被诈骗人, 行为人通过诈骗法院而取得被害人的财产。这是通说。但是学者们的具体主张又有所不同, 有的学者认为就定为诈骗罪, 有的学者认为诉讼欺诈虽然具备诈骗罪的主要特征, 但与普通诈骗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其与普通诈骗罪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 目前可按诈骗罪定罪, 但从长远角度, 待实际成熟仍应按一个新的罪名来对之惩处。第三种观点认为, 诉讼欺诈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 应成立敲诈勒索罪。如王作富教授即认为, 虚构债权债务关系, 以债权人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 意图通过诉讼方式, 利用法院判决他人败诉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案件, 是否可以定诈骗罪, 也是值得商榷的。第四种观点认为, 诉讼欺诈行为不成立诈骗罪, 但如果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 则以其他罪论处。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10月24日作出的《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判决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 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损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 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做出处理, 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 实施了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的, 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 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307条第1款的规定, 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与此相类似, 如果行为人在诉讼欺诈过程中伪造合同的, 就应认定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笔者认为, 诉讼欺诈既不属于敲诈勒索罪, 也不能归于普通诈骗罪的范畴。在目前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对该行为整体上不能够以犯罪论处, 如果实施诉讼欺诈的部分行为中触犯了其他罪名, 只能以其他罪名定罪处罚。但是, 诉讼欺诈毕竟是一个整体的行为, 只是从行为的某个方面进行定罪处罚显然是不恰当的。
三、诉讼欺诈行为的刑法规制
(一) 入罪方式
通过上述分析, 对于刑事维度的诉讼欺诈行为, 有学者认为应当独立规定诉讼欺诈罪, 有学者认为应当通过扩大伪证罪的主体范围将诉讼欺诈行为纳入其中。笔者认为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纳入到伪证罪的主体中是不妥当的。第一, 我国民事诉讼的诉讼参与人包括法官、原告、被告和证人等。原告与证人是民事诉讼中两种独立的诉讼参与人, 其身份不存在重合。原告的陈述不能等同于证人证言。第二, 伪证罪的犯罪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公民的人身权利, 诉讼欺诈侵犯的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在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为目的并且实现了其非法目的的情况下, 也同时侵犯了公私财产权利, 主体扩大后的伪证罪的犯罪客体范围并不能给全面涵盖。第三, 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纳入伪证罪中, 使伪证罪的客观方面也发生了变化, 即不能够仅限定在刑事诉讼中, 而是扩大到包括民事诉讼在内。综上, 扩大了犯罪主体后的伪证罪丧失了很多其本身的特征, 已经不能够称其为伪证罪。因此, 鉴于诉讼欺诈行为本身所具有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从行为无价值的角度, 应当对这种行为本身予以规制, 只有设立独立的诉讼欺诈罪才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二) 罪名及犯罪构成
笔者认为应单独设立诉讼欺诈罪, 诉讼欺诈罪是指行为人伪造虚假的证据材料, 编造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 提起民事诉讼, 破坏司法机关正常活动, 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的犯罪构成:本罪的主体是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单位。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一般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目的, 但具有何种目的不影响本罪的构成。本罪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的客观方面是伪造民事证据材料, 编造虚假的民事法律关系, 提起民事诉讼, 破坏司法机关正常活动, 情节严重
(三) 法定刑的配置
诉讼欺诈罪的法定刑应当如何配置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有学者也提出了诉讼欺诈罪的具体的法定刑的配置。在妨害司法罪中, 除了个别的如暴动越狱罪和聚众持械劫狱罪几个罪之外, 多数罪的法定刑均在三年到七年之间。诈骗罪的法定刑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可见我国现行刑法对公私财产权利的保护基本大于对司法制度的保护。在行为人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欺骗他人的财产数额较大的时候, 按照诉讼欺诈罪处罚难免会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此外, 犯罪原因是纷繁复杂的, 某些立法上的不完善也可能是导致犯罪频繁高发的重要原因。根据妨害司法罪的一般的法定性配置, 如果将诉讼欺诈罪放入此节罪中, 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鼓励行为人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达到诈骗他人财物的作用。经济犯罪同侵犯人身的犯罪有很大差异, 例如故意杀人罪存在激情犯罪的情况, 刑罚对此类犯罪的一般预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经济犯罪往往都是经过行为人深思熟虑后实施的。法定刑的配置对诉讼欺诈罪的一般预防是相对有效的。从刑法的整体结构出发, 对诉讼欺诈的配置应当同妨害司法罪这一节的整体法定刑相协调。当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他人的财产或者财产性利益达到数额较大的时候, 即与诈骗罪产生竞合, 按照从一重罪的原则进行处罚, 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摘要：诉讼欺诈行为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 伪造证据, 向法院提起虚假的民事诉讼, 使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 从而获取他人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诉讼欺诈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目前我国司法领域尚存在争议, 因为没有相应的刑法法条和罪名可对该行为进行定罪。由于诉讼欺诈行为所使用的犯罪手段的特殊性, 并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典对这种行为都没有专门的规定, 因而导致了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存在较大的分歧。
关键词：诉讼欺诈,犯罪,刑法,罪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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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剑波.诉讼欺诈行为辨析.人民检察, 2005, (7) .
[3]李大为, 李英凯.诉讼欺诈的定性问题.中国水运, 2008, (2) .
贪婪、欺诈和无知 篇11
而当我看过理查德.比特纳著的《次贷危机的真相》一书后，感觉到美国的次贷市场真是一个缺失“上帝之城”秩序的“地狱之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金融生态的混乱。作者通过一个业内人的视角，为我们揭开美国次贷行业的内幕，描绘了一个行业全景和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与故事，次贷市场的很多经纪商是骗子、流氓无赖、恶棍，他们形成了混乱的交易网，反映了交易背后的利益勾联，揭示了造成危机的原因和真相。
美国的次贷市场是一个基本上无序的市场。如果说次级贷款行业有什么艺术性可言的话，那就是“无中生有”。这种次贷市场运行的结果必然产生金融危机。无论是金融机构、经纪人，还是贷款人、投资者，都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国家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从书中可以看出，美国的次贷危机，显然是一个系统性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监管不当。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著名经济学家易纲所分析，从1933年至1999年60多年间，美国实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这个法案是1933年大危机之后提出来的，基本的思想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对这个法案的本质，有人说是误读，有人说是正确的总结。1933年通过60多年后一直生效，直到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代了它。1999年到现在还不到10年，我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没有终止的话，会不会发生次贷危机？
对于金融市场如何建立一个“上帝之城”的秩序，宇宙中一个普遍的定律是：熵随着事物的发展和壮大而不断增长，这种熵就是一种混乱，一种不确定性。因此，万事万物，存在着熵和秩序的均衡。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在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与之相均衡的秩序的严重缺失。因此，我们在取得任何发展、进行任何创新、得到任何收益和成绩，首先要思考的是，我们是否建立了一种秩序与之对应。一般而言，在“熵”和“秩序”的均衡中，存在一种“大于等于”的规律。当熵出现时，要用同级“秩”或更高级的“秩”进行规范。否则，我们不能达到原有的监管目标。这句话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同样有效，虽然比较难懂，但很有价值。
本书在最后谈到了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如果由于次贷危机导致美国严重经济衰退，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认为次贷的影响无关紧要显然是愚蠢的想法。美国需要依靠中国，因为身为美国的债权人之一，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反过来，中国的经济繁荣也受惠于向美国大量出口。虽然中国已经在开始寻找美元储备的替代选择，但其他金融工具尚不能被证明有同样的吸引力。中国也认识到如果抛售这些资产或者不再追加购买，由此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将席卷全球。一旦美国经济严重衰退，中国经济有可能将承受适度甚至更严重的金融影响。
欺诈的代价 篇12
有一次出游, 商人丢失了一个皮包, 里面装有1000枚钱币。商人每到一个岔路口, 都要跟大家说谁要能找到丢失的皮包, 他将送给谁100枚钱币。
过了不久, 一个农民发现了这个皮包。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急忙找到商人。
“在我家附近的岔路口有一个鱼市, 我在后面发现了这个皮包。”农民对商人说。
商人对谁都不相信, 所以他躲到旁边去数钱。让他吃惊的是, 1000枚钱币一枚不少地装在包里。钱失而复得, 让他很是高兴, 可一想到要送给农民一部分, 又满心不愿意。他算计着怎样才能既不履行承诺, 还能显得理直气壮。
过了一会儿, 他来到农民面前。他说:“您能把钱归还给我, 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注意到, 您已经把您该得的奖金拿走了, 因为皮包里只剩下900枚钱币。”
农民表示抗议:“可是, 在我把皮包给你之前, 我根本没有打开过!”商人不理睬农民的话。他说:“我希望您对得到的奖金感到满意。再次向您表示感谢, 再见。”他急慌慌地离开了。
农民晕头转向——不仅因为他没有得到奖金, 还因为他被人指责未经允许就拿了钱。他赶忙来到王宫, 请求会见王子。他心情沮 (jǔ) 丧地讲了自己的经历, 王子答应他要查明真相。
第二天, 王子派人传话给商人和农民, 让他们在某一天来自己的议事厅去见他。他告诉商人带着装钱的皮包。
到了那天, 商人照自己的方式讲了事情的经过, 农民说了自己的经过。王子注意倾听, 敏锐地判断出农民说的是真相。
他们讲完了, 王子对商人说:“你丢失了装有1000枚钱币的皮包, 是这样吗?”
“没错。”商人说。
王子把装钱的皮包拿过去, 此时皮包里只装有900枚钱币。“你接过这个皮包的时候, 里面只装着900枚钱币吗?”
“就是呀。”商人说着, 努力装出诚挚 (zhì) 的样子。
“我肯定你说了真话。”王子说, “谁若是撒谎, 我绝不会放过他。在这个法庭上, 欺诈行为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问题是, 我在你说的事实中发现了几个疑点。”
王子拿起皮包仔细观看。这是一只普通的皮包, 与其他皮包没有任何差别。他问商人:“如果你的包里装着1000枚钱币, 而这个包里只装着900枚钱币, 那么你怎么知道这是你的皮包呢?”
商人慌乱地说:“我……我……”他结巴起来, 不知道说什么好。
王子接着说:“很明显, 这不是你的皮包。我的判决如下:你应该继续在每个岔路口找寻丢失的皮包, 直到你找到装有1000枚钱币的皮包。我祝你能顺利地找到丢失的皮包。”
王子转向农民:“我判定由你负责保管这个装有900枚钱币的皮包, 直到真正的失主找到为止。如果在三个月里失主没有出现, 那么这笔钱将成为对你诚实行为的奖励。”
事到如此, 谁还能提出异议呢?面对王子的判决, 商人根本无法提出申诉。
奸诈的商人和诚实的农民离开了王子的议事厅, 商人痛心疾首, 而农民兴高采烈。
王子就是这样惩罚了不诚实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