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化研究

金代文化研究（通用9篇）

金代文化研究 篇1

一、国外学者对金代货币的研究

货币政策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代货币问题是金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作为最早发行纸币和银币的朝代,金政权始终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货币政策。金末币制混乱是金朝迅速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货币问题涉及到金朝社会的诸多方面,尤其与财政密切相关,国外学者的研究要先于国内学者。

20世纪以来,有关金代货币的论著不计其数,其中涉及到货币与财政关系和通货膨胀的研究也是成果颇丰。日本学者田中忠夫在《金代货币史论》[1]中,比较系统地考察了金代铜钱、银币和纸币的发行状况,认为金代币制混乱现象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金代的通货膨胀加速了灭亡。日本学者小川裕人的《关于金代的物力钱》[2]一文,作为最早研究金代物力钱的学者,他指出金代的物力钱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财产税,是金代税收的重要来源,考察了物力钱征收的途径和征收依据。韩国学者李龙范在《金代的铸钱与交钞》[3]中,首次探讨交钞与通货膨胀的的关系,认为交钞虽促进金代经济的顺畅发展,但亦是造成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日本学者高桥弘臣在《宋金元货币史—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4]中,着重笔墨分析了滥发纸币对金末通货膨胀的不良影响。

此外,韩国学者李铉的《关于金朝初期的财政困难》[5]、《金大定年间的财政困难》[6],以及高桥弘臣的《金朝末年通货的混乱》[7]等文均对金初、金代中期、金末三个历史阶段的货币问题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二、国内学者对金代货币的研究

乔幼梅在《金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8]中通过对金代货币制度的分期研究,认为纸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纸币的发行量如与社会生产、商品流通相适应,就能够促进生产和商品的交换。金代后期滥发纸币、通货胀膨,不仅不能解决财政困难,相反只能加速其财政和经济的崩溃,这是金代货币制度留给后代深刻的教训。穆鸿利在《关于金代交钞的产生和演变的初步探讨》[9]中认为金代交钞的发行使得社会商品流通交换得以迅速而顺利地进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穆鸿利在《试谈有关金代交钞的几个问题》[10]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对金代交钞进行研究,认为滥发纸币和财政危机互为因果关系,金代货币政策的弊病是金朝衰亡的重要原因。曾代伟在《金朝金融立法述论》[11]中,通过对金代钱法的探析,以及对金朝金融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归纳“钱荒”是导致金代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王禹峰、王禹浪在《金代货币制度初探》[12]中考证了金代货币的种类,将金代币制按不同时期的特点划分为五个阶段,认为金朝末年财政危机和币制紊乱是金朝灭亡的原因之一。王秀山在《试论金代“承安宝货”》[13]中,从“承安宝货”发行的历史背景出发,认为仅依靠币制改革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金朝“通货膨胀”问题。潘无惧在《由“承安宝货”银币看金代货币制度的沿革》[14]中,认为“承安宝货”的发行是金章宗为根治通货膨胀采取的应急措施。吴本祥、吴波在《对宋代交子和金代交钞的几点析评》[15]中,认为金代交钞盛行,基本上是适应当时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更重要的则是金代统治者运用政治、行政手段强令推行的结果。由于受准备基金不足的制约,受统治阶级的控制和防范,成为金代中期政务监管的中心。因而金代交钞基本上与金代政治相始相终,随其政权的衰亡而终结。李跃在《对金朝流通纸币的一些看法》[16]中对金朝交钞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原因、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金朝发行几种主要纸币的情况。

20世纪以来金史研究者和经济史学者开始逐渐重视对金代货币的研究,业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金代货币研究尚未成体系,学界以往仅将“货币”作为金代经济的微观层面看待,缺乏对金代货币宏观层面的整体探讨,使已有的研究游离于财政这一主题。其次,研究范围不够丰富,学界以往对金代货币相关问题的研究,多是对个别问题进行探讨,导致研究盲点较多。最后,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多为纯粹的史学研究,基本局限于史料的考述和类比方面,跨学科研究微乎其微,并未运用经济学、财政学理论去分析金代货币这一历史问题,从而制约了金代货币的深入研究。

摘要：金代货币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是历史上遭遇货币问题较多的时期之一。从货币这一专题史的角度切入,对目前国内外关于货币的相关研究成果予以述评。

关键词：金代,货币,国外,国内

金代诗人雷琯研究心得 篇2

关键词：雷琯 诗歌 社会现象

雷琯（1195——1235），字伯威，坊州人。天兴初年，河南发生战乱，南奔途中遇害，年末四十，因此，推其生年为明昌六年1195左右。虽然诗人的一生很短暂，且《中州集》所收诗歌仅19首，但诗人的思想感情在字里行间已体现得淋漓尽致。经笔者搜索，尚未有专门讨论其创作的诗歌。本文拟对其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加以初步探讨。

《中州集》中雷琯的小传只有寥寥几句话，却反映出当时社会存在的两种显著现象，并通过诗歌体现出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1.是“并州人李汾，与伯威同在史馆，以髙蹇得罪，伯威作诗送之。颇讥翰林诸人不能少忍。”世宗、章宗两朝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繁荣，门荫、军功也显著增多。这给了生长于明昌、承安时期，成熟于南渡之际的诗人极大的希望，希冀通过入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归潜志》小传中有：“伯威……。每酒酣，谈说今古莫能穷，又欲取奇异功名，自喜，亦不羁之士也。其诗多散落。”但是，金宗南渡后，情况令文人失望至极，国势家景已然今非昔比。《归潜志》卷七有曰：“南渡后，士风甚薄。一登仕籍，视布艺诸生遽为两途，至于征逐游从，辄相分别。故布衣有事，或数谒见在位者，在位者相报复甚希，甚者高居台阁，旧交不得见。故李长源愤其如此，尝曰：‘以区区一第傲天下士耶？已第者闻之多怒，至逐长源出史院，又交讼于官。士风如此，可叹！”如：《古意四首》之四“贤王悲坠屦，贤妇念遗簪。重在不忘故，微物何所钦。嗟我昔游友，云路扬徽音。讵念宿昔好，弃掷各飞沉。昔如胶投漆，今如辰与参。桃李虽成蹊，谅无松柏心。”感叹自己怀念过去，心惦故友，却被故友弃掷，过去如胶似漆，而今辰参相异，悲伤之情溢于言表。

又如：《信陵馆酒间二首》《阳夏怀古》与《古意四首》，这几首均为咏史怀古诗。《信陵馆酒间二首》第一首诗人路过信陵坟，饮酒于此，怀念信陵君而想到一生终有尽，而感慨自己恐不被后人所知，只好借酒消愁的无奈；第二首诗人自比梧桐，有高洁的品格却不被赏识，直到枝干枯死，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却被世人所咄斥，尽管如此，仍然欲一展宏图，悲叹德音衰亡；

《阳夏怀古》是诗人因陕西兵乱，避地至河南而作。在项羽、刘邦争雄之地的怀古之作，诗中抒发了人事无常的思想感情，字里行间透露出郁郁不平之气，这是诗人“十年去国随风埃”而不遇的处境的曲折反映，也是诗人空怀雄才大略而不能见用于世，欲借酒聊以慰藉的无奈；

《古意四首》之一中诗人将自己比为美人等待贤君的赏识，感慨自己欲正直做事却为现实所羁绊的无奈。之二写出了他的这种痛苦心情，“对酒不能饮，拊剑自度曲。一唱行路难，歌与泪相续。朝为杨朱泣，暮作阮籍哭。……曲行违吾心，直行伤我足。曲直无适从，昻头羡鸿鹄。”他走投无路，无所适从，可以说陷入了人生的绝境。诗人虽然有建立奇异功名的理想，但一直未变成事实，他的一生是比较沉寂和不幸的。游仙诗《龙德宫》亦是感叹自己蹭蹬不遇，空怀满腔热血却无法施展才华，“彩仗竟无金母降，仙裾犹忆化人携。”

2.是金室南渡以后，国势山河日下，内忧外患，早已“秕政日多，诛求无益，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极衰始”。国土也因蒙古的入侵而减少，造成“虐焰燎空，稚堞毁圮，市井成墟，千里萧条，阒其无人”（李俊民《泽州图记》）的惨状，生动地表现了当时“鼓鼙声震，天穿地裂”（段克己《满江红·过汴梁故宫城》）、“北人以杀戮为耕作，黄河不尽生人血”（赵秉文《饮马长城窟行》）的社会现实，在雷琯的诗歌中亦有真实的描写，其战乱之苦。

如：雷琯的诗歌中最引人注目的《商歌十章》，这组羁旅行役诗就是反映关辅地区饥民生活的作品。关辅地区是长安附近一带，是雷琯的家乡所在。他听从关辅地区来的人说，那一带因为战争与天灾，民不聊生，大批难民纷纷逃亡，向东迁徙，数量多达几十万人，老老少少，携持负戴，络绎不绝。途中有人用秦声来抒发这些难民背井离乡之情，刚开始逃到安全地区时，歌声还明亮清晰、婉转动人，像是要诉说什么，过了一会就变得幽郁压抑、凄厉悲惨，到最后，如咽如泣，感情低沉，像是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组诗主要描写东徙秦民悲惨的生活状况和离别时的忧伤以及他们的思乡之情，生动逼真地刻画了“卷土东来避战尘”的大批秦民“饥羸暴露，滨死无几”的命运，表现了作者对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一读令人悯然。这组诗由远及近，依次写来。第一首是总写大背景，说自西至东是王朝的土地，而自秦地受到蒙古的侵略以来，不得不年年派兵把守，民不聊生；第二首从送别着眼，在长安东门春明门前灞水河畔这个地方，今年的送别与往年不同，今年已没有留别之意，在今昔对比中凸显出现实的辛酸；第三首写难民们全家逃亡，临行还把门锁好，家乡只留下燕子，问燕子比问人更辛酸；第四首写难民送别时，把柳树都折尽了。傍晚，他们吹着悲哀的笳声，传达思乡之情，但路途已渐渐遥远，再也传不到秦地，乡情也无处寄托；第五首写难民们扶老携幼，成群结队，边走边听故乡那边的战马嘶鸣声，关心着故乡的形势。千幸万好不容易到了潼关，但仰望潼关，其高峻像天梯一般；第六首写难民们终于登上潼关，获得新生，心情好转，有的开始唱起歌来，引得崇山峻岭一片回响，加重了他们的去国之情；第七首写难民们的歌声前呼后应，时而激烈，时而悲凉，像是感叹没有人能力挽颓局，洗清战尘；第八首写从灞水桥边折来的柳树插在商於道中，想象明年的东风将会把柳絮吹回长安，但这里只写柳树不写难民，有人不如柳树之感，柳絮可定期随风飘回家乡，但难民却不知何时重返故里；第九首写难民们一路艰辛，登上商颜山顶，回望长安；第十首承上一首，劝难民们不要回首长安，因为那里满目烟尘。正如清人赵翼《题遗山诗》所说：“国家不幸诗家兴，赋到沧桑句便工”，亡国之痛不能自已地从笔端流露出来，这组诗正是金、元之交征伐动乱生活的缩影与写照。

诗人所作生动地刻画了金朝国势的衰落以及自己落薄失次的处境，常常饱含着叹世事无常嗟时运不济的情绪。这些描写，并非诗人的张大之辞。因为南渡以后“朝廷止以乏军兴为忧，百官俸给，减削几尽，大官不能赡百指，而密公又宗室之贫无以为资者”“客至”竟然“不能具酒肴，设疏饭与之共食”。尽管如此，诗人仍然不无感慨地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抱负。

刘祁说雷琯“作诗典雅，多有佳句”“文字甚工细”。《遗山集》卷三十七《陶然集序》：“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杨叔能、太原李长源、龙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数人，称号专门。”从《商歌十章》中可得到印证，这组诗皆为七言绝句，描写真实，感情激越、诚挚悲凉且雄浑悲壮。在“客有自关辅来，言秦民之东徙者。余数十万口，携持负戴，络绎山谷间。昼飡无糗糒，夕休无室庐。饥羸暴露，滨死无几。……而客言如是，闻之悲不可禁”中创作的乐府诗，因其真挚地表现了下层百姓疾苦，并且有感于国家的覆亡，家仇国恨交织其中，具有杜甫诗歌“诗史”的性质。同时，其序中明确写出“倚其声以纾予怀，且俾后之歌者，知秦风之所自焉。”便于诵读、歌唱，所以与元好问《续小娘歌十首》并为金代乐府诗中的连章体双壁。

雷琯亦作有文章。约正大三年，诗人参加刘从益葬礼，为文以祭。《归潜志》在小传：“后伯威赴葬余先子淮阳，为诔文，雅淡可喜”。刘祁亦曾作有《送雷伯威》：“愿子崇明德，余功振文翰。”（未知作年）

诗人雷琯所存诗歌多有散落，《中州集》也仅仅收录了19首，且研究者几乎没有，但从这为数不多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仕途多舛却仍心向往之、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下层百姓的自称不羁之士的鲜活形象。

参考文献：

[1]元好问.中州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陈祖武、杨泓主编，李锡厚、白滨、周峰著.辽金西夏金史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5]赵永春.金宋关系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6]王庆生.金代文学作家年谱[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7]胡传志.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牛贵琥，秦琰.论金代文学的叙事性与俗化倾向[J].山西：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金代契丹人的佛学思想 篇3

契丹族知识分子耶律履崇信佛教, 对佛法深信不疑, 并与僧人频繁往来。耶律履留有一篇关于印度僧人游历金朝的文章《天竺三蔵吽哈囉悉利幢记》:“三蔵沙门吽哈囉悉利, 本北印度末光闼国人, 住雞足山, 诵诸佛密语, 有大神力, 能祛疾病, 伏猛虎, 呼召风雨辄效, 皇统中, 与其从父弟三磨耶悉利等七人来至境上, 请游清凉山礼文殊, 朝命纳之, 既游清凉, 又游灵岩, 礼观音像, 旋遶必千匝而后已, 匝必作礼, 礼必尽敬, 无间日, 日受稻饭一杯, 座有宾客, 分與必徧。自食其余, 数粒必结齋, 始至济南, 建文殊真容寺, 留三磨耶主之。至棣, 又建三学寺。大定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示寂于三学, 年六十三, 僧夏则未闻也。”[1]1587由该文的记载可知, 耶律履对这位印度高僧的佛经密语之灵验程度深信不疑, 认为此佛经密语能消灾祛病、能伏猛虎、能呼风唤雨。而且还认为这些僧人匝必作礼, 礼必尽敬, 并普度众生, 把斋饭分给宾客, 自己只食其余。这说明耶律履对佛教及僧人的认同和敬重, 可见他对佛教的笃信。

金代后期, 另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是耶律楚材。贞祐二年 (1214) , 金宣宗南渡, 楚材之兄辨才、善才皆扈从南行, 楚材留守中都, 任左右司员外郎。面对风雨飘摇的大金政权, 他很迷茫, 于是25岁的耶律楚材开始跟随佛教高僧万松秀行学习禅法, 期间“杜绝人迹, 屏斥家务, 虽祁寒大尚佛法, 济世安民无如孔教。用我则行宣尼之常道, 舍我则乐释氏之真如, 何为不可也!”[2]130楚材用普度众生的佛家思想劝说蒙古放弃屠城, 曾使汴梁城内147万人口得以全活。在此后的西征中, 楚材也常与僧侣或佛教笃信者往来, 并留下很多禅诗。

生活在金朝末年的移剌国宝, 与耶律楚材交往甚密。《湛然居士文集》卷三有耶律楚材《寄移剌国宝》[2]48诗:“昔年萍迹旅京华, 曾到风流国宝家。居士为予常吃素, 先生爱客必烹茶。明窗挥麈谈禅髓, 净几焚香顶佛牙。回首五年如一梦, 梦中不觉过流沙。”从这首诗的内容看, 移剌国宝是居士, 常素食淡饮。楚材到国宝家, 二人一起探讨禅法, 并且烧香拜佛牙 (可能是佛骨舍利) , 而且楚材说:“公所藏佛牙甚灵异。”由此可断定, 移剌国宝是信仰佛教的, 而且对佛法的研究很透彻, 故能与楚材谈到“禅髓”的高度。从“回首五年如一梦”来看, 移剌国宝与楚材至少相识五年之久。

耶律楚材的侄女了真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楚材在《送侄了真行》中有“吾兄继世禄, 袭封食东平。幼子死王事, 长安闺门英。孀居二十年, 礼佛读传灯。一旦遇宗匠, 了真训其名”[2]232的诗句。了真是耶律楚材的侄女, 可能是其长兄辨才之女。孀居20年, 整天礼佛度日, 法号为了真。还有耶律楚材的族侄女耶律淑卿, 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后人。楚材在《祭侄女淑卿文》称:“禅理颇究, 儒学悉通……不食荤于笄年, 欲为尼于高嵩。”[2]295可见, 她也是潜心禅法之人。从其不食荤腥并欲为嵩山尼来看, 她是笃信佛教的。

金代笃信佛教的契丹人还有很多。石抹世勣之子石抹嵩信奉佛教。《归潜志》卷九记载石抹嵩因学佛与赵秉文等交游, 深得赵秉文赏识。石抹嵩曾经与赵秉文到慧林院拜见长老, 且赵秉文亲自教他“持香炉三棹脚作礼”[4]107等祭拜礼节。

《全辽金文》载有《移剌仲泽虚舟堂铭》:“泛而游, 载沈载浮, 随其流, 听其所止而休, 此非所谓虚舟者欤?万物相刃乎无穷, 要不可容吾意。智者困, 勇者残, 而至人免于无所累。先生既以是而身讬矣, 虽放心委形以行于斯世可也。”[5]2510从此文的记载看, 移剌仲泽的思想中流露出佛家出世的生活态度。但是移剌仲泽曾任金朝奉圣州节度使, 从这一点看他似乎也有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全金诗》卷五十记载刘处玄《次韵答奉圣州节度使移剌仲泽佳什》[6]155诗:“忘机不用苦清谈, 大隐何烦住小庵。海印发光吞宝月, 添心烛物迈寒潭。黄庭雅弄琴三叠, 紫府高吟酒半酣。西北文章贤太守, 肯将珠玉寄东南。”这首诗从内容上分析, 刘处玄告诫移剌仲泽担任地方官为国家做事与潜心佛法并不矛盾, 只要心中有佛何处都可修行, 即“大隐何烦住小庵”。也许这首诗作的背景是刘处玄看出了移剌仲泽在为官和信佛 (出世与入世) 之间的矛盾心理, 故作此诗以是劝慰。

金代契丹人信奉佛法者很多, 而且很多人在禅学方面造诣很深, 但由于史料缺乏, 我们无法全面深入了解。金代契丹人为佛家思想的传播和佛法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同时他们也用佛家的行善避恶、普度众生、济世安民的思想影响统治者, 劝诫他们减少杀戮, 关爱百姓。

参考文献

[1]张金吾.金文最[M].中华书局, 1990.

[2]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M].中华书局, 1986.

[3]李修生.全元文[M].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4]刘祁.归潜志[M].崔文印点校.中华书局, 1983.

[5]阎凤梧.全辽金文[M].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2.

金代文化研究 篇4

【关键词】金代；女真；生活风俗；金代工艺美术；影响

金代是由女真族建立起来的，女真族建立金朝又多次南下灭了辽和北宋，后迁都燕京，金代在入主中原后汉化不断加速，开始学习先进的封建方化，并在各方面取得了较快的进展。金代在工艺美术方面不断的学习金代的先进技术，大量仿制和使用汉族工匠生产工艺美术作品。但由于女真族长期生活在白山黑水的环境下，其养成的生活环境习惯于工工艺美术作品上充分的体现出来，对金代工艺美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对工艺美术色尚的影响

女真族作为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工的游牧民族，东北地区四季分明，冬季被冰雪所覆盖，这也使白色成为女真族崇尚的颜色之一。另外，女真族信奉萨满教，自古以来萨满教对白色就十分推崇，如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出现的白瓷，元代青花瓷的繁盛。在史书中对金代崇尚白色有直接的记载，尽管目前考古中还没有得到佐证，但萨满教对金代工艺美术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通过金代后期陶瓷的兴盛就可以体现出来。而且在金代考古中发现，墓主服饰的内服部分单衣裤多以白色绢帛为主，这也充分的说明金代女真人对白色的推崇。

在金代女真族中，不仅推崇白色，对于金色也十分重视。由于黄金具有保值及易于携带等优点，这也使历史上少数民族金饰品数量较多，而且具有较高的制作水平。女真族建立的金代，不仅金饰口数量较多，而且还在服饰上开始应用黄金，不仅具有织金锦，而且得肯印金来装饰服饰。另外，女真族建国时，国号定为大金，也表明女真人对金色的推崇。

二、对金代服饰的影响

女真族的生活环境习惯对于金代服饰影响极大，服饰款式、色彩、面料、配饰等都体现了女真族的生活习惯与环境影响。金代女真服饰一般都以窄袖为特征，这种窄袖设计就是为了适应东北地区寒冷的气候，冬季防止冷风灌入，同时窄袖设计使服饰与身体比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便于骑马，更有利于拉弓射箭。另外，金代女真的袍服一般开后衩。袍服开后衩主要是为了便于骑马和上下方便，并且在设计上女真袍服还拼接成内外双层下摆，这样在骑马时可以很好地护住臀部，避免磨伤，又可保暖。这是女真族马上生活在服饰上的表现。

另外，在金源地区的齐国王墓中还第一次出土了吊敦，男女主人都穿有吊敦，这种服饰是在裤脚下口踝骨处，缝有一条横套带，穿时将套带蹬于足心，这种着装便于女真人骑马打猎时，双腿穿套外裤或双足穿入靴黝中，裤腿不至于被卷带起。这种形制类似于我们现代的脚蹬裤，在当时女真人是为了适应生活习俗而形成的一种穿着方式。

三、对金代陶瓷的影响

金代前期陶瓷生产水平较低，所产生的陶瓷多以粗瓷为主，而且釉色单调，造型不周正。后金代迁都燕京后，陶瓷生产进入了兴盛时期，并开始继承北宋的陶瓷烧造技术，并在北宋窖址基础上发展金代的窖址，并开始出现红绿彩瓷，对中国彩瓷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且金代红绿彩瓷的出现，不仅为元代袖上彩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而且也对明清时期斗彩、彩粉及五彩的出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使中国陶瓷釉色单一的格局得以改变，使中国陶瓷进入了色彩斑斓的时代。金代红绿彩瓷在艺术风格上充分的体现出了金代特有的民族特性，而且在装饰上风格简朴，题材丰富，将白山黑水之间游猎的女真族无拘无束的民族特性展现的淋漓尽致，与宋代陶瓷形成的了鲜明的对比。在红绿瓷上中还出现了现实人物的瓷俑雕塑，将金代女真贵族气质及服饰上左衽、圆领及窄袖的特点充分的展现出来。另外还出现了大量的乐手及舞蹈俑，充分的体现了女真族能歌善舞的民族特点。

在金代陶瓷造型上也体现出了女真族游牧生活的特点。女真族长期以来过着游牧的生活，这也使其日常器皿要与马上生活相适应，便于携带。因此金代女真族中出现了大量的三系瓶、四系瓶、长颈瓶、鸡腿瓶，同晨多以动物作为装饰图案，在陶瓷上图案以虎、鹿及鱼等较为常见。

四、对金代玉器的影响

金代玉器在继承唐宋玉器的基础上，又借鉴了汉唐以来的古朴玉雕技法，同时又保留了鲜明的民族风格。金代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反映女真民族生活内容的玉器造型，如春水秋山、玉纳言、玉逍遥、龟游佩等。特别是春水秋山玉，反映的是金代的春秋狩猎制度，这种制度来自于辽代的四时柰钵制度，但金代女真族增添了新的内容。定期的狩猎活动也是对祖先渔猎生活的怀念，反映在玉器造作上就是春水玉。春水玉反映的是海东青啄食天鹅的场面，材质优美、曲线优美，反衬出惨烈、悲壮的气氛，显示出极高的艺术造诣。海东青是一种猛禽，体形较小，却能捕食体形远远其数倍的天鹅，而在玉器造型中出现的海东青形象也说明了女真族对海东青的推崇之情。海东青也是辽统治者每年对女真族征索的主要物品，但海东青极难捕获，而辽统治者却征索无度，这也是导致女真族起兵的一个重要原因。海东青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精神，恰恰能体现女真族的精神特点，这种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在玉器上的反映就是将海东青形象刻画于玉器之中。

北方少数民族所喜爱的腰饰在金代玉器中也有体现，特别是束带。玉板的装饰也多为春水秋山之类的题材。

五、结束语

工艺美术不仅服务于生活，而且以各民族的生活作为其创作的源泉。因此在金代建立以后，在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其工艺美术作品与宋朝差别不大。但由于女真族作为一个经历较长时间发展起来的民族，这也使工艺美术创作过程中充分的将民族特性及民族生活方式体现出来，女真族作为金代的统治阶段，其生活方式必然会对工艺美术作品带来较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白波，张友强，何忠.浅析金代工艺美术特点[J].艺术科技，2013-03-21.

[2]苗苹.黑龙江省金代女真族服饰装饰图案的研究[D].哈尔滨理工大学，2014-03-01.

谈黑龙江省出土的金代文物 篇5

1.城址

1.1早期都城——上京会宁府城址

对于上京城来说,南北两城加上皇城形成其南北主要结构,南城和北城都是长方形的,南城的面积大于北城,在平面上来看,是通过一纵一横的形式进行连接,将两者连成一体。在两城的外部来看,周长达到11公里,而城墙的夯土版筑,存高大约在3米到5米之间。而墙基的宽度达到了7米到10米之间,在外垣来看,基本每每相隔70米到120米,中间会有一马面。在全城中,筑角楼在每个城角上都会,九处城门中有七处带有瓮城。由于各种原因,对上京城的考古工作一直处于勘探和调查的阶段,没有得到实际的发展,对其了解也比较基础。在20世纪60~70年左右,相关的文物和测绘部门初步绘测了这一遗址,对上京城有了新的认识。第一,在绘测以后,进一步确定了其在横向和纵向的范围,第二,在测绘以后确定了金上京城南、北城的建筑时序。

1.2上京城东部的大型宫殿址———刘秀屯建筑基址

刘秀屯建筑基址位于阿城区亚沟镇刘秀屯东南约100米处,距阿什河右岸1公里,距上京会宁府约3.6公里。考古工作者在2002年在对绥满公路进行基建考古时,发现了这一遗址,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进一步挖掘了刘秀屯建筑遗址。刘秀屯大型建筑基址面向正东南方向,是通过主殿(前殿)、过廊、后殿、正门及回廊几个部分形成的,占地面积达到5万余平方米。国家的文物局专家不止一次去现场进行考察,进一步得出结论,这一基址事考古业发展到现在,见到的宋代最大的、等级最高的宫殿建筑基址,这一发现不管是对黑龙江的考古工作还是全国的金代考古工作都有重要的意义。

刘秀屯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为研究宋金时代的政治体制,研究宋金时代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提供重要资料,这一建筑的发现意义重大。

1.3中小城址

在都城以外的地区里,金统治的政区城址的建制,可分为路府城、州城和县城,在这其中,有很多是重要的军政合一的重镇。

2.铜镜

在金代时,铜禁十分严格,所以不管是铜镜的制作还是流通,都需要进行官府的验证登记。在金代,唐宋辽旧镜也会有使用,但是也需要进行验证登记。要进行验证的文字和符号都在镜的边缘部分,它是金代的铜镜的重要特点。

在金代,其铜镜的镜子形状基本上继承了宋代镜子的形状来进行制造的,通常是圆形的镜子,除此之外还有方形的,亚字形、葵花形、菱花形等,形状比较多,不过带柄镜比较少。在镜子上的纹饰比较多,不仅有花卉和动物,有的还有人物。在所有的镜子里,题材比较有特色的是鱼纹镜、龙纹镜等。在20世纪80年代,孔祥星、刘一曼总结了各个时期铜镜的情况,在出版的《中国古代铜镜》一书里,进一步研究了金代铜镜的类型,同时还研究了相关的特点,对于金代明镜实现高度概括。这本书为金代的铜镜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构建了框架。在多年的考古里,黑龙江的铜镜出土基本上在上京城及其周边区域,而且不断有铜镜被挖掘出来,进一步分析其反映的社会生活。在那以后,在21世纪伊始,田华、王宇等学者进一步撰文百年来的研究阶段,并把其分为三个部分,进一步分析其研究状况,提出了相关的问题。

3.铜印

在黑龙江流域,发现了很多铜印,大多数铜印都是官印,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在黑龙江发现的官印多达数十方,一方面汇集了大量的印文,同时还会有对对印章的出土地点、尺寸大小等的较为详细的介绍,通过和文献相结合,进一步探索相关的官署机构和官吏性质。在那之后,林秀贞的《金代官印的分期》一文里把金代的官印分为四个阶段,在后来的《金代干支纪年官印研究》一文里,陈春霞、刘晓东进一步分析了官印的年代和铸造。

4.金银器

在黑龙江流域,出土的金代的金银器主要在几批墓葬里,还有很少一部分在窖藏里。通常情况下,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装饰品,不仅有头饰、耳饰、帽子还有手镯和指环等;第二类是马具饰件和生活器皿,这里面涉及的方面比较多,不仅有鞍具、佩铃,还有杯、盏、碗、壶等。对于这些金银器具来说,不仅含有中原文化的因素,一些器物还会进一步体现出女真族特有的民族风格和文化传统。在上京城出土的银器里,有的还有龙纹装饰,进一步凸显了皇权御用的特点。

5.玉器

在考古事业里,玉器研究时其探讨的重点,所以研究金代玉器是十分有必要的。通过分析金代玉器发现情况,可以得出结论,

总结

在金代考古工作的发展中,黑龙江流域是其关键的部分,要想进一步探究金代文物出土状况,就要在现在的研究文物的基础上,加大考古力度和重视力度,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透过出土文物研究金代当时的社会状况,为考古学者提供客观的资料。

参考文献

[1]刘丽萍.《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部分金代铜镜》.北方文物,1991年第3期.

[2]李波,添萌.《近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征集的几面金代铜镜》.北方文物,1991年第3期.

金代奚人政治地位的演变 篇6

一、金代初年争取奚人以及奚人的作用

奚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曾活跃长达一千年之久,但到了元朝之后就消失在民族融合的浪潮中了,自此不再以一个单独的民族出现。奚人由于和契丹族是“异种同类”,在辽统治时期,一直是辽强有力的军事支撑。金代初年,由于奚族独特的地位以及奚人的骁勇善战,金统治者对奚人采取了积极争取的政策,此时金对奚人是利用多于防范。

1. 辽金战争中奚人的转向。

奚族由于与契丹族的风俗语言相同,和契丹是“异种同类”,而且奚人骁勇善战,这些都成为奚人获取政治地位的筹码,奚六部直接与契丹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合称为四大王府,是“大部族”。但这只是奚族上层人士所享有的待遇,底层民众则需要担负极为繁重的兵役,是辽的重要军事力量。在辽末,因为无法忍受辽的残暴统治,女真人完颜阿骨打于天庆四年(1114)九月起兵反辽。奚人在战争之初就被牵涉进来,几乎每场规模较大的金辽战役,奚人都参与其中,比如著名的宁江州之战,金兵“获奚、契丹甲马三千”,之后的出河店战役,辽朝“发契丹、奚军三千人,中京禁军及土豪二千人,诸路武勇一起迎战。”[1]119

之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认识到奚人等其他民族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为瓦解辽政权,改变起初的对战政策,开始对奚族等实行招降政策,在收国二年(1116)正月,金国颁布诏令:“如有奚、契丹等不投降或俘获者,不应降罪,各地应宜于居处。”这一政策很快收到成效。辽军在战争中出现败势之后,奚人开始转向。金国加大了招降力度,颁布了一系列的招抚政策,提高奚人的政治地位,奚人大批投金,大大削弱了辽国的军事力量。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奚人拒不投金,最有名的就是在1123年,辽奚王回离保脱离辽和金的双重压迫,建立的大奚国,这是奚族唯一建立的独立政权,这也反映了奚人复国独立的愿望。面对反抗的奚人,金代统治者采取了十分残暴的武力镇压。总之,在辽金战役中,奚人是辽国十分重要的军事力量,金朝统治者看重其骁勇善战,在对奚人的政策上招抚利用多于武力打击,而奚人在辽金之战中转向,也使得奚人在金代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促进了金朝初年的政权稳固[1]120。

2. 宋金战争中奚人的作用。

由于女真人数量并不是很庞大,常年的战争又急需大量兵源,所以金朝统治者巧妙地将奚人编入猛安谋克制来为自己服务。在宋金对战中,奚人凭借其骁勇善战,为金朝的攻城克敌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奚人也凭借自身的努力取得了金朝统治者的重视与信任。此时,金代统治者对奚人利用多与防范[1]121。在天会三年(1125),金朝统治者发动了对北宋的战争,兵分两路开始进攻北宋,其中,在东路的六部路军中,就包括奚人组成的猛安谋克,“败郭药师于白河,亦与有功”、“率所部先战,大军继之,大破其兵”等等,都是奚人在战争中骁勇善战的表现;之后,天会五年(1127),金兵再次发动对南宋的战争,金代军队中,奚人仍旧十分活跃,是其重要的军事力量[1]122。

二、金熙宗至海陵王时期奚人政治地位提升

在金代初年,由于战争不断,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及政策都不是十分健全,自金熙宗开始,战争形势稍微缓和,熙宗也开始推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放宽民族限制政策,在用人上面不拘一族,开始重用一些外族的有才之士,熙宗曾说:“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自今本国及诸色人,量才通用之。”熙宗在位期间,奚人逐渐进入金朝的政治统治中心,如萧宝为行台平章政事,伯德特离补初为工部郎中,后来又迁为大理卿,萧肄为参知政事,萧恭为兵部侍郎等[2]91。金熙宗之后,海陵王发动政变,杀了金熙宗夺取了皇位。很多女真人对靠宫廷政手法夺取王位的海陵王都有异议,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海陵王采取了一系列的武力镇压和政治政策。在海陵王武力镇压女真贵族、排除异己的过程中,奚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萧裕和萧玉都积极地帮助海陵王稳固政权,这使得海陵王对奚人更加重视。之后,海陵王采取一系列的政治策略和开明的民族政策,大量提拔重用外族人才,而奚人也在这一时期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并且发展到顶峰。在海陵王统治时期,金代出现两位奚人宰相,即萧裕和萧玉[2]92。

三、金代中后期奚人政治地位下降

在金熙宗至海陵王统治时期,奚人的政治地位得到快速提升,这得益于当时金朝统治者开明的民族政策以及奚人自身的努力。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契丹人起义反抗金朝统治,以及奚人宰相萧裕的政变,使得金朝的统治者开始迅速转变对奚人的政治策略,奚人的政治地位在金代中后期急剧下降。

1. 萧裕政变。

萧裕在宰相之位时,由于受海陵王的信任与重用,“威福在己,势倾朝廷”。即使在有人上奏海陵王对萧裕表示怨言或者说萧裕擅权,海陵王都表示不相信,但是为了堵住悠悠众口、防止众人再多猜疑,就将萧裕的弟弟萧佐和妹夫耶律辟离剌一起降职。而这些措施使萧裕极为惶恐,由于害怕海陵王猜忌嗜杀,他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起了反叛之心。为增加政变成功的筹码,他积极联系军事重臣,如西北路招讨使萧好胡和五院节度使耶律朗等。但是,由于萧好胡与耶律朗之间有过节,在萧裕派亲信去连接萧好胡的时候,萧好胡没有轻易下定结论,权衡利弊之后,捉拿了萧裕的亲信萧招哲并向海陵王告发萧裕叛变,海陵王初听此事,“甚惊愕,犹未能尽信”。萧裕政变的计划尚且在襁褓中就被迫夭折,之后海陵王亲自审问萧裕,萧裕就将其政变计划的全过程供认不讳,海陵王知道他叛变的原因后,想要留萧裕一条命,但是萧裕却不同意,声称:“臣子既犯如此罪逆,何面目见天下人,但愿绞死,以戒其余不忠者。”海陵王不得已,挥泪将萧裕斩杀,“尚书右丞相萧裕与前真定尹萧冯家奴、前御史中丞萧招折、博州同知遥设等谋反,伏诛,诏中外。”[3]39

萧裕的政变虽然没有实施,不过,这种反叛之心是统治者最为忌惮的。而且,在萧裕筹谋政变的整个过程中,参与的基本上都是奚人和契丹人,海陵王对萧裕也表现出宽容大度的态度,但是在政变之后,他开始采取极为严厉的手段,对奚人进行了大肆清洗,使奚人的政治地位受到严重的打击[3]40。

2. 移剌窝斡起义。

海陵王并不满足与金朝对峙的现状,企图一统天下,在正隆四年(1159),开始为战争做准备,大肆强制征兵,“调诸路猛安谋克军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丁多亦不许留侍。”这样残暴的政策,激起了其他民族强烈的不满。正隆五年(1160),西北路的契丹人首先发动了起义,反抗金朝统治者的残暴统治,引发各地人民的呼应,此次的起义声势浩大,覆盖了西北路、东北路的泰州、咸平府、济州北京大定府、临潢府等多个地区,严重威胁了金朝的统治。起义军一路北上,但在临潢附近的长泺被金兵打败,又在陷泉惨败,之后首领窝斡“收合散卒万余人,遂入奚部,以诸奚自益”。奚人纷纷参与到反抗金朝统治的队伍当中,奚人地区就成为窝斡起义军最后的根据地。之后,金世宗对起义军进行极为残酷的镇压,并逐渐平定了叛乱[3]41。

在移剌窝斡起义过程中,由于奚人的参加以及与契丹人的联合作战,使得金朝统治者改变了对奚人的态度与政策,开始从利用逐渐变为忌惮和防范,这些政策使得奚人的政治地位急剧下滑,奚人被排除在政治统治阶层中心之外。而这些政策的主要变化有:(1)解散了契丹人以及奚人的猛安谋克组织,将其编入女真人的猛安谋克,成为女真人的隶属。《金史》中有记载:“窝斡已平,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元管户口及从窝干作乱来降者,皆隶女真猛安谋克。”从中可以看出,金朝统治者对契丹人进行迁移,将其迁入女真人猛安谋克区域内。文中虽然没有提到奚族,但是,金朝很多时候会将奚人直接称之为契丹人,而这则诏令是针对整个叛乱团体的,定然包含了奚人在内。(2)对契丹人和奚人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如果说,在解散奚人猛安谋克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的话,那么,对奚人采取移民政策则充分确定了金朝统治者对奚人的态度和政策的改变。《金史》中关于金世宗对契丹和奚人的移民政策有记载说:“大石在夏国西北。昔窝斡为乱,契丹等响应,联释其罪,……反侧之心尤未已。若大石使人间诱,必生边患。遣使徙之,伸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长久之之策也。”之后“徙西北路契丹人尝与窝斡乱者上京、济、利等路安置。”而奚人也在大迁徙中,被大规模迁往咸平、临潢、泰州、大名、东平等地,杂居在女真人和汉人中间,开始了与其他民族同化的进程[3]42。

参考文献

[1]苑金铭.金代奚人的政治地位[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13(2).

[2]冯继钦.金代奚族初探[J].求是学刊,1986(2).

金代后妃的选纳范围与标准 篇7

一、选纳范围

据《金史·后妃传》和《金史·世戚传》记载, 金代对皇室的婚嫁制度有明确的规定, 所谓:“国朝故事, 皆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伦诸部部长之家, 世为姻婚, 娶后尚主”[1]1528, “天子娶后必于是, 公主下嫁必于是”[1]2629, 即所谓女真皇室完颜部, 与上述八部女真世家大族的政治性联姻。

1. 皇后选纳世婚制的婚配原则。

整个金代都基本保持着世婚这种习俗, 绝大多数皇后的婚姻都受到了世婚制的约束。金代虽然帝室婚姻依然遵守世婚的传统习俗, 但实际上已成为皇室与其他别部通过婚姻建立政治联盟的一种方式。徒单、唐括、蒲察、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伦、裴满等几部在金建立的过程中, 或起兵相助、或自动归附。在其建国后, 又四处征讨攻掠, 他们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金皇室为了表彰他们在艰苦的统一战争中的功劳, 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与他们建立固定的世代联姻的亲属关系。如金世宗为了拉拢徒单贞于是娶其女为儿媳妇, 《金史·后妃传》中记载:“世宗初即位, 贞为御史大夫, 自南京驰见。世宗喜谓之曰:‘卿虽废主腹心臣, 然未尝助彼为虐, 况卿家法可尚, 其以卿女为朕子妃。’”[1]1524此时婚姻的实质发生了变化,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通婚, 而是一种政治行为。有金一代, 只有个别皇帝突破了这个界限, 如宣宗晚期李氏姐妹受宠得以受封为皇后, 这主要是为了保持皇族血缘的传承, 有利于皇位的顺利继承。因为在皇位继承上, 总是尽可能地将庶子排除在外, 而以正妻所生嫡长子继承皇位。

2. 妃嫔及宫女的选纳无限制。

至于普通的嫔妃与宫人则没有任何关乎民族与出身的限制, 但凭最高统治者喜好而已。据《金史·后妃传》载:金章宗“元妃李氏师儿, 其家有罪, 没入宫籍监。父湘, 母王盻儿, 皆微贱。大定末, 以监户女子入宫。”[1]1527仅仅因为“宦者梁道誉师儿才美, 劝章宗纳之。”[1]1527又因为“章宗好文辞, 妃性慧黠, 能作字, 知文义, 尤善伺候颜色, 迎合旨意, 遂大爱幸。明昌四年, 封为昭容。明年, 进封淑妃”[1]1527。由上述引文可知李师儿, 身份为宫籍监户, 十份卑微, 而且还是汉族女子, 因其貌美聪慧而得宠, 甚至可以位及后宫皇妃中的最高等级受封为元妃。可见对妃嫔的选纳无明确范围。

二、选纳标准

关于选妃的标准和原则, 金皇室婚姻没有具体的选纳后妃的标准和原则见诸记载, 《金史·后妃传赞》曰:《周礼》“九嫔, 掌妇学之法,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我们不妨透过史料从以下几个方面钩沉出金代选妃标准的历史原貌。

1. 女德。

在“家天下”的古代社会, 对后妃品行的看重, 实际上是把选纳制度同维护皇室政权联系在了一起。遴选贤德睿智的后妃, 有助于辅佐皇帝执政, 作出重要的贡献。因而, 金帝王选择妃子在德行上大都遵循如下标准。

首先, 要宽容待人, 不嫉妒。这是从维护多妻制的目的出发, 认为妻子应该顺从夫意。据《金史·后妃传》载:“景祖昭肃皇后, 唐括氏, 帅水隈鸦村唐括部人, 讳多保真, 不妒忌, 阔略女工, 能辑睦宗族。”[1]1500另又据《金史·后妃传》中记载:“世宗昭德皇后。乌林荅氏, 后聪敏孝慈, 容仪整肃, 在父母家, 宗族皆敬重之。既归世宗, 事舅姑孝谨, 治家有叙, 甚得妇道。后不妒忌, 为世宗择后房, 广继嗣, 虽显宗生后而此心不移。后尝有疾, 世宗为视医药, 数日不离去。后曰:‘大王视妾过厚, 其知者以为视疾, 不知者必有专妒之嫌。’又曰:“妇道以正家为大, 第恐德薄, 无补内治, 安能效嫔妾所为, 惟欲己厚也。”[1]1520

其次, 为人果敢, 有智慧, 处事敏捷也是金人眼中的一种妇德。据《金史·后妃传》中记载:“昭祖威顺皇后徒单氏, 讳乌古论都葛, 活刺浑水敌鲁乡徒单部人。其父拔炭都鲁海。后性刚毅, 人莫敢以为室。献祖将为昭祖娶妇, 曰:此子勇断异常, 柔弱之女不可以为配。”[1]1499乃为昭祖娶焉。另据《金史·后妃传》中记载:“金世宗母李氏”居上京, 内治谨严, 臧获皆守规矩, 衣服饮食器皿无不精洁, 敦睦亲族, 周给贫乏, 宗室中甚敬之。后性明敏, 刚正有决, 容貌端整, 言不妄发。”[1]1518

最后, 家教严格, 谦顺平和。《金史·后妃传》载:显宗孝懿皇后, “性庄重寡言, 父母尝令总家事, 细大毕办, 诸男不及也。”“后素谦谨, 每畏其家世崇宠”[1]1524。当年被世宗皇帝选中为太子妃, 世宗称其“家法可尚”。徒单氏其人汉化程度颇高。《金史·后妃传》载:“后好《诗》、《书》, 尤喜《老》、《庄》, 学纯淡清懿, 造次必于礼。逮嫔御以和平, 其有生子而母亡者, 视之如己所生, 慈训无间。上时问安, 见事有未当者, 必加之严诫云。”[1]1525再有, 据《金史·后妃传》载:章宗钦怀皇后蒲察氏其人“后性淑明, 风仪粹穆, 知读书为文”[1]1527。

2. 贞洁。

唐宋以来汉族对妇女贞洁的要求越来越高, 金人也明令妇女要守贞洁, 据《金史·后妃传》记载:“柔妃弥勒, 姓耶律氏。天德二年, 使礼部侍郎萧拱取之于汴。过燕京, 拱父仲恭为燕京留守, 见弥勒身形非若处女者, 叹曰:‘上必以疑杀拱矣。’及入宫, 果非处女, 明日遣出宫。海陵心疑萧拱, 竟致之死。弥勒出宫数月, 复召入, 封为充媛, 封其母张氏莘国夫人, 伯母兰陵郡君, 萧氏为巩国夫人。萧拱妻择特懒, 弥勒女兄也。海陵既夺文妻石哥, 却以择特懒妻文。既而诡以弥勒之召, 召择特懒入宫, 乱之。其后, 弥勒进封柔妃云。”[1]1511由此可知海陵王就因为美女耶律弥勒入宫前失身, 而杀了护卫她进宫的迪辇阿没, 且将迪辇阿没的妻子召入宫里加以奸淫, 以此来报复泄恨。

但同时, 如果根据以上史实简单地认为, 金代社会对其婚嫁妇女要求保持绝对贞洁, 那么这个标准则无法解释其收继婚和抢劫婚的盛行。实际上, 金后妃的贞洁标准在建国前后有所变化。

女真先世自汉、魏以来, 已进入父系社会, 但还保留有母系氏族社会的婚姻遗俗。《通典》卷一八六《边防二·挹娄篇》记载:“将嫁娶, 男以毛羽插女头, 女和则持归, 然后致礼聘之。妇贞而女淫。”[2]5022《魏书》卷一○○《勿吉》记载, “女和则持归, 然后致礼以聘之”[3]2219, 具有母系氏族社会群婚的性质。“妇贞而女淫”, 则具有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过渡性质。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 一方面反映在生身父亲对子女的确认上, 要求妇女在婚后保持贞操, 但由于母系氏族制的长期存在, 还不能完全摆脱母系社会群婚的影响, 没有完全禁止女子婚前的性自由。另一方面反映在夫妻居住地的问题上, 男子把妻子娶到自己氏族中来。因而, 它有别于汉族理学观念中的从一而终的信条, 其所谓贞洁, 更多是要求妇女在婚姻中对现任丈夫的忠贞, 要求少女在婚前应该守身如玉, 这种贞洁观念并不是出自于女真民族汉化的结果, 而是来源于对自身私有财产的保护。在金人看来, 妻子同奴仆一样是属于丈夫的私有财产, 而之所以要求她们贞洁, 是认为她们的不贞玷污了男性自身的私有财产。

在金建国之后, 根据女真人的传统, 一般来说当兄长去世后, 其弟可以续纳其嫂。受政治利益的驱使、家族财产的保护、子孙繁衍生息、民族生存的需要, 使得女真人在婚嫁方面的伦理道德要求远不及中原汉族严格。在金海陵王之前的帝室婚姻中, 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各种同辈婚配, 错辈婚配均存在。例如《金史·后妃传》记载:“修仪高氏, 秉德弟糺里妻也。海陵杀诸宗室, 释其妇女。宗本子莎鲁刺妻、宗固子胡里刺妻、胡失来妻及糺里妻, 皆欲纳之宫中, 讽宰相奏请行之。”[1]1512虽然此举朝中大臣有所异议, 但最终还是遂了海陵王心愿。“未几, 封高氏为修仪, 加其父高耶鲁瓦辅国上将军, 母完颜氏封密国夫人。”[1]1512当然, 金世宗之后, 这种情况逐渐减少, 尤其是错辈婚配的现象几乎没有。这种情况, 一方面可能是受到汉族伦理等级观念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时后妃的选择范围逐渐扩大, 后妃人选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所导致的。

3. 容貌。

历朝历代帝王选择后宫女子都看重姿色容貌, 这一方面是为了后代繁衍遗传的需要, 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声色追求, 所以金代帝王也大多对后妃容貌有所限定。如《金史·后妃传》:“宣宗皇后王氏, 中都人, 明惠皇后妹也。”“初, 宣宗封翼王, 章宗诏诸王求民家子, 以广继嗣。是时, 后与庞氏偕入王邸, 及见后姊有姿色, 又纳之。贞祐元年九月, 封后为元妃, 姊为淑妃, 庞氏为真妃。”[1]1532

4. 易子嗣。

皇位的基础在于继承人, 我国古代王位继承走过了兄终弟及制, 最终确立了父死子继, 嫡长子继承制, 这就使得帝王婚姻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广嗣。在帝王无子、皇室血统即将中断的特殊情况下, 帝王选择婚姻对象时就顾不上所谓门第, 出身, 美貌, 才德等诸多条件, 为了得到龙种, 不得不降低条件以求广嗣得到继承人。

史载章宗在位时, 曾命“诸王求民家子, 以广继嗣”[1]1532, 微贱的汉族女子进入宫廷, 地位显赫, 其家族也随之显贵起来。于是乎有了昔日微贱的汉人“头巾王, 过道史, 白酒庞”的女儿被选入宫中, 当了翼王 (宣宗) 完颜珣的妃子。及见王妃姊貌美, “有姿色”, 也被纳入府邸。宣宗即位后, 王氏封为元妃, 姊为淑妃, 庞氏为真妃, 史氏为丽妃。贞祐二年 (1214) , 宣宗赐姓元妃王氏为温敦氏, 赐予女真姓氏后, 便名正言顺地封元妃王氏为皇后, 姊淑妃封为元妃。王氏父祖封为国公、夫人。哀宗即位后, 尊其生母元妃王氏与嫡母王后为两宫皇太后。生母王氏死后, 又尊谥为明惠皇后。据载这位明惠皇后在哀宗立皇太子后, “有过尚切责之, 及即位, 始免檟楚。”[1]1534亦算是一位较重视皇子教育的后妃。

综上所述, 金海陵王之前, 对后妃人选的贞洁和伦理辈分要求比较宽松。但到金世宗以后, 对后妃人选的贞洁和伦理要求逐渐严格起来, 并逐渐向汉族的选纳标准靠拢。我们根据史书对后妃选纳方面的记载来看, 对于后妃德、容兼备的要求还是始终一致的, 因为它们不仅符合其他朝代选纳后妃的要求, 更是民间百姓娶妻求妇的基本准则。金时虽然没有系统严密的后妃选纳制度, 但是传统的民族风俗以及婚姻习俗对其婚姻的影响, 现实社会中各种利益的驱动以及社会政治军事环境的不断变化的影响, 使得金代后妃的选纳制度并非一成不变。

参考文献

[1]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2]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4.

金代文化研究 篇8

(乾道六年) 八月戊午, 渡淮, 虏遣尚书兵部郎中田彦皋、行侍御史完颜德温为接伴使副, 皆带银牌。虏法, 出使者必带牌, 有金、银木之别。上有女真书“准敕急递”字及阿骨打花押宣差者。所至视三品, 朝旨差者视五品[1]11。

此段文字中存在两处关键性标点错误:一是“有金、银木之别”, 应为“有金、银、木之别”;二是“上有女真书‘准敕急递’字及阿骨打花押宣差者。所至视三品, 朝旨差者视五品”, 应为“上有女真书‘准敕急递’字及阿骨打花押。宣差者所至视三品, 朝旨差者视五品”。第1处标点之误, 张红梅《<范成大笔记六种>校点商榷》一文业已指出:

“有金、银木之别”应标点为“有金、银、木之别”。由文意可推知, 牌可分三种:金牌、银牌和木牌。点校本的标点造成两种歧义:一种是牌分金牌和银木牌;一种是牌分金木牌和银木牌。而据北大古代汉语语料库搜索的结果来看, 古汉语中没有出现"银木牌"这种说法。此处标点疑不妥。[2]469

张文对此处标点"疑不妥"是正确的, 但其以北大古代汉语语料库搜索结果为佐证的方法, 却未尽善。这个语料库所收语料原不完备, 只能以之证明"有", 绝难以之证明"无"。事实上, 此处标点错误, 更宜从金代的符牌制度方面直接加以勘正与说明。符牌是古代皇帝或朝廷传达命令、调动军马的凭证。"符牌制度完善于唐, 盛行于宋、辽、金、元各代, 相袭沿用, 成为国家重要典章制度之一。"唐代用鱼符、木契符和传信符牌, "辽金诸代的符牌就是以唐代的符牌为模式, 加以改进后制定的"。[3]24辽代用金鱼符调发军马, 用银牌发驿遣使, 却未见有关金牌的记载。金代则金、银、木牌并用, 但随着社会组织形态与政治格局的变迁, 符牌制度变化频繁, 《金史》卷五十八"百官志四"曰:

初, 穆宗之前, 诸部长各刻信牌, 交互驰驿, 讯事扰人。太祖献议, 自非穆宗之命, 擅制牌号者置重法。自是, 号令始一。收国二年九月始制金牌, 后有银牌、木牌之制, 盖金牌以授万户, 银牌以授猛安, 木牌则谋克、蒲辇所佩者也。故国初与空名宣头付军帅, 以为功赏。

递牌, 即国初之信牌也, 至皇统五年三月, 复更造金银牌, 其制皆不传。大定二十九年, 制绿油红字者, 尚书省文字省递用之。朱漆金字者, 勅递用之。并左右司掌之, 有合递文字, 则牌送各部, 付马铺转递, 日行二百五十里。如台部别奉圣旨文字, 亦给如上制。[4]1335

这段文字既勾勒了金代符牌制度建立与沿革的大致过程, 又说明了不同历史时期符牌的使用范围及功能。

1、穆宗盈歌 (1094-1103年在位) 时期。

采纳太祖建议, 改变“诸部长各刻信牌”的混乱状态, 禁止“擅制牌号”, 统一号令。《金史》卷一“世纪”记载与此略同, 卷二《太祖本纪》则明确此事发生在“穆宗末年”[5]21。盈歌在位的十年, 正是完颜部统一各部族、形成以女真族为核心的强大的军事部落联盟的时期, 克服与战胜部落联盟内部的不统一因素显得至为紧要。他接受太祖建议统一信牌, 正是这种背景下的明智举措。

2、太祖阿骨打 (1113-1122年在位, 1115年称帝, 改国号为金) 与太宗完颜晟 (1123-1134年在位) 时期。

收国二年 (1116年) 九月, “始制金牌”, 最终形成金、银、木牌并用的信牌制度。关于此事, 《太祖本纪》仅著“始制金牌”四字[6]30, 而“关于银牌、木牌的制定, 文中只有‘后又’字样, 时期不详”。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其《金代女真研究》书中, 为考证金代兵制中蒲里衍 (即蒲辇, 谋克的副手) 出现的时间, 引用了《金史》卷六十六《胡十门传》中的一段话:

后攻保州, 辽将以舟师遁。胡十门邀击败之, 降其士卒, 赏赐甚厚, 以为曷苏馆七部勃堇。给银牌一, 木牌三, 天辅二年卒。

据其考证, “胡十门等攻击保州, 是在收国二年八月。他因这次战功任曷苏馆七部勃堇, 同时领到银牌一、木牌三。这次行赏决不会离他立功时间很远, 当在收国二年中、天辅元年初”[7]394;且他死于天辅二年 (1118年) , 那么所谓“后又”, 不会晚于这一年。

阿骨打袭位之初, 女真军事部落联盟行将发展到尽头, 他的使命是顺应形势, 将这个联盟组织改造为一个新的统治机构———国家。将原来作为军事组织形式的猛安、谋克改变成地方行政组织, 就是他嗣位后进行的系列社会改革之一。《金史》卷四十四“兵志”:“猛安者, 千夫长也。谋克者, 百夫长也。”[8]992阿骨打“命三百户为谋克, 十谋克为猛安, 一如郡县置吏之法”[9]2757, 把领兵的千夫长、百夫长改封为地方领地、领户之长, 并按级别高低分别授以不同质地的信牌, 这种信牌类似唐代“以明贵贱”的随身鱼符[10]525。

与此同时, 反抗和摆脱辽朝对本族的奴役以及向本族外部寻求发展的形势, 决定了征战是贯穿太祖、太宗朝的主题。这一时期, 信牌也与空名宣头一起由皇帝授予主帅, 用以奖励战场上立功的将校, 如太宗“以宗翰、宗望总戎事”[11]66, “ (天会元年) 十月壬辰, 诏以空名宣头百道给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 曰:'今寄尔以方面, 如当迁授, 必待奏请, 恐致稽滞, 其以便宜从事。”“二年 (1124年) 春正月……甲寅, 以空名宣头五十、银牌十给宗望”。[12]48

这一时期, 部分金、银牌亦授予对外交往的使节。《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引《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金) 每遇迎送我使, 则自彼国给银牌”[13]143。徽宗宣和七年 (1125年) , 许亢宗奉使出贺吴乞买嗣位, 时距太祖收国二年颁制金银牌相隔九年, 他所见到的金朝接伴使者佩带的银牌, 即是收国二年颁制的。

3、熙宗完颜亶 (1135-1150年在位) 时期。

皇统五年 (1145年) 三月, 重新制定金、银牌制度, 不称“信牌”而称“递牌”。《金史·熙宗本纪》不载此事。金代历史发展到熙宗朝, 真正进入一个改革的时期。伴随着疆域的扩大, 人口的大规模移居华北地区, 生产形式由游牧转向农耕;金与南宋的关系已由原来的南下侵战转变为南北对峙, 国家形势由战时转向和平, 对内的改革整顿成为施政重点。《金史》卷四十四“兵志”记载:“熙宗皇统五年, 又罢辽东汉人、渤海猛安谋克承袭之制, 浸移兵柄于国人。”[14]993太祖、太宗以信牌授猛安、谋克, 而熙宗时“猛安、谋克制突然有了值得注目的变革”[15]151, 废除了汉人和渤海人猛安、谋克, 信牌“主要用以区别官员等级, 并用以赏赐有军功的将帅”的历史功能也逐渐淡化, 因此“皇统五年三月, 复更造金银牌”, “主要用于发驿遣使”[16]229, 名之为“递牌”, 并且牌上文字由契丹文改为新创造的女真文。

4、章宗完颜璟 (1189-1208年在位) 时期。

《金史·百官志》记载的“大定二十九年 (1189年) ”对递牌文字颜色所作的区分与规定, 实非一代名主金世宗完颜雍所为, 而是出于刚刚即位的章宗。“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 世宗崩”[17]208, 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己巳, 初制转递文字法”[18]212, 即指此而言。“绿油红字”或“朱漆金字”皆写在木制递牌上, 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后金时期。

范成大奉遣使金, 时在宋孝宗乾道六年 (1170年) , 在金为世宗大定十年。他所见到的接伴使副所带银牌上有女真书“准敕急递”字样, 则不可能是熙宗皇统五年之前的契丹文符牌, 因而他所提到的“虏法”, 或为熙宗皇统五年的递牌制度。熙宗死于海陵发动的宫廷政变, 海陵在位期间, 对熙宗朝制度有延续也有改动, 然《海陵王本纪》中没有关于符牌制度的记载。到元代至正三年 (1343年) 开局编修《金史》时, 金熙宗皇统五年所造女真字金、银牌已是“其制皆不传”, 说明当时编史所依据的各种文字材料中也无此类金、银牌的明确记载, 《揽辔录》所载文字及阿骨打花押, 成为研究金代递牌制度的重要材料。

《揽辔录》点校中的第二处标点错误, 涉及“宣差”与“朝旨差”两种差遣形式。宣差是帝王派遣的使者, 朝旨差则指虽带有圣旨出差、却未受帝王亲自宣召差遣之人。宣差必帝王亲信之人方能任之, 故品级高于朝旨差。《范成大笔记六种》附录《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涉及<揽辔录>的有关文字十二则》中第六则云:“绍兴三十年八月。金主亮令吏部侍郎高怀正等十五人, 分路带银牌而出, 号曰宣差签军使”[19]26, 即指“宣差”而言。故《揽辔录》标点“上有女真书‘准敕急递’字及阿骨打花押宣差者。所至视三品, 朝旨差者视五品”, 应为“上有女真书‘准敕急递’字及阿骨打花押。宣差者所至视三品, 朝旨差者视五品”。前一句承接金代符牌形制而言, 后二句分别说明两种差遣对应的品级。符牌上只有“准敕急递”四个女真文字及阿骨打花押, 并不注明“宣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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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金代墓葬概述 篇9

[提要]北京地区金代墓葬的形制主要有砖石混筑墓、土圹石椁墓、土圹砖室墓以及土坑墓等四大类型，其中以砖室墓和石椁墓的数量居多，前者以圆形为主，后者以长方形居多。圆形单室砖墓是金代前期主要的墓葬形制，到了金代中期贞元、正隆、大定年间，石椁墓成为主流，且墓主大多是女真贵族。土坑墓发现数量较少，在金代初年至中晚期一直存在。

一、发现、发掘概况

北京地区金代墓葬的发掘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间，北京地区发现的金代墓葬有9处约10余座，大多是小型土坑墓、也有少数石棺墓和砖石墓。例如石景山区庞村发现的一座砖石墓，顶部用碎石砌成，内顶绘有祥云、仙鹤壁画。随葬品主要是一些陶罐，还有宋金时代的铜钱等。葬式多为火葬，如天坛金墓、百万庄金墓、北京大学院内金代石棺墓、西郊西福村金墓等。此外还有海淀区三家店金墓、碣石村金墓、张汝猷墓以及房山赵珪金墓等。

1966年至1984年是北京市考古工作的缓慢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发现的金代墓葬计19处30余座，其中以石椁(或石棺)墓占多数，葬式有火葬，也有土葬。如1971年初，周口店镇坟山村曾出土6具石棺，随葬品中有1件鎏金银面具。1973年初，先农坛东部育才学校内发现1座金代火葬墓，土圹竖穴，葬具为长方形石棺。1974年12月，房山县长沟峪发现一处族葬墓，5座石椁墓组成十字形，3座东西向，2座南北向；主墓土葬，有木棺，其余有2座为土葬。该墓群后来证实为坤厚陵。1975年8月，北京市通县三间房村西发现两座金代长方形石椁墓，墓主为石宗璧夫妇，也为火葬。1978年，门头沟区仰山栖隐寺塔院内发现窝鲁欢墓，为石椁木棺墓。1978年冬，在金陵主陵区内的陪葬墓中出土1件宋代三彩琉璃枕，枕面绘“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案。1979年，海淀区香山娘娘府发现蒲察胡沙墓，为石棺墓。此外，上世纪70年代于房山区石楼村发现金章宗时期杨瀛家族墓地，存留有石人、石马、石羊、石虎等石象生。1980年5月～1981年9月，丰台区王佐公社发现乌古论窝论墓以及乌古论元忠夫妇合葬墓。1984年，平谷县金属材料公司施工中发现金代石椁墓，出土一批丰富的随葬品。此外，还发现有石景山吴前鉴墓、海淀半截塔金墓、通州台湖金墓、崇文区花椒树金墓和郭庄金墓、大兴梁家务金墓以及房山南关金墓等。

随着198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成立，北京的考古工作进入了理性思维阶段，北京市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带着课题发掘的考古工地，基建考古也全面铺开。构成巨大的基建网络。这一时期发掘的金代墓葬共约16处20座，多为砖室墓，也有石椁墓。1985年4月，海淀区南辛庄陈贵宅院内发现一座石椁墓。1990年11月，门头沟区大峪育新小学建筑工地揭露一座金代墓葬，为圆形单室砖墓，墓门、墙为砖雕仿木结构。1993年5月中旬，永定镇建厂施工中发掘3座金代穹窿顶砖室墓，由北向南错落排列。1993年8月27日，在通州城帅府园胡同发现石棺一具，东西向，由6块粗凿青石板拼成，据铭文可知，石棺内墓主为保义校尉酒院使商仲良㈣。1994年，房山坨里乡沙窝村发现一座金代墓葬，因早年被盗，墓中遗骸和随葬品遗失，仅出土一具石棺、一方墓志和“大定通宝”、“咸平元宝”铜钱各一枚。此外，还发现有西城积水潭金墓、通州史氏墓、海淀金山金墓、门头沟龙泉镇金墓和何各庄金墓、大兴梁家务金墓、房山班墓以及延庆三里河金墓等。

进入新世纪以来，配合基建的考古发掘项目越来越多，可谓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金代考古最重要的内容是金陵遗址的发掘，主要发掘了金太祖阿骨打的睿陵，以及附近可能是陪葬墓的5座长方形石圹墓，详细情况见《北京金代皇陵》一书，此不赘述。其他金代墓葬的发掘共约11处32座。墓葬种类较多，内容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是石景山和延庆的两处壁画墓、大兴亦庄一批土坑墓，以及石景山一处家族石椁墓的发掘。2002年3月，在北京西郊石景山区八角村附近发现一座金代早期砖砌壁画墓，出土赵励墓志一合；其西南侧3米处发掘一座形制相同的金墓，墓主人可能为赵氏家族成员。2005年4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发掘清理了延庆县张山营晏家堡村北部时尚纺织品有限公司金代壁画墓，该墓为青砖砌制的圆形单室墓。2003～200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大兴亦庄经济开发区发掘9座金代墓葬，其中竖穴土坑墓7座，单室砖墓2座。2007年8—9月，为配合石景山区银河商务二期工程的建设施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在其占地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金代墓葬10座。这是一处金代家族墓，均为竖穴土圹石椁墓，除1座已被破坏外，其余9座均为火葬墓。其他还有两处金墓较为重要：2000年11月14日，配合广安大街工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磁器口路西北侧一座金代石椁墓进行了清理，墓主为吕恭，官至修武校尉，死于大定元年至大定七年之间。2002年4月21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大兴区西红门镇小营村清理了一座金代圆形单室砖壁画墓。另外，2007年1—3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密云县大唐庄发掘金代墓葬3座。

近几年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又发现一批新的辽金时期墓葬。如2004年4～5月，海淀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分别发掘辽金墓葬3座；2006年4月，石景山射击场工程发掘辽金墓葬4座；2006年12月一2007年1月，昌平南邵镇张营遗址发掘金代墓葬1座；2007年12月～2008年1月，丰台王佐遗址发掘辽金时期墓葬1座；2008年，密云第七中学发掘辽金墓葬24座，密云唐庄小学发掘辽金墓葬3座。

二、墓葬形制简析

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金代墓葬形制主要可分为土圹砖室墓、砖石混筑墓、土圹石椁墓以及土坑墓四大类型，其中以石椁墓和砖室墓的数量为多，前者以长方形为主，后者以圆形居多。较为特殊的墓例有金陵2002FJLM6的石圹石椁墓、2002FJLN9的仿木构石室墓，以及石景山鲁谷的双重石椁墓。

至于金代墓葬的分期，学者有过很多研究。此处根据北京地区金代墓葬的特点，从刘晓东先生的观点，分为三期：早期为金朝建国到海陵王迁都以前，即1115年至1152年；中期为海陵王贞元迁都到明昌以前，即1153年至1189年；晚期为明昌以后至金亡，即1190年至1234年。这些墓葬中，占比例较大的砖室墓和石椁墓都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其中砖室墓年代多在辽末金初，晚期有少量发现；石椁墓在金代中期达到高潮，晚期也有延续；土坑墓发现较少，目前发现的大兴亦庄一批土坑墓年代大致在金代中期及以后。

(一)砖室墓

砖室墓以圆形单室为主，仅见一例八角形砖室墓，目前发现均为南北向火葬墓。此

外，还发现少数几座方形或长方形砖室墓，其中一座为土葬，其他几座葬式不详。砖室墓葬具多数有长方形或圆形棺床，既有土棺床，如天坛公园金墓，也有砖砌棺床，如门头沟大峪育新小学金墓、石景山八角村M1等。

圆形单室砖墓一般是砖筑墓室砌在土坑内，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顶部多为穹窿顶，底部有的铺砖，放置棺床。根据残留棺板以及板灰等推测，葬具有木棺、木匣，前者如大兴小营金墓，后者如崇文区天坛公园金墓等。仅有石景山八角村一例可能为瓮棺葬，该墓虽为圆形单室墓，但是圆形墓壁却被6根砖砌的内凸立柱分成了6格，与六角形墓葬颇为相似，可能代表了“六合”的意义，6格中除正南被封门洞立砖占去外，顺时针方向排列有侍寝图、备茶图、备宴图、散乐图、侍洗图等精美壁画。圆形砖室墓的葬式多为火葬。

八角形砖室墓仅在延庆张山营晏家堡村发现一例。该墓为青砖砌制，通长12.3米，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等组成。甬道位于墓室南侧，平面长方形，顶部券砖，东西两壁用白灰粉墙，分别绘有壁画。内用铺地砖，青砖南北向错缝平铺。墓室位于甬道北侧，底部平面为八角形，四周砖雕斗拱立柱，斗拱之上为穹窿顶，墓顶粉白灰，上零星点缀红花。墓室四壁用青砖加泥砌制。室内铺地砖，与甬道相同。室内未见骨架和葬具，只在填土中发现烧骨，应是采用火葬方式。墓志盖发现于墓室西南部，背面朝上，覆斗形，中间阴刻“故吕夫人墓志”，四边刻人身兽头的十二属相，四角为云纹图案。墓室内壁原绘有壁画，现甬道及慕壁残存4幅壁画，分别描绘出行仪仗、侍女、鼓乐等内容。这些壁画与室内砖雕融为一体，反映出金代绘画和建筑的高超技艺，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物是研究金代服饰和装束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长方形或方形单室砖墓发现较少，目前资料仅有4例。以大兴亦庄X42号地M12为例，该墓为长方形单室砖墓，墓阿355°，砖室长2.1米，宽0.56米，南北两壁用残砖拼砌，其余被破坏。墓室西部有一生土二层台，宽1.14米，高0.14米。墓室西南角内散落有胫骨、髋骨、股骨等。

(二)砖石混筑墓

砖石混筑墓发现不多，仅见6例，分别为砖石混筑和砖圹石盖两种形制，均为火葬。

砖石混筑墓目前仅发现门头沟永定镇金墓M2一例。该墓坐北朝南，平面呈圆形，穹窿顶。墓室南壁有墓门，墓壁高约40厘米，最下一层平铺灰砖作为基础，之上用不规则自然石块垒砌。墓门两侧用灰砖平铺砌成。墓顶的收口为不规则的七角形，用四块整砖四角相对封口。墓室的西侧壁上有用一块整砖砍磨成的影作灯檠，其台面凿成直径5厘米的圆形凹坑，以便于放灯盏。推测东壁应有与西壁对称的灯檠设施。墓室后半部为半圆形棺床，东北边缘处有一个灰绿色鸡腿瓶。棺床上未发现人骨，墓门内侧墓底发现一堆未完全烧透的骨渣和肢骨残块，应为火葬墓。

砖圹石盖墓发现较少，如丰台王佐M2，为东西向，砖圹长方形，长3.1米，宽1.92米，由沟纹砖错缝砌成，上盖青石板。圹内置木棺，上有可辨红漆片，棺内有火化骨块。

(三)石椁墓

石椁墓在北京地区的金代墓葬中占主流地位，年代主要在金代中晚期，墓主多为女真贵族。除金陵2002FJLM6为石圹石椁墓外，其余均为土圹石椁墓。

金陵2002FJLM6，地宫内共瘗葬4具石椁，M6—1、2为两具青石素面椁，南北向放置于地宫西侧；M6—3、4为汉白玉玉雕凤纹、龙纹石椁，东西向放置于地宫中部偏北。M6—1、2石椁分别由6块青石板拼合而成，分椁盖、四面椁壁和椁底。M6—3平面呈长方形，通长2.48米，高1.52米，宽1.2米，由椁盖、椁身组成，均为整石雕凿而成。椁盖为长方盝形录顶式，中间雕双凤纹，四角雕卷云纹，盝顶四坡刻云纹。椁身东西长2.48米，南北宽1.2米，高1.06米。椁外四周均以松香匝敷，上部致密坚硬，下部松香内填塞大小不等的石块，可起到防腐、防盗的作用。椁内壁均有先以墨线勾绘再阴线刻的纹饰，并描金粉。前、后挡板雕刻团凤纹和卷云纹，南北两壁皆为双凤纹、卷云纹，部分尚可见金线痕迹。石椁内放置长方形木棺一具，长2.1米，宽0.75～0.78米，高0.68米，可能因漂移而偏于一侧。木棺外髹红漆，漆外饰银片鎏金錾刻凤鸟纹。棺内出土头骨及散乱的肢骨，随葬有金丝凤冠1件，雕凤鸟纹玉饰件，以及10枚金丝花饰。M6—4位于M6—3稍南，残留底部及部分椁盖和东椁板。椁盖长方形盝顶式，残长1.1米，宽1.55米，厚0.6米。外部剔刻团龙纹，盝顶坡面剔刻缠枝花纹。东椁板高1.22米，宽1.52—1.54米，厚0.22米。椁板外壁敷松香，并有火烧痕迹。椁壁正面易4刻团龙流云纹，描金，内壁有墨线朱红地彩画。其余三面椁板已无存。椁内木棺已被毁，残留木棺痕迹长2.1米，宽1米。未见任何随葬器物，仅在石椁上层东南角填土内发现被扰乱的残头骨1具。

土圹石椁墓又可根据葬具分为石椁木棺(木匣)墓、石椁石棺墓和双重石椁墓三类。

石椁木棺(木匣)墓，如通县三间房M1，椁室南北向，石椁以6块带榫卯的青石板构成，长1.78米，宽1.10米，高1.06米，呈长方形。椁石厚度不等，最薄6厘米，最厚14厘米，内侧用剁斧加工成斗方形花纹，石椁合榫接缝均白灰勾抹。志盖平放于石椁盖上面，志石立于石椁内南壁西侧。椁内有骨灰痕迹，系火葬墓。M2结构与M1基本相同。椁底四角各置鹅卵石一枚，正中有板灰痕迹及毡毯残片，系木质骨灰盒及其朽毁的袱套，长约1.4米，宽约0.8米。板灰上有瓷盘、瓷罐、铜钱、鹅卵石等遗物。骨灰已散于椁底，上下都撒过铜钱，且在骨灰内发现经火焚变形的银簪金饰等。

石椁石棺墓，如丰台乌古论元忠夫妇合葬墓，东西向，长方形。石椁四壁各由两块汉白玉石板构成。墓葬四角用汉白玉凿成“厂”形石柱卡住分别置于两侧的椁板，椁内可见四角直立的长方形石柱。石棺位于石椁内靠南处，长方形，素面，四壁榫卯结构，六面各由一块汉白玉板构成，由汉白玉石棺床架起，高约0.2米，棺内有火化骨灰碎块。

双重石椁墓，如石景山鲁谷金墓M35，其外椁由5块青石板组成，未见底板，椁壁以榫卯结构相连接；内椁的椁盖为覆斗形，椁身由一整块青石凿成，素面。椁内上层放置一块长方形织物，织物下是经火化的骨灰和木炭，其周围有木板灰和漆痕，推测是用于盛放骨灰的木棺。骨灰下面放置有铜钱，南侧随葬5件形制相同的双系白釉瓷罐和1件八棱双系青釉瓶。椁内底部东侧有一块鹅卵石。墓志1合，青石质，出土时放置于外椁盖上方。

综上，北京地区石椁墓在金代墓葬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大多由6块石板即四壁立砌4块、底和盖各1块构成，这应是普通贵族阶层的石椁墓。品阶较高的女真权贵的椁室则由8块或10块石板，即四壁立砌4块，底和盖各2块或3块构成。石料一般是青石，也有

规格较高的汉白玉石质的，如乌古论元忠夫妇合葬墓。石椁墓的墓向除了坤后陵墓群中的2座呈南北向外，其余均为东西向。葬式上既有土葬，也有火葬。

石椁墓的年代多为金代中晚期，墓主以女真贵族居多。如乌古论窝论加赠金紫光禄大夫、驸马都尉，其妻为太祖第二女毕国公主；其子乌古论元忠官至尚书右丞相、驸马都尉、任国公，其妻为世宗长女鲁国大长公主。另有墓主为汉族，其妻为女真贵族的，如北京通县三间房M1墓主人石宗璧，曾官定威将军，正五品；M2为其妻墓，志文载“公聚纥石烈氏，封武威县君”，系金朝统治阶层的重要氏族之一。此外，还有房山沙窝村“忠显校尉班”墓、崇文区磁器口“修武校尉吕恭”墓等。不详族属和官品的还有先农坛一座金墓，从墓中随葬众多的“大定通宝”铜钱和灰绿釉鸡腿瓶推测，墓主可能是女真贵族。

北京地区女真贵族石椁墓中，除保留随葬金、银、玉器等传统习俗外，受汉、契丹等族的影响，墓中还随葬有鸡腿瓶、铜镜、铜钱等遗物。而汉族官员石椁墓中大多以随葬陶瓷器、铜镜、铜钱等为主，所葬瓷器多为定窑产品，胎薄釉亮，刻花精细，器形别致，堪称佳品，此外，还随葬有小铜刀、陶砚、骨梳、剪刀等生活用具。值得一提的是，通县三间房石宗璧墓以及通县帅府胡同“保义校尉商仲良”墓中都随葬有较多的陶质明器，有盆、锅、釜、鼎、灶、铛等配套用具，很具有地方特色。另外，在丰台王佐M1和通县三间房M2即石宗璧妻纥石烈氏墓中均在石椁四角各置一鹅卵石，且纥石烈氏墓所葬木匣内发现有毡毯衬套，这些显然都很具有女真葬俗特点。

(四)土坑墓

以往北京地区发现的金代土坑墓仅据文物普查材料有少数几例，资料不详备，近年在大兴亦庄发掘的一批土坑墓补充了新材料。

大兴亦庄出土的9座墓葬中有7座为土坑墓，形制基本为长方形竖穴，仅1例梯形，1例不规则形。墓穴均较浅，不足1米，最浅的只有0.2米。均有木棺，呈长方形或梯形，尸骨葬；有单棺，也有双棺。随葬品简单，仅有一两件瓷器或铜钱等。出土的“大定通宝”铜钱大致界定了墓葬的上限可能在金代中期以后。一些发饰如铜簪、铜钗的出土，说明墓主的性别更倾向于女性。X42号地M8、M15、M16等表现出迁葬或二次葬的痕迹，这些葬俗在金代也是很普遍的。此外，这批墓葬保留了很多汉人的丧葬特点，比如南北向、木棺、土葬等，初步推测这批墓葬为金代中期及以后的汉人平民墓葬。

三、一点认识

金朝对北京地区的管辖自金海陵王完颜亮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燕京、改称中都为始，至金宣宗贞祜三年(1215年)中都被蒙古占领，凡60余年。这期间北京地区的金代考古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仅发现了皇陵，还发现了大量的女真贵族墓葬，时代多在大定年间以后，与辽代北京地区很少发现契丹人墓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真族政治中心向北京的转移。

金代的北京地区仍然以汉人为主，但是前期和中后期的民族构成有较大的变化。金代前期的民族构成主要是对辽代的延续，女真人较少，向中原的迁徙主要有两次，分别在金太宗天会年间和金熙宗皇统初年。但是，女真上层贵族的迁徙是随着金帝完颜亮迁都燕京开始的，完颜亮“征调四方之民以实京师”，金中都因而成为北方各族人民汇聚之地和统治半个中国的政治中心。到中晚期，以宗室贵族和高级官吏为主的女真人成批迁入中原，并有通婚现象，与汉人的融合进一步深化。

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金代北京地区的墓葬特点在前期和中后期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变化。圆形单室砖墓是前期最主要的墓葬形制。这种墓葬形制是辽代乃至北朝以来北方民族丧葬文化的一种延续，在唐代、辽代都有较为复杂的表现，如有六角、八角等多边形以及双室砖砌墓，而金代前期则只有较为单一的圆形，仅在延庆张山营发现一例八角形单室砖墓。到了中期的贞元、正隆、大定年间，土圹石椁墓成为主流，且墓主大多是女真贵族，石椁的制作也较为考究，身份地位高的则采用了汉白玉石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