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弱势群体

行动弱势群体（精选4篇）

行动弱势群体 篇1

摘要：群体暴力事件, 作为各类治安事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收到各个治安部门的重视。如何正确处置群体性暴力事件, 尽量减少人员伤亡, 以最为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这是目前广大工作者所研究的方向所在。笔者主要分析了当前对于群体性暴力时间的处置方法, 浅要探讨了目前对于群体性暴力时间中处置行动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其相应的改善措施, 为广大执法机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关键词：群体性暴力事件,处置要求,战术形式,行动保障

在全方面了解群体性暴力事件处置之前, 首先, 我们必须对群体性暴力事件处置的基本概念有所了解, 所谓群体性暴力时间处置, 是指的在特定的暴力事件的环境下, 对于集体组合所发生的暴力性事件进行处置的整体过程, 包括情报搜集、实施过程和善后处理。在群体性暴力事件处置过程中, 侧重于群体性这一事件特殊性质, 根据这一特殊性质选择出正确的处置方法才是群体性暴力事件处置的基本问题所在。

一、群体性暴力事件情况下处置行动的基本要求

笔者分析了目前治安现况中对于群体性暴力事件的处置行动方式, 总结除了以下几项行动中的基本要求:

(一) 严格按群体性暴力事件的总体计划行动

对于一件群体性暴力事件, 进行合理的处置之前, 我们必须对这件事情的整体过程有根本上的了解, 这个了解并不是指单纯对于事件的客观性和外在可见性信息的搜集和整理, 更多的, 应该是对事件整体层面的宏观了解和掌控。这样的一种掌控信息的方式, 对于群体性暴力事件处置的总计划的设定是十分有帮助的, 能够弥补总计划设定过程中所存在的部分纰漏和不完美处, 保证计划的万无一失。

(二) 合理且有重点地部署警力

由于群体性暴力事件往往内在影响因素较复杂, 案件情况多变, 处置时经常会需要各个部门的协同作用, 因此, 对于基本的处置计划的要求之一就是, 合理而有重点的部署警力, 这包括两方面的具体要求, 一方面, 要求对于警力的分类和大小有科学性的规划, 避免出现警力不够或警力过于富裕的情况, 造成行动上的不便, 另一方面, 则是对现有计划中警力部署的情况进行合理安排, 警力的部署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合理的警力部署往往可以形成严密的警力捕缉系统, 防止群体性犯罪分子有所逃脱, 需要额外注意的是, 对于群体性暴力事件中, 警力的部署往往需要有一定的层次性和分配性, 在分布上必须要有侧重点, 对于重点保护地区的警力分布应该紧密且稳定, 对于非重点保护区也不能懈怠, 但是较重点保护区相对应的警力要求并没有那么高。对于实际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的处置方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一定需要注意警力的部署问题。

(三) 牢牢掌握警力

由于群体性暴力事件中, 人群力量的分布比较集中, 事件现场往往比较难以控制, 这也为警力压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在警方对其进行压制的过程中, 一方面, 如果警力松散, 各行其是, 最终往往会导致场面更为暴乱, 斗殴等群体性暴力事件趋于恶化, 引起极为恶劣的后果;另一方面, 警力中每一个部分都必须被牢牢把握, 并且要求对其进行合理分配和调度, 例如, 部分警力可以着重于过于激动的犯罪分子的武力压制, 部分警力则应该放在安抚群众等方面。在实际暴力事件中, 相关执法部门更是要注重这一点, 要把握住整体警力中每一个部分的力量, 将其发挥到极致作用———这也是群体性暴力事件中处置行动的基本要求之一。

(四) 灵活把握使用警力的时机

群体性暴力事件虽然从发生原因、发展进程、暴力程度和最终结果等多个方面来说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特征, 但是, 根据以往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归纳, 群体性暴力事件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共性。因此, 根据此类共性我们能够制定出相关的防暴措施和手段, 以将暴力事件的伤害和损失降低到最小。

在政府机关和执法部门等收到群体性暴力事件的消息时, 往往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暴力事件刚刚开始, 在这种时机情况下, 我们应该采取小部队分散事件发生地点群众, 确保事件发生地点不会有无辜受害者, 后大部队对于暴力群体进行武力压制, 必要时可以采取一定程度上的火力镇压;另一种是暴力事件进行到白热化阶段, 在这种时机情况下, 应该先排出部分小分队, 将其中受害群体转移出主要战场, 并及时采取急救等措施, 同时对暴乱人群采取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镇压, 需要注意的时, 此时的镇压要严防伤到无辜群众, 防止处置行动过程中造成二次伤害。

(五) 把握好正确使用警力的方法

在群体性暴力事件中处置方法方面, 不仅仅应该是单纯的命令下达和实施而已, 更多的应该是正确的使用警力, 以期相互配合达到更好的处置效果。因此, 如何正确的使用警力, 如何将警力更为巧妙的安排在群体性暴力事件处置方案中, 这是需要注意的问题所在。

对于不同程度、不同性质和不同范围的群体性暴力事件, 往往警力分配的方法也大有不同, 首先, 对于便衣力量来说, 便衣力量主要是事前潜入相关案发地点进行情报搜集的作用, 除此之外, 便衣警力还有两个重要的作用, 一个是埋伏于普通人群之中, 以突然袭击, 先发制人, 另一个则是潜伏在受害群众之中, 对于逃脱的犯罪分子进行及时捕获, 在实际情况中, 往往需要根据情况的不同来选择出是否排出便衣警力以及如何调度便衣警力;其次, 防暴警力的运用, 防暴警力的作用大多比较清楚, 即对暴乱的团体进行武力压制, 必要时采用一定火力范围的武器, 防暴警力的镇压效果往往很好, 但是其无论是对于暴乱群体还是无辜群众的伤害都比较大, 容易造成无辜损伤, 防暴警力使用过度往往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违背尽量和平解决问题的原则, 因此, 在实际制定群体性暴力事件中处置方案时, 对于防暴警力的使用一定要细致斟酌, 缜密思考, 确保不会出现计划范围内的伤害和损失, 最后, 小部队警力的运用, 小部队警力在实际群体性暴乱的处置方法中担当善后的角色, 一方面, 小部队警力可以迅速潜入暴乱群体, 将其中的无辜群众和受伤人员解救出来, 另一方面, 小部队警力规模较小, 潜入方便, 并且有一定的威慑力, 可以很方便的解决许多便衣警力和防暴警力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实际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的处置过程中, 往往要把几种警力联合起来进行使用, 相互协调配合, 以达到更好的防暴治安效果。

(六) 把握好使用武器的原则和时机

对于群体性暴力事件处置过程中相应武器的选择, 也是需要被考虑在内的一个方面的问题, 对于武器选择的基本要求, 应该是尽量选择软性杀伤武器, 必要时, 可以选择杀伤规模小、适应性强的热兵器。

由于群体性暴力事件的特殊性质, 往往在这些暴力事件中所涉及到的人员较广, 如果直接采用枪支等热兵器, 极有可能会波及到无辜群众, 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因此, 实际处置过程中, 应该多选用软武器, 例如催泪弹、催眠弹、防爆弹、消防水弹以及闪光弹等, 采用这些软兵器来制伏暴力分子, 但是, 在实际情况中, 往往会遇到许多携带枪支弹药的犯罪团体, 对于这些犯罪分子, 软兵器往往不能起到很好的镇压作用, 反而会引起他们的警惕或是引发他们的狂暴性, 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适度的采取热兵器压制, 但是在使用之前, 也应该尽量让小部队警力先行进行撤离疏通工作, 确保火力对抗过程中不会引起无辜群众的受伤。

二、群体性暴力事件行动中便衣缉捕力量的战术形式

便衣警力, 作为群体性暴力事件行动中的重要缉捕力量, 其秘密缉捕的活动往往可以对处置结果带来极大的正面影响。而便衣本身在缉捕方面的方式和方法也是极为丰富的。笔者分析了目前便衣警力缉捕方法, 总结出了以下几条:

(一) 秘密跟踪, 寻机捕获

对于某些犯罪分子, 便衣往往可以采取秘密跟踪的方法, 等待相应时机的出现, 然后一举捕获犯罪分子。对于所谓的“时机”, 一般是指的, 在追踪犯罪分子的过程中, 犯罪分子脱离暴力群体单独行动或者返回路途上, 或者是犯罪分子单独经过公安机关和指法部门等警力集中地, 又或者是犯罪分子和巡逻队擦肩而过时, 总之, 只要是有利于便衣一举捕获犯罪分子的时刻, 都可以称为有利时机, 在出现有利时机的情况下, 可以伺机行动, 突发制人, 一举将犯罪分子捕获。

(二) 秘密突袭, 釜底抽薪

这种便衣缉捕手段多用于群体暴力事件团体的首脑组成部门, 往往需要便衣警力潜入其中较内部的部分, 在进行高层会议或者骨干分子会议时突然攻讦, 捉拿首脑部分人员, 然后强迫停止群体性暴力事件。

这种釜底抽薪的方法往往对于便衣缉捕警力的要求较高, 首先, 便衣警力要能够真正混入敌人内部, 潜入较深部分, 其次, 在进行该任务之前必须获取足够的情报和资料, 能够确认和肯定所得到的相关信息, 最后, 便衣警力自身的警察各方面素质必须过硬, 在突发制人的过程中确保不会被犯罪分子反制服。只有以上三项全部符合才能确保此项技巧发挥作用。一旦此方案实施成功, 往往有着很好效用, 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 将损失降低到最低。

(三) 制造情境, 伪装诱捕

制造情景, 伪装诱捕。顾名思义, 这种战术的意思就是, 在敌人面前假装被打到或者伪装成俘虏, 然后借机潜入敌人内部, 而后内外呼应, 击破敌人团体, 或者诱使敌人深入某一场景或地点, 给敌人制造出已获得胜利的心理环境才, 从而让敌人落入我方圈套。

三、处置群体性暴力事件行动的保障

就目前群体性暴力事件处置行动来说, 对于非暴力事件参与人群的保障工作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由于群体性暴力事件的特殊性质, 使得群体性暴力事件的处置行动相对于其他暴力事件的处置行动的保障有着极大的不同。对于此类活动的保障, 主要有以下几点要求:

(一) 防护保障

群体性暴力事件的现场往往比较动乱, 人与人之间空隙较小, 相互之间贴近的比较紧密, 导致保障工作开展起来比较麻烦。在实际的群体性暴力事件中, 对于非暴力事件参与群众, 往往采用多种保障器具对其进行保障工作, 如各种软武器的使用, 例如催泪弹、闪光弹、催眠弹、防暴盾牌以及警棍等, 这些软武器的使用往往可以在一定限制条件下的防暴保障过程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二) 通讯保障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无线电等现代科学技术的概念也渗透到了群体性暴力事件处置方法之中, 在实际的处置方法实施时, 无论是特种警力之间的相互联系, 还是中央指挥部门对于指令的下达, 都离不开无线电通讯, 因此, 对于通讯方面的保障也是极为重要的。

首先, 对于通讯设备, 要求每次出行任务之间, 设备都完好无损, 没有通信方面的问题存在, 不会出现执行任务中突发难以修复的通讯故障;其次, 对于通讯无线电, 由于现代防暴事件中, 警力各部门之间的通讯都是采用的国际通用电台, 这种电台多采取变频加密技术, 加密后的电信号虽然可能被犯罪分子截获, 但是通常难以被解密出来, 需要额外注意的是, 现代加密技术的普及, 使得很多先进犯罪团队也有了一定的破解密码的手段, 因此, 对于警力之间的通讯, 往往还需要设计一定的暗号等, 以保万无一失;最后, 通讯保障还体现在对于敌方无线电讯号的截取和捕获, 以更为深入的获取对方的第一手情报和行动信息。

四、结语

群体性暴力事件在日常生活中多有发生, 建立起健全的、科学地和高效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处置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也是我们广大警察战术研究者在日后所需要深入探讨的内容。

参考文献

[1]王勇.警察战术学基础理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2]王勇.警察战斗指挥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行动弱势群体 篇2

近年来台风带来的洪灾、泥石流等问题造成许多重大灾害,居民财产损失惨重,生命更是受到严重的威胁[1]。然而目前人类还无法控制自然灾害的发生,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台风、洪水灾害的威胁,但可将减少灾害所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作为政策上长期的目标,并针对不同区域进行不同的行动方针,将损害降到最小。健全的社会防灾体制和民众主动的防灾意识是应对灾难最好的武器。实践证明,面对强台风和高强度暴雨灾害时,有效的避难疏散是降低生命财产损害程度的重要手段之一。只有果断采取避险措施,将危险地段的人员转移出去,才能有效地减少人员伤亡[2]。观察近几年浙江遭受的多起大规模台风灾害,如2004年8月强台风“云娜”、2006年8月超强台风“桑美”、2009年8月强台风“莫拉克”等案例。虽然有关政府部门针对灾前、灾中、灾后制定了相应的应对计划,但是,这些避难疏散计划都存在着以下问题:过于重视实质避难资源的分配,没有考虑到部分被疏散者的意愿和行为特性,以致在疏散避难的执行作业上面临了不少困难。因此,如何了解被疏散对象的属性条件、社会经济特征及其决策考虑过程与支援需求,已成为救灾研究中极为迫切需要加强的领域。

当前,我国在应对台风灾害方面有许多不足,尤其对涉及人的行为反应方面尚缺乏相应理论,严重制约着危机应对能力的提高。虚假消息、盲从心理、非理性行为、隐瞒真相等现象还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社会整体的危机意识淡薄,社会整体应对危机的能力严重不足[3];如,2006年“桑美”台风来临时,温州市苍南县河尾垟村有50余人出于盲从心理进入一农房避难,结果在台风袭击下该农房整体倒塌造成43人死亡的惨剧[4]。可以说,在危机应对和管理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技术因素是第二位的。

台风灾害下的避难疏散是目前防台抗台的重要应对措施之一,与以往的工程防灾相比,在推行上更需要当地民众的配合。在疏散避难人群中有一特殊群体——行动弱势者(即行动不便者)需要特别关注。比起一般正常人,他们在灾害发生时的自保能力较低,避难或撤离的机动性较差,甚至会成为其他人在避难时的负担。过去的许多灾害经验表明[5],行动弱势者常常是灾害下的罹难者,在突发灾难中通常需要一定的支援才能摆脱厄运。如何降低灾害对行动弱势者的冲击,是目前灾害管理应思考与规划的重要课题。首要之务,应对行动弱势者的避难疏散行为、灾害心理认知(包括脆弱度、防灾知识、风险知觉与防灾警觉等)、避难援救需求等方面有足够的了解,这样才能在灾害来临之际协助他们自救脱困。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与社会大众所提供的协助是否能够切合其实际需求?他们在目前所处的环境下,是否有足够的社会支援系统?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切的问题。

2研究对象与研究区域的选取

2.1研究对象的界定

行动弱势者并非只是单纯的四肢残疾者,还包括年龄、暂时行动不便、疾病或受伤等其他造成行动不便的因素,由于这些因素影响而无法有效率移动者,如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暂时受伤者等,皆为广义的行动弱势群体。此外,听障、视障、运动调节障碍、心智障碍、语言困难与学习困难等身心障碍者,也应视为行动弱势群体。

2.2研究区选定

本研究区参考《浙江省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中公布的泥石流重点防治区。根据特殊地理环境和社区结构、易发灾害敏感区的特征,研究区选取纳入政府日常管理的滑坡、崩塌隐患点、小流域泥石流隐患沟谷监测区的村庄:庆元县荷地镇石木下村、坪头村,乐清市仙溪乡蔡家岭村、高塘村,以上述山区村庄的普通民众为调查对象,样本采取方式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查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研究方法

3.1调查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的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身份资料,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家中人数、过去有没有遭受台风、泥石流灾害等项目;台风、泥石流灾害相关资讯与因素认知情况,如被调查者对台风、泥石流灾害与防灾的知识的了解程度,台风、泥石流防灾资讯内容的来源,民众相关避灾应对行为等项目。

3.2调查过程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70份,回收率为90%;经分析其有效问卷255份,有效率为94.4%。调查对象选取时充分考虑了样本的性别比例、年龄段、台风泥石流灾害经历、个人行动能力、家庭人口、教育程度、职业特点等项目(表1)。

4调查结果与分析

4.1数据分析

问卷的提问采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所设计的正向题目,即被调查者对各题所做的反应分数越高越好。计分规则如下:“非常同意”、“很同意”、“没意见”、“不同意”、“完全不同意”的得分依次计为5、4、3、2、1分。

本文对问卷的调查数据的分析处理采用的统计软件是SPSS13.0软件。统计内容包括:百分比、信度分析、叙述统计分析、简单直线回归分析等。

4.2民众所接受的资讯来源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表2),民众最相信的消息来源是“行政单位的宣传”,平均值为4.05,最不相信的消息来源则为“网络”,平均值为2.65。一方面受到条件的限制,部分受访者没有使用过网络,即使是受访者有使用过网络的,其平时也不会以网络作为收集资讯的工具,因而也不信任网络的消息来源。

4.3民众对泥石流的认知程度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表3),民众在各项泥石流认知程度的平均值不相上下,在3.25至3.72之间,表明受访者对于各项泥石流的平均认知程度都介于没有意见与很同意之间。

4.4当台风来临前,民众在“考虑是否避难”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分析

结果显示(表4),民众在“考虑是否避难”影响因素平均值最高的是“发现附近居民已经开始避难”,其值高达4.40,显示避难者具有较强的从众心理,看到邻居开始避难的时候,有强烈的动机跟随人群一起行动。相对而言,对“小偷可能趁没人在而来偷东西”项考虑得较少,平均值为3.15,基本没有意见。

4.5民众在“选择避难所”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表5),“避难所周围环境是否安全”与“避难所距离自己家的距离”的平均值均超过4,显示民众非常在意避难所的安全性以及避难所与住所的距离。相关单位在规划避难所时,需要特别注意避难所的安全性与其距离居民住所的远近,以增加居民前往避难所的意愿,从而达到资源有效的配置。

行动弱势群体 篇3

一、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问卷调查法为主, 以深度访谈法为辅。通过网络问卷和纸质问卷结合的方式, 随机抽取了全国的部分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 回收问卷并进行筛选后, 得到微信使用者的有效问卷403份, 占问卷发放总数的80.6%。被调查者中的男女比例分别为37.5%和62.5%;大一至研究生各年级人数的比例分别为18.1%、20.3%、29.8%、17.6%和14.1%;文史类、理工类和艺体类专业的学生比例分别为26.8%、59.1%和14.1%。本研究尽量兼顾性别、年级和专业类型的平衡性, 然而因为时间和人力的关系, 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 分析方法

主要采用描述统计的方法考察大学生对微信朋友圈谣言的认知、评价和行为等方面的情况。使用SPSS21.0软件实现相关统计。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频数分析, 并用excel软件对分析结果作图。

二、结果与分析

1. 大学生微信朋友圈谣言的反应表现

当大学生接收到微信朋友圈中一些自己感兴趣但其真实性又无法确定的消息时, 大学生的反应和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其对微信朋友圈谣言评价的一个方面。当大学生对微信朋友圈中某个消息产生怀疑时, 是否会主动去核实?有26.8%的被调查者选择“会”, 剩下的73.2%选择“不会”。那么微信朋友圈谣言的存在, 会对大学生信赖微信朋友圈的程度产生怎样的影响?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 有13.6%的大学生选择“基本无影响”, 有26.8%选择“影响较小”, 有25.8%选择“影响一般”, 有26.0%选择“影响较大”, 有7.7%选择“有非常大的影响” (见表1) 。这些数据说明了微信朋友圈谣言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大学生对微信朋友圈消息的信任感, 如果不及时采取适当措施阻断谣言的传播, 将损害微信朋友圈消息传播的有效性。

当微信朋友圈中出现一条容易引导大学生产生个人情绪的谣言时, 大学生对此会做出什么反应?在问卷当中, 笔者将以前网上曾经出现过的一条谣言 (1) 放入其中, 但并未点明该消息的真实性, 让被调查者在阅读此消息后选出最接近自己心理感受的选项。调查结果显示, 有32.5%的大学生选择“气愤”, 22.6%选择“同情”, 33.3%选择“怀疑”, 3.5%选择“认同”, 剩下的8.2%选择“无所谓”。该调查结果表明, 仅有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在面对带有明显的情绪引导性的谣言时可以保持理智并持怀疑态度, 而58.6%的大学生则选择了“感情用事”, 全凭情绪来主导自己对消息真实性的判断。

2. 大学生微信朋友圈谣言的处理能力

微信朋友圈谣言的处理能力是谣言免疫力的核心,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消极”处理能力, 即在自己面对微信朋友圈谣言时, 能够进行自我约束, 不信谣、不传谣;二是“积极”处理能力, 即以自身的力量影响他人不信谣、不传谣, 发现微信朋友圈谣言时能够及时举报, 主动阻止微信朋友圈谣言的传播和扩散。

当大学生被问及“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好友转发了一条虚假消息, 是否会告诉他 (她) 此消息是谣言”时, 35.7%的大学生选择“会”, 38.7%选择“不会”, 25.6%选择“无法确定” (见表2) 。从大学生面对其微信好友在朋友圈传播谣言时选择的处理方式来看, 选择积极处理的仅占35.7%, 选择消极处理的占64.3%。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绝大多数大学生面对微信朋友圈谣言时缺少积极主动的处理方式。

来自中国石油大学的杨同学在采访中提到自己会告诉好友他 (她) 转发的是谣言, 因为如果谣言大面积传播的话, 很可能会造成恐慌。但是在告知别人的时候也需要讲究说话技巧, 最好还能提供证据。另一位受访者却表示, 会不会告诉微信好友他 (她) 转发的消息是谣言, 取决于自己和对方的关系。如果是好朋友的话, 可以直接提出来;但如果和对方不是特别熟就不会说, 以免得罪别人, 以后不好相处 (三峡大学, 包同学) 。在采访中也有同学从自身的角度出发, 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女生是比较敏感的, 如果别人直接告诉我我转发的消息是谣言, 我会觉得很丢脸。我不愿意被别人指出来, 有点伤自尊 (安徽大学, 刘同学) 。

由此可见, 在明知好友转发的消息是谣言的情况下, 大学生们仍然存有诸多顾虑, 很大一部分人并不会选择直接告诉对方该消息是谣言, 更无法完成阻止对方传播谣言的任务。

三、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微信朋友圈谣言的传播机制是基于六度分隔理论的熟人传播, (1) 由于微信朋友圈的封闭性和私密性, 在没有更多其他消息来源的情况下, 大学生更倾向于相信熟人转发的消息。大学生是微信最广泛的受众群体, 他们能够很快地接受新事物和新观点, 对微信的了解程度较其他群体高, 但是其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尚未成熟, 对微信朋友圈谣言的判断不够准确, 容易接受谣言的暗示, 并且出于好奇心和从众心理, 更容易在无意间成为微信朋友圈谣言的传播者。同时, 微信朋友圈谣言也影响了大学生的观念、行为以及其对周围环境的认知, 不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 建议

第一, 国家应当建立健全网络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 完善微信谣言的管理和追责机制, 依法查处恶意造谣传谣者, 为大学生提供健康、和谐的微信朋友圈环境。政府要善于借力传统媒体, 实现政府议程、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设置的共振;第二, 微信平台应当开发先进技术, 建立信息监测系统, 实时监测微信朋友圈中高转发量的消息, 在朋友圈谣言出现伊始立即启动阻断机制, 从源头上遏制谣言的传播;第三, 拥有公共帐号的微信意见领袖应当发挥其舆论引导作用, 主动提高自身的媒介素质和道德修养, 在消息未被证实之前要做到“不转发、不造谣”, 在对消息产生怀疑之后要做到“勤核实、早辟谣”, 及时发布消息澄清谣言;第四, 传统媒体应当在进行突发性事件和公共事件的报道时, 把好编、审、发各关口, 保证消息的真实性。 (2) 同时, 在发现疑似谣言的消息时要及时发出质疑并积极求证, 厘清谣言并反复辟谣, 切断谣言链的源头;第五, 大学生应当理性地看待微信朋友圈中的信息, 加强自觉鉴别微信朋友圈谣言的意识, 提高对谣言的免疫能力, 对于自己确认是谣言的消息用“一键举报”功能及时举报, 为净化微信朋友圈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张薇、张雷.大学生网络谣言问题的探因与对策研究[J].金田.2012 (10)

[2]靳然、史晓丹.浅析自媒体时代微信朋友圈中的谣言传播[J].神州.2014 (14)

[3]陈晨.大学生网络谣言免疫力状况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 (26)

行动弱势群体 篇4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种种社会问题。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正是这些社会问题之一。在此采纳了宋维强 (2009) 的群体性事件的定义:“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 有一定数量群众参与, 有一定组织和目的, 采取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静坐请愿、非法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聚众闹事等行为, 对政府管理造成一定影响, 干扰乃至破坏正常秩序的事件。”

近年来各种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在对各事件进行分析之后, 我们不难发现, 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特点 (民众与中央政府直接发生冲突, 群体性事件的指向为全国性的政治主体;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性质) 不同, 现在的群体性事件主要产生于地方政府 (地方性政治主体) 与公民之间以及非政治主体 (如地方企业等) 与公民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实质是, 公民为改变地方政府、企业“与民争利”这一现状, 为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这种转变, 反映着一种公民的权利诉求的变化。

科尔曼作为西方理论家的杰出代表, 其理论中的经济学色彩以及对于理性行动、法人行动的分析与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的特点相弥合;我们可以相信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对现阶段中国群体性事件具有一定的现实解释力。在此力图通过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 获得对中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的更为深入的理解, 并希望能够提出一定的解决策略。

1 群体性事件中的三个行动者———中央, 地方政府和公民

科尔曼认为, 复杂的权威结构是由三种角色构成的:支配者 (也称权威委托人) 、代理人、被支配者。支配者将自己掌握的某些权利委托给代理人, 由他们具体行使权威;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类似于分离的权威关系, 因为两者既有一定的共同利益, 也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委托人、代理人、被支配者这三种角色的复杂关系和微观互动形成了社会的权威关系 (如科层组织、等级制度、法规体系) 和系统行动 (如行政管理、收入分配) 。宏观结构和系统行动的结果又对行动者有反馈作用, 行动者根据这些结果作出判断, 并依据这些认识调整自己的行动或改变相互关系。 (1)

下面就以权威系统的理论分析群体性事件的三方关系。中央政府可以被视为权威结构中的支配者。地方政府可视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 它是中央政策直接的施行者。这里的地方政府被定义为省级以下的政府。而中央政府的权威, 通过地方政府施加于公民之上, 公民是权威系统中的被支配者。这种权威关系, 应该被理解为共同的权威关系;即, 被支配者转让控制权的前提是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 支配者行使权威能使被支配者获益。因为中央政府的行动目标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即为了被支配者的利益而进行行动。

然而, 在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央集权相比, 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地方政府的权力已经得到充分的提高, 拥有充分的自主权, 尤其是在管理社会经济事务方面成为主导者, 其角色也由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转变为能够与中央政府对话的代表地方的利益主体。也就是说, 中央作为权威的委托人下放其权力, 地方政府拥有了其自己的特殊利益。假如中央 (委托人) 对地方政府 (代理人) 监控不力, 那么地方政府很可能为一己私利 (如为获取金钱利益或行政级别的提升、中央的奖励) , 将中央政府对公民的“共同的权威关系”变质, 在委托的权威实施过程中, 为获取自身的利益进行行动。

以上的分析揭示了一个事实:地方政府拥有了其自身的利益, 因此其行动目标与上层的委托人和下层的被支配者的利益产生了冲突。这是在对科尔曼“理性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的分析中显现出来的。

2 作为一种社会交换行动的群体性事件

在前面分析了地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利益冲突, 并认为这种冲突产生于地方政府的角色———它并非扮演纯粹的代理人。那么, 这种利益冲突是如何转化为群体性事件的呢?

在科尔曼看来, 任何行动系统都是某种社会交换系统。他制定了理性行动理论的分析框架。认为, 任何行动系统都包含四个主要概念:“个人利益”指个人需求及其满足程度。“控制分布”指每个行动者所控制的资源和权利及其分布。“资源价值”取决于有实力的行动者在相应资源中具有的利益, “行动者的实力”存在于他控制的有价值的资源之中。通过对已知利益和资源控制在事件中的分布, 就可以计算出每个行动者的实力和每一个事件的价值, 进而可推论出在均衡状态下, 每个行动者对这个事件的控制程度。 (2)

以此思路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在普通的个体维权形式中, 个体维权者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相对的, 他们所要面对的是强势的国家机器——地方政府机构掌握着强大的行政和法律手段。同样, 在进行这种社会交换活动时, 交换双方对对方的期望和对对方资源的需求程度并不对等, 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在这种交换中其主要控制作用。因此, “个体行动者维权难”就不难理解了。

公民的集合群体究竟在地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冲突中为公民提供了哪些帮助呢?事实上, 一些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结成了一种类似于法人组织的团体。第一, 群体性事件中的人群变成了一种联合体, 使得分散的原子化个体能够在目标和行动上达成一致。第二, 群体性事件同样也能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 从而扩大影响力, 这就为群体行动中的群体提供了有力的资源支持。第三, 群体性事件中的人群普遍持“无成本的抗争”的观念, 认为“法不责众”;有成果, 零处罚, 这便是群体性事件吸引公民进行利益抗争的最大动力。

结语

一些问题及其应对地方政府官商勾结, 急功近利, 难免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群体性事件, 由于各种原因成为了市民进行利益抗争的一个重要的行动选择。然而, 群体性事件由于其内在的不稳定性, 通常会造成极恶劣的影响, 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正是社会学界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关注的重要原因。

通过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 在此分析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内部机理。在解决群体性事件时, 我们也能从其理论中找到一些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些手段。科尔曼认为, 委托人 (中央政府) 和代理人 (地方政府) 的关系类似于分离的权威关系, 因为两者既有一定的共同利益, 也有各自的特殊利益, 如何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监控和激励是现代组织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 因此, 一套完善的对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的中央监管机制, 或许能够解决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根本问题。

参考文献

[1]刘能.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对过去三十年间三次集体行动浪潮的一个回顾[J].学海, 2009 (4) .

[2]杨善华, 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 (下卷)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J].开放时代, 200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