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结核瘤（通用7篇）
脑结核瘤 篇1
脑结核瘤为临床较为少见的颅内占位性病变,发展中国家颅内占位病变达5%~30%,发病率约占全结核感染的1.18%~5%,以10~30岁多见,男性多于女性[1]。该病是由结核杆菌血行播散于脑实质、脑室及脑膜形成的慢性肉芽肿性疾病,多数继发于身体其他部位结核,少数亦可由弥漫性结核性脑膜炎残留感染所致。其起病隐匿,首发症状多样化,影像学表现与脑肿瘤极为相似,而要获得具有确诊意义的病理学及病原学证据极为困难,故临床诊断具有一定的难度。现报道案例一则,并据其临床表现、影像学资料、脑脊液检查,并结合相关文献综合分析如下。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58岁,农民。因突发右上肢抖动伴无力10min,于2015年11月4日入院。患者于当日下午无明显诱因下突发右上肢不自主抖动伴无力,症状持续约10min自行好转,但仍感右上肢酸胀,稍乏力,为求进一步诊治,遂来我科住院。既往否认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病、心脏病等病史,2015年7月外院胸部CT提示结核性胸膜炎,目前仍进行抗痨治疗(利福喷丁+异烟肼+左氧氟沙星片),无烟酒嗜好,母亲有高血压及脑卒中病史。症见:精神良好,言语清楚,行走平稳,右上肢酸胀,稍乏力,无肢体麻木,余无明显不适,纳食可,睡眠安,二便正常,近来无体重减轻。体格检查:T36.3℃,P91次/min,R19次/min,BP134/70mmHg,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心肺腹(-)。神经专科检查:神志清楚,构音清,颅神经(-),右侧肢体肌力5级,左侧肢体5级,四肢肌张力正常,双侧肱二头肌腱、肱三头肌腱、桡骨膜反射(++),右侧膝腱、踝腱反射(+++),左侧膝腱、踝腱反射(++),无髌、踝阵挛;右侧指鼻试验、跟-膝-胫试验、快速轮替试验欠稳准,右侧Gonda征(+),余病理征阴性。辅助检查:血常规: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7.9%,淋巴细胞百分比6.4%,C反应蛋白20.2mg/L;生化全套:球蛋白32.0g/L,肌酐139μmol/L,尿酸544μmol/L,血糖、血脂、肿瘤均未见异常,结核抗体(-)。心脏彩超:左室舒张功能降低,主动脉弹性降低。颈动脉彩超:双侧颈动脉内膜增粗,局部内中膜增厚并右侧分叉处后壁粥样斑块形成;双侧颈动脉弹性降低。胸部CT:左下肺慢性炎症性改变,双侧胸膜明显增厚。动态心电图:窦性心律,偶发室性早搏。
入院拟诊:①短暂性脑缺血发作;②结核性胸膜炎;③颈动脉斑块形成;④肾功能异常。入院后予改善循环、调脂、抗血小板聚集及中药活血化瘀之剂等中西医结合治疗后,患者乏力等症状改善不明显,行脑电图检查,结果提示未见异常。第3天行颅脑MRI提示:左顶叶灰白质交界区异常信号结节,考虑为占位性病变;头颅MRA未见异常。进一步明确诊断,行颅脑磁共振增强,结果示:左顶叶占位,考虑转移瘤可能。故初步考虑为:颅脑肿瘤,结核性脑瘤;行腰穿取脑脊液行常规、生化、三大染色、脱落细胞学检查等,PPD试验、T-SPOT、血沉,并行梅毒、艾滋抗体测定以排除梅毒、艾滋。结果显示:梅毒及艾滋抗体均阴性。2015年11月10脑脊液检验结果提示:革兰染色见白细胞少量,未见细菌,抗酸染色(-),乳胶凝集试验(-),墨汁染色(-),未见隐球菌;脑脊液有核细胞30×106/L,呈淋巴细胞反应,钾2.9mmol/L,氯117mmol/L,乳酸脱氢酶48U/L,腺苷酸脱胺酶0.5U/L,脑脊液蛋白470.8mg/L;脱落细胞学检查未见肿瘤细胞。追问病史,患者诉2015年7月行颅脑MRI未见异常,综合考虑:患者病程较短,有结核病史,且抗痨力度较弱,结合影像学及脑脊液检查等结果,临床诊断高度类似结核性脑瘤,告知患者家属病情并请外院会诊,会诊后亦考虑结核性脑瘤,家属要求转江西省胸科医院继续治疗,目前病情随访中。
2 分析
结合神经血管解剖学分析可知[2],供应皮髓质交界区和基底节区血管的管径极为狭窄,血流相对缓慢,结核杆菌多易沉积,故脑结核瘤多发于此,常表现出不同程度颅内压增高症状及体征,如出现头痛、恶心呕吐,肢体抖动、抽搐等癫痫发作,偏身感觉或运动障碍,甚至出现精神障碍等,与颅脑肿瘤尤其同样好发于皮髓质交界区的脑神经胶质瘤极为相似,故临床需注意鉴别。
2.1 临床表现
颅脑肿瘤头痛发作同时,多出现偏瘫及明显抽搐,不伴肺部表现,亦无发热、盗汗等结核中毒症状,而脑结核瘤头痛时多伴不明原因发热,伴或不伴肺部表现。
2.2 头颅MRI
目前,头颅MRI为鉴别颅脑肿瘤头痛、脑结核瘤头痛二者的非创伤性最理想检查方法[3]。脑结核瘤的病理基础为结核结节形成,中心干酪样坏死呈低信号,周边炎性肉芽组织呈T1WI低信号及T2WI高信号,最外层纤维母细胞及胶原纤维在T1WI、T2WI上均呈低信号,靶的最外层为黑环,形成所谓的低信号靶心-高信号环-低信号环“环靶征”。由于不同时期瘤体成分不同,故MRI表现各异:活动性结核以炎性细胞浸润为主,几乎无纤维化,在MRI上呈T1WI低信号、T2WI高信号,灶周水肿明显,增强扫描边缘可见结节状强化;非活动性结核以巨噬细胞、纤维化及胶质增生为主,可见钙化灶,灶周水肿一般不明显,增强可见边缘均匀强化。脑神经胶质瘤MRI在T1WI呈低或等信号,T2WI呈高或混杂高信号,受累区脑组织轻度肿胀,瘤周水肿明显,清晰显示了病变的位置、范围及形态,增强检查显示病灶区域呈轻度不规则环状强化[3,4,5,6]。
2.3 脑脊液及其他
脑肿瘤患者脑脊液特点为“蛋白-细胞分离”(即蛋白增高,但白细胞多正常或略高),糖量降低,氯化物稍低或无显著变化,酶量明显增加,脱落细胞可呈阳性,抗酸抗体染色、血清血沉、结核抗体均为阴性,而脑结核瘤的血沉、结核菌素试验、T-SPOT、结核抗体测定多为阳性具有鉴别意义。
3 讨论
该例患者出现一过性肢体抖动的神经系统定位体征,历时短,无明显后遗症,故易思维定势考虑为TIA,但患者无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颅脑MRA“脑基底动脉环完整,各动脉环及分支走形均正常”,且经改善循环、调脂及对症治疗后患者症状好转不明显,皆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症状不相符。
入院患者胸部CT、结核抗体测定、痰找抗酸杆菌均未提示结核感染,临床亦未表现出典型结核中毒症状,但既往有结核病史,抗痨治疗不符合结核病“早期、规律、联合、适量、全程”的治疗原则,且在服用抗结核药物过程中出现肝肾功能受损症状,说明患者身体已受打击,免疫力多较平素低下,结核杆菌更易随血液传播到颅内而致病[7]。
突然出现新的神经系统症状及体征是一种警告信号,故及时行头颅MRI及增强、腰穿取脑脊液等检查,综合“左顶叶灰白质交界区见不规则结节状稍长T1、稍长T2信号影,周围邻近脑实质内大片指状水肿信号,增强肿块呈花环状强化,周围水肿呈低信号”的影像学特点,及脑脊液中蛋白及细胞数均增多,呈淋巴细胞反应,患者血沉增快、T-SPOT阳性、结核菌素试验(++)等特征性理化指标,最终排除脑肿瘤并可能进一步引导定性诊断为脑结核瘤活动期。患者经抗结核治疗后症状逐渐减轻,头颅MRI提示病灶减小可进一步证实该诊断。
本研究报道结果显示,广大临床医生遇到以TIA为首发症状,尤其是无明显脑血管疾病高危因素的患者,应积极行头颅MRI检查以确定患者实际病情;当颅脑MRI提示颅内占位病变,不应轻易诊断为脑肿瘤,应综合考虑起病过程、病程长短、患者体质、既往病史及相关症状、体征等,必要时行相关检查帮助排除其他以TIA为首发症状的非脑卒中类疾病,降低误诊率,以免贻误病情,给患者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关键词：脑结核瘤,头颅MRI,脑脊液,脑肿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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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瘤的磁共振诊断价值研究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2009—2014年经手术或病理证实的10例肺结核瘤病变患者, 其中男性6例, 女性4例, 年龄25~76岁, 平均36岁。
1.2 仪器与方法:
使用Siemens Avanto1.5 T超导MR仪。常规MRI平扫包括轴位TSE序列呼吸门控T2WI成像, TR 2200 ms, TE 90 ms, flip anglie140°, FOV 38 cm×36 cm, 层厚6mm, 间隔1.2 mm, 层数30, 矩阵320×320, 激励次数1次;轴位扰相GRE T1WI正反相位成像TR 160 ms, TE 2.38 ms;4.9ms, 反转角70°, 层厚6 mm, 间隔1.2 mm, 层数30, 矩阵256×256, 激励次数1次。信号采集采用体部相控阵表面线圈。
DWI参数为TR 1 500 ms, TE 82 ms, 激励次数2次;层数60层, 层厚6 mm, 间隔1.2 mm, 矩阵256×256;采用空间预饱和技术抑制脂肪信号, 用来去除化学位移伪影。需用2个不同的b值b=50、1 000 s/mm2。
增强扫描三维容积内插快速扰相GRE T1WI, 参数为:TR4.89 ms, TE 2.38 ms, 激励次数1次;层数60层, 层厚3 mm, 间隔0.6 mm, 矩阵320×218, 对比剂钆喷酸葡胺, 高压注射器经肘静脉注射, 速率为2.5 ml/s注入对比剂后15、30、45、60 s进行扫描。
1.3 数据处理:
由影像科主任医师带领主治医师对所有常规MRI图像进行分析, 包括病灶的大小、形态、信号特点、内部结构等。不统一之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
DWI图像工作站自动处理。ADC的测量在病灶最大层面进行测得信号强度值;每个病灶都选取尽可能多的感兴趣区 (ROI) , 为了尽量避免测量误差, 避开血管和伪影, 尽可能测量实质部分。ROI尽可能包括病灶最大范围;不同的b值测量在同一层面的同一位置上进行, 测量值分别代入公式:ADC=[Ln (S低/S高) ]/ (b高-b低) [4], 式中S低、S高分别指用低、高b值成像所测得的信号值, Ln为自然对数, b低取50 s/mm2, b高取1 000 s/mm2, 然后计算出ADC值。
2 结果
10例肺结核瘤中9例为单发病灶, 1例2个病灶;右肺上叶3例, 左肺上叶4例, 左肺舌段1例, 右肺下叶背段1例, 左肺下叶背段1例;病灶大小直径为3.3±0.8 cm。7例有咳嗽、发热、胸痛、咯血的临床症状, 3例无明显临床症状。全部病例均有CT及病理对照, 9例无钙化, 1例有点状钙化。T1WI像上, 10例病灶均为低信号。T2WI像上, 7例为高信号, 3例为等信号, 2例病灶中央显示低信号。动态增强扫描10例均显示薄层环状强化, 均在动脉期开始强化, 延迟期持续强化。强化区域时间强度曲线显示爬升和缓慢降低型。强化带均匀, 厚度不超过2 mm, 病变内部未见强化。9例DWI表现为不均匀高信号, ADC图表现为稍低信号。1例DWI表现为等信号, ADC图为等信号。全部病例平均ADC值为1.61±0.05。8例检出淋巴结。9例检出了卫星灶, 1例未检出明确卫星灶。1例合并肺空洞。
3讨论
肺结核瘤多发生上肺或是下叶背段, 男女无明显的性别差异。在磁共振的表现主要在T1WI像上, 均显示低信号, 病理对照为肉芽肿、包膜等。T2WI像上, 大部分病灶显示高信号, 病理对照显示为纤维组织后肉芽肿。部分病灶中央区显示低信号, 病理对照为干酪样坏死。DWI显示高信号。增强扫描显示7例薄环状强化, 厚度不超过2 mm。强化区域时间强度曲线显示爬升和缓慢降低型。这些特性都是相对比较有特异的表现[1], 与CT比较, 薄环状强化更容易检出[4]。本组病例都有CT检查, 其中5例CT增强扫描未能检查环状强化。所以, 在一定程度上对结核瘤的定性MRI比CT相比准确率有了一定的提高。但MRI对于结核瘤的卫星灶、纤维化、钙化的检出不及CT。一般情况下, 根据肺结核瘤MRI的这些表现, 特别薄环状强化, 以及卫星灶、肺部其他结核征象, 比如纵隔淋巴结, 再结合临床, 能够准确地作出诊断。此外, MRI对于肺结核瘤的鉴别诊断也有重要的意义。与肺癌鉴别, 肺癌在T1WI像上显示低信号, T2WI像上显示高信号, 增强扫描扫描显示强化程度明显高于结核瘤的强化程度, 另外较少能出现薄环状强化。此外, 肺癌的ADC值明显低于结核瘤, 笔者对20例肺癌的ADC值检测结果为2.27±0.08。对于肺癌的鉴别一般不难[5,6]。
由于磁共振信号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病理改变, 所以对于肺结核瘤定性诊断以及肺部其他占位的鉴别诊断较其他影像检查来说具有独特的优势。
本研究仅仅是初步对于肺结核瘤的MR影像表现进行回顾性的总结, 由于收集病例相对较少, 可能会对结果有一些影响。作者会在以后收集到更多的病例进行总结, 进一步深化磁共振对肺结核瘤的认识。总之, 磁共振对于肺结核瘤的诊断有一定的优势, 特别增强扫描显示薄环状强化检出率非常高, 此外对与肺部恶性肿瘤的鉴别也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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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结核瘤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2011年2月-2015年12月北京医院PET/CT中心1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SPT患者行18F-FDG PET/CT检查的资料,男10例,女3例;年龄30~76岁,平均(57±15)岁。13例中,临床表现为咳嗽咳痰5例,胸痛2例,无明确症状7例。SPT位于右肺上叶5例,右肺下叶3例,左肺上叶2例,左肺下叶3例。13例SPT的直径[(长径+短径)/2]为0.8~2.8 cm,平均(1.4±0.6)cm。纳入标准:(1)肺内单发结节;(2)肺结节直径≤3 cm;(3)所有病例均经手术病理诊断为结核;(4)均无胸外结核的影像学证据。
1.2仪器与方法
所有受检者均至少禁食6 h以上,血糖控制在200 mg/dl以下,静脉注射1 8F-F D G(5.18 MBq/kg)。显像仪器为Siemens Biogragh m CT设备,先行CT平扫,范围为颅底部至股骨上段,扫描参数:120 k V,采用自动毫安秒技术(Care Dose),矩阵512×512,层厚3 mm,胸部采用肺窗2 mm重建。随后行PET发射扫描,受检者体位保持不变,采用3D模式,矩阵128×128,早期显像为注射显像剂后60 min左右(50~122 min,平均62.6 min),采集5~7个床位,范围为颅底部至股骨上段,2 min/床位,其中10例患者在注射后120 min左右(95~180 min,平均104.6 min)行胸部床位延迟显像,3 min/床位,其他扫描参数与早期显像相同,PET图像重建采用有序子集最大期望值算法(ordered subsets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OSEM),后期图像融合及评价统一采用Siemens工作站True D软件。
1.3 图像分析
PET图像分析:SPT早期及延迟放射性摄取(包括视觉分析和SUVmax),滞留指数(retention index,RI),纵隔、肺门及肺内的淋巴结摄取(视觉分析)。SUVmax通过在SPT处采用40%阈值法勾画感兴趣区(VOI)得到,RI=(延迟SUVmax—早期SUVmax)/早期SUVmax,SUV=组织放射性浓度/(注射剂量/体重)。同机CT形态学分析包括SPT的大小,分叶、毛刺、钙化、卫星灶征象。图像分析由1名放射专业主任医师及2名核医学专业主治医师盲法完成。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软件,比较SPT大小与FDG摄取程度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18F-FDG PET表现
2.1.1 视觉分析
13例SPT早期显像放射性摄取<纵隔血池1例,纵隔<放射性摄取<肝脏4例,放射性摄取≥肝脏8例(图1、2)。10例行延迟显像的SPT延迟放射性摄取低于纵隔血池1例,高于纵隔血池但低于肝脏1例,高于或等于肝脏8例。
图2男,30岁,右肺上叶后段SPT。CT显示深分叶,无卫星灶(箭,A);PET显示FDG摄取高于肝脏(箭,B),早期SUVmax为5.4,未行延迟显像;术后病理示可见抗酸杆菌(抗酸染色,×400,C)
图3女,47岁,左肺下叶背段SPT。CT显示左肺下叶背段结节(箭,A);周围可见卫星灶(箭,B),早期及延迟SUVmax分别为5.7和8.0,RI为40%;PET示同侧肺门淋巴结FDG摄取增高(箭,C)
2.1.2 半定量分析
13例SPT的早期SUVmax平均值为4.3±2.8(1.7~11.3),其中3例SUVmax<2.5,10例SUVmax>2.5。10例行延迟显像的SPT延迟SUVmax平均值为4.3±2.6(1.4~9.4),RI平均值为(14±23)%(-18%~44%);其中7例均显示延迟SUVmax进一步上升,平均值为(26±14)%(5%~44%),RI≥10%有6例(分别为44%、40%、31%、23%、22%、15%)。SPT早期及延迟显像SUVmax分布见图4。
2.1.3 纵隔淋巴结18F-FDG摄取
13例SPT中,PET表现为无纵隔淋巴结摄取6例、双侧对称的纵隔淋巴结摄取3例、不对称(SPT同侧)的纵隔淋巴结摄取4例(图3)。
2.2 同机CT平扫表现
CT形态学征象:(1)6例无分叶,5例浅分叶,中分叶及深分叶各1例;(2)9例无毛刺,3例长毛刺,1例短毛刺;(3)4例有卫星灶,9例无卫星灶;(4)4例有钙化(均为粗大结节状钙化),9例无钙化。
2.3 SPT的18F-FDG摄取程度与其大小的关系
根据Pearson相关性分析,13例SPT的18F-FDG早期及延迟SUVmax与其大小无明确相关性(r=0.3、-0.2,P>0.05)。
2.418F-FDG PET/CT的诊断效能
13例SPT中,原始PET/CT报告诊断意见中恶性10例,良性3例,误诊率为76.9%。以下4条标准:(1)PET摄取低于纵隔血池;(2)早期显像SUVmax<2.5;(3)RI<10%;(4)良性钙化或卫星灶,诊断准确度分别为:8%、23%、40%和62%。以标准(4)诊断为恶性结节的3例SPT,均可按标准(1)、(2)、(3)中的至少1条诊断为恶性。
3 讨论
肺结核瘤一般为单个、直径2 cm以上的球形病灶,它常以孤立性肺结节的表现出现在肺部CT上。在我国,结核瘤是孤立性肺结节中最常见的一种,其病理为结核杆菌所致的肉芽肿,中心常为干酪性坏死,周围为放射状排列的上皮样细胞,并可见朗汉斯巨细胞掺杂其中,再向外为大量淋巴细胞浸润,结节周围还可见纤维结缔组织包绕。本研究中的13例SPT均表现为直径小于3 cm的单发肺结节,无论在18F-FDG PET上还是在CT上都与原发性肺癌(以下称肺癌)较难鉴别。
活动性结核球内有大量炎症细胞浸润,因而FDG摄取增加,是造成FDG PET假阳性的常见原因[8,9]。赵军等[8]回顾性分析了26例结核病患者的FDG PET图像,结果22例可见FDG摄取,4例陈旧性肺结核患者未见FDG摄取。本研究中13例SPT均显示18F-FDG摄取增高,与既往文献报道相符。参考传统以FDG PET上SUV>2.5为恶性肺结节的阈值,本研究中高于此阈值的有10例[10,11]。视觉分析上,若以高于纵隔血池为恶性判断标准,则亦有12例会误诊为恶性。因此仅凭FDG PET摄取程度来鉴别SPT与肺癌是没有价值的。近年来双时相法广泛应用于临床及科研工作中[12,13,14,15]。恶性肿瘤延迟显像时病灶FDG摄取会进一步增加,而良性病变摄取在1 h后会逐渐下降。但目前亦有大量研究证实这个现象在良恶性病变中有较多重叠,即很多活动性炎症、结核等在延迟显像时SUV亦进一步升高[16,17]。本研究亦发现延迟显像在SPT中的局限性,在10例行延迟显像的SPT中,7例延迟显像均显示SUVmax进一步上升,平均值为(26±14)%,其中RI≥10%即有6例。因此延迟显像SUV升高亦不能排除结核的诊断。SPT对FDG的高摄取以及延迟显像摄取程度进一步增高,大大减弱了FDG PET在鉴别SPT与肺癌上的价值。文献报道在孤立性肺结节良恶性鉴别方面,11C-Choline显像在特异度及准确度方面均优于18F-FDG及FDG双时相显像[18,19]。18F-氟脱氧胸苷(18F-FLT)显像鉴别肺结核瘤与恶性肿瘤的效能亦高于18F-FDG[20]。造成SPT误诊率高的另一个原因是肺门纵隔淋巴结的FDG摄取,大致对称的肺门纵隔高摄取淋巴结一般是非转移性淋巴结的常见表现,而肺癌同侧的高摄取淋巴结则转移概率高[21]。本研究中4例出现SPT同侧肺门纵隔淋巴结摄取增高也是造成误诊为肺癌的原因之一。
由于FDG PET在诊断SPT上的限制,临床更应重视CT的形态学征象,包括位置、大小、边缘(包括毛刺和分叶)、卫星灶、钙化等。(1)位置:肺癌与肺结核瘤可见于双肺各叶。本组13例SPT中,7例位于上叶。(2)大小:肺结节大小与恶性肿瘤概率呈正相关,荟萃分析显示,结节直径≤5 mm时恶性率为0~1%,>5~10 mm时恶性率为6%~28%,≥20 mm或更大时恶性率为64%~82%[22]。本研究中,有10例SPT直径>10 mm,增加了诊断难度。(3)边缘:结核瘤一般为圆形、卵圆形或多角形,边缘光滑,分叶较少,若有分叶一般为浅分叶,而边缘不规则、毛刺状(特别是细短毛刺)、分叶状(特别是深分叶)轮廓通常为肺癌的特征[23]。本研究13例SPT,无分叶及浅分叶共11例;除1例短毛刺外,其余12例为无毛刺及长毛刺,与文献报道相符。(4)卫星灶:结核瘤的卫星灶出现率高于肺癌,有文献报道出现率分别为47%和22%[24],本研究中出现卫星灶的SPT占30.8%,低于文献报道,可能与病例数较少有关,也进一步解释了本研究病例误诊率高的原因。虽然原发性肺癌也可表现为一个主结节毗邻多个小卫星结节,但肺内多个结节在单一位置聚集的现象倾向诊断为感染过程。(5)钙化:肺结核瘤的钙化多为中央致密粗大钙化,而肺癌的钙化多为点状钙化[22],本组中4例SPT有钙化,且均为粗大结节状钙化。
总之,18F-FDG PET对SPT的诊断价值有限,不及CT的诊断效能,且因为延迟显像SUV进一步升高及纵隔淋巴结的摄取更易误诊为肺癌。此时需仔细观察CT形态学特征,卫星灶、良性钙化灶、边缘光滑或浅分叶、长毛刺征象有助于良恶性鉴别,依据此形态学特征,大部分SPT诊断还是有据可循,但对于少数缺乏特征的病灶,依然是诊断的难点,此时需应用特异性更高的显像剂或进一步手术证实。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且例数较少,期待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提高对SPT的18F-FDG PET/CT诊断准确性。
摘要：目的 肺结核瘤是造成~(18)F-脱氧葡萄糖(FDG)PET/CT假阳性的常见原因。本研究拟分析13例肺单发结核瘤(SPT)的~(18)F-FDG PET/CT影像学表现,以提高认识,减少误诊率。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证实的13例SPT的~(18)F-FDG PET/CT表现,统计不同预设标准诊断SPT的准确性。结果 13例SPT早期SUVmax平均值为4.3±2.8,其中10例行延迟显像,延迟SUVmax平均值为4.3±2.6,滞留指数(RI)平均值为(14±23)%,7例均显示延迟SUVmax进一步上升。无纵隔淋巴结摄取、双侧对称和病变同侧的纵隔淋巴结摄取分别为6例、3例和4例。CT示6例无分叶,5例浅分叶,中分叶及深分叶各1例;9例无毛刺,3例长毛刺,1例短毛刺;4例有卫星灶,9例无卫星灶;4例有钙化,9例无钙化。预设SPT的PDG摄取低于纵隔血池、早期显像SUVmax<2.5、RI<10%、良性钙化或卫星灶为良性诊断标准,诊断准确性分别为8%、23%、40%和62%。结论 ~(18)F-FDG PET对SPT的诊断价值有限,不及CT的诊断效能,此时需仔细观察CT形态学特征。
脑结核瘤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3月~2014年3月于我院就诊的脑转移瘤患者62例为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均经头颅MRI确诊为脑转移瘤, 原发病灶均经病理学检查后确诊, 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等临床症状。将纳入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1例, 观察组中男18例, 女13例, 年龄38~67 (53.46±3.72) 岁, 原发病灶:肺癌15例, 乳腺癌7例, 黑色素瘤5例, 结肠癌4例;对照组中男16例, 女15例, 年龄39~70 (54.42±4.10) 岁, 原发病灶:肺癌14例, 乳腺癌8例, 黑色素瘤6例, 结肠癌3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原发病灶类型及临床表现等一般资料对比上均无显著性差异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 伽玛刀: (1) 患者局麻后以病灶为中心安装头部支架, 使用MRI进行增强扫描, 层厚设置为3mm, 并将扫描图像传送至伽玛刀治疗体系; (2) 采用45%~55%剂量曲线覆盖脑转移病灶边缘, 设置周边剂量为14~18Gy, 中心剂量为40~45Gy进行伽玛刀治疗。 (2) 全脑放疗:伽玛刀治疗后一个月进行全脑放疗。以5MVX线为放射源, 每次分割照射剂量为3~4Gy/次, 1次/d, 每周总放射剂量为24~29Gy。两组患者均采取伽玛刀治疗,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进行全脑放疗。所有患者均进行3个月随访, 并在治疗结束后2个月进行MRI复查。
1.3 疗效判定指标[2]
完全缓解 (CR) :肿瘤完全消退, 且消退后至少1个月内未出现新的转移病灶;部分缓解 (PR) :一半以上的肿瘤消退, 且消退肿瘤至少1个月内无复发;无变化 (NC) :患者的肿瘤消退幅度未达到上述标准, 或出现肿瘤增大。总有效=CR+PR。
1.4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患者的3个月死亡率与不良反应发生率。
1.5 统计学方法
采取统计学软件SPSS 19.0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计数资料采取率 (%) 表示, 组间对比进行检验;对比以P<0.05为有显著性差异和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本组共纳入62例脑转移瘤患者, 在接受上述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水平, 指标的组间比较结果有明显差异 (P<0.05) , 见表1。
2.2 两组患者3个月死亡率比较
经上述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在3个月随访期间仅有1例患者由于原发性疾病恶化而死亡, 3个月死亡率为3.23%;对照组中有2例死于原发病, 1例由于脑转移瘤出血致死, 另有1例死于其它脏器转移, 死亡率为12.90%。观察组患者的3个月死亡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组间比较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χ2=4.072, P<0.05) 。
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率比较
治疗过程中,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率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 , 见表2。消化道反应与骨髓抑制反应在治疗停止后自行消失, 放射性脑水肿在甘露醇等对症治疗后消失, 未对临床疗效产生影响。
3 讨论
脑转移瘤患者中, 造成肿瘤转移的原发病灶主要是肺部肿瘤, 报道指出20%~43%的脑转移瘤者为肺癌患者。若患者在出现脑转移瘤后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其平均生存时间仅为2~3个月, 如何对脑转移瘤患者进行合理救治, 从而达到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限的目的, 已成为临床医学的研究重点。
3.1 全脑放疗与伽玛刀疗法的优势及其不足
全脑放疗是现阶段应用较为广泛的脑转移瘤治疗方法, 适用于大多数的肿瘤患者, 可在较短时间内缓解患者的颅神经异常等症状。但由于脑组织均具有较高的射线敏感度, 对于脑组织中的重要功能区应避免射线的过量照射, 故全脑放射的剂量较低, 加之部分肿瘤对射线不具有敏感性[3], 故脑转移瘤患者在接受全脑放疗后容易出现肿瘤复发, 不利于患者的病情控制。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立体定向放射技术以其放射范围集中、正常组织所受辐射小等优点, 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范围日益广泛。伽玛刀作为立体定向放射技术的特殊形式, 能精确地集中照射肿瘤的转移灶部位, 且脑转移瘤的病灶边界普遍较为清晰[4], 在MRI的增强图像上, 肿瘤与正常组织的界限非常明显, 为准确勾画靶区、制定合理治疗计划提供基础条件。同时, 伽玛刀还能使射线在病灶周围高剂量分布, 降低病灶周围正常组织的放射量, 在提高患者的存活时间和改善生存质量方面有明显优势。但有部分学者认为, 脑转移瘤患者在接受单一伽玛刀治疗后, 其复发率较高, 对于有3~4个转移灶的患者来说, 其复发率高达47%。
3.2 二者联用治疗脑转移瘤的临床疗效分析
到目前为止, 已有大量文献就脑转移瘤的有效疗法进行分析。John等在有关报道中指出, 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 再辅以全脑放疗,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脑转移瘤的新发病灶。武智刚等[5]在有关研究中通过设置对照组的研究方法, 将患者分为单一伽玛刀治疗组与伽玛刀联合全脑放疗组, 结果显示, 联合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1.23%, 较单一伽玛刀组有明显上升;且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率比较无明显差异。与宋传臣等的研究相一致。宋传臣等[6]就肺癌脑转移瘤的临床治疗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在接受伽玛刀联合全脑放疗后, 其治疗总有效率高于接受单一伽玛刀治疗的常规组, 且研究组患者的1年复发率低于常规组水平。付尚武等[7]则认为, 伽玛刀联合全脑放疗治疗脑转移瘤患者, 不仅能够改善临床疗效, 还可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主要症状的改善时间, 使患者的生存质量得到良好改善;并且,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以恶心呕吐等消化道反应及放射性脑水肿等为主, 未出现其它较为严重的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患者在对症治疗或停止治疗后消失, 未对疗效产生不利影响。
本组研究中通过对62例脑转移瘤患者进行随机对照试验, 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90.32%,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4.20%, 组间比较结果有明显差异 (P<0.05) ;观察组患者的3个月死亡率较对照组有明显下降, 指标的组间比较结果也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而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率比较结果未见明显差异。与上述结论相一致。但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出现了骨髓抑制的不良反应, 与上述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推测其原因为纳入对象的个体差异。本组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的选取范围较狭窄;随访时间过短;未对患者的脑转移灶复发率进行统计。需在后续研究中加以完善。
综上所述, 脑转移瘤患者在接受伽玛刀配合全脑放疗后, 不仅可明显改善其治疗效果, 还能降低病死率与复发率, 且不良反应较轻, 值得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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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聂青, 康静波, 张丽萍, 等.脑转移瘤伽玛刀配合全脑放疗的临床研究[C].第二届现代放疗技术进展学术论坛论文集.2010.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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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武智刚, 王千.旋转式伽玛刀联合全脑放疗治疗脑转移瘤[J].中国医学创新, 2013, 14 (10) :111-112.
[6]宋传臣, 周东学, 白永瑞, 等.肺癌脑转移瘤伽玛刀治疗疗效观察[J].河北医药, 2011, 33 (18) :2790-2791.
脑转移瘤的CT分析(附48例)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48例, 男29例, 女19例, 年龄30~72岁, 平均53.2岁, 临床均有不同程度头痛、呕吐、视神经乳头水肿, 局部神经系统症状及癫痫发作等症状。其中41例CT检查前已有原发肿瘤病史, 8例CT检查后才查出原发灶, 转移灶源于肺癌21例, 鼻咽癌9例, 乳腺癌8例, 胃肠道肿瘤6例, 肝癌3例, 恶葡1例。
1.2 方法
使用PHILIPS公司第三代螺旋CT扫描机, 常规以OML为基线横断扫描, 层厚10mm, 层距100mm, 部分病例用5mm.行平扫及增强扫描, 采用团注法外周静脉60%优维显 (60~100) m L。
2 结果
48例中多发病灶者31例, 单发者17例, 病变位幕上41例, 位于幕下7例, 共检出124个转移灶, 其中额部28个, 顶部57个, 颞部27个, 枕部9个, 小脑3个, 幕上病灶以皮层及灰白质交界区多见。病灶多呈圆形、类圆形, 稍低密度灶65个, 等密度灶10个, 密度不均34个, 稍高密度灶8个, 囊状低密度7个。较大者常坏死囊变, 并可见瘤内卒中, 囊壁不规则, 有壁结节强化。增强扫描后单纯环状强化21例, 结节状强化9例, 混合强化18例, 病灶境界清楚, 周围均环以不同程度低密度水肿带, 占位效应较明显, 使脑室受压变形, 中线结构偏移, 其中轻度12例, 中度9例, 重度27例, 重度中线结构移位中单发病灶11例, 多发灶17例, 3例幕下转移均有四脑室受压移位及梗阻性脑积水。
3 讨论
(1) 脑转移占全部脑肿瘤的13.5%~37.5%[1], 多发生于幕上脑皮质或灰白质交界大脑中动脉供血区, 少数见于小脑及丘脑[2]。这种分布特点与与肿瘤栓子较易进入大脑中动脉末梢分支有关, 且大脑皮层的血供丰富。原发瘤以肺癌最常见, 其次为乳腺癌、肾癌等, 其转移途径有[3]:血行转移, 直接浸润, 淋巴转移。本组病例肺癌21例, 占43.75%。
(2) 脑转移瘤多为边界清楚的实性结节, 大多为多发, 单发者多较大, 较大者常发生坏死、囊变和出血, 少见钙化, 瘤周水肿常有广泛性水肿, 呈指状消肿, 常累及脑白质而灰质及胼胝体较少侵犯。水肿范围与肿瘤大小不成比例, 中重度居多, 常有“小病灶, 大水肿”征象。但需注意位于幕下小脑的转移瘤瘤周水肿多轻微或不明显, 这可能与小脑解剖结构有关[4]。CT显示转移瘤为大小不等、多发低密度圆形、类圆形结节影, 部分可为等密度或稍高密度影, 偶见壁结节。这与肿瘤的细胞成分、血供情况、坏死囊变程度及是否出血、钙化有关[5]。增强扫描转移瘤大多明显强化, 不同形式的强化并存, 可呈均质、混杂或环形增强, CT能清楚显示转移瘤的部位、数目、大小、形态、密度及边缘情况, 特别是对等密度病灶。增强对进一步确诊脑转移瘤且有重要价值。
(3) 总结脑转移瘤的CT特征: (1) 颅内常为多发病灶; (2) 肿瘤平扫多呈小类圆形低或等密度病灶; (3) 增强扫描瘤体多明显强化, 呈环状、结节状及混合强化影; (4) 瘤周明显水肿, 呈指状水肿, “小病灶大水肿”的CT表现是脑转移瘤较特征性改变, 占位效应明显; (5) 多见于中老年人, 有原发恶性肿瘤存在; (6) 好发于大脑半球皮质及灰白质交界处。
(4) 典型脑转移瘤据上述特点常能确诊, 但不典型病例应注意鉴别: (1) 多发性或单发性脑脓肿, 脑脓肿呈薄壁环形强化, 但其壁较光滑, 厚薄均匀, 周围水肿范围不大, 无指压迹, 常有感染病史, 无原发肿瘤病史, 可伴有脑室内和蛛网膜下腔内的炎性播散;如多个脓腔融合或环形灶内含有气体, 为脓肿特征表现。 (2) 多发性脑梗死灶, 根据其无或仅有轻微占位征象, 强化不明显或脑回样强化可鉴别。 (3) 胶质瘤多见于脑深部, 可发生于脑内任何区域, 呈弥漫性浸润, 灶周水肿较轻, 瘤体大, 常可见壁结节, 且常有钙化, 其发病年龄较轻, 病程相对较长, 强化环厚薄不均、不规则或不完整, 边缘常不清, 分叶多见。 (4) 脑膜瘤瘤体常与颅骨内板广泛相连, 明显均匀强化, 可见“脑膜尾征”, 邻近骨质改变, 灶周水肿轻或无。
摘要：目的 探讨脑转移瘤的CT影像特点及诊断价值, 以提高其诊断准确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48例经手术及病理证实的颅内转移瘤的CT表现及特征。结果 本组多发性脑转移瘤31例, 单发17例, 发病年龄集中在40～60岁, 原发病灶多来自于肺癌, CT特征为:脑转移瘤幕上多见, 大多位于灰白质交界, 大脑中动脉供血区, 多为略低密度结节, 伴有出血、坏死、囊变, 一般无钙化, 均有不同程度强化;灶周水肿显著, 占位效应明显, 肿瘤大小与水肿程度不成比例。讨论CT扫描对本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脑转移瘤,CT诊断,灶周水肿,原发肿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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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伽玛刀治疗脑转移瘤的疗效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自2008年1月至2010年1月以来收治的98例行伽玛刀治疗脑转移瘤的患者, 其中男性患者有79例, 女性患者有19例, 年龄范围为33~59岁, 平均年龄为 (46±13) 岁。根据脑转移瘤的诊断标准, 经过脑MRI治疗的有86例, 经过脑CT诊断的有9例, 经过手术或者活检的有3例。其中有56例肺癌患者, 有13例鼻咽癌, 有11例消化系统肿瘤, 有16例乳腺癌, 不明原因肿瘤有2例。在进行治疗之前, 进行KPS评分, 平均得分为 (70±29) 分, 所有患者均可以进行伽玛刀的手术治疗。
1.2 治疗方法
对98例患者进行局部麻醉, 安装立体定位框架, 通过高分辨强化核磁共振成像轴位以及冠状位的2.2 mm位置进行扫描, 传入伽玛刀专用治疗计划系统进行规划, 设备为尊瑞公司产头部伽玛刀系统。采用50%的等剂量曲线包绕肿瘤周边, 中心剂量为32~46 Gy, 平均剂量为 (40±5) Gy;周边剂量为16~23 Gy, 平均剂量为 (19.5±3.5) Gy。平均每次治疗 (3.4±1.2) 个病灶, 一次最多治疗8个病灶。对于多发病灶者占到总例数的71.25%。对所有患者治疗后观察1周, 查看其症状体征以及体征活动变化等临床表现, 术后辅助激素、脱水以及抗癫痫治疗。
1.3 统计学分析
数据应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其中检测后与标准样品采用t检验, 临床治疗效果采用χ2检验。当P<0.05, 表示具有差异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98例患者治疗后的疗效
98例患者治疗后的3个月内进行门诊复查, 主要是进行神经影像检查, KPS评分以及神经系统检查。复查MRI头颅增强进行扫描, 患者肿瘤缩小或者没有出现进一步增大现象, 临床原有的神经缺失症状得到改善, 治疗的控制率达到93%。对98例脑转移肿瘤患者进行随访, 有效随访有90例。对于随访到使用伽玛刀治疗后半年到1年的生存进行统计, 术后生存时间为3~45个月, 平均生存时间为 (24±21) 个月, 如表1所示。
2.2 不良反应
98例脑转移瘤患者在经过治疗后, 有5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率为5.10%。5例患者的慢性不良反应为:头晕、诱发癫痫以及精神神经症状等;急性不良反应为:恶心、呕吐、头痛以及头晕、精神神经症状等。其中有1例患者在手术后1个月内死亡, 病死率为1.02%。这例患者死亡原因为:顽固性的脑水肿致脑疝。不良反应与治疗次数的关系, 一次治疗1~3个病灶的76例患者中, 发生不良反应的例数为2例;一次治疗4~8个病灶的22例患者中有3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 二者在不良反应上有明显的差异, 具有差异统计学意义 (P<0.05) 。如表2所示。
3 讨论
脑转移瘤在肺癌中是最容易发生, 伽玛刀是治疗脑转移瘤的主要手段之一。在本次研究中, 肺癌脑转移瘤56例, 占到总例数的57.14%。据有关文献报道[2], 有55%以上的恶性肿瘤都会发生脑转移, 并且大多发展为脑内多发转移瘤。单纯使用伽玛刀治疗脑转移瘤的一年生存期为7.6个月, 然而采用全脑放射治疗 (whole brain radiotherapy, WBRT) 常会带来的放射性脑损伤以及认知障碍等明显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 并且肿瘤局部控制率低。所以, 在临床治疗脑转移瘤中, 一般情况下不主张单纯采用全脑放射治疗。而单纯的使用伽玛刀治疗脑转移瘤患者也能够带来良好的治疗效果[3]。对于发病比较急, 颅内压症状比较明显的脑转移患者, 在经过治疗1周后就能够改善中枢神经症状以及体征。同时通过使用伽玛刀治疗之后KPS评分得到明显的提高, 足以证明伽玛刀有急症手术的效果。在本次研究中, 使用伽玛刀治疗脑转移瘤的患者之后, 脑转移瘤的控制率为93%, 不良反应率为5.10%, 并且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1年生存的患者有56例, 占62.22%。生存率与有关文献报道相一致[4], 证明伽玛刀能够作为治疗脑转移瘤的主要手段。
在进行伽玛刀治疗脑转移瘤时, 应该注意, 对于多发转移瘤的治疗, 一次治疗3个病灶并且病灶的直径<3 cm的患者时, 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比较低。近几年来, 还有相关文献报道[5], 治疗脑转移瘤有8个以上的, 平均直径<3 cm的患者, 也可以进行伽玛刀治疗, 并且取得效果还比较满意。在本次研究中, 治疗1~3个病灶的发生不良反应与治疗4个以上病灶发生不良反应率有着明显差异, 具有差异统计学意义 (P<0.05) 。经过本次研究后, 我们得出, 对于颅内高压以及神经缺失症患者不能够完全作为禁忌证, 可以运用甘露醇以及大剂量激素进行治疗后再行伽玛刀治疗;对转移瘤病灶较多的患者可以分次进行治疗, 避免同时治疗多个病灶;治疗后应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特别是脑瘤卒中以及脑梗死等。
综上所述, 伽玛刀治疗脑转移瘤患者, 具有安全可靠, 并发症少, 临床效果好, 以及痛苦少, 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提高生存质量, 在临床中能够作为治疗脑转移瘤的主要手段, 值得临床推广。
摘要：目的 探讨伽玛刀治疗脑转移瘤的临床效果, 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并延长其生存期。方法 采用回顾性方法分析, 选取我院自2008年1月至2010年1月两年以来收治的98例采用伽玛刀治疗脑转移瘤患者, 对98例患者平均每次治疗 (3.4±1.2) 个病灶, 对病灶多并且体积大的脑转移肿瘤进行分次治疗。结果 对98例脑转移瘤患者进行随访6~12个月, 有效随访有90例, 平均生存时间为 (24±21) 个月, 经过治疗后, 脑瘤控制率为93%, 半年的生存时间为78 (86.67%) , 一年的生存时间为56 (62.22%) ;一次治疗病灶的多少与不良反应有着密切联系, 一次治疗1~3个病灶与一次治疗4个以上病灶所产生的不良反应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伽玛刀治疗脑转移瘤患者, 具有安全可靠, 并发症少, 临床效果好, 以及痛苦少, 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提高生存质量, 在临床中能够作为治疗脑转移瘤的主要手段, 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头部伽玛刀,脑转移瘤,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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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结核瘤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1年3月~2013年5月收治的28例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瘤患者。所有患者均经原发肿瘤病理诊断后证实, 除脑转移外未发现其它远处转移。其中男20例, 女8例;年龄42~71 (58.6±6.8) 岁;腺癌18例, 鳞癌10例。28例病人5例处于药物靶向治疗中, 肺部病灶治疗有效;10例为肺癌放化疗后, 肺部病灶无复发;13例为初诊的病人, 脑部放疗后行肺部病灶放疗及全身化疗。
1.2 方法
所有病人均采用头部热塑面膜固定。全脑放疗为6MV￣X射线, 1次/d, 2Gy/次行全脑放疗, 总剂量35~40Gy/3~4w。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为钴60￣γ射线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设备, 154粒钴60放射源产生一次静态聚焦, 两次动态聚焦, 50%等剂量曲线覆盖计划靶体积 (PTV) , 以此作为靶区处方剂量, PTV覆盖率95%以上。作分次照射, 总剂量18~24Gy/6~8次。行全脑放疗与局部立体定向放疗补量治疗间, 可不休息。先行全脑放疗或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依据是, 转移瘤病灶直径>40mm, 或病灶5个以上, 则先作全脑放疗, 选择较大残留病灶作立体定向放射疗法;肿瘤病灶直径<40mm, 5个以下时, 且神经系统症状或转移瘤体征明显者, 可先作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治疗前1w左右, 所有患者均给予甘露醇与地塞米松行脱水治疗, 对疗效进行分析。
1.3 观察指标
治疗期间观察症状缓解情况及副反应, 治疗结束2个月, 采取MRI影像学检查患者脑水肿及肿瘤变化。定期随访, 每3个月对复发情况、病灶控制、死亡率等进行观察。副反应诊断标准是RTOG急性、晚期放射损伤分级标准;以及RTOG的实体肿瘤疗效评价标准。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中进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例表示, 行χ2检验。P<0.05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治疗后2个月复查, 28例患者中23例脑水肿完全消失, 占82.14%, 5例部分消失, 占17.86%, 未出现脑水肿加重。28例肿瘤灶均缩小 (CR10例、PR18例) 。治疗后随访12个月结果显示, 出现4例死亡病例, 生存率为85.71%;随访24个月结果显示, 出现10例死亡病例, 存活率为64.29%。死亡原因包括脑新发生转移4例, 肺部病灶进展3例, 出现其他部位转移3例。治疗过程中共出现4例三级毒副反应, 发生率为14.29%, 其中重度头痛1例, 为持续性头痛;皮疹1例;骨髓抑制2例。无四级毒副反应。本组病人的晚期放疗反应发生率为28%, 其中2例中度嗜睡, 3例行动能力部分丧失, 3例认知障碍、记忆力受损。
3 讨论
脑转移瘤是一种多位于脑白质与脑灰质交界处非重要功能区的肿瘤, 是立体定向放射性治疗的理想靶。有学者表示[2], 采取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脑转移瘤, 相较于全脑放疗效果更为显著, 但是两者各有优势,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疗效还无法完全替代全脑放疗。有学者认为[3], 立体定向放射性治疗联合全脑放疗, 其疗效显著优于单用某种治疗方案。经本组研究结果显示, 采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联合全脑放疗, 1年后生存率为85.71%, 2年后生存率为64.29%, 与文献报道结果一致[4]。脑转移瘤患者均会表现为肢体活动障碍、恶心、呕吐等神经系统症状, 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采取立体定向放射性治疗脑转移瘤, 其效果显著, 可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改善, 为后续治疗争取时间。
对脑转移瘤患者生存期造成影响的相关因素复杂, 经本组研究显示, 原发灶未有效控制, 或者出现新转移灶, 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结果显示, 28例患者中23例脑水肿完全消失, 占82.14%, 5例部分消失, 占17.86%, 未出现脑水肿加重, 28例肿瘤灶均缩小 (CR10例、PR18例) 。提示, 采取立体定向放射联合全脑放疗对脑转移瘤进行治疗, 可显著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 减少脑转移引发的致死率, 从而延长患者的生存期[5]。治疗过程中共出现4例三级毒副反应, 发生率为14.29%, 其中重度头痛1例, 为持续性头痛;皮疹1例;骨髓抑制2例。无四级毒副反应。晚期放疗反应发生率为28%, 其中2例中度嗜睡, 3例行动能力部分丧失, 3例轻度认知障碍、记忆力受损。可见, 全脑联合局部病灶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效果显著, 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低, 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6]。综上所述, 采取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联合全脑放疗是一种安全性高, 效果显著的治疗方式, 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延长生存时间, 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使用。
摘要：选取我院2011年3月2013年5月收治的28例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瘤患者。行全脑放疗联合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治疗方式为先全脑放射治疗后给予局部病灶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或先给予局部病灶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全脑放射治疗。结果观察治疗后脑水肿及肿瘤变化情况, 近期疗效, 观察毒副反应。对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瘤采取全脑放疗联合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可提高肿瘤的局部控制率, 减少病情复发, 其疗效显著, 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使用。
关键词：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瘤,全脑放疗,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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